作者：[法]菲利普·福雷斯特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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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孩子试读：
序——为《永恒的孩子》中译本而作
五年过去了，然而
一切都印在我的记忆中：
葬礼时的巨大悲痛；
精疲力竭直至全面崩溃；
突然触及世界末日的感觉。
于是，我把自己抛进了撰写《永恒的孩子》那短短四周的每时每刻。
也许我不该承认这样的事实：
一切都已经永远消失，
一切都已经随风飘逝，
哪怕是一种轻率而又前所未闻的原则
也被丢进了虚无。
这个传说属于大家，
因为它讲述了进入恐怖之夜后那个迷人的世界。
在那里，所有的孩子都活着；
在那里，所有的仙女和魔鬼都耐心等待着孩子们的到来。
呵，让传说走遍天涯走遍海角吧！
我难以想象当这部小说飞向世界的另一端时，[1]
将意味着什么？
谁会相信在虚幻境中的某个地方，
有一个快乐岛，
有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从未真正自视为作家，
我不读自己的书，然而，
既然《永恒的孩子》已经问世，
就应该独自承担起它在世上的责任。
或许，它会引起赞誉和批评，奉承和保留，热情和仇恨。
然而，
这一切对我来说，全都无所谓。
这本书犹如一个动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从中获取永生的愿望只是徒劳。《永恒的孩子》讲述了我们的女儿波丽娜的生与死，
书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绝无半点虚构。
这是一部小说，然而
是一部真实的小说。
像所有其他的文学一样，法国文学具有毁灭性的传统：
某些创作是为了让死者太平，让活人安宁。
我一心想在我的小说中放进大量的悲伤、愚蠢和情感，竭尽全力引入我印象中的，甚至是活生生的一台柔弱而热切的小机器生产出来的全部。
应该承认：它是从我们的生命中诞生出来的。《永恒的孩子》是一部小说，
一部真真实实的小说。
因此它也是一个传奇。
在那个如此漫长而又异常短暂的生病期间，
我在最理想的孤独中创作出一个动作，
如果说这是一个举手礼，
犹如孩子高高抬起的小手留下的印记，
我的回忆，
不为任何人，不为任何物。
是谁在一瞬间厚重而无记忆的期限里
记载了那个温柔、天真的缺憾，令人怜爱无比。
五年过去了，
漫长而又短暂，
我依旧不明白这部处女作价值何在意义何在？！
菲利普·福雷斯特第一章第一场雪
两岁，是个结束，也是个起点。[2]1
我不知道。换句话说，我已经记不得了。我的生命在遗忘中流逝，而随之发生的事情，我却看不见。我生活在一些固执、荒诞、华丽而傲慢的字词中间，但是我所记得的是：我一无所知。
我现在就处于这一时刻。每天晚上，我习惯性地把那本红书摊放在办公用的木桌上。我合计着时日：我添添加加，涂涂改改，边作笔记边阅读。“除了一个小孩之外，其余的孩子都长大了。”詹姆斯·巴里写道。彼得·潘历险记就这么开始了。我读着读着立刻想象出伦敦某些豪华住宅区，由于完美而不真实的宽大住宅，被细心呵护而闪闪发亮的草坪。两岁的温迪奔跑着，扑向母亲的怀抱，献上一朵刚刚采摘的鲜花。其他时刻还应该继续现在的场景，然而此后年复一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温迪只有两岁，却已经懂得时间是伴随着“滴滴答答”的钟声逝去的。“两岁的孩子都能明白这一点：‘两’是终极的开端。”
让我再次告诉你我们开始故事时的词汇。
故事提到巨人和仙女，海盗和印度人，野兔和小精灵，大灰狼和小女孩。真正温馨的生活属于食人恶魔而不是孩子们。它误导小拇指走进森林深处，它搅乱了森林中小拇指用小石子铺设好的回家的路，真实的生命吞食了汉赛尔，吞食了格莱特，或者把它们永远锁进了地狱的茅屋。它把兰蓬斯遗忘在城堡的尖顶里。生活既是清晰残酷的仙境，又是充满怪石的画片点缀的传奇。它是充满华丽夸张辞藻的神话。连环画周围的空白部分与我们共同感到放心的文字毫无关系，而那里却隐藏着正在计算时日的妖魔和准备毒药的巫婆。我们的故事似乎是一个充满恐怖和温馨的童话，它倒叙并从结尾开始：他们婚后生活幸福，生了一个孩子……一切才刚刚开始，请听我说，因为有一天……2
那是去年冬天的某一天。我还记得：我们并不知道。也许这样更好些。也许我们一无所知更为有价值。当时我们丝毫没有觉察到“不幸”已经降临了。“无知”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免受痛苦。全凭无知我们每个人度过了日日夜夜。有知可能会夺走这份礼物。总而言之，这是最后一个冬天，它在光天化日之下吞噬了以往的一切。
一年就要结束了。我们三个当中的每一个人都钻进了日常纷乱的烦心事中。常见的心烦意乱包裹着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们和以往一样，总是三个人在一起。
波丽娜刚刚度过她三周岁的生日。还有，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她已经把放到圣诞树下的东西打点完毕：我们要读的书，旱冰鞋，洋娃娃。早晨，我们早早备好行装，走上爬山的路。我们要去树丛环抱的山谷小屋度假。我们渴望经过冬日阳光下的小憩后，重新获得生机。
我们期待着大雪，因为伦敦和巴黎只是偶尔有纷纷飘落的雪花，波丽娜还不知道雪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对屋顶和人行道上的灰色，早已腻透了，盼望着能三人一起面对白雪眩晕着，在雪松和座座山峰打开的流光溢彩中滑过。每天早晨，我们都在打听气象。每天早晨，我们都要改变路线，换一个顶峰去攀登。然而这个冬季却十分温暖，令人扫兴。刚刚有一点下雪的好兆头，我们就希望到隔壁的滑雪站去。然而天空晴空万里、阳光普照。我们只好在住房周围玩耍，把荒芜萧条的大花园、泥泞的草坪、僵硬的花坛丢在一边。到远处去我们只能疲于步行。右边那条路从锯木厂和牧场中间穿过。我们从来不走左边那条经过村头最后几个农家的路。只要走对门的那条小径我们就可以立刻穿过树丛，然后不受任何阻挡，登上山峰。从山上回来后，我们找了一辆木推车，让小家伙坐在车凳上，推着小车飞奔，包着铁皮的大车轮在碎石路上“咯吱咯吱”地欢叫着。
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找雪。一想到对女儿的许诺，我们便如坐针毡，成天都在盘算怎样才能看到雪景。我们在异常温暖的十二月乘上汽车，我们以为只要登上高山，迟早会看到皑皑白雪。阿莉丝把地图铺在膝头查找路线，但是我对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便随心所欲地驾驶着车子，顺着蜿蜒崎岖的沥青路爬上山坡，波丽娜被紧紧地束在童椅上，十分专注。我只能从后视镜里观察她的样子。我们不下十次地停在一个个外观一致却根本不熟悉的村子前面。我还记得沿途经过的那些教堂的木结构顶端如翻转的木船，倾斜着；还有难以言表的死人墓穴和长满青苔的石砌水槽。汽车从一个山口爬上另一个山口。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了最高点。围绕着山尖划出了一条线，线外面就有积雪，我们就从那里过来的。道路愈来愈宽，行车几十米以后，路程更加艰难。车轮开始打滑。我们原来以为不会这么快就遇到雪，所以忽略了给车轮固定防滑链，于是发动机“隆隆”地愈叫愈响，汽车却停留在山坡上，再也无法启动。
在我后面，波丽娜什么话都没说。但是今天我都记得，很久以后，她经常回忆这一时刻，好像那是她没有发挥任何重要性的一刻，只能为这个简单而意外的奇遇，感到有趣和不安。
好不容易在冰冻的路边找了个地方把汽车停好，与积满白雪的沟壑保持相当的距离。我们从后备厢拿出滑雪穿的软皮靴。往后退时，有一条顺势上坡的路，路上没有任何人走过的痕迹。我们踏着厚厚的保持完好的积雪前进，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粉末状的积雪掩埋到我们的脚踝。掉落的小树枝在我们的脚下“啪啪”作响，晶莹的冰花悬挂在荆棘和树枝上，随着我们的行进步伐，纷纷抖落下来，算得上是一场小小的破坏吧。没走几步，波丽娜累了。我把她扛在肩头，一路哼着儿歌。我们在树林中散步、嬉戏，因为这里没有狼。既然没有狼，它就不会跑出来吃我们。太阳分外明亮，映照出我们长长的身影，小路向原封未动的积雪的后山延伸下去……在几块宽大的平滑的石头上，我们擦去一层薄薄白雪，雪片飞扬而起，三个人一起坐下来。然后，在走上返回的路以前，我们在阳光下闭上眼睛。3
此后，我们顺着时间的坡道奔跑下山，进入了充满折叠而无边的峡谷，晚上才反向走出蜿蜒崎岖的小路。汽车像金属弹子一般，在沥青路的沟沟壑壑中滑行。天已经暗下来，一想到期待中必经的村庄和笔直的车路，路似乎变得熟悉起来，以至于提前想到了期待中连绵的弯道和直路。惨淡的黄昏缩短了路程的距离，视线愈来愈模糊。一到村庄，天就完全黑了，夜幕淹没了一团团黑色的景物，在天空深蓝色的背景里，只有山脊和山顶被衬托出来。
我们的家在黑暗中只是一个孤零零的黑影。它的墙壁很厚，窗户狭窄，由于处在乡村边缘的一个交叉路口中心，根本没有人路过。屋子周围有几条路延伸出去，路的尽头是用碎石和沥青铺成的，因此整个形成一个模糊的星形。这种环境更突出了这座木石结构房屋的孤单。由于脱离其他的住宅群，它也不可能位于转弯的通道上。四面墙壁从地窖到顶楼围成了一个空阔而布满灰尘的处所，百叶窗经常开着。这座屋子在一年内仅有几个星期有人住。虽然经常在装修，但是仍然改变不了荒凉僻静的面貌。以前曾祖父住在这里，感觉他们现在还在。内墙和屋顶交相呼应，都装上了油光锃亮的护板。这座山间小屋犹如一只大船，而每个房间都像是豪华但并不舒适的船舱。
晚上是用来读书和做游戏的。我们缩进那张后来留给父母的老朽床铺，躲在一床年代久远的鸭绒被里取暖，头顶上方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十字架和干枯的圣枝，还有几张保存完好的照片。屋子里保留了许多孩子们玩过的玩具，其花样之繁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屋里的那些圣诞节玩具和生日礼物——这都是兄弟姊妹和姑表亲们留下来的。那些东西一旦失去了新颖的魅力，就全部像废旧破烂一样，被堆放在那里。一天，我们在顶楼里翻箱倒柜，到壁橱里搜寻杂物，把积满灰尘的纸板箱翻得底朝天，撬开了那些被人遗忘的柳条箱的钥匙。我们小心翼翼地在这些残缺不全、令人难以置信的童年遗留下来的杂物中漫步。爸爸头靠枕头，膝盖上摊放着几张纸，硬说自己是在写作，其实他在做梦。妈妈和女儿则做她们最喜欢的游戏：躺在被单里，滚成一团。“我们玩捉迷藏好吗？”波丽娜在开始学说话时就常提出这个要求。好吧，玩捉迷藏吧。我们把带着童年新鲜感的床单披在身上，任凭自己被包裹在想象丰富而欢乐无比的氛围之中。我们在游戏中假装不留痕迹地自然消失。我们用手背抹去现存的世界，让它再也不复存在。我们三个待在白布帐篷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触及我们，与我们发生联系。我伸长耳朵，偷听母女两个的秘密约定。她们悄悄商议，订立同盟。她们嬉笑着，叫爸爸钻进白布帐篷，和她们一起蹲在临时搭建在树林里的这个轻薄的帐篷里面。这个程序必不可少：爸爸必须假装耳聋，让母女两个求他，然后爸爸抗议母女俩打扰了他，这么晚了还打扰他，最后他大声喊叫着钻进床单，母女俩心情激动地期待着，一直等他在大床温暖的陷窝里与她们相遇。爸爸如同王子，分别亲吻了两位美丽的公主，让她们从睡梦中惊醒。爸爸又是食人妖魔，对她们的肉体馋涎欲滴。他今天扮演王子，明天扮演食人妖魔，或者同时扮演两者。母女俩用颤抖的声音邀请他、恳求他，他则用粗重的声音大声回答。他从喉咙里发出吓人的吼叫声，尽量扮演得诙谐幽默：“可恶的大灰狼！可恶的大灰狼！”“有人在叫我吗？谁敢这么叫我？”“嘘！妈妈！嘘！”“我已经嗅到人肉香味了！”
于是波丽娜躲在阿莉丝的怀里，笑着，呼呼喘气。妈妈保护着女儿：“不要怕，我的宝贝！我们这些女孩儿从来不畏惧凶恶的大灰狼……喂，拿着这个，可恶的坏蛋！”
爸爸吓人的吼叫变成了哀求，听起来滑稽可笑。大灰狼被打败了，他乞求饶命。三个人在凌乱的鸭绒被和枕头堆里忘情地亲吻，发泄怨气。这场游戏结束后还可以读上一本书，也可能跳下床，临时演上一场木偶戏。终于，睡觉的时候到了。妈妈轻轻反复哼唱到最后一刻，陪伴着女儿入睡的还有深情的抚爱。
在这里，睡眠是我们的大事情。在这个乡间别墅里，我们学着把休息时间留得十分充裕，早早睡觉，迟迟起身。从第一个晚上起，我满脑子就在翻腾。高原反应迅速表现出来，犹如深夜乘上了飞毯，顿时完全失去了知觉。喧闹瞬间消逝，我睡着了。我推开了梦中的第一扇大门，又拉开象牙色的滑动门，任梦境在长廊里展现出一幅幅清晰的几何图形。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屋子。我在木头的阶梯上攀登，拉开沉重的百叶窗，手指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破损的画页上滑动，直到画页后来形成了网状的破洞。睡眠是五个感官之外的第六感官在工作，也是最理想的境界。梦如同景中景，连续不断。成百上千篇的梦幻故事呈现在深夜这部浩瀚的长篇小说里。身体随大脑支配着曲折复杂的传奇故事的发展。我顺着混沌的思路逐步前行，一会儿苏醒，一会儿沉睡。我的梦中有梦，在清醒时仍痴迷地沉醉在梦境之中。在模糊的记忆里，第一个梦被打断了，然而却为第二个梦提供了素材。后一个梦一直延续到天亮，与第一个梦产生了共鸣。我在睡梦设置的景物和闪光的纤维空间穿行。
我们两个睡在一起，共同瓜分了床单的地盘。我们的气味、热气和呼吸混为一体，每个人的身体都尽量占据着空间，留下了横七竖八的睡态和呼吸微动的身体。我们的大腿、屁股、胸部和肩膀交叉着，在肢体偶然相碰时，都很高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行走，每个人行走的路线模糊地相互交叉又转眼消失。我在你的梦境里追随你，你在我的梦里与我相逢。我们发出有节奏的梦呓和对话。
我慢悠悠地醒来，猛地睁开双眼。我第一个悄悄起床，下楼去准备咖啡。我打开房门，拉开窗帘。楼下，阳光撒落在蜡色的窗帘、粉红色的墙壁和细木护墙板上。接着我听到楼上发出“嗒嗒”的声响。我隐隐约约料到在清晨母女两个秘密策划的第一个行动，脚步声从我的头顶上越过，然后她们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4
然而每个孩子都知道，“两”就是结束的开始。
波丽娜深夜醒来，在那里哭泣。我守护了她片刻。用我的手抚摸她的脸颊，伸进她的头发。
我十分担心在这里做的噩梦，会惊吓了我的波丽娜。在我的卧室里，梦魇三十年来一直在等待某个人不小心给它们送上一个新鲜的猎物。我曾经很想忘记这座古老的房子和带松木隔板的石头地窖给我带来的恐惧。我没有想到，幽灵之战会延续如此之久，而且会重新演绎。对于这一切，我们总是小心提防，不轻易打开通往阁楼的大门，也不去碰高高悬挂在上面的肮脏的厚厚的门帘。那上面，蜘蛛整天都在那里织网取乐。
波丽娜睡着了。她的卧室面向大山，窗户对着狭长的砾石铺成的花园。花园里唯一的那棵大树，把光秃秃的树枝伸进了石砌的阳台。清晨，我们拉开百叶窗，欣赏远处青山薄雾缭绕的景色。在明媚的山色之中，我们大声说话发出的声音，似乎足以震撼整个山谷。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时，波丽娜惊愕地望着我，问道：“爸爸，听，我们听到了什么？”“你知道，这叫回声，我们的声音碰到高山，就像一个海绵球被扔到墙壁上一样。这个声音在那里震荡，又返回到我们身上。”但是，在我指给她看的天边，什么也没有：除了几根高高的天线，一条蜿蜒曲折的公路，一条向高处延伸的通道，层层叠叠的树丛和密密麻麻一层一层无限延伸而去的树叶外，什么也看不见。那个说话的人在哪里？波丽娜对回声只是半信半疑，她是对的。谁在树林深处回应她的叫喊？那个仿效她的嗓音的声音在叫喊什么？
波丽娜想知道这一切。可是这要穿过村庄，走过那些无人居住的废弃的房屋，再去山背后探路。还要爬到山上，选择陡峭的山路，经过无数曲折地攀登，从一个山口到另一个山口直达山顶。可是尽管如此跋山涉水，回声仍旧十分遥远。它在那里单调地、一动不动地鸣响：如此远不可及，又那么坚定而含混不清。这声音好像是从一个无法接近的孩子嘶哑的嗓音中发出来的，又好像是从他一动不动的嘴巴里发出来的。去哪里找这个神秘的孩子呢？高山是梦的阶梯，我们攀援直上，通过一道道石梯，经过棵棵别致挺拔的松树，进入块块几何图形状的森林。那个会叫喊的孩子在哪里？他就在我们前面，在树枝间和树丛上奔跑。他知道如何掌握短促而超常的风速。他三步并作两步，在时间的阶梯上跳跃、攀登、滑下，在时间闪光的坡道上滑行，然后腾空飞跃而起。
我们在哪里？在什么国度？那个会大声说话的孩子占据着这个凡人都长不大的国土。巴里在故事中写道：这个王国处处都保持着岛国的形象。即便是一位博士，从一个孩子的想象出发，也无论如何描绘不出那样的地图。每天晚上，红皮书里展现出来的故事插图朦胧地反映在夜间的梦境里：画面上有古里古怪的隐蔽在树丛里的印第安人和离开栖身之处奔赴疆场的残兵败将。故事中的农牧神与我们相伴，海盗们则厉兵秣马。咧嘴的贝壳高悬在空中，边缘上镶着珍珠裙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大海的景象，在海底的喧哗声中传来美人鱼迷人的歌声。
夜幕降临了，不该再去奔跑，也不要捉迷藏了。我们抵达山顶后，又返回峡谷，又大声呼叫了一次。地平线的另一端，依旧有回声在震荡。那个发出回声的地方，大概就是我们清晨离去的小村庄了。在小村庄的一头，有一座房屋，它的窗户对着碎石铺成的花园，花园里那棵大树上光秃秃的树枝伸进石砌的阳台，在敞开的窗子背后，我们想象中的回声孩子虽然在呼喊，却一直没有长大成人。5
把时间赏赐给我们有什么用？每天都很短暂。年末即将来临。每天下午我们都要沿湖散步。一同去探望天鹅和鸭子。在漫长沉寂的季节里，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人们不会在春天来临之前到这里度假。无际的空间属于鸟类。大海也变得沉默无语。水面上经常见到的只是几艘帆船和脚踏浮艇。环湖的山岩和树丛在夜色中，轮廓显得分外分明。每个经过陡坡的路人，都会迎面碰到前来觅食的成群飞禽，它们唧唧喳喳地叫着，毫不惧怕。只要付出几块干面包的代价就足以引逗它们。波丽娜专注而认真地监督着面包的分配：最大的天鹅不该占有最大的面包块，灰色的水鸭应该拥有自己的一份。对那些动作敏捷而贪嘴的，要耍些小伎俩，不要总是顺着一个方向把同样大小的面包扔出去。面包扔完后，波丽娜就把剩下来的面包屑丢到木头浮桥脚下。鸟叫声很快平息下来，天鹅和鸭子离我们而去。我抬眼追寻着几只扇动着白色翅膀的天鹅，径直朝着天空飞去，脑海中又浮现出叶芝的诗句。这几句诗是在很久以前，我和阿莉丝陷入情网时背诵的：
如果我们只是被风托起的白色天鹅，
我亲爱的，
那么在我熟悉的海岸线上，
时间必然会将我们遗忘，
痛苦也绝不会向我们靠拢……
无数的回忆交织在一起，我已经无法说清我们三人有多少次一起在湖边散步。我在夏夜时分仔细观望天空，往往很晚才驱车进入黑夜，因为我们想让波丽娜看到湖上燃放的烟火。可是她是如此弱小，还像是个婴儿，我以为她还没法看到天上的东西，只好在我的怀里打瞌睡。有时清晨阳光明媚，我们在湖岸的另一边顺着缓缓的斜坡，在花园里散步。湖水清澈透明，又不太深，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肥大的黑鱼在水草和石头中间来回穿梭。我们还曾经带她乘船穿越湖面，可是这个场景已经离我十分遥远了。
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去年十二月一个下午的情景。当然，对其重要意义让我最终把去年冬天的每时每刻都变得重要起来。那天傍晚，我们和所有人一样庆祝新年。我们在镇上稀见的商店里买了一些东西，临时准备圣诞的年夜饭。圣诞老人不像往常，瘦瘦的模型被钉在各家的墙壁上、烟囱上，竖立在屋顶上，悬挂在阳台和窗户上，他们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模仿着圣尼古拉[3]的慢动作，并造访着千家万户；他们又像是一群捣蛋分子，突然袭击了这座城市，伪装成窃贼和杀手，时时准备潜入住宅，抢劫居民，割断喉咙。我们答应波丽娜夜半十二声钟敲响前不睡觉，可是甜点还没吃，她已经昏昏欲睡了。
在湖边，当夜色降临该回家时，旋转木马却运转起来供孩子们娱乐。孩子们按响汽车和飞机的喇叭，面对五颜六色的彩灯，个个兴高采烈。离开时，波丽娜要了一个蜂窝饼，流动小贩把它加热以后，散发出特别的清香，在浓浓厚厚的硬壳上，白色粉状的糖末变成糖浆流下来，挂在小手和袖口上。她只尝了一口就朝湖边跑去，仍旧去引诱那群贪嘴的飞鸟。沿路的街灯刚刚点燃，白天的光亮消失了。今晚湖光夜色的大幕拉开了。
波丽娜睡着了。她进入了梦乡：大鸟腾空而起，从喉咙里发出谁也听不懂的声声尖叫。这些声音化作一阵凌乱的“啾啾”鸟鸣，渐渐远去。不如这样说，我在半睡半醒中，听到黑暗中她的嘤嘤哭声时，在我的梦里出现了她的梦境。她记得海德公园，也记得那个绿色草坪里条条赭石色的通道，宽阔火红的枫叶踩在脚下发出“嚓嚓”声响，她还记得马蹄“哒哒”，扬起灰尘。我们来到宽阔的湖边，一走到那里，大鹅便凑近我们，叫着，十分大胆地走上湖边的高坡。有几只鹅挺着长长的脖颈，个子比波丽娜还高。那时她刚刚会走路，总是笑着躲到小童车背后，扑进妈妈的怀抱。我怀抱着波丽娜，一直领她到旁边的肯辛顿公园。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彼得在仙女们惊异的目光下，穿过那里的草坪，跨过小河，进入了那里的鸟群。这一切都发生在彼得没有冲向第二颗星星，没有直飞启明星之前。
想象中的王国，当然是一座岛屿，但是它的形状是随着在上面行走的梦幻者的意愿变化的：有睡美人在那里歌唱，白鸟栖息的环礁湖变成了一座点缀着岩石和松树的环山湖。巴里解释说，怎样才能看到环礁湖，如果孩子们并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为他们而发生，那又怎样积累经验呢？那就是，不要睡着，只需双目紧闭，就会交上好运。这时眼前出现了悬挂在黑幕上的白色。如果用手指按住眼皮，白颜色会构成各种形状，变得愈来愈紧凑。再用些力气，所有的图形就会在你紧闭的眼前围着一堆炭火打转。于是住着美人鱼的环礁湖会出现在你眼前，空中的景象消失得很快，因为它只有片刻难以抓住的存在机会。如果这一时刻重复出现，你就会看到湖上荡漾的微波，听到美人鱼吟唱。你还会回到那个人长不大的国家。你会和美人鱼一起打球；或者站在一块岩石上放风筝，让小鸟在风中伴随它飞翔。也许你会流连忘返。这时你会觉得潮水在你脚边上涨。湖水用它冰冷的手骚弄着你的脚踝、你的膝盖，直到你的腰部。深夜，你听到的只是发自心脏的“咚咚”鼓声，离这面鼓背后不远的地方，你会听到一阵轻微的钟声，那是美人鱼推开海底家门时的声音。一个小女孩从噩梦中惊醒，紧紧抓住白色的被单不放，宛如抓住了一只想象中的天鹅那令人放心的翅膀。6
奇怪的是，我很快就知道了，如果写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的开始一定是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白色景象。四组词就可以组成全部故事的顺序：白雪，砾石路，回声和湖水。我还不知道即将发生的突变，然而我肯定知道会首先出现在山间的这些闪光的景物。组成一系列情景的景象似乎随时可以出现，它们和偶然从袋子里抽出来的四张地图上发现的景观相差无几。在活生生的现实中，这些景象之间关联的面很窄，只是与我个人有关。然而在我眼里，它们从整体上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现实。我不知道这四组词集中起来意味着什么，然而把它们排列起来之后，就无法加进新的词汇了，甚至难以变动已经排列好的顺序。它们的顺序应当是大雪，接下去是砾石路，再接下去是回声，最后是湖水。
灾难会引起极度悲伤，而每一个事故都是先兆。记忆开始在经纬上来回穿梭。我计算着时间，添添加加，涂涂改改。我什么也不说，只是把记忆中的形象平放在木桌上。
一位年轻姑娘在情人的怀抱中抽泣。他们赤身裸体躺在巴黎公寓的一张大床上，沐浴在昏暗的光线下，被欲望和疲劳折腾得头昏眼花，被无数次的亲吻和抚爱折磨得翻来覆去。她热泪盈眶让他保证今后永远不会有什么事情在他们中间发生。他答应了，因为他觉得和她在一起才可以紧闭双目，面对时间的灾难。
时间围绕着自身旋转。它还没有被悲哀这个不可思议的万有引力所占据。春季来临了，那些不大引人注目而豪华的石砌平台与城市长长的绿化带和花园连接在一起。卡姆河水从中学灰暗的门前流过，经过酷似威尼斯的小桥，形成一条长长的细流，给天鹅留下了展翅腾飞的跑道。他们迟迟起床，在茶室里吃午饭，做上一两件家务活儿就沿着一个连一个石板铺成的长长的迷宫似的院子散步。他们走过轮廓清晰、禁止游人通过的草坪，推开一扇铁门，选择了一条长凳坐下，在那里观赏修剪过的绿色草坪，蔚蓝的天空，花坛上红艳艳的鲜花。他们期待明天晚上再来这里观赏变幻多端、交替转换的色彩。
另一扇窗子面对遥遥无际的大海，在这里可以听到大海滚滚涛声和在暴风雨中闪烁的光亮。可是，所有的景物在他们看来都浸透在永远的寒夜里。只是在接近中午时分，太阳才短暂地射出几缕光线。黑夜降临得很快，每个白日都像是一个无休止的夜晚。月亮垂直高挂在阿尔巴尼公园的上空，纹丝不动。沙地中的几级台阶从大学住宅区延伸出去，通向空阔无迹、受强劲暴风雨袭击的海滩。城市中有两条平行的街道直通大海，沿途可以看到一座城堡、一座教堂和一座公墓，它们都变成了一堆堆废墟。夏季到来时，日光会在几天里失去平衡，出现白昼，此刻黑夜不禁而终。我们总是在白晃晃的光明中睡觉、苏醒。防波堤边上有一座小花园，在接近停泊场浸水的地方住着一只身体修长、毛皮光亮的水獭。一天早晨，它六神无主，四处逃窜，钻进了散步的人群，大家不得不停下了脚步。屋外的广场上有一座小小的铺着沥青、长满青草的小花园。自从塞林那带着他那个滑稽而不和谐的乐团被放逐到这个小城以后，没有一个法国人来过这里。除了维莱斯登·格林、马依达·瓦尔以外，没有其他作家来过这里。他们没有住在南肯辛顿城，不常出入学院和使馆这些院士和记者时常出入的地方，既不做贵族梦，也不想当流行歌星。他们推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破屋门，一头扎进某个挥霍而又吝啬的名门望族的消亡史的研究中。
孩子首先在纷乱的语言中长大，父母亲是教练。我们的孩子生于圣诞前夜，比预产期迟出生两个星期。由于无法进行正常分娩，当自动监护仪发出狂叫时，医生临时决定在半夜进行剖腹产。母亲的身体在手术刀下被切割成两个敞开的血口。这一切都是外科医生在遮挡在母亲腹部的绿色幕布后面进行的。医生面对一个孩子时往往无药可救。他们筋疲力尽，很晚才意识到降临于世的生命是无法“修补”的，每一个新生命都会隐隐约约地表现出灾难的迹象。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女儿时，医生正把她放进一个玻璃罩子里保护起来。为了进行第一次血液检查，护士在她的脚后跟划了一道小口子。孩子哭起来，在灯光下眯上眼睛，在宽大的育婴室温暖的婴儿围栏床里，她伸开了长长的四肢。应该请求这个女婴的原谅，人们把她从无辜中取出，只是强迫她充当了一个影子。活着的人在影子戏里只能充当不会说话的角色，这是规则，请宽恕我们吧。我的小女儿，你在我们这个可怕而可恼的世界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记忆犹如想象的纸牌，在我的头脑中翻转。每个记忆都是一个秘诀，不可能的情况本身是可以预测的。我重新考虑如何在一定的时间里分好纸牌。在睡莲和倒影中间，我是铺设在池塘里的石子路。我从后往前进行预测，读出了只有在以后才会发生的事。
清晨，我们离开村庄和山谷，穿过后山坡，朝通往巴黎的公路网驶近时，终于下雪了。我关好所有的百叶窗，多次检查用旧了的计数器和磨损了的锁孔。一串重重的大小不一的钥匙，装在我的衣袋里。后车盖里面行李装得满满的，是向习惯了的生活说“再见”的时候了。要向山间的景物、向树林、向小草、向空气、向山石告别了。我最后一次把手张开，放在石头上。波丽娜朝公园围栏外的草场方向奔去，把小手指伸进铁丝网带刺的星星状的洞眼里，趴在围栏上观看。三匹马从山坡上奔驰而下，踏着小碎步，愈跑愈快。它们高声嘶叫，摆动着马鬣，由于被雪打湿了，马鬣已经变得很难看，紧紧贴在湿漉漉的皮毛上。它们高昂着头，喘着粗气，嘴巴大张着，露出两排牙齿。7
在巴黎，我们与大雪相遇。大雪一夜之间侵袭了整座城市，可是天气并不太冷。几小时以后，只有屋顶积着白白的冻雪，而马路早早就成了条条泥路。壮观的雪景在解冻的过程中变得一塌糊涂。
我们必须重新进入生活的常轨。第二天一大早，波丽娜就要上幼儿园了。闹钟响了，我帮她把昨天准备好的干净衣服穿上，一起草草地吃早饭，然后匆匆奔到楼梯边。她要穿那件连帽滑雪衫，蓝的底色上印着红花，为了御寒，还得把帽子戴起来。我牵着她的小手，夹杂在早晨熙攘的人群中赶路。我们将从门廊和旗子下面经过。我要在院子里，离她的老师和重逢的朋友几步远的地方亲吻她，把她留在那里。然后，我回到工作中，像每周那样，去伦敦教两天课，然后返回。阿莉丝也要回到学院去，只有她一个人照顾波丽娜。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电话里长久地亲吻。
一月份的一个下午，也就是我们度假回来的那个时候，我们赴约与女儿的儿科医生见了面。这位医生从波丽娜出生起就负责她的保健。我们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拖延了很久的常规检查。我们会随便聊一聊，了解一下下次接种疫苗的时间和下一次赴约的时间。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会提出，有时她会说左臂不舒服。我们认为，这种隐痛虽然有时会在半夜把她痛醒，但那只是生长过程中必经的痛苦。波丽娜的身体一直十分健康，唯一感到不安的是她的生长速度极快。她刚刚度过三周岁的生日，只是一个小小孩，可是她的个头儿已经和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儿一样：身材优美匀称，但是高大得让人难以理解。她在班里年纪最小，可是比所有的孩子都高出一头。阿莉丝去年就想带波丽娜去医院找专家检查一下。这位专家在巴黎治疗类似的病症。可是没有检查出任何不正常的情况：既不是激素分泌失调，也没有青春期早熟症。虽说我们的孩子生长发育之快的趋势十分不正常，但是绝对不具有病理学上的特征。这个美丽而大个儿的小姑娘将来会成为一个美丽高挑的年轻姑娘，仅此而已。人们都这么对我们说。
女医生检查了她的胳臂以后，告诉我们，最简单的办法是做个X光检查。由于明天就要上班，我们都希望在新学期开始前摆脱烦恼，我们决定立刻到离我们最近的诊所去拍片。等了很久，一位医生走出来告诉我们：底片出来了，上面有一点轻微的不正常，由于缺乏全面检查，还有待确定。当天下午已经很晚了。三个人都筋疲力尽。我让波丽娜骑在我的肩上，阿莉丝则倚着我的手臂，我们走过长长的布洛麦大街，经过勒库柏街，冒着严寒和黑暗回到家里。我已经记不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晚，电话不断。翌日，波丽娜没有去上学，医生在医院等待我们三个人。此时，在马路对面，大雪纷飞，十分密集。
几天以后，波丽娜的痛点已经很明显，由于相当痛，一下子就找到了部位，那就是左臂外侧肩膀到手肘之间的地方。X光片说明：有骨头变形的轻微迹象，这说明所患的是骨髓炎。什么是骨髓炎？一位实习医生接待了我们。他又一次动了动波丽娜的手臂，让她在他面前走几步，对着我们带去的底片看了很久。骨髓炎是一种骨骼传染病，它是在几个星期的住院期间里服用大剂量的抗生素引起的，往往伴着高烧。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没有估计到的轻度骨折，或者假设是肿瘤（这不可能，或许是先天的）。医院矫形外科手术室的大厅从一大早起，就像是一个充满灾难的育婴室。在专供孩子使用的矮矮的桌子上，准备了一些玩旧了的玩具，一些丢掉了封面的图书。墙壁上画成一格一格的，上面挂着彩色微笑的头型，这些人物头像都是从当时最受欢迎的动画片里粗粗选出来的。为了方便检查，最明智的做法是把女儿留下来住院。有这个必要吗？他们说：最好如此。为了减缓阵痛，最好的办法是服用一些镇痛剂，手臂也可以放入夹板，这样，手和手指还是可以活动的。
晚上，我们第一次与波丽娜分开。她被留在了蓝色房间。由于预诊她患上了骨髓炎，医院把她放在传染病区保护起来。我们不断地保证一定会回来看她，她笑盈盈地答应着。医院就在附近。我们可以一大早在她没有睡醒以前就来。波丽娜呢，要关注睡在她旁边摇篮里的一个黑皮肤的小女孩。她长大了。晚上她摆手向我们告别。“我们一早就会来，我的宝贝儿，不用担心。”“好的，妈妈，谢谢！您真好！明天见！”
当我们倒退着一步步走到医院门口，重新呼吸到夜间严寒里的自由空气时，当我们跑步奔向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而波丽娜却不能在那里睡觉的家时，我们没有心思说一句话。我们对小姑娘的平静和明显的勇气感到惊讶。这种勇气使她在我们第一次这么离开她时，竟然表现得异常轻松。我们猜测，刚才的这些微笑，这些告别，这些喋喋不休的“谢谢”，显然是装出来的欢乐，因为她不想让我们为难，一个小女孩高高兴兴地向我们告别，而我们则把她丢在了这个阴森可怕而且没有一张熟悉面孔的世界里。一声声的“谢谢”，是她尽可能地在帮助我们解脱所犯下的离开她的罪过。波丽娜的声音回荡在我们耳边，犹如嘲讽的警钟，既恐怖又残忍。
矫形外科手术存在着“暴力”，病人被牢牢地绑缚在床上或者轮椅上。假肢的制造过程十分漫长。他们的身体不是被灾祸伤害就是由于疾病缠身被慢慢残害的。艰难但是可靠的修复骨髓技术已不复存在。每一具佝偻的躯体由于肌肉收缩无力，都变了形。没有一个站立着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轻松地在过道上行走。他们的身体在石膏和金属的外壳下，被迫长久地在夹板的桎梏里生活。无论是手臂、大腿还是脊椎骨都必须被紧紧地包裹起来，或拉长，或压扁，或矫直。一个两岁的小男孩正在搭积木，他用两只残毁的手抓积木，却只能向外翻着而转不回来，这幅景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与波丽娜以后同住一个房间的姑娘，如果不是那个灾难性的“偶然”，她现在应该正享受着美妙的青春和甜蜜的爱情。但是就在她十六年前出生的那一天，产科医生没有及时把她从母体的窒息状态中解脱出来。剖腹手术被延迟了很久，由于缺氧，大脑几乎已经死亡。在她的脸上，总是留着一个恍惚而令人恐怖的微笑。她柔弱的躯体，在成熟的过程中受到障碍，经历着无法预料的发育过程，她的四肢不正常地伸展着，弯曲着。隔壁房间里有一个与她同龄的姑娘，正在一个不算太狭窄的空间里生长发育。她发育迟缓，不会说话，但是能听懂别人对她说的几个词。复发的骨髓炎使她害怕，因为必须截掉她的右下肢。她悲伤之极，每天晚上眼泪都打湿了床单。她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然后手持遥控器，半夜三更让挂在墙壁上的电视机“咿咿呀呀”地吵个没完没了。在有的小病人头上，医生给他们扎上了一个窄窄的金属箍。这个坚硬的头冠上面满是钉子，连接在高处的一个重重的牵引装置上，这个装置又被安装在一个木制的装有四个轮子的框架上。他的头颈僵直，身体的活动受到限制，整个被悬挂在一个活动的支架上，这些孩子活像长颈鹿。那些长颈鹿孩子笨手笨脚，优雅地在外科的走廊上经过。
早上是治疗时间。医院的惯例如同一场演出，足以饱孩子们的眼福。他们用早餐，观察来来去去的护士在他们的床头前交接班。整理床铺时他们必须起身，但是脚不能沾地，因为清洁工已经用粗麻布拖把擦洗了地面，要等地面晾干才行。他们可以到一个巨大的铁皮书橱那里去，那里面有一些少得可怜的书籍和玩具。听上去，他们的嘈杂声好像是在准备进行战斗。医生一到病房，他们就必须回到房间里去。其中有一位医生微微一笑，代表医生向小病人问好，含含糊糊地表示出一种抚慰。然后医生们情绪激动地交谈着，查看卡片，了解病历，交换情况和密码似的指令，再走出房间。以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孩子们还必须经过下午的几个小时，这如同一条长长的令人腻烦的隧道。即使没有一个孩子想睡，冗长的午睡时间仍然落在了每一张床上。时间还很早，碗盏和手推车的声音已经传来：晚饭时间到了。绝大多数不可能也不愿意整天留在孩子身边的家长这时候来到医院。他们带来了一些玩具、书或者食品。他们在孩子要求下说了一些几个小时前发生的空洞无聊的事。他们询问护士，医生是否说过什么话，是否已定下孩子出院的具体日期，然后他们打开电视机，而孩子们却经常被那些画面和声响搞得筋疲力尽，返身回到床上，把头埋进被单里。家长们则兴高采烈地观看温馨而愚蠢的“邀你参加”大型游戏节目。真正的生活在那里，不是吗？在屏幕里面，而不是在这个回响着荒谬的音乐、只看到屏幕上连续不断播放出人名的房间里。盘子收走了，药也发完了，黑夜即将来临。熄灯了。家长们相继离开了医院，然而，倘若愿意，他们可以再多待一段时间，直到孩子们睡着。他们期待着从明天起听到肯定的能解脱病情的话语，生命会由此重新开始。8
当然，他们一下子被这个失去能力的孩子搞糊涂了，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愚蠢地相信了一个错误，一个很快被驱散的误解。而且，生活在呼唤他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周旋应酬，完成各种计划。昨天已经开学了，下周开始上课，必须再向医生了解情况。按惯例，会见医生的时间是每天接近中午的时候。一群穿白色工作服的人已经来到房间。可是这些人总是对他们说，要等待，要有耐心。必要的检查做起来既沉重又漫长。由于不可能马上就知道检查的结果，对疼痛性质的任何推测都显得为时过早。任何情况都不能排除，即不能排除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不可能性。是骨髓炎还是骨折？骨折还是骨瘤？每出现一个新情况都可能排除或者确认各式各样的推测。总体情况逐渐构成诊断的框架，并且在适当的时机，推断出治疗结论。
他们三个人都发现，医院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的电灯永远亮着，所有的东西都笼罩着氖的气味。每个房间的门上都有一块玻璃，夜间值班的护士可以从这里观察里面的孩子有没有睡觉。波丽娜和我们一起学习新生活的规则。大雪还没有融化干净，巴黎相当寒冷。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穿过了弥漫着浓雾的肮脏的河水（那条路很短，我们太熟悉了），穿过高架地铁的拱桥，走到塞弗尔大街，冲进这间立体的砖瓦房。医院是蜷缩起来的秘密城堡。人们经过那里时也视而不见，因为医院如同疾病和死神，在活人的目光里总是隐蔽着的。医院周围竖着铁栅栏，有花园，有防护墙，并挖了一条看不见的壕沟，把自己孤立了起来。难道人们可以这样被象征性地保护起来，以免传染上疾病？医院常常把一群讲不出理由而筛选出来的倒霉蛋送到隔壁的几间房子里去。在这些迷宫般的建筑里，这些人的名字用字母和数字作标记，叫出来十分难听。地上摆放着沉重的机器，它们在说话，截肢，治疗病人，白衣家族们负责给它们供应所需。这座城堡有一道道的禁区，你只要进去，就有指定的位置。每个人想到医院时，都不可能不联想到孩提时代听到的令人战栗的故事，想到故事中那些只有在月光下才会出现的隐匿世界，用鲜血签下的协约和充满恐怖的王国，仿佛一到那里就身不由己，要进行一场冒险的战斗。所有的故事都既真实又不真实，所以没有人会简单地相信医院的存在。十年来，我住在这条街的对面。我当时就在想，从窗口看到的那些建筑，不过是个虚幻的石砌建筑罢了，是幻觉中并不存在的处所，大约另有一些人生活在那里。
六个月之前，我们已经走上了通往医院的路。波丽娜当时不小心跌了一跤，脸磕在了人行道上。为了让我们放心，住在隔壁的一位牙医给她做了检查：下颌被碰了一下，但是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糟糕的是，乳牙变黑了。可是夜里，波丽娜发起高烧，嘴唇高高地肿了起来，我们立即去看急诊。我们等在那里，几个实习医生草草地看看她的脸。每走过来一个医生，都必须作出相同的解释。似乎没有人对我们的焦急感到不安。我们被这种冷漠，这种几乎是仇视的态度惹得火冒三丈。我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医生和护士是不是在怀疑波丽娜肿大的嘴唇，猜测是我打了自己的女儿，跑到这里来编造一个可悲的跌在马路上的故事。在我的印象中，编造意外事故是卡夫卡的作风。如果我们等下去，就会有社会机构得到秘密通报，前来把我们的女儿从刽子手的魔掌里解救出去。实习医生没有做任何附加检查，只给我们开了一些止疼和退烧的普通药片。我们气极了，本想甩门而出，就像那些马上会从愤怒或发泄中得到满足一样的父母。因为这些父母所想的只是他们的儿子脚踝骨折的悲剧赋予了他们发怒的权利。他们并没有看到世界上存在着真正的痛苦，他们可以超越，而另外一些人却留在了那里。
我们必须重新走上这条路，经过楼梯、电梯、走廊……在外科大楼的底层，我们稍稍停了一会儿，喝了一杯从饮料机里倒出来的咖啡。我们总是准时到达。波丽娜很少会在我们到达之前起床。总要等我们当中的一个去打开百叶窗，露出永远白色的、被对面人家屋顶上冒出的烟污染过的景致之后，才会起来。既然要等，我们会充分利用由我们支配的时间的。我们既不缺书，也不缺少游戏。磁疗拍片和放射性造影不可能在近两天内做。波丽娜在学玩骨牌。我们数七张牌发完，把剩余的牌翻开摆好。要能够辨认出同花并凑成对。这都是些蓝精灵。为了给她解闷，我教波丽娜说蓝精灵们的古怪语言。只有一个是穿红衣服的，其余的都穿白衣服。玩的时候，很容易把它们辨认出来。第一个钓鱼，第二个踢足球，第三个戴眼镜，第四个吹号。他们都是小矮人，住在森林深处一个长满蘑菇的小村子里。玩牌的时候，桌子上转动倒塌的牌像一个迷宫里面的小人，他们欢乐地前呼后拥。在白色底板上，用涂有颜色的纸板做成的螺旋形走廊里，他们欢呼雀跃，向前奔跑。第一个出完手里所有牌的人是赢家。然后我们读书，题目是《雪天》，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一条狗冬天在乡间游荡的故事。每一页上都有一些透明的纸页可以让孩子任意选择画好的景物。这些景物或者掩盖在白纸下面，或者变成春天的景象。雪花落下又飞去。鹅毛般的大雪片弥漫在天空，掩盖了田野和牧场，它白白的粉团装饰了花园。大雪纷飞，但是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只要移开纸片让太阳出来，雪景就被抹掉了。
第四天早上，一辆救护车把我们带到巴黎另一端的一所医院，我根本不知道这所医院的名字。这里完全是个工地。人们在拆除建筑，推倒黑漆漆的房子，建造新住宅。我想象着住在这里的病人，听着混凝土搅拌机和掘石汽锤的“隆隆”声，走近窗口消遣时，看到的只能是这幅场景：工人攀爬那些耸立在那里的高大的脚手架。波丽娜肯定能走路，她自然更喜欢从担架上溜下来，“哇哇”叫着从推倒的门里走过。这是一个新鲜的游戏。我们到这里仅仅是为了做一次检查，但是却花了整整一天。做造影要求注射一种放射性物质，要等上几个小时，让这种药物附着在骨骼上。一位护士来给波丽娜注射，她哭了，阿莉丝把她拥进怀里安慰她。医院的人第一次向我们提出要求：穿上厚重的蓝色的连身衣裤，说是可以预防射线的不良效果。我们被紧紧套在这个套子里，说不出一句话。女儿的身体上是不是有毒素，让我们非得防着她，穿着这身棉纱和铅混纺的盔甲，隔着这层衣服把她抱在膝头上？何况，当毒药在她血管里流淌，随后依附在她的骨头上时，谁又能去保护她呢？还有一些病人与波丽娜相伴：一个是与她同岁的小女孩，还有一个大个子成年人，削瘦，光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我们终于被引导来到象征未来的机器面前。在那个灰白色的布满粉尘粒，只留下剥皮去肉的人体形象的背景上，这些机器放射出威力。正是在这样的地方，眼睛毫无痛苦地剥去了人的肌肉，揭示出被它隐匿和掩盖起来的真实。波丽娜任凭电子仪器轻轻地在她身体上扫描，我们则一边研究着那些监测仪，一边伸长耳朵听医生们交谈。但是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还没有产生任何意义。检查室里有一个人在我们看来是最通情达理、最开通、最能理解我们的，我们向她打听情况，但是她什么都没有说。是的，就像过去底片上显示出来的一样，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左肱骨上有一个不正常的病灶。
造影检查显示了什么？继续进行的检查足以说明最有利的假设应当被排除，真实情况却难以判断，因此医生要把时间推到最大限度，到万不得已时才会宣布最后裁决。当他们对一种事实感到无望时，不幸总是先忍住不说话，不表达令人反感的失望。它让人们听到的是浸透贫乏词汇的悲调，反反复复的叠句：“啊，这不可能，告诉我这不可能！不是吗？这不可能！请向我保证，这不是真的，向我保证她什么都不会发生……”诸如此类的一些絮絮叨叨的话。
第五天晚上，巴黎的天空比往日更阴沉。这是一个平常的夜晚，与往日巴黎阴郁的天气没什么两样。我们给女儿读的书讲述的是一只母豹的奇特经历。它一路上吃掉了许多小动物，吞下了小兔、山羊、小猪，一口咬死了水牛。印第安人首领宣布：“这样可不行，这样的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能，绝对不能！”于是村民们武装起来，开始唱起吓人的战歌，歌声回荡在热带丛林中：“呀哇，呀哇哇！呀哇，呀哇哇！”母豹为了躲避追捕，穿越了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长城和蒙古草原，最后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北极迷了路。大雪覆盖住它的身体，使它的黑色皮毛躲过了追捕者的眼睛。母豹觉得很好笑，静静地踏上了返回家园的路，继续它那吞吃小动物的宁静生活。大雪纷飞，没有停止。波丽娜很想在她不知不觉的时候，让白雪也给她穿上一件暖和的大衣，悄悄地拿掉她身上的被单。“我们捉迷藏好吗？”“好的，我们躲起来。”她这样说。明天要做活组织取样。诊所所长晚上来查房。他什么都不肯说。从他嘴里得不到任何情况。仅有一点猜测不足以确认病症，必须研究切片，检查细胞结构。谁都知道这就叫“活组织取样”。长夜漫漫，我想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词的意思。我在朦胧中从词源学上给它找了一个词，称“尸体剖验”[4]。外科医生在看不见的细胞核里取出一些物质，它本可以成长形成整个身体，然而却被解剖刀剖下一片后变得冰冷而死亡。噢，告诉我，这不可能！
痛苦是一道最后必须穿越的门槛。早晨，我在塞纳河左岸的玩具商店一家挨一家地跑。这些商店经过圣诞节的大肆抢购，许多商品已经断档。在阿莉丝的建议下，我要为波丽娜买一只小熊。它叫托米，可以在夜里陪伴波丽娜。这只小熊的面颊会闪光，如果夜间呼叫它的名字，它就会唱起催眠曲。我发觉小姑娘被折磨惨了。阿莉丝花两个小时努力使她安静下来。由于技术需要，进手术室的时间被延误了。手术前的药疗看上去是一场灾难。我们这样说是因为这种疗法效果异常：施用麻醉药目的是为了使患者放松，以便使她进入人工造成的超常刺激状态。一个小女孩在和药物麻醉抗争。这种药物作用一下子就使她摆脱了由于烦躁不安造成的不正常的反抗。她终于筋疲力尽，疲乏地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以后，她的幼小身躯才恢复正常。苏醒后，她恶心得难以忍受，哭泣着。外科手术时打进手臂和屁股的针眼，令她钻心地疼痛。9
没有一个人提到“癌”这个词。大家都说“变形”，后来又说“损伤”、“肿块”，最后才提到“肿瘤”，又说到一个比较专门的术语：骨瘤。骨瘤还分成了骨肉瘤和尤文氏瘤。学习接受死亡是一个长长的受教育过程，我们在这里拼读的是令人恐怖的基本词汇。医生运用的技巧十分简单，什么都不说。诊所所长[5]把我们领到他的办公室，我们还远不知道详情，而他相信他正在向我们打开阴森恐怖的通道。他说，不幸的是，骨髓炎虽已被排除，但活组织取样的切片检查还是比较难以说明问题。借助另外一种鉴定方式，可能十分必要。我们可以先认为是骨肉瘤，一般更有可能是尤文氏瘤。然而很难做出进一步判断，医学年鉴上似乎从未有过幼童的病情记载。这类骨瘤的危害性很难预测。数字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通常，可以治愈百分之七十，很少会有后遗症。后遗症的程度取决于肉瘤的扩张程度。病骨可以由假骨代替，所以肢体残缺的情况不会很严重。
当诊断没有出来时，我宁愿不去了解任何与癌有关的知识。我的行为带有迷信色彩。在客厅那个庞大的书架上，我没有去寻找和翻阅大百科全书。我觉得，在白纸上去阅读那些有关疾病的黑字，是对波丽娜的一种背叛，是默认了她本来可能躲避的命运，虽然病症还没有被证实，但是查阅它就等于承认了它被认为可能存在的事实。可是现在病情已经清楚，于是我查阅了词典，阅读了一些书籍，有的书说得恐怖到愚蠢甚至残忍的地步，另外一些书确切的口气也令人震惊。然而所有的陈述都很失败，因为它们都没有讲出我们所掌握的全部的真实情况。我拿出自己少得可怜的经验去读这些书，我对此无能为力，远不如在我十分熟悉的属于我自己的句子和纸页里那么驾轻就熟。我在幻觉中感到，当所有的东西都远离词语时，我只能囿于我生活中不可改变的土壤之上。我什么都写不出来，但是为了不至于落到现存意义的空虚深渊中，我做出一副相信疾病是可以讲述的样子。
比如，我看到这样一段材料：“儿童得癌的症状不同于成年人，有其自己的特征。发病率低于一百倍。病情复杂而罕见（而法国年平均病例有一千五百至两千例），然而成为儿童死亡的第二原因。在发达国家，首要原因是事故。主要部位在造血系统（占百分之三十），神经系统（百分之十八），肾部、骨骼和软组织。近40%的病症在四岁以前发展。男女孩发病情况等同。肿瘤发展快，但是对放射性和化学疗法敏感。化学疗法的发展在放射性疗法和外科手术相结合的情况下，二十年中的治愈率从三分之一增长到三分之二。有些癌症的治愈率达到百分之九十。治疗方法比较简便，没有后遗症。尤其是肾脏内瘤，淋巴网细胞瘤或淋巴瘤。一般情况下，从开始治疗到二至三年没有发现肿瘤，可以称作治愈，即便存在第二个肿瘤出现和以后出现复杂情况的可能时，同样如此。病因除产后的原子能和电离子放射外，没有发现任何环境上的原因。儿童的癌症分为组织型和组织生成型两种，根据肿瘤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细胞组织和细胞而定。儿科肿瘤关注疾病和治疗之后的身体和大脑是否出现后遗症，关注‘生命质量’和治愈的概念，关注治疗环境和患癌儿童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然而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周末，当我们在医学院受到将要负责治疗波丽娜的医生的接待时，听到的说法大致相同（我不打算描述任何一个医生的形象。波丽娜认识的人没有必要在本书中表现出来。他们只是在此被随意带过。我在这里描述他们的言行与真实情况与他们的为人无关），只是词义变了。诊断的恐惧反应还没有停止，接踵而来的是令人更为震动的发现：医生们让自己沉着地去解释病情，甚至包括如何安排预诊的日程，写出什么样的手术记录才能符合治疗逻辑。未来已经确定，因为医生们按周按月计算了在医院逗留的周期，可能进行手术治疗的时间。医生十分有把握。当我们直截了当地询问他时，他表示绝不能排除最糟糕的情况。但是他强调：“在儿科肿瘤治疗时，骨瘤手术与化疗结合，我们自然会取胜。”在“自然”这两个字上，有一个陷阱，我们当然是躲不过的，可是对此我们决定暂时保持沉默。医生对波丽娜说话时态度和蔼，波丽娜却在看别处，似乎什么都没有听见。她正沿着病床的金属阶梯往上爬，一步跳到床垫上以后，进行杂技表演，开始了属于她自己的那一套独创的嬉戏消遣的方式。这种方式很可爱，却背离了医院的规矩。她走进了一个需要探索的世界。在我看来，医学院令她欣喜，使她摆脱了头几个晚上的噩梦。这里就像一所宽敞明亮、建造在巴黎屋顶上的大花园。平台几乎与天相接。天空是蓝色的，晴天时才能见到的白色厚重的一大片云层形成了一条走廊。云彩在俯瞰这座城市。要进入儿童肿瘤诊所，必须经过一座天桥，这是一条长长的有玻璃穹顶的走廊，在医学院的里院形成一条对角线。波丽娜还记得华西机场，她问，我们能不能在这里乘飞机。电梯升到最高层。我们飞起来了！门打开了，看到外面的情景，小姑娘乐开了花，她冲到塑料滑梯跟前，又骑上一辆三轮脚踏车。护士、医生亲吻了她，向她作自我介绍，对她微笑着。她惊异地发现大家都在等候她，在她不熟悉的这个世界里，已经有人为她留好了位置。护士指给她看她的房间，门上白兔形状的书写板上已经写上她的名字。然后她发现大娱乐室里的玩具和图书不下几百种。她用眼角观察着这一切，我们一直待在她的身边。这时她看到候诊室里的一只大鱼缸，五颜六色的金鱼在清澈的水中游来游去，互相追逐，或隐或现，自得其乐，在山石周围捉迷藏。
医务人员又向我们解释了将要发生的事，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听懂的内容解释给波丽娜听。治疗必须马上开始，必须重新进行所有的检查，以便给医生提供一些安全可靠的基本资料，进行分析比较。第一阶段的做法是插管，把长长的塑料针管打进胸部，插入静脉腔，化疗用的药剂通过血管输入体内。波丽娜没有受到多大惊吓，住进新医院的第二天醒来时，她身上装着一条细细的管子，松松地卷曲着。这条管子以后就要缠绕在她的右胸部位了。那些新药正在通过这条管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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