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茹志鹃,王安忆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母女同游美利坚试读：
游美百日记
茹志鹃一九八三年秋，我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活动，于八月三十日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出发去美国。美国，在某些人心目中，是个天堂；在某些人眼里又是一个地狱；在某些人看来，是西方文明的先驱；在某些人看来，又是蛊惑人心的妖巫，有着各种可怕的着色糖衣迷药和不可抗拒的神秘魅力。总之，它有点像迷宫。我和吴祖光、王安忆三个不懂英语的人，向“迷宫”飞去了。
美国一百二十天
王安忆脑子里除了遗憾，便是空白了。我不明白美国，我越看得多，就越是不明白。一边是移民们赠送的雕像，感谢新大陆收容了劫后余生的难民，一边是飞机轰炸格林耐得岛；一边是充满活力的牛仔裤，一边是大麻；一边是快乐的爵士乐，一边是精神崩溃的精神病患者；……这就是美国，这又不是美国。这是美国吗？我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
Bye—bye，America。
1983年8月30日 晴
北京时间下午五时抵东京机场，我们在机场休息一小时又登机。在昏黄的夜色中，飞机横渡太平洋，包抄落下去的太阳，向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飞去。越飞天越黑，越飞天又渐亮，越来越亮，终于在北京时间二十一点多，赶上了太阳，天大亮了。
我的手表上是三十日半夜两点，旧金山正是三十日上午十一时。我们一下飞机，首先见面的是一群十一二岁的美国男孩子。他们耐心而固执地跟着我们租借来的几辆行李车，绝不让别人染指。这车子是我们用一美元一辆租来的，退还时每辆可以取回二角五分，估计他们紧抓不放的正是这二角五分的小费。当我们把行李卸在路边，果然，他们很快取走了五辆推车，不过还留下三个孩子守着我们的行李。因为来接我们的汽车不够，要临时叫车，行李又搬动了几个地方。孩子们又拼力地帮着搬，让他们不搬也不行，最后形成我们和孩子们搬行李的争夺战。十只大箱子，我们人有五个（去讲学的萧乾夫妇和我们同行），我心里以为，不过是几步路的挪动，我们自己慢慢搬完全可以对付，不愿花这意外的开销。经过一连串动作的较量（语言不通），坐上汽车时，我们和孩子们都已筋疲力尽。给了他们一人一元的小费，三个孩子很高兴地道了谢，话不懂，但声音听得出来是由衷的。
住领事馆不远的查理旅社，是中国人开的。旅社不大，但很干净。整个三层楼只看见进门处柜台上一个工作人员。
傍晚去吴祖光房间，无意间瞥见上楼第一间房门口，有一美国男青年叩门，门开了一条缝，里面是一位用浴巾裹着身体的女青年，他们轻轻说了两句话，那男的便返身下楼去了。我估计很可能我无意中妨碍了人家，立即慌慌张张地拐进吴祖光同志的住房，他有位同学正在那里叙谈。我定下心来一想，不由哑然失笑。这是在美国，以中国人之见来猜度美国人，也许暴露的恰恰是自己的中国习俗。
晚上，安忆的小学同学周海瑞和他弟弟来访。他依稀仍有小时模样，不过已有了白发。他在一边念书一边打工，还要供弟弟上学，生活得不容易。晚饭时，陈若曦带给我一位同胞的问候，使我又高兴又感慨。安忆迫不及待地去看旧金山夜景了，我便洗澡上床。现在已是北京的三十一日早上九点，旧金山是三十日的晚上十点。我疲劳至极地躺着，却不能入睡。
1983年8月30日 晴
这是很长的一天，我们追着太阳飞，从地球的这端到了那端。今天有三十九个小时。
北京——上海——东京——旧金山。
萧乾伯伯招呼我过去看富士山，他是应爱荷华大学邀请去讲学的。很幸运与他同行。我、妈妈、吴祖光伯伯一行三人均不懂英语，而萧乾伯伯则有一口漂亮的剑桥英语。原先并不知道和他同路，紧张得很，身边放了两部沉重的字典：《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现在好了，可以一身轻松地去看富士山了。
一片云海，云海中有一座小小的岛——这便是富士山了。
现在我在旧金山。
下了飞机等行李，等到了行李又等办入关手续。手续办了很长时间，那位海关工作人员奇怪我姓王，妈妈却姓茹，问我结婚了否？是姓丈夫的姓？我说结婚了，仍姓自己的姓。他始终也没明白过来。
中领馆的陈领事来接，萧乾伯伯的朋友来接，吴祖光伯伯的朋友也来接。行李多，人也多，手忙脚乱。一个十来岁模样的男孩子冲着我一笑，便从我手里接过了行李车，另外又有几个孩子一拥而上，接过了我们的行李，真是势不可当。我们表示不需要他们帮忙，他们就对我们笑，却并不松手。行李多，车子不够，要叫出租车；谁上谁的车，需要分配安排；人多，口杂，好一阵忙乱，孩子们则已经镇定地挣得了每人一元的小费离去了。
这几天，过路客人多，大使和大使夫人也来了旧金山，领事馆住满了，只能住在领事馆附近的一家台湾人开的小旅馆。
晚上，莫名其妙地被请吃饭。过后才知道，是吴祖光伯伯的朋友画家侯北人先生作东。在一家中国餐馆，老板姓田，是山东人，今天特为我们开店办席，办了两大桌，团团地坐满了人——有一位赵伯溪先生和他的太太。他是一个豪爽的先生，喜爱戏剧，主持了一个“海运”剧社，今年还去中国演出了一趟。今天除了他，还来了好几位剧社的先生、太太。有陈若曦女士，她是久已闻名的了。有《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先生……另外，还有一位从北京来的音乐家魏立。
她，是我知道的，是我国少有的年轻女指挥中的一个。记得她原是铁路文工团的，一九七四年，她们团曾经来徐州演出，我当时尚在徐州文工团拉大提琴，曾坐在剧场，看见过她指挥乐队的背影。不曾想，将近十年之后，在这里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她看到我很亲热，说：“原以为这里遇不到一个熟人呢！”她一直和我坐在一起，告诉我怎么要汽水，要说：“Seven up”；告诉我千万别在美国客气，美国人不懂客气；告诉我她在这里的生活；还告诉我，她来这里三年得到的一个体会是：“一个艺术家，第一要有祖国，第二要有世界。”“第一要有祖国，第二要有世界。”我重复了一遍，使劲点点头，我想我是很早就懂得了。
从饭店回到旅馆，便试着给周海瑞打电话，这电话号码是我来美之前他写信告诉我的。可我不相信能找到他，因为我们十几年没见面了啊！可是，电话通了。“我找周海瑞。”我说。“是王安忆吧！”他大声说，一下子就猜出是我，那也许是因为——我想——现在，这个地方，不会有人知道他小时候的名字了。六六年，他把这名字改了，因为他发现他居然和“海瑞罢官”的海瑞同名。当他改了名字之后，我们就再没接触过，所以，我只知道他叫周海瑞。“我在旧金山。”我说。“真的？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出来，我把字母念给你，你自己拼吧。C，H，A，R，L……”“哦，和我是一条街，你那里是同性恋区。再过半小时，我就到你那里，我借一辆车，带你去兜兜。”
过了半小时，他来了，还带着他弟弟，一个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生。他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因为，我实际已经有点记不清他的模样和声音了。
我们走出旅馆，门口站了几个年轻人，挤在一起，好像在商量什么。其中一个把上衣脱掉，露出裸着的背。我看看他们，问周海瑞：“他们在干什么？鬼鬼祟祟的？”他回头看看：“没干什么。外国人的怪样子多呢，你很快就会看惯的。”街上很静，人不多，汽车静静地然而飞快地流过去，那气氛总有些神秘。“这里是同性恋区？”我问。“是的，那几家酒吧和咖啡馆里全坐着同性恋。”“挺可怕的。”“你不必害怕。同性恋区的治安最好了，他们决不伤害别人。他们都是上等人：律师、医生、艺术家。他们不会来碰你的。”“那么别人也不碰他们了？”“旧金山的副市长就是同性恋，他得了好多同性恋的票数呢。同性恋在这里能受到保护，所以外面有些同性恋也迁到这里来。”“在别的城市，同性恋要受到干涉吗？”“那也不，这是他们自己的事，谁管得着。不过，最近发现了一种同性恋的性病。很讨厌！我们这是去金门桥。”“好的。”
金门桥，是太平洋和旧金山海湾的分界线，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孔桥。我们停了车，走上了桥。已是十二点了，雾气很重，风很有些寒意了。“这里很凉快。”我打了个寒战。“你冷了。”他们都笑了。“这里的气候很好，冬暖夏凉。”
走着，走着，走不过去了。桥的人行道被一扇铁门拦住了，可是人行道旁边的车道却畅通着，汽车静静地、飞快地流过去。“我们下了车道绕过铁门再上人行道吧。”我建议。“不行不行，这怎么行！”他们异口同声说，带我折回了头。“这是规定。”“可是并没有人看着呀！”我强调理由，然而回头看看，铁门那边的人行道上，果然没有一个人影。
他们带我去渔人码头，唐人街，百老汇……店铺里亮着灯，却关着门，街上很少有人。一家店门口，有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来回踱着，慷慨激昂地说着什么。“是神经病。”他们告诉我。“哦。”“美国神经病很多。”我回头看看，他挥着手，还在演讲。“美国最有钱的是医生，医生中最有钱的是精神分析医生。”“这恐怕是一门很先进的学科。”“我看并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有耐心听病人啰唆，发牢骚。比如，一个人心里有什么不愉快了，便找精神分析医生诉说一番，说出之后自然畅快一些。”“那他何必花钱找医生呢？”“找谁呢？谁有时间去听他的废话，大家都很忙。”
马路对面，有个男人大声地吆喝着。“他好像是在叫我们。”我说。他们停下脚步听了一会儿，都笑了。“干什么？”我追问。“那是表演脱衣舞的地方，他正在拉人进去看呢。”我很好奇，“我们能进去看吗？”“你吃得消？”他们俩都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我有些害怕了：“那么算了。”“该回去了，一点了。”
我们找了车，上车了。“我们明天一早就走了。”我告诉他。“还来吗？”“回国总是从这里走。”“能多呆几天吗？”“我想能的。”我说，“我们的同学，有到过这里的吗？”“没有，从来没有。”“……你还记得她吗？”我提起一个同学。“当然记得。”他兴奋起来。一连串地想起了很多同学，有的在上大学，有的大学毕业了，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在黑龙江和农民结婚了，还有两个，早早地死了：一个是肝癌，一个是脑膜炎……“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联系了。”“十几年了。”
这时候，我清清楚楚地记起了他的样子和声音。他是我们班上威信极高的中队长，他总是那么严肃，甚至说相声的时候也十分严肃，然而大家仍然报以热烈的笑声和掌声，因为他有着极高的威信。
飞机下降时，耳膜受到压力，听人说话、自己说话，像隔了一层云雾，朦朦胧胧。旅馆的地、墙、天花板，全是塑料似的材料制作的，一间屋子像个玩具盒子，渔人码头的售货亭前坐了一个女人，那发色、肤色，完全像个假人，而她却是真的，走到她跟前，她忽然动了起来。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恍若梦中、不真实、不确切的感觉。
8月31日 晴
一早起来，把房租结算了。一个房间两张床，租金是三十三美元，加上两元小账，共三十五元。昨天从机场到旅社的汽车费是二十元，又是两元小费。两笔开支是五十七元，还不算其他费用。美国的一般生活水准，由此可见一二。
从旧金山到丹佛，在丹佛换机到爱荷华，从机场到爱荷华市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汽车路程。华苓和陈映真一起来接我们。这两位都是久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作家：一个是能把姑娘的感情写得出神入化、若隐若现的作家，本人却是快人快语，娇小的个子，豪爽的风度，眉宇间还深藏着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坚毅之气；另一个是外秀内更秀，从容、坦诚、真挚，怀着一种不能不令人折服的信任感。
到达我们住的“五月花”公寓，已是下午五时许，接待人员一见面，就给了我一大堆的数目字：房间号码；信箱号码，需要向左转几次，向右转几次，再转到什么号码；电话号码，打本地前面须加拨几，打外地前面须加拨几；星期几是收垃圾的日子，星期几的晚上有电影；使用洗衣机需塞多少分币……搅得我头昏眼花，干脆什么也不去记它，今后用什么记什么吧！
这是一幢大学的宿舍楼，各国来的作家都集中住八楼，一人一间卧房。房里一床一灯一柜，一个大衣橱将房分隔为二，衣橱后面是一靠壁的长桌，上方有长排日光灯。这是学生用功的地方了，现是我们的工作室。两间卧房当中有一卫生间，一厨房。卫生间内有两个洗脸盆，一个用拉帘隔开的浴盆，一个隔开的抽水马桶，两人合用可以同时进行梳洗，互不妨碍。厨房，亦是用餐的地方，有长桌长椅，有煤气灶、水斗、冰箱。水斗的下水孔很大，旁有电钮，一开，孔内有刀旋转，可将剩菜、骨头等弄碎冲走。灶上方有一吸气罩，烧菜时可将油烟热气吸出，因此灶边的墙，可保持干净。使用煤气也不必划火柴，每一眼灶壳里都留有一星火苗，只需把煤气一开火便着了，关掉时火种仍然不灭。这些小而实用的地方，颇有些现代化的意思。
华苓家离此很近，出大门左转弯，爬上一个山坡，就看见隐在绿树里面一幢红色的房子，门上有中文“安寓”二字。进门上楼，便见迎面的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各国各式的脸谱。一个大客厅当中，在炉前、窗下、楼梯栏杆旁，组成了三个中心。一个酒吧柜后面是餐厅，餐厅后是厨房，前是落地窗，开出去便是回绕客厅的一弯木结构大阳台。屋檐角上是一挂铁马风铃。风声叮当，爱荷华河在远处闪烁，我们举起了杯，为五千年的故国，为未见过面的故人。谢谢啊！华苓，是你织造的这一夜，可以载入史册的一页。唉！兄弟姐妹，相见忒难，忒难，须远渡重洋！太湖旁，白塔下，何处不可话故乡？唉，我的同胞，同行。安格尔因风湿转到耳朵，痛得十分厉害。因为我们去了，他勉强起来和大家见面。此时此地说来，这位男主人算是少数民族，也算是中国的女婿。他紧紧依傍着华苓坐着，不断地说：“我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办呢！”美国人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诗人更善于将它溢于言表，于是这夜晚显得更加富于幸福的团聚色彩。
8月31日 晴
丹佛——爱荷华。
到丹佛时，对了一次表，朝前拨了一小时，到塞德莱比茨（Ceder Rapids）时，又朝前拨了一点，到爱荷华了，又拨快一点。一时上，糊里糊涂，再不明白什么是标准时间了。这时间大约是根据太阳与地球的角度制定的，更加精确。可我还是疑惑：标准时间呢？
晚饭，是在聂华苓女士家里吃的，因为我们的冰箱里空无一物，明天上午才能去采购。她家在我们住的“五月花”公寓后面的一座小山的山腰上，古朴而雅致，木板的阳台正对着郁葱的树林和爱荷华河。房间的墙上挂着各种民族的形形色色的脸谱，安格尔先生喜欢脸谱，还挂着安格尔先生年轻时的照片，他出第一本诗集时，报刊上的评论文章。那时他又年轻又英俊，如今虽然老了，却仍充满了活力。只是近来身体不好，病了很久。医生说是风湿从肩膀转到了耳朵，头疼得要命，下午刚刚打了五针，一直在昏睡。到九点钟才醒来，硬是起床同大家闲聊。他对我说，他很高兴能有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作家参加今年的“写作计划”，又说，他很惊讶我穿的这件连衣裙，难道这么漂亮的连衣裙现在在国内也能穿了吗？我告诉他，这件远不是最漂亮的呢！他说他七八年第一次去中国，中国男男女女都穿着蓝灰衣服，分不出男和女。我说，如今你要去中国，恐怕也分不出男和女。男孩子留长发，女孩子则剪得很短。
来聂华苓家吃晚饭的，还有台湾的两位作家：陈映真先生和七等生先生，香港的潘耀明先生，还有一些为“写作计划”工作的留学生：一位Esther小姐，是从台北来的，在这里读英语。她的英语很好，专为我们中国作家作翻译。一位张怡，从北京来的，学西班牙语。还有一位从上海来的叶先生，他今天特别高兴，说是三喜临门，一是生了一个女儿，二是得了硕士学位，三是结婚十周年。
聂华苓的小女儿蓝蓝也带着她的女儿安霞来了。蓝蓝是搞现代舞的，经常去中国，今年八月，我们还见了一面呢，那时，她对我说：“来吧，爱荷华的秋天最美了。”现在还不是最美的时候，可是那爱荷华河上的落日，落日下的树丛，也是美得可以了。而蓝蓝却叹气：“爱荷华是太宁静了，舞蹈要动力。”她想离开，却离不开。她是她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安霞则是唯一的外孙女儿。
将近十一点时，我们几个人一起慢慢地走回“五月花”公寓，这是一幢学生公寓，我们包下了第八层，我和妈妈住一单元，每单元有两套卧室和工作室，一套洗澡间和厨房。吴祖光伯伯和香港的潘耀明先生合住一个单元。潘先生在参加“写作计划”的同时还在爱荷华大学的英语专科班进修，他要在美国学习两年。他比我们早半个月住进“五月花”，对这里比较熟了。一进“五月花”，他便带我们去看信箱，教我们开信箱。每个单元有一个信箱，每个信箱有一个密码，朝右转多少又朝左转多少，要求转得十分精确，差那么一点点都不行，都会前功尽弃，要从头再来。潘先生开了几次也没成功，却大有一股不成功不罢休的决心，可时间实在太晚了，还有一大堆的东西要收拾整理。大家只好劝说他下次再试，他才丢下手，表情却有些沮丧。
回到屋子，刚往壁橱里挂了几件衣服，忽然听到了尖利的警报声，那声音十分刺激人的神经。打开门，见走廊上方的警报器正发射着红光。潘先生从门里走出，跑到楼梯口张望了一下，然后过来对我们说：“下楼，走下去，不要坐电梯。”说罢又转身回去招呼吴祖光伯伯“逃窜”。我们赶紧从楼梯下了楼。一层层走下去，不断有学生从屋里出来，赤着脚，光着膀，穿着睡衣，一个个兴高采烈的。走到楼下，外面已聚了满满的一堆人，两辆消防车停在门口，蓝灯红灯旋转着，放出奇光异彩，加上学生的热烈情绪，很有点过节的气氛。原来是六楼有两个男生吸烟，点着了被单，烧了起来。火，很快就灭了，可欢腾的人群却久久不愿散去。
一点多才睡下。时差在折磨人，疲倦得出奇，精神却亢奋得出奇。
这屋子好像全是由塑料制成的，十分闷热、窒息。我觉得这种房子不好，我还是喜欢砖木结构的房子。可是，就这么一个地球，能提供多少木头和泥土呢？人类在地球上，还没找到最好的生存形式。
爱荷华很热，比旧金山起码热十度，我觉得。
9月1日 晴
上午十时由曼瑞和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钟敬堂（他们都是受雇于“写作计划”的工作人员）带我们十几位同时到达的作家把得到的支票（我和安忆用一份）去存在银行。美国人习惯用支票，身边不带十元以上的现金。然后大家带支票本去超级市场，购买一星期的食品、饮料。规定是一星期开车来购买一次。
爱荷华是个以大学为主的小城，全市人口听说是六万。可是超级市场并不少，而且有好几家。东西应有尽有，蛋和鸡最便宜，一打最大的鸡蛋，是八角六分，稍小一点的是七角多。一只洗得干干净净、白白嫩嫩的鸡，只一块多美金，而一块豆腐却要六角。最吸引人的是水果，无论是葡萄、西瓜、橘子、香蕉，都很完美硕大，倒像是静物画里的东西。超级市场里没有我们的主食，所以又去了一个南朝鲜人开的小店。作家许世旭是南朝鲜东方语言学院的院长，曾在台湾学习过六年，能用中文写作，说得一口中国语。他为人随和风趣，和我们同去小店买东西时，十分得意，好像他就是这个店的主人。这个店的面积不大，但品种相当齐全，从大米、糯米、赤豆、粉丝起一直到黄鱼、明虾全有。这是一个家庭开的店，商品一律自取，出门算账，然后由他们帮你把东西送上汽车，俨然是一家小小的超级市场模样。
采购回来，已是下午一点三刻了。可能是怕我们自己做饭不方便了，钟敬堂带我们上麦当劳，尝尝美国人常吃的汉堡包。汉堡包是一只带盖的塑料方盒，内盛一只热的夹肉面包，外送各种甜甜酸酸的作料。味道不怎么样，但可以吃得相当饱，价钱是一元五角一只。
一大筐旧炊具，旧碗筷，都是上一届“写作计划”的作家留下来的，我们找到了几个小锅，几只茶杯。锅，大部分是没有盖子的，杯碗大部分是塑料的。总算找到了一只有盖的牛奶锅，一只完好的小咖啡壶。晚上煮了一锅粥，吃京冬菜和乳腐，香甜可口极了。安忆的胃口稍稍恢复了一些。
9月1日 晴
窗前是爱荷华河，还有一片树林，汽车在公路上快速地驰着。
九点钟去玛利家吃早饭。玛利和她的先生彼得是印度人，黑黝黝的，又结实又漂亮。玛利专负责照管我们生活的，而彼得是大学的副教授，是国际“写作计划”的顾问。在他们家吃早饭的除了我们，还有一位阿根廷的女作家，一位保加利亚的漂亮的诗人，一位加纳的黑人作家……总之，昨天才到还没有来得及采买食品的人全在他们那里吃早饭。人太多，只能一批一批地吃，玛利负责做饭，彼得与客人聊天。玛利一锅又一锅地煎鸡蛋，彼得则一遍又一遍地叙述一扇门的故事——这扇门装错了，一打开门，人正好走进了壁橱。
吃过早饭，Alex——一个马来西亚的华裔留学生，也是“写作计划”的工作人员——开车带大伙儿去市中心办事，先到银行存款。
走进银行，上楼，来到一个会议室。墙上挂了一排照片，全是此银行的大股东。屋子中央放了一个大大的长圆桌子，桌子上已分别放好几份文件。一位先生请我们坐下，向大家表示谢意，然后便一个一个地帮着办手续。他们不断地对我们说：“谢谢。”事毕，还要请我们喝咖啡，而我们只不过每人在此处存了一千五百美金罢了。
领了一些现款，绝大多数存了支票，另外，又办了一张卡。这卡可以在任何时间里从任何一架取钱机里取现款，这取钱机到处都有。只是，必须在心里默记住自己的号码。只有两天，我就必须在心里默记住两个号码了，一个是信箱暗码，一个是取钱的号码。
然后，去买东西。先到一家“东西商店”，是一对南朝鲜夫妇开的。里面都是东方食品：日本的，朝鲜的，也有台湾的和我们大陆的，比如四川榨菜、天津冬菜、豆腐乳。又到另一家名叫“伊戈尔”的超级市场，买了很多水果、蔬菜、肉、饮料等等，装了满满一手推车。店大、人少、货多，令人兴奋不已。人和商品如此接近，可以任意翻看、挑选，而决不受人干涉、呵斥，实在叫人高兴。
中午，Alex和Esther带我们去吃汉堡包。原来汉堡包就是两片热面包夹一块炸牛肉或者炸鸡，装在一个小小的精巧的盒子里。这盒子十分好玩，汉堡包的味道却实在不怎么样。忍不住想起了我们的肉包子，由肉包子又想到了油条。
吃罢午饭，又开车去一家卖日用品的商场买拖鞋。这商场叫“K Mart”，好像美国很多地方都有K Mart，这里的东西比较便宜一些。一进去，就出不来，逛了两小时，虽然只买了一条牛仔裤。牛仔裤挺合适，只可惜不是名牌。名牌是“Lee”。这是一位最早创牛仔装的老板的姓。买的是减价货，减价的原因只是因为腰间没有打褶。上海现在正在兴没褶的，这里却又要有褶的了。看来，历史真是螺旋形地上升。而眼下最时兴的牛仔裤是一种用机器拉得发白发毛、旧得厉害的裤子，还很贵，因为它花的劳动时间多。商品五光十色，衣服挂在那里，任你挑，任你试，方便得很。我们习惯了远远地望着商品，挤来挤去地买东西。在这里真是舍不得离去了。可是，这里没有拖鞋，得上别的地方买。来到一个小店，买到了拖鞋。那小店里的东西也很多，光是发夹就有几十种，看得人眼花。隔壁有一家店，门口挂着牌，五天之内每件商品减价五元。要不是妈妈拉住我，我又要进去了。那么多你并不需要的东西在诱惑着你，消费简直成了人的本能，尤其是女人的本能，Alex说：“女人会花钱啊！”
9月2日 晴
上午和安忆去爱荷华河对面的公园散步。地方很大，又没围墙，因此也分不清哪是公园里，哪是公园外。这里保存着原木垒墙，木片为瓦的原始小木屋，有网球场，游泳池，多处风格各异的儿童游戏场，到处有木桌木凳，可供人休息、野餐，有可烘烤东西的铁灶架，有大树，草地，就是看不见人。
晚上华苓在家举行酒会，宴请所有与会作家，共有三十多位。
9月2日 晴
早上起来，人昏昏沉沉的。抬头看看是人造纤维的天花板，低头看看，是化纤的地毯，趴在窗口，窗台的化纤气息传来，心里一阵恶心。吃过早饭，和妈妈出去走走。沿着河，过了桥，到公园去。公园很大，很安静，没有围墙围着，也没有门，不晓得哪里是边缘。草地很厚，露珠把脚打湿了。树木很高大，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公园里有网球场，有游泳池，有很多木桌木椅木棚子，木桌边上总竖着一个铁架子，像是一个烤炉。还有好几处儿童乐园。乐园的风格不一样，有一处全是用似乎没有修整的圆木和汽车轮胎组成的，有一种返朴归真的趣味。公园里几乎没有人，很幽静。走了一会儿，却不知道回去的路了。胡乱走了一气，终于碰见了一个人，便上前问路。居然使他听懂了我的话，并且我也猜懂了他的意思。看来他很愿意为我指路，说了很多，说了很长时间。我只听懂：朝左、朝右。居然走了回来，十分得意，似乎这么点英语可以打天下了。
上了楼，一长条走廊静悄悄的，门关着，好像没有一个人。脚踩着地毯，连自己的脚步声也听不见，显得空寂。实际上，我知道每个门里都有人。人，被墙分隔着。
下午，跟潘耀明搭学校的公共汽车去市中心，先到邮局买邮票。买邮票的人并不多，却排着队，秩序井然。走出邮局，一辆汽车开过，是一种小小的旅行车，司机座后头有个小小的车厢。车厢门开着，只见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男女学生，两条白白长长的大腿挂在车厢外。潘耀明告诉我：“今天是星期五，周末，学生们都开车去郊游了。”一边说一边过马路，拐角上忽然转过一辆车，我吓得三步并两步冲了过去，他在后面追我：“不要紧，不要紧。”“怎么不要紧，车已经开到跟前了。”我说。“它不敢撞你的，在这里是车让人，不是人让车。它撞了你赔不起的。”“可我还是被撞了，也许死了。”我说。“它不会撞你的，它会让你的。”他反复说。
拐角处又来了一辆车，我赶紧止步，却见车里的人微笑着朝我挥手，意思是请我先过。
他带我走进一个大商场，名叫Old Capital，这是一个极大的分上下层的市场，有服装店、鞋店、饼干店、花店，饼干香味和花香融合在一起，发出一种又温暖又热闹的气息。楼上有麦当劳、咖啡馆、酒吧、电影院、游艺室。潘耀明有心想请我玩一玩电子游戏，可他似乎从来没玩过，不知从何下手去玩，周游了一整个游艺室，也没能把二十五分的硬币丢下去。为了不使他为难，我就说：“算了，我并不喜欢玩。”于是他便收起了硬币，带我去喝东西。咖啡座正临着街，竖百叶窗把街景划成一条一条的，街上很热闹，学生们跑来跑去，汽车开来开去，今天是周末。
晚上，所有的作家都在聂家聚会，来了很多很多人，认都认不过来。遇到爱德文，有人要给我作介绍，他阻止了，说：“我们已经是很熟的好朋友了。”其实我们只见过两次面。刚到爱荷华时，他在汽车上迎接我们，他大声地叫着我的姓“王！”然后便要亲我，我吓了一跳，本能地躲掉了。我不习惯这种礼节，可我看出他是个热情的好人。他是“写作计划”的总管。
有一个艺术系二年级的大学生，叫海尔，他是“写作计划”办公室里为我们开车的。他拉着Esther挤到我身边，说要和我说几句话。他问我：“喜欢美国吗？”我说：“我刚来，不知道。可是我已经喜欢爱荷华了。这里很美，人很友好，路上遇到陌生人，他们也对我说‘Hi’！”他说：“因为你看上去很友善，我问别人：‘你喝什么？’别人都不理我，只有你对我笑笑。”我笑了，说：“你多大了？”他说：“十九岁——”Esther只翻了半句话，然后拉住我说：“他问你的年龄，别告诉他。”“不能告诉他？”我问。我想告诉他，因为我比他整整大十岁。”“不能告诉他。”Esther说完又回过头去和他说什么，好像他们在吵什么，听不懂，该不是为我的年龄吧。
他们对我的年龄和身份都困惑不已，常常问我：“你是作家？”或者：“你是学生？”一位女士，曾是王蒙的英语教员，她告诉我她是怎样和王蒙上课的：“教两小时英语，喝两小时的酒。”她对我说：“你应该和年轻人在一起。”说着把我领到她女儿跟前，想把我准确地归类。可她女儿只有十九岁，又高大又健美，是音乐系二年级学生，她的男朋友站在她身边，那是个细细长长、老是笑着的男孩。问他：“为什么老笑？”他说：“这儿都是作家，我不会写，只会笑，就只好笑了。”“想当作家吗？”他环视了一下周围，说：“看起来，作家已经足够了。”
确实，作家是够多了，挤了满满一客厅和一阳台。日落时，阳台前飘来一只大汽球，汽球正在上升，吊篮里的旅行家向我们挥手呼唤，我们也对他挥手叫喊，祝他快乐，多多地遇上危险而又绝处逢生。
9月3日 晴
晚上，七十年代初期从台湾、香港来美的留学生吕嘉行、谭嘉两位请吃晚饭。吕嘉行现在大学做职员，谭嘉为了孩子、家庭，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这真是一个中国型的女性，温文尔雅，低声慢语，贤良温柔。他们现在已摆脱了打工的局面，买了一幢房子。买时价值五六万，据说现在可值十五六万。他家有一个很大的客厅，两个卧房，还有一个游泳池。最近又修了一个很大的储藏室。谭嘉说，他们扩建的目的，是想把它卖掉。“把它卖掉，想回去看看。”
吕嘉行老家是山东，在大学搞的是电脑，但业余爱好文学，曾发表过诗。其中有一首《冰岛》，我记得第一段是这样的：“当人们问起，冰岛那个地方怎么样？我总是说，那地方像月亮，像月亮一般的荒凉，到处都是冰冷的土丘，围绕着她的，是终年暖不起来的海洋。”最后一节是：“……我不能离开这儿，冰岛就是我的家乡。”
晚饭，是我们来爱荷华吃得最舒服的一餐。中国菜、饭，很清淡。特别是他们自己钓来的鱼，清蒸，鲜美异常。
9月3日 晴
早上，我们去散步，顺着爱荷华河，一直走到萧乾伯伯住的爱荷华House，这是这城里唯一的旅馆，也是学校的旅馆。这城是大学城，一切设施都与大学有关。路上有很多人在跑步，一个小伙子跑到我们身后，大声地喊：“Hi！”吓了我们一大跳。在旅馆的走廊上，遇到一个上海来的留学生在打工，收拾客房，每小时工资是四元二角美金。旅馆楼前的草坪上，有一对新人在结婚，许多亲戚朋友在祝贺他们，并没有什么仪式，也没带什么食物，只有一大盆鲜花。草坪边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头发梳得很整齐，穿着一身挺挺的西装，打着领带，皮鞋锃亮，脸上的表情却很严肃，好像在生气。我看着他，他也抬起眼睛深沉地看着我，然后严肃地说：“Hi。”我绕过去看新娘，看了之后却失望，新娘不漂亮。可是，并不是说只有漂亮的人才能结婚的呀！
离开新人朝前走，走过艺术馆，周围有很多雕塑，奇奇怪怪的。一个铁铸的轮胎下一丛铁铸的蘑菇；几根废钢管拖曳在地；几块水泥板……是不是因为世界太过于整洁了，于是人们怀念并喜欢起零乱？
晚上，吕嘉行、谭嘉夫妇请全体中国作家吃饭。吕嘉行是爱荷华大学的普通职员，谭嘉本是学文学的，可读完了硕士之后，为了孩子便不再读博士了。他们家很漂亮，很舒适，有一个游泳池。聂华苓一进门就叫：“你们改建过了吗？太好了。是要定居了吧！”“恰恰相反，是为了要卖出去。”谭嘉说。
陈映真和潘耀明都跑去游泳了，我跟出去看，看了心里便痒痒起来。谭嘉说她有一件新的游泳衣，专为客人准备的。我说，我不穿美国的三点式游泳衣。池里的人说：“大陆的女孩子真封建。”“什么封建不封建，我不穿嘛！”谭嘉说：“不是美国式的游泳衣，我也从来不穿那种，这对我不合适。”她拉我进房间，果然拿出一件连身的。于是赶紧换上，拿了毛巾跑出去了。
池水很蓝，池边上围着一圈篱笆，篱笆外是青青的菜园、树、房子。房子后面，停着半轮落日，渐渐地，只留下一片金红的晚霞。
七等生和南朝鲜的许先生也来了，许先生说一口漂亮的有点山东口音的中国话，他写作也是用汉语写的。我们都把他当中国人。七等生很自负：“我什么姿势都会游也会跳水。”于是他跳下水，游出许多似是而非的姿势。潘耀明极谦虚地向他请教如何跳水，在他的指导下跳了下去，他不屑地看了一眼，说：“你不是跳下去的，是栽下去的。”潘耀明便爬上来重新跳。
我对谭嘉说：“你们真是太好了。”谭嘉温和地笑笑：“可我们并没有家的感觉，虽然我们已经来了十几年。我们还是要回去的，至少要回去看看，我们是中国人。这房子买下的时候是四万，后来修了游泳池。人家都说我们这房子卖不出去。因为买得起游泳池的看不上这房子，看得上这房子的却又买不起这游泳池。所以最近我们下决心重建了。我们以后要回去，等孩子大了。”他们两个孩子很可爱，而且全说着标准流利的国语。这很不容易，大家都夸他们。谭嘉说：“这全是因为爸爸太凶了。”吕嘉行说：“在家里，他们对我们说英语，我们不回答。否则，不要一个月，他们就会把中文全忘了。”
9月4日 晴
昨天是星期六，今天是星期天，明天九月五日，是美国的劳工节。一连三天休息，学生们都带着睡袋，开了车出去玩了。平时，深夜窗对面河边，不时传来青年们大笑大嚷的声音，今晚更甚。
中午钟敬堂开车带我们三个去吃意大利饼，一位李小姐也陪着同去，五个人吃了五客自取的生菜，两个中等大的煎饼，啤酒，可乐，外加小费共五十美元。五十美元，近人民币一百元，在我国可以吃一桌酒席了。据说这请吃饭的钱，是“写作计划”报销的。意大利煎饼里面有大量的“芝士”，安忆吃不惯，只尝了一小块。多下来很多，都装了盒子，由钟敬堂带回去。在美国，带回餐桌上剩下的食物，好像还是一种美德。
昨天把一只鸡煮了一锅汤，却一直没机会吃它，就约了陈、钟、李、吴祖光、潘耀明一起来吃晚饭，另外加了番茄炒蛋。潘也拿了两盘干干净净的菜来，陈端来一锅没烧烂的红烧肉煮鸡蛋。大家吃了米饭，喝了菠菜鸡汤——真奇怪，这鸡一下锅就烂，就是不鲜也不香。不过大家还是感到很满足，老老少少围坐一桌，像中国的中秋，或春节的团圆饭。
晚饭后，大家去华苓家看录影带，今晚演的是一部美国三十年代电影，得过好几项金像奖。题名说不上来，内容是叙说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后来代表美国的工人社会党，去苏要求第三国际的承认，而第三国际却把他关起来，后来放他出来送到远东去作宣传，最后死在苏联。好像是个真实的人物，故事通过各人回忆、通过与其妻的离合组成。有些细节显得不真实，是甩开了大环境而突出强调起来的，失去了分寸。艺术一旦失去分寸，就成了宣传，就会引起人的反感。这是一条真理，一条规律，不论在东方在西方都一样。
华苓家的二十四寸落地遥控电视机，是放在楼下大厅，也可能是她的写作间。淡黄长毛地毯，三面是中国名家字画，一面是玻璃墙。里左角是一张大书桌，桌上，地下，都是书。在这里，人们赤着脚，可以躺在沙发上，也可以卧在地上，喝着啤酒、可乐。可以看书，可以看电影录像，也可以什么也不看。这里不算是豪华的，但是够舒服的，可以说是舒服得接近奢侈了。可惜人的肢体不能膨胀开来，无论是躺是卧，只能占一个地方。吃呢！人的胃更是有限。人，为了这样的生活，可以不惜一切的去追求，去拼搏，去竞争。在这过程中，把一切都奉献，一切都失落了，久而久之，便产生“我在哪里？”“我为什么活着？”“活着又为什么？”……
一种思潮的产生，恐怕不是凭空由文人骚客想出来的。美国青年人的失落感，也绝不是因为吃饱饭没事干而撑出来的。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人和电子计算机、电脑展开了竞争。中国的生产方式还处于古朴阶段，特别是农业。近几年来，考大学恐怕是竞争最力的一个地方，但离失落感也还遥远。
9月4日 晴
今天人很乏，起来吃了早饭，又一头栽倒睡着了，直到十一点多，Alex来带我们去吃意大利脆饼（Pizza）。
这是一个极精致的餐馆，一座红房子，铺着红格子的桌布，侍者穿着红色的衣服，戴着红色的船形帽。吃过Pizza，还有权利以极便宜的价格买一只红色的装运动器具的提包。Pizza还算过得去，然而这好吃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它的名声和它所需要的代价。我觉得美国吃东西，声势很大，亮晶晶的杯啦，亮晶晶的刀叉啦，鲜花啦，烛台啦，可内容却有点贫乏。不过，我喜欢这里的气氛，很安静，很清洁，侍者很有礼貌。
Alex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八点钟，他来车接大家去和写作班的学生们见面。这写作班是爱荷华大学的一个研究院，是保罗·安格尔早在“写作计划”之前创办的。记得，一九八〇年在北京文学讲习所，我就听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介绍过它，美国有很多如今已盛名于世的作家、诗人来自于它。大家关心地问：“是去吃晚饭呢，还是吃过晚饭去？”Alex说：“没有晚饭，不过总有东西吃的，大家稍微吃点晚饭去吧。”于是，大家的表情都有些失望。我对身边的七等生说：“晚上你要不开伙，来我们这里随便吃点面条好了。”不料他认真了起来：“有饭吗？”“烧饭也很方便。”“那么就吃饭吧，我只吃一碗饭就够了。”“好的。”“我六点钟来。”一下子，连时间地点都确定了。然后，妈妈又邀请了在座的各位。
晚上六点，大家都来了，潘耀明和吴祖光伯伯带来了一个火腿丝，一个鱼松，陈映真带来一锅没有煮烂也不红的红烧肉：七等生空着手，有点不好意思，可他立即发现了一个弥补的机会——我们没有筷子，而他有，立刻回身去拿了一大把筷子，大家这才坐定。吴祖光伯伯说：“像这么傻吃，非胖不可。”
美国人最怕的便是胖了，辛辛苦苦地长跑，辛辛苦苦地节食。商店里专有去糖分的白糖、饮料，去脂肪的牛肉、牛奶。减肥，成了一个社会运动了。
夜里两点钟，公寓门口，正好在我的窗下，停了一辆小汽车，几个男女学生和一条狗，在那里发疯，大声地叫喊，拼命地狂笑，实在叫人生气。我一定要学会一句骂人的英语：“滚开！”看来，这和“Hi”一样的有用。
9月5日 阴转晴
C这人很潇洒，很随便，也很谦逊，给人一种信任感。前几天买了一条旧卡其裤，嫌热了，就把两只裤腿一剪，变成了短裤，毛乎乎的裤脚也不缝一缝。前两天就穿着这样一条短裤，下面趿了一双拖鞋，去出席华苓的酒会了。当时觉得很好玩，今天看见一个美国女学生，也穿了一条毛边短裤，原来这是一种流行的时髦款式。在服装店里，还有成排的被机器拉制得发白的牛仔裤，价格比新的还贵。据说，这也是对中产阶级的一种无声抗议。真的，如果这种款式一流行，而且流进中产阶级的社交场所，那么，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一定会显得很“戆”。反过来说，在发展中国家，老百姓上街不是买新衣服，而是买一条被机器拉得发白的毛边裤子，也是不可思议的。试想一下，《黑娃照相》里的黑娃，不是想买一件簇新的红色球衫，而是想买一条这种最时髦的旧劳动布裤子。这不是有点滑稽了吗？
今天一天都很清闲。晚上，潘耀明炒米粉干给大家吃。在中国作家里，他的烹调技术最好，因此也就最辛苦。吃完以后，一群炎黄子孙在他房里席地而坐，拍了一张照。
半拉子中国人许世旭在新加坡华文作家会上，认识萧军，并录有萧军女儿唱的歌，他放录音给大家听，于是从歌唱谈到民族化问题。陈直截了当表示他主张民族化，并叙述了他这种感情的来历。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多少年，现在又成为美国老板的劳工市场；到处是西方音乐和歌曲，偶然听到一个富有东方味的，可是再一听，又是日本的。他苦笑了一下，结束了他的话。
台湾人对日本的憎恨，已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从文学作品看，也反映了这一点。而大陆和日本人民，却已是莺语樱花时期。
9月5日 阴转晴
夜里好像下了几滴雨，天有些阴，凉快了不少。据说今年的爱荷华是空前绝后的炎热，整个美国也都发疯似的热，华盛顿至今还热得死人。今年中国也热，上海、北京都是前所未有的热。看来，这是全球性的气候混乱。
大家都在议论一件大事，一架南朝鲜民航飞机，被苏联打下了。飞机上有二百多名旅客：二十五名美国人，其中有一名议员；三十几名台湾人；其他均是南朝鲜人。大家谈了很久，神色都有些黯淡。
下午，许先生通知大家，那爿东西店今天特地为我们开门。今天本是不营业的，因为过节——美国的劳动节——奇怪，“五一”国际劳动节本是出自芝加哥工人罢工，而如今美国自己却不过“五一”，而过“九五”。今天放假，邮局不收信，清洁工不收垃圾，餐厅不开。东西店特为我们开，全是看在许先生的面子上，他们是同胞。过了一会儿，老板、老板娘就开着车来接我们了。在店堂里，遇见一对台湾小夫妻，男的在读统计，女的因为怀孕休课了。那女孩子长得很秀丽。看到陈映真，他们都大吃一惊，他们以为陈映真还关在绿岛呢。当他们得知我是从大陆来，都一怔：“从大陆来？”“是啊！”我说。“从大陆来？”他们又问了一遍。“是啊！”他们露出一种又高兴又困惑的表情。我向他们伸出手，他们立即握住了。大家说：“这是历史性的握手。”那男学生说：“可惜没带照相机。”
时差造成的感觉还未消失。我发现这种感觉决不是明确的颠倒，而是，乱七八糟。突然之间，一阵疲倦袭来，极想睡觉；忽然之间，情绪莫名的亢奋，怎么也睡不着了。叫人摸不着头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正常起来。
越想越奇怪，今天是美国劳动节，凭什么？问谁谁也不知道。
夜里，风大极了，闪电从窗掠过，一阵阵耀眼的蓝光，叫人觉得，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比如：地震。
9月6日 晴
一大早，火警又响了起来，大家站在门口犹豫，是否要跑下楼去。可总觉得不太可能在一星期里发生两次火灾，并且似乎气氛也总有点不够。正犹豫，警报却停息了。后来听人说，是由于台风。台风也会引起警报？这声音实在是太令人胆战心惊了。
吃过午饭，我独自背着照相机去公园玩。这里真安静，小松鼠在绿茸茸的草地上跳来跳去，一点不怕人。草坪那边，两个男学生赤膊躺着晒太阳，其中一个穿着大红的短裤，在阳光下闪着极鲜艳的光。我站住脚，决定用风衣垫着照相机自拍。正垫着，那“红短裤”笑盈盈向我走来。原来我垫照相机的架子是一个水龙头，他要喝水。这里，冷水是可以直接喝的，可是热水管里的热水却绝对不能喝，用热水洗了碗还要用冷水冲一冲。等他喝了水，干脆请他替我按一张了。他很乐意，和我说起话来。可我听不懂，很不好意思，说了声“对不起”就仓皇离去了。跑到路边，路上开过一辆车，开车的人朝我笑笑，说：“Hi”我朝他挥挥手，不料他将车停了下来，我猛然醒悟，我是作了一个近似搭车的动作。不好意思，只好装成一无察觉的样子，头也不回地径直走了，心中则是十分抱歉。
下午三点半，在聂家阳台上开会，介绍全体工作人员和大家认识。我认识了将要为我们开课的英语老师。她是翻译班的研究生，长得非常漂亮，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脖子，褐色又带点金黄的头发剪得很短，眼睛是蓝色的，有时候又是褐色的，显得有点神秘，笑容很矜持。我觉得她太漂亮了，漂亮得有点难以接近。
开完会后，和七等生、Esther一起上城里寄信。妈妈把一个本应该让爸爸寄给我们的信封装上了寄给爸爸的信。因为美国和中国写信封的规则正相反：我们是把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写在上面，而他们则写在下面。就这样，我们花了四十美分给自己寄了一封完全不需要的信。时间已是四点四十，据说邮局五点半关门，这是七等生在旧金山得来的经验。学校的巴士等不及了，步行吧，据说只需要二十分钟，然而却走了三十多分钟。到了那里，门已经关上，原来，爱荷华城的邮局是五点整关门的。幸好，门外有自动出售邮票机。信是寄走了，只是陈映真托我买的十元钱邮票没法完成了。身边只有两张一元的钞票，在换零钱的机器里换了两元钱的硬币，这机器只和一元的钞票换硬币。替他买了一套邮票，挑了一套霍桑的纪念邮票。他是作家嘛！然后，我们去冰淇淋店吃冰淇淋。冰淇淋店有点像油漆店，几十桶不同颜色的冰淇淋排在玻璃柜下。七等生说：“我请你们客。”Ester说：“不要，咱们来美国规矩，各人吃各人的。”七等生说：“才这几个钱，我请算了。”“就因为钱少，才不要你请。”我们说。于是各人买各人的，这是我来美国后所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店门外的街上，有着石桌石椅，一只松鼠从这张石桌上跳到那张。星条旗下了半旗，据说是为了那乘坐南朝鲜飞机失事的国会议员。
回“五月花”的路上，我问七等生：“你为什么要叫七等生呢？好奇怪的名字。”他说：“也没有为什么。上初中的时候，在家闲着无聊，每星期我就出一张纸的刊物，画些图画，写些东西，有一些是抄来的。每周出一张，一张白报纸。一直出了五十多张。后来，在一次特大水灾中，被洪水冲走了。”“真可惜。”“出这刊物时，我就给自己起笔名：七等生。纯属为了好玩。”“为了好玩？”“为了好玩。”
9月7日 晴
前天夜里下了一点雨，天气马上转凉。但到下午转晴，满屋仍是西晒太阳，热不可耐。一个小小的冷气箱，似乎丝毫不起作用。“写作计划”今天组织大家去参观校园。“五月花”公寓前每小时有四班免费交通车，可以载你到城里任何一个学科大楼去。只要在车子的线路上，可以要求随时停车。
其实爱荷华市整个就是一个大学。几个学科分布在全市。所以哪里都是校园。大概是要考试了，马路旁的草地上、树荫下、车站边，好多个学生都在看书，看卡片。这是来这里以后，第一次看到学生的用功劲儿。平时看到的是划船，打网球，骑自行车，跑步，晒太阳。
学校有很大的图书馆、学生中心、音乐厅、银行、百货商场、餐馆、咖啡馆、冰淇淋店、超级市场。我们住的“五月花”公寓，只是学生宿舍的一种。这里另有一些单幢房子，学生可以租一间，也可以租一套，视各人经济力量。房子的样式都不一样，一幢幢掩映在绿荫后面，十分精致小巧。李小姐就住在这一单幢楼里，据说里面的设备、条件，还不如“五月花”，所有的房客合用一个厨房。
因为是个大学城，年轻人居多，衣着随便，大街上常有打赤膊骑自行车的，活跃，健康，有股子青春气息。
安格尔被误诊了。他不是风湿痛，而是耳朵里长东西，需要开刀。聂华苓一定很着急，中国朋友们不知怎么才能安慰她。
安忆今天参加了英语学习班。
9月7日 晴
夜里很冷，几乎是冻醒过来的。又没有勇气从床上起来关冷气，因为我害怕接近冷气机。然而不去关它，它就将继续制造冷空气，下了半天的决心，才爬起来关了它。我发现我们屋里的冷气机，在天热的时候不起作用，天冷了才起作用。真可气。
下午却又热起来，热极了，据说有八十几度。我不知道华氏八十几度等于摄氏多少，只觉得相当的热。
和Esther在门口等车，大家一起去参观校园——也就是参观爱荷华城，这是个大学城，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大学生。一些学生在长跑，一些学生骑自行车飞驰而过，远远的，河上有几只小船在漂。“这里的大学生老是玩，从来没见他们学习，像你边上的这个人，我很少见到。”我说。
Esther回头看看她边上的人——一个皱紧眉头翻看卡片的男孩子：“我边上的这个人马上要考试了，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
车来了，把我们载到市中心，旧日的首府——五角楼——现已是学校的一幢楼。楼前的大草坪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学生，远远看去，像花儿一样。一个摇轮椅的女孩子从草坪前过去，她长得十分清秀，有些削瘦。她的轮椅很漂亮，很轻便，用电钮，转动十分轻便灵活——我想起我的一个舅舅，他中风瘫痪之后，始终没得到一辆合适的轮椅。假如他有一辆轻便的轮椅，可以经常地从他那小屋子出来晒晒太阳，逛逛，也许他还可以多活几年；我还想起我的一个也是坐轮椅的朋友，听说他想要一辆有马达的轮椅——我只是听说，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表示过……“美国大学也收残疾学生吗？”我问Esther。“收啊，他们的学费还可以少一些，因为有残疾人的福利基金。恐怕录取分数线也是另一种标准。爱荷华是特别照顾残疾学生的。比如，有专门供他们进出的门，他们的轮椅一到跟前，那门便自动开了。好多别州的残疾学生都想来这里念书。”
我们一起参观了学校图书馆，又去参观“写作计划”的办公室。“写作计划”送我们每人二十本书，自己到书库里去挑。书库很小，一次只能进五个人，乱哄哄的。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只能绝望地站在人群中。爱德文递给我一个纸箱，把我推了进去。他是个很好的人，他很真诚、热情，看到我，总是又惊又喜的样子。我很惭愧，我没能够作出相应的表情来回答他的热诚。我请求他让Esther陪我进去，他也答应了。可是里面的书很有限，大多是诗，而且是相当著名的诗人作品，可惜我不是诗人，也不懂诗。挑了很久，才挑够二十本，其中有乔治桑的自传小说，惠特曼的原版《草叶集》。我希望我能学会英语。面对这么多书，眼馋得很，可是只有会英语，才能拥有它们。
在办公室里，看到了他们复制出来的我的《小院琐记》，是从《中国文学》英文版上复制的。我对Alex说：“我的作品复制出来了，你是不是可以交给写作班的老师，请他看看。”我想去写作班听听课，这写作班的历史比“写作计划”还更长，据说白先勇就是从那里出来的。Alex的表情似有些为难：“我已经送给那老师看了，可他还没有给我答复，可能因为从中文翻成英语，有些东西……”他支吾起来，而我也明白了。可能他们对我的作品不满意，觉得我还不够格。我毫不认为我不够他们的标准，我只是沮丧，我们与外界的沟通实在是太不够了。我真想使他们了解我们、我们的作家和作品。可是我觉得这里的人并不渴望了解我们，只是不断地向我们表现他们。我应该找一些机会表现我们自己，可我是太不善于此道，“中国周末”的活动又因为经费紧张取消。而且，语言不通。
明天上午英语课就要开始了，许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去。”他又问妈妈去不去，妈妈说：“不去了。”许先生于是就发表了一个见解：“一个人应该以不学外语而骄傲。”我只是笑笑而已。在这里，常常有这种感觉——由于不会英语，不得不把自己关在门里。自然，这是美国，应该说英语。可是作家之间呢？来自那么多不同的国家，为什么只承认英语一种语言呢？其实，中文，是被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运用着。而且，中文有着极大的魅力，一个字就是一个境界——然而，对这境界，我究竟又了解了多少呢？尽管我说汉语。我忽然沮丧起来，真正地沮丧起来。
晚上，看了七等生的一个小小的短篇，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着：“无疑是往日的一个偶然的机遇所种下的裂创根植在心底里，当时，他们在一条草径，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互相之间，也没有恶意的预备，在相遇的瞬间才知道是误会，但已经不免互相被对方的形貌惊讶了起来……那时，他现在清晰地记得，正是一个浪漫的，无责任的，快乐的，自由的年代，是常常与一群人在一起的时代。”
看了这一小篇，我们似乎对这个人有了一种了解，联想他小时候自个儿办刊物等等。我想：这个人从小就习惯生活在自己的心境里，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寻找乐趣和安慰。自己苦闷自己，自己娱乐自己，自己折磨自己而又自己温暖自己。自己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角落，全被他细致地寻找、体味、搜察，不断地发掘出一点新鲜的、陌生的东西。他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他和人群不协调。下午，他一下车便离开大伙儿自个儿走了。
9月8日 晴
今晚西德来的女作家过生日，看样子，年纪当在四十以上。保加利亚的作家来邀我们去她房里坐坐。我们带了礼物去时，她房里已乱哄哄挤满了各国作家，她已喝得差不多了。房间里极热，又挤了那么多人。她汗流满脸，头发都披挂下来，抓着我直说话。她的英语不怎么样，我更是不怎么样，只听懂她八〇年来过中国，到过北京，上海；而且在上海还爱上了一个叫做“白银”的人。“白银”是谁？我搜遍了脑海，也想不起有这么一个人。问她是否年轻，她说，不，年纪很大了。不知是她酒后的幻觉，还是真有那么一位同胞，老来交了桃花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