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全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查攸吟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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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全史试读：

在很短的时间内，西欧资本涌入俄国，投资一切可以投资的东西，充盈了俄国的资本市场。

1897年12月15日上午，由海参崴方向驶来的俄国主力舰队突然出现在了旅顺港外。

战列舰“纳瓦里诺”号、“伟大的西索亚”号与巡洋舰“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在港外下了锚，随行的俄国轻型舰只则穿越旅顺口直驶港内。在俄舰黑洞洞的炮口的威慑下，港内的清军只能坐视这群不请自来的瘟神恣意妄为。

尽管早就怀有染指辽东的野心和预谋，但俄国的这次入侵行动却是在仓促中发动的。

就在一个月前，利用“曹州教案”为借口，德国悍然出兵抢占了胶州湾。而这里作为俄国东方舰队的传统越冬锚地，也是俄国方面觊觎已久的。德国的单方面行动几乎酿成了俄德之间的冲突。经过紧急外交斡旋，俄国最后选择了咽下这口气，转而抢占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大地区，作为其错失胶州湾的“补偿”。

然而，俄国在辽东的存在却损害到了英国的在华利益。早在1858年签署的《天津条约》上，位于渤海湾最北部的牛庄就成为了被指定开放的港口之一，一直代表着英国在华利益的北部疆界。

12月29日，英国远东舰队的3艘巡洋舰突然出现在了旅顺港外。其中一艘甚至驶入港内与俄国舰队毗邻而泊，无声地宣示着大不列颠的存在。但是，英国此刻能够做出的表态也不过如此。在遥远的南部非洲，日不落帝国的军事力量正在集结，全力谋划着第二次入侵德兰士瓦的行动。此刻，英国政府无意与俄国发生直接冲突。然而为了不列颠的利益，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必须要遏制。于是这个经验老到的资深列强再度祭起代理人战争这一法宝，而这一次，他们将目光落在了日本列岛之上。

1898年3月3日，俄国政府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旅顺、大连湾地区的要求。甲午战争彻底废去了清帝国的“武功”，门户洞开的清庭对此无力抗拒，被迫于当月27日签署《旅大租地条约》。

消息传来，侵入旅顺湾的俄国舰队迫不及待地举行了占领仪式。由俄国舰队司令亲自统帅的一千多俄军陆战队登上黄金山，在那里升起了象征俄罗斯帝国的白蓝红三色旗。6天以后，同样的景象又在大连湾重演了一遍。

获得一个开放海域内的温水不冻港——俄罗斯帝国终于得偿其自罗曼诺夫皇朝奠基者彼得一世以来的这一夙愿。占据海参崴以后，更随着对旅顺港的控制，俄罗斯帝国终于成功地在这个世界的东方，占据了一席之地。边缘帝国

1703年5月末，沙皇彼得在一众护卫的簇拥下登上了位于涅瓦河口的兔子岛。

三年前打响的“大北方战争”，此时已为这盘亘在欧洲东面的古老帝国带来了首批战利品——波罗的海东部的出海口。而这场战争将终结瑞典的全盛时代，使俄罗斯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海边的烂泥滩上，彼得亲手将侍从铲下来的两大块草皮摆成了一个X，为此后的彼得堡标示出了建筑的基准点。俄国打开了一扇通向欧洲文明世界的窗户。

沙皇彼得以他卓有成效的改革运动缩短了俄国与当时欧洲国家的差距，并迅速加强了俄罗斯帝国原本那庞大但落后的军事机器。继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壮大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个一贯被欧洲人视为沉睡在东方地平线下的庞然大物终于攀上了近代历史舞台。

在彼得一世的意志中，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并夺取这片内海上的霸权，只不过是整个计划的第一步。波罗的海虽然辐射整个北欧地区与北德意志，但它通向广阔大洋的路上却横亘着日德兰半岛与不列颠岛这两大障碍。涅瓦河口虽然水面开阔，是天然的深水良港，但纬度劣势使其难以避免地有一个冰封期。所以夺取一个位于纬度较低地区温暖海域内全年不冻的出海口，成为了彼得一世后半生最大的心愿。

在1710年至1711年的第三次俄土战争中，彼得一世曾率军亲征，却在黑海西岸的普鲁特河地区陷入奥斯曼与鞑靼军队的重围，最终被迫向奥斯曼求和。作为城下之盟的代价，俄罗斯帝国在《普鲁特和约》中被迫放弃了先前通过第二次俄土战争签署的《君士坦丁堡和约》所获得的亚速海地区领土。1711年7月之后，亚速海的控制权重归奥斯曼所有。

使俄罗斯帝国登上历史舞台的，是罗曼诺夫皇朝的开创者彼得一世。但是在欧洲，俄国的形象却一直和“野蛮”有着某种关系。撇开欧洲人自诩文明、进步的傲慢不谈，其实这种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当西欧与普鲁士的工厂内的技工们在各自的工坊内醉心于设计各种能取代人力的机械，当西欧的学者和教授们沉迷于将天体之间的作用力、热量传导过程中的各种规律公式化的时候，那些生活在欧洲边缘的，曾长期被蒙古人野蛮统治的斯拉夫人，似乎还热衷于把下层人民以奴隶的形势束缚在土地上，然后用鞭子和棍子强迫他们日复一日地干着农活。

彼得一世曾竭力推进俄罗斯的近代化运动。这位在俄国历史上开疆拓土功勋赫赫的著名君主，不但亲手剪掉了俄罗斯权贵们的胡子和袍子，甚至在晚年将“沙皇”这一尊号改成了西欧式的“皇帝”。但农奴制度作为俄罗斯帝国统治的基石，却并未遭到动摇，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彼得一世曾经下诏严惩窝藏逃亡农奴的行为，对涉事者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为了追捕逃亡农奴，官方甚至还设有专门的侦缉队。

然而，农奴制度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人本能地抵触各种对其直接的人身限制，进而会采取各种手段加以反抗。就和古代的奴隶制度一样，采用农奴进行劳作是低效的。挣脱枷锁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各类农奴暴动层出不穷，甚至皇朝鼎盛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普加乔夫大起义曾像野火一样在俄罗斯大地上四处蔓延。所以进入19世纪后，欧洲各国都开始逐步改用“骗”和“哄”的方式，同时借助各种契约、法律手段来代替直接的人身控制，这就使俄国这种赤裸裸的奴役方式显得愈加野蛮了。但无论这种制度有多可怕，毕竟帝国就是建立在此制度的基石之上的。也正是依靠这种可怕的制度，俄罗斯帝国曾迈入过其辉煌的时代。

彼得一世于1725年2月8日去世，被后世俄国人尊为“彼得大帝”。彼得一世政绩卓著，但其夺取温水不冻港的夙愿却至死也未能得偿。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由其最卓越的继承者叶卡捷琳娜二世实现。

女皇（自彼得一世改革以后，1721年开始俄国君主已放弃了“沙皇”称号，改为欧洲习惯的“皇帝”，但在中文里一直习惯把俄罗斯皇帝都称为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期间两度发动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占据了黑海北岸的广大土地。1774年7月，根据俄土《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俄国获得了第聂伯河和南布格河之间的地区以及刻赤海峡，掌握了通向黑海的出海口。而根据和约，克里木汗国在脱离奥斯曼帝国的同时宣布“独立”。1783年，克里木汗国正式并入俄国版图，帝国南方那扇通向文明世界的窗户终于被推开了。彼得一世（左）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右），俄罗斯历史上两位被后人冠以“大帝”之称谓的开明君主。正是这两位的努力，决定了俄罗斯帝国将在之后以列强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1853年的辛诺普海战，俄罗斯舰队于此役几乎全歼奥斯曼舰队，创造了俄国海军史上最辉煌的时刻。此战之后，野心膨胀的俄国试图继续南下，进而夺占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伊斯坦布尔，“光复”君士坦丁堡。这一计划和行动，引来了当时世界最强的两个国家直接的武力干涉

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长久且稳固的统治，将这个帝国推入了其全盛时期。在此之后，借助于对拿破仑帝国不屈不挠的抵抗和神圣同盟的确立，亚历山大一世又将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推上了巅峰。但辉煌并未持续多久。随着反抗拿破仑的英雄——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去世，其三弟尼古拉即位成为新的俄国皇帝，这位新皇帝自即位起就对奥斯曼帝国怀有强烈的野心，更对早已成为伊斯坦布尔的君士坦丁堡怀着异乎寻常的执着。

俄罗斯帝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诉求简单而直接：从精神与信仰角度而言，自诩为拜占庭帝国继承者的俄国皇帝希望能够踏足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光复那座代表着罗马帝国千年国祚的君士坦丁堡，那曾经的“第二罗马城”。一旦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帝国与俄国皇帝便俨然可以以东正教世界领袖自居，创造令所有基督徒瞩目的壮举。

而就国家利益角度而言，对伊斯坦布尔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夺取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这道通向地中海的最后要隘。一旦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帝国的势力范围将顺势拓展到巴尔干半岛，而舰队则可以昂然通过马尔马拉海进入爱琴海，直接闯入代表着欧洲文明腹地的地中海。正在使用浮动炮台和临时配置其上的舰炮炮轰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岸上目标的英国海军。此图为当时随军记者的现场素描木版画，抵近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使用臼炮猛烈轰击城内的英法蒸汽舰队

这番理想堪称鸿鹄之志，而作为工业革命时代的先驱，欧洲最老牌的强国英国与法国，却也从中解读出了俄国试图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并借此进入地中海的企图。这无可避免地触及到了英法两国的核心利益。

尽管彼此间矛盾重重，但英国与法国都断然不会容忍俄国势力在地中海东岸得以立足。所以当俄国于1853年借口“圣地”问题对奥斯曼帝国宣战的时候，英法随即启动干涉方案，更毫不犹豫地与奥斯曼土耳其这个曾被欧洲母亲拿来吓唬儿童的“异教徒”国家结成同盟，同俄国在黑海地区展开激战，史称克里木战争或第九次俄土战争。

1855年9月8日，英法联军在围攻塞瓦斯托波尔349日后将其占领，俄军战败。根据1856年签署的《巴黎和约》，俄国把比萨拉比亚南土地归还摩尔多瓦。通过该和约，黑海被彻底中立化，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从此禁止各国军舰通过。尽管俄罗斯仍旧占据北岸和克里米亚半岛，但在英、法等老牌列强的武力支持下，俄国并不敢在黑海方向再对奥斯曼发起攻势。这也就意味着，俄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在黑海地区扩张的努力遭到了终结。

彼得一世曾以“君主的双臂”比喻帝国的陆海军，并力主建立起强大的俄罗斯舰队。这支海上力量成为了改革之后一个多世纪内俄国陆上扩张的重要助力。但随着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俄罗斯海军的短暂辉煌宣告结束，被画上了句号。

这场战争深刻地震撼了俄罗斯帝国的每个层面。俄罗斯的继承者情节

自俄罗斯帝国概念出现以来，这个国家在其对外扩张中的主旨（直至后来的苏联时代亦然），便被指向黑海通向爱琴海的出口、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伊斯坦布尔——曾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第二罗马城”。

俄罗斯沿用至今的双头鹰国徽经历过一改再改，但始终保留双头鹰的基本图案。本图为标准的1882年双头鹰徽记：确定为双翅、鹰头戴着彼得的三顶皇冠、利爪抓着象征皇权的权杖和金球、胸前戴着盾牌、盾牌上有主保圣人圣乔治的图案。十月革命后，去除皇冠、权杖、金球、圣乔治的图案，在鹰下加装塔夫利达宫图案。1993年11月，叶利钦总统规定采用十月革命前的红底金黄色双头鹰的图案为俄罗斯国徽。俄罗斯沿用至今的双头鹰国徽经历过一改再改，但始终保留双头鹰的基本图案。本图为标准的1882年双头鹰徽记：确定为双翅、鹰头戴着彼得的三顶皇冠、利爪抓着象征皇权的权杖和金球、胸前戴着盾牌、盾牌上有主保圣人圣乔治的图案。十月革命后，去除皇冠、权杖、金球、圣乔治的图案，在鹰下加装塔夫利达宫图案。1993年11月，叶利钦总统规定采用十月革命前的红底金黄色双头鹰的图案为俄罗斯国徽

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伴随着蒙古人在中亚和东欧势力的衰退，莫斯科公国开始逐步壮大。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破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沦亡。莫斯科公国不但容留了相当数量的帝国遗老，更将流亡北方的东正教会残部全盘接收。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更于1472年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帕列奥洛格。在伊凡三世看来，其与具有继承权的亡国公主的联姻使得他获得了正统的拜占庭帝国继承者地位。故莫斯科公国从此开始将拜占庭双头鹰徽记作为公国的纹章，并自诩为“基督徒惟一的沙皇，世界惟一的君主”。伊凡四世

我们通常概念里对俄国皇帝的称呼“沙皇”（Czar），其实际上为“凯撒”（Caesar）一词的俄语发音与中文含义的混合。俄罗斯君主国家领袖的这一称号，始于伊凡四世时期。早期俄罗斯人认为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是宇宙的中心，俄罗斯人尊称拜占庭的君主为“沙皇”，俄罗斯的大公们以拜占庭“沙皇”的大臣自居。蒙古人的统治，使俄罗斯人转而尊称蒙古大汗为“沙皇”，俄罗斯大公们是蒙古“沙皇”的大臣。强盛的蒙古大汗还娶了拜占庭的公主为皇后，但随着15世纪初蒙古势力的逐步衰落，俄罗斯人不臣之心渐长。但在这期间，他们也始终不敢自封为“沙皇”。直到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亲政后，经由东正教大牧首的加冕仪式，才将“沙皇”的称号冠在自己头上。莫斯科公国也随之改称俄罗斯沙皇国。圣瓦西里·柏拉仁诺教堂

伊凡四世在其余生内先后征服了喀山、阿斯特拉罕等汗国，为我们现在概念上的俄国定下了雏形。初代沙皇为了纪念自己的赫赫武功，并宣示这个新帝国的宗教正统性，他在自己的都城莫斯科建起了著名的圣瓦西里·柏拉仁诺教堂（Saint Basil's Cathedral，或称垛上祈祷教堂。现在，这座教堂时常被一些缺乏概念的游客误作克里姆林宫）。

至此，俄罗斯帝国挤入了欧洲强国之林。而莫斯科俨然已成为了继君士坦丁堡的“第二罗马城”之后的“第三罗马城”。

虽然自封了尊贵的头衔，并以拜占庭的继承者自居，但在后来的许多个世代里，俄罗斯帝国只是地处欧洲文明圈边缘强大的半野蛮族群。将俄国引入当时主流文明世界的，是被后来的俄罗斯人尊称为“彼得大帝”的罗曼诺夫王朝第五位沙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即彼得一世。

这位沙皇在青年时代出访过欧洲。在船厂里做过工，在海边领略过有别于俄罗斯广阔内陆的另一番浩瀚之后，这位沙皇在回国伊始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全盘西化，使一度落后于时代的俄罗斯帝国迅速迈入列强行列。彼得一世基于其个人喜好，在后世的俄国人心中种植下了一种“海洋情节”。这种情节使得他的所有继承者无一例外地都将谋求更多且地理位置更好的出海口当做一种国家诉求。毫无疑问，在俄国人心中，“海”既代表着外界，也预示着所谓的“文明世界”。

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君士坦丁堡是一个融合了俄国人上述两个情结的交汇点，成为了这个国家一种无法抑制的向往，一直延续至今。

一直以来，俄罗斯帝国通过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为其原始且矛盾重重的社会不断输血，并持续转移社会矛盾。在持续的对外扩张战争中，皇室与国家能不断获得新的人口、港口与土地，而军功积累则能使平民身份提升。小贵族也可以借着武勋获得晋升。通过扩张取得的土地，则能够在不需要触动原有利益阶层的前提下，为新晋者带来足够的犒赏。

但在19世纪中叶克里木战争以后，波兰早已被彻底瓜分。通过波罗的海边的三个被保护国与被俄国吞并的前波兰土地，俄国的边境已与普鲁士、奥地利等欧洲强国直接相接。如果俄国不想同奥地利或者普鲁士开战，那么东欧方向似乎已没有继续扩张的余地。而随着终结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的达成，俄国在欧洲南方的扩张也已到了尽头。克里木战争也成为了工业国家初试锋芒的舞台。

在战争进程中，英法两国为取得胜利，维护其在南欧与地中海地区的传统利益，保障欧洲基本格局不遭动摇，不遗余力地将当时诸多最新的军事和科技技术投入战场。于是，克里木战争也成为了展示膛线步枪、散兵战术、蒸汽动力战舰、铁路、无线电通讯等当时最新科技其价值与威力的舞台。

巨大的科技差距使俄国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使俄国上层意识到他们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的再次落后。由农奴所构成的俄国军队无论在士气和作战意志上，都无法和自由民（实际上英国海军自始至终都存在绑架和强征平民入伍的现象）构成的英法军队相抗衡。此外，农奴制度也对俄国的国家动员能力构成了巨大的制约。战时的征募与接连的军事失利，也引发了俄国国内的动荡。

战败的现实和国内种种危机，迫使俄国上层直面问题。1855年，俄国战败的前夜，那位被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揶揄为“在他身上有很多士官长的东西和不多的彼得一世”的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尼古拉·巴甫洛维奇辞世。其子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继位，成为新皇帝亚历山大二世。

终结农奴制度，使国家重新焕发活力——这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继位伊始想要做的全部。松动的基石

迫使俄国上层做出改革的原因有许多，战争的失败只是最直接的导火索。

西欧近代化的本质，乃是资本力量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是资本发展的次生品。为了满足设立在城市内各种工厂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大量农村青壮年举家带口迁入城市。当西欧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以后，其粮食供应势必有所削弱。另外，随着欧洲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增长，城市对各类农作物和粮食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19世纪30年代以后，英法等西欧国家渐渐成为了俄国产粮食的主要买家，俄国每年将粮食总产量的20%供应西欧。而供应需求在此后的几十年内还将持续增长。反映俄国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油画作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需求不断刺激着生产。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一部分有远见的地主开始尝试引入西欧最新式的农机设备，并扩建水利灌溉设施建立近代化的耕种体系，努力增产以满足市场需要。但会这么做的只是绝少数人。因为多数俄国地主们发现，改进种植方式和技术所要付出的成本，远比直接压榨农奴要多得多。绝大多数俄国地主更热衷于采取增加劳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于是，本就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奴，生活更是每况愈下。在俄国的一些地区，甚至有不少农奴辛劳一年却连全家一年的口粮都剩不下。

在日趋沉重的负担压迫下，许多农民选择借钱向东家交纳一笔高昂的代役租获取暂时的自由，然后举家迁入城市去工厂打工，以争取更好一些的生活。

在推动变革的诸因素中，俄国本土资本力量的发展和需求亦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历经几十年缓慢发展以后，到了19世纪中期，俄国的资本力量渐成规模。伴随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各类工厂开始大量取代传统手工作坊出现在俄国的城市里。当城镇人口无法满足日渐扩张的工厂需要之时，雇主们却猛然间发现，俄国的绝大多数劳动力正被束缚在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随之而来的就是劳动力价格的持续飞涨，茁壮成长的俄国资本力量遭到了极大的遏制。

几个世纪以来，农奴制度都是构成帝国存在的基石，但现实已经毋庸置疑，帝国如果不做出改变，那么曾经的基石一样也可以用来当做墓石。

1861年2月19日，俄国政府以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名义发布《二月十九日法令》，宣布彻底废除农奴制度。从此以后，脱离了农奴依附身份的“新农民”终于能享有和其他城镇自由民同等的基本权利，终于不再担心自己会像牲畜那样被送去买卖、典押或赠予了。然而，给予自由的同时不提供出路维持其生计，那也无非是从奴役迈向饿死的开始而已。为了给新获得自由的农民以出路，与《二月十九日法令》一同公布的《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规定，农奴获得自由以后，可以用赎买的方式从地主那里获得一块“份地”的使用权。当然，产权依然归属地主本人。

然而，任何自上而下旨在弥合社会矛盾的改革，都必须以自上而下的利益释放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最低层的人获得足够改善他们生存状况的必要资源。但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角度上，又有多少人肯做出改变呢？即便是有少数明智的人认识到了现状，又有多大的概率会肯为了统治集团整体的必要、为了社会的安定去主动释出自己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呢？更何况，全俄罗斯最大的地主就是俄皇本人！在《二月十九日法令》公布以前，属于皇家的农奴多达百万之众，其掌握的土地更是不计其数。所以这次解放的实质，只是俄国上层被迫仿效西欧开始以骗代奴的忽悠而已。通过《二月十九日法令》获得基本人身自由的前农奴

仰仗皇帝陛下的恩典，获得“解放”的农民虽然可以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是，他们必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此外，就算农民有钱赎买份地，在地主老爷点头满意之前，他还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包括交纳货币代役租和工役租。直到老爷反复盘算觉得不怎么吃亏，同意将份地交割为止。

份地的面积依据位置和土质而有所区别，但无论是哪种地，绝大多数农民就算举家不吃不喝忙碌到死，都是交不起这笔钱的。那么摆在他们眼前的只有接受“使用权”的现实，一如既往的给地主卖劳动力——当然，现在他们不再叫农奴了，而是换了个名字成了“佃户”，看起来地位有所改善。佃户相比农奴最大的不同是有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几年以后，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新诏书，宣布在地方级别上成立“缙绅会议”，通过选举方式构成地方自治），理论上起码在司法这一层面上，他们是享有和普通地主一样地位的，而且还能投票。但是这些有实际意义么？如果没人买票的话，选举权是换不来面包的。而每日连糊口都困难的人，他即便有人身自由又能怎么样？至于司法上的“平等”实际执行起来也没什么意义，因为只要司法规则依然存在，有产者或者有权者，自有千百种方式可以让穷人和草根乖乖认栽——例如请一个排的律师和对方对簿公堂，直到弱势那一方因为司法和律师费用成本流落街头，或者因为不堪压力被送入疯人院。《二月十九日法令》带给了已经受苦几个世纪的俄国农村底层短暂的兴奋。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除了脚上不再有镣铐之外，什么都没有变。实际上，这幅镣铐也只是从有形变成了无形——“小爸爸”施舍给他们自由，只是为了方便让他们为了那份难以指望的份地，去自觉自愿没日没夜地继续劳作。或者是为方便他们这些劳动力能够走出去，向着需要他们的地方流动而已。动荡中的俄罗斯

俄国工业在19世纪中后期以来，有着堪称令人振奋的发展。伴随着蜂拥而来的劳动力，生产规模不断扩张，俄国正逐步从只能输出原材料、粮食向着输出初级加工品进行转变。但好景不长，迅速增长的城市劳动力很快就超过了资本的需求上限。这直接导致劳动力价格的走低，促使失业率不断增长。

流民问题由此产生。而那些幸运地掌握着一些工作技能，或者运气比较好能够找到工作的，也因为劳动力价格的走低而尝尽贫困滋味。无业四处游荡的，或者仅能糊口谋生的底层人民逐渐在俄国各大城市聚集，形成了大小不一的贫民窟。这些无法立足的社会底层，逐渐在现实的折磨下演变成了流民、暴徒，进而畸变为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徒，以及其他不安定因素。

同时，大量流入城市的人口，也使俄国乡村渐感劳动力不足，不少地方的土地所有者时常抱怨缺乏足够的农活人手。而以往，这些工作都可以交给农奴们去自己解决，地主老爷们只需要坐享其成。

俄国底层的日益贫困化严重削弱了国内市场的价值，导致产品的滞销、利润显著下降。这直接妨碍了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化，同时又促成了就业机会的减少，失业率的增加，从而将更多的人推入生活无着的境地。对资本持有者来说，既然生产规模扩大化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将手里的资本转向投机市场，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有一段时间，俄国国内的游资特别踊跃。它们不断地转战在粮食和各种原材料市场，抬高或者压低各种生产或者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谋求利润，然后迅速地逃离。层出不穷的投机行为导致了市场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了底层的困苦。19世纪中叶俄国街道照片。筑有近代概念上的马路，路脊拱起两侧设有下凹的排水沟。在当时的俄国各中心城市里，已经出现了类似西欧城市的风貌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俄国的社会正在日趋混乱。

不合时宜的农奴制度导致的国内反抗与暴动层出不穷曾是推动俄国高层下定决心废除这一制度的主要动因。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俄国境内的暴乱一度风起云涌，战争3年间共发生了300次以上的暴动。事与愿违的是，在《二月十九日法令》颁布以后暴动与民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维持着连年稳步攀升的态势。仅1871年，俄国境内就共发生各种民变与有规模的反抗事件近400起。新兴的产业工人们正普遍陷于失业和低薪的困境内，农村则开始痛感劳动力的逐步匮乏。而此时，流民正在俄国的各大城市内泛滥，他们到处制造事端扰乱治安，贫民窟成为了多数市民不敢踏足的禁区。无可否认，俄国的社会发展似乎正濒临停顿，甚至是倒退。

那么，究竟是谁造成了这种混乱？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在全俄罗斯的土地上悬着一个最高的标靶——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维奇！

客观地讲，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意图是怀着善意的。其旨在通过折中的办法使改革的双方都能够得到满意，从而在这场巨变到来时依然能维持俄国国内局势的稳定。实际上，这位皇帝的政治立场也是倾向于自由化的，其不但开启了俄国地方自治，也创立了延续至今的俄国国家杜马机构（大致类似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议会下院）。然而君主的意志，是无法对抗整个帝国整个利益集团的，其对皇室利益的保留也无法令那些深感失望的底层人民对此信服。

对于农奴来说，因为无法直接获得土地，所以他们不满意。而对于地主，他们不得不放松对劳动力的控制甚至需要向以前的农奴出让土地，所以更加不满意。尝试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不会满意。而更为重要的是，俄国皇帝的初衷，为的是维持这个建立在各个阶层上的帝国，而不是类似普加乔夫那样的起义领袖，可以一竿子扫倒，痛痛快快地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所以，当这些除了收获一个空有其表的“自由”仍旧一无所有的人，从怀着莫大的希望逐渐变得失望透顶的时候；当地主们逐渐丧失对劳动力的绝对控制权，甚至必须要向原本动辄挨皮鞭的对象出让利益之时——从“小爸爸”到“混帐东西”间的距离，又能有多远呢？

不满逐渐演变成咒骂，咒骂最后又变成了公开的抗议。受到现实所迫的人很容易向激进倾向转变，而一群激进主义者聚集起来又会出现极端倾向，并且迅速被组织起来构成秘密结社。到1874年以后，这些秘密结社的恐怖倾向也逐渐开始抬头。

极端主义者热衷于采用袭击甚至暗杀等手段，来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似乎不是为了达成什么目的，而仅仅只是为了泄愤。在当时，俄国的一切达官显贵、社会名流都会成为袭击的目标。而皇帝作为俄罗斯境内的头号标靶，自然像吸铁石一样，不断引来各种袭击。尽管皇室的特务与安保系统敬忠职守，但在无数的组织和个人经年累月的谋划与尝试之下，也终有疏漏的那一天。1881年3月13日，亚历山大二世终于在圣彼得堡横死于人民意志党成员投掷的炸弹之下。

亚历山大二世横死之后，皇储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继位成为了新皇帝，史称亚历山大三世。死于革命分子炸弹的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左）和继位后整天深居简出的亚历山大三世（右）东方的立足点

19世纪中下期，俄罗斯帝国正逐渐迈入近代工业国家的行列。其对外贸易形式正从主要向西欧输出农产品与初级工业原料开始向着兼顾输出简单工业品的方向转变。自然地，俄国也就逐步踏上英法德等老牌工业国家走过的道路。其对外扩张的源动机从最单纯的领土贪婪，向着产品、资本输出方向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经济的现状使其迫切需要为国内商品获取更大的市场，以便保障其国内的资本巨兽能够进一步茁壮成长。但在当时，俄国产出的各种工业品还很粗糙，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品种上都不足以在欧洲和美洲的市场上与充斥其间的老牌工业国家的传统优势产品展开竞争。所以俄国对欧洲的输出仍旧以各类农产品、矿物和手工业品为主。

简而言之，此时的俄罗斯正处于其迈入工业时代之后，首次产业升级的关口。作为世界各国的惯例，这一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本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然而皇帝遇刺身亡，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俄国国内的社会压力已经到达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以后，包括继任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即亚历山大三世）在内的俄国上层，均迫切地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尽快扭转俄国国内如压抑的火山一般岌岌可危的现状。新皇帝打心底里反对自由主义，在政治倾向上属于标准的保守派。但是迫于俄国当时的社会状态以及父皇惨死的残酷现实，他并未在即位之初公开表明其政治立场，而是采取了一种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模棱两可的态度以避免沦为革命者暗杀的标靶。但是在另一方面，新皇帝在即位之后的施政中，逐步在全俄罗斯实施地方长官制，逐步破坏和取代他父亲当年确立的地方议会自治模式。此外，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对俄国大学这一当时滋生无政府主义者与革命党的温床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这些都对稳定俄国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对那些谋求改善生活提高社会地位，尝试了各种努力却徒劳无功的群体来说，必须有一个宣泄的渠道。既然皇室不愿意当这个靶子，那么就只能牺牲某些少数族群了。在亚历山大三世在位的13年内，俄国一直推行着泛斯拉夫主义，其副产品便是对少数族裔，特别是犹太人社群，层出不穷的迫害事件。这些暴行深刻地烙印在了俄国犹太人的记忆中，与后来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一起，成为了近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诱因。

在一个底层人民饱受贫苦的社会里，要想对来自于底层源源不断的反抗者，进行单纯的镇压并非好办法，向其输送利益，给予他们一份收入还算可以的工作，保障期其能住在干净亮堂的房屋内，过着能维持一定尊严的生活，才是结束纷乱的根本之道。对于那些活在权贵之下手握资本的人，则需要设法提供给他们一个良好而且有前景的市场，使其手握的资本能够从游资热钱的形态沉淀下来，转变为一座座的工厂，从而在给自己的财富不断增值的基础上，也为底层的人提供更多的饭碗。

俄罗斯帝国的出路只能在东方。跨越荒凉而萧瑟的中亚与广沃的西伯利亚荒原，在世界的东面，拥有近4亿人口的清帝国此时正因“洋务运动”而焕发着新的生机。这是任何一个列强都为之垂涎的巨大市场，即便俄国这个姗姗来迟的新玩家，但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在东面均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将其拒之门外。

早在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之初，俄罗斯就趁着清帝国陷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危机之便，逼迫清廷与其签署了《中俄瑷珲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从清帝国的的东北疆割走了位于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领土。尽管这片土地当时还密布着寒带原始森林，处于蛮荒状态，但在毗邻日本海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半岛南端，俄罗斯帝国却收获了其在这次扩张中最宝贵的战利品——海参崴港。海参崴港。上图拍摄于1898年。由于俄国强租清帝国辽东半岛南段的旅大地区，建立新关东州租借地，海参崴的价值已经显著下降。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海参崴的建设暂时陷入停滞。这种情况将会持续到俄国于日俄战争战败以后，被迫重新开始经营海参崴为止。下图为1910年前后的海参崴，已经建起了许多新的多层建筑，远处的码头也已初具规模

海参崴位于阿穆尔半岛最南端的岬角上。北部为高地，东、南、西分别被乌苏里湾、大彼得湾和阿穆尔湾包围。港阔水深，港区内拥有数个条件良好的锚地，港外有天然防波堤可阻挡外海吹来的狂风恶浪。

自彼得一世以来，俄国的历代君主都将谋求一个位于温暖海域内的全年不冻港作为帝国的基本使命之一。在此之前，俄国在远东的大本营是位于堪察加半岛东部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该港盛产各种渔获，水文条件尚佳，但所处纬度过高并位于副极地大陆性气候范围内。在正常年份时，全年有近一半的时间处于封冻状态，实在距离“温水不冻港”的定义相去甚远。而位于日本海内的海参崴港港口水文条件同样优越，且因为纬度较低的缘故，每年的冰封期也相对短许多，有着很高的利用价值。

自虏获该地之后，俄国官方即注入大量资金，修建码头船务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并出台各项优惠与税收减免政策，从俄国本土、欧洲和北美广泛地招商引资，以谋求提升该港的商业价值。1860年，原本驻扎于彼得巴甫洛夫斯克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区舰队也受命移驻海参崴。毋庸置疑，海参崴港的存在将为俄国势力立足远东作出重要的贡献。为了纪念这一重要的进展，俄国官方给这座港口起了一个俄文名字——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俄语写作Владивосток，其罗马化拼写为Vladivostok）。

海参崴的存在，给予了俄国角逐远东的重要支点，也给予了他们参加到列强角逐远东游戏的理由。帝国的新出路

俄国想要进入东方，从海上走似乎是不现实的。帝国现有的主要出海口均位于波罗的海与黑海。这些港口无一例外，都处于其传统对手的全程控制之中。且从欧洲驶向远东的海上航路需要绕过整个欧洲、非洲和大半个亚洲，航迹绵延18000海里之遥，任何低附加值商品的运输成本都是所费不赀的。一直以来，英法均利用其亚洲殖民地对华输出，从东方市场上赚取巨额利润。俄国无此条件，自然无法仿效。

既然海上贸易此路不通，那么留给俄国的资本与商品进入东方的唯一选择，就是乌拉尔山以西广沃的中亚与西伯利亚的千里荒原了。早在19世纪50年代，俄国的铁路工程先驱们就曾修筑纵贯亚洲大陆北部的铁道系统展开了畅想与论证，设想了诸多宏伟而详尽的线路。但在当时，俄国官方似乎一直对此无动于衷。

上层的缄默自有其原因，其中地理因素是最大的困难。

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西西伯利亚平原上，水网纵横沼泽密布。特别是鄂毕河上游的伊姆格特沼泽的存在，使当时技术条件下在此修筑铁路成为不可能的事。故在路线选择上，唯有尽量靠南贴近俄国边境线，从彼得罗巴甫尔和鄂木斯克等边境要塞地区穿过。但这样一来，势必使这条沟通俄国东西部地区至关重要的线路贴近中亚，与同俄国并不友好的浩罕汗国相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俄国所不能接受的。但情况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了转变。

从1864年开始，俄国军队在中亚地区频频动作，先后攻打浩罕与塔什干。断断续续的战争持续了13年时间。在此期间，俄国著名军事家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科别列夫逐渐脱颖而出。

斯科别列夫此人以大胆甚至近乎疯狂的战略计划与冷静的战术部署著称于世。1875年至1876年期间，在人员严重不足后勤补给不畅的情况下，斯科别列夫不顾保守的上级的劝阻，一意孤行采取孤军深入长途奔袭浩罕国腹地，凭借冷静的判断与残酷的手段，在很短时间内血腥镇压了规模浩大的浩罕民族大起义。期间，多达4万中亚各族人民惨遭屠杀。在屠刀下，中亚的民族势力逐渐衰落。1876年3月2日俄罗斯帝国正式吞并浩罕汗国，使得整个中亚臣服在了俄国脚下。浩罕国王宫入口照片，摄于1871年

累累的尸骸染红了斯科别列夫的仕途，为其赢得了“中亚征服者”的称号。在吞并浩罕之后，已晋升少将的斯科别列夫还自行组织了阿赖远征军，越过了阿赖岭，占领了吉尔吉斯（柯尔克孜）额德克纳的领地阿赖谷，一度将俄国领土扩张的锋芒指到了帕米尔高原西侧。“中亚征服者”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科别列夫

在此我们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1876年镇压浩罕民族大起义的军事行动中，一名叫做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的年轻军官成为了斯科别列夫的下属，并跟随他参加了整个远征行动。库罗帕特金以其出色的行动制订能力得到了斯科别列夫的赏识，并因其在远征中的功绩获颁四级乔治勋章。

不久之后，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库罗帕特金又跟随斯科别列夫开赴前线参加对土耳其北疆的军事行动。1878年，在著名的塞诺沃大捷中，库罗帕特金作为第16师的参谋长随师长斯科别列夫在18天的时间内穿越横跨800公里的沙漠，取得格奥克捷佩堡战役的胜利，并顺势吞并了土库曼斯坦。为此，库罗帕特金荣获三级圣乔治勋章。

斯科别列夫比库罗帕特金大5岁，对这位部下的欣赏与喜爱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他也曾以一位杰出军事家的独到眼光，对其做出了一番尖锐但切实的评语：“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一旦国家有事，但愿你永远不要担任司令官的职务，因为你虽然会做出很好的计划，但却没有坚强的毅力把它执行到底。”二十余年之后，这番评语不幸被言中。

1878年1月，俄国大军逼近了伊斯坦布尔。在英法等国的紧急斡旋下，奥斯曼帝国被迫接受俄国提出的和平条件，各方于3月签署了《圣斯提法诺条约》。

由于有英、法、德等国的存在，俄国试图攫取巴尔干半岛甚至“光复”君士坦丁堡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其倾向于从奥斯曼帝国的辖地内划出一个临时缓冲区来达成妥协。最终，各方在多瑙河下游地区到索非亚、色雷斯东部一部分和北部以及几乎整个马其顿地区，建立起了一个以信仰东正教的居民为主体、拥有独立军队但向奥斯曼苏丹表面上臣服的保加利亚自治大公国，最终实现了各方的妥协。而俄国则攫取了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山脉的一系列领土，并将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收入囊中。

控制了中亚，也就意味着俄国有效地确保了其从陆上通向远东道路的侧翼安全。这也预示着其与英国在中亚地区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俄语则称为“Турниры теней”，意为“影子竞赛”。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政治术语，特指英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战略冲突。涉及范围包括整个中亚、波斯以及中国的新疆地区。前期主要以代理人战争形式彼此扶植傀儡与利益代言人，19世纪后期由于俄国武力吞并浩罕汗国，双方逐渐转为实质性对抗）中，终于争取到了一个有利的态势。至此，修筑一条穿越乌拉尔山脉通向俄国远东地区的铁路线，终被提上了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然而，和许多超级工程相似的是，投入成本和资金筹措问题是修筑这条通道的最大障碍。更因为其纵贯俄罗斯帝国的整个版图，一路将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穿越许多此前从未有人涉足的不毛之地甚至冻土地带，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种种利弊权衡下，该投资虽远期回报惊人，但因应该在什么时机启动、以何种方式运作等顾虑，终导致俄国政府在十余年间对其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

亚历山大三世于1894年因病去世。这位皇帝在位13年，并不算太长，但已足够保障其政策的稳定推进。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时代，已是俄罗斯帝国大步迈入工业化与资本化的时代。在那段岁月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街道上出现了公共交通车辆的轨道，并由马匹牵引逐渐替换成了电力驱动。电灯普遍取代煤气灯开始照耀着俄罗斯城市的夜空，工厂内轰鸣的蒸汽机彻夜不息。但与之相伴的，却是以俄国农村百年不变的疲敝景象，以及城市平民阶层的血汗付出与衣食栖身之所以外一无所得的赤贫作为代价的。底层并未从国家的发展中获得足够多的好处，社会矛盾也只是暂时得到了缓和与掩盖。俄国的工业品粗糙劣质，廉价的初级加工产品、手工业品和原材料，难以在同等的价位上和西欧的产品展开竞争。更何况，现有的那些市场也早已被老牌列强们所抢占。

鸦片战争之后兴起的东方市场容量巨大，但却距离俄国非常遥远。尽管俄国的领土早已延伸至远东，但除了长达18000海里，且随时可以被沿途敌对势力和潜在竞争对手切断的的海上运输线外，并无他途。正缓慢步入资本时代的俄罗斯，需要获得一个可以肆意倾销商品的市场。西伯利亚铁路

俄国的第一条铁路，从圣彼得堡经过柴斯克塞罗到巴甫洛夫斯克的线路是在1836年正式通车的，从时间上来说并不算晚，德国的第一条铁路也不过比这早一年。但相对西欧来说，俄国铁路的发展速度却显得非常缓慢。直到1865年的时候，通车路线的总里程数也只有3710公里。其中圣彼得堡至莫斯科的铁路线就占去了其中近一半的里程。而此时德国已经在国内建成了网状布局的铁路运输网络并配有完善可靠的调度系统，总通车里程已超过一万公里。

在1870至1880年间，俄国进入了史上第一个铁路建设高峰期。铁轨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两个中心点，辐射至基辅、明斯克、察里津（Tsaritsyn，即我们熟知的斯大林格勒，现称伏尔加格勒）等主要城市。铁路建设带动了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拥入城市，并使各地的原材料能够迅速运抵工厂，产品能快速流出，极大地促进了俄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虽然俄国的底层依然过着贫穷的生活，但此时的俄国主要城市在外观上已俨然一副欧洲文明国家的特征——整齐的街道、彻夜不息的灯火、装饰华丽的剧院、显赫的达官贵人。只要能将眼光集中在这光鲜亮丽的外表上，忽略掉那些毗连城区的成片贫民窟和随处可见的乞丐，外加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仇恨权贵的极端分子。这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时代。

在俄国显现出繁荣景象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的第十四次金融危机也爆发了。由于此前数年间纺织品市场的繁荣，相关产业吸纳了大量的投资。在欧洲、美洲和东亚，棉、麻等作物种植面积逐年扩大，棉纱、麻布等纺织原料供应量大大增加。供应量的充足逐步放缓了价格的增长，并逐渐达到产需量阈值，最终使价格进入反转走势。在短短半年间，纺织类产品从原物料到加工用半成品直至成品，其价格一路走低并一跌再跌，直至其跌破各相关行业毛利的底线。

当整条资金链的一环发生断裂时，也意味着整个链条崩溃的开始。

由于入不敷出，那些依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生产的投资者，纷纷申请逾期或者暂缓偿还贷款，有些亏损严重的甚至直接宣布破产。大量的坏账压迫金融机构，使得整个金融系统无法正常运转。1890年3月，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和柏林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开始暴跌，引来更多失去信心的投资者恐慌性抛售，随即导致了欧洲的股市处于崩盘状态。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在此后2年的时间内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受此影响，伦敦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纷纷跳水。在这一年的秋天，各国农业的普遍歉收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正因为此前纺织品的供销两旺，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与之相关的经济作物，粮食等产量有了明显减少。适逢歉收，食品供应量的减少推动了基本食品价格的走高……这种种使得各国的富裕阶级、中产阶级纷纷破产，而最底层的劳动者更是深受其害。

文明世界显然已再次陷入了这种自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定期爆发的危机之中。而出人意料的是，当时已经被逐渐视为文明世界一部分的俄国，却成了独善其身的例外！

当然，俄国独善其身的原因其实也不复杂，主要有三：首先，当时的俄国只算是刚迈过工业国家的门槛，其工业项目围绕的农作物和各类工业原料的初级加工为主，属于无论何时何地谁都无法离开的基本所需；再者，俄国国内的资本力量当时尚未构成气候，形成西欧和美国那样庞大的单纯逐利而行的投资者群体，并未大量因为欧美投机种植经济性作物而盲目跟随，所以其外贸依赖的农产品出口反因美洲与欧洲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而获利颇丰；最后，俄国并未遭到反常气候影响导致农业歉收。

上述原因相综合，结果便是当整个欧洲因粮食短缺与金融混乱而动荡不已的时候，俄国却能以较往年更高的价格出售产自乌克兰谷仓地带的优质玉米和小麦，赚了个盆满钵满。此外，由于对西欧市场的相对独立，加之堪称繁荣的国内经济状况，俄国一度成为了欧洲资本规避风险的避风港。在很短的时间内，西欧资本滚滚涌入俄国，投资一切可以投资的东西，极大地充盈了俄国国内的资本市场。由于土地肥沃加上地理位置靠南气候温和，更兼第聂伯河平原上密布的水网提供的完善的灌溉系统，乌克兰直到近期战乱爆发前，仍是世界最主要的粮食出口国

与充盈的国内资本市场相伴的，还有因融资市场几近崩溃而滞销的西欧钢铁、机械加工设备，以及此前一直对俄国封锁但当下不得不放开的技术市场。繁荣并未冲昏俄国上层的头脑，因为谁都清楚，随着俄国国内产业的逐步升级，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危机中独善其身了。必须利用这最后的一次危机红利，夯实俄国那本就脆弱的基础。开发东部地区，沟通俄国的欧洲部分与太平洋沿岸，已经刻不容缓。

1890年年中，俄皇亚历山大三世颁发敕令，宣布俄国将修筑总长8762俄里（约9290公里），从莫斯科直通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式加入到列强对远东利益争夺的行列之中。

为了表示对这一浩大工程的充分重视，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也就是后来的末代俄皇尼古拉二世）将担任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态度，也宣示着数百年来俄罗斯帝国的国家战略重心首次转向了东方。大津事件

1891年初春，皇太子亚历山德洛维奇一行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搭乘“亚速海纪念”号巡洋舰，在6艘僚舰的伴随和护卫下，浩浩荡荡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开赴远东。皇储出访的表面上的使命，乃是前往远东的海参崴亲自主持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的开工仪式，以示隆重。实质上，尼古拉皇储坐镇的这支舰队，被赋予了在远东宣扬俄罗斯帝国国威的目的。俄国宫廷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将有效地震慑诸亚洲国家，可以确保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顺利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示意图时至今日仍有大片未开垦地的西伯利亚。这块面积广袤的土地一直被俄国人称为“金窖”

4月末，俄国皇太子舰队抵达日本神户港，尼古拉遂按照计划对日本进行访问。

当时正竭力推进工业努力向西方文明世界迈进的日本，在自诩为文明世界的欧洲人眼里，却还只是普遍概念中的东亚小国、弱国。文明世界里的人对远东偏远地区的这个岛国知之甚少，少数听闻日本正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欧洲人，也多半对其努力持嗤笑态度，蔑视其为“猴子效仿人”。而反过来，当时正努力奋起的日本，却一直睁大了双眼在注视着整个世界，竭力了解并学习他们的欧洲老师。日本对西方的了解，早已远远超过了西方对他们的了解。

俄罗斯帝国皇太子殿下率领庞大舰队访日在日本激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对于日本政府，这与其说是一个邻国王储的友好访问，还不如视之为一个强大的邻居带着几分恶意前来上门耀武扬威，但也远没有到怀着加害之心的地步。事实上，尽管俄日之间曾在库页岛等问题上出现过纠纷，但在当时来说，俄国熊的眼睛还没有瞄到岛国日本的头上，它的兴趣在大陆上，在东北亚地区。

俄国在通过《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从清帝国手中强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之前，曾因为萨哈林岛（即库页岛，日本称桦太岛）以及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几乎与日本闹僵。最后经过会谈，双方于1855年2月7日签订《日俄和亲通好条约》（又称《下田条约》），约定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归属日本，北千岛群岛归属俄国；至于萨哈林岛，两国之间不分界，维持以往之惯例。

俄国不是英国那种由无数逐利而行的商人构成的国家，它感兴趣的是位于大陆上的富饶土地，以及处于温暖海域中的优质良港。当时的日本根本没有资格考虑抗衡俄国的问题，毕竟连清帝国这种列强眼中的“待宰羔羊”尚且是那个时代的日本所畏惧的“强敌”，排水量7300吨当时已显得过时的铁甲舰“镇远”、“定远”两舰尚且是联合舰队眼中坚不可摧的巨物。而俄国皇储搭乘前来的这艘巡洋舰，排水量也有6700吨。担任皇太子座舰重任的俄国海军巡洋舰“亚速海纪念”号

对于俄国皇储的到访，日本政府采取了完全“奉迎”的态度，希望能尽力给俄方留下良好印象，以便在将来其继承皇位的时候，出现一个对日本足够友好的俄国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日本方面对这次接待工作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周密的安排。

然而政府有政府的打算，日本民间却各有各的看法，基于不同的人所能掌握的讯息量以及其需要承担的责任的不同，普通老百姓和政客的想法可能会南辕北辙。

一些对俄国扩张野心抱持警惕的下层人士能看得到眼前的某种危机，却不懂得国家政治的大局，尽管他们多数识字能看得懂新闻，但却因为毫无近代国际政治概念，他们所能想到的都是一些在现代政治理论的角度上看起来稀奇古怪的东西，并且他们会坚信那是真理所在，继而使之成为他们力量和信心的源泉……这类人的大量存在，为日本之前的明治维新运动提供了足够多的优质炮灰，但却也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埋下了无数地雷。

访问行程在起初颇为顺利。经由日方的精心安排，未来的俄国皇帝领略到了和俄国乃至欧洲迥异的湖光山色与人文气象，对这个东方岛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尼古拉对日本的好感只维持到了1891年5月11日。在那一天，有一名日本“义士”挥刀砍向了他的额头，给未来的俄国皇帝留下了伴随终身的伤疤（史称“大津事件”）。从那一天起，尼古拉皇储——俄罗斯帝国未来的皇帝，对这个岛国所留下的，也就唯有敌意和恐惧了……大津事件始末

日本政府对俄国皇太子的欢迎可谓殷勤备至，甚至不惜打破惯例在祭典时节以外，特地在京都举行“大文字祭”仪式【“大文字五山送火”是8月16日在环绕京都盆地的群山的半山腰上，用篝火（通常用于山间警护或内陆河流湖泊地区打鱼时为照亮周围而点起的火）描绘出巨大文字的活动，是京都地区盛夏一景。其中，大文字山的“大”字篝火、松崎西山与东山的“妙”字与“法”字篝火等都很有名。关于起源有很多种说法，较为普遍的说法认为它是盂兰盆节（迎接祖先魂灵回归故里的活动）的送火（为了送走祖先的魂灵在门前焚烧篝火）活动】，供俄国贵宾欣赏。这番努力在最初看来是收获颇丰的。俄国未来的皇帝为这些与俄罗斯截然不同的风俗和景物所沉醉，于京都更是流连忘返。

5月11日过午，正从京都琵琶湖旅游归来途中，尼古拉与一起来日本的希腊王国的乔治王子（乔治一世的三子）乘坐人力车时，被担任大津市街警备的滋贺县警察津田三藏突袭。津田警员抽出佩刀砍向尼古拉头部，中刀后的尼古拉皇太子从人力车上滚下，慌忙向就近的小胡同里钻。不过津田在试图追砍的时候遭到了希腊王子和负责接送二人的人力车夫向畑治三郎、北贺市市太郎的阻挠。身材高大的乔治王子持手杖奋力击向津田后背，打了他一个趔趄，治三郎顺势拉住津田双腿将他拖倒。俄国王储遂得以脱险，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尼古拉的伤势从外表看来却颇为可怖，他的右侧额头被砍出了一道9厘米长的伤口，直伤到了颅骨。刚刚抵达长崎，平生头一次搭乘人力车的尼古拉皇太子，此时的他对日本还充满了好奇，怀着满心的好感大文字五山送火祭的主角，篝火摆放出的“大”字造型。在进行此祭祀的同时，还会选择较远处能看到篝火全景的地点来进行一次“庙会”，让各类小铺

位，比如捞金鱼、章鱼烧等齐聚一堂，和游人度过一个喧嚣的夜晚

这一事件立即引起了朝野震动。负责接洽并曾留学海外、对国际关系颇为精通的海军大佐有栖川宫威仁亲王立即发电报将此事上奏给身在东京的明治天皇，并恳请天皇为了对俄罗斯显示诚意，立即到京都安抚俄国皇太子。闻讯如五雷轰顶的明治天皇立刻命令威仁亲王到尼古拉身边警备，并派陆军少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先到京都，自己也即刻准备启程前往京都，并命令陆军大将、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随后亦赶赴京都。

5月12日早晨，明治天皇从新桥火车站出发，同日夜晚到达了京都并连夜探望尼古拉皇储，不过，尼古拉的主治医师要求延期至次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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