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保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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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试读：
何其芳与《文学评论》——纪念文学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代前言）
王保生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1966年出至第3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被迫停刊，在这九年半期间，何其芳同志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在《文学评论》直至如今50多年的历史上，这九年半的时段不算很长，但它作为《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在刊物的学术定位上，在它的办刊思路上，却奠定了这一刊物的总体风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2月《文学评论》复刊，开始了它拨乱反正的新时期。进入21世纪，《文学评论》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无论是《文学评论》一茬一茬的编辑人员，还是文学研究所的新老研究人员，都认为今天的《文学评论》是何其芳同志主政的前期《文学评论》办刊思想、办刊风格的继承，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因此纪念文学研究所建所60周年的时候，学习何其芳同志的办刊思路，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作为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研究《文学评论》，不能不从文学研究所的办刊方针谈起。文学研究所是1953年2月正式建立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机构，当时文学研究所的正副所长郑振铎、何其芳，运用他们各自的影响，把全国一批有影响的知名文学研究专家聚集到所内，展开对中外文学的全面、系统研究。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文学研究所的创立和发展，是何其芳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他创作的所有文章中最大、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一方面他组织了一支队伍，培育了一种作风，为学术骨干人才的会集和后续人才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他创办《文学研究》，为学术探索和交流提供了由文学所牵头、泽被全国文学研究界[1]的园地，影响就更为深远。
文学研究所创办之初，何其芳就提出，文学研究所的学风应该是：“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他对之进行的解释是：“谦虚的反面是自满和骄傲，刻苦即是反对不努力，不刻苦。别人对我们有误解，以为我们涣散，这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在一定时期就会拿出有一定水平的成果。实事求是即是马列主义的工作态度，‘是’者乃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它的规律性。学术工作上的主观主义之一是臆测，武断，牵强附会；另一表现为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往文学现象上硬套，即是教条主义。”《文学研究》的创办，就是在文学研究所的这样一种国家队的学术定位，所内聚集着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学研究专家学者，以及一种科学的建所方针和学风深得人心的基础上，迈开它前进的步伐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当时指导文学研究所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些领导，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亦秉持着一种积极的、科学的促进态度。
现在我们从历史的回顾中说明《文学研究》创办的历程：1955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来文学研究所召开座谈会，周扬同志强调文学研究所要系统地研究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并注意吸收外国文艺对我们有用的养料。何其芳在会上说：“我们许多研究论文和当前的需要及刊物的特点不符合，不能发表，这对我们工作不方便，我们准备自己出刊物。”这一想法得到周扬的支持，这可以视为《文学研究》创刊的最初动议。这年7月，文学研究所的《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出版，此后陆续出至第5册，这可以视作《文学研究》创刊的尝试。
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宣传部鉴于在社会科学的几个主要学科，已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相应的几个研究所分别主办《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经济研究》《考古研究》等全国性的学术期刊，因此赞成文学研究所创办《文学研究》季刊，以利于在文学研究领域贯彻“双百”方针，团结全国文学研究的工作者，繁荣与发展我国的文学研究事业。11月24日，筹备中的《文学研究》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何其芳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关于办刊的思想，提出办这个刊物要抛掉那些束缚研究人员的清规戒律，主要要多发表专家的稿子。编委会上确定了刊物的方针任务，内容范围和取稿标准，同时也通过自选和推荐的方法，确定了创刊前所需的各类稿件。
第一届《文学研究》的编委会由35位学者组成，他们是：卞之琳、戈宝权、王季思、毛星、刘大杰、刘文典、刘永济、孙楷第、何其芳、余冠英、罗大冈、罗根泽、陈中凡、陈涌、陈翔鹤、林如稷、陆侃如、季羡林、俞平伯、郑振铎、范存忠、唐弢、夏承焘、徐嘉瑞、郭绍虞、冯至、冯沅君、冯雪峰、程千帆、游国恩、黄药眠、杨晦、蔡仪、钱锺书、钟敬文。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只有年逾九旬的陈涌同志还健在，其余的学者都已作古。认真分析这份编委名单，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没有党政官员挂名，清一色的是当时我国文学研究界最为知名的专家学者，阵容之强，极一时之盛。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又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占绝对多数。而现当代文学方面，当时尚未形成阵容强大的专家群体。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被划为“右派”的编委就一个个悄悄地被除名了。
这样的一个编委会，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我国学术界的实际状况，它反映了《文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创刊号上没有发刊词，也没有领导题词，只有何其芳执笔的“编后记”，交代了创刊的缘起。现在看来，这篇“编后记”是那么平实、谦逊，没有当时一些刊物的高调浮词，也没有我们今天常见的那种张扬夸饰，只是很实在地说，创办这样的一个刊物，是因为“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就更为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园地，有一个全国性的集中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的刊物”。“编后记”着重指出，《文学研究》除了如一般刊物一样也要组织一些有时间性的文章而外，它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成果，“配合形势的那种时评性的文章有必要，但重点要放在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上，这是《文学研究》这一学术刊物的定位决定了的”。这里的关键词是“长期的”和“专门的研究”，它是社会科学研究出成果、出精品的本质要求，因此“编后记”进一步申论：“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何其芳在短短的文字中，三次提到“百家争鸣”，他提出，“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研究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上广泛发表各种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其芳同志深得学术研究三昧，他真正是按照学术发展的规律来指导《文学研究》的工作的。《文学研究》创刊号发表论文12篇，由于集稿时间关系，只能全部是编委会成员的文章，计有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陆侃如、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夏承焘的《论姜夔的词》，钱锺书的《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程千帆的《陆游及其创作》，孙楷第的《清商曲小史》，俞平伯的《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的道的问题》，罗根泽的《论〈庄子〉的思想性》，罗大冈的《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都是国内知名专家经年苦心研究的成果，这样的“豪华阵容”，恐怕是中国期刊史上难得一见的盛举。文章的大气厚重，标志着《文学研究》的刊风。由于这是我国文学研究界首次创办的国家级大型学术期刊，又值党和国家开始实行“双百”方针之际，所以它的创刊，立即受到文学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首印5万多册，许多没有来得及预订的读者，纷纷来信要求购买或再印。
但是好景太短了，1957年，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份。等到《文学研究》第2期出版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已经吹响。因为是季刊，刊物无法跟上突变的政治形势，所以这一期除发表了何其芳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而撰写的《回忆、探索和希望》外，重点是刘绶松、刘永济、冯沅君、杨绛等人的九篇学术论文。第3期出版时已是9月中旬，全国的“反右”斗争热火朝天，因而这一期的《文学研究》在刊首发表了署名“《文学评论》编辑部”的文章《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专对右派分子在文艺思想方面的进攻作了一些驳斥”，大部分的篇幅给了钱锺书、唐圭璋、夏承焘关于古代诗词的考证文章，仍然跟不上形势。直到年底出版的第4期，才发表了两篇批判“右派分子”陈涌、丁玲的文章，大部分文章还是论述中外经典作家作品，与社会上铺天盖地的批判“右派分子”热潮相比，显得颇为“落后”，当时，何其芳同志经受上面和社会上的各种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何其芳是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年他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文学系任系主任，聆听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他曾奉党中央之命，与刘白羽一起到当时的国统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宣传《讲话》的重要精神。1957年和1962年，在《讲话》发表15周年和20周年之际，其芳同志先后在《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上发表《回忆、探索和希望》和《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充分肯定《讲话》的伟大历史意义，并结合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阐发他的理解。他认为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是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方针，因而是努力要把这一方针贯彻到治所和编刊中去的。
还是在1956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座谈会，周扬再次提出学术讨论要贯彻“双百”方针，不扣帽子，畅所欲言。并提出刊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选稿标准。何其芳是完全赞成的。1957年初何其芳在一次会议上说：《文艺报》说我们学院气太重，但我们认为学院气太少。有人批评文学所搞的是学院派，何其芳同志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搞学院派，马列主义学院派又有什么不对？”为了保持刊物的这种学术要求，其芳同志是一直顶住当时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的。他为《文学研究》定下的取稿标准，始终强调：除了政治标准而外，还需要有一个学术标准，这就是一般的文章都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研究，占有一定的材料，有自己的见解并有科学的依据。此前的《文学研究集刊》曾收到孙楷第先生的有关小说考证的文章，责任编辑不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去请教其芳同志，其芳同志坦言，他也并不完全懂，但不要因为自己不懂就不发表，因为有读者会懂，并特别强调《集刊》就应该发表专家的文章，要代表文学所的水平。待发文章要送所内有关专家审批，严格把关。因此从《文学研究》到《文学评论》，孙楷第先生“小说考证”一类的文章时常刊登。
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经受了全国规模的大批判，但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他的文章，后来即使在反“右派”斗争和“拔白旗、插红旗”的大批判运动中，俞先生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古代文学的文章，仍是多次在刊物上发表。在50年代中后期的学术大批判中，许多学有专长的老专家、老学者受到批判，其芳同志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认为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是一种正常现象，学术进步只有在批评和反批评的不断争鸣中才能取得，因而过了一段时间就鼓励那些在运动中受到批判的老专家写反批评文章。刘大杰、王季思等先生就有关学术问题的反批评的文章就刊登在《文学评论》上，这是其芳同志最为向往的一种学术气氛，这些老专家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经过批评、切磋，才能进一步发展。郑振铎先生是老所长，1958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时，在社会上和文学研究所内部受到批判，其芳同志在《文学评论》的“编后记”中，诚恳地欢迎郑先生撰写反批评的文章，其芳同志总是从最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双百”方针。陆侃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家，也是《文学研究》最初的编委之一。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一摘帽子，《文学评论》就发表了他的《陶渊明的田园诗》一文。1962年其芳同志在所内讨论改进工作的意见时提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三者要严格区分，在学术问题上，要反对简单粗暴的批评，反对乱扣帽子，对批评和反批评要一视同仁，对学术思想上的错误认识，不用群众运动方式进行批判。
1959年2月《文学研究》（季刊）改名《文学评论》（双月刊），“编后记”中说：“《文学研究》为什么要改名《文学评论》呢？主要是为了使刊物的名称更符合它的内容。”事实上是从“反右派运动”到1958年“大跃进”，文学研究所和《文学研究》被批评为“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食人间烟火”，为此要求《文学研究》改变编辑的“右倾保守思想”和“资产阶级方向”，加强刊物的现实性、战斗性，以大部分篇幅来发表评论当前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文章，为此文学研究所领导小组决定，大力革新《文学研究》，改刊名为《文学评论》，同时创办《文学知识》月刊，以便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其芳同志主持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国政治运动频繁，批判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的时期，国家的总体思想和文化格局放在反修防修之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声浪持续高涨，作为一个国家级刊物，《文学评论》当然不能置身于这个风浪之外，它也遵照上面的指示，发表过一些“有时间性”的表态式的文章，发表过一些批判“右派”或“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但总的来说，不仅数量少、火力弱，缺乏所谓的“战斗性”，因此并没有改变《文学评论》作为一本理论性的学术研究刊物的宗旨。其芳同志在艰难的条件下坚守学术的尊严，尽可能地把大批判引向学术探讨、学术争鸣的领域，在社会上大批判的杀伐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文学评论》还是发表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并且一次又一次引领了全国的文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诸如：诗歌形式的讨论，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的讨论，关于历史剧的讨论，等等。何其芳自己也执笔参与其中的一些讨论，比如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他先后写了《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再谈诗歌形式问题》，他的这些文章挥洒自如，文采飞扬。他坚持自己关于诗歌形式的看法，为捍卫自己的学术认识，他不惧权威意见，也不怕与众多不同意见对垒；不管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家，还是像张光年这样文艺界的头面人物，他认为这才是理想的百家争鸣的景象。事后康生曾严厉地批评何其芳：“这哪像共产党员写的文章！”
作为主编，其芳同志还必须承受种种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有时候还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学术信念。1963年初，柯庆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写十三年”的要求，紧接着张春桥又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列举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这时候姚文元给《文学评论》送来了自己的稿子《关于加强文艺批评的战斗性》，大力宣传“写十三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文章翻来覆去讲的是“坚决与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火药味很浓，不像是一篇文艺批评，作者似乎也有些觉得这篇东西有些不伦不类，特别声明：“请不要以为我说的是题外的话，不，这对于评论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口气蛮横，完全是一种有大人物撑腰的自得劲头，主编何其芳、副主编毛星对发表这篇东西颇为难，学术观点可以讨论，但这种学风文风是与他们一贯的信念格格不入的。但基于当时那种形势，又不得不同意发表，心中的憋屈和无奈，是可以想见的。
看了这几年的《文学评论》“编后记”，真叫人百感交集，何其芳这个主编真是难当啊！当了主编，他似乎没有舒心过，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刊物无论如何“紧跟”也赶不上趟。因此其芳同志只有在“编后记”中反复地检查自己政治敏感不高，跟不上形势，一遍又一遍地从自己主观上寻找原因，每一期都诚恳地与读者交心，恳切地希望读者多批评，多提意见，惴惴之心，溢于言表。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按计划发表了多篇欢呼新中国十年文学艺术各方面成就的文章，谁知却引起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不少读者的批评，认为这些所谓“欢呼”的文章对新中国文学成就叙述得不全面，对十年来文学发展的道路和一些重大斗争没有着重说明，对待文学遗产偏于强调继承而忽视了批判，过分强调了反对简单化，因此1960年《文学评论》第1期的“编后记”，完全成了一篇自我检查。又如1964年的第五期《文学评论》的“编后记”，竟然占了两页，主要用于检讨自己在“写中间人物”问题上的错误：发表了康濯称赞一些写中间人物的文章，发表严家炎三篇关于《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梁生宝形象塑造的文章，贬低英雄人物形象，吹捧中间人物。
但是，不管其芳同志和编辑部同人如何努力，《文学评论》还是在劫难逃。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年6期刊物，现代文学方面总共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文学理论方面发表了两篇文章，但“读者论坛”就发表了18篇文章，主要是批评《文学评论》的方向错误，以及工农兵读者高昂的战斗要求。“新书新作品评价”栏，发表了诸如对《连队故事会》《劳模嫁女》之类的赞美文章26篇，这两类文章成了《文学评论》的主角。秉持学术理想的何其芳，尽管心力交瘁，但已是无力回天。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文学评论》无论如何不断检讨，无论如何表现“积极”，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都无法避免像国内大部分学术刊物一样，遭遇停刊的命运。这一年共出了三期，每一期都像是大批判专栏，最后一期前半部是转载姚文元、戚本禹的批判“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文章，以及《解放军报》社论，后半部通栏标题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署名作者50多人，创《文学评论》的纪录，全是“斗倒”“捣毁”“声讨”之类的鼓噪和谩骂，完全是大字报汇编，编辑部已经拿不出一篇可以发表的学术论文来，作为主编，何其芳的悲愤之情是可以想见的。从1957年创刊到1966年6月停刊，《文学评论》就这样走过了近十年的风雨历程。这里，我们还不能不看到，其芳同志到延安后，根据革命的需要，逐渐变成了一名党的文艺战士，一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员。如今在文学研究所这样一个文学研究专家云集的地方，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家学者，还是做一个党的文艺战士，或者是既当学者又当战士，何其芳时时感到身份的困惑，这种困惑和内心的矛盾，也就不能不反映在他治所和办《文学评论》的方针上。
倏忽间很快十年过去了，其芳同志经历了“文革”的批斗，经历了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也经历了“五七干校”的磨难，终于等到了1975年，其时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做的一个重要决策，就是准备恢复一批“文革”中被停掉的刊物，同时也新办一些刊物，以占领部分思想舆论阵地，这批刊物中便有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个：《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和《文学评论》。1975年9月18日，当时学部的临时领导小组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文学评论〉复刊请示报告》，关于刊物方针、任务的规定，当然还不能脱离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但明确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积极开展文艺上的不同意见的讨论，为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奋斗”。“请示报告”还计划刊物由原来的双月刊改为月刊，并争取1976年1月出版，显示了一种积极参与学术批判和建设的热情。“请示报告”中第三条表明：“刊物由文学研究所何其芳、毛星、邓绍基、蔡恒茂、张炯等五同志组成编辑小组，何其芳同志为组长，毛星，邓绍基同志为副组长。”
这时候其芳同志的身体状况已经出现了危险的信号，脑血管病变，使他讲话时常会“断电”，但他临危受命，又一次振作精神，满腔热忱地投入《文学评论》复刊筹备的工作中。文学研究所先后抽调了十来名研究人员，分几路外出调查，征集对《文学评论》复刊的意见，出发前，何其芳同志等领导专门同准备外出调查的同志谈话，提醒各种注意事项，特别强调要谦虚，认真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调查组从外地回所内，又向何其芳同志等汇报，他是多么想秉持自己的学术理想，让《文学评论》重创辉煌啊！但形势很快就逆转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来了，学部准备创刊的《思想战线》，以及恢复《文学评论》等三个刊物也被作为“右倾翻案风”和“修正主义”回潮的一种表现受到批判，《文学评论》复刊的种种努力也就“胎死腹中”，这对准备奉献余生于学术事业的何其芳来说，是多么大的精神打击！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文学评论》复刊又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党中央批准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文学评论》等四家刊物首先复刊，10月25日，学部负责人胡乔木同志专门找邓绍基同志谈话，就《文学评论》的复刊问题作了一些指示。1978年2月25日，《文学评论》复刊后的第1期出版，但是我们的老所长、老主编何其芳同志却在1977年7月24日就因病去世了，他没有看到复刊后的《文学评论》，可谓“壮志未酬”，令人深深地叹息。但我们可以告慰其芳同志的是，文学研究所以及《文学评论》永远与何其芳三个字联系在一起，我们永远怀念他！
[1] 杨义、郝庆军：《何其芳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一《文学研究》创办缘起（1955年）和创办的最初两年（1957～1958年）——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探讨的梦想和热情《文学评论》最初刊名为《文学研究》。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1966年出至第3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被迫停刊。在这九年半期间，何其芳同志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在《文学评论》直至如今50多年的历史上，这九年半的时段不算很长，但它作为《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在刊物的学术定位、办刊思路上，却奠定了这一刊物的总体风貌。1955年
4月15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到文学研究所开座谈会。周扬强调文学研究所要系统研究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注意吸收外国文艺对我们有用的养料。
何其芳同志在会上说：“我们许多研究论文和当前的需要及刊物的特点不符合，不能发表，这对我们工作不方便，我们准备自己出刊物。”这一想法得到周扬的支持。这可以视为《文学研究》创刊的最初动机。
文学研究所的《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出版。此后陆续出至第5册，于1957年5月结束。这可以视作《文学研究》创刊的尝试。1956年
5月2日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发展科学和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随后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中共中央宣传部鉴于在社会科学的几个主要学科中，已由中国科学院的相应研究所分别主办着《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经济研究》《考古研究》等全国性的大型学术期刊，唯独文学研究方面还没有这样一个刊物，因此在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之后，责成文学研究所创办《文学研究》季刊，以利在文学研究领域贯彻“双百”方针，团结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繁荣与发展我国的文学研究事业。
吕林从中国科学院院部调到文学所，协助何其芳筹办《文学研究》季刊。11月24日，筹备中的《文学研究》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何其芳传达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关于办刊的思想，提出办这个刊物要抛掉那些束缚研究人员的清规戒律，主要是要多发表专家的稿子。编委会上确定了刊物的方针任务、内容范围、取稿标准，同时也通过自选和推荐的方法，确定了创刊所需的各类稿件。
经文学研究所领导研究，拟订了一个照顾到所内外、各地区、各方面有代表性的文学研究工作者名单，在征求本人同意和上级批准后，这年秋天组成了阵容强大的《文学研究》编辑委员会，并当即向他们组稿。《文学研究》编委会由35人组成。他们是：卞之琳、戈宝权、王季思、毛星、刘大杰、刘文典、刘永济、孙楷第、何其芳、余冠英、罗大冈、罗根泽、陈中凡、陈涌、陈翔鹤、林如稷、陆侃如、季羡林、俞平伯、郑振铎、范存忠、唐弢、夏承焘、徐嘉瑞、郭绍虞、冯至、冯沅君、冯雪峰、程千帆、游国恩、黄药眠、杨晦、蔡仪、钱锺书、钟敬文。1957年
2月27日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经过修改，公开发表于6月19日《人民日报》。
3月12日 《文学研究》（季刊）创刊。《文学研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卷末刊登了上列编委会的名单，并注明如无变动，不再每期发表。也不标出其中谁为主编、副主编。开编委会时，何其芳称自己为召集人，实际上他行使主编的职责。
创刊时的编辑部负责人为吕林。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屈文泽、王信、冀勤、杨壮伯、章西顺、张立城、陈宝华、徐子余。
创刊号上没有发刊词，只是在何其芳执笔的“编后记”中交代了创办的缘起，是由于受到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就更为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园地，有一个全国性的集中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的刊物”。“编后记”着重指出，《文学研究》“除了如一般刊物一样也要组织一些有时间性的文章而外，它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成果。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我们这个刊物打算尽可能废除一些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清规戒律。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研究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这个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广泛发表各种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1]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
创刊号上发表了12篇论文，全部是编委会成员的文章，计有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陆侃如、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夏承焘的《论姜夔词》，钱锺书的《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程千帆的《陆游及其创作》，孙楷第的《清商曲小史》，俞平伯的《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道”的问题》，罗根泽的《论〈庄子〉的思想性》，罗大冈的《孟德斯鸠的〈波斯人的信札〉》。
该期扉页刊登“稿约”，实际上概括了《文学研究》选题的范围。（1）论文：包括对我国和外国古代至现代的作家、作品、文学史上的问题、文艺理论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对文学研究论著的评论，对错误的文艺思想和文学研究的错误的观点、方法的批评；（2）有关作家、作品和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和重要材料的考证；（3）有关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和经过整理的有参考价值的文学资料；（4）对国内外新出版的文学研究、理论批评等方面的著作的简短评价；（5）讨论文学研究方面的问题的通信。《文学研究》第1期的篇幅184页，印数为51000册。收到的稿件大大超出原来的估计，因此曾考虑改为双月刊，但负责发行的邮局方面感到有困难，因而仍为季刊。由于这是我国文学研究界首次创办的国家级大型学术期刊，又正值党和国家开始实行“双百”方针之际，所以它一出版，即受到了文学界、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文学研究》创刊不久，文学研究所领导研究决定从《文学遗产》编辑部调张白山、熊白施，同时又从所内文艺理论组调翻译和研究俄国文学理论的尹锡康到《文学研究》，正式建立按学科门类分组和实行三级审稿制的编辑部。任命张白山为编辑部主任，吕林为副主任兼现当代文学编辑组组长，尹锡康为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编辑组组长，熊白施为古典文学编辑组组长。同时确定所内对《文学研究》的领导，总的由副所长何其芳负责，日常工作由所领导小组副组长毛星负责。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6月12日 《文学研究》第2期出版。
这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传达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精神，吹响了所谓反击“右派”进攻的号角。
由于是季刊的原因，刊物无法跟上飞速发展的形势，因而发排的稿子依然是学术性的文章，其中编委的文章占了绝大部分。首篇是何其芳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15周年而写的《回忆、探索和希望》，文章既充分肯定了《讲话》的伟大意义，同时又批评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指出教条主义的理论批评“是会败坏人的创作情绪的”，认为应该坚决贯彻“双百”方针，放手让作家去创作，领导不要去干涉。
古代文学研究依然是这一期的重头戏，发表了刘绶松的《〈文心雕龙〉初探》、刘永济的《释刘勰的“三准”论》、俞平伯的《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问题》、冯沅君的《王实甫生平的探索》和沈祖棻的《关于清代词论家的比兴说》。俞平伯先生已是接连两期发表文章了，这在《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刚刚过去的年代，是很引人注目的。
这一期还发表了楼棲的《论郭沫若的诗》，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次在《文学研究》上亮相。
9月12日 《文学研究》第3期出版。
首篇是署名“《文学研究》编辑部”的《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参加到反击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猖獗进攻的战斗中去。看起来这一篇文章也是急就章，是一种不得不做的政治表态。这一期的重点仍是古代文学研究，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序》、黄盛璋的《李清照事迹考》、唐圭璋的《柳永事迹新证》、段熙仲的《陶渊明事迹新探》、夏承焘的《姜夔词编年笺校》等，大都是文献考证方面的文章。这期“编后记”进一步对反右斗争表态，认为“这个斗争对于我们文学工作者来说，是一场[2]严重的政治考验，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12月12日 《文学研究》第4期出版。
这一期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以“《文学研究》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拥护两项伟大的革命宣言》，对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表示拥护，并点名批判，“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冯雪峰和陈涌。另外，还发表了毛星的《论文学艺术的特性》，批判陈涌等关于文学艺术的特性的一些观点；其中提到形象思维问题，后来成为文艺理论中一个有争议的学术命题，“文化大革命”中和新时期都有不同意见的争议。王燎荧的《抗战时期丁玲小说的思想倾向》，批判了丁玲所谓“极端的个人主义，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一期刊物加重了对外国文艺研究的分量。水夫的《暴风雨所诞生的》，论述了十月革命后最初10年间的小说；袁可嘉的《布莱克的诗》，是为纪念英国杰出的诗人布莱克诞生200周年；李健吾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是为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而作。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王季思的《苏轼试论》较全面地论述了苏轼散文、诗、词的艺术特征和伟大成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王瑶的《论巴金的小说》，是到当时为止最为全面地论述巴金小说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的长篇论文。
该期的“编后记”对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回顾，认为“较为显著的缺点是刊物的计划性差”。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编辑部拟了下一个年度的工作计划要点：“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方面打算以继续批判文艺界的右倾思想为重点，同时也打算发表对‘五四’以来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论文。古典文学的重点打算放在元、明、清的戏剧小说方面。”并继续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和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1958年
2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毛泽东曾经3次审阅修改，因此此文可视为当时中共中央对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
3月12日 《文学研究》第1期出版。
这期刊物封面换了，目录增添了外文，并且又一次刊登了编委会的名单。虽然这期“编后记”没有说明，但对照1957年第1期刊登的编委会名单，还是能发现这个名单的“奥秘”，即编委名单中删除了刘永济、陈涌、林如稷、陆侃如、冯雪峰、程千帆、黄药眠、钟敬文等8人。这应该是反“右派”斗争的结果，但刊物没有一一刊出清除出编委会者的名单，算是较为宽容，较有人情味。其中陈涌同志是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现代文学组组长、鲁迅研究专家，反“右派”运动中被戴上“右派”帽子。
该一期首篇是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1957年度展开讨论的一种延续。郑先生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他的论文放在首位，自然可以理解。接着三篇全是对文艺界的所谓“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文章，它们是冯至的《论艾青的诗》，刘绶松的《关于左联时期的两次文艺论争——批判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和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以群的《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兼评何直、周勃及陈涌等人的修正主义论点》。批判者都是当时的名家，文章的调门高，火力猛。
古典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仍然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季镇淮的《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陈中凡的《元好问及其丧乱诗》、王津达的《汉乐府诗相和歌即汉清商说》以及罗大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其时代》、王佐良的《论旭恩·奥凯西》、缪灵珠的《高尔基的文学观点和方法》，都是厚实之作。“学术动态”栏目刊登了黎颖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关于方针任务问题的辩论》。文章说，从去年（1957）12月10日到27日，文学研究所围绕着所的方针任务展开了一场辩论，前后历时17天，大小辩论会开了许多次，在辩论过程中形成了“系统派”“当前派”“并重派”三部分人。“系统派”强调系统研究，主张文学研究所应该多做“百年大计”等长远性的学术研究，以便提高研究水平；“当前派”从当前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实际出发，强调文学研究必须注意和研究当前文艺运动、文艺思想上的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并重派”认为，系统研究和解决当前问题，长远的学术要求和当前的实际需要，应该并重，不应规定何者为主。何其芳在最后一次会上，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和分歧之点，作了重要发言。他着重谈了关于对当前的实际需要的理解问题以及当前实际需要、长远学术要求和系统研究三者的关系问题，关于当前实际需要和长远学术“要求”是否可以并重的问题。最后，何其芳同志提出了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十年内全所性的七项任务：（1）研究我国当前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经常发表评论，并定期整理出一些资料；（2）研究并编写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3）编选出一些中国文学的选集和有关文学史的参考资料；（4）外国文学方面，研究各主要国家的文学，并将研究成果按照时代编出一些论文集，作为将来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准备；（5）编订汉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每部作品都冠以帮助一般读者理解和欣赏的序文；（6）研究文艺理论，并编写出一部较为通俗、结合中国实际的文艺学；（7）编订汉译外国文艺理论名著丛书。在这七项任务中，又提出以[3]（1）（2）两项为全所的重点。
3月22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由此，全国文艺界开展了学习新民歌和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讨论。
6月25日 《文学研究》第2期出版。
1958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诞辰7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作为世界文化名人来纪念。这期的《文学研究》即发表了三篇此方面的论文，即郑振铎的《论关汉卿的杂剧》、杨晦的《论关汉卿》、王季思的《关汉卿杂剧的人物塑造》。
这一期增添了两个栏目：一是笔谈，二是通信。笔谈的三部作品是《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日》，都是描写战争的，参加笔谈的多数是文学研究所的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组的研究人员。“通信”栏目发表的是几个青年研究人员对李健吾先生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一文的意见：“首先要指出的是超历史超阶级的观点”、“其次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本文中所表现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其三，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不够严肃的”、“最后”是指责作者的文风是“脱离人民大众的资产阶级作[4]风”。信里同时表示希望李健吾先生不客气地指出他们意见中的不当之处。因而这一期“编后记”里特意指出：“我们在工作中有这么一个体会：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大家还不习惯于辩论，不大习惯批评和反批评，在学术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不大肯说，或者又不敢尖锐地说，缺少一种敢想、敢说、敢大胆发表自己意见的革命精神。”“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我们希望学术界打破这种沉闷的空气，出现一种新的气象，新的精神”。
其他的主要论文还有唐弢的《论阿Q的典型性格——批判冯雪峰反现实主义，反阶级论的文艺观点》、王淑明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和林庚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青年研究人员蒋和森发表了长篇论文《曹雪芹的〈红楼梦〉》。书评一栏里，发表了钱锺书对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一书的评论。这篇书评的特色在于作者能坦诚相见，进行认真严肃的探讨，短短一篇文章中，竟有28个注。
这一期的“动态”一栏也许更为引人注目。第一条是《中国文学教学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揭发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厚古薄今问题。文章说：“自双反运动开展以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厚古薄今’的倾向被揭露出来，它的严重性是耸人听闻的。有个教研室制订了一个培养研究生的条例，其中罗列了大批书目，并规定在几年内念完，可说是严格极了，然而没有只字提到马列主义，道道地地是‘白色条例’；一位文艺理论教授给研究生开的参考书目中，竟然出现了《圣经》；至于教授们在讲课中的‘崇古非今’，以欣赏的颂扬的态度对待古典文学中的封建糟粕，则更为普遍了。几千几万张大字报惊心动魄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大学的中文系究竟要给国家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第二条揭发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学与厚古薄今现象”。文章认为形成严重的厚古薄今现象的原因是：（1）复古主义思想；（2）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重视材料、重视考证，把这些当作首要的东西。轻视理论分析，甚至认为这是空论；（3）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4）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第三条揭发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中的错误倾向”。其主要表现：一是缺乏正确的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二是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三是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四是脱离实际的繁琐考证。
10月25日 《文学研究》第3期出版。
这一期几乎是大批判专号，首篇第一次刊登了《文学研究》编辑部的《致读者》，说明这是改版后的第一期。封面改换，原来是古色古香的藏青色，现在变成黄棕色，凸显出“文学研究”四个大红字。《致读者》首先检讨了《文学研究》创刊时确定的“方针和任务”的缺点，这主要指：“关于中外古典文学的研究文章发表得过多，这些文章有许多又不是用新的观点来写的；而研究现代文学和结合当前斗争的文章就发表得较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广大的读者群众的需要。”“就是由于以上的方针和执行中的缺点，我们刊物上就出现了红旗、灰旗、白旗杂然并存，缺乏战斗性的情况”。《致读者》还透露，不少读者对《文学研究》第3期（1957年）特别不满意，“这固然是由于当时全国学术界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组稿很困难，我们不得不把过去积存的一些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稿子都一起发表，以免脱期”。《致读者》进一步表态：“今天看来，这样处理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宁肯脱期，或甚至停刊一期，也不应临时凑一些稿子，[5]勉强按期出版。”《致读者》还检查了刊物存在的“厚古薄今”的倾向，表示要加强刊物的战斗性和群众性，在文学研究工作中“拔白旗、插红旗”，坚决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这一期的一系列论文确实贯彻了“拔白旗、插红旗”“厚今薄古”的方针，基本是一本“革命大批判”专辑。其中有三篇文章是批判王瑶先生的，具体篇名是：《王瑶先生是怎样否认党的领导的》《王瑶先生的伪科学》和《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扬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论》。文艺理论方面，亦有三篇批判文章，即蔡仪的《批判陈涌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右派论调》、伊凡的《陈涌在题材问题上对鲁迅的歪曲》和姚文元的《驳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姚文元的文章第一次在《文学研究》上亮相。
郑振铎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和著名的文学史家，在“拔白旗、插红旗”的批判运动中，自然首当其冲。文学所内展开了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批判。这一期刊发了所内6位青年研究人员集体写作的《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中指出这本文学史的“根本问题在于著者是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学观点来撰写文学史，以‘俗文学’的观点、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文学观点上的反映来提倡和肯定民间文学”，“更其严重的是，《插图本文学[6]史》中还相当明显地表现了胡适派的实用主义的文学观点”。
该期还有两篇正面赞颂新时代的论文，一是贾芝的《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二是力扬的《生气蓬勃的工人诗歌创作》。有批判，有歌颂，显示刊物旗帜鲜明。此外还发表了一篇署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一班‘红旗’学习小组”的《资产阶级专家到底有多少货色？》。文章声称：“资产阶级专家的纸老虎，已经被事实彻底地戳穿了！迷信‘专家’的人们，应该是清醒的时候了！”这篇文章转载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内部刊物《东风》第2期，看来大字报也上学术刊物了。“学术动态”栏里，刊登了《北大、复旦、南开、武大中文系的学术思想批判与教学改革的情况》一文。文中提到：“最近两三个月来，我国各个大学的中文系，有着两件令人兴奋的事。这就是大批新的教学大纲，新的讲义产生了，大量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论文产生了。”文章认为，“在短短的时间里，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是党[7]的群众路线在学术思想战线上的胜利”。《文学研究》又一次刊登编委会名单。与这年第1期上刊登的名单相比，此次编委会委员增加了刘芝明、邵荃麟、何家槐、林默涵、唐棣华、张光年、叶以群。其中，唐棣华是新调来的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其他几位都是经受过反右派斗争考验的革命文艺家。古典文学专家刘文典的名字从编委会名单中消失。
这一期《文学研究》版权页上记的是10月25日出版，实际上到读者手里已是11月初了。写于11月2日的“编后记”中说明延期的原因，一是印刷的关系，二是临时增编悼念郑振铎先生的专辑。10月17日，郑先生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去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途中，所乘飞机在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失事，郑振铎、蔡树藩等16位同志遇难。为了表示对老所长和《文学研究》编委的追悼和哀念，特地赶编了一个专辑，附在这一期发行，专辑的内容包括：郑振铎遗作《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序》、吴晓铃的《郑振铎先生传略》、何其芳的《悼念郑振铎先生》、〔苏联〕艾德林的《忆郑振铎同志》、王伯祥的《悼念铎兄》、余冠英的《悼念郑振铎先生》、〔波兰〕亚奈士·赫迈莱夫斯基博士的《悼念郑振铎教授》和吴晓铃整理的《郑振铎先生撰著编译目录初稿》。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同一期刊物的正刊上，在批判郑振铎先生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而在附加的“专辑”里，又在深切怀念郑振铎先生。
该期刊登的“稿约”较之前也有很大的改动，主要突出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兹简录于下：《文学研究》发表下列稿件：（1）对当前文学作品、当前创作问题的评论；（2）对当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及其他错误的文艺思想的批评；（3）对当前重要文艺理论的研究和讨论；（4）对我国和外国文学史上重要作家、重要作品和重要问题的研究；（5）对我国各族的民间文学的研究和评论；（6）对国内新出版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方面著作的书评；（7）关于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问题的资料和考证，特别是有关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8）讨论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的通信。
10月1日 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知识》创刊。“创刊的话”中说：这个刊物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帮助大家阅读”。另一任务是“评论群众创作”。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提高欣赏水平和创作水平，刊物还要作“介绍基本知识的工作”。
12月25日 《文学研究》第4期出版。“评论”栏目里，刊登了3组批判文章。第1组有陈燊的《评李健吾先生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杨耀民的《批判杨绛先生的〈菲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胡念贻的《孙楷第先生的考证工作》和朱寨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批判》。这一组文章，除了最后1篇外，其他3篇都是文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写的，曾在所里的学术批判会上讨论过。这期的“编后记”特别提出：“对于这些文章，很希望大家特别是被批判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以进行讨论。学术问题是需要反复讨论的，真理是愈辩愈明。”
第2组批判文章是有关巴金研究的，有李希凡的《谈〈雾、雨、电〉的思想和人物》，主要批判巴金小说所宣扬的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虚无主义思想；而刘国盈、廖仲安的《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巴金过去的创作》一文，则是对《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发表的《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同学与青年教师集体写作）的商榷意见。文章围绕着“巴金创作的真实性问题”，对青年学生和教师从真实性的角度否定巴金的论文提出质疑，认为该篇论文“还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尺度来衡量巴金，这里有一定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探索态度，在大批判成风的时代氛围下，是难能可贵的。
第3组批判文章是针对外国的“修正主义”的。罗荪的《“把凯撒的还给凯撒”——评南斯拉夫维德马尔的〈日记片断〉》，批判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维德马尔1956年发表的论文《日记片断》，认为该作者“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朱虹的《从法斯特的小说看法斯特的本来面目》，把美国共产党员作家法斯特作为“叛徒”加以揭露和批判。
以群的《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正面阐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认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非常时代需要这样的文学，勇敢[8]的体现共产主义风格的劳动人民需要这样的文学”。在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单纯的“现实的再现”或是“现实之客观的表现”的文学，已不能跟上时代形势的要求了。《新苗》编辑部的文章《农民作家刘勇和他的创作》，是《文学研究》创刊以来较为难得的正面赞扬当代作家的文章，实际上也是对“大跃进”歌谣运动的肯定。文章引用了一首新民歌，认为它“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气魄与风格、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
[9]合”，这首短歌是：
红旗飘在山顶上，
我们开荒在山冈，
赶走七个圆月亮，
赶走七个红太阳，
四张眼皮合拢来，
一身疲倦累得慌，
心里想起毛主席，
一锄挖土大半方。
在“讨论”栏中，发表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四年级乙班黄昌前的《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和王季思先生的《关于〈苏轼试论〉的几个问题》。前者认为王季思的《苏轼试论》是“一篇很有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表现了作者在研究古典文学中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则检查了自己的“《苏轼试论》以及《宋元文学史》的讲稿里的其他部分，虽然也有个别可取的论点，但总的说来，表现了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文艺观点”。一篇是批评文章，一篇是检查文章，同时又有一些观点的进一步阐明，除了一些贴标签式的政治帽子外，语气基本上还是说理的。“通讯”栏目（“通信”在该期改为“通讯”）中发表了曹道衡的《对〈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的意见》，认为钱锺书“学术思想中形式主义似乎颇为严重”，钱锺书对作家的那种琐碎的论述法，“其危害性还不仅仅限制于对读者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抹煞了现实主义与反[10]现实主义的斗争，违反了列宁的两种文化的原理”。“书评”栏目也贯彻了“拔白旗、插红旗”的编辑方针，发表了谷代的书评，赞扬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这部文学史的出版，是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面红旗”，“无疑的是标志着党对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的胜利，是从共产主义精神出发的集体协作的研究方法的胜利”。文章认为，该“文学史”的优点是充分地贯彻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原则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整理民族遗产必须注意区分精华和糟粕的指示，是编著者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去论述古典文学的历史。书评作者最后总结为一句话：“总的说来，这部文学史的成就是空前的，它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史上必然要占有重要地位。”书评作者似乎有些预感似的，最后发出警告：“至于有一些资产阶级教授和观潮派要想抓住这部文学史的某些不足之处来加以非难，肯定是会[11]碰壁和落空的。”
这一期的“编后记”还对下一年的选题提出了设想。1959年将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和五四运动40周年，“我们在大搞钢铁，大搞人民公社，大搞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来迎接这新的一年”“因此要求全国的作者从各个方面来总结我国这伟大的10年来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特别是工农兵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章。同时也十分欢迎五四以来重要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章，鲁迅研究更是当前特别紧要的任务，希望更多的同志就这一专题进行研究”。
在该期第77页的空白处，还刊登了一则《文学研究》编辑部和《文学知识》编辑部的《降低稿酬标准启事》：“我们热烈响应上海、北京报刊、出版社降低稿酬标准的倡议。为了逐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报酬上的悬殊差别，适应作家和广大群众共产主义觉悟大提高的新形势，我们决定自10月份起将稿酬标准降低一半。”
[1] 何其芳：“编后记”，《文学研究》1957年第1期（创刊号）。
[2] “编后记”，《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3] 黎颖：《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关于方针任务问题的辩论》，《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
[4] 杨耀民、陈燊、董衡巽：《对〈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的意见》，《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5] 《致读者》，《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
[6] 曹道衡、徐凌云、陈燊等：《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
[7] 《文学研究》记者：《北大、复旦、南开、武大中文系的学术思想批判与教学改革的情况》，《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
[8] 以群：《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
[9] 《新苗》编辑部：《农民作家刘勇和他的创作》，《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
[10] 曹道衡：《对〈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的意见》，《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
[11] 谷代：《评北大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