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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方生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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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侨先锋试读：

触摸赤子情怀 聆听怀乡心声——《粤侨先锋》序一

老同学方生君新作《粤侨先锋》即将付梓，我应命写几句话，权作序言。

顾名思义，这本书写的是广东的侨界人物。广东是“中国第一侨乡”，粤侨历史源远流长，人数众多，况且时代不断演变，很难以个人能力在一本文学著作中写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因此，作者着眼于新的历史时期，以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为主，讴歌他们浓厚的爱国爱乡思想，记录他们在不同领域留下的动人故事。黄方生是归侨作家，写华侨、归侨是他的主要创作园地，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强项。可以说，他这本描写侨界代表人物的作品，有其独到之处，是一本具有广东侨乡特色的华侨文学著作。

书中有各种体裁的作品几十篇，写到的人物也不少。当你轻轻触摸他们那种“海外归来惟报国”的赤子情怀，当你凝神聆听他们那些在异域他乡的“我爱中华”、“我是中国人”的怀乡心声，当你从作者笔下了解到这么多归侨、侨眷在各个不同岗位上奋勇攀登，为祖国和人民奉献聪明才智的时候，内心一定会感动不已。

作者方生君自称“半路出家”，因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边从事侨务工张汉青作，一边开始业余华侨文学创作。90年代初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他先后出版了几本文集。2008年出版的长篇人物传记《归侨省长梁灵光》，被列为广东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重点文学作品，并获第九届中国世纪大采风活动金奖。由于对文学的浓厚兴致，加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迫切感，年过八旬的他仍笔耕不辍，继2010年《风雨过后夕阳红——我的海内外八十春秋》问世后，如今又将这本《粤侨先锋》结集出版，奉献给读者。方生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令人赞佩。

这部华侨题材文学著作，紧跟时代的步伐，同时对了解、研究华侨的历史和现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相信会受到海内外读者的赞许。2013年春于羊城爱绿楼（作者张汉青，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把“中国第一侨乡”建设得更加美丽——《粤侨先锋》序二

广东素来享有“中国第一侨乡”美誉，海外乡亲3000多万，省内归侨、侨眷2000余万，均为全国之最。在历史长河中，他们赤子情深，为建设家乡、振兴中华，为新中国繁荣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海内外乡亲的光荣，也是广东人民的骄傲！

这本名为《粤侨先锋》的纪实文学作品集，以讴歌海内外乡亲的爱国爱乡思想为主线，描绘了他们当中起先导作用的优秀代表人物，记录了他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在开展中外友好往来中留下的动人故事。

书中的主要人物，如老省长梁灵光、中国致公党元老伍觉天、归侨光辉典范蚁美厚、当代华侨文学先驱秦牧等，都是海内外闻名的也是我熟悉的归侨老前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汉青、我国海洋环境污染学创始人何悦强、海归优秀科学家秦启伟、中科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华南女性第一人唐丹玲，以及海外的美国风云人物靳羽西、旅日国际歌影星陈美龄、联合国开王荣宝发计划署原顾问陈庆筠等，都是享有很高声誉的知名人士；广东达裕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康，是新世纪涌现的侨商新星。这部由海内外侨界中的代表性人物的动人故事汇集而成的著作，可以说是我省华侨文学创作的宝贵财产，希望侨界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华侨题材作品。

本书作者黄方生同志，是出生于广东的资深归侨作家，他于2000年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归侨作家”，2005年获“全国百佳新闻文化工作者”称号，已出版了几本华侨题材文集，其中长篇人物传记《归侨省长梁灵光》，入选广东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重点文学作品，并获第九届中国世纪大采风活动金奖。他虽已年过八旬，却紧跟时代步伐，锲而不舍，笔翰如流，把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和对海内外侨界的深情，融化在每一篇作品的字里行间，因此其作品读起来让人倍感亲切。

这是一本改革开放以来不可多得的华侨文学著作，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又有很强的可读性，相信一定会深受海内外侨界人士的欢迎，并在阅读中受到感染，进一步激起渊源深厚的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

让我们海内外广大侨胞和全省同胞一起，继往开来，努力奋斗，把“中国第一侨乡”建设得更加美丽，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2013年春于广州（作者王荣宝，中国侨联副主席、广东侨联主席）

永远的中国心——黄方生的纪实文学《粤侨先锋》赏析

当代散文大师、华侨文学先驱秦牧曾慨叹：“拥有如此众多的华侨、归侨和海外亲人的国家，本来以这方面事迹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十分丰富才对，但是很可惜，事实上我们书店的柜台里，这类作品寥寥可数。”正因为“寥寥可数”，所以当我拿到这20余万字的由优秀归侨作家黄方生所著的《粤侨先锋》时，顿觉沉甸甸的，因为这是一本洋溢着赤子情的书，是一本有分量的书。这是作者继长篇人物传记《归侨省长梁灵光》之后的又一部华侨文学著作。“读是一首诗，看是一幅画。”书中涉及的党政、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和经济等各界人士好几十人，都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起先导作用的优秀广东侨界代表人物，可称之为“魅力侨星”，如归侨有广东老省长梁灵光、中国致公党元老伍觉天、归侨光辉典范蚁美厚、归侨知识分子楷模黄清渠、当代华侨文学先驱秦牧、海洋环境污染学创始人何悦强、海归科学家秦启蔡常维伟、全国劳动模范方才天、女画家关曼青、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企业家张高贤等；侨眷有广东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汉青、女科学家唐丹玲、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等；华侨华人有马来西亚华侨慈善家张武帮、山乡好人廖乐年、美国风云人物靳羽西、旅日国际歌影星陈美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顾问陈庆筠、巴西侨领黄雄、美籍华人油画家洪世杰等，真是侨星闪烁，华夏增光，充满诗情画意。3000万海外华人华侨的历史丰碑，2000万归侨侨眷的光辉业绩，书中均已概括。有读者将此书喻为认识当代粤侨的“导游图”，就是认识到了该书“群英谱”的特性。“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作为海外侨胞，最为难得的是他们始终坚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总是把祖国放在心上。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又一批热血华侨青年和爱国人士、爱国侨商继往开来，陆续回到祖国怀抱，直接参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广东侨界更是奋发有为，意气昂扬。原归侨省长梁灵光一马当先，真抓实干，与原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亲密合作，攻坚克难，在广东的改革开放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篇章，开创了广东社会发展史上最佳的“任梁时代”；曾参与保卫举世瞩目的万隆会议的中国致公党元老伍觉天是“海外联谊活动家”，他对推动致公党同海外华侨的广泛联系，开创广东致公党工作新局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归侨光辉典范蚁美厚，从缔造广东侨联之日起，连任六届主席，赤胆忠心忙侨务，五十春秋恒不渝；新世纪海归科学家秦启伟，从事海洋生物学研究与开发工作，在鱼类病毒学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最近荣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时代的骄子，非凡的事迹，突出的贡献，打下了这本纪实文学作品的主基调：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广东海内外侨界人士作为中华民族的和平使者，积极推动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积极传播中华文明；作为炎黄子孙后裔，积极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文章千古事，征途几十年》写的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汉青的文学生涯，或许是因为旧日同窗的缘故，作者在亲切的追忆和思考中，娓娓道来，呈现给读者一个德高、儒雅、心中有恪守的张汉青。《唐丹玲，荣膺全球海洋遥感协会主席的第一位中国学者》描写唐丹玲辞官探索海洋科学，且成果丰硕，2009年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12年上任全球海洋遥感协会主席。《和靳羽西双亲谈家常》沿用了先锋的笔法，大开大合，酣畅淋漓地写出了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靳羽西的爱国爱乡情怀，如沧海日出，绽放着夺目的光芒。《陈美龄：“我是中国人”》写的是旅日国际歌影星陈美龄，在北京为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举行首场义演，演唱主题歌《归来的燕子》时，她怎么也不能克制自己，热泪挡住了视线，悠扬悦耳的歌声也一时喑哑了。作者给予文章一个充满希望和宽宥的结尾：“你是归来的燕子，燕子回来了，春天也到了。”这不是写作技法的定式或局限，而是作者与歌者有着同样一颗善良、谨慎和质朴的中国心。

作者曾享有“敢讲真话的归侨作家”美誉，体现在写作上则是秉笔直书，扶正祛邪，勇于揭发真相，敢于呵护善良。《秦牧，当代华侨文学先驱》详细介绍了秦牧创作《黄金海岸》、《愤怒的海》等中、长篇华侨题材小说的过程，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当代华侨文学先驱，为发展、繁荣华侨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又把笔触伸进秦牧的内心世界，描写了他在极端状态下的人性挣扎。文中有一个细节彻底激活了我们这个时代麻木的神经：秦牧想自杀，决意一死了之，他悄悄地走出软禁室，寄出了给妻子的诀别信，买了几米长的绳子，上了白云山，幸亏在前往天国的路上碰上了一位熟人，才把他送回羊城晚报社。正因为敢讲真话、秉笔直书，此书提供的许多珍贵历史细节，可作为了解、研究和编写广东华侨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者采编《粤侨先锋》历尽波折，其间遭逢与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五十五年的爱妻因病去世，这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在这些日子里，依然是中国心在支撑着他，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想到不能让自己钟爱的写作半途而废，他终于忍着悲痛，历时两年多，完成了这部呕心之作。

黄方生，真男子，一颗中国心，一个正直人；爱写作，不放手，一颗金钉子，一生尽忠职守。他的作品，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

永远的中国心，国运兴，侨运兴。拥有一个强大、统一的祖国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梦想。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的骄傲，也是海内各族人民的荣耀。凝聚在和平统一、民族复兴伟业的旗帜下，中华儿女意气风发，阔步前行。以侨为虹，新中国梦增光添彩；以侨为桥，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3年春（作者蔡常维，中国作协会员，著名军旅作家）

我为什么要出这本书

我的人生道路迂回曲折。侨居海外时，曾被英国殖民统治者视为“共党分子”，遭追查、搜捕，于1951年逃亡回国。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开除出共青团。“文革”中，又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饱受“牛栏”和“铁窗”之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重见天日，还先后加入了中国致公党、中国共产党。1984年，从工厂进入广州市机关，开始从事侨务和以侨界为对象的统战工作，遂有了较多机会了解华侨历史，贴近广东海内外侨界人士。

在多年的亲身经历和耳濡目染中，广大侨界人士那种朴素、浓厚而又根深蒂固的热爱祖国、眷恋故乡的赤子情怀，以及他们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深深地震撼着我。在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是“反右”、“文革”的受害者，有的甚至曾遭遇残酷迫害。但是，他们依然赤胆忠心，初衷不改，这一切引起了我的共鸣，激发了我想用文学形式赞颂他们的兴致。同时，自己作为一个归侨，也有责任把身边的真人真事记录下来，将其公之于众，使之流传开来。

1985年夏天，我陪同三十多位从大洋彼岸回来的华人到番禺、顺德、花县等侨乡寻根访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感人肺腑。回来后，我写了一篇《绵绵故乡情——美国华人寻根访祖散记》，《羊城晚报》（海外版）将其作为专稿发表，美国华文报《时代报》全文转载，该文章一时引起了华人社会的轰动，对当时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刚刚兴起的华侨华人回乡探亲旅游、寻根访祖热潮，多少有点推动的作用。从此以后，我便开始了业余创作，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以侨界人士故事为题材的通讯、散文、专访等，受到了人们的赞许。

后来，我觉得这些作品比较零散，便结集出版了几本书，但仍觉描述人物的广度、深度还不够，很有必要对以往的作品进行筛选，再补充一些，特别是那些侨界公认的、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以及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的相关事迹，然后再结集出版一本更具代表性、时代感更强的新书，这样社会效应可能会更好些。

岁月流逝，生命无常，我已年过八十。近两三年来，我“加班加点”，强忍着丧妻的沉痛，在梳理旧作的同时，还采写了一些新作，包括《归侨光辉典范蚁美厚》、《风雨同舟七十载》、《秦牧，当代华侨文学先驱》、《文章千古事 征途几十年》、《海归科学家秦启伟》和《侨商新星王文康》等，都是几千字甚至上万字的文章，其中好几篇已在报刊发表。

这些归侨、侨眷和华侨华人，经历不同，特点各异，但他们的故事都很感人。

归侨蚁美厚，是应中央邀请参加开国大典的最年轻的侨领。他赤子情深，在海外时就积极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怀着一片丹心，告别妻儿老小，放弃丰厚财产，冒着人身安全风险，从泰国回来踏上了改变人生的征途。他为国分忧，发挥海外关系优势，从泰国运回一批又一批大米，缓解了刚解放的广州市和海南岛粮食紧张的困难；协助祖国从印尼接回了一批又一批被排挤的难侨，使他们得到妥善安置；还把妻子寄给他的十万元港币用来购买公债支持“抗美援朝”。他倾心侨务，从受命组建广东侨联之日起，连任六届侨联主席，几十个春秋呕心沥血为侨界服务，暮年之时还常常手扶拐杖深入各地华侨农场协助改善难侨的生活。他参政议政，为维护侨界合法权益，为推进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许多见解独到的建议。蚁美厚赤胆忠心，德高望重，是公认的归侨光辉典范。

伍觉天，是中国致公党的元老，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七十春秋的杰出民主人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回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老归侨。起初，他“单打独斗”，后来接受中共组织的建议，参与恢复致公党工作。广州解放前后，他不顾个人安危，成功策反国民党政府在香港的民生公司八艘内河客轮起义。后来，他冒着被生擒活捉的危险，规劝广州黑社会组织头目放弃趁火打劫的念头，从而保障了广州社会秩序的稳定过渡。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他临危受命，通过印尼洪门组织协助，与当地政府密切配合，挫败了美蒋特务阴谋，保护了中国代表团的人身安全，使会议顺利进行。后来，在长期的海外联谊活动中，他又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赢得了“海外联谊活动家”的美称。几十年来他以“廉以洁己”自勉，公私分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享有“清廉自律真君子”的美誉。他关心群众生活，经常解囊帮助经济困难的职工，“房改”时把分配给他的那套新房一分为二，让给居住环境较差的干部，自己依然住旧房。改革开放后，他主持的致公党广东省委高招迭出，开创了新局面。他高风亮节，千古流芳。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秦启伟，是海归科技界的杰出代表。他在日本、新加坡的科学研究成果丰硕，工作待遇优厚，生活很好，但他却始终心系祖国。2004年回国，秦启伟克服了工作和生活条件比国外相去甚远的困难，苦中求乐，潜心海洋生物学研究与开发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继被授予“优秀导师”之后，前不久又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终身荣誉）称号，他还实现了他的崇高理想，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著名民主人士梅日新是侨眷，他有一颗永恒的中国心，对祖国一贯无限忠诚。青年时期，叔父要他赴美求学，但他却选择参加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叔父催促他去美国继承产业，他却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赴汤蹈火。他说：“个人的命运一定要同祖国的命运，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样的生命才有意义。”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不少人由于各种原因移民国外，其中有的已变成了外籍华人，也有些人继续绞尽脑汁往外跑。梅日新，忠心耿耿，铁骨铮铮，毅然选择扎根中国，永做中国人。1984年，他第一次到美国访问、探亲。入境时，美方“手下留情”，没有签署他的停留时间，这意味着可以长期待下去。这对某些人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是，梅日新却没有领美方的情，一个多月后又回来了。他的孙子要到国外深造，他写了八字赠言：“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在远离祖国的天涯海角，常常听到“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第一祖国”、“我爱中华”、“我的故乡在唐山”（唐山，海外老华侨对祖国的称呼）、“我是炎黄子孙”等充满赤子情怀的心声！

还有改革开放老功臣梁灵光、海洋环境污染学创始人何悦强、女科学家唐丹玲、民主人士李维纲，以及美国电视强人靳羽西、旅日歌影星陈美龄、马来西亚华侨慈善家张武帮和白手起家港商张高贤等，他们的故事同样令人感动。

在广东侨界中，类似上述人物有成千上万，不可胜言。他们爱国怀乡，赤子情深；他们不畏险阻，大有作为；他们节操高洁，光彩夺目。我作为一个归侨、一个华侨文学工作者，理应力争出版更多更好的华侨文学作品，希望以这萤烛之光为天下侨界和华夏大地增辉！2013年8月

第一章 海外归来惟报国

在神州大地刚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时候，梁灵光欣然受命南下主政广州，接着主持广东省政府工作。他在广东工作的时间虽不长，但他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开拓创新，政绩显赫，深得广大人民爱戴，在海外和港澳地区也享有盛名。许多人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省长”，海内外侨界更是尊称他“归侨老省长”。抓广东先抓广州，“三招”开全国先河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赤县神州。地处南方的广东得天独厚，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特殊政策、采取灵活措施。梁灵光于1980年底受命南下，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次年被选为广州市市长。

这一年的10月至11月初，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先后接见了新任广东梁灵光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即将赴任的梁灵光，要求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广东优势，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要闯出一条新路来。总的精神是希望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央在有关文件中，还特别提到“抓好了广州也就抓好了广东的一半”。

梁灵光在主政广州期间，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在花大力气抓紧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竭力改善人民群众生活。除了加快住宅建设、扩建供水设施、改善交通状况等外，广州市政府还使出“三大高招”：

第一招：放开物价。以往的农副产品实行统销政策，价格由政府制定，生产者既没有生产自主权，又没有销售自主权，价格受到限制，出现了“鱼米之乡无鱼吃”等怪现象。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州市政府决定率先放开鱼价。顿时，鱼价暴涨，议论纷纷。市政府顶住诸方压力，坚持按价值规律办事，大大提高了渔民和养鱼专业户的积极性，使鱼产量很快上升，鱼价逐步回落。三年后，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广州市成为居民吃鱼最多、鱼价最便宜的城市，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南鱼北运”的新景象。接着大幅度缩小计划产品范围，并逐步放开商品价格。

第二招：减少商品流通环节。打破长期由国营企业和供销社“一统天下”的旧传统，恢复和兴办各种农副产品、日用百货贸易货栈，使购销方便，信息灵通，联系广泛。这一招很快显示出生命力，对活跃城乡市场，促进物资交流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第三招：开放农贸市场。政府拨款扩建、新建农贸市场，打开城门，允许农民进城摆摊经营，从而弥补了国营商业的不足，且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也促使国营商业开始进行自我改革。

以上开创全国先河的“高招”，不仅繁荣了市场，较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而且促进了经济发展，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赞扬。归侨省长广东第一人

1983年春，南粤大地阳光灿烂，百卉含英。广东省的几套领导班子顺利地完成了换届工作。原任广州市市长的梁灵光众望所归，被省人代会选举为省长。海外归侨当省长，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的第一人。

梁灵光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努力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和对外开放比较早的优势，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三件大事。

如何把潜在的独特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梁灵光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彻底肃清“左”的流毒，全面落实侨务政策，从而激发归侨、侨眷和海外乡亲对祖国、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激励他们为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侨务政策的全面落实，大大激发了海外乡亲和港澳同胞的爱国爱乡热情。全省侨务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侨务界普遍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侨务工作的黄金时代。

在梁灵光任省委书记和省长期间，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打开了对外经济新局面，引进了大批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基本建设规模扩大，技术改造步伐加快；城乡市场繁荣，流通渠道畅顺；财政收入逐年增长，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市职工和农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近百分之十（排除物价上涨因素）；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有所好转。广东人民从心里赞扬这位归侨好省长。（《羊城晚报》于梁灵光溘然长逝后的第二天即2006年2月26日发表此文）改革开放老功臣——归侨省长梁灵光在广东

在神州大地刚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时候，梁灵光受命南下主政广州，接着主持广东省政府工作。虽然他在广东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敢为人先，以民为本，开拓创新，励精图治，政绩显赫，深得广大人民爱戴，并在海外和港澳享有盛誉，大家都衷心赞扬他是好省长。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急先锋、奠基人、老功臣，是海内外侨界的光辉旗帜。海内外侨界尊称他是归侨省长第一人。放开物价，催发了改革开放奇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得天独厚，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得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1980年末，经中央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由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原国家轻工部部长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这一年的10月至11月初，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9位中央领导先后接见了任仲夷和梁灵光，要求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广东优势，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要闯出一条新路来。总的精神是希望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央在有关文件中，还特别提到“抓好了广州也就抓好了广东的一半”。11月8日，鬓发染霜的任、梁两人肩负重任，南下广东。

梁灵光主政广州期间，一如既往，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在花大力气紧抓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竭力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当时副食品供应奇缺，人民怨声载道。在广东省委的支持下，广州市政府使出“三大高招”：

第一招：放开物价。率先从放开鱼价入手进行价格政策改革。鱼价一放开，顿时暴涨好几倍，不少群众议论纷纷，还有人向国务院告状，闹得满城风雨。梁灵光认为这是打破计划经济束缚，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解放生产力必然带来的“阵痛”，时候一到，“阵痛”就会消失。果然不出所料，在价值杠杆的作用下，养鱼专业户和其他农民大养其鱼，产量很快上升，价格逐步回落，市民们结束了“鱼米之乡无鱼吃”的历史，大家都高兴了。正好邓小平南下，任仲夷向他汇报工作时，特地谈到关于开放鱼价的事，小平问：“这样做老百姓高兴吗？”仲夷回答：“高兴。”小平说：“老百姓高兴的事，你们就大胆去做吧！”三年后，广州市成了全国大中城市中吃鱼最多且价格最便宜的地方，还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南鱼北运”的新景象。

放开鱼价第一炮打响了，梁灵光他们乘胜前进，进一步缩小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工业产品统购统销范围，逐步减少计划管理产品，关系到几百万市民生活的粮食价格也随之逐一开放。

第二招：敞开城门。拔款扩建、新建全市农贸市场，打破城乡封闭，允许农民摆档经营，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各种农副业产品和土特产琳琅满目。

第三招：改革体制。打破长期以来商品流通旧体制，陆续恢复、新办各种农副产品、日用百货、中药材和粮油等贸易货栈，大大减少了流通环节，促进了商品流通，对活跃城乡经济、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等，直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打破批发与零售界限、本行业与不同行业界限、内贸与外贸界限等束缚商品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

以上开创全国先河的“高招”，宛如一声春雷，催发了广州、广东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灿烂之花。微服私访，“疍民”告别辛酸史

梁灵光长期以来坚持一种微服私访了解社情民意、为百姓排忧解难的好作风，他的一些重大决策往往就来源于此。

他到广州后，常常利用节假日，穿着便装到一些街道、市场明察暗访。还经常轻车简从到工厂去，事先不招呼有关领导，不告诉新闻记者，只带着秘书和个别搞调研工作的普通干部，到现场视察，找职工谈话。有时还深入到车间、宿舍和饭堂，看看那里的生产情况，听听工人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有的时候还挤上公共汽车亲身体验群众的坐车难。在走走看看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在办公室里发现不了的问题，想到在办公室里想不到的大事。

有一天，他走到珠江北岸的沿江路一带，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向江面望去，看到了许多被称为“!民”的水上居民。他们世世代代以小木船为家，生活艰辛，尤其是翻风起浪的时候很不安全。在天寒地冻、刮风下雨时也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生活用1981年，梁灵光在广州参观菜市场，右四为许士杰、右二为左铭水，实在苦不堪言。梁灵光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回到办公室，梁灵光当机立断，首先责令城建部门尽快铺设自来水管到江边去，暂时解决水上人家的生活用水困难。接下来，建议由市政府投资建设“解困”住宅，好让“!民”们全部搬迁上岸。这些“!民”在乔迁新居的时候，无不热泪盈眶，衷心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赞颂改革开放带来的福祉，让他们结束了祖祖辈辈在水上居住的辛酸史。

梁灵光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了，他对自己说，自从在福建筑起厦门海堤、修建南福铁路之后，而今也算在广州做了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实事。力挽危难，花园酒店终于屹立羊城

广州是中国的第一侨都，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改革开放后每年前来经商贸易和旅游观光的外国友人、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有好几百万。然而，人们却戏称广州是“进不来，住不下，出不去”的地方。

梁灵光当时兼任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主任，深知发挥这个连接五洲四海的“中国第一展”作用的重要性。近几年来，各地客户大增，住宿成了大难题。广州住不下，只好安排到佛山、从化等地，而当时交通又不方便。那时有个客商很生气，将交易会给他的邀请函撕毁，声称：“居住条件不改善，就不再来参加了。”为了给过往客人一个较为舒适的住宿环境，也为了改善吸引外商投资的环境，广州市引进外资先后新建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和白天鹅酒店，这些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无烟工业”项目，后来成为中国内地的第一批五星级宾馆、酒店。

然而，这些酒店的兴建过程却一波三折。

正当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先生为了支持广州改革开放，打算将1亿港元全部投入花园酒店的平整土地等前期工程时，香港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有些港商得知中央政府于1997年要收回香港主权，感到前途未卜，人心惶惶。这些意外，使得利铭泽先生原本打算从其他几个大财团中集资的计划落空，为此投资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决定中途放弃花园酒店项目。

停工的消息很快传到梁灵光那里。他想，利铭泽先生是打开国门后第一个冒着风险到广州投资的香港知名人士，如果连他都半途而废，打退堂鼓，势必影响很大，使香港的其他财团、商界人士失去到中国投资的信心，也会在海外造成不良影响，因此而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梁灵光当机立断，一面通知负责施工的工程公司继续施工，一面向中央反映有关情况，并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接着，他以市长名义促使香港中国银行同意贷款7亿港元给利铭泽先生。最后，他又得到副总理谷牧的支持在国内贷款了几千万元人民币，花园酒店因此才得以屹立在南粤大地上。

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听说在建设过程中一波三折的花园酒店即将竣工开业，十分高兴，便破例为酒店题写了“花园酒店”四个大字。

在兴建中国大酒店的时候，梁灵光也曾遇到许多难题，但他使出浑身解数，见招拆招，困难最终都迎刃而解。清理“左”毒，发挥优势，开创侨务黄金时代

1983年春，广东省的几套领导班子顺利地完成了换届工作。原任广州市市长的梁灵光众望所归，以高票当选广东省省长。海外归侨当省长，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的第一人。

梁灵光的工作岗位变动了，但是他在广州却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他说，那时每走一步都是在摸索中前进，不管怎样，广州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改革开放初展端倪，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梁灵光南下时，中央领导特别强调要发挥广东的优势。他当选省长后，发现广东的最大优势在于：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先天给予，独一无二。梁灵光深有感触地说：“广东是全国最大的侨乡，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都有爱祖国、爱家乡的光荣传统，他们是一支促进广东发展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

如何把这巨大的潜在力量转化为现实力量？梁灵光从广东实际出发，强调必须彻底批判和清理“左”的尤其是“文革”的流毒和残余，正确认识华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丝不苟地全面落实各项侨务政策。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侨务政策的全面落实，大大激发了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对故土家乡的深厚感情，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新景象。最令人振奋的是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一带兴起了“回唐山”寻根访祖、旅游观光的热潮，并且从世界各地前来中国内地投资工商业和兴办公益事业的人也越来越多，堪称历史之最、全国之冠，有力地促进了广东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开创了广东历史上侨务工作的黄金时代。这后来被评为“广东改革开放十件大事”之一。高瞻远瞩，提出建立珠江三角洲模式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首先在广东设立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刚上任的省长梁灵光主持省政府全面工作，并兼管特区。

1984年初，梁灵光全程陪同邓小平视察深圳和珠海两个特区。邓小平先后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邓小平的两次题词，对两个特区的建设和发展趋80年代的深圳势作出了明确的肯定。

紧接着，省委、省政府对两个特区进行一系列大胆改革，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了可贵经验，初步发挥了特区改革开放试验场的作用。

邓小平曾告诉梁灵光，深圳特区的发展要和香港密切联系，互为依托，要促进香港与深圳将来的稳定和繁荣。这使梁灵光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想，深圳已显示了特区的强大生命力，但毕竟经济底气不足，如果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能与商贸金融发达的香港密切协作，那么，深圳就会像大鹏那样振翅长空。于是，梁灵光提出了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设想。在他的构想中，是设立比地理概念更大的大珠江三角洲，结合香港、澳门回归后，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前沿阵地，包括省、港、澳在内的大三角洲。这样三地结合，在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方面，可能赶不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但在其他方面，如金融、交通、国际贸易、信息、电子、家电等，都有超过上海经济特区的优势。80年代的珠江

1983年冬，省委、省政府向南下视察珠江三角洲的谷牧汇报了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确定的《珠江三角洲经济特区规划的初步设想》和需要请示中央帮助解决的一些经济工作问题。1984年1月，谷牧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

1985年1月，梁灵光率领广东代表团赴京参加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向与会的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负责人汇报了珠江三角洲开发区的发展目标和将采取的相应措施。同年2月18日，北京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地区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终于正式建立。经中央认可，1986年、1987年，珠三角开发区扩大到了梁灵光原来设想的“大三角”范围。开发区享受国家和省给予的优惠政策，走上了一条贸、工、农并进的道路，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开发区内的南海、顺德、中山、东莞四个市、县，被人们誉为广东“四小虎”。珠三角开发区的发展模式，被国内外称之为“珠江三角洲模式”。打破传统，“铁交椅”、“铁饭碗”年代不再

过去，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过度集中，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影响了企业积极性，并阻碍生产力发展，还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僵化。梁灵光认为，这种状况非改不可。他首先提出下放权力，给企业“松绑”，除煤、钢、电等重点企业外，先将省属部分企业下放给地、市管理，减少多重领导，扩大自主权。接着，省政府补充制定了十项政策规定，给企业更大限度地“松绑”。这有利于企业逐步实现从单一的生产型转变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进而增强企业的经济活力、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国营企业的干部任免及人事制度，长期以来都是由上级部门“一竿子插到底”，企业“有职无权”。梁灵光提出进一步改革企业的领导体制，下放干部管理权限。他还提出，企业的管理干部、技术干部可以试行招聘制、合同制和职务浮动，把干部任免同企业经营好坏挂钩，搬掉“铁交椅”。同时对招收的工人实行劳动合同制，打破了国营工厂是“铁饭碗”的旧传统。引进外资办电厂，发动社会办全运

广东实行改革开放后，各行各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电力供应却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珠江三角洲的不少工厂每星期只能开工三四天，居民照明用电没有保障，工厂暗暗叫苦，居民怨声不绝。

缓解电力供应紧张成了燃眉之急。梁灵光找来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共商对策，决定采取水、火、核并举和大、中、小结合的方针。同时，打破常规，向香港买电。

在大抓几个电力骨干工程建设中，沙角电厂的A厂一期60万千瓦工程，本来是中央批准投资的，后来广东实行财政大包干，中央有关部门便不再拨款了。梁灵光计上心来，邀请任仲夷等省领导一起赴京申诉，打了一场“口水战”，沙角A厂才得以继续建设下去。

沙角A厂从动工到全部投产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在梁灵光看来，这样蜗行牛步，速度太慢了，即便再建几个A厂，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考虑利用特殊政策引进外资争速度。

梁灵光把香港的老朋友胡应湘先生请来广州洽谈合作开办核电厂事宜，提出在A厂旁边再建一座B厂，胡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为了尽快扭转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梁灵光催促胡先生加快上马，特事特办。第一台35万千瓦机组建成投产，仅用了一年零十个月，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这个速度创造了奇迹，刷新了世界纪录。沙角电厂的建成，对广东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也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一个快速施工、快速办电的好经验。广东利用外资办电厂的办法，是发展电力事业的一个新突破。后来，中央也开始大力推广广东的办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体育运动长期居全国前列，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也将在广东举行，这是前任省长刘田夫接下来的任务。梁灵光接任时，广东不仅没有富余资金，而且有上亿元的财政赤字，绝大部分市县都是穷得发慌。承办全运会，大概要花三四亿元，而国家只补贴1000万元，杯水车薪。

广东财政困难，能否承办全运会？1983年的冬天，梁灵光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他最后下决心说：“硬着头皮也要坚持办下去。”那么，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呢？大家各抒所见，最后达成共识：

首先，充分调动省、市、县和各部门的积极性。确定由省和广州合办，在广州的体育场地由广州负责。其他各市、县也一样，自建体育场馆。拟动用的大学体育设施，由政府补贴改建。

其次，积极鼓励社会办体育。发动社会各方面、各部门大力资助，发售体育奖券，多渠道集资。

广东不仅成功地举办了第六届全国运动会，还获得金牌总数第一的好成绩，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给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境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令人高兴的是，广东由此开辟了一条社会办体育的新路子。把暨大办成名实相称的华侨高等学府

梁灵光上任省长的同一年秋天，国务院任命他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兼职竟然长达八年之久，而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兼职，而是不仅参与重大决策，还要过问校风建设、教学质量和对外联络，甚至还要定期作政治报告。

以梁灵光为首的暨大领导班子，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扩大对外招生，对华侨和港澳学生给予优惠政策。其次，大力开展教学改革，面向港澳和海外。再次，在国内率先实行校长负责制，接着开始实行院长、系主任对校长负责制。这些80年代香港石景宜先生向暨南大学赠书改革，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由此，暨大的境外学生数量大幅度上升，为港澳和海外华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他们分布于世界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且大多事业有成。

梁灵光还在扩大、充实教学设施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他的努力下，不少港澳和海外知名人士大力支持暨大，相继捐资兴建了医学院门诊部、宗汉楼、学生校友活动中心、学术会议厅、暨大体育馆等。1986年，暨大教育基金会在香港成立，郑裕彤一人便捐赠了400万港元。

在梁灵光校长的领导下，暨大不断深入教学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招生工作。到了1988年，华侨和归侨子女、归侨青年、港澳台籍青年，共占暨大学生总数的90%，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使暨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华侨高等学府。关爱百姓，赢得“平民省长”美誉

梁灵光具有许多优秀的品德，他平易近民，和蔼可亲，深入群众，关爱百姓，享有“平民省长”美誉。

在战争年代，梁灵光无论是当根据地的领导，还是当武装部队的指挥员，他总是和大家同甘共苦；在和平年代，无论当市长、省长还是部长，下到工厂一样排队买饭，下到商店一样站柜台，绝不搞特殊化。

梁灵光南下当广州市市长、广东省省长期间，人们更加亲身感受到他的平民作风。他刚到广州便到肉菜市场、大街小巷或挤上公共汽车明察暗访，倾听群众的意见、心声，了解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作出相应的决策。

梁灵光虽身居高位，但宽怀雅量，对人不分尊卑贵贱，一视同仁。自打开国门后，他在公开场合会见了许多海外和港澳的各界知名人士，业余时间在自己家里也经常会见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还亲自为许多归侨排忧解难。

老省长对那些生活上遇到困难的平民百姓，也是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2003年夏天，他在医院留医治疗，一个中年妇女来到他的病房，诉说儿子患了严重脑炎，而她家经济上很是困难，不知如何是好。梁灵光很理解一个母亲的爱子之情。他正好认识一个脑科医疗研究所的所长，便抱病写了一封介绍信请求其为病者医治。经过专家的精心治疗，男孩的病情明显好转，研究所还承诺全免医疗费，直到病人康复。其间，热心肠的老省长曾多次打电话询问情况，当得知患病男孩已苏醒过来的时候，心里十分高兴。

梁灵光在广东人民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在他离休前后许多社会团体都聘请他任名誉职务，头衔都有七八十个。对这些团体，梁灵光都尽力给予关心和支持。

梁灵光的平民作风，还表现在他长期以来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和廉洁奉公的态度。他任省长时曾兼任暨南大学校长，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时也曾兼任香港中旅集团第一任董事长。这期间，他没有拿过两个兼职单位的分文工资，也没有拿过任何补贴。半个世纪以来，他全靠微薄的工资生活，轮到他提升时他都主动把机会让给别人。这种关爱百姓和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美德，使他赢得了“平民省长”和“一代清官”的美誉。“任梁时代”彪炳千秋

梁灵光1980年冬受命南下后的五年间，是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由起步进入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梁灵光一直担任广东省的党政主要领导职务，他和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亲密合作，成为了交口称誉的“最佳拍档”。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任仲夷因公外出时，省委工作便由梁灵光主持。梁灵光常常主动向任仲夷汇报请示，都会得到任的大力支持。他们配合默契，共襄盛举，带领全省人民艰苦拼搏，并得到了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使广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创了广东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几年，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打开对外经济新局面，引进大批外资和先进设备，是广东历史之最；能源、交通、通建等基本建设有较大改善，现有工业技术改造步伐加快；城乡市场的繁荣，商品的日益丰富，扭转了长期以来供应紧张的局面；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广东的财政收入逐年增长，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也有了较大发展。作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摸索出了一系列新经验，正如中央所期望的“杀出一条血路”！有识人士认为，任仲夷和梁灵光在短短几年间功业彪炳映千秋，可称为“任梁时代”，并载入史册。梁灵光也始终没有忘记和老拍档任仲夷风雨同舟、披荆斩棘的艰苦岁月。他说：“广东的改革开放，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最终成功了。这里面，任仲夷作出了最大贡献，他是第一功劳。”

梁灵光从省长岗位上退下来后，于2006年2月24日安详地走完了九十个春秋的人生旅程。他曾深情地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自己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的翻身解放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做80年代梁灵光与任仲夷合影了一些有益工作。”他的赤子情怀，他的动人故事，将流传千古，启迪后人。2005年初，梁灵光（右）和作者合影（为纪念老省长梁灵光去世六周年而作）2012年2月于广州侨务黄金时代的开拓者

广东第一个归侨省长梁灵光主政广东期间，解放思想，敢为人先，充分运用中央的特殊政策和灵活的措施，和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组成“最佳拍档”，带领全省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奋发前进，不仅使当时成为当代广东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而且还开拓了侨务工作的黄金时代。

如今，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老省长安详地走了，但他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切的怀念和无尽的追思。探索广东的最大优势

原任国家轻工部部长的梁灵光，具有强烈的开拓务实精神，政绩斐然。1980年秋，他奉命南下。临行前，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都分别给新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和即将赴任省委书记兼广州市第一书记的梁灵光作了重要指示，语重心长。让梁灵光感受最深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广东优势，搞出个样子来，使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

梁灵光到广州后的第二年开始担任广州市市长，1983年春当选为广东省省长。他反复思考着什么是广东的优势？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翻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后发现，广东的最大优势是：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先天给予，独一无二。他了解到祖籍广东的海外华侨华人几乎占全省人口的一半。他们饱含根深蒂固的爱国爱乡情感，始终和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振兴中华”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无论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他们或尽力捐资支援，或挥戈鏖战沙场，发挥着重要作用，贡献巨大，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批又一批华侨青年满怀赤子深情，冲破重重困难，从世界各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洪流或参加文化学习，从而出现了前所未有过的回国热潮。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左”的错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来的侨务政策遭到严重破坏，各级侨务部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视为“资产阶级”，使他们在国内的合法权益也受到了侵害，许多人“有国没有家，有家归不得，有亲不敢认”。另外，对一大批有“海外关系”的干部进行打击、迫害，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为此，广东成了侨务工作的重灾区。这一切，严重挫伤了广大海外乡亲、归侨、港澳同胞及其眷属的感情，影响极坏。梁灵光对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从心底感到十分难过和不安，为其中一些骇人听闻的冤案受害者不禁泪洒衣襟。

梁灵光还了解到另一个重要情况：1983年，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继续增长，财产总额达2000多亿美元，其中广东籍人士所占比例不小，举足轻重。港澳同胞的经济实力更是有目共睹，相当强大。在历史上有不少海外亲人回来投资创办工商业和其他事业的记录，侨汇数额可观，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广东侨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梁灵光深有感触地说：“广东是全国最大的侨乡，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都有爱祖国、爱家乡的光荣传统，他们是促进广东发展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把潜力转化为现实

如何发挥广东的优势，把这股巨大的潜在力量转化为现实资源？梁灵光从切身的经验和广东的实际出发，强调必须彻底批判、清理“左”的流毒和残余，正确认识华侨的地位和作用，全面落实各项侨务政策；认真改进和加强侨务工作，设身处地，以心换心，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海外和境外亲人的故乡情、爱国心。

为了落实侨务政策，妥善处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广东省委、省政府下发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梁灵光尽管已鬓发苍白，但依然赤胆忠心，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不仅亲自主持召开侨务工作会议，提出明确要求和具体部署，还轻车简从亲自深入到乡村、街道体验视察。1983年，省政府在广州召开了全省侨务工作会议，上任不久的梁灵光作了《努力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的报告，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会后，他前往台山、开平、新会等重点侨乡，着重了解落实侨房政策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进一步调动海外、境外亲人支援家乡建设的积极性。

台山是全省乃至全国海外华侨华人最多的一个县，约有117万人，比县里人口还多。该县很重视侨务工作，一、二把手亲自抓，摸索出这样的经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侨不快。梁灵光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工作，并动情地说：“我深深体会到，做好侨务工作，争取侨心，意义重大。”

梁灵光主政广东期间，从根本上改变了广东侨务工作重灾区的被动局面，“左”的思想遭到有力批判，华侨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普遍认同，邓小平“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观点得到很好的实践。这些年，各级侨务部门逐渐恢复和完善，还纠正了因“海外关系”造成的冤假错案5500宗，发出改正家庭成分证书48000份，回城复职的华侨子弟4300人，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的归侨、侨眷7000人，安置难侨107000人，还大大加快了退回被挤占侨房的进度。

侨务政策的全面落实，大大激发了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热爱祖国、思念故乡的热情，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新景象。最令人振奋的是，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一带兴起了“回唐山”寻根访祖、探亲观光的热潮，连那些多年没有和甚至从来没有回过“唐山”的老华侨和他们的后裔也结伴回来了，海内外的距离由此拉近了。其次，来中国大陆投资工商业或兴办公益事业的热情高涨，至1984年上半年，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41000宗，合同投资53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亿多美元。他们还大办“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引进设备10多万台（套），还捐资兴办了一大批学校、医院、桥梁、道路和文化体育设施。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资兴办的公益事业堪称历史之最，全国之冠，后来被评为“广东改革开放十件大事”之一。

1984年初，时任副总理的谷牧写了一篇考察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报告。他向中央汇报说：“华侨这篇文章做好了，利用外资、引进新技术就可以迈出更大的步子，对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对我们在海外的其他工作，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侨务工作上呕心沥血的梁灵光对这一报告体会深刻，完全赞同。

老省长梁灵光开拓了广东侨务工作的黄金时代，振奋了民心，赢得了侨心，有力地促进了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纪念归侨省长梁灵光去世一周年而作）2007年2月梁灵光领导暨大旧貌换新颜

曾任广东省省长的归侨梁灵光，兼任暨南大学校长达八年之久，直至七十五岁高龄才获准辞职。在他的领导下，暨大旧貌换新颜，饮誉海内外。

1983年10月，秋高气爽，烦暑涤尽。刚出任广东省省长不久的梁灵光正忙于落实侨务政策和试办经济特区。一天，他接到了国务院要他兼任暨南大学校长的任命。

当大学校长，身经百战的梁灵光从未想过，感到很突然，但他毫不推卸，接受重任。

他心想，暨大面向海外，面向港澳，素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要自己当校长，可能与自己是归侨，并在历史上和暨大有一段渊源有关。那是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之前，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他正在上海读书，寄宿暨大的校外学生宿舍，和暨大学生朝夕相处，并一起投入抗日救国洪流中，后来还参加了暨大的地下组织抗日青年团和半公开的抗日救国会。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梁灵光还考虑到，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形势，中央把暨大确定为一所重点大学，自己作为学校所在地的省长，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给予其更多的支持。

可是，曾被陈毅赞扬“会出点子”的梁灵光，怎么也不会预想到这个兼职校长竟然当了八年之久，而且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兼职。梁灵光知道，要使暨大在拨乱反正中不断前进，培育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他身体力行，真抓实干，不仅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还关注校风建设、教学质量，甚至定期向师生作思想政治报告和亲自开展对外联络。作为一个政务繁忙的省长，这兼职的担子确实不轻。梁灵光上任后，对校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在校一级党政内部发扬民主作风，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分工负责，扭转了不协调的被动局面，然后逐步调整，加强各院、系的领导力量。

在南下主持广州工作之时，梁灵光因出“三招”开全国先河，解决了广州副食品供应紧张的“老大难”问题而轰动一时。现在主持暨大，他一如既往，解放思想，大胆改革，高招迭出。

第一招，打破旧传统，扩大对外招生。对华侨和港澳学生给予优惠政策，并在港澳设立考场，灵活设置考试科目、命题和录取方法等。

第二招，敢为天下先，在国内第一个实行校长负责制。然后，在全校实行学院制，院长、系主任直接对校长负责，形成层层负责的领导体制。

第三招，闯出新路子，大力开展教学改革。按照面向海外、面向港澳的办学方针，突出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普遍加强中英文和计算机应用科学，增加社会急需的新专业，实行学分制、双学位制。

事实证明，这些都是中央实行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具体化，在暨大实施后收到了良好效果，使整个校园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工作效率提高了，教学质量提高了，学习内容丰富了，更加贴近海外和港澳社会，暨大受到了普遍欢迎，境外学生大幅度增加，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人才。这些学生学成归国以后，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多事业有成。他们不仅促进了当地社会发展，并在传播中华文化、发展海外华文教育以及团结华侨华人和促进中外友好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梁灵光不单在推动暨大的教学改革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在逐步改善、充实教学设施等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他的努力下，不少港澳和海外知名人士开始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暨大，先后捐资兴建了医学院门诊部、宗汉楼、学生校友活动中心、学术会议厅和体育馆等。

1986年，暨大教育基金会在香港成立，郑裕彤一人便捐赠了400万港元。当年9月，在改革开放的明媚阳光中，暨大迎来了八十周年校庆，中央领导人王震、叶飞和广东省党政负责人等都参加了庆典。前来庆贺的海外和港澳校友十分踊跃，其中暨大泰国校友会还组成了40多人的庆贺团。梁灵光校长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发扬优良传统，努力办好暨大》的讲话，回顾暨大在风雨中走过的八十年历程，决心借鉴历史经验，努力把暨大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使之更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梁灵光从省长岗位退下来以后，改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和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尽管如此，梁灵光依然情系暨大，一直兼任校长。直到1991年6月暨南大学八十五周年校庆时，七十五岁高龄的老省长梁灵光才辞去了暨大校长一职。1986年参加暨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校庆（前排左起：叶飞、王震、荣毅仁、林若、梁灵光、彭佩云）

梁灵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都创造了许多动人的奇迹。他在晚年还兼任暨大校长达八年之久，且在七十五岁高龄之时才获准辞职，这恐怕可以说是我国华侨史、教育史上所罕见的。2009年3月梁灵光的最后五十天体检项目一切正常

广东老省长梁灵光，少时是翩翩少年，青壮年时更是英俊威武，到了晚年虽稍为消瘦，但身板结实，腰杆挺直，步态稳健，而且精神矍铄，口齿清楚，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体检项目一切正常。”这是2005年9月老省长例行住院体格检查后的结论。

常言道，老人身体健康就是福。老省长快九十岁了，除眼睛有点老花外，血压、心脏、肺部等内外科均未发现异常。这样的体检结果，使他自己及其家人都感到很高兴，许多关心他的人都为他老人家的健康祝福，祝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老省长对自己的身体向来都很自信、乐观。年事已高的他离开领导岗位后，还经常忙于许多社会活动。素有“儒将”美誉的梁老，很欣赏王安石“杏花杨柳年年好，南去北来人自老”的诗句，却不赞同冯梦龙“剑老无芒，人老无刚”的说法。随着岁月的推移，他成了人们称呼的“老同志”，但他的壮骨、志气不减当年。

老省长从小爱好体育，几十年来一直坚持锻炼。那次体检后，他兴致勃勃地应邀参加在江苏南京举行的第十届全运会开幕式，然后与一些在战争年代一起英勇杀敌的老战友会面。接着，他南下故乡福建，参加泉州黎明大学（该大学是由梁灵光的兄长梁披云老先生早年创办的黎明中学发展而来的，梁灵光时任校董会董事长）的一次重要会议，共商大计。开完会他就马不停蹄前往厦门，这是他解甲从政的始点——曾担任厦门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五十多年了，他老人家对那里总是梦魂牵萦。原本打算多住两天，好仔细看看厦门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在他当年发起和参与筑成的闻名海内外的厦门海堤上多走几趟，可此时却突然接到任仲夷老书记去世的噩耗，他便立即赶回了广州。梁灵光主政广东时，和任老组成“最佳拍档”，领导全省人民创造了“任梁时代”，并载入了史册。老省长对老书记怀有极其深厚的情谊，因此，对任老的去世感到悲痛欲绝。在送别任老后，他亲自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悼念文章，以抒发心中的思绪，评论世俗的事态。遗憾的是，由于某种原因，这篇文章未能及时发表。

经过几十年的坎坷，梁老养成了闲不住的生活习惯。他很喜欢走出家门，亲身感受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从而在扩大视野的同时也能陶冶情操。

2005年的最后一个月，冬日的岭南依然还是春天的样子，时和气清，花草滋荣。老省长应邀先后参观了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他任省长时，高瞻远瞩，敢为人先，提出了建立以广州为中心，包括港澳在内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设想。如今，他看到的可喜景象与他原来的设想几乎完全一致，这让他倍感欣慰。正是由于祖国的日益强大，曾被殖民主义者掠夺的港澳两地才得以顺利回归，那里的广大同胞才能实现回到祖国怀抱的夙愿。

该月下旬，梁老不顾疲劳，又前往久违的侨乡顺德。这里，曾是他1984年初陪同邓小平老人第一次南下视察的一个落脚点，也是广东实行改革开放的一块试验田。当他又一次目睹顺德经济腾飞，继续名列全国前茅的时候，心情舒展，乐不可言。回国七十年后与世长辞

古人云：“人生百岁千古稀，松树千年未为老。”老省长的大女儿梁抗，在父母参加抗日战争时出生，退休后也定居广州，常伴双亲左右。她很了解父亲，知道他一直坚持体育锻炼，身体底子好，又有家族的长寿基因，纵然不能够像松树那样千年不老，但一定能够超过族人长命百岁的纪录。性格豁达的老省长，则认为自己虽到了垂暮之年，而身体尚好，还可大有作为，就像日落前天空出现的绚丽彩霞，仍能给人们带来一番景致。

可是，人非金石，生老病死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2005年末，老省长的身体并没有显出任何异常症状，但刚踏入2006年便急转直下，且很快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2006年元旦刚过的第二个晚上，老省长感到身体不适。次日清早到医院诊治，医生说可能是急性肠胃炎引起的，并建议他住院观察。梁老说：“家里有一份关于黎明大学的报告未写完，病情也不是很严重，不留医了。”

1月6日的半夜，月色深沉，万籁俱寂。老省长突然发病，呕吐不止，把大片床单都弄脏了。他不忍心惊动家人和小保姆，直至天亮了才前往医院。这次，他被院方“强行”留医，梁老也不再拒绝了。

谁也没有料想到，这竟然是他老人家最后一次住进医院，也是他最后一次走出家门。

医院的大夫们启动了所有必要的检查手段，11日上午得出结论：老省长患了晚期十二指肠腺癌。医院的诊断，犹如晴天霹雳，令人震惊。可是，大家都自觉保密，守口如瓶，谁也不忍心把这个残酷的诊断结果透露给他。已病入膏肓的老省长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只是有点埋怨检查项目繁多，闹了好几天还没有明确的说法。那时候，他心里最牵挂的是泉州黎明大学的前途。他躺在病床上，叫女儿梁抗把那份要给福建省委的关于黎明大学的报告拿过来给他作最后一次修改。女儿强忍眼泪轻声哀求说：“歇歇吧，今天您太累了，等到病好一点再改吧！”

可能是一时心情烦躁的缘故，一向疼爱女儿的老省长忽然声色俱厉地说：“等，等，等，多少学生等得了？这份报告今天一定要寄出！”梁抗无可奈何，只得把报告稿送给正在生气的爸爸。然后，她掉过头来快步走出病房，对父亲的各种感情此时交集在一起，痛苦难言，泪水直流。老省长啊，您命在旦夕，还牵挂着黎明大学，关心着祖国的教育事业。

癌症，晚期癌症，癌细胞不断扩散。老省长的免疫系统功能已到了崩溃边缘，生命垂危。经专家会诊，决定进行手术。医院领导亲自出马，言不由衷，瞒着梁老说：“您的肠子里长了个肿瘤，我们想开刀把它摘除。”老省长很尊重医生，爽快地回答：“好，我同意手术。”

1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肖志恒代表省委书记张德江前来探望老省长，并亲自送他进了手术室。

在手术后的十多天里，老省长思维清晰，说话正常，可就是卧床不起。身经百战的老人家也曾怀疑过自己到底患了什么病，为什么手术后那么多天还不能起来走动？病房的医护人员都异口同声说是患了严重的肠胃炎，会慢慢好起来的。

这期间，前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大家都盼望着老人家能够战胜病魔，像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那样再一次创造奇迹，早日康复。

人有深情，病魔无情。癌细胞又疯狂肆虐起来，不断攻击老省长已经越来越虚弱的身躯。手术后约半个月，老省长的思维开始日渐模糊，四肢也开始不听使唤，后来又动了气管手术，话也说不出了。

2月24日晚，老省长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于次日早上7时50分结束了九十个春秋的人生旅程。

从他突然发病到住进医院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只不过短短的五十天。这是老省长生命最后的五十天！

从他海外回国奔赴沙场参加抗日战争开始，老省长在他热爱的祖国土地上整整战斗、工作了七十年。这是老省长人生旅途上最光辉灿烂的七十年！

有生必有死，天地之常理。老省长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祖国事业。他的生有益于祖国，有益于人民，有益于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他的死重于泰山，虽死犹生！

2006年3月2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举行梁灵光同志追悼会。追悼会大厅正面悬挂着梁灵光老省长面带微笑的大幅彩色照片，照片两旁的一副挽联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赤子情怀奔赴国难挥戈鏖战饮马长江驱日讨蒋威震华东丹心建国功昭日月

改革开放功业彪炳高风亮节英名永存雄杰胸怀临危受命北国南天奋发兴邦

这副挽联，就是对老省长伟大生平的生动而逼真的写照。2007年2月4日风雨同舟七十载 ——中国致公党元老伍觉天伍觉天，归侨，原籍广东海丰。曾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广东省主委、广州市主委，全国人大常委、广东政协副主席、广东侨联副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是杰出的民主人士，享有“海外联谊活动家”、“廉洁自律真君子”等美誉。

在中国共产党走过九十周年光辉历程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与共产党风雨同舟七十载的杰出民主人士、中国致公党元老伍觉天前辈。伍老和我都是原英殖民地沙捞越（位于婆罗洲西北部，今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州）的归侨，又是同一个党派，而且深交多年，我对他倍感亲切，格外敬重。虽然他老人家已驾鹤西去，可是他的高尚操守、坦荡胸怀、廉洁作风和卓著功绩，始终令人难以忘怀。推动致公大转折

中国致公党是当代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中唯一成立于海外的政党，与世界各地洪门组织有着历史渊源。同海外华侨广泛联系，以归侨、侨眷中上层人士为主体，是致公党的特色。

伍觉天与致公党结缘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并在致公党的重建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因年辈长、资历高而被公认为致公元老。

他1910年生于广东海丰，童年时跟伍觉天随母亲远渡重洋到了沙捞越。因家境贫穷，中学未毕业便当了矿工。他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华工遭遇殖民统治者的沉重压迫和艰苦生活，由此产生了“祖国不富强，华侨挺不起胸膛”的反压迫、爱祖国的思想。“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武装侵略我国东北大片土地，更加激发了这位海外赤子的爱国热情，他毅然决定回国投身到抗日救亡洪流当中。1933年5月，二十多岁的伍觉天告别父母回到香港，然后辗转来到内地。起初，他单打独斗，在四川成都利用在印刷厂工作的机会，印发了许多宣传抗日的名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小册子。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结识了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共同创办了一份小报《时事新刊》，开始了与中共风雨同舟的漫长征程。1939年秋的一个晚上，国民党当局突然逮捕了住在报社的全部工作人员，杀害了共产党人。伍觉天因在外住宿，逃过一劫。对于身边发生的一切，伍觉天痛恨交加，于是横下一条心跟着共产党走。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伍觉天从四川到香港，准备再回广东参加东江纵队上战场。东纵驻九龙联络处一位负责人认为他的身份和经历更适合在大后方工作。伍觉天接受建议，重返四川并加入了刚组建不久的中国民主政团联盟（今中国民主同盟前身）。第二年，中共南方分局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找到伍觉天，建议他参加美国著名侨领司徒美堂（致公党创建人之一）等人在重庆发起的恢复致公党工作，伍觉天欣然受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解放战争。伍觉天奉命到香港与致公党人陈其尤等会合，并正式加入致公党，加紧重组致公党工作。

未到不惑之年的伍觉天是当时致公党的生力军、少壮派。在与中共地下党的多次接触中，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当前形势、国家前途等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与其他有识之士产生共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原则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

1947年4月，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会议产生了以李济深为首的新的领导集体，伍觉天第一次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常委。这次会议，是致公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大会向海内外宣告：致公党从此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意味着致公党从一个带有帮会性质的华侨组织转变为了一个具有政治奋斗目标的政党组织，从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政党。伍觉天是这次会议的推动者和决策者之一，他在致公党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功不可没。深入虎穴见忠诚

伍觉天此前一直在为宣传抗日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奔波，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他却经受了深入虎穴、短兵相接的严峻考验，表现出了对祖国、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

1949年9月，致公党中央主要领导人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伍觉天留守香港。新中国即将成立，蒋家王朝驻港澳的许多机构仍然存在，当时局面动荡不安。伍觉天抓住机遇，不顾个人安危，潜入国民党政府属下民生公司进行策反，说服了对方负责人，促使该公司在国外新订购的八只内河客轮全部安全停泊香港，没有落入敌人手中。此事轰动港澳，影响深远。

同年10月初，伍觉天随同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门回内地配合解放军攻占广州。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稳定广州解放前后的社会秩序。广州的帮会组织是一股很大的黑社会势力，尤其在国民党军败退后与解放军入城前这一段“真空”期，甚至可以左右整个广州的社会秩序，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伍觉天临危受命，冒着被生擒活拿的危险接触帮会头目。他不亢不卑，刚柔并济，讲形势，讲政策，劝导他们放弃了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的念头，从而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过渡。此外，伍觉天还和其他致公党人一起，在保护工厂企业和人民财产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解放广州作出了积极贡献。海外联谊建奇功

致公党中央机关于1949年底从香港迁回刚解放的广州，次年春在广州召开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伍觉天连任致公党中央常委。1952年，他从省行政机关调入致公党任专职干部，主要负责海外联谊。他足智多谋，驾轻就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1955年4月11日，美蒋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和以他为首的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周恩来因故没有乘坐这架飞机，幸免于难。意外事故的发生，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关注，除了采取了相应措施，同时还强调要加强港澳和海外工作。广东方面征得已迁往北京的致公党中央同意，急调伍觉天回广东开展“民间外交”。伍觉天不辱使命，想方设法，得到了万隆会议所在地印尼洪门组织的竭诚帮助，由他们组织万隆、雅加达两地的“壮汉”（身强力壮兼有真功夫的男子汉），分别保护会场和中国代表团驻地。这些“壮汉”既熟悉当地环境，又有人缘优势，严阵以待，与印尼方面紧密配合，使得那些妄图进行破坏活动的美蒋特务无从下手，从而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保障了中国代表团的人身安全，印尼政府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和深切谢意。

参与保卫举世瞩目的万隆会议，伍觉天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他海外联谊的经典之举。在以后的诸多对外联谊活动中，也一再印证了他的才能和影响力，充分发挥了中共联系海外华侨华人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即使在极“左”高峰期，别人也难以替代他的地位。文化大革命时期，伍觉天横遭迫害，被打成“牛鬼蛇神”，送往干校劳动改造。一次，在中秘建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秘鲁侨领古容先生访华，北京有关方面考虑到伍觉天在海外享有的威望和影响，特地邀请他出面接待。后来，在有关部门的要求下，伍觉天陆续接待了大批海外来访的侨领。劳动改造中的“牛鬼蛇神”接待海外侨领，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荒唐可笑的小插曲。回忆往事，伍老不禁摇头苦笑。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历史上与海外几千万华侨华人的亲密联系和深厚情结遭到了空前破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必须群策群力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伍觉天遵照致公党的部署，施展才华，积极工作，促成了以美国洪门人士组成的一个大型代表团来华访问，开创了海外洪门组织和华侨华人社团来华访问的先河，推动了海外乡亲回国寻根认祖、探亲旅游的高潮。在一系列的接待中，伍觉天围绕祖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积极为有关部门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穿针引线，同时热情引导、协助海外亲人为家乡兴办各种公益事业。

身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和广东省主委的伍觉天敢于开拓，走出国门。 1987年，他率领致公党中央代表团参加澳大利亚洪门民主党墨尔本总支部成立九十周年庆典，并拜会了悉尼洪门致公总堂。第二年，又率团参加加拿大洪门民主党温哥华支部成立一百周年庆典等三个庆祝活动，接着顺道访问了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和夏威夷，拜会了各地洪门组织和华侨华人社团。这次出访，历时两个月，是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与海外洪门和侨团零距离接触最广泛的一次联谊活动，收到了增进了解、凝聚侨心的效果，对提高祖国声誉、推动改革开放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发挥了独特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素有长者风度的伍觉天在和海外朋友的交往中，从不居高临下，也没有打官腔，总是以礼相待，推心置腹，给人亲密无间的感觉，从而受到了普遍欢迎和赞赏。

伍觉天在数十年的海外联谊活动中，充分显露了他的外交才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功绩卓著，赢得了“海外联谊活动家”、“民间友好外交家”美称。高招开创新局面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初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活动。伍觉天被任命为致公党中央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和广东临时工作小组负责人。那时致公党广东地方组织的情景，真是萧条万分。全省（包括今海南省）党员寥寥无几，而且分散各地。原本为数不多的市县级组织，一时难以恢复元气。原有的党员大多是老归侨和基层工作者，他们虽有爱国热情，但普遍缺乏参政议政能力。

伍觉天认识到，要恢复组织和发挥民主党派作用，必须做到“兵多将广”，就是要在积极发展党员和恢复组织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和参政议政水平。

伍觉天集思广益出高招，打破旧传统，开始向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军，大胆吸收那里具有社会影响、参政议政水平较高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他们以高等院校集中的广州市五山地区为突破口，首先在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成立全国高校第一个支部，填补了致公党历史上的空白，该支部在一个月内便发展了正、副教授14人。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十多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省级医院也相继成立了基层组织。这一招效果显著，不仅发展了一大批综合素质较高的党员，还发现和培养了雄厚的后备干部队伍，对增强致公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创了广东致公党的新局面。

这一期间，恢复组织工作难度很大，20世纪50年代广东只有广州、惠州、梅县、开平等少数地方建立了致公党组织。年近古稀的伍觉天紧跟改革开放的脚步，重点协助沿海城市和具备条件的侨乡县恢复和成立组织，使全省的市县级组织和党员人数跃居全国各省之冠。

伍觉天身为致公党中央领导小组成员，还亲自前往福建、广西两个侨乡省协助恢复和建立组织，并以各种方式协助和指导湖南、山东、大连等省市开展工作。

天道酬勤，伍觉天“玩命”的勤奋得到了丰厚的收获。他不仅开创了广东致公党组织工作的新局面，还为致公党的全面重建和稳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全面拨乱反正。伍觉天的另一个繁重任务是带领省委机关干部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同情心，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当时的党员人数只有100多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的却多达35人，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21人，这些人全部得到平反和恢复了致公党党籍。他们摆脱了压在头上多年的“紧箍咒”，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伍党天等人还大力协助侨务机关落实侨务政策，1983年至1988年，他们协助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共2000多件，协助归还侨房面积达3万平方米。在上述数字的背后，可以窥见“反右”、“文革”给国人带来了何等深重的灾难。

伍觉天与中共是风雨同舟的忠实朋友和互相监督的忠实诤友，他在全国和广东人大、政协中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责，直言不讳地对有关党政部门提出意见和批评。1984年，他获悉家乡海丰县许多干部违法乱纪，滥用职权参与、策划当地走私活动，而由于这些干部的推波助澜，致使全县走私活动十分猖獗。伍觉天义不容辞，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取得了确凿的证据，并顶住多方阻力，分别向中共省委和汕头市委投诉、揭发该情况，揭开了广东打击海丰大规模走私活动的序幕，为广东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作出了又一重大贡献。清廉自律真君子

出身贫穷、做过矿工的伍觉天，从小艰苦朴素。参加工作后常以古人说的“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自勉，要求自己廉洁奉公，关爱百姓。

他在20世纪80年代便当上省级高官，但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他没有一点某些达官贵人的俗气、傲气。熟悉伍觉天的人，无不异口同声赞扬他清廉自律的品格。一次，他说要借用致公党省委机关小汽车用公休日回海丰老家处理祖屋产权的问题，按照当时社会上的不成文规则，他作为机关第一把手，大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到海丰公干的机会顺道回家处理一点私事。可是，伍觉天态度很明确，绝不假公济私，谢绝了有关同志的好心建议。他从海丰回来后依数给付了汽油费和司机出差补贴。有同志开玩笑说：“伍老啊，你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吃公家饭，就要公私分明，绝对不能以权谋私。”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收礼；家居不装修，适用为宜；衣着简朴，热天穿衬衫，冷天只穿中山装、唐装，出席重要活动才“入乡随俗”偶尔穿西装；外出公干，轻车简从，下榻招待所，谢绝住宾馆；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单独接待海外来宾时，以请饮广州传统的早茶为主，且自己“埋单”；有时请客吃饭，也都是自掏腰包。

他自己不仅生活俭朴，而且关心民瘼。20世纪末，党政机关进行“房改”，按伍觉天的级别，机关分配给他一套宽敞的新房。这对有的人来说，求之不得，甚至还不满足。但伍老却把新房一分为二，分给住房条件较差的两位干部，自己仍住原来的旧房。有同事一时经济困难，他便解囊相助，绝不吝啬。在这个物欲横流、贪官泛滥的社会，伍觉天的高尚情操实在难能可贵。

伍觉天为政多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大家交口称誉他为“清廉自律真君子”。

原本身体瘦弱的伍觉天，因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终于在1992年开始抱病在床，且每况愈下。伍觉天和病魔顽强斗争了十多年，于2007年 11月30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九十八岁。

伍觉天赤胆忠心以身许国，冰霜历尽不移其志。他努力实现海内外同胞振兴中华的追求，与中共风雨同舟七十载，高风亮节，可歌可泣！

伍觉天老前辈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流着泪水写了下面的挽联：一片丹心海外归来献身振兴中华鞠躬尽瘁日月知忠贞不渝扎根神州坚持多党合作死而后已忠魂补2011年7月归侨光辉典范蚁美厚蚁美厚，是应中共邀请参加开国大典的最年轻的海外侨领。他赤胆忠心，长期从事侨务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他德高望重，从创建广东侨联之日起，连任六届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广东人大副主任兼侨委会主任、中国侨联副主席等职务。广大侨界人士赞扬他是广东土生土长的归侨光辉典范！风华正茂，开国大典上最年轻的侨领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万里长空，天安门广场人海欢腾。风华正茂的蚁美厚，和开国元勋们一起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盛典的海外华侨领袖有陈嘉庚等七人，其中蚁美厚还不到四十岁，是最年轻的一位。

蚁美厚第一次亲眼观看到如此波澜壮阔的场景，第一次亲身感受到祖国强大起来了！他激情翻滚，热泪盈眶，为中华儿女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愿望即将变成现实而感到自豪，为海外华侨结束“海外孤儿”的命运而感到骄傲！

据蚁美厚回忆，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激动的时刻。从此开始，他赤胆忠心向祖国，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别妻弃财，踏上改变人生的征途

1949年6月的一个夜晚，蚁美厚告别了妻儿老小，舍弃了丰厚的财产，冒着人身安全风险，毅然回国，踏上了改变人生的征途。蚁美厚

当时，国际形势复杂，香港还在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祖国大片土地尚未解放，蒋家王朝封锁台湾海峡，这些使他的归国路途极为艰辛。

蚁美厚此行，是应中共中央邀请，肩负泰国广大爱国华侨重托，准备取道香港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蚁美厚采用“金蝉脱壳”之计，以泰京光兴利船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等公开身份，前往香港和东南亚各地视察、经商为由，并得到香港和新加坡有关商行、银行担保，由“秘书”陪同，从泰国首都曼谷坐飞机到达香港。

他的行踪，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但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都化险为夷。

一天，港英当局派人盘问他：“你是去北平吗？”

美厚从容淡定，回答说：“不，我是来香港做生意的。”

那人进一步追问：“你在泰国做什么生意？”

美厚出示了名片和担保书，理直气壮地说：“米业，进出口，还有慈善事业。”

那人又问：“你认识杜国庠吗？”

蚁美厚抵港后的第一天，曾应邀和杜国庠（广州解放后，曾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共进晚餐。此时，他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便回答说：“不认识。”

那人黔驴技穷，只得说：“好吧，你什么时候出境？”“过两天就走，我已买好了去广州的船票。”

港英当局派来的人离开后，美厚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捧腹大笑了好一阵。

接下来，蚁美厚“乔装打扮”以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天晚上，他登上了停泊在港湾的“挪威号”，这是货客两用的外轮，是由香港进步力量租来运载纺织品和医药用品等北上支援祖国解放战争的。为了避开港英当局和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军舰的耳目，蚁美厚乔装打扮成一个有模有样的二副，并化名陈义民。轮船在夜间熄火航行，悄悄地离开香港，经过台湾海峡，然后往东海、黄海前进。经过六七个昼夜，终于平安抵达青岛，他第一次踏上解放后的祖国大地。由于长途跋涉，加上水土不服，他突发高烧，在青岛稍作休息后，又马不停蹄地路经济南前往北平。

他没想到的是，在中南海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他竟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的接见，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和蚁美厚进行了亲切交谈。经受磨炼，“富二代”也要做学徒工

蚁美厚生于清末的1909年，广东省澄海县南畔洲的一个穷苦农家，乳名美扬。小时生活清苦，常以番薯充饥，又受大姓强房欺凌，而且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横行霸道，三灾八难不断，小小年纪的美扬对黑暗社会深恶痛绝，渐渐形成了吃苦耐劳、发奋图强和追求光明的品格。

1922年的冬天，旅泰侨商蚁光炎回南畔洲探亲和办公益事业，并受亡兄蚁允照之托在本村物色一个义子。经村里私塾老师推荐和他的仔细考察，又得到族长和家长的同意，蚁光炎最后确定美扬为亡兄的义子、自己的义侄，还给他起了一名字叫美厚。临别时，光炎语重心长地对新侄儿说：“你在家乡再努力读几年书，平时多吃点苦，等你长大了才带你去泰国！”

三年后，十六岁的美厚离开故乡，远渡重洋到了泰国曼谷。叔父蚁光炎没有给侄儿“富二代”的待遇，而是首先培养他继承老华侨艰苦创业的精神传统，经受磨炼，让他从搞清洁、干粗活、抄账簿等学徒工做起，还要他晚上学泰文。叔父笑着对他说：“年轻人要多吃苦，多磨炼，日后才会有出息！”伴随着年岁的增长，美厚开始跟着叔父涉足经商，并参加上层社会活动。

蚁美厚年近三十的时候，叔父当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还兼任许多华侨社团的重要职务，成了当地的著名侨领，公私事务繁忙。从此，美厚便成为叔父的得力助手，并担起了一个船务公司经理的重任。爱国爱乡，积极支持祖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身为侨领的叔父的影响下，美厚的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日趋浓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义愤填膺，积极协助叔父在华侨中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设法把募捐款和各种军用物资转送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对国内来泰国宣传抗日和募捐的人士，美厚也热情接待和竭力支持。

旅泰华侨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要在远离祖国和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更好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必须加强宣传工作。美厚遂代表叔父参与筹办了《中国报》，并成为该报的五位股东之一。该报于1938年创刊，阵容强大，每天出版四大张，每逢周日还出版《中国周刊》。为了防备意外发生，他们未雨绸缪，增加出版了每天一大张的《中原报》，代替早报《中国报》。《中国报》坚持正义，宣传抗日，但受到广大华侨赞扬的同时，却引起当地政府的不满，于1939年8月被查封。而《中原报》幸存了下来，成为当时唯一的华文报，直至日本侵占曼谷，该报才被迫停刊。

叔父蚁光炎为华侨、为祖国做了大量工作，是爱国的华侨领袖，是抗日的华侨英雄。1939年11月21日，他遭反动势力刺杀，不幸身亡。美厚悲痛欲绝，站在叔父遗像前发誓：“阿厚坚决继承叔父爱国遗志，踏着叔父血迹前进，继续努力完成叔父未竟事业，以慰叔父在天之灵！”

蚁美厚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和参与华侨社团的活动能力，逐渐受到人们的赏识和赞扬，并很快被增选担任泰国中华总商会常委、泰国潮州会馆执行委员等职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于1941年12月登陆泰国曼谷。蚁美厚铁汉男儿，拒绝与日军合作。局势比较稳定后他从内地重回曼谷，虽然不便公开参加抗日活动，但他仍以其他各种方式大力支持。

1945年，日本投降，祖国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蚁美厚等爱国华侨在泰国华侨抗日组织“反日大同盟”的基础上发起成立“暹罗华侨各界建国救乡联合总会”，简称“暹华建救总会”，蚁美厚当选总会会长，各地陆续成立了分会。

该会成立后，与祖国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香港何香凝领导的华南救济协会、新加坡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取得密切联系和配合，在团结泰国各界华侨，救济祖国难民，恢复和发展当地华文教育，以及支援祖国解放战争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庆龄还曾多次致函蚁美厚深表感激。

该会成立的第一年，便筹集泰币一百万铢，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数字，其中约70%交付中国福利基金会和华南救济会。在以后的几年中，该会除了把侨胞义捐汇寄有关团体外，还将一部分用于泰国的社会福利事业。他们还发动各地分会和和团体会员，协助各地恢复和发展了几十所华校，招收学生达几千人，其中著名的华校中学，就是以“暹华建救总会”的名义创办的。

为了建立和拓展爱国统一战线，蚁美厚挺身而出，于1946年以“暹华建救总会”会长身份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泰国支部筹备工作，并担任支部机关报《曼谷商报》的董事长。该报对广泛团结各阶层侨胞支援祖国、打倒蒋家王朝、争取民主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赤子情深，海外归来思报国“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宋·陆游）蚁美厚赤子之心像铁石那样坚强，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随时准备着放弃家业回到祖国奉献自己的一切。

1949年，他结束了二十四年的海外生涯，开始了赤子归来报效祖国的新征程。那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接着参加开国庆典，并于同年11月奉命南下广州。

刚解放的广州，面临着稳定社会秩序、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和恢复国民经济等重大考验。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兼广州市长叶剑英等亲自上门拜访蚁美厚等华侨，希望他们发挥海外关系优势，从国外进口7万吨大米和大批人民生活用品。蚁美厚不辞劳苦，到处奔波，终于通过泰国泰京五福轮船公司购运了几批大米回广州，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海南岛刚解放时，粮食匮乏，人心浮动，蚁美厚又与泰京五福轮船公司联系，及时把大批大米运往海南救急。在东南亚某些国家排华的时候，大批难侨被迫回国，蚁美厚再次通过海外爱国华侨租用五福轮船公司接运印尼等地的难侨，这些船只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进入汕头港和海口港的客轮。

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和台湾的禁运封锁，蚁美厚于1950年积极参与组建大陆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的“华南企业股份有份公司”，1951年又成立“义益行”，蚁美厚分别担任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这两个企业以侨商、港商名义做进口生意，进口被禁运封锁的大陆急需工业产品和军用物资。同时，还进行出口土特产业务，创收的外汇相当可观，并且促进了大陆的城乡物资交流。

为了帮助祖国恢复国民经济和支援祖国人民抗美援朝，蚁美厚无私奉献，做了一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夫人金素娟从泰国给他汇来十万元港币，他毫不犹豫全部用来购买了公债。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拿来投资，不是同样可以帮助国家吗？”他回答：“目前国家财政有困难，又缺外汇，购买公债更能直接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后来，他还慷慨解囊，捐款和赠送大批医药用品支援抗美援朝。

20世纪50年代初，广州出现了一大批由华侨投资的工厂、企业、学校、大厦、酒店以及全国第一个华侨新村，这些都有蚁美厚的一份心血。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蚁美厚担任新组建的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副董事长，继续发动海外和港澳同胞回来投资。他还发起创办了北京新侨饭店。

为了表达对蚁美厚赤子之心、爱国之情的敬佩和感激，中央侨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于1951年2月偕同另外三位著名画家，分别画了梅、兰、菊、竹于一帧赠送给蚁美厚，由副总理黄炎培题词，作“美厚先生爱国纪念”。特殊礼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多次亲切会见

有幸从共和国成立前到改革开放后的各个年代，都曾和中央最高层领导亲切会见的广东侨界人士极为罕见，蚁美厚可谓受到特殊礼遇。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完开国大典后，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设宴欢迎以陈嘉庚为首的七位海外爱国华侨领袖，毛、刘、周、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宴会。当毛泽东主席用带着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询问蚁美厚的姓名时，蚁美厚“礼尚往来”，用带着浓郁潮州口音的普通话回答：“我叫蚁美厚，蚁是蚂蚁的蚁”。毛主席不觉笑了起来，风趣地说：“蚂蚁的蚁，这个姓很少见。姓毛的人不多了，姓你这个姓的更少了。”说得大家都乐了起来。接着，周总理问蚁美厚的家乡在广东的哪个地方，蚁回答：“澄海。”新中国成立前就很熟悉广东的周总理似乎联想起什么事情，说：“海，好啊！我们的事业就像大海那样连在一起。”

随后，毛主席、周总理关切地询问泰国的华侨情况，蚁美厚一一作答，并感谢祖国对海外侨胞的深切关怀。

1988年8月的一天下午，邓小平和蚁美厚两位老人在北戴河的一个会客室亲切交谈，蚁美厚向小平汇报了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澄海风景侨胞和港澳同胞率先回来投资设厂和捐资赠物兴办公益事业的情况，邓小平频频点头称赞，然后步出会客室，两人在北戴河畔合影留念。

1992年3月，全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领导人接见广东代表时，江泽民特地走过来看望已年过八十的蚁老，并和他亲切握手，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一次又一次和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使蚁美厚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激励，感受到这也是中央和祖国人民对海外华侨的深切关怀和爱护！爱妻辞世，蚁老失声痛哭泪纵横

在那场愚昧、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中，蚁美厚也在劫难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他坚信总会有风雨过后见彩虹的一天。正当他为平反众多归侨、侨眷历史冤案，为改革开放引进资金、设备和技术废寝忘食的时候，传来了他的爱妻在泰国不幸去世的噩耗。这是给他的又一次沉痛打击，而这一次却是刻骨铭心的。

在曼谷，年轻英俊、风流蕴藉的蚁美厚，娶了一位美丽贤惠的泰籍妻子金素娟，春去秋来，鸾凤和鸣，儿女绕膝，事业有成，一家大小过着舒适、幸福的生活。

1949年6月的一个晚上，明月悬空，穿城而过的昭坡耶河静静地流淌，似乎还可以听见远处曼谷港的浪涛声。蚁美厚在曼谷自家的楼房里，和妻子一起坐在沙发上，两人相对无言，可是这对有情人的心里都很不平静。

夜深了，窗外的明月缓慢西斜了，孩子们也早就进入梦乡。蚁美厚还是欲言又止，怎么说呢？妻子能理解吗？如果她点头同意，则万事大吉，如果，如果她不同意，那又怎么办呢？

细心的妻子心里在想，他今晚的情绪有些反常，一定有事要说，到底要说什么呢？此情此景，正好是唐人李冶《明月夜留别》中“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的形象诠释。

美厚再也沉不住气了，咳了一声，像是给自己增加点勇气，微笑着对妻子说：“我想说一件事。”“我已猜到你有话要说。”素娟嫣然一笑，回答道。

美厚喜形于色，向着妻子的座位靠近了一点，压低声调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祖国快要解放了，要在北平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中央那边要我代表泰国华侨回去，共商国家大事。”美蚁美厚夫人金素娟厚边说边观察妻子的反应。

素娟感到很突然、很惊奇。思考片刻，方冷静地问道：“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打算回国去！”美厚领悟到妻子并没有反对的意思，坚定地回答，“海外华侨盼望了这么多年，现在振兴中华有希望了，祖国有希望了。”

素娟聆听着，思量着。这意味着夫妻今后将天各一方难相见啊！

美厚继续说：“因为事情紧急，那边要我几天后就动身。他们会派人来接应的，你放心好了。”

身上同样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且善解人意的妻子说：“你的心思我知道了，留也留不住你。家里的事很多，还拖着六个孩子，说真的，我是不愿意让你走的。”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说：“人各有志，留不住你了，但你一路上要小心，保重身体。你就放心走吧！平安到达那边了，赶快给我通个消息。”

自结婚以来，美厚和妻子心意相通，无比恩爱。此时此刻，又得到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美厚情不自禁站了起来紧握妻子的双手，心里一酸，虽有千言万语，却无以表达。

妻子看着即将远行的夫君，心如刀绞，说：“阿厚啊！我们夫妻多年了，相亲相爱，从来没有这样分离过。你到那边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回来夫妻团聚，一定要回来看看你的几个小宝贝啊！……”素娟含情脉脉，呜咽泪沾巾，再也说不下去了。

美厚强忍着泪水说：“素娟啊，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放心吧！”

蚁美厚平安回到祖国后，立即全身心投入工作。在中泰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的年月，他也不可能回到泰国去看望亲人。妻子素娟要打理家业，抚育儿女，百事缠身，也无法前来中国探望朝思暮想的夫君。夫妻天各一方，相望相思却不能相见。

几经曲折，到了1956年，素娟把丈夫疼爱的长女和长子送回了故乡，让他们和父亲团聚，并让他们接受中华文化的哺育。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大动乱，曼谷传闻蚁美厚惨遭迫害已不在人世的消息，金素娟闻讯后极度的惊恐、痛苦，无时不为夫君的命运担忧。 1969年，她冒着危险秘密前来中国，当亲眼看到丈夫还活着的时候，重负方释，喜极而泣。

十年动乱结束后的1979年春天，蚁美厚跟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泰。其间，年近七旬的蚁美厚三十年来第一次在曼谷的家里和妻子素娟以及儿孙们团圆。人生几何？能有几个三十年啊！夫妻别后经历的辛酸苦楚，从变白了的头发就可以看出来。

1981年11月30日，年迈的金素娟正准备前来中国和夫君团聚，却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噩耗传来，蚁老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不禁失声痛哭，老泪纵横。

三十多年前，是妻子的深明大义，自己才能走上报效祖国的光明大道，是妻子舐犊情深，自己才能放心留下几个幼小的儿女。三十多年来，相隔千山万水，各在天涯海角，如今永别音容千行泪，只望来世再结缘。倾心侨界，五十春秋恒不渝蚁美厚在省侨联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蚁美厚于1949年冬受命南下，回到了享有“中国第一侨乡”美誉的广东。他欣然接受地方党和政府的重托，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团结和依靠广大侨界人士，发挥自己海外关系广泛和华侨社团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倾心侨界，五十春秋恒不渝，取得了显著成效，受到了普遍赞扬。

那时，广州刚解放，蚁美厚除了设法从国外购进几批大米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外，还及时进口大批粮食支援海南应急，这些举措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前，他还为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筹备了许多军用物资。

广东向来是华侨、归侨和侨眷众多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他们对建设家乡、振兴中华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一批又一批热血华侨青年从天涯海角回到祖国参加工作、学习，还有不少爱国侨商回来投资设厂或兴办公益事业。广州成了他们的第一站，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归国热潮。

针对这一新情况，除了党政部门要做好侨务工作外，还必须有一个相应的社团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侨界的桥梁和纽带，作为党政机关的得力助手。于是，在侨界中享有极高威望的蚁美厚，首先发起和筹建了全国第一个地方归侨组织——广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接着，他又奉命筹建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并从其正式成立的1958年开始，连任六届主席，直至1994年逝世为止。任职期间，他还曾担任全国侨联副主席、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兼侨委会主任等有关职务。

出身贫苦，当过学徒，又在海外拼搏多年的蚁美厚，对海内外侨界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为了祖国的侨务工作，为了维护侨界权益，竭尽了毕生精力。

20世纪50年代，东南亚某些国家实行排华政策，在新中国远洋海运尚未发展和当时国际环境的限制下，蚁美厚千钧重负，多次配合中侨委租用外轮接回受迫害的大批难侨，并曾到黄埔港热情迎接、慰问，然后奔赴各地华侨农场协助做好安置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侨务工作遭到严重摧残，广东成了重灾区，各级侨联被扼杀，直至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才焕发新生。当时，蚁美厚以协助党和政府平反侨界冤假错案和落实其他各项侨务政策，协助引进资金、设备、技术和推进改革开放为重点，不舍昼夜辛苦奔波。

在许多关系到广大归侨、侨眷和华侨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蚁美厚作为人民代表，作为侨务工作者，总是义不容辞，仗义执言，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

以华侨农场为例，由于历史原因和各种人为因素，华侨农场出现了严重亏损，归侨、难侨生活十分困难。蚁美厚抱着多病之躯多次手持拐杖深入各地调查了解，并和省侨务机关共同研究讨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又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给华侨农场免税五年的要求，并很快得到批准，使华侨农场状况有所好转。接着，他又郑重建议：希望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重视解决华侨农场的归侨、难侨脱贫问题，让他们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让他们感受祖国母亲的温暖。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无法可依和受“左”的干扰，侨界受到歧视，他们的正当权益也遭到侵害，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这些引起了蚁美厚的担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拨乱反正，蚁美厚多次提出：“我们的国家，必须从政策管理逐步过渡到法制管理。只有通过立法，广大华侨、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蚁美厚深入农村了解社情民意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侨界人士意见，分别向全国和省人大提出有关议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和《广东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细则》的制定和贯彻，披肝沥胆，栉风沐雨。

在如何做好华侨后代和新移民工作、如何放宽接受海外亲人捐赠小型生产设备、如何进一步落实各项侨务政策等方面，蚁美厚都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侨联是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侨之家，也是蚁美厚的家。他热爱侨联，从他发起和筹建广东侨联之日起，便不辞劳苦，连任六届主席，执着地为侨联事业奋斗终生，谱写了中国侨联史上的一个奇迹。省侨联事业之所以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与他的贡献息息相关。

在蚁美厚的领导下，广东省侨联敢为人先，创造了全国侨联系统中的几个第一：第一个省级华侨历史学会，第一个华侨律师事务所，第一个向海内外发行的省级侨刊《华夏》杂志，第一个省级奖励基金会。同时，创办了20多个企业。这些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例如，散发着浓厚南粤侨味的《华夏》杂志，内容丰富，装潢美观，在宣传华侨事务、讴歌侨界人物、反映侨乡新貌、交流侨联经验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被评为“优秀侨刊”。

在推进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面，蚁美厚表现出了宏大豪迈的气魄和高瞻远瞩的智慧。他以省侨联主席身份亲赴泰国，向乡亲介绍祖国的成就，邀请华商回国投资，泰国正大集团成为第一家到广东投资的外资企业。他先后向中央和广东提出扩建汕头国际机场、扩大汕头经济特区、开放南澳岛、建设广梅汕铁路以及改善投资环境等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且都得到重视和采纳。

在多年的侨务工作中，蚁美厚最深刻的心得体会是：“做侨务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侨心。”事实正是如此，因为他有侨心，才能和海内外广大侨界心连心。现任省侨联主席的王荣宝女士赞扬蚁老说：“他不愧是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

蚁美厚对侨务工作的一片丹心和对祖国的特殊贡献，得到了全国人大侨委会和国务院侨办的充分肯定。江泽民曾为蚁老题词，对其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广大归侨、侨眷和华侨都由衷颂扬他崇高的爱国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对祖国的重大贡献，赞誉他是当代归侨的光辉典范！2012年11月广东，黄清渠走向辉煌的地方一个穷小孩跟随母亲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了遥远的地方。长大了，只因热爱祖国而被殖民统治者逮捕入狱。在解放战争硝烟弥漫的岁月，他千里迢迢奔回祖国。后来虽幸运地逃过了反右派斗争那场劫难，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分子，遭到残酷折磨。春天来了，神州大地阳光明媚。他在新的人生旅途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告别新加坡

赤道附近的天气，往往变幻无常。那天，滂沱大雨刚过，烈日又从云层背后露出脸来了。

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新加坡港，停泊着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小船只。码头上吊塔林立，车水马龙，人流不息。

一位戴着轻度近视眼镜的英俊青年，依依不舍地辞别前来送行的亲人，扶着舷梯登上了开往香港的“海菲号”邮轮。再过几天便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了，他那波涛起伏的心情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

船上的烟囱吐出了一簇簇黑色的浓烟，汽笛发出呜、呜、呜的吼叫声，螺旋桨激起湍急的漩涡。轮船起航了，缓缓地冲破湛蓝的水面朝着南海方向移动。

那青年人一动也不动地站在甲板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还逗留在码头上的慈祥的父母、温情的未婚妻和其他至亲，还能隐约听到“一路平安”的祝福声。船加快了速度破浪前进，他依然深情凝望，直到再也看不见亲人和码头的影子。

这青年人，就是后来被誉为归侨知识分子楷模和先后担任广东省政府、政协以及中国致公党中央、广东省委要职黄清渠的黄清渠。

他，1929年11月23日在福建省南部的一户农家出生。四岁的时候跟随母亲彭君娇下南洋，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在印尼谋生的父亲黄复康。祖国“卢沟桥事变”后，黄复康因投入抗日救亡洪流，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后来辗转到新加坡。不久，黄清渠又跟随母亲渡过爪哇海前往新加坡与父亲团聚。现在，是他第三次亲临大海。“海菲号”邮轮绕过了许多长着热带植物的岛屿，进入了天水一色的南海海域。壮观的日出，绚丽的落日，多姿的浪花，还有紧贴着海面飞翔的海燕和从海里一跃而起的飞鱼……这一切大海特有的景色，并没有引起黄清渠多大的兴致。他更多的时间是和几位同行的青年朋友在半明半暗的大舱里，兴高采烈地谈论着祖国解放战争的喜人形势，满怀激情地畅谈各自的理想和抱负。

自从40年代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1949年4月，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攻占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王朝的灭亡。正当黄清渠在那年6月18日起程回国前夕，又从当地华文报纸上看到了在北平召开有海外华侨代表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首次会议的消息。而今，黄清渠乘坐的邮轮已进入祖国的海域了，他仿佛又一次听到了祖国母亲对海外赤子的亲切呼唤：回来吧！祖国需要你们，祖国欢迎你们！

经过六七个昼夜的航行，“海菲号”邮轮带着倦意抵达了目的地香港。尽管当时的香港还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但毕竟是踏上了祖国的土地。那时，黄清渠的家乡福建和毗邻香港的广东仍未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势力仍然存在，且加紧了对沿海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封锁，致使黄清渠一行在香港滞留了不少时日。当他们不顾生命危险冲破军事封锁乘船北上到达天津，再转乘火车前往北平的时候，那里正在紧张地筹备着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松花江畔的岁月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天气晴朗，长空万里。古老的天安门显得格外庄严雄伟，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里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这里隆重举行。此时，黄清渠已经离开北京前往大连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学习报效祖国的本领了。

经过五年的学习，黄清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校方选送到松花江畔的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精密仪器专业。哈尔滨气候比大连更加寒冷，生活也更艰苦，黄清渠硬是克服了这些困难，以火样的热情争分夺秒地勤奋学习，终于在1957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在教学活动中，黄清渠身教重于言传。那时的大学老师不实行坐班制，他却经常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午饭后稍作休息又忙着工作了。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总是伏案备课到深更半夜，累了饿了，便吃点自备的炒黄豆充饥提神。他关心学生，平易近人，生活朴素，严于律己。他的思想品质和作风，让许多学子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而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黄清渠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他对精密仪器和计量学的造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主编和撰写了不少高水平的专著和教材，由他主编的长达140万字的《实用度量学》，成为我国第一部计量学教材。他写的《建立误差新概念与合成研究》一文，被国家计量研究所选送参加国际计量大会，获得国际专家学者们的好评。

196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上空乌云密布，神州大地狂风大作，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灾难。黄清渠作为一个归侨知识分子，虽幸运地逃过了50年代末那场反右派斗争，却在文化大革命中劫数难逃。他被视为“里通外国”的大特务，遭到残酷批斗，关进不见天日的“牛棚”，还先后被“下放”到学校锅炉房和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在“批判”黄清渠的过程中，曾出现过这样荒唐透顶的场面：“这是什么？”不懂外文的红卫兵声色俱厉地把一个证件摔在地上责问道。“新加坡通行证，是我回国时候用的。”黄清渠解释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不要这个资产阶级的臭东西。你为什么要保留它，用心何在？”“不是保留，我的许多有关回国的证件都放在家里。”黄清渠如实回答。

红卫兵气急败坏，继续追问：“你远在海外，为什么回国？老实交代。”“为了爱国。”黄清渠理直气壮地说。“为了爱国？你这个臭老九有资格爱国吗？”……

黄清渠心里既难过又气愤，没有也不愿意再作回答。

他在印尼读小学的时候，曾参加义卖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在新加坡读中学的时候，被同学们推举为学生自治会副主席，以各种方式支持祖国解放战争。后来英殖民当局鉴于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和中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颁布了“紧急法令”，镇压、打击一切革命的和进步的活动，一些马来亚共产党员和爱国华侨纷纷被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他本人也曾因此被捕入狱。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回国以后却被当作特务嫌疑犯，被质问为什么要回来，甚至连爱国的资格也没有了。难道具有爱国的优良传统，首先喊出“振兴中华”口号，并为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广大海外华侨，现在连爱国的资格都没有了吗？新的人生历程

70年代末，祖国的天空重现瑰丽的彩霞，广袤的大地吹拂着暖和的春风。文化大革命终于被人民判处极刑，悖逆历史潮流的“两个凡是”也呜呼哀哉了。

随着中国历史的大转折，黄清渠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

1982年，他被调到广州。行装甫卸他便前往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报到，急切要求给自己安排工作。领导见他已年过半百，又是初来乍到，劝他别着急，休息几天再说。黄清渠却恳切地说：“我工作惯了，在家里待不住啊！”

就这样，黄清渠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来广州后的第一个攻关项目：研制反射式红外线水分测定仪。这测定仪，要求精密、准确，技术难度大。黄清渠作为项目负责人，以身作则，事必躬亲，常常吃住在所里，一天当两天干。一次，为了检验自己设计的零件，他和同伴们专程前往江门甘化厂，耐着高温跟工人们一起进行试验。经过夜以继日的辛勤努力，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研制了反射式红外线水分测定仪，填补了广东省在这方面的空白。

虽然黄清渠到广州的时间不长，但很快就显示出他的博学多才，以及敢于探索、一丝不苟和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得到了所里上下的赞扬和省里有关部门的赏识。

1984年7月，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圆满闭幕的第二天，粤港澳媒体普遍报道了会议补选黄清渠为广东省副省长的消息。已故著名爱国侨领黄复康之子、新加坡归侨高级知识分子黄清渠荣任侨乡广东省政府要职的消息，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黄清渠百感交集，心潮起伏。自己不过是个科技工作者，资历不深，能力不强，业绩不大，又从未接触过政府工作，能承担如此重任吗？他转而又想：既然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信赖我，给予重任，那我就应该鼓起勇气，努力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力排众议支持“炒更”

按照省里的分工，黄清渠副省长分管科技和侨务两大类。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深入调查研究广东的科技状况，写了一份洋洋万言的《广东科技现状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广东科技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设计了广东科技发展的新规划。这份符合广东实际又富于创新意识的报告，得到了省委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广东科技的发展方向、体制改革，对促进科技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黄清渠思维敏捷，与时俱进，大力支持新鲜事物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出现“星期六工程师”活动的初期，受到了一些人的非议，差点使这一新鲜事物夭折。黄清渠毫不含糊地力排众议，表示大力支持，认为工程师们利用业余时间“炒更”，可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后来，这个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大大改善了乡镇企业缺乏科技人才的落后状况，为乡镇企业的腾飞增添了一支数量可观的科技队伍。

佛山市敢为人先，创建了内地第一个以买方为主的科技市场，改变了以往科研与生产脱节，甚至被“冷藏”起来的局面。黄清渠看准了这个市场前景，亲自去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并亲力亲为地加以推广。身体力行“搭桥铺路”

黄清渠深深地体会到，侨务工作要为发展广东经济作出贡献，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发挥广东海外乡亲众多的优势，做好“搭桥铺路”工作，尽可能多地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他不仅发动其他人这样做，而且身体力行。屹立于海珠广场的三十层的华夏大厦，就是他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和华商洽谈，协调各方关系，引进资金兴建的大型中外合资项目。

身为技术专家，黄清渠对引进科技人才情有独钟。他上任那年的国庆节刚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便畅谈如何从海外和港澳地区引进科技人才为广东经济建设服务等问题。他说，目前广东各项建设急需人才，在国内培养人才当然是一个最根本的办法，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目前从海外和港澳地区引进人才便成了当务之急。他说：“我前不久到新加坡探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华侨华人从事高等教育和科研工作的早已不乏其人，他们热爱故乡，许多人都有志于来华作定期或短期讲学，或进行科技交流等。我们应该很好地满足他们这个可贵的意愿。滞留在港的科技人才数量也相当多，他们的处境和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省政府已发了文件，欢迎他们回内地参加经济建设。”

随着祖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掀起了捐资赠物兴办故土家乡公益事业的热潮。可是此时，内地个别新闻机构不作调查研究，便发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捐赠是假的，货物进口后便高价出售，牟取暴利”的严重失实消息。这条消息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引起了广东侨务部门和各界人士的极大不满。黄清渠十分气愤，义正词严地指出：“华侨、港澳同胞爱国爱乡，近几年捐资赠物为家乡兴办公益事业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为广东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几年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广东的侨务工作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景象：华侨房屋政策全面铺开，许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海外乡亲报效祖国的热情更加高涨，纷纷扶老携幼回来寻根访祖、旅游探亲，远道而来投资经商或者捐资赠物支持公益事业的人亦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归侨、侨眷集资兴办的企业也犹如雨后春笋。最牵挂为温饱挣扎的归难侨

在侨务工作中，最令黄清渠牵挂的是全省二十九个华侨农场十多万归侨、难侨（当时包括海南岛在内）的生活问题。这些农场大多环境差、底子薄，管理体制又存在弊端，长期亏损，要靠国家补贴才能勉强过日子，且许多归侨、难侨仍在为温饱挣扎。

黄清渠冒着酷暑严寒，跋山涉水，全省的华侨农场无不留下了他的足迹，洒下了他的汗水。他看到农场周围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农民开始富裕起来了，而场内却几乎看不到一点改革开放的痕迹。他们穿的是缝缝补补的衣服，吃的和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差不了多少，住的是雨天漏雨、冷天透风的简易宿舍。黄清渠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流下了许多同情的泪水。祖国解放那么多年了，改革开放也时日不短，他们的生活仍无半点起色，我们难以向他们和海外的亲人交代啊！

黄清渠每次从华侨农场回到广州，人变瘦了，皮肤也变黑了。可是却看不到他任何沮丧、失望的神情，反而在他的眼睛里射出了更加坚定、自信的光彩。

1986年春，广东召开了全省华侨农场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农场的管理体制、经营思想和经营方针等关系农场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会议提出了扩大农场自主权、办好职工家庭农场、开展多种经营、发展横向经营等农场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会议还宣布，成立华侨农场改革小组，任命黄清渠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由此拉开了华侨农场改革的序幕。

为了进一步帮助华侨农场摆脱困境，改善归侨、难侨的生活，省政府决定给予农场若干年免税的优惠，同时加强和改善对农场的领导。经过上下的共同努力，许多华侨农场呈现出了生机，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许多归侨、难侨也得到了施展拳脚的机会，有的自办农场，有的创办企业，有的经营商业……红红火火，物质生活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回眸应笑慰

1988年初，广东省政府换届，年近六旬的黄清渠从副省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当选为广东省第六届政协副主席。同年底，他被选为致公党广东省委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前，他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他担任副省长期间，为广东的科技进步和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虽然工作性质、工作岗位改变了，可他的担子并未减轻，仍然任重道远。

黄清渠在省政协兼任提案委员会主任。提案是政协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之一。他边干边学，一丝不苟，对每一个提案都认真审阅，然后组织工作人员对其分门别类，再送交相关部门办理，并督促检查落实情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黄清渠主持致公党省委工作的鲜明特色是：重视有识之士和实干家，重视增强政党的活力。虽然他这段工作时间不长，但在加强致公党的自身建设、发挥致公党的参政议政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显示了他出色的政治活动才华。省致公党成员都庆幸有这样一位好领导带领大家前进。

1989年1月，正值江南的隆冬，常刮起一阵阵的西北风。黄清渠冒着寒冷带领省政协委员在外地视察，一路风尘仆仆。刚回到广州，接着又奔赴深圳，参加在那里举行的致公党深圳市委成立大会，还兴致勃勃地到沙头角参观一个成员艰苦创办的磁性材料厂。

1月23日，即黄清渠从深圳回到广州的第二天下午，他穿着儿女们送给他的那件夹克衫，来到致公党省委机关主持常委会。刚坐下来，突然脸色苍白，浑身瘫软，再也没能说话。在场有经验的人知道这是急性心肌梗死的症状，随即对其进行人工呼吸，并向附近的医院呼救。中共省委书记林若闻讯，立即赶往医院看望。但终经抢救无效，黄清渠不幸逝世，终年不足五十九岁。

在追悼会上，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在致悼词时高度评价了黄清渠同志的一生，评价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追求进步的一生，致力于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的一生。悼词中还特别提到他曾多次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今这个愿望已得到实现。

黄清渠对振兴中华一片丹心，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虽然人生道路坎坷，但初衷不改，义无反顾，为祖国的繁荣、广东的发展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广东是黄清渠走向辉煌的地方，也是他走完人生旅途的地方。他深情地关爱广东人民，广东人民也深情地爱戴他、怀念他。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里，他的爱国情操将永远激励着人们！

清渠啊！你回眸应笑慰！2000年10月于广州报界奇人梁若尘梁若尘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跨越中国现代史上几个重要时期，踏遍祖国南方大地和几乎整个东南亚，参与和创办报社共26家，会见和拜访过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曾三次入狱、一次拘押和两次临捕脱险，实为国内外报界所罕见。

梁若尘，是我从海外回国后认识的归侨前辈第一人，是我遇到的从事新闻工作跨越四个年代的第一人，也是鼓励我参加中国共青团的第一人。时隔六十春秋，我从二十小伙到八十老翁，仍将他铭记心中，感激不忘。小青年初露锋芒，撰文揭露旧社会丑恶

梁若尘，1903年生于粤东丰顺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受“五四”运动影响，他读丰顺中学时思想进步，任学生会墙报负责人，由此开始对新闻工作产生了兴趣。1922年，他受聘汕头《群声日报》特约通讯员，发表了不少揭露旧社会贪官污吏、苛捐杂税和黑暗势力等丑恶现象的稿件，锋芒初露，开始涉足新闻事业，时年十九岁。

梁若尘中学毕业后，任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潮梅通讯社记者。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汕头国民通讯社社长，并创办《岭东日日新闻》。1927年，奉命任黄埔军校校报《黄埔潮》主编，同年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逃亡新加坡。走遍东南亚宣传抵抗日本侵略

从1928年至1937年，梁若尘继续以笔杆为武器在异域他乡的新闻战线上奋战不息。先后在新加坡、马来亚、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创办、主编和参与采写的华文报刊有《南洋商报》、《爱国周刊》等近十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海外华侨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梁若尘以《南洋商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国，在两广和中南、华东一带采写了许多祖国军民英勇抗日的消息、通讯，并寄往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表。梁若尘还去了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拜访了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将自己在海外和在国内的所见所闻一一向叶反映，两人交谈长达三个小时。后来他还拜访了抗日名将叶挺，聆听了关于抗日组织新四军的情况介绍。梁若尘离京前写了一篇题为《在首都访两叶》的专稿寄给《南洋商报》，发表后影响很大。

战火硝烟弥漫江南，南京即将沦陷。梁若尘得到国民党左派邵力子的帮助，领到了国民党军政部签发的“战地记者证”，经武汉南下广州。在武汉时，他拜见了董必武。回到广州后，被《民族日报》聘为特约记者，前往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支援祖国抗战。

1938年冬，广州沦陷。梁若尘赴港协助筹备乔冠华主笔的《时事晚报》，同时继续向海外发稿。1939年，任刚成立的中国新闻学院教务长，并现身说法讲授新闻采访学，还发动首届学生回内地抗日前线采写战地新闻。坚决反对内战

1940年冬，太平洋战争前夕，梁若尘回广东临时军政中心韶关前，曾和廖承志、夏衍、乔冠华等共商回内地开展工作的大计。1941年，他和一些仁人志士共同创办了《时报》、《晨报》等报刊，并任社长。1945年1月，韶关沦陷。梁若尘受命转移到广州筹备出版《广州晨报》。同年8月，该报首先报道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国共两党公布《双十协定》后，因该报发表社论表示坚决拥护，反对挑起内战，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梁若尘又一次逃往香港继续投身新闻战线。他驾轻就熟，参与创办和主编《愿望》周刊，并为《星岛日报》撰写文章，还兼任香港达德学院的副教授。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直接从事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接管广州报刊

1949年9月，梁若尘奉命到赣南迎接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0月到达广州，参加军管会，接管在广州的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工作，接着任新创立的大型新华印刷厂总厂厂长。1950年，参与出版《联合报》，任报委会副主任兼经理。

梁若尘从1922年开始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经受了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严峻考验，还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既是归侨前辈，又是革命前辈。我刚回到祖国怀抱时，便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实乃三生有幸！

1952年11月，《联合报》停刊。同年12月，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创刊，工作人员随之发生较大变动。幸运之极，梁若尘和我都被调到广州日报社，他还是任经理部经理，我到编辑部任助理记者。

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动，我接触梁公的机会相对减少了，但每次不期而会时，他都嘘寒问暖，有时还向我传授当记者的经验。有一次，他殷切地鼓励我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说：“你很年轻又有朝气，工作热情，应创造条件争取加入共青团，为祖国多作贡献！”

1955年元旦过后，《广州日报》第一次停刊，工作人员分散到了其他单位。梁若尘调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持续三十多年的报界生涯。此后，他还担任广州市文史馆馆长等职。虽然他和我不在同一单位了，但依然保持联系，情谊久长。1957年我结婚的时候，还收到他热情洋溢的来信，令我至今难于忘怀。从来信中，我再一次看到了他功底不俗的硬笔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的签名更是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只可惜未能保留下来。凌冬不改青坚节

天有不测风云。我新婚燕尔便在那场被称为知识分子大劫难的反右派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分子”。更不可思议的是，梁若尘也在劫难逃，还被强加了所谓“政客”的骂名。祸不单行，梁公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了更加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凌冬不改青坚节，冒雪何妨色更苍。”（宋·朱淑真）梁若尘在漫长的岁月里，曾三次入狱、一次拘押和两次临捕脱险，实为国内外报界所罕见。他不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还是在殖民主义的魔爪下，都保持着忠心正气和坚贞骨节，好像严冬的竹子依然不改变颜色，下雪时更显得苍翠。在祖国解放后发生的“阶级斗争”中，他胸怀坦荡，初衷不改，坚信暴风雪后终会见阳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新的历史时期，梁若尘重获新生放异彩，先后出任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副主委、广州市主委和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他在新的岗位上继续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

1990年8月19日，海内外报界奇人梁若尘因病与世长辞。在追悼会上，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赖竹岩致悼词时，对梁若尘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我曾写诗一首表示对梁公的深切悼念：书剑报国怀壮志，挥笔转战万千里。报界奇人梁若尘，坚守节操有余香。2011年9月传奇人物李维纲

2010年，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李维纲先生一百周年诞辰。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他年轻时，追求真理，因“文辞偏激”而被中山大学拒之门外；

他逃亡海外期间，走入深山老林，用笔杆抗击日本侵略军，并成为颇有影响的华文作家；

他乔扮富商回国，几经曲折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广州作出了贡献；

他忠肝义胆，忍辱负重，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到了天国才得以恢复中共党籍，前后长达四十年。

岁月无情，历史永恒。李维纲在海内外的传奇事迹依然为世人传诵。风雨夜逃亡

李维纲原名逢欣，1910年6月3日生于广东省梅县炳村。幼时在乡村学堂读书，后来考进县城的东山中学。东山中学地处穷乡僻壤，一些革命志士常在这里传播革命火种。叶剑英元帅、萧向荣将军等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启蒙教育。李维纲也深受影响，向往革命。

1927年，国民党右派在北伐战争中李维纲叛变革命，时局严峻。刚好这一年，李维纲到省城广州投考中山大学，成绩超群，却因文章“文辞偏激”被拒之门外。他初到大城市，耳闻目睹国民党对内剥削压迫人民群众，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悲愤交集，于是决定回乡从事教育工作，以唤醒普罗大众。任教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参加过革命暴动的陈老师，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并向学生宣传。不久，国民党地方当局加紧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陈老师和李维纲等决定暂时逃往东南亚以避风头。

1928年春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李维纲、陈老师和另一位同事一行共三人，背着简便的行装悄悄离开了学校，告别了故乡。他们没有走捷径前往汕头，而是翻山越岭进入闽南，经过十多天的艰辛跋涉才抵达厦门。陈老师向当地的同学筹集了盘缠，大家一起乘邮轮经香港前往新加坡。挥笔抗击日本侵略军

李维纲到达新加坡后，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居住在马来半岛的时间较多。他曾当过小学老师，但更长的时间是任中学校长。

客观环境的改变，为李维纲发挥文学天赋提供了机遇。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辛勤写作，在当地的华文报刊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其中长篇小说《红溪的故事》反映了广大华侨和印尼人民共同反抗黑暗势力的心声，引起了当地读者的强烈共鸣。李维纲还与别人合作创办了一些文艺刊物，为发展华文文学推波助澜。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国东北三省。具有爱国传统的广大海外华侨义愤填膺，青年学生的情绪更是高涨。时任怡保育才中学音乐老师的李维纲，以教乐理、五线谱为掩护，教学生们唱《在松花江上》、《国际歌》等抗日救亡的革命歌曲，同时结合歌词讲解、宣传抗日形势，揭露日军罪恶，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奋起反击，抗日战争爆发。海外华侨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李维纲血气方刚，一方面积极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向华侨募捐支援祖国抗战，另一方面又在华文报刊发表许多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推动了华侨募捐和回国参战的浪潮。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进军东南亚，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硝烟弥漫。李维纲更是怒火中烧，毅然离别妻儿，率领一批青年学生走入深山老林，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决心与日寇作殊死斗争。这期间，他创作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抗战歌曲、诗词和戏剧，如《我们相见在前线》、《天是我们的天》等，都是激励人们英勇抗战的壮歌，在抗日战士和广大华侨中广为传唱。那时受到普遍欢迎的戏剧《明天的太阳》的主题歌，也是出自李维纲笔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维纲逐渐成为颇有影响力的华文作家。

经历了三年多的艰苦斗争，日本侵略军投降了，李维纲也随着人民抗日军下山。不幸的是，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又重新沦为英殖民地，李维纲以新闻工作为阵地，投入到当地被压迫人民反对外来统治的斗争中。后来他还参与创办了闻名东南亚的《南侨日报》筹备工作，并主持发行部。乔扮回国参加解放战争

20世纪40年代末，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殖民当局加紧实行反共排华，到处搜捕马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李维纲也被列为搜捕对象，而且风声日紧。李维纲和一位女士乔装打扮成一对富商夫妇，于1948年6月和其他几位革命人士一起从新加坡乘邮轮到香港，决心回内地参加解放战争。李维纲和同船回来的儿子两人于1949年5月从香港到惠州，几经曲折抵达博罗县山区游击根据地，父子俩参加了闽赣粤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李维纲本人被派往支队直属先遣总队。

先遣总队的主要任务是在番禺、增城和从化一带发动群众，扩大解放区，配合大军南下解放广州。李维纲任总队的民运工作队长，曾改名为志刚，表示要意志刚强革命到底，报效祖国永不变心。后来，先遣总队改编为东江第三支队第六团禺北办事处，李维纲任副主任，成绩显著，为配合大军解放广州作出了贡献。忘记自己已至古稀之年

新中国成立后，李维纲走上了新的征途。他先后担任广东增城县石滩区副区长、县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后来被调回广州，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宣传部长，其间曾随该党中央北上首都。1956年，致公党广州市委成立后，他历任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此后，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广东省委副主任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广州市侨联主席，还曾任广东省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理事长等职务。

李维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神州大地解冻回春，他一如既往，忠肝义胆，忍辱负重，忘记了历次政治运动给自己的严重创伤，忘记了自己已至古稀之年，而以“黄花秋到香犹烈，翠柏冬深劲益雄，寥若星辰怀旧雨，为干四化立新功”的诗句自勉，孜孜不倦，为协助落实侨务政策和开展海外联谊操劳，为发展统一战线和参政议政忙碌，为引进资金、技术及设备奔波。这些年来，李维纲为国为民做了许多好事，最令人赞赏的是他经三四年的不懈努力协助引进巨额外资，成功创办了广美香满楼畜牧公司，引进优良奶牛1500头和快长菜牛数千头，采用世界先进技术装备生产优质纯鲜奶、鲜奶制品和鲜牛肉，其中酸牛奶品质独特，深受消费者欢迎，荣获羊城杯优质奖，其他产品还畅销港澳。四十年后恢复中共党籍

李维纲早在马来亚参加人民抗日军的时候，便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日本投降后，中国民主同盟在东南亚一带的进步华侨人士中相当活跃，李维纲被吸收为盟员，并担任新加坡支部宣传部长。1948年，他从新加坡回到香港，时值以归侨侨眷中上层人士为主体组成的中国致公党进行改组，并发表声明拥护中共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李维纲出于对共产党的敬仰和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开展工作的需要，参加了致公党，并当选为港九支部委员。1949年，他回到内地参加人民解放军，次年8月在增城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在“三反”、“五反”中受“华南旅行社事件”牵连而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并受到行政处分。1981年，有关部门撤销了对原华南旅行社的判决，随后致公党中央也取消了对李维纲的行政处分。李维纲去世后，归侨老省长梁灵光亲自过问此事，随后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决定恢复他的中共党籍，且党龄从1951年8月算起。阴阳两隔，长达四十年才得以恢复党籍，可谓天下奇闻。最后的文学作品

李维纲是广州知名民主人士、归侨作家，尤其在广州侨界具有很高威望。他自1986年病魔缠身以后，或常住医院，或在家休养。

1987年红棉绽开的一天，面容慈祥、满头银发的李老在家里接受了我的采访，当他谈到侨居东南亚进行文学创作的往事时，诗兴大发，欣然命笔填词，其诗云：“百卉飘香，红棉吐棉。东风迎来春暖，大地闪耀金光。欢呼捷报频传，百业兴旺。激发了，八十衰翁，斗志昂。干劲复发，心情无限欢畅！”言辞质朴，蕴含灵秀，洋溢着他老人家对祖国的深情和对改革开放的憧憬，抒发了他老骥伏枥的志气。我反复拜读，感受极深，后来把这首词寄给《诗词报》发表。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李老留给人间最后的文学作品。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1988年5月14日，七十八岁高龄的李老因脓毒性败血症、阻塞性肺气感染和冠心病等恶化，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李老去世后，广州市政协决定举行追悼会，并要求致公党广州市委负责起草悼词。致公党市委领导把这一任务交付给我。市政协主席罗培元在致悼词时，对李维纲的爱国思想、革命精神、道德情操、工作作风和社会贡献等都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并赞扬李维纲几十年来始终以振兴中华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维纲一颗赤子之心，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可歌可泣。（为纪念李维纲老前辈诞辰一百周年而作）2010年9月秦牧，当代华侨文学先驱拥有如此众多的华侨、归侨和海外亲人的国家，本来以这方面事迹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十分丰富才对，但是很可惜，事实上我们书店的柜台里，这类作品寥寥可数。——秦牧（《愤怒的海》后记）

当代散文大师、华侨文学先驱秦牧先生，于1992年10月离开我们，至今已隔二十周年了。但是，他的生命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延续，他的作品的思想火花、艺术光华，久盛不衰，滋润了一代又一代海内外读者的心田。

出于对他的深切怀念，我近来又拜读了一些他的华侨题材作品，其中有长篇小说《愤怒的海》，这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他华侨题材作品的代表作。它像是具有很高强度的磁体，牢牢地吸引着我。有一次，夜很深了，我仍看得不忍放手，直至看完才罢。他早年在古巴“契约华工”的悲惨遭遇和奋起斗争的故事打动了我，使我感慨系之，思潮起伏，想起了许多仍历历在目的往事。两次握手

秦牧名声在外，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偶然的机会，我这个小辈曾幸运地两次和他握手，并聆听他的教诲。事隔多年，给我留下的美好回忆依然深刻。

1953年，我刚二十出头，从广州日报社经理部调进编辑部。作家吴紫风时任副刊编辑，她待人随和，又关心青年秦牧人成长。一个假日，我登门拜访向其讨教，巧遇她的丈夫秦牧先生在家，当他得知我是不久前从海外殖民地逃亡回来的归侨时，特别高兴，遂与我侃侃而谈，还鼓励我要多看、多思、多写，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写作水平。临别时，秦牧先生紧握我的双手，亲切地叮咛：“大家都是归侨，你和紫风又是同一单位，欢迎今后常来共叙情谊。”秦牧和夫人吴紫风

后来我才知道，秦牧祖籍广东澄海，1919年生于香港的一个破落侨商家庭，有傣族血统。童年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度过，十三岁回到澄海和香港读书。“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离开香港华侨中学回内地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他开始发表反侵略、反独裁的杂文。1943年，在桂林和志同道合的《广西日报》编辑、记者吴紫风结为伴侣。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从事写作。第一部作品《秦牧杂文》，于1948年在上海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回广州，在广东省文教厅等单位任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中、短篇小说《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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