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樊雅丽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试读：

引言

当今世界的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社会变革和发展理念都处在快速的变化之中。进入21世纪，仅仅十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地频频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战争、金融危机、体制危机、生态危机、核事故、严重自然灾害等等，已经使许多国家深陷苦难、发达国家债台高筑、超级大国精疲力竭。为什么各种危机接连而至？法国战略培训与研究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多埃和法国保罗-塞尚大学教授菲利普·多马尔在《世界正面临战略思想的极度缺乏》一文中指出，我们正在进入全球危机的时代，所有危机都有征兆，但都被无视或忽视，无论是市场“看不见的手”，还是理性治理的“冷酷的手”都无法避免本世纪接二连三发生的重大危机，这种发展态势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其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就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环境问题不是简单的自然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实践在不断深化。

中国环境问题的凸显，同西方国家一样是伴随着工业化而日益严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三北”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一系列林业生态工程，开展黄河、长江、淮河等七大流域水土流失与污染治理，加大荒漠化治理力度，推广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加强草原建设和生态农业示范工程，使我国生态环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由来已久，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线建设，“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大量砍伐森林，破坏植被，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以非正常的经济地疾苦高速，完成甚至超过西方国家工业化二百年的总量，与此同时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巨大代价。

当前，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面临着历史上最复杂和最严峻的局面，而且日益呈现恶化趋势，对经济社会、生态系统、文化建设、人类健康乃至国家安全都构成了威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长期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一些地区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和长远利益为代价，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达国家在几百年工业化过程中逐步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中国已经进入了环境风险凸显、环境污染事故多发高发期。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是中国“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产能扩张最迅猛的十年，这十年也正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改造、城镇扩张及房地产市场发展最快的十年，然而这十年也让中国的总量扩张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廉价劳动力为代价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亟待转型。伴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中国目前进入了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正经历着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密集化的客观历史过程。而且，我国人口规模庞大，油、气、水、土地及重要矿产等战略资源供需形势日趋严峻，还面临着难以应付的复合型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各种社会问题，如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问题、就业压力问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环境不公平等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压缩凝聚在一个时空状态下，既是我国社会发展状态的真实写照，也是构成影响环境问题的新的综合性因素。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极其严峻，正如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所说的那样：“先天不足，并非优越；人为破坏，后天失调，退化污染，兼而有之；局部在改善，整体在恶化；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环境质量每况愈下，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逐步实现，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资源掠夺、环境破坏和贫富差距扩大等环境和社会问题。为此，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并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五位一体的全局，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城镇化是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增长的重要动力，在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也面临着资源消耗过大、污染严重、城乡传统文化被破坏以及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匹配等诸多问题。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并强调了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改变传统的城镇发展模式，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无疑是一条值得不断去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当中，以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将会遭遇什么样的挑战，基层社会管理机构与制度体制又需要如何调整应对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在严峻的生态危机日益突出的形势面前，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现阶段，生态文明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生态文明研究的现实需要

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在未来三四十年中，城镇化率将提高30多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将净增3亿多。人口、非农产业和物质消耗与排放大规模聚集的城镇化，如果加剧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社会秩序失衡的进程，则城镇化必将不可持续。反之，如果新型城镇化在节约资源、改善环境、和谐社会中发挥了根本性作用，则必然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用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否则，经济社会将掉进发展的“陷阱”。当前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传统城镇化模式的惯性巨大，其布局和结构仍然很落后，其巨大的惯性仍在使增量按传统城镇化的模式迅猛扩张，普遍地存在着非农产业无序聚集，相互间物能投入产出关联度低，资源难以就地就近循环利用，高消耗高排放成为难治的痼疾；大量侵占耕地林地湿地，加剧资源消耗、生态失衡；各种城镇化建筑设施存在着很大的隐患和风险等问题。

一方面，过度城镇化导致城市问题频仍，城市已经不堪重负，承受力已突破底线。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就业困难、住房紧张、贫富两极分化、公共卫生恶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城市是一个承载能力有限的系统，这个系统存在超载的可能，而超载的结果就是，每一个生活于这个系统中的人都有一种被挤压的感觉。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城市问题呈现出高发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城市人口膨胀。在人口快速集聚的过程中，一旦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目前的城市基础设施、就业容量、发展空间等，难以承载大规模农民城镇化的需求。同时大量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制度体系和主流社会之外，长期游离于城乡之间，不仅造成“假城镇化”，而且使“农村问题城镇化”、“农民问题市民化”、“农业问题社会化”。

交通问题。交通问题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问题之一。迅速推进的城镇化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交通拥挤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交通拥堵不仅会导致经济社会诸项功能的衰退，而且还将引发城市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成为阻碍发展的“城市顽疾”。交通拥挤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出行成本的增加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而且也会抑制人们的日常活动，城市活力大打折扣，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随之下降。交通拥挤还破坏了城市环境，在机动车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交通对环境的污染也在不断增加，并且逐步成为城市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污染源。交通拥挤导致车辆只能在低速状态行驶，频繁停车和启动不仅增加了汽车的能源消耗，也增加了尾气排放量，增加了噪声。

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环境污染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银行曾对此做出过估算，认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产力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5％，进入2013年以来，我国华北地区连续出现若干次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多个城市的污染指数边疆爆表，最严重的京津冀地区陷入十面“霾”伏，大气污染极度严重。

从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传统的通过扩大城镇规模、鼓励农民进城的城镇化道路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如果让70％以上的农村人都到城市生活，城市的容纳能力自不必说，单就城镇化的成本而言，传统城镇化的成本将大大提高。而且由于城镇化步伐的日益加快，城乡差距没有越来越小，反而日益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国家，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巨大，如果城镇化推进的重点始终放在大城市，极易重蹈拉美国家的现代化陷阱。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求，因为现代化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减少农民，让更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过上与城市人一样的社会生活；但另一方面，中国农村人口特别庞大，城市规模的扩大难以承载如此多的农村人口，况且我国农村原本孱弱，如果任由劳动力大量、持续地外流，农村迟早要被传统的城镇化腐蚀掉。

另一方面，农村凋蔽、衰败情形日益严重。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2年的39.1％，20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城镇化水平超过50％。城镇化率提高20个百分点，英国用了120年，美国用了80年，日本也用了30多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中国的城镇化显然是超高速的。在超高速城镇化的背景下，许多地方以市场经济的名义而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廉价攫取农村的优质资源，这不仅没能给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带来积极效应，反而在某些领域、某些环节、某个阶段上加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这是导致农业劣质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弱势化等问题的重要根源。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当前市场经济正在席卷农村，农村社会正处于面向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之中，“社会”正在不断替代和解构农村共同体，导致共同体内在的凝聚力不断衰弱。新三农问题“农民真老、农村真散、农业真危险”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当前农村社会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伴随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外流所形成的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对农村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农村公共服务、村民自治以及农村社会秩序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严重制约了农村社区建设的良性发展，导致农村社会整体性衰落与凋敝，也给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现象。农村人口外流在给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务农劳力缺乏的“农民荒”以及相应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问题。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直接影响了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迁徙至城市或城镇，造成农村的荒芜、颓废和凋敝。

农村脏乱差的现象和问题依然严重。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污染严重。农民的生活也在逐渐“现代化”，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民在生活中大量使用洗衣粉、洗洁精等产品，由此产生大量难以分解的生活污水。由于村庄内没有健全、科学的排污管道和处理设施，农村居民随意将不易分解的污水排放到房前屋后的各种沟渠之中。农村居民大量使用塑料袋、玻璃瓶、塑料瓶、纸箱、纸巾，用完后就随意丢弃。与过去农家的废弃物多是木、竹、棉、麻、石制品不同，这些现代垃圾多有毒素，很难自然分解。村庄里没有垃圾回收的公共设备，如垃圾桶、垃圾箱、垃圾车等，大量的垃圾长年累月地分散丢弃在河边、路边、屋后。农村的垃圾问题也充分反映出农村生活环境亟待弥补和改善。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稳定的财政保障和完善的投入机制，大部分村内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不完善，道路、给排水、通信等基础设施配套性、共享性差。当前的形势是城乡二元结构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改变，农村基础设施是新农村发展的一个症结，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道路、给排水、通信等基础设施配套性，促进新民居工程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完善，优化农村生活环境是当前新农村建设应当着手解决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空心化问题也日益凸显。近些年，河北省农村空心化的现象日趋严重，已经成为河北省农村发展建设的一个严重问题。农村空心化是在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驱动下，农村人口外出而导致的农村生态环境、农业经济、农村生产、农村生活、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基层民主、农村文化以及社会心态等方面出现的全面整体性的弱化与退化问题。农村空心化不仅单纯指农村居住空间的空心化，也不仅仅指农村人口外出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整体性衰落与凋敝的总体态势和基本格局。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此后，这些要求被凝练为“科学发展观”。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十八大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当今世界的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社会变革和发展理念都处在快速的变化之中，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要改变传统城镇化模式，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以生态文明为目标取向，创建新型城镇化模式，为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当下，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社会转型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城镇及农村的发展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从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研究的角度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将为城镇和农村的战略发展提出可行的发展思路。“生态文明”理念和理论的提出，引领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维度、新方向和新境界。

第一章 生态文明的理论

第一节 环境问题的历史沿革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它是代表了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国社会发展转变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环境友好的历史必然，更是一个国际性的重大热点问题。

在古往今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环境问题的性质、类别、影响是不一样的。当自然界中刚刚有人类的时候，几乎没有这一问题。因为那时候，原始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在不会使用任何工具之前，人与动物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之所以会出现环境问题，源于人类学会并使用简单的工具，以及驯养动物、种庄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及畜牧业产生以后。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的能力，才越发的凸显出来。比方说，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林木亦或是为了拥有更多的耕田，会大规模地砍伐森林，这很有可能导致频繁的水土流失、洪水和干旱等灾害，甚至会使局部自然环境恶化，导致环境问题的发生。然而因为当时的人口问题并不明显，所以即便是当地的环境不适合他们生存，他们可以搬到其他适宜的地方居住，以避免恶劣的环境对他们的威胁，从而也给已经恶化的环境以时间来修复自己。之后，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人类不断地提高自身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并且对自然界改造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随之，环境也在不断的恶化，他们对人类的威胁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环境问题也越发的凸显出来。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文明之后，大约从15世纪开始，西欧社会进入到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否定了宗教教会存在的合法性，否定了神的地位，扔掉了神学的外衣，主张摆脱神性，恢复人性，大胆地肯定人的作用，真正确立了人在自然界的中心地位，彻底改变了人与环境的关系。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欧社会进入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此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渴求以及改造自然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然而，进入工业时代以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强度变得惊人的强大，一方面大量消耗资源，另一方面，更是把生产浪费归于自然，造成了对环境的双重冲击，实际上，程度和范围不同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健康及生活。随着西欧产生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文明迎来了第二个转折点，也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工业文明是由农业文明发展而来的，它带着人类企盼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更优化的资源配置效率，更丰富的物质享受的目光，开始进入人类文明的愿景。工业文明是一个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是人类利用科技改造自然实现了空前胜利的时代。

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工业文明就借助科学技术，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拉开了工业文明的大幕。

随着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全球性生态危机与环境污染日益突出，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自然观提出了质疑，对人类长期以来对待自然事物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反思和检讨，并开始重新审视自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在一百多年前，针对自然的控制和盘剥的传统观念，恩格斯就预见性地提出警告：“我们决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1]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工业文明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的过程正印证了这一点。但直到20世纪中期，过去痴迷于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开始意识到，工业文明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自然前所未有的破坏。在工业文明的时代人们像对待机器一样任意摆布自然把自然界当成取之不尽的原料库，从中无限地索取原料，同时也把它当成可以容纳无限废物的垃圾桶。这些做法违反了自然法则，超越自然可以承受的能力，“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种未曾预见和预防的后果。其中对地球生物圈的破坏也许是无可挽救的。由于工业现实观基于征服自然的原则，由于它的人口的增长，它的残忍无情的技术，和它为了发展而持续不断的需求，[2]彻底地破坏了周围环境，超过了早先任何年代的浩劫”“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等……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3]提出了挑战。”全球生态失衡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是当人们为了满足无限增长的欲望，从而日益加剧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时，自然界发出对人类残酷的报复。历史要求一个新时代的文明——生态文明时代开始了。这种文明要求我们重新看待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新文明的特征是高度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在工业文明发展的当代，已经在世界各地开始萌发了。

西方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环境恶化已经逐渐显现，人们感受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困境。20世纪前叶美国著名环保人士、威斯康辛大学的利奥波德创立了“大地伦理学”。他指出，人类不仅要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而这后一个关系就是他所谓的第三个伦理。第三个伦理认为，人类不应该再作为大地的征服者，而是要把自然看成是生命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和公民。他的这一大地伦理思想，在1930年代经济恢复与空前发展的美国，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类在战胜自然方面拥有无比强大的信心和勇气，并且坚定地认为可以利用先进的科技完全地征服自然界。20世纪中叶，美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他在书中写道：“当人类向着它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它已写下了一部令人心痛的破坏大自然的纪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4]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人们像受到惊雷一般，由此便引发了一场长期的绿色和平运动。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学界环境热持续升温，形成“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或环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流派，并加深了对传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反思。在此基础上，西方的环境文学、环境艺术也发展迅速，有关电视剧、电影、小说、诗歌、绘画等都体现了人对环境这一问题的追问和反思。

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型的国际焦点问题。1972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这一会议上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此次会议上，首次将环境问题提到事关人类存亡的全球高度，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建议成立的。同年，罗马俱乐部向国际社会提交了一份令全球震惊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首次提出了“增长有限”性，不再运用增长这一概念，而是用发展的概念取而代之，并用动态的平衡原则来取代纯粹的增长原则。这一报告指出，地球的能源和资源是有限的，为了支持以后的长远发展，人类必须遵循有机增长的路径，建立生态平衡的稳定及经济的增长，以实现全球平衡，以便使人类的世界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从此以后，绿色和平运动开始进入了高潮。客观地讲，一种绿色新文明——生态文明的雏形，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的。“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生态环保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世界绿色运动进入崭新的阶段。这些国际生态环保组织及其多次重要会议所产生的宣言、公约、法规均成为世界绿色运动史上极富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历史性的作用，并对整个人类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产生极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其看成新文明的象征和标志。”[5]1980年代，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纲领性文件，此后政府开始重视生态保护，并在各国逐步实施这一政策。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逐渐形成生态文明的意识。直到1990年代，《京都议定书》才得以通过。到了21世纪，世界各国逐渐在环境问题上达成共识，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巴厘岛路线图”最后在妥协中降生。后来，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2010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分别举行会议，最终，2011年11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会议才通过一项决议，根据“巴厘路线图”的规定，组建特设工作组这一德班增强行动平台，并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然后进一步启用绿色气候基金。可以这样说，环境问题是国际社会政府、学术、商业甚至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的耐久性热点话题，尽管其中的有些看法和见解有失偏颇，有的甚至隐藏着某些不恰当的利益要求，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想法，不仅为该项目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也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启发。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79。[2]［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187页，三联书店，1984。[3]［美］M·梅萨罗维克著、刘长毅等译：《人类处在转折点》，第36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4]［美］蕾切尔·卡逊著、吕瑞兰等译：《寂静的春天》，第7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万以诚：《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第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第二节 生态文明的提出及其内涵

文明是指人类的开化和进步状态，人类社会经过大约400万年的发展，依次经历了生产力低下的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以及生产力发达的工业文明以后，现在处于一个文明向另一个文明的过渡时期，即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时期。

人们在原始文明时期，生活资料的获得都是直接取自自然界，他们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对自然界是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因此，该文明范式并不能完全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进入农业文明后，生产活动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人类学会通过创造有利的条件，培育自己所需的物种，使它们得到繁殖及生长，这样人类就不再完全依赖自然界给自己提供的现成的事物。但是由于生产力较为低下，科技不发达，对自然的影响力也很小，完全是听命于自然，是“自然为人立法”，遵循的是自然中心主义原则，人们敬畏大自然，没有对大自然造成巨大的破坏。随着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技进步强化了人们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人们驾驭自然的能力也显著增强，逐步认识到自然的内在发展规律，是“人为自然立法”，遵循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原则，人们对自然采取了掠夺式的开发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直接危害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正面临着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近代工业文明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满足了人类的生活需求，但也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灾难。

保护环境的历史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证明：环境灾害是工业文明的结构性特征，工业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环境危机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于工业文明时代造成的对于生态危机的思想观念、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之后而出现的新的文明形态，反映了人类通过自身的活动和自然界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再是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统治，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全新走向。生态文明强调自然是人类生存及发展的基础，并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一定是生态和社会的互动，要共同发展，这样经济及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另外，生态文明也需要人类和生存环境的共同演化，因为生态文明不再是一味的发展系统，它是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系统。

关于生态文明的原则、主要内容等方面，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探索，形成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成果。对于生态文明的定义，有的学者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对自然的改造中，为了取得人类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为此做出的奋斗并取得的成绩，它表明人和自然的关系进入了一种进步的状态。也有学者这样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去保护和改善自然界并且不断地优化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取得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系统组合。还有的学者指出，生态文明指的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并因此取得的成就的总和，是人类、人类和自然、人类和社会和谐共处、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道德文化形态。生态文明一方面涵盖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的探索认识成就，尤其是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取得了成果，另一方面又涵盖了人类在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中，保护环境所取得的实践成果，显示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程度不断提高以及人们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在这一点上的认同较为一致，即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对自然的适应、认识、利用、改造以及保护中取得的各项成果的综合。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环境问题，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全国各地加快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十八大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并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一起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战略地位的提升让人振奋，相信其必将为进一步增进人民福祉注入更大力量，将开辟人民福祉的新境界。二、生态文明的内涵（一）生态文明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

社会学是综合具体的考察社会的良性运动及和谐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科学，它从整体上来审视和观察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中，“社会”与“自然”之间是合一的关系，“社会”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而且它还作为“自然”的一种表现方式。虽然我们往往在言语中和在定义上将“人”与“自然”分开来处理，但从学术角度来讲，“自然”和“人类社会”不仅是统一的而且是一体的。人类社会的规律和原则，同样也是自然的规律和原则。社会学研究指出，人和人所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系统，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和塔尔科特·帕森斯作为社会系统论的代表者，尽管他们的理论体系各有侧重和特色，但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都从社会系统的角度对社会做出了研究。帕累托认为，社会是一个系统，系统是由互相依赖的许多因素组成的，影响系统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对系统整体产生影响。社会系统只要存在着，就处于一种均衡动态。这种状态是由社会系统中起整合作用的那些因素成功地克服那些试图破坏这种系统的力量而获得的。内部同外部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因而社会学视阈中生态文明首要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生态文明是生活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文明

环境社会学认为，生态文明不仅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应表明生态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文明。社会学不断扩大和深入地研究人和人的和谐共生这一问题，我们在此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生态环境平等这个问题。这是生态文明建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视角。人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社会不平等的大背景下，产生出生态环境的不平等问题。比如，在拉美城市中，城市边界迅速扩张，强势群体占据了环境优美地段的高级住区，成为城市消费景观环境不平等的实证。强势群体利用自身的经济、政治优势占据了城市中环境和设施相对优越的区域，形成与周围区域隔离的堡垒式高级居住区，这在拉美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现象。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伴随着这一时代的到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在国内，东部的污染转移到西部，城市的污染向农村转移，富裕人群消费导致的污染由贫困人群来承受，这些都应该成为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因而社会学所理解的生态文明应该也必须是生存于其中的人与人的和谐与文明。（三）生态文明是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文明

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它不是一个个体的简单相加，而是人们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产物，它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的有机总体。根据社会学理论，社会是由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并具有一定生活方式的一定数目的人口所组成的动态的稳定体系，一定生态区域构成了社会的地理环境基础，一定生活方式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社会的生物基础。另外，一个社会还需要有心理基础、文化基础和法律基础。社会发展是社会的向前发展，以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进步为标志。社会发展实际上是社会的生态、经济、人口、心理、文化和法律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生态环境包含着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资源，经济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人口既意味着生产，也意味着消费。环境社会学一直在追求社会发展，但这种发展是有限度的。同时社会学还特别指出，社会发展是长远的发展，既要满足当下人的需要，又要兼顾后代人的利益并且满足他们需要的发展，这一问题是代际公平的问题，说明社会学意义上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生态文明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人只有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是人类社会的有机共同体，才会意识到后代人的发展问题，才会坚持有限度的发展。所以社会学指出生态文明应是人和社会和谐相处的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工程。生态文明包括在这种发展模式中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与文明，是多纬度的。因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构建生态文明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生态环境条件是社会运行的一个基础条件。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协调发展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要实现这种协调发展，就必须科学地、合理地开发使用资源。第二，生态文明社会是人与人和谐共存的社会，社会阶层分析、社会不平等等问题的研究要放到生态文明的视阈中去研究，解决生态公平的问题同样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第三，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与文明，注重代际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文明发展模式的重大进步。生态文明是绿色文明，是在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依赖人类自身和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整体系统化相互协调发展的文明。它主张把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让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依然能够生活在一个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中。生态文明的社会存在模式，是构建以生态可持续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存在模式，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所倡导的物质性理念进行的一种转向，重新确立的一种新的自然观、消费观和发展观。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类对人、生态、生命、环境的进一步深入认识和理解，促进了资源的重组及理论的深化，追求更高层次的“天人合一”，让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达到真正的平衡与和谐统一。它是人类对灰色文明泛滥的恶果的积极反思和实践，促使人类文明的内涵与内容更加丰富，同时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正在逐步向更深层次的文明迈进。

生态问题是一个事关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一方面，环境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甚至左右人类文明的兴衰存亡。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出现过很多著名的古代文明，比如有古代的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以及玛雅文明等等，然而它们都已经毁灭或中断了很长时间。这些古代文明的毁灭有许多原因，但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对森林的过度采伐、破坏式使用耕地，从而失去了这个文明存在的基础条件，也就是说，他们破坏了这些以前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环境。而一旦环境迅速恶化，人类文明从此衰落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人类生存的环境也受到他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实践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因为，人类的活动，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影响着环境，只不过过去因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对环境的影响要小，而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加大而已。人类的活动不但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生物圈的状况，使沙漠变绿洲，使高山搬家，使长江、黄河截流，而且也会使环境恶化，使绿洲变荒漠，使江河湖海污染，使黄河断流，使山体滑坡，使气候异常，使环境灾难频发，甚至使人类无法生存。

当代环境问题社会化倾向日趋明显，亟待社会学工作者从自己的视角加以研究。如果说以前关于环境这一问题的解决，仅仅与一些相关的环境部门，或者说那些破坏者及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乃至医疗卫生的工作者、科技人员等相关的话，现在的情形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目前，社会中各个行业的人员，甚至地处偏远村庄的农民，也都已经逐渐意识到环境和自身的密切关系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环境问题已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了，比如我们生活的城市、乡村，还有日常的生产生活，甚至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试问，社会中的哪个个人、哪个团体、哪个组织、哪个家庭能与此无关呢？这样以来，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就大大的增强了，同时也有利于全民关心环境问题局面的形成。换句话说，当今时代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问题了。

第三节 社会生态和谐

社会生态是相对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及文化生态而言，是人类社会的各种群体与其生存环境所组成的特定结构及其功能关系，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存在结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不仅仅需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还需要实现整个社会的生态和谐。（一）生态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生态问题表面上呈现的是自然环境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人的活动介入，特别是在不合理的文化价值观念指导下开发自然的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种生态难题。因此，生态问题根源于深层社会问题。从几百万年的生态演化史来看，人类活动尚未涉足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自给自足的生态平衡机制，在人类出现之初，人类完全依赖于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在非生态的现代理念下开发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异化，人类的介入打破了自然生态自身的平衡机制，尤其对自然界变本加厉的攫取和侵占，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自身平衡，酿造了生态困境乃至生态危机。默里·布克钦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他曾经在他的著作《什么是社会生态学》中鲜明地指出：“几乎所有当代生态问题，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根源。如果不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就不可能被正确认识，更不[6]可能解决。”

关于生态问题的本质，马克思有过经典的阐释：“生态问题是社会问题，‘社会原因’是生态危机最本质的根源。”尽管有很多的原因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但毋庸置疑社会原因是导致生态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社会生态对自然生态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能够保障自然生态的有序发展，反之，不良的社会生态则会使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人类毫无节制地对自然界进行索取、掠夺的价值观，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不断激化，而社会却是造成这种错误价值观得以膨胀的主要原因。在不合理的物质追求至上的社会中，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为了维持生计才去追求物质，而是因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获取社会权利的最基本的方式，并且这同时是拥有“尊贵”身份的象征，这也就助长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欲望，人们以自我的欲望为中心，毫无顾忌毫无节制地抢夺自然资源，几乎不考虑自己这种行为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毁坏。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尤其是处在城郊地区或农村的重污染企业，按相关政策规定是应该关闭停产的，但由于这些企业的存在一方面吸收了当地大量剩余劳动力，增加了这些人员的收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所以地方政府就对这些重污染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见，缓解生态危机，抑制生态灾难，不只是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事，而是必须与改变和完善社会体制与社会制度密切挂钩的。

社会生态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思考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社会的视角，跳出单纯的自然生态系统来看生态问题，社会生态更加注重人与其所在的周围环境二者间的关系。它不仅关注生态环境自身，而且还考虑传统文化习俗、社区行为规范对环境的影响；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不断改变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的组织形式等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不断改变的社会体制、政策及法律法规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社会生态应该把一定的社会结构及过程和人类的行为方式等方面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仅仅是把生态问题当作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原因在于，真实的社会生态系统必须有人的介入，根本不存在没有人参与的的单纯自然生态。（二）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区别

人类的介入、人类的智慧劳动使得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本质区别。社会生态系统不仅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物质的循环，而且还发生着信息的传递。信息传递是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在流通构成上的本质区别，自然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其载体只能是化学的、物理的和肢体的。人类社会的信息却是丰富多彩的，其载体[7]也是复杂多样的。按其性质来划分，社会生态系统存在着自然的、语言的、文字的和电磁的等等信息的传递。其中语言信息、文字信息和电磁信息的传递，是社会生态系统特有的信息传递。可见，社会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比起自然生态系统来，更为丰富和复杂，也更加高效和准确。

信息传递不仅将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结构要素连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还推动着社会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与进化。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种的进化靠遗传演变和自然选择，基因中的信息只能靠生物生殖过程传递，而人类社会却发展出多种多样的信息传递方式，再加上人类因智慧性而具有的信息加工能力和学习行为，使得对大自然的人工改造出现了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局面，也使人类陶醉于自己对自然界的胜利而盲目自大，酿成了今天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悲剧。（三）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

社会生态系统具有系统结构的稳定性，这是社会生态系统各要素有序联系、相互作用，并竭力保持相对恒定的系统状态的结果；社会生态系统具有系统结构的相对性，即使是稳定性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此社会生态系统具有自身调适能力的同时，也具有系统自身的脆弱性；社会生态系统具有系统结构的变异性，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向上的变异就是社会的进化发展，向下的变异则是社会的退化变质（如社会体系的异化与解体）。

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要求人们必须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维护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协调，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谐。二、社会生态和谐的含义

社会生态是社会与生态的复合整体，强调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多元互动，任何一个社会要素（如生产者、管理者）或者任何一个环境要素（如无机环境、有机环境）的变化都会引发社会生态系统的变异，由此影响、破坏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谐。社会生态和谐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人的和谐最大的不同是，人与人的和谐可以有互动双方的对等反应，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却只能单方面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只能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自然规律，而不可能改变自然。社会生态和谐的因素有很多，但人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比如人对事物的认识水平、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以及人的主观意愿等都影响和谐的实现。所以，为了社会生态和谐的实现，人类要为之做出很大的努力，例如一定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制止自己的贪欲，而且要遵循社会生态规律，一定要按规律办事。

对全球逐渐加剧的生态危机的反思，可以清楚地发现，人类非生态的现代化理念和实践模式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根源。传统现代化实践模式使工具理性主义对人类的渗透与控制日益加深，人类的社会生活日益机械化与非人化。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有时会违背自然规律，污染自然环境，干扰自然进程，透支甚至耗尽自然资源。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繁荣、幸福和欢乐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

社会是处在自然环境中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不能脱离自然环境的制约，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内容、条件都不能脱离自然作孤立的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在社会生态和谐的基础上的发展，不能破坏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生态结构，不能打破自然对人类的可供给能力的协调平衡系统，推行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要把人与社会融合于自然，使之形成一个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整体，求得整体的和谐和持续发展，这也是实现社会生态和谐的根本之道。

社会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复杂互动系统，人与自然在其中进行着不同范围不同层面的多种方式互动，而且这种互动具有很强的情景特征，互动的复杂性也使系统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很难预测特定行动的后果。例如，如果森林资源遭到破坏，就可能导致河流含沙量的增加，引起洪水泛滥，而且使土壤肥力下降，土壤肥力下降又可能进一步促使植被退化甚至沙漠化。可以说，对系统任何一环的破坏，都可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社会生态系统的和谐需要人通过“社会学习”来观察、监控特定行动的结果，并建立足够强大的应对机制来适应变化的环境。

社会生态治理的过程同样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也是人类不断调整自己行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首先要坚持社会生态系统的索取量，只能小于不能等于或大于该系统净生产量的原则，养成靠“生态利息”为生的生活方式，戒除将“生态本金”全部耗尽的恶习；其次要运用高新技术包括生物技术、生态工艺等，创建高效优质的社会生态系统，用最小的投入和最低的能耗，获得最大的社会生产量；再次建立生态区域，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和综合效益；最后要重塑人对自然的敬畏情感，强化人的生态责任意识。三、生态文明与社会生态和谐的关系

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种文明形态，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精神成果的总和。统筹城乡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最终要实现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一）生态文明是实现社会生态和谐的重要前提

生态文明是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关系，人与自然的交往渗透着特殊的价值关系。人类和自然界是一个互相依存的统一体，人类为了满足自身无限的欲望而对自然界中的生物的迫害，必将对整个生态环境资源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最终我们人类自身也难逃受其危害的命运。热爱自然、保护生态、节约资源、改善环境是生态文明道德观的核心，只有树立尊重和敬畏自然的生态文明道德观，才能真正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善相待的生态文明是实现社会生态和谐的重要前提。

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基础及前提是良好的生存环境及优美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就一定要努力做到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正常运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和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必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而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会进一步转移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最终将破坏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近些年由于传统城镇化模式导致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保护，全国由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加深，造成信访等群体性事件急剧上升。据统计，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一旦处理这类问题的方式方法出现不当，就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和谐，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因此，生态是否文明，决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很可能继之引发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失调，同样也是影响社会生态和谐的重要变量，生态文明与社会生态和谐是统一的，没有生态文明就没有社会生态和谐。（二）生态文明是实现社会生态和谐的必然选择

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工业文明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同时也使人类走上了“高消耗、低产出、高污染”的发展之路，以至于全球出现极其严重的自然资源枯竭、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等生态灾难。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进行着最空前的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严峻的生态形式使人类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文明是一种文明的形态，它代表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另外，生态文明也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社会和经济之间和谐统一、健康发展，逐渐步入良性循环的一种理论和实践。生态文明不仅要求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此基础上它更是推动了更高层次的和谐，即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和谐。构建社会生态和谐系统，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其内涵，同时要运用科学的发展方式，在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上不断实施一些有利于实现生态文明的理论上的创新以及实践上的探索，不断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因此，生态文明成为建设社会生态和谐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处理自身活动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进步程度，同时也是支配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一种价值理念，可以内化到人们的意识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持有的一种处事态度和行为取向。这样，生态文明就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而是会对政治、经济、社会关系产生推动作用，同经济一样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对社会生态和谐的实现起到推动的作用。因此，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建设生态文明，重构自然、人与社会有机发展的合理秩序，是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社会生态和谐的有效途径。注释[6]余谋昌：《生态哲学》，第137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7]赵海月：《社会生态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智性选择》，《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4期。

第四节 生态文明的环境社会学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环境问题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面临着历史上最复杂的严峻局面，而且呈现压力不断加大的趋势，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乃至民众健康与国家安全都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作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学术研究，首先要从生态环境社会学发展的历史空间中明确该研究所处的空间位置，对国内外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背景进行简要梳理，以便为生态文明的分析研究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

环境社会学是一个新兴交叉性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国产生，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有日本环境社会学家饭岛伸子的《环境社会学》、美国环境社会学家查尔斯·哈珀的《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近些年来，澳大利亚、韩国等国也开始重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之所以会产生和发展，无疑是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化过程密切相连的。1970年以后，由于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灾难性事件不断发生，社会生活中也随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环境运动。因为“环境问题”，社会面貌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以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扩展和它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最具有代表性；那时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渐渐成为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社会学家当然也会关注因社会环境问题而带来的一系列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卡顿和邓拉普于1978年在《美国社会学家》杂志上发表了《环境社会学：一个新范式》一文，主张“新生态范式”是指导环境社会学乃至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在NEP的范式下，环境变量被直接引入社会学的分析结构里。巴特尔及哈姆菲利却认为，环境社会学不但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和社会的关系，而且需要通过研究环境和社会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机制，从而探讨人类在利用环境时对人的行为起关键决定作用的文化价值、态度以及信念。环境社会学明确强调了“探讨人类在利用环境时对人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文化价值、信念和态度”，以及“社会学家应对弄清楚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冲突与协调的原因抱有兴趣”。实际上巴特尔及哈姆菲利其实是指出了，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社会性的变量应该是其研究的对象，它更加应当深层次地揭示出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来说，饭岛伸子作为日本环境社会学家虽然对环境社会学的定义非常明确，但其定义却更近似于对环境问题这一现象的客观描述。饭岛伸子指出环境社会学是关于环境和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总称，是基于社会学的方法、观点、理论来讨论物理的、自然的、化学的环境与人类生活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环境的变化带给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作用以及人类社会对环境造成的影[8]响及反作用的一门学问。

随着对环境问题认识和理解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上半期以来，中国一些学者开始了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李澍卿等在《旱区环境社会学》中针对旱区环境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与人类行为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进行了交叉性研究；洪大用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中联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具体探讨了环境与社会互动的机制与过程，提出了通过组织优化社会结构促进中国的环保；江莹2007年揭示了政府、企业、市民等不同主体的立场及其互动关系，认为通过组织创新促进环境保护十分重要。在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当中我们还应该重视另一个研究范畴，即社会生态学。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叶峻指出社会生态是人类社会的各种群体与其生存环境所组成的特定结构及其功能关系，是社会人群子系统与其环境子系统在特定时空的有机结合。北京林业大学的陈丽荣等认为，在社会生态学中强调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同时，也要与社会发展结合。

人类生存在什么样的有机空间呢？这个空间与人类是一种什么关系？人类的发展与生态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历程。了解这个历程，对我们认识周围世界，认识生态学都是非常有益的。任何生物包括人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竞争的；植物、动物、微生物、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人类占主导地位。人为了自身生存不断改造环境，环境又影响人类。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这使近代生态学的研究范围，除生物个体、种群、群落之外扩展到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一种多种类型的生态系统的复合体。（二）环境社会学视野与生态文明理念的辩证统一

环境社会学关注人、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法国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对社会分工进行的研究中指出，依靠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以及抢夺数量较少的资源的强度性，成为工业社会中复杂分工的重要前提，这些分工通过减少对资源的直接竞争及促进文化革新来较好地扩大资源，从而帮助这个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的社会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21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创立的人文区位学理论，对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予以特别的关注，其研究视角也深受生态学的影响。帕克的人文区位学直接借用了生态学中的诸如“入侵、继替和竞争”等概念，将社区内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看成生态系统中生物竞争的关系，进而解释了区位形态形成的原因。而以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费雷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区位学的研究，则指责了人文区位学理论过于强调生物性因素在社会中的关键作用，批评了人文区位学纯粹按照经济最大化来阐释环境和社会的关系，却无视社会性因素，尤其是文化和情感等因素的作用。他在对波士顿地区土地使用的实践研究中，指出了环境要素不但具有经济价值，而且也具有文化价值，从而阐释了这种环境文化价值是怎样对人们的土地使用方式产生影响，以及它对社区的结构分布与社会构成的影响。费雷的这一理论关注到了自然环境对社会产生影响的间接途径的问题，那便是环境要素在社会中是通过社会化了的环境变量，从而以经济、文化和情感价值来施加影响。

环境社会学是以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和谐为基础，从而进一步研究以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理论，把解决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作为目标，同时也建立在人类利益及人类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上，目的在于实现整个社会生态平衡的和谐发展。环境社会学把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它与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要求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和谐，而且要求人和自然的和谐。正像胡锦涛同志所说：“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因此，环境社会学的宗旨与生态文明的要义是统一的，其本质内涵是相

[9]通的。

首先，自然——人——社会系统的相互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双面的关系又是双向的关系，双面的含义是，一面是指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供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源的基础；另一面指的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干旱、水涝、火山喷发等这些突发性灾害和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等这些渐变性灾害，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双向的含义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自然界的影响及自然界同时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自然界虽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但资源的分布不平衡、资源的有限性及各种灾害在一定程度上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当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低于改造自然的社会意识活动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无节制地抢夺自然资源，从而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生态关系，致使像空气污染和土地污染、水资源的危机及森林的不断减少等人为灾害，阻碍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当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高于人类社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程度的时候，那么人和自然就有着和谐的生态关系，从而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换句话说，自然界在人类面前以资源和灾害的形式呈现其双面性：合理地分配和利用资源便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而自然的和人为的灾害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呈双向性的。

其次，社会生态系统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长期共同发展的结果，它的时间和空间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且它不是一个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生态系统。自然和社会这两种作用力是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变动力。太阳能是主要的自然力。社会力主要是三大作用力，即经济杠杆（这里指资金）、社会杠杆（这里指权力）和文化杠杆（这里指精神）。社会——生态系统的控制规律的三大原则：第一是竞争原则，第二是共生原则，第三是自生原则。第一种原则是一种正反馈机制，其注重对有用资源的高效合理利用；第二种原则是维持社会生态系统稳定的一种负反馈机制，注重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和不同种类间及生物个体和整体间的公平与共生；第三种原则是生态系统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自我协调的能力。生态文明强调和谐共生，反映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与宏观的自然之间的和谐对应关系，主张整体的和谐发展。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人类文明的进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在，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向更高阶段过渡的时期，即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工业文明的核心是工业生产，而生态文明的主要特征则是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新阶段，这是广义上的生态文明。而狭义上的生态文明是文明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处理自身和自然的关系时达到的文明程度，生态文明是相对于物质、精神和制度文明来说的。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都包含着三个重要的特征：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10]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无论生态文明怎样定义，都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我们进行社会建设，推进和谐社会发展，都要建立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之上。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当前建设的主题。和谐是人类发展的趋势与终极追求。和谐社会的主题是人，人和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而生态文明形态则是与其相适应的更高阶段的文明形态。当今时代，人类面临很多全球性的危机问题，而人和自然的问题则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对生态文明的建设，扩大和深化人们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程度，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少走弯路，这样也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人与环境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环境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内在关系，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因而要解决矛盾、实现统一，必须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发展。人在自然界中处于中心地位，是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主人，但人并不能也无法主宰自然界，自然界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人只是在实践中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却不能改变自然规律。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定要遵守社会发展的规律。生态文明一定要把握人类自身利益的逻辑起点，要想实现和谐有序的发展，就必须将“保持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和“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因此解决环境问题，实质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作为指导又要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南，这不仅是进行环境社会学研究及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一定要遵守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必须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发展理念，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它规定着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各种关系，也就是说它确定人们在处理和自然的关系时应该怎样去做才能实现两者之间关系的和谐。生态文明引导人们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它们保持平衡，进而保障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并最后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毋庸置疑，人与自然之间是对立统一的，人和人的关系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它们互为前提、相互影响，人和自然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理想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源于此，我们提出“基于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观，即指作为物种领袖的人类在物种平等思想指导下，自觉汲取大自然的生存智慧，使万有存在良性互动、协调共进，从而使生态系统不断优化因而能够[11]为未来发展积蓄能量——至少不削弱未来发展能力的发展”。生态文明是建立在和谐发展观基础上的，它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和谐的复合系统，将文明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不断地去实现和谐同时在和谐中不断寻求发展的过程：系统和要素存在和发展的最佳状态便是和谐发展；它是在综合力作用下此消彼长的产物；所有的再生产——无论是人类社会的再生产还是自然的再生产，必须在这样一种和谐的状态下才能顺利推进。既然文明是一个不断地去实现和谐并在和谐中不断求发展的过程，并且生态文明属于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所以建设生态文明也一定要在和谐的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和谐发展的力量源泉是大自然的生存与发展智慧而不是反自然的力量，和谐发展哲学的核心思想是，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的最佳状态和指归就是[12]和谐与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和谐不仅包括人和人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二、对生态文明进行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综合述评（一）当代生态经济、生态文明的综合研究综述

社会生态和谐，必须进行社会、经济、自然、人类的综合研究和交叉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规划设计需要应用生态经济学的综合研究的思想，运用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引入人类生存相关因素分析。生态经济学的综合研究是将生态文明看作经济社会的一个系统，认为人类社会要依赖于生态系统的支持，依靠生态文明的提升。生态经济师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系统进行有机结合，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探讨入手，系统地分析总结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学、经济学以及社会生态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作用。而生态文明则是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研究社会经济与环境，形成的社会观、价值观、文明观。所以，它的研究要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价值观等方面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生态文明研究，要从许多方面的定量研究展开。比如水文化对人的影响就很深刻，人居环境也是重要方面，生态安全、干旱区生态重建、水资源承载力、社会生态和谐、生态区域规划等方面都要展开。

人居环境建设的城市景观生态法。近年城市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质量下降的趋向，人们更加重视人居环境并开始了多方位、多学科的城市人居研究，社会生态和谐分析即是其一。在研究城市结构和城市形态中，使用了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景观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空间格局对生态过程影响的科学。景观生态学的基本面，是研究景观结构、功能和变化。城市景观生态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目前着重于研究城郊景观生态，而对于城市本身的研究多限于城市绿道、绿线的研究，缺乏城市景观整体研究，缺乏城市景观生态文明和景观的社会生态和谐分析。

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研究。生态安全是指一个社会的物理环境、人口生态环境，能够满足居住者的需要程度，其安全度如何。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里。现在取得的较为成功的研究案例也以城市居多。在破坏、污染、恶化的环境事件中相对来说目前还是城市为进行调查研究的居多。目前生态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区域的尺度上，而且主要在横向比较，而对城市生态安全研究较少，尤其是缺乏社会生态和谐分析。城市生态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生态安全的基础和核心，运用区域生态安全的评价方法，目前很有必要，探讨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关键性生态环境要素，确立诊断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特别是要评价城市生态的安全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城市生态安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二）干旱区生态文明、生态重建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许多国家以及我国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把生态重建变成一种政府行为，普遍推行国民经济生态化和社会经济活动生态化。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生态文明生态重建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新研究方法，初步建立生态重建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系列，开始加强生态预报，建立生态安全监控预警系统，研究国家生态安全地理定位，制定国家外部生态安全战略，形成了一系列生态重建与可持续发展的实用技术。如果加入社会生态和谐分析，就会更好，特别是对我国干旱区、西北干旱区生态重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和策略。可持续发展指标、方法研究为旱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定量评估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成果也成为生态文明、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全面分析归纳了生态文明、旱区研究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类型及框架模式。这项研究在实际评估应用上介绍了生态文明、生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特点与趋势。（三）生态文明与水资源承载力的生态经济研究

许多地方、流域都开展了生态文明、水资源承载力研究。西北干旱内陆河流域水资源，是联系生态系统和生态经济系统的纽带，从生态经济的角度抽象出水资源承载力的概念。水资源承载力和生态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总结水资源承载力的特点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纳入生态社会经济系统，结合自然、社会、环境、人类等方面，进行综合集成研究，提出了研究水资源承载力的多目标模型和纳入生态价值模块的途径和方法，从价值量的角度对流域社会生态系统和生态经济系统及社会系统展开耦合研究，根据模型进行定量的优化分析，并展望未来水资源发展变化、人类生存状态发展和未来经济的发展状况。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生态文明的现状和发展状况。水资源对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生态观、文明观产生着深刻影响，水资源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影响到上述诸方面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特别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化影响生态文明的发展。（四）生态文明研究的不同认识

生态文明社会现实与历史辩证统一论。目前对生态文明历史定位有以下三种不一样的观点。第一种是以卢风为代表的生态文明形态说，这种理论认为生态文明是继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一种更加高级的文明形态；第二种是以张云飞为代表的生态文明结构说，强调生态文明是贯穿所有社会形态的，并且也是贯穿各个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的结构，而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第三种观点可称之为生态文明综合说，是对以上两种观点的综合。关于生态文明与结构说的缘由，卢风教授坚持他的生态文明形态说，他指出生态文明能够成为一种超出工业文明的文明形态，是由生态文明中的社会的器物、制度和理念构成决定的。这三个层次，它们每个都依次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卢风教授指出，工业文明转变为生态文明在价值观上表现为，从物资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向生态价值观的转变；而在制度上表现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应当以生态学与生态价值观为导向；在科技领域表现为，从征服性科技向调试性科技方向转变。有的学者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他们指出不能简单地把生态文明、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以及工业文明的演变看成同序列的概念。张云飞教授论证了生态文明既不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同时它也不是贯穿于全部社会形态的一种基本结构，他还进一步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分期理论来证明生态文明并非是一种文明形态。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推动着文明形态不断更新，生态文明结构论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了文明结构。

将人类文明形态划分为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及生态文明四个阶段，在逻辑上是不是结构一致，是这两种学说产生不同观点的重要方面。对此持否定观点的是结构论说，具有说服力，他们认为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标准是一致的即主导产业或者技术，而生态既不是产业也不是技术，所以从逻辑上来讲，与前三种文明形态是不能构成一个系列的。三、对生态文明进行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方式方法（一）生态足迹研究国际前沿

目前，有一种方法，叫做生态足迹凭借法。生态足迹凭借法，是评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可比的、可测度的直观的、综合的研究指标，政策意义显著。生态文明研究、环境社会学研究、社会生态学研究，生态足迹凭借法都是重要的方法。它是可持续发展评估最受关注的研究指标，受到生态经济学界的关注、一种得到推崇和广泛应用的指标。现在，从全局来看，它表明了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前沿。我国应当发展这方面研究。特别是要重视适合国情的生态足迹法，模型的改进及应用研究，丰富了它的政策包容和内涵，扩充了信息量。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叫做“生态包袱（生态赤字）”，以及叫做“分析研究”等。

被称作“生态批评论”的方法。生态文明和生态社会和谐研究，要批评传统的工业生产观，批评只顾生产不治理、先生产后治理等破坏生态、破坏环境一些错误的做法，通过对错误的生态论调和做法进行批评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抵制错误的生态论调，进而探讨并对实践错误的生态批评。这是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方法体系。研究提出一个构想：“和谐”是生态批评论的核心，也就是人和自然的生态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这是最根本的。这是生态文明研究、社会生态学研究，是人们最关心的课题。人们需要对一些说法如“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以人为本”思想等，进行深入的辨析，并对一些说法进行讨论。有些研究认为这些说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其中“以人为本”是最根本的。要想使“和谐”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关键是调整以及处理好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学会对自然进行正确的认识，关键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自然观来指导。同时，要提升到“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高度上来。生态批评要求我们深入地探寻精神生态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正确对待与处理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问题，这就使我们必须扬弃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发扬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生态的批评方法，还涉及到“终极关怀”问题。我们要实现“和谐”目标，就一定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生态社会的和谐，会使生态危机得以缓解乃至消除，使生态平衡得以恢复和重建，这是人类“终极关怀”应该得到的。生态批评，要把握两个关键：一是坚持生态优先，把生态和谐放在人类生存需要的前列；二是把握阐释的生态的“度”。把生态的“度”，“以人为本”放在生态位和生存位之中，达到生态社会和谐，走向生态文明。（二）耕地价值重建方法与个案

社会生态和谐，要求提升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耕地价值是生态服务价值，主要是耕地生态服务年价值与贴现率之商，社会保障价值是耕地提供的养老保险和就业保障价值之和。这种耕地价值的发展变化必须进行案例研究，选择一些县、乡、村进行观察和跟踪调查。（三）区域生态规划理论及方法——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

生态规划师在深入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合理规划人的活动。一句话，就是与自然共同设计人类活动。生态文明，就是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它是按照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运用生态规划的方法合理安排区域自然开发与利用的途径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使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得以提高，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同步发展，同时人类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也会不断地提高。

本研究综合以上研究生态文明的方式方法，重点在于实证研究，同时应用理论研究、运作式研究和参与式评估研究。主要采用定点抽样调查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可以说华北地区是当前全中国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而我们选取的三个案例分布在具有三个典型特征的地理位置之上。定点抽样调查主要选取河北省张家口的沽源、保定的定州以及唐山的迁安，三个县（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呈现阶梯式发展态势，对三个县（市）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抽样调查和案例研究分析，具有样本性、代表性，在全省不推论县、乡（市）两级。本项研究围绕着城镇化过程中的县（市）展开，重点反映县（市）生态文明、生态环境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情况，以城乡基层和生态环境为重点，反映基层生态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风尚，是一种城镇化的综合反映，所以在研究上也以综合研究为主线。四、对生态文明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一）生态文明的基本观点

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社会生态和谐建设的物质基础又是其可持续发展或良性循环的前提条件。这是物质、基础、社会支撑结构、社会意识，一个四方面内在辩证统一体。人类生存、生活在什么样的有机体之中呢？研究必须升华到社会生态高度上来。所谓社会生态，是指人类存在于自然界、干预自然界、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相统一的社会整体。“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是社会生态和谐的研究对象，或者说是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生存、生活、生产、生死存亡的社会变化链条。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态与人干预下的自然生态所形成的自然界变化，生生不息的自然生态链条，而且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还包含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两大生态链条的整合关系，这种关系有对抗、争夺、和谐、整合的关系。进行社会生态和谐研究，就是把人类社会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以及自然生态系统三者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与交叉性的统一研究。社会生态和谐科学地表达了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相统一、相协调的同体共处的关系。社会经济系统是在人类社会干预自然生态系统条件下形成的社会运动。这一运动是社会生态和谐的关键环节，使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在整体系统中，更为复杂，更加多变，其子系统数量更多，形态更多样化，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三者统一，是社会生态和谐的基础，也是一条长久存在的社会规律。遵循这个规律，三者就发展，人类前途就光明；反之，三者就衰败，人类前途就衰败。三者结合首先是整体性的整合、协调和运行。所以，研究社会生态和谐要首先着眼于整体，着眼于宏观，整体性分析是非常必要的。三者结合涉及到多方面的子系统相互之间对立、协调、平衡的多种关系，表现出事物的多样性、多变性。多样多变的子系统之间的交叉带来了事物的复杂性、难辨性。所以，交叉性研究又是必须的，同时也带来研究的难度。这种子系统交叉研究必须上升到宏观的整体性研究高度上来，才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貌，看清事物的本质，找出规律性的所在。这样，才能居高临下，高瞻远瞩，驾驭微观研究和交叉研究。认清规律，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看清实践、提高实践。不管人们自觉不自觉，每一项社会行动都在干预这种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不自觉，会加深它们之间的对立与对抗，破坏和谐；自觉，才能使它们之间化解矛盾，相协调、相统一、相和谐，不断升华。我们认识这种规律，是为了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按社会规律办事，促进社会生态系统和谐并更自觉地进行社会活动。（二）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生态和谐

人类来源于自然界，生存于自然界，养于自然界、依存于自然界，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类。人类为了生存进行生产劳动，各种资源都要取于自然界，依赖自然界。人类的这种社会行动往往与自然界相对抗、掠夺、占领，甚至改变自然界。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意识，认为自然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社会行为便更加放肆，从而与生态文明背道而驰，走向其反面。自然界有一定程度的承载力和容忍力，它对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相抵制，迟早会报复人类长期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人类吃够了违背自然规律的苦头开始醒悟，改变了与自然规律相对抗的社会行为，开始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来。人类不仅依赖于自然界的生态文明，而且能够积极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这种生态文明建设，更加有力地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建设，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这种良性循环促进着社会生态和谐建设，使社会生态和谐上升到新的文明高度上来，形成人类生存的美好家园。

人类文明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和水准。它可以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也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建立在信息文明基础上。现在人类社会开始走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生态水准也在逐步提高。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民族、哪一些人，迟早会走向这条道路，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进行社会生态和谐建设。社会生态和谐建设是生态文明的高级水准。这也是人类社会的长远目标，是人类物质文明建设的高级基础，同时提升着人类精神文明的水准。这种良性变化会使人们更好地、更快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达到人类、自然、社会三大生态文明的统一和谐。这种变化，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过程。社会生态系统发挥内在的协同作用，产生新的结构和功能。有些人把社会生态系统视为社会上纯粹的社会现象，不包含自然系统的作用。这种错误的看法忽视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内在的协同作用。协同作用产生巨大的整合力量，推动社会生态系统良性运行，形成新的结构和功能。这种新的结构和功能具有强大的上升力量，当然也有摩擦、耗散和分离。但是，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具有耗散结构系统和自组织系统，这种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发挥耗散结构系统作用和自组织系统作用，形成新的整合，促使事物发生内在的变化和外显的功能推进社会生态系统发展。人们应该看到这种运动的规律和特点，进行积极的社会管理，促进其发展。社会生态系统经过它自身内部的自组织系统或者其内部的耗散结构系统，在科学合理的社会管理下，最终实现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三个统一，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这三个对立统一，是社会生态系统的最佳状态，也是客观世界进步和发展的巨大力量源泉。社会生态学就是把这种对立统一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推动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为宗旨的规律。实现整体性是其研究的目标，而不是把一些偶然发现的、意念性的和没有足够的解释的不可计数的细节拉在一起。社会生态和谐是社会生态学研究目标的最佳状态。（三）生态文明建设宜从城乡基层做起

社会生态系统包含的事物千变万化，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基础的内容之一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涉及许多具体事物，诸如自然生态人们的行为、习惯、思想、意识，还涉及到社会法律和相关的政策等等。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基层展开，从具体事物抓起，从每个人做起。生态文明村建设，及其扩展的生态文明镇、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这种建设涉及到上述各个方面。离开这些方面，就不是生态文明建设。基层建设，必然反映到宏观认识、社会行为和政治文明，影响到法律和意识形态，影响到社会宣传，并反射到人们的行为习惯。除了基层建设之外，还应该加强宏观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的文化建设和法律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这样就能向生态文明社会不断迈进。

生态文明应该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二者间日益激化的矛盾，为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并成为其研究的主题。怎样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和理解生态与环境，同时还要把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置于社会系统这个大系统中并且使其统一协调起来，这是本研究的着眼点、落脚点及突破点。

生态文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方位的伟大革命，也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进行的一次新选择，是中国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推进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社会建设，协调人和自然关系，构建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的充分体现，是构建和谐生态文明社会的关键，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和努力实现小康社会之根本要求。构建生态文明，协调人与自然两者间的和谐，能够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社会技术的进步，同时也能够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以及生态平衡的维护，努力实现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友好循环，同时使社会和生态以及经济得到共赢，从而最终实现人民福祉的提升。注释[8]转引自王子彦：《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9]陈映：《论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演进》，《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6期。[10]廖福霖：《论生态文明》，《光明日报》，2004年4月30日。[11]刘长明：《发展的革命——从可持续发展到和谐发展》，《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12]刘长明、苏宝梅：《伦理学的革命——从单向伦理到双向不对称伦理再到双向和谐伦理》，《文史哲》，2005年第4期。

第二章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城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题

当前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都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阶段。目前日益呈现出“现代城市病”与“农村空心化、碎片化”的两极化趋势，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集中出现。面对城市的承载力日益突破底线和农村的日益凋蔽，适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破解当前各种问题的新政。城镇化业已成为新形势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一、城镇化的概念（一）城镇化的概念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二）城镇化概念的提出“城镇化”一词的出现晚于“城市化”，这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力推中国的城镇化概念。与城市化的概念一样，城镇化概念也是一片百家争鸣的景象，至今尚无统一的概念。不过，就数量看，对”城镇化”概念的论述要少于“城市化”。据粗略估计，在2012年之前，关于城镇化的概念，至少在20种以上。具有代表性并符合中国中西部地区现实的观点是城镇化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衡量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标志。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它也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正式采用了“城镇化”一词。这是近50年来中国首次在最高官方文件中使用“城镇化”。二、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和特征

城镇化战略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重大战略问题。当前，稳步推进城镇化发展已经被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的重要依托、推进城乡统筹的战略着眼点以及保持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近十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并在2011年首次超过50％。专家据此速度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全面加快城镇化步伐，已经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环节之一，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

1996年以来，中国城镇化开始加速发展。1996年-2012年间，我国城镇化率由30.48％增长到52.57％，年均增长1.3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我国城镇化起步晚，水平低

1950年，当世界城市化水平达到28.8％，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为53.7％和15.6％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才只有10.64％，还不及1900年世界城市化13.6％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的起步至少比世界平均水平晚了半个世纪。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普遍在80％左右，已进入城市化后期，而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为52.57％，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简新华等根据霍利斯·钱纳里的发展模型计算得出，与同一收入水平下的常态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以1999年为例，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00美元，根据钱纳里的“发展模型”推算中国城镇化水平应为60.1％左右，而[1]中国城镇化水平实际仅为34.78％，低于理论值25.32个百分点。（二）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差距大

从空间上看，我国城镇化发展极不平衡，经历了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再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的过程。即城市化水平明显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199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东部37.2％，西部仅26.2％，东、西部相差11个百分点。2012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东部43.5％，西部19.1％，东、西部相差24个百分点。就平均每百万平方公里城市个数看，1993年东、中、西部分别为187、65、22个，东部是西部的7.5倍；2012年东、中、西部分别为221、87、23个，东部是西部的9.6倍。而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对东、西部地区来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1993-2012年间，东、中、西部非农业人口增长占全国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比例分别为50.15％、35.79％和13.9％（中国国家统计局[2]网站，2013）。由此可见，从城市个数的增加、城市人口的增长等方面来看，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程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甚至与中部地区亦存在较大差距。（三）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人口持续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转移的城镇化过程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的工业化过程是伴随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城镇化的国际经验证明：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形态的综合体现，它决不仅仅是人口的城市化，而是整个社会基本形态由农业型社会向更高一级的城市型社会的转型，是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城镇化水平必须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紧密联系、互动发展的。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和重要标志，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加速器，工业化的战略模式制约城镇化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决定城镇化的特点，城镇化又是工业化的有利条件，能够极大地促进[3]工业化的发展。

根据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城镇化可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适度城镇化，指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和相适应的城镇化模式，即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二种是滞后城镇化，指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这种模式将阻碍工业化的发展，是一种不合理的城镇化模式；从中国目前城镇化发展现状不难看出，中国的城镇化属于滞后城镇化。第三种是过度城镇化，指城镇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这种模式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如在拉美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量贫穷的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大城市，城市人口比重已占到了70％，虽然它们的城镇化率很高，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萧条，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可见城镇化率并非越高越好，我们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不能盲目随从，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实事求是，制定出合理的城镇化发展目标。

由于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城镇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虽然建国初期我国也曾经历过一个短暂的增长阶段（1949-1960年），但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水平逐年稳步提高，逐步缩小了与工业化间的差距，但仍落后于工业化。注释[1]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2]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3]辜胜阻、李华、易善策：《均衡城镇化：大都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共进》，《人口研究》，2010年第5期。

第二节 生态文明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理念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把“四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进行同步发展，指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报告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这“三个发展”、“三个空间”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要构建好“三个空间”。因此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生态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一、新型城镇化（一）新型城镇化的概念

我国在对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和对当前社会新形势中工人与农民、城市与农村关系进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把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和谐发展作为发展的重要战略，并提出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四化”和谐发展的新路途。

何为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它的主要特征包括产城融合、集约节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四个方面，同时新型城镇化也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及新型农村社区互相促进和谐发展的一个过程。张占斌教授指出，“新型城镇化道路应该有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实现城镇带动、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村文明延续的城镇化；二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城镇化；三是在空间布局上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4]设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从经济上来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就是“中国特色”，所谓“新型”，是指中国的城镇化，它不是大城市的不断扩张，更不是中小城市排队变成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而是立足于县、乡镇，把其放在整个国家的发展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大家庭的发展层面上，与时俱进地可持续发展，其实质是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要进一步促进工业的生态化，进而让工业化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就一定做到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以及知识密集型的转化和升级。这就要求发挥城镇化的特有优势，即城镇化能够优化环境以及能使城镇整体功能不断完善并得以提高，不断地去吸引与壮大一批能够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龙头项目和企业；同时对科技要素进行吸引与集聚，为提高产业转型提供必不可少的创新和人才支撑；充分利用城镇发展信息和物流以及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强项，从而推进工业新型化与生态化的发展。

作为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管理主体，政府当前面临的城镇基建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要为现有的城镇居民提供日益全面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一个不断快速增长的城镇居民群体。据有关权威资料显示：2000年至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0％，远高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同期人均建设用地超过国家规定限额的30％。行政等级高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更快。2000年至2010年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95.8％。没有重视大中小城镇并举，县级以下城镇建成区面积仅增长了50.9％。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时，不顾自身财力，不顾土地、水等资源的承载力，已经造成很多问题。我国665个城市中，有将近400个城市缺水。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一些地方出现“睡城”现象。一些地方为了追求城镇化快速发展而忽视了城镇化的生态质量，多数城市过度追求城市规模和发展速度，加剧了环境恶化。

长期以来，传统城镇化走的是一条低成本的依赖土地的道路，环境承载严重超负荷的不可持续的道路，在粗放发展的同时，学校、医院、幼儿园等公共服务设施却严重缺乏，城乡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二）新型城镇化的制度理念和生态理念

30多年来，中国的快速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大大提升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造成更加明显的贫富分化，而且还面临着财富可持续增长、人口与就业、土地资源供给、能源与水资源、生态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严峻挑战。按照当前发展的态势，未来20年，中国的城镇化将继续呈快速发展的态势，几亿农村人口将转化为城镇人口。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一方面，农民进城后的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将进一步凸显，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些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问题，快速城镇化将不可以避免的加剧社会矛盾，恶化城镇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土地资源少、耕地更少，城镇建设用地与耕地、水资源之间的矛盾也将会日益突出。解决这些日益突出的矛盾，新型城镇化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基本假设是原有的城镇化理念存在明显的不足、理论和实践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要融合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根本上实现“人”的城镇化，转变为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城镇化，从而实现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依照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就是将城镇化进行完善，把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相结合，走一条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布局合理、适宜人居、特色鲜明、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理念是要通过相关法制改革和建设，一方面保证社会公平，使农民能够转化为市民，实现充分的就业和完全的市民权益；另一方面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结合，由偏重城市数量规模增加向更加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由偏重经济发展向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三）新型城镇化促进社会整体生态和谐

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一方面为城乡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建设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的生态和谐。

狭义上的城镇化，就是人们从乡村走向城市，亦或是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广义的城镇化不仅包含上述内涵，同时也包括农村人口享有和城镇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当前要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这种广义上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应当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的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是以提升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的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中的“新”，不是对农村的抛弃与放弃，而是把农村的繁荣进步作为前提条件。农村人口是否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均等的公共服务是衡量农村繁荣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在温饱阶段的主要体现，而是否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务则是城乡差距在小康阶段的主要表现。农民在实现温饱这一基本的物质需求后，对生活条件也有了更好的追求，他们迫切地渴望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渴望享有同城镇人口均等的社会服务等。所以，要实现完整的城镇化，就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实现“人口进城”，而且还要做到“服务下乡”。

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包含人、土地、财政、治理模式、发展道路等多重要素在内的系统工程，而且还是一个长期渐进又十分紧迫的社会发展过程。因此对城镇化的艰巨性与长期性要有充分的认识。目前来讲有两个问题最为突出：第一个问题是农民工的市民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许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打工或者经商，然而由于不是城市户籍，他们享受不到同市民一样的均等待遇。第二个是加快建设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就是说让农民享受与市民均等的公共服务。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与农民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基础工程比如水、电、路等等较差，从而严重影响着农民享受同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所以新型城镇化还应是一个公共福利社会服务均等化的过程。要深化改革，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制度、公共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的终极目的就是让人们过上高品质的生活。二、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

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科学发展是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的第一要义，一定要遵守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逐步实现合理化的城镇布局，促进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新型城镇化与以往的城镇化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是一种把城镇集约开发和绿色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即能使城镇人口与经济和资源以及环境相协调，同时实现资源节约、低碳排放、环境良好、经济高效等。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是科学发展观理念的集中体现。（一）尊重城镇化发展规律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集聚和扩散的规律在城镇化效应中也不例外。城镇的集聚效应，在城镇化发展的中前期较为突出；而城市的扩散效应则在城镇化的中后期逐渐增强。城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城镇化的发展要和经济活动的效益规律相符合，不能盲目地扩大城市的规模，更不能一味地追求城镇化发展的速度，而要与一定的经济水平相适应。同时城市也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所以城镇化一定要遵循自然法则，并且要与自然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容量相适应。（二）走集约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我国人口众多的现实同人均资源量小的现状，给我们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不能再走粗放型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必须转变为新型城镇化道路，即集约型的道路。推进新型城镇化，一定要充分发挥各个城市的规模效益，实现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重点抓好各类要素比如人才、技术和资金等的集聚，从而提高各类要素及设施的利用率；另一方面要尽量集中地利用城市用地，合理高效地利用土地、水及能源等资源，发展构建集约型城镇；最后要改变城乡建设布局分散和无序扩张的模式，促进其向有机集中和重点布局的转化。（三）促进城镇布局合理化

城镇化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合理的城镇布局。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过度的集中与过度的分散这两个极端的做法对城市的发展都不利，城镇布局的合理化应当是集中与紧凑两者的辩证统一，即集中前提下的分散与分散后的紧凑与集中的对立与统一。中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同时要树立有机的集中和有机的疏散相结合的发展理念，充分利用自身的各种发展优势，依据有机秩序原则组织并安排所有的空间要素，从而形成蓬勃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并且让这些空间要素具有这样的一种张力，即集中中的分散和分散中的集中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审视中国的国情，我国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质量、资源分布量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发展也处于不同的时期，所以，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各个地区的不同特点和情况进行合理布局。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化起步早，城镇化发展比较快，拥有良好的城镇化基础，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在此类地区应当主要选取以中小城市为主导的有机疏散策略。而对于中部地区，我们要选择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城市组群的逐步发展。对于地域辽阔的西部地区，因为其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生态承载力低下，人口应该向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地区集中，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的破坏，所以我们应当选择以大城市为主导的有机集中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从而较好地发挥大城市的规模效益与集聚效益。（四）提高城镇化质量

中国的城镇化问题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的落后，同时更表现在发展模式上的粗放与整体质量上水平的低下。在保持城镇化稳定发展的同时，要逐渐把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内涵与质量上，尤其是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城镇化的重点更应当由规模的扩张转向质量的提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是全面建设和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一目标的新的要求，“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在以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得以强调。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要形成整体的城乡社会生态和谐，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福祉，城镇化建设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三、生态文明是新型城镇化战略选择的现实需要（一）新型城镇化战略选择的现实需要

我国的城乡现状决定了城镇化战略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当前我国城市数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仅仅依靠现有的城市来转移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只有积极发展城镇才是最佳出路。

实施城镇化战略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促进城乡共同发展，消除城乡差别，而不是消灭农村，把所有农村变成城市。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有限的农业大国，而现实是城市吸纳和转移农村劳动力能力有限，所以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但如果城镇化无止境地盲目扩展，以牺牲耕地、环境、资源为代价换来城镇化，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从城镇化进程的阶段来看，当城镇化进入由“量化”过程转为“同化”过程为主的阶段，社会性质就发生根本的改变，城乡差别日渐缩小，城乡劳动力出现自由流动。城镇化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城镇要素向农村地区传播扩散，从而达到城乡共享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城镇化质量不高、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突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正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机遇，也拥有巨大的潜力，并将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扮演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如何解决城镇化质量不高、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走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传统的城镇化由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其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例如：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做大经济总量和承载投资为主要目标、以土地批租为重要手段。这种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突出问题。进入发展型新阶段，这种规模城镇化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难以为继。

首先，城镇化约束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低成本扩张模式难以为继。规模城镇化依赖于低成本的资源要素、环境等主要条件。以土地为例：1990年—2000年，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71倍；2000年—2010年，这一指标上升到1.85倍。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1.58亩减少到目前的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再以资源为例：201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5]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此外，环境破坏严重。中国目前大部分城市的地下水不同程度地被污染，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十分突出。总的来说，随着发展新阶段资源要素与环境约束条件的深刻变化，规模城镇化的代价和风险逐步增大。

其次，全社会对城镇化的需求和期望发生深刻变化，低质量的城镇化难以为继。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人们对城镇化的就业、安居、生活品质等需求全面快速增长。能否适应全社会的需求变化，决定城镇化的质量。从就业需求的变化看，以往人们能够忍受“候鸟式”、“两地分居”的就业。而今天，人们更加追求在城镇稳定的就业以及享受到完整的家庭生活；从居住需求的变化看，80后、90后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回不了农村，也不想回农村，更希望在城镇安家。无论从哪方面看，全社会对城镇化的需求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最后，城镇化的角色发生深刻变化，规模城镇化难以担当。从国际经验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的角色和功能逐步发生变化。一是从生产主导转向生活（消费）主导。规模城镇化与生产主导的城镇化正相关。工业化中后期，生活型的城市兴起是一个客观趋势。二是由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工业化中后期，工业项目容纳的就业呈减少的趋势，而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就业的主要渠道。三是由城乡分割转向城乡融合。工业化中后期，城镇空间的拓展成为农业文明走向工商文明的重要条件。新型城镇化承担着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使命。

随着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条件、需求、角色的深刻变化，新型城镇化主要不在于铺摊子、造新城，而重在适应人的发展需求，提升城镇品质。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

新型城镇化，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把以人为本与生态文明作为长期坚持的理念和原则，坚持“四化同步”发展，使城镇化的质量与水平不断得到全面的提高，把城市和乡村统一为一体，同时使区域得到和谐发展，具有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等特点，是有中国特色的新时期的新型城镇化。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超过50％，乡村中国开始向城市中国转变，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将会发生很大的转变，城市和乡村的统筹发展迈入实质性实施时期，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与发展战略将会被重新认知与定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离不开新型城镇化。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城镇化是有力抓手，城镇化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且这种动力是长期的、持久的。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浪潮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推动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城镇化是必由之路。城镇化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变。（一）新型城镇化解决城镇化问题

如果城镇化发展滞后，将会产生很多难以想象的问题，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阻碍城镇功能的充分发挥；给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带来障碍，并减缓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会阻碍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元化进程的转变；会阻碍消费与投资增长，从而使得内需不足；会对第三产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阻碍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等。

整体上来看，现阶段我国的城镇化大体上是较为健康的，然而局部也存在着某些不良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像半城镇化和准城镇化以及“贵族化”城镇化与“大跃进”城镇化等等这些不良现象。除此之外，因为缺乏合理的措施与调控机制，所以在城镇化宏观整体布局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大城市的过分集聚、小城镇的无序发展、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等。虽然这些问题还没有发展为城市病，但是如果不运用科学的城镇化发展战略，进行较早地预防与治理，必定会积重难返以至最后难以根治。

新型城镇化积极稳步地推进，有利于解决那些因城镇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避免地带来了很多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比如，由于半城镇化与隐性城镇化从而酿成了我国数量巨大的农民工人群与逐渐加剧的农民工问题；另外，由于城市偏向方针与城乡要素很难自由流动，从而酿成的城市和乡村的收入存在巨大差距的问题；除此之外，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是源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以及城镇化质量水平较低，像内需不足和劳动生产率偏低及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主要由城镇化问题造成，也必须依靠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才能解决。这也要求下一阶段的城镇化保持一定的速度。

另一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缩短城乡差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矛盾体现在，最大差距就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实现现代化、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和战略选择，也会激发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城乡差距问题解决的基本途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在提高城镇化质量，并破解城市二元结构，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推动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伴随着深刻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和政府发展理念的重大变革。对此，需要进一步约束政府自身利益倾向，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传统城镇化的旧观念、旧框框，需要进一步改变政府的增长主义倾向，以加快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充分、持续释放城镇化的“最大潜力”。

城镇化的推进有利于城乡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以结构的调整为主线的。虽然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我国长期积累下的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很突出。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加快推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定要再次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世界上各个国家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说明，推进一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城镇化是一股重要的推动力。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也不例外，也符合这一基本规律。有力地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与辐射作用，不仅能够带动经济资源的重组与整合，而且还能指引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城镇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与人口的合理增长，不仅能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而且还能推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从而便能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城镇具有联结城市和乡村的纽带作用。城镇贸易和金融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对其起很大的支撑作用。城镇中对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等的消费需求，能够很大地促进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以及特色产业的发展，可以很好地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善与提高；同样，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够壮大城镇经济，为其奠定经济结构调整的良好基础，从而推进城市和乡村经济的友好互动，朝着城乡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二）新型城镇化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

中国新型城镇化是21世纪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之一，其根本是“人的城镇化”。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有助于改变农民生活消费方式，扩大城市消费群体，增加居民消费。同时，城镇化将会推动就业、教育、交通等一系列体制的发展和改革，进而拉动投资。使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关键问题是形成大中小城镇体系，建设创新型城市，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条件，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

通过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能够让越来越多首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通过城市和乡村结构的调整来促进农民就业结构的调整。很大一部分农民离开乡村后，农村的土地便会由块成片进而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与推广，这样就会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当城镇化具有相当的水平后，将改变现在的农村支援城市，进而转变为城市反哺农村，这也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城镇化与工业化两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现代化则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脱离了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效率便会有所降低，同样脱离了工业化，城镇化便会丧失产业依靠与支撑，乃至最终丧失了发展动力，而现代化更是成了空中楼阁。城镇化的推进，能够推动乡镇企业朝城镇集聚，有利于改善以前资源浪费的状况；有利于土地的高效节约使用，使耕地得以保护，污染得以控制，从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还有利于充分利用城镇基础设施，优化配置资源。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种重要方法；通过推进城镇化指引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地朝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一方面能够优化农业内部的结构，比如种植业和养殖业以及畜牧业等，另一方面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农村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

整体上来说，城镇化可以释放消费和投资双重增长潜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城镇化是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和带动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逐步转变为市民和二、三产业工人，获得更高收入。二是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有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3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进而变农民消费为市民消费。他们则由以往的自给自足转变为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对工农业产品和劳务等形成巨大需求。三是城镇化不仅可以拉动产业发展，还可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可以拉动经济建设，还可以拉动社会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三）新型城镇化将进一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和精神状态

首先，城镇化把原有的城市与乡村隔绝的格局打破了，从而使农村由闭锁渐渐迈上开放发展的道路。同现代城市社会相比较，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仍然是一个彼此接触较少与较为分散与孤立以及缺乏流动的社会。在这孤立和分散的乡村社会中，人们易安于现状、固步自封，思想意识常常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与之不同的是，城镇就把各种要素比如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集合起来，交通方便、信息通达，先进的思想、进步的观念层出不穷，同时也能赋予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让进入中小城镇务工的农民逐步获得所在城镇的户口，一方面实现了农民的从业转换，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地域转移。更重要的是，城市和乡村之间劳动力的流动也能带动资金和技术以及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这样便打破了城乡互相隔绝的局面，从而使农村从封闭渐渐走上开放发展的道路。

其次，转变农民生育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根本路径就是城镇化。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走进城镇生活后，他们便会比较快地放弃一些农村不文明的生活方式。比如，一些来自封闭边远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就较快地改变了一些不卫生的行为，像不刷牙、不洗脚、随地吐痰等。尤其是农民在生育观念上的改变更为突出。现阶段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劳动力的投入，对劳动者体力有很高的要求，而对其素质则要求较低，再加上农村缺少完善的社会保障，失去劳动力的父母完全依赖儿女的赡养，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生育观念即多生多养，养儿防老。而在城市中，家庭收入的提高比较多地是依靠家庭成员的素质的提升，而不是数量的增加，年迈的父母同样也不再是单单依赖儿女赡养。所有这些便会逐渐地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把控制农村人口的方式，从一种强制的被动行为逐渐向他们的自觉行为转变。

最后，城镇既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又是新观念和新技术以及新信息的辐射源。农民从农村走进城镇后，便会很大地增加相互之间的交往与接触，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野。尤其是城镇社会是一个相互竞争的社会，在城镇里，个人只有不断地积极上进，并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与掌握新的技能，才能拥有立足之地。一旦农民融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里，他们便不会安于现状。所以，城镇化其实是激发农民创造精神并塑造新一代农民的“催化剂”。注释[4]张占斌等：《城镇化建设的生态文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5]迟福林：《城镇化是中国的最大潜力》，http://theory.ptople.com.cn2013年5月3日。

第三节 城镇化与生态文明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这是我们党对人与自然关系再认识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呈现出稳步快速发展的态势，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引擎”，与此同时，城镇也成为资源消耗最多、环境压力最大的生态“凹地”。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镇化全过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一、传统城镇化给生态环境带来危害（一）传统城镇化发展方式造成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

我国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薄弱，快速推进的城镇化造成了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的严重不协调，城市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传统城镇化的不可持续性集中表现为“城市病”，即交通拥挤、环境恶化、贫富分化等。传统城镇化是建立在传统工业化基础上的，传统工业化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为特征。因而，作为产业支撑的传统工业带给城镇的必然是环境恶化。城市发展的无序扩张带来了人口的膨胀和小汽车剧增，加剧了城市环境的恶化。如果任由传统方式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生态后果。

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也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有关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的100个城市约占14％的面积，46％的人口完成了全国68％的GDP。同时，100个城市用电量占全国的42％，用水占全国的58％，天然气（含煤气）和液化石油气使用量更是占到了全国的75％以上。同时，城镇化和工业化都会产生环境污染，破坏城市生存环境。城镇居住了50％的地球人口，消[6]费了75％的全球能源，城镇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当于全球的80％。城镇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大气、水体、土壤、噪音、光、交通及垃圾等方面的污染问题。城镇环境污染问题正在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居民生活的一大障碍，严重降低了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北方地区，近年来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问题频发。

随着传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人们不断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益走上了一条高生产、高消费、高废弃的道路，这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导致环境不断恶化。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环境危机。事实上，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危机（环境危机、金融危机、粮食危机）中，环境危机是范围最广、影响面最大、根基最深的危机。（二）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环境污染的存在

中国现阶段正处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中后期。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大致呈“S”型曲线变化的三个阶段，包括城镇化水平较低且发展缓慢的初始阶段、城镇化水平快速上升的加速阶段、城镇化增速趋缓至停滞的终极阶段。Northam于1979年提出城镇化“S”曲线发展理论，其后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sitic增长模型模拟世界各个国家城镇化过程。我国城镇化在1979年（城镇化水平为19.99％）左右开始进入加速阶段，2011年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已处于城镇化加速阶段中的增速相对放缓阶段。因此，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的中后期阶段，进入70％左右的第三阶段还需要15—20年左右的时间。国际经验表明，在城镇化加速阶段环境保护压力很大。城镇化加速阶段往往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市场调节对具有突出外部性的环保产品丧失了作用，所以英国、美国、日本、巴西以及阿根廷等国家在城镇化到了加速发展阶段的时候全部出现了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情况。1960—1970年日本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2.5％，此期间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产业迅速发展，城市大气与水质污染严重。为此日本经过持续的艰苦努力，到上世纪80年代才基本解决城市环境问题。如为了整治滋贺县的琵[7]琶湖，日本就耗费了25年、185亿美元。1955—1980年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城镇化水平从40％上升到60％，只用了25年时间，而欧洲用了50年时间。过快的城镇化导致拉美城镇环保压力不断加大。1980年巴西城市有50％的住房没有下水道设施，2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管道，到1991圣保罗市还有5％的居民严重缺水。2004年联合国环境署发表报告指出，拉美只有约40％的污水进行过极低水平的处理，其他污水则直接流入江河、湖泊和大海，造成相当严重的环[8]境污染。

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现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决定了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中所处的阶段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必将是向着进一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也指出：“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可见，环境污染与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传统城镇化导致了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又反过来制约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又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还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种种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导致了我国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困境。可见，传统城镇化发展方式如何转变将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次挑战，更是一次机遇。如果把握住这一机遇，城乡经济社会则会实现可持续的生态发展，甚至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二、生态文明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生态文明建设是推动城镇化的强有力的动力与重要保障，生态文明是一个新的文明阶段，它以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基本特征与目的；生态文明是超工业文明、并且把解决人类现实生存危机作为使命的、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的全新的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是对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全新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调整；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道路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城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还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判断一个国家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城镇化还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高低，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程度的高低。新型城镇化要实现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应该确立可持续、合理的城镇化指标，坚持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城镇化的循序渐进推行，积极营造城镇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最佳人居环境，走适度的、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建设良好的生态文明，会使资源得到高效的利用，使人们的生活环境得到优化，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得到协调，并最终实现新型城镇化，使人们得以安居乐业，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加人们的幸福指数，这样人们才会对未来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进而激发他们积极地去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所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强有力地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也是促进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与重要保障。

我国城镇化带来的需求是支撑未来20年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用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推进城镇化是我国解决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四化”协调发展目标与气候目标的关键所在。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个同步”、“三个发展”和“三个空间”的要求，对推进新型城镇化来讲，都是率先实践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在。在我国快速高质量的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能否从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消费模式等多角度将生态文明理念植入城镇化发展的思维，将是积极回应拉动经济发展、缓解环境污染和环境恶化的重大命题，也将促进我国城镇产业优化布局，走出一条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新路径，甚至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三、城镇化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

城镇化与生态文明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面对出现的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统筹规划，科学发展，推进绿色城镇化建设，从而实现城镇化与生态文明的同步发展。（一）城镇化与生态文明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对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经济发展与生产生活活动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一些地区在推动建设城镇化的过程中，盲目地追求经济利益，却完全无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一味地强调建设却轻视对环境的保护，导致了对资源不必要的消耗与浪费，城镇化建设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认识，转变思路，正确处理好推动城镇化和生态文明保护之间的关系。

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两者紧密相连，是互相促进与互相制约的。当城镇化建设与地域状况、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符合，同时在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做了充分的考虑，这样城镇化建设就会有助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从而能够高效地利用资源，使生态环境得以优化，并且生态文明的改善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城镇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友好发展。相反，当城镇化建设与实际相脱离，并且缺乏科学的规划，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却无视对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最终一定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与过度消耗，使环境污染程度不断增加，危害居民的身心健康，阻碍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处理好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是目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引起特别关注与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推动城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绿色的、并且具有良好环境的适合人类居住的城镇，渐渐转变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与以对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从而逐步提高人们生活的环境质量，并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健康和谐发展。所以，在目的上，城镇化的推进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一致的。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城镇化的推进，对资源的需求一定会变得日益增加，而且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环境问题也会变得越发突出。由此观之，推进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就是建设生态文明。（二）城镇化和生态文明互相融合

推进城镇化一定要同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城镇化是工业化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活动与生产要素在区域上逐渐集中和集聚，同时人口也逐步朝城镇转移，而生态系统内部已有的联系就会被分裂与改变，这样一来，就打破了生态系统内部的平衡，也将严重影响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利用。只有将推进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步进行，从而形成互相促进与和谐发展的局面，最终才会实现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赢。假如只是纯粹地推进城镇化，忽视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这样的城镇化发展，必然会使资源能源贫乏，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及环境遭到污染等，最后必将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推进城镇化这一过程中，必须注重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实现城镇化与生态文明的同步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并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

9000年之前，人类开始有了对城市的建设。古人建设城市是很讲究的，比如城镇的选址、城镇的布局、城镇里的建筑等方面。然而远古、上古时代所建的城市，几乎没有一个幸存下来的，而中古时期的城市大部分也消失殆尽，近代的城市则遭到污染和各种自然灾害的侵害，现代的城市也存在一系列的严重问题。除了以上所阐述弊病外，还存在人口过多、能源瓶颈等问题，如果突然断水断电，长期激发的社会问题将会集中爆发，导致文明的衰落。所以城镇化的可持续性成为必然。

可持续性的城镇不是筒单的花园城市、田园城市、山水城市、森林城市，更不是把城市要素和环境要素进行机械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将城镇化同生态文明相互融合，其特征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是资源循环利用最大化和消耗与排放最小化以及替代可持续。生产的目的就是要使产品的服务效用达到最大化，用最小的物能投入来使需求满足得以最大化。这二者是必不可缺的。我国的GDP虽然快速增长，但投入与产出的效益与产品效用服务却特别低，根本原因之一是始终摆脱不了高耗低效的发展道路。近些年我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镇住房的需求越来越大，房价越炒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炒房这一狂潮中，有很多拥有多套住房并且待价而沽的家庭，很多富人更是一套一套地屯房，而他们实际上只需要一套住房，很多收入较低的家庭面对这些昂贵的住房却只能哀叹。因此，不管建筑领域怎样降耗减排，它的综合效果却是物质投入的最大化和效用需求满足的最小化，从而严重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

二是城镇人口、社会和自然环境三者形成全面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而系统功能的逐步完善则是这个社会生态系统运行的趋向。一方面，社会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可以不断增强人类的身心健康与生态平衡，不是一味数量上的盲目增长。另一方面，社会生态系统在循环中能够逐步推动经济、社会与文化以及生态的综合性整体发展，趋向于生态学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的稳定状态，却不是多样性不断衰减的系统脆弱平衡。（三）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城市和农村作为不同的空间经济体，两者唇齿相依，中国的城镇化不能走农村破产再发展的道路，而应鼓励农村人口的逐步转移，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加快完善城乡规划和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扩散。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是农村变为城市，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它更是一个社会过程，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方式在中间起着重要的作用。要吸取早期“拉美模式城市化”的教训，其社会政策的不足在于，没有通过积极的就业政策有效改善城市的就业环境，实现“人”的城镇化。以巴西为例，城市贫民窟曾经高达6329个，贫民窟人口总数约为1140万人，占巴西总人口的6％。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转而以“公平社会”政策作为优先治国战略，巴西的城市化有所[9]改善。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日益提高，农民对土地依赖日趋降低，农村生产力大规模涌向城市，需要政府逐渐构建一个法律与政策框架来吸收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只有基本生存条件、发展条件能够得到保证，农民才能成为城镇资源的共享者，在城镇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当前，重点是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农民工群体从“融不进城市”和“回不去农村”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另外，韩国的经验也值得借鉴。上世纪60年代，韩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悬殊，农村人口大量无序迁移引发诸多社会问题。针对这一现象，韩国政府于1970年发起“新乡村运动”，在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民生活水准和推动城乡人口顺畅流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使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逐渐从城市辐射到农村，避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迁移。韩国“新乡村运动”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训，多年的教育经费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文盲率从1945年的78％下降到1990年的3.7％，国民素质提高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必要条件[10]。同时，韩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实现产业升级积累了所需的人力资源，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兼顾，不仅缓解了社会矛盾，还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对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很大的影响，应当体现出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能够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能够加速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型工业化的进程，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可以推进社会事业建设，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和谐共进。长期以来，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片面注重GDP指标，而忽视生态成本、社会成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韩国控制工业污染的制度建设，为中国实施新型城市化提供了借鉴。早在1971年1月，韩国政府便大幅修订和强化《公害防治法》，出台了排污标准制度，设立排污许可制度等；1977年12月，韩国又制定并公布了《环境保护法》，取代以消极控制公害为目的的《公害防治法》，不仅为了事前预防环境破坏或者环境污染，而且为了更积极、综合地应对环境问题，新采用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标准、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等。韩国政府还鼓励企业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1996年，韩国政府制定了“21世纪绿色计划”，并规划韩国从1995年至2005年的环境蓝图，试图将韩国的环境标准提高到与发达国家类似的程度，大气、水、废物和噪音的排放标准都被提高，有关部门的执法力量和权限也得到扩大和强化。由于产业升级和政府、民众的强烈关注等原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二氧化硫以每年5％的速度减少，二氧化硫的总排放量从1990年的160万吨下降到2001年的50多万吨，其他环境领域也取得了[11]重大进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来推进新型工业化，依法控制污染排放，保障城镇规划能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对城镇发展的承载能力。注释[6]《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推进》，《长治日报》，2013年1月14日。[7]《日韩经验对加速湖南新型城市化进程的启示》，http:b.kaifao1.com/experience031experience03090922001.htm.[8]参见《联合国称拉美环境污染造成严重后果》，http://219.159.67.104/template/xinhua/vien.php?id=3235.[9]参见周志伟：《巴西缓解贫富悬殊之路》，《南风窗》2012年第9期。[10]参见顾朝林：《中国迈入“半城市化”须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中国信息报》2012年5月28日[11]王刚：《韩国：洛东江污染事件险令政府垮台》，《法制日报》2011年9月6日。

第三章 新型城镇化中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由于人口和非农产业在城镇的迅速高密度集中，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资源、能源、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社会这些关系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最终致使资源能源紧张、环境污染加重、生态环境破坏以及人类居住环境的恶化等问题的产生。环境问题表面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则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不和谐，背后是社会的不和谐。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社会和谐，首先应妥善处理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第一节 城镇化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城镇化高速发展，农村人口以较快的速度不断朝城镇大规模转移，资源的消耗与“三废”的排放大量增加，这样便使城镇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大大下降，进而对城镇的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一）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使大气污染程度加重

随着城镇人口的迅速增长，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城镇中工业和生活废气的排放量也迅速增长，使大气污染加重。2013年以来，大气污染成为民生最为关注的问题。河北省的大气污染成为全国大气污染的“重灾区”。在2013年全国74个以新的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评价的城市里，石家庄1月和3月排名全国倒数第二，2月和4月倒数第一，而且，截至5月29日，优良天数仅有12天，占比仅8.1％。和石家庄成为难兄难弟的河北城市还有邢台、唐山、保定、衡水、邯郸、廊坊，这几个城市在第一季度一起位居最重污染城市前十名，让整个河北深受震动。我国已经将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划为大气污染重点控制区，河北省其他7个设区市被划为大气污染的一般控制区。

工业废气的排放是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我国工业废气排放量占废气排放总量的85％以上，而城镇化引起的非农产业集中与快速增长又是工业废气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1990—2009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城镇化对工业废气排放的影响最大，即城镇[1]化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工业废气排放增加超过一个百分点。

另外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加，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日趋严重。环保部2010年11月发布的《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2010年度）》显示：作为中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主要来源的机动车尾气，2009年排放污染物已达5143.3万吨。2009年环境监测显示，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中三分之一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很多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2]空气污染已经呈现出煤烟型和汽车尾气复合型污染的特点。中国一些地区酸雨、灰霾和光化学烟雾等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频繁发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每年200多天的灰霾天气，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细颗粒物等污染物直接相关。（二）高速城镇化加剧了水污染

人口向城镇迅速集聚，持续增加的城镇人口造成了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城镇生活污水排放剧增。这种问题在水资源匮乏的内陆大型城市尤为突出，目前，中国的655个城市中，近400个城市缺水，200多[3]个城市严重缺水，而且城市水污染问题也很突出。2000—2010年城镇新增人口22809万人，年均增长3.87％，新增人口生活污水累计排放量增加695.55亿吨，占污水新增排放量的97.54％。城镇人口与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相关系数高达0.98。2001—2010年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平均值仅42.2％，未经处理的1800多亿吨生活污水和240多亿吨工业污水排放严重污染了城市的水环境。在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过程中，随着民众环保意识逐步增强，对于环境污染项目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加。环境保护部2013年6月4日发布《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共发生542起突发环境事件，包括5起重大突发环境事件，5起较大突发环境事件，532起一般突发环境事件，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环保部数据显示，全国90％城市的地下水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2010年，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联合对全国182个城市开展地下水水质监测工作，结果显示在4110个水质监测点中，较差和极差级的监测[4]点占57.2％。中国城镇当前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地下水污染的危机。（三）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加剧固体废弃物污染

高速城镇化会使工业与生活固废产生量剧增。2000—2010年我国工业固废产生量年均增长11.54％，而且近几年呈加速增长趋势，2010年工业固废产生量为24.1亿吨，环比增长高达18.14％，是2000年的近3倍。以2000年为基准，截至2010年我国工业固废产生量累计增加68.5亿吨，其中城镇人口增加引起的增量占45.71％。同时，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也迅速增加，2001—2011年城市垃圾产生量年平均增长近10％。城镇垃圾80％以上采取填埋处理（2010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累计埋存量已超过70亿吨），焚烧处理比重尚未超过20％，无害化处理率一直很低（2008年全国城镇无害化处理率约为54％，其中城市为66％，县城及建制镇为16％）。中国60％以上的大中城市[5]陷入垃圾包围之中，县城垃圾的处理问题也日益突出。二、城镇污染向农村转移加重农村环境污染（一）污染的工业企业向农村转移

在高速城镇化这一过程中，城镇的土地变得越来越稀缺，从而土地价格也急速上涨，而“生态门槛”也在逐步提高。随着城市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环境保护标准的提高，许多落后、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无法在城市立足，为降低生产成本向郊区与农村迁移，越来越多的工业园区、化工园区悄然在农村兴起。这些转移到农村的污染企业，并没有对落后的生产工艺、生产设施进行改造，更没有增加先进的环保设施。由于农村环境监管力度不够，这些企业的废水、废气、废渣等“三废”排放超标，对农村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因为排污收费和处罚费用低、污染受害人司法维权难、地方保护主义多、农村环保不受重视等原因，污染企业转移到农村后很少进行治污设施投资，排放的“三废”更胜以前，大大增加了农村水、土壤与大气环境的污染，导致很多受污染地区农村居民饮的水、吃的食物、呼吸的空气致癌物质不断增多，癌症病发率增加，“癌症村”越来越多。因工业企业污染向农村转移，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频频出现，特别是长三角、广东、山东等工业发达、城镇化速度超快的地区，并有向内地省份蔓延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确[6]认的“癌症村”有33个。据《全国卫生统计年报》，2000—2008年，与环境污染相关度较高的肺癌，城市和农村发病率分别上升29.38％和47.73％；与环境污染相关度较高的肝癌，城市和农村发病率分别上升13.04％和17.12％。1997—2005年，我国因环境问题上访者每年[7]增加30％，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农村。

随着对城市污染不断加大的控制力度，一部分被强制关闭的重污染企业“另辟蹊径”，由城市转移到农村。首先，经济不够发达的农村地区因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迫切地希望发展经济，很多农村地区急于引进外资和项目，便一再降低企业在此“落户”的标准，对项目的审批不严格，从而导致这些重污染企业“成功”地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其次，由于受到资金、技术以及企业职工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制约，许多乡镇企业没有发展高科技含量且附加值较高的产品的条件，因此在接受那些被城市企业所淘汰的产品技术工艺与设备上也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可是这些企业在把这些技术、设备转移到农村的时候，很少将治理污染的设备同时向农村转移，进而把城市污染转移到农村，加重了对本已经变差的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危害到农民的身心健康。

乡镇企业承担的多是污染较重的初级产品，购买城市工业二手设备比重达30％以上，而且多数属于重污染、高耗能的设备，形成了“污染下乡，产品进城”的局面，这也成为城市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的一种重要隐形形式。现在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也存在只要效益、不顾环境污染的问题，把一些城市或发达地区不允许办的污染企业放进来，带来了暂时的经济繁荣，却恶化了当地生态环境，断送了永续发展。（二）污染物向农村转移

在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中，我国许多城镇的生态系统已遭到严重破坏，所以为了缓解城镇的生态压力，就直接将污染物转移到农村。一方面将很多没有经过处理或者是虽经过处理然而却严重不达标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河流，从而导致农业灌溉用水与农民饮用水的恶化；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用地日益紧张，城市垃圾和废弃物堆放地和掩埋场大都设在郊区或农村，出现垃圾大量“下乡”的现象。有超过九成的城市垃圾在郊区或者农村堆积、填埋，到2011年，这些垃圾的数量累计已经超过60亿吨，不断污染着周围的环境。据统计，中国“城市垃圾”年产量近1.5亿吨，大量成分复杂的城市垃圾，农业生产根本无法利用，由城市运送到农村后只能填埋或者露天堆放，严重污染了农村的环境，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没有享受到城市清洁的环境福利，反而承受了城市居民污染环境的不利后果。

近些年来，城市大量淘汰的废旧机动车也流向农村，又重新上路使用，这些排污超标、安全指标不合格的车辆重新使用，势必对农村环境造成污染对农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危害。（三）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中国的城乡结合部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一个特殊部分，大多是界于城市与农村间的过渡地区，常常成了城市和农村规划管理的“盲区”。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郊区化情况比较普遍，工业园区、大学城、居民住宅小区、独立式高级花园别墅群等的建设，使得城市郊区的土地变得支离破碎，各类建筑形式汇集，造成了景观的混乱与断裂，直接后果是郊区化的空间形态呈现出破碎性与拼贴式特征。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市大量老工业企业向城市周边地区搬迁，搬迁并没有实现产业技术的升级，仅仅是地理方位的简单转换，大多利用外迁时机抢占优势区位，布局分散，导致环境污染扩散，增加了污染治理难度，从而形成污染向城市郊区转移的局面。再加之郊区环境监督管理力度较弱，缺少对环境违法者的威慑力，使得郊区的环境恶化更加严重。因此，城市郊区盲目的蔓延式推移，使环境污染与破坏为后期城镇建设与生态修复背上沉重包袱，给城镇的生态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生态环境

传统城镇化的粗放式发展导致城镇发展空间预留不足，土地、能源资源与环境的制约日益明显。城镇化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严重影响了城镇和乡村的生态环境。（一）工业化、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加重生态环境的负荷

人口由乡村向城镇集聚只是城镇化的最初状态，城镇化的真正内涵在于居民的非农化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而这一过程必然伴随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改变。一是作为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就业岗位蓄水池的工业发展是以土地、水、矿产、油气等资源和能源的充足供给为必要条件的，没有资源作为保障，工业化无从谈起。二是人口大规模聚集于城镇，对公共基础设施和居民住宅容量提出了要求，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居民住宅容量的扩张都是以能源和资源的供给为前提的。三是无论是工业发展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对空气、土地、水资源等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进而使得[8]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环境恶化。

城镇化过程中，工业用地和城市的扩张必然会挤占大量农业用地，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而粗放型的工业发展所带来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则有可能破坏土地的农业生产能力。对于河北这样一个人均耕地面积紧缺的省份来说，如果走这种粗放的城镇化之路，恐怕连保证粮食生产安全都有困难，更何谈农业现代化。以河北省为例，根据《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9]规划（2006—2020）》，河北省中部地区包括石家庄、保定、廊坊三市，是环京津、环省会城镇重点发展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该地区既是保障全省粮食安全的耕地集中区，也是城乡建设用地的关键地区。换句话说，农业主产区恰好与城镇化重点区域相重合，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保有耕地和保证农业安全，成为推进城镇化和实施土地规划需要考虑的重点之一。（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使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双向的

在加快发展城镇化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交通、供热、供气、防洪以及园林绿化等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使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双向的，即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而消极影响应特别引起重视。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的生活污水与生产废水，从而使污水的排放量不断增加。除了园林绿化与环境卫生，绝大多数的基础设施建成后将会使城市硬化地面不断增加，使暴露的土壤不断减少，阻碍雨水向地下渗透，进而导致以下三个比较严重的后果：首先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量会增多，而且易被硬化地面上的垃圾等污染，从而形成非常大的污水排放增量，使江河湖泊的水质与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其次是易引发城镇内涝。近年每到夏季，北京、长沙以及武汉等许多大城市在强降雨中出现严重内涝，过度硬化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最后是易引起地下水补充不足。目前日益增多的城市地下水过度开采，地面出现下沉，这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城市过度硬化以及没办法留住雨水有比较大的关系。另外对植被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注释[1]邵咪咪：《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阶段的环境污染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硕士论文，2011。[2]参见杨华云：《环境监测数据显示我国1/3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新京报》2010年11月5日。[3]参见李雁争：《全国近400个城市喊渴破解水荒须动真格》，《中国证券报》2011年6月16日。[4]数据来源：根据2000-2010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整理、计算。[5]数据来源：根据2000-2010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整理、计算。[6]http://wenku.baidu.com/view/146858acdd3383c4bb4cd208.html.[7]梁从诫等著：《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马磊：《中国城市化与环境质量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2期。[9]刘巍：《〈河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解读》，《燕赵都市报》，2010年7月27日。

第二节 城乡发展资源不均衡和资源分配不公

近年来，随着我国环保力度的不断加强，公民环境意识不断提高，我国城镇的环境状况已经逐渐得到改善，然而农村的环境状况却有不断恶化的趋势。在整体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善方面，城乡之间没有实现统筹发展，农村环境状况的恶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城镇污染转移与扩散的后果，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这是城乡环境不公的具体体现。

环境公平，指的是在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保护和环境破坏性后果的承受与治理上任何主体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以及承担同等的义务。环境公平这一概念是美国环境运动发展到特定阶段提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爆发了一场新的民权运动，它以美国黑人为主力军，反对把黑人与少数民族社区作为重污染企业的厂址与有害废物的处理场。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环境正义》一书，提出了环境领域的公平问题，环境公平逐渐引起广泛关注。

环境公平的概念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它强调了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视角研究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重要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时代的环境问题不单单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失调，而且在本质上更是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失调。某种意义上讲，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失调已然成了环境问题快速扩张与越来越加剧的重要原因。环境公平概念的提出使人们看待环境问题由单纯关注环境状况，转而关注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过程的优化。

环境公平概念的产生虽然与美国社会的特定状况密切相关，但是它很快引起了当今世界的广泛关注。目前，人们对于环境公平问题的探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以民族或种族为切入点。事实上，在不同国家环境公平问题的表现有所不同。在我国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存在，在城市环境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农村及农民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城乡环境公平问题成为我国环境公平问题的主要表现。一、政府污染治理投资的不公平

环境保护是一项公共事业，它属于责任主体很难判别或者是责任主体非常多、公益性非常强以及几乎没有投资回报或者投资回报率很小的领域，缺乏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所以政府一定要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可是长期以来，政府污染治理投资几乎全部投到了城市。城市环境保护投入主要来自各级政府预算资金及预算外资金，有较为充分的保证。农村环境保护投入以农民或者农村投入为主要来源，几乎很少能依靠财政渠道获得所需资金，同时也很难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使得农村环境保护投入没有保证，基本的环境保护设施空白，拉大了城乡环境建设的差距，农村环境在遭受城镇污染的同时却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理。

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到位，生活垃圾处理系统与污水排放管网已经建成并在逐步完善，然而农村的环境基础设施还很不足，供水与垃圾处理等基本事项很难得到保证，绝大多数垃圾没有经过处理，便直接堆积在路边或者田头，有的甚至倾倒在沟渠与水塘。几乎全部的生活污水没有经处理就直接渗入地下或者排入沟渠、水塘，从而导致农村饮水型地方病多发。落后的基础设施和逐渐增大的生态污染负荷间的矛盾越发突出。

我国针对城市及城市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专门制定了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排污费返还运用和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时低价格或者无偿征地以及运行中税费和排污费的免除，同时规模以上企业的治理设施建设还能够申请利用财政资金来对贷款贴息等等。然而对农村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治理，就没有类似这样的政策。因为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原本就不足，很难建立收费机制，同时又很少得到政策的扶持，最终致使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的市场机制很难建立。二、现行环境法中的城乡环境不公

中国环境保护的立法有“城市中心主义”的倾向，现行环境法绝大部分是针对城市的各种环境问题制定的，几乎没有涉及农村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较为薄弱，同时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和独立，部分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条款分散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但因城乡环境的差异，使得这些法律在农村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取得的成效有限，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在农村环保立法方面，强制性规范少，使基层环保部门感到力不从心，地方环保部门许多时候为了保证地方的经济发展不得不妥协，从而导致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于2000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其中有二十多处提到“城市”或者“重点城市”，针对城市大气污染的防治，规定得特别细致，如大到对工业废气的排放、小到城市居民对炉灶能源的使用乃至对城市飞尘污染的控制等等，特别是对重点城市的大气污染防治的规定更为严格细致，然而其中却没有提到农村的有关规定。截止到2006年，即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时候，在农民炊事使用的能源里，以使用柴草为主要能源的有13318万户（占60.2％），以煤为主要炊事能源的有5762万户（占26.1％），明显可以看出，能源结构非常不合理。农村与农业的根本是土地，然而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虽然我国现行法律里有一部分零星规定，但这些全是分散的而不是系统的，尚缺少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且没有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清洁生产促进法》几乎没有考虑农业清洁生产问题，并且对环境的监测和统计体系也远远没有覆盖农村地区，针对农村环境的专门立法也远远没有提上日程。

法律对每个人来说都应当是平等的，法律的本质是为了促进公平正义，然而重视城市、轻视农村，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环境政策和法律制度使农民不能享有同其他群体相同的法律环境，这是导致农民的环境利益长时间得不到重视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三、城乡环境管理体制重城镇轻农村（一）环境管理机构设置存在城乡差别

中国目前存在的是建立在城市与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机构设置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差别。与各级城市政府相对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相比较，我国大部分乡镇不存在专门的环保机构与队伍，同时环境监测网络体系也没有形成。“三农”的环境问题几乎是放任自流的状态。比如，农村中存在的禽畜粪便的污染问题，作为养殖场的业务管理部门的畜牧管理部门的职责中并不存在粪便管理与资源化利用等方面的内容。环保部门虽然关注粪便流失问题，可是传统上他们以工业污染治理为主，导致整个管理系统对农村的这些非工业污染，特别是大量的中小养殖场与散养户产生的禽畜粪便污染的治理等问题很不适应。而环卫部门一般仅仅负责城市地区粪便的管理与清理，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农村禽畜粪便流失的问题，从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农村环境管理机构的匮乏，已严重影响了农村环境执法，乡镇的环境法律制度执行率远远低于城市环境法律制度的执行率。（二）农村环保部门缺乏必要的管理经费

因为农村的环境保护部门缺少必要的管理经费，所以很大一部分需要通过对乡镇工业的排污进行收费即所谓的排污费来解决。如果这些排污费不能妥善地用来治理环境，人们就会对农村环保政策的效度及其合理性产生质疑，它的权威性在污染企业面前也会大打折扣，而其治理污染的积极性更是无从谈起。（三）城镇化发展规划不到位

在城镇化过程中农业用地被逐步地抢占，建筑用地也在无限制地扩大，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许多农村人口从农村走进城市，从而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在城镇不断集聚。加上一部分地方政府迫切地追求利益，不断地追求政绩，搞一些“面子工程”，一味地扩大城市规模，并且对农业用地与农民宅基地不断征用，从而进行城市建设与房地产开发。部分地区热衷于“以承包地换社保”和“以宅基地换房”这样的双置换行动，从而达到腾出更多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同时在这种土地占补平衡过程中存在非常多的以次充好现象，也就是原有的良田被占后补偿的土地常常是不利耕种的边际土地。我们先不讨论这种盲目的城镇化运动是不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符合，是不是潜藏着对农民权益的剥夺与潜在的社会矛盾和对村落文化的消除，单单这些计划外建设用地的大规模增长，就已经对耕地红线造成了巨大的挑战。除此之外，由于科学规划不足，导致了拆建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污染环境的垃圾，从而给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甚至搞一些贪大求洋的形象工程。例如，不顾实际需要与能力大小修建大广场和大草坪以及地方性标志建筑物等等，致使城镇建设和当地当前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严重脱节，导致有限公共资源的大量挥霍与浪费。除此之外，很多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盲目扩张和随意扩大用地规模的情形，对于城镇规划无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急功近利，对高标准一味追求，想一步到位。显而易见，这种缺乏约束，错误地认为发展城镇等同于城镇扩建的做法，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由于监管不当以及相关人员的不负责任，出现了大量粗制滥造的豆腐渣工程，导致土地与各种资源的大量浪费，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

经济与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既矛盾又统一，在不同的社会时空背景下，二者关系有着不同的表现特征。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和克鲁格通过对全球60多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多年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进行分析，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保护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落后于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破坏力，环境质量不断恶化，当经济增长越过某一特定的“转折点”时，随着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也从过去高污染的工业经济转向清洁的服务型经济和技术型经济，使环境压力得以减轻。此外，经济增长带动技术进步，环境保护综合能力不断提升，环境破坏得到有效治理，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步改善，最终可实现经济与环境保护均衡协调发展。这被称作[10]“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简称EKC）假说。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仍处于依靠牺牲环境资源来换取经济增长的阶段，是一种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对我国现阶段来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较为突出。据统计，2006年中国GDP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却消耗了全球15％的标准煤、30％的钢铁和54％的水泥，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仅为33％左右，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3.5％。全国有1/3的河流、75％的主要湖泊、25％的沿海水域遭受严重污染，10％的城市受到酸雨的严重影响，重点城市饮用水质达标水量比例仅为69.3％，农村[11]尚有近3亿人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

经济的发展需要自然环境为其提供原料和能源，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驱动下，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的开发、消耗，超过自然界的负荷而导致资源的严重短缺。经济发展在大肆吞噬各种自然资源的同时，又将自然界作为排放废弃物的场所，将经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和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界，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而这种持续不平等的交换使得经济系统在不断膨胀发展的同时，生态系统却日益逼近崩溃的边缘。经济发展总会带来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而治理恢复环境又需要增加投资和设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利润，从而形成了“经济增长——生态保护”的悖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物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社会陷入‘经济——环境’怪圈之中：经济增长异化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对立面’——生态环境危机。”[12]长期以来人类将自身的发展局限在经济发展的范畴，而经济发展需要依赖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生产力的支持，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环境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这两者至少在短期存在着矛盾。人类必须对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分配资源的问题作出取舍，在其中任何一方面增加资源的投入，在短期，必然会减少另一方面资源的投入。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对立的主要表现（一）经济显性效益与生态隐形效益

传统粗放生产模式是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的，这种生产模式一方面表现出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同时又具有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也就是经济的显性效益，而生态保护带来的效益相对于获取经济效益十分缓慢。这种对立致使人类加快了对自然环境的盘剥，来促进经济增收。而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能力、抵御外部干扰的能力是有限的，过快的经济增长会损害生态系统正常的支撑功能，生态环境系统则通过自然灾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反馈形式制约经济发展并减缓其发展速度。因此，经济显性效益和生态隐性效益的对立，也集中体现在粗放经济增长对自然生态环境需求的无限性和自然生态环境本身承受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对立，从而导致社会与生态的不和谐。

一些牧区农民为了快速富裕，不顾自然承载能力，超载放牧、滥挖中药材，导致草场退化和沙化，这种只顾索取不顾保护的掠夺式经营是农民追求短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现实表现。由于生态治理的效果有较长的时间周期，短期内没有经济收益，如果农民从事围栏封育、退耕还林（草）等生态恢复工程，会降低农民的预期收入。农民在“理性”经济思维指引下，更倾向于选择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很难主动选择保护生态环境行为。（二）经济局部利益与生态全局利益

经济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还表现在，经济增长所追求的是高额利润，是相对少数人的利益，而环境保护则是多数人的利益，二者是对立的。经济增长只注重自身局部利益的获得，不关心经济活动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无视经济活动给环境资源造成的巨大浪费和不合理使用的“环境成本”。经济活动的生产成本只是包括固定成本与流动成本，不把治理成本考虑在内。生产者只追逐自身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并不考虑自身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不考虑对外部环境以及周围更大范围人们的危害，最后以牺牲环境的质量为代价来获得巨额利润与最大效用，并把内部成本外部化和把私人成本社会化。而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的效益并非仅限于环境保护行为人自身，环境区域内的所有人，甚至是全人类都会从个体的环境保护行为中受益，是一种整体全局的效益。（三）经济目标逐利性与生态效益伦理性

传统经济是以纯粹地谋取可货币化的利润或者是可用货币计算的经济增长当作人类追求的单一目标，并把经济增长率看做社会发展水平的单一尺度，激励人们在实践中以“利润”这一目标为中心不断地向自然索取，而且通过对各种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来谋取巨额利润，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忽视经济活动所付出的环境成本与生态代价，最后使资源“赤字”和环境破坏以及生态系统失衡。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不惜牺牲能源和环境，这样的经济增长也只是单纯的速度的增长。而生态建设与保护的实质就是让人类拥有一种更有尊严的生活，不仅要顾及当代人的生存权利，更要顾及下代人的生存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其所追求的是一种伦理的目标。一些小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在引进项目时，只购置其生产部分而舍掉废弃物处理部分，投入生产后给环境造成污染，严重危害农作物生长和人类的身体健康。因此，传统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既是一个财富大规模积累和社会大幅度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环境污染快速聚积和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过程，经济目标的逐利性与生态效益的伦理性之间产生了冲突，形成了“经济增长—环境危机”的悖论现象。二、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的倾向（一）城镇化中资源环境规划的短期化现象突出，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

一是城镇化建设过度扩张，导致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现象。因为外来人口定居的不稳定，尤其是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包括开发区、大学城、工业园区等的设立缺少严格的规划和部署，导致部分城市像“摊大饼”一样不断向外蔓延，并不断抢占绿化隔离地带的农业用地特别是耕地，致使土地资源的闲置与浪费；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也醉心于建造密度较低、独立式的花园式别墅与高档次的渡假村，而这类高级住宅和我国城市普通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差距极大，使得很多住宅空置，不但占用了巨额的建设资金，而且使我国城镇土地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二）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忽视资源环境的保护

在中国，因为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的不相匹配，所以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和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手段就是土地财政。根据财政部的相关统计显示，2011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的收入达3万亿元之多，这些收入相当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2012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主要是受到部分地区土地供应面积减少、房地产市场调控效应继续显现等多因素影响，并不代表土地财政制度上的改变。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多重视经济产值及其增长速度，而忽视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将GDP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量的第一指标，以为只要GDP增加了，“经济蛋糕”做大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而治理污染的业绩又难以纳入政绩考核指标，地方为追求所谓“政绩”，盲目崇拜GDP增长数字，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拉动当地GDP增长。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的财政收入模式下，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税收，解决就业问题，不断降低投资门槛，引进高消耗、高污染的项目。在经济发展与政绩提高的利益诱使下，地方政府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现象，往往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导致环境不断恶化、资源瓶颈日趋明显，造成不利于地区及整体区域经济长远发展的局面。

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在接受由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传统产业的时候，常常仅仅是注重评估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却不顾及这些企业有可能附带的污染隐患。地方政府在吸收引进项目时，只顾及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污染的这一做法，必然致使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破坏加剧，并终将影响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小城镇建设的步伐逐渐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也快速增长。乡镇企业对于振兴农村经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收入。但是，由于大部分乡镇企业缺少规划，规模小，经营粗放，技术水平低，加上没有严格有效的管理，乡镇企业给农村带来了更大范围的污染。近期的乡镇企业污染源调查显示，小造纸、小化工以及小印染等这些行业企业所产生的产值远远小于其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对乡镇企业的污染行为并没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制止，只是进行少量的罚款，其实质是对污染行为的纵容。地方政府税收增加的同时，却把环境污染的后果转嫁给当地百姓，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公正。三、农业技术的应用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土地得到流转，农业种植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粮食长期供给紧张，加上现代经济理性的影响，不少农民为追求农业产量的增加放弃了传统的农耕方式，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的耕作，只顾眼前，忽视长远，用地多，养地少，连作多，轮作少。农业活动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化肥和农药，加剧了土壤肥力的下降，同时化肥农药中大量的氮、磷、钾等化合物被暴雨冲刷，由陆地带入河流、湖泊，导致水体污染，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农用地膜大量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当前，整个河北省农膜使用面积有3000多万亩，占到全河北省耕地总面积近30％。根据统计显示，2002年河北省的农膜使用数量是4万吨，而到了2006年竟然达到11万吨，此后每年更是以10％的速度不断增长。农用地膜的大规模运用在保障“菜篮子”与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然而如果处理得不合理，也会对土地造成污染。不容易分解的高分子化合物是农膜的主要成分，这些化合物在自然条件下能够存在百年之上。因为在农膜生产过程中增添的增塑剂能够在土壤中挥发，从而不断减少土壤中有益微生物，土壤中的有害细菌不断增加，进而导致农作物根系发育困难以及产量的下降。另外，大量残膜长时期存留在耕地中，会造成土地板结与土壤通气性降低，从而降低农作物吸收养分的能力，甚至会引起土壤盐碱化等严重后果。目前大多数农民已经认识到残留地膜的危害，开始清除地膜，但处理方式方法比较简单，主要是焚烧和填埋，而且仍有大量地膜残留在土地中，直接威胁着农业的持续发展。

人类对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更多关注的是新技术所带来的产量增加、经济效益的增加，而忽视了其所产生的环境负效应，这与生态文明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是相悖的。并且，高产的农业有时也不一定带来高效益，因为绿色、有机食品正成为国内外消费者的追求，这些产品虽然可能产量低，但价格高，同样可以为种植者带来较高收益。注释[10]王永明：《经济增长、环境因素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11]陈莹：《浅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12]王国印：《“经济-环境”怪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论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紧迫性》，《生态经济》，2006年第9期。

第四节 城乡居民的环境行为与生态文明的冲突

环境问题是人们环境行为的一个客观结果，而环境行为会对人类环境产生直接性与根源性的影响，环境问题也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直接作用的产物。换句话说，形成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社会行动者的环境行为。对于因为环境行为而导致的环境问题，宏观的理论方式与传统的“结构—过程”视角表现出其理论解释的局限性，需要以个体的行为模式作为切入点，来构建微观和中观这一层面的理论分析视角，从而适应对多层次与复杂化的环境问题做出恰当的理论阐释并且制定出有针对性对策的社会要求。所以，从社会行动者的环境行为入手，从而揭示出环境行为和环境问题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能够为理解并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一个独特的崭新的视角。“人类困境并不是人的本质所固有的危机，而是文明的危机、文[13]化的危机。”人类行为的失范是引起生态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而支配人类行为的文化观念的问题则是人类行为失范的根源所在。社会生态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人类在与自然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观的形成，这一文化观所支配的人类行为直接作用于自然生态，遏制生态环境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形成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与可持续发展。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社会中人际交往的模式是一种“差序格局”，而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文化，在差序格局社会里，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人们在差序格局中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理性，强调当代人的需要，不顾后代人的利益；考虑部分人的利益，忽视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导致了环境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阻碍了生态文明的构建。一、消费主义的大众化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消费主义滥觞于19世纪，与晚期资本主义相联系，最早在凯恩斯的消费主义理论中出现，倡导“能挣会花”的消费理念，从而形成以高度的物质消费与“用过即扔”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消费模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控制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随之而来的消费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大大超过了从前。消费主义提倡高档、时尚以及过度消费，消费是人们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商品的使用与服务价值并不是人们所看重的，他们更多的是看重消费本身的符号象征意义。在盛行消费主义的社会中，人们对商品的消费方式极不合理，他们往往将具有价值的商品扔掉，这些商品绝大多数相当完好，人们不断地对时尚与流行产品的追逐，使大量产品的使用时间不断缩短，同时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导致能源的巨大浪费，也使废弃物不断增加。产品制造商为了商品的外观美观效果，对商品进行过度包装，导致大量资源的浪费。另外，消费主义又特别强调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与排他性，同时拒绝共同使用几乎所有的消费资料，致使对物质商品的需求加倍增加。在消费的不断刺激下，生产也在不断的重复，对地球上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行消费，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垃圾。几乎所有的这些垃圾在自然条件下是分解不了的，垃圾中含有极多的有毒物质，使土壤、水体以及空气受到严重的污染，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良性循环受到破坏，环境提供“资源”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