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海兵 李长治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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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安全年度报告：监测预警2018(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试读：
前言
屈指算来，笔者从事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已经20多年，借力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的资助出版《中国经济安全年度报告：监测预警》也已经有5年，到了应该总结的时候了，也到了应该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经济安全问题伴随着对外开放而产生，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经济安全的问题就越突出。对外开放是双刃剑，机遇和挑战是并行的。没有对外开放，就无所谓经济安全问题；对外开放的程度比较低，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也不会彰显；对外开放的程度很高，经济的不安全就会凸显。因此，作为国内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本人和课题组坚持把经济安全分解为经济安全条件和经济安全能力，条件和能力的不同水平的匹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安全组合，条件和能力各自可以有高中低三种不同的情况。其中，经济安全条件和开放密切相关，涉及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比如财政金融领域的外债率、短期外债比，实体产业领域的关键产业外资比、品牌外产比、外贸依存度和出口集中度，战略资源领域的粮食对外依存度和石油对外依存度等。
2018年的经济安全报告的基础是2017年的报告。2017年的经济安全年度报告相对于之前的研究报告，已经做了局部修正，比如去掉了能源加权对外依存度，增补了粮食对外依存度。当然做得还不够精致，考虑到年度可比性，2018年的报告没有做进一步修改。
一般来说，作为研究报告系列，研究者都希望利用一个研究框架或一个研究版本持续地研究下去。本报告的起步阶段也是这样的想法：利用长期研究所积累的成果，然后能够“机械”地运转下去。就本研究来说，就是建立一套比较稳定的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安全条件指标体系和经济安全能力指标体系，然后再赋予各指标权重和划定各自的安全区间，最后带入数据对号入座，由此给出国家经济安全的分值和程度，可以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经济安全监测，也可以是借助于预测对来年或未来的经济安全做出预警。现在来看，伴随着经济安全环境的逐步变化，虽然每年的变化不大，但5年累计的变化会比较大，或者也会有突发性变化，比如特朗普对奥巴马政策的“推倒重来”。由此，之前的“机械”运转经济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想法是需要反思的，也就是说经过5年运转的经济安全研究框架应该进行“大修”了，有些部分需要删减，有些部分需要新增。比如，目前的经济安全指标体系具有宏观性、产业性和抽象性，然而没有考虑关键“零部件”，比如当下讨论很热烈的“芯片”，涉及高技术，其分布于很多产业，据了解涉及50多个行业、几千道工序。媒体报道我国芯片的年度总进口达到千亿美元级别，也许是2000亿美元，占到我国外贸总进口的一成以上。显然芯片的对外依存度对我国经济安全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经济安全指标体系基于宏观和产业，没有给予特定产品具体的特别的考虑。当然，如果考虑这一因素，如何把这一因素转化为经济安全的指标，如何确定它的影响权重，如何确定它的不同安全区间，显然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芯片本身有不同的技术特性，在不同产业有不同的地位，也有不同的生产集中度，也不代表中国必须全部自主生产，即使技术专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而把技术和经济结合、把技术和经济安全结合，对此更加会有不同的看法，其综合绝对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不言而喻，这样的“大修”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充分的谋划、认真的准备和足够的积累。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安全的不安全总分可以依据中国经济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依存规模做分解，最后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经济不安全的影响分值，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了分解分析。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此做法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因为这只是数量的分解，显然没有考虑，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同依存规模，由于实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经济安全的“利益度”不同，其实际对我国经济不安全的影响分值应该是不同的。比如，有两个国家，我国对它们的外贸依存数量都是1000亿美元，理论上这两个国家对我国经济不安全的影响分值是相同的。然而，如果考虑这两个国家和我国的利益关系度或经济安全一致度，比如一个国家与中国利益比较一致，国家之间关系比较和谐，另一个国家与中国利益不太一致，甚至经常有矛盾，显然同样的外贸依存数量或外贸依存度，其背后的经济安全程度是大不相同的。由此，需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做进一步调整。
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是中国式的，比较宏观、比较综合和比较抽象。然而，如果观察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等国家，它们对本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更偏好于案例研究、具体产品研究，这有点类似于英美的判例法系和大陆的成文法系之区别。一方面，需要保留各自经济安全研究特点，另一方面也需要借鉴对方的做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已经走在前面，美国在基于案例的经济安全运作基础上，目前又在加强经济安全战略的宏观运作，国会正在提出“国家经济安全法案”，并要求美国总统在3年内向国[1]会提交一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本报告的研究团队成员全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财政金融学院，他们分别是（以章节为序）：李长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杨雅鑫（中国人民大学硕博生）、尹昕和战立男（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卢俊（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李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张敏（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朱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和赵泊宁（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邓慧琳（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尤晶（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其中，李长治承担了很多具体统筹工作。另外，中国人民大学硕博生徐腾达参与修改了第2章和第5章，张敏参与修改了第3章，张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参与修改了第4章，谢谢他们的奉献。
本报告是年度系列报告，一般来说，出版第1本有心气和锐气，出版第2本有创新精神，出版第3本、第4本大体就有点低谷，因此目前的这个第5本就可能不仅存在以前版本所存在的问题，也可能会有新的问题存在，当然也会克服过去存在的某些问题，但作为课题负责人，不可懈怠、不可免责，为了今后的持久研究，为了学术的品牌，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以使《中国经济安全年度报告：监测预警》的质量不断提高。
最后，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对本报告的支持和资助。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对本报告顺利出版提供的帮助。注释[1]港媒：美议员接连抛法案针对中国 欲加强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EB/OL］.（2018-05-11）［2018-09-11］.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80511/2268934.shtml.第1章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现状和方法
摘要：本章从理论角度梳理分析了国内外经济安全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现状，并系统总结了本报告的研究方法。在梳理国内经济安全研究时，在往年报告的基础上，首次分析了2008年以后经济安全领域研究的新趋势和新热点，提出政府审计和外资并购的审查制度是这一时期经济安全研究的新热点；在梳理国外经济安全研究时，首次从政府机构、立法和战略角度分析了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在经济安全领域的探索和实践。此外，在方法总结部分，分别系统总结了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方法和国别分析方法。
自2014年首次出版以来，“中国经济安全年度报告”系列已经走到了第5个年头。在课题组长的指导下，前面4期“中国经济安全年度报告”对我国经济安全领域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的分析。本着创新的原则，在本年度报告中，我们通过深度的挖掘和探索，一方面力求将经济安全领域的新情况、新趋势、新发展呈现给读者，另一方面采取多种分析视角，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以期为经济安全领域的实践工作提供理论基础。本年度报告的第1章介绍从理论分析到方法梳理的写作思路。在理论分析部分，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分析了经济安全研究领域的现状，特别是分析了2008年后国内经济安全领域研究的新热点，配合国别分析的视角，增加了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在经济安全领域的探索和实践。当然这些分析还不能直接运用于2018年报告的监测预警之中，但可以为今后年度报告的修正与拓展提供参考。在方法梳理和分析中，以适用性为第一原则，分析归纳了本报告涉及的各类指标使用的经济预测方法。1.1国内经济安全研究现状分析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经济安全领域的学术研究则更是如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约30年的历史。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赵英出版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是较早系统论述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专著。国家经济安全领域的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兴起于2000年左右。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内学术界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后续欧债危机的爆发，再次引起学术界对经济安全问题，特别是金融安全和债务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引起了经济安全领域研究的第二次热潮。传统的经济安全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对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界定，并且在界定概念的基础上构建国家经济安全的指标体系，这类研究是传统经济安全研究的主流；第二类研究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领域研究，这类研究从某个具体领域出发，研究产业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第一类研究，从目前来看，国内学术界对“国家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的界定仍是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万君康等（2001）将经济安全定义为“在风险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实现最大化的对外开放效益，使国民经济增长和发展可持续，同时尽量避免国家经济命脉被外资控制”。雷家骕（2006）将经济安全界定为“一国经济上的主权独立、基础稳固、稳定增长、充分就业、科技进步、持续发展”。叶卫平（2008）则强调经济安全应当是“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部和内部的威胁而保持可持续稳定发展的一种经济状态”。本报告采用的是顾海兵在2007年提出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通过加强自身机制的建设，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以保证我国经济在面临外在因素冲击时能继续稳定运行、健康发展。
界定了经济安全的概念之后，接下来是构建指标体系，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将经济安全指标划分为若干个大类，比如：雷家骕（2006）提出战略资源与能源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财政安全以及全球化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应当是构建经济安全指标体系重点关注的领域。叶卫平（2010）构建了包含“经济安全主权情况”和“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两大类的二级指标体系。年志远和李丹（2008）以及张汉林和魏磊（2011）分别将经济安全指标划分为五大类和八大类。另一种思路是构建更加结构化的多级指标体系，比如：顾海兵和张安军（2012）开发了包含“经济安全条件”和“经济安全能力”两个二级指标和财政金融领域、战略资源领域等七大领域的三级指标的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类研究则根据具体问题的不同有比较大的分化，比较集中的研究方向有：金融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谭健，1998；陶坚，1998；刘沛和卢文刚，2001；赵蓓文，2006，2012；许圣道和王千，2009）、能源与战略资源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袁富华等，2001；庄芮，2005；丁磊，2010；顾海兵和张梦莹，2014；梁敏，2015）、产业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赵英，1997；赵惟，2005；马建春，2006；王俊豪和吴晶晶，2006；向一波，2013）、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沈静，2002；崔如波，2003；韩小威，2003；李晓勇，2003；彭有祥，2004；范爱军和韩忠先，2005；温俊萍，2006）等。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安全领域的研究热度有所下降，但是也出现同传统的经济安全研究不一样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唐建新等（2008）认为政府审计是我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蔡春等（2009）、何家凤等（2011），此外还有类似的表述，如：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的职责所在（王素梅等，2009）；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审计的现实目标（左敏，2011）；政府审计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工具和有效手段。关于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路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要是从制度角度谈如何完善政府审计体系，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认为政府审计应当明确自身定位，推进并强化绩效审计、开展专项审计调查（王素梅等，2009）、加强落实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重视金融领域的经济安全、完善金融审计（乔瑞红，2009；吴昊洋和刘静，2015）。第二种观点，强调了政府审计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起到的监督、预警和服务的作用（唐建新等，2008；王素梅等，2009），认为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路径应当是针对国家经济安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开展审计和审计调查，监督国家经济安全政策的贯彻实施；此外，作为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的重要环节，政府审计向政策制定部门反馈信息、提供意见与建议，促进政策的调整与完善。第三种观点，其他观点。张庆龙和谢志华（2009）提出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了战略防御与微观制度清除、修补作用，认为应当从建立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重视财政安全审计和国家经济信息安全审计等几个方面发挥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杨建荣（2009）基于公共受托责任分析了政府审计在行政监督体制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独特地位，从监督宏观调控、监控金融体系风险、保障重点行业安全、评估环境成本、审计对外投资、调查国际分工中的产业升级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方式。左敏（2011）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应按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重新定位审计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即以落实权力主体经济责任为主攻方向，强化对公共资源整体性的监督，保障公共资源安全；强化对公共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权力运行安全；强化对公共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管理安全；强化对国际竞争引致公共风险的监督，保障宏观经济安全。
第二个领域是外资并购的审查制度与国家经济安全。外资并购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缓解了我国在经济建设中遇到的资金不足、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的问题，加快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独资化倾向和对行业龙头的“斩首行动”也对中国的产业安全造成较大威胁，引起了专家和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苑文博和梁一新，2012）。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侧重以鼓励政策吸引外资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国家重要产业的保护，导致外资控制了相当一部分战略产业和战略资源，在微观层面上形成外资凭借技术、管理和规模优势挤压本土企业的局面，在宏观层面上给国家经济的协调、持续、安全发展埋下了隐患（李群，2012）。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改革开放前期给予外资超国民优惠待遇等“竭泽而渔”式的吸引外资的模式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众多国内学者强调外商/外国投资、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王少喆，2007；崔大勇，2007；赵莉丹，2008；胡延玲，2010；张爱峰，2010；张举胜，2011；成立辉，2013；王彬，2017），比如：李群（2012）认为对外资并购的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应当作为投资监管的最后一道安全阀，江山（2015）认为应当确立“一体两翼”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就归属于两翼之一——国家经济安全的规制。现有文献对目前我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审查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存在外资经济安全审查的法律效力层次较低，外资经济安全审查与外国投资准入审查、反垄断审查三者权责不清、界限不明等问题（徐维余，2009；李群，2012；王芳，2013），借鉴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的经验，提出应当从审查对象、审查标准、审查机构和审查程序等几方面完善我国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胡如蓝，2009；杨军敏，2010；张爱峰，2010；张举胜，2011；李群，2012；王彬，2017），比如：制定效力高的基本法律（包括外资并购法、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审查法或国家经济安全法等）；设立一个高层次、跨部门运作的审查机关，而不只是建立一个部级联合的工作机制等。此外，王东杰（2009）、陈贤银（2010）、谢翀（2012）等从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侧面——产业安全的角度分析了外资并购的影响。
总的来说，传统的经济安全领域的研究更加关注界定“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构建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体系等基础性、理论性的问题，而近年来经济安全领域的新研究则更侧重于如何构建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体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研究等应用性的问题。从研究“国家经济安全是什么？”“国家经济安全状况如何、怎么评价？”等问题，过渡到研究“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什么对策？”的问题，比如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以后的进一步分领域的深入研究等等，这是自然的逻辑顺承，也反映出国内学术界对国家经济安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研究。1.2国外经济安全研究现状分析
在本系列报告2014年报告中，国外经济安全研究部分主要分析了国外研究对经济安全的界定（Medvedev，1998；Wadhwani，2006；Kirsshner，2009），梳理了国外经济安全研究的三个主要特征。[1]2015年报告提出国外经济安全研究的四大特点：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经济安全研究结论体系；合作化、弱化对抗的经济安全目标；经济安全概念同国家战略息息相关；2008年经济危机后加强了对经济安全的反思。2016年报告、2017年报告中提出国外经济安全研究在内容上具有广泛性，方法上具有多元性，演进具有循环性。此外，还论述了国外经济安全策略研究的情况。总的来说，前几年的报告对国外经济安全领域的文献做了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
2018年报告起草期间，一件不能忽视的大事就是一触即发的中美贸易争端。各界对中美贸易争端议论纷纷，对于“争端是否会进一步升级？”“是否可能酿成一场规模宏大的贸易战争？”等问题莫衷一是。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来看，美国之所以会挑起争端，本质上是一种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保护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的策略。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争端越来越错综复杂。不单单是美国，主要的大国，如日本、俄罗斯、印度等都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使得本国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保持稳定和发展。在中美贸易争端事件的启发下，本年度的经济安全报告跳出了以往几年报告的框架，在梳理国外经济安全研究的文献的基础上，拟从政府机构、立法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在经济安全领域的探索和研究，利用其在经济安全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些先进经验，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
首先是政府机构角度。美国1947年颁布了《国家安全法》，在第一章“国家安全的协调”下，第一条就提出了“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要求。同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成立。作为美国总统的幕僚机构之一，国家安全委员会结构完整，职能庞大，经济安全的职能只是其中一部分。除此之外，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还单独成立了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是美国国会直属的一个政策研究机构，12名委员来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众议院议长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该委员会以其报告观点尖锐闻名，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对美出口影响了美国的就业等都是该委员会率先提出的论点。日本于1980年成立了综合安全保障会议，旨在从安全保障的角度协调经济、外交等政策。该会议由内阁总理大臣出席，内阁官房长官主持，成员包括外务省、农林水产省等省的大臣，经济企划厅等厅的长官以及执政党自民党的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俄罗斯的联邦安全会议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最高决策机构，俄罗斯联邦总统为安全会议主席，政府总理为安全会议副主席，安全会议秘书、安全局局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为安全会议常委，各部部长为安全会议委员。印度于1998年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理任主席，其核心成员包括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内政部长和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总理首席秘书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其余政府部长也应邀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
其次是立法角度。美国有《国家安全法》，但是很少涉及经济部门和经济规定，且美国没有专门的国家经济安全法或产业安全法。但是，美国有关这方面的法律实际上分散于各种联邦法、行政法规、各州法律的大量判例中。保障美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比较核心的法律集中在四个领域：（1）能源安全：《1975年能源政策与节约法案》《1977年能源组织法案》《2006年国家能源政策法》；（2）贸易安全：《1930年关税法》《1974年贸易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案》；（3）农业安全：《1933年农业调整法》《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2002年农场安全及农村投资法》；（4）金融安全：《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日本作为一个国内资源禀赋极其匮乏的国家，经过20世纪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对其经济安全的脆弱性有了直接的体验，也更加认识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本非常注重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来防止、排除和化解外部不利因素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虽然日本没有单独的、明确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但其关于国家经济安全法律的内容分布在经济法的各个领域。包括：（1）日本围绕能源安全建立了一个以石油安全储备、新能源开发和利用、节约能源为主体的“三位一体”的法律构架，日本《石油储备法》《石油公团法》保证了日本石油储备机制，《新能源开发法》及2002年的《能源政策基本法》规定了经济产业省集中能源安全管理制度。（2）为确保粮食供应，日本的农业安全法律体系以《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为核心，粮食储备、农产品贸易保护、政府补贴、耕地保护等四个领域的具体法律紧密关联。（3）在金融领域，日本出台了《证券交易法》《外汇及外贸管理法》《金融再生关联法案》等来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安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禁止垄断法》在日本经济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扮演着“经济宪法”的角色。（4）在涉及国与国贸易问题上，日本不仅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部的通报、协议或调停机制，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互缔结了关于开展《禁止垄断法》合作的协定，这提供了在发生国外冲击危害本国经济安全时防护和应对的一种机制。俄罗斯亦没有一部综合的《国家经济安全法》，其保障经济安全的法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能源安全：《大陆架法》《经济特区法》《煤气供应法》《俄罗斯联邦矿产法》《天然气出口法》；（2）金融安全：《俄联邦信贷机构破产法》《银行重组法》《反洗钱法》《外汇调节和外汇监督法》《俄罗斯银行及银行活动法》《有价证券市场法》《投资基金法》等；（3）贸易安全：《1993年俄罗斯联邦海关法》《2004年俄罗斯联邦海关法》；（4）土地安全：《土地基本法》《土地法典》《有关农业企业改革条例》《关于土地抵押的补充规定》《不动产和不动产交易登记法》。印度作为世界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在国情背景方面与我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印度在经济安全立法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对外贸易保护和产业经济安全方面。在对外贸易保护方面，印度主要依据《1992年外贸（发展和管理）法案》和《1993年外贸（管理）规则》等法规进行管理。印度设置了较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保护本土产业，政府除了对所有的进口产品征收1%的海关处理费之外，还征收2%的教育基金税。印度还频繁地采用反倾销策略和反补贴措施来保护本国产业。此外，印度保护重点发展产业的法规做得很细致。以信息产业为例，印度关税法规规定，对印度软件产业实施免税，免除关税、流通税和服务税，免除进口软件的双重关税和软件出口商的所得税，并允许保留其出口收入的一半。2000年，印度还颁布了《信息技术法》进一步保护印度的信息产业。
最后是战略角度。建立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形式上看，按照粗细不同，可以分为全面的经济安全战略和纲要式经济安全战略；如果按照战略的政府制定和执行部门来区分，可以分为集中型（战略的制定与执行部门集中于政府某一个部门）与分散型（制定与执行部门分散于政府的各个部门）；如果按战略的形态来分析，分别有单独型（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独立于国家安全战略）与嵌入型（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包含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的经济安全战略定位随着战略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19世纪末以前属于国内防御型，在20世纪初以后是谋求世界霸权的进攻型。美国没有单独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分散在其政策措施及法律体系、行政规定中，属于分散嵌入型。美国的经济安全战略首先体现在各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报告》中，自1986年起，依据《戈德华特—尼古拉斯国防部调整法》第603条款，美国总统每年向国会提供一份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包含对美国经济安全背景、目标、措施、重点等经济安全内容的概述，每届政府会根据经济形势对美国经济安全战略进行调整。其次，美国经济安全战略体现在国家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中，比如美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的“企业竞争力”策略和国家出口战略等。
上文介绍了，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也属于分散嵌入型，但是有与美国不同的特点。日本的国家经济安全在战略上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全面观。经济安全不能仅从经济方面考虑，还必须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二是全球观。经济安全保障必须在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考虑。三是全民观。保障经济安全不仅要靠政府，而且要动员地方、企业和全体国民共同参与，建立相应的应对危机体制。同时，日本将遏制或排除外部的经济或非经济威胁作为其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重点。为此，日本将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锁定在“保障海外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和稳定与扩大“海外市场”，以及做出符合“经济大国”地位的“国际贡献”上。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将国家经济安全上升到战略高度，发布了《俄罗斯经济安全构想——基本条例》、《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列出了俄罗斯联邦经济安全指标清单）、《俄罗斯联邦总统国家安全咨文》。2000年，修订了《俄罗斯经济安全构想——基本条例》，2009年出台了《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突出两个重点，一是重视传统安全威胁，二是突出经济安全问题。俄罗斯经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其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传统安全问题。印度经济安全战略形式为分散嵌入型，其定位属于防御型。现阶段印度经济安全战略的重点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科技信息安全和外资安全。注释[1]分别是：经济实惠与国家安全相对立；国家安全的内容的刻意模糊；案例推动的、基于国家背景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1.3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方法：监测预警分析
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分析是在国家经济安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工作。自1888年巴黎统计学大会上之后，经济监测预警系统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际上，经济监测预警系统理论再度兴起，并在不断改进之后，逐渐应用于实际问题。1937年，美国经济研究局选择21项指标构成超前指数，研究经济监测预警问题，1961年美国商务部也正式在其刊物《经济循环发展》上以数据和图表两种形式提供宏观经济景气动向的信号。反观国内，在中国知网中，以“经济监测预警系统”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国内的经济监测预警系统研究从2002年开始迎来一个爆发，经济安全预警系统的文章呈现井喷式的增长，直到2015年开始才略有下降。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对经济形势的把握分为两个部分：经济监测和经济预警。经济监测是与国民经济活动同时进行的并行性过程性的测度，旨在对国民经济做完整的综合性观测、分析和评价。经济预警则是在对宏观经济预测的基础上，结合事先确定的警度区间做警告性预报。1.3.1 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方法
经济监测建立在量化数据的基础上，为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状况进行完整的、综合性的评价，则需要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包含一套系统的量化指标体系（各个指标的权重和警限值）、量化评分方法和分数评价体系。具体来说，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工作可以参照“构建经济安全指标体系—确定指标安全得分—合成总体安全得分—判断安全类型”四个步骤进行，具体如下：
步骤一：构建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本系列报告自2014年以来，一直沿用顾海兵、孙挺2012年开发的“‘十二五’时期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为了反映国家经济安全的新背景、新形势，本系列报告团队于2016年下半年启动指标体系修正研究工作，张敏等运用专家调查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完成了指标修正工作。新的指标体系和各指标的警限值详见表1-1，在2017年报告中即采用了局部修正的指标体系，本年度报告沿用这一指标体系。考虑到2016年的修正是局部的，而指标体系建立已经有5年之久，今后应该进行整体性修正，比如如何考虑类似芯片等技术控制对经济安全的影响等，也许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表1-1 中国经济安全研究指标体系（2016年修订）
步骤二：确定指标的安全得分。利用插值法将指标转化为经济安全得分。根据指标的警限类型不同，利用插值法计算经济安全得分的方法略有差异。
对于有双侧警限的指标，如外债负债率、短期外债占外债的比重等，设该类指标的观察值为x，安全得分为y；其临近左侧警限（下警限）为x，对应的安全得分为y；临近右侧警限（上警限）为x，对112应安全得分为y，则该指标最终的安全评分的公式为：2
解上式可得：
对于只有单侧警限值的指标，如出口集中度、石油对外依存度等，设该类指标的观察值为x，安全得分为y；某一侧的警限值为x，对应1的安全得分为y，则该指标最终安全评分的计算公式为：1
解上式可得。
步骤三：计算经济安全得分。将各指标的经济安全得分按照表1-1中赋予的权重加权平均，汇总得到经济安全条件得分和经济安全能力得分，并将经济安全条件得分和经济安全能力得分综合起来，得到最终总的经济安全得分，具体公式如下：
步骤四：判断经济安全类型。计算出经济安全得分后，便可以依据表1-2中对经济安全类型的划分，对本年度的经济安全状况进行监测，有助于对各指标乃至总体安全情况形成更直观的感受。表1-2 经济安全类型判断1.3.2 国家经济安全的预警方法
如果说经济监测是一种现在时的分析，那么经济预警则是一种未来时的分析。经济预警是指围绕经济循环波动这一特定经济现象展开的一整套经济评价理论和方法体系，主要包括预警指标的选择和确定、预警方法、警限界定和报警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中，预警方法是预警系统的核心，如景气指数法、ARCH预警法、判别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等（黄继鸿等，2003）。所谓的国民经济预警系统，就是反映经济发展动向和幅变的指示器或警报器。它通过对一系列指标的预测，来判断宏观经济未来的走势，从而预先发出信号，为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提供依据。经济预警系统的建立，已经有超过60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率先提出了包括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外贸入超三个基础指标的预警模型，规定上述指标中任何一个指标连续三个月（比上月）上升一个百分点，则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时至今日，经济预警模型已经发展成为一套评价经济运行未来状况的综合系统。
经济预测是经济预警的基础。国内外诸多学者给出的经济预测的[1]定义不尽相同，但是都强调经济预测是根据确定的历史数据及其规律性，运用一定的经济预测方法，对经济现象的未来状态进行推测的过程。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经济预测划分为不同类型，比如：按照预测的提前量划分，预测方法可以分为超短期预测（小于一个月）、短期预测（小于一年）、中期预测（3—5年）、长期预测（大于5年），超长期预测（大于10年）；按照预测的空间范围大小，可以分为宏观预测、中观预测和微观预测；按照预测的性质划分，可以分为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按照上述标准，“中国经济安全年度报告”系列属于宏观层面的短期预测，侧重使用定量预测方法，兼顾定性预测方法。
经过长期的发展，现有的经济预测方法已经有两三百种，常用的也有几十种。纵观经济预测方法的发展历程，应用更加复杂的数学方法趋势明显。近些年来，对于预测方法的复杂性的追求已经超越了正常的范围，变成为复杂而复杂，为数学而数学，变成了“唯数学论”。然而多年的经济监测预警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预测方法的复杂程度与预测结论的精确程度和科学程度并无必然联系。预测方法的选择并不以“复杂性”为标准，而是以“适用性”为标准。在顾海兵的指导下，本报告课题组始终坚持选合适的经济预测方法，而不是选复杂的经济预测方法。
接下来梳理本年度经济安全报告中采用的预测方法，并对其适用性进行分析，如表1-3所示。表1-3 各指标预测方法及适用性分析续前表资料来源：笔者整理。注释[1]如：经济预测是在一定的经济理论指导下，以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出发点，以现实资料（包括统计资料、调查资料等）为依据，在对经济过程进行充分的定性分析和严格的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的未来情况做出科学的推测（张保法，2004）；经济预测采用相似性原理，开发出经济模型，找出未来突发事件发生的平均可能性，然后做出未来的陈述（David F.Hendry，Neil R.Ericsson.Understanding Economic Forecast［M］.MIT Press，2003.）；经济预测是指以准确的调查统计资料和经济信息为依据，从经济现象的历史、现状和规律性出发，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经济现象未来发展的前景进行预测（张桂喜，2003）等。1.4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方法：国别分析
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会有不同的领略和感悟。从经济安全子系统的视角来分析，可以将国家经济安全分为“经济安全条件”和“经济安全能力”两大维度，财政金融、战略资源和实体产业等7大领域，外债负债率、短期外债占外债的比重等19个经济安全指标。而从国别分析的视角出发，则每一个经济安全条件指标都构成一个独立的外部冲击来源。尤其是涉及进出口贸易、战略资源等经济因素的指标，如出口集中度、贸易依存度等，具备极强的国别特点，比如我国汽车贸易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德国、日本等。为了实现“评估风险，监测当前，预警未来”的根本目的，必须能够精确定位经济安全外部冲击的国别来源，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精准警示风险来源，为精细化管控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提供理论依据。
本课题组在2015年报告中曾经运用“国别分解法”分解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五大国家及地区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冲击，取得了较好效果；在2017年报告中也沿用了这一方法。因此，本年度报告继续沿用“国别分解法”进行分析，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国别分解法”针对的是外部的冲击国别来源，故涉及的只是对经济安全条件的分析。在对经济安全条件进行国别分解后，还需要结合经济安全能力，才能得到我国经济安全的总体状况。具体而言，国别分解法的具体流程分为四个步骤（如图1-1所示）：图1-1 国别分解法的具体流程
根据上述这个步骤，我们就可以依次得到，各个目标研究国家（地区）对中国经济不安全的影响程度。各目标国家（地区）的选择依然延续2015年报告中的研究成果，即将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作为目标研究。这五个国家或者地区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如表1-4所示：表1-4 目标研究国家（地区）对我国经济安全影响程度表
当然，这里的国家（地区）分析是有局限的，不同的指标体系、不同的指标权重和不同的预测数据前提，结论是很不同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之一，尤其经济安全研究更是具有抽象性、宏观性，更多的是百家争鸣。
本报告后面的国别分析，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只能做部分指标的部分国家（地区）的分析。1.5本报告的篇章结构
纲举则目张，一份报告的篇章结构，反映了研究团队的整体思路。至今，《中国经济安全年度报告》系列已经走到第五个年头，在顾海兵的带领和指导下，本课题组坚持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在2014年和2016年报告中，选取了子系统分析的视角，在经济安全条件和经济安全能力两个维度下针对财政金融、实体产业、战略资源、宏观稳定等不同领域进行分析；在2015年报告中，选取了国别分析的视角，分析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五个国家及地区对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影响。从2017年开始，报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结合了子系统分析和国别分析两种视角，设计了九章“总—分—总”的篇章结构。本年度的报告沿袭了2017年的思路，具体来说，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总论（第1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该部分简要回顾了经济安全领域国内外研究的历史脉络，梳理经济安全领域研究的现状，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经济安全研究的监测预警方法和国别分析方法，说明了本年度报告的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在梳理国内经济安全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时，特别关注了经济安全研究的新趋势和新热点，提出政府审计和外资并购的审查制度是近年来经济安全领域研究的新热点。
第二部分，经济安全条件分析（第2~4章）。从财政金融、实体产业和战略资源三个领域着手，分析了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外部冲击因素。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报告中结合了国别分析的视角，分析重点国家对于我国经济安全程度的影响。
第三部分，经济安全能力分析（第5~8章）。从财政金融、实体产业、战略资源和宏观稳定四个领域入手，分析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维持自身稳定与发展的能力。
第四部分，尾论（第9章）。总结本年度中国经济安全各领域的监测预警情况。【执笔人：李长治】第2章
经济安全条件之财政金融领域
摘要：国家经济安全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是经济安全条件和经济安全能力的有机组合。本章主要分析的是经济安全条件之财政金融领域的安全状况，衡量指标分别是外债负债率和短期外债占外债的比重。其中，外债负债率在2017年的监测结果为14.2%，安全得分为91分；短期外债占外债的比重为64%，安全得分为78分。伴随着全球经济回暖、贸易复苏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2017年我国全口径外债规模增加，上述两大指标均高于前一年，安全得分也较前一年有所下降。本章分别采用了移动平均法和非线性回归法来预测2018年两大指标的数值。其中，外债负债率为13.8%，安全得分为93分；短期外债占外债的比重为65.2%，安全得分为75分。
本章主要研究国家经济安全条件之财政金融领域的安全状况。本章内容总共由4小节组成，首先，2.1节介绍了选择外债负债率和短期外债占外债的比重两大指标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安全所面临的来自财政金融领域的外部风险的原因；其次，2.2节对两大指标在2017年的安全得分做了监测；2.3节主要是对两大指标在2018年的安全得分做出了预测；2.4节则是总结和思考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同往年报告不同的是，今年本报告在计算负债率和短期外债占外债的比重这两大指标时，所使用的外债是全口径外债，既包括外币外债也包括本币外债。2.1经济安全条件中的财政金融领域
目前国内学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界定各不相同，尚未形成共识。鉴于本报告自2014年出版以来，一直是以顾海兵和王鑫琦（2011）创建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方法论为主线进行展开，因此我们采用顾海兵在2007年对国家经济安全内涵的界定，即通过加强自身机制的建设，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国家经济安全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是经济安全条件和经济安全能力的有机组合。安全条件衡量的是一国经济安全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安全能力衡量的是一国经济系统应对这种风险的能力。一个国家经济安全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主要来自财政金融领域、实体产业领域和战略资源领域，本章主要分析的是来自财政金融领域的外部风险。
随着诸多新兴市场国家逐步加大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也在加深，各个国家通过跨境资金的流动紧密联系。资本账户的开放和金融全球化在给各国家带来投融资便利、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富的同时，也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当资本大规模流入以至于超出本国经济发展所需资金时，就会导致经济发展过热、资本市场产生泡沫、通货膨胀等问题。一旦该国经济金融发展出现问题或者发达国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资本就会大规模地流出从而影响该国的利率和汇率水平，甚至引发经济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以及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都与资本流出有密切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奉行发展主义的拉美地区开始通过举借外债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再加上发达国家因石油危机的影响将大量的石油美元投入拉美地区，导致拉美外债规模急剧增加至1982年的3180亿美元。但是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拉美地区的出口遭到打击，收入下降。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国际利率提高，但是拉美国家却一直维持着低利率，利差的扩大导致国际资金回流和美元汇率的提高，这些都加重了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使其无力偿还，从而爆发了债务危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东亚部分国家相继对外开放了其资本市场，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开始大规模吸引外资、举借外债，且短期外债占有较大的比重。黑泽清一和司韦（1999）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于大量短期资金瞬间流出，短期内使外汇储备枯竭所导致的。梁文玲（1999）发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负债率分别高达47%、48%和36%，均超过20%这一安全界限。祝恩扬和侯铁珊（2012）发现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率都比较高，分别为156.69%和222.74%。
由此可见，虽然资本流出在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资本流入，也就不可能有资本的流出。正是这些国家不当的外债管理才为后来的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债可以弥补国家资金缺口，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提高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如果外债规模过小将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举借外债规模过大，也会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当债务负担过重无法按期偿还时就可能会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拖垮一国经济。从外债的期限结构来看，短期外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当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极易发生逆转，进而影响该国的利率和汇率水平，影响微观主体的收益水平，增加宏观调控难度，演化成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效应。
因此如表2-1所示，本章节将从外债负债率和短期外债占外债的比重这两大指标来窥探国家经济安全条件之财政金融领域的安全状况。其中，外债负债率反映了外债的规模风险，短期外债占外债的比重反映了外债的期限结构风险。表2-1 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指标体系表——经济安全条件之财政金融领域
根据《外债管理暂行办法》（2003）的规定，我国对外债的定义为：“境内机构对非居民承担的以外币表示的债务”。自2014年12月起，我国改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调整外债统计口径，根据《中国外债统计数据诠释文件》（2015），外债是指中国居民对非居民的债务拖欠，包含外币和人民币债务。其中持有外债的机构部门主要包括广义政府、中央银行、其他接受存款公司、其他部门和直接投资（公司间借贷）。按照期限结构划分，外债还可划分为短期外债和中长期外债。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按照期限结构对外债进行分类，有两种分类方法。一是按照签约期限划分，即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外债为中长期外债，合同期限在一年或一年以下的外债为短期外债；二是按照剩余期限划分，即在签约期限划分的基础上，将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外债纳入短期外债中。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季度末公布的全口净外债数据的新闻稿中均是按签约期限划分中长期外债。2.2经济安全条件中的财政金融领域：2017年监测
2015年，我国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调整了外债统计口径，外债是指中国居民对非居民的债务拖欠，包含外币和人民币债务，俗称“全口径外债”。往年《中国经济安全年度报告》所采用的外债统计口径均未包含人民币外债，为了真实全面地反映我国对外负债的安全状况，2018年报告采用“全口径外债”来进行计算。
由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全口径外债数据仅追溯到2014年末，因此我们无法得知之前年份的全口径外债数据。温建东（2016）通过研究发现国际投资头寸表（IIP表）中的金融账户负债与全口径外债之间存在着统计关系，具体推算公式如下：
本研究根据上述公式对2014年末以来的外债数据进行了推算，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全口径外债数据对比后，发现偏离度均未超过2%，这说明温建东（2016）构建的推算方法较为科学。因此，本研究将根据上述方法推算2012年和2013年的外债余额，2014年及以后的外债数据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为准。
2018年3月2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17年12月末我国全口径外债数据，其中我国全口径外债实际值为17106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下同）（如表2-2所示）。从期限结构看，中长期外债余额为6116亿美元，占36%，短期外债余额为10990亿美元，占64%。表2-2 根据IIP表推算外债值与全口径外债实际值对比 （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笔者计算和整理。
2013—2017年外债负债率安全得分如表2-3所示，2013—2017年短期外债占外债的比重安全得分如表2-4所示。本研究根据全口径外债数据得出每年的外债负债率，从表2-3中可以看出2013—2015年以及2017年我国的负债率落在第三个区间，即（12.5%，20.0%］；2016年的负债率落在（5.0%，12.5%］的区间内，其分别对应的插值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