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子张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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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书坊·一些书一些人试读：
小引
看了下目录，最早的文章竟然写在一九八九年 六月，是山东师大助教进修班的课程作业。实则是 初读北岛小说集《波动》的感想，吕家乡先生竟然给 我打了九十分，真有点不好意思。八十年代中期我 一度热衷于北岛其人其诗，为此到北京访问了诗人牛 汉，《波动》就是这年四月份在牛汉先生家里借到的。 我还带去了之前不久写的一首关于北岛的短诗，得到 了牛汉先生的首肯，并说：“北岛是有些疲惫……”
接下来就是《冰心访谈记》和纪念张爱玲的一 篇。一九九三年春节后，我去北京参加诗刊社的颁 奖活动，想顺便到城北民族学院拜访曾经通过信的 冰心老人。到了北京，因为没有电话，就在没有预约 的情况下出了门。好不容易找到冰心住所，却见门 上贴着“医嘱谢客”的红字条，又听得屋里有用英语交 谈的声音，这时想退去，又不甘，鼓了鼓勇气还是敲开
了门。开门的是冰心女儿吴青，她引我到另一房间， 问明来意，有点抱歉地对我说：老人年纪大了，怕一时 想不起来，得先跟她沟通一下，另外今天已有客人，最 好改天再来。又把电话号码抄给我，让我第二天去前 联系用。这样，才有了第二天的再次登门和访谈。 张爱玲一九九五年孤零零死在美国后，国内借 势掀起新一波的“张爱玲热”，我所在的中文系也举 办了一个纪念性的三人谈，我是发言者之一。后来 根据发言写成这篇《到底是上海人》，一直没发表。 到杭州后发给陈子善先生，他说正在筹办一个关于 张爱玲的研讨会，让我届时带到会上去，结果因为 某种“不可抗拒”的障碍，研讨会流产了。现在，借 着编集子的机会，这文章总算浮出水面了，无奈却
变成了明日黄花。 提这些，无非想说明，这些长长短短的文章，每
篇都有点背景，都有些故事在前前后后。可要每篇 都介绍出来，那可能就要另编一个集子了，所以还 是点到为止吧。好在文章贵在节制，不见得絮絮叨 叨都扯出来，海明威的“冰山”一说很得要领，只怕
自己做不到。
我不止一次跟学生说，讲授现代文学就有这样 的便宜，只要你愿意，你总可以设法见到你的研究 对象。“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这话仿佛是专门给读 现代文学的人准备的。所以，我该感谢我的职业， 它使我有条件在不同背景中邂逅一些我想见到的 人。见了人，回头再读其书，那又是另一番滋味了。 书的魅力和人的魅力是相互验证的，我喜欢这 样一种氛围。《一些书 一些人》的书名很早就想 好了，这次宁文先生让这书名变成了一本实实在在
的书，真是令人难忘的机缘。 附录两篇。《书箱深处的诱惑》是为纪念我父
亲而写，收入此集，仍然是纪念父亲。《你姓子吗？》 是为宁文先生所编《我的笔名》而写，也许可以帮助 读者了解我本名和笔名之间的关联，故亦收入。
以上的话，权作小引。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甲午二月十八， 春光明媚，子张写于旧时钱塘
甲 辑
寻访北山楼
一施蛰存先生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去世 的消息，我是在杭州的报纸上看到的，这些报纸在 报道中都提到施先生“原籍杭州”。但随后也就再 没有更深一层的报道和介绍，似乎把施蛰存的户 口迁回原籍也就够了———毕竟，施蛰存的时代已 成为“过去”，新老杭州之间的对话究竟还能引发 多少年轻人的兴趣，殊难预料。倒是广州的《南方 周末》仿佛另有一眼，在同一期报纸上同时把“为 别人活着”的巴金和活在自己“趣味”中的施蛰存 置入长焦镜头观察，拼贴出一些不同于时调的 味道。
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读大学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一副标准的左翼派头。施蛰存 尽管早年也一度有过“革命的浪漫主义”热情，但 后来的急流勇退和对“现代派”的热衷还是使他被 排除在正统之外。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一 浪高过一浪的“现代派”热，中国新文学中的现代 主义传统才逐步得到正视。人民文学出版社“与 时俱进”，推出了一套影响甚大的“中国现代文学 流派创作选”，其中就有严家炎教授选编的《新感 觉派小说选》，共收入小说二十三篇，穆时英作品 最多（十篇），其次就是施蛰存（八篇），另有刘呐鸥 两篇，徐霞村、黑婴、叶灵凤各一篇。幸亏那时我 已成了现代文学课的教书匠，有条件“现炒现卖”， 也就补上了“现代派”或“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 这一课。否则，很可能到现在也不认识谁是施 蛰存。
讲现当代文学有个好处：只要你愿意，就有可 能跟你的研究对象建立直接的联系，甚至还能见 面、对话（当然，这得抓紧时间，“五四”时期的第一 代新文学星辰至今已陨落殆尽）。这是古代文学教师不敢奢望的。 但是直到两千年的春天，我才有机会登上了施先生居住的北山楼，在最近的距离内端详这位常常 被称作“现代派大师”的文学老人。这一年他九十 五岁，而与他同龄的好友戴望舒早在五十年前就因 病谢世。
尽管事先我曾向陈子善先生问清了施先生的 住址，但是在愚园路的寻访还是颇费周折。因为即 使站在施先生楼下的店铺或庭院里，也无从确认施 蛰存先生的门牌。周围的人似乎都没听说过施蛰 存这个名氏。辗转复辗转，终于推开一扇半掩的小 门，通过一道幽暗的楼梯，迎着南窗透进来的白昼 的逆光，我看到了坐在窗边一张堆满书刊的老式书 桌前的施蛰存先生。
二穿着一袭宽大的深蓝色睡袍的施先生和得之 于照片印象的施先生还是有所不同。可能是刚刚理过发，所以灰白的头发显得很短，面色也较暗，目 光中更是只有高龄老人才有的那种显出一点灰蓝 的眼神。毕竟是九十五岁的老人了呵！
施先生尽管戴着助听器，但与人谈话还是不得 不用“笔谈”的形式。他叫助手给我拿来一叠纸，大 声问我：“你会不会讲上海话？”在得知我不懂上海 话之后，他就一直用南方味儿很浓的普通话回答我 的提问，在我仍然听不明白的时候，他就要过纸笔 给我写出来。比如我问到他的意象诗里“极司斐尔 公园”的所在，他一边大声回答一边在纸上写下“中 山公园”四个字。我希望他能解释一下他的“意象 抒情诗”中的《蛏子》，老先生却笑眯眯地把球又踢 了回来：“这应当由你来解释！”不过当我接着问“这 首诗是写实吗？那么公园里怎么会有蛏子？”时，施 先生还是作了回答：“我写的是人。女人穿着黑衣 服，裹得严严实实，像躲在壳里的蛏子，只可看见头 和脚，往来穿梭。你到夏天去公园看看。”我又问： “‘银鱼’也是女人吗？”施先生说：“银鱼，你可以到 市场去看。细细的，白白的，只有两只眼睛是黑的。这都是意象。印象是纯客观的，意象是有主观性 的。”说着，随手又在纸上写下了后面这句话的汉、 英两种文字。
施蛰存先生解答“印象”与“意象”时写下的中英文字及软笔签名施先生的心理分析小说《梅雨之夕》写一个青 年男子在雨中回家的路上邂逅一个青年女子，在共 用一把雨伞的路程中产生了微妙的心理感应。联 系到这篇小说的写作时间，我会觉得似乎与戴望舒 的抒情诗《雨巷》有着某种关联。是施先生受了《雨巷》的启发还是构思上偶然巧合？当我向先生询问 二者是否有“关联”时，施先生摇摇头：“没有关系。” 施先生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走上文坛，先 写新诗，继作实验小说，同时对文学翻译和小品文 写作也始终保持热情。五十年代冯雪峰曾约请他 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认为自己“还是做教书匠适 当”，于是复信婉谢。此后就一直任教于华东师范 大学，成为该校人文教育的象征性人物之一。不过 这是后话，在一九五七年到“文革”十年期间，施先 生也无法逃脱“被批判”和“干校劳动改造”的命运， 着实写了不少“检讨”。以故，一九九五年他为《施 蛰存七十年文选》写“自序”时，曾经不无幽默地说： “‘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在‘牛棚’中每日写的‘思想 汇报’、‘改造日记’，倒似乎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 特别是每日写的‘日记’，由红卫兵收去贴在学生宿 舍楼下的大黑板上，惹来了许多学生的‘欣赏’。那 些只占抄本簿两页的文章，可能有不少很妙的小品 文。可惜当时不留底稿，现在无法把它们也编一个集子。”
施先生在主编《现代》的时候大力倡导“现代 诗”，自己也探索着“意象抒情诗”和“心理分析小 说”的写作，所以那天谈到诗歌倍受冷落的现状，我 曾向他提问“是否与市场经济有关”，孰料老人立刻 做出反应：“历来是这个样子的，不止是市场经济时 代。你不要管这些，你应该编一部新诗史，以及一 九一七年以来新诗作品的目录。”随即又说：“不过 ‘新诗’这个名词应该取消了，当时是相对于‘旧诗’ 而言。”我接上说：“叫‘现代诗’比较合适。”施先生 表示肯定：“对，从一九一七年开始至今，现代诗歌 已经有了八十年的历史。胡适之他们是第一代，我 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写诗，属于第二代，艾青应该算 第三代吧？”
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我在纸上写到：“您怎样评 价自己的创作？您认为您的代表作是小说还是散 文？”施先生看了看回答：“自己怎么评价自己？这 要你们去‘评价’。”这使我想到曾经读过的苏雪林 一篇讨论施蛰存小说的文章，其中认为施先生是一 位“文体作家”，我想请施先生谈谈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他的回答是：“‘文体作家’这个词太大了，不 得要领。每个人的文体都不一样，你有你的文体， 我有我的文体。”我又提到苏雪林对他小说“文藻富 丽，色泽腴润，结构严谨，刻画细腻”的评价，施先生 笑着说：“捧得太高了。我写得没那么好，诗写得也 不好。苏雪林也是老朋友了，她活到一百零四岁。” 一九九〇年前后的若干年内，“老年散文”方兴 未艾，施先生和冰心、夏衍、柯灵、金克木、张中行都 成为“散文热”中的“寿星级”人物，施先生的散文集 一本接一本地印出来，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不亚于 他的小说，在“寿星”之外，又再一次成了文坛“明 星”（不少年轻人则以为他是一颗“新星”）。对此， 他也不无揶揄。还是在《七十年文选》的“自序”中， 他感叹：“当我和我的同行们都感到文集供不应求 的时候，散文集的编辑先生或女士们又想出一个印 选集的办法。他们从各个作家已印行的文集中选 出几十篇，编一个选集，于是，我在一九四八年以前 印行的两个散文集子，现在已变成四本了。这真是 ‘太上老君一气化三清’，妙不可言！”由此，施先生不免担心：“散文热，热到连长眠于地下的古尸也活 转来了，出版界的这一现象，我实在有些担忧，怕它 成为一种歪风邪气。”这种清醒，似乎也不是所有 “明星”都有的吧？
所以，当我询问先生：“您现在还写作吗？”他一 边笑一边摇头：“不写了，也不搞文学了。老了，九 十五了，耳朵也聋了！”
三施先生是杭州人，但是除了早年曾就读杭州城 外的之江大学和有一段在杭州教书的历程，他一生 的绝大部分岁月都是在上海度过。他老年所住的 “北山楼”，位置在愚园路的闹市，可能是他自己购 置的房子。楼底是铺面，楼上南边一个大间是他的 卧室兼书房，实际上施先生写字读书的地方只局限 于东南角一个临窗的书桌。整个楼都已显得十分 老旧。走上这座楼，穿过它幽暗的楼道，那种不同 于单位里单元房的格局，也让人觉得施先生已是时代主潮之外的人。 但是实际上，施先生虽远离当代学术“圈子”，
头脑却清楚得很。读读他八十、九十年代的短文， 发现他常常喜欢“唱反调”、“泼冷水”，对一些新鲜、 时髦的论调总会做出与人不同的反应。像《真实和 美》、《官僚词汇》、《百花齐放》、《贺年片》、《关于“当 代文学史”》、《“俗文学”及其他》、《论老年》、《文学 史不需“重写”》诸篇，都写得个性独具、趣味盎然。 谈到对住在上海的感觉，施先生摇摇头：“上海 有好有坏。好处是在上海能买到外国书，坏处是上 海没有风景可看。旅游不方便，是我特别头痛的。
抗战时期我在云南，那里的风景真好。” 那时报纸上正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我想听听施先生怎么说。我写了一个问题：“您认为知识 分子应当有什么样的人格？”施先生看过后说道： “这个问题太大，不好回答。”我又写了一条：“知识 分子是否应有独立思考的品质？”施先生这回说的 是：“不广泛地吸收、博取，怎么独立思考？我给你 改一改，不说思考，说‘见解’。”
可惜在上海的时间有限，我在连续两个下午的 访谈之后，不得不告别高高的“北山楼”。记得在告 别施先生的时候，施先生连连说：“你过几天再来， 我要送你一本书。”
然而岁月匆匆，琐事扰人，北山楼终于没能再 次造访，九十八岁高龄的施先生却已走完了自己的 路程。
闹市里的北山楼，静悄悄的北山楼，轩窗四开 的北山楼，会不会人去楼空？
二〇〇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农历正月初一 朝晖楼
中间派、旁观者与棉花———施蛰存纪念集琐谈
收到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印刷品挂号邮件，一时 想不到跟自己有何关系，拆开看了，原来是陈子善 先生编的施蛰存纪念文集《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这 才想起三四年前的一件事。是在海宁一次会上，与 赴会演讲的陈先生闲聊，从张爱玲研讨会遭遇“取 消”聊到刚刚去世的施蛰存，因提起自己写了一篇 追忆施蛰存老人的文章，且发给了北京的《芳草 地》。不想陈先生立刻说：那你也寄给我一份，我正 在编一本纪念集。然后他又高兴地补了一句：没想 到这次来还有收获！
这样，回来我就把《寻访北山楼》的稿子寄出去 了。后来《芳草地》上一直没见到此文，陈先生那里 也暂无消息，时过境迁，我也就将这事淡忘了。
眼前的这部《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除卷首的《编选者言》外，共收入海内外四十六 位作者的回忆文章，所记内容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 新世纪第三年，涉及蛰存老人生活、治学、人格的方 方面面，为这位寿及百龄的文学耆宿留下了不少鲜 活、生动的影像，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访谈和书信 资料，应该说大体实现了编选者“对施蛰存研究的 深入将会有所裨益，有所推动”的期望吧。遗憾当然 也有，那就是施蛰存早年和上海时期的文学活动及 交游缺少相应的回忆作旁证，而这个遗憾如今已根 本无法弥补，因其文学黄金时代的同代人，无论是戴 望舒、杜衡、冯雪峰、苏雪林，还是周作人、鲁迅、赵家 璧、钱锺书，无一不或早或晚地先他而去了。
但后来者自有后来者独特的视角和发现，通过 与老人或长或短的交往，通过对老人“趣味世界”或 深或浅的探究，那以后学之心或隔代之眼感受到、 观察到的“施蛰存现象”的点点滴滴，仍不能不说是 有所会心和给人启迪。
譬如“中间派”一说，即施蛰存在与人闲谈中款 款道出的个人处世立场，实则表达的却是二十世纪逐步积累起来、且始终在险恶情势中生长着的中国 自由知识分子可贵的独立精神。按照施蛰存的说 法，他与鲁迅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从抄古碑走向 革命，而他则是由革命走向了抄古碑。所谓“抄古 碑”云云，并非真正去遗世独立，事实上施蛰存与所 谓“第三种人”还是有所不同，他不过是强调保持一 点个人见解的必要性，或者避免对人对事往往趋于 极端的那种倾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中点只是 一个概念，人不能恰恰站在这细微的一点上，偏左 或偏右是不免的。但偏左毕竟不是左，偏右也毕竟 不是右，然则，无论偏左还是偏右，还只能属于中。” 我不知道这与哲学上的中庸有无关系，但以为所谓 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中间派” 的态度，“中间派”不等于中立，更不等于无是非，而 是要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个人见解的不媚俗立场。 考察一下此老在“反右”后和“文革”中乃至新时期 的“个人表现”，你就能比较出他与另外一些知识分 子的不一样来。困境中无忧怨，顺利时不矫情，一 切安之若素，顺生达观，随时给来客奉献“建议”而从不以导师自居，这就是施蛰存。 可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记得我在《寻访北山楼》里提到拜访施先生时曾请教过“知识分子的独 立人格”问题，施先生言犹在耳：“不广泛地吸收、博 取，怎么独立思考？我给你改一改，不说思考，说见 解。”这里他强调的是通过广泛吸收获得自己的认 识能力，与此相关的一点则是他在另一些场合表述 过的“旁观者”角度。他谈到知识分子的“灾难”时 说过：“我这一辈子就是旁观，只看不参加。所以总 算没有死。”其实所谓“旁观”仍然还是“中间派”态 度的行为延伸，但这恐怕不能理解为明哲保身，而 应看到这种不介入态度后面独立不倚的个人立场。 借助他对自己处世态度的另一个比喻，当可以理解 其“旁观者”态度的丰富内涵。一位作者忆及施蛰 存生前不止一次谈起自己做人的“原则”或“方式”， 就是“像棉花一样的生活”，这里似乎可以把棉花的 特性理解为“韧”，或有弹性，而不仅仅是“暄”（即松 软、松散），也可以表述为具有抗压性，既不畏强暴 又不效螳臂挡车，但也不是逃跑主义，不过与鲁迅所谓“韧性”约略相同而已。当然，鲁迅是喜欢在 “韧性”之后再加一个“战斗”的，这是鲁迅之为鲁迅 的特殊性格所在，但在鲁迅之外，胡适、林语堂、施蛰 存之所持，也还是真正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态度，在 本质上与鲁迅其实并无二致。几十年过去，反而那 些曾经非左即右的时代“先锋”，倒往往一变而为真 正的时代渣滓，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喜剧角色。
其实，说到知识分子的态度和责任，又岂可离 开具体的政治、文化环境？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 可以误解施蛰存，施蛰存也可以回敬鲁迅，皆被视 为自然而然的学术争鸣，说明较之封建时代，中国 的文化环境好得多了。孰料过了二十多年，施蛰存 反而以区区一篇杂文《才与德》换来一顶“右派”高 帽，继之以不间断的“改造”和“牛鬼蛇神”的待遇， 在这种时代的退步中，还遑论什么知识分子的态度 和责任呢？那是连“中间派”和“旁观者”都做不成 的时代，而蛰存老人竟然平平静静地做到了，岂不 已经是一个奇迹？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杭州
郁达夫小说“浙味”说
一富春江的山水，实在是天下无双的妙景。 要是中国人能够稍为有点气魄，不是年年争赃 互杀，那么恐怕瑞士一国的买卖，要被这杭州 一带的居民夺尽。大家只知道西湖的风景好， 殊不知去杭州几十里，逆流而上的钱塘江富春 江上的风光，才是天下的绝景哩！严子陵的所 以不出来做官的原因，一半虽因为他的夫人比 阴丽华还要美些，然而一大半也许因为这富春 江的山水，够使他看不起富贵神仙的缘故。 这是郁达夫一九二六年所作小说《烟影》中的一段。从小说叙事角度看，它似乎只是旁逸斜出的 一点闲笔，殊不知这类的闲笔，在郁达夫小说里占的比重却很大。从最早的《银灰色的死》、《沉沦》到 最后的《出奔》，伴随着人物的踪迹，东京、富阳、上 海、北京、安庆、杭州等几个地域的风物背景也不断 转换，构成了郁达夫小说的结构性内容，往往画龙 点睛般地成为郁氏小说的标志性特征。
不过，上面所涉及的东京、上海、北京、安庆，虽 也是郁达夫本人实际生活过的城市，却毕竟是旅居 者眼中的“异域”，故而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小说 故事发生的背景。只有杭州及其附近的钱塘江、富 阳一带，郁达夫写来似乎才投入更多的个人情感与 经验、甚至远远超出了作为背景的内容，而带上了 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使小说的人物、故事、背景、 语言融为一体，一变而为充盈着“浙味”或“杭味”的 地方文学了。《烟影》写的是文朴落魄上海，想回故乡而不 得，幸遇友人资助始得返乡，返乡之后却又因“钱” 的事情受到母亲指责，产生了新的烦恼。开头那段 关于富春江的议论，即是文朴得到友人帮助欲返乡 时的感慨，及至坐船行走于返乡途中，看到“一江秋水、两岸秋山、苍江几曲、几湾村落”，竟觉得“胸前 有点生气回复转来了”。即是说，富春江的美景在 这里成了文朴这个落魄的“零余者”恢复元气的精 神家园。
而奇妙的是，时隔四年多，郁达夫竟然为《烟 影》写了续篇《纸币的跳跃》。写的是身心俱疲、带 着“伤痛”回到家里的文朴，因肺咳得到向来被乡邻 视为“鄙吝”的母亲的同情与关切，甚至掏出自己的 钱催促文朴去东梓关请中医徐竹园先生诊病、治 病，文朴于世态炎凉的伤感中又感受到了亲情的温 暖。同样，这亲情来自家和故园，其中也包括家乡 自然山水的浸润。这段续篇开头在对富春江之晨 作了一番描画之后就写道：“朝阳照到，正在牵丝举 网的渔人的面色，更映射得赭黑鲜明，实证出了这 一批水上居民在过着的健全的生活。”以至于从临 江楼上自家窗户里看到这一幅“初冬江上的故里清 晨的朝景”的文朴也“不由自主”地感慨道：“踏遍中 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
又过了两年多，又一个续篇《东梓关》写出来了。虽说是续篇，实际上《东梓关》完全可以独立成 篇，风格上恰与随后写成的名篇《迟桂花》相同，也 是一篇心境变化之后的返璞归真、平淡宁静之作。 由文朴到富春江对岸的东梓关医病，引出了一个特 别的人物“徐竹园”，又以文朴之口生发出一番人生 哲理的感喟：“世事看来，原是塞翁之马，徐竹园先 生因染了疾病，才绝意于仕进，略有余闲，也替人家 看看病，自己读读书，经管经管祖上的遗产；每年收 入，薄有盈余，就在村里开了一家半施半卖的春和 堂药铺。二十年来，大局尽变，徐家其他的各房，都 因宦途艰险，起落无常之故，现在已大半中落了，可 是徐竹园先生的一房，男婚女嫁，还在保持着旧日 的兴隆，他的长子，已生下了孙儿，三代见面了。”
二《烟影》、《纸币的跳跃》和《东梓关》，似乎可称 作“富春江三部曲”，由于写作时间相隔较长，收入 集子时又没有特别给以连贯性的排列，以至于读者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其实连贯起来，其内 容、其情趣恰好可以与《迟桂花》构成一对“姊妹 篇”，也是郁达夫小说“浙味”最为纯正和浓厚的 几篇。
郁达夫小说的“浙味”，由其“文学作品，都是作 家的自叙传”理论对应，主要体现于以其生活时日 最多的富阳和杭州这两地为背景的一些作品。以 富阳为背景的除了这个“富春江三部曲”，较早的还 有一篇未完成的《春潮》，较迟一点又有一篇《逃 走》；以杭州为背景的则更多一些，《清冷的午后》、《杨梅烧酒》、《十三夜》、《蜃楼》、《她是一个弱女 子》、《迟桂花》、《瓢儿和尚》、《迟暮》等都是。也有 不少小说，写了包括杭州、富阳在内的多个地方的， 早期如《沉沦》、《怀乡病者》是留学生涯中的故乡之 思，返国后的《血泪》、《茑萝行》、《青烟》往往是“零 余者”奔波途中对故乡的幻影。
这《迟桂花》固然也可以视为一篇“忏悔录”式 的作品，或者说写了主人公性欲的升华与人生的逸 趣，而从人物与人物心理活动的背景上着眼，这篇小说在自然与人的契合、尤其是带有鲜明地方特 征的自然与郁达夫式小说人物精神的契合方面， 实在达到了至境。《迟桂花》的“浙味”与“富春江 三部曲”不同，它所凸显的是浓烈的如桂花一样的 “杭味”。
如同《清冷的午后》背景在杭州拱宸桥，《杨梅 烧酒》背景在西湖，《蜃楼》背景在松木场，《瓢儿和 尚》背景在凤凰山胜果寺，这《迟桂花》的背景在杭 州南高峰南侧的翁家山。作为西湖龙井茶的核心 产区，翁家山北依龙井、狮峰，南临烟霞洞、杨梅岭 与满觉陇，是杭州较为幽僻的所在，除了赏桂时节， 这里平日总是比较宁静的乡村景象，与繁华热闹的 西湖景区很不一样。而郁达夫又特别避开了赏桂 的盛期，把故事置放在更少游人的“迟桂”背景上展 开，实在是用心良苦，这就和小说人物的心境完全 对应起来。在这样的情境中，“迟桂花”的馥郁香气 与翁则生、莲、老郁诸般人物所思所想所行，就都仿 佛有了浑然一体的融汇。
实则这篇小说也像一篇游记。作者从杭州城站写起，先是乘车到旗下、四眼井，再步行经满觉 陇、水乐洞、烟霞洞，最后到山顶翁家山翁则生家里 住下，翌日由莲陪同，“我”从翁家山北行，由龙井村 上狮峰，沿着山路径奔五云山吃了中饭，下午自五 云山下到云栖，游玩之后，再乘轿子走平路经梵村、 九溪口，沿着九溪十八涧和杨梅岭的路回到翁家 山。这一路，真如“我”所说：“而五云山的气概，却 又完全不同了。以其山之高与境的僻，一般脚力不 健的游人是不会到的，就在这一点上；五云山已略 备着名山的资格了，更何况前面远处，蜿蜒盘曲在 青山绿野之间的，是一条历史上也着实有名的钱塘 江水呢？”接着也就引出了一段关于杭州山水的感 慨：“所以若把西湖的山水，比作一只锁在铁笼子里 的白熊来看，那这五云山峰与钱塘江水，便是一只 深山的野鹿。笼里的白熊，是只能满足满足胆怯无 力者的冒险雄心的，至于深山的野鹿，虽没有高原 的狮虎那么雄壮，但一股自由奔放之情，却可以从 它那里摄取得来。”
郁达夫写《迟桂花》时，也正是他即将移家杭州并少写小说多写游记的时候，这时他对自然和家乡 风物有了较过去更加强烈的关注热情。一方面是 小说人物的性情变了，一方面小说的写法似乎也在 变，若《迟桂花》这类以浓郁的杭味风土为重要写作 内容的小说或许正是这种“变”的结果吧。
三无论是“富春江”风味还是杭州、西湖风味，除 了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有关，大概也和郁氏的小 说写作观念有关。不妨引述一些他的《小说论》以 及其他回忆录中的文字看一看。
郁达夫论小说，凡六章，在讲了现代小说产生 的原因，小说的目的、结构、人物之后，用第六章的 全部述说小说的“背景”。他引了斯蒂文生的一段 话就把小说在人物之外“另一种趣味”———背景的 意义表达清楚了：“我可以给你一个例，我的 Ｍｅｒｒｙ Ｍｅｎ就是。我先感着一种苏格兰西海岸的一小岛 的情趣，在胸中缭绕。然后渐渐作成了那篇小说来表现这一种情味。”接下来他从欧洲近代绘画背景 的产生说到小说对背景的重视，解释了背景对事件 和人物性格的“决定”作用，最后他认为：“背景的效 用，是在使小说的根本观念，能够表现得真切，是在 使主题增加力量，是在使书中的各人物，各就适当 的地位。并非是专为卖弄才情，徒使一篇小说增添 一点美观而已。”
这些话，的确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郁达夫小说背 景的设置，原来他早就注意到近代小说中的“地方 色彩”（ｌｏｃａｌｃｏｌｏｕｒ）和“乡土艺术”了，他写得最好 的《东梓关》、《迟桂花》等少数几篇作品，其中徐竹 园、翁则生、莲的性格，不正是那种世外桃源般的环 境的产物吗？人物性格与环境的高度融和，不正是 这几篇小说成功的所在吗！
这是我们从地方文学、乡土文学角度考察郁达 夫小说时的新鲜感受，也该是郁达夫小说有意识的 艺术实验，不应忽视。
不过尽管如此，总觉得作为小说家，郁达夫在 小说的经营方面仍然不够自觉和用力，也许是缺乏鲁迅、老舍那样的才气？因为他似乎什么都涉及， 可又像是什么都有点粗疏，即如小说中的地方风 味，则无论是富春江还是杭州、西湖，以及北京、安 庆、上海，就都不如老舍小说的“京味”和鲁迅小说 的“绍味”那样浑然充沛。相对而言，《东梓关》等 “富春江三部曲”和《迟桂花》的确是佳构，《杨梅烧 酒》、《蜃楼》、《瓢儿和尚》诸篇其人物与环境的关系 就多少有些游离。
不必说，这样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好在郁达 夫后来有《达夫游记》，那里面写浙江山水的游记可 是纯粹多了，真可谓最好的“浙味山水”。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杭州午山
我是否理解巴金？
十月十七日晚间，学生胡君电话告知：巴金老 人已然谢世。这是网上的消息，应当可靠。接着， 另一位学生剑青从北京发来电邮，为巴老去世感到 难过。我随即回复下面一段话：
刚刚有学生打电话告诉我，说是今晚七点 之后去世的。
老人实际上活得很艰难，他曾希望“安乐 死”，但得不到理解。
他说过：我在为你们而活！ 如果一个民族的良知赖于一个老人而存在，似乎已很悲哀。 数年前冰心老人去世时，我 心里很平静———这是一个自然的事。 目送一江春水，怀抱满楼清晖。
这段电邮文体的文字，确实是我当时心情的表达。我是一九六一年生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 段都处在“文革”的大背景中，我第一次听说巴金的 名字是在初中语文课上，我的语文老师是南京人李 希正先生，他在高度政治化的课文之外常常给我们 补充一些真正的文化、文学知识。他讲到巴金，讲 到他的散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介绍他是 稿费最多的作家，但我听得出来他对巴金的尊崇。 而课堂外的流行观点则认为巴金是一个“反动作 家”。至于“反动”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文革”结束后，巴金以其勇敢和真诚撰写“随 想录”随笔系列，提倡“说真话”，建议设立“现代文 学馆”和“‘文革’博物馆”，赢得了“民族良心”的称 誉。从蒙昧中渐渐长大的我们这代人，也开始认识 巴金、理解巴金，我就是在这时候才阅读《家》的。 我特别欣赏的是他为《家》所撰写的不同的几篇序 跋，在他不厌其烦的叙述中，谁都能感受到他对反 人性的旧文化、旧制度的愤怒。我觉得，他不把自 己看作是一个“作家”的告白是发自内心的，他的名 言“把心交给读者”和“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表明了他对文学的个人观点。我曾经在火车上一 段又一段地写出我当时对巴金的理解和热爱，在八 十年代那个“反思”的年代，谁能面对巴金的热情、 真诚而无动于衷？
巴金看到他的旧作《家》持续热销，没有从经济 利益的角度沾沾自喜，而从社会原因的角度解读出 令人忧虑的问题。他因此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 希望人们尽快忘掉他的作品———因为那才表明我 们的社会真的进步了。
所以我说“如果一个民族的良知赖于一个老人 而存在，似乎已很悲哀”。
现在巴金真的走了，而我知道，现在的大学生， 包括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已经在渐渐远离巴金的作 品了，特别是他的《家》。
这是不是意味着，巴金所诅咒的那个时代已离 我们远去，而新的时代真的来临了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写过一首题为《手 杖———题巴金近照》的诗，现在仍以这首诗作结：
时光改变着星辰的位置把昆虫化作坚硬的岩石 火山风化如老人的额头 帝王的荣华都已经腐朽即使被人称颂的贤者 也难免最后归于虚静 唯有烛照他人的意志 才幽灵一般随风流转叩问生命尊严的战士 一根手杖握在了手里 薄暮的天色像一方古砚 梦想却展开一片纯蓝———
在黄昏和清晨衔接的地带 手杖化生为一叶渡船……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杭州
上海日记
上海六天，胜读十年书。封闭的窗口，渐次 打开。
首先要寻访的，是鲁迅在上海的旧踪。走过多 少街巷，来到市声喧腾的大陆新村故居，却惨遇“闭 门羹”。原来鲁迅故居正罹白蚁之患，需要闭门杀 虫，我来的不是时候。而管理员也无法理解一个远 来客的心情，听不进任何恳求。闷闷地退出，走进 附近的鲁迅公园，在花木扶疏但却冷清寂寥的鲁迅 墓地与鲁迅的塑像“合影留念”，又转到非常现代化 的鲁迅纪念馆，看见了许多被“标本化”了的鲁迅遗 物：灰绿色的皮袍，紫色的毛背心，毛笔，砚台，成了 文物，就显出一副肃穆冷凝的面目。只能借助想 象，去复原被纪念者生前的通透与固执，尖锐与偏 颇，坚韧与无奈了。
宁静幽深的复旦学园，留下了一代一代学人深深浅浅的足印，也喧嚣过一声一声歇斯底里的呼 号。而现在，坐在贾植芳先生的面前，我听到的却 是一句一句坚实硬朗的话语。八十五年的生命路 上，三度铁窗，卅年坎坷，成就一部大著《狱里狱外》 和一个坚强自由的灵魂。头发白了，耳朵聋了，精 神却在弟子们身上延续。
在上海的另一个角落，一所普通的寓所，两面 高高的书橱，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茶盒茶罐，陪伴着 已经八十一岁的钱谷融先生。在当代学者中，钱先 生和另一位钱先生相仿佛，也是学术上“以少胜多” 的好典型。无论是《论“文学是人学”》还是《〈雷雨〉 人物谈》，无不以其过人的胆识和眼光赢得大家的 尊重。高人一言，胜过庸人万卷。得到钱先生赠送 的新一期《文艺理论研究》，上面刊载了他四十年代 撰写的一篇旧作《形式与内容》，似乎可以据此了解 他早年对文艺理论的辨析。
在愚园路，推开一扇半掩的门扉，一直走到二 层一间南向的大房子，拜访了倾慕已久的施蛰存先 生。年年在课堂上讲述他的心理分析小说，应当说对作者并不感觉陌生，可这位施先生岂止是小说 家？他与现代诗渊源深厚，散文创作的热情保持到 老年，文学翻译堪称独步，唐诗研究、碑版研究另辟 蹊径……其涉猎之广泛，兴趣之丰富，造诣之深厚， 现代学人中鲜有比肩者。面对这位九十五岁高龄 的文化老人，就像面对一座蕴藉深厚的文化高山，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北有钱 锺书，南有施蛰存，让我们永远不会感觉空虚。
在繁华的南京西路，又造访了前辈诗人辛笛先 生。辛笛先生也已八十八岁高龄了，但是面色红 润，听觉灵敏，思路清晰。尤其令人感到温馨的，是 那一脸孩童般淳朴真挚的笑容。我一直喜欢辛笛 的诗，觉得他把中国传统文人诗与西方现代诗传统 作了很好的融会，产生了《风景》、《手掌》这些优秀 的新诗经典作品，它们的好处是：情怀厚重深沉，语 句警策鲜活，富有柔韧性和可读性。近年，诗人写 诗渐少，但并未封笔，醇厚的情怀经由一篇又一篇 短文传达给读者。在新出散文集《鯼偶拾》的同 时，又再版了四十年代的书评集《夜读书记》。
从辛笛先生家里出来，大上海正是华灯闪烁的 黄昏。
一个纯美的思想和灵魂的花园，这就是我心里 的上海。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你是我们中间的先知———纪念诗人辛笛先生
一说来惭愧，我最早接触辛笛先生的诗竟是在大 学毕业、教了四年中学语文之后。回想原因，可能 是一九七九年前后的“新文学史”教材中还没有关 于三四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内容供我们阅读，课堂 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讨论。我读的是专科，一九八一 年六月毕业后，随即被分配到基层中学，与同年十 一月出版的《九叶集》也失之交臂。而那时的中学 语文教材更是不可能有这方面的内容。
一九八五年初秋，我奉召返回母校，跟随刘增 人老师为新生讲授“现代文学史”并参与编选《中国 现代文学作品选》。按照作品编选要求，我负责两卷书中的“下册”，给每篇入选作品配上几百字的 “题解”，这才第一次读到《风景》这首写法很别致的 诗作。我很惊讶，怎么可以把“铁轨”想象成“中国 的肋骨”？又怎么可以进一步联想到“一节接着一 节社会问题”？特别是结尾那个斩钉截铁的否定： “都是病，不是风景！”更是给我留下了永远抹不掉 的印象。
那个时候，图书馆里已经有了《辛笛诗稿》，但 是《九叶集》却仍然没有找到。后来读到这本书，已 经是八十年代末期在山东师大进修的时候了。
其实，我相信类似我这种阅读经验，在当代一 定有相当的普遍性。回头来看，自从一九四九年以 后的几十年中，何曾有过一部新文学史客观提及或 评价过四十年代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诗作？ 即使到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八十年代，限于人 们观念的偏差、态度转变的艰难以及图书发行等工 作的滞后，文化中心地区以外的普通读者要想及时 了解文学界的最新动态，又谈何容易？
即以辛笛先生和他的著作而言，他在一九四八年的《手掌集》、《夜读书记》出版后，在大陆就出现 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出版空白期。然后在一九八三 年诗人七十岁以后，才陆续有《辛笛诗稿》、《印象· 花束》等新集问世。迨至更多诗选集和旧诗、散文 随笔集印出，诗人已步入暮年。这固然也表明了辛 笛先生创作生命力的强盛，但同时不也折射出世事 的某种荒谬性？正是这种荒谬性导致了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作家创作力量的极端不 平衡性。一些作家未老先衰，另一些作家的创作力 则呈马鞍状，开端和结局尚好，中间最宝贵的黄金 时段反而是一片空白。当然，能够赢得一个平静、 安适、智慧的老年毕竟是幸运的，但仍然无法不为 他们被迫丧失的年华而深感惋惜。
二辛笛先生和他同时代的诗人大都属于后者。 他们共同的知识分子身份和写作观念使得他们的 创作道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尽管他们也像热爱诗歌一样深爱着祖国和人民，但还是不能避免被疏 离、被边缘化的政治命运。因此，在一个排斥个性、 拒绝理性而崇尚迷信的时代，辛笛和他的诗友们群 体性地消失了。
然而，当历史发展恢复常态之后，作为诗人的 辛笛，在他的老年却以不多数量的诗歌作品受到海 内外诗界高度的尊重。他和他的早年诗友们的写 作经验不但得到青年诗人的垂青，也成为诗学学者 们再三研究的对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以来，对《九叶集》诗人和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创 作的研究业已成为一门实实在在的显学。究其原 因，无非是这些诗人诗作所具有的先锋精神和独一 无二的个性魅力倾倒了新生代的诗人和学者们。 这使我想到一句话：众芳之中，以特色之花最为珍贵。
关于辛笛诗歌创作的个性，人们已经做了许多 总结和探究，这里不拟多说。我只是觉得，在现有 的成果之外，仍然有许多观察角度可供选择，也仍 然有许多课题需要深入。
比如辛笛诗歌观念的构成似乎就有进一步探 寻的余地。在辛笛现有的著作中，并没有专门的理 论作品，但这并不等于说辛笛没有自己的诗歌观 点。他甚至计划在老年阶段系统整理这些观点。 他在一九八二年接受香港诗人彦火采访时就表达 过要撰写“诗论”的想法，而这之后他也确实写过不 少这方面的文章。应当说，就其诗歌观念的基本点 来说，辛笛是现实主义的，但是透过他的文论和谈 话，又可以感知他对诗歌本体的充分尊重。他的诗 绝不脱离现实，但他的诗又绝对艺术，而且现代。 他对现代诗节奏、语言的看法和他对青年诗人艺术 探索的理解使他成为现代诗艺的先知。也许理解 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事实上，辛笛和他的同代人 的确是中国诗歌现代化的先行者。
再如他的书评集《夜读书记》，似乎也是一部评 价不够的散文随笔集。阅读辛笛的诗作，可以感知 他语言修养的深厚，而读他的随笔，则可以窥测他 这语言修养的渊源。有着良好的旧学根柢和扎实 的西学积累的辛笛，当他一边介绍、一边剖析那些西方文学和语言学甚至是医药学著作时，是多么游 刃有余和从容不迫呵！读完了这部书评集，难免感 叹自己这代人对西方文化的无知。因为确实，我们 自以为时髦的很多东西，辛笛先生早已娓娓地介绍 给我们了。而且，辛笛随笔的语言是那么优雅、简 洁、老到。可以设想，假若辛笛不改入银行职业而 一直身在高校，或许会成为另一个钱锺书吧？
好在对辛笛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从王圣思 教授撰写的辛笛传记《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这部新 著，我看到许多真实、细腻的记录和分析。这其中 就包括对辛笛“诗观”形成过程的探究、对他“文革” 时期转而写作“七绝”旧诗苦衷的描述。叫人感觉 亲切的是，这部传记以一个女儿对父亲的爱和平实 质朴的散文风格，传达出了作为诗人、学者、丈夫、 父亲和爱国者的辛笛先生全部的魅力。
三我有两本辛笛先生亲笔题签的著作，一本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作者赠送友人的《夜读书 记》，另一本是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在上海 拜访先生时得到的馈赠———《鯼偶拾》。两本都 是散文随笔集。《夜读书记》得自校图书馆处理的旧书，是一九 四八年的初版本，扉页有“君湘先生夫人存念”和 “作者卅八、一、十八”的题签，版权页也有“中华民 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的字样。正像那个时代所 印的大多数图书一样，这本《夜读书记》所用纸张也 是相当粗劣，而今已经发黄变脆。但是那朴素端庄 的封面和繁体竖排的样式，还是令人十分喜爱。这 是一部书评集，全书包括“前言”一篇、正文十篇、 “附录一”两篇、“附录二”一篇和“后记”一篇，共十 五篇，大约十几万字。辛笛在“后记”中描述了这些 文字的来历和自己文字生涯的变迁：“这里的文字 就写作时间说，前后有十二年。这不能算是很短的 光阴，我个人在气质上变化很大，由青春性的易感 走入了中年的朴直，因而我今日的文字也许是摆脱 了不少自伤幽独的调子，可是不免于枯涩单调之感。这自然是由于客观的环境和我个人的生活都 有划然的变迁在。最初九年，我是先去欧洲读书， 临末回来，因为避乱改习了做生意，如是我的思想 和情感一直在深深的静默里埋藏。抗战胜利，银梦 在死叶上复苏，于是在工作的余闲，我重新拾起了 文字生涯。”而正文中有关英美书籍的介绍文章，则 来自一九四六年秋《大公报》“出版界”周刊编者潘 际穅先生的约稿。
二〇〇〇年春，我趁出差上海之际，先后拜访 了几位心仪已久的现代文学前辈作家和学者。四 月二十四日上午从华东师大钱谷融教授寓所出来， 下午赶到愚园路施蛰存先生家中，拜访结束的时 候，已是四点多钟。还来得及赶到南京西路拜见辛 笛先生吗？当时我颇为犹豫，因为在此之前，我虽曾 有一次致信先生，但并未收到回复，故而对这次拜访 缺乏信心。但想想机会难得，时间宝贵，我决心冒昧 上门。终于，按照曹辛之先生生前提供的地址，我找 到南京西路一一七三弄，敲开了辛笛寓所的门。
一间很大的房子，一壁层层叠叠的书籍，一张很大很大的书案，而辛笛先生就坐在高大的书橱和 很大很大的书案之间，是一位穿着中式服装、态度 非常谦和的老者。他的夫人坐在对面一张沙发上， 他的女儿、也是知名的英美文学学者王圣思教授则 一面招呼客人，一面陪侍在两位老人身边。
那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会面，我对诗人辛笛先生 有了十分真切的感知。记得那天我向辛笛先生询 问过《风景》、《逻辑》等诗作的创作背景，讨论过施 蛰存的意象诗《蛏子》，也谈到了诗人作为知识分子 所应有的责任意识和独立见解，当我提到一位有影 响、和他也有交谊的老诗人时，辛笛先生宽厚地笑 着说：“他是个老好人。”
而我也问起了那本流落到山东去的《夜读书 记》，设想着它在漂流过程中可能会有的传奇故事。 根据老人的回忆，这本书的受赠者原是诗人的邻 居，后来举家迁居香港。那么，《夜读书记》就很可 能是在时代转换的特定时刻无奈地流落于旧书市 的吧？因为书的封底有“上海旧书店，售价：０．５０” 的紫色书章。拜访诗人辛笛，上海南京西路辛笛寓所，二〇〇〇年四月
回到泰安后，我又询问了学校原教务处的一位 老领导，据他说，这本书连同数百册现代文学原版 书，都是学校在六十年代初期因教学需要而由现代 文学教师专门到上海、南京选购的。
这本《夜读书记》的故事，圣思老师在随后撰写 的《辛笛传》第八章说到“书评散文集《夜读书记》” 时还特意提到，令人感念。
是的，“书流落到旧书店是写书人的悲哀，但给 买书人买去，重获知音，这又是写书人的幸运”。
那天从辛笛先生家里出来时，南京西路已是华 灯初上，人们都在急急忙忙地下班回家。怀里揣着 辛笛先生赠送的新著《鯼偶拾》，我感觉一身 轻松。
四诗人呵，谁说你已经离我们而去？谁说我们已 不再需要你？
在这个太繁华而又太贫困的世界，诗歌的声音正变得微弱，灵魂的灯也开始模糊不清。 但是有你的诗陪伴着我们，我们 并不觉得寂寞。
你是我们中间的先知 是以血来化作你的声音 化作也是我们的声音 在田野上 溪畔林中 随处你都召唤起一些人 一些怀有人民热情的人 你不是孤单的……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日 杭州
唐弢 书话内外
一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着眼，说唐弢具有作 家、学者，以及新文学图书收藏者这样三重身份应 该是没有问题的。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 代的五十多年间，唐弢的名声虽然并不是特别显 赫，但却是众多左翼文化人中的重要一员。和他的 作家、学者、新文学图书收藏者的三重身份都有着 某种关联，他的声誉一部分来自他众多作品中的一 个品种，即新文学书话。
书话，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也可以解释为“话 书”或“书之话”，即对于图书的介绍与评价。对这 个民国以后才出现的文体，唐弢由中国传统文学中 的“诗话”、“词话”、“曲话”和“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总结过他所谓“书话”的 文体特征，即“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 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 品的介绍”。又表示他欲企及的目标是：“竭力想把 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 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似的抒情。”（《书 话·序》一九六二）若干年后重订《晦庵书话》时又 进而提炼出作为“散文”的书话之理想要素：“一点 实事，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 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晦庵书话· 序》一九七九）在同时期的另外一个场合，他再次表 达过类似的观点，也可以视为对那个观点的一种解 释、一次明确与强调：“而书话的形式也确是多种多 样的，怎么写都可以。但我反对有些人把书话仅仅 看作资料的记录，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以为它是散 文，从中包含一些史实，一些掌故，一些观点，一些 抒情的气息，给人以心地舒适的艺术的享受。”（《林 真说书·序》一九八二）
细察唐弢关于书话前前后后三次表述，可以看出对书话文体的个人界定和理想在大同中存在着 小异，即是由最初的有所“偏重（知识）”、“材料的记 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 而逐渐趋于“知识”与“艺术享受”并重，形成了所谓 “四个一点”或“四个一些”即“史实、掌故、观点、抒 情气息”四者并重的书话体散文的个人观点。这个 “史、故、观、情四者并重的书话体散文观”恰恰又对 应了唐氏作家、学者、新文学图书收藏者的三重身 份。因为热衷于图书收藏，所以有撰写书话的特别 条件；因有学者眼光，故注重史实和观点；因固有的 诗人气质和散文家情怀，而执著于抒情气息与图书 后面的轶闻掌故。如此理解唐弢的书话观以及个 人书话风格的生成，应不至大谬吧？
二照唐弢自己的说法，他的“检书、买书、读书、写 书”的六十二年，是经过了一个从“一般买书”到“有 目的地买书”终至于对书的感情“渐渐地淡下去”的过程。他在晚年撰写的短文《我和书》中回忆这一 过程，详尽而兼带耐人寻味的大感慨。从一九二七 年到一九四一年，他自谓属于“一般买书”阶段，十 五年中，“就零星购了一些文言著作”和“一些‘五 四’以后的白话书，随读随扔，所余不多”，至一九四 二年，日军入侵上海，“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作 废纸卖书”，这才开始“有目的地”、“大批购书”，买 书的重点则是“偏于‘五四’以后”。一九五九年九 月从上海调北京，此后开始另一段购书生涯。
既有存书，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成了“藏”书 家，撰写书话的客观条件毕竟具备了，这就有了一 九四五年春天“蛰居上海，有时披览书籍，随手作些 札记”之举，开始了唐弢书话撰写、发表、出版、再版 乃至于被尊奉为“在书话创作方面总其大成”的书 话“大家”之旅。
唐弢书话最早见载于《万象》，继而大量发表于《文汇报》的“世纪风”和“文化街”，后来《联合日报》（晚刊）、《文艺春秋》、《动力文丛》、《文讯》、《时与 文》以及香港《大公报》都或多或少地刊载过。这可以算是第一阶段，前后写了一百二三十篇之多。第 二阶段始于一九五六年《读书月报》之约，先后在该 年第十、十一、十二期和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发表了《开场白》、《域外小说集》、《画册的装帧》、《线装诗 集》、《儒勒·凡尔纳》和《药用植物及其他》六篇。 其后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开始在《人民日报》副刊 连续发表，至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前后又发表二 十余篇，终至在一九六二年六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了唐氏第一本书话集，书名就“书话”二字，收入其 中的除了新撰的书话，亦有“选改”于旧作者。然这 一阶段或可说还有后续，即一九六五年后半和一九 六六年初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书城八记”系列， 随后“文革”开始，这一阶段才算结束。第三阶段是 一跨十三年后的一九七九年，作者将一九四五年至 一九六六年前后二十余年中撰写的全部书话结集 为《晦庵书话》，并新撰序言，翌年由北京三联书店 出版，此后虽仍有书话体散文写作，但不再有先前 专以“书话”标示的连续刊载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离世后别人编辑的《唐弢书话》、《唐弢文集·
序跋书话卷》出版，所谓唐弢书话才算有了比较全 面的终结。
三但是，说是“终结”，仅仅只是就初步的归纳而 言，对于唐弢书话由内而外的更为细致的观察和疑 问，仿佛才刚刚开始。作为一般介绍，此文不拟展开 讨论由这些观察和疑问浮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只想 就唐弢书话由民国进入共和国阶段后其书话写作、 “选改”方面出现的一点点异乎寻常的变异稍作勾勒， 以猜度时代变迁给唐弢创作心理带来的微妙触动。
我最早接触唐弢书话，是一九八一年十月在济 南齐鲁书社购买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一版《晦庵书 话》之时，当时所喜的是三联书店版的这本书别致 的装帧设计和里面关于新文学作品、期刊的有趣介 绍。然说来奇怪，我竟没有全部地、认真地逐篇读 完这部厚厚的书话，更没有能力以学术眼光打量它 的来龙去脉，因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刚读过两年专科中文的二十岁小青年，对类似“出土文物”一样的中 国新文学正睁大着一双好奇和惊讶的眼睛，哪里具 备深度解读甚至指谬辨析的素质呢！而今将近三 十年过去，再次打开《晦庵书话》，仔细研读两篇序 文、五个部分共一百六十七篇书话，结合如今能够 看到的唐弢创作系年和其他资料，倒慢慢读出一点 意味来了。
其一是写于建国后、“文革”之前，主要是《人民 日报》上的书话，在选择所话之书、话的语言措词方 面较之民国时期的书话有了相当大的差异。一九 六一、一九六二两年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新撰书 话凡二十余篇，如《骈肩作战》，如《革命的感情》，如 “翻版书”和“关于禁书”两个小系列，以及《“奉令停 刊”》等等，所选尽是“左翼”之书，所议尽是“斗争” 之事，所操尽是“革命”之语。不用说，这自然是冷 战时代海峡两岸共同的政治“一边倒”现象的结果， 因为即使在这些故事发生的当年，唐弢书话也绝非 这种风格，那么，对于唐弢本人而言，这样的变异意 味着什么呢？
其二是一部分“选改”于民国时期、重新发表于 “文革”之前《人民日报》的书话，的确是有“选”有 “改”。譬如《饶了她》、《闲话〈呐喊〉》、《半农杂文》、《撕碎了的〈旧梦〉》约十余篇正如唐弢本人所说“就 手头剪存的部分选改十几段”，之所以“选改”，自然 也还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和话语的转变，即如《饶了她》中若干处“反动派”云云，固然亦不像是一 九四五年初刊于《文汇报》时的口气吧？不过相对 而言，因为毕竟是旧作，某些篇什还是保留了较为 纯正的味道，如《两本散文》之赞誉梁遇春为“文体 家”，《朱自清》之推崇朱自清散文的“情致”，就仍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