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评历史人物合集·先秦卷：孔子传 老子传 管子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梁启超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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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评历史人物合集·先秦卷：孔子传 老子传 管子传试读：

出 版 说 明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开始了长达 14年的流亡生活。直到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才得以回国。归国后的梁启超，深孚巨大的声望积极参政，组建政党，四处演讲，宣扬他的政治主张。然而，热情单纯的学者最终发现，不管如何辗转腾挪，终究难敌虚言救国的政客，也跳不出手段繁多的各大军阀的魔掌。从 1918年开始，梁启超逐渐淡出政坛，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1919年，梁启超游欧，亲历了西方社会弊病丛生的现实，回国后即宣扬西方文明破产，转而大力提倡传统文化。在梁启超不辞辛劳、专心教育和著述之时，其健康出现问题，后来被协和医院误诊，错摘功能正常的右肾。之后，他的健康便每况愈下，于 1929年 1月 1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 57岁。

梁启超生活的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个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变革时期。来自西方的各种廉价商品、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思想文化，随着坚船利炮纷纷涌入国内。在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滚滚潮流之下，必然会诞生一批英雄人物。而本书作者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里最优秀，最杰出的弄潮儿。二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以来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少有的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物。他在报纸上进行的与对手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介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报章体），使得知识阶层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他在史学、文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等方面成就斐然。梁启超一生勤奋，在将近 36年里，各种著述达 1400万字。涉及领域则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宗教、法学、金融学、新闻学等等。其著作被编为《饮冰室合集》。

本丛书以作者生前好友林志钧先生于 1936年主编的《饮冰室合集》为底本，收入由梁启超著古今中外人物传记 44篇，共 70余万字。传主的身份，上至帝王、将相，中则师友、名流，下则刺客、乞丐，无所不包，人数也有百五十余人。有生活在公元前 7世纪的改革家管子，也有与作者同时代的政治家李鸿章，时间跨度 2600余年；有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有国内各时期的哲学家、文学家。传记的篇幅，长则十几万字的挥洒，短则百余字的“略传”。创作最早为 1896年的《三先生传》，最晚为 1924年的《朱君文伯小传》，长达 29年。作者终生所想，无非国强民富；毕生所求，只是开启民智。翻开本书，不仅可领略作者那广袤的视野、深厚的学识和旺盛的创作力，窥见其一生之情怀，更能直面那厚重而沧桑的历史。

本书分 4册，1-3册的传主为中国人，第 4册传主为外国人。各分册大致按传主的生活年代归类及命名，再以创作时间为顺序编排。三

本卷收入传记 6篇，计 23万字，按创作时间排列。传主多为春秋战国的杰出思想家及政治家，故名为“先秦卷”。其中，《中国之武士道》部分传主为汉朝人，特此说明。

文字编校上，仅改正了原版中明显的错字；有国家标准的字词，按国家标准修改，未作规定的则不做改动，最大可能保持作品原貌。书中的人名、字号、官职、地名（尤其是国外的）等，不以今天的标准改正，书中个别字词的用法，亦保持原貌。任公著述繁多，本书收录虽尽量求全，但恐亦非全本。鉴于时间仓促，且限于编者水平，必然存在疏漏，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如下人员提供了帮助，在此谨表谢意（排名不分先后）：吴茜 吴海华 陆丹 陆娟 杜丹艺 肖爱莲 易艺 欧阳斌 周芳 郑诺娅 杨全保 杨金菊 杨春叶 杨春秀 杨益飞 杨燕芬 罗礼华 罗园月 范桥平 范敦海 施忠岳 胡浩 赵纯爱 赵述繁 钟秋连 郭志斌 郭海平 柳红娟 

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

群学公例，惟内方充实，乃能宣泄于外，亦惟外竞剧烈，而内力乃以益充。故我民族活泼进取之气象，惟七雄时代为最盛，皆此之由。（三）当时外族之形势　北国之先，其所自出，不可深考，史家或以为亦神祖黄帝之支裔。虽然，既窜于异域，与母国殊其语言，殊其风俗，殊其宗教，则已不得谓之为同一民族。自周以来，所谓山戎、玁狁者，已世为中国患，骊山之变，为历史上第一次之国耻。此后虽齐晋继霸，并力外攘，而声威所讫，綦微末矣。卒乃白狄赤狄，盘踞中原。为患心腹，终春秋之世，吾族苦之。然彼族发达甚缓，且散漫不相统纪犹甚于我，以故主客之势，犹不相敌，降至战国，而控弦之种，渐加强盛，所谓匈奴一种属者，始崛起于北方。《史记》所谓冠带之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即秦赵燕是也，故三国皆筑长城以为防，至是而匈奴与中国，殆有不两立之势。（四）赵之地位　自晋悼公和诸戎后，戎翟皆朝于晋，不相侵犯，故中国不病，而狄亦得安堵以自强，至周安王时，晋卿赵襄子帅师逾句注，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亦畏逼不得不尔也，而赵与胡之交涉，自兹益繁，三卿分晋，赵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皆与狄界边，其后秦灭义渠，魏西河上郡入于秦，自此三晋之中，惟赵边胡，而其所当之卫，视秦燕为更剧，赵不创胡，胡必弱赵，赵之忧患在是，赵之所以盛强亦在是。（五）武灵王伐胡之预备《战国策》：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中略）今吾欲继襄王之业，启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既定负遗俗之累，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

欲使外竞有力，非举其国而为军国民不可，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赵之有武灵、肥义，犹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动力在臣，赵之主动力在君。商君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王之变胡服也，凡以为习骑射之地也。以骑射教百姓，所谓举国民而皆兵之也。（六）舆论之反抗及王之英断《战国策》：王使王孙绁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恐天下之议之也。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故明德在于论贱，行政在于信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后德可见也。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寡人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绁谒之，叔请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中略）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使者报王，王曰：吾固闻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中略）是故圣人苟可以利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中略）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东胡、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非社稷之神灵。即鄗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议，敢道世俗之闻，今欲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令。再拜，乃赐胡服。

凡改革之业最难，其利在后，愚者弗见，知者即或见之，而疑虑其成。若夫目前之不便，则万众所共睹也。故非智勇两备者，其不挫踬于中途希矣。武灵王之大计划，非徒在陆军也，而犹在水师，一面广舟楫之利，一面采骑射之长，此其政策之全体也。彼所以语公子成者，于国势敌情，洞见无余蕴矣，而水居之民，可以用因，骑射之民，势必用创，因尚易而创斯难，其必汲汲易胡服也。固以谋骑射之便利，抑亦借此以一举国之观听而定民志也。日本变法时之易服，亦犹此意而已。故以骑射为其目的，而以胡服为其手段，彼其目的已非庸众所得喻，况于手段其骇必更倍蓰矣，王固知之而必厉行之。此所谓智勇俱备者也。商鞅为舆论所反对，而以威力屈之。武灵为舆论所反对，而以理势服之。虽其所处地位各不同，而武灵之手段，固高鞅一筹矣。法行自贵近始，此两君所同认也，乃鞅则罚太子而刑师傅，武灵则先施于公叔而礼下之，公叔变而举国皆变，其政略岂不亦远耶？史复载赵文、赵造、周绍、赵燕与王争辩胡服，其论甚详。周绍之言曰：“举国未通于王之胡服。”观此亦可见当时全国舆论哗嚣之一班也。文繁不复具引。

当时反对论，非徒在胡服也。而并在骑射，试以史文证之。《战国策》：王破原阳，以为骑邑。牛赞谏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今王破原阳以为骑邑，是变籍而弃经也。且习其兵者轻其敌，便其用者易其难，今民便其用而王变之，是损君而弱国也。故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十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骑射，臣恐攻获之利，不如其所失之费也。王曰：古今异利，远近易用，故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阴阳之宜。故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今重甲循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吾闻信不弃功，智不遗时，今子以官府之籍，乱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赞再拜稽首曰：臣敢不听令乎。遂胡服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逾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至胡中辟地千里。（七）武灵王之成功　王以其远大之政策，英鸷之材略，冒万险犯万难，以实行军国民主义。卒能使贵族服其教，黎元化其俗，十年之间，四征八讨，使赵为当时一等国。扬我民俗声威于域外，前乎此者，为山甫方叔之所不能及。后乎此者，为蒙恬、卫青之所不能几。本族历史名誉之纪念，以此为最，今据《史记》略次其年表如下。

武灵王即位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

十七年，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

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

同年，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之门，西至河，登黄华之上。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袑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王军取鄗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请和，王许之，罢兵。

二十三年，复攻中山。

二十四年，牛赞胡服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逾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至胡中辟地千里。

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二十七年，五月，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为王。是为惠文王，武灵王自号主父，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主父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还归，行赏大赦，置酒酺五日。

吾述武灵王之伟业，有欲求读者注意深察者一事，曰王之兵力所加，皆在异种而非同种是也。王所侵略者，曰中山，曰林胡，曰楼烦。楼烦在今代州北三十里，即匈奴所居地，林胡在今陕西榆林镇东北四百五十里，种以胡名，此两者之为异族，众所共知也。若中山，即春秋时之鲜虞，为白狄别种，春秋末最强，晋屡伐之不得志。武灵王以十余年全国之兵力，仅乃灭之。于是今保定大同宣化诸地，始隶内版。使无赵武灵王，则冒顿平城之祸，或不待汉高之时，而已见于中国，盖未可知耳。唐人诗云：“若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吊古抚今，感慨系之矣。

武灵王举动之尤奇特者，则弃万乘之尊，而自从事于战阵是也。《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自号为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

于戏，此等举动，岂不壮哉！岂不伟哉！使主父而永其年，则一统之业，其将不在秦而在赵，而白登之金缯，甘泉之烽火，或遂不至为我国史污也。而乃亢龙有悔，遗恨于沙丘，鸲鹆能言，齐志于爵鷇，大业之就，虽曰人事，岂非天命耶？呜呼！（八）结论　国史氏曰：论者或以为国民之性质，全由地理上遗传上所限定。谓吾国民之文弱，其天性也。嘻！何为其然？观于武灵王时代之赵国，虽泰西之斯巴达，何以尚之？夫非犹是吾辈之祖宗也欤，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故知黎民于变，放勋所以光被，遐不作人，周王所以寿考，齐桓好紫，一国易服，丰沛之间，群儿椎埋，一二英雄，以右武精神鼓舞而左右之，举国靡然，今犹昔耳。呜呼！使武灵王而在今日者，德皇维廉第二，瞠乎后哉。武灵王卒后二十余年，而赵将在李牧。李　牧　传《史记·李牧传》：李牧，赵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者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失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索隐》云谓能射者也）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史记·冯唐传》）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擒灭。

国史氏曰：古称兵法有守如处子出如脱兔者，岂李牧之谓耶？汉文时，匈奴数为边患苦，烽骑至候甘泉，景帝乃纳晁错纳粟拜爵徙民实边以屯为兵之议，而匈奴势乃少杀。殆今世所谓武装的平和非耶，未几而孝武卒用其力，命将出师，逐北千里，致漠南无王庭，呼韩邪以后，而冒顿之裔，且俯首归命于我大邦矣。汉世孝文、孝景、孝武三代之境遇之军略，李牧以一身备之，茂陵之闻而拊髀也宜哉！抑李牧之人格，武灵王之教育所产出也；李牧之功业，武灵王之经营所留贻也。一夫善射，百夫决拾，英雄之泽，数世未斩，盛矣夫！中国之武士道清光绪三十年蒋　　序

今人常有言曰：“文明其精神，不可不野蛮其体魄。”余谓野蛮时代者，所以造成文明时代之作用也。地球当太古之时，仅有荒荒植物之世界者，不知几何年。此植物世界时代，孕育全地球之养气，使之浓厚，又埋藏其植物之本质于地中，而为石炭。假令地球无此若干年植物世界之时代，恐养气不足于用，而石炭亦且无有，其能造吾人今日文明之时代耶？然则吾人当未进人类而尚为动物之时，角逐于山野，以力自卫，而此体力之养成，至今日尚获收其效用。自世益文明，用力之事寡，体力遂日益柔薄。此可为文明时代一大忧患之事，甚则或可至以体力渐销，而人类竟至绝灭，此毫非过虑之言也。故近时学者，百计千方，时思所以维持此体力之道。若种种体操之事，与学科并重，甚哉养力之道，固若是其要也。惟我中国，自秦汉以来，日流文弱。簪缨之族，占毕之士，或至终身袖手雍容，无一出力之时。以此遗传，成为天性，非特共体骨柔也，其志气亦脆薄而不武，委靡而不刚。今日为异族所凭陵，遂至无抵抗之力，不能自振起，而处于劣败之列。考其最大之原因，未始不由于此。此尚武之声，所由日不绝于忧时者之口也。

彼日本崛起于数十年之间，今且战胜世界一强国之俄罗斯，为全球人所注目。而欧洲人考其所以强盛之原因，咸曰由于其向所固有之武士道。而日本亦自解释其性质刚强之元素，曰武士道。武士道，于是其国之人，咸以武士道为国粹，今后益当保守而发达之。而数千年埋没于海山数岛间之武士道，遂至今日其荣光乃照耀于地球间。虽然，此武士道者，宁于东洋为日本所专有之一物哉！吾中国者，特有之而不知尊重以至于销灭而已。吾闻之也，凡有绝大之战争，往往赖有雄伟之文字，淋漓之诗歌，而后其印象日留于国民心目之间。否则不数年而黯晦消沉以尽。故战争必伴文学，为今时人所屡唱。盖非文学，则无以永战争之生命也。又岂特战争而已，凡社会中有超奇之事故，杰特之人物，又必赖有所以纪念留传者，而后融化其超奇杰特之气风于全社会中，渐渍积久，而成为一民族所有之特性。不然，有奇行焉而不彰，有特操焉而不光，则无以激动社会之观念，而人民将日返于昏庸陋劣之状态。婆来士曰：“ 阿峨蔑农之前，虽有几多之勇士，然传彼等者，以无史家，无诗人，无新闻记者，无歌者，无泣者，无赞者，而遂至埋没于土中者也。”噫，吾闻之而悲。夫吾中国之陷于不武，其受病不亦犹是哉？沉沉数千年历史之中，其可以发扬吾国人之武士道者何限？今日而慕人之有武士道也，亦犹之仰给五金石炭之材料于外国，而不知吾国固所至皆矿藏也，特不知开凿而取用之耳。今饮冰主人之著是书，盖欲发吾宗之家宝以示子孙，今而后吾知吾国尚武之风，零落数千年，至是而将复活。而能振吾族于蕉悴凌夷之中，复一跃而登于荣显之地位，以无贻祖宗之羞，其必有赖于是矣。

抑尤当进一言于此，余尝病太史公传游侠，其所取多借交报仇之人，而为国家之大侠缺焉。以为太史公遭蚕室之祸，交游袖手，坐视莫救，有激于此，故一发舒其愤懑。以为号称士大夫者，乃朱家郭解之不若，非真如墨家者流，欲以任侠敢死，变厉国风，而以此为救天下之一道也。观于墨子，重茧救宋，其急国家之难若此，大抵其道在重于赴公义，而关系于一身一家私恩私怨之报复者盖鲜焉。此真侠之至大，纯而无私，公而不偏，而可为千古任侠者之模范焉。夫报复私怨，杀仇敌而快心，此蛮野时代之风，任侠者固已耻之。若捐躯以报恩，此固为任侠者所许，而可为任侠中道德之一种。虽然，吾以为必有赴公义之精神，而次之乃许其报私恩焉。不然，彼固日日欲赴公义，而适以所处之地位，有不能不报私恩之事，而后乃以报私恩名焉。要之所重乎武侠者，为大侠毋为小侠，为公武毋为私武。此毋视吾言之徒涉乎理论焉，吾盖深有见于中国之事实，而以此不可不亟辨别之一言也。吾南人焉，请言南方。夫南方乡里之械斗，或为田水，或为坟墓，合一村一族之人而起，涂膏血，舍性命，至杀伤千百人而不悔。夫非不勇焉，惜乎其用之为争田水、争坟墓之一小故。若扩而大之，而为保种族、强国家之事，则全地球皆将仰吾人种之勇名，虽穆罕默德、成吉思汗伟大之功业，又何难建设于吾人种之手，而又奚独让日本以武士道之名，使专美于地球也。抑吾邑诸暨，又请言其风俗。吾邑盖居群山中，于文字性不近，文风素劣于旁邑，而独以强悍著称。常人于袜边，多怀径尺之利刃，一言睚眦，辄相见以血。钱粮多自完纳，官不敢进其村催索者甚多。或两族相斗，陈尸数百，各由其本族之宗祠给与死者之家属以钱。两造相杀伤，无报官者。若他人欲借以报仇，给死者钱，亦有定额。一言之下，数百千人可立集。故天下有事，则我邑必有与者。清初革命者数起，洪杨之变，则有包立身等。庚子之乱，亦酿教案。向尝窃计，以为民风若此，文化非所期。然海内风云，则正英雄之资也。及与之语国家大事，则茫然多不省，听之若毫不足催其兴味者然。又与之引而至于五十里百里之外，则胆小如鼷，窃窃思归，其意气与在乡时大异，于是乃知其不可用。夫吾虽仅言南方，仅言吾邑，然不过举其知者言之耳。吾恐私斗勇，公斗怯，吾国人之性质直无一不若是。夫世界日益进化者也，故人事亦不可不随之而进化。彼日本之武士道，当维新之时，既以之覆幕尊王，而用之于国家，至今日又发展其国力，与列强争衡，而用之于境外。若夫南洋各岛之土番，跳梁山林，出而噬人，岂曰不武？然而日本之用武焉，博美名，享荣誉，握东洋之霸权，而巩国家之基础，贻子孙以无疆之大业焉。而南洋各岛之士番，号为野蛮，名曰凶恶，而土地削夺，种族衰耗。同一用力，而有若是其大不同者。无他，亦其用之之道有大小焉而已。吾闻解剖英雄之性质者，其一条曰：凡英雄者，为国家为社会而动者也。然则由是而推演之，为国家社会而不动者，非英雄也。不为国家社会而动者，亦非英雄也。我国人多为国家社会而不动，否则不为国家社会而动，是两皆非英雄之道也。夫我同胞号称四万万，于人数居全地球种族中第一位，宜乎握全地球第一之权力矣。然我人种，非但不能握全地球第一之权力也，异族列强得统辖吾之土地，而鞭箠吾之人民，而我人种伈伈伣伣，俯首帖耳，不稍自耻，奋怒于厥心而思振起，而徒用其武力于一身、一家、一乡、一邑之事，如蚁之斗于隙中，不知有天地之大，其智识曾不过高出南洋各岛之土番一等也，如是而欲不为人之所弱亦难矣。昔孟子告齐宣王以好大勇无好小勇，吾亦欲以是言进于吾人之前。夫是以惓惓焉，独置办于此，而欲扩张我国人尚武之范围而大之。诚审是意而读是书，取古人武勇之精神，因时势而善用之，其于提倡尚武者之心，必盖有合矣。甲辰仲冬蒋智由识于日本之东京杨　　叙

新会梁氏撰《中国武士道》一书既成，且自为之叙，以示杨度。杨度曰：“子之命是书为《中国之武士道》也，岂非欲别于日本之武士道乎？”其欲别于日本之武士道也，岂非以武士道之名，虽日本所有而中国所无？然以云武士，则惟日本以为藩士之专称，以云武士道，则实不仅为武士独守之道。凡日本之人，盖无不宗斯道者。此其道与西洋各国所谓人道（Humanity）者，本无以异，西人以此问题竞争战斗而死者，史不可胜述，惟其名不如武士道之名有轻死尚侠之意焉。中国古昔虽无此名而有其实，则假彼通用之名词，以表扬吾民族固有之天性，固无不可也。虽然，合二国之历史比较而观之，此中有一大问题焉。乃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致维新革命之功，于外则拒蒙古，胜中国，并朝鲜，仆强俄，赫然为世界一等国。若吾中国之所谓武士道，则自汉以后，即已气风歇灭，愈积愈懦。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数千年来，霸者迭出，此起彼仆，人民之权利，任其铲削，任其压制，而无丝毫抵抗之力，于外则五胡入而扰之，辽金入而扰之，蒙古、满洲入而主我。一遇外敌，交锋即败，至今欧美各国，合而图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国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柔弱脆懦，至于此极。比之日本，适为反对，一则古微而今盛，一则古有而今无。现象之相反如此，此其故何哉？梁氏之论中国也，日专制政体之故。杨度曰：“岂独政治，盖亦学术之异有以使之然者矣。”夫日本本无固有之学术，自与中国交通以后，乃以中国之学为学。直接而传中国之儒教，间接而传印度之佛教。举国中人，无能出此二教之范围者。夫此二教者，其义相反，而其用有相足者。何以言之？孔子之道，专主现世主义，谆谆于子臣弟友之节，仁义礼智之道。经传所载，惟于身心性命家国天下之关系，反复言之。而于有生以前，既生以后，皆不过问。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吾欲言死有知乎，恐孝子顺孙，妨生以事死；吾欲言死无知乎，恐不孝之子，弃其父母而不葬。故惟言朝闻道可以夕死，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此数语，为其教戒而已矣。盖儒教对于生死问题，乃以局外国而严守中立者也。其切于人事之用，而不使人探索于空虚，自非他教所能及。故有谓儒教为非宗教者。若夫佛教则不然，释迦本以此死生问题，弃其王子之位，三衣一钵，入山学道。彼时睹天地念无常，睹山川念无常，睹万物形体念无常，经十二年，而一旦于菩提树下，豁然大悟。其后广说妙法，普济从生，皆无不准此问题，以为济渡。以三界为火宅，以此身为毒蛇，特立十二因缘，以明生老病死，因果环复，苦业无穷，而以灭去无明，免此生死为唯一之手段。以为身者众苦之本，祸患之源，又以生死皆由于心，若心灭则生死皆灭。龙树诸人绎之，亦谓所有一切法，皆是老死相，终不见一法，离生死有住，皆对于生死问题而力求其寂灭者也。此与儒教教义，实为大相反对，而日本学之，则反能得二者之长，而相辅相助，以了人生之义务。故其人于成仁取义之大节，类能了达生死，捐躯致命以赴之。故楠正成之将赴难于凑川也，诣明极楚俊禅师而问以死生交谢之际。禅师答曰“截断两头，当中一剑”，而正成遂死。新田义贞之将死国也，以书遗子孙曰：“进亦非死，退亦非生。死生终必有期，譬如由昼入夜，由夜入昼。”其彻悟通达如此，故能轻弃其学佛之躯壳，以保全其学儒之精神。西乡福泽之流，皆遵此道以成一世之伟人者也。吉田松阴有言：“道尽心安，便是死所。”乃诸人所共同之心得矣。故山冈铁舟之论武士道曰：“武士道之要素有四：一报父母之恩，二报众生之恩，三报国家之恩，四报三宝之恩。”三宝者，佛、法、僧也。而行此武士道无他义焉，一言以蔽之，至诚无我而已。由此观之，则日本之所谓武士道者，实儒实佛，非儒非佛，几于参合融化，两取其长，而别成一道矣。然其学儒之弊，不至文柔不振，而流于朝鲜，学佛之弊，不至虚寂无用，而流于印度。此必非拘守一家之说者，可以期此美果者也。而儒教之中，于孔孟以后，独宗阳明，更以知行合一之说，策其以身殉道之情。此又于儒术派别之宗尚，亦有以异于我国。择术既异，收效自殊。此皆其武士道成立之原素，而日本所以致霸于东洋者也。由是反而观于我国，则战国以前，学术繁盛，未定一尊，人各鼓其聪明才智，以自献于社会。故其时实行之力，亦甚强毅，学道之士，心有所识，身必赴之，虽杀身冒死不顾焉。故中国之武士道，于彼时甚为发达。及乎刘汉之世，罢黜百家，独宗儒术。其后历代霸者，利其便己，皆因袭之，专以儒教为其国教。其间宋儒程朱之俦，稍变面目，虽不如阳明之即知即行，勇敢能任，然于孔子之义,无大背焉。夫以儒教之专重现世主义，言生而不言死，切事近情，教人以求仁之术，使中国而果于数千年中,实行孔子之道,以至于今，则虽不能以杂霸武功,与今世列强争雄于地球之上，亦岂不能使彬彬礼义,为东方君子之国乎？无如自汉以来，所谓尊崇儒教者，不过表面上欺人之词，而其实则所行者非儒教而杨朱之教也。世之学者皆谓杨朱祖述老聃，然老聃之道，广漠无涯，范围至大，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阴谋，皆自此出。杨朱之学，不足与比肩也。庄子则固儒教之达人，略文而从质者。其论生死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曰：“死者，上无君，下无臣，亦无四时，纵然而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遂不能过。”此《齐物论》之旨，其意有所寄也。若列子则主万物一体者，其言曰：“死者，人生至乐之大者也！大哉乎死！君子息，小人伏。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不肖者伏。”夫庄子以贵贱论，可以警富贵之偷生者。列子以君子小人论，以为同有一死，则君子何必为善，小人何必不为恶，此于劝世之道，无所当矣。然未如杨朱之甚也，杨朱之言曰：“百年者，寿命之大者也。虽然，达于百年者于千人无一人焉。”又曰：“人之生者奚为哉？奚乐哉？曰，鲜衣厚食之为尔，声音美色之为耳。”又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人，所以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又曰：“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高桥五郎论之，谓是皆绝望之语，陷于自暴自弃，流于放情纵欲。呜呼！推杨朱之罪，则亦何止于此。夫杨朱所持者，亦现世主义也。然于现世之中，不勉为人生应尽之道，而徒以鲜衣厚食声音美色为乐，至教人不为仁圣而为凶愚，不为尧舜而为桀纣，苟偷俄顷之欢娱，以待一死之臭腐，生前死后之是非毁誉，皆所不顾。此与孔子所持之现世主义，有大相反对，如水火不能相容者。此直人道之公敌，而不仅为孔教之仇雠也。然惟其与孔教所持，皆为现世主义，则凡孔教之徒，既不能以佛教之理了解死生问题，而惟于现世之中，日用寻常之事，兢兢业业，惟恐失坠，则必遇事遇物，皆为一身苦恼之缘。于是杨朱之说，得以乘间抵隙，入而据之。学孔子则甚难，而学杨朱则甚易；学孔子则甚苦，而学杨朱则甚乐。人情莫不恶难而喜易，避苦而趋乐，于是我躬不阅，遑恤我后，遂为中国普通社会之思想。至今日而国事之危，有如累卵，举国上下，人尽知之，无论若何顽固之徒，未有实信今日之中国为太平无事者。然知之而遂心焉忧之，谋所以挽救之者，举国中无几人焉。自公卿大夫士以至于庶人，日孜孜于社会，以谋其鲜衣厚食声音美色之乐，不求当世之誉，不顾后来之毁，甘为凶愚而不惜，至语以国事，则掩耳而走，瞠目而视，若与之言他国之事也者。问其意之所在，则偷生而已，畏死而已，姑保此首领寻娱乐以待死而已矣。不惟存之于心，抑且出之于口，与杨朱之说，无丝毫之差异，盖纯粹之杨朱现世主义也。夫中国号称儒教之国，若以此而亡其国，抑岂孔子所能任咎者？然使中国果真屏孔子而师杨朱，取大成至圣之号，移而奉之一毛不拔之人，则群知中国为杨教之国，而非儒教之国，名实相符，表里如一，则亡国之原因，犹易寻其所在。无如儒教之徒，又曾有如韩愈等者，好为名实相反之论，以炫其奇。如其《代周文作羑里操》曰：“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桀纣而可为圣明，则尧舜亦可为暴戾。凶愚之与仁圣，可以互易共名。”此又杨朱之所不及料矣。然中国之人，方将欲阳奉孔子而阴师杨朱，则亦利用此谬说而乐为附和之。千百年来，此种论说，流行社会，又已成久假不归之势矣。故中国今日之人，明知国家之危亡，犹可颂曰太平；明知官吏之腐败，犹可媚曰文明；明知人士之无罪，犹可诬曰当诛。充其量即谓杨朱大圣，孔子无道，盖亦无所不可。特古昔已定之位置，不敢骤易之耳。夫名实淆乱，表里违反至于如此，则日本人之常言“孔子之道，不行于中国而行于日本，中国奉其名而日本行其实”者，岂过言哉！不然，孔子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何于中国无一能实行之人也？夫孔子之现世主义，行于日本，犹必假佛教以助之，而后实行之力始大。而况中国既无佛教之助，又有杨朱之夺，复有韩愈等为我国民献自欺欺人之术，则秦汉以前轻死尚侠之武士道，果何自而有稍留根芽之地者乎？故中国武士道之所以销灭者，又因此似孔似杨非孔非杨之学说有以斩削之之故也。夫以儒教为正，以佛教为辅，而发达此武士道者，日本之所以强也。以儒教为表，以杨教为里，而斩除此武士道者，中国之所以弱也。此即所谓学术不同有以致之之故也。夫武士道之所以可贵者，贵其能轻死尚侠，以谋国家社会之福利也。然而死者，实人生最难之问题。白隐禅师谓死生者事实也，非可以空言空论自慰，以慰人者。故苟非其人之理想，能超然于死生之外，则必不能轻弃其身。而欲人知此身之轻而可弃，则此身以外，其更无重于此者乎？抑有重于此身而不与身同弃者乎？由此以求之，则宗教界、哲学界有一大问题焉，乃灵魂之死与不死是也。古今学者之所论，大抵出入于两端。其主灵魂有死说者，有二派焉。其一则谓死者断灭而绝无，如法儒笛卡儿言人之死也，非灵魂去其身体之结果，不过身体之机械破坏而停止运动耳。然奈布尼克反对之，以为生物者多数之单子积合而成，其中一单子握主权而为灵魂，他单子皆从属而为身体。植物之精神无死生，则人之单子亦无死生，故死者非消灭而进化也。其二则谓人死惟灵魂灭，其他不灭。如科学家朵因氏、哈克斯列氏、清达儿氏之倡生物进化论也。以为宇宙间之物体，皆由元素之化合，物体有生有灭，而元素无增无减。人身组织之物体，亦犹是也，虽生活力丧失以至于死，而势力恒存，物质不灭。然英儒西济伊克氏、买耶氏反对之，以为今日之哲学，不当反科学的而当超科学的，以目的论的见解，胜机械论的见解。科学者谓人类以适于地球热度而成形，然地球之原始如何乎？科学者谓地球由太阳分离，然太阳之原始又如何乎？以此穷科学者之说，凡此者皆谓灵魂有死说之未能尽善者也。其主灵魂无死说者，亦有二派焉。其一则谓死后有转生，世界古时各种宗教皆有此说。如犹太教之言天国、地狱，印度之波罗门教、佛教之言八大地狱及修罗、饿鬼、畜生之各道轮回。埃及古教之言人死之后，转辗于一百余种之动物而复为人。梭格拉底亦谓死者如船长促予出帆，生由死来，死由生来，于此有死，即于此有生，故以哲学为学死之学。然世人之反对此种论说者，则曰：“告汝死尸，蠕蛆蝟集者，汝之后身也，汝之转生也。”呜呼！此实快论也。夫世界至今日，科学日进，此等谬说自不待辩。欧美之人若此观念者，盖已渐少。惟南洋土蛮犹谓死为第二之生，中国今日下等社会、女子社会，犹恃此轮回报应之说，以为惩劝，则无教育之国所必有之现象也。其二则谓死后无转生。如普拉得之言人之精神居于肉身之中，而生束缚，故必于肉身上制下等之情欲，养本来之性质，而归复于实体。然加藤咄堂论之，谓精神舍此肉身，必无所归，则亦不能离肉身而存实体。凡此者皆谓灵魂无死说之未尽善者也。然则灵魂果有死乎？果无死乎？欲言有死，则世之死者无所劝；欲言无死，则死后之精神，人谁见之者？虽然，吾思之，吾重思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不独其体魄之异也，尤在其精神之异。禽兽之知觉，亦能觅食以避饥，择居以避寒，自谋其体魄之生活，惟其精神所及者，不过如此。虽亦有爱护其群之德，然不能发达此精神，使之布于当时而传于后世，此其所以不如人类也。若夫人类，专以体魄而论，据生物学者之言，则人猿同祖。其一身之构造，所以异于他动物者，盖亦几微无几。惟其精神可以位天地而育万物，此其所以为高等动物也。若如杨朱之学，专以其高尚纯洁之精神，用之于鲜衣厚食声音美色之地，以自适其体魄，图生前下等之乐，而不能任重致远，以谋人群之福利，则与禽兽直无以异，安见其为人类乎？故人类与禽兽之界，不以体魄之构造分之，而以精神之作用分之。可一言以判焉，曰：精神战胜体魄者为人类，体魄战胜精神者为禽兽而已矣。虽然，人之精神与体魄战，而欲求其胜，此其事亦甚难。既有体魄，则有众苦，饥寒劳动，在在迫之，于是衣、食、住三者之欲望以起。而此欲望者，因体魄而牵及精神，环吾一身种种困难皆为精神之累。此仁圣凶愚、尧舜桀纣所同有而不能避者也。惟桀纣则以精神殉之而成为凶愚，尧舜则不以此变易其固有之精神而成为仁圣。故仁人君子每遇不得已之际，辄毅然弃其体魄而保其精神。诚以理欲交战之际，必有一胜一败。二者既不可得兼，则宁舍体魄而取精神，以一死弃此臭皮囊之苦累焉。虽然，体魄则已死矣，其精神亦将与之俱死乎？是则不然。夫今日之世界，为古人之精神所创造；将来之世界，又必为今人之精神所创造者。此人类进化之道，纯恃此以为之元素者也。仁者之精神，恒以普济众生为其毕生之义务。其身虽死，而其精神已宏被于当世与后来之社会。故孔子死矣，而世界儒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释迦死矣，而世界佛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于中国言孔子则孔子死，于日本言孔子则孔子生。于印度言释迦则释迦死，于日本言释迦则释迦生。死者其体魄，而生者其精神故耳。

由此推之，今世界之言共和者，无一而非华盛顿；言武功者无一而非拿破仑；言天赋人权者无一而非卢梭，言人群进化者无一而非达尔文。盖自世有孔子、释迦、华盛顿、拿破仑、卢梭、达尔文诸杰以来，由古及今，其精神所递禅所传播者，已不知有几万亿兆之孔子、释迦、华盛顿、拿破仑、卢梭、达尔文矣，而遂以成今日灿烂瑰奇之世界。其余圣贤豪杰之士，皆无不如此者。此无他，体魄者所以载人之精神者也。使无精神，则体魄无所用。使无体魄，则精神亦无所宿。然体魄者无百年而不死，无论若何贤哲，能以不死之丹，长生之药，避此无常之风，以常留于世界，而欲以此至促之体魄，载其至永之精神。此其道无由，于无可如何之中而欲有以补之，则惟有藉来人之体魄，以载去我之精神而已。去我之体魄有尽，而来人之体魄无尽。斯去我之精神与来人之精神相贯相袭相发明，相推衍，而亦长此无尽，千秋万世，永远流传，非至地球末日人类绝种，则精神无死去之一日。盛矣哉!人之精神之果可以不死也。故予以为非解释死后之精神问题者，不能解释生前之体魄问题。世之宗教家、哲学家，有欲于生死问题中，求正大无弊之说者，或亦以予为知言也。梭格拉底有言：“人类之进步，以个人连续之无限，而始成之者也。”岂非此意也乎？虽然，此理也，固犹哲理中言也。以之对于吾国国民所师奉之杨朱学说，重体魄不重精神，顾生前不顾死后者，则犹有反对之势。彼以为死后至永之精神，留之亦将何用，生前至促之体魄，其苦已不可偿，群将笑为大愚，而无从得其相喻。然予于此更有说焉。夫杨朱之持现世主义，必以为天下万事万物，举不足以敌生时体魄之乐利故耳。必非生前体魄无可乐，而必强留此以自苦恼也。夫人欲体魄之乐，则必于衣、食、住三者之求适意。而欲三者之适意，则必于生计使能活泼而不困穷者，此一定之势也。然今日之世界，则正各国并立，强国夺弱国之生计，强国国民夺弱国国民之生计，而自求其衣、食、住之适意，以遂其体魄之乐之世界也。故于农业则力求种殖，于工业则力求制造，于商业则力求交通，而又知欲求三者之发达，以与他国之国民竞争，必非各个人之力所能济也，于是合群力以组织一国家，为保护一国人民之具。环地球各国之国家，未有不内以保己国国民之生计，外以夺他国国民之生计为其职务者也。然犹恐内政不足以及外，复重外交，设国与国竞争之机关焉。争之不得，则兵力随之矣。故今世各国之战争，非如古者争地杀人之役也。战胜之后，地弃之而不必取，人弃之而不必杀，惟与订条约，取战败国国民之生计，攫之以归于己而已。故兵强国盛者，其国民之衣、食、住，多有富美优厚安闲逸乐之象。诚有如杨朱所言鲜衣厚食声音美色者，如英、美、法、德、日本诸国之人皆是。此吾国国民所亲见而震骇之、歆羡之者也。及反而观于吾国，则自上至下，人人皆有趋利不遑之状。为官吏者各自营其私囊，谋归乐于乡里。问何以故？必曰生计之故。为士、为商、为工、为农者，日孜孜于社会，求所以自养且养妻子者，日如不及。问何以故？必曰生计之故。近十余年以来，富者降而为中产，中者降而为贫人，举国之人，其于一生数十寒暑之中，能安然坐享，不忧他日之冻死饿死者，盖四万万人之中，不能得万分之一也。此无他，中国之人，无自保生计之国家，其生计日为他国国家所分取，他国国民所分夺，而日陷于九生一死之地。其致此之原因虽甚繁多，然其总因则必由于我国民之公德不昌，各谋私利，于团体公共之利益，毫不注意，故不能组织国家，以谋公共之生计。因而个人之生计，亦以不保，力薄气涣，坐待外人之攫。至于今日，四百万余之土地，五十年中，已失去二百三十余万英里矣。工商不振，每岁流出之财，已至一万万四千余万矣。各国求其工商运输之便利，于我国内所起造之铁路，已至四千四百四十五英里矣。其余失去之矿产、航路、税关、邮政、工厂等，尤所在皆是。取吾人所以为衣、食、住之资本者，几已攘夺罄尽。犹且竞争未已，不肯稍留余利，以为我等养生之具。吾国国民本欲各营其私利，而不顾公利，而其结果则以不顾公利之故，至私利亦不可得。所谓生前体魄之乐，不知何年可以适意，而转死沟壑之期，反日迫一日。不得衣则将冻死，不得食则将饿死，不得住则将劳死，去生之日渐远，去死之日渐近。十年以后，吾恐中国国中，亦将如印度内地，有乞人满路饿殍盈谷之惨矣。呜呼！我国民与其为杨朱所欺，而长此谋个人独生之乐而不可得也，则何不谋团体共生之乐，而因以得个人之乐乎？与其羡英、美、法、德、日本诸国人之体魄娱快生计优裕也，则何不自谋我国之生计，而亦求其体魄之安适乎？且与其待冻之至而谋衣，待饿之至而谋食，待劳之至而谋住，则何不早谋之？谋之不得，亦不过冻死、饿死、劳死而已也，非有他也。且与其明知必有冻死、饿死、劳死之一日，则何不于未冻、未饿、未劳而先求其死所？故在今日之世界，而居中国之地为中国之人，避死亦死，不避死亦死，等死也。与其为避死而死之人，何如为不避死而死之人？夫避死而死者，中国今日之人之死法也。不避死而死者，中国古时武士道中诸人之死法也。其死则同，其所以为死者则大异。加藤咄堂之论死法也，分为六种：健全者三，不健全者三。健全者，一曰视生死如一，谓圣哲之达观者。二曰死于个人而生于社会，谓以死成仁者。三曰信天命，谓当事变而不乱者。不健全者，一曰自死以断痛苦，谓自杀者。二曰以死为得未来之生，谓情死者。三曰以死为得精神之安慰，谓迷信死后之幸福者。吾中国武士道中诸人之死法，则皆健全而非不健全者。若夫今人，则方在偷生避死之时，即不健全之死法，亦未暇研究之也。国民乎，其有以武士道之精神，兴四千年前之人物，后先相接，而发大光明于世界，使已死之中国，变而为更生之中国，与日本之武士道同彪炳于地球之上，称为黄种中第一等国之国民者乎？则或者挟虚无党之刃以与雷电争光也，或者举革命军之旗以与风云竞色也，或者奋军国民之气以使中国国旗扬威振彩于海外，以与列强争一日之雄也，皆必以至诚无我之精神，而能了解生死问题者。斯不惟政治上之精神，抑亦学术上之精神矣。予闻梁氏将述武士道之死生观别为一书，曰《死不死》，不知其所论与予若何，夫予之欲以佛教助儒教，以日本鉴中国也，与梁氏述武士道之意必相合也。今质之梁氏，以为何如？湘潭杨度叙自　　叙

新史氏既述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以武德著闻于太史者，为《中国之武士道》一卷。乃叙其端曰：

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我神祖黄帝，降自昆仑，四征八讨，削平异族，以武德贻我子孙。自兹三千余年间，东方大陆聚族而居者，盖亦百数，而莫武于我族。以故循优胜劣败之公理，我族遂为大陆主人。三代而往，书阙有间矣。即初有正史以来四五百年间，而其人物之卓荦有价值者，既得此数。于戏，何其盛也！新史氏乃穆然以思，瞿然以悲，曰：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此第二之天性，谁造之？曰：时势造之，地势造之，人力造之。司马迁，良史也，其论列五方民俗，曰：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怀急，丈夫相聚游戏慷慨悲歌；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悍；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由此观之，环大河南北所谓我族之根据地，安所往而非右武之天性所磅礴乎？夫形成社会之性质者，个人也；而铸造个人之性质者，又社会也。故人性恒缘夫社会周遭之种种普通现象、特别现象而随以转移。中国自昔非统一也，由万国（夏禹时）而三千（殷时）。而八百（周初）。而百二十（周东迁时，《史记》称孔子适用见百二十国宝书）。而十二（春秋时《史记》有十二诸侯年表）。而七（战国时），而归于一。其间竞争剧烈，非右武无以自存。盖一强与众弱遇，弱者固弱，强者亦不甚强。数强相持，互淬互厉，而强进矣。其相持者非必个人也，强群与强群相持，其强之影响，遍浸渍于群中之分子，而个人乃不得不强。此春秋战国间，我民族所以以武闻于天下也。抑推原所自始，则由外族间接以磨厉而造成之者，功最多焉。我族之有霸国，始于春秋。（寻常称五霸，谓霸主也。吾谓霸者以国，不以主，故易称霸国）霸国者，强权所由表征也。其在春秋，曰齐、曰晋、曰秦、曰楚、曰吴、曰越；其在战国，则晋分为韩、赵、魏，吴、越合并于楚，而更益以燕。此诸国者，皆数百年间我民族之代表也。而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缘与他族杂处，日相压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厉，无以图存，自不得不取军国主义，以尚武为精神。其始不过自保之谋，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诸霸国之起原，皆赖是也。请言齐。环齐左右者，徐莱、淮夷綦强，故太公初封营丘，莱夷即与之争国。（见《史记·齐世家》）其后徐偃王朝三十二诸侯焉。（见《韩非子》）故太公以悍急敷政，而管子作内政寄军令，齐富强至于威、宣，盖以此也。请言晋。晋，故狄地也。故晋人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左传》庄公廿八年）又曰：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同，昭十五年）又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同，成十六年）故春秋之世，晋与狄相终始，而犹未能得志于鲜虞。鲜虞，白狄别种，而战国之中山也。三卿分晋，而赵当其卫。故武灵王曰：中山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战国策·赵策》）故以胡服骑射教民，举国皆执兵焉。全晋之时，其民既以仁悍称，至赵益甚，盖以此也。请言秦。秦最初以讨戎功得封，秦仲以来五世与戎为仇，死戎难者三焉。（见《史记·秦本纪》）秦穆修政，乃伐西戎，灭国十二，辟地千里。秦之建国，以血肉与诸戎相搏而易之也。其后商鞅厉农战，司马错伐蜀，而秦即用是以并天下。请言楚。楚之封，与古三苗遗裔争地，若敖、蚡冒，筚路篮缕，以启山林，其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警之曰：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见《左传》宣十二年）楚之能强，皆以此也。请言吴越。吴越通上国较晚，其初代与他族竞争之烈，不可深考。要之亦我族沐甚风栉甚雨而抚其地也。阖闾勾践时代，所以厉其民者至矣。请言燕。燕僻处东北，自春秋初即有山戎之祸，其后北戎日益暴，而燕亦日益强，是以得并六为七，以显于战国也。太史公曰：天下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谓秦与赵与燕也。夫使武灵不以幽弑，乐毅不以间亡，蒙恬不以谗杀，三子者有一焉能终其业，则黄帝以来獯鬻之患，或至是而竟消灭。而后此白登之围困，甘泉之烽火，乃至刘、石、金、元之耻辱，或竟不至以污蔑我国史焉，未可知也。夫其对于外族之竞争，既若是矣。其在本族，亦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兢兢于均势，汲汲于自完。故尚武之一观念，上非此无以率其民，民非此无以事其上。盖社会之大势，所以鼓吹而摩荡之者如是也。六国之末，悬崖转石之机愈急愈剧。有势位者，益不得不广结材侠之民以自固。故其风扇而弥盛，名誉誉此者也，爵赏赏此者也，权利利此者也，全社会以此为教育，故全民族以此为生涯，轰轰烈烈，真千古之奇观哉！夷考当时武士信仰之条件，可得十数端。一曰，常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如先縠、栾书、郤至、雍门子狄之徒是也。一曰，国际交涉有损于国家权利者，以死生争之，不畏强御。如曹沫、蔺相如、毛遂之徒是也。一曰，苟杀其身而有益于国家者，必趋死无吝无畏。如郑叔詹、安陵、缩高、侯嬴、樊於期之徒是也。一曰，己身之名誉或为他人所侵损轻蔑，则刻不能忍，然不肯为短见之自裁，不肯为怀忿之报复，务死于国事以恢复武士之誉。如狼瞫、卞庄子、华周、杞梁之徒是也。一曰，对于所尊长，常忠实服从。虽然，苟其举动有损于国家大计或名誉者，虽出自所尊长，亦常抗责之不肯假借。事定之后，亦不肯自宽其犯上之罪，而常以身殉之。如鬻拳、先轸、魏绛之徒是也。一曰，有罪不逃刑，如庆郑、奋扬之徒是也。一曰，居是职也，必忠其职，常牺牲其身乃至牺牲其一切所爱以殉职。如齐太史兄弟及李离、申鸣、孟胜之徒是也。一曰，受人之恩者，以死报之。如北郭骚、豫让、聂政、荆轲之徒是也。一曰，朋友有急难以相托者，常牺牲其身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如信陵君、虞卿之徒是也。一曰，他人之急难虽或无与于我，无求于我，然认为大义所在，大局所关者，则亦锐身自任之，而事成不居其功。如墨子、鲁仲连之徒是也。一曰，与人共事而一死可以保秘密，助其事之成立者，必趣死无吝无畏。如田光、江上渔父、溧阳女子之徒是也。一曰，死不累他人。如聂政之于其姊，贯高之于其王是也。一曰，死以成人之名。如聂荣之于其弟是也。一曰，战败宁死不为俘。如项羽、田横之徒是也。一曰，其所尊亲者死，则与俱死。如孟胜之门人，田横之客是也。一曰，其所遇之地位，若进退维谷，不能两全者，则择其尤合于义者为之，然事过之后必以身殉，以明其不得已。如锄麑、奋扬、子兰子之徒是也。一曰，其初志在必死以图一事者，至事过境迁以后，无论其事或成或不成，而必殉之，以无负其志。如程婴、成公赵之徒是也。一曰，一举一动务使可以为万世法则，毋令后人误学我以滋流弊。如子囊、成公赵之徒是也。其余者美德，尚不可悉数。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而当时社会上普通之习性也。呜呼！横绝四海，结风雷以为魂；壁立万仞，郁河岳而生色。以视被日本人所自侈，许曰武士道、武士道者，何遽不逮耶？何遽不逮耶？呜呼！我民族武德之斫丧，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惟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此必至之符也。作俑者为秦始皇。始皇既一天下，锄群强而独垄之。贾生记之曰：“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鐻，以弱天下之民。”又曰：“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民气之摧残，自兹时矣。幸其凶焰不久即被决溃，而前此遗风余烈，且尚未沫。故楚汉之间，前躅弥劭、张良等万乘于褐夫，田横死绝岛而不悔，贯高麋肤以白主，窦婴掷侯以拯友，犹先民之遗志也。次摧之者则汉高祖。叔孙通定朝仪，尊扬主威，功臣武士，皆戢戢摄伏，汗下不敢仰。嘻，盖稍稍惫矣。然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若朱家、剧孟、王孟、济南瞯氏、陈周庸、郭解等，声气尚动天下。次则景、武之间，复大挫之。徙诸侯强宗豪杰及富人于诸陵，班固所谓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见《文选》《两都赋》）此殆犹始皇杀豪俊弱天下之意，特其操术巧拙殊异耳。群天下血气之士于辇毂下，使其心志佚于淫治，其体魄脆于奢靡。晋狐偃言：“吾且柔之矣。”（近儒龚自珍《定庵文集》有《京师乐籍说》一篇，最能发明此义）而复选严酷之吏，为司隶、为尹，以次第锄之。盖景帝大诛游侠。（《史记·游侠列传》：“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孝武承流，法网逾密。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辈，希指承宠，草薙而禽弥之。而公孙弘、主父偃之徒，复假儒术，文奸言，以助其焰。（《史记·游侠列传》云：“吏奏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又，徙豪杰实陵邑之议实发自主父偃。《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云：“偃说上曰：‘天下豪杰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者也。’”云云）至是，而尚武精神澌灭以尽矣。太史公伤之曰：“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如樊仲子、赵王孙辈，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姚、西杜、南仇、东赵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又乡者朱家之所羞也。”（《史记·游侠列传》）呜呼！千百年养之而不足，数十岁锄之而有余，不亦重可悲耶！盖季布以武侠闻一世，而讨伐匈奴之议，犹且以含垢忍辱劝人主。则黄帝以来遗传之武德既已销磨，而我族之对外始不竞矣。

要而论之，则中国之武士道，与霸国政治相终始。春秋时代，霸国初起，始形成武士道之一种风气。战国时代，霸国极盛，武士道亦极盛。楚汉之交，时日虽短，犹然争霸也，故亦盛。汉初，天下统于一矣，而犹有封建，则霸国之余霞成绮也。而武士道虽存，亦几于强弩之末，不穿鲁缟。逮孝景定吴楚七国之乱，封建绝迹，而此后亦无复以武侠闻于世者矣。呜呼！时势造人，岂不然哉！夫历九州而相君，壑四海以为家，其进也。既厉于竞争，有以为功名之地；其退也复得所保护，有以为逋逃之薮。故士之能以武自见者，非独天性，亦形势使然也。及天下定于一尊，为人上者，无复敌国之足以劳其狼顾，前此强强相持之势，忽变为一强遇众弱，而其所最患，弱者之复起而为强耳。故前之奖之者，今则贱之；前之翼之者，今则摧之。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而天下一家，山谷海澨，悉受成于天子之命吏，法网所触，欲飞靡翼，束手待司败而已。倔强者死焉，次焉者易其操；前辈死焉，后起者无以为继。夫社会之势力，必有所承袭，而始得永续性。后起者虽欲自建树，则固于其始萌蘖之顷而牧之矣。以故强武之民，反归于劣败淘汰之数，而惟余弱种以传子孙。昔人诗曰：“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君子观此，未尝不仰天而长恸也！然则我国苟长为战国时代，互均势终不相下，是果为国之利乎？曰：“利害未可知，然大势固不许尔尔。”中国之地势，为天然统一之地势，而幅员如此其辽廓，户口如此其众多，其在幼稚时代，非厚集权力于中央，无以为治。故专制必与统一为缘，不得不以一强驭群弱，势使然也。夫使竟外无复他强以与我相遇，则长此终古，保守秩序，宁不足以致小康，其奈全世界物竞之大势又不许尔尔，夫是以情见势绌。而二千年来，遂以屈辱之历史，播丑于天壤。他勿具论，即如汉孝武者，岂非一世之雄主耶？其对外思想，雄健沉郁，白登之耻，缯币之辱，刻未尝去怀也。膺惩之志，终身以之。而成功遂不逮赵武灵王者，武灵时代，全赵皆强，孝武时代，则强者仅孝武一人，而其余皆弱也。以全体积弱之民，而从事外竞，未有能幸者矣。孝武欲扬本族之威于域外，而又锄本族之气于域中，此所谓却行而求前也。自兹以还，经一度枭桀之主，则武德之销磨，愈增一度。前此所谓专制者，则一人刚而万夫柔也，后此所谓专制者，则客族刚而主族柔也；以万夫之柔者，与一人之刚者抗，彼虽武甚，然固极少数，踣之犹易也。至于以主族之柔者，与客族之刚者抗，则彼固亦有多数焉，以为爪牙。始焉以我弱故，彼乃得以强加诸我。继焉以彼强故，而我之弱益不可复瘳。递相为因，递相为果。引而无穷，每下愈况。以三千年前最武之民族，而奄奄极于今日，皆此之由。故曰：“时势造之，地势造之，而又不得不终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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