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乔纳森•哈尔（Jonathan Harr）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漫长的诉讼：环境污染、白血病儿童和对司法公正的追求试读：
致读者信
This is a work of nonfiction. All the characters and events depicted in this book are real. Much of the material comes from my own observations over a period of eight years, beginning in the winter of 1986, and from repeated interviews with those persons directly involved. The voluminous official record, particularly some fifty thousand pages of deposition and trial transcripts, provided another vital source. The reader can find further information in A Note on Sources and Acknowledgments at the end of the narrative.——Jonathan Harr这是一部非虚构类作品，书中所描述的所有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许多材料来自我个人从1986年开始的长达八年的观察以及对事件当事人的不断采访。资料的另一个关键来源则是浩如烟海的官方记录，尤其是长达5万多页的书面证词和庭审记录。在本书末尾的“资料来源说明”和“致谢”部分，读者可以看到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乔纳森·哈尔
权威推荐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本书扣人心弦、内容丰富、生动形象、情节曲折、激动人心。《新闻周刊》（Newsweek）
这本书充分描绘了游移于法律边缘的问题，满纸贪婪、欺骗、痛苦与冷酷，扣人心弦，令人欲罢不能。《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这本重要的著作不容错过，就像报告文学《冷血》（In cold blood）（杜鲁门·卡波特作品）那样吸引人。《时代周刊》（Time）
年度最佳图书之一。叙事充满悬念，你会钦佩书中人物的勇敢，收获思想碰撞带来的惊喜。《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漫长的诉讼》会让你爱不释手，一旦翻开，你就无法放下。《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这是一部成功描写侵权大案过程的作品，情节曲折，不输任何小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场大规模的“瘟疫”肆虐了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工业小镇——沃本，12个小孩死于（或将要死于）白血病，其中有8个人是近邻。死者父母怀疑是水质问题导致了白血病，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水里有致癌物。
1979年，伤心的父母在镇上水井里发现了致癌的工业废物，于是他们聘请了专攻人身伤害案的律师扬·施利希特曼。扬·施利希特曼对这类案件并不熟悉，但为了得到那笔庞大的诉讼费，他还是接手了这个案子。
虽然本书是杂志社记者哈尔的处女作，但他相当成功地塑造了施利希特曼这个复杂的人物。在施利希特曼身上，你可以找到所有律师的特点：极端自私、异想天开、工作狂、贪得无厌、幼稚，但他愿意倾尽所有处理沃本案，为此他几乎失去了律师执业证和生命。
哈尔适当减少了对那些垂死患儿的描述，重点阐述了由施利希特曼处理的两大公司倾倒有毒废物的案件：贝翠斯食品公司（该公司聘请的律师是波士顿黑尔与多尔律师事务所的杰罗姆·法切尔）和美国W.R.格雷斯公司（该公司聘请的律师是波士顿FHE律师事务所的威廉·齐思曼）。尽管法切尔和齐思曼都出身于上流社会，但是他们还是会用一些肮脏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拒绝提供相关证据、不断声称施利希特曼接了“上不了台面”的官司、请求法官将他停职。
事实上，故事里真正的恶人是联邦法院的法官沃尔特·J.斯金纳，他不喜欢施利希特曼，所以强迫施利希特曼接受将庭审分为两个漫长阶段的提议。当斯金纳法官向不知所措的陪审团提出四个费解的问题时，沃本市那些年轻的法官还不知道整个法律体系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是一部让人胆寒的非虚构类法律惊悚小说，可读性极强，完全不逊色于约翰·格里森姆的作品。书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也非常重要，引人深思。《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异想天开的年轻律师，想要证实两个顶级公司（贝翠斯食品公司和W.R.格雷斯公司）对沃本市的环境及其居民所造成的伤害。当时人们传言这两个公司将致癌物质排入了马萨诸塞州沃本市的阿贝霍纳河中，这条河位于波士顿的郊区。
扬·施利希特曼一直希望许多美国大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能收到自己胜诉的消息，他也认为有这群白血病患者作证，他肯定能胜诉，但一切都只是他的臆想而已。案件依旧没有什么进展：第一，该案被转交至联邦法院；第二，庭审法官似乎一直都不关心这个案件；第三，至少有一个被告证人做了假证；第四，被告律师显然没有把所有的相关文件交给施利希特曼的团队。
贝翠斯食品公司的诉讼案件结束了，法院判定W.R.格雷斯公司向原告赔偿800万美元。在施利希特曼看来，自己输得一塌糊涂，因为他破产了。前《新英格兰月刊》（New England Monthly）撰稿人乔纳森·哈尔栩栩如生地讲述了这个故事，其详细程度已经超出很多读者的想象。作者把电影版权交给迪士尼公司之后就去周游世界了。《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前《新英格兰月刊》（New England Monthly）撰稿人哈尔为读者描述了一个民事诉讼案件，该案之于民事司法制度就像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妻案之于刑事司法制度一样。故事虽然不够典型，但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作者开篇就讲述了马萨诸塞州沃本市白血病患儿的故事，然后转到没有结果的地下水污染案件。整个过程就像过山车一样惊险离奇。哈尔在书中展示了以下两点：第一，案件审查过程中原告律师过于自负；第二，法官的判断失误让原告主辩护律师精神崩溃、经济破产。书中的确存在一些瑕疵，比如作者没有对案件进行分析，也没有把事件和人物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然而瑕不掩瑜，作者创造氛围和制造悬念的高超能力依然让这本书引人入胜。我想向所有成年人推荐这本非虚构类作品。《书单》（Booklist）杂志
哈尔把目光锁定在那些热衷于由真实案例改编的非虚构类作品的读者群，他笃定，戏剧化的情节定能吸引读者的眼球。他选择了一个典型的环境污染案作为本书案例，他没有过多描述这场诉讼的合法性，而是花了很多笔墨讲述律师在法庭上的咆哮和相互攻讦。尽管他对辩护双方都做了描述，但他还是更侧重于刻画性格急躁、精力充沛的原告律师扬·施利希特曼。
白血病患者的家属认为导致白血病高发的元凶是被污染的井水，所以他们将矛头指向两个财力雄厚的公司：W.R.格雷斯公司和贝翠斯食品公司。扬·施利希特曼就在这时接手了该案。施利希特曼在处理该案相关事务的时候，总会和被告方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狭路相逢。每次见面对方总是口若悬河，施利希特曼则面临着走钢丝般的棘手困境。尽管债主们经常催促施利希特曼的理财顾问还款，他还是一次次拒绝了对方提出的和解金额。
尽管书中的主人公依旧像其他推理小说的主角一样光鲜，但他最后还是走到了破产的境地。在这个过程中，施利希特曼被各种势力（完全不是他的雄心壮志和自以为是能够控制的）推来推去。在书中，作者对诉讼提出了深刻有趣的见解，我想任何一个具有法律头脑的读者都愿意从头到尾读一读这本书。《克利夫兰诚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
一部持续创作了十年的法律纪实佳作。《漫长的诉讼》是个残酷又有趣的故事，它讲述了一场法制遭到破坏、贪婪联合权力与公正展开的无休止斗争。它还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意志坚定的男人最终如何扭转局势。
作者的叙述如滔滔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真是难忘的阅读经历。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20世纪90年代最畅销小说家”，代表作：《已上漆的房子》（A Painted House）《鹈鹕案卷》（The Pelican Brief）
不管真实还是虚构，这是我读过的最有吸引力的一部诉讼编年史。亚马逊读者评论
在美国，如果有人诽谤你，你可以把他们告上法庭。
有好几年，美国W.R.格雷斯公司和贝翠斯食品公司一直把一种致癌工业溶剂排入马萨诸塞州沃本市的地下水含水层。1981年，8位白血病患者家属向法院提出诉讼。然而，《漫长的诉讼》用事实告诉大家：司法是难以捉摸的，当不法分子是顶级公司的时候更是如此。即便这些家属聘请的律师都是个中高手，即便他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最终也束手无策。
更让人惊讶的是很多暗斗都被判为合法。这个故事最终还是被“英雄”改写了，这些“英雄”分别是：一身缺点又桀骜不驯的原告律师扬·施利希特曼和他勇敢的同事、贝翠斯食品公司神秘莫测的律师法切尔、贝翠斯莱利皮革厂总经理约翰·J.莱利，还有其他很多人。本书条理清晰，读者无法忽略其中的每段剧情。读者们会情不自禁地为那些失去小孩的父母感到心痛，也能体会到施利希特曼身无分文时的绝望。《漫长的诉讼》读起来就像莫托洛夫鸡尾酒的一则长广告（但莫托洛夫不会把广告写成一本如此厚的书，不知道现在情况是否有所改变）。推荐序激烈的诉讼案可以吞噬一切《律师》（Lawyers）安德鲁·特拉斯克（Andrew Trask）2011年9月22日
法学院的生活并非你想象中的那样滋润。一方面你要面对高昂的学费、不容乐观的就业趋势；另一方面来自科技变革和成本增长的压力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法律行业。即便是有经验的法律从业者也为此头疼不已。法律行业日渐消沉，以至于人气最高的法律博客是保罗·坎波斯教授开设的“法律学校内部骗局”。
在过去十年里，每当有年轻的法律预科生向我寻求建议时，我总会劝他们在报考法学院之前要三思。我之所以给出如此严肃的建议，是因为该行业当前面对的沉重负担和残酷的竞争。也许这份工作可以带来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法律行业终究是一个会将青春消磨殆尽的行业。即便是行业里最有前景的职位，也要经历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和头脑风暴。许多人将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称作“吃馅饼比赛”，谁能争得第一，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馅饼。如果你是2014级法学院的学生，想必你和你的同学们已经听过这些警告了。
如果你已经进入法学院学习或者已经踏入更大、更残酷的法律世界中，我的第二个建议是，给自己买一本《漫长的诉讼》，好好拜读。《漫长的诉讼》取材于大规模侵权案件。刚做律师的时候（我在大学一年级暑期见习时），阅读本书是我的首要任务。当时我在波士顿一家小公司做暑期见习生，而本书大部分场景发生在波士顿联邦法庭。那时《漫长的诉讼》刚刚出版，还没有成为畅销书。我是在当地某个偏僻的书店里发现这本书的，没想到这本无意间发现的书让我欲罢不能，不仅让我了解了波士顿法院处理复杂诉讼案件的程序，而且作者乔纳森在书中描述了各种类型的律师。
本书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沃本市针对白血病集中多发的诉讼故事。原告代表是侵权律师扬·施利希特曼，控告W.R.格雷斯公司在沃本的工厂排放的致癌物质污染了当地的地下水。这个诉讼案持续多年，众说纷纭。实际上，这个诉讼案一经成立，就受到了大众关注，并成为民事诉讼教授的重要教学案例。
通过本书你可以了解很多诉讼案的策略与技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提供了一个关于被告辩护律师诉讼策略的案例，即用“第11条规定”动议对施利希特曼提起控告，这次不仅是对施利希特曼的一记重击，也是对该案其他人的警告。
但是我认为这本书最吸引读者的是这个诉讼案中没有真正的赢家。与该案相关的人都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无论是原告、被告还是双方代理律师。“发财，成名，行善。”施利希特曼说道，“发财不难，
成名也不太难。发财和成名同时进行也不难。但要是想要三
者兼具，就难于登天。”
乔纳森花了大量时间跟踪原告团队，深入涉案双方的律师团队。他对律师的观察对青年律师来说非常有用（当然对于有经验的律师也同样有用），其中包括：律师可以使用不同的策略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当被告辩护律师提议对原告实行“第11条规定”动议时，施利希特曼觉得自己遭到了冒犯，随后他对这项动议做了极具技巧的回应，这个回应推动诉讼案进入至关重要的听证会环节。施利希特曼用力挂掉电话。他呼吸急促，满脸通红，气
得双手发抖。“这家伙是个混蛋。”施利希特曼怒吼道。
对方提出的“第11条规定”动议惹怒了施利希特曼，他径直走上前。他的行为也同样激怒了斯金纳法官。据乔纳森回忆，施利希特曼在情感表达上花费的时间远超于他回应的实质内容。这种策略被称为“寻求同情”，是很多律师采用的方法。正如本书作者乔纳森所言，如果你感动不了自己，你很难用这种博取同情的策略取得成功。如果你感动不了别人，则会适得其反（正如在施利希特曼身上发生的一切）。
通过本书你会发现律师也会被甜言蜜语迷惑。施利希特曼聘请的查尔斯·尼森认为沃本案的赔偿金也许会超过十亿美元（因此他在书中的绰号是“亿万富翁查理”）。尽管他们努力保持镇定，但尼森的预测还是让他们欣喜若狂。
诉讼本就是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书中，施利希特曼的爱车失而复得。施利希特曼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豪华会议厅里举行了一次庭前和解会议，这次会议以失败告终。施利希特曼的失败经历也告诉我们，与被告谈判的最佳途径是据理力争，而不是寄希望于一次浮夸的和解会议。在沃本案即将结束的时候，施利希特曼走进他的办公室：尽管他还有容身之处，但他真的无家可归了。他把迪米
特里西服套装放进接待室的壁橱，把丝质领带和巴利皮鞋放
进卫生间旁边的壁橱。克罗利办公室的折叠沙发变成了他的
床。每天晚上，他会在办公室厨房里煮一些廉价花草茶，然
后端着茶去会议室看电视。“住在这里没什么不好，”他鼓
励自己，“我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那种
平淡无奇的生活。”
并不是每个律师都会像施利希特曼一样经历大起大落，但是作为一名律师，你所要面对的是有诸多诉求的客户、强有力的对手以及近乎疯狂的工作量，这使得律师常常过着云霄飞车般的生活。
在沃本案庭审期间，施利希特曼曾经这样说：“参加庭审就犹如潜入深海好几个星期，水面上的世界只能产生微弱的声响。水面上可能会发生战争、爆发丑闻或者出现天灾，但对他来说这些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案件的细节，甚至在做梦时也是如此。生活变成了一场战斗。当他终于能浮上水面、再次呼吸到新鲜空气时，这个世界似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无论这场官司是赢是输，他都要开始重新探索那些依稀记得的快乐。他会觉得身边事物的颜色变得更明亮了，食物变得更美味了，天气也更加宜人了。”
虽然这种经验让人羡慕，但它同样能使人晕头转向。你会发现乔纳森笔下的施利希特曼经常感到迷茫。对于很多律师来说，类似经历也令人向往。如果你将律师这一职业作为毕生追求，那么这种经历对你来说是宝贵的经验，否则这种经历太过惊险刺激，反而不那么吸引人了。
法律专业的学生能从这本书中学到什么呢？法学院总是吹嘘要教会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但是，知道律师的情感体验也同样重要。律师常常在过分乐观和彻底绝望中游走。他们容易生气，有时候怒发冲冠。生而为人，是很难控制自己情感的，但是大部分律师在处理情感方面确实高于常人。
大量研究表明，你不需要拥有很多财富就可以享受快乐。事实上，你每年只需要四万美元的收入。工作中的快乐取决于一些外在因素，如是否受到重视。还有一些可改变的因素，如工作时间的长短。如果在读完《漫长的诉讼》之后，你还享受生活，享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就像施利希特曼一样，那么祝贺你，你已具备成为一名律师的基本要素。如果不是，也许你需要时间去重新考虑，律师这个职业是否适合自己，也许它和你想象中的律师生活截然不同。不要觉得这种说法会贬低你的能力。你会就职于一家非常好的公司，很多同事都是你在法学院的同学，那里有许多将来会成为杰出律师的人。第1章波士顿：1986年7月深陷债务危机
7月中旬的某个周六，上午8点30分，律师扬·施利希特曼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他只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电话铃响的时候，他正梦到一位年轻女士。这位女士在波士顿一家保险公司的财务部工作，她有一双深褐色的眼眸，肌肤白净，还有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在过去的五个月里，每逢工作日，这位女士都与施利希特曼面对面坐在法庭里，两人相距不到十英尺（1英尺＝0.3048米，下同），但是，施利希特曼没有直接跟她说过一句话，她也没有对他说过任何话。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他曾听她说过一次话，但是现在他再也想不起她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了。当他们目光偶尔交汇的时候，两人都小心翼翼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神里不带任何情感，然后尽快把目光移到别处，尽量不冒犯对方。
这位女士是名陪审员。施利希特曼希望她能喜欢和信任自己，他很想知道她在想什么。在梦里，他们一起站在满是树枝、树根和藤蔓的树林里，她身后站着几个人。施利希特曼认得他们，他们是其他几名陪审员。这位女士要决定走哪条林间小路，而施利希特曼想给她指路。他恳求她，而她还是犹豫不决。这个有着明显意义却又悬而未决的梦在电话铃响起的那一刻结束了，施利希特曼醒了过来，觉得自己被一种恐惧感包围着。
打电话的那个人说他是南岸港湾银行的职员。施利希特曼拖欠这家银行的汽车按揭贷款已经好几个月了，除非他支付到期的9203美元，否则银行将收回他那辆黑色保时捷928跑车。
施利希特曼根本不知道这几个月的银行贷款有没有还，但他仔细想了想，觉得很可能没有还。他叫那位银行职员跟一个叫詹姆斯·戈登的人谈。“我的财务归他管。”施利希特曼说道，随后把戈登的电话号码告诉了银行职员，并结束了通话。
施利希特曼继续在床上躺着。20分钟后，电话又响了。这一次，对方说他是萨福克郡治安官。治安官说他是用查尔斯大街的公用电话打过来的，这条街与施利希特曼的住所仅隔了两个街区，他要过来收回保时捷跑车。“请告诉我，车在哪里。”治安官说。
施利希特曼让治安官等他十分钟，然后，他打电话给戈登，但是一直没有打通。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这时电话又响了。“你到底要不要告诉我车在哪里？”治安官问道。施利希特曼说：“我会的。”
这位治安官体格魁梧，身上穿着深蓝色夹克，正等候在施利希特曼家的大门前。这是1986年夏季的一个清晨，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施利希特曼可以看到查尔斯河碧波粼粼，几艘挂着白帆的小船迎着早晨的微风轻快前行。治安官把收回车辆的一些证明文件递给他，施利希特曼随意翻了翻文件，然后告诉治安官，车停在三个街区以外的一个车库里，他要去把车开过来。他让治安官在门口台阶上等着，然后走上平克尼大街，沿着灯塔山主干道查尔斯大街铺了砖的人行道走去。他路过几家小餐厅，咖啡和刚出炉的点心的香气从餐厅门口飘出来，他身旁有几名用婴儿车推着孩子散步的年轻母亲，还路遇几名朝查尔斯河河滨绿化带跑去的慢跑者。他觉得，他的未来甚至于他的人生，似乎已经危在旦夕，而周围的一切仍然平静如常。
停在车库里的保时捷由于城市污染而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氧化层。这辆车买回来差不多两年了，然而施利希特曼开了不到五千英里（1英里＝1.609千米，下同）。去年整个冬季，它都闲置在车库里；今年春天，施利希特曼的女朋友曾想开一下这辆车，却发现电池已经没电了。她找人充好电，开出去了一会儿，可是詹姆斯·戈登马上告诉她，车子的保险已经过期，她不能再把车开出去了。
施利希特曼将车开回平克尼大街，把车钥匙交给治安官。治安官拿出一把螺丝刀，开始拆卸车子的牌照。施利希特曼站在人行道上，双臂合抱地看着他。治安官抖开一个绿色的塑料垃圾袋，把仪表盘上的录音带和文件放进袋里。在保时捷狭窄的后座上，他发现了一些法律书籍和几份关于一项民事诉讼的书面证词笔录，上面标着“安妮·安德森等人控告W.R.格雷斯公司等”。治安官把它们也扔到了袋子里。他有条不紊、一言不发地工作着，因为他早就知道，在他出现的地方，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表现得太热情。但是，这些证词笔录让他感到好奇，他问施利希特曼：“你是律师？”
施利希特曼点点头。“你参与了那个案子？”
施利希特曼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还补充说，陪审团对该案仍无定论，但他敢肯定陪审团会在下周一作出裁决。
治安官说他曾在电视节目《60分钟》（60 Minutes）上看到过那位名叫安妮·安德森的女人。他把垃圾袋递给施利希特曼，并要求他在一张收据上签字。然后他费力地挤进驾驶座，启动了汽车。“这车不错。”他说，抬头看了一眼施利希特曼，摇了摇头，继续说道：“这案子肯定很棘手。”听到这话，施利希特曼笑了起来。治安官也笑了，他说：“好吧，祝你好运。”
施利希特曼站在路边，看着治安官将保时捷开上布里默大街，消失在街道的尽头，心想：“真是来得容易去得快。”两天后，也就是周一早上，施利希特曼穿上了他最喜欢的西装（在纽约手工定做的迪米特里牌西装）、最好的巴利牌皮鞋，还有一条他觉得会给他带来好运的紫红色爱马仕领带。通常他会坐出租车去波士顿市中心的联邦法院，可是这天早上他身上没钱，只能走路去。在路过波士顿议院时，一名男子向他走来。这名男子穿着脏兮兮的外套，把个人物品装在一个绿色塑料垃圾袋里。他向施利希特曼讨钱，施利希特曼说自己身上没钱。
施利希特曼继续走着，他突然觉得，人生的际遇真是变化无常。严格来讲，他自己也快无家可归了。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因无法支付公寓的物业管理费已经被公寓联合会起诉了。他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笔按揭贷款也已经逾期欠款。在历时78天的审理期结束后，陪审团开始商议审判结果，这时的施利希特曼早已身无分文。“你们快要喝西北风了。”詹姆斯·戈登曾对施利希特曼和他的几名合伙人说。SCC律师事务所（Schlichtman, Conway &Crowley）每周的进账少得可怜，而且这些钱都来自很久以前就结案的诉讼费用，最多不超过每周1500美元，而公司每周要支付给秘书和律师助理的薪水就高达4000美元。美国运通公司已经起诉了SCC律师事务所，因为这家机构连续四个多月没有偿还2.5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另一家名为“海勒金融”的借贷公司威胁说要在8月1日之前收回这家律师事务所的电脑。据戈登估计，如果施利希特曼败诉的话，他会深陷债务危机之中，所有债务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还清。
不过，钱还不是施利希特曼最担心的事情。他是一个有着奢侈品味的人，却不太在乎钱，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他更害怕为了这桩案子搭上自己的名声。他担心的是，如果他因为错误的立场而败诉，他将失去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所有自信、抱负和才华都会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消失殆尽。他仿佛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他坐在公园的板凳上，身边放着他的绿色塑料垃圾袋，而那套手工定做的西装就被塞在垃圾袋里。
7点45分，身上微微冒汗的施利希特曼来到了法院的走廊，他开始耐心地等待。对他来说，这条走廊再熟悉不过了。平常，他会站在一张厚重的木板凳旁边，那张板凳有点像教堂里的长椅，它正对着法官沃尔特·J.斯金纳那扇紧闭的办公室大门。走廊的尽头有台公用电话，电话旁边是一扇厚重的旋转门，从那扇门进去就是斯金纳法官的审判庭。施利希特曼在那里打过几百个小时的官司，而现在，他根本不想进去，他宁愿待在走廊里。走廊的另一头足足有一个街区那么远，从这一头到另一头要经过一排电梯和十几扇紧闭的大门，这些大门分别通向陪审团室、会议室和办公室。走廊里没有窗户，早上8点施利希特曼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跟他在下午4点离开时没什么两样。走廊里的照明设施都是嵌入天花板的老旧荧光灯，发着微弱的灯光，犹如阴天时的黄昏。走廊弥漫着一股地板漆、消毒剂和香烟味混杂在一起的陈腐气味。
大约8点钟，陪审员陆续来到法院，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要走到走廊那头，顺着狭长的楼梯进入一个小房间，在那里对案件进行审议。施利希特曼从未见过那个房间的样子。有些早上，两三名陪审员会一起到法庭。出电梯的时候，他们会边走边讨论案情，当看到施利希特曼时，谈话就会戛然而止。他们脸上或者露出紧绷的、浅浅的、不自然的微笑，或者朝他匆匆地点头示意。在陪审员经过身边时，施利希特曼刻意地盯着地板，但他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他们的每个步伐，他研究着他们的举止和衣着打扮，尝试着揣摩他们此刻的心思。
陪审员们的脚步声逐渐远去。很快，走廊里又只剩施利希特曼一个人了。第2章沃本市：1966年夏兴建工业园，悲剧的开始
1966年夏天，刚来到沃本市圣公会三一教堂的23岁的牧师布鲁斯·杨雄心勃勃。三一教堂是他供职的第一个教堂，它的外表朴实无华，看上去非常坚固，有着陡峭的尖屋顶、白色的外壁，每面墙都镶嵌着三扇彩色小玻璃窗。初来乍到的布鲁斯发现，这座教堂已经陷入了困境。棕褐色的杂草零星地出现在草坪上，有些地方还露出一片片光秃的地面。灌木丛需要修剪，房顶上的木瓦板早已卷曲，哥特风格的正门也需要重新上漆。即便在最景气的年代，这座建于1902年的教堂也没有繁荣过。
布鲁斯·杨刚到这里的时候，只有大约50名教徒在参加礼拜活动，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依然记得这座教堂新建成时的样子。布鲁斯常说，三一教堂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教徒中没有律师或医生的教堂。他和拥有社会工作学学位的妻子都认为沃本是一个开启职业生涯的好地方，但他们不想一直待在这里。
沃本市位于波士顿以北12英里处，有3.6万名居民。这座城市也有必要粉刷一下了。从圣公会三一教堂往南走，经过几个街区和太阳石油公司的一个加油站以及陆海军征兵中心和几家比萨店，就来到了市政广场。这个广场犹如一个小岛，被几条马路包围着，正中央屹立着一座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老兵的铜像。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市政厅的一些员工会在广场的长凳上吃午饭。每年春天，市政工程部门还会在广场上种郁金香、万寿菊和牵牛花，但市政工程部请不起一名专职园艺师，所以每年盛夏，野草肆意疯长，占据绝对优势。
市政广场周围矗立着一些两三层的建筑，那里曾经是沃本市繁华的商业中心。这些建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不过，很多建筑原来的砖石墙面已经被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橘色和淡绿色塑性瓷砖所覆盖，那是这个城市的最后一个繁荣期。如今，城市的很多店面积满灰尘，窗户上也满是尘埃，店铺门口到处都是一堆堆被风吹来的碎屑。“马拉姆皮鞋与礼服店”和宠物用品店刚刚停业。佩里洛潜水用品商店的窗户肮脏不堪，上面挂着“停止营业”的牌子，在牌子下面还加上了“永久”两个字（有可能是佩里洛本人写的）。只有几家比萨店、沃本市波拉德洛姆银行和1899年开业的玛哈尼理发店在继续营业。
沃本市的第一家商业实体是由怀曼兄弟在1648年创办的皮革厂。那时，这片土地丛林密布，城市的西面和北面都是山丘。在地势较为平坦的东面，阿贝霍纳河流经大片沼泽地和泥塘。怀曼兄弟的皮(1)革厂一直都生意兴隆，直至爆发“菲利普王之战”，约翰·怀曼的长子在一次沼泽地战斗中被印第安人杀害。从那一年开始，怀曼家的皮革生意开始走向衰落。另一位名叫葛斯霍姆·弗拉格的制革业主在市政厅附近的树林中开垦出一英亩（1英亩＝0.4047公顷，下同）的土地，在那里建造了他的住所和皮革厂。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沃本市已经拥有20家皮革厂，在皮革生产方面可以和费城相媲美，沃本也因此获得“皮革城”的称号。城里生意最红火的银行是皮革银行，而市高中橄榄球队也起名为“制革者队”。
皮革贸易也催生了其他产业。1853年，罗伯特·伊顿在沃本市北部的阿贝霍纳河岸边开了一家化工厂，为皮革厂供应硫酸铜、芒硝和硫酸等制革必需的化工产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伊顿的工厂是美国最大的化工厂之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皮革业逐渐衰落，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它被来自国外的竞争对手所取代。十年后，只有沃本市东部的J.J.莱利皮革厂还在阿贝霍纳河边生产皮革。这家皮革厂有一座由红砖砌成的巨大烟囱，高达200英尺；烟囱上垂直地刻着“J.J.莱利”，从几乎1英里外的市政广场也能看得到。
为了吸引新企业，市政府在沃本市东北部清理并开发了大片土地，用于建设工业园区。不久，有人发现市政府官员在土地开发过程中有见不得人的经济利益，顿时丑闻四起，但工业园区的建设并没有停止。几家小型工厂和汽车运输公司已经搬入了93号州际公路旁边的商务大道。罗伯特·伊顿建在阿贝霍纳河岸边的皮革厂已经被孟山都公司收购，另一家化工巨头W.R.格雷斯公司在一个果园的土地上建了一家小型工厂。沃本市并不缺工业建材，但不知什么原因，市政府总是没钱去修补破旧的人行道和坑洼的路面。
布鲁斯·杨原本打算在沃本市只工作五年。沃本有很多教务要做，但像圣公会三一教堂这种冷清的教区只会耗费年轻人的精力和雄心。几年过后，杨牧师到处打听调到其他教区的可能性，但他想要的那种机会并不经常出现，而且就算出现了，他也要面对激烈的竞争。
沃本的教民们喜欢杨牧师，但他并不是一个能激励人心的演讲者，即使是那些最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每周日进行布道时，他只是照本宣科，没有任何慷慨激昂的宣讲，而且他的声音往往单调乏味。值得称赞的是，杨牧师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会尽量把布道文写得简短。他对教民的咨询总是有求必应，而且他给教民的忠告通常是非常合理的。对于人们提出的问题，他总是表现出一种关切的态度，而且他尤其擅长向老弱病患者布道。1972年1月，也就是杨牧师来到圣公会三一教堂的第六个年头，他开始全心全意地为患病教民提供帮助。第一个白血病患者清单
当时是1月，正值病毒肆虐的季节，吉米·安德森的父母以为他得了感冒，因为吉米的哥哥和姐姐都出现了咳嗽、流鼻涕和低烧等典型的感冒症状，甚至连他的母亲安妮也感觉不太舒服。然而，到了周中，除了三岁的吉米以外，每个人的病情都在好转。吉米的病情则时好时坏，而且食欲不振。安妮注意到他脸色苍白，四肢和身体上还有几处淤青，这让她感到诧异，因为这孩子大多数时候都是躺在床上的。她和丈夫查尔斯决定第二天早上带吉米去看家庭儿科医生。
吉米的症状让儿科医生唐纳德·麦克林感到震惊。发烧说明身体有炎症，而且他确实患有上呼吸道感染，但在麦克林看来，这不像是普通的炎症，因为吉米严重贫血，而且脸色极其苍白，浑身无力。麦克林认为，吉米身上的淤青可能表明其体内血小板数量不足，而血小板的作用是凝固血液。他对吉米做了一次快速体检，发现他的淋巴结轻微肿大，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异常，而皮肤苍白、淤青以及持续低烧等临床症状表明，吉米的血液出现了问题。
麦克林怀疑吉米·安德森患了白血病，但他没有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安德森夫妇。白血病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每年在儿童身上出现的概率不足十万分之四。麦克林想在验血结果出来以后再进行诊断。那天是周六，已经接近中午时分，但麦克林还是安排实验室在当天下午分析孩子的血样。他告诉安德森夫妇，分析结果出来以后，他心里会更有把握。他让安德森夫妇晚点打电话给他。
安德森夫妻从医生的办公室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安妮对查尔斯说：“我觉得他得了白血病。”听到这话，查尔斯不禁扭过头看着妻子。她看起来非常害怕，这让查尔斯吓了一跳。
那天下午，当查尔斯给麦克林医生打电话时，医生的声音很沉重：“你儿子的血液似乎出了点问题。我们打算做进一步的检验，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他告诉查尔斯，他会安排吉米下周一上午在麻省总医院进行复检。他没有提及白血病，而查尔斯也没有催促他做诊断。“如果他知道吉米得了什么病，他会告诉我们的。”查尔斯对安妮说。
那个周六晚上，安德森一家在家中招待客人吃晚饭。安妮在厨房里潸然泪下，她坚信吉米得了白血病。无论查尔斯怎么劝她，都无法改变她的这一想法。这种病让安妮感到无比恐惧。1950年，只有14岁的安妮住在萨默维尔，邻居一名女孩患上了白血病，没过几个星期就去世了。安妮和那个女孩的关系并不亲密，但她们都彼此认识。在安妮读初中的学校，人们悄悄地讨论女孩去世的消息，安妮生平第一次了解到人生无常和死亡的含义。对她来说，这种病似乎特别可怕，因为它如此神秘，会出其不意地向人袭来，又总是让人难以逃脱死亡的结局，而且没有人知道这种病的致病原因。
1972年1月31日，也就是星期一早上，安妮和查尔斯带着孩子驱车前往波士顿。麻省总医院是波士顿最大的医院，儿童血液科主任约翰·杜鲁门医生给吉米·安德森做了检查。“患者三岁半，身材瘦弱，愁眉不展。长期皮肤苍白，身体容易出现淤青。”杜鲁门医生在体检记录上写道，“呈现出中度全身性淋巴结肿大症状，偶尔出现淤青，但无瘀斑，脾脏未触及。”
杜鲁门医生给吉米做了骨髓穿刺（结果“骨髓难以抽出，返回量少”），检查结果显示吉米的骨髓中含有32%的淋巴母细胞。淋巴母细胞是一种不成熟的白细胞，它们在吉米体内增殖的速度很快，并且不能发育成熟。这个数据让杜鲁门医生心中有了明确的诊断结果：吉米患上了急性淋巴性细胞白血病。
当天下午，杜鲁门医生把安妮和查尔斯带到他的办公室，并把体检结果告诉了他们。安妮记得，那个冬日天气清冷，午后的阳光从百叶窗折射进来。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身处遥远的地方听杜鲁门医生说话，只能看到阳光中漂浮的微尘。
杜鲁门医生说，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非常重要。他会采用强力药物和放射性治疗相结合的方式缓解吉米的病情，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然而，在接下来的4个星期里，吉米有10%的可能性会死亡。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白血病本身，而是可能出现的感染。化疗会杀死血液和骨髓中的癌细胞，但也有可能抑制人体抵抗感染的能力，诸如水痘、感冒这种常见的儿科病也会导致患者丧命。
杜鲁门医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治疗儿童白血病，那时医疗界对这种病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大多数孩子在诊断结果出来以后几个星期内就会死亡。但在最近两年，位于孟菲斯的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杜鲁门向安德森夫妇解释了这种全新的“圣裘德治疗方案”的内容：首先，吉米要接受大约一个月的初步化疗和放射治疗，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要定期回到医院门诊接受常规治疗，在此期间，他仍要进行定期化疗。虽然这种疗法有些大胆，而且会产生很多副作用，但还是让人看到了希望。杜鲁门说，如果吉米的病情在第一轮化疗中有所好转，那么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的生存概率将达到50%或更高。
杜鲁门还谈到了儿童白血病的成因。他发现，绝大多数患者父母都觉得自己肯定做错了什么，才导致孩子患上白血病，或者是他们认为这种病本来可以预防，但自己却没有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为了减轻这些父母的担忧，杜鲁门会告诉他们，急性淋巴性细胞白血病的成因目前尚没有定论。这个答案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所以，通常他要继续给患者父母们介绍一些医学常识。他说，有些类型的白血病可能是由辐射或是苯等化学品引起的，被称为“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但吉米所患的白血病并不是这种。还有科学家怀疑病毒可能是导致白血病的罪魁祸首，这种病毒被认为能够导致猫、牛、鸟类和啮齿类动物患上白血病，而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最近正尝试从猫的体内分离出白血病病毒。但是，杜鲁门解释说，那种病和折磨人类的白血病大不相同。
星期二，也就是被确诊患上白血病的第二天，吉米·安德森开始按“圣裘德治疗方案”进行治疗。为了增加吉米体内血小板的数量，医生先给他输了几次血。杜鲁门每天都给吉米做体检，看他是否出现感染的症状，或者身上是否出现新的淤青和瘀斑。所谓瘀斑，就是皮肤上一簇略呈紫色的小血斑，这是白血病特有的症状。安妮每天一大早就到医院来。起初，她晚上会回家睡觉，但很快，她就开始在病房里陪儿子过夜了。安妮的母亲也来到沃本市，帮她照看另外两个年纪较大的孩子。
第一周的治疗结束时，吉米体内的血小板数量仍然很低，但基本能保持稳定，身上没有再出现新的淤青和瘀斑。由于药物的作用，他开始掉头发，也反胃得厉害，但杜鲁门认为，从临床上看，吉米的病情很稳定。到了月底，吉米的外周血液和骨髓中已不再显示出白血病细胞的迹象，已经如期地进入了缓解期，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杜鲁门对这孩子的康复持乐观态度。
儿子生病的那年冬天，安妮·安德森35岁，她是一个端庄秀丽的女人，拥有挪威血统，她身材高大，有着高高的颧骨、妩媚动人的蓝眼睛和金黄色的头发。她在与波士顿仅隔着查尔斯河的萨默维尔市长大，在四兄妹中，她年纪最小，也是这个中等收入水平家庭里唯一的一个女孩子。高中毕业后，她就到萨默维尔公共图书馆工作。24岁那年，她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在一次相亲中认识了查尔斯·安德森。查尔斯比安妮年长一岁，他父亲是一名码头工人。查尔斯很上进，他上了大学，并且想从事计算机行业。经过一年的恋爱，查尔斯和安妮在1961年结了婚。
婚后，小两口在波士顿地区租了一套小公寓，直到1965年才开始找房子。几年前，安妮的儿时好友卡萝尔·格蕾举家搬到了沃本市，所以他们经常去沃本看望卡萝尔。卡萝尔和她丈夫告诉一名房产中介，说安德森夫妇想在乡下买一套房子，房子不能离波士顿太远，但要有很多树木和空地。于是，这名中介把他们带到了沃本市东部。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沃本东部呈现着一派迷人的乡村风光。平静的阿贝霍纳河只有几英尺宽，水深齐腰，它流经一片长满芦苇、香蒲和草丛的湿地。人们已经在河谷两侧的多数土地上种植了农作物，岸边还保留着几个小农场、一两个果园和一些空旷的田野。河流沿岸的湿地边缘生长着低矮的枫树、橡树和山核桃树。
在安妮和查尔斯看来，沃本东部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安居地。安妮尤其喜欢松树街这片区域。这是一个有着十几条街道的小区，离卡萝尔家不远，而且距离市中心只有1.5英里。该区域依傍着一个低矮的山岭，呈西高东低之势，一直延伸到阿贝霍纳河湿地。这里街道静谧，绿树环绕，楼房风格简朴，大多数建于二战前。财力雄厚的富翁们是不会来松树街买房的，可是，一旦人们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似乎就想长久地住下去。查尔斯找到了心仪的房子，那是一座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着农场风格的建筑。房子有三间小卧室，客厅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屋顶挡板需要重新上漆，厨房地板也需要重新铺一层油毡，但房价只有17 900美元。
在这里安家之后，安德森夫妇开始参与圣公会三一教堂的活动。看到有新成员加入信众行列，而且还是年轻人，杨牧师感到很高兴。查尔斯和杨牧师年纪相仿，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不久，查尔斯就加入了教堂理事会，然后在杨牧师的邀请下，他担任了教堂的财务主管一职。
2月中旬，吉米·安德森从医院回到家中，松树街的一些邻居带着砂锅菜和烘焙食品来家里看望他。有一位名叫凯伊·博尔斯特的女士住在相隔一个街区的格雷格大街，她跟安妮说，与她家相邻的两个家庭各有一个小男孩患了白血病。凯伊认为，这两个家庭的父母与安妮有着相同的经历，如果安妮跟他们聊一聊的话，也许能从中找到些许慰藉。其中一个男孩的母亲名叫琼·佐纳，她是凯伊所工作的美容院的常客。凯伊说，琼为人热心，性格开朗。不过，她记得琼为了给儿子治病，度过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琼的儿子名叫迈克尔，他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另一个家庭则是奈格尔夫妇，凯伊和他们交情不深，不过她听说小奈格尔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
凯伊探望完吉米之后不久，安妮就给琼·佐纳打了个电话。琼似乎很渴望有人陪伴，她邀请安妮到她家喝杯咖啡。见面的第一天，她们在一起待了两个小时。安妮在离开时和琼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很快，两人之间的互访和电话交流就成了安妮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年以后，安妮回忆道：“琼和我有种相濡以沫的感觉。”
迈克尔·佐纳是琼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当时正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接受治疗，他的治疗方案和吉米的方案类似。迈克尔的诊断结果比吉米早十个月，而且琼对医院里的日常事务、用药、放射疗法、不良反应等信息了如指掌，她随时可以将这些知识与安妮分享。
病来如山倒，似乎任何干预措施都无法挽救迈克尔·佐纳。最初他只是轻微咳嗽，然后病情逐步恶化，私人医生用止咳糖浆和抗生素给他治疗，但病情未见好转。有天晚上，迈克尔说他呼吸不畅，琼把他带到医院的急诊室。起初，医生们以为他患了支气管哮喘。然后，他们在迈克尔左右肺之间的纵隔位置发现了一个橄榄大小的淋巴肉瘤。随后的骨髓穿刺检查显示他得了急性淋巴性细胞白血病，与吉米·安德森患的是同一种病。
安妮觉得很奇怪，因为三例白血病发生在同一个区域，彼此间只相距几个街区。她想知道这是否是一种巧合，或者是否有某种病毒在附近传播。她记得杜鲁门医生曾经说过，有些癌症研究人员怀疑有一种病毒可能会引发儿童白血病。虽然安妮知道这种假设尚未得到证实，但她还是和卡萝尔·格雷花了很多时间探讨这个问题。
安妮还将她的看法告诉琼·佐纳。琼也觉得，三例白血病发生在同一个小型住宅区，这种情况似乎很罕见，但她并没有像安妮那样纠结于这个问题。迈克尔的病情每况愈下，这让她心事重重，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事情。1972年6月，吉米的病情有所好转，前景乐观，迈克尔·佐纳却旧病复发。迈克尔的医生想用一种名为“阿霉素”的实验性药物来再次缓解他的病情。阿霉素有很大的毒性，要达到治疗白血病的有效剂量，很可能会导致心肌的机能变差。这种疗法的确有效，到了7月，迈克尔的病情得到了缓解。然而好景不长，在10月下旬，迈克尔体内的血小板数量仍然低得惊人，医生对他做了一次骨髓穿刺，发现25%的细胞属于淋巴母细胞。迈克尔的病再次复发，恶性循环又开始了：医生们又尝试另一种疗法，迈克尔的病情再次缓解，但他长期生存的概率并不大。
那年春天，在前往麻省总医院看门诊的过程中，安妮把佐纳家和奈格尔家的情况告诉了杜鲁门医生。她问杜鲁门：“在同一个地区出现三例白血病，这种情况是否罕见？”
身材魁梧的杜鲁门微微地弯着腰，礼貌且专注地听着安妮的话，但他事后承认，他当时并没有认真考虑安妮的问题。多年的行医经验告诉他：白血病患儿家长往往对这种病过度敏感。每到一处，他们似乎都会遇到别人在谈及这种疾病，或者得知别人家的孩子得了这种病。在杜鲁门看来，这种心理现象并不罕见。多年以后，在法庭上作证时，杜鲁门谈到了自己对安妮的问题做出的反应：“我告诉她，基于我当时所掌握的白血病患儿数量，并考虑到沃本市的人口数量，我觉得白血病的发病率并没有增高。实际上，我忽视了她的意见。”
一年之后，也就是1973年6月，沃本东部一位名叫凯文·凯恩的两岁半男孩也患了白血病，但杜鲁门依然没有察觉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这名男孩的母亲在温彻斯特医院当护士，由于孩子长期发烧、皮肤苍白且烦躁易怒，她把他带到杜鲁门这里看病。两个星期前，温彻斯特医院曾用青霉素治疗过他的呼吸道炎症，但没有奏效。他的病历记录着几次呼吸道感染和耳痛反复发作的现象。在将小凯文转到麻省总医院杜鲁门医生这里的时候，温彻斯特医院在诊断结果上注明“高度怀疑”患者得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杜鲁门确认了温彻斯特医院的诊断，他开始采用与“圣裘德治疗方案”类似的化疗方案对小凯文·凯恩进行治疗。患儿反应良好，四周后的骨髓穿刺检查表明他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
老凯文·凯恩与妻子帕翠西娅和四个孩子住在沃本市东部的亨利大道。亨利大道环绕着一座低矮峭壁，从峭壁上可以俯瞰阿贝霍纳湿地。从凯恩家后门向东边眺望，可以看到湿地另一头松树街上的房子，那里距离凯恩家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可以看见橘子街，而透过街上的树木，还可以看到安德森家房子的红色屋顶板。
安妮从卡萝尔·格雷处得知凯恩家孩子的病情。卡萝尔的儿子14岁，他每天下午沿着亨利大道派送《沃本每日时报》（Woburn Daily Times）。1973年夏天，卡萝尔的儿子沿街派送报纸时听说凯恩家的一个孩子患了白血病。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而卡萝尔马上就打电话给安妮。她对安妮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随着又一个白血病病例浮出水面，安妮开始把一些想法记录下来。她列了一个清单，把自己了解到的患儿姓名、家庭住址、年龄和她所知道的诊断日期写在一本活页笔记本上，这是她做的第一个这样的清单，以后还会做很多个。
每个病例有着共同的病因，这一想法在安妮脑海中挥之不去。“水和空气是我们所有人都在用的东西”，几年后，安妮在书面证词中说道，“这里的水质很差。我认为，可能有一种白血病病毒在水中传播。这里的水味道一直很怪，颜色不正常，气味也不正常。有时候水质特别差，尤其是夏天，几乎无法饮用。我母亲会在周末从萨默维尔(2)带一些水到我们家，大约三夸脱，我们把它用作饮用水。在其他时候，我们只能使用自来水，但必须用萨勒斯甜浓缩汁、橘子汁、咖啡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来掩盖水的臭味，即使这样做，水的臭味还是无法掩盖。自来水把洗碗机搞坏了；门被水腐蚀了，需要更换；碗碟架也垮了；厨房洗碗槽和浴室洗脸台底下的水管经常漏水；家里所有的水龙头都需要更换，浴室的水龙头不断滴水。似乎每解决一个问题，很快就会冒出另一个问题。”饮用水是白血病的元凶吗？
早在吉米确诊之前，安妮的左邻右舍就开始谈论饮用水的问题了，就像人们谈论天气一样稀松平常。天气是不受人力掌控的，同样，虽然人们一直想解决饮用水的问题，但似乎总是束手无策。
卡萝尔·格雷是在1961年搬到沃本市的，那时候，这里的水并无异常。可是，到了1965年，也就是安妮和查尔斯刚好搬进他们位于橘子街的房子时，沃本东部的居民们开始注意到水质的变化。“你有没有觉得水的味道怪怪的？”搬到沃本后的第一个夏天，安妮问卡萝尔，“或者只是我觉得有问题？”
如今回想起来，水质的变化显然始于1964年11月。那时候，沃本市启用了一口新水井，开始向市里的自来水系统供水。这口水井被称为“G号井”（在过去的40年里，A号至F号水井都是在沃本市中心钻凿的），G号井钻凿于阿贝霍纳河东岸的沼泽地，距离松树街居民区北部只有0.5英里。一万两千年前，冰川覆盖的新英格兰地区形成了一条河谷，而G号井正好打在这条古老的河谷上。千百年来，河谷里堆满了砾石、沙子和淤泥，当初那条波涛汹涌的古老河流已经变成了如今温顺的阿贝霍纳河。河水下面，布满沉积物的河谷发挥了海绵的过滤作用，形成了一个地下水库。
尽管G号井已经投入运营，但沃本市还是需要更多水源。市政官员不想从马萨诸塞州城区管委会那里购买饮用水。勘探结果表明，阿贝霍纳河地下水含水层水量丰富，而且钻井成本并不高。于是，市政府在距离G号井300英尺的地方又打了另一口井，名为“H号井”。1967年，在G号井投入运营三年后，H号井也开始供水了。虽然这两口井都与沃本市的主供水管道相连，但它们只为沃本市东部的家庭和一小部分北部及中部的家庭供水。
惠特曼－霍华德公司是一家工程公司，沃本市政府聘请该公司负责这两口水井的选址和钻探工作。工程负责人曾向沃本市长称赞，说沃本的地下水资源非常丰富。“我们认为，能够在沃本东部发现优质的地下水源，这是本市居民的福报。”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师L.E.皮滕德莱在给市长的信中写道，“这一供水系统建成后，将有助于解决本市的用水问题。”
事实证明，皮滕德莱这一说法大错特错。从G号井和H号井开始钻探那一刻起，沃本市的用水问题变得真正严重起来。
1967年夏天，马萨诸塞州卫生署打算以“水体细菌质量不达标”为由关闭这两口井。市民提出了抗议，州卫生署只好让步，允许这两口井继续运营，前提是市政府要持续地对水体进行加氯消毒。
1968年4月，沃本市政府开始对井水进行氯化处理。那年春天和夏天，沃本东部的居民打电话给市政工程和卫生部门，投诉自来水的口感和气味不对劲，水质污浊并带有铁锈色。“这水明显有一股漂白粉的味道，”一名愤怒的居民写道，“为什么我们喝不到与沃本其他区域一样的水？”来自沃本东部的一位女士向《波士顿先驱旅行报》（Boston Herald Traveler）的每日专栏“乔哥在行动”写信投诉水质问题。还有一些居民写信给《沃本每日时报》，抱怨说“这里的水根本无法饮用，水质太硬，还有一股浓烈的化学品味道”。
沃本市议会委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展开调查。市政工程师告诉委员会，市民们之所以抱怨，是因为氯气产生的异味，而在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