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世界：兰色姆“本体论批评”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燕楠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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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世界：兰色姆“本体论批评”研究试读：

作者简介

男，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199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进入东北大学外语系任教，后求学于荷兰莱顿大学（文学硕士）、辽宁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学理论、英美文学及文化研究。近年来，在《文艺争鸣》、《社会科学辑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篇。

如果我能通过科学来把握现象并概述它们，我就不能同样地理解这个世界。——［法］阿尔贝·加缪

此书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结项成果，项目编号：13YJA752030。

引言

一、问题提出与选题意义

新批评派对学界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欧美，新批评的理论先驱和第一代代表人物I. A. 瑞恰慈于1929年至1930年在中国清华大学任教，而后几次又来到中国，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新批评从理论构建的初期就在我国开始传播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学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对新批评的译介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似乎是我国学界与一个西方文论的产生和发展零距离接触最为有趣的一段逸事，因此新批评的确值得我们关注。

进入60年代，随着从欧洲大陆进入的各种新潮学说的风行，加之欧美社会运动的爆发，新批评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正如韦勒克所说，“时至今日，大家认为新批评派不仅被取而代之，过时和消亡，[7]而且多少存在误解和谬误之处”。但对于那些反对新批评的人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批评“在（美国的）公立学院和大学中仍然是一[8]个主导的教学模式”，而“当我们谈论具体诗作时我们听起来仍像[9]是新批评家”。赵毅衡说，“对我，对每个文学学生，研究新批评[10]是一个必要的阶段性工作”，而且“新批评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心向往之的课题”，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至今[11]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课题”。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学派，新批评经历了兴衰、起落的发展变化，甚至被当作过时的理论而被弃之不理，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新批评依然发挥着持续不断的影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渗透在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之中。总之，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上看，新批评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示着自己的重要价值。当下，西方文论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理论源泉，但在美国影响巨大的新批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目前，针对新批评理论本身的研究成果却远远谈不上丰富。具体表现在：首先，对新批评的理论系统研究的专著很少，只有赵毅衡、李卫华的[12]两部专著；其次，对新批评的理论梳理工作还未尽善尽美；再次，对于新批评内部成员的理论研究并不深入，成员之间的具体理论差异尚不清晰。由于研究所限，有些中国学者至今仍把新批评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形式主义理论，认为新批评把作品看成是一个自足、封闭的体系，割裂了作品与作者、读者乃至社会历史的联系，甚至抛弃了对作者、读者和社会历史的研究。对新批评的这些误解多是因为我们并未回到新批评产生和发展的原初的语境，没有把以兰色姆为首的新批评派的政治、文化、哲学和宗教诉求和他们的理论主张联系起来。童庆炳认为“他们（新批评）的理论是从他们国家的问题出发，去寻[13]找答案、去建造一种理论体系”，这种观点值得我们借鉴。由此看来，我们对新批评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我们有必要将新批评还原到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审视其生成、变化、繁荣和消亡的真实过程，理解其理论进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以便能够为多文化语境下的当代中国的文论研究提供更为翔实的理论梳理、总结和分析。

研究新批评理论离不开对兰色姆的深入挖掘。兰色姆的本体论思想对新批评的理论构建起到纲领性作用；兰色姆的诗歌理论和批评理论影响了新批评整个流派的理论发展走向；兰色姆对文学批评的规范化和体制化也是新批评统治美国文坛的重要原因。张德兴指出，“在新批评派的进一步发展中，兰色姆是一个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关键人[14]物”，并称赞“兰色姆是新批评理论的真正奠基者”。赵毅衡也把[15]兰色姆称作“新批评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盛宁的论述更加直截了当：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怕只有兰色姆才是名副其实的新批[16]评家”。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狭义的“新批评”派就是兰色姆等[17]“南方批评派”，或与他同道的“本体论批评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没有兰色姆就没有美国新批评。然而，目前中国学者在新批评的研究过程中似乎对瑞恰慈和艾略特更加感兴趣，而对于兰色姆的系统、深入研究并不多见。虽然在各种西方文论教材中会看到对兰色姆的介绍，但在我国鲜有针对兰色姆的专题研究。与其重要性相比，国内学者对兰色姆的专门研究还远远不够。兰色姆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是我们接近新批评的本真面貌的起点和最关键环节。对兰色姆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全面地认识新批评的理论。由此视角来看，本选题对于我国的文论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学界对于新批评的研究从其形成初期就逐渐展开。欧美学者对于早期新批评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其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论争，以正反两派的辩论为主。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也开始接触到了新批评的理论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工作，但主要以推介等形式为主。随着新批评的发展和衰弱，学者对于新批评的研究争论声音并未停息，只是所站立场有所改变，关注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将从国内、外两方面梳理针对新批评的研究状况。

首先，我们对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国外学术界对于新批评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批评形成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理论构建和论战期；第二阶段为新批评对40年代末至50年代出现的众多新兴理论的批评及对新批评理论的重申或调整；第三阶段是新批评作为主流批评理论退出历史舞台后，人们对其进行的反思和评论，时间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和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1924）的问世标志着新批评理论构建的开始。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新批评的理论构建是由美国学者完成的。如赵毅衡所说，随着以兰色姆为首的逃亡者（the Fugitives）和重农派（the Agrarians）的影响不断扩大，美国的“南方批评派”（the Southern Critics）成为新批[18]评的核心，“新批评的主要观点”也都是他们所提出来的。因此，对新批评的理论研究主要是由美国学者完成的。新批评建立初期的研究成果多是论战的文章。从一开始，新批评就是在“与各方面的论辩[19]中发展起来的”。这时期的辩论既包括新批评的前身重农派和逃[20]亡者团体内部的理论纠葛，也包括与其他理论派别的论战。前一种论战可以用韦勒克的话加以描绘：“他们所持的理论学说，往往分[21]歧过大，甚至存在矛盾”；后一种论战主要是对“印象主义者”、[22]“新人文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内部的争论使新批评派的理论得以丰富和凝练；而与北方集团的论战期间，对新批评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成果集中表现在对新批评理论的扩展和充实，甚至使新批评走向了极端，如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发表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另一方面成果是以文本中心论和细读方法为代表的本体论批评方法的确立和推广。这就是新批评的第一阶段研究的总体态势。

第二阶段是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由于大量新思想、新文学理论开始出现，关于新批评的研究成果较少，引起的关注也不多，尽管以新批评的方法进行的批评实践比比皆是（尤其是以新批评的诗歌理论进行的诗歌研究更为普遍），但对于新批评理论本身的研究却不多[23]见。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于新批评理论的发展、维护和对于新出现的文学理论的批驳方面。韦勒克是这一阶段在此领域最活跃的理论家。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和“西方学术界公认的20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被公认为是经典中的经典之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一直盛行不衰，先后被译成20余种文字，成为世界各地众多高等学府文学专业的必备教材。正如刘象愚在译序中介绍的，这本书深受我国文[24]学泰斗钱钟书的推崇，得到了美学大师朱光潜的认可。在理论发展、维护方面，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并从语言入手，划分了日常语言、历史语言、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的界限，进一步明确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和对象。[25]韦勒克在《批评的概念》的《哲学与战后美国文学批评》一章中介绍了新批评的主要理论家及其理论哲学基础，将兰色姆划归为“柏[26]格森的信徒”。韦勒克在其宏篇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的第八、九章分别介绍了新批评和兰色姆。韦勒克将针对新批评的批评观点分作三类：一是新批评是“为艺术而艺术论”的复活和“形式主义者”；二是新批评忽视历史和艺术作品的产生和存在的环境；三是新批评只[27]是“法国文本分析流派的一个翻版”，只能算是一种教学手段。对以上观点，韦勒克一一予以批驳。同时，韦勒克还否定了某些学者对于新批评派将文学研究科学化的指控，认为这个说法“更加荒谬不[28]经”，因为兰色姆的诗歌就是“对付科学的至为重要的矫正手段”。《近代文学批评史》的第九章探讨了兰色姆的理论来源和文学思想。韦勒克认为兰色姆不仅吸收、发展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还“乞灵于康德”，从康德的“自然美”中得到“自然界乃是我们的家园”及[29]“美的意义是由外在的自然完成”等观点的理论支撑。接着，韦勒克梳理了兰色姆的构架——肌质论等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理论。韦勒克不仅对新批评理论进行总结、辩护，还对于新批评之后出现的理论进行了对比、分析。韦勒克认为神话批评源自于新批评；日内瓦学派（即意识派批评家）将兴趣集中在“作品背后的思想意识”；结构[30]主义者与新批评“有一些同气相求”之处。随着新批评日渐衰微，韦勒克也认识到了新批评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但他只是将新批评的缺点归结为“很少尝试探讨外国文学”，视野只局限于英美文学[31]领域，未能关注整个西方文学的发展和变化。

克兰（R.S.Crane，1886—1967）作为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曾是芝加哥学派的领袖，因倡导“批评多元化”而成为反对新批评理论的领军人物，名噪一时。克兰等芝加哥学派学者同意新批评的一些观点，也力图揭示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诗歌的一致形式，但在具体的诗学理念上并不认同新批评的观点。因此，对瑞恰慈、燕卜荪、布鲁克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新批评只注重语言这个形式中的一个因素只能将批评引向山穷水尽的境地。出于论战的目的，克兰更多地把新批评当作一个整体，对兰色姆的评论较少。

除此之外，以韦勒克和维姆萨特为首的后期新批评派还与现象学派进行了几次论战，如20世纪50年代韦勒克与德国学者凯特·汉姆布尔格（Kate Hamburger）的论战、维姆萨特对墨雷·克里格的批评、布鲁克斯和赫希（E.D. Hirsch）的争执等。这就是在此期间国外学者对于新批评的研究状况的一个缩影。

第三阶段是在50年代末以后。当人们重新回顾新批评那段历史时，逐渐有更多学者重新关注新批评理论背后的思想和当下理论流派[32]与新批评理论之间的联系。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划分成两种。一种是对新批评的回顾、反思或梳理，主要特点是“向后看”，追踪过去，或归纳总结或分析评论，且不论态度是褒奖或批驳；另一种是对新批评的影响的思考，主要特点是着眼当下或未来，“向前看”，从时下的理论中寻找新批评的遗产。这一阶段的研究远比新批评的理论构建和论战期更冷静客观也更有价值。“向后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托马斯·丹尼尔·杨、约翰·斯图尔特和马克·贾科维奇的一些专著，这也构成了到目前为止阐释、研究新批评理论的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

托马斯·丹尼尔·杨（Thomas Daniel Young，1920—1997）是美国南方文学的权威人物，长期执教于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杨的著作和文章对于提高南方文学的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杨曾参加过“二战”，“二战”结束后，他继续在密西西比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深造。其主要著作有《南方文学》《与马尔科姆·考利的谈话》《田纳西作家》，最知名的是《穿风衣的绅士：约翰·克罗·兰色姆传记》。杨是研究新批评的集大成者，尤其是对新批评早期理论和思想如数家珍，在此领域著述颇丰。《唤醒他们的邻居：重新被发现的纳什维尔重农派们》重新回顾了“逃亡者”如何在“猴子审判”之后走向重农[33]运动之路，并论述了重农派思想与R.W．爱默生和H.D．梭罗等超验诗人的不同。杨编辑的《约翰·克罗·兰色姆：评论文章和参考文献》收集了为庆祝兰色姆75岁生日发表的文章，为后人研究兰色姆提供[34]了宝贵的资料。在另一本《约翰·克罗·兰色姆：评论文章和参考文献》中，杨收集了20世纪主要文学批评理论家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通过对比形式主义者和非形式主义者的不同特点，杨提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文本肌质和肌质中体现出的思想的密切关注。另外，托马斯·丹尼尔·杨为兰色姆写了多部传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穿风衣的绅士：约翰·克罗·兰色姆传记》。杨为我们研究兰色姆提供了最多的史料，然而，也许是由于兴趣的原因，杨对兰色姆理论背后的哲学思想挖掘不够，所以很难从他的研究中理清兰色姆的学术思想渊源。

美国学者约翰·斯图尔特（John. L. Stewart，1917—2007）出版了两本关于新批评的专著。一本是1965年出版的《时间的重担：逃[35]亡者和重农派》，详细地介绍了兰色姆、泰特、沃伦等人从进入文坛到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发展历程。这本书更像是新批评美国南方集团的一个传记。南方集团的人员变更，主要成员的思想发展及取得的成就，无一疏漏。同时，作者以兰色姆、泰特、沃伦为核心，介绍了与他们往来的文化界人士及其思想交流，并对三人的诗作、文章进行了客观而深入的解读和评价，为对新批评形成阶段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由于斯图尔特是对整个逃亡者和重农派的梳理，并未着眼于单个理论家的思想体系，尽管在各个理论家之间作了些比较，但对于个人的思想体系梳理得不够清楚。另一本是叫《约翰·克罗·兰色姆》的一个小册子，介绍兰色姆的诗歌创作理论和社会语境，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兰色姆的诗作了解其诗歌创作的理论背景。可惜的是这本书只[36]有50页，并未深入将兰色姆的诗歌与其创作理念梳理清晰。

美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马克·贾科维奇（Mark Jancovich）在1993年出版了《新批评的文化政治》一书，集中讨论了新批评南方集团的三个领袖，兰色姆、沃伦和泰特的著作，描画了新批评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阶段的发展轨迹及其在三四十年代崛起于学界的过程。贾科维奇认为，新批评不只是人们从前认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范例，而是崛起于美国南方农业社会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评。贾科维奇澄清了兰色姆、沃伦、泰特和新批评下一代传人布鲁克斯、韦勒克、维姆萨特、比尔兹利和后期的沃伦在思想诉求、文学理念上的差异，并指出大多数学者在认识这次思潮的意识形态的起源、目的方面存在错误。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于新批评的每个阶段和代表人物的论述都不够深入。

另外，美国著名文论家，理论家里奇（Vincent B. Leitch）对新批评的解读较为深刻，对传统的将新批评视为形式主义文论的观点进[37]行了驳斥，并具体列举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这个声音要比韦勒克的愤怒更有说服力，毕竟多数学者认为韦勒克在新批评方面的见解多少带有感情色彩。遗憾的是，里奇对于新批评，尤其是兰色姆的理论无暇投入足够的精力加以深入、细致地阐释。康奈尔大学的M.H．艾布拉姆斯教授（Meyer Howard Abrams，1912—）是现当代文学理论家中的大师级人物，20世纪30年代在哈佛大学深造，后留学英国，师从新批评奠基人I. A. 瑞恰慈。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谈到了兰色姆本体论批评，认为新批评主[38]张的是诗歌“为了存在而存在”，而诗是以“知识报道了自然的概貌或细节”对抗科学的“抽象或普遍的”真理，所以“诗很可能是真实这个字眼的最普遍意义上的真实”，因为诗“是基于观察之上[39]的……它如实地反映了超乎感觉世界之上的现实”。艾布拉姆斯对兰色姆的本体论的诗歌理论概括得较为准确但未能加以详述。

除上述学者之外，一些文论家对新批评都有不同的介绍，但鲜有针对兰色姆的系统、深入、专门的研究，基本上与传统的观点差别不大，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向前看”的研究成果主要以阿尔特·贝尔曼的《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接受》，弗兰克·伦屈夏的《新批评之后》和保罗·德曼的长文《美国新批评的形式与意向》为主，赫希和阿什克罗夫特在其著作中也对新批评发表了较为重要的观点。

美国学者阿尔特·贝尔曼（Art Berman，1938—）在《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接受》一书中，结合美国文学批评的语境研究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学界中的接受情况，论述了这个思潮从最初的有效的批判理论和标准发展成为与美国文学批评的偏好与气质并不相符的认识论的现象，并挖掘了其背后的原因是受哲学经验主义的思想影响。因此，很多理论在美国的传播就会出现同一种格局：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论的假设，首先被接受，而后遭到挑战。这种动力也发生在新批评的发展中以及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中。新批评亦是建立于经验主义原则基础之上。首先，瑞恰慈在《文学批评原理》中将文学批评与经验主义心理学联系起来，区分了科学真理与诗歌陈述，这一主题在布鲁克斯、兰色姆、泰特、沃伦和韦勒克的理论研究中频频出现。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似乎成了建立诗歌和文学批评合法地位的一个工具。同样，由经验主义所产生的理论最终会遭遇怀疑论的挑战。最后，作者因此得出结论：新批评是在对经验主义的反对中开始的，注定会在怀疑论的挑战中结束，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命运也会如此。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小说家杜克大学教授弗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1940—）于1980年出版了《新批评之后》一书，意在描述新批评从学者的视野中淡出后，是什么思想、何种理论作用于当今的文学批评。作者如此命名这本书，寓意深刻，他在前言中解释了书名可能产生的误解。一是关于新批评本身。伦屈厦认为新批评并非是一个整体，而是不连贯的甚至是混乱的文学运动，所谓的新批评家及其理论来源存在很多差异。很多学者认为新批评之后产生的文学批评的危机并未解决，而是深化了。新批评时代的终结使得人们不断去追寻本质性、独特性的文学话语，力求把文学话语置于历史语境以获得与文化、时代的相关性。而尽管新批评已经死去，但是以一种“威严的统治性的父亲的形象死去的”。新批评留下了很多“印记”，这些印记进而产生另一个不易察觉的影响，那就是理论的交互性混杂、纠结。伦屈厦认为19世纪美学传统、新批评和当代理论之间的断裂本身并不纯粹，理论之间的差异并非绝对的清晰可见，故此，所谓的“之后”也并非纯粹处于当下的在场，而当下的缺场意味着当下对于时间另一端的游移是敞开的。新批评的印记可以在“不断地、[40]极其微妙地对历史的否定中”得以再现。正是从这个维度，伦屈厦梳理了新批评之后的《批评的解剖》，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错综关系。这部著作对于研究新批评和其后的其他文学理论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是美国著名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及文学理论家，耶鲁学派的领军人物，在20世纪的美国文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美国把解构的思想引入文学理论的第一人，也是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代言人。德曼在分析新批评的长文中首先从历史观的角度断言“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批评派自始至终都未能克服其反历史的偏见。这种偏见无疑是阻碍新批评更加有作为的一块绊脚石”。德曼提出，无论采取形式的视角还是历史视角，批评方法几乎全是建立在一个预设的前提上，即文学思维是自主行为，是存在的独特方式，必须从文学自身的目的和意图来解释。进而，德曼澄清了两个概念，一是“意义”，另一个是“意向”。德曼认为，某些实体的全部意义等同于他们的所有感觉表象，在描述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影射客体的用途，即使是最纯粹的直观意识也不可能理解这个客体的意义。因而，意向一词对于新批评至关重要。兰色姆、维姆萨特等人均声称，诗歌是一种认知，是一种行为。倘若诗歌是一种行为，我们就可能也必须通过压制其意向性，把诗歌变为客体的实体化的批评对象。意向性不是某种物理模式或心理模式的行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它涉及主体的活动，却“不考虑主体经验性的关注”。新批评排斥意向性的立场遂成为弗莱的原型批评修辞体系的实践基础。因此，德曼认为，新批评和弗莱一同走向了错误的道路，即将文学的意向性禁锢于其自身的封闭结构，把文学文本具体化为自然客体。最后，德曼从新批评的失败中总结出两个教训。一是新批评的整体化原则与其主张的多义性产生了矛盾；二是新批评未能以一种“真[41]正连贯的文学形式整合他们的创见”。保罗·德曼没有对兰色姆进行单独论述，而是把新批评当作一个整体进行批评，忽视了新批评派内部的理论差异。

其他一些研究成果多为论文，对兰色姆的诗歌创作、批评成就、理论影响做了总结，重要的文章多收录在托马斯·丹尼尔·杨编辑的这两本书中，《约翰·克罗·兰色姆：批评文章和文献目录》（1968）和《约翰·克罗·兰色姆：批评文章和文献目录》（2003）。两部著作同一个名称，但内容不同。前一部是为庆祝兰色姆75岁生日而出版，主要收集了所谓新批评派内部成员的文章；后一部著作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对新批评理论的讨论，后一部分是对形式主义的论述，通过对比呈现新批评与结构主义的异同点。

在这一阶段，美国出现的诸多新思潮、新理论已经势不可当，这些学者的声音也很快被淹没在喧嚣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等运动中。他们很多的研究或者未能被人重视，或者草草终了。此后，欧美学者对新批评和兰色姆的研究成果较少，关注寥寥。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时过境迁，持反对立场的学者认为事实胜于雄辩，新批评当下的状况足以说明其死亡的事实，其谬误不言自明，已无辩论之必要；二是多数学者业已达成共识，承认新批评的传统已经成为批评惯例和正统思想，无须再辩，而其内部之纷争更无必要讨论。韦勒克作为美国批评界公认的大师发表了数篇文章，支持新批评的主要观点，故此被认为是新批评的第三代代表。然而，历史证明韦勒克的这种有保留的支持较为客观地总结了新批评的功过，算是为新批评与其他派别的论争作了一个阶段性的评判。

从以上的文献来看，尽管“向后看”的研究重新回顾、梳理、分析了美国新批评的理论，但对于兰色姆及其批评理论和美学思想的研究依然没有十分深入透彻，尤其对其理论的梳理不够清晰。至于引起争议更大的维姆萨特、比尔兹利、泰特等人的声音比起兰色姆更为响亮，这可能是学界给予他们更多关注的原因。但我们不应忘记，兰色姆应是找寻新批评精神的真正起点，他承上启下的作用成就了新批评的盛世，而这蔚然壮观的思潮的真正核心不应被湮没于无声之中。

其次，我们回顾国内对于新批评的研究状况。我国学界对于新批评理论的译介和研究起步较早，可以说是伴随着新批评的理论形成而开始的。不幸的是，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我国学者对于新批评的研究并没有连续地进行下去，因此，也很难深入透彻地将其梳理清楚。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新批评的理论来源和起始点几乎达成共识，认为可以追溯到T. S. 艾略特和I. A. 瑞恰慈。他们二人与中国可谓渊源深厚。而瑞恰慈于1929年至1930年在中国清华大学任教，而后几次又来中国，此时，叶公超也在清华任外文系教授。瑞恰慈的学生，《含混七型》的作者燕卜荪于1937年至1939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此二人对新批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重要的铺垫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临时大学（联大前身）临时驻扎湖南期间，燕卜荪曾和当时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同住一个寝室。因此，叶公超便成为新批评早期在中国传播的核心。他在清华、北大教授英文期间，努力向国人介绍艾略特的诗歌理论和瑞恰慈的批评理论。对于艾略特，叶公超主要吸收其对文学与传统之关系的认识及其关于隐喻的诗歌理论；而瑞恰慈的语言学和心理学批评理论则是叶公超向学生推荐的主要理论。1929年伊人翻译了瑞恰慈的《科学与诗》，卞之琳1934年翻译了《传统与个人才能》。叶公超发表了《艾略特的诗》和《再论艾略特的诗》，对艾略特的诗论进行梳理。之后，叶公超为赵萝蕤所翻译的《荒原》作序，总结了艾略特的诗歌特点和诗歌理论。

袁可嘉是新批评理论在中国的第二代传播者。他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外语系，受新批评影响颇多。袁可嘉从新批评的理论方法出发，认为当时的新诗存在弊端，可归结为诗中的情绪感伤和政治感伤。在当时中国的文学批评界中，社会批评模式一统天下，而且这种社会批评多为判断式的批评，“过分强调作品中的社会内容和想当然的作品的社会影响，而顾不上文学本身的价值和传统”。因此，袁可嘉主张，“当文学主潮在逐渐脱离文学本身的价值而向社会学靠拢的时候，应[42]当注意绵延而成独立传统的文学本身”。这正是新批评所强调的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本体的思想。然而，在那时候的中国，文学实际上充当了政治力量相互搏杀的工具，故此，袁可嘉的文学思想并未引起更多的注意。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新时期”之前，中国的政治语境造成了文艺界对资产阶级文艺观产生了内在的排斥作用，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批评自然成了文艺界批评的对象。改革开放后，文艺界与西方话语有了接触，新批评才重新被发掘和认识。这次的发掘和认识，较之40年代袁可嘉对新批评理论方法的引进，应该说在规模上要大得多，系统得多，影响广泛得多。80年代以来对新批评的引进，首先是对新批评经典论著的翻译，如《文学理论》《英国现代诗选》（选入新批评名著《理解诗歌》中两篇艾略特诗歌如《荒原》等的评注）、《小说鉴赏》《“新批评”文集》《新批评》《艾略特诗学文集》《文学批评原理》《朦胧的七种类型》等。可以说，文艺界对于新批评的推介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以上是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在推介新批评理论的同时，研究工作必不可少。不过，由于当时情况所限，叶公超对于新批评的关注只集中在对艾略特和瑞恰慈的理论上，并未真正触及新批评的最核心理论，即以兰色姆为首的南方批评派在对此二者进行批评后所提出的本体论的新批评理论。因此，真正意义上对于新批评理论的研究应发端于袁可嘉。国内学者对新批评的研究主要可分作三个类型。一是专题研究，以早期的袁可嘉为代表。这些学者或为推进中国的文学批评或文学创作，或从当时的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立场出发，或结合中国文学界当下的偏颇，对新批评理论某一方面或几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并未涉及整个新批评的理论全貌。二是宏观研究，主要对新批评理论进行归纳、梳理，以文学理论本身为目的全面、宏观的理论研究。这一研究类型的代表是赵毅衡、盛宁和朱刚等西方文论史的诸多编纂者。三是比较研究，将新批评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进行对比研究，这一类学者的研究多为针对新批评某个或某几个概念进行研究，多数以批评实践为目的，其成果多散见于个学术期刊的文章中。

第一类是专题研究，包括袁可嘉、吴元迈、方珊、于茀、张瑜、李卫华、臧运峰等学者的成果。袁可嘉于1962年发表长文论述新批评派的理论渊源和批评方法。袁可嘉把新批评的起源追溯到休姆（T. E. Hulme）和庞德（Ezra Pound）的意象派诗歌理论，认为意象派的“意象至上、语言至上、形式至上的主张就是‘新批评派’形式主义理论的开端”，并把瑞恰慈和艾略特进入文坛视为“‘新批评派’活动的第一个高峰”。袁可嘉认为兰色姆发表的《新批评》一书是鼓吹艾略特等新批评家的见解并把新批评的衰落归结为“本身的腐朽性质和反对派的力量加强”。就广义的新批评而言，袁可嘉认为“按其理论实质说，他们构成一个统一的、以艾略特和瑞恰慈为总代表的形[43]式主义理论流派”。

吴元迈、杨周翰、韩力扬、王敬民、方珊、于茀、张瑜、陈本益、臧运峰、李卫华、胡燕春都对新批评理论进行过研究。他们的观点、视野各不相同，对新批评的后续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但都没有对兰色姆的理论进行全面梳理或专门论述。

第二类研究是宏观研究，是以赵毅衡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赵毅衡著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是新时期第一部对新批评所作的全面研究的著作，可能也是国内目前较为权威的一部研究专著。作者从新批评的发展历史、代表人物、文学基本性质理论、批评方法论、思想倾向、盛衰原因等诸多方面全面切入新批评，以求对整个文论的具体内涵和发展趋向进行描述。在对新批评派基本性质理论进行的梳理中，赵毅衡重点论述了兰色姆“本体论”的内涵，试图探寻兰色姆本体论的哲学基础，并与俄国形式主义、欧洲结构主义文论的文学本质观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讨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这个问题上，作者介绍了“有机论”“张力”说，并得出结论，认为“张力”说是新批评派文学理论最出色的总结。在关于文学批评方法的论述中，作者认为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方法将生活、作者和读者弃之不理，拒绝讨论文本的互文性，既忽视了共时研究又忽视了历时研究，是一种“客观主义”的批评方法。同时，赵毅衡也指出，新批评是一种科学化的、“专题的实践的语义学的”批评。在论述新批评派的诗歌语言理论中，作者集中论述了“语象”“复义”“反讽”这三个理论。在对“语象”理论进行的讨论中，作者将“语象”分为描述性语象、比喻性语象、象征性语象，进而对后两者进行对比论述。作者对复义的讨论集中介绍了燕卜荪的《复义七型》的内容并讨论了其内涵与得失。接着，赵毅衡从“反讽”理论起源、发展的角度，考察了从古希腊修辞学到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再到新批评的传承与嬗变，并对“悖论”和“反讽”两个术语的当代内涵作出阐释。最后，赵毅衡总结了新批评派文论作为一种形式主义文论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并表现出“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关切、对作品结构的辩证理解、文本中心式的方法论、对文学语言的崇拜、对批评实践的重视”，并指出“新批评决定性地把形式主义文论从反理性主义朝[44]理性主义方向推进”。赵毅衡在重新整理、修订了《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后，于2009年发表了《重访新批评》一书，内容和观点并无不同。

张德兴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语义学与新批评派”一章中，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新批评派的理论，认为新批评步俄国形式主义的后尘，将研究重点转向以作品为中心。张德兴将新批评的理论背景归结到语义学批评，并指出后者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深刻影响，进而，又把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宗旨定位为反形而上学，强调实证原则，把不能被主观经验所检验、不能被逻辑所证明的命题视为“伪命题”。语义学批评正是以此为基本原则审视文学批评问题，区分艺术语言和科学语言，并把语义分析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手段。在艺术鉴赏、艺术传达和艺术价值的厘定上，语义学批评试图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予以解释。令人不解的是，张德兴并没有解释为何[45]新批评的理论与其追溯的理论基础如此相互抵触。

盛宁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对新批评的梳理与分析十分中肯，盛宁的成功在于紧密结合了新批评产生的历史语境，较为准确地把新批评的起源与诗歌的创作实践相联系，认为“他们（南方集团）把新古典主义和唯美主义糅合在一起，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从文学作品的‘本体’和语言结构角度进行分析批评的主张”[46]。盛宁澄清了新批评“实际上是文学批评史家提出的一个分类术语，将一批具有大体相同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批评家划归到一类而给予的命名……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怕只有兰色姆才是名副其实的新批评家”。盛宁这个深刻的认识使他能够将新批评理论的核心紧紧锁定在兰色姆身上。进而，盛宁提出兰色姆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以其诗论调和由浪漫主义造成的过于伤感的倾向。“一战”之后，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存在着失落感和危机感，人们心中的传统价值轰然坍塌。为了改变当时的现状，一部分知识分子采取了向左转的立场，而具有保守传统的南方知识分子则采取保守的方式，提倡回到过去，“从更加[47]深远的传统中去挖掘出某种济世良策”。盛宁对新批评的梳理另一个成就在于揭示了兰色姆的理论中对于诗歌与世界的认识，即艺术与世界的关系。盛宁指出，兰色姆认为诗是一种具有本体秩序的认识活动，诗歌是一种有机的、直觉的感受，诗歌是人人实现创造性的再生和精神上的更新的一种形式，诗歌自成一个虚构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艺术的世界，是了解真实世界之美和多样性的手段。程孟辉、罗筠筠在《现代西方美学》中的观点与此大致相同，评介很是客观、准确。这一类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较大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罗筠筠、朱刚、杨冬等文艺理论著作对于新批评的梳理都中规中矩，并无新的见解。

第三类是比较研究，与本文的关系较小，借鉴作用不甚明显，故不一一详述，但清晰可见的是，对于兰色姆的专题研究依旧是个相对薄弱的领域，兰色姆的理论还没有完全梳理清楚。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鉴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兰色姆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本文将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历史语境还原法；二是综合法，全面研究兰色姆的本体论与其产生的语境的关系；三是通过细读法揭示兰色姆理论的真正内涵。具体说来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是以英美新批评为整体系统参照，以美国的新批评理论为重心，以兰色姆的本体论新批评理论为重点，以兰色姆的经典文本为重点研究对象，将其本体论思想还原到原初的历史、政治、文化和宗教语境中，系统深入地梳理和阐释兰色姆的本体论新批评理论的理论旨趣及其价值，探究兰色姆的本体论诗学对于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启示意义。

本文的研究内容以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理论为主，重新审视新批评的理论内涵。在整个西方文论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个“新批评”术语，赵毅衡、盛宁等人都经过认真的文献研究，基本上达成共识。自1910年美国文学批评家斯宾加恩（J. E. Spingarn）起，美国的爱德温·倍里·伯根（Edwin Berry Burgum）和法国的“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浪潮都使用过这一术语。雷纳·韦勒克（Rene [48]Wellek）更是把这一术语的使用追溯到了19世纪的施莱格尔兄弟。然而，真正使“新批评”在文学史上引起众多关注的就是约翰·克罗·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所命名的英美新批评。赵毅衡说，这[49]个名称“不清不楚，甚至有点夸而无当”，新批评派的理论家们一直想用自己理论中的某些代表性概念为其命名，如兰色姆主张的“本体论批评”（ontological criticism），布鲁克斯和沃伦主张的“反讽批评”（ironical criticism）或“结构批评”（structural criticism），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主张的“张力诗学”（tensional poetics）等。罗筠筠总[50]结说，除“新批评”外，什么名字“都没成功地叫响”。学界对于新批评的两个源头都无异议，最远可以溯及英国的美学家休姆（T. E. Hulme）和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严格来讲，此二者只可以说是新批评的远祖，而真正的开山鼻祖要算艾略特（T. S. [51]Eliot）和瑞恰慈（I. A. Richards）。盛宁认为艾略特反浪漫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和瑞恰慈的艺术与科学的“语义二分说”为新批评的文[52]学批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德兴在对新批评的梳理中直接把艾略特和瑞恰慈说成是新批评的“奠基者”，并总结了艾略特后期转向宗教道德批评、瑞恰慈心理主义遭受到新批评派“尖锐的抨击”。[53]但是，几乎所有学者都强调了兰色姆在新批评派的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张德兴指出，“在新批评派的进一步发展中，兰色姆是一个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关键人物”并称赞“兰色姆是新批评理论的[54]真正奠基者。”王腊宝在《新批评》的译序中也指出：新批评的崛起“与一个被称为‘重农派’的南方团体有关，其代表人物是以一部[55]《新批评》为‘新批评’定名的兰色姆”。赵毅衡也把兰色姆称作[56]“新批评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对此，盛宁的论述更加发人深省：“我们对‘新批评’的前驱影响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以后，现在再回到这一批评派别本身。严格地说，把‘新批评’说成是一个批评流派并不妥当，因为通常被划入该流派的批评家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什么‘新批评’派的成员。‘新批评’实际上是文学批评史家提出的一个分类术语，将一批具有大体相同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批评家划归一类而给予的命名。之所以如此命名，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主要是因为兰色姆的那本《新批评》专著。从这个意义上说，恐[57]怕只有兰色姆才是名副其实的新批评家”。基于以上的论述，兰色姆不仅可以说是新批评的冠名者和重要的领军人物，同时，我们甚至可以说，狭义的“新批评”派就是兰色姆等“南方批评派”，或与他[58]同道的“本体论批评家”。

总之，新批评在西方理论界具有无可否认重要性，而兰色姆是新批评的理论源泉，是新批评派的灵魂，其本体论更是新批评存在的根基。正是基于以上考量，本文将把重点放在兰色姆的本体论、本体论美学、本体论诗歌理论、本体论批评理论上，这样才能重构新批评发生的历史语境，返回新批评发生的历史现场，洞察新批评理论的本来面貌。

[1]赵毅衡、盛宁、王腊宝、朱刚等人将其译为“新批评”；杨自伍、程孟辉、朱立元等人译为“新批评派”。对此，赵毅衡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在谈其理论时译为“新批评”，指这些学者时译为“新批评派”，但英文都是一个。

[2]罗筠筠．新批评派美学．程孟辉主编．现代西方美学［C］．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203

[3]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8

[4]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58

[5]罗筠筠．新批评派美学．程孟辉主编．现代西方美学［C］．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72，203

[6]罗筠筠．新批评派美学．程孟辉主编．现代西方美学［C］．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72，203

[7]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58

[8]Bennett, J. R. After and Beyond“New Criticism”［J］. Style, 1992，Vol. 26, Issue 4: 678

[9]埃文·沃特金斯．批评行为．史亮编．新批评［C］．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287

[10]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4

[11]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2，3

[12]赵毅衡的专著《重访新批评》是《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的修订本。

[13]童庆炳．文学本质观和我们的问题意识［J］．社会科学，2006（1）：99

[14]张德兴．语义学与新批评派．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3，105

[15]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3

[16]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74-75

[17]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2-13

[18]“南方批评家”主要指以兰色姆为首的围绕着“逃亡者”和“重农运动”的南方知识分子。

[19]王腊宝．译序．新批评［M］．约翰·克罗·兰色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5

[20]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98

[21]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61

[22]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61-262

[23]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6

[24]雷纳·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韦勒克和他的文学理论（代译序）．载雷纳·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5]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6]韦勒克．批评的概念［M］．张金言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321

[27]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58

[28]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70-271

[29]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88

[30]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76-277

[31]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79

[32]约翰·克罗·兰色姆．新批评［M］．王腊宝译．译序．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4-5

[33]Young, T. D. Waking Their Neighbors Up: The Nashville Agrarians Rediscovered［M］.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0

[34]Young, T. D. John Crowe Ransom: Critical Essays and a Bibliography［C］.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35]Stewart, J. L. The Burden of Time: The Fugitives and Agrarian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36]Stewart, J.L. John Crowe Ransom［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7

[37]Vincent B. Leitch.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80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54-57

[38]M.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2

[39]M.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509，515

[40]Lentricchia, F. After the New Criticism［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xiii

[41]保罗·德曼．美国新批评的形式与意向［J］．外国文学，2001（2）

[42]陈林．新批评在中国的命运［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9（3）：27

[43]袁可嘉．“新批评派”述评［J］．文学评论，1962（2）

[44]胡亚民．新时期新批评研究的扛鼎之作——读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J］．安徽文学，2010（4）

[4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6]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71

[47]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75

[48]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59

[49]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4．赵毅衡在此处的注解中将“结构批评”的出处标注为“Brook and Warrem”，实为“布鲁克斯”和“沃伦”。

[50]罗筠筠．新批评派美学．程孟辉主编．现代西方美学［C］．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73

[51]对于“Richards”赵毅衡、盛宁等人沿用叶公超和卞之琳的译法“瑞恰慈”，程孟辉、王腊宝等人译为理查兹，实为同一人。

[52]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74

[53]张德兴．语义学与新批评派．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2

[54]张德兴．语义学与新批评派．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3，105

[55]约翰·克罗·兰色姆．新批评［M］．王腊宝译．译序．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2

[56]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3

[57]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74-75

[58]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2-13第1章从“英美新批评”到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以往对“新批评”理论研究的欠缺与不足，在“美国新批评”尤其是兰色姆的本体论“新批评”理论的解读上开拓出新的路径，这些新的研究视野将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继承“新批评”的理论遗产，解决当代文学理论重构所面临的疑惑和困境，提供有益的启示。

众所周知，“新批评”或“新批评派”（The New Criticism）是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作为一种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新批评”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新批评”一般也称之为“英美新批评”，它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确定的包容性概念，并没有明确一致的理论主旨，更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或成员。一些批评家之所以被归在“新批评”的名下，主要是后人根据其批评理念的某些相通性而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从时间上看，广义的“新批评”可以溯源至20世纪20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艾略特、瑞恰慈等人，学界因而将其称之为“新批评”的开拓者。从地域上看，广义的“新批评”更多地依存于英国的文化氛围之中，而后中心转移至美国，人们因而将其称之为“英美新批评”。狭义的“新批评”则主要是指“美国新批评”。作为严整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流派，“美国新批评”是指兴盛于20世纪并长期主导美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教育界且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一个文学批评流派。与广义的“新批评”概念相比，“美国新批评”有比较清晰的地缘文化限定，有较为固定的团体成员，有基本一致的批评理念，有自己的学术期刊，因而是一个严整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流派。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由于不能清晰地辨识广义与狭义之分，在有关“新批评”的界定上存在过于泛化或混杂的现象，因而导致其理解上的模糊与误读。盛宁在《二十世纪美国文论》中甚至说：“严格地说，把‘新批评’说成是一个批评流派并不妥当，因为通常被划入该流派的批评家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什么‘新批评’派的成员。‘新批评’实际上是文学批评史家提出的一个分类术语，将一批具有大体相同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批评家划归一类而给予的命[1]名。”显然，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其缘由在于被广义的“新批评”概念而困扰，以至于无视严整意义上存在的“美国新批评派”。应该确认，作为严整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流派，“美国新批评派”的存在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此我们无须为此而争辩。美国高校英语系的老一辈教授都不会否认，他们在文学教学中都受到了“新批评”理论的影响。问题的关键是，确立“美国新批评”的核心位置，对于我们重新理解“新批评”具有怎样的启示和意义？它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以往研究中的误读？它将如何影响传统理论构架中对“新批评”理论的定位？

应该看到，受制于泛化的广义“新批评”概念内涵的理解，以往的研究忽视或无视严整意义上存在的“美国新批评”理论流派，对其领军人物兰色姆的批评理论建构也重视不够，并多有误读。我们认为，作为严整意义上的理论流派，“美国新批评”是研究理解“新批评”的关键所在。其中，作为“美国新批评”的创立者、组织者和命名者，兰色姆在“新批评流派”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重访“新批评”应该选择从“美国新批评派”的诞生地再出发，而重访的对象自然是“美国新批评”派至关重要的人物，学派的领军人物——兰色姆。这将有助于我们清理有关“新批评”理论的误读与争论。“美国新批评派”的理论核心是兰色姆的批评理论，而兰色姆的理论又是围绕着“本体论批评”而展开的。因此，对于兰色姆本体论批评的探讨意味着能否正确理解“新批评”的理论根基。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关乎整个“新批评”理论的定性问题，即，“新批评”到底是形式批评还是本体批评，还是另有归属。西方学者对“新批评”的定性始于芝加哥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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