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自贸区政策研究和评估：自贸区改革突破与“十三五”转型升级战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平、王宏淼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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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自贸区政策研究和评估：自贸区改革突破与“十三五”转型升级战略试读：

序言

厦门是一座美丽而富含文化底蕴的城市，素有“海上花园”“海滨邹鲁”之称。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三十多年来，厦门人民始终坚持先行先试，大力推动跨岛式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城市转型和社会治理转型，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典范城市和展现中国梦的样板城市，造就了厦门今天经济繁荣、文明温馨、和谐包容的美丽景象。

2014年11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实际、向地方学习、向人民学习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主席王伟光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赴厦门调研。在这次调研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厦门市人民政府签定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2015年合作协议》，合作共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厦门工作站”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厦门基地”。中国社科院与厦门市的合作在各个层级迅速、有序和高效地开展。通过一年的通力合作，双方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报告》，以及其他渠道向中央报送了多篇对策报告，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正是2015年双方合作研究的结晶。

整套丛书由系列调研报告组成，其中：关于厦门自贸区政策研究和评估的调研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主持撰写，包括一个

总报告

关于厦门市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调研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领衔撰写。该卷着眼于我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紧扣厦门地方城市治理这一主题，在梳理“美丽厦门 共同缔造”的愿景理念、行动目标的基础上，分别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信息化治理四个维度，阐释了“厦门模式”，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厦门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许多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对于未来厦门谋划城市治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意义。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下的厦门全方位对外开放策略的调研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牵头编撰。该卷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的学者为主，他们具有较好的国际视野和学术素养。作者在对厦门市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着力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的情况进行全面调研之后，运用大量翔实数据和理论分析，以国际经验和国际合作的视角，从用开放促进产业升级和产能转移、构建智慧城市、深化对外人文交流和构建对台合作交流支点城市四个部分，详细阐述了厦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策略与途径，提出了包含“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实践路径，对厦门全方位对外开放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关于厦门市海沧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共同缔造与社会建设的调研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牵头。近年，厦门市海沧区在“美丽厦门 共同缔造”理念指导下，对一系列体制机制进行了探索与创新。课题组深入挖掘海沧区的实践案例，紧密结合海沧区的区域特色，对海沧经验进行提升和总结，并对进一步优化海沧区社会建设提出对策建议。课题组认为：海沧区推进的共同缔造，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的改变，也不仅仅是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和创新，而且是一种社会建设；也就是通过共同缔造，改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提升社会和谐，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所以，共同缔造与改革开放一样对当地的社会现代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在课题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两部调研报告，其创新之处在于采用深度田野调研方法，通过深度解剖海沧区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从社会组织、社区社会服务、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等方面去探索共同缔造的价值和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在“强政府”格局下建设社会的可能路径和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厦门市具有持续稳定的良好合作关系。1986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牵头组织编制《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就作为厦门市政府的“外脑”参与了编撰工作。这是中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建设厦门特区的战略思想，至今对厦门人民全面实施《美丽厦门战略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次双方继续深化合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挥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优势作用，为地方决策提供高质量智力服务的一个体现。通过合作，厦门市可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提供丰富的社会实践资源和科研空间，能够使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更接地气，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能为厦门市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使双方真正获得“优势互补”的双赢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实践是创新的不竭源泉，理论的生命力也正在于创新。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才能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和伟大作品。这套丛书尽管还有一些需要完善之处，但相信参与这套丛书调研与撰写的科研人员，会深刻感受到为人民做学问、依靠人民做学问的重要性，真正体验到做学问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实践，从群众实践中汲取养分的重要性。正是厦门人民在全国率先推动“多规合一”立法、在全国率先实施“一照一码”等许多创新性实践，为我们这套丛书中的理论闪光点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实践源泉。对于厦门经验，我们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远不及厦门的干部群众了解得多、掌握得准。在调研和写作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得到厦门市委、市政府、发改委、发展研究中心、自贸片区管委会、金融办、台办、政务中心管委会、社科院、海沧区政府等许多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得到许许多多厦门市专家和实际工作部门同志的指点。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真诚的敬意。

祝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厦门市在今后的合作中更加奋发有为、再创佳绩，推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16年8月23日总报告

厦门自贸区改革突破与“十三五”转型升级战略

摘要：我们考察了厦门自贸区的改革创新，按五级打分对两阶段升级战略进行了评估以了解厦门自贸区的工作进程、未来目标和存在的挑战。在此基础上，通过城市经济转型的国际经验梳理和机制演绎，探讨以自贸区创新带动厦门等城市成为国际区域枢纽节点的可行路径和普遍意义，由此得出“十三五”期间实现转型升级战略目标应重点推进的多项体制性改革建议。

1987～2007年是全球化大繁荣期，全球贸易增长是全球GDP增长的两倍，通过全球化的分工深化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大繁荣”。自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再平衡的发展阶段，自2012年开始全球贸易增长已经连续低于全球GDP增长。展望“十三五”，一般商品贸易对全球经济的带动几乎失效，全球再平衡仍在继续。全球基于商品贸易的关贸总协定（WTO）的作用下降，新的以跨国（区域）的生产要素流动和服务业开放为特征的多边谈判不断启动。2015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TPP协议签订，其区域战略直接挑战中国的现有发展格局。中国积极应对，早在2013年就与美国展开了双边投资（BIT）谈判（预期2016年完成谈判），同年启动以外高桥保税区为核心区的上海自贸园区，而后升级为多个符合功能的自贸区，同时拓展了广东、天津、福建三地的自贸区，以迎接全球新趋势的挑战。

目前国际上正紧锣密鼓推进的TPP、TTIP、TiSA、BIT等区域经济合作谈判直接指向四大方面：（1）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强调放松管制、公平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2）减少壁垒，加快合作和制度接轨，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3）全面开放，通过自然人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发展服务贸易；（4）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市场融合和规则一体化。中国的自贸区正是为应对上述挑战而开始的全新尝试。通过厦门调研我们深切感受到，厦门自贸区不到一年的率先实践，改革突破取得了显著效果，从战略层面上一步跨越了“自由贸易园区”“商品便利”等概念，着眼于跨国（区域）“要素配置枢纽节点”，战略升级到“自由贸易区”功能建设。

厦门自贸区先行先试，与战略升级相匹配进行了系统性体制改革：（1）政府治理快速转变，基于营商环境全球对标进行改革，在全国率先突破“一照一号一码”，一年间厦门营商环境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现在正通过信用主体建设，积极探索政府监管模式的转变，从事前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的主体与行为的过程监管。（2）城市管理中的“多规合一”和立法先行直接推进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政府正在突破纵向部门审批管理的“条线”分割，转向“横向”的服务平台，为经济运营管理打下坚实的运行基础。（3）通过海关“一站式”检验，强化了通关便利，提升了物流效率。（4）通过海峡两岸和国际上的自然人流动，尝试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厦门最早放开了对医疗机构服务的限制，推进国际游轮港口建设，开设台湾学校和国际学校，以及加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国际人才交流等，加快了自然人流动，促进了人力资本形成，激励了服务业的开放和发展。（5）以金融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投资便利化，通过多点金融创新活动，再配置资本要素资源。（6）政府积极推动“双创”，特别是海峡两岸的“双创”活动，并积极推进基于“互联网+”的创新活动，为厦门产业转型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厦门自贸区先行先试一年来取得了战略性的突破。“十三五”期间，厦门自贸区战略要再上一层楼，带动整个厦门经济向着跨国（区域）要素配置枢纽中心转变，向着特区、自贸区、海西试验区、“一带一路”或“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四区叠加的中心城市转型，成为中国全面开放新实践的领跑者。

一 全球再平衡下的中国自贸区战略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再平衡的发展阶段。原有以全球商品贸易为主要带动的引擎几近熄火，全球贸易增长连续多年低于全球GDP增长，预计中国“十三五”期间，全球再平衡依然会继续，全球化方向会从全球商品贸易体系转变为区域深度一体化，包括贸易、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以及公平竞争规则、跨国公共治理等全方位的一体化，以强化要素最优配置，提升市场深度和广度，推动创新和服务规模化发展。中国自贸区不断升级的战略路径正是针对这种区域经济深度一体化的积极举措。

2015年TPP完成签约，代表着跨太平洋区域深度一体化的开始。同时人民币已被IMF批准加入SDR篮子，中美BIT谈判预计2016年完成。国际上欧美的TTIP步伐加快，全球服务贸易谈判全都指向全球和区域深度一体化。当前跨国（区域）一体化协议挑战着国内传统体制的弊端，如政府的歧视性政策、管制、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效率、服务业竞争力弱、汇率管制和金融管理能力差等诸多问题，改革再次被开放的步伐倒逼，因此，不难理解，自贸区的升级战略就是要通过全面开放来倒逼整个体制的改革，在跨国（区域）深度一体化过程中重塑经济形态，厦门自贸区的发展必然在“十三五”期间带动整个厦门经济体，进而承担起跨国（区域）深度一体化后的枢纽城市节点的功能。

（一）全球再平衡下的新贸易投资规则

1.TPP开启跨区域深度一体化

2015年10月参与国部长会议就《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达成基本协议。现有TPP包含了12个国家，占全球经济的40%，其目的是形成所谓的高水平区域合作，有人称其为“经济北约”。协议共包括三十章条款，涵盖领域为：（1）货物贸易，TPP缔约方同意削减或取消工业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农产品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政策。TPP提供的优惠市场准入，将在拥有8亿人口的市场中促进缔约方之间的贸易增长，并为12个缔约方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在此基础上，对纺织和服装等做了更细致的讨论。（2）海关管理与贸易便利化，把海关、卫生、技术壁垒、贸易救济等纳入便利化体系。（3）投资和金融条款，资本要素更自由的流动，提出TPP各方采用“负面清单”，意味着除法律禁止的领域外，市场将对外资全面开放。不符措施包括两个附件：一是确保现有措施不再加严，且未来自由化措施应具有约束力；二是保留在未来完全自由裁量权的政策措施。（4）跨境服务贸易条款，指出“考虑TPP缔约方间服务贸易日益重要，十二国对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有共同利益”，并细致地将商务人员临时流动、电信、电子商务分列在条款中。（5）公平原则，提出了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环境保护、劳工政策等具有公平竞争性的条款。（6）知识产权与原产地保护。（7）监管一致化、透明和反腐，提出争端机制处理条款。（8）合作发展机制，讨论了中小企业发展、相互合作发展等机制条款。当然这些条款背后是以多国谈判“负面清单”达成协议为基础的。（9）投资者保护，TPP将通常只在双边条款中的ISDS（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机制）纳入多边协议。这是TPP的最大突破之一，而这一突破的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最多的美国。

从TPP文本可以看出，全面开放和深度合作是十二国协议的根本，已经超越了传统贸易关税等协议。TPP不同于WTO之处是，它不仅是一个互免关税协议，而且包括了市场完全对等开放，以及人权、知识产权保护和劳工权利等内容。在WTO框架下，成员违反游戏规则只能不痛不痒地申诉，而TPP的会员国如果有违背协议内容的行为出现，其会员资格将自动失效。由于当前中国根本不可能满足TPP准入条件，所以称TPP为量身定做的、目的是将中国排斥在外的经济合作组织也不为过。

中国应对TPP是采用双边谈判模式，如中韩、中澳双边自贸谈判等，最重要的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预计2016年完成。

2.TiSA开启服务贸易主导时代

进入21世纪，全球服务贸易不断发展，《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作为基础性协议规则在促进市场开放、推动贸易发展方面功不可没。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成员在WTO平台上推动服务贸易继续开放难度不断加大。为了促进服务业市场进一步开放，欧美等主要成员开始推动出台新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2013年3月启动的首轮“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TiSA）”谈判，是新一轮高端自由贸易谈判，在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参与方的“服务业挚友”（Really Good Friends of Services）之间展开。目前TiSA拥有近50个成员，既有美国、日本、欧盟成员国等发达国家，也有智利、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该协定覆盖了全球75%的服务贸易，年贸易规模可达4万亿美元。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被排除在外。2013年9月30日，中国正式宣布加入TiSA谈判，目前还未被正式接纳。

TiSA的三个特征超越了现有的GATS：首先，对政府权力的实质性新限制被写入核心规则。其次，全面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即除各国明确保留的例外措施以外，所有服务部门均需对外资一视同仁。原则上取消必须设立合资企业的各种要求，不得限止外资控股比例和经营范围。参与TiSA谈判的基本条件方面，在金融、证券、法律服务等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最后，在非歧视性原则下，承诺表的改变带来了更多服务业的开放。与多边贸易体系GATS相比，TiSA的确在保证高水平的具体承诺上有着重要的机制创新：（1）减让表采用混合清单。对市场准入采用正面清单，而对国民待遇采用负面清单。（2）覆盖广泛的服务部门。（3）引入禁逆转机制（冻结条款[2][3]和棘轮条款）。（4）贯彻最优PTA实践。[4]

当前TiSA谈判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1）模式四下的自然人移动，尤其增强商务访客、专家和技术人员准入的便利性，包括对开拓市场意义重大的内部人员调动（ICT）。（2）实现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取消数据必须预先存储于使用国境内服务器的要求。（3）对其他国家的服务供应商提供承诺的国民待遇，采取有限限制（即反向清单）。（4）限制提供的跨境服务，包括许可、居住要求等，对通过投资提供服务的机构设立、参与合资企业或经济需求测试等的要求。（5）国有企业和政府采购领域。

中国服务业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存在部门行业管理职责不清晰、功能重叠、中央与地方权责利不明确等诸多问题。现阶段，中国服务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如果中国加入TiSA，当然希望能够给本国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通过协议使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得以提升。但是如果与其他国家竞争者相比不具优势，则即便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也难以获益，反而会因对等开放而给国际竞争者更多成长的机会、更大的利润空间。

当然，TiSA也会为中国服务企业创造一定的发展机遇。首先，市场开放为服务贸易发展创造空间。市场开放创造的空间不仅限于原有市场部门的更大准入，而且可能因基础服务领域的开拓而提供更多服务的可能。本国市场为外来竞争者提供更多机会，而这些竞争者往往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其相对较高的技术和创新的服务会对国内消费市场的培育提供动力，反过来也会促进服务贸易的升级与发展。其次，技术进步有利于服务贸易企业做大做强。TiSA会给中国服务业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提供服务的情况可能会更为频繁。企业境内外机构间的关联日趋紧密，而“走出去”战略并非单纯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其主要目的还是要增强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3.BIT修订版的新理念和新挑战

2012年4月，美国“2012版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美国与××国家鼓励与相互保护投资条约（2012）］由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处办公室正式发布，从而取代了2004版美国双边投资协议范本。2012版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不是一个全新文本，而是在2004版的基础上对部分内容和注释进行修订而成。目前，美国已经与50余个国家签订BIT，而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的修订与新兴经济体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有着必然的联系，以适应将来与不断发展的新兴经济体进行双边、区域的贸易投资谈判做好准备。2012版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在业绩要求、透明度、投资与环境、金融服务、仲裁管理、国有企业等方面都进行了修订，其谈判内容已经非常接近于TPP协议了。

通过分析对比美国BIT的修订过程，我们发现范本的修订不仅反映了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经验总结，而且深层次地体现出美国一贯坚持的投资自由化理念，以及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秩序法治化的背景下美国在国际投资领域的新关切和新理念。其根本目的是着眼于如何更好地适应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并为将来与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双边、区域投资谈判做好相应准备。表1 美国BIT2012版范本修订情况续表续表

（二）中国以全面开放战略应对挑战

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个新体制主要包括：第一，建立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的新体制机制，主要体现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上。第二，逐步建立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相接近、相适应的新体制机制，以应对当前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中正在酝酿的国际新规则。第三，建立具有支撑新体制的战略纵深和更优化的空间布局，使新体制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与更大的国际经济合作空间。第四，逐步培育具有与海洋战略意义相适应的新体制机制，促进我国海洋经济建设，向海洋强国迈进。

与之相对应的，即“走出去”战略、自贸区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优势，包括：第一，市场优势，包括竞争优势、资源再配置的输入和再输出优势，“走出去”战略就是要加强全球配置资源，实现共享共赢和多元平衡的新国际战略。第二，体制优势，即以开放促改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优势因素，实施自贸区战略就是一个重要的举措。第三，参与决策优势。作为大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起新倡议、新议题和新行动，更有能力提供全球公共品，履行大国责任，这充分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一带一路”建设引领自由贸易区战略不断上新台阶。“一带一路”建设依赖于自贸区跨区域的深度一体化发展。“十三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任务大体可以归纳为三大任务16项目标。

第一大任务：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①推进货物出口贸易转型升级；②扩大货物进口贸易规模，优化结构，改善国内经济供给面；③根据新阶段要求，提高利用外资水平；④继续扩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改善投资结构和方式，构建自主跨国生产经营网络；⑤重视并继续发展服务贸易；⑥优化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

第二大任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①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②建立以企业和个人为主体的“走出去”战略新体制；③构建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为核心的外贸发展新体制；④构建开放安全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体制；⑤健全法治化、国际化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⑥支持全方位开放的保障机制建设。

第三大任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①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②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并使之投入运营和发挥作用。③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建立中国—东盟升级版、推进中国—海合会、中日韩、RCEP、中国—斯里兰卡、中国—巴基斯坦第二阶段降低税收等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推进中欧自由贸易区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研究和谈判，在联合国和20国集团等主要平台之外，积极参加金砖合作、气候谈判、电子商务、能源安全、粮食和食品安全及贸易金融等全球性协议谈判，提出新主张、新倡议；④创立中欧、亚太自由贸易区战略研究的国际合作机制。

为应对国际环境新变化带来的挑战，现阶段中国首先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十三五”开启之年，预期人民币国际化和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完成，当务之急是中方根据开放路线和确定的中美谈判文本，逐步制定其制度改革调整的路径。毋庸讳言，中美双边投资条约BIT的历次谈判，一直存在以下分歧，但最终完成会按现有基本条款执行。（1）投资准入。准入前国民待遇。美国在BIT范本中一直坚持要求国民待遇必须适用于投资准入前，也就是说，在缔约国投资设立前和设立时就应当给予其投资或投资者国民待遇。实际上，世界上多数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所包含的国民待遇条款都只是适用于“营运阶段”。中美在上述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展开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2）透明度。2012版美国BIT范本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更加尊重投资者参与立法的权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对对外投资的透明度作出指导性意见，要求“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但是从上海自贸区2013年、2014年负面清单关于透明度的表述来看，显然其透明度还有待加强。中国对于美国2012版BIT范本中相关信息的公开程序、公开方式和针对公开信息的反馈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采纳，但对如允许另一方投资者参与技术法规与标准制定的规定等则采取保留态度。（3）国有企业。中美BIT谈判倡导竞争中立原则，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条款，限制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加强政府对国有企业支持和补贴的监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为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在减少政府对各类资源直接配置的基础上，明确国有企业的职能定位，完善市场定价机制，并明确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现TPP条款都包含了“竞争中立原则”，这对国有企业未来运营是一个不小的挑战。（4）国家安全。其实质仍然是一个国家关于外国投资准入的审查问题。美方明确指出，与中国签订的任何投资协定都必然包含允许政府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外资准入进行审查的规定。（5）劳工和环境。最终范本虽仍然规定有关环境和劳工争端不适用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解决程序，但鉴于美国国内环境和劳工团体强大的游说能力，不排除在中美谈判过程中会涉及争端解决问题。

中美双边谈判已经进入交换负面清单的最后谈判过程。这一谈判完成，中国也基本跨上了TPP的准入门槛。中国在中美谈判的同时又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海自贸区在推出自贸区账号后，开启了沪港通，2016年适时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QDII2）试点，资本项下开放实验宣告完成。2015年11月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加入SDR，预计2016年完成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人民币国际化实现重大突破。表2 中美BIT谈判核心议题分析续表

中国在与其他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方面也取得了突出进展。截至2015年12月，我国已签署14个自贸协定，其中已实施12个自贸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这些自贸协定分别是我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的CEPA“服务贸易协议”，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此外，我国正在推进多个自贸区谈判，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区、中国—挪威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和中国—马尔代夫自贸区等；还在推进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升级谈判、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第二阶段谈判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谈判。“十三五”期间，随着中国全面开放进程加速，预期贸易、投资都会更为自由，以规则融合为核心的跨国（区域）深度一体化，给中国带来的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三）自贸区应随全面开放升级

中国自贸区的建设与中美BIT谈判进程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关系。首先，从中美BIT谈判角度看，结束文本谈判后，各方将进入要价阶段。而其核心将是外资市场准入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其次，从美国在多边回合谈判以及区域/双边谈判要价看，其对服务业开放非常重视。这对中国服务业开放将产生外部压力。

对于自贸区的服务业开放，目前各区都不具备自主开放的空间，须与中央服务相关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而中美BIT谈判对中央政府层面形成的外部推动力将有利于增加自贸区在服务部门先行先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而加快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进程。自贸区在先行先试过程中形成的新投资管理体系和服务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一旦可复制、可推广，势必形成中方在中美BIT谈判中的出价，进而推动中美BIT谈判的有序进行。

从领先的上海自贸区来看，起步于外高桥保税区的自贸园区，扩区张江、金桥、陆家嘴，辐射浦东，成为具有城市复合功能的自贸区，并在港口经济、商业贸易、投资、金融、服务、技术创新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其特色在于金融改革，是汇率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试验区。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视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开放的核心战略，在上海开启了“自贸区账号”“沪港通”，一旦QDII2即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试点启动，可视为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模式基本完成。因此上海自贸区有着最为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金融开放实验区。

在全国，上海自贸区扩区到天津、广东和福建三个自贸区。从这些自贸区的扩张来看，都起步于自贸园区，即所谓较为单一功能，均要向自贸区复合功能升级，而且每一个升级战略路径完全不同，但都随着中国的开放步伐不断升级。上海正在为发展为世界枢纽节点城市打基础，突出金融、创意、创新和服务等功能。而福建片区正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核心起步区，向跨区域深度一体化的方向升级，在这方面其应多参考TPP的方向。有一点是清晰的，即在自贸区升级战略过程中，越来越着眼于引领城市发展的复合叠加战略，着眼于制度创新层面的改革战略和政府职能转变战略，并将这些战略实施落到具体的“先行先试”实践中，自我推动自贸区升级战略。厦门自贸区的升级战略，应更明确表现为跨区域深度一体化的枢纽资源再配置战略，并带动厦门经济转型升级为跨国（区域）枢纽节点城市。

二 自贸区升级战略目标与厦门自贸区评估

本文从自贸区升级战略角度，评估厦门自贸区在取得改革突破后，如何在“十三五”期间进行新的战略升级，推动跨区域深度一体化发展，带动厦门成为跨区域枢纽节点城市。

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并表示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这是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中国希望通过自贸区升级构建区域合作的一个新标志。结合“十三五”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目标，以及进入“十三五”后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与中美BIT谈判基本完成，预示了新一轮开放促改革的局面启程，自贸区升级战略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最重要的战略。

从全国自贸区定位到福建厦门自贸区来看，应具有双重战略定位与六个体系建设：战略Ⅰ，从自贸园区升级到自贸区；战略Ⅱ，自贸区带动城市转型为跨国及地区的资源再配置枢纽节点，作为四区叠加的厦门市（特区、自贸区、海西区和海丝区）转变为跨国（区域）的资源交换与再配置枢纽节点城市，必须具备国际节点城市的特征。

（一）升级战略 Ⅰ：从自贸园区（FTZ）升级到自贸区（FTA）

自由贸易区在中国是一个统称，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自贸区：一是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FTZ），指一国或地区在指定的区域设立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的特定区域，其定义为海关理事会于1973年签署的《京都公约》（全称是《关于简化和协调的海关制度公约》），约定了“自由区（Free Zone）系指缔约方境内的一部分，进入这一部分的任何货物，就进口税费而言，通常认定为关境之外，并免于事实通常的海关监管措施”，很多国家设立了自由港。《京都公约》进一步规定了“自由贸易园区”，核心是扩大了对进区（进口和国内）物品的加工操作权和海关监管程序使用，并提出了国家立法规定税率、货物量等，扩大了自由区的加工、消费和贸易交往，很多城市形成了自由港和自贸区。图1 从贸易角度定义的自贸园区

依据国际的定义，当前厦门自贸区海沧、象屿两个港口区，主要是基于港口进行发展的“自贸园区”概念。与上海第一期外高桥作为自贸区试点的特征相当，上海朝着自贸区方向在逐步升级，将单一关税的自由区转向“港口、创新、制造与金融服务”的复合区域，上海的升级方向是现有自贸区升级的必然。厦门实施一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其特征就是直接带动整个厦门经济特区的体制改革与转型，自由贸易园区已向自贸区升级。

自由贸易区（FTA）依据世贸组织的定义为，两个以上国家（地区）签署协定在最优惠国待遇的基础上进一步相互开放市场，改善服务与投资的相互准入条件，从而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特定区域。依据这一定义，比较成熟的自贸区构架是北美自贸区、东亚自贸区。而内地、香港和澳门签署的《关于建立更密切经贸关系安排》（简称CEPA）是一份标准的自贸区协定。

当前中美BIT谈判以及刚刚通过的TPP谈判都属于自贸区谈判内容。《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也是一类自贸区谈判。自贸区谈判已经从一般的关税谈判升级为要素全面流动的新谈判框架，包括贸易、服务和投资，特别是服务业准入协议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自然人的准入，都是要素流动的新表现。

总之，自贸区（FTA）的建立不再为关税和一般贸易，而是一个跨区域深度一体化发展。自贸区关键是推动跨国（区域）深度一体化，其功能为经济资源与要素配置中心而设立，因此它的功能不是单一的，具有配置要素和服务经济升级发展的总体功能特征，它与所在城市或地区经济更是密不可分。

厦门自贸区的起步基于自贸园区，但其发展目标是按自贸区的功能来进行布局实施的。自贸区设立伊始，厦门市政府就心存高远，首先推动了营商环境的改革、自贸区贸易便利化设计、海峡两岸贸易，同时积极推动立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并取得了长足进展，基本上完成了升级战略Ⅰ的目标。

（二）升级战略Ⅱ：作为跨国（区域）生产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的枢纽节点城市

厦门自贸区通过一年的实践启动了升级战略Ⅰ的关键步骤，“十三五”期间，厦门自贸区必然要实施升级战略Ⅱ，即加快开放与改革的步伐，推动跨国（区域）深度一体化发展，以自贸区为龙头将厦门市打造成跨国（区域）生产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的枢纽节点城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多边贸易的谈判，跨国物流、生产要素流动的规模空前扩大，自贸区应该不断升级为全球要素流网络中的枢纽节点，发挥配置与服务功能，其枢纽作用正逐步凸显，体现为：全球（跨区域）服务化、要素流与物流自由流动、生产创新与全球同步特征，并借助自贸区重新构造了城市的配置功能，形成了要素再配置中心。

战略Ⅱ下的自贸区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服务贸易日趋成为主导性产业，原有自贸区多以加工区为主导，核心是商品贸易和出口加工聚集，而当今自贸区更集中表现为以高人力资本聚集形成的新兴服务体系，以服务贸易和专业服务与创新活动为主导。

第二，自贸区与所在城市耦合形成复合功能，原有自贸区比较注重单一功能，如自由港区、出口加工区等，多属于比较单一的经济功能，而随着全球要素流动，特别是由高人力资本流动带动的服务贸易和专业服务，必然推动自贸区和所在城市耦合出城市复合功能。大量的人才因城市才能留住，专业服务、创新、创意活动才能开展，而且要通过地方区域市场才能获得规模收益。未来才能拓展至更大的跨区域深度一体化市场中，因此自贸区的综合性功能，基本以城市功能为依托，而不再孤立于城市经济之外。

第三，城市提高能级，强化跨国（区域）节点城市功能。自贸区是应区域深度一体化趋势而生的，其必然要推动所在城市的能级提高，强化其节点城市作为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中心的功能。作为全球商品、资金、人力等流动网络载体的城市构造出不同能量等级的节点型城市，有全球主控型节点城市，如纽约、伦敦等，有区域副主控型节点城市，如上海、香港，根据其物流和要素流的吞吐和配置能力不断下分节点城市。

这些能力指标测度比较简单，国际商品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自然人流动、人口与消费聚集、主导产业、就业收入与空间等物质条件、文化多元性等构成了一个节点城市的能级评价，描述了一个城市作为世界网络节点的定位。“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开放就是要不断地让自贸区节点所在城市能级提升，并成为主导区域资源配置与要素流动的节点型城市，进而推动主导区域深度一体化进程。

世界节点城市不仅需要满足经济性功能，更应具有城市消费性规模、法制健全、文化多元性等特征，这样才能具有竞争力，承担其相应的功能。厦门作为海西和海丝核心城市，配合自贸区建设，“十三五”期间必须通过自贸区升级战略发展为跨国（区域）的枢纽性节点城市，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与东南亚深度一体化做出贡献。

（三）支持升级战略的五大支柱体系建设

五大支柱：政府良治或善政；自然人流动；投资便利化；物流便利化；消费与产业互动和效率提升，引领服务贸易发展，构建新型的厦门城市新经济体系。（1）政府“良治”或“善政”，包括：政府效率，主要是商事制度和便利化制度改革；政府权力，透明规划与立法、独立融资与适度税收权力等；监管一致化，基于信用主体与行为过程的监管一致化体制，强调监管的过程管理；公平竞争机制，参照TPP、BIT等区域协议中的公平、负面清单建立；社会参与，通过完成自贸区管理转型，从而带动整个城市管理转型。（2）贸易便利（商品）。构造物流便利化体系，以两岸物流贸易便利化作为实验田推动贸易便利化，并拓展至东盟地区。（3）金融体制改革和投资便利化（资本要素）。随着全国金融的开放，2016年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资本要素流动加速，特别是海峡两岸以及向南扩展的资本往来障碍消除，极大地促进了区域金融中心的构造，也为投资便利化打下了基础，优化了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资本要素流动）。投资便利化的核心是推出服务业负面清单，让国际投资能够在更大范围进入现代服务领域，包括现在仍处于大多事业单位管制的“科教文卫体”，城市基础设施（排污、供水、供电、供气、停车场等）建设，以及金融、电信服务等领域，这些领域为现代服务业最为需求和最有效率的行业。（4）自然人流动（人的要素）。通过专业自然人的流动，以及人力开发推动服务贸易规模扩大。按全球贸易协定谈判，基于自然人流动的服务贸易形态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形态。厦门自贸区和特区已经基于大量台湾专业人员以及全球高端人才流动做了很多的工作，雇用非本籍专业人员方面在全国也是突出的。但随着进一步的开放，实现基于自然人流动的服务贸易需要更为广泛的基于大量专业人员的流动与雇佣，厦门作为海西枢纽城市，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现对台自然人流动的全部放开已取得了先行特色，因此厦门基于自然人流动，吸引大量人才，发展服务贸易是自贸区最有突破意义的任务。（5）消费聚集和服务业发展构造新的主导产业，提升服务贸易。2015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高达51%，但服务业的效率提升速度慢，究其原因是中国的服务业体制需要改革，收入需求弹性高的“科教文卫体”现代服务业多为事业单位，基本不对市场做出反应，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提升现代服务业效率。厦门作为城市聚集，人口和消费规模是推动其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引擎，其主导产业也必然转型为服务业，因此应通过先行先试模式推动现代服务业体制改革，促进消费与生产结构升级，构造一个新型城市经济体系。

（四）厦门自贸区改革突破与战略性评价

自2015年4月挂牌以来厦门自贸区取得了一系列改革突破，并且自贸区和特区政策有机结合，形成了自贸园区直接迈向自贸区的策略，将特区和自贸区向着融合方向拓展。上海经过多年的实践才实现了自贸园区迈向自贸区、与浦东新区融合的战略。从战略Ⅰ阶段的角度看，厦门基本完成。按中央和省设定的目标看，有了大量的创新突破，特别是在商事制度改革、城市治理的多规合一、海关和国检一站式查验平台、海峡两岸更为简洁的通关便利等方面实现了全国性突破试验，完成了所有自贸区战略Ⅰ的既定目标。

我们依据对自贸区的战略思想和自贸区现有的工作，按五级打分（一级一个“*”），得分越高就越接近于完成，以此设立一个升级战略的评估表，了解厦门自贸区的工作进程以及“十三五”期间厦门自贸区的发展任务。升级战略Ⅰ代表了厦门从自贸园区升级为自贸区，即将自贸区建设与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联动，评估结果是基本完成，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带动了整个厦门特区再次改革的启程。但囿于国家政策，有一些还不能完全取得突破，如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自贸区的适度独立融资和税收权等。表3 厦门自贸区升级战略与评估续表

通过调研我们已深切感受到，厦门自贸区起步于自贸园区，引领了厦门市改革，推动厦门政府自身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由海沧、象屿等保税区构成的自贸园区在一年内升级为自贸区，透过自贸区的先行先试带动了厦门行政区域内以开放促改革的体制机制形成，推动了厦门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评估结果中也可以看到面对“十三五”的升级任务，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这里只涉及范围和更多的体制改革内容，没有细致探讨转型升级的经济学标志，从2015年厦门经济运行情况看，其与国内减速特征是相伴而行的，增长基本靠投资，产业靠工业，财政靠土地。“十三五”的升级战略Ⅱ，需要以知识生产的高端服务供给为导向，以消费聚集为带动，形成国际化、多元化、创新型的开放和包容的社会架构，将厦门打造成创新高地，从而成为有利于要素流动与配置的枢纽城市。

三 以自贸区创新带动“十三五”城市经济转型升级

厦门自贸区升级战略目标就是通过自贸区带动厦门特区经济转型升级，使厦门成为跨国（区域）的枢纽节点城市。展望“十三五”，厦门自贸区升级与特区经济全面转型成为一个战略性“时间窗口”，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是明显的，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是全球经济低迷，中国经济随之进入减速调整期，但与此同时，又面临提高质量阶段的硬约束，结构调整是最大的挑战；二是中国经济从大规模供给的工业化阶段，转向以城市经济为主体的“消费导向”和创新推动发展的新阶段，生产方式、管理模式、消费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转变；三是配置与分配资源的体制要深化改革，同时加快全面开放，这对原有利益格局、政府宏微观治理都会造成较大的冲击，但在开放和区域条款的压力下成为必须为之的改革。机遇也是明确的，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比拼的是成功战胜挑战的能力，谁率先形成新的能力，完成战略升级，谁就会赢得跨国（区域）的竞争优势，成为世界经济网络中具有配置要素能力的“枢纽节点”城市。

（一）全球再平衡下经济调整的国际经验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贸易总量增长2015年仅有1.7%，再次低于全球GDP增长水平，预计“十三五”期间，全球贸易仍低于经济增长水平，全球经济再调整将会持续。全球经济再调整决定了各国经济的转型特性，作为开放前沿的厦门自贸区与厦门特区面临着全球经济再调整和国内经济“新常态”下的双重调整。[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分析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过去50年中的28次顺差逆转的经历。通过大量的国家和地区经验分析与案例研究发现（见表4）：（1）经济增长会因再平衡而降低0.3%～1.2%；（2）结构调整加快，结构调整中最为积极的贡献者为投资，投资增长较多，平均达3.3个百分点，私人消费增长0.8个百分点，贸易盈余带动明显下降；（3）就业结构调整，就业总体规模略有下降，贸易部门下降导致原有就业结构调整，但整体就业压力不会因再平衡而下降过多，因为贸易部门就业下降的速度慢于非贸易部门就业增长的速度；（4）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加快，非贸易部门的份额明显提高，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就业重新配置，而中高技术份额显著提高，体现一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再平衡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表4 经常账户反转后的主要指标

通过上述国际经验分析，全球再平衡会对厦门这样的开放前沿城市产生更大的经济冲击，外需萎缩直接降低厦门经济增长速度。2015年厦门经济增速7.2%略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再平衡直接要求厦门经济全面转型，即提升高科技技术份额和发展服务业（非贸易部门），同时再平衡也迫切要求增强内需。

（二）中国城市经济体系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

在全球经济大调整过程中，中国2015年城市化率超过55%，服务业超过50%，进入“十三五”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经济主体是城市。中国的城市经济体系大多依托于增长极（即靠大量工业聚集而成），然而城市化规律告诉我们，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消费率不断提升，投资率不断下降；工业比重不断下降，而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中国城市化过程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厦门等城市也将从以工业化和投资为增长主导的发展方式向新的方式转变，即以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以技术创新和知识生产的大量新兴产业群为依托，强化城市作为配置资源的枢纽节点的功能。

从追赶经济的成功经验来看，增长阶段呈现两个并行的路径，即生产模式的两步跨越和消费模式的两步跨越，每一步跨越都是模式特征的重新塑造和效率增进方式的再调整。①生产模式的两步跨越。正如前述，以通用技术为核心的“规模化供给”模式，目的是实现规模效率、摆脱贫困陷阱，这是第一步的生产跨越；第二步跨越是为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达成“知识—技术创造型”的效率模式。②消费模式的两步跨越。第一步跨越是在消费从属于通用技术生产模式的情况下，通过生产扩张满足基本物质和服务需求；第二步跨越是通过广义的人力资本积累，带动消费主导增长路径的生成，满足高质量物[6]质和高层次服务需求。

在实现第二步跨越时，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因为都强调知识过程的重要性，两者一体化趋势日渐明朗。新部门的产生直接来自消费结构中高端项目活力的激发，反映在广义的人力资本中的消费项目，对价值创造直接发生作用并促进独立的知识部门形成。独立的知识部门以其外溢性，提升通用技术水平、过滤掉低层次产业结构，生产上移到国际产业链的中间环节，从而获得生产的网络化和默认知识带来的[7]外溢效应，促进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内生过程由此建立。将这一增长阶段概括为这种知识过程，直接与“新卡尔多事实”相对应，包括知识、教育、信息、创意、制度、贸易、市场范围等都作为“新要素”，成为报酬递增的有力支撑。

更为直接的讨论就是城市经济中需要靠知识生产部门来提供新的供给，而知识生产部门不依赖于制造业的创新活动，而是直接服务于消费者，并提升消费者素质，如现有的科教文卫体、休闲、旅游、养老、社会分享、信息消费等都是知识从属生产部门。知识生产不仅有消费功能，也有配置服务功能，如金融功能，更有提高制造业创新的功能，通过知识生产实现城市的创意和制成品的创新。2008年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SNA）体系将音乐版权研发、勘探、员工期权等纳入GDP核算。中国2016年将知识产权、研发等知识生产部门纳入统计体系中。中国城市经济必将从大规模工业制造聚集的时代，进入消费与知识生产部门互相推动的创意、创新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路径上。

在服务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由知识生产部门主导，而不是过去高增长时期由物质部门主导。知识生产部门与传统物质生产部门和传统服务部门并列存在，前者自身创造价值并以其外部性促进传统部门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从此一分为二：一部分消费倾向于物质和传统服务业，目的是实现劳动力（L）再生产，典型如衣食住行等；一部分是直接参与知识过程形成并创造价值，典型如科教文卫等，这部分构成了与广义的人力资本相关的消费［C（H）］，它构成了未来经济创意创新和创造的主体能力。图2 定义在结构上的生产函数

注：消费的国际分类：1.食品饮料；2.酒精、烟草、麻醉品；3.服装、鞋类；4.住房、水电、燃料；5.家具及住房维护；6.健康；7.交通；8.通信；9.文化娱乐；10.教育；11.餐饮住宿；12.杂项。分类来源于UNDATA。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15年第11期。

基于上述部门关系及因素的动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必须有新的知识要素供给和市场制度激励，才能突破传统生产过程的结构性减速，条件是新的知识创新部门自身具有规模收益递增，并通过横向联系和纵向促进通用技术部门的技术进步；（2）要满足新的消费需求，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一体化，消费中广义的人力资本是消除消费投资障碍的核心；（3）长期增长过程中存在生产模式升级与消费模式升级的协同性。

（三）未来路径：人口消费与服务聚集，具有创新和效率为基准的节点城市

从全球再平衡对各国经济调整的要求、国内“十三五”规划的创新思想，以及自贸区升级战略和节点城市的要求来看，未来厦门经济将通过改革探索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生产模式优化，包括：首要的是与高级的消费结构相匹配的知识部门的存在，其自身具有价值创造的生产特征，因此，它的出现是打破传统资本驱动的生产方式的重要表征；其次，消费结构升级对物质产品质量的升级也提出了要求，要求生产模式升级。直观来看，在理想的演替条件下，消费模式存在“劳动密集产品消费—耐用消费品消费—知识技术产品消费”的升级过程，生产模式应当与这种要求相一致。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对称性，可由图3中的产品组合点（a，b，c）来直观表示。图3 消费与生产结构升级的演进特征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15年第11期。

在上述国际再平衡的事实与国内城市经济未来增长的逻辑分析后，基本的路径描述为人口消费与服务聚集的、以创新和配置效率为基准的节点城市。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以效率为准则，即提升消费对人力资本的贡献率，现代服务业比重和效率提高；创新部门比重与生产效率提高、基于开放条件下的要素流动与配置的服务效率提高，政府管理效率提高，实现政府良治或善政，从而推动经济逐步走上消费与知识生产双驱动的发展路径。

（四）厦门经济转型升级的制约

2015年设立自贸区以来，厦门特区相应的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经济转型奠定了基础。从现状来看仍然存在困难，下面通过分析厦门的现状来探讨其未来的转型路径。

一是，近年厦门经济与国内经济的减速特征是相伴而行的，增长基本靠投资，产业靠工业，财政靠土地，全要素贡献拖累于外资部门、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尚未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全面转换。受到近年经济低迷的拖累，厦门市只能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进行对冲，2014年全年投资24.1%，超过了全省，但经济增长速度未超过9%，2015年较2014年减速明显，GDP增长6.9%。从增长结构看，厦门第二产业增长贡献明显高于第三产业。进入“十三五”，厦门人均GDP突破16000美元，已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型城市经济体，全面开放和改革创新推动增长动力与结构转型，成为未来扭转经济减速局面的关键。

从厦门的经济增长核算看，厦门统计局的研究表明，2009～2013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滑，增长模式依然是要素积累。发达国家的全要素贡献经验值一般要稳定在40%以上的水平，才能在要素累积稳定后保持增长。表5 厦门市的经济增长分解

厦门课题组（2015）分析了全要素贡献的分解，主要认为：①工业化带动结构配置效率提高的贡献最大；②外贸和外资的上升和下降分别导致了技术进步贡献的上升和下降；③全要素贡献的持续来源是国企改革等制度因素；④人力资本的增加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展望“十三五”全要素贡献，第一应该是制度改革和开放带来的效率提升，第二是人力资本，第三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技术进步。表6 2014～2019年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年均复合增长）

从消费需求角度看，依据全国2014～2019年人口增长最快的10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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