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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立志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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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益阳试读：

序言

益阳地处湘中偏北，东临长沙，西连武陵，吞资江水，拥洞庭波，靠雪峰山，境内山水相依，物产丰饶，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远古蛮荒岁月，她是宜于渔猎的百濮杂居之地；荆楚时代，她是楚人开拓和经营的广袤荆州之域。她最早见诸史册的辉煌历史，当属秦代首批置县。其后自汉至唐千余年的历史风云中，她雄踞于武陵蛮北部，征战、对峙、渗透和反叛在境内交替出现，直至宋代熙宁年梅山蛮被降纳，疆域分置新化、安化两县，益阳才正式步入长治久安的历史阶段。宋元时期，洞庭湖湿地被围垦，承载生齿的广袤良田托起了明清两代益阳跨越式发展的鼎盛和传奇。而作为一座县邑，益阳城最早史载于三国时期用夯土修筑的鲁肃堤，史称鲁肃古城。明代，益阳的城墙及堞楼才用青砖建成并设东、南、西、北四门，始见古城雏形。清代至民国初年，益阳城不断加修完善城池，建成十五里麻石街并孕育了繁荣的商业文化，益阳因此被冠以“银益阳”之称，与“金湘潭”齐名，饮誉湖湘大地。追溯历史，检视文明，一种探寻厚重人文的自觉和对地域文化的自信，让新时代有担当的益阳文化人担负起了耕耘益阳历史文化的使命。《史说益阳》用鲜活的故事和丰富的史料勾描出一幅益阳历史文化地图，正是这种耕耘结出的可喜成果。《史说益阳》是第一部尝试系统阐释和全面介绍益阳古城历史变迁与人文风采的作品。书中资料来源甚广，含考古发掘、史志、方志、地方文史资料、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每篇的综述不吝援用各种版本的志书概说；书中还采写和改编了一些故事传说，以事叙史，以史记人。丰富的史料、开阔的视野、翔实的表述以及精当的评点，构成了本书的特色。

当前，益阳正进行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目的是繁荣文化，推动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对本土历史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应该是加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多出快出精品的题中之义。益阳拥有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可待挖掘的广度和深度不可限量，只有一批批体现历史文化特点的文化创造和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具有益阳特色的文化才能真正繁荣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说益阳》的问世生逢其时，具有很强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是为序。黄东红二○一一年秋于益阳（作者为益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荆楚岁时篇

益阳在秦以前的历史，先秦史籍缺乏明确记载。

远古天下分九州时，荆州在南方。从《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的描述推知，地处洞庭之野的益阳隶辖于荆州。

相传上古部落时期，北方以黄帝和炎帝为首领的部落组成部落联盟，与中原东部的九黎部落首领蚩尤大战于涿鹿，蚩尤战败后溃逃大江之南，在洞庭湖平原及江南丘陵一带，发展并形成三苗、百濮和扬粤等诸民族。著名学者刘范弟认为，蚩尤、善卷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位领袖人物。目前考古支持商周时期益阳族属分布大致是：东北部为土著古越人，西北部为零星侵入的巴人，西南部为濮人。

益阳在西周晚期乃至战国早期以前，越人一直是这里的土著居民。文献和考古证实，越人断发文身、袒乳短裙。他们习于舟楫，特别擅长制作独木舟，捕鱼摸虾，过着最简单的原始渔耕生活。1996年，在资阳区李昌港乡麻绒塘大溪遗址，出土了一种高圈足盘，其上刻画有成捆的稻草、饱满的谷穗、成行的大雁以及形似渔网的网格和扣链图案。这是6000多年前的器物，早期先民渔猎耕作生活以艺术与美的形式悄然呈现，不禁让人茅塞顿开。此外，在洞庭湖湿地的浅水湖湾，有着大片的莲藕生长，摘莲子、挖莲藕也是越人生活的一部分。1989年，考古人员在赫山区泞湖裴家山遗址一处小灰坑中，无意中清理出数十粒炭化了的古莲子。当尘封的生命被揭开的那一刻，人们在惊叹之余，无不从内心深处构想着一幅幅美丽动人的自然图景。

夏商前后，益阳土著越人在制造石器生产工具和陶器生活用具等手工业技术方面都相当成熟。西部丘陵的邓石桥石湖遗址、北部平原的李昌港周家山和新桥河等大批龙山文化至商周遗址，分别出土了各类石器、陶器、贝壳及翼形青铜箭镞和青铜斧等兵器。“特别是各种多翼形青铜箭镞，极为薄巧锋利，显示了高超而精湛的冶铜制造技[1]术。”从单一游牧渔猎中分离出了农业、纺织业和其他产业，完成了定居。这些古代蚩尤的后代“几乎遍及全县各处丘陵溪谷、湖沼台[2]地”。那么，这些滨水而栖的越人究竟如何择址而居？史书记载，北方华夏民族在黄土高原开凿有发达的洞穴，而生活在益阳的越人却学会了构木结屋，其巢居之所往往择址于高台，大多地势平坦，视野开阔。1988年，资阳区新桥河镇五四村发掘的商代遗址，其中一座房子，几乎在每个柱穴中都填有大块的鹅卵石。专家据此推断，这种干栏式建筑在潮湿多雨的洞庭湖周边，在当时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关于越人的生活习俗，还可以从一些出土墓葬及器物中略加窥视。桃江腰子仑到石牛江一带分布着上百座古越墓，考古发掘表明，越人男性随葬兵器，女性多随葬纺轮，男女都随葬一种用于破篾编织竹席的铜削，有专家定义为篾刀。陪葬的竹席早已腐烂成泥，只留下铜削这种用途十分广泛的小型工具。从出土的兵器看，古越人确实英勇无畏，岁月没有覆盖这些青铜短剑的锋芒，只需轻轻一划，利刃就能划开厚厚一叠纸张。而从赫山区羊舞岭商周遗址发掘的样式各异的陶器，特别是带扉棱纹、水波纹和绳纹的印纹硬陶，同样能看到古代益阳境内的越人富于地域特色的审美情趣。

商朝是青铜时代。当时或已纳入益阳版图的宁乡，曾存在一个青铜方国，发掘出了名震华夏的如四羊方尊之类的国宝，被誉为“中国南方青铜器之都”。而益阳，却只有零零星星的青铜器现身。虽然数量不多，但规格并不低。20世纪30年代，与宁乡交界的益阳安化东山出土了一件绝世青铜酒器——虎食人卣。奇特的造型，入神的刻画，把一只饿虎掳人的惊险场景表现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具有勾魂摄魄的艺术魅力。商代大铜铙，是益阳城市周边出土的又一精美青铜器。2000年7月28日，益阳赫山区千家洲出土的这个高75厘米、重达90公斤的大铜铙，器形规格排全国第三。铜铙上布满由夔龙组成的饕餮纹，线条抽象，造型狰狞，寓意神秘。它既是一种乐器，鼓舞士气，指挥军队进退，也是一种礼器，祭祀苍天后土之间的神灵万物。当然，考古同时显示，商王朝强劲的脚步似乎被某种神秘力量阻隔在长江北岸，洞庭之南依然为土著文化所主导，其文化基石一直未能被撼动。

随着西周楚人的兴起，楚文化开始了长达千年左右的历史进程。楚人在不断问鼎中原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长江以南的广阔疆域。湘北一带地近楚都纪南城，是楚人入湘直抵南岭的必经之路。“至迟在春秋晚期，楚国已对湘北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这里修筑不少城邑。”[3]如汨罗的罗城，为东周遗址，桃源采菱城，相传为楚平王出巡所筑，慈利白公城，相传为春秋战国之交楚白公所筑。湘北东周遗址还有石门古城堤城、临澧古城堤城、平江安定古城、岳阳麋子国城，皆为楚人所筑。毫不夸张地说，环顾四周，益阳基本被这些楚国古城所包围。

令人庆幸的是，楚人在益阳资江南岸留下了一处名叫铁铺岭的战国故城遗址。虽然夯土城堤缺失，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址略有区隔，但城址规制完备，建筑规模不小，除视作城址以外，别无其他合理的解释。1985年，在距铁铺岭不远的陆贾山发掘了几十座东周古墓，出土一批包括青铜缶、青铜簠在内的青铜礼器，其精良的造型、精美的纹饰，令人叹为观止。早在1977年，邻近的赫山庙更是出土了一柄“越王州勾”剑，剑身两面都装饰着黑色的菱形几何纹，光泽耀眼，精美异常。剑柄端的铭文以鸟虫篆作书，赫然醒目。此类礼器和兵器的相继亮相，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于铁铺岭这个楚人军政治所的想象空间。虎食人卣

相关研究表明，在益阳安化一带，约当春秋晚期，楚人进入本地开发资源，战国时期，极可能是楚巴争夺之地，战国晚期，由于秦人的进入，楚文化渐趋消失。楚文化活动时间不长，干扰大，楚文化未[4]充分发展，遗存也不甚丰富。在益阳出土的东周青铜器大多是兵器，这不仅是楚人尚武的体现，也是征战历史的沉淀。1993年发掘的资江北部平原的李昌港爱屋湾东周遗址，是个面积抵得上近3个足球场的地方，被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包围，里面密布的水井，为大量人口生活提供了可靠依据。这些具有防御功能的壕沟，引了水就是一条拱卫城池的护城河，足以抵挡小股车马的进犯。而且，此处临近河道、古驿道，扼守控制四面交通，地势平坦，视野空旷，是绝好的屯兵之地。专家们相信这是迄今为止，在益阳发现的一处十分重要的军事驻地。

在与爱屋湾遗址遥遥相对的资水南岸，黄泥湖的仙峰山也有惊人的发现。这个超大型东周墓葬群，近千座古墓的量级让专家们大跌眼镜。考古发掘的结果是，墓坑粗糙，生土成堆，葬具凌乱，显得下葬草率、匆忙；未见盗痕，已挖掘的700余座中，近1/3的墓葬却空无一物；剑、矛、戈和匕首所占比例大，铜镜、琉璃和玉器之类用具和装饰品罕见。但是，就在这样的墓葬中，却惊奇地找到数枚青铜印，印面各为“楚”和“令”两字的一半。这不是普通的青铜印章，而是用于调兵遣将的兵符，是军队将领组织攻防的命令。专家们相信，黄泥湖遗址是一支勇猛善战的楚国军队战败后最终的归宿之地。有人甚至大胆地想象：两千多年前的日出或日落，一群群悲戚的楚人，正抬着漆绘彩棺，一路旌幡飘展，巫乐齐鸣，从爱屋湾驻地出发，涉江来葬。这样的场景，让人欷歔不已。

剑、戈、矛、匕首和箭镞是益阳楚墓的几种主要兵器。从数量而言，剑的比例最大，占青铜兵器795件的近两成，达139件，戈、矛[5]次之，各为116件和112件，匕首最少，只有区区3件。剑是楚人的最爱，但属于有身份的一群，既体现尚武精神，又显示武士的高贵。剑、戈和矛是冲刺兵器，体现了进攻意识，与土著越人长于狙击、勇猛顽强有关，也与益阳多山林、河湖交错、山岭逶迤的复杂地貌有所联系。灵活、轻便的戈、矛和剑不需要大部队的展开，适应于近距离的搏杀作战。益阳出土的匕首少，说明军队数量众多，无须防止突袭；箭镞不多，可推知楚军实行以攻代守、以进为退的战术。从兵器运用，人们不难发现，当时益阳战事频仍、战斗连续、战损严重，几乎形成“全民皆兵”的局面。菱花纹铜矛（战国）

益阳出土的戈和戟中最美、最珍贵的，当属武王戈、错金铭文戈、雕降戈和楚王戟。戈能徒手使用，也可用于车战。不过，在益阳，很难构想楚军战车碾压后大地卷起滚滚尘烟的画面。

崇巫尚鬼是楚人的习俗，祭祀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益阳几十处墓地中，发掘了1800余座春秋至战国的楚墓。统计和分析表明，陶鬲、高领绳纹圜底罐、长颈壶是益阳楚文化的典型器物。据文物考古专家潘茂辉对墓主身份的判读，他认为，个别能够“造祭器”的，应该是从楚都来的，一般陪葬铜鼎、铜簋；大部分是“无田禄者”不设“祭器”的下士和庶民阶层，随葬品为日用器具；至于拥有盂、陶鬲、罐和豆组合的，当是楚系血统人员。

征伐和战争以外的楚人，同样忠实于现实生活，并充满无比奇丽的想象。与商周青铜器狰狞、恐怖和古奥的风格不同，楚人把生活器具用于祭祀和宴乐，用沉稳端庄的造型、繁复纤细的图案纹饰表达对艺术的唯美追求。2006年，益阳李昌港与新桥河搭界的新桥山战国遗址发现一面五山镜，直径19厘米，底纹为繁缛的花叶纹，主纹为五个倒卧的山字，镜面无锈，映像清晰动人，给人以美轮美奂之感。经检索，此五山镜全国仅出土过五面，称之为稀世珍宝乃名副其实。另外，楚人还留下像双龙玉璧、琉璃璧、琉璃珠、玛瑙珠等珠宝玉石。特别是赫山庙出土的连座凤鸟木雕和凤形镇墓兽，均取材于楚人所崇拜的凤图腾，其中连座凤鸟木雕不仅造型精美巧妙，而且寓意吉祥美好，颇为难得。谷纹双龙玉璧（战国）

[1] 舒华昌：《益阳轶史初探》，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08页。

[2] 舒华昌：《益阳轶史初探》，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08页。

[3] 马世之：《楚城试探》，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第253页。

[4] 黄正纲：《楚文化在湖南的发展历程》，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第89页。

[5] 潘茂辉：《益阳楚墓出土青铜兵器的分期及相关问题》，载《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8年第5期。益阳溯源——益水浮城

益阳的名称出现至少起源于两千年前。《汉书·地理志》应劭注：“在益水之阳，故称益阳。”《榖梁传》云：“水北山南曰阳，水南山北曰阴。”据此推断，益阳秦代置县应在益水之北，此乃益阳之名的由来。

对于益水的概念，有关史籍记载语焉不详，人们对其知之甚少。《水经注》：“今无益水，抑或资水之殊目矣。”《元丰九域志》：“益水在益阳，浮邱山，资水在安化境内。”《明史·地理志》：“……西南有资水，亦曰益水。”《清史稿·地理志》：“益阳江在南，一名茱萸江，即资水。”

从上述史料不难发现，益水和资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段冠名亦不尽相同。资水又名益水，或可称益阳江，亦可称茱萸江。《水经注》云：“邵州之水为茱萸江。”宋神宗置新化县时，在县衙建有茱萸门，此门当视资水为茱萸江而命名。宋代人所编《元丰九域志》将整条资水划成两段：资水和益水，资水是安化以远的称呼，宋代以前还被称作茱萸江，桃花江以下则为益水。清代干脆将下游一带的数个名称如益阳江、茱萸江和资水统一，称为资水。故专家们基本认定，明代之前还有益水的别称存在，到清代则只剩资水一说，而且资水和资江的叫法到宋代后才广为流传的。在益阳，资水注入南洞庭湖的水道有三条：一条从甘溪港经张家塞，至沅江市洪合湖入万子湖；一条经沙头、茈湖口、湘阴县杨柳潭和沅江市明朗山入横岭湖；一条经益阳、湘阴之间的毛角口，从湘阴临资口汇入湘江。毛角口至临资口这段水道，亦有人称其为益阳江。

还有一种山南之说。《清史稿·地理志》称：“益阳故城北有益水，出五溪山，东于甘溪港水合，至沅江入资。”经考证，所谓的五溪山就是距离益阳三十里以外的汉寿县分水坳，有一小溪源出于此，流经益阳境内的迎风桥、香铺仑、黄家湖，与甘溪港汇合，名叫龙央港。但除此之外从无别处叫做益水，也无相关故事传说流存，故可以推定其记载失实。

关于益阳的来历，有人从字面进行了解读。从篆书分析，汉字“益”分作两部分，上部分为水流，下部分为一个大器皿。这个会意字含义大致就是水从器皿中溢流出来。众所周知，“益”为“溢”的本字，两者在古文中用法相通、意思相似，意指“水浸出”，引申为“水涨”，正如《吕氏春秋·察今》所云“澭水暴益”。此外，益还是六十四卦之一，即震下巽上。《易·益》载：“象曰：风雷，益。”经学家孔颖达疏注：“言必须雷动于前，风散于后。”指出大益的条件是风前雨后。上述对益字的释读表明，它与暴雨联系密切，呈现出一种暴雨肆虐状态的逃离。显然，这些说法均与益阳的地理地貌和水文气候等特征是非常契合的。

据地理专家介绍，远古时期，资水和洞庭湖是连接一体的，构成一幅原始完整的湿地地貌图景。相传益阳城东清水潭一带曾接江面湖，明代城池图上就有古河泊标注在此。由于资水是山溪型河床，经常暴发山洪，而且水流湍急，在下游地势较低的益阳平原一带，江水极易漫出冲刷过的河岸，将洪流的触角伸向两岸广袤而肥沃的土地。还由于过去洞庭湖与长江河道江湖不分，每到洪涝时节，洞庭湖的水非常容易与长江、资江的洪水叠加起来，于是就形成湖水顶托、洪水泛滥的水情水景。古益阳县城兴建在资水下游的平原，如同漂浮在洞庭大湖之上。一座城市与洪水抗争，在自然灾害的威胁之下露出文明的峥嵘，称其为“浮城”当是名副其实、恰如其分的。

古人把这条桀骜不驯的江河叫益水，把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想象成一只硕大无比的盆子，需要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和多么博大的胸襟啊！其中包含的大智与大美，今天的人们或许都会自叹弗如！洞庭驿道：江湖与平原的对接

益阳地处名扬天下的洞庭湖南岸平原，文明的印迹很早就散布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为了采集渔猎、繁衍生息和出入往返等需要，人们从平阔的原野踩出了最初的草莽小径。进入农耕社会以后，精于稻作的远古民族挣脱了人力的肩挑背负，掌握了牲畜的驯养并学会畜力的驮运，那一条条小道逐渐被拓宽和延伸，成为可供车马快捷行驶的坦途。车辚辚马萧萧的如歌岁月在洞庭湖平原一直唱到了西周末年。由于楚民族的兴起，伴随其不断开疆扩土，筚路蓝缕的楚国先人披荆斩棘和开辟道路的前进脚步终于涉江南下。青铜的戈矛驱散了五色斑斓的古老部落，将尘封而鲜艳的古老陶罐打碎于途。从此，楚人“服牛役马，以利天下”的劳碌踪影，像一幕幕皮影戏在益阳历史的大幕上演映。楚文化的陶泽，给这个荆南古邑写下辉煌灿烂的一笔。考古发掘证实，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益阳城市周边的邓石桥、新桥河等地就已形成了村落。进入青铜器时代以后，益阳资江南岸的赫山庙、羊舞岭、笔架山等地，聚居的村落已相当密集。在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资江北岸的李昌港一带出现了楚人规模颇大的军事驻地。在资江南岸的陆贾山、营棚山等地，一些富有的上层阶级兴建了不少的堂宇或大事殡葬于斯。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益阳城市周边发掘了2600余座春秋战国以前的墓葬，不管是平民墓还是普通兵士墓，它们都充分表明，无论远古的土著古越人还是西周时涉江南征的楚国人，大量人口曾在益阳这片广袤的膏腴之地生活着。一条条道路，不过是记录了他们在此生存的轨迹而已。益阳的文明，在楚文化影响之下能够被光明正大展示给世人的，当属穿越在平坦而广阔的洞庭湖原野上的驿道。

驿道始于秦汉时期，源于驰道，是古代道路交通的主要途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筑驰道，《汉书·贾山传》称“东穷齐燕，南极吴楚”。秦汉开疆，为“近图荆楚，远图百粤”，多取道益阳。据《益阳市交通志》记载，当时从秦都咸阳经益阳通往百粤的官路，大致为“咸阳（长安）—南阳—襄阳—江陵—武陵（常德）—益阳—长沙—零陵—百粤（今两广）”。

这是一条从帝国心脏出发长达数千里的交通大动脉。不难发现，这一条官道，正是历史上楚国人南征的路径。当年，楚人就是从楚都纪南城涉江，进入洞庭湖西北的澧阳平原，然后长驱直下，征服了沅水下游的巴人和益阳的土著越人，将武陵蛮的生存空间挤压在资、沅两岸的崇山峻岭之中，再横穿南洞庭湖平原，占领长沙，然后挥戈南指，据零陵而直抵南岭。在益阳，他们留下了李昌港爱屋湾军事驻地和铁铺岭战国故城。可是，历史有时竟会如此冷酷无情，令人战栗。楚人浴血奋战开辟的城邑和据点，被秦国的车马碾压成泥；楚国自强不息的悲壮历史，灰飞烟灭在始皇帝的深坑火影中，然后被儒家文化的如椽巨笔一笔勾销——唯有朝天的坦途尚在，留下楚国为数不多的文明标记。

益阳秦初置县，辖属于治所在沅陵的黔中郡（一度隶属于洞庭郡）。里耶秦简记载“迁陵出弩臂输益阳、临沅”，说明秦时益阳与黔中郡的迁陵有邮路相通。道理很简单，地势平坦的益阳是楚人最早开发洞庭湖周边的节点和通道，秦不过延续历史旧制罢了。《史记·陆贾列传》记载，西汉初，“以客高祖定天下”的大中大夫陆贾曾两度途经益阳，出使南越“说尉佗称臣”。这位楚国人驿驻于铁铺岭，地以人名，相传至今。到汉代，这条封建帝王御用的驰道，就转化为“驿骑驰递，行旅传舍”的驿道。驿道的形成不仅是古代道路发展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而且给益阳的社会文明带来了全新的面貌。据《益阳县志》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刘备略定湘南诸地后，遣诸葛亮至益，“调赋税以充军实”。以上事实说明，如果益阳没有发达的通道，秦时不可能与湘西的迁陵有日常事务交往的邮路连接；汉初陆贾出使南粤，如果没有驿路抵达，他决然不会在城郊的驿站停留数日；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完全倚仗于益阳发达的驿路运输来收缴和调集军饷，以保证驻守在汉寿亭内数千军马的粮草供应。浮邱山穿天坳驿道（周立志摄）

自秦汉到清代将近两千年，驿道基本历朝沿袭，代有增修。至清朝康乾年间，全国驿道网已臻完备。其构成大体分为三个层次：自京城通往各省的，称作“官路”；自省城通往各县城的，称作“大路”；自县城通往各地的，称作“小路”。全国官路有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干线，其中直接通往湖南的是中路干线。清代湖南境内的驿道网早已开拓形成，它以长沙为中心，向各方辐射出五条干线。其中横贯益阳，从长沙通往贵州的大路，史称湘黔大道。此乃途经益阳最早、最大的驿道干线。

据《益阳交通志》记载，湘黔大道东起湖南长沙，西至贵州玉屏，中经宁乡、益阳、龙阳（今汉寿）、武陵（今常德）、桃源、辰溪、怀化、芷江、晃县（今新晃）等地，全长612公里，是湖南通往大西南的主要通道。长益驿道山青铺

湘黔大道源于秦道。秦时益阳为黔中郡管辖，治所在沅陵，往西到属于夜郎国的湘西和贵州等地，益阳乃必经之地。汉承袭秦制，基本格局未变。经过历代的开拓和经营，这条“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伤心”驿路逐渐完善。唐、宋以来，沿途设有驿站和铺递，唐代设舟马班驿道，站驻驿吏，宋代改驿站为铺递，以军卒代民役，驿吏改称铺司。从益阳与汉寿交界的牛鼻铺到与宁乡交界的青华铺，驿道在益阳境内约58里，沿线设驿站1所、铺递12所，路宽2～3米，驿骑驰递，不绝于途。唐代大诗人李白曾走马于湘黔大道，并在沧水驿题《菩萨蛮》一首。词云：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虽然有人说沧水驿在常德沧浪坪，也有说就是益阳的沧水铺，但在著名的湘黔大道上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长亭连短亭”的描述，不仅说明驿铺的密集、建筑的规整，也间接告诉人们这条驿道的发达和繁荣。

明代于益阳县署西侧兴建桃花驿，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江闿曾予重修。初始，岁编马80匹，清初改为63匹，册养排夫100名；嘉庆时仅有马14匹，马棚12间，排夫40名。随着明代驿道愈加完善，从益阳县城总铺出发，行走湘黔道上，不仅有超越古人的顿悟，还能饱览益阳的秀丽山川和清幽景色。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湖北天门人鲁铎由鄂来湘时，曾写下一首七言古诗《益阳道中》，诗中写道：“益阳南下山岹峣，益阳道旁风物饶。”首句写了一种错觉，因身处湖平区，地势低洼，所以感觉视线里的山丘显得很高大，接句为诗人对益阳驿道旁景物的赞美和夸饰，是一种由衷喜悦的情感流露。在今天看来，湘黔大道的“益阳道”不仅是一条人往车来的交通线，还是一条极富含金量的旅游风景线。

当然，除了湘黔大道，还有建于唐朝永泰元年（765）的宝安益大路。它是湘黔大道一条非常重要的支线，与资水形成“水弓陆弦”之势，是古代沟通省内西南山区与东北湖区的通衢。据《新唐书·地理》记载：“都督翟灌自望浮驿开新道，经浮丘至湘乡。”望浮驿在今桃江县城关镇，浮丘即指桃江境内的浮邱山。宝安益大道北起益阳县城，西南至宝庆，中经桃江、安化，一路群山起伏，道路崎岖。历经数十代经营，在陡岗、山坳均建有茶亭，供行人饮茶、歇脚。最著名的为桃江浮邱山穿天坳的炼补亭，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设有茶亭和客栈，据说唐宋时，过往轿马行人日流量多达五百余人。路面铺有青石，宽约1.5米，由宝安益路会负责维护管理。路会置有路产和亭产，但经费多依靠公府和地方乡绅富户提供资助。安长大路是从省会长沙至安化梅城的驿道，也是湘黔大道从宁乡分岔的一条支线。湘黔大道的另一条支线是龙沅大路，它经龙阳（今湖南汉寿县）到沅江县城。

此外，出于积德行善和流芳百世，益阳民间自发捐资修建了大量的义路、义桥、义亭和义渡等公益设施。义路大都居于集镇头尾，或大道的要路，铺有沙砾或石板，置有路产“以备岁修”。县内的侍郎桥义路于同治七年（1868）由苏氏族人“费钱四百余缗”修建，起于侍郎桥（今属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镇），止于苏家坪，长达2.5公里。其碑刻《侍郎桥义路记》云：“昔之日，冬雪春雨泥滑滑；今之日，晨往霄征石粼粼。昔之日，失足而入坎窖；今之日，履道而恣笑颜。”义渡、义亭除摆渡的船只和建筑等硬件外，均另置有田土铺屋等产业，以供运转开销之需。义渡、义亭和义桥其实都是义路的一部分，与义路一样，一般勒石立碑，或彰表先人善心功德，或叙述修建缘由与经历，或告示规章制度，在提供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驿路文化。无论是远古的秦道，还是之后不断演变的驿道，不管是横贯东西的湘黔大道，还是沟通南北的数条支线，特别是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于大湖之南的大大小小、弯弯曲曲的民间大道，这些纵横交错的道路修筑在广袤的洞庭湖平原之上，与山川相连，与江湖对接，是一种最亲切、最真实的历史话语，至今人们都能读懂其含义。

四至大道档案

据清光绪《益阳县乡土志》记载，除了湘黔大道和宝安益大路等官路以外，几乎与官道同步，由地方百姓募资义修和养护的民间大道一共四条，因以益阳古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开去，故称为“四至大道”。其具体线路如下：东北大道：自北门出（3里）—岩桥（2里）—老亭（7里）—亦竹巷（4里）—箭厂坪（4里）—香炉洲（11里），至龙夹溪共31里，交沅江县界。

东南大道：自南门出，过河，走驿道（33里），至猪婆塘东行（7里）—谭家桥（10里）—贺家村（10里）—泉交河（10里）—侍郎桥（10里），至朱良桥共80里，交宁乡县界，再由宁乡判婆桥至长沙靖港。

西南大道：自西门出（5里）—石码头过河（5里）—赖家沟（5里）—枫树潭（5里）—邓石桥（5里）—涧山（10里）—新市渡（10里）—石龙山（10里）—欧公店（10里）—南坝（10里）—黄道仑（5里）—赵家圃（5里）—河溪水（5里）—佛字坳（10里）—麻园坳（5里）—金沙洲（5里），至界头共105里，交宁乡界。西北大道：自北门出（5里）—五里堆（5里）—黄溪桥（5里）—紫罗桥（3里）—长沙咀（2里）—龚家坪（3里）—快活岭（3里）—新桥河（3里）—大茅坪（7里）—蓼叶坳（5里）—双矾（7里）—泥湾（8里）—舒塘（5里）—修山（10里）—许家洲过河（3里）—占溪（7里）—羊旋湾（5里）—龙子山（5里）—大栗港过河（5里）—栗山河（5里）—株木潭（5里），至九拐仑交武陵界，通常德府。

际会汉唐篇

秦代初置益阳县时，《史记·秦本纪》未列郡县建制表，所以益阳的疆域只能根据《汉书·地理志》、《广舆记》、《读史方舆纪要》等地理著作加以推定。各种版本的《益阳县志》和《长沙府志》早已得出了明确结论，汉代的益阳包括今日之桃江、益阳、安化、新化各县和益阳市、冷水江市的全部以及宁乡、湘阴、涟源、新邵和沅江市的部分地方，范围广，达18000平方公里。今益阳市域所辖的县、市，除沅江小部分和南县外，均在古益阳版图之内。

从秦到汉，益阳经历了一段较长的稳定时期，这一时期的益阳，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农业发达，人口增加。并且，益阳还是中央政府“近图荆楚，远图百粤”的必经之地。西汉初，大中大夫陆贾两次出使南越，都途经并驿住益阳，并留下陆贾山之名，流传后世。三国时期，益阳是兵家必争之地，孙权与刘备争荆州，鲁肃拒关羽于益阳，今尚存“关云长单刀赴会”、“诸葛井”、“鲁肃堤”、“马良湖”、“点将台”、“甘宁垒”等遗址。由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吴太平二年（257），析置新阳县（今宁乡县），吴宝鼎二年（267），析置高平县（今新化和新邵县的一部分），县域开始划小。南北朝时期，巴蜀流民徙入荆湘，县内人口增多，又先后析置湘阴县、药山县（今沅江市）。唐代，开始种茶，经济迅速发展，水稻、麻、茶及竹木生产闻名海内。益阳建城，最早始于三国时期。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吴蜀议和，鲁肃奉孙权之命修筑益阳城，时称“鲁肃堤”，亦名“鲁肃城”。自晋至隋，凡350余年，益阳城区的建设无籍可考。据《益阳县志》记载，唐代县邑已由临河的东门口延伸至贺家桥，再顺着古驿道，一路西延到了窑湾，发展形成了岐头市。唐朝尊商重贾，贸易交流便利，为益阳城的集市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境内盛产竹木山货，且地处资水尾闾，流域内的物质中转集散必经于此，所以县城西部沿资江附近，形成了规模不小的竹木集散市场。贞观年间，唐太宗派大将尉迟恭、秦叔宝在益阳修建广法寺和龙牙寺，并带动了县内资江两岸白鹿寺等一批寺庙的兴建。社会的发展，人口的集聚，促进了益阳城邑的繁荣。唐宣宗大中年间，荆南节度使裴休遭贬，在资江南岸的山崖结庐闲居。益阳籍著名诗僧齐己曾长驻于山寺，晚年才至荆南龙兴寺终老。据说仙人吕洞宾得道前，也曾来此地光顾过。

益阳自古就是洞庭湖以南的战略要地。西晋永嘉五年（311）元月，巴蜀流民数万家为避战乱，流亡到荆湘地区。湘州刺史荀眺欲尽诛流民，四五万家流民愤而皆反，共推蜀人醴陵县令杜弢为主。五月举旗起义，随即兵抵益阳。奉荆州刺史王澄之命，天门太守王襄拒兵益阳，双方呈犄角之势展开激烈争夺。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桓亮起兵湘中。东晋广武将军领兵至益阳，与亮交战。桓亮被部将俘获，斩于益阳。大量战争在此发生，给益阳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破坏。此外，南朝宋刘劭太初元年（453），徐贵宝在南京讨伐刘劭弑夺帝位的逆行，因讨伐有功，被封为益阳县侯。南朝陈文帝天嘉元年（560），陆子隆在沌口（今汉阳南）拒叛将王琳，被授予中郎将，封益阳侯。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战事频繁的年代，益阳发生的战事连绵不绝，不可量数。马殷建楚国，益阳附为楚国属地。南唐保大九年（951），南唐将军边镐攻入长沙楚国，楚王被迫投降。边镐灭楚后，遣兵屯驻益阳（边镐被后周战败，为南唐所杀）。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十二月，楚将辰州刺史刘言起兵攻益阳。结果，被一度称楚王的周行逢割据。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益阳才为刘言所占，直到北宋攻入为止。经历百余年的战争，特别是后周刘言的叛乱，益阳城邑遭受巨大破坏，由三国鲁肃城发展演变而来的城池，早已面目全非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汉唐一千余年以来，围绕秦汉的武陵蛮问题和隋唐五代的梅山蛮问题，一系列围剿与反围剿行动在此持续上演，对益阳的社会发展形成巨大的阻滞。

西汉社会崇尚节俭，薄葬是出土文物的基本特点。益阳的西汉墓大多为平民墓，以日常生活的陶制明器为主。东汉时期，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钢剑、铜镜和青瓷器在益阳频频现身。20世纪80年代益阳羊舞岭大明一号墓出土的错金铜带钩，工艺繁复且制作精美，不愧是湖南乃至全国的罕见珍品。在桃江一带还发掘过一件硬陶双口坛，证实益阳腌制泡菜和坛菜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东汉初年。晋代有关益阳历史的文献资料缺失，但考古文物并不逊色。从1980年桃花仑出土的西晋李宜墓，可以解读出从三国到南朝360多年里江南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一只青瓷狮形烛台，以平和的造型、憨态可掬的神态和艳丽的釉色，展示着晋代青瓷器的尊贵。

大唐帝国的繁荣，在器物文化层面表现得更加具体生动。镜子是益阳所有出土文物的主题，唐代镜子更加丰富多彩。海兽葡萄镜是“盛唐气象”的呈现，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宝相花镜是唐代的流行之物。2001年在赫山庙唐墓中发现一面宝相花镜，直径达21厘米，堪称益阳唐镜之王。葵形双鸾衔绶镜是唐镜中最为绚丽的镜型之一。花鸟相戏的题材表现着爱情的主题，风格柔美而自然。此外，还有万字镜、盘龙镜等。葵形龙纹铜镜（唐）揭秘秦汉置县

益阳最早的县治究竟在哪里？历来众说纷纭。一说在资江北岸，一说在资江南岸。据《益阳县志》记载，秦代益阳置县，时间是公元前221年，县治在江北白马山。秦代置县冠名益阳，证明资水北岸的开发早于南岸。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在资水北岸设立县治是顺理成章的事。益阳大量龙山文化至商周遗址发掘表明，“这些遗址几乎都靠近河滩、湖滨或川谷洼地，说明当时人们在交通、迁徙、滋生等各[1]个方面还非常有赖于自然水利之便”。古人逐水而居，白马山一带接江面湖，西连广袤平坦的洞庭湖平原，得舟楫之利与陆路之便，人居环境很好。置身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原野，古老的先民绝不会忽略其精彩，特别是那些断发文身、善驾独木舟且长于稻作耕种的远古部落。考古发掘证实，资江南岸的山岭是大量先秦以前的墓葬区，故而推知北岸是益阳先民的聚居区。里耶秦简中“迁陵出弩臂输益阳、临沅”的记载，说明其早就成了古代交通枢纽，地势低平的北岸更合乎情理。据《后汉书志·郡国四》记载，益阳是长沙郡的十三城之一，其中特地对益阳加注曰：“县南十里有平冈，冈有金井数百，浅者四五尺，深者不测。俗传云有金人以杖撞地，辄便成井。”此处的平冈大概是指历史上以盛产黄金著称的邓石桥一带，方位正好在白马山偏西南约十里处。而且，当年出使南越的陆贾，他在益阳的两次停留，可能就在县城驿站的缘故。

但以上说法目前没有任何历史实物佐证，许多专家对此表示怀疑。特别是白马山在资江下游的北岸，地势低洼，洪水泛滥成灾，无法支撑起一个县治的建立。就算最初在此建立起县治，白马山一带江淹湖托的自然地貌，频繁不绝的洪涝灾损，绝对让这个脆弱的县衙防不胜防甚至荡然无存，一定会另择他址。所以，一些专家倾向于《旧唐书》上“故城在今县东”之说，即“县东”当在三国以后的益阳县治东南——资江南岸的陆贾山与营棚山之间。

1981年9月，在益阳市桃花仑东北的营棚山、陆贾山至铁铺岭一带出土了一批文物。据了解，此次挖掘，发现了较为富有的贵族阶层的堂宇建筑群和墓葬群。从所获的陶器、青铜器、铁器、各式绳纹筒瓦、板瓦、圆当瓦、饰有云纹的方形砖石等考察中发现，这些物品是上层阶级的堂宇建筑的物证。据益阳市文管处潘茂辉副研究员介绍，此城虽无夯土城墙，却有城址的形制和规模。这一带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其实，中国最早的县诞生在楚国，是楚军征服诸侯小国时在边疆前沿建立的军事城郭，亦称方城，以作阵地固守和军需物资保障之用。当年楚国军队大举南征，从郢都出发跨越长江，取道西洞庭湖平原抵长沙再溯湘江水系南下，远比穿行湖汊密布的云梦泽再折入湖南境内要便捷通畅得多，所以秦代置益阳县以前，陆贾山及营棚山一带恐怕就已修筑起楚人的方城了。而这个方城多被人视作益阳故城，亦因此，《旧唐书》就有“益阳，汉县，属长沙国，故城在今县东八十里”的记载以及《续通典》中对其记叙的援用了。益阳纳入秦朝版图之前，一直是楚国南方重要的军事据点，这在益阳城郊李昌港爱屋湾遗址的考古发掘得到证实。这个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东周遗址，位于辽阔的洞庭湖平原走向微丘地带的浅矮山脊上，典型的红壤剖开后，四周是宽4米、残深2米左右的壕沟，遗址内水井零星分布。专家们相信，这是资水中下游楚人所建军事据点的其中一处。以此为主要基地，楚国军队挥戈南下，逐渐把疆域划到了南岭。

早在春秋前期，益阳县域的西北部属于土著古越人的生活范围，楚人征服此地后，古越文化并未被完全覆盖，这从益阳桃江县城附近的腰子仑越人墓葬群得到印证。这些长宽比多为4︰1的窄长形墓葬共114座，纵横交错，密密麻麻，出土各类文物350件，主要是代表楚文化的陶鬲和代表越文化的铜鼎、短剑和各式陶器，从中我们可以作出楚越两族包容相处、共用墓地和彼此交流融合的文化解读。然而秦灭楚后，正如《诗经》“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所流露的鄙视和愤恨之情一样，作为历史回馈，楚地降格为郡，益阳从楚国的荆南转属到秦置黔中郡。生活在益阳的远古土著部落，除极少数隐姓埋名苟且生存在“卑湿”且多“瘴疠”的平湖区外，大部分逃往洞庭湖平原以南资水两岸的山林僻壤。与此同时，为数不少的中原汉族人口的南迁，将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华儒家文化带入，加速了原始渔猎与农耕文明的演化进程，并逐步改写了益阳周边的文化版图。秦汉时期，荆楚地区人口较多的依然是汉族，而少数民族主要是蛮族。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是盘瓠蛮和君蛮。其中数量最多的盘瓠蛮以狗为图腾，传说其祖先为盘瓠（狗名），被称为盘瓠蛮。秦时以沅陵为治所置黔中郡，西汉以义陵（今湖南溆浦县）为郡治设武陵郡，因其部族主要居于此郡，除沅水中上游的又称五溪蛮外，其余统称为武陵蛮。所以，秦代隶属黔中郡的益阳一带，蛮族大概就是所指的“武陵蛮”。不过在秦汉时期，分布在益阳南部的蛮族依然游离在朝廷的统治之外，文化的独立性也从未改变。秦朝统一中国，秦军横扫南楚，出征南越，虽与益阳蛮族区只是擦肩而过，但通过一系列战争和移民等途径还是达成汉族与蛮族的文化融合。中原文化随着汉族主体地位的确立而大举输入，社会文明的发育水平无疑得到进一步提高。

秦末，项羽入咸阳分封天下，自封为西楚霸王，百越首领梅破秦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不久，刘项争霸，吴芮、梅都未从刘邦击项羽。

刘邦平定天下大封功臣，念吴芮破秦有功，保留其王号，由衡山王徙为长沙王。梅无封。时岭南已为赵佗所据，梅只好随吴芮到长沙，以益阳县域的梅林（今安化县梅城镇）为家。据说其后嗣除湖南外，还散布于河南、安徽、江西、广东等地。像梅这样的人融入到益阳历史文化的血液中，不能不说是一大幸事。他的到来，至少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包容和融合。从目前掌握资料推断，梅可能是早期益阳历史上最大的侯爵。

两汉之际，武陵蛮已得到迅速发展，东汉时期曾多次反抗东汉王朝的压迫与剥削，以建武年间的武陵蛮起义为最。为了平息反叛，建武二十四年（48），德高望重的伏波将军马援以62岁请战，率4万余人出征，不仅未能攻下，遇暑热，“马援卒于师，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太半”（《后汉书·宋均传》）。史称，马援征五溪蛮，屯兵益阳五溪山，北抵武陵。虽然后来还是以假借皇帝名义“招抚”武陵蛮收场，但据专家推断，益阳作为朝廷平定武陵蛮的军事前哨，其历史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后汉书·循吏列传》称，从东汉光武年间开始，管辖益阳的长沙国曾在桂阳“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进而“邦俗从化”，益阳的情形亦大致相同。由此可见，移风易俗和修明教化也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错金铜带钩（东汉）

秦汉时期的蛮夷叛乱，对益阳县邑的发展特别是城池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后汉书·桓帝纪》载，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长沙蛮叛，寇益阳”。延熹三年（160）“荆州刺史度尚讨长沙蛮，平之”。从益阳发动的这场农民起义，历时四年才被平定。由于长期平乱，战火蔓延，城邑毁损，人口锐减，益阳行政建制在汉代一度降格为亭。据专家分析，亭是汉代仅次于县、主军事和邮驿的行政建制。桓帝延熹二年（159），朝廷封马昌为益阳亭侯，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现实。

不过，益阳毕竟雄踞广阔的洞庭湖平原南部，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和区位优势十分显著，在长期的征伐和羁縻着强大的武陵蛮统治的历史进程中，它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支点的地位无可替代，因此，不久又恢复了县制。这从延熹五年（162年），江西豫章郡艾县农民六百余人起义，占领益阳，杀县令，后被出身右校令的荆州刺史度尚镇压这一史事得到佐证。

另外，221年7月，吴主孙权命步骘率交州义士进屯益阳。《吴书·步骘传》称“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据考证，这是益阳最早实行军屯的历史记载。其时县域人口不足万户，主产稻米。《太平御览》云：“江表唯长沙有好米。上风炊之，五里闻香。”至于军屯原因，可能与平定武陵蛮作乱或者开发洞庭湖平原良田美池等因素有关。在吴黄龙元年（229）前后，《吴书·黄盖传》称：“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为了平叛，作为武陵郡守的吴将黄盖，也与益阳古县结下了不解之缘。有趣的是，为何益阳周边的蛮族，由蛮变成贼，由贼变成山贼或山寇？据分析，这恰恰反映了该地区的蛮族，先被征服成为编户齐民，然后由于赋役繁重沦落为贼，最后由于受到围剿不得不入山为贼寇的过程，而这一进程似乎一直延续到了北宋梅山蛮问题的解决。其实，武陵蛮在西汉时一直臣服于汉，王莽篡位改长沙国为“填蛮郡”，欺压盘剥蛮族百姓，引起统治下的反弹。东汉时虽然复归朝廷统治，但一直反叛不断。因此，如何全面解决历史上武陵蛮叛乱这一社会问题，几乎是益阳秦汉置县的全部意义。由于长期对武陵蛮征伐的需要，益阳县邑的防御功能和后勤保障功能得以强化，其军事色彩浓厚的特点凸显无遗。益阳一带青铜兵器大量出土的考古结论，可谓找到了最有信度的历史注脚。当然，益阳置县还是周秦以来楚人开疆拓土、南顾北望的历史接力的延续，这片荆南沃土承载着的不仅仅是古老的文明和厚重的历史，更有远大的抱负和美好的冀盼。

[1] 舒华昌：《益阳轶史初探》，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11页。鲁肃筑堤写春秋

据清朝同治和民国《益阳县志》记载，益阳古城的始建年代和旧址，只能追溯到三国时期东吴鲁肃所筑的土城。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吴主孙权派鲁肃、程普和甘宁率兵用武力索讨荆州，驻军于营棚岭、铁铺岭及泥湾一带（今属赫山区兰溪镇）。或许是缘于地势较高且与县城相望之故，鲁肃的行营就驻设于此。据推测，此时北岸的县治尚无抵御资江水患的城池，抑或城池已被洪水毁决。后来，吴蜀议和，关羽单刀赴会，议定蜀汉先归还荆州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虽“割湘水为界置军”，但其时关羽置军于汉寿亭，益阳属归还之列。关羽单刀赴会的史实，《三国志》有明确记载，长沙走马楼吴简载有“觚慰佐益阳”可以佐证。

此后发生的历史是关羽撤兵而去，鲁肃、程普和甘宁等人渡资江正式接管益阳北岸治所。为巩固城邑防御与防洪保卫百姓安危，鲁肃筑土为城，修筑高3米、宽1米、长数百米的土城，时称鲁肃城。鲁肃等人离益后，潘浚、丁奉等人先后镇守益阳。自汉以来，近两千年的世事变迁，城池早已蚀化，渐遭废弃。至宋元前，应已改城为堤。《益阳县志》记载：“该堤位于儒学后墙（驿）道旁。”清末民初，文庙驻军，后墙一片遭毁弃；新中国成立后，鲁肃堤基址为城市防洪内堤所覆。对于鲁肃堤的兴衰遭际，清人李昌焌曾赋诗赞曰：“鲁临淮是古奇男，万马西来此驻骖。留下一堤春草绿，鹧鸪声里唱江南。”鲁肃城是益阳真正意义上城市的起点，亦因此，益阳城池才正式载入史册。脱胎于鲁肃堤的益阳古城基址（熊有志供稿）三国风云之“单刀赴会”“单刀赴会”是三国纷争这沓历史脚本中的离奇一页，戏剧性的结尾与惊心动魄的效果，可谓空前绝后。经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留下它的传奇故事，关汉卿笔下的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也少不了一幕幕千古绝唱。而它演绎的舞台，就在荆南古县益阳。《三国志·先主传》称：“建安二十年，刘备领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领兵三万入益阳。”《三国志·鲁肃传》又称：“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

形成军事对峙的背景是，面对刘皇叔久借不还的荆州，东吴数次讨要未果后，吴主孙权决意发兵征讨。蜀汉闻讯，汉寿亭侯关羽从荆州治所汉寿拔兵赶赴益阳，与鲁肃“隔江相拒”。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判断，在资江南岸，东吴部署了三股势力：一是鲁肃从长沙领兵万余人；二是甘宁从巴丘（今湖南岳阳市）水陆领兵两万；三是吕蒙从湘南零陵火速增援，也约两万人马。史料称，其时吕蒙已夺得长沙、桂阳两郡，正要拿下零陵全境时被孙权紧急召回。驻守益阳的人马，很可能包括新补充的长沙和桂阳的兵员。据有关专家估算，东吴麋集益阳的人马当在六万以上。

数万吴军布阵于狭长的资江南岸，风声鹤唳、蔚为壮观。《益阳县志》载：“鲁肃与甘宁屯兵南岸，筑台于陆贾山，今‘甘垒夜月’即甘宁所筑的军事瞭望所。”其具体部署是，西头，黄泥湖到会龙山一线，吕蒙有两万步兵虎视眈眈。陆贾山至会龙山一线，有主帅鲁肃把守。甘宁的两万将士，驻扎在陆贾山东至三里桥一线。鲁肃与甘宁联合在陆贾山上筑台，建立瞭望所。后人将此台称作“甘垒夜月”，收入明代“益阳十景”。由此推断，东吴在南岸形成了一条二十余里的江岸防线。

那么，蜀将关羽在江北又是做何部署呢？《益阳县志》记载：“羽扎寨于青龙洲，今青龙洲为关羽磨青龙刀得名。洲边的‘关濑惊湍’即关羽欲渡江与甘宁所抗之地。”由此可知，关羽在资水上游的滩头驻扎下来，用意明显，就是伺机涉江，猎袭吴军。关羽仅有三万人马吗？显然不止。为了对付东吴，蜀汉拉拢了武陵蛮，相传武陵太守巩志领兵一万，悄悄驻扎在与益阳的交界之所予以策应，如今汉寿县军山铺，据说就是因此次屯兵而得名。此外，刘备公安的五万大军一俟形势危急，随时增援南下。与资江南岸的高地不同，江北是一片[1]由大小冲积沙洲组成的沼泽地。从青龙洲到孟家洲，长约十五里，关羽的部队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洲渚上，沿江岸一线席地铺开。这种大军压境、隔江对峙的局面，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时，没有人相信一场大战不会即将爆发。可是，历史有时也给后人开个玩笑，那就是，这次雌雄对决只是一场虚惊，之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据《三国志·先主传》称：这一年，曹操南下入据汉中，张鲁弃逃巴西。刘备虑后院益州有失，只好遣使求和。孙权乃令诸葛瑾回报，“更寻盟好”。于是，就有了“遂分荆州”的结局。具体的方案是“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今湖北荆州市一带）、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对于这次议和，卢弼《三国志集解》评价称：“是役分界，蜀失长沙、桂阳而有南郡。吴则已袭零陵而复还蜀耳。”不难发现，刘备实际是用长沙、桂阳两郡将一个南郡换到了手中。以上就是“单刀俱会”战争态势的描述，民间口耳相传的单刀赴会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相传关羽从北岸的碧津渡出发，到对岸的陆贾山与鲁肃会面，并展开议和商谈。《益阳县志》记载：“羽与鲁肃相拒于益阳，约次日诸将军单刀俱会，立马百步外，单刀之名，盖以此也。今南门外碧津渡，即单刀赴会处也。”此外，小说《三国演义》还描绘有“十船东下，一船渡江”的故事。“十船东下”是指关羽允诺鲁肃单刀相会后，其子关平恐父亲遭暗算，挑选五百名刀斧手分乘十条船自青龙洲而下，隐蔽在陆贾山的对岸伺机应对。关羽则孤身乘船渡江，与鲁肃进行谈判。

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如何，有信史记载，自不必细究。它们对于关羽超人的胆略、审时度势的智慧和忠诚信用的操守无不褒扬赞颂有加，其赤面美髯的形象莫不妇孺皆知，聚守人心。无怪乎后人视关公为忠勇的化身，甚至将其神化，以一种道德楷模的形象来供人祭拜。亦因此，关羽所经的渡口被称为“碧津晓渡”，千百年来为人所景仰也就自然而然了。

蜀汉退守南郡后，益阳成为东吴的一部分。鲁肃随即进入江北，开始在此筑土为城，重新恢复“荆南四郡”这个古县衙。后人把土堤称作“鲁肃堤”，而这些由夯土堤围成的城池，叫做鲁肃古城，它是目前最早见诸史载的益阳城邑的源头。

单刀俱会档案

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摘自《三国志·鲁肃传》

碧津渡档案

在益阳古城的东门外，有一处千年古渡。它就是三国时期蜀将关羽“单刀赴会”的起点——遐迩闻名的碧津渡。

同治《益阳县志》记载：碧津渡原为官渡，建于清初，位于县城南门口。渡口设渡船四只，由官府指派河岸附近的臧、王、李三姓居民摆渡。每年发给公食银13.2两，专供衙门差务，闲时兼渡行人。

官渡创办后，据说对过渡旅客盘剥、刁难和欺诈之事常有发生，广为渡客诟病。乾隆十九年（1754），邑人马孚山、徐丹也等四人对官渡不义之举甚为不满，商议在南门口上首数丈处创建碧津渡义渡，并倡议捐置一批田产以供度用。义渡建成后，因官渡与义渡相争，官渡很快衰落。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知县陶易以免去义渡各种公府摊派的差务和债务之名，将义渡所置田产9石1斗9升及五马坊房屋3间收缴拨付给官渡，此一釜底抽薪之举，等于间接将义渡取缔。次年，因经营不善，官渡入不敷出，一度难以为继，幸亏乡人冯宪等热心人士援手，才使渡口得以延续。清道光五年（1825），邑人刘安钺嘱其子捐水田10石8斗重建碧津义渡。此后，官渡有名无实。官渡和义渡并立的格局一直存续至清末。

民国时，碧津义渡和官渡皆改为民渡。渡口两岸建有简易麻石码头。新中国成立后，碧津渡归集体所有。渡船由原先的划子也改成了机动船。20世纪80年代，由于桥梁的修建，以及因为传统工业转型使工厂大量倒闭，运量锐减，特别是资江北岸筑起高高的防洪大堤，给码头货物的装卸带来极大的不便，包括碧津渡在内的码头水运走向衰落，渡口也逐渐退出了人们生活的舞台。

[1] 孟家洲在1952年治理洞庭湖时，与资江北岸连成一体，洲上有著名的三台塔。诸葛井边当饮酒

东汉建安年间，先主刘备当阳兵败，不得不率领部将逃到同为汉室后裔的荆州牧刘表门下寄居。刘表过世后，由于其子刘琦无能，孙权不久就获得对荆州的控制。后来，曹操南侵，在诸葛亮的精心谋划下，吴蜀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巨大胜利，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此外，兵微将寡的蜀汉除加强对荆州的蚕食，还通过吴蜀联姻，从吴主孙权处借得荆州。

随着势力的扩大，刘备先后取得荆州、南郡和襄阳，并听从马良的建议，决定夺取零陵、桂阳等地。为了打开通往湘南的通道，诸葛亮差张飞为先锋，赵云合后，自己则与刘玄德为中军，率领人马一万五千人，从荆州出发，屯兵益阳。

雄踞洞庭湖南岸的益阳，土地平阔肥沃，腹地深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由于地处湿地边缘，水土卑湿，时有瘴疠发生，因此对战事的进程多少形成一种阻滞。时值春夏之交，资江正是洪水泛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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