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天使——芝加哥首席女侦探精选集(享誉世界的冷硬派侦探小说大师莎拉·派瑞斯基杰作选,P.D.詹姆斯、大卫·林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倾情推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09 00: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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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莎拉·派瑞斯基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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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天使——芝加哥首席女侦探精选集(享誉世界的冷硬派侦探小说大师莎拉·派瑞斯基杰作选,P.D.詹姆斯、大卫·林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倾情推荐。)

守护天使——芝加哥首席女侦探精选集(享誉世界的冷硬派侦探小说大师莎拉·派瑞斯基杰作选,P.D.詹姆斯、大卫·林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倾情推荐。)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

封面

版权信息

索命赔偿

血色杀机

守护天使

黑名单

致命棒球

目录

CONTENTS

索命赔偿

第一章 夏日时光

第二章 辍学

第三章 职业风格

第四章 你吓唬不了我

第五章 黄金海岸布鲁斯

第六章 凉爽的夜晚

第七章 朋友帮的小忙

第八章 有些访客不敲门

第九章 索赔归档

第十章 美丽的人

第十一章 友善的劝告

第十二章 泡吧

第十三章 扎夫的刀疤

第十四章 炎热的夜晚

第十五章 工会少女

第十六章 理赔的代价

第十七章 榆树街枪战

第十八章 血浓于金

后记

返回总目录莎拉·派瑞斯基Sara Parestsky (1947— )

莎拉·派瑞斯基是美国侦探小说史上著名的冷硬派女作家。她将芝加哥打造成与纽约、洛杉矶等地齐名的冷硬私家侦探的诞生地。她笔下的维·艾·华沙斯基(V. I. Warshawski)是世界侦探之林不多见的女性私探,因兼具美貌与果敢,而被誉为“芝加哥最美的私人侦探”,并被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票选为“最受欢迎女侦探”前三名。

一九四七年,莎拉·派瑞斯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的埃姆斯,长于堪萨斯州。她是个很会念书的聪明人,先在堪萨斯大学拿到政治学和俄语双学士,之后同时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和历史博士学位。她曾在芝加哥都市研发局工作,以自由撰稿人的身分评写商业文章。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六年间,则在CAN保险公司担任行销部经理。此后,才成为专职作家。

派瑞斯基自幼就开始创作,但是那些儿时的作品却从未出版发表。后来,她回忆成名前的经历时曾认为,自己对侦探这个角色的设定一开始就出错了:“一九七九那一年,”她如是说,“我才了解到我一心想要创造的私探,原来是在模仿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主角,差别只在于性别不同。如今我已明白,我要写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和我一样做事情过日子的女人,而且试图在男性主宰的领域中获得成功。”

就是因为这份企图心,使得派瑞斯基和苏·格拉夫顿、玛西亚·穆勒(Marcia Muller)并称美国三大冷硬派女杰。同样是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派瑞斯基的风格笔触却更为强悍泼辣,令人不禁想起文风野蛮残暴的米基·斯皮兰。但她所描述的绝非反社会行为,而是要藉由揭露谋杀案的真相来发人省思,进而突显更大的社会议题,尤其是隐藏在芝加哥这个工业城其黑暗腐败的一面。

除了在美国本土饱受好评外,派瑞斯基的作品还极获英国评论家的赞誉,一九八二年,她的第一本犯罪小说《索命赔偿》出版,立刻引起侦探小说界的极大反响。一九八八年,以《

血色杀机

》(Blood Shot)赢得英国犯罪作家协会的银匕首奖,二○○二年,她已荣获象征终身成就的钻石匕首奖。二○○三年再以《黑名单》(Blacklist)摘得金匕首奖。

派瑞斯基是知名作家,也是杰出的编辑,她编过几本短篇故事选集,其中的《女性之眼》(A Woman’s Eye)曾获安东尼奖。此外,她还成立了“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犯罪作家协会”,同时兼任第一届主席。

二○一一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宣布,将“大师奖”颁给莎拉·派瑞斯基。至此,她已将侦探小说界最重要的几个奖项尽数收入囊中,她的作品被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量逾千万册,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作家。重要作品年表:Warshawski novel

Indemnity Only (1982)

Deadlock (1984)

Killing Orders (1985)

Bitter Medicine (1987)

Blood Shot (1988)

Burn Marks (1990)

Guardian Angel (1992)

Tunnel Vision (1994)

Hard Time (1999)

Total Recall (2001)

Blacklist (2003)

Fire Sale (2005)

Hardball (2009)

Body Work (2010)

Breakdown (2012)

献给斯图尔特·卡明斯基。谢谢。第一章夏日时光

夜晚的空气浑浊而潮湿。当我开着车沿密歇根湖向南行进时,一股腐败的灰西鲱的味道钻进了我的鼻孔,有如一缕淡淡的香气弥散在沉闷的空气里。星星点点的篝火四处闪着光,那是深夜里有人在公园烧烤。水面上流动着一簇簇光,有红色的,也有绿色的。人们在湿热难耐的空气里寻求着一丝慰藉。湖岸上车水马龙,城市在焦躁不安中移动,想着法儿透上那么一口气。这就是七月的芝加哥。

我在兰道夫大街出口下了湖滨大道,而后在高架铁道的铁质拱门下转向沃巴什大街。我把车停在门罗街,然后从车上走下来。

远离密歇根湖的那部分城市会更清静一些。南卢普一片荒凉,除了一些通过小孔观看的下流表演和城市拘留所之外,别无其他消遣。一个在街头犹豫不决地迂回前行的醉汉是我唯一的伙伴。我穿过沃巴什大街,走进紧挨着门罗街烟草店的普尔特尼大楼。这幢楼晚上看上去简直糟糕透顶,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办公呢?贴在门厅墙上的瓷砖脏得要命,而且布满了裂纹。我怀疑是否有人曾经清洗过已经磨损了的油毡地毯。门厅总该给潜在的客户营造一种安心的印象。

我按了一下电梯的按钮。没反应。我又试了一次,还是没反应。我用力推开沉重的楼梯间大门,慢慢爬上四楼。楼道里很凉快,我在那儿逗留了几分钟后,才沿着灯光昏暗的走廊向东头走去,大楼两头的房租会便宜一些,因为所有的办公室都面朝沃巴什大街。借着微弱的光线,我读出门上刻的一行字——“维·艾·华沙斯基。私人调查员。”

我在北区的一个加油站给代客接听电话服务所去了一个电话,这只是在我回家洗澡、打开空调,享用一顿迟来的晚餐前的例行检查。他们告诉我有人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这让我很惊讶;当他们说那个人拒绝留下姓名时,我心里很不痛快。匿名电话真的很讨厌。他们通常都有什么事情要隐瞒,而且多半是违法的事。既然不留下姓名,你也就无法提前弄清楚他们究竟想隐瞒什么。

那个人说他九点一刻到我这儿来,他甚至没给我预留出吃饭的时间。整个下午我都在充满臭氧的高温里查找一个欠我一千五百元的印刷商的下落,这可真够令人泄气的。去年春天,因为我帮了他的忙,他的公司才不至于被强行逐出一个全国连锁机构,如今我后悔做了这件事。如果我的支票本儿不是穷得可怜,我会忽略这通电话的。事实上,我挺了挺胸,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办公室里的光线尽管有点朴素,却不至于令人不悦,于是,我的精神稍稍振奋了一些。和我的公寓总是处于轻度混乱的状态不同,通常我的办公室很整洁。那张大木桌是我从警察局组织的一次拍卖活动上买下来的。那台“获得好利”牌手提打字机过去是我母亲的,挂在绿色文件柜上面的那件乌菲奇美术馆的复制品也是她的。我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让来访者意识到我的工作很高级。再加上那两张给客户准备的直背椅,我的办公家具就齐全了。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也就不需要其他舒适的娱乐设施了。

我已经好几天没来了,桌子上堆了一大摞账单通知需要我来分类整理。有一家电脑公司想要安排一次演示,看我需要什么样的办公电脑。我想知道一台小巧好看的IBM台式电脑是否能够帮我找到愿意付钱的客户。

屋子里又闷又热。我仔细查看着账单,看哪些需要紧急处理。汽车保险——最好把钱交了。其他的账单都被我扔了,大多数是第一次来的账单,有几个是第二次催款。我通常等到第三次接到账单的时候才会付钱。他们特别需要钱的时候是不会忘了你的。我把保险单塞在单肩包里,然后走到窗前,把空调拧到高挡。房间突然暗了下来。普尔特尼大楼不稳定的电压令我勃然大怒。蠢货。在这种楼里,你绝对不能把冷气直接拧到“高”。我骂自己的同时也骂了大楼管理员。我不清楚装有供电箱的贮藏室晚上开不开门。在这座楼里待了这么多年,大部分物件出了毛病我都会修,包括七楼的那间浴室,那儿的马桶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堵一次。

我返回门厅,又沿着楼梯走向地下室。一只孤零零、光秃秃的灯泡照亮了楼梯的底部。库房的门上挂着一把锁。汤姆·恰尼克是这座大楼的管理员,他性情暴躁,而且不相信任何人。我可以打开一些锁,但是现在我没时间对付这把美国挂锁。真是个倒霉的日子。我用意大利语数到十,等我开始往楼上走的时候,热情已经大不如前。

我听见前方有沉重的脚步声,我猜他就是那个匿名的来访者。我走到顶层,轻轻推开楼道的门,在昏暗的光线下注视着他。他在敲我办公室的门。我看不太清他的模样,只能感觉他是个又矮又壮的男人。他的架势很有侵略性,见敲门没人回应,他便毫不犹豫地推开门走了进去。我穿过过道,跟在他身后也走了进去。

竖立在街对面、五英尺高的阿尼牛排的广告牌闪着红色和黄色的光,像抽筋一样时不时地把光线投射在我的办公室里。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那个访客迅速地转过身来。“我找维·艾·华沙斯基。”他说。他嗓音沙哑,却信心满满,那是一种习惯为所欲为的男人才会有的声音。“是。”我说着经过他身边,坐在我的办公桌后面。“是什么?”他问。“是的,我就是维·艾·华沙斯基。你给我的代客接听电话服务所打电话预约了?”“是的,但是我没想到这意味着要爬四层楼到一间黑乎乎的办公室。电梯怎么他妈的不能用?”“这幢楼的租户都是健身狂人。我们同意取消电梯服务,众所周知,爬楼梯可以预防心脏病。”

阿尼那边的灯光闪过来的一刹那,我看见他做了一个愤怒的手势。“我可不是来这儿听一个喜剧演员讲笑话的。”他说。他沙哑的嗓音绷得紧紧的。“当我问问题的时候,我希望有人回答。”“既然是这样,就请问一些合理的问题。那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找私人侦探吗?”“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实需要帮助。但是,这个地方,天啊,怎么这么黑咕隆咚的?”“停电了。”我有点赌气,“你如果不喜欢我的样子可以走!我还不喜欢匿名电话呢。”“好了,好了,”他换了个安抚的口吻,“冷静一下。不过,咱们非得坐在这个黑灯瞎火的地方吗?”

我大笑起来。“保险丝烧了,就在你来之前的几分钟。如果你需要亮光,咱们可以去阿尼牛排店。”我并不介意好好地看上他一眼。

他摇了摇头。“不,我们可以留在这儿。”他看起来有些烦躁不安,说完,他坐在一张为访客准备的椅子上。“你有名字吗?”我说这句话是为了在他整理思路的时候填补一下沉默的冷场。“哦,是的,对不起,”他在钱包里摸索着,然后抽出一张卡片,从桌子那边递了过来。我借着阿尼那边闪过的亮光,把卡片举起来,读道:“约翰·L.塞耶。迪尔伯恩堡信托银行。执行副总裁。”我噘起嘴。我并不常去拉舍尔大街,但是在芝加哥最大的银行里,约翰·塞耶的确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好家伙,我心想。得好好地钓这条鱼,维克,我敦促自己。房费有着落了!

我把那张卡片揣进牛仔裤的口袋里。“好的,塞耶先生。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嗯,跟我的儿子有关。也就是说,是他女朋友的事。至少她是那个——”他停下来不说话了。很多人,特别是男人,不习惯和别人分享问题,得给他们点时间,他们才能继续讲下去。“你知道,我无意冒犯你,但是我不确定应不应该跟你谈。除非你有合作伙伴或者什么的。”

我没吭声。“你有合作伙伴吗?”他执意要这么问。“没有,塞耶先生,”我不卑不亢地说,“我没有合伙人。”“哦,这个工作确实不适合由一个女孩子独自承担。”

我右边的太阳穴开始突突地跳。“我热了这一整天,连顿晚饭都没吃,就是为了跑到这儿来见你。”我的声音因愤怒而变得沙哑。我清了清嗓子,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如果不是我催促你,你甚至都没打算自报家门。你先是挑剔我的办公室,现在又来找我的碴儿,可是你却不能直截了当地问问题。你是不是想弄清楚我这个人是不是诚实、富有、彪悍,还是别的什么啊?你是不是想要一些推荐人?那就直接问他们好了。别这么浪费我的时间。我不需要说服你雇用我为你服务,是你自己坚持要大半夜来找我的。”“我不是在质疑你的诚实。”他立刻说,“你看,我不是要故意为难你。可你是个女孩,事情可能会变得很棘手。”“我是个女人,塞耶先生,而且我能保护好自己。如果连这一点都办不到,我就不干这一行了。如果事情棘手,我会想办法处理,或者干脆放弃努力。那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你的。现在,你打算把你儿子的情况告诉我,还是放我回那个可以开空调的家?”

他又想了一会儿,我深吸了几口气,好让自己平静下来,舒缓喉咙里的紧张感。“我不知道,”他终于说话了,“我讨厌这样做,但是我已经别无选择了。”他抬头向上看去,我看不见他的脸。“我告诉你的任何事情都必须严格保密。”“行啊,塞耶先生,”我疲惫地说,“只有你、我,还有阿尼牛排知道。”

他屏住了呼吸,但是仍然记得自己是要息事求和的。“其实是安妮塔,也就是我儿子的女朋友的事。不是彼得,彼得是我儿子,他的问题也不小。”

吸毒,我郁闷地想。北岸那些家伙的脑子里想的只有毒品。如果是怀孕,花一笔钱做个流产手术就万事大吉了。然而,我没有资格挑三拣四,于是,我咕哝了几句鼓励的话。“怎么说呢,这个安妮塔真的不是很理想的女友人选,自从彼得和她混在一起,脑子里就生出了许多古怪的念头。”奇怪的是,这些话从他沙哑的嗓子里说出来怎么感觉那么正式。“恐怕我只负责调查,塞耶先生,这个男孩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管不了了。”“不,不,我知道,只是——他们一直住在一个令人作呕的社团还是什么地方,我告诉过你他们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吗?反正,他,就是彼得,着了魔似的说要当工会组织者,说他不想去商学院读书了。所以,我去找那个女孩聊了聊,想让她明白其中的缘由。”“她姓什么,塞耶先生?”“希尔。安妮塔·希尔。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去找她谈了话,想让她明白一些道理。可是,那次谈话后她就突然不见了。”“听上去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倒希望是这样。关键是,现在彼得说我收买了她,是我给她钱让她失踪的。他还威胁我要改名换姓,除非她再次出现,否则他也会失踪,让我再也找不到。”

我想,我现在已经听得差不多了。他雇我去找一个人,这样,他的儿子就可以上商学院了。“你对她失踪这件事负责吗,塞耶先生?”“我?如果我负责,我就能把她找回来。”“未必吧。也许她从你那儿敲诈了五万块钱,然后自己溜了,这些钱你是要不回来的;或者,是你花钱叫她彻底消失的;或者,是你杀了她,不然她就是因为你的原因被人杀了,而你却让别人代你受罪。像你这种人可是有不少资源的。”

听了这番话,他好像笑了一下。“是啊,我想这都可能是真的。不管怎么说,我想让你找到她,找到安妮塔。”“塞耶先生,我不喜欢拒绝送上门来的工作,但是你为什么不去找警察呢,他们在处理这种事情上可要比我装备精良啊。”“我和警察——”他刚开口说话,突然又停住了,“我不愿意把家里的事告诉警察。”他闷闷不乐地说。

他的话听起来是真的,但他刚才想说什么呢?“为什么你这么担心事态会变得严重呢?”我说出了自己的满腹狐疑。

他稍稍挪了一下椅子。“有些学生会变得很疯狂。”他咕哝着。我心存怀疑地挑起了眉毛,但是屋子里太黑,他看不见。“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我问。就像一个广告受众调查所做的那样。“你是从哪儿听说我们的,《滚石》杂志,还是从一个朋友那里?”“我是在电话黄页上找到你的名字的。我要找的那个人最好住在卢普区,而且那个人不认识我的生意伙伴。”“塞耶先生,我每天收取一百二十五美元,外加报销各种费用。此外,我还需要五百美元的押金。我会向你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但是客户不能对我该怎样工作指手画脚,就像那些遗孀和孤儿不能告诉你应该如何经营迪尔伯恩堡信托公司一样。”“这么说,你接受这份工作了?”他问。“是的。”我言简意赅地说。除非那个女孩死了,否则找到她不会太难。“我需要你儿子在大学里的地址,”我补充道,“还有那个女孩的照片,如果你有的话。”

他犹豫了一下,好像想说点什么,但还是把那个地址给了我——南哈珀街五四六二号。我希望这是真实的地址。他还给我看了安妮塔·希尔的照片。光线忽明忽暗,看不太清,但是看上去像是年鉴上的速拍照片。我的客户要求我汇报情况的时候往他家里打电话,而不是打给办公室。我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匆匆地记在一张名片上,然后装回口袋里。“你觉得得过多长时间才能打听到一点情况?”他问。“开始调查之前,一切都不好说,塞耶先生。不过,明天一大早我就会着手处理此事的。”“为什么今天晚上你不去那儿看看呢?”他坚持道。“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简洁作答。比如,吃晚饭,还有喝一杯酒。

他劝说了一会儿,但并不过分,因为作为一个习惯了想怎样就怎样的人,他以为我会改变主意。最后他放弃了,递给我一张五百美元的钞票。

我借着阿尼牛排店那边射过来的光眯着眼睛扫了一下。“我只收支票,塞耶先生。”“我不想让办公室里的人知道我找过侦探。我的秘书负责管理我的支票账目。”

我有些吃惊,但算不上震惊。许多总裁都会让他们的秘书处理此事。我的感觉是,只有上帝、国税局和我开户的那家银行才可以了解我的金融交易情况。

他站起身要走,我把他送出门外。我锁门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下楼了。我想好好看他一眼,于是急匆匆地在他身后追赶。我可不想在闪烁的霓虹招牌下一一看过芝加哥的所有男人后,才认出我的客户。楼道里的照明并不好,在这样的光线下,他的脸显得方方正正、凹凸不平,一副爱尔兰人的模样,我不得不说,他跟我想象中的迪尔伯恩堡二把手的样子截然不同。他那身西装价格昂贵,做工考究,但是怎么看他都不像在全国第八大银行当头头儿的人,反而像是从爱德华·[1]罗宾逊的电影里走出来的人。可是,我看起来就像侦探了吗?细想一下,大多数人并不依据女人的外表来判断她们靠什么生活,但是,当他们知道我的职业后,总是会大吃一惊。

我的客户向东去了,朝着密歇根大街的方向。我耸了耸肩,穿过马路,走进了阿尼牛排店。店主给了我一杯双份的黑牌威士忌,又从他的私人收藏里取出一份牛里脊。[1] 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1893—1973),好莱坞电影演员,以在银幕上扮演硬汉形象而令人难忘。第二章辍学

这天,我醒得很早,预计天气和前一天一样炎热潮湿。一个星期有四天我都在努力强迫自己锻炼身体。前两天在盼望大热天快点过去中错过了,但是,我知道今天早上最好还是出门。当三十岁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你不锻炼身体的日子过得越多,就越是急切地渴望回到那个时候。况且,我散漫任性的生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让运动比节食来得更容易一些,跑步可以帮我减轻体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多么喜欢这么做,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早晨。

昨天晚上塞耶先生给我的五百块钱着实令我的精神为之大振,穿上牛仔裤剪成的牛仔短裤和T恤衫的感觉也很不错。金钱帮助我在出门的时候不再为阴沉的坏天气烦恼。我轻轻松松地跑了五英里。我跑到了湖边,又绕着贝尔蒙特港转了一圈,再回到我那个位于霍尔斯特德的又宽敞又便宜的公寓里。刚刚八点半。天气太热,我跑得汗流浃背。我喝了一大杯橙汁,洗澡前又煮了一壶咖啡。我把跑步服搭在一把椅子上,床就不整理了。毕竟我有工作要做,没有时间——况且,谁又会看见呢?

喝着咖啡,吃着熏鲱鱼,我琢磨着怎样才能接近彼得·塞耶,怎样才能把他女朋友失踪的事套出来。如果他家里人不同意他和这个女孩交往,万一他知道了他父亲雇私人侦探调查她的失踪,他很可能会恨他的父亲。我必须是一个和大学有关的人——也许是她的同班同学,想借她的笔记看一看?我长得这么老,看上去也不像大学生,万一她没注册夏季学期怎么办?也许我可以伪装成某个地下报社的编辑,想让她就某个问题写篇文章,有关工会的文章——塞耶说过,她试图说服彼得成为工会组织者。

我把盘子摞在洗碗池边,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它们:再过一天,我必须把它们洗干净。我把垃圾拎了出去,虽然我很邋遢,但并不是一个懒女人。报纸已经堆了一段日子了,我用了几分钟把它们抬到垃圾箱旁。大楼管理员的儿子靠回收报纸赚取外快。

我穿上牛仔裤和一件纯棉的黄色上衣,站在镜子前审视自己,结果是通过。夏天,我看上去最美。我从意大利母亲那里继承了橄榄色的肤色,黑得很美。我朝着自己咧嘴笑。我听见她在说:“是的,维克,你很漂亮,但漂亮又有什么好。任何女孩都可以漂亮,但是为了照顾好自己,你必须有头脑。而且,你必须有一份工作,有一个职业。你必须工作。”她曾经希望我成为一名歌唱家,还非常耐心地训练过我。她当然不愿意让我当侦探。我父亲也一样。他本身是个警察,是一个爱尔兰世界里的波兰人。他只做到警佐就再没升上去,一部分原因是他这个人缺乏野心,但是我敢肯定,这也和他的祖辈有关系。然而,他盼望我做点大事……镜子里我的笑容变得有些阴郁,我猛地转过身去。

出发去南区之前,我先去了一趟银行,把那五百块钱存入账户。重要的事要先做。银行出纳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把那些钱接了过去,我总不能期望每个人都像我那样对它们印象深刻。

当我轻松地把雪佛兰蒙札开到通往湖滨大道的贝尔蒙特入口时,时间是上午十点半。天空已经被漂白了,水波反射出黄铜般的光泽。这个时候出门的只有全职太太,孩子和侦探。我把车沿着湖滨开到海德公园,二十三分钟后,我把车停在“中途”。

我已经十年没来过校园了,可是这个地方的变化并不大,没有我的变化大。我从哪儿读到过这么一句话——大学生们原本肮脏邋遢的样子已经被光洁利落的五十年代风格取代。这场运动肯定忽略了芝加哥。分不出性别的年轻人,或手拉着手,或三五成群地在校园里漫步,他们头发直竖,穿着带毛边的破旧牛仔运动短裤和破洞的工作服——这很可能是他们所有人和劳动最近距离的接触。据推测,五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年收入五万美元的家庭,但是我讨厌用外表来判定究竟是哪五分之一的人。

我从令人眩目的日光中走出来,进入凉爽的石头大厅,在一部电话机旁停下脚步,给注册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我想找一位学生,安妮塔·希尔小姐。”电话那头一个苍老刺耳的声音让我等一下。背景中传来沙沙的翻纸声。“您可以拼一下那个名字吗?”我满足了她的要求。又是一阵沙沙声。那个刺耳的声音告诉我,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学生。这是说明她没有注册夏季学期,还是意味着根本就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学生?我又问了一下彼得·塞耶的情况,她把哈珀的地址给我的时候我有一点惊讶——既然安妮塔不存在,又怎么会有那个男孩呢?“不好意思这么麻烦您,不过,我是他的姨妈,您能告诉我今天他上什么课吗?他不在家,而且我只有今天这一天时间能待在海德公园。”我的声音一定听上去很慈祥,因为说话刺耳女士屈尊告诉我,彼得这个夏天没注册,学院的政治科学系也许能帮我找到他。我友善地感谢了她,并结束了这次通话。

我对着电话皱起眉头,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没有安妮塔·希尔,我怎么才能找到她?而且,如果没有安妮塔·希尔,为什么会有人要我去找她?为什么他告诉我这两个人是大学生,而注册办公室却没有那个女孩的记录?也许他误以为这个女孩在芝加哥大学上学,而她有可能在罗斯福大学读书,却住在海德公园。我想,我应该去那个公寓看看是不是有人在家。

我回到车上。车里热得透不过气来,方向盘灼伤了我的手。车的后座上堆着一些文件,文件中间有一条几个星期前我去海边的时候拿的毛巾。我摸索着找到那条毛巾,把它盖在方向盘上。住在这个社区这么久了,遇到单行道我还是会晕头转向,总之,我还是到了哈珀街。五四六二号是一个用黄砖石砌成的三层楼房。入口处散发着艾尔火车站的霉臭味,空气中还飘着一股尿骚味。一只带有“哈罗德鸡窝”标志的袋子皱成一团,扔在角落里。几根剔过的骨头放在旁边。里面那扇门晃晃荡荡地挂着,大概已经有一段日子没锁了。原本棕色的涂料层裂开了缝,墙皮脱落的情况也很严重。我皱了皱鼻子。如果塞耶夫妇不喜欢他们的儿子住在这种地方,也是情有可原。

门铃板上的名字是用手写在索引卡上,再用胶带粘到墙上去的。塞耶、伯尔尼、斯坦纳、麦格劳和阿拉塔住在三楼的一套公寓里。那一定是激怒我的客户的那个令人恶心的社团。没有希尔这个人。我怀疑他是不是把安妮塔的姓氏搞错了,也许她用了一个假名。我按响门铃,等了一会儿,没有回应。我又按了一遍门铃,还是没人应答。

现在是中午了,我决定休息一下。我想起附近一个购物中心里的维皮快餐店已经被一家凉爽迷人的准希腊风格的餐馆取代了。我吃了一盘极其美味的蟹肉沙拉,喝了一杯夏布利酒,然后走回那间公寓。孩子们可能在夏天打零工,五点之前回不了家,可是那个下午除了设法找到那个躲债的印刷商,我没什么事可做。

还是没人应答,正当我按门铃时,一个穿着邋遢的年轻男子走了出来。“你知道塞耶-伯尔尼家有没有人吗?”我问。他目光迟钝地看着我,嘴里含糊地说着他已经好几天没见过这家有人了。我从兜里掏出安妮塔的照片,告诉他我正在找我的外甥女。“她现在应该在家,只是我不确定这个地址对不对。”我补充道。

他抛给我一个厌倦的眼神。“是啊,我想她是住在这儿。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安妮塔。”我说,但是他已经趿着鞋走出去了。我靠在墙上,想了几分钟。我可以一直等到晚上看谁会出现。另一方面,如果我现在就进去,可以靠自己查出更多的信息,这比只是问问题强多了。

我推开里面那扇门,那天早上我就发现门锁不见了,然后迅速爬上三楼。我捶了捶塞耶-伯尔尼公寓的门。无人应声。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见窗式空调发出微弱的嗡嗡声。我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最初几个都不对,后来终于找到一把钥匙把门打开了。

我迈步进去,轻轻地关上门。过了一个狭小的玄关就是客厅。只有很少几件家具,光秃秃的地板上零散地扔着几个牛仔布包裹的靠垫,还有一台音响。我走过去看了看——凯伍德的转盘、JBL的喇叭。看来,住在这儿的是个有钱人。一定是我客户的儿子,这一点毫无疑问。

起居室通向一个过道,过道两边是货车车厢风格的房间。我沿着过道向前走,闻到一股恶臭,好像是旧垃圾或者死耗子的味道。每到一个房间,我都会把头伸进去,但是什么也没看见。走廊尽头是个厨房。那里的臭味最浓,但是过了一会儿我才找到那种气味的发源地。一个年轻男子趴在餐桌上。我走到他的身边。尽管窗式空调还开着,但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腐烂。

那个气味强烈而厚重,还间有一股甜味,令人作呕。蟹肉和夏布利酒开始在我的胃里翻涌,但是我强忍住恶心,小心翼翼地抬起那个男孩的肩膀。他的脑门被打了一个小洞。血从那个小洞里缓缓淌下,流过他的面颊,现在已经干涸了。但是他并没有毁容。他的脑后一片狼藉。

我把他小心地放倒在桌子上。有一种东西,我们暂且称之为女人的直觉,它告诉我出现在我眼前的正是彼得·塞耶的遗体。我知道我应该离开这里去报警,但是如果这么做,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仔细检查这间公寓了。很显然,这个男孩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警察大可再等他几分钟。

我在洗手盆里洗了手,然后沿着走廊返回,又检查了一遍卧室。我很纳闷尸体到底在这儿搁了多久,怎么就没有一个室友报告警察呢。第二个问题已经找到了部分答案,因为电话机旁边用胶带贴着伯尔尼、斯坦纳和阿拉塔的夏季住址。那两间有书籍试卷却没有衣服的卧室应该属于他们三个人之中的两个。

第三个卧室属于那个死去的男孩和一个叫安妮塔·麦格劳的女孩。无数本书的衬页上都龙飞凤舞地涂写着她的大名。在一张摇摇欲坠的木质写字台上摆着一张死者和一个女孩在湖边拍的照片,照片没有相框。那个女孩留着一头赤褐色的鬈发,看上去活力十足、热情四射,仿佛连照片看起来都像是活的。这张照片可比我的客户昨天晚上给我看的那张年鉴快照好多了。为了得到这样的女孩,男孩放弃一个商学院又算什么呢。我想会会这个安妮塔·麦格劳。

我把那些纸张翻了一遍,没什么私人的东西——劝说抵制非工会印刷品的传单、几本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书,以及大量的笔记本和在学生公寓里随处可见的试卷。我找到了两张埃贾克斯保险公司近期开给彼得·塞耶的工资单存根,他把这些单子塞在了一个抽屉里。显然,这个男孩在夏天打过工。我把它们放在手上掂量了一下,而后塞进牛仔裤的后兜里。和这两张工资单挤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写着温尼卡地址的选民登记卡。我也把这个拿走了。你永远不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我拿起那张照片,离开了公寓。

刚一出门,我就大口地呼吸起新鲜空气来。我从没意识到它的味道原来这么好。我走回那家购物中心,给第二十一警区打了一个电话。我爸爸已经过世十年了,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这个号码。“凶案组,我是德鲁克。”一个声音咆哮道。“南哈珀街五四六二号第三公寓里发现一具尸体。”我说。“你是谁?”他厉声道。“南哈珀街五四六二号,第三公寓。”我重复了一遍,“听清楚了吗?”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我回到车里,离开了现场。过一会儿警察会把我团团围住的,到时候想走都走不掉了,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些事需要处理。二十一分钟后,我回到家里,洗了很长时间的澡,我想把刚才看到彼得·塞耶脑袋的情景从脑海中洗掉。我穿上一条白色的亚麻裤子和一件黑色的丝绸衬衫。干净优雅的衣服将我置身于活人的世界。我把偷来的各种文件从牛仔裤的后兜里掏出来,又把它们和照片一起放进一个大大的单肩包里。我回到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把这些证据藏进内嵌式的保险柜,接下来,我又检查了一下电话记录,没有留言。于是,我试着拨了一下塞耶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我打了三次,每次都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您拨打的电话,六七四九一三三,是空号。请核实后再拨。”这个单调的声音彻底摧毁了我对昨晚来客的信任。我敢肯定他不是约翰·塞耶。如果不是塞耶,他又会是谁呢,为什么他希望我找到那具尸体?为什么要把那个女孩牵扯进来,而且还给她起了一个假名?

一个身份无法确定的客户、一具确定了身份的尸体,我一直在纳闷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毫无疑问是通过这个女孩找到这具尸体,可是……麦格劳小姐已经好几天不见人影了。我的客户也许就是想让我找到这具尸体,而我对这个女孩却充满了好奇。

我的工作好像并不包括把彼得已经死亡的消息通知他的父亲,如果他的父亲尚不知情的话。但是,在我完全确定昨晚的客户不是约翰·塞耶之前,我必须拿到他的照片。“一步一个脚印”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我咬着下嘴唇,痛苦地思索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了应该去哪儿找那个男人的照片,这么做既不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又可以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已经得到了它。

我锁上办公室的门,穿过卢普,朝门罗街和拉舍尔大街的方向走去。迪尔伯恩堡信托银行一共有四幢大楼,每幢大楼都占据着那个十字路口的一个街角。我挑了一幢门上刻着金字的,然后问门口的警卫公关部在哪儿。“三十二层。”他咕哝着,“你有预约吗?”我露出天使般的笑容,说我有,接着趁着他回去嚼雪茄烟头,我昂首挺胸地上了三十二层。

公关部的接待员一般都身材姣好,穿着时尚,貌美可人。这个人的薰衣草色连身衣大概是银行里最古怪的行头了。她朝着我皮笑肉不笑,礼貌地递过来一份最新的年度报告。我也把一个假笑贴在脸上,然后回到电梯里,施恩般地朝着门卫点了点头,随后溜溜达达地出了门。

我感觉胃里还是有点上下翻腾,于是带着这份报告去了“露西熟食店”。我要了一份冰激凌和咖啡,打算一边享用,一边阅读报告。信托银行执行副总裁约翰·L.塞耶和其他一些大人物的照片被印在封二最显眼的位置上。他清瘦黝黑,穿着银行家最爱的灰色西装,不必借助霓虹灯,我就知道他和昨晚来访的那位客人在相貌上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我又吃了几勺冰激凌。警察肯定在向所有邻居打听情况。有一条线索是我有而他们没有的,那就是那个男孩的工资存根,因为我把它拿走了。埃贾克斯保险公司的全国总部位于卢普区,离我现在的位置不远。我看了一下手表,下午三点,对于打公务电话来说,这个时间并不晚。

埃贾克斯保险公司在一座由钢铁和玻璃建成的摩天大楼里,这幢大楼一共有六十层,全部被埃贾克斯占用了。我一直认为,从外面看,这是市中心最丑陋的建筑物之一。一楼的大堂单调乏味,内部装修毫无任何亮点可言,因此无法扭转它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这里的警卫比银行的那个还要凶。没有保安卡,他就不放我进去。我告诉他我和彼得·塞耶先生已经约好了,又问他塞耶先生的办公室在哪一层。“没那么快,女士。”他咆哮道,“我们得给楼上打个电话,如果那位先生在的话,他会批准你上去的。”“批准我?你的意思是说,我进去还得经过他的批准吗?他没有任何权力决定我的存在。”

那个警卫跺着脚回到岗亭给楼上打电话。塞耶先生今天不在的消息并没有令我吃惊。我要求和他办公室里的人讲话。我厌倦了女人般娇柔地扮演息事宁人的角色,而是凶悍起来,他们这才允许我和一个秘书说话。“我是维·艾·华沙斯基。”我痛快地说,“塞耶先生在等我。”

电话那头的女人温柔地向我道歉:“可是,塞耶先生一个星期都没来了。我们甚至给他的家里打过电话,但是没人接。”“那么我认为最好让我和你办公室里的其他人讲话。”我的口气依旧强硬。她想知道我有什么事。“我是一名侦探。”我说,“发生了一些极其讨厌的事情,小塞耶想找我谈谈。如果他不在,我想找别的了解他工作情况的人聊一聊。”在我听来,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说服力,可她还是叫我等一下,她去找人商量了。五分钟后,那个警卫还在瞪着我,并用手指抚摸着他的枪,那个声音温柔的女人再次拿起电话,她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理赔部的副总裁马斯特斯先生会和我谈谈。

那个警卫不愿意放我上去,他甚至又给那个温柔的女士回了一个电话,希望能证明我是在撒谎。但我最终还是到了四十层。刚一下电梯,我的脚就深深陷进绿色的绒毛地毯里。我踩着这些绒毛走到大厅南头的接待区。一个无聊的接待员放下手里的小说,把我交给那个声音温柔的女人,她正坐在一张柚木桌后面,桌子的一边放着一台打字机。随后,她把我请进了马斯特斯先生的办公室。

马斯特斯先生的办公室大得可以当小熊队的训练场,而且窗外是一片美丽的湖景。他的脸蛋圆鼓鼓的,泛着微微的粉色,有着一副年过四十五岁的成功商人应有的模样。他身着一套做工精细的灰色薄西装,满脸堆笑地看着我。“所有电话都不要接进来,艾伦。”他对正在往外走的秘书说。

我们紧紧地握了握手,然后我把名片递给他。“请问您这次来的目的是,您姓……”他露出施恩于人的微笑。“华沙斯基。我想见一下彼得·塞耶,马斯特斯先生。可是显然他不在,既然您已经同意见我,那么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男孩认为他有必要找私人侦探呢?”“我真的没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位小姐,您介意我称呼您……”他看了一眼名片,“这个V代表什么?”“那是我的名字,马斯特斯先生。也许您能告诉我他在这里做什么工作。”“他是我的助理。”马斯特斯和蔼地回答,“约翰·塞耶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说他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儿子想在暑假打工,所以我很乐意帮这个忙。”说到这儿,他换上了一副悲伤的神情。“当然,如果这个男孩遇到了什么需要侦探来解决的麻烦,我觉得我有必要了解一下情况。”“作为您的助理,塞耶先生需要做哪类工作?负责理赔吗?”“哦,不是。”他笑了笑,“那些事由我们的现场部门处理。我们现在只负责业务流程,比如预算之类的。此外,他的行政工作做得也不错——审核报告什么的。他是个好孩子,我不希望他和那些东奔西跑的嬉皮士混在一起。”他压低嗓音说,“这事你知我知,约翰说,他们向他灌输了一种很糟糕的营销理念。这份暑期工作的关键就是要从内部向他呈现一个更好的商界图景。”“你们成功了吗?”我问。“我持乐观态度,小姐,乐观态度。”他把两只手揉搓在一起。“我当然希望可以帮助您……如果您能提示我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惹上了什么麻烦。”

我摇了摇头。“他没说……只是打电话问我今天下午能不能顺便过来一趟。这里没发生什么事吧,他为什么会需要侦探,您说呢?”“嗯,一个部门领导通常不太了解自己的部门正在发生什么。”马斯特斯煞有介事地皱起了眉头,“你高高在上,大家不信任你。”他再次露出微笑。“不过,您说的消息还是令我很惊讶。”“为什么您想见我?”我问。“哦,我答应过约翰·塞耶会关照他的儿子,这一点您是知道的。私人侦探都来了,这事听起来挺严重。不过,我不会过分担心,尽管也许我们会雇你找出彼得的下落。”他被自己开的玩笑逗乐了。“他整整一个星期没来了,打他家里的电话也找不到他。我还没把这件事告诉约翰。事实上,他对这个孩子已经够失望的了。”

他陪我走过大厅,把我送进电梯。我乘电梯到了三十二层,下了电梯,又回到楼上,沿着大厅又返了回去。“我想看一下小塞耶的座位。”我告诉艾伦。她看了看马斯特斯的房门,希望寻求指导意见,但是房门关着。“恐怕——”“很可能不行。”我打断了她的话,“无论如何,我都要看一下他的办公桌。我总会找到人告诉我他坐在哪里的。”

她看上去很不高兴,但还是把我带到了一个隔间。“您知道,如果马斯特斯先生出来,发现您在这儿,我可就麻烦了。”她说。“我不明白。”我告诉她,“这又不是你的错。我会告诉他你已经尽力阻止了,可我就是不走。”

彼得·塞耶的桌子没上锁。我拉开抽屉翻看里面的文件时,艾伦站在旁边看着我,看了几分钟。“我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检查一下我是不是带走了什么东西。”我头也不抬地说。她哼了一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这些文件和男孩公寓里的文件一样,没有任何危险性——大量有关部门预算的分类账目、一捆有关劳工赔偿估算的电脑打印稿、与埃贾克斯保险公司理赔业务员之间的往来信函——“亲爱的某某先生,请为如下申请者核实劳工赔偿估算。”没有任何能招致杀身之祸的东西。

我为这些刚刚找到的微不足道的资料挠头,琢磨着下一步该做些什么,这时,我意识到有人在盯着我。不是那个秘书。“毋庸置疑,你的装饰作用可比小塞耶大多了。”观察我的那个人说话了,“你把他的位子给占了?”

讲话的那个人穿着一件衬衫,年龄在三十多岁,不用谁说,我也[1]知道他很英俊。我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他的细腰和合体的布克兄弟裤子。“这里是不是有人很了解彼得·塞耶?”我问。“亚德利的秘书很讨厌他,可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了解他。”他凑得更近了。“为什么你这么感兴趣?你是不是国税局的人?这个孩子是不是漏税了?他们家族庞大的控股公司有一部分股权可是属于他的。还是他偷了理赔部的钱,携款潜逃后把这笔钱转到革命委员会名下了?”“这是你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我承认,“显然,他失踪了。我没和他谈过话。”我谨慎地补充问道:“你了解他吗?”“比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更了解他。”他咧着嘴笑得很开心,如果他不那么傲慢的话,看着还挺招人喜欢的。“他应该是为亚德利——亚德利·马斯特斯,干些跑腿的活儿。我看见你刚才和他说过话。我是亚德利的预算经理。”“一起喝一杯怎么样?”我提议道。

他看了一下表,而后又笑了。“一言为定,你有约会对象了,小姐。”

他叫拉尔夫·德弗罗,过去住在郊区,是最近才搬到城里来的,离婚后,他把唐纳斯·格罗夫的房子留给了前妻,这些情况是他在电梯里告诉我的。卢普附近的酒吧他只知道“比利”这一家,理赔部的同事们经常去那里。我建议去“金色光芒”,那里稍微远一点儿,而且位置靠西,可以避开他认识的人。沿着亚当斯大街散步时,我买了一份《太阳时报》。“金色光芒”是南卢普的一个奇特的存在。狭窄的酒吧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马蹄铁形的桃花心木吧台还在,那是严肃的酒徒就座的地方。沿着墙边挤着八九张小桌子和隔间,最初建这个地方的时候安的那两盏真的蒂芙尼灯散发着家一般舒适温馨的光。这里的酒吧招待萨尔是一个了不起的黑人女性,她身高近六英尺。我亲眼见她只说了一个字外加一个眼神就终止了一场争斗——没人敢在萨尔面前造次。今天下午她穿了一身银色的连裤装。美极了。

她向我点头致意,并把一杯黑方端到隔间里。拉尔夫点了一杯金汤力。四点确实有点早,即便是对那些真正来金色光芒喝酒的顾客来说也是如此,整个酒吧几乎没什么人。

德弗罗把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放在桌子上,那是给萨尔的。“告诉我,为什么像你这么美丽的女士会对彼得·塞耶这种小孩感兴趣呢?”

我把钱还给他。“我在萨尔那儿签单。”我解释道。我随手翻阅着那份报纸。故事并没有在头版出现,他们却在第七页给了它二分之一的版面。“激进的银行业继承人遭枪击”,这是我读到的大字标题。塞耶的父亲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被三言两语地带过。他的四位室友以及他们所从事的激进活动才是这篇文章真正关注的地方,而埃贾克斯保险公司根本就没被提起。

我把报纸折起来,让德弗罗看那篇文章。他匆匆扫了一眼标题,然后恍然大悟似的把报纸从我手中夺了过去。他读报的时候,我在一边看着他。那篇文章很短,他一定是来回看了好几遍。接着,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一脸的困惑。“彼得·塞耶,死了?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也想弄清楚。”“买报纸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我点了点头。他瞟了一眼报纸,接着又看了看我,善变的脸上显露出怒意。“你是怎么知道的?”“是我发现了那具尸体。”“你干吗在埃贾克斯的时候不告诉我,却拉着我玩这种猜字游戏?”他发问。“任何人都可能是杀死他的凶手。你、亚德利、他的女朋友……我想知道你看到这条新闻后会有怎样的反应。”“你到底是谁?”“我叫维·艾·华沙斯基。我是一名私人侦探,而且我正在调查彼得·塞耶的死因。”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你?你是侦探?那我还是芭蕾舞演员呢。”他大声说。“我倒是想看看你穿紧身袜和芭蕾舞裙的样子。”我发表完意见,掏出我的私人侦探许可证的复印件,复印件外边包了一层塑料膜。

他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地耸了耸肩。我把它放回我的钱包。“只是为了澄清疑点,德弗罗先生,是你杀了彼得·塞耶吗?”“不是,我他妈的没杀他。”我的问题把他气得下巴一直在抽搐。他说了停,停了说,断断续续的,无法将他的感觉表述清楚。

我朝萨尔点了一下头,她又给我们端来了两杯酒。酒吧里渐渐挤满了等着搭火车回家的上班族,他们想在上车前喝上一杯。德弗罗喝完第二杯杜松子酒后稍微放松了一些。“你问亚德利是不是他杀了彼得的时候,我真想亲眼看看他那张脸。”他冷冰冰地说。“我没问他。不过,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和我谈话。他是不是真的那么护着塞耶?这是他暗示给我的意思。”“不。”他想了想,“他并不是那么关注塞耶。不过鉴于家庭的关系……如果彼得遇到麻烦,亚德利会觉得自己亏欠了约翰·塞耶,没照顾好他……死了……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尽管他的想法有些激进。上帝啊,亚德利肯定很难过。那个男孩的父亲也是。塞耶不喜欢他的孩子住在他过去生活的地方,现在呢,他却被吸毒的人枪杀了……”“你怎么知道他父亲不喜欢这样?”“哦,这不是什么秘密。彼得刚开始到我们这儿工作后不久,约翰·塞耶就闯进来,像一个愤怒的发情期猩猩那样展示肌肉,并且四处乱吼——这个孩子如何背叛家庭,满嘴的工会,他为什么就不能生活在一个体面的地方。我猜,他们已经在那儿给他买了一套高级公寓,如果你能相信的话。我必须说,这个男孩当时表现得很好,他并没有顶嘴,或者做其他出格的事儿。”“他在埃贾克斯有没有——嗯,经手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

德弗罗很吃惊。“你不会把他的死和埃贾克斯保险公司联系在一起吧?我以为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他是被那些总在海德公园杀人的吸毒者枪杀的。”“听你这么说,海德公园好像是个帮会火并的地方,德弗罗先生。去年由第二十一警区负责的三十二起谋杀案中,只有四起发生在海德公园,两个月发生一次。我并不认为彼得·塞耶这个案子应该简单地划归那个区域七八月份的统计数据。”“那么,是什么让你认为这个案子和埃贾克斯保险公司有联系呢?”“我不这么认为。我只是在排除一些可能性……你见过死尸吗,哪怕是被子弹射穿的身体?”他摇了摇头,充满戒备地在椅子上挪动了几下。“可是我见过。而且,你经常能从尸体停放的样子判断受害人是否曾经试图向袭击者发起反击。这个男孩穿着白衬衫坐在餐桌前——他很可能已经准备好,星期一早晨来埃贾克斯上班——接着有人‘砰’的一声在他的脑袋正中穿了一个小洞。这可能是一个职业杀手干的。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再带一个人去,而且那个男孩还得认识他,这样才能取得他的信任。这个人也许是你,也许是马斯特斯,或者是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女朋友……我只是想搞清楚为什么不可能是你。”

他摇了摇头。“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证明这一点,除了我不知道怎么用枪,但是,我不敢肯定是否可以把这一点证明给你看。”

我大笑起来。“也许你可以……那马斯特斯呢?”“亚德利?拜托!那个人是你在埃贾克斯保险公司能找到的最值得尊敬的人。”“这并不能排除他是杀人凶手的可能性。为什么你不跟我多讲讲彼得在那儿都干过什么?”

他反抗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同意跟我说说亚德利的工作以及彼得·塞耶为他做过些什么。这一切好像并不能导致谋杀。马斯特斯负责理赔运作中的财务、预约等业务;彼得帮他统计数字,核对办公室里保存的针对各种已经汇出的赔付款汇票的复印件,统计各办事处的各项经费,总结他们在哪些地方预算超支,以及所有枯燥的为了推动公司向前运转所需的日常工作。可是……可是……马斯特斯一时冲动答应见我,一个陌生人,况且还是个侦探。如果他当时不知道彼得惹上了麻烦——甚至,也许,知道他死了——我简直无法相信他对约翰·塞耶的承诺会令他做出那种事情。

我凝视着德弗罗。他只是徒有其表,还是知道些什么?在我看来,他的愤怒好像只是在得知男孩死亡的消息后所产生的震惊和迷乱。然而,愤怒同样也可以有效地掩饰其他情感……我决定暂时将他划归清白的旁观者之列。

德弗罗与生俱来的爱尔兰人的狂妄自大又回来了,他开始拿我的工作取笑。我觉得自己已经在他那儿尽力得到了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除非我还能问出什么更好的问题,于是,我决定把这件事搁置一旁,谈点更轻松的话题。

我示意萨尔把账单拿过来——她每个月给我寄一份账单。接下来,我和德弗罗又去了“长官的食堂”,并在那里慢悠悠地吃了一顿饭。那是一家印度餐馆,在我的印象中,它是芝加哥最浪漫的餐馆之[2]一。他们的“皮恩杯”调得也不错。威士忌喝多了,我迷迷糊糊地记得后来我们去了北区,一家挨着一家地去很多迪厅跳舞。我可能又喝了几杯。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我是一个人回来的。我很高兴可以把衣服扔在椅子上,倒在床上就睡。[1] 布克兄弟,美国知名服装品牌,创建于一八一八年。以用料上乘、服务至上和不断创新著称,是美国白领阶层心目中的最佳服饰品牌。[2] 皮恩杯,Pimm’s cup,一种鸡尾酒。第三章职业风格

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彼得·塞耶在埃贾克斯保险公司的走廊里疯狂地跑来跑去,与此同时,佩戴罢工纠察员袖标的安妮塔·麦格劳站在一旁面带微笑。拉尔夫·德弗罗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向塞耶开了一枪。枪声在走廊里回荡。枪声响个不停,我试图把枪从德弗罗的手里抢过来扔掉,但是枪声仍在继续,我猛地惊醒。门铃刺耳地尖叫着。伴随着重重的敲门声,我从床边滑下来,套上牛仔裤和衬衫。我的嘴里和眼睛里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它告诉我前一天夜里我一定多喝了一两杯威士忌,而且熬夜熬得太晚。当锤子般的重拳再次落在门上时,我跌跌撞撞地来到客厅,透过猫眼向外张望。

门外站着两个男人,肌肉都很发达,穿着袖子过短的夹克,剃着平头。我不认识右边那个年纪小一点的人,但是左边那个年纪大一些的是鲍比·马洛里,他是第二十一警区凶杀案组的警官。我手忙脚乱地把门打开,尽量笑得灿烂。“早啊,鲍比。真是个惊喜。”“早晨好,维姬。不好意思把你从床上拽起来。”马洛里的幽默意味深长。“没关系,鲍比,见到你我总是很开心。”鲍比·马洛里是我父亲当差时最亲密的朋友。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他们就开始一起巡逻。鲍比升职后走出了我爸爸的职业生活圈,但是他并没有忘了我爸爸。感恩节的时候,我总是会和他、艾琳——他那个充满母性温暖的太太——共进晚餐,还有他的六个孩子和四个孙子。

大部分时间,鲍比就当我没工作,或者至少干的不是侦探这一行。现在他向我这边看过来,但是并没有看着我。“这位是约翰·麦克格尼格警官。”他亲切地说着,并朝麦克格尼格的方向随意地挥了一下手。“我们想进来问你几个问题。”“当然可以。”我礼貌地说,但愿我的头发不要太乱。“很高兴认识你,警官。我是维·艾·华沙斯基。”

我和麦克格尼格握了握手,接着向后退了一步,把他们让进狭窄的门厅。我们身后的过道直接通向浴室,卧室、客厅在右边,餐厅和厨房在左边。这样,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踉踉跄跄地从卧室直奔浴室或者厨房了。

我把鲍比和麦克格尼格请进厨房,把咖啡摆上餐桌。我若无其事地把面包屑从餐桌上掸掉,在冰箱里翻找黑麦面包和切达干酪。鲍比在我身后说:“你收拾过这个垃圾堆吗?”

艾琳是个狂热的家庭主妇。如果她不愿意有人看见她家吃饭,你就永远不会在她家里见到一个脏盘子。“我一直在工作,”我把所有的自尊聚拢在一起,“而且我也请不起管家。”

鲍比嫌恶地环视四周。“你知道,如果托尼对你再严厉一点,而不是把你宠得不成样子,现在你已经是个幸福的家庭主妇了,也不至于扮演私人侦探的角色,给我们完成工作增加难度。”“可我是个快乐的侦探,鲍比,况且我是个糟糕的家庭主妇。”我说的是实话。八年前,我对婚姻的短暂尝试在十四个月后以一次激烈的离婚闹剧收场。有些男人只能远距离地欣赏独立女性。“你这种女孩不适合做侦探,维姬,这不好玩,也不是游戏。我已经跟你说过几百遍了。这次你又把自己卷进了一起谋杀案。他们要派奥尔森斯出来跟你谈,但是我利用职务之便把这个任务揽过来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不说话。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跟小塞耶扯到一起去的?”“小塞耶?”我重复着他的话。“成熟点吧,维姬,”鲍比劝告道,“你走进那幢楼的时候,和住在二楼的那个吸毒的家伙说过话,我们从他的描述中猜出那个人就是你。德鲁克,那个接报警电话的人在听到他的描述后认为那个声音可能也是你的……而且,你把拇指的指纹留在餐桌上了。”“我总是说犯罪得不偿失,鲍比。你们要咖啡、鸡蛋还是别的什么?”“我们已经吃过了,小丑。真正工作的人是不会现在还像睡美人那样赖在床上的。”

我看了一眼后门旁边的木钟,发现才八点十分。怪不得脑子这么糊涂。我有条不紊地将奶酪、青椒和洋葱切成薄片,把它们放在黑麦面包上,再把单片三明治放入烤箱。等待奶酪融化的时候,我一直背对着鲍比和那位警官,我把三明治装到一个盘子里,随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从鲍比的呼吸我可以判断,他的火气越来越大。当我把食物放在桌子上,叉开腿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时,他的脸已经变红了。“我对那个小塞耶几乎一无所知,鲍比。”我抱歉地说,“我知道他曾经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现在他已经死了。我是读了《太阳时报》上的文章才知道他死的。”“别跟我在这儿装腔作势,维姬。你知道他死了是因为你找到了他的尸体。”

我咽下一大口烤奶酪和青椒。“呃,我是读了《太阳时报》上的文章才猜到那个男孩可能是塞耶,刚看到尸体的时候,我当然不知道他是谁。对我来说,他只是另一具尸体。夭折在人生的春季。”我虔诚地说。“省省你的悼词吧,告诉我,你怎么会去那儿?”鲍比问。“你了解我,鲍比。我对犯罪有一种直觉。邪恶在哪里猖獗,我就会出现在哪里,我会派自己去消灭它。”

鲍比的脸变得更红了。麦克格尼格客气地咳嗽了一声,在他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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