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年谱长编(上下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振武等编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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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年谱长编(上下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序一

嘉应学院林振武、郑海麟、魏明枢、郭真义教授编著《黄遵宪年谱长编》告蒇，嘱我写几句话。四位作者中，郑海麟教授是我的朋友，我们在学术上多有交流。其他三位似乎未曾谋面。不过，2015年我曾访问过嘉应学院，并且在郑海麟陪同下瞻仰梅州黄遵宪故居人境庐。在人境庐内，我还发现了2005年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后的合影，郑海麟和梅州学者出席了那次学术讨论会。

黄遵宪是晚清的一位著名外交家和政治家和诗人。他在科举道路上并不顺利，只考上了举人，终生与进士无缘；他做的官也不算大，在外交方面担任过驻日本使馆、驻英国使馆参赞，做过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在行政事务方面，也只有道台官衔，署理过湖南按察使。后来光绪皇帝任命他以道台带卿衔担任驻德国公使。德国正要图谋胶州湾，深怕他到德国识破其计谋，阻止其行。光绪又任命他为驻日本国公使，因为他在戊戌维新时期积极提倡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被免除了这个职务，回到广东嘉应州老家办理教育，1905年3月终老乡里。

黄遵宪辞世已过百年，在黄遵宪所企盼富强的中国这块大地上，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日益接近国际活动舞台的中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2010年，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稳居世界第二位，今天已经超过日本两倍。进入21世纪后，中国积极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倡议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受到广泛欢迎，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并参加到这个平台中来。中国还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主场外交，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进程，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正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变成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推动者。

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海外华侨华人的正常活动和利益保障、国家科学文化事业的飞跃发展，与黄遵宪所处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黄遵宪时代已经进入历史教科书，供后人研究总结，成为激励后人为改变中国面貌而努力奋斗的动力。这个时候，我们回顾百年前黄遵宪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和作为，研究黄遵宪的生平事迹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编撰黄遵宪年谱长编，是有意义的。

借这个机会，我想对黄遵宪的历史贡献提出几点个人的认识，敬请各位指教。

第一、黄遵宪活动的主要年代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这时候，列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已经形成并且很牢固，中国已经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特点来说，中国社会总体来说是处在向下“沉沦”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充满了各种矛盾。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从列强的侵略中思考对策，寻求中国的出路。黄遵宪是从西方寻求出路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的思想轨迹，表现了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变的特点。正是这种转变，体现了“沉沦”中的中国社会向上发展的积极因素。

第二、黄遵宪是开始掌握近代国际观念，主张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华侨华人权益的爱国的外交官。黄遵宪在驻外使领馆工作十多年，注意了解有关各国情况，增强现代国际观念，注意保护国家利益。黄遵宪初次出使，抵达驻日公使馆的时候，日本正在加速吞并琉球的步伐。琉球虽然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与中国有几百年的藩属关系，也就是说，有相当紧密的利益关系。黄遵宪与驻日公使何如璋共同提出“琉球三策”，认为“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他时日本一强”，“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力主积极保护琉球。这种见解是值得重视的，后来事实证明也是正确的判断。但是，却未被李鸿章等朝臣采纳。随后琉球被日本吞并，成为日本的冲绳县。日本因此举大大增强了西南海域的控制权，中国则失去了东南海疆的自然屏障。2013年5月8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了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了。提出这个认识的根据之一，正是黄遵宪、何如璋他们的琉球交涉以及此后中日之间关于琉球地位的谈判。

黄遵宪担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期间，正值美国排华高潮愈演愈烈，在美华工就业受到种种限制和刁难，华人被殴打，华人洗衣店被掠夺、烧毁。黄遵宪曾提出对付美国排华对策，不为清朝廷所接受。据《清史稿》黄遵宪传记载，旧金山某地方官借口卫生理由，把众多华工拘禁起来，塞满了监狱。黄遵宪到监狱考察，命从人丈量监狱容积，然后向美国地方官指出，难道监狱比华工住所还要卫生吗？当局哑口无言，只得释放华工，为在美华侨争得合法权益，改善了他们的处境。此事过后二十多年，梁启超访美，当地华侨还在称道此事。研究者认为，黄遵宪是近代中国驻美外交官中唯一能做保护华侨工作的人。今天，中美贸易摩擦正酣，在美华人华侨的安全利益受到保障，不可能出现百年前的情况了。

黄遵宪调任新加坡任总领事，那时候，新加坡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和附近各岛，是英国的海峡殖民地。那里人口中华人近半数，共五十余万。黄遵宪考察了南洋华侨情况，看到华侨“拳拳本国之心”，其服饰“仍守华风”，生活“亦沿旧俗”。他们对各省筹赈筹防，多捐巨款。但他们却“不欲回国”。黄遵宪了解到国内海禁尚未废除，国内存在对华侨勒索、敲诈、打击、诬陷的积弊。为此，他建议“申明新章，豁除海禁”，扫除对待华侨的种种不良做法。他的建议被政府主管当局采纳，南洋华侨至今十分感谢和怀念他。

甲午战争爆发后，黄遵宪离任回国。他出面主持与日本领事交涉苏州、杭州开办租界的谈判。他鉴于鸦片战争以来沿海开埠丧失治外法权的教训，答应可以把苏州、杭州市政建设尽可能搞好，但拒不允诺治外法权，力图保护国家权益。此事虽因他故未成，他这种办外交的思想和作为无疑是正确的，在当时就得到好评。与当时许多糊里糊涂办外交的人来说，黄遵宪的确是一个时刻注意维护国家主权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外交家。他还总结自己外交工作的经验，提出挪展、渐摩、抵制诸法。这样用心办理外交，并且对经验加以总结，在清代外交官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马关条约》签订后，黄遵宪痛感“一腔热血，无地可洒”，难忍国家“净土化为腥膻”，逐步走上变革社会的道路。1895年，他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加入由康有为和梁启超设立强学会。1896年，创办上海《时务报》，宣传变法图存主张。同年，黄遵宪受光绪帝召见，回答“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时，他坦陈“泰西之强，悉由变法”。随后，黄遵宪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他在湖南与巡抚陈宝箴，以及维新人士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合作，推行新政。湖南成为率先进行维新活动的省份。戊戌政变后，黄遵宪以“推崇西教”“诋毁朝政”“创为民主民权之说”等罪名，被撤消使日大臣的任命，并被革职“放归”原籍。

第四、黄遵宪是晚清著名的爱国诗人，又是最早撰写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史学家。他诗作丰富，结集的代表作有《日本杂事诗》和《人境庐诗草》，广为传播。首倡“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高擎诗界革新的旗帜，把新事物、新理想融入旧风格，被梁启超誉为“近世诗界三杰”之冠。黄遵宪使日期间，怀着了解驻在国的使命感，结交日本友人，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收集丰富资料，写出一部反映日本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历史的《日本国志》。该书1887年成书，抄送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等人，可惜没有得到重视。甲午失败以后，人们才注意到它的价值，如果早一点传播，也许两亿两白银的赔款就不一定这样记录于史册了。

今天人们没有忘记黄遵宪。在那个时代条件下，黄遵宪的职衔不高，每一任职，都虚心学习，认真办事，处处从维护国家利益着想。他对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黄遵宪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他留给我们的许多宝贵纪录，值得历史学家研究和总结，以丰富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作为21世纪中国人的借鉴。《黄遵宪年谱长编》，以年系月，逐日记载黄遵宪生平事迹，网罗旧闻，不遗余力。每年起始，增补当年国内外大事，以明了谱主所处的时代环境，很有创意。黄遵宪故乡的学者悉心编撰这部年谱长编，用力甚勤，对谱主所作诗歌，颇多爱惜，不使遗漏，也许为谱主当年自己编辑《人境庐诗草》所不及，这是可以理解的。

受托写序，实不敢当，谨赘言于此，请编者、读者指正！张海鹏2019年6月3日于北京东厂胡同1号（本序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中国史学会会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序二

1982年3月，在梅州市举行的“黄遵宪研究学术交流会”上，与会学者便有人提出建议，希望编纂一部《黄遵宪年谱》或《黄遵宪年谱长编》。“嘉应黄遵宪”，名贯中外，嘉应学院为今日本地域最高学府，由学院组织人力去编纂公度先生（昔时乡人的称呼）的年谱，责无旁贷。但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延至2013年，编纂之事，始行启动，于兹六年，《黄遵宪年谱长编》终底于成，长编之刊世，对“黄学”研究而言，斯诚盛事。

年谱之兴，始于宋代，但年谱长编体裁之采用，当不早于上世纪30年代之前。1932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刊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征求党内外人士签注异议，补充遗漏，收集后用油印印存会中，此为年谱长编体裁之发端。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出版丁文江所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其后，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删补的丁文江、赵丰田合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长编体裁，由是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对近代重要历史人物，踵事增华，续有佳构问世。为何著者愿采用长编体裁作谱呢？盖年谱之作，糅合传记、编年为一体，年经月纬，记叙谱主之世系、家庭、生平事迹，学术思想，范围有限。年谱长编则不然，它涵盖面广，除包罗编写年谱内容之资料外，其他如各种论著所载谱主之事，兼及与谱主有关的史事，按次排列收入，以供精修年谱之用，范围至广。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所论年谱作法，主张将考证与批评，以及凡是不能放进年谱正文之资料，都可作为附录。他作“补编”时，尚未有“年谱长编”问世，故有此说。有了长编体裁，所有入“附录”的资料，都可收入作正文，这便是年谱长编较年谱优长之处。它既是资料书，又是专著，是学者乐于采用长编编纂年谱的原因，《黄遵宪年谱长编》之作，意亦同此。

黄遵宪研究之所以被称为“黄学”，不是毫无根据的。从本年谱长编所附参考资料，包括先生本人著作，他人所编（撰）的传记、年谱、重要论文，以及不同程度涉及先生的相关史料、论著，可以看出谱主作为一个乡邦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与学术品位。“黄学”研究，如果从梁启超撰写《嘉应黄先生墓志铭》开始，已经百余年，概而言之，它经了兴起、发展、繁荣三个时段。上世纪初至30年代，学界初步对先生作传、诗歌研究和资料整理，如1913年胡思敬著《戊戌履霜录·黄遵宪传》，上世纪初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推崇先生是“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及旧风格者”。二十年代初，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书，开文学史专篇论述先生诗歌的先河。1936年钱仲联出版《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黄公度先生年谱》。同年六月与次年三月，周作人在《逸经》杂志上先后发表论《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二文。此一时段，国外学者亦有研究先生的论文刊出。如铃木虎雄在《支那学》第9卷第1号发表《读人境庐诗后》一文；东京东方文化学院的丰田穰在《中国文学月报》（1937年8月）发表《关于人境庐诗草》，二文就先生诗歌等问题，有所论列。此后十余年间，国家多故，国内对先生的研究，归于岑寂。

1951年6月，王瑶在《人民文学》发表《晚清诗人黄遵宪》一文，肯定先生是爱国诗人。嗣后，国内各种论著，对先生诗作，多予以积极评价。1972年，境外吴天任出版《黄公度先生传稿》，1985年又出版《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二书之出，使治“黄学”者耳目一新。此前的1972年，新加坡郑子瑜出版《人境庐丛考》，或谓此书乃世界第一部“黄学”专著。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有关先生之资料（论著、书信、禀文）相继被发现，研究论著迭出。日本蒲地典子于1981年出版《中国的改革——黄遵宪与日本模式》。同年，钟叔河辑注校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刊世。1988年郑海麟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黄遵宪与近代中国》。此一时段有关先生的出版物，尚有1981年钱仲联整理的《人境庐杂文钞》，同年朱传誉主编的《黄遵宪传记资料》，1991年郑海麟、张伟雄整理的《黄遵宪文集》等书；一批相关论著，也不断发表出来。

进入新世纪后，“黄学”研究出现一片繁荣景象：2002年，嘉应学院黄遵宪研究所选编的《黄遵宪研究资料选编》（两册），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2005年，陈铮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两巨册的《黄遵宪全集》（清史项目），此书乃迄今所见黄遵宪资料之集大成者；2006年，郑海麟出版《黄遵宪传》；2007年，王晓秋出版《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2010年，加拿大施吉瑞出版《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经过百余年来海内外“黄学”研究者的先后辛勤付出，有关先生的史料、年谱传记、思想学说及其践行的研究，已蔚为大观，将之选择性地条分缕析系诸各该时序项下，编为较完善的年谱长编，以作为黄遵宪研究的资料总汇与学术史，对百余年来“黄学”发展过程作一概括性总结，条件已经具备。据我所知，这也是本年谱长编参与诸人的本愿。积跬步以达百里，今书稿蒇事，是否能适学界要求，就等待读者的评判了。

本年谱长编分四卷，即分四个时期。第一卷记1848年至1876年间事，即先生28岁前的生活、学业、成长与思想形成阶段。第二卷记1877年至1894年间事，即中举、入世，先后在日本、旧金山、伦敦、新加坡从事外交活动，从一个抱持经世致用的传统士子，历练成为具有改革思想的先驱。第三卷记1895年至1898年间事，涵盖甲午战败后奉调回国办理江南五省积存教案及苏杭两地开埠谈判事宜。随后，即积极推动、参与变法各事。第四卷记1899年至1905年间，从放归乡居至去世各事，着重在兴办新式学堂、思考国家前途问题留下的九封书信所表达的主张。

在颇长的时间里，学界对黄遵宪研究，主要是研究“新派诗”（先生自诩）诗人黄遵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黄诗有许多亮点，主张“我手写我口”最为人所乐道，以至称他为“海内能以诗开新世者”。写诗，以诗言志，以诗纪事，先生终其一生不辍，《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新嫁娘诗》等诗篇，时间跨度约四十年，吟咏唱和，人地包含中外，覆盖朝政、史事、友朋交接、乡俗，其广泛与深刻，相较并世诗家，实罕出其右者，宜乎诗评、诗话之称誉如潮也。

在本年谱长编第一卷中，从新旧史料和研究者的分析，可以看到谱主青少年时代，走的仍是传统士子通过求学博取功名的途径，但它所处的时空环境（如岭东民众在中西交通频繁之际带来的精神、物质文明的冲击等），使之对科举制度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在批评汉学、宋学的基础上，以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为基本理念，归宗孔子，又掺进西方思想，已与传统儒学不同，属于新学一类，故长编的编者认为，以谱主之经历，可视作“近代新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先生从29岁至47岁的十余年间，主要是在驻外使领馆任职，作为一名中层外交官，经历多次重要交涉，表现出色。亲历其境，参比中外，思想已多与西方接轨，深知国家不改革不足于并立世界强国之林。他随使日本之初，明治开始维新尚不及十载，但崛起之势，已引起世界各国注意。先生有感于此，先后写出《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力图通过该二书在国内朝野的传播，向国人提供图强范本。登高望远，用心良苦，但他毕竟在官场上缺乏权势，故成效不彰。值得注意的是，先生通过历练，形成自己的外交思想，就对待东北亚国际格局而言，甲午之前，他虽然认识到日本扩张的野心，但仍坚持中、日、朝合作防俄主张。中、日、朝合作之事难行，但不可否认他在促进中日民间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致被学者称为中日友好标志性的代表人物。此外，他在外交和文化方面的成就，还成为客家人中第一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外交官，其护侨、保侨的业绩，在华侨、华人中的影响尤其深远。

本年谱长编第三卷所收资料，主要是有关先生参与戊戌变法的内容，重点在积极推动创办《时务报》，协助湘抚陈宝箴推行新政（举凡创设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督办保卫局、创办《湘学报》等，皆与先生有关），湖南成为全国在变法中成效最显著的省份。光绪帝以先生的维新主张、办事能力以及此前驻外的杰出贡献，于1898年8月11日任命为驻日公使，但尚未到任，政变作，解除任命，被迫回籍。本谱编者认为，先生最早提出仿照日本模式（明治维新）进行变法的思想，并身体力行，实为变法运动主将之一，其结论是可以接受的。

放归以后的先生，心情逐渐平复下来。一身虽然不膺官命，但心存宫阙，则未尝或已。李鸿章、李兴锐等地方大吏，曾希望他出来服务，他以时机不合，事无可为，未应。乡居夷简，但他在生命的余年，仍奋斗不息，甚至可谓异彩纷呈：召集子弟讲学；拓辟修葺人境庐；继续写诗和修改诗稿；支持编纂州志；进行客家历史文化研究；和丘逢甲等新知旧雨交往；与北方老友如严复、陈三立、夏曾佑等互通情愫；纠集地方人士设“犹兴会”，作为同人教学之所；又设嘉应兴学会议所；派门弟子留学，筹办东山初级师范学堂，为州中新教育之始基。从1902年开始，他恢复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通信，经梁氏在其所办的杂志上发表。在这些函札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未来的设想。尤可注意者有数端：一，提出讲学为救国不二法门，昌言进德，编新式教科书，用传统伦理，益以爱国、合群、自治、尚武各条，以及理化实业各科，以制时宜。二，主张“先以民族主义”“继以立宪政体”，宣言“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为立宪政体”。三，主张变更文体，语文结合，使用新造字，实为文字改革与白话文运动的先声。四，针对梁氏拟撰《曾国藩传》，他认为对曾氏“事事足敬”“然事事皆不可师”。五，已具有革命意识，谓对革命“吾以为当避其名而行其实”，这是先生最后之政治态度。表达这种主张的同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先生亦归道山。此后一段岁月，神州大地，风飙云扰，黄钟与瓦釜齐鸣，所有一切，先生已不能闻问了。《黄遵宪年谱长编》的编者，征引一批国内外新见史料，包括多件地方史料，含考古、民俗、友朋函札等，与《全集》文字互相补充、印证，并与当世学者之创获相结合，比较分析，故此书之出版，内容充实，饶有新意，可喜可贺，值得一读。诚然，一部几十万字的大书，虽几经磨勘，恐亦难免出现瑕疵，书出以后，希望编者能将各方读者的意见收集起来，在新版中加以订正、增补。

长编书稿成型之际，承蒙编者信任与厚爱，曾寄我校读一过；今已阅数年，行将付梓，又邀我为之作序。我对公度先生的生平事迹和诗文词论著，研究不深，虽然写过几篇有关文章（见2018年版拙著《步云轩史学集录》），但仅浅尝而已，要对长编全书真切把握到位，予以介绍，为读者导读，则良非易事。不过，一来盛情难却，却之亦不恭，再者，我属于先生遗泽享受者之一，于情于义，理应向先生表达谢意与敬意。事缘1904年4月，先生在一通家书中告知外出学习的子弟，谓：“年来所亟亟以求者，意欲以普及之教育，使人人受教，法在先开师范学堂，二年后师范卒业生已多，通州可遍设蒙小矣。东山书院两横屋已修好，惟扩充之屋，明年乃能毕工，第未知吾身体强弱何如耳！”这里所说的，是先生将嘉应州城东门外三里许状元桥边的东山书院，整修为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已修好的两横屋是原有的东楼东斋、西楼西斋；扩充之屋，是连通的东新楼东新斋、西新楼西新斋（此楼斋为爪哇华侨捐建，建成时间稍后）。果然，师范学堂开设后，嘉应学风日盛。1913年，以梅州中学学潮故，经先生幼子黄季伟等建议，东山书院原址由陈春舫、叶菊年、叶宜伟（剑英）等师生，新创私立东山中学。若无先生经之营之，东山中学当莫由于此建校立业也。1950年，东山中学改为省立。桥卧清波，山含紫气，百年黉舍，奕世重光。今昔异势，但开辟之功，未可或忘。饮水思源，凡东山学子，皆应感谢先生振兴嘉应学风、开创近代新式教育之弘愿与践行。我于1951年考入东中，肄业六年。在学期间，课习寝馈于斯者居泰半。一生踪迹，由此起步。今兹先生之年谱长编刊世，谨藉序缅怀前修盛德，并祝愿家乡梅州教育事业日益发达，为国家造就更多优质人才，以服务社会，此亦公度先生当日之所馨香祷告者也。李吉奎2019年5月28日（本序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凡例

一、本书以记述谱主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活动为主，兼收学术界对谱主的研究成果。为了彰显谱主的时代地位和历史地位，也记录与谱主有关的人、事和思想，包括谱主的生活背景、交往朋友、所对应的历史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与谱主相近或相反的时代思潮。

二、本书按谱主生活、事业的不同阶段分为四卷：1848年—1876年为第一卷，1877年—1894年为第二卷，1895年—1898年为第三卷，1899年—1905年为第四卷。

三、本书纪元，统用阴历，后附阳历。每年以篇首标明清帝年号以及岁次干支。谱主年龄用虚龄计算，即1848年出生当年为一岁，1849年为二岁，以此类推。

四、本书陈述谱主事实，以时间为序，按事情先后，分日辑述。具体日期不详者，系于该年、该月之后，或置于适当的地方。

五、所选材料力求以较善版本为底本，考以其他版本。黄遵宪诗歌《人境庐诗草》以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为底本，参考1911年日本排印本。《日本杂事诗》以钟叔河的《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为底本，参考王韬的原本和长沙富文堂定本。集外诗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为底本，参考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人境庐集外诗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黄遵宪的文章、函电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为底本，参考郑海麟、张伟雄编《黄遵宪文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版）和吴振清等编《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所选录材料均加以说明性或论介性的文字，显现谱主在有关年月中主要活动，表现谱主之言行思想及其事业。

六、本书按年在谱主行状前附谱主思想、活动相关的国内外大事简记。与谱主有直接关系的，则另立专条。

七、凡记事有不同说法的，经考订后取其一说，其余说法也作适当介绍。

八、由于谱主在家乡和海外生活的时间较长，有很多家乡和海外的朋友，相互之间影响大，所以本书采用地方材料、海外材料与正史相结合，相互参照。

九、反复使用的引文，注释采取简略的方式，如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略为《全集》，钱仲联编《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略为《诗草笺注》，郑海麟、张伟雄编《黄遵宪文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版）略为《文集》，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人境庐集外诗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略为《集外诗辑》。

十、谱主所撰诗歌，有部分是先有题无诗，或者是吟而未记，而后补作，本谱按事件发生的时间排列，但在书中注明后来补作。

十一、本书引录谱主著述，错字用符号（　）括注，并用符号〔　〕进行修正，脱漏字用符号□表示，有不同说法，或者考证不确定有疑问的，则以页下注加以说明。

谱前

丁文江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说过：“一个人的性格，是左右他一生事业的主因，而一个人的善恶优劣……的禀赋，多半是因（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袭他的先人和幼年的家庭环境所造成。”长编》，第1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罗香林认为，“年谱作为人的专史之最高级者，语其作法，须于所谱人物之特殊环境，如家庭教育、社会风俗，及人之家世族戚、师友渊源、出处关系等，能有相当考证，然后乃能（朱传誉主编：《黄遵宪传记资料》第一册，第63页，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排比撰述”。黄遵宪是

嘉应州

攀桂坊

嘉应州位于粤东北，东北邻福建，西北接江西寻乌，西面连惠州、河源，东南接揭阳、潮州，约东经116度06分，北纬24度33分。《大清一统志》记载：“嘉应直隶州，在广东省治东七百里。”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嘉应就有人类活动。1940年至1946年间，考古学家麦兆良对粤东地区开展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工作，并在五华发现春秋夔纹陶罐。秦始皇时，嘉应属于南海郡。嘉应首次独立建县是在南齐（479年—502年），南齐设程乡县，因纪念本地乡贤程旻而命

“程旻，邑之义化人。性嗜书，恬于荣达。素以忠信结人，人服其行谊。有不平者不诣官名。府，辄质成于旻，为之辨是非曲直，咸心服而退。或望其庐，立自刻责者。”（程志远等整理：《程乡县志》，第146页，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93年版。）“后人思其德，名其里曰‘程乡’，因以名县云。”（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乾隆）嘉应州志》，第304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南汉乾和三年（945年）程乡升为敬州。宋开宝四年（971年），因敬州犯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赵敬之讳，改敬州为梅州，是为梅州一名使用之始。明朝李士淳认为，梅州是因梅绢而得名，梅绢是浈水人，汉初从高祖破秦有功，封于粤，即今程乡地，故号其水为梅源，溪曰梅溪。（程志远等整理：《程乡县志》，第3页，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93年版。）《光绪嘉应州志》载，梅州之得名，以其地有梅口镇（松口镇）、梅溪水（即梅江）而南宋杨万里有诗咏得名。梅州古代多梅，沿江两岸有“梅花十里”之说。梅州梅花云：“一行谁栽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此行便是无官事，只为梅花也合来。”今梅州人多持此说。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梅州，复置程乡县，隶属广东潮州府。清雍正十年（1732年）广东总督鄂弥达向朝廷奏报，将惠州府兴宁、长乐二县，潮州府程乡、平远、镇平三县，建置嘉应州，直隶广东布政司，称之为“嘉应五属”，“雍正十一年三月十四日题，本月十六日（军机处）奉旨依议，钦定州名为嘉应”。嘉应州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设置，包括今天梅州市的大部分地区。“本朝雍正十一年，改为嘉应州。辖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直隶广（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乾隆）嘉应州志》，第197页，岭南美术出版社东布政司。”2009年版。）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革命党人复改为梅州。

嘉应州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是历史上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地、聚居地和繁衍地。客家人是由北方中原汉族南迁而形成，罗香林《客家源流考》认为，客家先祖自东晋以后开始南迁，远者到达今江西的中部和南部，近者到达颍、淮、汝、汉诸水间。在唐末黄巢起义以后及五代时期再迁入闽、赣二省边的汀、赣二州，于五代、宋初形成民系，宋元之际开始自汀、赣迁入广东。嘉应的客家人，多从福建而来。黄遵宪《己亥杂诗》有诗云：“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今之州人，皆由宁化县之石壁乡迁来，颇有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唐、魏俭啬之风，礼俗多存古意，世守乡音不改，故土人别之曰“客人”。）（《诗草笺注》下，”第810页。）

客家有三大文化元素：客家话、围龙屋、客家山歌。作为一个民系，客家最重要的特点是他们的语言，客家话是客家人认同的主要依（陈志华、李秋香：《梅县三村》，第据，所以有研究者称客家为“方言群体”。2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光绪嘉应州志》记载：“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大埔林达泉著《客说》，谓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之乱，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来。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占据，故客家（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所居，地多硗瘠，其语言多合中原之音韵。历代方志集成》《（光绪）嘉应州志》，第121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围龙屋是客家建筑的典型代表，其整体布局是一个大圆型，以太极图为整体造型，天圆地方，依山傍水。围龙屋前半部为半月形池塘，后半部为半月形的房舍建筑，正中为方形的主体建筑。有“三栋二横”一围层，也有“三栋四横”二围层。客家山歌是用客家方言吟唱的民间歌谣，内容广泛，语言朴素生动，歌词善用比兴，韵脚齐整。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如果不熟悉土俗，即不知其妙。黄遵宪谓：“土俗好为歌，（《全集》上，第76页。）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之意。”又谓客家山歌是自然天成、天籁之音，非人力所能为。

客家民系有许多特色，其中崇文重教、妇女勤劳最为典型。嘉应客家人才济济，由于地处山区，谋生艰辛，宋代开始，客家人就有以读书为业者，到清代更是人才辈出。清代进士徐旭曾在《丰湖杂记》中写道：“客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亦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谭元亨主编：《客家经典读本》，第51页，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字、不知稼穑者。”年版。）由于读书人多，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也很多，故取得功名的读书人冠于岭南。嘉庆二十年广东学政彭邦畴《重修梅州试院记》有云：“梅州隶粤之东路，自宋以后，代产伟人，稽旧志户口州属则一万五千七百有奇，兴宁则二千一百有奇，长乐则四千六百有奇，平远则二千九百有奇，镇平则二千八百有奇。我朝深仁厚泽，百余年间，休养生息，繁衍未艾，而州之应童子试者不下万余人，合之志乘，所载之（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数，士得三之一焉，故梅之文学以冠于岭南特闻。”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光绪）嘉应州志》，第598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客家妇女勤劳，是客家民系又一特色，客家妇女不仅要操持家务，更要从事农业生产，上山采樵。因为要从事强度大的体力劳动，所以客家妇女不缠足。光绪《嘉应州志》卷八中写道：“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缉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挈之于古，盖女工男工皆兼之矣。自海禁大开，民之趋南洋者如鹜。始至，为人雇佣，迟之又久，囊橐稍有余积，始能自为经纪。其近者或三四年、五七年始一归家，其远者或十余年、二十余年始一归家。甚有童年而往、皓首而归者。当其出门之始，或上有衰亲，下有弱子，田园庐墓概责妇人为之经理。或妻为童养媳，未及成婚，迫于饥寒，遽出谋生者，往往有之。然而妇人在家，出则任田园樵苏之役，入则任中馈缝纫之事。古乐府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不啻为吾州之言也。其或番银常

（俗谓往南洋者为番客，故信曰番信，银曰番银。）来，则为之立产业，营新居，谋婚嫁，延师课子，莫不井井有条。其或久赋远游，杳无音信，亦多食贫攻苦，以俟其归，不萌他志。凡州人之所以能远游谋生，亲故相因依，近年益倚南洋为外府，而出门不作惘惘之状者，皆赖有妇人为之内助也。向使吾州妇女亦如他处缠足，则寸步难移，诸事倚任婢媪，（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而男子转多内顾之忧，必不能皆怀远志矣。”东历代方志集成》《（光绪）嘉应州志》，第151—152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清初嘉应州人黄香铁所著《石窟一征》中说：“村庄男子多逸，妇女则井臼、耕织、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爨无所不为。天下妇女之勤者，莫此若也。盖天下妇女，劳逸尚分贵贱贫富，吾乡即绅士素封之家，主母与婢妾种作劳逸均之。且天下妇人，即勤劳亦或专习一事，吾乡（黄香铁：《石窟一征》，第161—则日用饮食皆出其手，不独田工女工已也。”162页，广东蕉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7年版。）在《己亥杂诗》，黄遵宪有如下描写：“妇女皆勤俭，世家巨室亦无不操井臼、议酒食、亲缝纫者。中人之家，则无役不从，甚至务农业商，持家教子，一切与男子等。盖（《诗草笺注》下，第815‘客人’家法，世传如此。五部洲中最为贤劳矣。”页。）（程志远等整理：《程梅县妇女不但不缠足，“头不缠锦，足不裹帛”。乡县志》，第17页，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93年版。）而且直到明代末期，梅县“男女饮酒混坐，醉则歌唱”，或者“饮酒则男妇同席，醉或歌，互相答（陈志华、李秋香：《梅县三村》，第2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和”。在客家地区，女性甚至参加宗族的一切祭祀活动。这些在其他汉族地区是很少见的。

客家地处山区，崇山峻岭居其半。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富，粮食长年不能自给，经济落后，稍有天灾，就会发生饥荒。《程乡县志》记载，嘉应“地瘠民贫，安土食力，惟是山茁溪毛、川鳞、泽羽与。夫竭妇子终岁之勤而得之者，不过谷粟、布缕、鸡犬、果蔬，仅足日用之需而已。时偶不若力一不勤，未免冻馁。土物是爱，在程民，为（程志远等整理：《程乡县志》，第14—15页，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93年版。）尤急志物产。”明末清初，甘薯、花生传入嘉应，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黄遵宪《己亥杂诗》云：“絮棉吹入化春衣，渡海山薯足疗饥。一任转输无内外，物情先见大同时。”加上年轻人下南洋、经商等因素，18世纪以后，嘉应开始逐渐发展起来。黄遵宪有诗云：“海国能医山国贫，万夫荷（州为山国，土瘠产薄。海道臿转金轮。最怜一二虬髯客，手举扶余赠别人。既通，趋南洋谋生者，凡岁以万计，多业采锡，遇窖藏则暴富。近则荷兰之日里，英吉利之北蜡、槟榔屿，法兰西之西贡，皆有赀至百数十万者。总计南洋华商，“客人”居十之三）。（《诗草笺”注》下，第817—818页。）施吉瑞指出：“就客家人的开放意识和冒险精神而言，他们与广东省的其他居民很相像。广东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都一直被北方人称为‘南蛮’，但也正是他们从18世纪开始，在物质和文化方面都渐渐地繁荣兴盛起来。当清王朝的首都北京还徜徉在古典文化的午后余晖之中，中国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方对于革新的态度则显得更为开放和明朗。在黄遵宪出生一个世纪之前，一直相对落后的广东成为了那些志在超越因循守旧的艺术家以及拒绝受制于正统束缚（施吉瑞著、孙洛丹译：《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第4的文人们的活动中心。”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攀桂坊

攀桂坊位于江北梅州城区东，南临梅江，东有周溪河穿过，西是从虹桥头来的护城河，北至东较场原关帝庙和旺巷口。攀桂坊最早的文字记录为南宋，据《程乡县志》记载，南宋时福建宁化人、乡贡进士侯安国到梅州教书，见攀桂坊风俗淳美，举家定居于此。“侯安国，福建宁化人。由宋乡贡进士，教授梅州，见风俗醇美，遂隶籍于城东攀桂坊居焉。初，梅州僻处岭南，经学草昧，自安国倡教，文风日（程志远等整理：《程乡县志》，第147页，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93年版。）盛。”元天历二年（1329年），乡贡进士杨圭在攀桂坊竖立一座坊表，冠以“攀桂坊”三字，取蟾宫折桂之意。攀桂坊是梅州著名的人文秀区，人才辈出，历史上梅县翰林有十八人，攀桂坊就占了三个。出自攀桂坊的进士有十四人，举人贡生不下百人。攀桂坊培育出多名嘉应著名诗人，清代梅县三大诗人有两位出自攀桂坊：李黼平、黄遵宪。道光年间被广东光昭诗坛称为“梅州三秋”的也有两“秋”出自攀桂坊：李秋田、杨

炳南秋衡。此外还有清代岭东三大女诗人之一的叶璧华。

明末，黄文蔚（

黄氏

黄遵宪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所作《<攀桂坊黄氏家谱>序》云：“黄以国为氏，或谓出于金天氏，自台骀封于邠川后，为沈、姒、蓐、黄诸国；或谓出于高阳氏，自伯翳赐姓嬴后，为江、黄诸国。三代以前，荒远难稽，其散居河北者，亦不可考。惟郑樵《通(1)志》称黄氏嬴姓，陆终之后，封于黄。今光州定域西有黄国故城，（《全集》为楚所灭，子孙即氏黄。其说可信，此即吾宗之所自出也。”上，第287—288页。）

邓名世在《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十五说：“黄，出自嬴姓。少昊金天氏裔子曰昧，为水官，号玄冥师，生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有功。颛顼嘉之，封诸汾川，其后为沈、姒、蓐、黄四国，以（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第22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国为姓。”唐林宝《元和姓氏纂》：“黄，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以国为氏”。郑樵《通志·民族略》、宋本《广韶》，都依此说。“黄姓之源，始于颛顼高阳氏曾孙陆终之后。有南陆公兄弟三人，公居其二，食邑（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办公室、梅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于黄，遂因地而赐姓焉。”编：《客家姓氏渊源》第一集，第103页，1989年版。）

黄氏迄今四千余年，历一百数十代。汉时尚书令黄香居江夏，成为当地望族。唐末、五代时，黄氏随王潮军队从光州固始入闽之漳州等地，定居后，繁衍子孙散居邵武、汀州各地。北宋时，黄氏第一百一十九世中有一俊杰名黄岳，令子孙迁赣、闽、粤开基立业，被尊为黄岳（936—1033），宋初登进士第，授江夏太守，官至侍制直学士兼刑部尚书。有三峭山公。妻二十一子，子孙二百余人。黄岳以生齿繁盛，留三妻份下各一位长子侍养故里，其余皆命择胜地而分居各处州县乡里。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正月初二，黄岳命子吟八句诗而别。诗云：“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旦夕莫忘亲命语，（广东梅州客家晨昏须荐祖宗香。惟愿苍天垂保佑，三七男儿总炽昌。”联谊会办公室、梅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客家姓氏渊源》第一集，第103页，1989年版。）此后黄氏不断迁徙，遍布各地。

嘉应黄氏

入嘉应的黄氏祖先从第一百二十七世开始。黄遵楷在《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云：“及五代时，我始迁祖某，由光州固始从王潮入（《全集》下，第闽，散居于邵武、汀州各属，宋元之间，再迁梅州。”1573页。）第一百二十八世黄僚是在嘉应的黄氏祖先中有影响的人物，嘉应黄姓多以黄僚为开基始祖。“僚，字海虎，号良臣。登进士，官至琼州太守。生子四：庆吉、庆华、庆荣、庆寿。初任大理寺丞，后擢太守，俸满归田，道由梅州经过，见山水清秀，随立宅焉。居西厢（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办公室、梅州市地方志编委会五马坊水巷口，籍莆第一里。”办公室编：《客家姓氏渊源》第一集，第107页，1989年版）。

入嘉应的黄氏祖先经十余代到明末，有裔孙名黄文蔚，从梅南分出，落籍于嘉应城东攀桂坊，故攀桂坊黄氏族谱列黄文蔚为始迁祖。（黄“明末，始迁祖文蔚公自梅南迁于城东攀桂坊，世为攀桂坊人。”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全集》下，第1573页。）

嘉应黄遵宪家族世系表

先世

黄遵宪高祖黄润（1733年—1829年），字朴泉，下市禄善堂黄屋开基祖，白手起家成为典当商人。黄遵宪在《高祖朴泉府君述略》中说：“高祖朴泉时，家贫甚。朴泉竹笠草履，包饭趁墟，为人书牛契。时外国银钱，甫行闽、粤间，朴泉能以色之美恶、声之浮沉、质之精粗，鉴别真伪。设一案坐廛市间，市散然后归。如是数年，渐积（《诗草笺注》下，第1172渐富。至三十而设典肆，暮年典肆凡四五所。”页。）朴泉公高龄，寿百岁，五代同堂。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朝廷颁发圣旨：“朕仰承天眷，上年喜得五世玄孙，嘉应骈臻，恩赐宜渥。因令各省督、抚，查明所属绅士、庶民，有身及五代同堂者，加（稽璜等撰：《皇朝通典》第57卷，第20—21页，浙江书局光绪八年版。）恩赏赉。”嘉应州同时享有“百年上寿，五代同堂”的家庭有二：一是黄遵宪的高祖黄朴泉之家，二是松口梁奇辅妻陈氏之家，都得到加恩赏赉。朴泉公神牌位写道：“钦旌五代同堂，讳润，字桂柏，谥孝创，百寿朴泉黄（黄广昌：《嘉应州“五代同堂”两大家》，《梅州日报》，2005年7月1日。）公。”朴泉公有子十人，清末繁衍至二百口，其中有八位举人、一位进士。

高祖夫人钟氏，是嘉应西阳直坑钦赐进士钟錩的孙女，勤劳贤惠，深受族人赞誉。黄遵宪在《高祖妣钟太淑人述略》说：“年十四，以童养媳来归朴泉公。既入门，井臼缝纫，操劳如成人。逮府君设典肆，（黄延盛：《广东嘉应州攀桂坊黄氏家史》，郑海麟、黄延康编撰：《黄伯内事悉以任之。”权传记》，第104页，培富印刷1997年版；张永芳、李玲编：《黄遵宪研究资料选编》上，第6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

黄遵宪曾祖黄学诗（约1772年—1840年），字词海，朴泉第六子，经商为业，封赠中宪大夫。再封赠中议大夫。又封赠荣禄大夫。

曾祖夫人李氏（1773年—1858年），名淑配，小名郴姑，后世称(2)为德赞婆，是城内翰林院检讨李象元的裔孙，隆准大耳，面长方如男子相。十八岁归学诗，治家严谨，是夫君的贤内助。初封宜人，继赠恭人，又赠夫人、一品夫人。“辅相词海府君，事无不咨商而行。词海公已殁，乃就养于云南嵩明州。居一二年，不乐，归。府君所遗商业，或居或卖，店伙辈必来禀命，由太夫人断行之。太夫人治家严，虽所爱，或不顺遂，辄怒责，或呼杖。诸孙妇十六七人，不许插花，不许掠耳鬓，不许以假发拖长髻尾。晨起如厕，必遍历孙妇室外。诸孙妇必于未明时严妆竟，闻太夫人履声，即出垂手立户外问安。或未（《全集》上，第269页。）见，辄问病耶？睡耶？咸惕息不敢违。”李氏知书达理，持家有方，黄遵宪小时由李氏照看，“遵宪生周岁，引与同寝，甫学语。即教以歌诗”。深得李氏宠爱，“太夫人于诸子钟爱吾祖，于诸孙爱吾父母，手抱遵宪语于众曰：人必以我为偏爱，然此儿必副（《诗草笺注》上，第431—432页。）吾所望，他日笑我未迟也”。黄遵宪对李氏感情特深，这在其《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一诗中有真切的反映。

黄遵宪祖父黄际升（1809年—1891年），字允初，词海第六子，继承祖业经商，《光绪嘉应州志》记载：“黄际升，字允初，性和易，处事练达，同治乙丑三四月大饥，米斗至千五百钱。际升初与州人士捐资为义仓，至是议者欲按户散赈，际升坚持不可，曰：州人虽贫，然爱惜声名，今曰赈则故家寒士不得分润者多矣，且仓米无几，如此恐不足数日粮。粮尽何以为继，计不如煮粥，碗三钱，人得六钱，足支餐一日矣，收其赀又可续籴，此名曰卖而实赈也，从其言，全活（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光绪）嘉应州志》，第438页，岭甚众。”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黄际升自幼警敏颖悟过人，先随兄长读书，后奉父命弃儒从商。(3)咸丰初，林则徐部属领兵道经嘉应，忽一日通知知州文晟，要州府于次日准备三千人的午饭。知府仓卒不知所措，向黄际升求援，际升献上一计，由他出资三百万发给士兵，然后在街巷鸣锣。“州官买饭供兵吃”，于是百姓争出热饭、鱼肉蔬菜，陈放广场，解决了三千士（刘佑平：《中华姓氏通书·黄姓》，第207页，海南出兵的吃饭问题，知州大为称赞。版社1993年版。）黄际升处事干练，有谋略，“旧例纳粮必罄纳，乃给收票，贫户一次纳不足额，积欠愈多，胥吏转因其欠以为利，州人病之。公言于壮烈公，无论纳多寡，先给小票，清数则汇易大票，咸乐便之。其处事大率类此。此外则与州人士设立义仓，筹赈饥贫。咸同之间，流寇窜扰，则募勇练团，屡保危城。晚岁誉望益隆，族党姻邻，遇事（吴天任：《黄公度先生辄就咨询排解，得公一言，满座尽欢，嫌疑咸释”。传稿》，第1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

黄遵宪在《先祖荣禄公述略》一文记载，黄际升侍奉长辈，细心孝顺：“府君讳际升，字允初，先曾祖第六子也。幼随诸兄读书，警敏，善属文。二伯祖早夭，曾祖以襄理乏人，命之弃儒而业商。逮曾祖没，曾祖母李太夫人就养于云南，府君奉以行。驱驰蚕丛鸟道间，山行板舆，水行安舻，有呼唤，未尝不在前，遇安息，则咫尺不相离也。居云南二年，太夫人不乐，府君又奉以归，凡历一万六七千里，费时一年有奇，太夫人胥忘其劳。府君已归，仍业商，以辰出、以酉入，就太夫人问今日安否、饥耶寒耶。凡官文臧否，政之得失，士夫之贤不肖，必罄举以告。某村某乡相斗殴，有何鬼神，语连蜷不休，或引述小说家言，附会今事。又令儿孙辈背诵《千家诗》《三字经》，给以儿童戏物，引作笑乐。伺太夫人倦，乃相率退，盖二十余（《全集》上，第272页。）年如一日。”

黄遵庚、黄干甫在《黄遵宪生平事迹》记载：“他的祖父黄际升，字允初，经营先人遗下的商业，家庭生活颇为优裕。其为人极为练达、急公好义，常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示同情和援助，而对当地的不肖官（《全集》下，第吏敢于讥弹反抗，州人称道不衰，是一个开明的士绅。”1585页。）

黄际升身体强壮，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遵宪全家拜祭李太夫人墓时，黄际升已经七十九岁，仍然步履矫健，身躯挺直。黄遵宪在《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一诗中这样描述：“儿今年四十，大父七十九。所喜颇聪强，容颜类如旧。周山看松柏，不要携杖走。拜跪（《诗草笺注》上，第438页。）不须扶，未觉躬伛偻。”

黄际升原配梁氏（1807年—1841年），年二十来归际升，有三子，诰赠一品夫人。“元配梁夫人，汲县知县念祖公之孙女，监生重熙公（《全集》上，第273—274之女也，世承诗礼，以柔顺闻，年三十四卒。”页。）允初公继配萧氏，续配梁氏。(4)

黄遵宪父亲黄鸿藻（1839年—1891年），字砚宾，号逸农，黄际升长子，清咸丰六年（1856年）中举，先后担任过户部主事、广西思恩府知府等官。“黄遵宪的父亲黄鸿藻是这个家族第一个成功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在他1856年中了举人之后，开始了一段漫长而成绩卓著的官场生涯，尤其是中法战争中他及时地向驻守在广东南部和（施吉瑞著、孙洛丹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供应粮饷，这使他饱受赞扬。”译：《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黄遵庚、黄干甫在《黄遵宪生平事迹》记载：“他的父亲黄鸿藻，字砚宾，号逸农，是际升公的长子，清咸丰丙辰科并补行乙卯科的举人，由户部主事改官知府，分发广西省任用，先后督办南宁、梧州等处厘务。适值中法战争爆发，我国军队大量开出镇南关（今睦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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