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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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与文化构建试读：
前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深入开展文化研究、积极构建先进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男女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先进性别文化则是推动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重要思想源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推进以男女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法律和政策，营造男女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但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的多元化、商业化、市场化特征日益明显，在性别文化方面，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和死灰复燃的腐朽文化也以不同的形式再现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给新时期妇女发展带来了新的困惑和挑战。因此，我们应该抓住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利时机，深入研究中国性别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客观分析中国社会性别文化发展现状，积极探索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先进性别文化的有效路径。
本论文集收集了《妇女研究论丛》1992～2011年共20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力图从不同侧面展现性别文化的产生和作用机制，论证扬弃传统性别文化的必要性，为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先进性别文化提供智识支持。全书分六部分：第一部分关注媒介和传播中对性别的不同呈现。作者通过对广告、影视作品、新闻报道等媒介内容的研究，分析了媒介传播的性别平等意识及性别建构模式，探讨了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性别歧视的成因，提出了客观公正地呈现两性角色的报道和宣传策略。第二部分关注文学和语言对性别的构建。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寻找性别写作的文化空间，探寻商品化对女性身体写作的影响，呈现古今权力语言围困下不同女性的文化处境，为言说女性和女性言说提供新的叙事策略。第三部分关注身体和生育文化中的性别构建。作者通过对整形美容、缠足、束胸丰胸等一系列身体再造行为以及生育文化的分析，呈现了病态审美文化和性别偏好文化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控制，而通过典型形象分析，作者提出超越身体困境的行动策略。第四部分关注仪礼和社会观念对性别的不同期待和规范。作者通过对贞操文化、仪礼规范、传统性别观念等的讨论，探讨了女性权利的历史性沉沦起伏以及传统性别观念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就业和婚姻家庭领域的种种表现，提出男性参与观念和行动变革的重要性。第五部分关注仪式和节俗文化对性别的不同规范和构建。作者通过对各种仪式、节日节物的分析，讨论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中特有的性别指述关系。第六部分关注在历史及有关事件中的性别呈现。作者道古论今，分析了在历史长河中女性的“缺席”与“在场”，以及由于传统性别文化的不断沉疴泛起而使女性在诸多历史事件中历经的悲剧命运。以上不同视角的性别呈现，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两性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被文化之手所掌控，因此，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改变落后的性别文化必须依靠有识之士的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依靠全社会共同构建先进性别文化的主动参与精神。
需要说明的是，本论文集是《妇女研究论丛》20年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的选编，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当时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随着妇女/性别研究的不断深化和视野的不断拓展，妇女研究成果也不断走向成熟。虽然某些作品中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但这是中国妇女研究历程真实的记录。正是20年的不断探索，才有了今天日臻成熟的理论认识，也有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坚韧不拔地继续探求。因此，编者在尊重历史和作者观点的前提下只做一些文字修改，基本保持论文原貌，以此客观展现认识过程。另外，对于作者简介，我们也是按照当初刊发文章时载明的信息进行介绍，而不是其目前的学术身份。
本书是多方面合作的结晶，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和出版者的心血。谭琳、姜秀花、宓瑞新、史凯亮、王庆红组织和参与了本书的论文筛选、编辑、校对、排版以及各种联络工作，英文目录和摘要的翻译由梁良兴、陈澜燕、杜洁完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人员在编辑出版方面予以积极协作。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知识水平所限，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大家指正。编者2012年2月18日
媒介·传播·性别
社会性别视角中的传播新技术与女性
[1]卜卫摘要：本文利用2001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五城市互联网使用及其影响的调查数据，探讨了传播新技术是否能增加女性权利的问题。调查表明，一方面，传播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受众的被动地位，增加了受众信息交流和表达的机会；另一方面，女性上网比例较低，女性用户可利用的资源较少，比男性更少受惠于传播新技术，这可能会增加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为此，本研究提出了若干提高女性获得信息的机会和技能，及促进信息公平流动的建议。
关键词：传播新技术 女性 受众 互联网 媒介需要一 研究目的1.传播新技术的概念和意义
在本研究中，计算机/互联网被看做传播新技术，这种技术已经被广泛用来作为接收和传送信息的工具。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统计，中国用户已从1997年的62万增加到2001年的2650
[2]万。传播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受众的地位，并对以往媒体、政府、公众及各种群体之间的权利关系提出了挑战。
在大众媒介传播中，“受众”意味着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特别是交互技术赋予“受众”一定的能力，使之成为信息的用户，可以对网络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处理和传播。计算机/互联网为用户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一定意义上解构了传统的传—受关系。传—受关系的变化如图1、图2所示：图1 传统媒介传播图2 网络传播
从“受众”到“用户”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用户地位的提高，权利的增强，大众传播中的受众可能正在成长为新的传—受关系中的主体。其结果是，受众拥有更多的信息，受众更有力量，所谓的“信息就是力量”或“信息就是权力”（information is power）。2.从社会性别视角看传播新技术的发展
社会性别概念的本质是要发现何种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或非主体性或性别歧视被视为当然合理，并向这种歧视女性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和挑战。回顾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众媒介与女性的关系，我们提出如下质疑：在大众媒介面前，女性是受众、被利用的目标、被观赏者、潜在的消费者、被贬抑者、被定型的形象？还是媒介的使用者、操作者、重要的信息来源、满足信息需要的主体或传播主体？大量观察发现，在大众传播时代，妇女并没有像男性一样得到“主体”地位。
在传播新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同样的问题。经验表明，女性地位并不能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自然地得到提高，其权利也不能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自然地得到增长，女性常常被新技术置于更边缘的地位。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上，苹果电脑有限公司副总裁罗宾·亚伯拉姆斯提出，“信息就是力量”，号召女性通过计算机等传播新技术进入社会主流，积极接收和传播有利于女性发展的信息，以消除现实生活中的“南北信息沟”和“男女信息沟”，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我们应该考虑，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如何能获得能力和应有的权利，发展成互联网上与男性平等的力量。从社会性别视角看传播新技术与女性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女性上网比例的问题，而要发现女性缘何没有成为传播新技术的使用者，传播新技术使用与原有的性别关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只有将传播新技术与女性地位、权利相联系，只有考虑到传播新技术是否以及如何赋权女性的时候，我们谈女性上网才有意义。3.研究的问题
本研究关心的是：（1）女性的互联网接近权利，即女性是否能接近互联网？什么因素影响她们上网？（2）女性信息知晓的权利，即在现代社会何种媒介更能满足女性的信息需求？（3）女性使用互联网的权利，即女性如何使用互联网及其对她们的影响。本研究将回答如下问题：（1）女性上网比例；（2）何种因素影响女性上网；（3）与互联网相比，媒介是否能以及如何满足女性的信息和娱乐需求；（4）女性用户如何使用互联网；（5）女性对互联网的态度；（6）互联网对女性价值观念的影响。二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调查主要针对城市居民而非农村受众。
调查样本定义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市区家庭户内17～60岁的男女居民，其中网络用户比例最低限制为：北京（50%）、上海和广州（各40%）、长沙和成都（各30%）。五城市平均分配为600个样本/城市，共计3000个样本。抽样资料来源于1998年北京、上海、长沙、广州和成都五市的户籍基础调查，抽取的最终单位为家庭户，每户1人。
考虑到中国有相当比例的网络用户是在校学生，正式入户访问时间为2001年1月20日至2月5日（春节寒假期间）。调查实际发放问卷3300份，成功访问3145个样本，其中包括网民样本1451个，占成功访问样本总体的46%。
本研究根据不同的总体，对样本作相应的加权。在本次调查研究中需要估计的总体包括：（1）用户样本。根据数据分析，采用北京和上海放大，广州、成都和长沙浓缩，使原样本数1451加权后为1045，达到95%置信度时的抽样误差为3%。（2）非用户样本。采用北京和上海放大，广州、成都和长沙浓缩，使原非用户样本数1702加权后为1086，达到95%置信度时的抽样误差为3%。
本研究主要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并辅之以文献分析。三 研究结果
在本项研究中，“用户”指自调查之日起，在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并且使用频度在每周1次及以上者。（一）互联网用户的性别比例
根据CNNIC最新统计，在我国2650万网络用户中，女性用户占38.7%，其历年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表1 CNNIC 1997～2001年统计的网络用户
1997～1999年，女性网民比例相当低。考察其调查方法，也可能是由于采用网上放置问卷方法所致，女性比男性更不愿意填答。自2000年后，CNNIC采用网上调查与网下调查结合的方法，以获得更[3]为可靠的数据。
1996年对瀛海威时空网络的用户性别进行研究时发现，1995～1996年在2000个用户中，男性占84.4%，女性占15.6%；1997年统计表明，女性的比例更少。从笔者对1996年的网络用户性别进行调查的结果来看，男性占92.31%，女性占7.69%。从以往的调查看，男性[4]用户也多于女性。目前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的[5]用户性别统计表明，女性占18%，男性占82%。
人民网1999年的受众分析也表明，在该网站用户中，男性占[6]80.95%，女性占19.05%。
从数据中可发现，男性身份与其社会经济地位是紧密联系的。如东方网的性别统计说明，男性占用户的76%，女性占24%。东方网对其受众总体的描述是：“以男性用户为主，年龄在18～45岁之间，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的职业和丰厚的收入，具有消费能力、经济实力、[7]影响力的社会中坚分子。”
在本项研究中，被调查的五城市互联网用户以男性居多，占61%；女性占39%（N=1041）。可以看出，尽管近年来女性比例有很大增长，但仍低于男性。（二）影响女性上网的因素
从对男女居民是否上网的统计中可以发现，影响其是否上网的主要因素是：（1）年龄。五城市用户平均年龄为27.01岁（N=1041），非用户平均年龄为37.21岁（N=1083）。均值差异检验发现其差异显著（F=405.972，Sig=.000）。（2）文化程度。交互分析表明，用户的文化程度显著高于非用户（Sig=.000）。（3）是否单身。多数用户没有配偶（64.6%）（N=1083）；而在非用户中，有配偶的（包括稳定的同居关系）占大多数（67.6%）（N=1086）。交互分析表明，二者差异显著（Sig=.000）。（4）职业。五城市用户统计显示，“在校学生或研究生”的比例最高，占用户的42.6%；其次为干部和管理人员，占16.0%；科教文卫工作者占11.2%；其他职业的用户共为30.2%（N=1029）。（5）家庭收入。交互分析表明，用户家庭收入明显高于非用户（Sig=.000）。
本研究对用户的描述是：大多数为男性（61%），年龄较轻（平均年龄为27岁），高学历（超过50%的用户有大专以上学历），单身（超过60%的用户无配偶），其职业主要为在校学生或研究生、管理干部和科教文卫工作者，且收入较高。其中，学历、职业和收入表明了用户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
对女性用户与非用户统计说明，影响女性上网的因素如下：（1）年龄。与非用户（平均37.75岁）相比，用户年龄较轻（平均25.65岁），且差异显著（F=272.527，Sig=.000，N=999）。（2）文化程度。用户文化程度更高，且差异显著（P=.000）。调查发现，在用户中，拥有大专学历的占27.3%，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31.0%，合计为58.3%。但在非用户中，拥有大专学历的只占13.0%，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仅有4.1%，合计为17.1%。（3）职业。用户中脑力劳动者居多，卡方分析差异显著（P=.000）（见表2）。（4）是否有子女。用户中有孩子的女性比例较低，卡方分析差异显著（P=.000）。调查发现，在用户中，没有孩子的占81.7%，有一个孩子的占18.0%；而在非用户中，没有孩子的占45.7%，有一个孩子的占51.9%。（5）收入。均值差异检验表明，用户收入均值（3.27）高于非用户（2.62），且有显著差异（P=.000，N=819）（说明：2=401～1000元；3=1001～1500元）。表2 女性用户与非用户在职业上的比较（N=962）
我们将女性是否上网作为因变量，将影响女性上网的因素作为备选变量，采用逐步法作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共进入4个变量，其方程线性显著（F=110.691，P=0.0000），多元回归系数R=.599，判断系数R2=.359（见表3）。表3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N=998）
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如果以T值显著度.000为标准的话，控制相关变量，则影响上网的变量依次是：（1）年龄。年轻女性上网较多。（2）文化程度。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上网较多。（3）是否有18岁以下子女。没有18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上网较多。（4）家庭平均收入。家庭收入越高，上网越多。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用户大都单身，家庭平均收入其实是个人收入。女性文化程度和收入可代表其社会经济地位。拥有互联网接近权利的女性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且年轻的女性。而婚姻状态并不影响其上网。影响女性上网的因素依次排列为：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有18岁以下子女和经济收入，这显然与其社会经济地位有关。（三）女性用户与非用户在媒介使用上的比较
本研究将互联网、计算机看做大众媒介，在大众媒介环境中研究女性的互联网接触。1.女性用户与非用户的媒介接触时间
我们发现，女性用户的生活比女性非用户更为开放，她们使用媒介更多，交流更多。在列出的13种媒介接触和交流活动中，女性用户报纸接触、广播接触、录像带接触、杂志接触和体育运动方面与女性非用户所用的时间基本一样多，电视接触时间比非用户少，且差异显著，但在读书、录音带接触、电子游戏接触、上网、打电话、与朋友在一起、使用电脑七个方面所用时间显著高于女性非用户（见表4）。表4 女性平均每周花多少时间做下列事情（N=999）2.用户与非用户的媒介需要
本研究以传播新技术的功能为基础，将媒介需求分成八类，并考察六种媒介（电视、报纸、杂志、书籍和广播五种传统媒介加上互联网）在实现这些需求过程中对用户和非用户的不同作用，结果发现：电视、报纸和互联网能满足超过60%的用户了解国内外新闻事件的需要，互联网、电视、报纸能满足超过50%的用户“获得有关个人生活的信息”的需要。在“获得有关学习的信息”方面，超过61%的用户依赖书籍，超过56%的用户依赖互联网。对“满足娱乐或个人爱好”、“表达个人意见和观点”、“参与社会活动”以及“增进个人感情”等需要方面，用户选择互联网的比例最高。
在本次调查中，非用户对于“了解国内外新闻事件”的需要，选择电视和报纸的比例最高，分别为91.6%和71.2%。对“获得有关个人生活的信息”的需要，超过60%的非用户选择了电视和报纸。对“获得有关学习的信息”的需要，43%～48%的非用户选择了书籍。在“满足娱乐或个人爱好”的需要方面，超过65.2%的非用户选择了电视。除了21%的非用户选择用报纸来表达个人意见，对其余四种需要，即“表达个人意见和观点或发表作品”、“与别人交流观点或信息”、“参与社会活动”、“增进个人感情”，非用户所选择的媒介的比例均未超过20%，因为超过50%的非用户认为这样的需求“都不能”满足。
在五种传统媒介中，非用户更依赖电视、广播、报纸，而用户更依赖杂志和书籍。
性别差异分析表明，在“获得有关个人生活的信息”的需求（P=.001）、获得“娱乐或个人爱好”需求方面（P=.004），女性比男性更依赖杂志。研究还发现，在获得“娱乐或个人爱好”需求方面（P=.000）和“参与社会活动”方面（P=.001），女性比男性更依赖广播。杂志与广播似乎更像是女性的媒介。
对女性用户与非用户的统计结果说明，在上述所有需求中，女性用户更依赖互联网，其差异显著（P均为.000）。其余的主要差异如下：（1）了解国内外新闻事件，用户比非用户更依赖广播；（2）获得有关个人生活的信息，用户比非用户更不依赖电视和广播，但更依赖杂志；（3）获得有关学习的信息，用户比非用户更不依赖电视、报纸和广播，但更依赖书籍；（4）满足娱乐或个人爱好的需要，用户比非用户更依赖杂志和书籍；（5）参与社会活动，用户比非用户更依赖杂志。可以看出，女性用户即使上了网，仍然需要使用杂志和广播来满足自己的媒介需要。
媒介可以满足受众寻求信息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其表达、交流信息的需要。这后一种需要主要依赖互联网技术。但由于女性上网比例低于男性，在表达个人意见和观点、与他人交流观点、参与社会活动、增进个人感情等方面，女性处于较不利的地位，因而使信息流动趋向于不平衡。对女性用户与非用户的交互分析说明，广大女性非用户几乎没有任何媒介手段来满足上述需要。或者说，互联网增加了以男性为主体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男性为主体的受众地位。如果互联网的性别比例不能达到平衡的话，就很难改变女性的受众地位。（四）男女用户互联网使用比较
上网月数比较：男用户平均上网35.3个月，女用户平均上网28.5个月，女用户网龄较短，且差异显著（N=964，P=.000）。
互联网使用频度比较：男用户使用频度高于女用户，且差异显著（P=.003）。
互联网使用时间比较（分钟/周）：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男用户互联网使用时间均多于女用户（见表5）。
使用网站的语言类型：中国互联网用户平均使用时间最长的还是国内的中文网站（占76.2%），其次是海外中文网站（占14.61%），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访问外文网站（9.19%）。性别差异分析表明，男性与女性在使用海外中文网站上没有差异，但在使用外文网站、大陆中文网站方面有显著差异（见表5），这意味着男性拥有更多的外文信息。表5 男女用户在互联网使用时间和语言类型方面的比较
使用互联网的用途比较：调查中，我们列出了23种用途请用户进行多项选择，结果发现，男女用户在收发电子邮件、欣赏或下载音乐、满足个人爱好、在家办公、查找旅游信息、阅读新闻、银行业务处理、订阅电子刊物、查看分类广告、查询医药信息、找工作、网上购物、查阅有关知识的信息、拍卖、炒股、聊天、发表意见等大多数用途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下列用途中表现出显著差异：男用户比女用户更喜欢玩游戏（N=1044，P=.000）；男用户比女用户更多地学习电脑知识（N=1042，P=.001）；男用户比女用户更经常使用代理服务器（N=1037，P=.004）；女用户比男用户更多地利用互联网完成学校功课（N=1042，P=.001）；女用户比男用户更多地上网查询娱乐信息（N=1042，P=.005）。
调查还表明，男女用户在与人交流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如在使用聊天室、留言板和ICQ方面，女用户与男用户一样主动。进一步统计发现，网上交往增加了女性经常保持联系的朋友的数量，与男性相比且有显著差异（P=.006）。
我们看到，一方面，女性用户通过上网增加了信息交流，另一方面，女性用户不如男性能使用更多的资源。（五）对互联网的态度和社会价值观念
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P=.001）、女性用户比非用户（P=.000）对互联网持更积极的态度，且差异显著。
本研究所测量的社会价值观念集中于“开放”观念。我们在文献研究、个人访谈、用户组和非用户组的焦点组访谈、两次问卷测试等研究的基础上，确认在2000年的调查中，以“了解与接受”、“尝试与创新”作为受互联网影响的“开放”的两组核心概念。研究假设为，互联网作为一种双向传播系统，将会有效地影响人的开放程度，即使人们更加倾向于主动了解和接受与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看法完全不同的东西，倾听不同的声音；更倾向于积极“学习”和“尝试”新事物。本研究通过15道问题，了解被试者在观念和行为上的开放程度。对女性用户与非用户的均值差异检验说明，女性用户（均值为65.9）与非用户（均值为61.7）在开放量表总分上有显著差异（N=976，P=.000），女性用户在开放量表得分上显著高于非用户。
当然，互联网使用是否直接能影响人的开放程度，还需要参考其他重要变量进行深入研究，并需要进行逐年观察，目前本报告只是一个探索性研究。但如果能确定互联网使用与人的开放程度的关系，无论是直接关系还是间接关系，那么当女性不能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媒介资源、教育资源等发展资源时，她们在互联网时代就会被置于不利地位。四 研究小结
在使用互联网后，女性用户比非用户有更多的接近信息与娱乐的途径，有更多的表达和交流途径，能满足更多的个人需求，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更加开放，也因此会拥有更多的生活选择。这也正是互联网对于暂时处于劣势地位的妇女群体的意义。但是，与男性群体相比，女性在使用传播新技术方面正处于不利地位，主要表现在接近途径、使用时间和部分功能方面。这种不利地位与男女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文化观念紧密相连。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则女性可能获得的权利更少。当然，不仅是女性，所有的弱势群体可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改变这种不利地位，需要对原有传播和社会结构进行审视。
The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Women in the Gender LightBu Wei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a survey of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its influence in Beijing，Shanghai，Guangzhou，Chengdu，and Changsha in 2001，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ssue about the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women’s rights.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show that the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changed passive audience into active user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increased their opportunities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express themselves，but women have received much less benefits than men. The survey shows that women users are less than men，and their using time，frequency and source on the Internet are less than men too. It is possible，therefore，to increase gender inequality in real life. In view of this，the paper puts forth some suggestions for increasing women’s ability and chance to acquire information，and promoting information flow on a fair basis.
Key words：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women，audience，Internet，media needs（原载于《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2期）注解：[1]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2] http：//www.cnnic.net.cn/develst/report.shtml，2001.[3] http：//www.cnnic.net.cn/develst/report.shtml，2001.[4] 卜卫：《百姓与网络——关于瀛海威网络的调查报告》，《青年研究》1997年第4期。[5] http：//adric.i.com.cn/ad12.htm，2001.[6] http：//www.people.com.cn/people/shouzhong.htm，2001.[7] http：//www.eastday.com/service/index_szfx.htm，2001.
试析大众传播中性别歧视的成因
[1]黄菡摘要：本文认为，大众传播的公众性使它倾向于迎合大众心理，包括暗合他们落后的性别意识。同时，作为社会扩展主流文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它难免要表现出由传统积淀而来的性别歧视。大众传播媒介普遍地商业化运作，由此出现了一切可能促进销售的行为，包括针对更有购买力的男性促销，把女性性对象化、商品化。大众传播的信息源是社会组织，而这类组织往往是与国家权力有紧密联系的社会核心组织，是性别制度中有比较明显的性别特征的组织，女性通常只能在其边缘发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大众传播 性别歧视 成因
性别歧视指个体针对特定性别的人的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以及社会对特定性别的人的限制性的、制度化的法律和规章。在人类社会中，最为普遍和常见的性别歧视是对女性的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体现为社会制度对女性公共参与的限制，体现为社会文化对女性规范的特殊要求，也体现为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社会舆论对女性价值的贬低与对女性形象的歪曲。
大众传播，指的是职业传播者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同时向受众传播信息，以期对传播对象产生影响的过程。大众传播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明显的公众性、凭借大众传播媒介实现以及大众传播的信息源是社会组织。我们认为，大众传播的三个特点使它很容易表现出在现代社会文化中仍然根深蒂固的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一 大众传播的公众性
大众传播的公众性意味着向大众传播大众信息，这使它倾向于迎合大众心理，包括暗合他们落后的性别意识。同时，大众传播是社会在社会成员中扩展主流文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难免要表现出主流文化由传统积淀而来的性别歧视。1.社会心理基础
针对特定群体及个体的不公正的、否定性的歧视行为往往带有不符合事实、过分类化、先入为主、不易改变的特点。从社会水平上分析，一方面，偏见的态度和歧视的行为是对不平等地位的合理化。特别是掌握了财富和权力的人，为了维护自己地位的合理性，往往会形成对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的偏见态度，这种偏见态度便是歧视行为内在合理化的根据。比如，将由歧视行为而给对方带来的损害和不幸，看做是对方的劣根劣质所应得。另一方面，歧视的产生和维持也有其社会文化的根源。文化意识形态包含着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不同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是不同的。个体从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他将自己对其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人群视为内群体，而将与之相区别和离异的视为外群体。内外群体之分便导致了群体偏见，即赞赏和顺从内群体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贬低和排斥外群体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
因此，大众传播中的性别歧视的形成有其社会心理基础，大众会“选择”含有性别歧视内容的传播信息。例如，网络的兴起是传媒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开创了全新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女性主义者曾对网络寄予厚望，认为它的发展会改变女性在大众传媒中的弱势地位，为女性提供说话的讲坛。目前中国大陆的女性网民占网民总[2]数的1/3，在台湾地区，这一数字更是达到40%。可以说，面对新兴的网络媒体，女性与男性表现出了同样的兴趣。因此，在任何一家综合性网站，“女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那么，网络中的女人又是怎样的呢？“关于女人的内容仅仅局限于家庭、美容、健身、婚姻、性这些传统女性角色领域，女人并没有借助高科技走出‘家庭’这个小圈子进入外面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她所关心的内容（或者说，网站为女人设定的内容）仍旧摆脱不了父权制下男性为女性设定的好妻子、好母亲这种陈规定型。主题狭隘局限在‘家庭’、‘情感’等私人领域是有[3]关女人的网络内容的一个误区。”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很简单，不是没有坚持积极的女性意识的网站，但坚持女性主义的网站在点击率和知名度上都远不及比它落后的综合网站。是网民们作出的选择帮助网站运营者们作出了选择，可以认为，在男性文化中孕育出的媒介模式，只能反过来反映并强化这种文化。受到强大文化背景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内容上脱胎于传统媒体的网络媒体依然可能不知不觉地成为男权意识的“共谋”。2.制媒者与“把关人”的性别意识
因为职业的原因，制媒者与“把关人”比其他人对大众文化更熟悉和敏感。我们希望他们能有积极的性别意识，但如果他们从来就没有被要求注意到这些，他们又怎么能做到呢？
我们来看看某家省级电视台卫星频道的一档节目是怎样表达女性的。这个在黄金时间所谓“强档推出”的女性节目，大致内容是让几位经报名、挑选而入围的女性，在观众面前进行一些比赛，决出优胜者，并在比赛的过程中展示所谓“百分百”的女性风采。在我所看到的那一档里，参赛女性们被要求解决以下问题：如何面对自己着装上的尴尬；怎样乞求丈夫的原谅；做水果拼盘，学唱评弹。可谓“百分百”地复制传统的女性形象。这难道跟节目编辑、制片人甚至艺术总监的性别意识没有关系吗？
网络上性别意识不正确，甚至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网络主持人本身的性别意识不够或者混乱不清。一家高呼女性主义的网站称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为“女人的圣经”，并且把她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塑造的”放在了主页标题下的显著位置上。但我们却看到它仍然在大谈香水、化妆品、服饰、减肥、宠物、购物、消费这些话题，也看到女人的身体成了推销商品的符号。网站的主持人并不真正理解“女性主义”的含义，没有社会性别意识，却又处在发布网上信息、控制网络内容的重要地位上，继续塑造着“女人”。3.文化氛围
性别歧视的氛围不是谁说些什么话或者用什么成文的规定造成的，而是某种惯例、风俗使然，所以要想改变就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它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群体规范，群体规范有维系群体的积极作用，也有约束和限制群体成员认知与行为的消极作用。规范是一种多数人的意见，它要求成员行为趋于中等水平，既不能积极，也不能落后。在规范的限制下，人们往往把一些创造性行为看做是越轨的、不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行为者往往会受到打击和排斥，这就使群体成员习惯于在规定的范围内思考和活动。
制媒者常常低估受众的鉴赏能力，以为大众传播只能不断降低自己的趣味标准去迎合大众。其实求知和求真是人的本性，渴望获得正确的知识和了解世界的真相是人的本能需要。4.语言文字
语言与思维、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人类学家萨丕尔（E.Sapir）所说，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语言模式，这种模式又以其固定的方式为其使用者建构了不同的文化世界。“事实上，‘现实’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某一群体的语言习惯为基础，无意识地建立起[4]来的。”
在汉字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含有性别歧视意义的表达方式。如，有些字留有表达女性地位低下和对女性品格进行污辱的痕迹；某些女性的称谓存在缺位现象，如男老师、男师傅的配偶可以称“师母”，但女老师、女师傅的配偶的称谓便缺省了；两性称谓上也存在男女不平等的标志，如“先生”与“小姐”在称谓的范围上就不对等：“先生”属于语言学家所说的大社会称谓，在任何场合对任何男性都可以这样称呼；而“小姐”则属于小社会称谓，只能称呼未婚女子，“女士”一词尽管可以归为大社会称谓，但只能用于正式场合，仍然没有普适意义。也就是说，始终找不到与男性的大社会称谓“先生”一词对等的属于女性的大社会称谓。还有一些词语反映了对两性价值评判上的不平等的视角差异，如“郎才女貌”，表达了对男性的价值评判[5]沿用的是社会视线，而对女性的评判沿用的则是男性视线。
语言中的性别歧视是性别偏见在人们语言中的反映，反过来，通过使用这些语言，人们又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性别偏见。大众传播总是力图使用能为大众接受的所谓通俗语言，而这些语言恰恰是最容易积淀传统中的性别偏见的。所以，很多传媒在语言上的因循守旧，无意中起到了传播性别偏见的作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近40年来，在英语国家，尽管非性别歧视语还没有达到非用不可的程度，但它毕竟正在逐步进入日常会话和写作的主流之中。随便翻开一张英美的报纸，或瞧一下五花八门的宣传广告，就会发现，supervisor（工头，领班）替代了foreman；workman（工人）变成了worker；seller（推销员）取代了salesman等。这是女性职业成就与社会地位变化的结果，也是女性主义运动反复争取的结果。二 大众传播的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的运作在普遍地商业化，对利润的追求日益蒙蔽推进文明的信念。激发一切可以被激发的需要，把一切可以商品化的东西商品化，实现一切可能实现的销售，包括向更有购买力的男性促销，激发大众容易被激发的性的需求，把女性性对象化、商品化。
经济学家薛兆丰认为，“歧视”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稀缺性。因为僧多粥少，所以就要竞争，而竞争就是要根据某种规则，排出竞争者的先后高下，让胜出的人享用稀缺的资源。而这种“根据某个规则排[6]名”的做法，其实就是歧视。可见，“竞争”导致“歧视”。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薛兆丰的论述，但他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一点启发：歧视行为的产生和经济因素有关。以这种观点来观察大众传播中的性别歧视，我们或许会理解这样一点：男性相对于女性的财富优势使他们更多地拥有对性商品的实际购买力。虽然在生活经验中，购买行为看似多由女性做出，但毫无疑问，购买力更多地存在于男性那里。所以会出现更多的商品以女性形象做广告诉求；在性成为商品时，它更多的是为男性而非女性量身定做的。
我们可以分析到，我们的主流传媒虽然一般说来比较注意支持积极的女性形象，但这只是因为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市场经济缺位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惯性使然，也就是说，它们以往的“不表达”往往是建立在“忽略”而非自觉的基础上。一旦传媒成为市场中独立的经济主体，女性性对象化表达的出现乃至在今日媒体中的泛滥便也绝非偶然了。在现代性中，大众传播既然越来越多地承担的是把大众变成消费者的任务，那么它当然就会迎合一般大众的既有认识，利用大众最容易接受的思想观念来构建符号的表征结构。正如现在的商业广告所承担的使命绝非精神文明建设，它唯一要做的就是：销售！广告创意中流行着3B法则的说法，即美女、宠物、宝贝是永恒的广告表现题材，3B会消除受众与广告诉求之间的隔阂，让他们产生亲切感，进而加强沟通。这不仅在深层次上折射出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的男权倾向，而且也说明广告更本质的意义上是给男人看的。
因此我们也可以分析到，女性主义者曾寄希望于网络的发展，认为它带来的广泛联络、有效参与能促进整个社会性别意识的提高，让女人利用新兴媒体为自己争得“说话”的权利，推动女性运动和事业的发展。但事实上，网络不仅没有发挥这种作用，而且反而比传统媒介更多地传递着性别歧视的信息。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包括，网络与商业之间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从事网络工作的人群中，搞技术出身、做商业贸易出身的人比从传统媒体进入网络媒体的人要多得多，而且网络的运作一开始就是相当市场化、公司化的，因此，网络中的性别问题较之传统媒体会更加受到商业化的负面影响。所以，网络可以增加女性接近媒体、使用媒体的机会，却不一定天然地促进媒体性别意识的提高。
因此我们还可以分析到，当今的大众传播所表现出的对女性信息的重视其实是隐含了一种歧视。正如以写《陪读夫人》而出名的作家王周生指出的：“我们总不能埋怨书商们的眼睛太尖利！他们挑动了掩藏在我们灵魂深处的那条可耻的爬虫，使其走进了一个合法的甚至是光明正大的叙述空间。可以作一种冠冕堂皇的假设：读那些作品，是为了了解女性，欣赏女性。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人玩宠物，每天为它梳毛饮水，购置精食，甚至连宠物打个喷嚏，也要去请名老中医，其重视程度日日有加，其欣赏之状忘乎所以。宠物是得到了主人的重视和欣赏，但这里面是否包含着物种的歧视——人对人之外的其他动物的歧视，不言自明。如果女性甘比宠物，岂不自落性别歧[7]视？”
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8]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或许我们对传媒的评价不必如此戒备，但的确也应同意后现代论者所指出的：今天，私有公司对传播系统的攫取，实质上是一种新的圈地运动。与18世纪英格兰农业资本家将原来公有的土地用篱笆圈起来占为己有一样，新的数码资本家圈起来的是传播的新领域，后资本主义的中心产业是思维和技能，但他们仍然是用来交换的商品，而不是社区共享的公益事业。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有必要对大众传播有更多的、有意识的审视和批判的目光。三 大众传播的信息源是社会组织
大众传播的信息源是社会组织，尤其是在大众传播的早期发展中，这类组织往往是与国家权力有紧密联系的社会核心组织，因而也是性别制度中最具性别特征的组织。女性一直只能在其边缘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寻找男性代言人。
女性主义者们一直强调“个人的即政治的”，意指个人环境是由公共因素来建构的。比如，一个具体的女人的生活处境是由关于强奸和流产的法律，由“妻子”的社会地位，由育儿政策和福利分配，由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劳动性别分工造成的。因此个人的问题也只能经由政治手段和政治行动来解决。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上述说法，我们都得认识到，妇女问题的产生与社会性别制度有着深刻的联系，要从根本上解决妇女问题，就必须彻底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性别制度，建立维护妇女权益的立法及相关机制。而性别歧视的最终消除肯定有赖于整个社会民主与文明程度的提高。
笔者在一家省级党校从事教学工作11年，在近200个班次的领导者与管理者培训中任过教。基本没有例外的是，女性学员占到每个班学员的1/10是正常的，超过这个比例就有点“不正常”了。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中，比如科教文卫、金融、环保机关里面女性多一些，而在一些关键的岗位，比如“一把手”领导岗位上，女性真的是凤毛麟角，比例甚至会低到50∶1。分析这种悬殊比例的形成，除了要承认两性素质现状的客观差异，也必须承认：性别歧视的刻板印象以及它们制度化、组织化的结果一直在起作用。
与女性强势的社会参与比例偏低相比，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有些强势参与的女性缺乏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认同。比如，在某一期县处级公务员任职培训班的课堂讨论中，一位省级机关的女处长的开场白是：“你要说女人心胸狭窄也就罢了，为什么有的男人也心胸狭窄呢？”在某区的女干部培训班上，一位女区委副书记做学习动员，20分钟讲话一言以蔽之的意思是：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女干部培训班？因为女人很落后，如果男人要学一个月的话，女人就要学两个月。不难感觉出，她们强势参与的前提恐怕是以牺牲自身积极的性别认同为代价的。
韩国在改变这一现状方面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韩国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推出了一系列与妇女相关的立法。特别是1998年制定了《禁止性别歧视及补偿法》。据分析，韩国推出有关妇女立法的主要动力来自妇女组织和妇女运动。韩国有4000多个妇女组织，其中不仅有研究性的组织，而且有大量的行动性组织，她们不仅正视和研究妇女问题，更着力地改变着妇女的状况和社会环境。为了使妇女组织形成强有力的力量，韩国妇女在1987年建立了由21个妇女组织参加的全国妇女联盟，它们每年制定一个主要的行动目标。面对大量的妇女问题，她们不满足于解决一个个的具体问题，而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有关的立法及政策。在她们看来，妇女问题的产生与社会性别制度有着深刻的联系，要从根本上解决妇女问题，就必须彻底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性别制度，建立维护妇女权益的立法及相关机制。[9]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Sexual Discrimination in Mass MediaHuang Han
Abstract：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public nature of mass media renders it inclined toward pandering to the tastes and interest of the public，including coinciding with their backward gender consciousness. As society’s important channel of extending mainstream culture，mass media tend to express the sediments of sexual discrimination accumulated over the years.The common commercialized operation of media has bred actions aimed at sales promotion，including promotion targeted at the male sex that has higher purchasing power，and the sexu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female sex. The information source of the media is social organizations，which are usually core organizations with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state power，and having relatively evident gender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ender system. Women usually can only make their voice heard at the very perimeters of these organizations.
Key words：mass media，sexual discrimination，contributing factors（原载于《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2期）注解：[1] 黄菡，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2] 汪洛萍：《CHNIA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四大趋向》，2002年2月24日《经济日报》。[3] 陈阳：《谈网络中的性别歧视》，《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4期。[4]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97。[5] 易思平：《语言文字中的性别歧视》，2001年5月4日《深圳特区报》。[6] 薛兆丰：《为歧视正名》，2001年8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7] 阎春来：《女性：在受重视中被歧视》，2001年3月7日《中华读书报》。[8] 〔英〕格雷厄姆·默多克：《媒体参与的现代性：本世纪末的传播与当代生活》，载《二十世纪：文化自觉与文化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36页。[9] 李慧英：《智慧与策略》，2000年6月27日《中国妇女报》。
主导报纸如何呈现两性
[1]吕频摘要：本文通过对主导报纸《人民日报》的一次小型社会性别监测，统计分析了该报人物报道、专访、图片和性别议题报道的状况，并结合与既往主导报纸社会性别监测结果的对比，指出主导报纸近年来的妇女报道并无明显改善，最突出的问题是忽视妇女和性别议题，通过使妇女“不在场”而固化了男性主导的话语权力格局。
关键词：主导报纸 女性主义 监测一 主导报纸的特性及地位
所谓主导报纸，是指党和政府主办的机关报性质的报纸。大多数新闻传播研究者并不使用此主导报纸的概念，而是将发行量较大的综合类报纸统称为主流报纸或主导报纸。但是，由于立报宗旨、读者定位和管理体制的差异，机关报和市场化都市报纸在价值观念、报道题材和报道手法上都存在明显的区别，其社会形象、读者期待和传播功能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在监测研究中确有必要对这两者做出区分。也有人用“党报”作为主导报纸的统称，但“党报”不能涵盖由政府主办的报纸，而且没有体现出这些报纸的传播特性。主导报纸以党和政府的喉舌自命，其主要传播功能首先在于传播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主张；其次包括对读者进行思想教育和行动动员，对其他媒体进行议程设置、引领舆论，反映社情民意供施政参考等。就其具体报道而言，即使不直接反映党和政府的声音，其内在价值观念也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既服从于权威话语，又是权威话语的日常传播载体。
近年来，随着媒体产业的发展，都市类主流报纸发展迅速，主导报纸对舆论的主导作用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重要地位。2004年十城市居民经常阅读的报纸排名中，各城市排名前10位的报纸中都有[2]当地的主导报纸，2004年主导报纸的广告份额虽然低于综合都市类[3]报纸，但仍然占第二位，拥有超过10%的市场份额。《人民日报》是主导报纸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承担着每天向全国和世界传播与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及主张的重任……既是广大干部群众了解中国共产[4]党中央精神的最主要媒体，也是世界了解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5]2005年该报发行量排名全球日报第九位，其广告额在2004年全国[6]性报纸广告刊登额排名中居第十位，从发行量和广告额可见，该报在读者中和市场上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二 对主导媒体进行社会性别监测的必要性和历史
在媒介性别监测中重视主导报纸的必要性是：第一，如上所述，主导报纸在读者中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力，在传媒产业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无论是对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还是对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新闻传播领域的媒介与性别研究，主导报纸都应仍是不可忽视的对象。第二，主导报纸反映的是社会的主导思想，对其报道进行社会性别监测，能有效揭示主导思想中的性别盲区与误区，为改造主导性别文化提供基础。第三，主导报纸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对主导报纸的性别监测同时也能作为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教育和政策倡导的辅助。第四，主导报纸对其他媒体具有示范作用，对主导报纸的性别监测也将警醒其他媒体及其从业者提高社会性别意识，改善报道。
对于主导报纸的社会性别监测始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筹备期间，1995年，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全国主要报纸有[7]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监测对象为1993年12月10家主导报纸的头版。1997年3月，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发表《三月，要闻版上[8]觅“倩影”》，监测对象为1996年3月8家主导报纸的要闻版。1998[9]年，冯媛发表《男女有别？——主导报纸新闻中的两性世界》（以下简称《男女有别？》），监测对象为8家主导报纸1996年的新闻版。这是第一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主导报纸进行系统性别监测的行动，其成果至今仍是媒介性别研究和批评的基本证据。但是，自1998年至今，再未见有对主导报纸进行社会性别监测的报道。“促进媒体对妇女作出平衡和非陈规定型的描绘”是《行动纲领》“妇女和媒体”关切领域中提出的战略目标之一，在“北京+10”之际，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情况也在评估之列。近10年间主导媒体对妇女的报道有无改善？这是媒介与性别研究者所关注的。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正在组织再一次对8家主导报纸全年新闻版的监测行动并与1996年的监测进行对比，本文仅是在这次大型监测得出结论前的小型个人监测。在下文中，将以《人民日报》2005年5～7月3个月的报纸为例，分析该报人物报道、人物专访和照片中妇女出现的频度，结合与《男女有别？》所得结论的对比，考察该报对妇女报道的重视程度和表现方式，另外也涉及对该报性别议题、妇女运动报道状况的分析。三 人物报道及专访分析《男女有别？》指出，在1996年的主导报纸新闻版中，主导报纸文字和新闻中男性都是压倒性的主角（83.19%），女性新闻人物的言论很少被引述（9%），男性新闻人物的身份以政治和管理领域的负责人为多数，而女性新闻人物的身份比较分散。
笔者对《人民日报》3个月全部人物报道所进行的统计显示：期间共刊登人物报道290篇，其中女性人物报道56篇，约占总数的19.3%，即不足1/5；人物报道中当代人物（注：除去抗战英雄，此一时期该报发表此类历史人物报道较多）的职业分布中，中小学教师最多，一共有8篇，护士、家庭服务员、餐厅服务员等服务类工作人员共占9篇；人物专访93篇，其中女性专访8篇，占总数的8.6%。
从上述统计中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第一，男性仍是主导报纸中压倒性的主角，无论是在人物报道还是专访中都是这样。第二，女性言论的缺失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人民日报》的专访偏重于政策诠释和各领域的宏观形势分析，但接受专访，以权威身份发言的却绝大多数是男性。作为最高党报，《人民日报》发表的言论极受关注，“《人民日报》的言论（尤其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等），已成为《人民日报》的一面旗帜，被认为直接传达着党[10]中央的声音，而备受海内外读者、外国政府和机构的重视”。尽管专访并非以言论体裁出现，但一般在专访中发表的观点会被认为是得到报纸推崇的权威观点，因此专访中女性声音如此微弱值得特别注意。第三，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中女性几乎完全消失。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财经板块，该板块出现的人物和专访对象是企业家、经济学家、行业管理者，而这3个月中没有一篇报道是给予女企业家和行业管理者的，对女经济学家的访谈只有1篇。第四，对女性人物的职业偏好值得注意。党政干部是《人民日报》的主要读者，艺术家和演员则往往很受报纸人物报道的青睐，但实际该报报道最多的女性人物却是中小学教师。中小学教师和服务性工作是传统的女性职业，其共同之处是，是女性传统家庭角色——照顾家庭成员、教育孩子的延伸；虽然名义上受到尊重，但实际社会地位和收入都不高，属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因此，一方面这些人物报道反映了制媒者对女性职业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也透露了他们对女性人物的阶层选择倾向。一个佐证是，另外一些在传统上对女性比较开放而社会地位又较高的职业，如科研工作者、大学教师、文字工作者、医生，都极少有女性成为该报人物报道的对象。第五，报道主题的偏好。这3个月中发表女性人物报道最多的是视点新闻版的“人生境界”栏目，一共有7篇，这是一个专门刊登普通公民捐款助学、抚养孤儿、志愿行动等公益故事的栏目。女性在这类主题中较多出现，符合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特质的想象，即所谓的“女性传统美德”：善良，质朴，有爱心，乐于助人。然而这也是女性主义所挑战的刻板定型之一，将女性系于牺牲者和奉献者的角色，既对她们的赋权和发展不利，也不符合女性生活选择日益多元化的现实。同时，和奉献他人相比，同样应该属于时代主旋律的勇于进取、挑战困难、追求卓越的精神，在该报的女性人物报道中却体现得很不充足。四 性别议题报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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