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航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在南极的500天试读：
第一章 一路向南
2014年10月30日早晨，我从住舱的床上醒来，对面的条形沙发上王医生正打着呼噜，下铺的老吴已不见了踪影。昨晚是我第一次在轮船上过夜，原本期待能伴随着海浪的起伏温柔地睡上一觉，却不知是因为港口太平静，还是万吨级的“雪龙”太稳固，想象中摇篮般的浪漫睡眠并没有得到，反倒是狭小的住舱让我感觉有些压抑。
老吴进门的时候我正好从上铺下来，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冲锋衣套装，手里拿着洗干净的碗筷，很明显他已经去吃过早餐了。老吴是咱们越冬队的电工，他个子不高，平时动作有些呆滞，干活却很利索，闲下来的时候喜欢画些素描，颇有些艺术家的风范。他一边描述着餐厅里的早餐样式，一边催促着我们去洗漱，说是一会送船的领导就要来了。
这时背后传来悠闲的哈欠声，王医生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揉着还未完全睁开的眼睛。他是个身材有些浮肿的大个子，平时都是笑呵呵的，喜欢插科打诨，刚开始大家经常拿他开玩笑损他是兽医，后来发现这事损人却并不利己，也就慢慢作罢了。
我走出船舱，天空中飘着小雨，不一会儿眼镜上就沾满了细小的雨滴。巨大的“中国第三十一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旗帜悬挂在“雪龙”靠近港口一面的船身上，一起的还有各种送别考察队和预祝考察任务顺利的条幅标语。鲜艳的队旗和条幅将“雪龙”包裹起来，在阴沉的雨天里给人一种盛装的隆重感。
不一会儿，港口逐渐热闹了起来。稀疏的雨伞和雨衣陆续通过远处的检查点向我们靠近，人群中有扛着摄影器材的电视台记者，手捧鲜花的社会各界代表，以及前来送行的科考队员家属。广播在住舱和甲板上响起，提醒考察队员们整理好着装，送船仪式即将开始。
我们穿着和老吴一样的冲锋衣走下舷梯，在港口上面对“雪龙”的左舷站成长方形队形，国歌伴奏从音响传来，洪亮的歌声响彻在港口上空。随后国家海洋局的领导简单致辞，盛赞我们即将为国家极地科考事业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并对这次考察任务的顺利完成表示了祝福。因为是雨天，仪式在短短几分钟内就结束了。记者们举着话筒找尽量多的人采访，家属则围绕在队员们身边交谈、合影。忽然人群中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还没有来得及转过头，一只手已经落在我的肩膀上。王老师一身黑色夹克，脖子上挂着一台卡片相机，左肩上背着一个单肩包，用右手举着伞，微笑地看着我。我惊呆了，完全没有想到导师会亲自来上海送我出发，顿时脸上写满了惊讶和喜悦。早在大半年前我就确定参加这次南极科考，在实验室里他总会提醒我安全第一，注意保护自己之类的话。今天却没顾得上多说几句，广播就开始催促我们登船了。
大家被安排在面向港口的左舷甲板和舱盖上站成一排，舷梯慢慢升起收上船来。头顶的驾驶室方向传来一阵清脆的汽笛声，我开始感觉到了脚下的震颤。船身和港口的距离逐渐拉大，露出了悬挂在岸边的一排起缓冲作用的巨大轮胎。顿时，阵阵“再见”声如波涛一般从岸边涌来，我们又扯着嗓子一一给喊回去。放眼望去，岸上和船上的人群里全是挥动的手臂。站在我旁边的王医生忽然激动起来，朝岸边的一个女人和小孩疯狂地挥手示意，很明显，那是他的老婆和孩子。“雪龙”在拖轮的牵引下逐渐驶离港口，嘈杂声中，我几次看到王老师向我挥手示意和拍照。直到岸边低矮的建筑和人群在视线里被压缩成了一条海天之间的直线，不知是谁的一声“喂”提醒了我们，大家纷纷掏出手机，顿时甲板上、舱盖上挤满了打电话的人，利用最后的信号和家人通话告别。这半年来，我准备了太多告别的话，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前天从武汉出发来上海，在高铁站和父母、女朋友说了些煽情的话，害得两位女士伤心落泪。这次我并没有给家人打电话，一方面是怕他们再度伤感，另一方面也是担心信号会忽然中断，只是群发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说船开了，我会照顾好自己，别担心，后年再见。短信很快得到了回复，内容不一，都让我照顾好自己，平安归来。我收起手机，没有再回复。
顺着甲板上的扶梯我来到了顶层的驾驶室，船长站在船舵旁直视前方，一旁的引水员眉头紧锁，正举着对讲机和拖轮驾驶员沟通。驾驶室宽敞明亮，有近百平米，正中央是一排围绕着船舵弧形陈列的操作面板，后部则被一堵墙和两侧的帘幕隔断，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里面昏暗的灯光下陈列着航海图纸和电子陀螺仪。驾驶室的四周都是浅绿色的玻璃窗，因为处于整艘船的最顶层，距离吃水线二十多米高，因此拥有绝佳的视野，在空旷的海域里航行定会有一种坐拥天地的感觉。繁忙的航道里往来的船舶很多，满屏幕的亮点在雷达显示器上闪烁着，对讲机的公用频道里不时地传来附近船舶的喊话声。安全出港后，引水员向船长和船员们简单告别，沿着软梯回到拖轮向港口返回，“雪龙”便开始了自主航行。穿越赤道时考察队会举办一系列活动，队友老周在喝啤酒比赛时豁了出去
到了下午，海水已经由长江出海口浑浊的黄色变成了清澈的蓝绿色，四周载满集装箱的巨型货轮逐渐稀少，取而代之的则是零散分布在航道两侧抛锚撒网的小渔船。回头望船尾，海岸线已经消失在一层阴霾之中，前方的天空却逐渐通透明朗起来，我们仿佛航行到了一层结界的边缘。“雪龙”将按计划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昼夜奔袭一万多海里，载着我们抵达世界最南端的大陆。
我国自1984年首次组织南极科考以来，以每年一次的频率派出考察队前往南极，2014年已经是第31次了。每年的十一月前后，从全国各单位选派的考察队员在上海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集结，乘坐科考船前往南极。此时的南极出现极昼，温度升高，大陆外围的海冰融化，更利于科考船破冰接近和作业，所以各国的科考队也大多选择在这个时间窗口向南极大陆挺进。
浩浩荡荡的考察队由两百多人组成，其中有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随队的央视记者，以及像我一样脑门上写满了稚嫩的在读研究生。大家来自不同的单位，学科背景也各异。除了船员，我们按工作性质被分成了四支小队——度夏队、内陆队、大洋队和越冬队。度夏队的人数众多，任务多且时间紧，除了各项科考任务，还要负责科考站常规的维护和扩建等工作。内陆队将在抵达南极大陆后继续向内陆挺进一千多公里，直到抵达南极冰盖的最高点，是条件最艰苦、挑战最严峻的一支队伍。大洋队则会跟随“雪龙”的走航沿途采集数据，执行大洋考察任务。度夏、内陆和大洋队员们会在南极的夏季结束后跟随“雪龙”一起返航。在其他队员都撤离后，有一群人会继续坚守在考察站，度过南极的漫漫寒冬，直到来年“雪龙”送来新一批队员交接，这便是包括我在内的越冬队。
科考队员们三人一间，房间里有固定的上下铺，一条比床铺稍窄的沙发和一套靠墙固定的桌椅。原本被设计成两人的标准住舱，随着国家南极科考规模和队伍的壮大，不得已将沙发也利用了起来。包括我在内的越冬队员被安排住在三楼靠近船身中部的走廊两侧，每到饭点大家带上各自的餐具从住舱里蜂拥而出，留下急促的脚步声和碗筷清脆的叮当声在走廊里回荡。
晚饭后天色逐渐变暗，有人开始在舱盖上绕圈跑步，不一会儿身后就多了一群追随者。凉爽的海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船头、甲板和驾驶舱外的护栏上散落着三五成群交谈的人们。甲板两侧昏暗的吸烟室里烟雾弥漫，“烟友”们紧靠而坐，却不得不提高嗓门，在劈波斩浪的嘈杂声中相互交谈，偶尔爆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却又很快淹没在不停息的波涛声里。之前参加过南极科考的老队员们成了船上的“抢手货”，不论在住舱还是餐厅，船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了南极故事的讲习所。此时一名老队员正在甲板上拉伸锻炼，很快就被我们包围了起来。他将脚抬起放在护栏上，一边压腿一边微笑着娓娓道来，眼神中发着光。我们伸直了脖子好奇地听着，还一边不停地提问，满怀期待地憧憬着南极。
日子在船身摇晃起伏的节奏中流逝，背景音乐是发动机的昼夜不息、一路奔袭。大洋队经常在右舷甲板平台和船尾作业，每隔一段航程还能见到气象员在顶层甲板上释放探空气球。我随行带了些书和视频，却不堪船身晃动的干扰，看半个小时便觉得有些头昏脑胀。船上没有网络，没有电话，一周下来，大家就把各自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聊了个遍，这让我们很为接下来航程里的消遣发愁。考察队在船上开设了“南极大学”，请船上各行各业的专家在大会议室里开设讲座，从老教授的南极冰川学科普，到船医的心肺复苏，再到央视记者讲述风光摄影技巧，大家不由得感叹这条船上真是群英荟萃，卧虎藏龙。我开始摆弄起临行不久前买的相机，清脆的快门声漂浮在空气里，从船舱到船顶，船头到船尾。空旷的大海上，即使在港口看起来气势恢宏的“雪龙”现在也不过是一叶扁舟。偶尔在甲板上望见远处的船舶的影子，我们能兴奋地围观好一阵。
经过半个月的航行，我们抵达了澳大利亚东部的霍巴特锚地。霍巴特是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也是“雪龙”前往南极途经的补给点。靠港的当天夜里，有人在船尾发现了免费的Wi-Fi信号，消息传开后，船尾的平台上立马挤满了用手机通话和视频的人，与家人久违重逢的喜悦全都写在了脸上，昏暗的港口上空飘荡着一阵阵激动的嘘寒问暖。我利用微弱的信号给家人报平安，还发了一些在海上拍的照片。女朋友说这是我们头一次在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没有联系，打破了以往吵架后的冷战纪录，我俩都无奈地笑了。
除了常规的补给油料、淡水、新鲜食物和装备等，这次靠港我们还要执行一项代号为“1118”的绝密任务。当时G20峰会正在布里斯班召开，习近平主席和夫人、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等一行将在11月18日当天抵达霍巴特港区，参观澳大利亚南极科考展览并登船慰问我国的南极科考队。整个考察队在高涨的热情中迅速展开各项准备工作，舱盖上开始铺设红地毯，船身上拉起了巨大的横幅，我们反复练习着合影的站位和姿态。
当天上午，港口的平静被摩托艇的巡逻声打破，一艘潜艇停在我们对面的泊位上。大家穿着统一的服装在舱盖上来回走动，激动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王医生还不忘打趣地在人群里高声提醒：“一会儿千万别把手伸进衣服口袋里，不要连累大伙儿！”人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这时一名船员小跑过来，大家立刻安静，迅速站好了队形。
不久，左侧的舷梯上传来一阵响亮的脚步声，几个人影从前排的左侧慢慢进入视线中央，我睁大了眼睛，很明确地意识到，习主席和夫人就站在我们面前了！主席微笑着向大家问好，声音显得特别亲切，那是经常在电视上听到的熟悉声音。大家积极热情地回应，甚至有人激动地连续喊了几声“习主席”。合影完毕，主席一行进入船舱参观展厅和生物实验室，约半小时后，在考察队的欢送声中离开。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大家反复交谈回味着刚才做梦一样的场景。午饭的时候，餐厅里像炸开锅一样，热闹非凡。我兴奋不已地提醒家人收看当天的《新闻联播》，晚上爸妈打过来说你们全都穿着一样的衣服，问我是哪个，我笑着说，当然是最帅气的那个。
两天后的傍晚，又一次鸣笛，又一次离港。这次我们将直奔三千海里外的目的地——位于东南极大陆的中国南极中山站。如果说前两周小风小浪下的航行体验还算舒适，那真正的考验将从现在开始，因为即将迎接我们的是惊涛骇浪的西风带，以及艰难的破冰之旅。离岸不到一小时，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脚下起伏的异样，和之前经历的不同，船身纵向的涌浪剧烈加强。甲板上的人越来越少，大家陆续进入船舱，我爬上床躺下来，抓紧床边的侧板以对抗身体的晃动。
在持续一周多的时间里，整艘船被此起彼伏的巨浪包围，波浪将船身骤然抬高，然后又重重地摔下，一刻也不停息，仿佛一张巨大而有力的手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站在驾驶舱，可以看到“雪龙”的头部一度整个钻进海里，又立马冲出天际，巨大的浪花从船头喷溅而上，打在面前六层楼高的挡风玻璃上。出于安全考虑，船长下令禁止一切舱外活动。
人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很难站稳，即使躺在床上，也自带“翻来覆去”的背景音乐。大家晕头转向，数不清的人倒在了床铺上，迂回的走廊里回荡着声嘶力竭呕吐的声音。晕船症不同程度地折磨着每一个人，大家蜷缩在狭小的住舱里面面相觑，平日里悠闲的聊天被惊涛骇浪拍打船体发出的轰隆声所代替。整艘船被惶惶不安的气氛笼罩，我甚至开始担心起“雪龙”的安全。回想起来，我对在西风带善尽职守的船员和为大家提供餐饮的随船厨师感到无比的钦佩。我艰难地维持着一日三餐的作息，餐厅里人气大减，只剩下寥寥几人坐着用餐，有人拿了几个馒头就快步往回走，仿佛下一秒就坚持不住要吐了。虽说我们不被允许在餐厅外用餐，但在“魔鬼西风带”的威力面前，规定也就显得有些苍白了。大个子王医生在他瘦小的沙发上躺了一周，全靠我和老吴给他带稀粥和馒头回来，到现在我都难以忘记他艰难地坐起喝粥时那迷离可怜的眼神。
舱外的气温逐渐降低，暖气从天花板的送风口输送进来。我抹掉玻璃上的水汽朝窗外望去，飞溅的浪花向我提示，梦想中的那片大陆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第二章 出师不利的冰面A组
远处传来的惊呼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枕头旁的手表告诉我现在是早上七点。强烈的日光穿透窗帘将住舱照亮，王医生和老吴都把头埋进了被子里。我好奇地推开走廊尽头厚重的防水门，却被扑面而来的一股寒流逼退，这才意识到自己只穿着一身单薄的睡衣。经过一个月的航行，我们一路南下，从深秋的亚热带穿梭过酷热潮湿的赤道，如今已经进入了寒冷的南极圈内。
自从上周安全穿越西风带以来，船上的人气逐渐恢复，几天前的“猜冰山”比赛更是将活跃的氛围推向了高潮——一些冰山顺着洋流从南极大陆向周围的海域飘散，船长组织大家竞猜出现在航线上的第一座冰山的纬度，这是考察队的一项保留活动。餐厅公告栏的表格里记录着大家的预测，密密麻麻的结果精确到了角秒。经常能看到有人在表格前托着下巴端详，像极了彩票站里苦心钻研的购彩者。一时之间，历尽劫难的解脱感和接近南极的兴奋之情笼罩着整支考察队。
我换上厚重的工作服走出船舱，阳光如利箭般直刺双眼。顺着左舷通往船头的过道，我找到了嘈杂声的源头。船头罕见地挤满了人，首先吸引我注意力的是挂在大家脖子上的“长枪短炮”，频繁响起的快门声正从我的四面八方传来。我眯着眼睛，将目光投向远方，好奇的表情立马被一脸惊讶换下，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持续的惊叹——“哇！哇！……”——十分钟前，正是同样的惊呼声把我从床上拽起来。
海天之间是一片纯净的蓝色，纯净到谁都不忍心打扰，但又让人忍不住地发出阵阵惊叹。船舷两侧泛起波澜，阵阵涟漪向远处的海面传播，成了唯一能区别海与天的依据。视线的尽头，海面和天空相接的地方是一片连绵的冰山，和它们的宽度比起来，实在算不上高，但仅凭直觉就能感受到这些冰山的巨大与恢弘。冰山的白色从天际向上下扩散，逐渐过渡为蓝色，渐变的笔触显得非常老道，既不会突兀，又不拖泥带水。渐变画布上的寥寥几笔，毫无征兆地俘获了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的心。我站在船头高处的平台上久久眺望，身体不由得开始发抖，但我知道这并不是寒冷作祟，而是出于敬畏之心。
我来到驾驶舱得知，“雪龙”在昨天夜里穿过了碎冰区，此时我们正航行在一片平静的开阔海域。巨大的冰山背后，是连接着南极大陆的海冰，那也是“雪龙”即将破冰航行的区域。三副递给我一只双筒望远镜，食指笔直地向正前方伸过去，微笑地盯着我，一副杰克船长分享宝藏的轻松神态。没有多问，我接过望远镜，调整焦距后开始上下左右移动视场，一阵搜寻后，却并没有特别的发现，有些失望的我开始汇报观察结果。“蓝天、海水、冰山……欸，还有些黄褐色的小点，那是……？”
三副想继续卖关子，却显然有些忍不住了，“还能有啥，中山站啊！”夸张的表情将微笑冲散，挂在他胖乎乎的脸上。
来不及做出惊讶的表情，我赶紧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才发现冰山背后已经能望见南极大陆的海岸线，因为几乎是白色的，所以我之前误以为是成片聚集的冰山，而那些点缀在海岸线上的黄褐色斑点，是南极大陆边缘裸露在冰盖之上的基岩，也正是中山站所处的拉斯曼丘陵地区！朝思暮想的南极大陆，就这样在视线里不期而遇。我使劲地睁大眼睛，幻想着此时中山站也会有一位考察队员，站在高处向我望过来，我们的视线将在这世界的尽头完成一次特别的交会。残酷的现实将幻想击碎，整个拉斯曼丘陵在视场里不过是几个零星的小点，就更别说看见活人了。午饭时间，我兴奋地散播着望远镜里的见闻，没想到立马在餐厅引发了一阵骚动，还掀起了一阵在驾驶室排队借用望远镜的热潮。
当激动的心情慢慢平复，登陆就成了每一个人最期待的事——经过一个月的航行，离家已是一万多海里；对此时的我们而言，三十公里外的中山站，是这世界尽头唯一象征着家的图腾。
一架“海豚”直升机从船尾升起，投下的巨大影子从我们身上快速掠过，只留下空气被桨叶撕裂的声音在耳边回荡。“准备破冰咯！”有人喊道。“海豚”此行的目的是探查前方的冰情，这也吹响了“雪龙”破冰航行的号角。有经验的老队员开始向船头走去，自不必说，一群人跟着围了上来，准备一睹“雪龙”破冰的雄姿。脚下忽然感到一阵异动，“雪龙”开始提速冲刺了。几分钟后，之前还处在视线远端的海冰，此时已经位于我们脚下，船身的影子率先在海冰上登陆，人们屏住呼吸，紧握着船边的扶手向前望去，这是首次碰撞前的瞬间。
巨大的声音从我们的脚下传来，和想象的雄浑之音不同，竟有些类似短兵相接时兵器间的碰撞，却又不会那么高昂，听起来颇有些诡异。持续的断裂和摩擦声从四周传来，那是海冰被钢铁挤压、撕裂时发出的呻吟。我能明显感觉到整艘船被抬高，海平面被升起的船头遮蔽，有一种巨龙出水、冲破天际的错觉。“雪龙”的速度慢慢放缓，周围的声音也开始变得低沉，大约两分钟后，我们已经处在了海冰的包围之中。短暂的停留后，“雪龙”开始倒车，船头显露出一条狭长的“水槽”，这就是一次持续冲击形成的破冰区域。“雪龙”破冰至最严距离后停船抛锚“雪龙”采用“倒车冲击法”破冰，即开足马力加速冲向冰区，利用船头的冲击力和自身的重量对海冰进行挤压，到达极限后再向后倒，周而复始。艰难的破冰航行持续了三天，一条狭长的通道从船尾向后方蜿蜒着延伸，一眼望不到尽头。因为越接近大陆，海冰就越厚，“雪龙”不可避免地到达了破冰航行的最远处，GPS显示中山站就在前方不到二十公里处。一只威德尔海报在船尾的航道里浮上水面呼吸
此时的“雪龙”是这片广阔的冰区里最显眼的存在，引来各种海鸟好奇地绕着我们飞行。而破冰形成的狭长通道成为海洋动物们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氧吧，走在船尾经常能听到尖锐的喷气声，顺着声音搜寻就能发现浮上海面呼吸的海豹。我还曾目睹鲸鱼在船头呼吸，海面瞬间升起数米高的水柱，等我反应过来拿起相机准备拍摄，却只拍到海面上的阵阵波浪，我遗憾得站在甲板上直跺脚。这些平时只能隔着屏幕见到的野生动物，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南极的狂野。正在海冰上匍匐前行的帝企鹅
四周是白茫茫一片，稍远处经常有三五成群的小黑点闯入视野，虽然看不太清楚，但我们都知道，那些或站或躺、胖乎乎的家伙，便是企鹅了。此时我们所处的普里兹湾海域，栖息着两种企鹅，一种是身材矮小、性格活泼的阿德雷企鹅；另一种则是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帝企鹅。帝企鹅会随着船的靠近不紧不慢地远离“雪龙”这只庞然大物，阿德雷则怀揣着浓重的好奇心，站起来目送我们，古灵精怪的样子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站上刚才有人上船了，其中一个是武汉大学的，说是你的师兄。”抛锚的当天下午，有人特意跑进住舱提醒我。
当我赶到的时候，餐厅里已经没有人了，洗碗池边孤零零地立着两只杯子，其中一只还剩了些没喝完的咖啡，杯口冒着腾腾的热气。刚才队友所说的是我的同门师兄张保军，他早我一年在中山站越冬，我现在就是来接替他的工作的。虽然很遗憾没能见着面，但我还是能想象得到他在中山站生活一年后再次登上“雪龙”船舷梯时激动的样子。船舱外，轰鸣声中只见两辆雪地摩托正在离船百米开外的地方渐行渐远，向着中山站的方向返航。驾驶员穿着相同的橙色工作服，头部也裹得严严实实，我分不清哪一个是他，只好来回盯着这两辆车，也算是久别重逢了吧。后来得知，雪地摩托从站上开过来，是为即将开展的海冰卸货探路。因为工作重且时间紧，他们来不及多做停留，向船上的领导交代了沿途的海冰状况后，便匆忙地离开了。
我和王医生等一共六人被划分进了“冰面A组”，负责在船和站之间的海冰上巡视，尤其是注意冰裂隙的状态，必要的时候还要搭建简易的桥梁，以保证车队安全通过。其他的小组则负责诸如装载货物、为直升机加油等工作，还有的队友被“海豚”先行送上中山站，以补充站上接应货物的人手。在送走了包括老吴在内的若干队友以后，热闹的三楼住舱变得空荡荡的，这让我和王医生心里很不是滋味——据说站上不仅有电话，还有网络，这让我俩羡慕得心里直痒痒。海冰上的舷梯
当冰面A组集结的通知在广播里响起的时候，我早已提前做好了准备——厚厚的“企鹅服”里加穿了一套羽绒内胆，崭新的护膝和护腰也都被派上了用场。戴上帽子、防风面罩，安装好墨镜夹片，全副武装的我们来到了二层甲板放置舷梯的地方。舷梯下面不远处停放着一辆军绿色的小车，在它周围的雪地上有几道明显的车辙。车的造型类似于高尔夫球场里的电瓶车，帆布顶棚，没有侧门，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显眼的履带。为了减少对冰面的压力，使雪地车顺利通过，宽阔的履带是雪地车的唯一选择。
沿着舷梯走到末端，海冰因为被船身挤压而破碎、隆起，杂乱的缝隙里甚至映着海水冰冷的深蓝色。我依稀记得驾驶室里的雷达面板上显示的目前海域的深度一直都是三位数，想到这里不由得紧张起来，踌躇片刻后小心翼翼地跳到了远处比较平整的冰面上。六个人一股脑儿钻进车子，引擎随即发动，我转头望去，金色的阳光洒在船身上，“雪龙”像极了一条盘踞的金龙，卧在眼前这片白色的荒漠里。“雪龙”在视线里渐渐缩小，大家在嘈杂的引擎声中大声交谈，为摆脱长时间的海上漂泊，接了地气而兴奋不已——虽然准确地说，我们仍然是在海上，但大家却都似乎刻意忽略了这一点。我不由得想到了电影里的主角们开着敞篷跑车，在荒野公路上自由驰骋的场景，忍不住振臂高呼了一嗓子，却因为颠簸不得不赶紧将手放下，慌乱中找到车门上的把手握住，尴尬的我引来了大家的一阵哄笑。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海冰并非在船上远眺时的一马平川——冰面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踩上去却并不柔软，不停息的寒风将雪面压实，并形成了起伏的地形。因为“雪龙”可以连续破超过一米厚的冰，所以在我们现在行驶的区域，海冰厚度应该是超过一米的。按照考察队以往的经验，重达八吨的Pisten Bully 300（PB 300）大型雪地车能在这样的冰况下牵引货运雪橇往返于船站之间，我们驾驶的小车行驶起来就更没什么问题了。小车继续向前行驶，积雪受到履带的牵引从侧面溅到车子里，落在我的膝盖和靴子上。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在行驶了大约十几分钟后，车子在一声异响后减速停了下来。驾驶员下车掀起引擎盖检查了一阵，又回到驾驶位上，尝试了几次点火，见车子仍然无法启动，只能回过头来冲我们无奈地耸了耸肩。在用对讲机向“雪龙”船汇报了我们的情况后，队里决定让我们先弃车按原路返回，由B组替我们值班。想到自己塞满了干粮和应急药品的背包，还有保温壶里的热咖啡，本想在南极现场出的第一趟任务中大干一场，此时却不得不中途折返，一股强烈的失落感涌上心头，沮丧的我对着地上的积雪飞起一脚，四溅的雪粒逆着阳光飘了一会儿又落下。
返回的路上大家一言不发，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此时虽然已经是下午六点，但阳光仍旧强烈得让我们抬不起头。大约半小时后，走在最前面的我停了下来，坐在雪地上，取出“企鹅”服里热气腾腾的护腰，丢在了背包里。等大家都靠近了，我才发现每个人都已经是大汗淋漓。在缺乏参照物的空旷海冰上，偌大的“雪龙”在视野里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红点，究竟还要走多久才能回到船上，我们心里都没数。“真是望山跑死个马！”王医生用手撑着腰，气喘吁吁地抱怨道。
远处传来轰鸣声，逆着阳光看过去，一架直升机在向我们靠近。它的体型比“海豚”大得多，力气也明显比“海豚”足。这架大块头KA-32是采用吊装的方式，将船上的补给物资运往中山站，此时一只巨大的集装箱正被它用钢索吊起，朝我们开过来。 “海豚”负责运送考察队员和随身的行李，KA-32则负责运送货物，但两架直升机的运力毕竟有限，在海冰有足够的承载能力时，大部分的物资都会被装进带雪橇的货舱里，由雪地车队牵引着通过海冰抵达中山站，这个过程被我们称作海冰卸货。KA-32在地勤人员的协助下吊运货物。有件事破冰后形成的航道
潮汐缝，又叫冰裂隙，是海冰卸货最大的威胁。低温使海水表面结冰，但海冰之下仍然暗流涌动，在巨大的潮汐力作用下，海冰被撕裂出一条条巨大的口子，形成了冰裂隙。当浩浩荡荡的卸货车队往返于站船之间的海冰上，冰裂隙就成了车队的头号关注对象，而排查冰裂隙就是我们冰面A组的护航任务之一。几天前我曾听一名老队员讲起几年前发生的惊险一幕——一辆雪地车不慎掉进了冰裂隙，就在车身迅速下沉的时候，机械师急中生智，侥幸从天窗逃了出来，在冰冷的海水中挣扎着爬到了冰面上。这一幕被“雪龙”驾驶舱里值班的队友看到，救援人员迅速赶到，这才将冻得半死的机械师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而他那辆雪地车则永远沉睡在了冰冷的南大洋底。
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步行，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雪龙”巨大的身躯旁。不远处，机组地勤人员正在船边配合KA-32准备着下一个架次的吊运任务。另一侧，大洋队在雪地里架起了仪器，看样子应该是在做冰雪和海洋特征的取样。一只阿德雷企鹅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好奇地向我们几个靠近，直到距离我们只有两米左右的时候，小家伙站立着将我们打量了一番，然后挥动着短小的翅膀，奔跑着离开了。
上船后的我们稍作休整，便立马“转业”，投入到整理物资的工作中。数十个集装箱的物资，是中山站一年内的所有补给，需要在短短几天的卸货期间里全部进行清点和整理，这对业余的我们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两天后，我们终于接到了上站的通知。“海豚”从中山站飞过来，平稳地降落在船尾的飞行甲板上，队友刘杨走出直升机，在桨叶形成的强大气压下弓着身子向我们走来。强劲的风力和巨大的噪音没有给我们寒暄的机会，他接过我们搬来的行李箱，往机舱靠后的空间塞进去。飞行员侧过脸来，挥手示意我们加快速度，我们几个迅速钻进了机舱。
和想象中“高大上”的私人专机不同，“海豚”的机舱甚至可以称得上简陋。狭小机舱里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利用起来，四四方方的行李箱和储物盒塞满了座位以外的所有空间。地勤人员靠过来检查舱门，和飞行员比了个手势，几秒钟后，直升机便摇摇晃晃地升了起来。我趴在窗口俯瞰，飞行甲板上露出了巨大的“H”（Helicopter)字母，“雪龙”很快被我们甩在了脚下和身后。视野所及，是夕阳下的金黄色的冰原。
窗外一座座巨大的冰山仿佛被涂抹上了鲜艳的颜料，光影交错下，金黄和深蓝两种色彩交织，融合在冰山的表面，像油画般令人赞叹。“太美了！”我拍了拍坐在我前面的刘杨的肩膀大声喊道。
刘杨回过头冲我微微一笑，或许是噪音太大的原因，他没有说话，只是把手伸过来，很明显是要让我看时间。手表显示现在是十一点多，但我又特别确信这不是上午，所以现在已经接近凌晨了！我当下才恍然大悟，最近的几天，我们正经历着南极的极昼，而眼前的金色光辉，正是大名鼎鼎的午夜阳光（Midnight Sun）！在“海豚”上俯瞰冰山
我们坐在金黄色的机舱里继续飞行，对讲机传来令人精神抖擞的通话：“中山中山，我是‘海豚’，即将到达停机坪，OVER。”“‘海豚’‘海豚’，我是中山，欢迎你们，OVER。”一只阿德雷切从我和队友之间穿过乘坐“海豚”飞往中山站两名地勤人员在海冰上执勤，周围的雪地里布满了脚印。从船上看过去，仿佛正在外呈球漫步的宇航员
第三章 南极之夏
在一阵令人慌乱的失重体验中，我们降落在了中山站的停机坪上。即使算上起降的时间，从船上到站上只用了大约五分钟。短暂的飞行没有给人缓冲的机会，将我们从一片冰雪世界带到了眼前这个沙土飞扬的地方。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陷入了一阵迟疑中。这时，早早守候在停机坪的队友们一拥而上，将我们的行李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南极是一块巨大的大陆，绝大部分区域被常年不消融的冰雪覆盖，其平均厚度超过两千公里。这片连亘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冰原，被形象地称作南极冰盖。中山站所处的拉斯曼丘陵地区，正是冰盖覆盖范围之外裸露的基岩区域。到了南极的夏季，受极昼的影响，太阳终日烘烤着大地，上一个冬季积累的冰雪便开始渐渐融化。大部分消融的冰雪形成水流汇入了大海，经过丘陵地区造成一片泥泞；一部分则在地势低凹的地方囤积，形成具有一定储量的淡水湖泊，成为科考站周边宝贵的淡水资源。印度巴拉提站夕阳中的中山站区
四周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它们棱角分明，被暴露在户外的管线相互连接起来。眼前几个标准大小的集装箱是刚从船上运过来，还没来得及摆放整齐。身旁是一幢深绿色的两层建筑，消融的冰雪水正从房顶滴滴答答地落下。远处的山头上，矗立着几排高大的天线阵列。站区的管理员开来一辆灰色的皮卡，将我们和行李一起带往宿舍。一路上，吊车、装载机、运送集装箱的货车正在忙碌个不停，直升机起降卷起阵阵沙尘。尘土、泥泞和喧嚣之中，整个中山站仿佛一个巨大的工地，和我想象中的南极净土简直是天壤之别，失落的我坐在皮卡的拖箱里一言不发。
越冬宿舍楼是两年前新建的，进门是一个约一百平米宽敞的公共空间，二十多个单间呈环状分布在周围，沙发和茶几上散落着一些书，干净温暖的环境让人几乎忘了此时自己正身处冰冷的南极大陆。师兄张保军不知从哪冒了出来，他比我印象中明显瘦了一些，脸上晒得黝黑，咧嘴微笑地向我靠近，“你终于来啦！”久别重逢的喜悦给了我不少安慰，我们激动地抱在一起，互相拍打着彼此的肩膀。他将我带到宿舍，十来平米的小房间异常整洁和温馨，最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房间的窗户面朝大海，坐在屋子里就能将远处的海冰和冰山尽收眼底，这应该是世界上顶级的豪华海景房了吧！
当我正在整理行李的时候，队友过来说海冰上正缺人手，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重新穿上厚重的“企鹅服”，我们穿过站区泥泞的道路，来到了结冰的海面上。这儿停着两辆雪地摩托，杂乱的冰面和冰山之间，蜿蜒着一条被雪地车履带轧出的小道。周围还站着几名队友，见我过来了亲切地打着招呼。对讲机里传来车队的喊话，“雪龙”那头装载了几个雪橇的货物，正向我们驶过来。这里是车队的登陆点，我们的工作是协助工程车辆卸载货物，在吊装集装箱时，牵引钢丝绳进行摘钩和挂钩。令我没有料到的是，自告奋勇的值班，竟然一值就是一整夜。考察队正利用极昼带来的便利，加班加点地开展卸货工作。在下半夜等待车队过来的时候，我又冷又困，只能蜷缩着身体，侧躺在雪地摩托的坐垫上面打盹。
早上六点，有人来换班，灰头土脸的我简单洗了把脸就钻进了被窝。醒来已是午饭时间，餐厅里挤满了人，很多人直接将连体工作服褪到了腰部，面罩就直接缠在脖子上，墨镜则挂在领口，俨然一副随时准备投入工作的架势。管理员找到我，给我临时安排了一项新任务——帮厨。还没来得及熟悉各种仪器设备，却将囿于厨房和餐厅，这让我一时难以接受。
换班回来的人往往会直奔会议室，舒服地躺在沙发上打电话发微信，疲惫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先进的卫星通信设备使中山站能与外界沟通，除去基本的通信保障和科研数据的传输，剩下的带宽被转化成了开放的电话和网络信号。度夏期间由于人员众多，原本紧张的带宽经常发生拥堵，大家只能排着队打电话，若想在微信上发图片和视频更是只能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虽然通信条件很差，但万里之外得以和家人进行交流，哪怕只是寥寥几句，对我们来说也是莫大的安慰。“闯入”站区的帝企鹅
趁着休息，我和几名队友换上精神的冲锋衣，到广场上与 “中山石”合影，连着一些站区里的照片给父母发了过去。我问母亲，现在知道中山站长什么样了吧？——她曾经以为我们会像电视里的爱斯基摩人一样，住在用冰块砌成的房子里。
越冬队员之间的交接穿插在忙碌的卸货工作中，在前任越冬队员的带领下，我们奔走于站区的各个角落，几天下来渐渐熟悉了各自的工作内容。考察队在会议室里进行了庄严的交接仪式，这意味着中山站的各项运行工作正式移交给了我们十八名新任越冬队员。第二天中午，有人告诉我老越冬队员已经撤离，没有想象中的深情告别，保军师兄在匆忙中离开了中山站。在中山站能望见远处的“雪龙”“雪龙”即将起锚离开中山站，围绕着南极周边海域继续执行大洋考察，并在夏季结束前返回中山站。航行期间“雪龙”将会在新西兰进行第二次补给，前任越冬队员们也将在这下船，乘坐航班返回国内，赶在春节前夕与一年多未见的家人团聚。
此时的内陆队员们成了站上最忙的人，他们在为几天后出征南极内陆最高点做着最后的准备。南极的地形好像一只倒扣的锅，海拔从沿海地区向内陆不断爬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大陆正是南极大陆。我国的昆仑站就建在南极冰盖的最高点冰穹-A（DOME-A）附近，那里的海拔超过四千米。内陆队将从中山站附近的冰盖上集结出发，驾驶雪地车挺进昆仑站，单程约1300公里，耗费约两周的时间。咱们的越冬站长老崔曾屡次出征内陆，是个地道的“老南极”，这次他也将一同前往昆仑站。他经常给我们讲起艰苦的内陆考察经历，比如为了节约用水，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不洗澡，洗脸和擦碗都用湿纸巾；厕所是露天搭建的，蹲坑得注意别冻坏屁股，等等。当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在内陆出发基地举办了热闹的出征仪式。
紧张的卸货工作已经结束，如今又送走了内陆队，站上只剩下我们越冬队和部分度夏队队员，工作和生活的节奏明显慢了下来，网速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除了中山站外，拉斯曼丘陵地区还有两座常年的考察站，一个是俄罗斯的进步站，另一个是印度的巴拉提站。进步站和中山站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一公里，因为离得太近，刚上站那会儿我曾误以为进步站也是中山站的一部分。巴拉提站稍远一些，离我们直线距离约八公里，中间还隔着一片海。考察站之间经常会举行一些活动，比如聚餐、打球等等，遇到困难更是会相互照应。大家用英语进行交流，我还兼任了中山站的翻译。
每一位科考队员都肩负着明确的科考任务，但偌大的站区运行起来免不了各种琐事，比如搬运物资、帮厨、垃圾分类和清理等，对讲机里一喊话，大家都是随叫随到。这里不比在国内，工作和生活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分内的科考任务，仅仅是在南极现场工作的最低标准。
我陆续收到国内实验室安排的一些新任务，其中一项是前往一座数公里外的山顶对达尔克（Dalk）冰川前沿进行观测。因为是第一次徒步前往野外作业，站上为我安排了几名队友陪同，几个小时的跋涉使我们大汗淋漓，却没有人愿意放慢脚步，因为翻山越岭的途中，宏伟壮观的景象在我们眼前接踵而至。冰川周围的南大洋里，漂浮着一座座巨大的冰山。这些大家伙从冰盖的边缘崩解而坠入大海，开始了自己四处漂泊的宿命。它们形状各异，有的顶部像一座平坦的足球场；有的表面粗糙，你能在上面找到各种奇怪的纹理。“雪龙”在航行的过程中会远离这些大型冰山，而当我们站在了海边的山顶上，这些巨大的冰山位于我们脚下，如此近距离欣赏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实在是让人惊叹。尽管体型庞大，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些大家伙正随着洋流缓慢地旋转和移动。
1月18日，持续了两个月的极昼终于在中山站宣告结束。当天发生了一件趣事，当时广场上正进行消防演练，远处的海冰上有个黑点正在慢慢地靠近，刚开始我以为是一只海豹，却没想到这黑点忽然立起，朝我们直勾勾地望过来——原来是一只帝企鹅！它摇摆着肥胖的身体向我们继续靠近，走到跟前才发现这家伙竟然如此高大，身高绝对超过一米。我们和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人掏出手机一阵拍照，还有人跑回宿舍取了相机又过来。它晃晃悠悠地转动着脑袋，呆呆地打量着每一个人。等到大家把照片都拍了个够，它才躺下去，匍匐在雪地上，脚掌往后蹬着跐溜地离开了。
时间进入2月，中山站周边出现了大片的开阔海域，此时是海冰融化程度最高的时期，从下旬开始，随着气温的回落，海面又将重新封冻起来。“雪龙”赶在这个绝佳的时间窗口，满载着从新西兰补给的物资，在距离中山站几公里外的冰山后面游弋。为了更好地配合第二次卸货，内陆队也按计划在“雪龙”抵达前一周返回了中山站。
生活再一次被忙碌的卸货任务填满，海冰卸货已然不再适用——两个月前一米多厚的坚固海冰已融入海水不复存在，眼前所见是一片汪洋大海。一艘小艇从“雪龙”的舱底吊出，由它牵引着驳船往返于船站之间，成为卸货的主力。一时之间，熊猫码头成了站上最热闹的地方。
随着极昼结束后日照时间的缩短，大自然即将恢复正常昼夜交替的规律。虽然午夜时分太阳已经沉入了地平线，但还是有部分光亮投射上来。我曾好几次在夜里走到站区的空旷地带，架起相机拍摄南极的星空，却因为日光的干扰没能拍到预期中繁星闪烁的景象。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经过了几次尝试之后，却竟然毫无防备地邂逅了南极光！明亮的夜空中出现一道暗淡的光芒，隐隐约约，却明显在缓慢地变化着，仿佛一道正在缓慢绽放的绿色焰火。第一次见到极光的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顾着一个劲地在雪地里喊叫。正在地板上晾干的“福”字
不知不觉春节临近，早在国内出发前就准备好的剪纸、彩带等开始张贴在考察站的各个角落，综合楼里的乒乓球台变成了写对联的专用地盘，书法好的队友正手握毛笔挥洒文字，周围排起了长队，一时间墨宝难求。除夕当天，厨师无疑成了站上最忙碌的人，帮厨也从平时的两名增加到四名，厨房门口不停地传来碗碟的碰撞声和清脆的切菜声。通讯员将站区其他地方的网络全部切断，把所有的带宽留给了餐厅里用来直播春晚的大电视。这是我度过的第一个没有家人陪伴的除夕，想象中的触景伤情并没有发生，队友们的陪伴让这个春节显得颇为热闹。KA-32卷起沙尘和雪迎面扑来，大家纷纷寻找庇护
2月下旬，南极的夏季即将结束。就在度夏队员撤离中山站之前，考察队决定解决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将前几次队临时放置在印度巴拉提站的航空煤油运回中山站。作为翻译，我和十几名队友乘坐KA-32，分成两个批次先后抵达了巴拉提站。巴拉提站的主建筑由德国人设计建造，在光秃秃的丘陵地形上显得十分具有现代气息。因为之前发邮件提前说明了此行的目的，简单的沟通后，他们的站长便将我们带到了油桶的所在地。只见四个印有“中国南极考察队”的半高集装箱散落在四周，里面摆放着一百多只装满航空煤油的油桶。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油桶编成数组放入网兜，协助KA-32将其吊运回中山站。
当KA-32贴近地面悬停吊挂网兜时，高速旋转的旋翼将雪和沙子一同卷起，扑面而来，大家紧闭着双眼，压低身体蜷缩在集装箱边上寻找庇护。出发的时候领导交代我们尽量不要给印度站添麻烦，尤其是不要在他们那里吃饭，所以当他们在饭点前邀请我们用餐的时候，我们笑着指了指地上的几个纸箱，表明我们带了食物过来。苏打饼干和矿泉水就是我们的工作餐，趁着KA-32返回中山站加油的空隙，大家坐在雪地里争分夺秒地享用。
在和度夏队的队友们相处了五个月后，分别的日子终究来临。吃过早饭，度夏宿舍楼门前停满了车辆，人们往外搬运着各自的行李。两辆皮卡来回将他们送往码头，装载机则托举着装满行李的网兜在前面开路。小艇和驳船已经在码头等候多时，船员们明显已经习惯了这送别的场景，任我们告别、拥抱、呐喊，他们只是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固定网兜，起锚，开船。小艇在巨大的冰山丛林间小心地穿梭，船上的人们纷纷举起相机留下中山站的最后影像，一阵拍摄后放下相机，露出一张张感慨和不舍的脸。“海豚”从头顶呼啸而过，这是它在此次考察中执行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不久后，对讲机里传来了清脆的汽笛声，那是“雪龙”即将启程返航，考察队在向我们告别。包括我在内的十八名越冬队员，将继续驻守在中山站，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大陆自力更生，直到下一次考察队的来临。我忽然感到有些绝望，仿佛自己被抛弃在了一座孤岛上，对未来的生活感到一片茫然。我的多愁善感很快被王医生打破——“终于走咯！回去试试视频网速怎么样！”
海平面上，一轮明月正缓慢爬升。光线渐渐减弱，中山站华灯初上，远处的冰山在夕阳的余晖里，显示出奇幻的色彩。我对着远方的海面眺望，没能望见“雪龙”。乘坐小艇离开的队友们
第四章 凛冬将至
随着度夏队队员的离开，之前的繁忙和热闹不再，偌大的中山站区忽然变得冷清起来。吃饭的时候再没有长长的队伍，餐厅里多余的桌椅也被我们推到了墙边，空出一片光秃秃的地面。大家趁着吃饭的时间畅所欲言，一方面总结各自的工作，一方面也对近期的任务做个规划，同时听取大家的意见，或是申请人手帮忙，协调动用车辆、工程机械等。在老崔的动员下，大家很快进入了越冬状态。
茶余饭后，有一个词被大家提起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便是“越冬综合征”。早在“雪龙”上我们就曾听老队员提起，甚至还被忠告“别惹越冬队员”。在南极越冬的考察队员，因为在与世隔绝的极端环境下长期工作和生活，生理和心理上都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理症状。尤其是在每年的5月下旬到7月中旬，南极正值极夜，除了孤独和寂寞之外，考察队员们还要经受长时间黑暗的考验，容易出现嗜睡、抑郁、焦虑等症状，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也会出现紊乱，这在医学上也已经得到了证实。据说曾有人即使在回国后病征也难以消除，甚至伴随终身。听他们讲得越多，我心里也就越觉得发麻，原本以为平时多注意安全和健康就万事大吉了，对心理问题却完全没有应付的经验和底气。
强烈的下降风从冰盖上刮来，将巨大的冰山和零碎的浮冰吹进熊猫码头和内拉峡湾，海面开始重新凝结。企鹅不再频繁地出现在站区周边，就连贼鸥也渐渐不见了踪影。身边的一切都在暗示着我们——凛冬将至。我们仿佛严阵以待的士兵，开始“深挖洞，广积粮”，提前做好应对极夜的准备。综合楼二楼的办公区里进行着各种仪器的调试，发电栋里的三台发电机组和水暖系统都被细致地检修，机械师则在车库里忙着保养站区大大小小的十几部车辆，大家在管理员的带领下对仓库里整个越冬期间的食品和物资进行整理。我和队友前往野外的观测栋里存放应急物品我正在投放验潮仪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