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一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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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教育：中国的本土化探索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优秀论文集)试读：
序言
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基层社区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而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则是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和基础。
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是我国专业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产物。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同时也是经验积累和培养机制建立的关口。在社会工作研究生培养的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导师制度、论文与答辩、学生就业等方面，各个高校都在进行一些新的探索，逐步建立不同于社会工作本科教育的培养机制。目前我国102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的高校及科研院所，都相继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师资队伍。与此同时，各院校结合自身教育特点，不断总结符合自身特点的社会工作教育经验，努力体现自身的社会工作硕士教育特色。与学术硕士不同，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更注重实务研究，重视本土化实践能力的提升，其专业本质就是实践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全国首批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教育试点单位，以培养“一流的社会工作管理人才、研究人才、教育人才”为理念和目标，近四年来，坚持实践能力与学术素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突出课程教学和实务训练并重的培养特色，重视学生的专业实习实践，大力发展深谙社会工作实践和技巧的专职督导队伍，探索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教育，努力培养本土化、高水平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目前已培养了三届共153名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和实践》一书收录了已毕业的三届社会工作硕士学位论文中的优秀成果，这些成果涵盖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社会组织管理与评估、社会政策等研究方向，内容涉及医务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角色比较、非营利性组织、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评估、老年人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等主题。
本书研究内容新颖，一手资料丰富，是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与专业实习融合的成果，对引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拓展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希望这本论文集能够成为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的参考资料，通过总结经验，不断创新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努力培养中国优秀的社会工作人才，积极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教育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工作学术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李培林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理念与目标
——基于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的思考赵一红摘要：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理念与目标关系到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方向。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起步较晚、教育基础薄弱，缺少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教育理论与方法，缺乏系统而规范的教学内容。在此情况下，如何定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视角下探讨社会工作教育理念与目标，进而明确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本质属性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模式、教育类型、教育培养、教育结构等具体概念与问题，从而明确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理念和发展目标。
关键词：社会工作 理念 目标一 问题的提出
纵观国际教育，美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不断调整和完善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结构、种类结构及学位类型结构。美国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建立是与美国19世纪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浪潮急需大量专业性人才相适应的。与此同时，美国为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需要，培养了社会急需的大量专业性人才，构建了比较完整的专业学位体系。英国本土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需要推动了新兴交叉学科产生，从而在研究生培养基础上进行跨学科培养，不断催生新的学位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实用人才的需要。目前各国研究生教育政策与培养模式更趋于灵活。
我国自1991年设立首个专业学位以来，专业学位种类不断增多，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人才培养模式不断优化。截至2010年，我国专业学位已达39种，目前已有40多种。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占研究生招生总数的比例达30%以上，培养单位也逐步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而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的产生既是我国与国际接轨、调整和完善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和学位类型结构的结果，也是我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需要。
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培养人才类型、模式、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与传统教育存在差别。现代教育首先要树立现代化教育的理念与目标，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是在现代化教育进入更高阶段的产物，因而需要建立自身理念与目标。目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已蓬勃发展，无论教育质量还是数量都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尤其是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影响和移植的情况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便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如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把握社会工作教育理念与目标、吸收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的教育思想，处理好借鉴西方经验与本土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在教育方向、教育类型、教育模式和教育结构等方面如何体现自身特点和发展路径，凡此种种，都值得深思。
在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快速发展，我们不得不提到社会工作教育的理念与目标，而理念与目标通常与社会工作独特的价值追求和促进社会改变的宗旨不可分割。对于社会工作教育理念可围绕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使命进行阐述。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早期宗教意义上的救助到后来人道主义义务的体现，显示出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基础。而在中国，社会工作价值体系正处于建构过程，这是一个借鉴与创新、批判与继承的过程。由此引申出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的逻辑建构——理念与目标。针对上述现状，本文拟提出如下问题：第一，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目前的发展与特征如何；第二，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目标模式及影响因素是什么；第三，怎样建立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理念与目标。二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特点1.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我国社会工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福利思想，包括古代社会救助制度，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些均为中国社会工作的萌芽。192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及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社会学专业，燕京大学建立了社会学和社会服务[1]系，这标志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正式起步。中国社会工作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创建与中断阶段、重建[2]起步阶段、规范化与制度化发展阶段、职业化教育阶段。
目前中国社会工作事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工作”写入党的文件。2010年6月《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提出要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到2015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200万。到2020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300万。且将社会工作首次提升为与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相并列的第六支主体人才，这是党和国家对社会工作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在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2.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第一，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2009年教育部首次批准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授权点，共有33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获得招生资格。2010年25所高校获批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招生资格，2011年2所高校获批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招生资格。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已有102所高校建立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社会工作专业硕士院校相比社会工作本科院校数量超过1/3，遍布全国各省市且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态势仍在继续。
第二，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面临经验积累与培养机制建立的关口。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处于起步阶段，同时也是经验积累和培养机制建立的关口。在社会工作研究生培养的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导师制度、论文与答辩、学生就业等方面各个高校处在摸索和经验积累阶段，正逐步建立不同于社会工作本科教育的培养机制。各高校培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所需的设备与实习基础不断扩大，社会工作硕士专业教育的师资队伍逐步发展。102所开设MSW的高校及科研院所目前都相继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师资队伍。与此同时，各院校结合自身教育特点，不断总结符合自身特点的社会工作教育经验，努力体现自身的社会工作硕士教育特色。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专业学位从筹备建立那一刻开始，就确立以培养“一流的社会工作管理人才、研究人才、教育人才”为目标。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从筹备到运行都秉承这个理念，坚持独立、高效的工作方式，努力建立一支高水平社会工作队伍；发展和培养深谙社会工作实践和技术的专职督导队伍；设计和完善体现“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特色的管理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努力体现和发挥自身特色，即实践能力与学术素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教学与实务训练并重的培养特色。
第三，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面临专业理论借鉴与本土特色发展抉择。专业社会工作最早产生于西方社会，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需求、社会矛盾和问题表现各异，各个国家社会工作发展状况表现出不同特色，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社会工作理论在其运用过程中表现出的文化差异。不同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基础往往会发生冲突，产生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及理论，其价值观及文化背景具有基督教与犹太教传统，在此情况下，中国社会工作硕士教育如何创新进行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教育，各教育机构如何实现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教育，处理好借鉴西方理论与本土教育的关系，这是摆在各高校和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三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模式及影响因素
截至目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开展的时间不长，在此时做经验总结为时过早，但对于今后发展的理念与目标却可以有多种设想。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近两年社会工作硕士教育的发展，给我们带来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拟从教育模式、教育类型、教育培养、教育结构谈谈此方面的问题。1.教育模式——西方与本土
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模式如何表述，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答案。但笔者认为我们暂可将本土化社会工作教育作为切入点，这就涉及西方与本土的关系问题。关于此问题王思斌教授做过专门论述，对于本土化的理解，他认为“人们常有不同的选择：是建立一套纯粹土生土长的社会工作模式，还是吸收国外的经验并化为自己的东西，两种本土化观各有自己的理解。……因此，当我们讨论社会工作本土[3]化的问题时，有必要明确我们指的是什么”。
笔者认为本土化应该涉及两个重要概念，本土化的社会制度结构与本土化的文化结构，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体现本土化的最重要因素。要建立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模式，首先要依据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在其助人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走的是助人实践—[4]专业教育—职业服务的道路。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是由“引入”起步，起点是专业教育，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超前于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实[5]践。这种状况导致了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两种不同路径，不同路径背后便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社会工作本身作为一种外来制度在中国推行和发展，那么在其推行过程中与本土文化层面的契合度如何，存在何种矛盾？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经阐述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在这本书里，韦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命题，即文[6]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和制度具有关联性。社会工作的引入不论是作为一种教育制度还是一种社会制度，都与本土的文化结构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社会工作教育与理论的文化差异上。其一，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强调家庭依赖和尊重权威，从而弱化个人权力，而西方国家传统的社会工作是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前提，很难适用于中国社会，因此，中西双方在社会工作教育中关于“照顾”的概念理解就完全不同。其二，各个社会面临的问题与情况不同，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发展的前提是相对富裕，并且积极提供一系列国家福利服务。而对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不发达国家，基本生存和健康要求都难以达到，直接引入西方社会工作方法就存在适用性问题。例如中国广大农村贫困社区，如何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开展扶贫活动等，就存在本土化问题。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教育十分必要。我们要立足中国现实，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将国际经验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致力于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建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任务。
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模式首先体现在我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方向、课程设置等方面。所谓教育制度，体现在教育的政策、规章、法规制定方面，要立足本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具体情况。所谓教育方向，体现在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目标，培养何种人才方面，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方向要适合中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在课程设置上，一是体现学校自身教育特点，二是体现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特点。例如中国农村贫困与发展、中国社会福利现状与发展、中国社会社区服务与养老模式、中国社区志愿者服务研究、中国企业社会工作研究等课程，都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工作本土化教育。在探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教育前景方面，努力构建本土化社会工作价值观、构建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体系、构建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实践领域与方法。上述种种大致能够体现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模式。2.教育类型——研究与实践
对于什么是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类型，是研究型还是实践型，至今我们难以做出回答，但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是在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教育已经相当成熟，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实务技巧都已经相当完善，以至于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教育专业化信任危机的背景下建立和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打破西方原有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原有的教育模式，建立纯粹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和教育模式相当困难。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一开始进行的就是专业教育，不同于西方国家由助人实践到专业教育再到职业服务的发展路径，在专业教育模式下我们教育的重点往往是如何进行助人实践，如何把专业教育理论运用到实践与具体的社工实务和技巧中。这种教育模式的课程设置，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便是以实证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技术理性作为出发点，技术理性注重理论知识，认为理论知识是经由科学研究证明的原则和规律，具有普遍性。技术理性把实践视为具体运用理论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的实务操作过程。因此，按照技术理性的教育理念，社会工[7]作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技术理性的教育理念，实用主义经验学习与尚安的行动反思学习，及解释学的批判性学习均给予了批判，试图突破传统技术理性教育理念限制，突出行动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也面临选择。选择之一，研究生教育仅仅是传授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与知识，还是建立自身本土化理论体系。如果是建立自身理论体系，其路径和方法是什么？选择之二，研究生教育是突破所谓传统的技术理性教育理念，培养具有行动能力的专业人才，还是继续循着理论知识方向，不断研究其普遍性和规律性，抑或是两者的结合。如果是两者的结合，其结合的切入点是什么，怎么结合？此类问题，并非一篇论文能够解决，这涉及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培养的目标问题，需要经过漫长的探索之路。
我们暂且先来回顾一下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培养方案。方案规定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几十门专业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同时，完成不低于800小时的社会工作实习课程。同时对于毕业论文选题也做了明文规定，即实习报告、政策研究及项目设计与评估均可作为毕业论文范畴，避免文献型和学术型毕业论文。这两项规定表明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体现的是实践型而非研究型培养类型。其中要求实习报告和项目设计与评估注重社会工作实务操作过程训练，包括800小时的社工实习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做法是800小时实习课程分成三个实习阶段，即实习一、实习二、实习三，三个实习阶段的内容和评估标准不同。每个实习阶段都由专职实习督导老师带领完成，并以实习日志、学生本人和督导的中期评估和期末评估作为评价学生实务操作和行动能力的标准。学生实习场所有若干类型：老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社会工作专门机构，如妇女工作中心、协作者中心，同时包括社区、基金会、政府机构等，为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在一年之内修完十几门涉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理论课程，并突出本土化社工课程特点，如开设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中国农村贫困与发展、中国社区社会工作、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等课程。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纯粹的实践或理论的社会工作教育并不存在，也非技术理性教育理念或实用主义经验学习的教育理念。在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中，研究与实践或理论与实践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是缺一不可的并行关系。作为研究生其理论知识必不可少，而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实务操作能力是必备的，二者不能非此即彼存在。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既具备理论研究能力，又具备实务操作能力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因此，为体现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特点，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社会工作优秀的研究人才、管理人才和教育人才。3.教育结构——择业与就业
教育结构与就业状况密切相关。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就业问题。关于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就业问题研究，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社会工作研究生就业过程十分复杂，既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从经济学研究视角看，求职和就业过程是一个劳动力资源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配置的过程，属于劳动经济学范畴。而在社会学研究范畴中，个人的求职和就业是一个职业流动和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属于社会学中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研究领域。上述角度的就业分析，似乎都很难适用于社会工作研究生就业分析。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一方面是国家需要转变教育学位结构，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并与国际教育接轨培养应用型、实践型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是国家需要解决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政府从制度层面加以设计、推广和发展。两方面原因促使社会工作教育产生与发展，由此延伸出两种培养路径：一种是从专业教育角度培养应用型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另一种是政府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和矛盾，从制度层面培训大批职业社会工作人才，两种人才队伍的培养方式和路径完全不同。“2006年底以来，社会工作培训被纳入中央和各部门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纳入了国家专业技术人员更新知识工程范围。中组部、民政部每年举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社会工作专题培训班”，“形成了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社会工作培训队伍和教育界、实务界有机结合的社会工作专业培训机
[8]制”。
上述情况涉及一些问题，即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在结构上是否为单一的专业教育？它与职业教育存在何种关系？抑或专业教育渗透职业教育？在此情况下社会工作研究生的就业过程更多地表现在择业还是就业？就业过程本身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除了涉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还涉及与资本有关的各种资源、信息、影响、关系以及与人力资本有关的专业背景、个人能力、技能、知识、素质，包括家庭教育投资回报、研究生实现个人价值、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社会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等，这些因素对研究生就业起着重要作用。研究生就业不是个人行为的简单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结构问题，更多表现在社会工作研究生就业与择业的统一。一方面研究生在就业时受到地域、单位、薪酬和工作满意度限制，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国家与地方就业政策及个人因素对其择业也有重大影响，在具体实现就业过程中择业往往被就业代替，先就业再择业的现象较为普遍。社会工作研究生就业就表现出类似问题。尽管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政府部门一再考虑市场中的社会工作岗位，但社会工作研究生就业仍不容乐观，虽然社会工作研究生都能就业，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却只有少数（参见图1）。这就提出了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合理性问题。当然社会工作研究生能否大多数从事本专业岗位不能完全归结到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结构上，但与教育结构不无关系。表1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工作毕业研究生就业流向统计图1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工作毕业研究生就业流向统计4.教育培养——专业与职业
关于社会工作专业学位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职业教育，两者不可分割。专业学位具有鲜明的职业性，一般在具有鲜明职业背景的学科领域中开设，主要授予受到专业训练的人才，它反映高层次职[9]业水准而非学术水准。此外，关于专业学位教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辞典》将其定义为：“学位类型之一。亦称职业学位……专业或职业学位与学术性学位在培养目标、教学方法、授予学位的标准和要求等方面均有所差异。授予专业学位的要求一般是：通过高水平的专业训练从而达到一定的水平；具有从事某种专门职业业务工作的能[10]力，并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在此谈论的专业学位教育，对应的是特殊职业领域研究生教育，而不是普通社会职业，强调的是专业化知识结构和职业技能，是“在知识基础与技术水平上非常成熟的职业”，英文称为profession。因此，并非所有社会职业都是专门职业。专业与一般职业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高深知识性，是学术性与技能性[11]的高度统合。因此，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并不等同于“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
上述关于专业学位的论述可给予我们很好的借鉴。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属于典型的专业教育，培养出的不是普通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而是具备高深理论基础、实务操作技能强、具有较高社会工作伦理价值观的“专业人士”或者专家。从这个角度出发专业学位教育又体现出鲜明的职业特点，在教育结构上从生源要求到课程设置都应该体现职业教育特性，体现在报考者的职业背景，实务和案例教学，论文选题与质量标准的操作性和技术性、应用性和实践性等方面，从而为特定职业领域培养人才。可以说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培养人才应该具备更高标准。有学者认为，专业学位作为具有职业背景的一种学位，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职业性、学术性和研究性是其三大特征，三者缺一不可。职业性是学术水准保证下的职业性，学术性是体现职业性的学术性，而研究性则是研[12]究生教育层次的本质要求。因此说社会工作研究生学位获得者首先要具备本专业的理论知识，其次要精通专业技能，同时具备较高的专业价值观和从业道德，必须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这种目标决定了我们目前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我们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市场与社会需要，决定了社会工作研究生就业的专业性与职业性统一。四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的逻辑建构——理念与目标
社会学学者韦伯斯基和葛特认为，专业知识是专业最为根本的特质，它是具备以下特质的一套知识系统：第一，一套有系统、具普遍性、可记录及传递，甚至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理论系统；第二，这套理论系统具有可操作性，可应用于解决人类社会的实际问题上；第三，这套专业知识（包括理论与技术）获得社会大众信任，人们相信它确实能够解决有关的生活问题；第四，由于这套专业知识确实能够解决社会和个人生活上的具体问题，因此，专业知识对社会就具有一种不[13]可或缺的功能。如前所述，既然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属于职业性专业教育，应该具备一套有别于一般职业的专业知识系统，笔者以为这个系统要求应该是研究与应用统一，专业与职业统一，技能与价值观统一。本着上述三个统一，笔者拟探讨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的逻辑建构。
研究与应用统一关于社会工作教育是重理论还是重实践似乎无需赘言，但关于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却值得思考。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是否应该单方面注重实务教学，假如如此那么其与本科教育的区别在哪里？如果单方面注重理论教学，那么与学术学位教育的区别又在哪里？研究生教育顾名思义，应该体现“研究”二字，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也不例外。关键点在于“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即研究什么？社会工作研究生的研究，侧重的是应用研究而不是理论基础的研究，是将社会工作理论、原理和规律如何应用到解决社会群体、个人实际问题的研究。这应该是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的理念与目标。这与技术理性教育理念完全不同，它强调的是应用性研究。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要不要学术，如传统的社会工作教育观念是重实务轻学术，这种理念在西方社会工作发展早期较为盛行。但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到研究生层面之后，就不能不涉及“学术”，因为学术[14]是学位的本质体现。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如果不包含“学术性”，其学位存在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从而与高等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混为一谈。因此，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不仅要体现研究性，更要体现学术性，是研究与应用的统一，是应用层面的研究与学术。
专业与职业统一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在提到其专业性和职业性的概念时，常常把两者分开。其原因是政府从制度层面把社会工作教育作为培训纳入中央和各部门干部培养规划中，纳入国家专业技术人员更新知识工程范围，因此从社会工作教育层面谈到职业性这个概念时，常被归结为岗位职业，归结为“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然而在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层面谈职业性时，职业与专业应该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工作研究生的专业教育就是一种职业教育，它有特定的职业领域、特定的技能和知识应用结构，社会工作专业学位中的“专业”就体现在这种特定的职业领域之中。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将职业资格与专业学位获得联系在一起，这充分表明专业性与职业性统一不可分割。可以说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体现的就是一种特定的高层次职业教育，本着这个目标发展，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工作理论应用学习的指导；加强社工实务技能的训练；提高在理论应用和实务技能训练的基础上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技能与价值观统一 2010年《教育部关于批准有关高等学校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试点高校“以培养社会特定职业领域高层次应用人才为目标，以高校为主体，依托企业和行业组织，转变教育理念，创新培养模式，改革管理体制，增强[15]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能力”。社会工作研究生教育属于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熟练的实务技能、较高的社会工作价值观，能运用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和需要帮助的人们。与此同时，社会工作是一种以价值为本的专业，作为社会工作的灵魂，价值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界定社会工作本身及其目标和意义，而且在于它同时界定了社会工作的技巧和方法，机构的项目、[16]目标和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和态度。正因为如此，社会工作教育要始终贯穿以价值为本，在培养学生掌握社会工作技能的同时进行价值观的教育，使技能与价值观有机结合在一起，这也是社会工作专业学位教育不同于其他专业学位教育的特殊之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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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痛的意义：沟通理论视角下的医患互动错位现象研究
柯洋华摘要：本文分析了广义的医患双方在互动过程中的错位现象，着眼点在于医患双方对“疾痛的意义”的界定、理解及应对上的差异。对上述差异的研究包括呈现其表现、形成原因和影响，还包括以此为依据探寻可能的重构二者良好互动关系之道，比如引入医疗社工搭建沟通平台，建立第三方医疗社会组织等促进医患双方信息均衡等。其中，医疗社工在医患双方沟通中的作用格外值得期待。总的来说，本文对于达致医患良性互动持乐观态度。当然，本文对可能阻碍医患良性互动关系重构的因素持谨慎态度，如医学的专业性面临被侵犯的风险等。基于此，文末对后续研究提出了建议，如在此类研究中更多体现地方性特色等。
关键词：哈贝马斯 医患互动 疾痛 错位 沟通理论 社会工作一 导言（一）背景介绍
2011年，中国医师协会对执业医师的就业环境做了一次全国性的调研。数据显示，执业医师的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医疗纠纷、工作量大以及患者的期望值太高。有70.67%的医师将此三项列为其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近3年来，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42起，打伤医师5人；单起医疗纠纷最高赔付额达300万元，平均每起医疗纠纷赔付额为10.81万元。就在本文写作期间，哈尔滨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发生患者砍杀医生的恶性事件，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丧命，多名医护人员不同程度地受伤，行凶者为曾在此医院就诊的一名患者。加上此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同仁医院医生徐文遭遇其前病人砍杀事件等系列案件，我国的医患冲突似乎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与此同时，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讨论，病人对医生和医疗体制的不满升级，医护群体对于自身受到的威胁和不公平待遇感到失望。可以说，医患互动不良造成了一个“多输”的局面。对于医患纠纷频发、医患关系紧张、医患冲突导致的恶性伤人事件多发的原因，医生、民众和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人士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医疗资源供需关系因素、医疗及医疗相关体制因素、以社会救助为主的社会保障体制因素、以职业道德为主的社会风气因素，以及包括法制建设和社会舆论在内的环境因素等。
医患关系紧张受到上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是从一系列医患关系热点事件引发的社会争论来看，许多医患纠纷或者医患冲突并不必然演化为公开的对抗，而且可能有着非公开的解决方式，这种解决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医患关系的良性化。有调查显示，在影响医患关系和谐的诸多因素中，“医疗服务提供不令人满意”这一选项是包括患[1]者、医生和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首要因素，超过“医院提供的治疗效果不好”这一选项。医疗服务指的是以医生为代表的医方为患者提供的非技术性服务，包括医护人员的态度、医患之间的沟通理解方式、涉及患者利益的医院管理体制等，它们常以不明显和非直接的方式影响着医疗质量和医患关系，甚至可能导致医患间信任关系的弱化和破裂。在一定程度上，医患间互动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双方互动中存在许多容易导致其错位的主体性因素，如医患双方生活世界的彼此呈现和理解不足等。
医患双方的关系具有多重属性，如请托关系、合同关系等，双方共同的“敌人”是“疾痛”，但是其与疾痛的关系不尽相同：医生从本职工作和征服疾病的角度出发要治愈疾病或者减轻患者病情，患者则从恢复自己身体和生活常态的角度出发要摆脱疾病的束缚。因此，双方对于疾病的意义的界定、理解和应对方式是不一致的，当双方没有为这种差异做出调整以配合对方时，医患互动错位就极有可能发生。不幸在于，这种差异常常具有形式上的隐蔽性和影响上的间接性，不易为互动的医患双方所察觉。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的医患互动现象，而非一般情境下的医患互动。做此说明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医疗资源在城乡、地区和阶层等分配不均是造成医患互动不良绕不开的[2]背景因素，而国外的包括家庭医生制度、转诊制度、健康档案建设、医务社会工作等外在于医患双方的制度设置的经验对医患关系的协调作用已成为可供借鉴的经验。
基于以上种种考虑，本文将目光聚焦于我国医患互动中的“错位”而非“纠纷”或“冲突”，围绕着双方对“疾痛的意义的界定、理解和应对”这一主题，力图还原现实中的医患互动场景，深掘以患者为主要群体的患方和以医生为主要群体的医方在医患互动过程中身体和心理的投入状况，从一个微观社会学的角度探寻医患互动中“错位”的表现、深层原因及不同层次的影响。接着，本文将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的角度出发，试图对二者关系进行厘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调和双方关系的对策，以利于实现医患良性互动关系的重构、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进而提高全社会健康水平。（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对医患互动的研究从人类学、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都有发展，当然也有从医院管理和医疗保健体制建设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考虑到本文的微观视角以及医务社会工作理论对医学社会学理论的吸纳，以下主要对医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进行综述。
塔尔科特·帕森斯最早提出病人角色的概念，他对病人角色概念的解释为理解医患互动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指南，这一概念详细阐述了医生与患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科克汉姆总结并评估了社会学界对医患互动模式的分类方式：萨斯（Szasz）和霍伦德（Hollender）依据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将医患互动状况划分为三种模式，即主动—被动模式、指导—合作模式、相互参与模式。他们的研究说明了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是如何影响医生与患者关系的，这是对帕森斯病人角色概念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补充。戴维·海斯-鲍狄斯塔则着重研究了患者试图修正医生治疗方案的方式，他把医患互动看作双方协商的过程，而不是医生简单下命令，让患者机械地、毫无疑问地听从命令的过程。上述学者的研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患者与他们的医生在健康问题上进行互动时不一定处于被动的地位。患者可以对医生提供的信息和治疗的适宜性进行质疑、寻求解释和做出判断，但所发生的互动[3]似乎受到社会阶层差别的强有力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从医患交流与沟通理论出发对医患沟通障碍的形成原因和解决策略进行了探索。Allman等认为医生与他们的患者在地位、教育程度、职业训练和权威方面的差异往往会成为他们沟通的障碍；埃里克·卡斯尔则进一步指出信息如果满足以下三个检验就能成为医疗情境下重要的治疗工具：[4]一是减少不确定性，二是提供行动的基础，三是加强医患关系。
也许因为国内医患冲突的集中和爆发，国内学者对医患互动状况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后劲很足，且更加注重医患冲突研究尤其是对策研究。
在对医患互动的研究上，国内学者首先从对医患关系的重新界定入手。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和医疗组织与患者及有关人群在医疗活动中结成的一定的信任关系，二者之间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二是医患关系是一种合约关系，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三是医患关系是由经济关系决定，依靠自觉力量维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可以看出，对医患关系的不同界定源于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伦理学和管理学的不同视角。正是由于观察和分析角度不同，他们对医患冲突产生原因的认识不同，进而提出的解决策略也各有侧重。总的来说，不同领域人士基本上都认同将医患关系置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环境中进行考察，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和文化关系等都是医患关系中必须考量的重要内容。
在研究关于我国医患互动中冲突的表现形式时，方法多采用的是文献分析和问卷调查。王茜、严永祥等认为，从目标、程度和关系上来看，国内当前医患冲突可以分为直接冲突和间接冲突、暴力冲突和非暴力冲突、现实冲突和非现实冲突等几种类型，并指出那些间接的、非暴力的和非现实的冲突因为其隐秘性和潜在性及影响的深刻性，应[5]该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涉及医务社工对医患互动的介入时，李平、郭永松等开创性地将医患互动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契约期、磨合期、冲突期和善后期，并分别探讨了不同时期医患互动的特征及医务社工相应的介入方式[6]。刘岚、孟群则通过实地调查、机构探访等方式将我国医务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模式分为以下五种：历史渊源模式、社会工作推进模式、公关关系处理模式、医患纠纷处理模式、社会服务模式，并对五种模[7]式的可推广性和工作方法等进行了比较分析。
因为医务社会工作与医务社会学在我国依然属于较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所以国内学者和医务人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呈现很明显的对国外学者已有贡献的继承。这是一种学习，在此基础上国内相关领域研究也呈现有意义的创新性，如屈英和早在2007年就已经从我国“关系就医”取向的角度来研究医患互动状况。
总的说来，国外对医患互动中的冲突的关注和研究要比中国早得多，也深刻得多。他们的视角更广阔，人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以及法学等相关人文学科进入医学研究领域较早。进入1980年代，加强人文教育成为西方教育改革的强劲趋势，这就使得医学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护人员的行为，进而调节医患关系，避免医患冲突，也使得医护人员对医务社会工作的接受度和认可度高，从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对医学的社会属性的认识。这些都使得西方的医患互动既有着与我国医患互动共有的冲突表现形式，如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同时也呈现与我国不同的医患互动冲突程度和类型，如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外的医学社会学家和重视医学的社会属性的医学研究人员普遍重视社会和医学的结合研究，他们既强调对医学中社会现象的宏观研究，也注意对医学中社会问题的微观研究，而后者正是国内研究人员容易忽略的问题和研究视角。正如前文所述，医患间的互动错位有其隐蔽性，非微观研究很难获得真实的一手资料。而现实是，医患互动错位可能在法律或者其他途径下被消除，并未演化成剧烈的对抗性冲突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容易被忽视，这大概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大背景有关。在这个大背景下研究医患冲突，人们的视角更容易集中于医疗制度改革过程中医疗利益的分配等宏观因素上。正是这种缺憾给了笔者选择本研究主题的启示。（三）本文的分析框架1.研究方法
本文有意识的资料收集工作始于笔者2011年暑期作为访问员从事的一项国情调查。此项调查中的B类问卷涉及大量对被访者就医经历、医疗保障情况等问题，这成为调查与论文资料收集的结合点。其中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入户访谈直接成为本文的资料来源。2012年年初，笔者回到家乡过寒假，特意到家乡的镇卫生院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非参与式观察，以期获得不同于“看病难、看病贵”和医患矛盾的重灾区——城市大型医院的观察资料。时值农历春节，卫生院里的人流量不大，且开放程度较高，这恰好为笔者提供了观察此类型医院的医患交流场景的机会。
本文写作的主要资料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医患纠纷案例的分析，二是对医生和患者两个群体的深入访谈以及在多家医疗机构的现场观察。前者的意义在于呈现了完整的医患互动错位现象，但此分析的不足在于案例当事人不可接触，只能从当事人、当事群体的网络日志、事后评议等主观陈述材料中获得关键人物的想法。后者的意义在于通过深入接触和访谈获得了直接的新鲜材料，在访谈进行顺利时甚至有不少意想不到的收获。在选择访谈对象时，本文采用的是非概率抽样中的立意抽样方法，有意选取重症疾病以及长期慢性病病患作为访谈对象，以期从他们与医生的多次、长期互动中获得医患互动的详细信息。为弥补第一手资料的不足，本文同时以轰动一时的北京同仁医院徐文医生遇刺案为线索，以此案发生、发展过程中具体呈现的一些医患纠纷为访谈提纲的设计原点，在对医患双方的访谈中尝试得到他们各自对与对方互动错位的解释。
进入医疗机构进行观察的目的在于获得对医患沟通普遍性情境的认识，在本文写作期间，笔者共参访了北京、湖北等地多家医院，一[8][9]共访谈了4名“病人”和3名医生。访谈数量不多，实为时间和能力所限。但是考虑到本文质性研究的属性和诠释主义的研究范式，定量的资料收集方式并不是本文追求的目标。这些访谈和观察资料，为本文提供了充分的经验材料，弥补了文献和文本分析的不足，其中一些访谈对象给予的启发亦起到了拓宽笔者思路的效果。
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与普遍性不足固然存在，为了在追溯社会现象形成机制与过程的同时不放弃把握其因果规律性，在进行理论分析时的重点就在于把握经验现实，从而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可检验的命题体系，然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再回到经验事[10]实上去寻求检验，如此循环往复。
因为涉及研究对象的“意义”和访谈对象的观念问题，本文采用的资料分析方法是现象学方法，以期从医生和病人的陈述中了解他们在想什么，疾痛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试图从他们的角度去了解疾痛的含义。因此，本文十分关心医患双方的诊疗/就医经验，关注双方在这些经验行为中的日常表现，同时关注作为主体的医患双方的经验和表现如何建构起医患互动这一社会生活。因为采用的是现象学方法，本文并不谋求最终呈现医患互动的普遍事实或疾痛意义的明确定义，亦即写作的重点在于从观察和了解到的“是什么”中说明“为什么”，而非“怎么做”。2.核心概念
本文从研究需要出发，确立了以下几个核心概念：疾痛、医患互动、意义、错位和沟通行为。（1）疾痛“疾痛”不同于“疾病”，它寄居于病人的身体之内，是被病人体会和表达出来的身体异常和不适反应，甚至包括病人对此的应对，它在医生那里被理论及诊疗技术重组和解释为“疾病”，前者包括后者。
受美国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的著作——《疾痛的故事》启发，本文将“疾痛”作为核心概念。原因在于本文意欲考察的不仅是疾病之“疾”的生理意义，还考察其对医患双方尤其是患者一方的心理和社会影响，即以“痛”字深化其字面含义。（2）医患互动
本文中的“医患”，在字面上来看是实际发生的医疗关系中的“医生”和“患者”双方，实际上是包括护理人员和病人家属在内的“医方”和“患方”两个群体。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医疗制度等外在于作为人的医患双方的“医方”内容不在本文考量的互动主体之列。需要说明的是，从习惯的角度，本文主题为“医患互动”，但文中用“病人”的定义多于用“患者”，二者在内涵上可以互换，但后者更明[11]显地强调医患关系中的“病人角色”，因而在外延上不如“病人”。（3）意义
现象学研究的价值之一在于探求人类意识活动中的意义，“不仅我们有目的的行为，而且我们整个认识和情感生活都贯穿着意义和有意义的意向。任何描述都不能不考虑他们，虽然人们可以不从表面价[12]值接受他们”。
疾痛作为一个人从生理到心理到社会的多层次体验，在不同人群甚至个人的不同生命阶段都有不同的意义，具有极强的主体性和发展性。然而，因为疾痛发生和影响的普遍性，它以及对它的应对也越来越成为公共议题，疾痛作为一个社会话题被从太多的维度进行分析，但是疾痛自身的主体性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也是本文以“疾痛的意义”为起点分析医患互动的动因。（4）错位
医患互动错位与医患冲突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多表现出程度上的剧烈性、形式上的直接对抗性，甚至对互动效果的破坏性，而前者还包括社会互动冲突中那些消极的表现形式，如误解、怀疑、隐忍等。
重点关注错位而非冲突的原因在于，从一系列医患关系热点事件引发的社会争论以及笔者多次就医经历来看，许多医患纠纷或者医患冲突并不必然演化为公开的对抗。相反，医患互动不良可能有着非公开的解决方式，这种解决同时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医患关系的良性化，而更像是一种“休克疗法”。（5）沟通行动
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沟通行动取向于相互了解与达成共识，主要是针对四项有效性生成的提出与承认而言。沟通行动与其他社会行动的不同之处在于：行动者在沟通过程中必须同时提出这四项有效性声称[13]，而对方必须了解并予以承认，如此双方才能够真正“沟通”[14]。
医患互动从此范畴上讲不能视作纯粹的沟通行动，因为医患双方交往行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疾病被大致的治愈或缓解（可以称其为“成功取向”），彼此了解与达成共识并不必然是二者的行动目标。然而要注意的是，沟通取向是实现成功取向的一个重要前提，两种取向不能割裂开来，否则即便成功了也是一次性或者是结果上的成功。具体到医疗行为中，可能疾病最终得到了治愈，但医患间的不理解或不信任并没有随着这一“成功”结果而消失。二 沟通模态：疾痛意义的形成[15]“沟通模态”是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沟通模态被哈贝马斯大致分为三种，即认知的、互动的以及表意的。在语言的认知使用中，说话主要偏重于命题内容、传达信息，因此真理声称最为突显，表述的言说行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语言的互动使用中，说话主要偏重于人际关系，尝试探寻适当的角色关系，因此正当声称最为突显，规约的言说行动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语言的表意使用中，言谈偏重于表达自己的意愿，使自己的主体性能够彰显，因此真诚声称最为突显，表意的言说行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医患互动过程中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沟通呈现的不同模态是二者对疾痛意义的不同界定、理解和应对。医生和患者共同面对的“问题”是疾痛，如果以疾痛的被解决和被控制为中心来呈现一个完整的医患互动过程，萨曼奇就比较完整地研究了病人与医生首次接触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描述了患病经历的各个阶段。根据萨曼奇的研究结果，在人们认识到自己生病后，会根据他们对自己独特的患病经历的解释，经历5个不同阶段：症状体验、承担病人角色、接触医疗服务、[16]依赖性患者角色、痊愈和康复（见表1）。表1 萨曼奇总结的患病经历阶段
受萨曼奇的启发，本文主要观察和讨论的是“病人”在第二、三、四阶段与医生的互动状况。当患者求医时，具体生动的病患直接经验被医生强行纳入医学的分类范畴和因果解释范畴之中加以概念化，病患被当成一个细菌感染或组织损伤的问题或事实，各种症状与体征都被按照物理符号进行了重新解释，被翻译成各种客观的量化数据。经历上述四个阶段，病患被医生构造成通过医学范畴界定的一种理性抽象的存在物。以下，本文将呈现医患间就疾痛的性质、疾痛的责任构成等重要意义沟通存在的差异。（一）疾痛的性质
将医生和患者联系到一起的是疾痛，它是医患双方共同面对且需共同解决的问题。它产生和维持医患互动关系，其能否得到解决及何种程度的解决影响到医患双方，尤其是患者一方对医患互动效果的评价。疾痛的性质包括疾痛的症状、涉及的领域及其作为问题的严重程度。1.关于疾痛的症状
疾痛的症状是其第一种意义，它通常首先客观地表现为身体方面的某种异常。患者与医生就疾痛的症状进行互动时涉及如下要素：互动时长、场所、在场人员；身体接触；言语沟通、病历记录；等等。以下将分析包括言语沟通和文字记录等在内的交流在疾痛的症状意义的决定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来说，医生和患者就疾痛的症状进行言语和非言语沟通，这是一个就疾痛的大众理解和专业理解进行交流以达成共识的过程，达成的关于疾痛症状的共识十分重要，它决定着可能的后续诊疗过程，同时还影响着医患之间彼此信任关系的建立。
在患者一方，疾痛的症状意义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不仅因为承担疾痛的个体在疾痛体验、理解和表达上存在差异，也因为疾痛本身在个体上的发展性和差异性。
以“疼痛”的表述为例，这是许多患者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疾痛的一个常用语。无论是发烧感冒这种常见病，还是癌症、糖尿病此类慢性重症，通常都伴随着身体某些部位的疼痛，这也是患者最直观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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