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威廉·J·佩里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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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核战争边缘的历程试读：
前言
当代最严峻的安全威胁是一颗核弹在某个城市里有随时爆炸的危险。这是我的核噩梦，它来自我长期和深刻的经验。这个危险可能以下列情形发生：一个秘密的小团体在一个秘密场所内操作普通的商用离
心机设施，提纯足够制造一枚核弹的30公斤浓缩铀。这个团体把这些浓缩铀运到附近的秘密地点。那里的一
支专业技术队伍用这些浓缩铀在两个月内组装成一枚简陋的
核弹，并将其安放在贴着农用设备标签的一个箱子里，运到
附近的机场。一架机身标有民用航空公司的运输机把这个箱子运到一
个国际机场的货物转运枢纽，在那里把箱子转放到另一架飞[1]
往华盛顿D.C.的货运飞机上。这架货运飞机降落在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这只箱
子被送到华盛顿东南区的一个库房里。这枚核弹被从箱子里取出装载到送货的卡车上。一名自杀者把这辆车开到国会大厦（众议院正在那里开
会）与白宫之间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在上午11点钟引爆
核弹。核弹的当量是1.5万吨TNT炸药。白宫、国会大厦及两
者之间的一切建筑都被摧毁。8万人立即死亡，其中包括在
爆炸现场的总统、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和320名众议员。10
万以上的人受重伤，没有医疗设施救护他们。华盛顿的通信
设施，包括移动电话的中继站，全部失效。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播放华盛顿被炸毁的视频，并报道说，它收到一个信
息声称，还有5枚核弹藏在美国的5个城市，在今后5个星期
内每星期引爆一枚，除非美国驻扎在海外的军队立即全部撤
回。股票市场行情在10分钟内狂跌，一切交易停止。国家
陷入恐慌，人们如潮水般涌出主要城市。整个美国的生产活
动停滞。国家还面临着宪法危机。总统的职务临时由参议院的议[2]
长代理，核弹爆炸时他正在梅奥（Mayo）医学中心治疗
胰腺癌，不能回到处于军事管制的华盛顿。国防部长和参谋
长联席会议主席也已被炸死，当时他们正在出席众议院军事
委员会关于他们提交预算的听证会……我们很难接受——然而我们必须想象——这个假设性
情境的灾难性后果。这只是用来阐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如果
一个恐怖组织从朝鲜或巴基斯坦买到或偷到一枚核弹，或者
从储存着高浓缩铀或钚却没有足够防卫措施的国家之一偷到
核反应堆中的裂变物质，其结果就与上例相似。
在某个城市引爆一枚核弹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然而，虽然这个灾难会导致比“9·11”事件严重数百倍的伤亡，公众对此却只有模糊的意识。其结果是，我们现有的措施不足以应付即使是小规模核攻击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本书旨在把我们面临的严峻危险告诉公众，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以大大降低这种危险。我讲述的是，我把自己生活中必不可少和超越一切的目标转变为确保核武器永不再被使用。
我的特殊经历使我敏锐地认识到核危险，并思考几乎不可想象的核战争后果。我对于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各种可能选择有第一手经验，特别是接触过绝密的内情，而这些使我具有独特的、冷静思考的优势，进而可以得出结论：核武器不再给我们提供安全，而是给安全提供危险。我认为，作为知情者，必须把自己了解的这些危险告诉公众，并且必须让公众知道我对该问题的想法，即该做些什么才能使未来几代人摆脱逐年增长的核危险。
在整个冷战和大量构建核武库的年代里，世界曾面临由于误算或偶发事故造成核灾难的前景。我认为这些危险从来不只是理论上的。我曾在古巴导弹危机时做过分析员的工作，并且此后在国防部担任过3个高级职位，这个经历使我每日与这些令人恐怖的可能性有密切接触。
虽然这些核危险随着冷战结束而消退，它们现在却以一种令人警觉的新伪装回来了。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由于俄罗斯在常规力量方面远远不如美国和北约国家，因此它的安全依赖于核力量。俄罗斯感觉自己受到北约扩展至它的边境及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威胁，其言论日益具有敌意。它的敌意论调是以大规模改进其核力量——新一代的导弹、轰炸机、潜艇及这些运载系统上的新型核弹头——作为支持的。最不祥之兆是它抛弃了“不首先使用”政策，并声称准备用核武器对付它感受到的威胁，无论是核威胁还是常规威胁。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是，俄罗斯可能由于严重的误算而认为它的安全取决于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以对付紧急情况。
除了这个日益增长的危险外，我们还面临着冷战时代未曾有过的两个新危险：地区性核战争，例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核战争，以及核恐怖袭击，如我在本文开端描述的那样。
我在1996年（即我任国防部长的最后一年）的一段经历使我认识到核恐怖威胁是实际存在的。一辆卡车上的炸弹在沙特阿拉伯的霍巴大厦（Khobar Tower）军营附近被引爆，19名空军人员被炸死，假如恐怖分子能把他的卡车开到离军营更近的地方，数百名空军人员可能被炸死（就像1983年在黎巴嫩发生的炸死220名海军陆战队员那样）。美国不知道是谁组织了这次袭击，但是我们知道其目的是迫使我们从那个国家撤军，就像黎巴嫩的那次袭击后美国撤军那样。
我认为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使命是重要的，如果在这种形式的压力下撤军将是严重的错误。所以，在沙特国王法赫德的合作和支持下，我们把美国空军基地搬迁到远处，确保我们军队的安全并继续执行我们的使命。我发布了声明，宣布这个搬迁，我们将严密地防卫我们的新基地，恐怖集团将不能阻止我们完成在沙特的使命。
一个名叫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人在互联网上刊载了对我的新闻发布会的反应，他号召发动对驻沙特阿拉伯的美军的圣战，并附有针对我个人的古怪而有威胁性的诗篇：啊，威廉，明天你将被告知，年轻人将面对你狂妄自大的对手，一个小伙子微笑着投入战斗，1并且带着沾染血迹的长矛回来。
5年后，在2001年9月11日，全世界更多地知道了本·拉登，我也明白了他发信息给我的全部含意。随着分析家们加强对本·拉登的恐怖集团“基地组织”的研究，他们认识到，这个组织的使命不仅是杀害数千名美国人（如它在“9·11”事件中做的事），而是要杀害数百万人，而且它要努力得到一枚核武器。如果基地组织得到核武器，我毫不怀疑他们将用于对付美国人。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预防措施，我前面戏剧性描述的核噩梦可能成为悲剧性的现实。这些预防措施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没有公众介入就不能付诸实践。本书解释了这些危险，并阐述了能大大减少这些危险的措施。
我的内心依然充满希望，我们能扭转危险日益增长的趋势，并提供我的最佳建议：该怎样去扭转。公众只有深刻了解危险是怎样的现实和紧迫，才会愿意按这些建议去做。威廉·J·佩里
[1] 美国首都华盛顿全称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District of Columbia），通常简称为华盛顿D.C.或D.C.，因为美国以华盛顿命名的还有西北部的1个州（华盛顿州）、31个县、20多个市和240多个镇。在行文中已明确是指首都华盛顿D.C.后，才可以简称华盛顿。——译者注
[2] 梅奥是美国南北战争时志愿参加北军的一位英国医生，1863年他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创建梅奥医学中心。现在，它被国际医疗界评为世界最佳医院的第二位。这里治疗过里根总统的阿尔茨海默症、福特总统安装心脏起搏器、老布什总统夫妇的4个股骨头置换。——译者注
致谢
我在本书中阐述的事件构成一个“选择性的回忆录”，记录了我在核时代的成长，我在它的形成和被遏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面对今日这些核武器呈现的威胁，我的思想是如何转变的。在几十年的长期历程中，我的妻子莉给予我莫大的支持，而且还有许多优秀的人士同我一起工作，他们和我都承诺要使世界更安全。我感谢他们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帮助我实现出版本书愿望的人们。
为了有助于出版本书并利用本书编写教学材料，我在美国核威胁[1]倡议组织（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NTI）之下成立了“威廉·J·佩里计划”。NTI的最高领导层——萨姆·纳恩、琼·罗尔芬（Joan Rohlfing）和黛宝拉·罗森勃鲁姆（Deborah Rosenblum）——从一开始就支持我的观点并提供鼓励、财务管理及他们懂行和能干的工作人员。如果没有下列人士巨大的私人支持，我的“计划”不可能问世，这些人士包括：道格拉斯·格里逊（Douglas C.Grisson）、伊丽莎白·霍尔姆斯（Elizabeth Holmes）、大林和乔伊丝·徐（Ta-lin and Joyce Hsu）、弗莱德·伊斯曼（Fred Iseman）、皮契和凯茜·约翰逊（Pitch and Cathie Johnson）、约瑟夫·坎普夫（Joseph Kampf）、郑和辛娣·金（Jeong and Cindi Kim）、马歇尔·梅多夫（Marshall Medoff）、马克·佩里（Mark Perry）和梅拉妮·裴娜（Melanie Pena）。我很感谢他们的慷慨支持。
这个计划的另一个主要合作伙伴是斯坦福大学：它的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CISAC）和弗里曼·斯鲍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ititute，FSI）。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办公场所，与杰出的安全问题专家的日常联系，并创造了学术研究和共同为目标奋斗的氛围。我要特别感谢提诺·奎拉（Tino Cuellar）、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ll）、艾米·齐加特（Amy Zegart）、戴维·雷尔曼（David Relman）和琳·伊登（Lynn Eden）。
斯坦福大学还帮助实现该计划的教育目的，它支持开设以本书为基础的试验性新课程，使我们能建立联网的教学材料。参与教学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和学者有：玛莎·克雷绍（Martha Creshaw）、詹姆斯·古拜（James Goodby）、西格·海克（Zig Hecker）、戴维·霍洛韦（David Holloway）、拉维·培特尔（Ravi Petel）、斯各特·塞根（Scott Sagan）、乔治·舒尔茨和菲尔·陶勃曼。此外还有斯坦福大学[2]请来的客座教授：阿什·卡特（Ash Carter）、乔·西林克隆（Joe Cirinclone）、安德烈·库科申（Andre Kokoshin）和乔·马茨（Joe Martz）。
我根据记忆撰写本书。尽管已过去了40、50年，甚至是60年之久，一些事件依然生动地存留在我的脑海里，就像是刚发生的那样。但是，我知道最好还是不要单靠我的记忆。因此，我十分感谢那些为本书而投入时间、专业知识、记忆力，核对事实，进行编辑和文字修饰的人们。
以下我称之为朋友的人都在我的生涯中起过重要作用，他们都同意为本书中的关键事件接受采访、提供观点和共同回忆细节。他们是：[3]阿什·卡特、西特·德雷尔、柳·富兰克林（Lew Franklin）、约舒华·戈特鲍姆（Joshua Gotbaum）、保罗·卡明斯基（Paul Kaminski）、保罗·克恩（Paul Kern）、迈克尔·利比茨（Michael Lippitz）、萨姆·纳恩、乔治·舒尔茨、拉里·史密斯（Larry K.Smith）、杰弗里·斯塔[4]（Jeffrey Starr）和已故的阿尔贝特·威龙（Albert Wheelon）。我很庆幸自己可以与这些有判断力和献身精神的人们合作。
我还要感谢五角大楼的安全评估办公室主任马克·朗格曼（Mark Langerman），他指导和帮助我的手稿迅速通过安全检查评估。
4位杰出的青年军官，中尉罗伯特·凯叶（Robert Kaye），海军少尉泰勒·纽曼（Taylor Newman）、约舒华·戴维·华格纳（Joshua David Wagner）和托马斯·道特（Thomas Dowd），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学位的同时贡献了大量时间核对事实和文献摘引。根据这几位斯坦福大学顶级研究生所做的精细工作可以判断，我们的军队掌握在优秀者手中。
在这个计划的早期，我们召集了一个本科生顾问委员会，研究关于核武器的危险信息，并提出如何使他们这一代人介入这些问题的建议。他们是：克莱尔·柯贝格（Claire Colberg）、伊莎贝拉·盖波洛斯基（Isabella Gabrosky）、贾雷德·格林斯潘（Jared Greenspan）、泰勒·格罗斯曼（Taylor Grossman）、丹尼尔·哈雷西（Daniel Khalessi）、海登·帕杰特（Hayden Padgett）、卡梅丽·皮斯（Camille Pease）、拉奎尔·萨克斯（Raquel Saxe）、萨希尔·沙赫（Sahil Shah）和皮亚·乌尔里奇（Pia Ulrich）。他们鼓励我们建立网上在线教育项目。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计划的关注和奉献。
我还要特别感谢这个计划的员工们：黛宝拉·戈登（Deborah C.Gordon）、克里斯琴·皮斯（Christian G.Pease）、戴维·佩里（David C.Perry）和罗宾·佩里（Robin L.Perry）。他们是一个巧干、能干、苦干的成功组合，奉献于教育和吸引公众关心核危险。我特别感谢罗宾，她是办公室主任及本书的编辑，没有她的耐心、智慧和编辑能力，我永远不可能走得如此远。
辛娣·金和马克·佩里提供了关键的法律指导。艾米·伦纳特（Amy Renert）、菲尔·陶勃曼、琳·伊登和戴维·霍洛韦提供了宝贵的编辑和出版建议。我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信任本书价值的杰弗里·本恩（Geoffrey Burn）、管理本书出版过程的专家约翰·费内龙（John Feneron）和精心制作版面的马丁·汉福特（Martin Hanft）。
最后，我深深感谢艾尔·克拉克逊（Al Clarkson），他是我从前在斯坦福大学FSI（以弗里曼·斯鲍格利命名的研究所）时的同事和长期的朋友，他恰巧是一位小说家，在文学方面很有造诣。从本书的初稿开始，艾尔就一直在我身边，宁静地给罗宾和我提供反馈，并通过他的评论、对叙事体的感觉和实质性编辑，指导我们把书撰写得更好。在艾尔与罗宾的帮助下，我无须再对本书多做编辑梳理。威廉·J·佩里
[1] NTI是由特纳（Turner，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创办者兼时代华纳公司董事长）和参议员纳恩于2001年成立的一个无党派、非营利的组织。它的主旨是研究和提倡在国际新形势下如何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和使用，其范围也包括生物和化学武器。——译者注
[2] 阿什·卡特是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最后两年的国防部长。——译者注
[3] 富兰克林是ESL公司（电磁系统实验公司）最有创意的工程师之一，后来兼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译者注
[4] 威龙（1929—2013）是中情局第一任科技情报处长，4年后离任到休斯飞机公司主管研制第一代间谍卫星和通信卫星；那时美国的通信卫星几乎都由休斯公司制造。——译者注
缩写词
ABM 反弹道导弹
ACDA 军备控制与裁军署
ALCM 空中发射巡航导弹
AWOL 擅离职守
BMD 弹道导弹防御
CIA 中央情报局
CISAC 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以前的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
CPA 注册会计师
CPD 当前危险委员会
CTBT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CTR 合作降低威胁
DARPA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DR&E 国防研究与工程局局长
DMZ 非军事区
DoD 国防部
DPRK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朝鲜）
DRC 国防改革论坛
ERTS 地球资源技术卫星
ESL 电磁系统实验室
FSI 斯坦福大学以弗里曼·斯鲍格利命名的研究所
GMAIC 导弹和航天情报委员会
GPS 全球定位系统
GTE 通用电话电子公司
H&Q 汉博奎斯特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HLG 高层团
HP 惠普公司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C 集成电路
ICBM 洲际弹道导弹
Joint STARS 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
LANL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LMSC 洛克希德导弹和空间公司
LWR 轻水反应堆
MAD 互相确保摧毁
MAED 互相确保经济摧毁
MIRV 分导式多弹头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CO 非委任军官
NORAD 北美防空司令部
NPIC 国家照片解读中心
NPT《核不扩散条约》
NSA 美国国家安全局
NSC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OMB 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PFP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RPV 遥控飞行器
SALT I & II 第一轮和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条约
SDI 战略防御创新计划
SLBM 潜射弹道导弹
START I & II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TEBAC 遥测和信标分析委员会
TERCOM 地形匹配制导
UN 联合国
UNPROFOR 联合国维和部队
US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USSR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古巴导弹危机：一场核噩梦
对于从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核导弹，我们国家的政策认为这是苏联对美国的攻击，必须对苏联予以全面的报复性回击。1——肯尼迪总统1962年10月22日的全国广播
1962年秋季美丽的一天，就在我刚庆祝完35岁生日后一个星期，我的电话铃响了。那时，我是西尔凡尼亚电子国防实验室（Sylvania Electronic Defense Laboratories）主任，这个实验室是研发针对苏联核武器系统的高科技电子侦察系统的先驱。我和妻子莉及5个孩子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漂亮住宅里，那里风景如画。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平静，但似乎即将被搅得天翻地覆。
电话是阿尔贝特·威龙（昵称“Bud”）打来的。他是我在政府评估苏联核能力的高级专家小组的同事。30多岁的威龙是中情局科技情报处历来最年轻的处长，同时兼任导弹和航天情报委员会（Guided Missile and Astronautics Intelligence Committee，GMAIC）的主任，GMAIC是一个对苏联的导弹和航天计划进行评估的专家团队。他请我到华盛顿商量事情，我告诉他，我需要重新安排日程，并且在下个星期飞回来。“不，”他说，“我要立即见到你。”紧急的气氛使我担心。美国与苏联正处于螺旋式上升的核武器竞赛中。苏联在[1]上一年刚违反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引爆了他们5 000万吨[2]TNT爆炸当量的“魔鬼核弹”。我搭乘夜航飞往华盛顿，第二天早上与他会面。
他向我展示了一些照片，未做任何解释。我立即认出照片所呈现的是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我当时的反应是恐惧，这样的部署十分明显是在试图触发美国和苏联之间核交锋。研究核武器威力的经历告诉我，这种交锋将结束文明社会。
在此后的8天内，我与一个小团队一起紧张工作，分析每天收集到的数据，写成报告，由中情局局长直接呈交约翰·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John F.Kennedy）。美国的战术侦察机每天早上在古巴低空飞行，针对已知的和可疑的导弹及武器库拍摄高分辨率的相片。侦[3]察机回到佛罗里达后，胶卷被交给军用运输机转送到纽约州北部的[4]伊士曼·柯达（Eastman Kodak）公司迅速处理。在黄昏前，处理过的胶卷被空运到我们的分析中心，它深藏在国家照片解读中心（National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Center，NPIC）内，分析员们在那里仔细分析和解读胶卷。
我轮流在两个团队工作，每个团队由两名技术分析员和3名相片解读员组成。这两个团队轮班独立工作，每个团队工作约6个小时后向另一个团队报告其发现，征询后者的评估。我们力图确定苏联部署的导弹的关键信息：它们有多少？是什么型号？它们需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准备好发射？核弹头将在什么时候被安装到导弹上？
半夜时分，我们开始一起写报告给威龙，他往往在最后几小时内参加我们的评估工作。威龙立足于我们的相片分析和其他资料，如通信线路上取得的情报，在第二天清晨向肯尼迪总统及古巴事件的执行官们报告。威龙在报告后离开会议，而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5]（John McCone）则留在那里讨论如何应对最新的事态发展。
我们把从古巴看到的及从苏联的导弹试验场侦察到的资料结合起来分析，很快就确认了这些导弹的型号及它们的射程和有效载荷。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导弹带着核弹头，能打到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我们的团队在几天之内就得出结论，这些导弹中的一部分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做好战斗准备。
在分析情报资料之余，我观看电视上播放的政治情景，肯尼迪总统命令我们的海军阻拦苏联船舶通过划定的界线，而苏联船舶在继续2向古巴航行。总统在对美国人民的讲话中毫不含糊地说出了什么是赌注，他明确地警告：从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核导弹迎来的将是对苏联的“全面的报复性回击”。
我能十分确切地理解“全面的报复性回击”的含义。因为在古巴危机之前的10年中，我一直在研究核弹爆炸的情景及其后果。在每天去分析中心的途中，我都在想象这是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
在这场核战争边缘的戏剧序幕中，我是一个参与者。但是，我只是一名小角色，对于总统团队的每日会议讨论没有第一手的了解。国[6]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及其他人对此已有许多叙述，尤其发人深思的是军队的首脑建议总统进攻古巴。我们只能推测总统团队将提出怎样的反建议，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认出的162枚古巴导弹将运载的许多核弹头已经存在于这个岛上。
虽然古巴导弹危机并未引发战争，但我那时相信且现在仍认为，世界是由于运气好和处理得好才避免了核毁灭的灾难。
自那时起，我了解到的一切都增强了我的这个信念。回顾我们已知道的当时实际情况，我更清楚地看到，如果事件超出控制，世界就会遭遇被核战争吞没的巨大危险。例如，我们现在知道，驶近我们的封锁线的苏联船舶是有潜艇护航的，而苏联潜艇装备着核鱼雷。由于难以与潜艇通信，潜艇的指挥员被授权不经莫斯科批准就可发射核鱼雷。我们只是在这次危机的许多年之后才知道，苏联潜艇的指挥员之一曾认真地考虑过向迫使他的潜艇浮出水面的美国驱逐舰发射他的核鱼雷。在艇上其他军官的劝说下，他才没有这样做。
在危机消退后，美国的许多新闻报道鼓吹美国的“胜利”，叫嚷3赫鲁晓夫先“眨眼”。这种流行的狭隘想法是似是而非的，正因赫鲁晓夫的后退才使世界免遭前所未有的灾难，而且这场危机导致了出乎意料的后果：加快了美国与苏联之间已在进行的军备竞赛。
赫鲁晓夫大概是由于在古巴被迫让步的举动，所以在1964年被[7]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阿列克谢·柯西金[8]（Alexei Kosygin）所替代。勃列日涅夫誓言要使苏联永远不再处于核劣势地位，并加快了苏联秘密研制洲际弹道导弹（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ICBM）和核弹头的计划。
起初自满于“胜利”的美国国防部官员们不得不立即提升本已高度优先的技术情报收集工作，因为苏联的导弹与航天工程的规模和高精尖技术水平迅速提高。许多国防实验室，如我工作的那个实验室，都忙碌起来，它们的业务量增长直接与我们国家和世界的危险增长相关，这是萦绕于我们这个行业人们心头的一种两面性增长。
古巴危机显然是核时代的一段标志性历史。它最不可忘却和令人震惊的方面是以历史性罪恶作为赌局，古巴导弹危机无可置疑地使我们来到核毁灭的边缘。在那场无可比拟的危机中，美国决策者们的知识往往不全面，有时甚至错误。
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在一些想法中有一种不现实的特色，老的思维模式与核武器时代的新现实不相容：双方的许多顾问要把我们投入核战争；媒体把这个危机描述成“胜”或“败”的戏剧；双方领袖们的政治决策似乎取决于他们对于开战的意愿；其结果是决定在降低军备和紧张局势方面——这在如此接近灾难之后本来是合理的——不合作，而是重启军备竞赛。
世界暂时避免了一场核浩劫。但是，从长远看——至少在似乎勉强地躲过了明显的危机后的喘息时刻，古巴导弹危机标志了一种正在增长的危险。在我经历了1962年秋天那几乎难忘的8天后，降低核武器的危险成为唯一深入我内心的挑战，似乎没有别的道路能召唤我。
古巴导弹危机对于我是一种召唤，它使我最终放弃研发侦察苏联核武库的高科技手段，转而领导五角大楼从事美国常规和战略力量的现代化，把维持核遏制推到次要地位，以及在后来从事促进国际合作计划，通过立法、全球外交和倡议以减少核武器。
[1] 1963年10月《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才生效，所以不能说苏联在1961年违反了禁止（ban）核试验。苏联违反的是《暂时停止（moratorium）核试验协议》（此处原书有误，作者同意再版时更正）。美、英、苏在1958年11月达成暂时停止核试验的协议。1961年8月31日赫鲁晓夫宣布退出这个协议，第二天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核试验，包括1961年10月苏联在北极地区新地岛试验代号为“伊凡”的5 000万吨TNT爆炸当量的氢弹。历史上，印度总理尼赫鲁1954年4月就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禁止核试验的建议。印度却反对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法国和中国也没有签字。中国在1964年首次进行核试验；印度的第一次核试验是在1974年6月18日；巴基斯坦则在1998年开始核试验。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有182个国家签字，中国和美国已签字，但是都尚未经国内立法机构批准，印度未签字。由于未满足条约规定的必须有4个批准国，故该条约尚未生效。——译者注
[2] 原子弹的原理是放射性重元素（铀-235或钚）“裂变”。氢弹的原理是“裂变—聚变”，即利用原子弹裂变产生的高温高压使轻元素（氢和锂的同位素和化合物）聚合产生更大的能量。“魔鬼炸弹”的原理是“裂变—聚变—裂变”，即利用聚变产生的更高温和更高压使本来不能聚变的铀-238也发生聚变，产生更多的能量。但是“魔鬼炸弹”重达26吨，不便于导弹运载，而且摧毁效力太集中，不如分散成10颗500万吨或100颗50万吨的弹头，所以苏联和美国都转而研制多弹头分导的核导弹。——译者注
[3] 佛罗里达州在美国东南部，其南端与古巴仅隔约150公里宽的海峡。——译者注
[4] 伊士曼·柯达公司简称柯达公司，是乔治·伊士曼于1880年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成立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照相业公司，柯达胶卷曾垄断世界市场。20世纪末，照相业进入数码时代，柯达公司也转营数码影像，如数码相机、摄像机、扫描仪及数码通信等业务。但是，由于比世界科技发展晚一步，柯达公司在2012年1月申请破产保护。2013年依靠出售专利权给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微软、三星等公司，筹得52.5亿美元，偿清债务而复业。——译者注
[5] 麦科恩（1902—1991）是著名的“冷战斗士”。早在195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他就反对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逊提出的禁止核试验建议。他在1958年被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为原子能署署长。在1960年美国企图推翻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的“猪湾（Pig Bay）事件”中，中情局组织的雇佣军大败，中情局局长杜勒斯被肯尼迪总统撤职，由麦科恩接任，直到他在1965年辞职。他在任中情局局长期间到处（包括古巴、智利、中美洲的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搞颠覆活动。——译者注
[6] 麦克纳马拉（1916—2009）是共和党人，从政前曾任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在两位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1961—1968）任国防部长。在他的任期内发生过古巴导弹危机、入侵古巴的猪湾登陆、东德建柏林隔离墙、越南战争升级、中印边界战争等事件。他曾提出以美国撤出驻土耳其的导弹换取苏联撤回驻古巴的导弹，给赫鲁晓夫一个体面结束古巴导弹危机的理由。他持反共、反苏、反华的立场，晚年曾写书为此忏悔。他在卸任国防部长后被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1968—1981），他的立场有所转变，把世界银行（简称“世行”）贷款重点转为欠发达国家，从他上任时的每年10亿美元贷款增加到每年115亿美元。他去世后，世行行长佐利克在悼词中称：麦克纳马拉的“最重要成就之一是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开启了世行与中国的关系，无视诸多反对者的异议”。——译者注
[7] 勃列日涅夫（1906—1982）在1964年以政变方式推翻赫鲁晓夫并上台。他在1968年出兵镇压了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后，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有限主权”“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专政”等西方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理论。他对西方采取进攻性战略，以美国为主要对手，将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改为力求取代美国，独霸世界，大力扩展军力，核弹头数量超过美国。他在1969年3月通过苏联驻美大使提出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尼克松揭露这一计划并斥之为“我们只是有能力毁灭世界，他们却是有胆量毁灭世界”。——译者注
[8] 柯西金（1904—1980）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主张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反对以苏联控制波斯湾石油通道为最终目标的入侵阿富汗；他拒绝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都签了字的入侵阿富汗决议上签字。——译者注2天空之火
原子释放的能量改变了一切，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因此而1滑向前所未有的灾难。——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46年5月23日
我怎么会在古巴危机期间被召到华盛顿去做情报分析工作呢？实[1]际上，早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的1941年那个无耻的星期日，我在核战争边缘的历程就已经开始了。那是最初的扰动，它使我此后的生活涵盖了服兵役、研发用于冷战的侦察系统、在政府部门工作、在大学教书和从事外交工作——这些工作的大部分都以降低核威胁为目的。当然，我在那个遥远的星期日不可能预见这条生活道路，不可[2]能知道在自己达到法定成年年龄时人类制成了一种能够根本性地改变人类处境的武器，也不可能知道迎接这个前所未有的对文明的挑战将成为我永恒的关注。
那个历史性的星期日在我刚满14岁的时候来临。那天，我正在[3]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简称“宾州”）的巴特勒（Butler）一位朋友家做客，他的兄弟冲进来大叫：“我们跟日本开战了！他们刚轰炸了珍珠港！”同日本开战已酝酿了一年多，许多广播电台的评论员们预言它即将发生。14岁的我立刻做出反应：我要作为陆军航
[4]空兵的飞行员投入战争，但是我担心战争将在我达到服役年龄前结束——后来果然如此。[5]
我在1944年10月满17岁时开车到匹茨堡（Pittsburgh），通过了陆军航空兵的士官学校的招生考试和效忠宣誓。我暂时回家等待，陆军认为将在约6个月内开学。我在此前已高中毕业，因此我在被征召前还可以读一个学期的大学课程。1945年5月，正当我在卡内基技术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读完我的第一学期时，陆军终止了航空兵的士官教育，发给我一个荣誉退役证，尽管我未曾实际服役一天。我又读了两个学期的大学课程，然后在满18岁时应召到陆军工程兵部队服役。这个部队对我进行制图培训，并派我到驻日本的占领军，在东京的郊区接受训练。
我阅读过的关于战争的资料未能使我对于在东京看到的巨大破坏有思想准备。这个一度是大都市的地区大部分被摧毁了，几乎每一座木结构建筑都因受燃烧弹的攻击而焚毁。幸存者们住在烧残了的废墟中，依靠占领军分发的少量劣质配给品生存。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我们这个连队搭乘坦克登陆舰去冲绳岛，为那个岛屿制作高精度的地形图。冲绳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场大型战役发生的地方，战斗十分血腥，近20万日本军人及平民丧生。美军的伤亡虽然少得多，但仍然可怖，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死于日本兵的自杀式攻击。在冲绳岛战役中被战争摧毁的首府那霸市。美国海军陆战队阿瑟·海格（Arthur Hager）拍摄
我永远忘不了在冲绳岛首府那霸市（Naha）登岸时看到的景象。在这个曾经繁华的城市中没有一座未倒塌的建筑。幸存者们住在帐篷里或瓦砾中。这个“茂盛的热带景色变成了充满一大片泥沼、炮2弹皮、废墟和蛆虫的场地”。在冲绳岛的最后战斗之处Mabuni（汉[6]语“系满”），树立了一座被称为“和平基石”的纪念碑，上面刻着已知的24万名死于激烈和可怕的战斗的日本人姓名。
在东京及那霸，年轻的我目睹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战争破坏力。我见证了战争暴力的局部历史，这是一段使人思想改变的经历，是数百次空袭时投下成千上万枚炸弹造成的破坏。而在广岛和长崎，类似的破坏只需用一枚炸弹。我深刻地明白了，我们已具有制造难以想象的恐怖和废墟的新能力，这个能力改变了一切。
见证这样的破坏力不可扭转地决定了我的生活目标。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世界在核时代面临着过去从未见过的邪恶危险：不仅是摧毁城市，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发生过的那样，而且是终止我们的文明。我开始明白，当爱因斯坦说：“原子释放的能量改变了一切，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时，他所指的是什么。但是，我的思维已经开始改变。
我在1947年6月完成了在军队的服役。虽然破坏力的形象依然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我还是准备把战争年代遗留在我的身后。我希望战后有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新世界，并急于重新缔造我的青春期生活。我[7]回到学校并重新燃起我与莉·格林（Lee Green）的亲密关系，她是我在高中时期的爱人，我们于1947年12月29日在莉的家里举行了结婚誓言礼。虽然我们深深相爱，但我那时不可能知道这个终身的结合将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我们共享着持久的爱情和坚定的伙伴关系，它支撑着我俩在个人经历中应对许多挑战。
莉和我按各自的课程计划完成学业，但是我们不想长期待在东岸[8]。我要到斯坦福大学去攻读学位。我从日本服役回来在旧金山码头下船时被这个湾区的美丽景色所吸引，并且觉得在这里每个事物都是新颖的，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于是，我根据《军人安置法案》[9]（G.I.Bill）申请转学到斯坦福大学，莉和我在1948年夏天开车横穿整个美洲大陆，开始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新生活，我在这里的斯坦福大学拿到了数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数学的纯洁和美丽及斯坦福大学的学者们使我走火入魔。但是，我的退伍军人待遇在我取得硕士学位时到期了，且家庭成员增加却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所以我负担不起继续待在斯坦福大学的费用。我[10]在爱达荷（Idaho）大学担任了一年的数学辅导员，同时探索攻读博士学位的各种途径。这些探索之一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可以在[11]宾州州立大学教数学，同时攻读博士学位。
在宾州州立大学，除了做我的博士研究和每学期教3个班的数学外，我还开始在当地的一家国防企业哈勒·雷蒙·布朗（Haller，Raymond & Brown，HRW）公司打半天工。虽然我是为了经济需要而从事这项国防业务，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喜欢把数学造诣用于解决国防方面的难题，而且做得相当好。
我开始我的博士研究生计划，旨在成为一名数学教授。但是世界上继续发生着邪恶的事件，这对于我的宗旨来说是个不好的背景。就在我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的前两个星期，朝鲜战争爆发了，而且冷战及大量增加的核武器开始真正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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