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书而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梁小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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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书而飞试读：

这本书的题目定为“随书而飞”。字面上的意思是写实的，因为我每次坐飞机外出总带着书，许多书就是在候机时、飞机上读完的。更深层次的意思是思想随书而飞。读书时联想不断，新的想法涌现出来，思想展翅飞翔。

人的知识、思想从何而来？最本源的当然是实践。但人不可能事事实践，这就有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许多知识都是从读书而来。人的一生都要读书。在专业上，即使已经读完了博士后，由于知识呈爆炸式增长，不读书就会成为过时的废物。而且，在我看来，人生就是读书的过程。只有不断读书，人才能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己。读书就是享受人生。古人常说“耕读传家”。“耕”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吃饱了，就要读书，这才有“书香门第”，才有整个社会文化修养的提高，才有文明社会。

我年逾七十，且已退休十年有余，亲身实践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退休后搬到乡下住，除了讲点课，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获取知识的唯一方法就是读书了。读书当然会有想法，希望与别人交流。但我没什么社会交往，也不参加什么读书“派对”，更不会用网络与别人交流。唯一交流的方法就是读别人的书评，写自己的书评。这就有了这本书评集。

写书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介绍书的内容，指出优点一、二、三，缺点一、二、三。这种书评的好处是让读者知道书的内容是什么，决定读不读。早年我也写过这类书评。但这种书评太教条、太八股，讲优缺点几乎千篇一律，读起来没味儿。另一种书评则甚为自由，不求全面，可以赞其一点不及其他，也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他，只是把自己读书中最突出的感受告诉别人，或是把由书得到的新想法告诉别人。我写过《红楼梦》和武侠小说的书评，但绝不是研究这些小说的“红学”或“金学”，只不过讲一点与书相关的想法。写《红楼梦》要写对当前改革的启发，写武侠小说则讲其中的经济学含义。这样去读、去写就有了随书而飞的意境。

书评文章既非学术研究，也入不了正途，起码对评职称、申请国家基金、评奖是无用的。书评在各类文章中只能算“小儿科”，许多严肃的学者颇为不屑。不过书评并不好写。读老一代学人的书评，觉得小小书评中蕴含了博大精深的学问，正如“一阳指”蕴含了一代武功大师的毕生绝学一样。读年青一代学人的书评，更觉了不得，小小书评中传递了许多新信息、新思想，我自愧弗如，只敢说向他们学习，不断努力。这些年我一直读书、写书评，无论水平如何，乐此不疲。这才有“老年无限好”的感受，而不去想“何时到黄昏”。

这些年来我写的书评，有长书评，也有短书评。短书评大多发表在上海《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胡看乱写”专栏，也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和《财经国家周刊》等报刊上，已选编为《想读》，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长书评全部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感谢该报张明扬先生和其他编辑付出的辛劳。这次选编的《随书而飞》就是发表于该报的长书评。

最后说明一下，收入本书的第一篇书评“一本崭新的书”是我在1982年写的，发表于《读书》1983年第一期。这是我写长书评之始，以前从未收入任何一本书。这次收入，读者也可以知道，三十年过去了，我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北大是我的母校，北大出版社是我的老朋友。我的第一本书《西方经济学导论》就是由他们出版的，以后一直得到他们的支持，由他们出了不少我的著作与译著。对该社历任领导和经济与管理图书事业部主任林君秀女士及其他编辑深表谢意。梁小民2013年9月1日于怀柔陋室[1]一本崭新的书

说它新，不仅指它刚刚出版，翻开来还能闻到油墨的清香，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作者在这本书中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读过后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

面前放着一本崭新的书。说它新，不仅指它刚刚出版，翻开来还能闻到油墨的清香,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作者在这本书中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读过后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这本书就是北京大学罗志如教授与厉以宁教授合写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英国病’研究”。所谓“英国病”，是指英国作为一个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的衰落时期所特有的病症。其主要症状是“‘停停走走’的经济、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与国际收支危机的交织、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分权主义日益严重的趋势”。这些病症是帝国主义时期基本矛盾激化的表现，但它既不同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衰老症”。它产生在英国是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的。

国外关于“英国病”的著作很多，国内也有一些文章涉及了这一问题。但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根据国内外已有的著作，抄抄写写整理成书，也没有用若干事实来为已有的结论作注，而是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英国病”进行了新的探讨。

本书的上编“问题何在？——‘英国病’的诊断”是分析“英国病”形成的过程及其社会历史根源。作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不是像一般的写法那样进行历史的描述、事实的罗列，而是全面深入地进行历史的分析。所谓全面，是指作者不是把“英国病”仅仅作为一种经济方面的病症，而是作为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征。作者从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殖民扩张给国内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福利国家”政策所引起的问题，以及“传统精神”对经济的消极作用四个方面来分析“英国病”产生的历史根源。这样，就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全面地说明了“英国病”之所以产生在英国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深入，是指作者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有独到之处，比如在一些论述“英国病”的著作中，往往把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与经济的衰落直接等同起来。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苟同这一传统的看法。他们不否认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与经济衰落的联系，但并没有把它作为英国经济衰落的唯一原因。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只说明它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进出口贸易中的相对地位下降了，但并不等于英国工业本身转入了停滞状况。更何况，当英国丧失“世界工厂”地位时，它在某些行业的生产、资本输出与国际金融等方面仍然占有优势。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对经济的影响在于它成为新工业部门建立的阻力，使新一代技术力量形成缓慢，并保留了落后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作者没有把经济因素仅限于“世界工厂”这一点，还从更广泛的角度分析了殖民扩张所引起的农业衰落与资本外流的影响，“福利国家”的政策给财政带来的麻烦，政府的官僚化，以及“收入均等化”引起的经济效率低下、专业人员外流。

在以上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作者已涉及了政治、社会意识等因素，把经济的分析与社会历史的分析糅合在一起。但是，为了说明英国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的重要影响，作者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分析了其他人所忽视的问题：英国社会的“传统精神”对经济稳定和增长的消极作用。所谓“传统精神”是在英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又在英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它包括了门第观念和等级观念、不求变革和安于社会现状的守成思想以及地方分权思想。这种“传统精神”是封建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表现，也是英国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特点。重门第、讲等级这种封建社会的风尚被保留了下来，它造成人力与资本外流，抑制了一般人的进取心，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代表贵族与资产阶级既得利益以及小生产者意识的安于现状的守成思想是使英国经济长期停滞的若干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地方分权思想，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程度抵消了英国政府为改善国内经济状况而作的努力。这些对“英国病”的形成与深化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许多研究“英国病”的人往往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尽管在某些问题上作出了精辟的分析，但却没有作过这样广泛的分析。实际上，只有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把经济、政治、历史、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说明“英国病”为什么产生在英国。在这方面，本书的作者是作出了贡献的。

本书的下编“回春无术——‘英国病’对策的剖析”是分析英国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中所采取的政策。作者在分析经济政策时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政策。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的基础，只有在了解经济理论演变的基础上才能深刻地理解政策的内容、变化与作用。因此，作者对20世纪的剑桥学派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思想、货币调节理论的发展、“凯恩斯革命”的出现、凯恩斯经济学与英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以及当前凯恩斯主义所面临的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挑战作了简洁而精辟的论述，概括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发展，并以此作为下编分析经济政策的导论。

作者分析经济政策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任何政策都不是根据一般的看法作出简单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也没有仅仅用“为垄断资产阶级效劳”“挽救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这类帽子而不去具体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他们具体地分析了英国的“社会主义”试验（即资本主义国有化问题），需求管理的演变，计划化，收入政策以及调整工会、企业界与政府关系的政策，对外关系等项政策，说明了它们产生的背景、理论依据、主要内容及后果。应当承认，这些政策对解决某些具体经济问题是有用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当前英国经济为什么还没有崩溃。当然，承认经济政策的这些有限作用，并不等于承认这些政策可以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使资本主义永不灭亡。相反，作者在肯定经济政策作用的同时，也特别详细地分析了它们的副作用以及如何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对英国“国有化”的分析而言，作者首先分析了“国有化”的理论基础——英国费边派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思想的结合；接着分析了“国有化”的历史背景及其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阶级实质。作者肯定了实行“国有化”对加速技术改造，改革旧企业，降低私营部门生产成本，增强英国商品出口竞争能力等方面促进战后英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它加重财政负担等方面的不利影响。作者评介了英国经济学界关于钢铁工业“国有化”与“非国有化”之争，使我们对资本主义国有化的后果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这样的分析比简单地重复“国有化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并罗列一些简单的事实作为证据要深刻得多、透彻得多。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之后，再得出资本主义国有化并非社会主义措施，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不是真正的社会改革措施，也不能医治“英国病”的结论，就是水到渠成了。“英国病”实际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在英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因此，这本书对“英国病”的许多分析对我们理解有关帝国主义的一些问题是很有启发的。“英国病”的基本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矛盾更加激化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正是“英国病”在20世纪内形成并激化的原因。“英国病”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垄断性、腐朽性、垂死性在英国的具体表现。“英国病”的形成与激化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英国病”的许多症状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时，人们还经常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既然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它们的经济为什么还会有发展？既然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在这些国家里为什么还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情况？既然帝国主义是要榨取高额垄断利润，为什么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时还会有所提高？作者在探讨“英国病”的过程中并没有回避这些争论性的问题，而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英国实际情况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作了可贵而又有启发意义的探讨。

作者所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英国的生产关系是否还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作者认为，今天的英国，一方面垄断资本的统治在加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通过企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分配领域内的收入均等化、资本主义的计划化等方式不断调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有这些调节，今天英国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的英国经济仍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作者又更详细地分析了这些调节的局限性，以及所必然引起的许多矛盾。这就使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些调节绝不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也并不等于否认了英国帝国主义的腐朽性。作者对英国的这些分析完全适用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应该承认，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在不断地局部调节自己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且也取得了某些成就。正因为这样，今天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仍可以有某些发展，甚至能在某些领域暂时占据着领先的地位。但是，这些调节绝没有改变它们的本质，也不能挽救它们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正是当前帝国主义国家不能解决高通货膨胀与严重失业并存这一头号问题的根本原因。

作者所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力量在阻碍着英国经济的崩溃？作者认为，这些力量是英国全民族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前者使英国能保持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容易接受新事物赶上世界的潮流。后者则迫使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适应当前的形势。不断变换统治手法，对人民作一些让步。当然，这些因素也仅仅是减缓英国经济崩溃，而没有改变它的垂死性。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存在着一些阻碍它们灭亡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它们不会马上灭亡。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在帝国主义国家，加速灭亡的因素与阻碍灭亡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它们的经济时而发展、时而停滞的局面。我们只有正确分析各种因素，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能理解帝国主义垂死性的真正含义。

作者还探讨了英国“福利国家”政策的问题。作者没有简单套用关于垄断资本家用超额利润来收买工人贵族的论断来分析这一问题，因为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作者认为，当前英国实施了某些“福利国家”的政策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它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也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更不能消除阶级对立的基础。资产阶级实施这些政策只是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利于自己的统治。这些政策会腐蚀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否定这些政策的作用，也没有得出“没有福利政策比有福利政策更好”的结论。他们承认这些政策对改善工人生活的作用，这就是英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有时会有提高的原因。各帝国主义国家也都实施了不同的“福利国家”政策，这些政策对劳动人民也带来了某些好处，但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必然胜利的趋势，绝不是这些小恩小惠所能阻挡得了的。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其他著作中曾对帝国主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现在，这些分析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只有遵循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才能正确解释当前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近年来，帝国主义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修正主义企图用这些新问题来否认列宁主义，教条主义则用列宁的只言片语来给这些问题贴标签。我们应该研究、探索这些新问题，发展列宁主义。当年，列宁从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具体问题研究入手，来得出一般的理论。今天，我们也应该从认真研究各国的问题入手，解决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争论。《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我们希望以后有更多更好的研究帝国主义国家情况的著作问世。这样，我们就会对帝国主义的新发展、新问题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相反，那种从理论到理论，抠名词争概念，用马列主义的个别字句装饰自己，用个别事例为自己既定的观点作注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本书不但包含了许多新观点，而且在方法上也有创新。作者把“英国病”的研究当作一门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经济史、社会学都有联系的边缘科学来看待，这样就打破了传统的分门别类的分析方法，使这部著作具有新意。他们对“英国病”采取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使得“英国病”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我们希望，在社会科学领域，能够通过这样的跨学科的研究，建立新的边缘科学，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

[1]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1]深化市场经济改革难在哪里？

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行了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也有了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法律。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我们的市场经济转型还相当不彻底，用吴敬琏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经济转型的“大关还没有过”。

只有以技术进步为发动机，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外经济学理论和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普遍真理，也是各级官员一再强调的。但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实现这一点？

历史证明，计划经济下，可以认识到这一点，但做不到这一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经济学界就“内涵式”与“外延式”增长展开了一场争论。“内涵式增长”就是以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来实现的增长，“外延式增长”就是靠增加投入来实现的增长。争论中达成的共识是：只有采用“内涵式增长”才能实现持久的增长，苏联政府也就这一问题制定了许多规划，发了许多文件，但纸上的东西始终没有成为现实。到70年代末，苏联的外延式增长已经走到了头，内涵式增长还没有开始。增长停滞，社会动荡，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我国经济学界学习苏联，也有一场“粗放式增长”和“集约式增长”的大讨论。当时一切学苏联，这场讨论也是苏联“内涵式增长”和“外延式增长”的翻版，只是所用的说法不同罢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前，政府也极为重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计划经济下，技术进步云云，只是一句无法兑现的官话。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为什么推行市场经济的各国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增长，而计划经济各国没有实现呢？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需要内在的动力与外在的环境，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这样的动力与环境，而计划经济体制则没有。

技术进步包括重大技术突破或发明，以及把这种技术突破与发明运用于技术实践、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重大的技术突破主要靠政府，而创新得靠企业。

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政府都会投资于教育与科研，这成为技术突破的基础。实行市场经济的欧美各国和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中国都在教育与科研上有不少投入，也有一定的成就，但这两种体制下，教育与科研对技术突破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首先，目标不完全相同。市场经济下，政府投资于教育和科研，既要实现强国，又要实现富民。所以，为强国而取得的各种成果最终会用于富民，而且有各种机制保证这种转化。航空、航天、通信、计算机等重大技术突破起先都是应用于军用领域的，但最后都在民用领域结出了硕果。计划经济下，政府投资于教育和科研，目的是为了实现强国，所以苏联在军用科学和航天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民用工业品和轻工业品的生产极为落后，真正是“卫星上天，民品落地”，花巨款实现的技术突破与民生毫无关系，反而是占用了发展民生产业的资源。苏联当年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压倒美国，至于国内老百姓的生活，对不起，不在政府考虑的范围内。这正是一个强大的苏联最终分崩离析的根源。其次，在这种目标下，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教育与科研有长远的规划，为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奠定了基础，而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说起来也有若干年的规划，但实行起来更为急功近利。这样的结果是，整个国家创新的能力结不了果。最后，就教育而言，市场经济下，政府把教育作为一国的软实力，重视提高人们的整体素质，提高人的创造性。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把教育作为一种工具，实行“党化教育”，这就扼杀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生产出来的是标准化的同质产品。钱学森先生临终前提出的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的答案正是在于这种教育体系的根本缺点。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技术进步上的最大差别还在于企业的创新能力上。市场经济下，创新的主力是企业，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创新正是利润的最主要来源。有了利润的动力，企业就会主动地创新。计划经济下，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政府的机构，或者说是企业单位。政府对它们实行父爱主义，创新失败了要自己承担风险，成功了利润归国家。在这种体制下，企业为什么要去创新？在这种体制下，好的企业就是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的企业，而不是敢于创新的企业。想靠这样的企业去创新岂非缘木求鱼？

从外部环境来看，技术进步的条件是产权保护和竞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政府保护私人产权，有各种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尤其是对技术进步和企业创新最关键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这就保证私人和企业可从发明、创新等技术进步工作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而愿意为此投入。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你的我的都是公有的，没有任何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连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都要国有化，何来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竞争，竞争既给了企业压力，又给了企业动力。“不创新就死”成为企业的信条，即使再懒的人也会“被创新”。计划经济下没有竞争，强调企业的合作，“你好我好大家好”，企业的成败不在创新与否，而在于政府。这种情况下又何来创新？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是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了吗？为什么还不能实现技术进步拉动经济增长？

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行了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也有了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法律。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转型还相当不彻底，用吴敬琏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经济转型的“大关还没有过”。我们自称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但与日本、韩国等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还有本质的差别。我们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与其说接近于市场经济，还不如说也接近于计划经济。如果把完全由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称为计划经济Ⅰ，那么，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还接近于“松动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计划经济Ⅱ。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技术进步仍然缺少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在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计划经济的本质特点是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我们已经不是政府唯一的资源配置主体，而是资源配置主体的多元化。多种经济共存就是多个资源配置主体共存。但在各种经济中，配置资源最主要的主体仍然是政府。中国各地基本有两种经济模式：一种是浙江模式，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这种模式仅存在于浙江、江苏和广东；另一种是上海模式，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这种模式存在于其他省市。这表明，在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国有经济。说国有经济占主体，不能仅从各种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来判断，而要从它们所从事的行业对整个经济的重要性来判断。尽管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生产的GDP在GDP总量中占不到50%，但它们从事的都是对国民经济最为关键的部门，除了国家占绝对地位的七大行业（电力、电信、煤炭、石油、军工、民航和航运）之外，在其他许多重要行业，如钢铁、机械设备、汽车、家电等，也占主要地位。市场经济中不是不能有国有经济，但我们的国有经济之重，已经改变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而且这些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中其他企业也有本质区别，即政府直接控制这些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是有行政级别的公务员。而且，企业的重大决策由政府（发改委代行政府领导企业的职责）决定。这样，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就起到了主导作用。

在这种经济格局下，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国有企业仍和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一样，有创新的能力，但无创新的动力。许多国有企业有垄断地位，凭借政府赋予的垄断地位就可以赚大钱，创新有什么意义？而且，它们的领导人带有公务员的级别与身份，目标是职务的不断提升，创新犯了错误就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什么要去创新？我们想想，国有的汽车厂哪一个创造出了自己的汽车品牌？铁路部门用政治上大跃进、追求政绩的方式去发展高铁，能不出问题吗？有哪一个国有企业像华为那样去创新？

创新只能靠民营企业。但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中小企业，连日子都过得艰难，哪有能力去创新？民营企业做不大，当然有它们自身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在行业准入、融资等方面仍然存在困难，它们难以获得和国有企业平等的地位。即使它们有创新的动力，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要实现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增长，必须深入市场化改革。这话说了多年了，每年都说是市场经济攻坚年，但为什么年年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市场化改革难在哪里呢？最近读了许小年教授的两本书，《自由与市场经济》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颇受启发。

许小年教授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他的许多观点被认为是异类，或者“食洋不化”“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过，我认为在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观点上，是没有中外之分的。我们把这些基本观点作为“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没有错。市场经济没有特殊之说，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就必须遵循这些共同规律。所谓各国特色，只是在实现这些特点时所走的路不完全一样。市场经济在各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模式，但只要被称作市场经济，必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有不少人反对“华盛顿共识”，但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改革能取得伟大的成就，还是因为有意无意地遵循了“华盛顿共识”。改革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是从先行的私人企业存在与发展开始的，这些不就是“华盛顿共识”中的产权问题吗？无非“华盛顿共识”所用的私有化的名目，我们称之为“产权明晰”。至于价格放开，对世界开放，这些不也是“华盛顿共识”中所包括的吗？不要一听到“华盛顿共识”就火冒三丈，试图用其他东西去对抗。仔细回想一下，我们改革的成就离不开“华盛顿共识”，改革中许多问题正是偏离了其中的一些要点，或者贯彻得不彻底。许小年教授的许多观点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他紧紧抓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来分析中国改革的问题及出路。

深化市场化改革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管好自己该管的事情，放开自己不该管的事情。许小年教授在这两本书中讲的重点就是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本书题目中所说的“救世主”就是政府。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和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政府就是以“救世主”自居的。

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政府或者直接控制经济，或者在经济没有问题的时候促进经济繁荣，在经济有问题时又亲手“救市”。在政府看来，这些都是为社会、为人民而做的，做得理直气壮。但他们在这样做时，实际上暗含了两点假设：一是政府完全出于公心，是为社会的；二是政府是全能的，能力超群。许小年教授指出，政府批判民众是“动物精神”，自私而贪婪，这才有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点。而政府是理性的，用政府的理性才能改变公众的“动物精神”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在计划经济中，这是假设存在一个大公无私而又有改造世界能力的无产阶级。在凯恩斯主义中，就是哈韦路假设。哈韦路是英国伦敦的一条街，住在那里的都是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完全摆脱了“动物精神”。在这种假设指导之下，他们就以救世主自居，大胆妄为。从“大跃进”到“四万亿”救市，从罗斯福新政到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但这个假设根本就是不能成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证明了任何人，无论凡夫俗子还是上层精英都是自私的，无法摆脱“动物精神”。要不然，如何解释各国政坛上高官的贪污、腐败和化公为私？只要有人类存在，这种现象就无法消除。让这种利己的人去支配社会，不比他们支配自己的资源更可怕吗？信息不对称理论证明了，信息的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明察秋毫”，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了如指掌。这就是政府的政策屡犯错误而无法改变的原因。经济本身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市场经济理论揭示了这个规律，让经济自发地按规律运行，比由利己的官员无知地干预要强得多。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当官的人往往随着地位的升高，这一点忘得一干二净。

应该说，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政府与计划经济的政府还是有着本质差别的。前者好歹是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基础，所犯错误引起的恶果毕竟有限，而后者根本没有市场经济，所犯的错误引起的恶果就更大。许小年教授在书中更多批判的还是凯恩斯主义。但我认为，对我们来说，目前更要批判的还是计划经济。说起来转型也三十多年了。正式宣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也二十年了。但我们一直没有从理论上、思想上彻底清算计划经济思想。而且，讲起计划经济时代“过五关斩六将”总是洋洋自得，而对计划经济的“走麦城”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必须补上批判计划经济这一课。没有这种思想先行，建成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用计划的方式去建立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文不对题。哈耶克一再强调，市场经济不是什么人设计、计划的，而是自发形成的。自发是关键。

我们的市场化改革难以深入与政治改革滞后相关。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市场经济可以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之下进行。但到某种地步，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改革。这也是各国的共同规律。当然，我们说的政治改革并不是马上要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马上就实行“三权分立”之类。但政治制度一定要与经济制度相适应，这一条是不能变的。中央领导也多次讲到这个问题。

许多道理是“地球人都知道”，但为什么“知”而不能“行”？这不仅在于中国的问题极为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更重要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改革三十多年，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各级官员、国企的领导员工，也包括从“钱权交易”中获利的私人企业家。他们当年是改革的推动者，但从不完全的市场化改革中获得利益。因此，就不愿意再前进一步了。而且，他们处于决策的地位。必须认识到，不再深化改革，各种社会问题爆发，最后不仅是全社会受苦受难，而是既得利益集团也无法幸免。只有深化改革，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甚至有所增加。任何一个集团或个人的富裕都以社会的富裕为前提。既得利益集团无非是先富者，没有整个社会的后富，他们的先富也会失去。只有认清这一点，努力改革，才有中国的繁荣与进步。

许小年教授的这两本书是各种文章、讲话的汇编，内容涉及相当广泛，但中心是深化中国的市场化的。也许在把理论变为现实时，还要有更周全、可行的考虑，但作为指导思想，我觉得许小年教授的许多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1]许小年：《自由与市场经济》，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2月；《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5月。[1]市场经济最终不能由政府主导

理想中的市场经济最终不能是政府主导的，而应该是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的混合。在这种经济中让企业家成为主体，才有前途。政府不是控制经济，而是为企业家创新创造必要的条件，中国经济才会有持久的繁荣和强盛。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的热门话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探讨国民财富如何增加就是以经济增长为主题的。斯密认为直接引起国民财富增加的原因是分工与贸易，进而论证了“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是增长的制度框架。以后的经济学家分析了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作用，但有许多国家，这些因素都具备了，经济增长却没有实现。诺斯回到了斯密，把增长对市场机制的依赖总结为“路径依赖”，近年来经济学家又把这种认识归结为“华盛顿共识”。

不过这些经济学家有点只见物，不见人。无论是劳动、资本、自然资源，还是技术，都是“死的”，要由人把它们组织起来，它们才能“活”，正如演员、剧本和舞台，要由导演组织起来一样。经济中的这个导演就是企业家。熊彼特早就注意到企业家的创新才是经济的动力，才是增长的灵魂。但是市场经济的形态并不一样，哪一种才最有利于企业家对经济增长起到最大的作用呢？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和卡尔·施拉姆的《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探讨了这一问题。

有些朋友一听资本主义还有“好”“坏”之说，岂不吓一大跳？其实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我们许多人对资本主义已没有什么恐惧之感。西方经济学家在用这一词语时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含义，就是指与计划经济不同的市场经济。我们习惯谈市场经济，他们习惯谈资本主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资本主义绝不是一种形态。各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政府的经济职能以及各种其他要素都是非常不同的。有些资本主义经济非常社会化，而另一些有更多的管制”。“把所有形态的资本主义都简单化为一种单一类型是根本不行的。”在讲到增长时，作者认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形态的资本主义，对其增长的表现有深刻的影响”。

作者把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分为四个类别：第一种，国家导向型的资本主义；第二种，寡头型的资本主义；第三种，大企业型的资本主义；第四种，企业家型的资本主义。

这四种形态的资本主义仅仅在保护私人产权，即产权明晰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它们对经济增长、创新和企业家活动的机制都极为不同，所以增长的业绩也不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纯粹的一种资本主义形态，而是不同类型的不同混合。这本书就要比较这四种不同的形态，并说明哪种混合最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国家导向型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市场经济，产品和劳动的价格仍然由市场机制决定，政府保护私人产权，仍然有私人企业存在，但其基本特征是政府决定哪些行业或企业应当增长，并以政府的力量给予支持。政府用各种手段，如直接控制国有企业或其他政策，决定资源配置，并把这种方针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东南亚国家采取的主要是这种形态。这种形态以国家的力量促进经济增长的确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增长率可以很高。而且，可以维持相当长时间，东南亚的增长奇迹证明了这一点。

但这种形态的缺点比优点还要多。一是国家以增长为目标，又有国家的支持，这就会引起过度投资，出现泡沫，使增长停滞。韩国和日本都出现了这种现象。二是政府会挑选了错误的赢家和输家。政府并不是万能的、英明的，由政府去选择赢家（支持发展的行业和企业）和输家（淘汰的行业和企业）并不一定正确，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三是极易出现腐败，寻租现象严重，尤其在民主化进程滞后时，这种情况更普遍。政府决定实际上是官员决定，企业用寻租的方法得到政府的支持就是成本最低的方法。四是“拔掉插头”和重新配置政府资源的困难。这就是企业重组与资源重新配置将遇到既得利益集团巨大的阻力。一旦采用了这种形态就会认为“国家导向将永远管用”，难以转变，从而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时会发生各种问题。

寡头型的资本主义是政府并不直接控制经济，但它支持少数寡头控制经济（我们也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这种形态在世界上也不少，如俄罗斯和拉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一些国家。首先，在这种形态中，增长是不平等而缓慢的。这就是说，它增长缓慢，而收入分配又极为不平等。作者引用了拉美14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0．5—0.6之间。其次，在这种形态中，非正规的活动泛滥，腐败严重，这些经济能维持下去，主要是借助于政治的强权（拉美地区）和自然资源丰富（中东地区）。这种形态增长的结果是少数人越来越富，而大多数人处于贫困之中。

大企业型的资本主义是由大企业主宰经济的体制，欧洲、日本、韩国和美国都是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中市场高度集中，具有垄断性，会不利于消费者。但这些企业具有创新的能力，而且，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也具有竞争力，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在世界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最后是企业家型的资本主义。这种经济最具竞争性，不断有新企业产生和旧企业退出，竞争迫使企业家不断进行突破性创新。

作者强调了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是技术进步，或者说企业家的创新。因此，国家导向型的资本主义和寡头型的资本主义都不能最有效地实现增长。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应该是“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某种混合”。在这种经济中既有促进创新的竞争，又有具备创新能力的大企业。都是大企业控制，甚至成为与政府勾结的寡头，这些大企业必然缺乏创新的动力。但都是中小企业，则缺乏创新的能力，而且规模经济也必然在竞争的过程中形成大企业。让大企业在创新中起主导作用，又让它们面临市场竞争，这就是企业家型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某种混合的优势，就是最理想的增长路径。世界上成功的经济都是这种类型，或者接近于这种类型，如欧美各国的经济。

在这种类型的经济中，如何才能有利于企业家的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呢？作者指出，促进增长有四个条件，这些条件要通过制度来实现。第一，易于创办和发展企业。包括降低“正式手续”的成本，如企业和资产的注册成本，雇用和解雇员工的便利；建立可实施的破产制度；完善金融制度，保证企业所需资金的可获得性。第二，保证企业家活动的回报，如法治、财产和合同的权利，避免过度征税，适当的监管，或管制过度时减少不必要的监管；奖励创新，政府支持研发，将发明商业化并建立专利制度；对模仿的奖励。第三，制止非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这里主要是指寻租或行贿等腐败活动，制止这类活动主要是消除这类活动的基础——政府的腐败。第四，保持赢者的势头。作者称此为“红色女王游戏”，即在成功之后仍不断投资与努力，争取下一个目标。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对反垄断法的迷信，并坚持自由贸易和投资，取消贸易保护主义。

以上四个条件都是直接针对企业的制度，但增长还需更广泛的社会环境，这就包括一套有利于促进增长的文化，尤其是“企业家文化”（我们习惯称为“企业文化”），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稳定的宏观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主。国家所应该做的正是为企业家的创新和增长创造这些条件。

作者进一步用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和发达国家的停滞说明了这些条件的重要性。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也不缺乏资本和技术，但仍然没有发展起来，根本原因在于对国家导向的迷信，即选择了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或者寡头型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没有得到发挥，甚至受到压抑。作者提出的建议是摆脱国家导向，包括减少创办企业的障碍，使法律体系规范化；改善资本的可获得性；发展教育事业。欧洲和日本的停滞则在于企业家精神的衰落和转向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当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不与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结合时就会成为寡头型资本主义。欧洲的停滞被称为患上了“硬化症”，主要原因在于高税负与高福利支出，不利于激励企业家的创新。而且，欧洲和日本的文化都明显敌视收入不均。企业家创新得不到回报就使创新失去动力。

我之所以详细介绍了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因为这些观点对我国经济增长是有意义的。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现在不仅要找出应急之策，如支出四万亿之类，而且要思考以后的长期发展问题。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在经济上与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相同。应该说，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过渡性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是必要的，是渐进式转型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它有助于社会经济在大体稳定的前提下完成转型，也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改变了过去一穷二白的状况，实现了高速增长。问题是，我们能否把这种体制作为最终的目标。在这种体制下，增长主要靠的是国家的力量，是投入的增加，而不是企业家的创新，不是技术进步。党中央早就提出了增长方式的转型，但至今这一目标仍未实现。这次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而在于我们这种国家主导下的数量型增长已经走到头，而技术进步型增长仍未实现。阻碍增长方式转型的正是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本书作者所指出的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如资源的消耗、环境污染、社会矛盾激化、腐败等问题，我们全有。书中谈到这些问题时，也多次以我国的问题为例。

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对企业家创新的抑制。我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政府直接控制国有企业，并通过国企控制整个经济。这些国企又是大寡头。应该明确的一点是，国企的领导绝不是企业家。他们都是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国家公务员，特大型国企的领导人都是官员。作为官员，他们的业务就不是创新，而是完成好上级的任务。他们既要组织企业创新，又要参加政治与社会活动。国企改革现在的重点还不是产权，而是如何让国企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成为竞争性企业。但是，在政府主导之下，这种改革十分艰难。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史证明了这一点。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是体现在民营企业身上，这也是全世界的现实。应该说改革三十年以来，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现在已经撑起了国民经济的半边天。保护私人产权的《物权法》的通过，许多民营企业家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表明私人企业家的地位也有了极大提高。但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民企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多限制。有些还相当严重，因为这种体制的本质特征是坚持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民企实际上处于补充的地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国务院促进民营经济“三十六条”中的许多规定至今仍然是一纸空文。而且，在某些地方的调整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中，总认为民营经济是“不得不”允许其存在，并不认为是“必须”作为主体，对民营的放松是一步一步被逼出来的，而不是政府主动去推动，因为民营企业的扩大总会妨碍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在这次经济困难中民营企业受冲击最大，而四万亿支出对它们的帮助最小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质仍然是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最终不能是政府主导的，而应该是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的混合。在这种经济中让企业家成为主体，即实现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蒋一韦先生所说的“企业家本位”，才有前途。政府不是控制经济，而是为企业家创新创造必要的条件，中国经济才会有持久的繁荣和强盛。读《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总结我国三十年改革的成就与不足，深感洋人之言启迪之处颇多。——————————

[1]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刘卫、张春霖译：《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08年12月。[1]如何使后增长的故事更精彩？

尽管张军教授主张靠投资拉动增长，但我仍然认为当前最需要的还是从投资为主转向消费为主。40％以上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和资本形成的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我与张军教授未曾谋面，但常读他的文章。从他的论著中我深感，他的理论功底扎实，视野开阔，在他们那一代人里是极为优秀的。最近读了他的文集《这样的故事最中国》，更加深了这种印象。《这样的故事最中国》是讲中国增长的好故事的，从多个角度说明了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取得的成就及原因。张军教授不是张五常先生的入室弟子，但的确得到了张先生的真传。张五常先生是制度学派的大师，强调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张军教授把这一观点运用于讲中国增长的故事，分析了中国制度的变革及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军教授经常到各国访问、做学术交流，这就使他能以世界的视野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经济，并与各国进行对比。中国需要这样放眼世界、立足中国的经济学家。

过去中国增长的故事很精彩，值得总结其中成功的经验。但作为经济学家绝不能到此为止，经济学家更应该关注我们的增长中还有什么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应该说，中国改革采用渐进式模式符合中国国情，这就保证了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下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无非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而已，而且利弊所起的作用也是在一直变动的。渐进式改革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尤其在初期利远大于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增长的持续，其弊也逐渐展现出来。如今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正是这种弊的结果。因此，我们在总结增长的经验时也千万不能忘记寻找弊。从本质上说，经济学家的任务不是歌功颂德，而是吹毛求疵。毛泽东时代有句名言：“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可以把讲成绩的事交给宣传家，自己还是要更多地讲问题。

讲成绩总结经验也好，讲问题总结教训也好，都是为了中国的后增长更为精彩、辉煌。我们永远不能沉醉于历史的辉煌，而应该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证明“祖上富过”，而是为了指出“子孙如何再富”。受《这样的故事最中国》的启发，我想讲讲如何使中国后增长的故事更精彩。

历史不会割断。未来中国后增长的故事仍然是过去增长故事的延续，过去中国增长故事的主线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西方国家大体上在1900年左右完成了这种转变，我们至今还没有完成这种转变。改革开放之后，允许农村人进城谋生，家庭联产承包制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从1978年开始，这种城市化就起步了，至今已有2.4亿农民进城务工，逐渐向城市人口转变，在城市就业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51%左右。这是中国增长故事中最精彩的一页。但这个过程远远没有完成。一是这种城市化的进程与当今西方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二是这种城市化的质量存在严重问题。说得极端一点，这种城市化有点“伪城市化”。农民城市化的标准应该是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住所，享受与原有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就中国而言还应该有城市户口。目前我国达到这种城市化水平的人口仅为27％左右。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不是城市居民，而是“农民工”。要把这2.4亿甚至更多的农民工变为城市居民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任务。中国后增长从本质上说，就是城市化的进程，既要提高城市化的数量，又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也许后一个问题更难、更重要。

与各国的情况一样，我国的城市化也要通过工业化的道路来实现。经常有人提出，中国可不可以不再走工业化之路。我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社会的发展不一定经历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阶段，但一定要经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过程。工业化这个阶段是跳不过去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后工业化是以服务和信息为主的，没有工业化哪来服务与信息的基础？世界上有从农业国直接进入后工业化国家的例子吗？工业化无论好坏，无论有什么弊病都是无法跨越的。正如婴儿不能直接变为成人一样。城市化的进程还是要靠工业化支撑的。当农民是农民时，经济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当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时，就产生了对工业品的巨大需求。同时，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为工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过去三十多年间，我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还不是来自这种需求与供给吗？通过工业化实现城市化就是未来中国增长之路，也是中国经济“出彩”的地方。

西方国家走过了工业化的道路，计划经济下我国也走了工业化道路。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的工业化与西方国家和我们的过去会有什么不同呢？中央把我们今天的工业化概括为“新型”工业化，就表明我们既不是走西方的道路，也不是重复自己的过去，而是要创造工业化的“中国模式”。“新”在什么地方呢？

工业化也就是以制造业为中心。制造业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包括作为制造业基础的重化工业，作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设备制造业，作为产品生产的制成品业，以及为整个制造业服务的服务业。我国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中心是重工业化，这是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也有以其中一两个环节为主的，但对我们这样有待发展的大国并不现实。我们要建成一个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使我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这仅仅是在重化工业和制成品业上有了长足的发展。钢的产能达到七亿多吨，几十种制成品中国在全世界占了70%左右就是明证。所以，有人称我们是“世界工场”或“世界作坊”，而不是“世界工厂”。后增长时代的工业化首先就是要完成这个制造业的产业链，尤其是发展设备制造这个决定制造业水平的核心产业和为制造业服务的服务业。

过去的增长，我们过分追求GDP，求快求高，却忽视了技术进步，这就表现为设备制造业的落后和制成品缺乏核心技术，在世界上没有竞争力。拉动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力之一是出口，但我们出口的制成品不是靠核心技术和品牌取胜，而是靠低成本、低价格取胜。在三十多年之后，这条路已经很难再走下去。在后增长时代里，我们要把技术进步作为推动工业化的基本动力，不能再靠高投入。只有实现了技术突破，掌握了核心技术，创造出高附加值的名牌，才是工业化的成功。新型工业化就要靠技术进步推动。

计划经济下工业化的问题之一是牺牲农业和其他行业来实现工业化。只问工业化的目的，不问牺牲农业、服务业的手段，已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工业化的失败就在于此，这就出现了“卫星上天，百姓吃不饱”的怪事。所以，我们未来的新型工业化就要以工业化为中心带动经济全面、和谐的发展。工业化与农业和后工业化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叉的，无非是以哪一个为主而已。我们要养活13亿的人口，不能靠其他国家的农业，而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农业。农业土地以18亿亩为红线，粮食自给率要在95％以上，正是自己养活自己的必要条件。服务业、信息业一直是我们的“短腿”。这两个行业的落后也不利于工业化。后增长时代农业和服务业都是重要支柱产业。这两个行业落后，工业化等等也是一句空话，是空中楼阁。

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演进路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当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长起来后，就淘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说，这只是西方国家从自己的国情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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