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德刚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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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政权：民国史军阀篇（唐德刚作品2）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段祺瑞政权：民国史军阀篇
作者：唐德刚
排版：AGOOD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2-01
ISBN：978754956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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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1920—2009）
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袁世凯公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明信片，并绘有北洋政府时期的五色旗。
敬祝中华民国创造明信片之孙中山、黎元洪、黄兴头像。
祝大中华民国成立明信片黎元洪、黄兴头像。其中可见辛亥革命“南京城大激战”、长江口岸“八舰降服”场景及中英文字样。
左上：北洋时期印行辛亥革命民军首领黄兴像明信片。右上：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黎元洪像明信片。左下：北洋时期印行中华民国副总统冯国璋像明信片。右下：北洋时期印行蔡锷像信片。
北洋时期印行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像明信片。袁后中国，北洋之虎段祺瑞，被视为皖系军阀首领。
1918年双十节徐世昌像、冯国璋像纪念明信片，有“北京（民国）七年十月十日徐大总统就任纪念”戳。
上图：张作霖像及其与外国军官留影。下图：张学良像及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坐乘的贵宾车倾覆场景。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孙中山头像。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袁世凯像。中华民国三年（1914）“袁大头”袁世凯头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1916）袁世凯像。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黎元洪头像。中华民国十年（1921）九月仁寿同登纪念币徐世昌像。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宪法成立纪念银质纪念章曹锟像。中华民国执政纪念币“和平”（1924）段祺瑞像。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像纪念银币。
1913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率梁启超、梁士诒、荫昌、陆徵祥、曹汝霖、顾维钧、章宗祥、刘冠雄、王家襄、汪大燮、朱启钤等文武官员，与各国驻华使节合影。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前排左八）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仪式后合影。前排左七起依次为代理总理钱能训、外交总长陆徵祥、交通总长曹汝霖、海军总长刘冠雄等人。
1916年10月10日，值中华民国成立五周年，新上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在南苑操场举行北洋军阅兵仪式。掌握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不服黎元洪登上大总统宝座，形成“府院之争”。黎元洪也想利用这次阅兵显示自己的地位。
上图：1918年11月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纪念一战胜利。大总统徐世昌在代理总理钱能训、新任陆军总长靳云鹏等人的陪同下正走向太和殿，准备在太和殿前广场检阅战胜国部队，英美等国驻京军官抽出指挥刀以示敬意。下图：1918年11月28日，大总统徐世昌发表一战胜利演说。人群正中戴高帽者为徐世昌。右边着军装的是陆军总长靳云鹏，再往右是段祺瑞。战胜国公使分列两旁。
上图：1916年11月，英国在山东威海卫租界开始招募第一次世界大战赴欧华工。下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工不少是山东人。赴欧之前，加拿大医务官仔细检查二十多项身体指标，尤其严防筛查沙眼等传染病。
上图：一战期间，中国华工在法国南部的鲁西荣地区修建铁路留影。飘零万里，语言不通，遂常以手势交流，甚至英国人抽着马鞭监督华工营众赶进度。下图：1918年6月，中国华工自法国、比利时交界处向前线进发。一战爆发后，成千上万来自中国的华工援助对欧洲弥足珍贵，在法国，这样可能腾出同样数量的法国工人到前线服兵役。
上图：1890年，段祺瑞（左二）等五名晚清留学生在德国教官瑞乃尔指导下操作弹炮。晚清政府亦与德国克虏伯公司谈判购炮事宜。下图：段政府段祺瑞（前排右五）等人与英国、美国等列强“太上皇”北京外交团合影。中国海关的最高机构总税务司长期由英国人把持，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巨额财源。
上图：1924年直奉战争，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17日，奉系张作霖邀冯玉祥在天津日租界下野皖系首领段祺瑞家中会谈，决定拥段为临时执政。图为天津会议合影，前排左起梁鸿志、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杨宇霆、张树元，后排吴光新。下图：1936年，前国民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1865—1936）公祭之时，其灵柩车由国府要人及各国仪仗队护行北平留影。
1924年10月，冯玉祥将曹锟囚禁中南海，时局之变，促使奉系、皖系寻求孙中山合作。此后为全国舆论所迫的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以产生正式政府。此图即为12月4日抱病自海路抵达天津的孙中山，在张园行馆与国会代表等欢迎人士的合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辞世。同日，遗体送至协和医院。19日，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开放社会各界隆重公祭。4月2日，移至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石券门内暂厝，图为由中央公园移出情景，送殡者十余万人。
中华民国三年（1914）印中国银行试模票袁世凯像（正反面）。中华民国六年（1917）印中国银行兑换券壹佰元黎元洪头像（正反面）。
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印中央银行伍元通用货币孙中山头像（正反面）。
左上：中华民国邮政孙中山头像。右上：中华民国共和纪念邮票袁世凯头像。左下：中华民国邮政陆海军大元帅就职纪念邮票张作霖头像。右下：中华邮政开办廿五年之纪念（1896—1921）总统徐世昌（中）、国务总理靳云鹏（右）、交通总长叶恭绰（左）头像。编者序唐德刚教授与民国通史计划
禤福辉
唐德刚教授长期钻研民国史，数十年如一日。他的早期著作和晚期作品的重点颇有不同。早期的著述都是专著，主要是口述传记，以1950年代后期参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史学部（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的访谈为基础，如《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都是传诵一时的经典之作。晚期作品则特别着重撰写民国通史，气魄恢宏，观点独到；而且极力打破繁琐、枯燥的学院派传统，以“唐派新腔”的散文下笔，幽默、流畅，亦庄亦谐，妙趣横生；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提倡“务求其通俗”的主张，以期实现雅俗共赏的目的，为两岸千千万万的读者所热烈欢迎。
1991年夏唐教授从纽约市立大学退休，刚放下教鞭，便潜心撰写民国通史。先后出版《晚清七十年》（1998）和《袁氏当国》（2002），前者是“晚清导论篇”，后者是“北京政府篇”，二者是互相衔接的。2000年修订了撰述计划，打算分为五篇，除上述两篇外，还有“国民政府篇”（1928—1949）、“人民政府篇”（1949—2000）和“‘国民政府’在台北”（1949—2000）等三篇。2005年，撰述计划中的“人民政府篇”面世；但是这个计划的主轴—“国民政府篇”却始终没有出现。
2001年底唐教授害了一场重病，差点不起，体力恢复很慢。直到2005年，健康状况稍有起色，便与吴章铨博士重新审议撰述计划，再次修订计划大纲，分为“军阀篇”（1916—1928）、“五四运动篇”（1919）、“北伐篇”（1927）、“国民政府篇”（1928—1937）、“抗战篇”（1931—1945）和“中国近代转型论”等六篇，显然比2000年的大纲较为细致。可惜重病之后，年高体弱，终究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再振笔直书了。修订计划无法落实，董狐之笔从此封尘，民国通史计划不幸中断。
但是他对民国通史始终未能忘怀，在闲谈时常常流露出无限怅惘。自2007年起，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同仁常常结伴到唐府拜访，有时七八人，有时两三人一同前往。除了正式访谈外，也陪两老闲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老人家谈得高兴时，就不断鼓励大伙分头撰写民国史。2009年初我们最后一次到唐家探望，他还是苦口婆心，旧事重提，并且一再讲述近四十年前（1971）推却撰写“蒋总统全传”的往事，感到万分遗憾。看来民国通史没有完成，撰写“蒋传”的难得机会悄然溜走，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过去两年，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同仁分头整理他留在纽约的手稿、论文、诗词、书信等资料，现在总算有一点头绪，希望为中断的民国通史计划做一些补充，《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正是我们的初次尝试。他多年前以英文写成的《中国革命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的翻译工作也快要完成，希望不久可以付梓。但愿能够按照他的修订大纲，整理现有资料，逐步编辑成书，以慰良师的期盼于万一，并聊表无限怀念的微意。其实《段祺瑞政权》一书，远流出版公司早在2004年就差不多编好了，后来把初稿送唐教授过目，不料出了乱子，邮寄回台湾的订正稿不幸遗失，一去无踪。直至今年初，游奇惠主编旧事重提，寄上原出版计划，建议我们把遗稿重新编纂。远流的建议与我们的构想不谋而合，可谓求之不得，因此立刻表示赞同。我们马上着手整理资料，除已在《传记文学》发表的几篇有关军阀的文章外，又从他的遗稿中挑出《谈谈打打的护法战争》（此文太长，现在拆为两篇，按原来小题，分出《再造民国，段阁复起》一文）和《论桂系》两篇未刊长文，并翻译了早年在哥大的英文讲稿《民国军阀概述》以作补充，终于使本书劫后重生，能够与读者诸君见面。
不过，复查修订大纲，他显然有意全盘探讨军阀史的种种问题，并非仅以皖系军阀为限。但是，遍翻遗稿，没有发现直系的文章，也没有讨论粤、滇军阀的稿子，所以本书基本上还是以皖系及黎（元洪）、段的府院斗争为主轴。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绘袁后中国的状况，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夺，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其中《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一文深入分析了军阀时代出现的原因，不断互相砍杀的现象，宪制混乱，黎、段宠臣的缠斗造成府院之争的经纬，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此外，《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一文，简明扼要地阐明军阀时代的分期。民初大小军阀三千多人，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史实纷繁，使人眼花缭乱。唐教授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并附上图表，把军阀时代（1912—1928）分为四期，每期四年，井然有序，化繁为简，一目了然，清楚阐述了军阀割据时代的梗概，难能可贵。
第二部分专论段祺瑞政权，说明黎、段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严重冲突，势成水火，斗争极端激烈。袁世凯死后，黎、段两头马车走马上任，恢复《民元约法》和旧国会，行“虚君实相”的责任内阁制，其实是非牛非马的混乱制度，既非总统制，也不是真正的内阁制，因此政府运作极度困难；同时人事问题复杂，黎、段的“二爷”（宠臣）孙洪伊和徐树铮缠斗不休，结果1917年竟借参战案而爆发激烈的府院之争，黎听信政客胡言，昧于时势，悍然拉段下马，引起北洋军阀群起反对，结果举国骚然，天下大乱，终于造成统一的中国一分为二，祸延至今，两岸分裂状态依然无法解决。
第三部分“余绪”中，《论桂系》是唐教授的未刊遗稿，只有前半经过整理、缮正，后半篇是未经修饰的初稿，然而全篇深入浅出地探讨桂系的特征，综论其在民国史中所起的作用，观点独到，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桂系虽有相当独立的武力、地盘和财力，却始终不能入主中枢，充分反映其地方军阀的特性。不过新桂系统一广西后，能够认清大局，加入国民党，成为支持革命军北伐的最重要力量，而国民政府的确立，桂系的归附也绝不可少。北伐后李、白势力迅速膨胀，如日中天。但是1929年2月“武汉事变”爆发，竟然不堪一击，土崩瓦解，不但充分暴露桂系的弱点，而且也加强了蒋介石削藩的决心，引发中原大战（1929—1931），同时张学良于1930年秋应召率师入关参战，翌年日寇便乘机炮制“九一八事变”，最终造成全面侵华之局。因此“武汉事变”与“西安事变”同是近代中国国运的转折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一文是唐教授的力作，扼要阐述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势力迅速膨胀的经过。这时张作霖拥有三十七万雄师，打算以武力统一全国。不到一年便控制黑、吉、奉、热、冀、鲁、苏、皖八省，天津、北京、上海三市，拥有半壁江山，傲视群雄。稍后老帅更应孙传芳之邀，出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又在劝进声中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俨然以国家元首自居。然而由于抗拒日人无理要求，结果难逃“皇姑屯事变”的厄运，粉碎了奉系一统中原的宏图。
从整体而论，军阀也有贤与不肖，不能一概而论。“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节无亏，均足垂名青史。”（见《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另一方面，段祺瑞掌权之初，根据《民元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基本上还是依法行事的，并非后来无法无天之辈可比；而且“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问题出在民初根本没有实行现代议会政治的条件，因此“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可说是持平之论（见《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不过，唐教授深信我国最终必将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他说，“我民族要做到把法律当皇帝的这一步，最乐观的估计，恐怕最少还要等四十年。”（见《再造民国，段阁复起》）只是四十年的推断，说不定还是有点太乐观吧。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改朝换代总不免出现藩镇割据现象，昔日的所谓藩镇，就是近代的军阀。如果我们从西汉算起，藩镇割据之局先后出现不下三十次。从宏观史学来看，军阀割据是我国转型期中一个偶然现象。“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复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见《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相信是十分客观的推断。
在编辑本书期间，蒙各方友好大力协助和匡正，特此一并申谢。
2011年12月12日于加州湾区寓所编者简介
禤福辉，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剑桥大学研究。纽约文化工作者，近年从事抗战史研究，现任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长，著有《地狱证言：抗战时期被强掳赴日中国劳工的血泪口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代序言人文亲切——唐德刚史学著作的独特魅力
于仁秋
唐德刚教授逝世两周年之际，远流出版公司决定出版他的《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几位同仁，协助该公司编辑整理唐教授的书稿，我也借此机会再次重读唐教授的这部民国史及其他史学著作。《段祺瑞政权》付梓在即，我们口述史学会的会长禤福辉写了编者序介绍本书的整理过程，并命我也写一短文，谈谈我阅读唐德刚史学著作的体会。
唐德刚教授生前便文名远播海内外，他的史学著作和其他著作广受欢迎，拥有众多的读者；他逝世之后，他的著作成为海内外华文世界的宝贵人文财富。这是唐教授的非凡成就，早有识者论之。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唐德刚教授的史学著作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在海内外华文世界长盛不衰地拥有众多热情的读者？最简单的回答，是唐教授写得好。好书自然有人读。如果我们接着问，唐德刚教授的史书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呢？这就不是三言两语便讲得清楚的。我愿在此短文之中，不揣浅陋，谈谈我对唐德刚教授史学魅力的认识和体会，求教于喜读唐氏作品的读者朋友们。
我是专业历史工作者，喜欢读唐德刚教授的史学著作，有些著作是一读再读。综合多年的阅读体会，我最佩服唐教授的是他有非凡的本领，将个人兴趣、当代显学、大众经验及心理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写出既有卓越见识、又让一般读者读来倍感亲切的历史著作。
唐德刚教授治史的个人兴趣是中国近现代史；他在他的著作中数十年“曲不离口”地讨论中国的“转型”（transformation）问题，本是当代显学；而唐教授反复申述的中国“转型”的长期性、“一转百转”的复杂性，经他老人家那支健笔深入浅出地阐释描绘，则表现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经验，有具体真实的人物故事可供参证、回味、思考。试问当代中国人，谁没有生活在“转型期”酸甜苦辣百味杂陈的体验和观感？当代中国，变化之快，真使人有十年已一世、沧海变良田之慨。在此“一转百转”、越转越快的“转型期”，常被转得晕头转向、有满肚子委屈、困惑的中国人，抽空坐下来翻一翻唐教授的历史书，读他那些对中国转型特殊经验独具卓识的历史分析和他的具有浓厚中国人情味的文字，自有一种亲切。“转型”学成为当代显学，原是人类经验的自然反映：欧洲、美洲，中国，以至全世界，由“前现代”“转型”到“现代”，自然有无穷的问题要研究，于是有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唐德刚教授生于1920年，在祖国度过青少年，亲身经历过中国的“转型”，目睹了中国人的奋斗追求、挫折失望。他在大学、研究所的专业是历史学，受教于顾颉刚、郭廷以等名师，对中国“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也有真切的认识和体会。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唐教授在当时的美国史学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学位，更是广泛研读当代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对各国之“转型”，有所比较；他将这些新理论、新方法，以比较的方法应用于研究中国之“转型”，并将自己的亲身体验观察融入于历史分析，数十年如一日地以通俗清新的文字呈现自己的研究结果，终于成为独树一帜的史学大师。
唐德刚教授没有创立任何“转型”理论，但他却将中国的“转型”历史写得精彩万分，因为他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同时又极清醒地避免各种门户之见。唐教授是一位虚心而又自信的学者。他在念博士期间，虚心学习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由衷赞叹西方现代历史学引进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之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唯其虚心，他也能看到西方理论的局限性。比如说，他很早就指出，西方研究“现代化”及“转型”的许多理论、方法，注重人类经验的“通性”是其长处；但忽略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则是其短处。扬其长避其短，是唐教授很早就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多年撰述中国“转型”历史的具体写作实践，我们读他老人家的书，时时便会看到他在不同地方对此问题的讨论和提示。
唐德刚教授是一个有抱负的史学家。他既有对西方学术界显学各派识其长亦见其短的眼光，随之而来的便是他要超越各家各派的自信和雄心。早在1962年，正当壮年的唐教授便和一家美国出版公司（Crowell-Collier，1965年后改名，通称麦克米兰[MacMillan]）签过约，拟以英文写一部中国现代通史。此书后来因故未能完成，但唐教授撰写一部有特色的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始终未泯。据汪荣祖教授回忆，唐教授于1980年发起组织“北美中华民国史学会”（1983年正式成立时改为“北美20世纪民国史学会”），“唐德刚原意要大家合写一部‘民国史’”，“他有鉴于当时中国大陆与台湾研究民国史都不免受到政治的干扰，所以认为我们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可以“搞一个民国史研究的第三势力”（《唐德刚与口述历史》，远流版，页117—120）。
现在回头去看，唐德刚教授当年雄心勃勃，是因为他对这“第三势力”的诸项优势（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史料）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自信。唐教授熟读中国传统史学、当代西方显学，对中西、新旧各派均知其长短，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比较史学、宏观史学的眼光和方法，就不是当时遵循官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教条的大陆学者，或恪守传统史学清规的台湾学者所能具备的，更不用说那时候两岸学者都仍受制于政治干扰。至于史料，试问有谁比唐德刚更有优势呢？他老人家不仅对传统史料如数家珍，更得天时、地利、人和，对李宗仁、胡适、顾维钧、张学良等民国期间的党政要人和文化教育界领袖进行过口述历史访问，和他们有过长时间的交往，对他们有近距离的观察。当然这些口述史资料后来都已公开，并翻译成中文供研究者及一般读者参考阅读，人人都可使用。只是没有唐德刚教授那种亲自长时间地进行口述史访问并下工夫核对史实的实践，要达到唐教授对这些口述史资料的领会、消化和恰到好处地使用的那种水平，不是不可能，但是难乎其难。
试举一例。本书“余绪”所收《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一文，将1920年代中期中国军阀混战的一团乱麻，作剥茧抽丝的分析，主旨是运用“转型”理论架构，把“军阀混战”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处理。唐德刚教授写这段历史，固然把有关文献资料翻遍，而他居然见过、访问过至少两个当年打得死去活来的军阀—张学良和张发奎，这种经历，与唐教授同辈的学者就很少有，更不要说老军阀死后，年轻一辈的学者连见一见军阀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当年见过张学良、张发奎的学者也许不止唐德刚教授一人，但张学良只信任唐德刚，只愿意跟唐德刚谈往事，所以只有唐德刚能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将活的史料信手拈来，将往事写得鲜活生动，也把军阀写得惟妙惟肖。唐德刚教授在该文中先叙述了张学良、张发奎1927年5月在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的一场恶斗：
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1990）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
数页纸之后，唐教授则记述六十年后“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的张学良的另一面：
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我，他在1927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关，内战是绝对不能再打了。
这种笔法，将人物写得有立体感，亦将历史的复杂性层层呈现，到收篇时唐教授对“军阀”所作的“反思”讨论，便有说服力。这时，虽然他不再提张学良，但上引张学良与家破人亡的老者相对流涕的故事，仍是他“反思”讨论“军阀”的依据之一。我们看唐教授写来，一气呵成，仿佛全不费力气，但我相信，没有他那样得天独厚的口述史访问经验，纵然有他那种才气，也写不出他这种生动的历史文章。
当年“第三势力”诸项优势俱在，却终于没有建立起来。我想，这大概是唐德刚教授他老人家在文章中不时提起的，“天朝弃民”海外谋生“满腹辛酸”的一部分（顺便说一句，这种辛酸亦是“转型期”种种辛酸之一种）。唐教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超越辛酸，在七十岁退休之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做一个倔强的单干户，单打独斗地写晚清、民国史，在八十岁中风生病之前，完成了《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著作。这些书出版后大受欢迎，居然还有盗版！唐教授当年辛辛苦苦搭了架子要建立的“第三势力”虽然未能拔地而起，最后无疾而终，但他晚年所写的史书在普通读者“民国史阅读书单”上却恐怕是排在“第一”！
读者的爱戴，对晚年的唐德刚教授应该是很大的安慰。我们不知道，这种安慰是否能与唐教授成功地当了一个学术团体的龙头老大、成为“第三势力”寨主而有的满足感相比。我们也不知道，若是“第三势力”申请经费、建立学术地盘成功，在现代知识生产体系、学术管理体系之下，它会不会被引导诱导或被迫走进学术象牙塔中的一个牛角尖，一小撮人在那里自说自话，顾影自怜，书也许是一本又一本地出版，但出版之后大多没人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唐教授建立学术地盘的努力前功尽弃，付诸东流，但他不自弃，不气馁，晚年将他的个人园地经营得繁花似锦，观者如云，这种成就，试问蜗居于学术牛角尖中的学者多少人能比？“第三势力”作为学术团体无疾而终，但它的“魂”，却由“第三势力”的倡议者和灵魂人物唐德刚教授带进了他的作品中—换句话说，“第三势力”学术取向的诸项优势都在唐教授的民国史著作里充分展现了出来，这大概是唐氏作品在华文世界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唐德刚教授的史学著作和其他历史著作相比，便会看出唐氏作品中处处有“第三势力”的精、气、神—那宽阔的视野、宏伟的气势，和时时刻刻超越党派之争、门户之见的自觉。
有人会说，海外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为唐德刚教授写出超越党派之争与门户之见、具有独立见解之历史著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自然不错。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唐教授是少数自觉地运用这一自由优势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之一。学术自由、免受政治干扰之优势本身并不保证学术事业的成功。只有像唐德刚教授那样自觉善用自由环境，一辈子追求自由的人，才最终达到那超越党派之争、超越门户之见的境界。唐德刚教授已成一家之言的高超境界，专业的历史学家钦敬不已自不待言，一般读者亦能欣赏，这是唐教授自觉追求并已达到的另一境界：写出雅俗共赏的好书，让历史著作帮助尽可能多的人理解过去和前人、认识当下和自己。唐德刚教授的文章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实在是因为他品位高，知道那雅俗共赏的境界，而且他功夫深，仔细钻研过古今中外雅俗共赏的经典名著，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来说，他认真“啃”过《史记》、《资治通鉴》和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终于锻炼出一支健笔，用精彩的文字表达精彩的见解，在新的时代将雅俗共赏的人文传统发扬光大。
人文传统在当代面临巨大挑战和种种危机，唐德刚教授对此有深切的认识。他早就指出，历史著作如果不继承“文史不分”的优良传统，不注重文字的可读性，则历史会变成“枯燥无味的东西”，没有人看的。但他老人家并不悲观，坚信“真金不怕火炼”，因为历史中有文学，“史以文传”，写得好的历史书总会有人读，会流传下去。什么样的历史记述是写得好看、写得巧妙的呢？且看唐教授对丘吉尔文字造诣的点评：
譬如《丘吉尔回忆录》曾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有它特别好的地方。我读这本书时，看到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有一次丘吉尔与希特勒约期见面，由于丘吉尔讲话不小心，批评了希特勒，希大为生气，取消了约会，从此以后，丘与希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件事如果由我们来写，可能秉笔直书写成：“某年某月某日，丘吉尔应与希特勒在某处碰头，后来希特勒取消约会。所以两人一直未曾相见。”但《丘吉尔回忆录》却是这样写的：“希特勒自此以后就失去见到我的机会了！”（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 ）这个事实和“自此以后我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没有两样，但在《丘吉尔回忆录》中的笔调却一直强调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比一般人的写法精彩多了。这也就是把历史作品的文学性加强以后，可读性增加了。（《史学与红学》）
唐德刚教授对《史记》和《资治通鉴》，也有他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史记》是出色的历史著作，亦是汉代以后公认的一流的文学作品，是“文史不分”的上品。唐教授将《史记》与《资治通鉴》相比较，认为《史记》笔法是“天马行空，大而化之”，而《资治通鉴》“遍存诸史之真，广纳百家之言”，是融会贯通的大家手笔（《史学与红学》）。我们若将唐德刚教授这些品评文字和他自己的历史著作对照着读，自可稍窥唐教授勤勉聪明的治学轨迹和他精湛深厚的学术功力，以及他见贤思齐的胸襟抱负。他那些广受读者欢迎的历史著作，在人文传统备受挑战、有心人将要进行或正在进行反挑战的今天，起着承前启后的示范作用。
人文传统，要有“人”有“文”。书中无“人”，史中无“文”，便是今日危机所在。时下许多专业的历史著作和文章，不仅文字难读，连标题也难以卒读。这种时候，我们读唐德刚教授既有“人”又有“文”的历史著作，自然倍感亲切。和古今中外的伟大历史学家一样，唐教授心中有人、目中有人、笔端有人，而且他有一支文采斐然的彩笔，将历史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将历史事件叙述得万分精彩，为读者呈现了美不胜收的历史长卷。
若有读者在享受阅读好书的乐趣之余，掩卷长思，也可体会出，那写出处处有“人”有“文”的历史著作的唐德刚教授，亦是一有心之人—他心系祖国文化、人民命运，去国五十年，初衷未改。唐氏作品中，许多独特的史识，固然是基于他扎实的史学训练、精湛的学理研究，然而也反映了他对祖国人民命运前途的关心思考。比如说，这本《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中对现代政治制度中“制衡制”的讨论和中国历朝“内在的制衡制度”的回顾（见“‘制衡制’在中国的折磨”一节），就有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持平之论，亦有对“制衡制”在民国初年的部分实践、终遭失败的仔细检讨，对这一失败对后来中国政治的巨大消极影响的中肯分析，以及“制衡制”之建立是中国政治转型关键之一的评论。我们细细品味体会这段文字，既看到一个“秉笔直书”、“无征不信”的史学高手唐德刚，也看到一个博采众家之长、善于融会贯通的文章大家唐德刚，还看到一个对民族文化一往情深、对祖国前途无限关怀的有心人唐德刚。
有心人唐德刚，对读者有尊敬亦有期待。他说过：
中国将来之国运原不能专靠少数圣哲的智慧，它要依靠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好恶与取舍。（《史学与红学》）
这是一段极其平实亲切，而又韵味无穷的文字，它表达了唐德刚教授毕生努力撰写有人有文的历史著作的终极人文关怀：人类对过去的认知理解、对未来的选择取舍，还有他从“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出发，为“绝大多数人”写作的自觉选择。像他这样亲近大众的历史学家，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原是极其自然的事。读者不见得会同意他老人家的所有观点和评论（绝大多数人的认知、好恶与取舍之事，必然是众说纷纭的），但是捧读唐德刚教授的书，看他以圆通的智慧、亲切的口吻、充满人情味的文字，评点古今，知人论世，真是人生一大乐事。
2011年12月22日于纽约序者简介
于仁秋，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硕士，纽约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分校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计划主任。专业是历史，研究领域包括美国与亚洲关系史、美国华人史，历史专著《救国自救》（英文）获美国亚美研究学会“优秀历史著作奖”。爱好是文学，所写小说、评论曾在美国《美洲华侨日报》、《世界日报·世界周刊》及上海《小说界》等刊物上发表。长篇小说《请客》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1991年起，在纽约华美协进社（由胡适、杜威等于1926年创办）协助培训中学教师，教授中国通史、中美关系史，现为该社资深讲师。上篇袁后中国第一章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
袁后中国政坛扫描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这也就是笔者在拙作里，不厌其烦地一再解说过，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复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
所谓“军阀”者，便是一个军人，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一区、一省、一县，乃至一城、一镇、一乡、一村），在名义上，他还是国家军政体制上一个有名分的单位，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上，则是个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而自作自为的独立王国。在中国的传统历史里，通称为藩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的一个军人就叫作军阀了。“军阀”这个现代名词，似乎是早期日本人从西文warlord翻译过来的。所以军阀有大有小。大的可以统兵数十万，占地数省，自成派系。有时甚至可以暂时取得国家元首的地位，如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等皆是也。次一级的，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陆荣廷、新疆的杨增新，和后来国民党时代的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新疆的盛世才等等也都是军阀。再小的，有的只有枪兵数十人，占领区域不过一两个小城镇，但他也可征夫抽税，自治自为，不受任何法令的约束，做个最小最小的土皇帝。
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些广西地方军头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林俊廷、陈天泰、张春如、梁华堂等等，“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人枪较少的，则自称为司令、帮统、营长不等，各视本身势力而定。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三章）。这些都是当年在广西省内，土生土长的小军阀。笔者回忆幼年时期在安徽家乡就知道一些割据乡镇的小军阀。记得有个诨名叫魏三闹的“司令”兼个小镇的镇长，他一共只拥有枪兵二三十人。但是他摊夫派税，保护一镇的治安竟至数年之久。上级的县政府中的县长，在动乱时代，皆存五日京兆之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对他也不闻不问；他对上级也向不买账。彼此河水不犯井水，相安无事，虽然他们平时也有些礼貌上的往还。上级的县长来来去去，而魏三闹却能在本县之一角，稳坐钓鱼台，不受太多的影响，而一镇居民的生命财产，却多赖他的“保护”呢。你能说魏三闹不是个土皇帝、军阀？
据张学良将军，英雄不论出身低地告诉我，张作霖早年当“胡子”时代，也是个在东北地方上收“保护费”的张三闹。后来愈闹愈大，才被招安当了管带（营长），以后由团长、旅长、师长、军长，而总司令，而大元帅。割地为王，他在东北所统治的地区，加上后来“入关”所占领的地盘，竟远大于欧洲史上有名的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主政中枢，竟然变成了全国一人的国家元首，虽然他只能统治“九省三市”。
长话短说，地方军阀之形成，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帝国之内，中央政府一旦失控，古史上所谓“王纲解纽”，一解到底，全国顿成无政府状态，“遍地黄花开”（这是太平天国时代地方成无政府状态，群雄并起时的安徽土语，倒颇能道其实况），就形成大小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了。所以这些军阀也不一定全是坏人。农民领袖乘机起义，打天下，固无论矣。有些游离军队（像李宗仁在六万大山中落草）和正常士绅，组织武装自卫，也未必全是坏事。这样，“始割据，终兼并”（三字经上的话），野心家或革命政党，再乘机逐鹿中原，逐渐兼并的结果，终成两强的刘项之争，或国共之战，中国政局就再次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了。这个循环，在古代中国如此；在近代中国还是如此；在转型期的中国，尤其如此。我国近现代史上，从袁世凯死后的分裂，到毛泽东生前的统一，就是这个循环很标准的现象。袁死后各省督军、省长一览
今且将袁世凯死后各省的督军、省长，制一简表如下。这个表显示出中国军阀时期，全国军阀分配的基本情况。下围棋的术语，叫作“布局”。黑白两方棋手，把整盘棋的“金边，银角，屎肚子”，都大体你一子，我一子，作个总体的割据规划，然后再分区厮杀。每区双方都要围绕着可以独立生存的“眼”，建立根据地，向外发展。先是一县、一省的各自独立；然后搞联省自治，或五省联军，或五省、七省、十三省联盟；最后才逐渐连成黑白两大阵营，刘邦、项羽，来一决雌雄。下列这个袁氏死后，地方各自为政的督军、省长的分配，就是民初军阀割据的总布局，以后的军阀混战，就是根据这个总布局，分区混战下去的；有些地方军头的势力，竟延长了十余年至数十年之久。例如由张氏父子所统率的奉系，直至民国二十年（1931）的“九一八”，才开始崩溃。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新旧桂系，云南从唐继尧到龙云、卢汉，都一直延长到中共席卷大陆，才真正结束。下面的一览表，就给予我们一幅军阀时代最原始军阀分布图，读者可一望而知当时的情况。其后的演变，也就不难按图索骥了。
袁后中国各省督军、省长一览表（1916年夏季）
上列简表为笔者根据政府公报等官书，及当时媒体报导辑成的，只是让读史者知其大略情况足矣，细说就太琐屑了。例如蔡锷督川未逾月，即因喉疾去职，举参谋长云南人罗佩金自代；北京政府亦调贵州人、黔军将领戴戡为四川省长，四川本省军人刘存厚等不服，终于引起川、黔、滇三军轮流火并，死人如麻，成都城内民居被毁者数千户。罗佩金被迫率部逃回云南。黔军被包围歼灭，省长戴戡被杀。北京中央不能制，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自此四川便成化外。本省籍大小军阀，砍杀无已时，为各省之最。迨抗战军兴，国立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坝时，且遭阻力。本省分裂主义者竟斥为“文化侵略”，岂不可笑。斯时笔者已在重庆，亲闻之也。固知喜欢搞独立分裂者，并非某省某省而已也。再看看陈宧之接长湘督的故事吧。陈宧，鄂人也。督湘命令方发表，便惹起湘人大哗。陈宧夹尾而逃之后，谭延闿乃乘虚而入，北京中央也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自此湘人治湘，湘人驱湘，湘人杀湘，湘人也就被本省军阀蹂躏得民无噍类矣。事实上，国民党北伐，也就是从湘人驱湘（赵恒惕驱唐生智），和湘人还湘（唐生智、谭延闿打回老家去）开始的。
所以军阀混战的历史，是无法说得完的。以上只是略举两个小例子，其他就可举一反三，毋需多赘了。至于那几个力能震撼全国，影响及于世界的大军事集团，像皖、直、奉三系，他们事实上便是“五代十国”之中各自专政四年的迷你小朝代。较小的军阀，就根据个别情况分别简述之了。
总之，吾人如从微观史学角度，去作“个案研究”（case study），大小通吃，那它就浩如烟海，从何说起？可是我们如从宏观史学去看它，触类旁通之，那也就无啥复杂之可言了。集体而观之，一丘之貉，是有其通性的。总之，王纲解纽，藩镇割据，政客纵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今如出一辙也，何足异哉？何足异哉？军阀趣事举隅
在我国社会文化转型期中，一转百转，没个规矩绳墨以为限制，有权便有一切，因此有权的人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像上述魏三闹那个小军阀，便有生杀之权。他就可以随便杀人。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有趣的故事是说不完的。就以现代化的奢侈品的汽车为例吧，哪个大军阀能没有专用汽车呢？但是内地省份，既无公路，又无维修设备，如何是好呢？所以他们的汽车都是动用整连整营的士兵民夫，从江边驳船上抬了上去的。汽车抛锚了，电瓶没电了，轮胎没气了，再抬下驳船，运往“下江”去修理。
有些向往现代享受的四川军阀，那时还特地从上海雇用“网球秘书”呢。这些少年英俊的网球选手，有时被军阀们的年轻漂亮的如夫人们看中了，曾发生过私奔被捉回枪毙的惨事。想不到某军阀某次醋海兴波，竟为私奔者同生共死的爱情所感动，不但未判他们死刑，反而资助情奔，成全好事，一时传为“佳话”呢。
上述这些荒唐的小故事，都是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等三朝元老，和他们之下的文武僚属们所亲口告我的；有的也是笔者朋辈之间，包括许多“凤子龙孙”和“高干子弟”所转述的真实故事。较之司马迁所根据的“街谈巷议”，可靠多矣。略记一鳞半爪，以概其余，作为时代的见证罢了。地方政府中回避制的彻底破产
在一个有固定型态的社会里，像传统的汉、唐、明、清大帝国，社会上有了矛盾，它都有逐渐发展出来的既定制度，来加以预防和解决。像笔者在《袁氏当国》里所说的“回避制”，从汉朝到清朝的规定，都是本郡人不能为本郡的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本郡的郡吏（行政干部）。在“郡吏”一条上，明清两朝虽稍有变通，但是本省人不能为本省督抚，却是铁定的，不许违背。如果辛亥革命之后，此一回避制继续有效，则民国时代的地方军阀，“回避”一下，猛虎不能归山，他们就不会那样无法无天了。试问如把张作霖调到四川，韩复榘调去云南，龙云调到东北，在“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的规定之下，他们远适异乡，光杆一条，恐怕也就黄牛掉到井里去，有力难使了。
再说那些网球秘书的悲剧吧。你搞三宫六院，你就得维持个宦官制来加以配合，才能保证安全。你既然搞了几十个后宫佳丽，同时又养了几百个英俊潇洒、未经阉割的东北小伙计，来做网球秘书、游泳教习、私人医师和卫士司机，那么，干柴烈火，怎能不出毛病呢？凡是一个有“定型”的社会政治体制，其附带产生的制度，不论为善或作恶，都是彼此配合的。不配合就要发生矛盾，发生动乱。所谓“转型期”，就是在一定期限里把各种彼此矛盾的制度，一转百转，使它们转向相同的方向，摩擦就减少了。
就以帝制转民治这一程序来说吧，在朝中把皇帝转成总统；那么在家中，则父权、夫权也得随之减少的。你不能只在“朝中”把皇帝杀了、废了，而“家中”还有千千万万的小皇帝，稳坐江山，那么这个民主社会就不是真民主了。其实政治革命易，而家庭革命难也。因为政治革命中的皇帝只有一个；而家庭中的皇帝，则在千万以上也。你要把这为数至几千万的小皇帝，一个个拉下马，乖乖，那就非几十年、几百年不为功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再看看所谓黑社会，我们所熟知的黄金荣、杜月笙，也都是他们各自帮会中的皇帝。你把这两位小皇帝拉下马，试试看要用多少气力？
且把这些现象再“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的社会也是个“多重重心的社会”（amulti-centered society）。每个重心之中，都各有其小皇帝，和小朝廷。
附注：其实两党的本身也是两个小朝廷，而他们的小朝廷之中，还另有其小小朝廷呢。例如戴笠就是他那小小朝廷中的皇帝。戴某统治他的小小朝廷，所用的既不是“国法”，也不是“党纪”，而是用他所特定的所谓“家法”。二战前后，在胡佛（J. Edgar Hoover， 1895—1972）领导下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是个自有其私法的小朝廷，只是没有我们小朝廷的问题那样严重罢了。
这些大小朝廷，不论为善或作恶，都要经过长期的调节，才能和平共存，彼此庶能相安无事，终于进入个有定型和比较安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上有较好而可行的国法纪纲，下有足与现行制度相配合的风俗习惯。政治经济达到小康的境界，绝大多数的人心不思乱，不愿铤而走险，因此纵是最善于纵横捭阖、挑拨离间和吹牛拍马的政客官僚，也很难尽展所长来浑水摸鱼。有个和平安定的社会，一个民族的生存，乃至与它生存相配合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像中国传统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和士农工商的社会区划，就可以慢慢地延长下去了。一延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没有本质上的变动。这就是我们在秦汉以来的传统大帝国了。朝代嬗递，而基本社会政治结构则始终未变也。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法政”的实际意义了。为佛洛伊德作实验豚鼠
再说说近年来把美国政坛弄得乌烟瘴气，那也是困扰人类最多的佛洛伊德所强调的色情问题吧。
柯林顿大总统的问题，有许多记者友好不耻下问，我就说这是个美国性泛滥的问题了。若以男女关系之变迁来看美国嬉皮出身的、反越战、搞“群婚”（communal marriage）和杂交的这一代男女，则柯林顿尚不失为一个good boy也。君不见纽约华府随处皆有，夫妇同享的色情俱乐部乎？柯林顿与希拉里夫妇，尚未闻涉足其间也。柯林顿之不幸，是他“身在帝王家”。须知，美国的白宫主人在里根时代到来之前，尚无离过婚之总统也。你如有志做总统，则千万不能离婚。笔者的哥大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原即是个bad boy。他在二战期间，统军欧洲时，竟与他的司机女同志相爱，而要抛弃糟糠，去做英国女婿。事为他的上司马歇尔将军所闻，马乃严厉训之曰：艾克（Ike，艾森豪威尔的俗名），你将来还要做总统呢，岂可离婚？艾氏闻训始止。艾克后来果然做了总统。
柯林顿这个嬉皮总统之不幸，是他没个马歇尔来时时耳提面命，你既进了白宫这个“见不得人的地方”（贾元春娘娘的话），你就得戒色八年。因为在一个不断开放的社会里，中央政府对权力的开放，一般都是最保守的、最落后的，和最缓慢的。所以在中国才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来增加速度。试看美国的社会生活已“开放”到群婚阶段，她的总统还不能离婚呢，岂不滑稽哉？……
但是这就是政治啊。莎翁说，脆弱呀，你的名字就叫女人。搞政治制度的学人也可说，政府呀，你的名字就叫保守。柯林顿这个嬉皮大总统，他把最放荡的嬉皮生活方式，带进最保守的政治圈内，忽然遇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嬉皮陆文斯基，来投怀送抱，他那嬉皮背景，和白宫的清规戒律，就发生矛盾了。因此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做了佛派史学中最大的实验豚鼠，跟袁世凯做皇帝，和汪精卫当汉奸一样，一失足成千古恨，虽咎由自取，实在也只是一桩形势比人强的时代闹剧啊。台下免票看戏、读史者真不时为之捧腹也。社会政治转型的中间阶段
总之，我们中国通史上，这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老套路，在这个循环完成之前，照例要有个军阀横行的中间阶段。在近现代中国所发生的最近的事例，便是从袁世凯死后才开始的军阀混战了。他们一战三十年，再加上个倭寇入侵，最后又打出个刘邦、项羽来。项羽被刘邦打败了，中国也就分久必合了。所以在袁世凯暴卒之后，据时人估计，“军阀时期”在大陆上横行的大小军阀，盖在三千人以上。
而这场浩劫，话说从头，便是从袁世凯的一念之差开始的。袁世凯生前的中国原是个统一的中国嘛。袁的政府也是个可以驾驭全国的政府嘛。他如果不做皇帝，中国也不会分裂，他自己可能也不会暴卒，如此，则转型期所存在的一切社会和政治上的矛盾，都可用不流血的方式，来个和平转型，则中华民国的历史，也就是另外一部历史了。古语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没有军阀横行，哪又会有外族入侵呢？政治人物，从古到今，都是善于自我毁灭的，历史要走它自己的道路，非人力可以强求，致有浩劫连连，夫复何言！我们只能希望，历史家记录出若是之悲剧，好让后来的政客和军阀，稍有戒惧就好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是古往今来的乱臣贼子，读《春秋》而不惧，又如之奈何？矛盾重重的烂摊子
话说回头，袁世凯死后，收拾袁氏留下的烂摊子，是非段不可的。收拾之道的第一要务便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这时对接班最有野心、最有实力，也自认为最有功勋的（反对帝制的功勋），实在是冯国璋。但是冯氏的接班却于“法”无据。袁氏留下的“金匮石室”里，既没有他的名字，凭新旧约法来接班，他也无分。冯氏唯一希望，是北洋派的团结。如果段能全力支持他接班，在冯、段合作之下，北洋派的实力还是全国无敌的。如今袁世凯不但皇帝未做成，连总统资格也已被取消，原先安排的副总统，当然也已随之俱去，既然一切从头来起，则冯之出任总统，当然也不无可借口之处，但这就端赖段祺瑞的一言九鼎了。可是冯在当权的北洋系中，是段的头号劲敌（是后来蒋介石的汪精卫，斯大林的托洛斯基），段不可能来突出冯氏。经过与徐世昌一番密议之后，段就公开主张由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了。至于所“依”者，何“法”？民三的“新约法”欤？抑民元之“旧约法”耶？据说这“依法”二字，是北洋派中，最精的智囊、最大的官僚和最老的狐狸徐世昌点出的。这个“法”是可新可旧，不新不旧的。这一来足使当时全国所有的实力派（包括段祺瑞自己），都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且看此时南方的反对派，原军务院梁启超、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乃至孙文、黄兴那一伙，则坚决要求恢复被袁世凯窜改了的《民元约法》，和被袁氏解散了的民元国会。从而尽废袁氏所立之法，和所建的制度。一切恢复民元的老模式，并由原定的副总统黎元洪，正式接任为大总统。如今黎副总统“依法承继”，不正是南方反对派之所好？
黎元洪自己当然更是梦寐求之。但是他虽于法有据，却为政无力。黎氏自从叛孙投袁，脱离革命阵营之后，早已变成个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他的政治地位，全凭约法为断；只要新旧约法有一个恢复有效，他就是法定的接班人。至于新旧约法是否可以恢复，段祺瑞当然更是个关键人物。至于黎对新旧约法的态度，也是各有喜恶的。依新法，他便是个权力极大的独裁总统；依旧法，他虽是个虚君，却可援引反段的国会，来对抗段的“责任内阁”。
段祺瑞本身这时也是矛盾重重。段之出任国务卿，原是袁世凯自动撤销帝制，恢复大总统名位之后，根据“新约法”派任的。但是这个新约法是个采取“总统制”的临时宪法。他如主张沿用新约法，他这个国务卿，将来就必然要受制于将来的大总统黎元洪，此段之所不欲也。但是他如接受南方反对派梁启超、岑春煊、孙文等人的要求，恢复“旧约法”，这个旧约法是个采取“内阁制”的宪法，这对段总理当然很好；可是恢复旧约法就得同时恢复那以国民党占多数的“民元老国会”。根据北洋系过去的经验，国会之内，党派横行，政客们嘴尖皮厚，开起会来，笔砚横飞，头破血流，可不是个好对付的衙门啊。段一向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所以段对新旧约法也难以取舍。最好还是能另制一部合乎他个人需要的宪法，和组织个无条件拥护他独裁的国会。这就是后来他另组所谓“安福国会”的心路历程了。这也是他“安福系”（一名“皖系”）终于失败的关键所在。段氏谈虎色变的国会
段祺瑞（和他的前辈袁世凯一样）在另造国会这一招上，由于没个一党专政的底子，终于功败垂成，但是他的实验和经验，却为后来的蒋公所充分利用而大获成功。所以政治制度的变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可一步登天。得时休笑失时人，写历史的人，还是一步一步地交代吧。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和他的“皖系”，是啥回事呢？暂时只提一提，让我们到时再说。目前且让我们先聊聊，段老总对国会为什么谈虎色变？
附注：在民初国会里，那些八百罗汉所表演的全武行，才比今日台北的“立法院”热闹得多呢。就以动武的武器一项来说吧。台北“立法院”里的打手，只能“赤手空拳”地来搞他个“拳打脚踢”。八百罗汉中的花和尚鲁提辖，可是厉害得多啊。他们那时还没有原子笔。他们所习用的“文具”，还限于砚台（石制）、墨盒（铜制）和毛笔。砚台、墨盒加墨汁和水，有重至一磅以上的。一支毛笔，加个铜帽，也是个小小的飞镖。一个国会议厅之内，就有砚台、墨盒、飞镖八百个之多，一旦罗汉们野性爆发，火并起来，“文具”变成“武具”，笔砚横飞，墨汁如雨，那还得了？……须知，我们学自洋人，在立法机关里打伤人是不犯法的。有力你尽管去打好也。那时在中国国会里参观的洋记者和外籍观光士女，对我们的砚台、墨盒都存有莫大的戒心。后来北京国会内的管理员，也怕文具伤人，乃把八百只砚台、墨盒，都钻了孔，用螺丝钉钉牢在桌上，以策安全。当年在国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些洋记者就以此发问说，中国的议员为何有那么大的脾气？国会的发言人说，中国人都喜欢吃猪肉嘛，pork的脂肪多。一个人的脂肪多，就脾气大，所以国会内才打个不停，云云。
有的读者批阅拙作至此，可能认为笔者把历史上的鸡毛蒜皮都记录下来，是轻忽历史了。朋友，非也。搞微观史学，本来就是一叶知秋，从小看大嘛。在本篇着墨期中，我个人也正在一面撰文，一面看美国电视新闻，看那第一零六次的美国国会正在开幕。共和、民主两派，为着弹劾柯林顿的好色问题，唇枪舌剑也正在对决之中。以一个定居此邦逾五十年的华裔治史者，面对这幕正在制造中的美国历史，不禁感慨万端：（一）他们这一套，已有数百年实践经验的议会政治，不只限于我们所看到的参众两院，在电视中的表演呢。这是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呢。舍其本而逐其末，我们中国人学得到，学不到呢？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各民族的政治制度，都是历经数百年磨炼出来，自有其民族特色的制度，它不是一辆汽车，或一架电视，可以从甲国搬到乙国，乙国搬到丙国去的。东施效颦，是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呢？加以我们这些酱缸出身，包袱奇重，而并无自觉的政客和学人，硬把黄牛当马骑，是否会自贻伊戚呢？（二）纵然学得像模像样了，像今日的以色列、日本、韩国等，是否真能解决我们的实际的问题呢？纵使能解决若干问题，它是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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