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1915～1933(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崔保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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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1915～1933试读：

序一　红棉与胡杨

当我看到《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1915～1933）》30余万字的书稿时，我依然感到其中的因缘有些不可思议。两年前，我与作者并不熟悉。他在滨海的广州，我在喀喇昆仑山脚下的叶城，相隔万里。但我先后读过作者写的《三极之间》、《藏区三记》。我曾在南疆军区阿里防区当兵，对藏族文化很感兴趣。《藏区三记》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藏民族的来龙去脉、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解开了压在我心中多年的疑惑。后来，作者作为东西部经济研究院的文化顾问来到叶城做县委、县政府委托的文化课题，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初次见面，我们仿佛就像老朋友一样，神交已久，无话不谈。

在文化课题的调研中，作者敏感地发现了一些问题，他毫不讳言地批评道：“叶城域大文小，这是我对叶城现状的一种概括。所谓域[1]大，叶城县域面积几乎与海南岛旗鼓相当。所谓文小，就是有关叶城的文史资料实在太少了。为了做好叶城县的文化课题，厚厚一本《叶城县志》几乎被我翻烂了。在县志序三中，时任叶城县委副书记的赵福生提供了一条线索：‘民国初年有知县邓缵先编撰的《叶城县志》问世’。我当即在旁边批曰：‘何处找？’后来翻遍了叶城县图书馆，几乎没有找到叶城人自己写的图书。对比叶城街市的繁华，我不禁慨曰：今日之人，重财货者多，重文化者寡。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方的软实力。软实力平时似乎没有吃饭重要，关键时刻则关系到国土存亡。”读到这段文字，我深为震撼。

新疆县域文化研究落后是一个事实，但不能永远落后下去，我们这一代人要努力去改变它。我们聘请作者为叶城县文化顾问，主持的“叶城县文化塑县与品牌建设”研究课题，就是一种改变和尝试。

叶城地处帕米尔高原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与印控克什米尔接壤，是防范“疆独”、“藏独”、“三股势力”的桥头堡。叶城不能乱，乱则影响喀什，波及全疆；安则拱卫喀什，护持全疆，叶城干部群众的政治责任重大而艰巨。我县确立了“金果玉叶，铜铁之城”的文化定位。金果玉叶是对叶城资源、经济、生态的描述，铜铁之城是对叶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责任的浓缩。构筑铜铁之城，增强县域软实力，要以现代教育为基础，现代文化为引领，建设公平、正义、民主的制度为目标。

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软功夫，既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半途而废。如同今天叶城县林果繁茂、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也是多届县委领导班子接力赛的结果。作者与我商量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在《叶城县志》附录的注释中有这样一段记录：“1962年，为解决中印边界问[2]题，有专家携带民国时期的《叶城县志》来叶城，县委书记薛义峰得知后，组织人员星夜抄录，遂留下这一珍贵资料。这本《叶城县志》共八卷，残留4～8卷，5.3万字。”同样作为县委书记，我对老县委书记薛义峰的眼光和责任感是十分敬佩的，是他为叶城县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料。一个县委书记的历史，就是一个县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因反对个人崇拜，疏于记录而因此湮没了历史。

民国时期的《叶城县志》是一个叫邓缵先的人写的。《叶城县志》记载了这个人：“邓缵先（1870～1933年），字芑洲，广东省紫金县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补廪，并录优行。清宣统元年（1909年），科拔贡，在原籍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县议会副议长、惠州白纱厘厂书记员、南洋雪茂埠华侨实业调查员，以及县团总局会办员等职。民国三年（1914年）九月，应内外部第二届知事试验，取列乙等，分发新疆。翌年七月抵迪化，除在省属任职外，还多次出任县知事。民国五年（1916年），任叶城县知事。民国六至七年（1917～1918年），任乌苏县知事。民国八至九年（1919～1920年），复任叶城县知事。”

后来作者告诉我，《叶城县志》乃至《紫金县志》关于邓缵先的简介十有六七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发现错误？这与作者认真的求索态度和严谨的治学方法有很大关系。因为有错误，更说明了有研究的必要，尤其是有必要请外面的专家做客观的分析研究。无论如何，一个两任叶城县知事的汉族人，一个为叶城县留下珍贵文化遗产的戍边官员，难道不是我们应该研究的对象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算是这本书的始作俑者之一。

作者在研究邓缵先的过程中，不但到北京、南京、广州、兰州、乌鲁木齐的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近百年的历史资料，而且行万里路，注重田野调查。作者多次探访邓缵先的家乡，采访他的族人、后人，而且深入巴楚寻找邓缵先的墓地。这就使得他笔下的历史人文有血有肉，丰满扎实。当他不断寄来有关研究成果时，我都为之高兴。作者信中说，他只是叶城大树上的一片树叶，树叶总要叶落归根，他会将研究过程中搜集到的所有资料无偿捐献给叶城县，作为建立邓缵先纪念馆的文物和史料。作者鸿雁传书，牵线搭桥，让我们相距近6000公里的两个县因邓缵先而结为友好县。我深为作者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素养所感动。

这本书的书名一变再变，主题与时俱进不断升华。作者凭借他的宏观视野、宽广的知识面和细微的观察力，在《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1915～1933）》中，以一个人物为原点，为我们展开了民初的广东与新疆、客家与维吾尔族、新疆的治世与乱世等不同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画卷，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考证严密，完全跳出了一个县域的时空。

作者将邓缵先的行为归于孙中山精神在新疆的发扬光大，天下为公、博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等至理名言，跨越了时空，也跨越了党派。这是我所见的县域史研究中的上乘之作。我赞同作者对邓缵先的历史定位——边疆史学家、西域探险家、民国边塞诗人、民国爱国官员、戍边捐躯壮士。邓缵先为后人留下了戍边之功、爱国之德和立身之言。

在中国行政官员体系中，县官总被称作七品芝麻官。以我的体会，县委书记官虽小，但政治经济社会的责任重大，尤其在边境县兼贫困县工作，既要保境，又要安民，平安工程和繁荣工程两个轮子要一起驱动。作者非常能体量基层官员的甘苦，同时看重基层官员保境安民的重要作用。他说，我们的文人们眼睛都盯着大官、大款，争相为他们树碑立传，而忽视了国家大厦的基石——芝麻官们的作用。孙中山先生告诫我们，不要争着做大官，要争着做大事。县委书记是一个小官，但它是一个做大事的舞台。芝麻官邓缵先知事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做出了大事的人。我们今天研究他、纪念他，都源于他做大事的气魄和远见。作者选择研究邓缵先，说明他能跳出世俗窠臼的影响，以前瞻的眼光在历史人物中淘金拾珠。

作者善于将历史与现实相互贯通，针对乌鲁木齐“7.5事件”，作[3]者应用了大量史料说明：可爱的新疆——治世桃源，可怕的西域[4]——乱世绝地。新疆不能乱，也乱不起，乱了对谁也没有好处，这是一再被验证的历史经验。

在沙海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胡杨维系着绿洲的生态平衡。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到新疆视察时，勉励新疆的干部要发扬胡杨精神，扎根边疆，造福人民。温家宝总理曾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盛赞胡杨一千年生长、一千年不倒，倒下一千年不朽的顽强生命力。叶城位于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像胡杨一样，扎根荒漠，守护家园，牺牲青春，庄严国土。胡杨精神是中国精神，是英雄精神，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它穿越时空，古今皆然。

邓缵先曾在一首《杂咏》中写过杨树：“塞北有绿杨，百尺高无枝。干修阴自远，节坚风易悲。葛藟欲寄讬，祥鸾来何迟。经阅群卉荣，亭亭亦如斯。”其实，无论白杨、胡杨、松柏，她们虽各有千秋，但品质相同，为君子榜样。邓缵先原本是广东的红棉，他早已化作傲立于沙海的胡杨。今天，在国家援疆大政下，邓缵先将成为广东和新疆的文化纽带和精神财富。我们后人要以宏观视野重新研究和评价他，不能让邓缵先的历史文化价值湮没在浩瀚的史籍中。

是为序。2010年5月于叶城[1]叶城县域面积3.1万平方公里，海南岛3.2万平方公里。[2]《叶城县志·人物传·薛义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660页。[3]薛义峰在1956～1965年任中共叶城县县委书记。[4]“新疆治世是桃源，乱世是绝地，”此系民初新疆省长杨增新语，作者引申为“可爱的新疆——可怕的西域”。[5]何利民，时任中共叶城县委书记，现任喀什地委委员、中共莎车县委书记。

序二　民国边吏的人文标志

最近一段时间，崔保新新著《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记事（1915～1933）》，成了我案头必读之作。这是一部以广东省紫金县人邓缵先为主角，以20世纪前期（1915～1933年）的新疆为背景的长篇纪实文学。

邓缵先其人，是新疆现代史的标志性人物。不论由谁执笔来撰写新疆现代史，都绝不能略过不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他几乎不被人知，似乎淹没在历史潮流之中。然而，杨增新与邓缵先，都是现代时期新疆稳定、发展的基石与新疆进入民主社会的推动力。没有邓缵先，新疆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就缺失了必不可少的细节，历史画廊就变得晦涩难解，它就不像是老一代人亲身经历过的那个充满希望、历尽坎坷、重归一统的历史时期了。西域——新疆，是中华文明的构成单元，现代时期，则是新疆领土归属和发展走向的定位点。作为中国的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不足40年间，新疆展示了区域特有的再生能力与多姿多彩的文明底蕴。而邓缵先，通过自己的忘我与牺牲，为历史留下了一具丰碑。

我知道邓缵先，是因为一部边塞诗集《毳庐诗草》。

早在三十年前，我还是乌鲁木齐一个煤矿的基层干部。我对历代西域诗有浓厚的兴趣，那时“边塞诗”正风行文坛，新疆与诗，是时尚的话题。在骆宾王、岑参、林则徐、邓廷桢、周涛、杨牧的行列，古典与现代还缺失一个衔接环节，一个过渡的引桥。这时，我听老人们说起邓缵先。

乌鲁木齐的文化界人士告诉我，邓缵先是最后一位古典西域诗人，第一位现代西域诗人，而他的《毳庐诗草》就是一座诗歌的通道。我读了《毳庐诗草》，邓缵先与杨增新都成了我崇敬的人物，同时却发现，关于邓缵先的文献记载并不多见。而我在整理《新疆游记》时，1917年4月的纪事之中，作者谢彬提到了邓缵先。那时，邓缵先正出任乌苏县知事（县长），接待了到新疆视察财政情况路经乌苏的谢彬（湖南衡阳人）。

在记录当地的历史与现状之后，谢彬特意说：今年三月，邓知事呈请省长豁除蒙部（蒙古部落）买水陋规，限期升科纳赋，尚未奉批准行，然办法则甚正当也。

在谢彬心目之中，这个来自内地的地方官员，是关注新疆国计民生、关注民族发展的人。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有了共同语言。

与杨增新一样，邓缵先在新疆的贡献，是在现代转型时期为中国六分之一领土的稳定安宁殚精竭虑，直至献出生命。

与杨增新一样，他们在新疆都经历了20年的忧患时日，邓缵先入新疆赴职晚了几年，但杨增新1928年死于一次恐怖袭击之后，邓缵先历任天山南北的地方官员，直到30年代初期，塔里木陷入分裂祖国的“东突事件”，他才去世于祸起萧墙的叛乱之中。

与杨增新一样，《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成为新疆现代历史的文献渊薮。而邓缵先则以《毳庐诗草》、《毳庐续吟》、《乌苏县志》、《叶迪纪程》为自己，也为新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见证。

杨增新曾被称为奉行“愚民”政策的“军阀”与“刽子手”。与杨增新一样，由于偏见与无知，邓缵先长期“离开”了新疆的历史记述，他的效忠、他的牺牲，似乎毫无意义。当然，这个状况必须改变，杨增新是现代新疆的奠基人，而邓缵先当之无愧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人文标志。上述改变，不仅是学术界的事，而且也关系到新疆的现状与未来。崔保新《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记事（1915～1933）》是领先于时代的突破。

通过《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记》，可见重视实地调查是作者显著的特色。这一点怎样强调都不过分。此前，曾出版了一部关于新疆内陆河的专著，据说其特点是：作者从来没有（根本用不着）到实地考察。这种写作状况不改变，写出的文字很难适应新世纪的需要，很难成为历史的记录。而崔保新的实地调查，从新疆跨越到广东，等于重新体验了邓缵先所经历的时空跨度。

比如在邓缵先的家乡广东紫金，他探访了邓缵先的两个孙子：邓富迪（81岁），邓富楚（77岁），富迪、富楚两位老人从来没见过爷爷，但爷爷为他们起的名字，伴随他们度过了一生：迪，即迪化（乌鲁木齐），楚，即巴楚。富民强国，是20世纪中国举国上下的共同心愿。在巴楚，崔保新找到了人们记忆之中的邓缵先：1933年，巴楚县城沦陷，县衙署、监狱、粮仓被暴徒放火烧掉，县府官员连同档案一同化为灰烬……而邓缵先首当其冲，从此失去踪迹，应该是被暴徒杀害。

同时，崔保新并不忽略文献，并不忽视对时代背景的分析思考。

作为一部纪实性的著作，生活经验与推理不可或缺。在近现代时期，新疆对中国国家统一做出的贡献，一直缺乏令人信服的解读。崔保新倡言“新疆的民国史是一座富矿，需要新的发掘方式”。《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记事（1915～1933）》独特的视角，是读者所需要的。

这，便是《沉默的胡杨》给我的教益。这也是我特别推崇《沉默的胡杨》的原因。《毳庐诗草》中有一首诗，我读过便从未释怀，那就是《秋思三首》其一：交河霜信入边关，一夜香闺尽惨颜。铁骑几回驰玉塞，银笺前岁寄金山。梦惊碎叶城频堕，泪溅回文锦染斑。只恐郎心如弱水，向西流去未能还。

诗，是传统的边塞诗风格。尽管时代改变了，但是诗人为国效力、舍身报国的使命感，诗人对广东老家家乡亲人的不尽思念，特别是诗人对自己位置的认定，时隔八九十年仍然感染着关心新疆、热爱新疆，以新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的人，其中包括崔保新，包括从广东不远万里支援新疆建设的干部们，也包括我自己。2010年10月8日于北京[1]杨镰，194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曾任中国国家图书馆专家咨询委员，主编《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等3种，30余本。著有长篇小说《千古之谜》、《青春只有一次》、《生死西行》，中篇小说集《走向地平线》，报告文学《最后的罗布人》、《黑戈壁》、《荒漠独行》、《遥远的星辰》等。

序三　用心为戍边英雄立传

邓缵先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为他立传？

这是《沉默的胡杨》一书的作者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本书的读者首先要关注的问题。

认真阅读本书，便会找到满意的答案。

邓缵先，是胸怀大志，以身殉国的戍边英雄。他是广东紫金客家人。民国三年，他以46岁的“高龄”，被委派到新疆，在南疆（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结合部）接连担任叶城、乌苏、疏附等五县的知县，1933年在巴楚县长任上被分裂势力杀害，时年64岁。他就像一千年生长，一千年不倒，倒下一千年不朽的胡杨。他牺牲了，在南疆倒下了，却又是永生的，是永远耸立在高原上的顶天立地的戍边英雄。

邓缵先，是对新疆，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先贤。他以博大的胸怀和务实爱民的精神，反抗外国侵略者，开启边疆民智，团结各族人民，深受民众爱戴。辗转经营南疆18年，他留下了两部县志，两部诗集，一部游记，都是研究新疆民国史的珍贵文献。其中，邓所撰《乌苏县志》为当时新疆唯一出版的县志。而《叶城县志》8卷中的“巡边日记”，更在他身后向觊觎者义正言辞地宣告祖国疆土不可侵犯，成为新疆边界争端中维护国土和国家主权尊严的有力证据。

邓缵先，还是清末民初新疆诗界第一人。他的好诗很多，让我们略举几首以见一斑：此邦风俗醇，人情亦简朴。愧我诚未孚，拊循殊碌碌。承乏二三年，虚声增悚恧。愿俟贤令尹，新献敷惠育。县中多旷地，地旷利源裕。垦辟农人来，人来我将去。今昔话桑麻，明日知何处。停车不忍别，指点村边数。园池水泽沛，年丰消百忧。永望活水来，心清长与侔。惊风秋卷戍楼旗，冰坂千寻控月支。垒为防边严鼓角，天教设险限华夷。羌酋驱马长城外，汉将蒐兵弱水湄。谁念登高瞻四野，阴氛横互一峰危。

对于邓缵先这样“常怀四方之志”的客家人来说，他的心早已融汇在大西北的草原、河流、雪山与田园之中。日久他乡即故乡，他已经把边陲视为自己的家乡，把新疆各族人民视为自己的亲人。诗抒情，诗言志。这种情怀早已融注在邓缵先的边塞诗和抒情诗中。从他的诗作中，我们完全可以感知到他那深挚的边塞情，触摸到他那颗炽热的拳拳中国心。

像邓缵先这样的戍边英雄、爱国先贤和人民诗人，当然值得后人敬仰并为他树碑立传，传唱赞歌。尤其在当下，在举国上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为开发西部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在各族人民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团结奋力前进的时候，邓缵先这样一位近代中华民族援疆戍边的爱国英雄，就更值得我们各族人民学习了；今明两年，又适逢中央大力实施“援疆大政”、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和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此时来宣传学习邓缵先这样的先贤，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那么，《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1915～1933）》这本书的作者崔保新，为完成这部重要的历史学术著作究竟做了什么？作者经过艰辛的努力是否已经比较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呢？

我们认真阅读本书，通过作者尽心尽力撰写的约三十万言的文字稿，费力搜寻到的数十幅珍贵的图片，便会从邓缵先的生平事迹和诗作遗稿中获得启迪，感到震撼。一位真实而血肉丰满的邓缵先的形象——目光如炬，心焦如焚，步履匆匆，大气凛然，或许有少许佝偻，几分憔悴，但始终不辞艰辛，劳心劳力，奋斗不息，直至以身殉职——便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一位区区七品芝麻官，便以他那眷顾祖国边陲山河和百姓苍生的眷眷之情和他那光照日月的拳拳之心启迪和垂范后人。

为什么《沉默的胡杨》会具有如此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呢？我认为，这与作品所具有的如下特色分不开的。

第一，是它的开拓性。开拓就是开创，就是前无古人，就有新鲜感和吸引力。写邓缵先并没有完整的、现成的传记著作可供参考。崔保新在历史的烟尘中搜寻，把历史的碎片拼接复原，把分散零乱的资料集中、剪裁、连缀，以书写完成邓缵先的生平事迹和感人形象，再以“稳定是福，动乱是祸”的主题思想贯穿全书，在新疆治世与乱世的强烈对比中，让读者受到心灵的震撼。发现邓缵先的价值，描摹邓缵先的形象，诠释邓缵先的意义，崔保新可谓当今第一人，对历史、对现实的贡献都功不可没。

第二，是它的科学性。《沉默的胡杨》是一部学术著作，严谨的科学性是它的生命。为此，作者先后到北京、南京、广州、喀什、乌鲁木齐和广东紫金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通过查找，掌握了大量确凿可靠的资料。此外，作者又多次到邓缵先的家乡和他在南疆生活、任职18年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对邓缵先的生平经历有了更多感性的体会，对这些地方的历史状况、风土人情，以及相关的人文地理特点，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通过缜密的分析研究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把掌握的图书资料和活生生的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就使作者对邓缵先的研究和表述更加完整、严谨。

第三，是它的文学性。为邓缵先这样的戍边英雄立传，不仅是人物传记，也应该是文学性比较强的学术著作。在这方面，太史公司马迁所撰《史记》已经为后来的学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其中如《项羽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张仪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等，在记述历史、描摹历史人物方面，均给后世留下了可供学习的范例。我们当然不会简单地以此为标准来要求崔保新和他所撰的《沉默的胡杨》，但笔者已经注意到，崔保新在这部著作中不仅始终注意确保它的科学性，也很讲究它的文学性。一方面，因为邓缵先是诗人，以诗言志，言为心声，诗可正史，作者引征的邓缵先的诗作，不仅成为邓缵先立传的宝贵材料，而且成为读者从中获得审美情趣的源泉。另一方面，学术著作也要讲究语言艺术，作者在叙述分析相关资料时，力图让读者见识流畅生动的现代汉语的例子是随处可见的。有些地方又运用文学的想象，以增强文字的感染力。如引用邓缵先的《乌苏县斋书事》一诗后记：“春耕时节，一位身穿粗布衣的长者，骑着毛驴，到乡间察看桑麻，两脚泥泞，席地而坐，与农夫话家常，议农事。这或许就是邓缵先的工作照。”我们谁能说这不是很合情理的想象呢？因为这种资料得来不易，我甚至觉得作者不妨多一些这样的想象和发挥呢！此外，作者在引文中还在叙述论证时尽可能兼顾不同层次的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雅俗共赏。邓缵先历经艰辛，最后为国捐躯，尸骨无存。这种悲剧美，在书中也得到了相当动人的表述。由于作者比较有意识地注意了作品的文学性，应该说，这种努力还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不苛求，《沉默的胡杨》不但是有益的、有价值的史学著作，而且可以说是比较好看的雅俗共赏的传记文学作品。

开拓性、科学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使《沉默的胡杨》成为了解、研究新疆民国史的重要学术著作，成为激励今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有益教材，也成为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人们开卷有益的读物。我们衷心地祝贺它的正式出版。

然而，史学、文学、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需要古人、今人为之前仆后继的事业。由于时间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崔保新著《沉默的胡杨》在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可能还有不足之处，或留下某些遗憾。我们有理由期待正当盛年的崔保新本人和后人，在现有基础上取得新的成果和更大的进展。

岁月无穷，人生有限。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几件有意义的、可以流传人间、福泽今人和后人的事情就很不错了。就此而论，五十岁出头，便已出版《开发大西南》、《点线内外》、《藏区三记》和《发现新疆》，如今又即将出版《沉默的胡杨》的崔保新，真可以感到自豪和欣慰了。

我们曾经生活在个人少有选择权利的年代。改革开放大大地改变了一切，包括把自由选择的权利还给了每一个人。实际上，除了出生的时间、民族（种族）、性别和父母之外，一切都是可以选择的，朋友、爱人、职业、岗位，甚至国籍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问题在于你选择他（它），他（它）也要选择你；你要为你的选择付出必要的代价，你要为达到你的目的作出扎扎实实的努力。常年生活在广东和新疆两地，多年担任记者、教授的崔保新发现了广东籍客家人的戍边英雄邓缵先，他选择了邓缵先，就用心费力地为写好邓缵先而四处查阅资料档案，足迹遍及南疆、广东和北京、南京等地。他付出了心血，付出了许多艰辛，而以出版《沉默的胡杨》获得了丰硕的回报。什么叫幸福？在我看来，一辈子能做自己有兴趣而又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情就是幸福的。崔保新显然就是幸福的人。他又生活在大有作为的盛年，我们自然可以预期他还会有新的追求和新的收获。

啊，戍边英雄邓缵先因崔保新所作的忠实记录而永远活在苍茫的历史中，活在人们的心里；而《沉默的胡杨》的面世，也会使它的作者崔保新永远留在读者的记忆里。

啊，千年不死的胡杨，千年不倒的胡杨，倒下仍会千年不朽的胡杨，亘古以来，你在传唱一首无言的歌；有道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沉默啊，沉默，你在沉默中蕴涵着无穷的力量，你在沉默中得到了永生！

我与本书的作者崔保新素昧平生，受命作序，不免诚惶诚恐。但我也曾有幸担任过两年援藏教师，我也曾有缘匆匆访问过乌鲁木齐、阿克苏和喀什、红旗拉甫，我也有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祈愿祖国繁荣富强、祈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赤诚之心，如今翻阅《沉默的胡杨》，与其作者崔保新，与传主邓缵先都仿佛神交已久，又感受到强烈的共鸣与震撼。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读后未及细细推敲，谨以至诚写下些许感言，权充作序。2010年10月12日于北京[1]何启治，笔名红耘、柳志，1936年生于香港，广东龙川人。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随即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主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辑，又曾任《中华文学选刊》和《当代》杂志主编、编审。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中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委员。业余写作所得著作有：《美的探索》（合作），传记文学《少年鲁迅的故事》（获1981～1982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播鲁迅精神之火》（合作，获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教授闯纽约》、《文学编辑四十年》、《何启治散文》、《何启治作品自选集》、《光荣与梦想—人民文学出版社》等。

序四　以诗证史

陈寅恪先生当年提出“以诗证史”一说，当是惊世骇俗之言。众所周知，史学界历来把文学之类的作品，自然也包括诗歌，统统排斥在外，认为“不足为据”。然而，有着极其深厚的史学功底，且被视为史学大家的陈寅恪，却提出这近乎离经叛道的“以诗证史”一说，自然让自命为正宗的史学家大跌眼镜。

然而，学贯中西的20世纪文化大师的这一学说，绝非一时之兴脱口而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实，早在20世纪初，著有西方[1]历史名著的科林伍德，就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论断，[2]克罗齐更进一步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而拓展了历史的范畴，深化了历史研究的力度。庞贝古城的发现，令古希腊神话有了历史的依据，特洛伊木马也就不再被视为神话故事了。大禹治水等古代传说，也同样不仅仅是大洪水时期的志怪。其实，真正要寻找一个民族至为深厚的精神与品格，当从这样的神话传说中去寻找，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系，更是一个民族生存“元故事”——如果借用文学术语的话。因此，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文学家，不都在诸如《红楼梦》中，读到比当时的历史学家所提供的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内容么？而思想史的可靠性与可信度，一般比不同人或机构编纂的历史更强得多，解读历史的角度各有不同，但那段历史的思想却是毋庸置疑，也无法篡改的。我在完成于武汉大学，出版于广东的《中国文化史观》中就讲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的视野已在不断地拓展了，我们解读历史的方法也愈来愈丰富了。

当然，我对陈寅恪关于“以诗证史”的认识还很不够，尚可以有更多的阐释，站在更高的高度。这里，我愿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诗的理解，来提升这一高度，加深认识。

这就是本书的传主邓缵先，一位把整个生命献给了新疆边塞的客家人，一位为维护国家尊严与领土完整的戍边义士，一位终身以正直、廉洁持身、外圆内方的政府官员，一位笔耕不辍、苦心编修的方志学者，一位把一生的激情、壮志与诗心融汇于上千诗文中的诗人——他，当是“以诗证史”的身体力行者。以他的功业，他的一生，他整个的生命，证实了这样一部历史。一位客家人，始终以“祖宗言”安身立命，在千里关塞外，亦以“治国安邦平天下”为己任，最终用自身的鲜血染红了万里边陲。

一如他的诗所写“我家久居粤海滨，海上明月如相亲。”这立即让人联想到张九龄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广阔境界，既写了他的“出身”，也展现了他的胸怀。所以，才有“寒风吹断天边树，飞霜时节送君去。去时怜君车马劳，苍茫月满天山路”。这正是他奉命戍边的自我写照，诗名亦叫《明月出天山》。历史，就凭此诗而展开了。

客家人常怀远志，四海为生，处处无家处处家。他教诲后代“诸郎须立志，故土可谋生。休羡东山费，何妨北道贫”。纵然东南沿海富可敌国，但到北疆，再贫困亦在所不惜。而客家人在远行中，更要做到：喜闻谀语难为客，能受忠言是可人。味淡芝兰心似水，还教恭敬守终身。

只有这样，才能立言、立功、立身！当然，更在立志，他之所以不辞劳苦，万里远征，当是少年时所立下的志向，有诗为证：尝闻父老言，朔方有匈奴。战伐立勋业，荷戈谫强胡。男儿能报国，麟阁铭空模。斯语永不忘，头白奋长途。

他这么说，也这么做了，于是，“男儿负壮志，立功西北陲。投鞭万里去，骏马如飚驰。愿携鸾为群，不与鸡争食。”志趣之高远，跃然纸上。一位戍边志士的历史，就是这么写就的。

邓缵先的诗很多，如果我们作为史来读，不仅仅可以读出他个人出使边塞、事必躬亲、敢于迎难而上、任劳任怨，直至无怨无悔献出一生的历史，也可以读出当年外侮日深、百姓涂炭、壮士奋起、血染天涯的一部悲壮沉雄的守疆卫国的历史。

早年邓缵先写下的《挽周道尹阿山殉难》大义凛然、气贯长虹：犯疆妖氛急，捐躯热血浓。半生多感慨，一死竟从容。浩气霄冲鹤，英魂剑化龙。阿山收复后，立马望残烽。

这写的是周务学道尹，又何尝不是写他自己在边陲最终的结局呢？他无意中把自己写出来了，把自己的命运也写出来了。他正是在一场战乱中，坚守职责，最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死竟从容”。

掩卷长叹，回顾邓缵先的一生，我们当感激此书的作者，他也有如邓缵先一样，不辞艰辛，在新疆工作多年，终于发掘出这样一个几曾为人们所忘却的历史人物，把东南与西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我们读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历史、关于命运、关于人格、关于我们中华民族今日正在走向的复兴……让我们再度引用传主的诗句，来为此序作结吧——

安得壮士抚长剑，一洗边疆无蛟螭。

此书，可当长剑视之！2010年8月18日于广州[1]科林伍德（Robin Crearge Collingwood，1889～1943年），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表现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毕业于牛津大学哲学系，后留校研究和任教。主要著作有《宗教与哲学》（1916年）、《心灵的思辨》（1924年）、《艺术原理》（1938年）、《历史的观念》（1936年）。[2]贝奈戴托·克罗齐是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有时也被认为是政治家。《美学》（1902年）、《逻辑学》（1908年），以及《实践活动的哲学》（1908年）是其代表作，他的总著作量超过80本书。[3]谭元亨，广东顺德人，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导，教授。湖南省青联委员、政协委员，湘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曾多次应邀赴美、法、英、加拿大等国讲学。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出版作品100余部，3000余万字，另有译著多部。

自序　敬畏历史

是什么拨动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动和神迷？老实说，是邓缵先的诗词。这种感动源于直觉，由此产生了写诗人与读诗人的心灵共振，尽管诗人与我相差99岁。邓缵先为什么能写出这么感人的诗词？他是什么人？他的生卒年限？他的人生经历？他为什么47岁时选择出塞戍边？他60岁时为什么不告老还乡？他为边陲留下了什么？正是在回答这一连串问题时，我开始走进1868～1933年那段我不曾经历的历史。

直觉往往是单纯的，它藏在心灵深处，只有当它被感动时才浮出水面。单纯的东西往往不追逐利益，计算现实，更不会被官本位所左右。在职官序列中，邓缵先是一个芝麻官，也因为此，他一度被人们遗忘和忽略。而恰恰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才有条件摆脱浮夸，根植民间，活得单纯。我想，邓缵先的诗词就是在这种土壤中生长发育的，大官们反而无此条件和心态。

邓缵先是被像我一样的小人物发现和发掘的，而他最先感动的还是一些小人物。邓缵先为什么能打动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理论上的解释。当我读到谭元亨教授的序文时，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如火炬划破黑暗，一下驱除了我心中的愚暗。原来，邓缵先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诗词，而是一部思想史，一部当代史，当代人是被他的思想所感动的。有意思的是，柯林伍德、克罗齐两位大师与邓缵先竟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之间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柯林伍德认为，只有表现情感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中国的诗词是表现情感的，出类拔萃者自然是“真正的艺术”。科林伍德说，诗人之所以是诗人，是因为他把读者培养成了诗人；读者之所以领会作者所表现的情感，是因为作者使他能够表现他自己的情感。因此，科林伍德得出了非同寻常的结论：“如果艺术是表现情感的活动，那么读者也和作者一样是一位艺术家，在艺术家和观众之间并没有种类的差别。”这与六祖惠能“人人有佛性”相比，东西方智慧何其相似！

而克罗齐则认为，“诗人是天生的”，应该改成“人是天生的诗人”。所有的人都是艺术家，大艺术家与一般人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如果人类之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艺术家，而大部分人不是艺术家，那小部分人的作品就无法让大部分人欣赏。除非大艺术家的想象与我们的想象在质上相同，否则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作品。

邓缵先是民国边塞诗人，过去感动着他写诗那个年代的人们，今天依然感动着我们。我们被他感动，不是因他写诗的技巧，而是因他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以及情感中不知不觉流淌着的思想。思想要求作者有根有据，不违逻辑，情感要求作者有血有肉，挖掘细节。只有思想与情感融为一体，才能穿越时空，撼动人心。

克罗齐认为，历史应该由哲学家来写。他将历史看成“运动中的哲学”，而哲学是由美学、逻辑学、经济学、伦理学四种学科组合构成。在他眼中，哲学又等同于历史学。克罗齐无疑抬高了历史写作者的门槛。

我的学养是达不到克罗齐的门槛标准的，但我不缺乏凡人必有的直觉，或言之我不缺乏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我过去不理解敬畏历史的含义。历史又不是人，它不管饭票，有什么值得敬畏的？但是，历史一定是人的历史，人的历史自然离不开人的情感和思想。如果我们细细想想，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方式几乎都是一样的，但当我们终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时，便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景象：有人被历史遗忘，有人被历史记住，有人被历史唾骂，有人被历史颂扬。那些显赫的人，给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转眼间改名换姓，归属他人。那些默默无闻的小角色，给世界留下了几幅画作，几行文字，几首诗词，几段音符，几件艺术品，当时毫不起眼，死后反被镌刻在历史的年轮上。原因何在？就是这些人的思想史不一样。既然我们都会成为历史，都会受到历史的审查和审判，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敬畏历史呢？

邓缵先是一个敬畏历史的人。同样游历宦海，身不由己，但邓缵先喜与琴书作伴，虔诚书本，敬畏文章，秉笔著书，寒暑不辍。对此，有人不解且讥笑之。邓缵先作《客有讥我嗜吟徒劳无益，作此以解之》：好游寄踪千仞山，嗜饮失德杯盘间。习弈阵图空白战，苦吟雪月凋朱颜。凝滞物情皆有累，从容讽咏平生志。明知小技陋雕虫，陡觉清词悲执骥。富贵难期春梦消，神仙棲处秋风高。夏簟（dian竹席）诗成蝉噪树，冬缸歌罢鹤鸣皋古人适情吟今讬，宦游未尝废邱壑。豪饮一石谪仙才，决胜一枰左车略。四事未能拟前贤，剪烛捻须悽自怜，蚯蚓间阶递繁声。

自比蝉噪、鹤鸣、蚯蚓也好，谦称小技、自怜也罢，昨日说风凉话的“智叟们”早早尘埃满地，笔耕不辍的“愚公”却名传千古。

实际上，敬畏历史，就是敬畏当下。敬畏历史，就会对当下负责。你对历史负责，历史就会对你负责。对历史负责，写作就不敢浮皮潦草，马马虎虎，妄下论断。寻找丢失的历史，纠正歪曲的史实，这是历史责任，或者说是生命价值。敬畏历史的人，就不惜用生命去交换失去的历史。

邓缵先以五部著作换取了历史的敬重。我在研究邓缵先的过程中，起初提心吊胆，就怕找不到邓缵先写的著作。我在广州发现了《毳庐诗草》、《毳庐续吟》，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叶迪纪程》。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室的邓缵先诗集，并不是该图书馆购入的藏[1]书，而是黄荫普先生于1956年捐赠的，五十年中无人惊扰它们。假如邓缵先不是广东人，再假如广东人不重视自己的历史名人，捐献的书可能会被当做废书处理掉。不以原著作参照，我的研究成果就会大打折扣，只能做更多的推测，而非事实的记录。

从对邓缵先的研究中，我有几点体会：一是历史与现实总会因果互动，你记录了我，我就记录你，彼此互相敬重，在邓缵先身上再次得到印证。二是盛世修志亦非虚言，邓缵先修《乌苏县志》、《叶城县志》时，正是民国中期新疆最稳定的时期，民国后期的塔里木盆地犹如烧红的铁锅，生命堪忧，谁还有心思修志呢？三是我们已出版的县志，往往是面面俱到，没有重点和焦点，尽管文字浩繁，但犹如虚胖者，肌肉松弛，关键时候使不上劲。四是挖掘历史不要忽视“小人物”，切忌将官本位不知不觉带入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小人物往往在历史上做出了大事，特别如根植于百姓之中的县官们，因为根系发达，所以枝叶繁茂。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融入一种语境中，找着邓缵先，写着邓缵先，说着邓缵先，想着邓缵先，梦中还是邓缵先，邓缵先与我形神难离。如果进入水乳交融的创作状态，就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量爆发出来。这种力量来自静心，来自聚心，来自爱心，当然也来自敬心。

谨序2010年9月于广州[1]黄荫普（1900～1986年），广东番禺人，藏书家。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英、美等国。1927年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商务印书馆香港办理处总编辑等职。留学英美期间，目睹我国古籍外流颇多，遂建“忆江南馆”藏书楼。先后收藏有徐信符等人的部分旧藏，其中多岭南先贤的遗著和地方文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存放在香港的藏书全部运回广州，先后两次捐献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第一编　1915年前的邓缵先

第一章　邓氏族人

引子

2500年前，东方的一位智者留下一部《道德经》，骑青牛出了函

[1]谷关，往西域去了……

2500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寻找这位东方的智者。

有人说——

他来到和田的红白山，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坐而论道；

也有人说——

他由西域到了天竺国，创建了佛教，释迦牟尼就是他的化身。

中国人始终魂牵梦萦的智者，叫老子。

95年前，广东紫金的一位客家人，乘坐马车出了阳关，来到西[2]域的喀什、和田，翻过喀喇昆仑山，就到了古天竺国。

巧合的是，东方两大智者对话的红白山，正是他当知事管辖的县域。

他为后人留下了五部著作，然后不知所踪……

60年、80年过去了，我们谁找过他呢？

我们甚至不知他何时生？何时死？

他的著作散落在各大图书馆、档案馆里，静静等待后人的发现。

80年后，他先出现在《叶城县志》、《乌苏县志》、《紫金县志》上，继而在互联网上频频现身，他的名字叫邓缵先。

然而，还是没有人知道他死于哪一年，因何而死。

更没有人给他定性：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新疆人能告诉我们吗？

新疆地方史学者能告诉我们吗？

岭南的客家人能告诉我们吗？

紫金的家乡人能告诉我们吗？

95年后，我在喀喇昆仑山北麓的叶城县发现了邓缵先，也发现了诸多关于他的悬念……

我沿着邓缵先当年的路线往来穿梭，在新疆叶城与广东紫金寻找邓缵先的信息。不同的是，邓缵先乘坐马车，一往一来耗时一年。我搭乘飞机、汽车，往返不过二日。

说不上来是幸与不幸，我在紫金只见到了邓缵先的两个孙子，一个是81岁的邓富迪，一个是77岁的邓富楚，他们的名字来自游宦新疆的爷爷，迪即迪化，楚即巴楚，他们的爷爷在这两个县做过县长。爷爷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遥远的符号，他们谁也没有见过他。

这个信息告诉我们，邓缵先离开家乡后，18年中只探过一次家，而他的父母、兄弟、妻儿都生活在家乡。

有谁能告诉我其中的原委？

有谁能告诉我其中的酸甜苦辣？

18年中……

邓缵先无法尽孝，父母相继去世……

对父母的怀念，化做一阙阙诗词，一首，又一首；

对儿女的教诲，凝入一张张宣纸，一页，又一页；

对妻子的闺思，化做一篇篇家信，一封，又一封；

妻子的肩膀，担当起家庭的重负，一年，又一年……

邓缵先年逾花甲之际，他的妻儿们为他买了一块寿地，提醒他早日还乡。

他写诗答曰：家人怜我老，客游应倦矣。蚕丝吐未尽，春深蚕不眠。

63岁的他，要为他的第二故乡新疆的父老乡亲们——春蚕到死丝方尽。

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动乱，县衙被烧，异教徒被杀，城郭被毁，良田荒芜，难民流离失所……

邓缵先时任新疆巴楚县县长，巴楚县城几遭兵燹，县衙署、监狱、粮仓被暴徒放火烧掉，县府官员连同档案一同化为灰烬……

民国初年的新疆封疆大吏杨增新说：新疆乃治世桃源，乱世绝地！

可爱与可怕竟在一字之间！

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爆发，少数暴徒制造的血腥与残暴再次在街头重演……

政府与民间发出同一种声音——

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

翌年，广东对口援助邓缵先曾任知事的新疆喀什、疏附，兴建特区，改善民生，巩固边防，以图长治久安。

2500年的历史，一乱一治，一张一弛，异曲而同工。

95年后，当我们翻阅150万字的《巴楚县志》时，竟没有找到邓缵先的丝毫信息，哪怕是一个名字。

邓缵先，你在哪里？[1]函谷关在今陕西灵宝市区北15公里的王垛村。古代处于洛阳至西安故道中间的崤山至潼关段，多在涧谷之中，深险如函，古称函谷。[2]喀喇昆仑山（突厥语意为“黑色岩山”）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的边境上。宽度约为240公里，长度为800公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

一　紫金寻根

世间万物，总有起点。《叶城县志》人物传中，区区362字的邓缵先简介，既是我追寻的线索，又是我工作的起点。《叶城县志》人物传中有关于邓缵先的简要记载：“邓缵先（1870～？），字芑洲，广东省紫金县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补廪，并录优行。清宣统元年（1909年），科拔贡，在原籍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县议会副议长、惠州白纱厘厂书记员、南洋雪茂埠华侨实业调查员，以及县团总局会办员等职。民国三年（1914年）九月，应内外部第二届知事试验，取列乙等，分发新疆。翌年七月抵迪化，除在省属任职外，还多次出任县知事。民国五年（1916年），任叶城县知事。民国六至七年（1917～1918年），任乌苏县知事。民国八至九年（1919～1920年），复任叶城县知事。民国十五至十六年（1926～1927年），任疏附县知事。民国十六年（1927年）下半年，任墨玉县知事。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任巴楚县县长。著有《叶城县志》、《乌苏县志》、《叶迪纪行》等。为人诚朴、稳练，以务实见长。”

简介虽短，但疑惑一大堆，诸如，缵发何音？表达何意？芑洲何意？邓氏族源在哪里？紫金在哪里？若进一步追问更复杂一些的问题：邓缵先为何进疆？如何进疆？如何死于新疆？他为什么先后出任了五县知事？他的著作都写些什么？他还有什么鲜为人知的秘密？他为新疆这片神圣土地留下了什么？继续往深一层探寻：他为什么能出任五县知事？为什么能写著作？他为什么没有被历史无情湮没？他能青史留名吗？

邓缵先是80年前的历史人物，寻找他困难重重。如果没有掌握到第一手资料，没有做过充分的田野调查，没有认真考证历史资料，没有细心挖掘细节，我们就可能找到一个想象中的邓缵先，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伪邓缵先。但能不能搜寻到第一手资料，能不能找到邓缵先生前的著作，我心中无底，这是邓缵先研究最大的风险。

研究邓缵先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千方百计找到邓缵先生前的著作。说实话，当我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室中，见到了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线装书邓缵先的诗集《毳庐诗草》、《毳庐续吟》时，真有欣喜若狂的感觉。在这次重要发现中，我还见到了两张邓缵先的照片，林欣女士热情地告诉我，这两部诗集是一位叫黄荫普的先生1956年捐赠的，邓缵先家乡的人复印了诗集，也在研究他。

古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了理清邓缵先的来龙去脉，只能从源头入手。到邓缵先的家乡紫金去，就成了我第二步行动。

邓缵先的家乡紫金县位于广东省东中部，东接梅州五华县，东南与陆河县相连，与海丰县毗邻，往东南100多公里处，即是大海。紫金县总面积3627平方公里，八成以上为山岭、丘陵，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若按河流走向确定紫金的方位，确切地说，紫金在珠江支流东江上游，现归河源市管辖。从广州乘大巴走新贯通的粤赣高速，约行驶270公里，即可到河源市中心城区。由于粤赣高速并不穿过紫金，因此，进入紫金还要再换车迂回穿行于60余公里的山岭之中。

其实，紫金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先贤邓缵先。1994年出版的《紫金文史·名人专辑》中，邓缵先榜上有名：“邓缵先为兄弟民族造[1]福而献身”。文中记载了一段轶闻：“邓缵先13岁时就人称游泮神童，考中秀才。那年他参加考试时，考官见他年小，有点瞧不起他，有心考其才华，用‘小孩儿青衣拖地’为上联，命邓缵先对下联，缵先仰面一看，即对‘大宗师洪福齐天’，真成巧对。”

邓缵先的族人更没有遗忘他。早在1984年4月18日，一个叫邓醒群的作者在当时的《河源报》（即现在的《河源日报》）发表了《塞外谷师爷邓缵先》的文章，对邓缵先做了初步的探究。邓醒群是邓缵先的族人，为了了解和研究这位令他景仰的先辈，他先后给新疆叶城县、乌苏县写过信，发过邮件，但都泥牛入海无消息。2009年他又给河源市委书记陈建华的“华哥信箱”写信，陈建华书记将信批转有关部门落实。

到紫金的那天晚上，我就得到一本《毳庐诗续吟》复印件和一本《刀尖上的舞者》现代诗集。送者和著者是同一个人——紫金县公安局纪委书记邓醒群。邓醒群集诗人、作家于一身，是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了《刀尖上的舞者》、《生命的行者》，以及论文集《警苑微音》。虽然他写的是现代诗，但精炼的诗作中寓着唐宋古意；在他的《刀尖上的舞者》诗集自序中，多次提到了邓缵先，我惊喜地读到诗集中一首《邓缵先》，诗中道出了诗人对邓缵先的尊敬和找不到这位先辈的惆怅。

邓醒群是坦率真诚的人，见到新疆来客显得十分兴奋。当晚就领我到他家作客，并开车绕了紫金县城一圈，让我领略山城夜景。在他身上，既表现出客家人的豪放性格，又散发着客家人淡淡的书香气息。

次日，由邓醒群驾车，我们前往邓缵先出生地紫金县蓝塘镇布心村。同行的还有紫金县文化馆副馆长黄海棠。黄海棠也是当地知名的诗人和作家。他和邓醒群计划将邓缵先的诗集标点注释后再版。我们达成共识，资料共享，互帮互学。

那天中午，在蓝塘镇，邓缵先的族人听说有一位来自新疆的学者在研究邓缵先，便会聚在一起请我吃饭。其中，有一位叫邓质生的老人显得格外激动，他今年已73岁，20世纪70年代，他曾作为铁道兵在新疆修筑南疆铁路。那正是他的先祖邓缵先曾经乘坐马车或步行所走过的道路。他乡遇故知，我们相见恨晚。分手不久，他即通过手机发来一首七言律诗，题为《天涯琴断梦长缠》：黄沙塞外浥轻尘，走马匆匆速返程。万里天涯相问讥，百年回首玉关情。高贤琴断边疆久，亲友无知觅路寻。卫国埋名难昭雪，长沉日月泣幽灵。

诗后邓质生又作了说明：“崔保新教授，从新疆叶城县万里迢迢飞来，走访芑洲伯发迹源流布心塘，深入民间搜寻史料，以彰民国初年边吏邓芑洲的功绩。在蓝塘麒麟酒店席间，侃言有感而作。”高贤琴断边疆，无处寻觅，不敢昭雪，但他一直活在族人的心中啊！

往事如烟，人间变幻，但山河依旧。在蓝塘布心村，马山苍翠叠嶂，铁水静静流淌，新盖的楼房、学校、民居掩映在山谷绿树之间，而真正见证历史的是几株高大的古树，还有建于200多年前的邓氏祠堂。邓醒群专门带我们到了他的老家，在一座天井式的客家宅院里，见了他年迈的父亲。他父亲拿出一本卷起毛边的《邓氏族谱》，让我们从中寻找邓缵先的信息。继而，由邓缵先的侄孙，80岁的邓如博陪同，我们去参观布心小学。据邓如博讲，这所学校是邓缵先在新疆任职期间捐助的，他和邓缵先的孙子都在这所学校读过书。布心小学的操场上，一群快乐的孩子围着一棵古树唧唧喳喳地跑着闹着，仿佛是刚刚出土的小苗与历尽沧桑的大树在作古今对话。单纯的他们不知道这几个拿着相机、指指点点的成年人为什么来这里，来寻找什么人，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所小学与那个人有什么关系。他们更不知道其中的一个人竟来自5500公里外的叶城。然而，我们和他们都不知道捐建过这所小学的人，何时死？死在哪？诚然，这诸多的不知道，正是我们来此的缘起。

在邓醒群的带领下，我们爬上一个半坡，在芭蕉树、荔枝林中走进一座平房。一大群大大小小的花鸡最先受到惊吓，嘎嘎的叫声惊动了房子的主人。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使走出屋外的两位老人有些措手不及。邓醒群用客家话向两位老人说明了来意，其中一位赶紧走进屋子，将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外套穿在身上，并扣好纽扣。随后，在没有围墙的庭院里，大家分坐在两条长马凳上，聊了起来。那个穿着白衬衫的老者，叫邓富迪，是邓缵先儿子邓冠华的长子，今年81岁。穿灰衣服的老者，叫邓富楚，今年77岁。他们现在是五保户，生活受到政府的照顾，自己养一群鸡换点儿零花钱。他们还有一个叔伯兄弟邓富新，在村里开了一间小商店，今年73岁，也是五保户。他们的共同之处是终生未娶，无儿无女。

邓富迪老人比较健谈，思维清晰，神情淡定。他在1949年前上[2]过初中，也上过德国人在古竹办的新式学校。他曾经是小学老师，教孩子们语文、算术和绘画。后被清退，回家务农。这所住宅是兄弟俩在20世纪80年代自己动手盖的，如今成了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作者（左一）在紫金做田野调查

两位老人回忆说，据奶奶讲，爷爷邓缵先死后，爷爷带到新疆的厨师刘万银回到了紫金，说老爷被人谋财害命，死在四川，没有钱将尸骨运回家乡，就地掩埋了。这是我们亲耳听到的关于邓缵先之死的全新版本。此话的真伪，需要我们认真考证，如果没有新的事实推翻此说，也要给出符合逻辑的推理。

告别邓缵先的后人，两位可亲可敬、彬彬有礼的老人，在返回县城的路上，我们一路无话。车窗外的景物已变得朦胧模糊起来，高悬空中的一轮圆月在云彩间穿行。一会儿，一片乌云吞没了明月，而明月最终又摆脱乌云洒下皎洁的光。月是故乡明。对于邓缵先而言，岭南与西域都是故乡。[3]

邓缵先90年前曾作《明月出天山》：我家久居粤海滨，海上明月如相亲。芳宵清夕惬幽赏，月华香绕江楼春。无端远行至西域，关山人月长离别。三春不见天山云，五月犹看天山雪。月还随我出塞来，照我旅程长徘徊。东望天山近咫尺，携樽邀客登瑶台。天涯万里情缱绻，闺中忆我谁能遣。香阶拜月卜金钱，征夫归期应不远。月色楼头缺复圆，人事浮云多变迁。城南思妇颜色改，塞北劳人非少年。寒风吹断天边树，飞霜时节送君去。去时怜君车马劳，苍茫月满天山路。

我想，人们常以天象比拟人间，无论海上生明月，或是明月出天山，其诗的意境莫过于借月感悟，感叹人生短暂，感伤人事苍茫。古诗所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便是我们一行人此时共同的心绪。[1]政协紫金县文史委员会编《紫金文史·名人专辑》，1994，第56页。[2]紫金古竹中学亦称育乐中学，系德国基督教巴色传道会于1907年创办，是当地中学的开端。[3]引自邓缵先《毳庐诗草》。

二　祖源南阳

紫金有一个独有的现象，就是祠堂多于米铺。祠堂是客家人认祖归宗的神圣场所，通常是聚居区中最高大宏伟的建筑。蓝塘布心村的邓氏宗祠，建于清朝，距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是当地最古老的灰砖黑瓦斗檐建筑。邓氏宗祠又名昂湖祠，祠堂前有一个池塘，几只鸭子在池中浮水觅食。祠堂大门上楣塑着“邓氏宗祠”四个庄重的隶书字体，与左右两边“旗峰挺秀”、“榜岭增华”的大门楹联构成一个品字形。

走进祠堂，先见一个天井，上方红香案上放着香炉、烛台，上端供着祖宗牌位。祠堂墙上披红挂彩，挂着红纸金字、黑字的横竖条幅，细细看去，原来是同族青年考上大学的光荣榜、族人的捐款榜和老者的勉励诗词。我想，100多年前，邓缵先可能也在这所祠堂中，曾上过类似的光荣榜，或曾为考取学校的年轻族人们捐过款，题过诗文，甚至主持过仪式。人间的历史不过是一次次生死循环。邓氏崇文重教的传统通过宗祠代代相传。

我们抬头举目默读顶梁楹联：南阳世系，东汉家声，先祖勋彪垂史册，功冠千秋，松口根盘，世泽绵绵昭祖德。旗峰挺秀，榜岭增华，后人蔚起闯雄关，投鞭万里，昂湖泉涌，松枝脉脉续经纶。

这幅60字的楹联，概括了邓氏家族的来龙去脉，表达了邓氏族人的光荣与梦想。从中，我们锁定了邓氏家族的发源地——南阳。紫金蓝塘布心村邓氏祠堂

2005年早春，我曾冒雨从广州乘列车北上南阳，为的是探访一个王姓大家族。当列车穿越锦绣南岭时，细雨变成了雪花。次日，列车行驶在冰雪覆地的湘楚大地上。湘江北去，汉江东来。南阳就依偎在汉江支流白水河畔。在南阳期间，我饶有兴致地游历了南阳的文物古迹，了解了南阳历史上的风流人物。想不到，今天竟成了研究邓氏家族的阅历。

许多地方志都自称本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南阳官方网站是这样宣传自己的：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智圣诸葛亮，卧龙之地，灵秀南阳！当然，还有帝圣刘秀。南阳人口气好大，南阳是出圣人的地方。当今南阳邓州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伟人邓小平。

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与湖北省、陕西省接壤，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之北而得名。南阳为三面环山，南部开口的马蹄形盆地，素称“襟三山而带群湖，枕伏牛而蹬江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1948年11月5日发表《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文章说：“南阳为古宛城，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的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于南阳一带。”

南阳有2800余年的辉煌文明史。这里商代称吕国。周宣王时封申伯国。春秋时为楚宛邑。秦攻楚拔宛，设立南阳郡。春秋时，在宛城西郊的麒麟岗上，诞生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百里奚，他助秦穆公建立了霸业。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范蠡也出生在南阳，他辅佐越王勾践灭了吴国，成就霸业后功成身退，隐匿经商同样获得巨大成功。东[1]汉是南阳的鼎盛时期。光武帝刘秀帝业起于南阳，史称“帝乡”、“南都”，是当时与东都洛阳齐名的大都会。

今日南阳现辖邓州市（代管市）、卧龙区、宛城区、高新区、方城县、南召县、镇平县、内乡县、西峡县、淅川县、唐河县、新野县、桐柏县、社旗县共1市3区10县，总面积2659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150万。邓州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邓州地处豫、鄂、陕边界，素有“三省雄关”、“豫西南门户”之称。全市167万人口，总面积2294平方公里。“南阳”是邓氏的大本营，邓州更是天下邓氏的族源地。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一个“邓”字从远古一直延续到今天，使邓州成为世界邓氏寻根祭祖的圣地。

据史载，夏朝时，夏帝仲康封子于邓，建立了邓国。商代，高宗武丁封季父曼于邓，史称曼姓邓国，国都在今邓州城。吾离是曼姓邓国的第十九世邓侯，名宣，字吾离，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在位期间，内修政理，外结邻好，使邓国中兴崛起。吾离约在公元前700年前后去世，葬于国都南郊，就是现今的吾离陵。邓氏宗亲回邓州寻祖必谒其陵。吾离之后，公元前678年，邓国为楚国所灭。邓国的子民有的留居原地，有的搬迁异乡，并以国名为姓，形成了后来的邓姓。至东汉时，邓曼四十七世孙邓禹任太傅高密侯，辅佐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立下大功，成为开国元勋，被任命为丞相。此后邓氏累世宠贵。邓禹的孙女邓绥，被和帝立为皇后，后尊为皇太后。此时，邓姓成为东汉显赫的大家族之一。

经过3000多年的发展，如今邓姓已遍布全球。据统计，在中国常用的3000多个姓氏中，邓姓位居第29位，总人数超过了700万。在泰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都有邓姓人生活奋斗的身影。

今天，虽然天各一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邓氏宗亲仍然回到邓州寻根谒祖。据邓氏宗亲网报道，2009年11月7日，广东紫金县邓氏宗亲会会长邓质生带领一行49人，回邓州故里依次进行敬酒、上香、祭拜、参观、座谈、捐款等一系列祭祖活动。几千年过去了，邓家祖脉犹在，香火不绝。

邓州自古是农业大县，物产丰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许多地方官吏就是通过兴修水利工程而名垂千古的。邓州有座著名的水利工程六门堰—钳卢陂。这是由西汉南阳太守召信臣和东汉太守杜诗相继建成的。公元前34年前后，南阳太守召信臣视民如子，为民兴利，躬劝耕稼，出入阡陌，开通沟渎，立碣碑，筑六门堰，以广灌溉。南阳人民感戴他，亲切地称他为“召父”。公元31年，杜诗任南阳太守，他步“召父”之迹，身体力行，领导郡内百姓整修完善六门堰等灌溉工程，扩大了耕地面积，缓和了人地矛盾，促进了农业发展，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南阳郡百姓常常把他和召信臣相提并论，并亲切地称他为“杜母”。视地方官吏为父母官的由来，便来自“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的历史典故。

邓缵先到新疆后，在长达18年的仕途生涯中，曾经出任了乌苏、叶城、墨玉、疏附、巴楚五个县的父母官。他这个父母官当得怎样？为百姓做了哪些好事？在民间留下了什么口碑？父母官的典故，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标杆，也为我们提供了线索。这是我们研究邓氏祖源得到的意外收获。[1]光武帝刘秀：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亲曾任南顿令。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于今河北柏乡北，重建汉政权，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庙号世祖，谥号光武帝。

三　丝路起点

发迹于南阳的邓氏族人邓缵先戍守西域18载，南阳与西域相去迢迢，回溯历史，两地渊源之深，令人不禁感叹。我们要列举两个历[1]史名人，一个是西汉时期凿空葱岭，两次出使西域的博望侯张骞，[2]他当年的封地就在南阳方城；一个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他也与南阳有不解之缘。张骞、岑参与新疆的关系，既为我们提供了客家人出使西域的早期范例，也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岑参和邓缵先两人所作的西域边塞诗的可能。

2005年到南阳时，有一个问题在脑海中滞留过：汉武帝为什么选择南阳方城作为博望侯的封地？而不是八百里秦川或中州？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被杨镰教授解开了。古丝绸之路上的驿站[3]

杨镰毕业于新疆大学，在新疆待过10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对西域考古和探险研究一往情深，是著名的西域历史文化研究专家。丝绸之路始终是杨镰教授研究的重点。长安一直被认为是东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对此，杨镰起初也没有怀疑过。长期的西域历史文化研究，使杨镰熟知丝绸之路的特殊文化元素，这使他后来“慧眼识珠”。

先后五次南阳之行，让杨镰有了新的发现。

第一是到南阳看汉代塔碑展。胡服骑射的汉画像石，记录了张骞出使西域时驱除阻挡者的瞬间，画面生动地再现了已经消失的丝绸之路的历史细节。杨镰把这块珍贵的汉画像石取名为“巡行丝路”。“巡行丝路”中心是一辆三匹马拉车，车上乘坐的是一位指挥者。骑士分两类：一类是正在退却之中的弓箭手，从头戴尖帽与双护耳的形象判断，属于塞种（萨迦）人；另一类是正在推进之中的汉朝出塞部队，驱逐着阻断通道的对手。杨镰在南阳汉画馆的汉画像石上，还发现有胡奴守门像、烤羊肉串者等西域人特有的画面，这些人戴高帽、高鼻梁、深眼窝。

第二是发现了西域姓氏。“别”姓来自西域，而别廷芳则是土生土长的南阳人，这证明了南阳有西域人的后裔。

第三是地名考证。南阳简称“宛”，南阳郡的首府名为“宛城”。“宛”是西域语言，丝绸之路的“终点”在大宛国，即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西汉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封地博望镇在方城境内，离市中心仅几十里。“宛”，应该是丝路行旅们对南阳人文地理特点的共同指认。

第四是发现石雕造像。在方城县小史店镇佛爷沟，摩崖石刻分别雕刻在相距30厘米的两块巨石上。两石总计造像32个佛龛138尊佛像，最大佛像高1.4米，最小仅为0.2米。主要雕刻有释迦牟尼、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等。这些佛像形态逼真，生动传神。这是河南西南部唯一发现的石雕造像。在造像中，不仅有很多西域人的形象，而且有一尊骑羊造像。这尊雕像让杨镰灵光一闪。骑羊雕像在西域的库木图拉、克孜尔一带的壁画中都能见到，在中原却是首次见到。

第五是发现生物活化石。在佛爷沟摩崖造像山下的姚林村，有几株被当地群众称为“胡柳”的树。经专家取样化验，方城的胡柳与其他垂柳不同。“胡柳”是来自西域的特产。

正是根据汉画像石刻、“别姓”、“宛”地、骑羊石雕造像、胡柳这五种西域特有的文化元素，杨镰教授作出了新的推断：南阳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国内诸多知名权威专家来到南阳实地考察，分别从历史、地理、文物、艺术等方面确认了杨镰的推论。

一旦确定南阳为丝绸之路东段的起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凿空西域的张骞为什么封侯在南阳方城，为什么南阳会出现像张衡、张仲景这些世界级的科学、医学大师，为什么南阳会成为刘秀起家建立东汉王朝的根据地了。

与张骞、岑参开拓西域相比，邓缵先自然是后人了。所不同的是，发迹于南阳的邓氏族人，在社会动荡中经湖北、江西、福建转辗迁徙广东紫金，到了邓缵先这里，竟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径直去了西域。由此，不同时期的三个人物，在西域这一广大的空间上定格了自己的人生。谁说西出阳关无故人？邓缵先西出阳关，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他的先祖们曾经走过的路。对于邓缵先来讲，西出阳关是去寻故人呐。从新疆到南阳，从南阳到广东，再从广东到新疆，邓缵先这么一绕，竟绕了两千多年。邓缵先与岑参一样，也留下了壮美的西域诗词，应该作为西域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

邓缵先的族人邓质生老先生是出过玉门关，进过南疆铁门关的人，对西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他笔下的万里天涯，塞外黄沙，玉关边情，走马匆匆，这些场景都是他和先祖邓缵先亲历过的，因此，他最能理解先贤义无反顾游宦新疆的志向，体会他视死如归的豪气，明了他牺牲自己、贡献国家的人生意义。从此意义而言，邓缵先就不仅仅是客家邓氏之子，而是紫金之子，南阳之子，广东之子，也是新疆之子，更是丝路之子。[1]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汉族，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2]岑参（cén shēn）（约715～770年），唐代诗人，原籍南阳（今属河南新野），迁居江陵（今属湖北）。荆州江陵（湖北江陵）人，去世之时56岁，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其诗歌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尤其擅长七言歌行。[3]杨镰，194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作颇丰。

四　迁徙动因

客家有首山歌这样唱道：“要问客家哪里来？客家来自黄河边。要问客家哪里住？逢山有客客住山。”先到为主，后到为客，当地官府注册户籍时亦称为客户，以后同称为客家、客家人。

如今，这首山歌已不能涵盖客家人的生存空间了。客家人是当今世界上分布地区最广的民系之一，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系之一。在国内，客家人聚居在19个省市区，265个县市，其中纯客或基本纯客的县市41个，总人数约5500万人。广东是客家人大省，有3000多万客家人。在国外，客家人遍布五大洲六大洋，分布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500万人。另外，客家人在香港约有125万人，澳门约有10万人，台湾约有460万人。

分布如此广泛的客家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中原。在历史上，是什么动因迫使中原民族不断迁离故土，向四面八方迁移呢？

说起客家人迁徙的原因，不外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内因，与迁出地有关，诸如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量失调；残酷的战争使繁华的城市和富饶的乡村化为废墟；官职迁调定居；游学、经商；在政治斗争和经济竞争中失败等。外因，与移入地有关，诸如北方开发早，南方开发迟；南方自然条件好，面积辽阔，人口稀少而战乱又少，南方有着南迁汉人定居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至于客家人大规模南迁的次数，学术界有五次和六次之争。分歧在于，按照最新的说法，秦朝时期，[1][2]王翦派去十万兵卒征伐南粤，后来自封南越王的赵佗统一南粤，算不算最早南迁的客家人？

随着客家迁徙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用更宏观的视角探寻客家迁徙的外因。有专家指出，客家第一次迁徙与环球气候周期性变化有关。[3]3～4世纪欧亚大草原的“小冰川期”，毁掉了游牧民族赖以休养生息的伊甸园。为了生存，强悍的游牧民族聚众西进与南下，“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生计；他们乘坐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他们奋起作战，敏捷灵活，兵锋所至，杀戮骇人（罗马史）”。在相距不到十几年的时间里，匈奴人相继毁掉了东西方两个文明中心罗马和洛阳。正是由这块多米诺骨牌而引发的大规模难民潮，推动中原汉族移入面积辽阔、开发较迟的南方。有出土文物为证：“永嘉年，九州荒，如广州，且平[4]康。”山客

除魏晋南北朝外，两宋时期也是客家人迁徙的高潮。如广东梅州在南宋时，“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给废。”加上唐宋时期在南方百越地区推行“毋赋税”政策。在北方逃难的汉人看来，南方可谓“世外桃源”，从而纷纷定居于江南、岭南地区。受金人南下，蒙古人入主中原及元末农民起义的影响。宋末客家人参加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失败后，为躲避元朝的追捕株连，形成空前的大迁徙，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特点，使客家人具有典型山区居民的特征。元末明初的战乱，又引发了客家人的迁移。封建政[5]府的拓垦，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迁海复界”，康熙五十[6]一年（1712年）的“湖广填四川”等，也为客家人的再迁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复界”时迁至今天的宝安、深圳、香港、中山、台山等地，“湖广填四川”时迁往四川、广西、云南等地。

客家人迁徙大多与穷山相伴，与恶水为伍。唐宪宗时的名相李德[7]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当时梅州属潮州辖区。他路过梅州时，写了《恶溪》一诗：“风雨瘴昏蛮海日，烟波魂断恶溪时。岭头无限相思泪，泣向寒梅近北枝。”李德裕把梅江称为恶溪。梅州地处粤东山区，山峦起伏，被视为穷山恶水之地。

穷山也罢，恶水也罢，客家先民，千里迢迢，辗转南迁，心怀忠孝二字，他们把祖先的骨骸背到南方，重新安葬，称为“二次葬”。“二次葬”意味着他们决定永远离开家乡，意味着他们将新的土地当做家乡。客家人与山为伍，开门见山，抬腿上山，土地就在山上。[1]王翦（生卒年不详）：姬姓，王氏，名翦。频阳人（今陕西省富平县美原镇古城村），秦代杰出的军事家，是继白起之后秦国的又一位名将。与其子王贲在辅助秦始皇兼灭六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除韩之外，其余五国均为王翦父子所灭。[2]赵佗（约公元前240年～前137年），秦朝恒山郡真定县（今中国河北省正定县）人，秦朝著名将领，南越国创建者。赵佗是南越国第一代王和皇帝，公元前203年至前137年在位，号称“南越武王”或“南越武帝”。[3]“小冰川期”：全球气候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曾有数次冷暖变化，冰川作用随之重复发生，气候寒冷时，降雪量增加，发育大规模的冰川，巨大的冰川掩盖地球，称为冰期；当气候变暖时，冰川大规模消退，叫做间冰期。小冰川期是一个周期性的局部气候变化，往往成为王朝更迭、社会巨变的前奏。3～4世纪欧亚大草原的“小冰川期”，毁掉了游牧民族膝语蛇行的伊甸园，为了生存，他们聚众西进与南下，由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引发的难民潮，推动中原汉族移入面积辽阔、开发较迟的南方。[4]引自谭元亨著《客家文化史》，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第23页。[5]“迁海复界”始自顺治十三年（1656年）五月，户部给事中王益明提议：消灭郑成功最好的办法是将沿海居民全部迁入内地，渔船全部收缴入官，使沿海既无船只又无居民，郑氏将不战自败。于当年六月颁布了《禁海令》，在沿海地区实行迁海政策，强迫居民迁徙内地。清朝历时二十三年的迁界使得迁界区人散难归，田地荒芜。为尽快恢复生产，康熙制定了一系列招垦劝农政策，到雍正、乾隆年间，大量客民接踵而至，进入广东东南沿海地区。[6]“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据统计这次移民持续时间长达百余年，入川人数100多万。[7]李德裕（787～850年），唐朝中期著名政治家、诗人，在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和唐武宗开成五年（840年）两度为相。

五　崇文尚武

学者一般认为：在南宋时客家群体分化成为汉族的一个支系，粗具规模。客家在南宋时期形成的主要依据有四条：一是客家方言的形成。这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重要标志。二是相当的人口规模。人口是民族、民系的载体，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就无所民族、民系。三是共同的地理环境。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为多山密林地区，交通闭塞，交往困难，十分有利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小盆地农耕经济，为客家民系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客家移民生活在小盆地山村之中，借封闭性的地理条件获得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原有的方言、习俗在与原住居民融合后得以保持下来。四是共同性的社会行动。这是客家人争取自身利益的表现，是群体意识浓厚的反映，也是客家人成为一个独立民系的重要依据。

山人自有山人的性格和气质。自称“客家”或“来人”，以区别于本地人。客家话是汉语方言之一，保留较多古汉语音韵。客家山歌别具风格。客家人在聚居地区保持自己的习俗传统，在婚丧嫁娶上保持着中原遗风。妇女不缠足，不束胸，不受封建陋习的约束，除孝老、相夫教子外，还参加农业生产，甚至参加战争。

磨难锻意志，时势造英雄。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客家人无依无靠，只有靠自己百折不挠的拼搏，顽强不息的奋斗，靠族人的团结友爱，靠家庭成员的和睦互爱。在漫长的峥嵘岁月中，客家人对内形成了团结互助、敬老尊贤、礼貌文明、知书达理的传统美德；对外形成了崇文尚武、出仕报国、四海为家、爱国爱乡、排除万难、艰苦创业的独特精神。国难当头，揭竿而起，挺身而出，为国捐躯者，往往客家人领先。这是不是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爱山”的含义呢？大山出义士，大山出豪杰。到明代中期，客家人已经人数众多，成为一大社会势力。及至清代，客家人的自我意识更为增强，在社会舞台上表现很是积极、主动。

日本作家山口县造在所著的《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评价道：“客家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客家是汉族的一支，其本身不能称为民族）。他们原有一种自信与自傲之气魄，使其能自北方胡骑之下，迁到南方，因此，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族为强，是永远不会被人征服的。其后又受海洋交通环境的影响，养成一种岛国人民的热血与精神……翻开数百年的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变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当推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参加革命的将领，大都是客家人。其次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除了其本人乃是客家后裔以外，其他主要助手，亦有许多是客家人。可以说，没有客家人，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1]神……”日本学者对客家人的高度评价，是独具慧眼的。后来，中国人正是靠“客家的革命精神”，坚持抗战并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物由来第一流”。这是史学家对客家人尊师重教、读书育人[2]风气的肯定。据《舆地纪胜》一书载称：“尝谓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士农工商，读书为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斗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中原人耕读并重的传统在客家人中发扬光大。据说，远在宋朝的时候，嘉应州的教育事业就很发达，“弦诵之声，达于里巷”。明清两代客家人居住的山区所出的进士举人华冠南粤。我曾到叶剑英元帅的家乡梅州雁洋考察过。叶剑英就是客家人崇文尚武的典型。以科举考试为例，从顺治元年（1644年）至道光二年（1822年）的178年中，仅梅县一个县，中进士的共有49人，居广东之首。大埔县（时属潮州）点丁翰林15人，占潮州十分之九。20世纪20年代，梅县“小学如沙”，“中学如林”，连大学生也[3]是“星罗棋布”，到外国游学也成为“时尚”，国内许多省份也望尘莫及。谭元亨教授主编的《客家文化史》言

无论是科举制度，还是现代教育制度，都不能改变客家人的官本位情结。有人将今天广东三大族群的特点作了一番比较：客家开阜，广人旺阜，潮人占阜。客家人刻苦，爱出仕游宦：广府人灵活，恋家乡；潮汕人勇敢，喜经商。客家人是崇官的，读书做官是许多客家人毕生的追求。客家人是敬畏文字的，自然会尊敬那些能写会算的文人。一些客家村落至今还保留着化字炉，那是专门用来焚化写过文字纸张的圣炉。用书本纸擦屁股的事不会在客家住地发生，如果发生，那将会受到客家祠堂族法的严厉惩治。客家有一首童谣唱道：“蟾蜍啰，[4]咯咯咯；唔读书，无老婆。”传统的客家人大多埋头读书，热衷出仕。做官是他们走出高山瘠地，乌鸦变凤凰的唯一途径。在广东的大学里，客家人读书最刻苦。客家人因此文化水平普遍较高。

美国天主教神父拜耳德尔在《客话通易》序言曰：“客家祖先之历经变乱，流离转徙，老弱已淘汰，存留均属少壮，此乃中华民族之精华，有如牛乳中奶酪一般。彼等将其吃苦耐劳等优良品德，传于子孙，因此，现在客家人，均具有一种聪颖坚强之特性，求知欲因亦随之发达。吾人观于各地大中学校之学生成绩，客家学生常列优等，进而获选公费留学欧美者，更占较大百分比，由此可知，客家教育之特[5]别发达，因由于其环境压迫使然。”

崇文尚武，英才辈出，可谓明清以降客家人的真实写照。翻开明清的历史画卷，客家的历史名人有刘国轩、罗芳伯、宋湘、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李秀成、丁日昌、赖文光、叶亚来、石达开、陈玉成、刘永福、黄遵宪、刘光第、吴汤兴、徐骧、宋嘉树、丘逢甲、姜绍祖、罗福星、罗明、张榕轩。

在民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中，有孙中山、薛岳、赖名汤、谢晋元、罗策群、邹洪、黄国书、张立群、黄琪翔、张发奎、彭嘉衡、叶挺、宋美龄、宋耀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家、政治家中，有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宋庆龄、陈丕显、肖扬、邹鲁、谢非、杨成武、张鼎丞、肖华、刘复之、叶选平、曾生、刘亚楼、曾国华，等等。

客家形成于中古，崛起于近代，对华夏文明的演进，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千年迁徙，万里长旋，铸就了这样一个特立独行、人口近亿的“东方犹太人”的族群，纵然它在气质、品格上与犹太人千差万别，但犹太人兴盛于全球之际，客家学也演变成一门国际显学，引起世界瞩目。与上述创造历史的大人物相比，邓缵先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但他有着到新疆卫国戍边，保境安民的特殊经历。这使邓缵先作为客家人有了两层含义：一是他是紫金的客家人；二是他是新疆的客家人。民国初年的新疆，各种军阀势力角逐国家最高权力，无暇顾及边疆，更遑论孤悬于英、俄之口的新疆。在新疆处于风雨飘摇之际，邓缵先从一个近海的地区到距海洋最远的西域，关山重重，万里迢迢，毅然赴任新疆，为摇摇欲坠的大厦尽一柱之力。可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矣！这毅然转身一去，便创造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诞生了千余首荡气回肠的诗词，为后世留下了两部县志和一部游记，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历史之谜。

当时的新疆，处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民族语言不通，宗教因素敏感，加之经济文化落后，生活艰困不适，路途遥远艰辛，这都不是内地官吏所能想象的。在这种情势下，邓缵先连任新疆五县县长，从47岁直到64岁均在新疆基层服务民众，从客家人邓缵先这个特殊个例看，恐怕不难诠释出客家人善于迁徙、从善如流，在怀念故乡的同时，又与第二故乡融为一体的传统精神吧。[1]罗英祥著《叶剑英祖源录》，香港天马出版社，2003，第12～13页。[2]《舆地纪胜》，是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总志，王象之编纂，作者王象之，字仪父，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进士。成书于南宋嘉定、宝庆间，共200卷。[3]引自谭元亨著《客家文化史》，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第443页。[4]客家方言，“唔”即不。[5]引自谭元亨著《客家文化史》，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第443页。

六　邓氏家风

我们所追寻的邓氏家族，只是中原汉民族这棵参天大树上的一个分支。邓氏作为客家人的一支是怎样迁入广东的？邓缵先在其《毳庐续吟》一书自序中云：“溯自殷周之际建国，命氏族聚公阳，至东汉尤盛。宋迁程乡，清迁本邑布心塘。”关于紫金邓氏来源，《紫金文[1]史·姓氏篇·邓氏》是这样记载的：“南阳邓氏逐步由邓地外迁”。

东汉安帝时，由于战乱、经商、出仕等原因，南阳邓氏不断外迁，有的迁至湖南、湖北，有的迁至山西、甘肃。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五十七世邓叔攸迁至福建宁化石壁乡，后又分支泉州等地。东晋十六国时，中原邓氏大举南迁，分布江南许多省份，以江西、江苏居多。北宋至南宋期间，又有邓姓迁居江西、广东、广西。宋嘉祐八年（1063年），邓氏入粤有两脉八系，途经两路：一路由闽西上杭、宁化等，沿汀江一路入粤；一路由浙江、江西，沿赣江跨五岭入粤。

闽西汀江一路入粤始祖邓太乙，字志斋，榜名文渊，南宋进士，任广东提举司，后升任广东按察、布政两使。邓太乙生九子：邓文、邓行、邓恭、邓敬、邓仁、邓义、邓礼、邓智、邓信。后裔散布于广东、广西、江西、四川、湖南、台湾、香港等地。

紫金邓氏均是邓太乙的后裔，而蓝塘布心村邓氏则为八房邓智世系。据载：蓝塘布心村邓氏是粤十三世邓复松，中年率妻从梅县松口迁入永安县蓝塘布心村立居。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先立足于下村官田嘴（又名蛇头嘴），后迁至昂湖开基立业，建有祠宇一座。

客家人历来有建祠堂的喜好，几乎村村建有祠堂，古风犹存。紫[2]金县是客家古邑，纯客家县，是南越王赵佗的发迹地，是孙中山世[3]祖的居住地，现有人口82万人，面积3619平方公里。据不完全统计，紫金县现有祠堂500多座。紫金古祠堂文化内涵丰富，藏着人文、历史和古韵风雅，也藏着精神、风范和道德文章，已成为记录客家文化和客家迁徙史的重要文化遗存。邓氏是紫金的显族

邓氏后人创作了宗亲会会歌词：巍巍中华，赫赫邓氏，族发南阳，威起高密。忠柱汉庭，传播四方，唯松柏立志，以孝义为尚。辈有文武贞坚，代传朝野贤能。勉我宗亲，奋励自强，承先启后，万世辉煌。[4]

邓氏族规十则：

1.正人伦，人有五伦，古今天下之大道也，在家重莫如祖父、伯叔、兄弟、子侄、母婶、兄嫂、弟妇、女媳及六亲眷属，均是骨肉至亲，务宜孝悌，奉亲友爱，祖为先，不可悖逆，横行乱伦，无理取闹，以致同室操戈，干犯法纪。如有此辈，通族公决处治。

2.正名节，五伦之中有尊卑长幼，人所其之也，家有伯叔、兄弟、为子侄者，宜兄友弟敬，恭顺和睦，不可逞凶斗殴，秽言凌辱，污伤大义。至于称呼，也要有序，不可混言无忌，如有斯人耶，家法处治。

3.正心术，人之心术，赋性本善，多于积习日近，乃至道义耳。凡人幼之时，为父兄者，须教以礼貌，训以义方，勿至心术变坏，以贻终身，即父母之道毕矣。

4.正品行，人生于世，品行为先，内则族戚，外则明朋，皆以品行定终身。所以人贵志主成，不可欺诈；贵信义，不可奸险；贵不浇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二念（必）诛。如此则品行端，德业进矣。

5.谨言词，书之惟出口，好兴古语云，躁人间词多，古人词少，盖言不可不谨也。嘲语伤人，痛如刀割，以致口角成仇，官司结恨，大则倾家丧身，小则坏名损义，其系非轻，不可不慎。

6.立尝祀（略）。

7.起祭祀（略）。

8.定祭典（略）。

9.限祭席（略）。[5]

10.定祭胙（略）。

邓氏行为规范十则：

崇宗敬祖；孝敬父母；和睦兄弟；联亲联谊；培育后代；尊师敬贤；勤俭持家；遵纪守法；绝禁吸毒；戒嫖戒赌。

祠堂是用来祭祖的，而祭祖是客家人千年不变的传统。客家人作为中原望族，诗书传家，在祭祖礼仪上不免繁文缛节。我们在《紫金[6]文史·民俗篇》中发现了一篇，1996年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祭文：恭维列祖，发自炎黄，中原望族，世代书香。为避祸乱，背井离乡，汇聚石壁，拓地辟疆。生息繁衍，远播八方，五洲四海，创业图强。丰功伟绩，万古流芳，客家后裔，姓姓隆昌。祖传美德，勤奋刚强，开创伟业，再谱新章。我辈游子，故土难忘，寻根谒祖，万里还乡。恭设牲酒，昭告祖堂，客家列祖，德泽绵长。荫佑后辈，兴旺吉祥，姓姓蕃盛，人人安康。事业发达，前程辉煌，千秋绵衍，万代炽昌。列祖英灵如在，降格享我蒸尝。

祭文一般用于祭祀大典，由文墨高深之人执笔。一代伟人毛泽东1919年写过《祭母文》，1937年写过《祭黄帝陵文》，均成为后世的典范。

邓缵先就是在这种人文环境下来到世界并成长成人的。我们后来诵读邓缵先写的诗词，可以找到许多邓氏家风的传承。诗书传家是客家人的传统。邓缵先写自新疆的《诸侄》词中，谆谆教诲族侄立志与谋生的道理：“诸郎须立志，故土可谋生。休羡东山费，何妨北道[7]贫。野烟三径晓，村雨一犁春。痴叔殷勤意，仓箱属望频。”耕读并重，诗书传家，是客家人安身立命的法宝。

以《人论结交》为题，邓缵先写道：谩然相识意相亲，胶漆投来更失真。隙起杯盘伤友谊，盟寒车笠慨风尘。喜闻谀语难为客，能受忠言是可人。[8]味淡兰芝心似水，还教恭敬守终身。

邓缵先这首诗词同样写于新疆。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邓缵先远离家乡万余里，朋友对他十分重要。但邓缵先交朋友有原则，他不交那些酒肉朋友，这些朋友的阿谀奉承往往靠不住；忠言逆耳，闻过则喜，恭敬守身。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熏陶将会影响人的一生。[1]紫金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紫金县档案局合编《紫金文史姓氏篇（18）》，第1～3页。[2]古属龙川，秦时赵佗任龙川县令。[3]紫金县中坝镇发昌孙屋排，是孙中山的入粤始祖开基地。明末，孙中山十一世祖孙鼎标在此设练武馆，担任反清复明的千总。[4]紫金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紫金县档案局合编《紫金文史姓氏篇（18）》，第12～14页。[5]胙——古代祭祀时供的肉。[6]紫金县政协文史办编纂《紫金文史·民俗篇·家礼》修订本，第230页。[7]邓缵先著《毳庐诗草》。[8]邓缵先著《毳庐诗草》。

第二章　诗礼传家

一生年考证

出生年月日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信息。生在何时？生于谁家？生在何处？对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影响甚大。关于邓缵先的出生年月，我看到的第一份材料是《叶城县志》：“邓缵先（1870～？），字芑洲，广[1][2]东省紫金县人。”后来又看到《乌苏县志》，关于邓缵先的记录与《叶城县志》相同。由于《乌苏县志》出版在先，《叶城县志》很可能转引了邓缵先的介绍。

县志不会错吧，一开始我便对邓缵先出生的年月信以为真。此时，恰逢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严重的“7·5事件”，电信网络不通，手中又没有其他新材料。

回到广州后，进入紫金政府网搜索邓缵先，不料却在《紫金县志》上得到另一种结果：“邓缵先（1875年～），号芑州，本县蓝塘[3]镇布心村人。”

为什么两部县志对邓缵先的生年有两种不同的表述呢？孰对孰错？邓缵先出生年月成了悬案。按照常理，邓缵先出生在紫金，家乡人应该最清楚他出生的年月。但主观判断如果没有客观事实证实，同样靠不住。

弄清邓缵先的出生年月，就成了我研究的起点。我先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查找资料。该图书馆藏有邓缵先所著的《毳庐诗草》和《毳庐续吟》两本线装书，分别出版于1924年和1928年。当我手抚两本民国初年的诗集，并第一次见到邓缵先的照片，确有些欣喜若狂的感觉。在1928年出版的《毳庐续吟》诗集中，在邓缵先六十岁照片下面有一段自序：“……据民国十六年五月，蒙杨省长令委署墨玉县知事，现供今，识云。”其他序文均作于丁卯年，即1927年。按常理说，最清楚自己年龄的必是自己。可以肯定的是，邓缵先的照片和序文定格于1927年。如果邓缵先生于1870年，1927年他应该是57岁，如果按汉族男性以虚岁为准，他也不过58岁。虽然仅凭一纸自序尚不能断定邓缵先确切的出生年份，但至少可以否定1875年出生的表述。

为了进一步确认邓缵先的出生年月，我来到邓缵先的出生地紫金县蓝塘布心村做田野调查，先后走访邓缵先的后人与族人，均没有得到关于邓缵先年龄的确切答案。邓缵先的孙子邓富迪、邓富楚、邓富波还健在，不过他们都没有见过在新疆游宦的爷爷。邓富迪是邓缵先现存孙子中最年长的一位，他只记得自己生于1928年。

邓缵先在《毳庐续吟》诗集中，记载了这位孙子的出生。在《六十岁生日志感》中写道：生孙苍竹笑隆重，六十年华倏忽逢。岭峤乡音怀骨肉，昆仑云雪气荡胸。马衔苜蓿征途远，人醉葡萄酒晕浓。[4]眉寿百龄难强致，何妨琴鹤共从容。

60岁那年，邓缵先得一孙，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邓缵先的孙子邓富迪生于1928年，《毳庐续吟》出版于1928年，邓缵先60岁生日是否也是这一年呢？紫金县公安局纪委书记邓醒群家珍藏的邓氏族谱

在紫金的田野调查中，邓醒群的父亲从家中拿出邓氏族人重修的《邓氏族谱》上载：“二十二世褒荣公，字芑洲，号缵先，戊辰生，分发新疆省。”戊辰是何年？《毳庐续吟》恰恰出版于戊辰年，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以60年一个甲子推算，上一个戊辰年应为1868年。依邓缵先60自序和邓氏家谱记载相互验证，可以确定邓缵先生于1868年，既不是《叶城县志》中的生于1870年，也不是《紫金县志》中的生于1875年。[1]《叶城县志·人物传·邓缵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656～657页。[2]《乌苏县志·人物传·邓缵先》，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第806～807页。[3]《紫金县志·人物·邓缵先》，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864页。[4]引自邓缵先著《毳庐续吟》。

二　诗礼传家

可以想见，1868年某月某日，邓缵先生于紫金县蓝塘布心村的一间老屋里。邓缵先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从事何职业？有何社会地位？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一个家庭的生活状态，也关系着家族成[1]员的文化取向。据邓缵先自序说：“太高祖讳云，现岁贡，韶府学

[2][3][4]训导；高祖飞邑廪；曾祖万孚岁贡，曾伯祖万皆拔贡，历任福建[5]沙县、清流、永定、连城知县。祖景高邑廪、应贡，父瞻奎、附贡[6]。母陈氏，兄二，妹三。”

由此可知，邓缵先的父亲叫瞻奎，母亲陈氏，除生有邓缵先外，还生了邓缵先的两个哥哥，三个妹妹。邓缵先排行老三。除此之外，邓缵先的曾伯祖叫万皆，历任过福建沙县、清流、永定、连城四县的知县，是这个家族历史上光彩的一笔。面对自序中岁贡、拔贡、应贡、附贡、邑廪、训导等一大堆陌生的名词，现代人不免有些云里雾里，不解其意。毕竟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已经百年有余，这些陈迹早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为了弄清楚这些名称的含义，我们有必要对科举制度做一些简单了解。邓家祖上科举取士的牌匾迄今依然悬在祖屋门楣之上

简言之，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科举考试共分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层级。院试是最基础的层级，参加者一般是读过私塾的童生、儒生，考场临时设在州府或县城，由各省学政主持考试。考中者称为生员或秀才，第一名称案首。乡试是第二层级，参加者为院试考中者，考场设在省城，皇室特派官员监考，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有资格到京城礼部参加会试，考中者称贡士，第一名称金元。贡士即获得了赴京城皇宫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资格，考中者称进士。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了解了科举制度，我们就能给邓缵先的家庭做出定性，不是官宦世家，而是耕读之家。客家人耕读并重，诗礼传家，看重功名，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邓缵先在自序中的良苦用心，就理解了太高祖讳云的现岁贡与韶府学训导的关系，以及其拔贡曾伯祖万皆为什么会历任福建沙县、清流、永定、连城四县的知县了。至于邓缵先父亲的附贡，肯定是由捐纳而来，多少靠钱保住了诗礼传家的面子。

邓缵先在自序中，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从邓缵先的上五代始（太高祖起），这个居住在大山深处的邓氏客家，就秉承耕读并重、诗礼传家的客家传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成功，先后获取了岁贡、拔贡、应贡、附贡、邑廪、训导、知县等功名，改变了最初的山樵农夫的角色。一代人鲤鱼跃龙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一，一个家族有了效仿的榜样，就会在家族中形成劝学的氛围，形成知书达理的文化；其二，出仕做官就有了除耕田以外的俸禄收入，可以供后代买书、上学、请名师指导；其三，在外界的尊敬与羡慕中，后代族人无形中增加了向上的动力和成材的压力。诗礼传家的官宦人家，留给后代的一般不是丰厚的物质财富，而是修齐治平做人做事的规矩，譬[7]如蓝塘宝洞的邓洞泉留下遗训，在邓氏族人中广为流传：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然子承父业，自当谨守，凡事宜忍耐三思，毋恃势凌人。勤谨恭让四字，终身宜行之勿怠。为子者以父母之心，则孝友两全矣。即不能大有兴发，推此心以睦族和邻，敬上爱下，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做一个好人岂不美哉！今后当理役，征收公道，国课早输，毋得浪费。伟列黉宫，宜加砥砺，以图上进，勿以小成自恨。庶不负老父一生经营，今日之属望也。再子而孙，孙而子，云礽奕叶，诗礼传家，世代相承，不让古人名门巨族。此尤老父所叮咛，而嘱也，务宜遵守。思之省之，是训。

区区200余字，道尽了上代人为人处世的经验总结。

诗言志，这是中国古人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主要方式。我相信，至少从邓缵先的上五代祖开始，诗集就是这个家族传承文化的载体，不过诗集可能只在家族内部流传，没有条件公开出版而已。邓家的一代代人，都是吸吮着上一代人的精神成长的。邓缵先的诗歌，本来只在紫金的亲朋好友间流传，只因为他的西域边塞诗，诗词太独特了，太迷人了，太出色了，便被师长们举荐公开出版发行，成了大众读物。

实际上，邓缵先的人生之路，在他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被他的氏族和家庭规定好了。科举出仕是一条荣耀之路，也是一条艰辛之路。邓缵先6岁进私塾，这是科举出仕之路的起点，他能不能走通呢？[1]岁贡是贡士之一种，是介于举人和进士之间的学位。在岁贡、恩贡、拔贡、副贡、优贡等正途五贡中，岁贡之年遇皇帝或国家喜事入贡的叫恩贡。[2]训导即管理学府的官员。[3]邑廪即秀才。[4]拔贡学行兼优叫拔贡，再经朝考后，一等任知县，二等任教谕，三等任训导。[5]应贡在正途五贡之外，又有准贡、廪贡、增贡、附贡、例贡等名目，都由捐纳而来，视其身份，而名目也不相同。[6]附贡在乡试正榜之外，另取副榜若干人称附贡，与拔贡同等待遇。[7]紫金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紫金县档案局合编《紫金文史姓氏篇（17）》，第6页。

三　父亲家教

从《叶城县志》和《紫金县志》中，关于邓缵先的幼年教育，我们最先得到的材料是邓缵先“13岁中秀才”，而13岁之前不详。这使我曾经产生了一个误判，邓缵先自小聪颖，是一个神童。当我从1924年出版的《毳庐诗草》的作者自序中，看到“幼孱弱，六岁始能言”8个字时，简直如雷轰顶。想象与实际竟是天壤之别，历史细节不细细考证，将大谬于天下也！

所谓幼孱弱，就是多病，体质弱。山区医疗条件有限，幼年的邓缵先经常在生死线上挣扎。所谓“六岁始能言”，就是邓缵先直到6岁才会像正常孩子那样讲话。正常的幼童11个月就可以牙牙学语了，而邓缵先身高1米了，还不会说话，在左邻右舍眼里，这是一个傻孩子，这可急煞了父母。中国人讲3岁看老，这句话在邓缵先身上不灵。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句古话适合邓缵先。迄今我们很难知道邓缵先为什么在6岁时突然开口了，是民间高人妙手回春治好了邓缵先的疾病，还是“菩萨显灵”让邓缵先顿开金口？或这就是贵人语迟，是邓缵先大器晚成的先兆？不管怎么说，6岁时邓缵先开口说话，肯定让父母大喜过望，让邻舍大吃一惊。

邓缵先晚年写过一首《暮秋并引》诗词，回忆起家父早年的耳提面命：余幼时初读唐宋诗，家父口授指画，谆谆解析，尝以暮秋题课，友限添尖檐淹韵，以时地物我分点，窃初学一诗，亟为赞赏：群峰拜绮檐，改拜为拱，并改定幽远等字，青灯有味，黄叶兴怀，庭训追怀，宛如隔世。诗成有讖，我劳如何？仍用原韵，以遣旅兴云。万里秋风客，乡愁白发添。沙干斜岸[1]断，山瘦带云尖。戍馆蛩吟砌，边楼雀噪檐。霜蓬依塞国，十载感池淹。

邓缵先在诗集中还特意收录了旧作：容易秋光到，苍凉暮色添。潭清幽涧窄，木落远峰尖。一雁过萍渚，群峰拱绮檐。欲描尘外景，彩笔梦江淹。

幼小年纪能写出如此意境之诗，可见邓缵先诗词出类拔萃亦非偶然。在另一首“五十初度志感”中，邓缵先写道：人生在世间，多忧少欢愉。百年只俄顷，过隙惊白驹。今我年五十，漠野寄顽躯。追忆幼小时，依依膝下趋。六岁读孝经，资钝声咿唔。稍长如黄犊，蓬头鄙而粗。高堂时谴责，严厉声色俱。诵书至夜半，青灯照庭隅。穷年咬菜根，家贫山泽癯。世居碧峰下，耕读事相须。地僻尘嚣少，春来桑柘敷。

1874年，邓缵先刚满6岁。在山区一般穷苦人家，6岁的孩子大都是放牛娃。而对于诗礼传家并获取功名人家的孩子，6岁则是到了进私塾读书启蒙的年龄。“追忆幼小时，依依膝下趋，六岁读孝经，资钝声咿唔。”由于上辈人读书识字，邓缵先启蒙识字的年龄本应更小些。但邓缵先幼时多病且不能言语，他会在生活上得到家人更多的照顾。如果指望他成为诗书传家的种子选手，那便是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但邓缵先的父亲对这个表面上看似若愚的孩子不离不弃，倾注了更大的关怀和更多的心血。“高堂时谴责，严厉声色俱。诵书至夜半，青灯照庭隅”。邓缵先的诗词一鸣惊人，与父亲从小的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是息息相关的。邓缵先的父亲是一个心怀出仕理想但没有实现的山村读书人，没有额外的收入，只能靠几亩薄田维持家计。家里的生活是“穷年咬菜根，家贫山泽癯”。但是，“世居碧峰下，耕读[2]事相须。地僻尘嚣少，春来桑柘敷”。父亲和儿子读书出仕目标坚定，环境单纯。邓缵先作《五十初度志感》时，父亲已不在世，此诗实际上是对父亲的怀念和感恩。[1]引自邓缵先著《毳庐续吟》。[2]桑柘（zhè）。

四　私塾教育

私塾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2000余年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它与官学相辅相成，并驾齐驱，共同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

私塾的学生多6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学生入私塾后，由私塾先生循序渐进地教授学问。年幼儿童先识“方块字”（书写在一寸多见方纸上的楷书字），识得千字左右后，先生始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所谓“三百千千”，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教法大多为先教学生熟读背诵，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由教师逐句讲解。学童粗解字义后，则教以作对，为作诗做准备。除读书背诵外，还有习字课，从教师扶手润字开始，再描红，再写映本，进而临帖。读过私塾者，一般都能写一手工整的毛笔字。

熟读“四书”、“五经”，是私塾第二阶段的课业，学生在先生指[1]导下同时兼读古文，如《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并开始学习作文。由于科举取士深入人心，私塾也重视制科文字（八股文）的习作，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学规极严，定有严厉罚则，先生体罚学生为平常事。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或耳朵、打手心等。所谓教不严，师之惰也。

私塾有一个特点，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秉承了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先生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私塾先生一般与学生家长很熟，有些就是家长为孩子聘请的，所以，先生能及时与家长配合管教学生。中国古代一直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私塾在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

私塾所用教材，如《三字经》、《千家诗》、《增广贤文》等，言简意赅，好读易记，朗朗上口，更多的是讲做人的道理，处世的哲学，幼年无知，囫囵吞枣，成年咀嚼，受益无穷。《紫金县志》记载邓缵先“13岁中秀才，博学经史，尤工诗词”。“尤工诗词”的评价，可能是邓缵先成名后的褒奖，但邓缵先创作诗词的基础，可能是私塾时期奠定的。在邓缵先后来的近千首诗作中，我们不但能看到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杜甫、王之涣、岑参、王维、王勃、韩愈、刘禹锡、苏东坡的影子，而且，他也受到客家诗人黄遵宪诗词的影响。毋庸置疑，邓缵先是经过严格私塾教育训练的，从他辞章华丽的文章、格律严谨的诗歌、关注现实疾苦的情怀，以及工整挺拔的毛笔字上，都能反映出来。

大多数学子就读经馆的目的，就是为了参加童子试，亦称童试，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考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参加童子试要具备一定的资格：参加县试，要求有4名村里的人和1名秀才保举，方可参加考试；参加府试，要求5名村里的人和1名秀才保举，方可参加考试；参加院试，则要求有6名村庄里的人和2名秀才保举。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院试考取的就叫生员（秀才）。客家祠堂继续发挥诗书传家功能

1883年，年仅15岁的邓缵先考中了秀才，这在蓝塘可能是一件轰动的事。因为秀才有参加更高一级科举考试的资格。生员除依次通过乡试、会试、殿试获取功名外，还可以选送入太学，即国家最高学府读书，成为“国子生”，又称国学生、国子监，期满出贡，也可充任县官或教职。考中秀才，意味着正式踏上了科举取士之路。

由科举走向仕途，似乎向邓缵先开启了半扇大门，火红的木棉花在墙外向他展露着笑颜。[1]《东莱博议》是南宋时代著名的议论文。作者吕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南宋金华人。作者不受《左传》里人物事件的局限，从亲身体验出发，就历史事件发前人所未发，思想活跃，观点辩证，文笔优美。[2]《增广贤文》为中国古代儿童启蒙书目。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

五　客家婚俗

在中原人的主流意识中，人生最得意的两件事，莫过于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孔夫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邓缵先中了秀才后，再外出读几年书，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男子年满18岁，女子年满16岁，即使当事人不急，父母和媒婆便沉不住气了。《紫金县志》记载了客家人的婚嫁习俗。明清、民国时期，男女婚嫁只能异姓男女联姻，同姓联姻要受到社会谴责及族规惩罚。据《邓氏族谱》记载：“字芑洲，号缵先……妣黄氏，生二子，冠华、森华。”由于客家族谱上重男轻女，我们至今不知道黄氏夫人的芳名，至于她的家族、年龄，也需要考证一番。

黄氏是紫金县的一个大姓。据2000年统计，紫金县黄氏有8万多[1]人，居全县第一。据《紫金文史》考证，黄姓是最古老的族姓，源于黄夷氏族，生活在今河北燕山山脉一带。黄夷先于凤夷联姻，视凤凰为图腾崇拜。公元前648年，黄国被楚国所灭，黄姓族人背井离乡，散居四方，一支避难中原；一支远徙越南（交趾），一支迁往江夏（湖北）一带。紫金黄氏来自江夏，由江西辗转广东。[2]

紫金黄氏以江夏为堂号，世代秉承忠孝传家。黄氏家训有16条：“一、忠君上；二、孝双亲；三、笃友爱；四、重祠墓；五、敬尊长；六、肃家门；七、谨嫁娶；八、亲族属；九、睦里党；十、训诵读；十一、崇勤俭；十二、遵训迪；十三、慎交游；十四、戒兴讼；十五、戒奸淫；十六、戒赌博。”紫金黄氏所以人丁兴旺，俊杰频出，不能不说与家训有关。黄氏夫人的人品贤淑，由此窥见一斑。

黄氏夫人究竟生于何年？我们到紫金县蓝塘布心村做田野调查时，邓富迪回忆起奶奶黄氏，说她卒于1951年，时年79岁。以此倒推，黄氏夫人应该生于1872年，比邓缵先小4岁。异姓联姻，符合族规。男大女小，符合习俗。如果黄氏18岁出嫁，即1890年结婚，那时邓缵先刚满22岁。这是合情合理的。

虽然旧时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父母一般都按门当户对的原则选择嫁娶对象。邓家出了个少年秀才，族亲又在福建做官，选择儿媳肯定是很挑剔的，论相貌和人品，黄氏在蓝塘应该有口皆碑。黄氏作为当地的大家族，对女婿选择也不会随意，当遵家训“谨嫁娶”。

旧时婚嫁多受封建礼教束缚，且礼俗颇繁，一般有议婚、订婚、结婚三个程序。

议婚细分为说媒、看妹子、写庚帖三个步骤。旧时客家男女青年，16岁以后就可托媒人说媒，介绍婚事。一般是由男家父母托媒去女家说，也有女家请媒人先访男家的。男女两家通过请媒人说合，如双方都有意，就约定时间“看妹子”，双方同意后，就写出庚帖（俗名婚单），各请算命先生排“年庚八字”，如果双方的生肖、五行相生相合的，就认为八字相合。双方将庚帖各置于香案之上，如三天内无不祥之兆，这门亲事就定下来，谓之合婚。如八字不合，男方要把女的庚帖送还女家。然后男女双方家长相互上门相亲。相亲后，如果双方同意婚事，则开始商议岁金和彩金。彩礼谈妥后，婚事便正式确定下来。

定亲，也叫“行大礼”，即男青年及其父母等要去女家。吃完中饭后，女孩子要出来见面，称男家父母为爸妈，两家父母相互称亲家、亲家母。接着便是女方到男方去看家门。婚事定下以后，男方要请算命先生择定过门日子，包括新娘出门的日子、时辰，到男家后归门的时辰，此外女方裁红衣、男方铺床的日子也要同时择定。

婚期前一天，男家要去十多人到女家接亲，有鼓手乐队；有放鞭炮的；有抬花轿的；有烧香的（要到女方的祠堂、庙宇、社公烧香）；一个挑担的，一头挑带路鸡（一公一母），另一头是酒和松明；一个女的要带上新娘穿的衣服，还有扛木箧的二人，要扛去鱼、肉、酒、糕饼、香烟、鞭炮、蜡烛等物，媒人也要去。

在客家人的婚礼上，最富戏剧性的是闺女出嫁唱《新娘歌》。《新娘歌》，俗称“哭嫁”，是客家人的风俗之一，盛行于清末民初。成年闺女婚期定下来之后，便请村内做过新娘的被誉为新娘歌手的人教唱。每到月亮爬上枝头，一群姑娘们聚在一起学唱《新娘歌》，一首首反复教，反复练，直到婚期到来。《新娘歌》至少有六部曲，分别为怨爹、叹娘、骂媒、叹家嫂、叹轿夫、叹弟，唉唉叹叹，贯穿婚礼始终。独树一帜的紫金花朝戏

唱新娘歌有一定程序。新娘一般要做出不愿意过早去婆家的姿态，不然会被人耻笑不会唱新娘歌，像“卖猪”一样被人抬走。新娘要用新娘歌拖延时间，博得众人好评。嫁女之日的午宴后，一位中年妇女为新娘梳妆时，新娘就唱起来：日头还在对面窗，吃呀饱昼（午饭）拿着梳。日头还在对面垠，吃呀饱昼放好蹬。日头还在对面山，吃呀饱昼追击间。

梳完妆后穿嫁衣，新娘又唱：一件嫁衣千斤重，亚妹穿上走吾动。穿上嫁衣去嫁人，人家好弊不知情。若系嫁到郎当汉，一生酸苦受不尽。

唱完自己叹爹娘。对爹爹唱道：亚爹养女已长大，今日亚爹把女卖；你女不愿离开爹，亚爹不该丢贱涯。拜别亚爹去嫁人，女计心中好苦情；做女不会受限制，当人媳妇受欺凌。

对娘唱道：拜别亲娘去出嫁，女计心中好害怕；一怕生活过不惯，二怕受到人打骂。今日别娘不应该，眼泪双流抹不开；亚娘你爱多保重，你女经常会回来。

拜别爹娘后叹家嫂：家嫂呀：日字旁边月字衬呀，明日离开家嫂涯进蒸笼呀！家嫂呀：十字头上加一撇呀，千祈孝敬涯爹娘呀！

对弟细细叮咛：细弟呀：勤奋读书就识字呀，荒废学业难做人呀！细弟呀：家姐好似泼出去的水呀！侍奉双亲你多劳神。

轮到骂媒阶段，新娘的怨气一泄而出：涯爷有女也不放，冇好媒人来斗当。涯爷有女也不嫁，冇好媒人来磨牙。一月来得三四遍，就是为了媒人钱。饭碗吃缺门踏哥（损），好话说了一大箩。日后若系涯受苦，捉到媒人来煎煮。去到男家受打骂，捉到媒人用油炸。

媒婆拿人彩礼，替人受过，嬉皮笑脸，一笑了之。

最后是叹轿夫。轿夫大哥呀：天会做事太阴功呀，拿起膊头（肩头）给涯做路行呀！轿夫大哥呀：上坡下岭讲涯知呀，等涯记住大路好回家呀！

新娘一般是在半夜子时或卯时动身，一方面越走天越亮，象征走向光明；另一方面晚上出门，也不会碰到抬棺材等不吉利的事。迎亲队伍前面是打灯笼的，接着是吹鼓手，花轿在中间，后面是接亲的人。

新娘到达男家，如还不到所规定的入门时辰，就要在大门口坪上或在门外旁边房子等候。入门时间一般是早上七八点或八九点，有的甚至要等到中午。到了入门时辰，新娘要踢轿门，由男方的伴娘将新娘牵出轿，然后在大门口“过火堆”，新娘从用杉树枝烧起的火堆上跨过，象征婚后日子红红火火，才能进大门。

接着举行拜堂仪式。新娘在鼓乐声中进到大厅以后，就开始拜堂。大厅摆设香案，东边站父母、长辈，西边站外戚，北边站房亲，南边站小辈。拜堂前，外家要给新郎挂红，用五尺长的红布披在新郎身上。

司仪口念：手拿幡红五尺长，一心拿来扮新郎，扮得新郎生贵子，早生贵子中个状元郎。

拜堂时，新郎站左，新娘站右，由礼生叫：一拜天地，二拜祖先，三拜高堂，四夫妻对拜。

最后是亲戚见面，要给新娘红包。拜堂毕，伴娘用红罗将新娘牵进新房，新郎新娘在鞭炮声中，从房门口向大厅撒喜糖。然后新郎新娘喝交杯酒。伴娘用托盘捧上一只鸡，边端酒边讲：“团团圆圆，璧合珠联”，“观音送子，早生贵子”，“夫妻和好，白头到老”。晚上要闹洞房，鞭炮隔几分钟放一次，一直闹到午夜方停。

可以想见，黄氏的婚礼是非常体面和热闹的。一是她所嫁的丈夫15岁就中了秀才，声名远扬，前途似锦；二是邓家要面子，岁金与彩礼不一定丰厚，但婚礼场面要热闹隆重，许多达官贵人前来祝贺捧场，令娘家满意。邓缵先与黄氏的婚姻程序是逃不脱那个时代和特定地域的。在中原人眼中，终身大事，绝不能马马虎虎，违背了规矩，让乡里乡亲笑话、挑剔，丢了面子。必须指出的是，烦琐的婚姻程序，一般穷苦人家难以承受。[1]紫金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紫金县档案局合编《紫金文史姓氏篇（17）》，第87页。[2]紫金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紫金县档案局合编《紫金文史姓氏篇（17）》，第94～95页。

六　黄氏夫人

黄氏夫人无论门第如何，她都是客家女人的一员。根据有关线索和客家婚姻习俗，我们可以推断，假如黄氏18岁嫁入邓家，邓缵先时年22岁，似也合情合理。但我们不知道邓黄两人是不是青梅竹马？在父母包办、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中，是不是有些自由选择的成分？即使有也不奇怪，毕竟邓缵先是读过书院、见过世面的学生。[1]

我们从《河源文史》中找到两首黄村山歌，唱者均系女性，一首含蓄，一首直白。第一首唱待嫁姑娘的心声道：一条溪水急啾啾，一朵桃花水上漂。哥系有心捞花起，莫来看等任水流。

山歌中，以溪水比喻时间和机会，待嫁姑娘自比桃花，哥哥若有心就应勇敢地下溪捞花，不要坐失良机，心上人反成了人家的嫁娘。

第二首唱待嫁姑娘的苦恋：三步行来两步企（即站），三餐食饭都想愚（即你）。大石底下种竹笋，几多暗屈无人知。

待嫁姑娘看上了中意的男子，又难以启齿表白，从此害上相思病，恰如大石底下的竹笋，心中暗恋无人知晓。

尽管黄村山歌不是特为黄氏夫人而作，但它能代表大多数待嫁姑娘的心声，当然也包括黄氏夫人在内。

对于黄氏而言，她少有条件走出大山，见到丰富多彩的世界，[2]《闺训千字文》的熏陶，母亲姑嫂的表率，在她身心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做一个对《闺训千字文》字字记牢，句句照办，不越雷池一步的女人是很难的。在婚姻上，黄氏有自己择夫的标准，也有嫁与不嫁的表态权。邓缵先家族五代为官，家境虽不富裕，但他15岁中了秀才，是远近闻名的杰出青年。这样的杰出青年，哪个待嫁姑娘不恋？

与一般客家女人不同的是，黄氏夫人是知书识字的。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可以从邓缵先写给妻子的信中推断出来。黄家嫁女择夫，自然会按照《闺训千字文》中的标准：童蒙初启，诸艺娴习。始教揖让，继导忠直。寻师觅友，开讲拟题。诵读孔孟，吟咏经诗。爰崇断杼，聿仿画荻。显登科甲，国治家齐。婚择佳士，妇选淑姿。

所谓“婚择佳士，妇选淑姿”，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郎才女貌。淑女，更多是指品德贤良，内心慈善，这样的女人平时能相夫教子，孝顺父母，邻里和睦，当男人遇难之时，能独立担起家庭的千斤重担。同样，只有这般贤淑的大家族的女子，才能被邓家选中。邓缵先夫妇当年捐建的布心小学黄氏夫人由大家闺秀做了家庭主妇后，要按照《闺训千字文》的要求处理好家庭的各种关系：敬奉公婆，戏彩承欢。搀扶伺候，纳绽缝连。进服献履，引扇如绵。调和五味，捧递羹餐。缓急答对，焉敢侮讪。钦尊姑舅，更胜椿萱。夫妻匪易，契注朱绳。冰媒月妁，两性相逢。位法天地，蔼睦谦恭。敦质立品，贞烈咸称。赞功警过，化俗移风。仰仗企望，苦共甘同。伯叔姊妹，兄弟甥侄。瓜葛谊眷，缌麻期褰。亲疏远近，周恤提携。殷勤畅叙，酬酢报施。御奴使婢，兼寓恩威。仁慈宽恕，赏罚箴规。兴利除弊，杜渐防微。谅度差遣，斟酌指挥。

黄氏夫人嫁入夫家，还要按照《闺训千字文》的要求担当起一家之主的责任：收拾物件，照料田场。猪羊牛犬，修厩圈墙。孽牲牧放，喂秕饲糠。耕耘饷盍，计储稻粱。金银钱币，寄库堆仓。纱罗丝绢，贮柜盛箱。油盐酱醋，罐瓮封装。检点箧笥，晒晾书章。俾免抛弃，鼠窃虫伤。楼台亭榭，屋宇庭堂。洒扫污秽，擦掸含光。栽植树木，讨究蚕桑。布帛取资，织染弗荒。去奢尚俭，记算绌余。先筹预备，樽节费糜。年积月累，展出茶基。操持井臼，起早眠迟。寸阴荏苒，空负星欷。《闺训千字文》告诫大家闺秀，既不可鬼迷心窍，又不可亵渎神佛：僧尼觋巫，拒绝回避。信邪赛会，镇魔魇魅。冥谴折福，雷霆诛罪。险哉若辈，狡诈伪讹。骗财蛊惑，亵渎神佛。倘被蔽混，致玷青白。

大家闺秀作为人母，如何育婴、教子、为子女婚配，《闺训千字文》中也有具体的要求：劬劳乳哺，赡养婴儿。绷襁沐浴，偎就干湿。体贴饱暖，驱蚊捉虱。发瘢患疹，配药延医。童蒙初启，诸艺娴习。始教揖让，继导忠直。寻师觅友，开讲拟题。诵读孔孟，吟咏经诗。爱崇断杼，聿仿画荻。显登科甲，国治家齐。婚择佳士，妇选淑姿。一般骨血，莫较庶嫡。偏憎溺爱，悖矣谬极。[3]《弟子规》作为儒家经典为人熟知，《千字文闺训》则锁在深山人未知。不过作为伦理道德，处世准则，两者异曲而同工。客家文化约束女人，约束女人一生的不同阶段、不同角色，间接地也约束了老人、男人和孩子。客家人能在困境中不断向外、向上拓展发展空间，长盛不衰，恐怕与包括《闺训千字文》在内的客家文化有很大关系。

与丈夫邓缵先相比，这个足迹可能从未出过蓝塘镇的女人，为邓家也为国家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最终连名字也不被后人知晓，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以此，我们可以说她可怜，也可以说她伟大。丈夫戍边西域，夫妻天各一方，相隔万里之遥。自从邓缵先赴疆戍边之后，他们聚少离多，黄氏多年孤居那是不争的事实。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黄氏都品尝过了。黄氏的一生心苦，只能凭后人去猜想，去推断。黄氏苦守闺房的一生，是无数客家妇女生活的缩影，差别只在于她们的男人有的出阳关，有的下南洋。

如果说夫妻天各一方，让黄氏的心备受煎熬，那么，自1933年后，邓缵先便杳无音信，尸骨不知散落何处，则令黄氏心碎。近20年期盼丈夫归来，一同白头到老，相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念想，被无情的噩耗彻底击碎了！邓缵先游宦西域，锻炼了黄氏的独立自主；邓缵先葬身西域，造就了黄氏的坚强与坚韧。黄氏丈夫客俗后，有给死者做寿的风俗，称冥诞。从51岁开始，十年一做，直到101岁为止。可以想象，每到祭年，黄氏都会带领家人给葬身沙海大漠的丈夫做一番冥寿。此时，黄氏已年逾花甲，失去丈夫薪资来源和精神支柱，维持和管理这个家庭的责任完全落在她柔弱的肩上。

从1933年算起，黄氏守寡18年。她卒于1951年，时年79岁。据《紫金县志》记载，从1933～1951年间，紫金县先后发生过水灾、蝗灾、旱灾，兵乱、日本军队占领、匪乱等天灾人祸，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斗地主的政治运动等。黄氏以柔弱之肩，应对如此现象，真是尽显了客家女人不输男儿的巾帼本色。

黄氏不嫁二夫，邓缵先不纳小妾，他们死后一定会在阴间聚首，再续良缘。[1]河源市政协文史委广电局编纂《河源文史》第16辑，文化专辑，第358页。[2]罗英祥著《叶剑英祖源录》，香港天马出版社，2003，第147～149页。[3]《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之一，作者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后经贾存仁修订改编而成为弟子规。《弟子规》依据孔子的教诲编写而成，是儒家的基础，人性的基础。

第三章　紫金名士

一罗浮诗情

岭南逶迤叠嶂，横亘千里，对于住在山区的客家人而言，走出大山还是山。广东四大名山之一的罗浮山，就在紫金与惠州的连接处。与横贯东西、逶迤中亚的世界名山天山相比，罗浮山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多雪，不会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但罗浮山四季苍翠，四时花开，人文悠久，名人辈出。罗浮山是邓缵先的母亲山。

罗浮山又名东樵山，是中国道教十大洞天之第七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四福地，岭南第一山。汉朝史学家司马迁曾把罗浮山比作为“粤岳”。它拥有九观，十八寺，三十二庵，位于中国广东省惠州博罗县的西北部，横跨博罗县、龙门县、增城市三地，总面积260多平方公里，和位于中国广东省佛山市境内的西樵山是姐妹山。罗浮山的主峰是飞云顶，海拔1296米。《后汉书·郡县志》载：“博罗有罗山，以浮山自会稽浮来傅之，故名罗浮。”民间有浮山泛海嫁罗山的传说。东海龙王敖广的青龙公主，清晨眺望南海之滨光华夺目，踏浪到南海想弄个明白。原是南海龙王的儿子小黄龙在珠海海滩捡到一颗大明珠，正在虎门海面上玩。青龙公主与小黄龙共戏耍，并私订终身。东海龙王发现后，将青龙囚禁在蓬莱仙山的一座孤岛上。南海龙王则将黄龙用铁链锁住，打入罗山的万丈古井中。青龙思念日夜以泪洗面，泪流入海，感动海中巨灵龟，将蓬莱仙山驮向南海来。黄龙挣脱铁链，冲出古井，与青龙女紧紧拥抱在一起，罗山从此与浮山合而为一。罗山最高峰飞云顶为黄龙变，浮山最高峰上界三峰为青龙公主变，中间有铁桥峰相连。有诗记之：“浮山泛海自东来，嫁与罗山不用媒。合体真同夫与妇，生儿尽作小蓬莱。”

罗浮山既有神话传说，又有宗教信仰和哲学智慧，共同奠定了南粤第一山的文化底蕴。据明末清初的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载：[1]“考罗浮始游者安期生，始称者陆贾、司马迁，始居者葛洪，始疏者袁宏，始赋之者谢灵运。”汉朝的陆贾两次到粤，在《南越行记》中记述罗浮山顶有神湖，湖水与南海潮相涨落；汉朝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载：“名山五千，五岳作镇，罗浮括苍辈十山，为之佐命。”肯定罗浮山为五岳外的第一座名山，并称之为“粤岳”。西域考古图记第一卷翻拍照片

真正奠定罗浮山为道教圣地的是晋朝的葛洪。叔祖父葛玄曾到罗浮山访道，今冲虚古观的三清宝殿供奉四位真君之一便是葛玄。葛洪年轻时到广州向南海太守鲍玄学习炼丹术，取其女鲍姑为妻。葛洪与妻在越秀山麓三元宫为群众治病。后来他听说交趾（越南）出丹，要求出任勾漏令。公元333年葛洪与妻、子侄、门徒隐居罗浮山采药、炼丹，并在山上创建了白鹤、都虚、孤青和酥醪等4座道观。葛洪是道教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创建起一整套的道教理论并亲身付以实践。

山不在高，有诗则名。来自西域的唐朝大诗人李白，心中向往罗浮山，在《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诗吟：心受名山游，身随名山远。罗浮麻姑台，此去或未返。

与他齐名的大诗人杜甫也怀有同样的心情：南为祝融客，勉强亲杖屦。结托老人星，罗浮展衰步。

与李杜相比，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塞翁失马，谪居惠州四年，他在葛洪丹灶旁搭建“东坡山房”居住，与哲人神交。东坡作诗曰：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鸣。南楼未必齐日观，郁仪自欲朝来盼。东坡之师抱朴老，真契早已交前生。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寻幽探胜入罗浮，乘醉策杖觅归途。雨后山花香更美，村姑回眸胜仙姑。

苏东坡得福于贬谪，罗浮山得益于苏东坡。世间的荣辱得失谁又说得清楚。此话对邓缵先也适用。放下“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岭南人不做，偏偏要做“日吸沙尘三百克”的新疆人，其中的甘苦只有当事人方知。邓缵先的边塞诗所以特别，其原因就是诗中既有天山的雄浑大气，又有罗浮山的灵秀深邃。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名山大川，总会孕育和造就一代代仁人志士。[1]葛洪（283～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在罗浮山升仙逝去。

二　丰湖书院

惠州城西的丰湖书院就坐落在罗浮山山麓。从15岁中秀才开始，邓缵先在丰湖书院完成了学业深造。在《回忆少年时》的（四首）诗词中，邓缵先为我们展开了少年成长时期的画卷：回忆少年时，负竿随钓鱼。柴门临蓼滩，水浅生芙蕖。小鱼一二寸，闻饵来徐徐。芒针敲钓钩，茧纶垂尺余。有时获修鳞，趋归意欢如。嬉游如昨日，清溪环敝庐。驱马远行役，园池日以疏。秋风忆鲈会，聊尔赋归与。回忆少年时，学种无边树。鸭嘴衔柄短，锄泥多欢趣。移栽香橘根，架棘谨防护。隙地两三弓，青葱春无数。诵读咿唔毕，一日十回顾。成林欲结实，暂离乡园去。家人寄书来，园树森如故。今我五十余，韶光愧虚度。回忆少年时，观光到循州。十二童军试，十四泮池游。亲戚送我行，十金买轻舟。好看江上峰，喜狎沙边鸥。箫吹箬篷背，棋敲彩船头。朗诵李杜诗，声如榜人讴。一自阳关出，风沙无限愁。故乡好山水，童境倍清幽。回忆少年时，嬉戏学阵图。聚沙作壁垒，杯水成江湖。芦花竖如帜，竹叶剖为符。儿童六七人，行队严步趋。尝闻父老言，朔方有匈奴。战伐立勋[1]业，荷戈譾强胡。男儿能报国，麟阁铭宏模。斯语永不忘，头白奋长途。《回忆少年时》的创作，不仅仅是回忆，而是由回忆引出人生反思和志感。“十二童军试，十四泮池游。亲戚送我行，十金买轻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邓缵先考中秀才后，即离开山村，甚至离开紫金县城，到更大的城市和学府去求学。在另一首《思旧并引》诗词中，邓缵先回忆道：惠州城西丰湖书院嘉庆时建，诸生肄业，膏火奖励。甲午前后，六七年游者最盛，风会变迁，零落殆尽。同邑如陈百坚、邹莘、畲杜蘋、周凤琴、撷香、赖炜卿际、唐绍文、黄蕙庵诸君，又家仲、友佩笙、辰三、履初、翼汀各前辈，奄忽物化十年，塞外感念故人，回首旧游，倍深惆怅。丰湖一别后，良友半凋零。胜地波光绿，当年灯火青。六桥怀旧雨，三[2]岛认晨星。玉笛关山曲，声凄越客听。

惠州丰湖书院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时任惠州太守赵汝驭在银冈岭创建“聚贤堂”，又称为“十二先生祠”，以纪念唐、宋以来对惠州经济文化最有贡献的先哲名儒[3]“十二先生”作为讲学授道的场所。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惠州太守刘可刚进一步把“聚贤堂”改为书院，并以惠州西湖命名，即[4]“丰湖书院”。明代，书院几度兴废。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王守仁亦[5]曾来惠州。他的学生薛侃在丰湖书院讲学，传授他的学说。惠州府[6]有进士44人。清代以降，惠州知府王瑛聘名士宋湘为山长，丰湖书院再度兴盛。成为当时广东四大著名书院之一（相当于“省立大学”）。王瑛重视文化教育建设，同时重视风景园林建设。他的《丰湖书院记》，详细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土地人民，国有之宝。因其高下而修之，因其知能而教之，则为政之所先也”。

书院历来是承载精神气质和文化使命的标志及平台。书院主讲和讲习的德才修为对院风影响巨大。宋湘先后游宦于四川、贵州、云南。宋湘为官清正廉明，鞠躬尽瘁，最后劳累成疾，卒于赴湖北观察署任上。宋湘在云南任职13年，按照勤政爱民的原则，捐俸教乡民购棉纺织，赈恤灾民，整顿吏治，铲恶除暴，重视教育，实施了一系列除弊兴利的举措，是封建社会难得的清官、循吏。

宋湘不仅在诗韵上有成就，诗论也相当出色。在《湖居后十首》中说：我诗我自作，自读还赏之。赏其写我心，非我毛与皮。

又说：“哭不能如李杜，歌不能如青莲，皆可不必作诗。”他的诗吸纳了客家山歌的元素，对黄遵宪的诗论产生了影响。无论人品、诗品、才华，宋湘山长都是邓缵先的一个参照物。[7]

书院讲习伊秉绶，他在院内立石撰述他的教育主张：“学者，学圣人也，学为人也。人虽谦让，未有让不为人者，而奚辞乎。将与守白鹿洞之遗规，孜孜矻矻，勉乎言与动，以求慊戒欺，以后可为人，可以为贤为圣”。又在院内大堂壁上题隶书“敦重”二字，并写跋阐述：“人需厚重也，重则威仪整，学问固。所以语云：‘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是之谓乎。余故于厅内题‘敦重’二字以铭之”。[8]

邓承修光绪十一年（1885年），官至鸿胪寺正卿等职，还在总理衙门参与外交机要工作。邓承修游历广泛，有真才实学。[9]

吴道熔历任潮州韩山、金山、惠州丰湖、广州应元、越秀等书院讲席、山长。光绪三十年（1904年），任两广高等学校监督。民国成立后，闭门著述。晚年崇信道教。博通经史，善书法，工诗，尤其擅长古文辞，著书讲学不拘一格，旁及自然科学和欧美新学。著有《海阳县志》、《明史乐府》、《澹庵诗存·文存》、《广东文征作者考》、《番禺县续志》等。邓缵先老师杜林芳的诗集

按年代推算，邓承修和吴道熔两位讲习都有可能给邓缵先授过课。所谓名师出高徒，是因为名师的点拨会对高徒的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

学以致用，止于至善，是丰湖书院倡导的学风。太平天国革命，[10]发生在新会、恩平一带的土客大械斗，给书院师生提出了现实问题。[11]1808年，在丰湖书院讲习的徐旭曾，为解答学生的询问，系统研究并讲述了客家人的渊源、语言、习俗，为客家人正名，为客家人申辩。这是客家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丰湖书院大多是客家学子。他们对客家的起源、作用、评价，自然十分关心。客家学如今越来越成为一门世界瞩目的显学。丰湖书院的奠基作用不可抹杀。

风景如画的丰湖书院的朗朗读书声，压不住中国海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英法列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抢掠火烧紫禁城。甲午海战一败涂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澎湖列岛、台湾予日本。沙俄趁火打劫侵占东北和新疆，清政府软弱无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战败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广泛的，连惠州也因“风会变迁，零落殆尽。”

这一切一切，对邓缵先这一代学子的冲击太强烈了。所以，“回忆少年时，嬉戏学阵图。聚沙作壁垒，杯水成江湖。芦花竖如帜，竹叶剖为符。儿童六七人，行队严步趋。”同时，“尝闻父老言，朔方有匈奴。战伐立勋业，荷戈譾强胡。男儿能报国，麟阁铭宏模。斯语永不忘，头白奋长途。”

戊戌变法的旗手梁启超曾言：少年当自强，少年强则中国强。国难当头，唤醒了一代有志少年。国家需要时，投笔从戎，征战沙场，建功立业，“麟阁铭宏模”，邓缵先就是其中一位。邓缵先少年立宏志，直到中年才等来报国的机会。[1]引自邓缵先著《毳庐诗草》。[2]引自邓缵先著《毳庐诗草》。[3]即指陈偁、苏轼、陈荛佐、陈鹏飞、古成之、张宋卿、留正、许申、苏过、陈瓘、陈奂等。[4]王守仁（1472～1528年），亦称王阳明，著名哲学家，提倡知行合一。[5]薛侃（1486～1545年）字尚谦，号中离，庵埠薛陇人。正德十二年（1518年）登进士。是王阳明理学在岭南的继承人和推行者。去世后，隆庆元年（1567年）复官，赠御史。[6]宋湘号芷湾，程乡（梅县）人。嘉庆四年（1799年）登进士，1800年主讲丰湖书院。期间，四方学儒云集，使书院声名大振。嘉庆十年（1805年）赴京考试后，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等。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是当时颇有影响的诗人和书法家。[7]伊秉绶号墨卿，福建汀州人。是清代名宦，又是名儒、书法家。[8]邓承修（1841～1892年），字铁香，号伯讷，惠阳县淡水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举人。同治二年（1863年）官为援例捐郎中签分刑部，1869年补刑部四川司郎中，同治十二年（1873年）授浙江道监察御史，1874年充会试稽查磨勘官，内阁中书、八旗教习监试官。光绪二年（1876年），为河南道监察御史，转掌云南道监察御史。[9]吴道熔（1852～1936年），原名国镇，字玉臣，会稽（今绍兴）人。清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不愿入仕，以讲学终身。[10]土客大械斗：通常指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在广东珠江三角洲西部，长达十数年的客家人和广府土著人械斗，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最具破坏力的冲突之一，双方死伤散失人口多达百万人。土客大械斗对太平天国革命、客家民系形成、广东人海外移民潮均产生了重大影响。[11]徐旭曾，字晓初（1751～1819年），广东省和平县下车镇兴隆村人。嘉庆已未姚文田榜第67名进士，官至户部四川司、福建司主事，后加一级，封奉政大夫。曾四任顺天乡试、京都会试外帘官。告老返粤后，曾先后掌教广州粤秀书院、惠州丰湖书院。徐旭曾之父徐延泰、其祖徐廷芳均为清进士。

三　科举落幕

1840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自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捅破貌似强大的东方帝国的纸老虎以来，中国社会的沉浮便不再由满清王朝主宰。列强开始疯狂地瓜分中国。伴随着中国在对外战争中一败再败，西方文化开始强势登陆中国，在古老的大地上与东方文化激烈碰撞。变法图强渐渐成了那个时代国人发出的最强音。

一场大变革，无论带来社会大动乱，还是促成社会大进步，必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就个人而言，大时代最能改变个人命运。那个时代广东领风气之先，风云人物辈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成为了那个时代变法图强、振兴中华的杰出思想家和伟大旗手。参加科举的士子成为旧制度最后的记忆[1]

尽管邓缵先所在的永安县地处山区，但它距变法的中心广州不到300公里。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冲击波不可避免地要横扫这里。身处大时代，邓缵先的命运毫无选择地被时代改变了。

实际上，邓缵先在紫金县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就是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学带来的变化。邓缵先出任县议会议长，就是中国由封建王朝走向共和制必然产生的新生事物，因为封建的家天下只会产生奴才，不会诞生议会民主。邓缵先在惠州白纱厘厂出任书记员，在南洋雪茂埠任华侨实业调查员，以及在县团总局任会办员等职，都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南粤兴起带来的新气象。至民国三年（1914年）九月，邓缵先应考内务部第二届知事试验，取列乙等，分发新疆，那也是做了“中华民国”的官员。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作为新国体的基层建设者和维护者，邓缵先的命运又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紧紧联系在一起。从社会作用、贡献、名气而言，邓缵先远远不如他们，但他们推动变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却深深影响了邓缵先的一生。

如果按年龄排序，康有为生于1853年，孙中山生于1866年，邓缵先生于1868年，梁启超生于1873年，可以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由于邓缵先官职太小，又在新疆戍边，远离政治中心和新闻中心，当年邓缵先没有被媒体关注，有关他的详细信息随着他的神秘离去，早已湮没在历史陈迹中了。有幸的是，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三杰，则是媒体和历史学家高度关注的对象，各种媒体为我们记录了广东三杰的详尽事迹。从他们的事迹中，我们可以间接体会到邓缵先成长的经历和大环境。

研究邓缵先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可谓藕断丝连。据《紫金县志》记载，紫金县中坝镇发昌孙屋排，是孙中山的入粤始祖开基地。明末，孙中山十一世祖孙鼎标在此设练武馆，担任反清复明的千总。孙中山家族是走出大山到珠江三角洲落户的客家人，这个家族最有条件感受世界的变化，接受外来的思想观念，甚至走向海外谋生创业求学。同为客家人，孙中山的家族比邓缵先家族先行一步。这就决定了孙中山的人生轨迹和革命精神与邓缵先完全不同。

有意思的巧合是，邓缵先分发新疆那一年，即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而邓缵先则远离了爱妻和家人，到6000公里外的西域去完成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赋予他的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与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相比，邓缵先要长5岁。邓缵先不是戊戌变法的推动者、参与者，但他是这场变法的目击者和受益者。清王朝覆灭后，两人一度同朝为官，不过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部长和社会名流，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戍边小吏。从袁世凯到段祺瑞，梁启超入阁期间，中央政府一度断绝了新疆的协饷，这对新疆政局的稳定影响极大，新疆省长杨增新等民国官员苦撑危局，其中也包括刚刚赴疆戍边的邓缵先。

从隋唐到明清，我国推行科举考试制度约1300年。中国的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可谓是历史悠久。科举制度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虽然科举考试制度在清末民初被批得一钱不值，但随着时间推移和理性增长，人们渐渐反思到，科举考试制度所以存在千年以上，必有其合理性、创造性和可取之处。首先，科举考试制度表明了中国封建时代以知识选拔官员标准的确立，这在一千多年前的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创举。在此之前，从察举制重长官意志和重知识的结合，征辟制度重声名，至赀选制重金钱，九品中正制重血统、重家世，古人经历了数以千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种新制度。它排除了察举制度中，长官意志起决定作用的成分，保留了其中重知识的标准，通行千年，生命力长久。其次，科举考试制度体现了选拔官员过程中公正平等的原则。当然，在阶级社会中，平民子弟不可能“公正”地受到教育，自然不可能公正地受到选拔和任用。这里所说的公正，是指在统一的知识标准下，科举制毕竟为庶民子弟的入仕提供了可能。据潘

[2][3]光旦、费孝通对近代900名进士的研究，明清时代的一半进士来自农村，科举考试是我国历史上具有一定平等竞争的选官制度。最后，各王朝所建立的具有一套完备的考试方法和惩戒舞弊的规定，如锁院制、糊名制、回避制、复试制、殿试制、校验制等，科举考试由礼部[4]主持，但有检察机构进行监督。考官因徇私舞弊、违犯考试规条，轻则流放、革职，重则斩首。这都是对封建官僚特权的严格约束，体现了公正的原则。

科举制度完善严格，经过层层筛选程序，大体上保证了人才公平竞争和择优选官。通过院试、乡试两种考试，也只是取得了参加更高一级考试的资格。即使考中进士者，不是马上即可做官，也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做什么官，到什么地方任职，还要由吏部分发。由于以上特点，使得一般平民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成为官僚系统的成员，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流动，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客家人出仕做官的情结自古有之，科举在族人眼中历来被视为正道。在永安（紫金前称）古八景中，名列前茅的是两座山峰，一座称元峰耸翠；一座称文笔插云。所谓元峰耸翠，是指紫金县城北面的一座山峰。此峰高度为县城之首，耸立的主峰两旁横出两个山岗，峰下有一石壁，高3.2米，阔2米，相似状元帽，故得其名。这就叫文人心中想什么、看什么便像什么吧。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在那块[5]石壁上，依稀还能辨别出四个大字“预报传胪”，据传为1570年永安代署首任知县林天赐手书。越王山是客家人认祖的象征

县城的另一座山称官嶂山。此山主峰突兀，上建一尖塔，形如笔尖，故称文笔插云。《紫金县志》载：明朝，乌石人叶应、龙窝人黄建在塔旁筑书舍读书，叶应中了进士，任广西庆远府知府；黄建中了举人，任广西岑溪县教谕，官嶂山由此得名。当然，士子要实现预报传胪，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许多士子皓首穷经一生，穷困潦倒，也没有实现金榜题名的目标，更别说在紫禁城金殿上受到皇上的传召。

平心而论，紫金县的山不但海拔低，山势山形也平常无奇。但客家人将出仕做官的理想赋予自然，寄寓山峰，将山峰人格化。大山深处的客家人最想要的理想是什么呢？无非是金榜题名，出人头地。

中国的科举制度有一套金字塔般的完整体系。私塾和经馆是其基础。当学童在私塾完成启蒙教育后，即入经馆读书。经馆的教学内容，以经书为主，辅以古文和唐诗宋词，并开始练习写文章、作诗联。办经馆多是大族人，经费由祖尝供给，聘请廪生、贡生任塾师，薪俸比蒙馆塾师高。经馆每天上、下午集中讲课，早晚由学生自习。七八天一次写作，由塾师命题。学子写的文章或诗联，塾师给予批改。

紫金的元峰书院建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书院主要讲授论语、中庸、大学、孟子四书和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五经和历代儒学名著。它相当于现今社会上升大学的高中。学子依次参加各级别的考试，由童子试的秀才、乡试的举人、会试的贡士、殿试的进士一路考上去。

任何制度都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科举制也不例外。中国的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可谓是历史悠久，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科举制度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科举制度强化了士人的官本位思想，士农工商各业，唯有读书高。科举制人为限制了知识范围，所谓知识，实际只有儒家经典一个内容，几乎没有自然科学。在方法上，科举制形成了八股文章，形式刻板教条。这种考试制度和方法，虽然比较公平和便于操作，但内容陈旧，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严重脱离了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渐渐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桎梏。随着封建制度走向衰落，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有了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作为参照系，科举制的种种弊端也就暴露无遗。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屡战屡败的清皇朝开始检讨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中国要变法图强，科举制自然会受到社会的质疑，成为众矢之的。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

维新人士指出：中国的私塾和经馆教育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考试内容腐朽、僵化，脱离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对科举制的弊端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废除八股文的主张。从小留学美[6]国的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痛斥八股文有百害[7]而无一利，疾呼废除八股，讲西学。徐勤在1897年的《中国除害议》一文中指出：“覆吾中国，亡吾中国者，必愚民矣，必自举业愚民矣。”

1901年1月，因八国联军侵华而狼狈出逃的清朝当政者慈禧太后那拉氏，不得不在“三千年之大变局”中妥协，在西安颁布“预约变法”的上谕，宣布在“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改弦易辙，进行变法。这实际上拉开了废除科制度的序幕。清政府开始在全国正式推行所谓“新政”。“新政”大致可分为政治、军事、教育、经济四个部分。在教育改革方面，包括废科举、兴学堂、奖游学等。[8]

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等联合奏请《递减科举》，拟请“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减额三分之一，至十年之后完全减尽”。此时，科举有被连根拔起之机，科举制度的废除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于同年9月2日，张之洞等人联名上书《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要求“宸哀独断，雷厉风行，开端强音，停罢科举”，只有这样才能“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运行了1300多年的选官制度，在一张奏折下被历史所淘汰了。1905年，光绪皇帝下诏停止了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据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那拉氏不无遗憾也不无茫然地叹道：“废除了科举，国家靠什么选拔人才？”

邓缵先1883年考中秀才，时年15岁。1883年入读丰湖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补廪，并录优行。宣统元年（1909年）己酉科拔贡，本来科举出仕之路走得顺风顺水，但到邓缵先35岁时，传统的科举之路在他面前戛然而止。然而，事物总是不破不立，不舍不得。科举出仕之路虽然断了，但新的机会在等待着邓缵先。

科举落幕后，邓缵先会做什么？笔者在《紫金县志》中没有查到惠州白纱厘厂和南洋雪茂埠华侨实业两家公司的资料，根据有关资料判断，这两家公司应该是华侨办的，公司采用先进的机器进行生产，厂址很可能在距紫金县百公里外的惠州。邓缵先担任惠州白纱厘厂的书记员、南洋雪茂埠华侨实业的调查员，对一个科举出生的贡生而言，可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和挑战。因为科举制度历来重士农，轻工商。邓缵先降下身段到工商企业任职，说明他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并能与之适应。

按时间推算，邓缵先出任公司的书记员、调查员等高级职位，应该在他出任高等小学校校长之职之前。这就是说，邓缵先除了15岁离开紫金县到惠州丰湖书院读书外，以后还到过广州、上海、香港等沿海较大的商埠。一方面，较早地接触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亲身感受到了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体会到了机器必然替代手工的趋势。另一方面，这使他有兴趣从海外华侨老板那里间接了解国外的情况，甚至也有条件直接赴海外考察。邓缵先1920年著有《叶迪纪程》，其中说到1910年前后，赴新加坡的往事：“戈壁万顷平铺，茫无际涯。忆十年前过大洋洲，抵新加坡，风景酷似。戈壁如海，车行如舰。远树如帆樯，风沙如波涛。堠斥如岛屿，电杆如渔篙。”这段经历，足以诱发他阅读国内有关介绍海外的书籍和中译西方名著。只是我们不知道邓缵先会不会讲英语。

有了这段不寻常的工商阅历，有了航行南洋的特殊经历，邓缵先再也不是视野狭窄的山村秀才，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写八股文的旧时文人，凭借广东地理之便，他可能是较早感受到了清皇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

1915年，时年45岁的邓缵先，正是带着在紫金、惠州积累的办学经验、议会经验、从商经验，带着广州、北京、上海的见闻来到新疆的。他能在新疆先后受到新疆当权者的重用，在长达18年的时间内，先后出任五个县的县长，可能与他积累的这些经验有关。有意思的是，英国商人是两次鸦片战争的始作俑者，广东人最能直接感受英国人的傲慢和狡诈。而邓缵先来到5500公里外的叶城、疏附、墨玉任职，竟然还要和英国商人面对面打交道。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市场的霸权由此可见一斑。我们说邓缵先是爱国官员，一是广东历来有爱国反帝的传统，二是他在新疆任内面对英国商人、俄国商人的横行霸市，偷漏税款的行为，不但进行了坚决斗争，而且对偷越国境私自在中国境内开辟土地的英籍国民严厉训斥，并以法将其逐出国境。

邓缵先还有一段经历就是出任过县团总局会办员。何为县团总局？《紫金县志》没有详细记载。根据互联网的两则资料：咸丰二年（1852年）办团练，县设团总局，县下分东、南、西、北四乡设团总，乡设乡团。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瑶族改土归流，官府在该地区设团总局，局以下设七个村团，每个村团下辖100多个弄，故得名“七百弄”。以此判断，县团总局可能是由县政府管辖的地方保安组织，负责筹饷催税、防匪辑匪、协助警察局维护地方治安，调解民间各种纠纷事件。会办一职，对邓缵先日后出任县长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历练。

综上所述，我似乎可以理解《叶城县志》中对邓缵先的评价：“为人诚朴、稳练，以务实见长。”这11个字，可谓字字都有内涵和根基。视野胸襟开阔是临海听风的广东人的时代风貌，诚朴乃客家人的特性，稳练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中年人的修养，务实是广东人处世的一贯风格。[1]永安县，即紫金县的前称，1913年改称紫金县。[2]潘光旦（1899～1967年），字仲昂，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2～1926年留学美国。回国后至1952年，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3]费孝通（1910～2005年），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为《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的参考书之一。[4]礼部有时也称吏部。[5]所谓预报传胪，就是在京城殿试中中了状元、解元的士子，在大殿上受到皇上传胪召见，可谓皇恩浩荡。[6]严复（1854～1921年）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7]徐勤为康有为大弟子，他的早年活动对康党和保皇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也有着一定的影响。[8]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四　广东风气

广东与新疆虽相隔遥远，但一条丝绸之路却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早在东汉时期，广东产的广锦就通过丝绸之路远销罗马。当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广东开始跃上历史舞台，屡屡开风气之先。

广州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19～20世纪的南粤，始终是中国变法图强的旋涡，而旋涡的中心就是广州。广州是千年商都，因商而生，因商而辉煌。在明清时期长期锁国的情势下，唯广州一个口岸通商，富称“天子南库”。广州在清代有著名的十三行，到1850年左右，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鸦片战争爆发，使广州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

任何人物都不能脱离时代，任何人物都要受到时代的影响。邓缵先作为清末民初时期的人物，必然经历了中国变法图强的过程。[1]

辛亥革命后，即1911年11月10日，胡汉民正式就任粤省都督，正式宣告成立广东省资产阶级政权——广东军政府。广东军政府成立后，面对新形势，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推行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的革命措施。这些措施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100年前的广州是民国策源地

在政治方面，最见成效的是大力革除旧的风俗习惯。军政府之初，胡汉民就发出布告：“民国已成，与民更始，首涤擅俗，在复黄历、剪发辫”，“凡我邦人，宜一律剪发辫以芟夷国耻”。通告人民“一律剪发，以尊人格”，声明“既为中华民国，脱离奴籍，则此满制发辫，亟应剪除，以涤垢秽”。军政府将民众剪发辫，并改用黄帝纪元当做除旧俗的首要任务。剪发辫令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广州光复时，“无论老弱少壮之男子以及士农工商兵，罔不争先恐后。纷将天然‘锁链’剪去。是日，堤岸一带剪发辫店，自朝至暮，挤拥非常……统[2]计是日剪辫者，尽有二十余万人”。剪去发辫成为新潮人物。

近代中国一直为鸦片所害，广东更是鸦片流毒泛滥的主要省份。军政府一成立就着手禁烟。先是制定和颁布了《禁烟规则》和《禁烟章程》，告知民众。后设立禁烟局，专门从事禁烟活动。并规定军政官员“吸烟者万难优容，且当立予革除”。陈炯明也发布军令：“凡我军人，如敢故违吸食，一经查出，无论官兵，即行枪毙不贷。”同时，军政府又严禁鸦片种植、走私，堵住了鸦片的来源。这些禁烟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省城附近的烟毒基本消除。

赌博是旧社会的一大恶习。军政府成立后，民政部长就发布通告：“现在本省改为民国，各宜共守文明，自尊人格，岂可仍前堕落，以赌为生。”军政府开始禁赌。1912年夏秋，“总绥靖处颁布严禁赌博令，限于9月1日前禁绝属内赌博；庇赌收规及出财开赌者枪毙，因赌抗捕者，格杀勿论”。这是采取重治赌徒和开赌者的办法。东莞县知事岑学伸上任8个月，“以赌被杀者61人”。严厉措施很快煞住了广东的赌风。军政府在禁除烟、赌、斗、盗四害方面，得到民众一致好评。

军政府通告民众，改变旧的称谓，废止跪拜。通告指出“官厅为治事之机关，官吏为自治之职员及人民的公仆”，“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应以先生或君相称”，不得称“大人”、“老爷”。这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保持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平等。跪拜被废止的同时，又规定人与人见面打招呼，实行鞠躬礼，最恭敬的礼为三鞠躬。

军政府接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严禁贩卖“猪仔”电后，广东严格执行，并制定《取缔贩卖人口章程》，严厉打击贩卖“猪仔”（华工）活动。此外，军政府还发布命令严禁娼妓、纳妾、蓄奴，并[3]劝禁缠足，等等。军政府的这些措施切中时弊，深得民心，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从而使广东的社会面貌和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广州作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据地，是有历史积淀和民众基础的，是有大量人物、事件、实物支撑的，绝非空洞的概念或空泛的理论。

民国初年的紫金县，自然受到了来自300公里外的政治中心广州的影响，新鲜事、新事物层出不穷，打开了民众的眼界，改变着民众的观念和思维。邓缵先身在其中，他剪掉了几十年的发辫，顺应潮流的变化，革新自己的思想。至于军政府禁烟，禁赌，改变旧称谓，废除跪拜，严禁娼妓、纳妾、蓄奴，并劝禁缠足等做法，作为民团总局会办，他可能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这为他日后出仕新疆改造社会埋下了伏笔。

广东对中国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孙中山先生撰写的《建国方略》。《建国方略》是1919年6月出版的《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书的合称，是孙中山为国民党制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也是他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的自序中写道：广州市的孙中山文献馆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图，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民）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此说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种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也。呜呼！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夫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是故当满清之世，予之主张革命也，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惟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敌！可恨哉此敌！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是吾党之建国计划，即受此心中之打击者也。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夫革命党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如是则以后之建设责任，非革命党所得而专也。迨夫民国成立之后，则建设之责任当为国民所共负矣，然七年以来，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夫民国之建设事业，实不容一刻视为缓图者也。国民！国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回顾当年，予所耳提面命而传授于革命党员，而被河汉为理想空言者，至今观之，适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当为民国建设之资材也。乃拟笔之于书，名曰《建国方略》，以为国民所取法焉。然尚有踌躇审顾者，则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时民国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孙文自序于上海

当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发展中国经济的六大计划。其中的第三计划是建设“南方大港”，就是要将广州建设成为世界大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强调了广州港的重要性“第三计划主要之点，为建设一南方大港……吾人之南方大港，当然为广州。广州不仅中国南部之商业中心，亦为通中国最大之都市，迄于近世，广州实太平洋岸最大都市也，亚洲之商业中心也。中国而得开发者，广州[4]将必恢复其昔时之重要矣。”

2009年，在国务院批准通过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新定位。国家发[5]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在《广州迈向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抉择》课题中，提出重点建设和强化国际商贸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中国南部金融中心和知识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由滨江城市向滨海城市转变，应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支撑点。回首溯源，这与孙中山先生80年前的设想是不谋而合的。令人振奋的是，宏伟蓝图正在变为现实。[1]胡汉民（1879～1936年），字展堂，汉族，广东番禺客家人。中国国民党元老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2]引自丁身尊主编《广东民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3]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620页。[4]引自《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建国方略》，中华书局，1985，第157～159页。[5]引自《广州日报》。

五　高小校长

科举制度废除后，清廷又开始紧锣密鼓地制定新学制。1904年，在几经修订的基础上，清廷推出了以日本为模式的新教育体制，即所谓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把全国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类，其中基础教育分为三等七级，即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中学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职业教育则包括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等。从层次和内容来看，这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了。

广东同样是推行新学制的先行者之一。从1901～1910年，广东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的达80余所。培养师资的学校也开始建立：在贡院开办两广初级师范简易科馆和师范学堂，以培养高等小学教员；筹办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培养中学教员。还在粤秀书院创办两广游学预备科馆，让学生在此学习两年日文，然后保送到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毕业后回国担任中学教师。新式学堂在教学内容上，不再只限于“四书”、“五经”，增设修身、国文、数学、格致、英文等科目。

辛亥革命胜利后，新成立的广东军政府继续重视改革旧式教育和发展新式教育。在小学教育方面，教育司推行学龄儿童入学和男女同校制度。到1912年底，广东省小学有3000余所，学生达11万多人。

1901年，永安县的私塾开始改为小学堂学制，初等4年，高等3[1]年。1910年，永安县创办官立高、初两等小学堂，校址在紫金山下的初等师范旧址，设高等3班，初等2班，学生275人，教师8人。经费由县署下拨。民国初年，学堂改学校，仍沿用“四、三制”学制。初等小学设修身、国文、算数、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七课；高等小学增设英语、历史、地理、格致等；教会办的乐育小学加设圣经课。

邓缵先出任县高等小学校校长时，正值不惑之年。这位清末秀才，光绪九年（1883年）入泮丰湖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补廪，并录优行，宣统元年（1909年）己酉科拔贡，拥有扎实的经史、诗词方面的功底，在地方有一定的声望，而且邓缵先经过那个时代一系列变法的洗礼，具有新的思维和宽阔的眼界。由他出任永安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可谓顺理成章。

邓缵先进过私塾，受过传统教育，后又在新教育体制下掌管一所高等小学校，新旧两种学制都影响着邓缵先的办学思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德国基督教巴色传道会为传教布道的需要，在永安古竹潮沙集义村开办乐育小学堂。同年，将原设在五华源坑的中书院（中学部）及兼设的师范班，迁至紫金古竹虎头山，首任校长施慕良[2]（教士、德国人），改名乐育中学。乐育中学建有德国式两层洋楼4幢，后逐年扩大，共15幢，开辟有操场，整个校园占地面积40余亩，学校设备齐全，教具、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充足，具有东江第一流的教学设备。学生来自惠阳、博罗、河源、龙川等地。邓缵先的孙子邓富迪就入读过这所教会学校。这是紫金中等教育的开端。邓缵先曾在此校任过高小校长

教会办学校，实际上是将德国本土教育体系原封不动搬进了紫金县。学生们不但要学德语，而且要读《圣经》，过宗教节日。外国学校与县立高等小学校同县办学，既是一种竞争，更是一种示范，可以取长补短。从开放的胸襟看，教会学校应是邓缵先学习的榜样。有榜样在身边示范，对邓缵先办好高等小学校来说是一种幸运。

正如邓缵先办新学要受到德国教会学校的影响一样，邓缵先也必然要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1]《紫金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694页。[2]《紫金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697～698页。

六　议会议长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下，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建立咨议局、议会机构，可是破天荒的一声惊雷。从1903年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前，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迫于立宪运动的压力，清政府在“新政”阴谋破产之后，于1905年又挂出了“预[2][3]备立宪”的招牌。10月，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次年9月下谕宣布“预备仿行立宪”，但借口“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企图无限期地“预备”。后来由于立宪派不断施加压力，才定为9年，不久，又缩短为5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宪法大纲》、《咨议局章程》和“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并限第一年成立咨议局。随后各省的咨议局筹备处或咨议局相继成立。清政府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对咨议局成员的选举权进行了严格限制，规定凡本省男子，年满25岁以上，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权：

1.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3年以上，卓有成绩者；

2.获得中学或中学以上毕业文凭者；

3.有举贡、生员以上出身者；

4.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4]

5.在本省有5000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非本省籍男子，年满25岁，寄居本省10年以上，有1万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享有选举权。

凡有选举权，年龄在30岁以上者，皆有被选举权。作为官宦家庭产生的秀才，邓缵先当然有选举权，但要成为省咨议局成员，他的舞台太小，尚无名气。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规定既剥夺了“不识文义”的广大普通劳动群众，特别是妇女的正当政治权利，也将资本或不动产不足5000元的广大下层工商业者、市民和农民等摒隔于参与国政之外，严重脱离了广大民众，其不平等性、民主的虚伪性和阶级性暴露无遗。但这毕竟是一种进步，同时也为在共和制下建立议会做了准备。

民国初年，广东军政府成立后，停止了咨议局的权力，确立以各界代表大会作为临时议政机关。拟定了临时省议会组织法，并颁布了广东省《临时省议会选举法》，决定通过选举成立省临时议会作为议政机关。稍后，又公布了《修正广东临时省议会简章》，对临时省议会的产生作了明确规定，指出：凡是年满21岁，有广东籍或中国人在广东居住满5年以上，秉性良好，不担任军警公职的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11年12月24日，粤省临时省议会正式成立。广东省临时议会真正让妇女参与政治，不仅在各省中最为突出，“乃为亚[5]洲所创见”。

临时省议会是代议制度，与以前的咨议局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它取消议员资格的财产和功名限制，并给妇女以参政的机会和权利，扩大了选举的范围，更具有民主性。其次，它规定军警公职人员不享有代议士的被选举权，又规定临时省议会的独立权不受都督的干涉，体现了三权分立中，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的原则。再次，规定“各界为比例选举”，体现了代议士构成更具广泛性。

广东省临时省议会作为立法机关，有权讨论许多问题，包括：租税案、预决算核计案、法案、其他庶政兴草案、军政府交议案、人民陈情案、增加人民义务案，等等。这是代议制在中国的一次尝试。在其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如广东税契案、维持货币案、扫除积弊案、征蒙拒俄案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一日，永安县改为紫金县。是年，成[6]立县议会，首任议长邓缵先。”邓缵先担任县议会首任议长，可能与他出任高等小学校校长有关。新式学校是新生事物，议会也是新生事物，需要知名度高，受人拥戴的社会名流担任。《紫金县志》还简单记载了县议会的活动。“议会定于每3月举行一次全体议员会议（如遇重大事情，可召开临时会议），会议期间把全县应兴应革大事纳入议事议程（如推选临时县长），由全体议员审核通过或否决。议会设副议长、秘书、录事各一人。”

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能否行得通？实践做出了最好的回答。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十几年奋斗，终于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可是，革命果实却被执掌军权的袁世凯所窃取。袁上台后，把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放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远离革命党人控制的地区。随着刺杀宋教仁、大借外债、复辟帝制等倒行逆施的做法，袁世凯的野心暴露无遗。1913年4月，广东省议会发起组织的“中华民国”省议会联合会在天津成立，反对借款。袁世凯对此极为不满。二次革命爆发后，袁[7]世凯于1913年7月26日，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安抚使，统兵入粤。龙[8][9]济光进入广州后，捕杀国会议员林格兰，扣押了参议员周廷励。给广东省议会加上“甘心效逆”的罪名，强令其解散。广东走议会政治的道路遭受挫折。紫金档案馆查找资料

1916年，随着袁世凯暴毙，封建帝制再次被推翻，民国得以恢[10]复。黎元洪继任总统后，下令恢复各省议会。时广东督军莫荣新乘机拉拢议员，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由于议员多被收买，恢复后的广东省议会被莫荣新所左右，并通过了筹集军饷、实行开赌、征收赌捐的议案。这样，广东省议会已经完全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成为地方军阀手中的玩物。

在名不副实的情势下，邓缵先出任紫金县议会议长，不可能有所作为。[1]立宪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效仿英国、日本，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以期扩大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权力。[2]载泽（1876～1929年）满洲镶白旗人。爱新觉罗氏，初名载蕉，字荫坪，清朝宗室。清光绪三年（1877年）为辅国公。二十年任晋镇国公。二十七年任正蓝旗副督统。三十一年被派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离京时被吴越炸伤。延期赴日本、欧美。次年四国，奏请改行立宪政体。[3]端方（1861～1911年）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原本汉人，姓陶，号陶斋。先后出任陕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代理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南巡抚等。在历任上述封疆大吏期间，端方鼓励学子出洋留学，被誉为开明人士。[4]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576页。[5]引自丁身尊主编《广东民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6]《紫金县志·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14页。[7]龙济光（1868～1925年），字子诚（紫宸），中国云南蒙自人，彝族，民初军阀，曾任广西提督，广东安抚使、都督兼署民政长，两广巡阅使。1911年4月广州爆发黄花岗起义，龙济光率“济军”进入广州。辛亥革命时，被迫与两广总督张鸣岐一道宣布广东独立。[8]林文英（1873～1914年），字格兰，男，汉族，海南文昌人。曾在暹罗（今泰国）经商。后赴日本学习法政，与孙中山筹划革命。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员。旋赴北京，提案质询袁世凯大借款案。1914年3月即遭袁世凯密令被捕遇害。[9]周廷励，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第四名经魁举人，先后任内阁中书，北京资院议员，全国烟酒专卖局长，北京体裁威银行总裁兼行长，广东省实业厅长。[10]莫荣新（1853～1930年）字日初，化名高崇民，广西桂平人。1917年11月，任广东督军。1918年8月，广东军政府改组后，兼任陆军部部长。1920年10月，被孙中山领导的粤军驱走。

第二编　1915年后的邓缵先

第四章　分发新疆

一文官制度

废除科举制度只是满清王朝摇摇欲坠的一个标志。早在1906年，孙中山先生就设想：“要通过考试制度来选拔国家人才。我期望能根据这种办法，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1]务。”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成功。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借鉴中外人才选拔制度的文官考试制度开始建立，以取代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文官考试制度，首创于南[2][3]京临时政府时期，正式推行于北京政府时期，而考试权的独立完[4]成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着手建构民主共和体制的同时，即对通过考试创建现代文官制度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和措施。此后，北洋政府针对官吏的选用，出台了一系列规定。1913年1月，公布《文官任用法草案》，确定文官任用资格主要有两项：第一是考试，第二是经历。“考试者所以决其将来，经历者所以重其既往，二者皆不可偏废。民国之初，文官考试尚未实施，仕出多门，各级政府官员成分复杂、素质高低不齐，所以《文官任用法草案》对任官资格作出严格限制。同时颁布《文官甄别法草案》、《文官甄别程序条例》等配套法规，专门设立文官甄别委员会，对所有未经考试任命的官员进行甄别，以保证官员的素质。建立了与文官考试相辅相成的文官铨叙制度，对官吏进行分发、任用、甄别、考绩、任免、升迁、抚恤等事宜。”

1913年1月，北洋政府还颁布《官吏服务令》，为官员定纪律。同时，又公布了《文官惩戒法草案》和《文官惩戒委员会编制法草案》。文官惩戒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传统文官惩戒模式向现代转换。其他如纠弹制度、诉愿制度，以及回避制度。这种选拔和甄别，已不同于封建专制时代的选官，而带有明显的现代色彩。依长官意愿授官、靠讨好甚至贿赂上峰得官，明文限制。

在“中华民国”的文官考试制度中，高等文官考试是国家最高一级考试，由考试院举办，及格者分发中央和地方机关以荐任级任用。普通文官考试由各省举办，及格者由举办单位以委任职分发到考地各机关任用。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举办过两次高等文官考试，共录取684人，主要是选拔法律、政治、经济人才。北洋政府同时举办过一次普通文官考试，录取295人。从时间推测，邓缵先很可能参加的就是这次“内务部第三届县知事试验，取列乙等，分发新疆”的。因为可以排除邓缵先参加的不是高等文官考试。

在民国初年公布的《文官任用法草案》中明确规定：“考试者所以决其将来，经历者所以重其既往，二者皆不可偏废。”也就是说，确定文官任用资格主要有两项，第一是考试，第二是经历。邓缵先15岁中秀才，继而进入广东四大书院之一的惠州丰湖书院深造，获科拔贡，文章学问自然不差。邓缵先的经历也是符合条件的，尤其是他担任过县高等小学校校长和县议会议长。所以，他分发新疆后，被[5]委任为“政务厅总务科员兼新疆覆选区选举调查会会长”，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邓缵先是“中华民国”文官制度实行以来早期选拔录用的基层官员，那么，新疆就是该制度早期受益的省份之一。民国初立，新疆需要优秀人才，中央需要对新疆行使主权。杨增新在《补过斋文

[6]牍》中记载：“民国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内务部即指示新疆一省远处极边，形势重要分发人员，惮于艰阻帅多趋避，以致边疆要地任用无才。前经本部呈请由新疆举行特别试验，奉大总统批令照准在案。惟该省道途辽远，文物鄙旧，就地取材，囿于偏隅。人数既属无多，人才尤虞缺乏。自非遴选熟悉边情，负有远志之士分发该省，整理一切。不足以开通风气，交换知识，于是特考试专备分发新疆任用，他省不得调用等语。并定于民国三年十一月九日午后一时发给分发凭照，并仰各考取该员届日亲持知事凭照赴部领取等语。”内外部为新疆举行特别试验，考取者专备分发新疆任用，他省不得调用，充分说明了新疆省政府与北京的互动。[7]

我们在张大军著的《新疆风暴七十年》中找到了民国三年邓缵先分发新疆的名单。“当时政府公报内公布名单计有：李啓（广东）、任履正（四川）、李声振（湖南）、袁启瑞（河南）、黄国柱[8]（湖南）、邓聚奎（湖南）、杨继昌（云南）、邓鹏翮（湖北）、章绶荣（湖北）、何耀燊（广东）、邹兆麟（湖南）、凃贡球（江西）、张馨（湖北）、戴光华（四川）、叶珊（河南）、李凝（江西）、邓缵先（广东）、陶明越（浙江）、萧湘鳌（湖南）。同年十[9]二月二十五日政府公报公布。”

从分发新疆知事祖籍统计，这19名知事几乎均来自经济发达、教育文化领先的江南：湖南5人，湖北、广东各3人，四川、江西各2人，浙江、云南各1人；北方省份仅河南2人。确有利于达到开通风气，交换知识的目的。无论怎么说，内外部通过文官考试制度，破除了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弊端，打破了某些省籍官员过于集中容易拉帮结派的樊篱，真正为边远的新疆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基层干部。

以邓缵先的经历推断，此次由内务部分发新疆的人才，可能大多数是科举制度时期的佼佼者，只因时局变化，命运多舛。细细推敲这些人的名字，各个暗藏玄机，寓意深刻。

今天我们对“分发新疆”这样的句子不甚熟悉，实际上它是“中华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的专业用语。“分发新疆”师出有名，言简意赅，分即分配，发可以理解为委派，可能是指官车专车送往。

民国初立，对于改变新疆的落后现状，孙中山先生始终给予关注。早在新疆建省的1884年，孙中山先生就渴望到新疆考察“……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有器也。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文今年拟有法国之行，从游其国之蚕学名家，考究蚕桑新法，医治蚕病，并拟顺道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易牧，何处易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10]国计民生大有裨益。”

当今新疆研究历史的书籍，说杨增新的多，道袁大化的少。实际上，没有袁大化，就没有杨增新，他们治理新疆不过是前后脚。[11]

袁大化，安徽涡阳人（今蒙城）。曾任山东巡抚使、河南布政使。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调任新疆巡抚。袁大化执政时期，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内乱加快了瓜分中国的步伐，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清朝政府彻底失掉民心。袁来新疆时，秩序已经大乱，所以一上任便大开杀戒，先镇压迪化起义，继而派兵镇压伊犁起义。破败之家难当，末代巡抚袁大化如救火队长，指挥军队到处灭火，残暴镇压起义队伍，新疆在经历了建省后约20年的平静，又陷入动荡分裂之中。

也许，袁大化作为新疆末代巡抚，人们已很难记得他的名字，但一部《新疆图志》却使他芳名永存。宣统元年（1909年）建新疆通志馆，时任巡抚袁大化调集在职、候任、卸任、遣戍官员多人，由布政使任总编纂，历两年之功，于宣统三年（1911年）成书，凡116卷，卷首1卷。分建置、国界、天章、藩部、职官、实业、赋税、食货、礼典、学校、民政、礼俗、军制、物候、交涉、山脉、土壤、水道、沟渠、道路、古迹、金石、艺文、奏议、名宦、武功、忠节、人物、兵事等29类，引用官方档案、私家著述、乡土志乘，资料尚称完备，全书约135万字，规模超过历代新疆志书，被誉为新疆近代的百科全书。广州图书馆藏书《新疆图志》是清末修纂的一部完备的地方通志，它广泛吸取了当时各家研究成果，系统地记述了新疆的历史沿革，突出了时代的特点和边疆的民族风情，重点记述了清代新疆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等状况，对近代中国西北边界的变迁记载尤为详细；对新疆境内各河流的河源、流经地方及各渠道也记录详甚，为后人研究疆域变迁史、河流变迁史提供了可信的资料。此外，《新疆图志》还转[12][13][14]录了左宗棠、刘锦棠、魏光焘等人的奏议，是政治家治疆的第一手资料。俗话说，盛世修志。袁大化末世修志，更为难得。在改朝换代的中国，往往后朝否定前朝，动乱中难保档案完整不失。[15]

谢彬1916年到新疆考察时，杨增新送给他的礼物之一，就是精印的《新疆图志》，谢彬爱不释手，即刻寄回家乡。谢彬在《新疆游记》中，关于新疆的山川地理、历史人口描述，大多来自袁大化编纂的《新疆图志》。邓缵先作为内外部分发新疆的官员，平时手不释卷，《新疆图志》是他到迪化后最早接触到的省情读物。《新疆图志》不仅让他快速全面地了解新疆的情况，还成为他日后修志的重要参考书。

袁大化浸染官场多年，不仅深晓官场的险恶，更自知新疆问题的复杂性。面对千疮百孔的清帝国，谁又有回天之力呢？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拒任新疆都督，视新疆为是非之地，最大的愿望就是生入玉门[16]关。袁大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先举荐喀什道尹袁鸿祐接替新疆都督。旋即，袁鸿祐行至半路被哥老会暗杀。袁大化又推举镇迪道尹兼[17]提法使杨增新接任都督，才有了后来杨增新治疆17年。杨增新后来又被樊耀南暗杀。通过暗杀消除异己，独揽朝纲，这出戏在民国时期[18]不知重复上演了多少遍。对此，孙中山先生是极力反对的。袁大化是聪明人，正如他注重修史可青史留名一样。袁大化杀人无数，却能安然离疆返回内地。1917年张勋复辟时，袁大化出任内阁大臣。通关文牒马票

从关内到边疆的人，尤其是被朝廷发配到新疆的南方人，远离政治中心万八千里，就别奢望重回朝廷，官复原职，即使能够老死故乡，葬进祖坟，就阿弥陀佛了。封疆大吏袁大化的想法有一定代表性，有去无回是到新疆戍边的最大风险。但新疆是中国的行省，新疆需要人，新疆有个人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机会，虽然不是首选之地。于是，袁大化逃走了，杨增新留下来了。继而，胸怀政治抱负的邓缵先们分发来了。新疆犹如一座孤城，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挤进来。

杨增新可以说是新疆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侥幸主政，力挽狂澜，偏安一隅，悲壮身亡，百姓恸哭，舍此难有二人。同时，他也是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

他1907年进疆，开始任新疆陆军学堂督办，次年经新疆巡抚联魁保荐入京，在北京受到慈禧、光绪召见后，任阿克苏道尹。杨增新自科举入仕后，几乎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了所有官阶。他是文人、地方官，同时又是军校督办，可谓文武双全。

杨增新对中国传统的道、儒、法、兵，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有较深研究，尤其精于对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等所校注的《阴符经》的研究。他注重经世致用，讲究书法养性，从中吸取为政之道、用人之术、治军之策。杨一生著述丰硕，有《补过斋文牍》正续编54卷、《补过斋日记》30卷、《读易笔记》6卷、《读老子笔记》7卷、《阴符经补注》7卷流传于世。研究杨增新和他主政新疆的年代，其所著的《补过斋文牍》是必读之书。后人总是可以从中发现或复原那段错综复杂，甚至有些惊心动魄的历史。

杨增新在甘肃回民聚居区县州两治中长期任职，使他对伊斯兰教有清醒的认识。这些都为他以后治疆积累了必不可少的经验。张弛有度地处理好宗教与民族的关系，是稳定新疆必不可少的条件。

辛亥革命后，袁大化匆匆出走，将一个千疮百孔的新疆扔给了杨增新。民国初立，国内外各种势力都在寻找机会，以图在乱中获取自己的利益。从历史经验看，新疆一旦陷入无政府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势必抬头，必然伴随着一场民族仇杀，将新疆拉回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更危险的是，新疆大乱一旦发生，就会给早已虎视新疆的英俄日德势力提供借口，在武力干预和威胁下签署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那时，左宗棠用兵解放新疆的成果，将重入英、俄帝国的虎口。如果用“攘外必先安内”来形容杨增新的治疆方略，也许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在历史的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偶然的内部事件就会改变历史。治大国若烹小鲜。杨增新做了新疆都督，犹如坐在火山口上，稍有不慎，就会在各种力量的火拼中化为灰烬。

在千头万绪的事务中，杨增新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他认为，治新疆政务在得人，安民必先察吏，吏不洽民，不仅不能治国，反为民之害。然而，安民的官吏从哪里来呢？

在《补过斋文牍》中，我们发现了两份杨增新写给北洋政府的电文，其中谈到新疆官吏的分发、待遇及使用问题。

民国四年四月五日，杨增新向内外部呈报呈新疆人才缺乏知事到省年满甄别提请变通办理文：窃民国四年四月五日，案准内务部咨开本部，拟定知事甄别章程，呈奉：大总统批令，准如所拟办理即由该部通行遵照等因，奉此由部咨行到新，查章程第三条，‘内开到省甄别，凡分发任用之县知事应自到新之日起，扣满[19]一年，由该长官认真考核，出具切实考语呈报大总统，分别照章程補用，又凡未经此项甄别人员，应不得呈请试署县缺等语’，系为慎选民牧，澄叙官方起见，亟应尊办，惟查新疆孤悬塞外，仕官视为畏途，与内地情形不同。前清时，正班不引见，佐杂不验看，即可留省補署。原系遵照变通章程办理。民国三年，增新送京考验知事八员，经部考验合格发回者七员，又由部特别考试及格分发新疆之知事十八员，刻下已陆续到省。又由增新于本省人员内保免试验者九人，其余旧日候補各员，奉部文准，由增新就近试验，现定于六月内举行，意在严为淘汰，不再广为收录。新疆知事计四十缺，需才孔亟，所有及格人员不论由部分发、由省考验，如果程度尚优、才识稳健者，均请择优量予变通，因材器使，不必拘定，到省一年甄别以后，始得试署。如或尚资历练，即照章程留省学习，庶于变通之中，仍寓慎重之意。惟查新疆官吏，罔利虐民习为固然，各该知事如于履任后沾染宦场恶习，有贪劣不职情事，增新当破除情面，严行参劾，断不敢博宽大之名致使吏治废弛，贻误地方。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鉴核训示施行。民国四年六月六日。

该电文有几层意思：一是新疆人才缺乏，但新疆孤悬塞外，仕官视为畏途，需内外部分发派遣；二是即使内外部分发的官吏，到新疆都要经过本官的面试、考察，试用一年合格后，再报大总统正式任命。理由堂而皇之，为了整顿久已废除的吏治。由此一来，杨增新就控制了新疆行政官吏的任免生杀大权。治疆先治吏，治吏要有权。

两年后，即1917年，杨增新向内外部发出另一份电文呈请停止分发县知事来新文：窃维：得人则治，固在立贤之无方。任官惟贤，尤在操行之不苟。新疆孤悬塞外，地瘠民贫，前清季年候補府厅州县共六七百余员，皆系军营投効而来，由幕而官，于种族、民情、语文、风俗、谙习有素，经验尚深。至于吏部向无签分新疆人员，盖因道路修阻，人多视为畏途，并以边省情形与关内各行省迥别，于補署人员第期人地相宜，不能不予以变通。民国成立，前清官吏资格照例取消曩日，候補人员欲归则宦囊无资，欲留而糊口乏计，加以来新投効之员日多一日，人员拥挤甚于前清。增新任怨任劳，将资格未能相当之员从严裁汰计。自民国三年以后，尊章由京试验暨奉准，由本省试验，以及保免试验、保举开复并会任民国县知事者，总计一百二十余员。以现有知事员缺四十计算，已逾三倍。省城各机关差事均经裁节，荐委待遇员额亦复有限，已故各该员尚有赋闲无事者，若以得缺言之，新省南北相距远至八千余里，交通不便，一官瓜代往返经年需费尤巨，故凡现在任知事人员除不洽民情，间有随时更调者，否则必久于其任，以期于吏治有益。现在国家文武各考试已见举行，所有考取及格并甄用留学生及其他各项知事荐任，职行将次第指省留用，若再分发行新疆，将缺少员多，实难位置差缺，寥寥補署难期，于吏治民生均无裨益。惟有仰恳俯察边地困难情形，准将县知事人员停止分发新疆，以清吏治。俟三年后如有需员之处，再行呈请酌量分发。理合，呈请钧鉴核示。民国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电文

两年前，杨增新呈电文说新疆孤悬塞外，缺乏人才，而现在要求内外部停止向新疆分发知事，因为空缺的位置只有40个，虚位以待的知事已有120余人。再加上前清遗留候补官员六七百人，官满为患。另外，民国成立后，新疆财政失去中央补贴，经费捉襟见肘，无钱养官。新疆南北疆相隔遥远，知事调动、遣返动辄要钱。再说，不谙疆情的官吏、候补实缺的官吏多了，与吏治和民生均无益。[1]《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1906年11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9页。[2]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的临时性内阁，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结束于同年3月12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创立民国，中原十二省纷纷宣布独立。12月，十七省的代表齐聚上海，推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孙文组织内阁，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参谋总长由黄兴兼任，负责一切军事事务。[3]北京政府（1912～1928年），也称北洋政府。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同年3月迁都北京。北洋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所操控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在北洋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4]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1948年5月20日），由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政府辖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一部）、福建、上海、南京、广东、广西等。随着北伐胜利，1928年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完成统一大业。6月20日新疆杨增新，7月19日热河汤玉麟，分别宣布易帜。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天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至此，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得到国际承认、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实际上地方军阀势力依旧盘根错节。[5]引自《乌苏县志·人物传》，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第806页。[6]《补过斋文牍》历史文献集。杨增新撰。刘文龙、郑履亨、汪阳等编纂，1921年成书，以杨氏书斋“补过斋”名之。搜集杨氏主政新疆17年之呈文、电报、公牍、信札、告示等文献资料，内容包括瓦解革命党人、阿勒泰改隶新疆、发展农业生产、缓解财政危机、消除异己力量、禁阻进步思想传播、出兵救援科布多（今蒙古国境内）、处理俄国哈萨克和柯尔克孜逃民、驱逐俄国白卫匪帮、改善对苏关系等诸多方面，是研究民国前期新疆历史的重要资料。全书分正编32卷，续编14卷，三编6卷，有刻本及影印本。[7]《新疆风暴七十年》是研究新疆现代史的权威之作，20世纪80年代末在台湾出版，作者张大军曾在新疆任职，新中国成立前夕，携带大量档案逃离，途中历尽艰苦，几乎扔掉了全部随身物件，但没有丢弃一份档案材料。回到台湾后，潜心研究新疆历史，终于写成此书，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民国新疆历史的原始材料。该书资料丰富，研究全面，是港台地区研究近代新疆的代表作，其中对英国和中国新疆关系也有较全面的研究，如领土、勘界、商贸和英侨等。[8]翮（hé）鸟翅。[9]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第760页。[10]《上李鸿章书》（1884年6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18页。[11]袁大化（1851～1935年），安徽涡阳人，从淮军中的幕僚、参谋起家。1910年初冬，由山东巡抚调任新疆巡抚。为新疆建省以来最后一位巡抚。年终老于天津，享年85岁。[12]左宗棠（1812～1885年），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县人，号湘上农人。时任陕甘总督。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清收复新疆之战）等重要历史事件。[13]刘锦棠（1844～1894年），字毅斋，湖南湘乡人。他青年时就跟随叔父刘松山（字寿卿，湘军著名将领，曾任广东陆路提督）在曾国藩的老湘营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刘松山战死后，1870年，年仅26岁的刘锦棠就接管了老湘营。后随左宗棠赴新疆，为收复新疆立下大功。朝廷命其为钦差大臣，封男爵，加太子太保衔。1884年新疆建省，40岁的刘锦棠担任了新疆建省后的第一任巡抚。1894年死于任所，年仅50岁。[14]魏光焘（1837～1915年），字光邴，晚号湖山老人，湖南隆回人。新疆建省后第一任布政使，第二任代理行政首长（巡抚），后来他又历任云贵、陕甘总督，后官至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同为晚清政治、军事、外交上的重臣。魏光焘是魏源的族侄孙，他曾出资刊印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他多种著作。他本人亦有《勘定新疆记》（8卷）、《湖山老人自述》（家刻本）等著作传世。1905年罢官，回到家乡。1915年3月5日，卒于宝庆城东郊湖山别墅。[15]谢彬（1887～1948年），湖南省衡阳县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与衡阳同盟会员积极响应。1912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6年奉孙中山之命，以大元帅府财政部特派员身份，前往新疆阿勒泰地区考察，写成《新疆游记》，30余万字，为民国以来较早介绍西北边疆地理知识的专著，孙中山为该书作序。被孙中山先生称作“不立志做大官，而立志做大事”的“大丈夫”，曾归隐家园，潜心著述，著有《中国铁道史》、《短篇游记》、《经济学新论》、《家庭经济新论》、《中国政治学》、《中国债史》、《新湘军志》等。抗日期间，一度受聘于湖南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教授。1947年，任衡阳船山中学校长。毕生著述30多种、1000余万字，公开出版的达27种。1948年9月，谢彬病故，终年61岁。[16]袁鸿祐曾任喀什道尹，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新疆督军，赴任途中被哥老会暗杀。[17]杨增新（1862～1928年），字鼎臣、子周，号荩臣，男，汉族，蒙自县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中己丑科第127名进士，被选用甘肃中卫县知县。后提升河州知州，再迁任甘肃武备学堂总办。[18]“暗杀一举，先生向不赞成，则在清朝时代，亦阻同志行此，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而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批王鼎函》（1919年7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0页。[19]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庭，河南项城人。辛亥革命后，袁因逼迫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有功，1912年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后因复辟帝制被推翻。

二　文人出塞

1914年，邓缵先已经46岁了，年龄就是阅历。一方面，赴京参加内务部普通文官考试，进入国家官吏序列，是他多年的夙愿；另一方面，他事先知道这是内务部为新疆建设举办的首届文官考试，考中了即会被分发到遥远的新疆。分发新疆，意味着要离开广东，离开家乡紫金，甚至要与家人天各一方。就邓缵先而言，他已不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了，他已经到了奔五十的年纪了，许多人在这个年纪已经当爷爷了。年纪大了，上有高堂，下有儿孙，还有终日相伴的结发妻子，这些都是邓缵先不去应考或考上后拒绝分发新疆的个人理由。然而，邓缵先为什么选择了应考，而且毅然去了新疆呢？

单从自然人文环境考虑，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降雨充沛，农作物一年二至三熟，物产十分丰富。另外，岭南自古民风淳厚，佛教盛行，民心向善。加之自清皇朝建立以来，广州是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东的经济与民生长期与国际市场接轨。不是万般无奈，哪个广东人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尤其是到万里之遥、住庐饮酪的西域？

为说明邓缵先的抉择，我们只有移情于邓缵先所处的那个时代，从时代风尚和个人文化背景方面做一番考证。

首先，那时清皇朝已被推翻，民国初开，广东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社会精英和民众是何等振奋。国家需要人才，边疆需要守卫和建设，这是每一个士子义不容辞的责任。邓缵先此时选择逃避，与时代氛围不合。

其次，邓缵先是广东紫金的客家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就是客家人，他的祖居地就在紫金。在广东，客家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客家人传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精神大解放、个性大自由时代的基因，性格上豪迈放达，无拘无束，自由开朗，达观进取。客家人做人有骨气，敢说敢为，冒险犯难。客家人顾国不顾家，国比家大，甘为国家献出宝贵的生命。客家人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不取不义之财。客家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也重功利，但他们心中的功利，不仅仅是财富，还包括光宗耀祖、流芳百世等身后之名。他们重视机会，看重价值，不恋故土，乐于迁徙，处处为客，时时为客，反客为主。若邓缵先此时留恋故土，不愿报国于沙场，与客家人的精神不符。

再次，邓缵先出生官宦世家，虽然先贤官位不高，但耕读传家，封官荫子，光宗耀祖的家族传统代代相传。邓缵先6岁识字，15岁中秀才，14岁离开家乡入读丰湖书院，一家人省吃俭用，盼的就是他考取功名的那一天。在科举制度下，本来他可以穷首皓经举人、进士一路考上去，最终实现“鲤鱼跃龙门”的理想，然而，在中国沿用了1000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到他这一代被废除了，通过读书入仕的路子被堵死了。如今，他有机会考取了民国官员，自己和家族多年的理想实现了，祖上诗书传家的文脉接续了，可以在仕途平台上干一番大丈夫的事业了。若邓缵先此时放弃，与家族观念相悖。

复次，中国的立志教育是从幼儿时就开始的。无论《三字经》、《千家诗》、《增广贤文》，还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学子树立了多少雄才大略的榜样。在这些人中，既有少年得志的豪杰，也有大器晚成的英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龄锁不住英雄豪杰的胸襟。古人云：志士嗟日短，愁人知夜长。时间会因人而异，志向选择也会因人不同。内务部颁发的“列取乙等，分发新疆”的任命书，对于邓缵先的家人可能是喜忧参半，对于早已熟知投笔从戎，仗剑西行，文人出塞在马背上建立功业掌故的邓缵先而言，便是另一番心境了。潜龙在渊，借助疾劲的狂飙，可实现飞龙在天的理想了。若邓缵先此时选择拒绝，与他终生奋斗的目标相左。

最后，录用国家官员，毕竟有了稳定丰厚的俸禄，名利双收。与家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那些卿卿我我，新婚的丈夫都可以放下，老夫老妻的邓缵先有何放不下？至于北方气候干燥寒冷，饮食粗糙，人文环境迥异，还有那些儿女情长，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相比，与邓缵先的政治抱负相比，又有几分重量？

无论我们今天对邓缵先甘愿远赴新疆戍边的推论是否准确，47岁时，邓缵先毅然踏上了前往新疆的漫漫征途，毕竟是铁打的事实。[1]

我们后来在邓缵先写的边塞诗《镇西歌》中，读到了他远赴新疆时的政治抱负：汉皇遣使通西域，镇西旧称蒲类国。纪功裴勒永和碑，斩获姜铭贞观石。西陲屏蔽隶版图，世为臣仆声教敷。准部四卫仍梗化，吞噬近邻如狼狙。虏骑凭陵屡犯边，王师征讨军符传。天子临轩赐颜色，将军策马驰烽烟。旌旗蔽空山岳动，帐幕屯云戈矛拥。三边金柝晓犹催，千骑铁衣夜不冻。戍儿惊报汉兵来，单于潜遁胡氛开。战骨半埋翳甕塞，弦歌犹醉鹦鹉杯。骄矜轻敌意气盛，节钺专权豪华竞。争夸功冠卫仲卿，自诩勋隆霍去病。胡冠西来六千兵，绕途入饶伊吾城。拥兵数万不肯发，饱掠远飚愁云生。讵知饰报邀荣赏，爵在五侯七贵上。冒功希宠益骄奢，边将戍兵皆惆怅。从来漠北本汉地，恢复还将用兵器。边陲事坏跋扈臣，日蹙百里沦胡臣。坐糜军饷七千万，犹复劳敝中原人。客谈往事镇西多，旧垒荒台生薛罗。路旁石人今安在？为君试作镇西歌。《镇西歌》300多字，追溯汉唐盛世中华帝国对西域文攻武卫的辉煌历史，同时总结骄矜兵败、贪功误国的教训，胸填朔气，大气磅礴，似是仰天长歌，惊扰金戈铁马。从照片上看，邓缵先不过一介文弱书生，不料却有如此气魄。既然是文官，他自知西域长治久安，除“武功挞伐强夷慑”外，还须“文德抚绥远人至”。所谓大唐气象，就是包容开放，文德治心，方能收四夷归附之效。近代学者王国维说：“词以境为高”。邓缵先在《镇西歌》中表现出如此开阔的视野，如此豪放的性格，难怪他义不容辞地割舍儿女情长，选择了戍边立功。邓缵先进疆路线图

邓缵先曾写道：壮志如何？男儿负壮志，立功西北陲。投鞭万里去，骏马如飙驰。愿携鸾为群，不与鸡争食。

邓缵先还写道：壮游如何？雪净汉关秋，三边许壮游。酪浆肝似醴，毳屋小于舟。王粲离家久，班超去不返。聊将征戍事，笔录付庚邮。

如果当年邓缵先没有豪迈的气概和远大的抱负，就不会做出出塞的选择，当然就不会留下诸多著作和边塞诗文，后人也不会记得他、纪念他、研究他，他服务过的地方，他的家乡也不会以他为傲了。他的墓志铭必是另一番写法了。[1]引自邓缵先著《毳庐诗草》。

三　西陲吏治

满清皇朝是在国力贫弱中渐渐寿终正寝的。早在1897年，弃医从政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指出：“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疾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患、疾病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常年猖[1]獗的主要原因。”台湾版杨增新著作

15年后，“中华民国”诞生了。然而，中国贫弱的原因并不会因民国的创立自动消亡。“夫国之贫弱，必有一定之由，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瘠而贫者，有以民少而贫者，有以民愚而弱者，此乃贫弱之四大原因也。乃中国之土地则960万平方公里之广，居世界第二位，尚在美国之上。而物产之丰、宝藏之富，实居世界之第一。至于人民之数则有四万万，亦为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之雄矣。四大贫弱之原因，我曾无一焉。然则何以为贫弱至是也？曰：官吏贪污、政[2]治腐败之害也。”铲除官吏贪污、政治腐败的原因，毫无疑问是民国自立的基石。

民国初年，新疆政坛积弊已久，吏风败坏，贪腐成风，纲纪松弛，不出重拳，不用重典，不足以扭转乾坤。以整肃吏治作为安疆之策，是杨增新上台伊始亮出的杀手锏。

民国四年四月，即1915年春天，杨增新给内务部发出了《呈覆[3]整顿新疆内政情形文》，此文可以视为杨增新整肃吏治的一篇檄文：[4]案准内务部咨开、准政事堂、钞交陆军部谘议：杨缵绪所呈整顿新疆内政情形条陈一件，奉相国谕，交各主管衙门採择等因，相应钞录该谘议条陈三节，咨行查酌地方情形，採择办理准此。……至若考核属吏，增新未敢稍[5]为宽假，即如喀什一道计十二属，前因亏欠公款，呈请惩戒之知事至十一员之多，其贪渎尤甚。如迪化县知事谢维兴、伊宁县知事廖焱，均经施以极刑。余则因案被劾而去者踵相接也。新疆开省以来，光绪三十年前牧令被参[6]者并无一人。自引荪联魁、袁大化巡抚新疆，而后有破除情面参劾属僚之事。增新当国体变更之际，受事于全疆糜烂之时，非慎选地方官，不足以资抚驭而期補助。虽边地乏才，而于任用知事实未尝稍有迁就也。又该谘议条陈设仕学馆，以培养人才及将各知事分发道县听差各节，查新疆大吏以潘效[7]苏抚新之时为最坏。真有如该谘议所云：官吏以钻营为能，以狡诈为才，长官用人以属员之逢迎为衡者，其余历任巡抚皆不敢如潘效苏之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潘效苏抚新之时，任迪化首县者无不亏空巨款，即如前次枪毙亏空八万余金之谢维兴，在迪化首县任内，极为潘效苏所器重。今虽死于民国[8]之法，其实死于潘效苏之手也。增新起家州县，深悉仕途甘苦，断不敢受属吏之逢迎，即以迪化一县言之，民国成立委署，此缺者数人，一曰张华龄仅调署吐鲁番县；一曰卢殿魁仅调署巴楚县，均非向来之所谓优缺。一曰吴翰章交卸后至今赋闲，各该员对于行政长官并无丝毫之供给，而长官对于属吏只知因才器使，亦无以优缺调剂之说。至该谘议拟将候補人员分赴道县听差一节，现值裁减政费，各道县均有科长、科员、办事，此项人员各道县无事可派，无薪可筹，长途往返多费川资，兼之薰犹不齐，发往各属，不能为地方官分劳，而反为地方官生事。从前各属戕官之案，多有候補人员暗中主持，多一官即多一扰。该谘议原呈所称，“会匪蔓延，上而官、吏、兵、弁，下而商、贾、农、工，悉皆在会，虽或由于胁迫，设不早治后患堪虞等语”，夫候補人员未必悉皆在会，然入会者未尝无人。若辈布散省外，尚宜设法调回，不宜概令出省，此又新疆特别情形，实为内地所无者也。又查新疆向设[9]法政学堂，久已停办，令欲开办仕学馆，亦遽无的款可筹。而边地人才多不好学，自各衙署改科以来，各科办事人员尚不能因事为学，以求增长阅历，至于候補人员并无薪资津贴，尤未便强令入仕学馆，惟有分日传见，令其学[10]办公牍，以觇其才识，量为差遣。庶有志者或能自奋于学问之途。增新忝膺疆，寄于用人一端，深为注意。该谘议条陈各节，自当酌量採择如医之用药，当师其意而不必尽泥其方。再查原条陈有举办团练一节，业已于呈请缓办保卫团案内，另文呈咨。所有整顿新疆内政情形缘由，理合，呈请鉴核施行。民国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杨增新历数新疆吏风败坏现象：官吏以钻营为能，以狡诈为才，长官用人以属员之逢迎为衡者。钻营狡诈可以成功，使边地人才多不好学，自各衙署改科以来，各科办事人员尚不能因事为学，以求增长阅历。为了谋得一职，一些候补官员甚至买通杀手戕官，而案件总是不了了之。杨增新特别指出，喀什一道共辖十二属县，因亏欠公款，呈请惩戒之知事至十一员之多。为什么官员贪渎如此盛行？新疆开省以来，光绪三十年前牧令被参者并无一人。贪腐不受惩戒，廉政难得褒奖，亏空无人追缴，做坏事没有风险。对此，杨增新深恶痛绝，严厉惩处，对迪化县知事谢维兴、伊宁县知事廖焱，均经施以极刑。

民国五年十二月八日，杨增新通令各知事呈报任内政绩：照得吏治污隆为国连盛衰所系，民情苦乐与邦本安危攸关；操进退人才之权，首宜扬清激浊；行考绩黜陟之典，必在举贤惩贪。查新疆州县自开省以至前清末年，积习之深甚于内地，浮征苛派，缠民受其鱼肉；买案私和人命，有同儿戏；甚至私亏公款，贻害地方不一而足。本省长深悉此弊，是以理念来劳怨不辞，苦心整顿，无非为国为民起见。与其参革追缴于事后，何如杜渐防微于未然，监察无妨从严，而存心为当不宽也。进来积弊虽渐廓清，同官尚知奋勉，然新疆地面辽阔，各属知事辖地去省数百里，或数千里不等，访问既未可凭，视察岂尽所周。各该道尹为视临监司，有稽核财政，考察属吏之权，见闻较为亲切，该知事等到任，或时经年或官历数任，为官不为不久，果于地方所兴何利，所处何弊，应即自行缕陈，以便考察成绩，分别等差以为殿最，庶优劣不致混淆，而泾渭可以立分。各该知事等以操守贞固，[11]听断才长，惩办匪首，消患未萌。

杨增新特别制定了区别良莠知事的标准：“任内经手征收正什款目，无丝毫浮收情弊，更能创办实业，垦牧等政实心爱民者为甲等；蹈矩循规，抚宇心劳，虽无卓异政绩，而能清理积案，廉公自持，尚无过咎者为乙等；此外如浮征粮草，私和命案，或滥刑仓储，私收诸捐，巧立名目，以为罔利行为者，一经查实或被告，定行依律严惩不[12]贷。”甲等奖，乙等留，末等惩，奖罚分明，由此拉开民国初年新疆吏治序幕。

为了对付官吏弄虚作假，串通一气，颠倒是非，瞒天过海，杨增新直接发动群众，对现任官吏督察考核：提倡人民控告，凡有贪污失职者，准人民邮运呈控，邮秉朝飞，查令夕至，委员调查，至再至三，而派赴各地明察暗访之委员，络绎于途。一经查实，轻则解任祛职，重则徒刑枪毙。凡官吏受贜（赃）五百元以上者均判以死刑。民国三年六月五日，北京政府颁布之《官吏犯贜（赃）治罪条例》，即规定枉法贪贜（赃），至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不枉法贪赃至一千元以上者，处无期徒刑，并规定极严。

民国二三年间，凡杨增新接获人民控告，则先将被告者撤职调省，然后查办，如无犯罪情事则委以优缺，对控者亦不反坐。如是基层官吏人人自危，以为三分邮票，可抵一张任命状也。

杨增新于民国四年一月三十日呈报北京政府内务部、财政部及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略称：查新疆地方前清时，每岁由各省协拨二百四十万，部拨伊犁饷尚不在内。民国成立以来，协饷断绝，专恃纸币撑持，而目前本省收入，北路镇迪、伊塔各道著名瘠苦，精华所萃，所赖以筹济饷源者，惟喀什一道。无如民国成立以来，人心愈坏，镇迪、伊塔、阿克苏三道亏空公款实尚不多见，惟喀什一道，各知事几乎无人不亏公款，且无人不亏巨款，实属不顾大局。查喀什各属为全疆著名最优之缺，前清时代，南路署事人员，以一年半为期满，其陋规入私囊者为数甚巨，上则攘夺于公，下则刻薄于民，南疆回缠纷纷投入外籍，其原因虽极复杂，然多由官吏之虐民所致。查前清中国吏治以新疆极为腐败，而新疆吏治又以南疆极为腐败，因新疆距京城万里，而南疆喀什和于一带距新疆亦将及万里，而各省之官于斯者，又皆万里远来，无不各挟一发财之思想，既欲发财之速，又欲发财之多，以穷极无聊之官，临种类各别之民，无肉，求其无愧父母斯民之选者，实不多观。

喀什之属贪腐成风，令杨增新极为震惊与愤慨：除蒲犁一缺向不征收粮草无款可亏外，其余十一属知事无人不亏，几成定例，牢不可破。假令全疆知事人人效尤，则新疆之亡可立而待。他下令均查明严惩。

当时记录在案的查抄官员如下：

卸任英吉沙尔县知事顾桂芬，于民国二年因在任内亏空公款库平银15170两2钱7分7厘，卸职一年余未缴，于民国三年冬病故，杨呈查抄其江苏兴化县原籍家产抵补。

前卸任代理疏勒县知事陈光炜，于宣统三年间，在莎车府任内亏欠公款银22416两1钱，杨氏认为此等优缺，不应亏欠，民国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呈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议处。

叶城县知事屠文沛欠解公款库平银26009两，该知事卸任余年尚未清缴，经交付惩戒。到民国四年五月四日，北京政府批令杨呈，前莎车县知事屠文沛公款缴清，应准开复祛职处分，仍留新疆用。

卸任疏附知事李湜亏欠公款库平银40334两，又欠稻縠价及耗银839两，请交付惩戒委员会照章惩戒，并将湖南巴陵县其家产查封备抵。

卸任和阗县知事刘润通，卸任将近两年，所欠解公款库平银38640两，杨又电请政府查封其天津家产备抵。

伽师卸任年余之县知事萧彰构欠解公库款平银33135两，先交惩戒委员会照章惩戒革职。

一方面，彻查，没收个人财产，查抄原籍财产，以追缴官员所欠公款，让这些贪官身败名裂，一贫如洗；另一方面，对已死的官员网开一面，报经中央，准予豁免。

莎车县知事郭鹏，原在民国五年间，杨增新呈报前莎车县知事郭鹏因解款疏失，请免追缴查抄其家产抵偿文中称：郭鹏民国元年在任时，将8000两应解省之公款交县署司事袁鸿押解缴库，不意其途中拐逃，因而撤职监禁，袁鸿系哥老会党亦因案枪毙，此一监追案迄民国五年底仍未解决，杨氏认为郭已被禁达二三年之久，一贫如洗，准予豁免。当时内务部仍着查其湖南岳阳县家产。至民国六年四月六日，经查该员无产可抵，遂准予豁免。

又据杨增新奏，其据喀什道尹常永庆被开：谓已故英吉沙尔、皮山县知事蔡潄涛，在英吉沙尔任用亏欠未解库平银1366两1钱5分5厘，皮山县任内亏欠未解库平银1005两3分6厘，合计共欠2371两4钱9分1厘。该知事在任内因公致死，无法追缴，请予豁免，民国五年二月七日奉北京政府批准豁免。

民国五年三月十一日，政事堂奉批，准杨增新奏，民国元年新疆各官亏欠公款一律豁免。当时其根据财政厅长潘震报告，谓喀什噶尔道袁鸿祐，元年在喀被戕，亏欠公款库平银3153两2钱6分6厘。疏附县知事张秉，元年在任内被戕，亏欠公款库银12653两9钱5分9厘；又仓粮小麦2000石，苞谷923石5斗9升6合6勺，又麦草31万斤。焉耆知府张铣，元年在任内被戕，亏欠公款库平银4038两4分4厘3毫。库车知州毛英畏，元年在任内被戕，亏欠公款库平银13563两3钱1分8厘2毫。轮台县知事李华嵩，元年在任内被戕，亏欠公款库平银4836两5钱5分7厘。共计亏欠公款库平银42404两4钱2分6厘，仓粮2923石5斗9升6合6勺，草31万斤，此等款项粮食，因当时会匪蜂起，地方秩序大乱，该故员等身应重任，手无一兵，以致殉难，无法追缴，一[13]律豁免。

一张官员亏欠公款名单，一张官员被戕害名单，二者之间有何关系？自古以来就是官逼民反。且不论官员亏欠原因和多寡，单看官员生命朝夕不保，便知新疆局势到了一触即溃的边缘。

杨增新出任新疆都督后，为保新疆长治久安，即在新疆政坛刮起一场廉政风暴。为了整肃久已废除的吏治，禁止司空见惯的贪赃枉法，杨增新不惜动用极刑。所谓乱世用重典，这是古今治世的圭臬。杨增新整肃吏治打的是一套组合拳：借用贪官的人头祭反贪之旗，震慑官场；高薪养廉，施以关怀；体谅甘苦，改革制度；在升降调遣中考察官吏；督促官吏学习，培训干部；以身作则，改变官场任人唯亲的不良风气。无论杨增新整肃吏治出于什么动机，整肃彻底与否，都会给当时的政坛官吏以极大的震撼。深谙儒道之法的杨增新自知，只有官员秉公执法，不与民众争利，不与商人合谋，不与外商勾结，才能缓解各种社会矛盾，让老百姓看到社会的新气象、新希望。[1]《中国的现在与未来》（1897年3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9页。[2]《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3页。[3]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甲集上，呈文编上。[4]杨缵绪，字述周，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他早年求学于湖北将弁堂，后留学日本户山陆军大学。留学时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之一。1908年，杨缵绪奉命率部移防伊犁，先任伊犁陆军标统，后升协统（旅长）。他发动和领导了伊犁起义。[5]光绪十年（1884年），置喀什噶尔道，共辖有疏勒、莎车两个府和英吉沙尔直隶厅、蒲犁分防厅和阗直隶州。[6]荪联魁，1905年9月16日因新疆巡抚潘效苏贪污被革职，由安徽布政使授任新疆巡抚。[7]潘效苏，曾在宁夏中州任知府，后去新疆任昌吉知府、伊利知府，新疆巡抚，因贪污被革职。[8]杨增新曾任甘肃中卫县知县、河州知州，是回民集聚地区。[9]遽（jù）急。[10]觇（chǎn），观测。[11]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第756～808页。[12]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第756～808页。[13]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第756～808页。

四　简政纾困

民国初年，各地军阀各自为政，国家统一徒有虚名，政令不通，边疆难保。新疆失去前清各省协拨的补助款240万两，新疆要自己平衡财政收支。新疆安危命悬一线。

杨增新明白，平衡财政收支，要一手开源，一手节流。开源不易，节流可立竿见影。节流的有效办法就是精兵简政，古今相同。精兵的前提是不打仗，不打仗就可以少养兵，弱兵可节流，节流可以纾缓民困。杨增新熟悉西北政情，新疆不能打仗，也打不起仗。

精兵并不能完全解决新疆的财政危机，简政之策便齐头并进。简政无非是裁撤冗员，机关裁停。前清从政人员本多，民国成立以来，由内地出关亦复不少。杨增新认为：“为官一事害人殊深，过去以升官可发财，但到民国时代之新疆，一切规定极严，就是升到官亦不易发财。万不可人人存当官之心，时时挟得差之望。无论现在官制已定，非经考试保免无有入官资格，就令博得一官，而公费月仅三四百金，其自能操笔办公者，撙节用途，或犹可以自给，若仍从前官场习气，或限于笔不能文，势必事事需人，则仆从工资，幕宾薪水当已耗去大半，加之饮食衣服车马应酬尽数开支尚虞不足，有何厚利可图乎？若用人不慎，稍事贪婪，现在民智已开，人心日险，民智开虽愚缠亦不甘受其鱼肉，人心险则司事亦得持其短长。迨至邮禀朝飞，查办夕至，一经得实，轻则解任祛职，重则枪毙从刑，伊宁叶城可为前鉴。人生[1]斯世，谋食之道甚多，明知罟获陷阱之当前，何苦以身试验险乎？县佐官缺，既省管狱薪俸尤微，至若统税各差，现以中饱太多，大半改为商办主计事，同赘设渐亦裁撤各署科长、科员，非娴习法令政治者不能滥竽其间。尤各机关改组以来，除科长、科员之外，再无多余位置可资安插，且知县均考验合格方能任用，佐班亦均撤裁，由部分发新疆之考验人员纷至沓来，较前清尤为拥挤，所以旧新候补人员，欲留而补署难期，欲归而资斧难措，竟有饥饿而不能出门者；皆因财[2]政困难，差委寥寥，谋生不易，故至如此。”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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