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穆南,郄智毅,刘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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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文学史试读：
前言
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学作品之所以能用感情来打动人，一方面是由于作家本人受到强烈的感动并有较高的表现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作家的感情乃是基于人性的，所以能与读者相通。
文学的演进不仅有赖于人性的发展，也有赖于艺术成就的不断提高。例如，文学必须把基于人性——打上阶级烙印并不等于不基于人性——的强烈感情具体、丰富、生动、细腻地表现出来；寻求并把握最动人的瞬间；将作家的感情融入作品中的众多人物并使人物的感情更为丰满和鲜明、形象更为真实和凸出其命运更能扣紧读者的心弦；把作家的感悟渗入作品的感情和人物；准确、优美地运用语言以便恰如其分地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等等。这是极其艰苦的创造。历史上的许多作家为此而不倦地探索并努力付诸实践。在这样的探索、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原则，出现了种种具体的手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通过世代的积累，成为文学在艺术上不断更新的依据。没有这一切，文学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华民族5000年的灿烂文明催生了璀璨夺目的文学明珠，树立了一座不朽的文学殿堂。《中国文学百科》是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国文学历史的大型百科丛书，它将中华5000年辉煌灿烂的文学成就加以综合整理，直观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全书以3000多幅珍贵图片，配以300多万字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中国文学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诗、词、赋、曲、小说、散文、游记等各个方面。
全书共分为24卷，具体内容如下：中国文学百科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百科之二：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文学百科之三：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文学百科之四：中国民间文学史；中国文学百科之五：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百科之六：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文学百科之七：上古传说；中国文学百科之八：神话传奇；中国文学百科之九：历代诗歌；中国文学百科之十：历代名词；中国文学百科之十一：历代名赋；中国文学百科之十二：文学名著；中国文学百科之十三：古典小说；中国文学百科之十四：古代散文；中国文学百科之十五：元代名曲；中国文学百科之十六：历代寓言；中国文学百科之十七：历代小品；中国文学百科之十八：历代笔记；中国文学百科之十九：历代游记；中国文学百科之二十：民间文学；中国文学百科之二十一：历代家书；中国文学百科之二十二：古代楹联；中国文学百科之二十三：历代碑铭；中国文学百科之二十四：文坛巨匠。
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的，乃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它是在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有过怎样的曲折，在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并使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在艺术上怎样创新和更迭，怎样从其他民族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吸取养料，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之间有何异同并怎样互相影响，等等。要写好一部文学史，是一项浩大、繁难的工程。这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但我们的实践与这目标之间肯定存在着不小的距离。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中国文学百科》编委会2006年5月
台湾文学的开创
台湾文学诞生的历史社会背景
台湾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是在宋朝，属福建省晋江县管辖。赵汝适著《诸蕃志》一书中有：“泉有海岛曰澎湖隶属晋江县。”赵汝适系宋朝宗室，曾任宋朝“提举泉州市舶使”，相当于海关关长之职。元朝顺帝时设立巡检司隶属泉州。明朝人陈第，于1603年与明军将领都司沈有容同赴台湾，先击破倭寇，后又击退荷兰殖民者。赶走入侵者之后，他在台湾广泛考察，返回大陆后，著述了《东番记》一书。对台湾的民情、物产、商贸情况作了细致描述。关于沈有容击退荷兰入侵者的战绩，至今澎湖的马公镇仍矗立着纪念碑，上刻： “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碑”。明朝万历年间诗人陈建勋有《谕退红毛夷诗》歌颂此事。诗曰：“艨艟百丈势如山，矫汛扬帆泊海湾。黑齿红毛惊异类，轻裘缕带破愁颜。一尊立解他年衅，寸吞能教即日还。犹恋将军真感泣，无劳飞雁落弓弯。”
关于“台湾”之名的来历，大约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早称“夷州”、“流求”，明朝时称“东番”。台南有个小地方叫“大员”、“大湾”，用闽南语去读，语音正好是普通话中的“台湾”之音，这就是“台湾”的来历。郑成功消灭荷兰人之后，改热兰遮堡为安平镇，这里就变成了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于是以部分指代全体“台湾”就成了整个“台湾”岛的称谓了。明朝末年正式起用“台湾”之名。《明史·鸡笼传》写道：“祟祯八年给事中何楷陈靖海之策云：‘今欲靖寇氛，非墟其窟不可其窟维何？台湾是也。台湾在澎湖岛外，距漳、泉止两日夜程，地广而腴……其他，北自鸡笼（基隆），南至浪峤（恒春），可一千余里；东自多罗满，西至王城，可九百余里。水送顺风，自鸡笼、淡水至福州港口，五更可达，”这是官方文书正式叙述台湾的疆域图划。明朝末年，大陆发生大旱灾，许多地方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福建粮荒十分严重，巡抚熊文灿为减轻灾害压力，决定迁移数万人去台湾。明朝天启元年（1621）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去台湾投靠颜思齐。五年后颜思齐病亡，郑芝龙被推为首领他将台湾建成自己的根据地，设立佐谋、督造、主饷、监守、先锋等官职，对当地军民实行有组织的管理。在海峡两岸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趁福建饥荒之年，大力扩展队伍，于是“求食者，争往投之”。他采取“劫富济贫”来才不拒，去者不追的政策，很快扩展到三万余人的队伍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归顺明朝，授海上游击，实际上归而不顺，自行其是。在官方的支持下，郑芝龙组织数万移民到台湾进行开发垦植，使台湾人口大增。
明朝末年，台湾处于大批大陆移民开发垦植的初级阶段，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加之明朝政府腐败无能，农民起义不断，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没有能力去保卫和管理台湾。于是，日本、荷兰、西班牙几股殖民势力垂涎台湾的鹿皮等贸易，不断对台湾进行侵扰。台湾原住民和大陆新移民对几股外国势力进行了反复地坚决抗击，但弱不敌强，致使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台湾获得短时期盘据。荷兰人从1624年至1661年，对台湾统治37年西班牙人从1626年至1642年，对台湾统治16年。不管是荷兰，还是西班牙，他们的势力均未能控制台湾全境，只是海盗分赃式地同时各控制一些商贸较为发达的城市和村镇。
朝廷虽然腐败无能，对外国势力的入侵掠夺自顾不暇视而不见，但是爱国的民族英雄却不能容忍殖民主义对国土的任意掠夺。从1646年起，台湾就不断传出郑成功要攻打台湾的消息，荷兰殖民者闻讯惶惶不可终日。1661年月21日，郑成功率2.5万大军乘坐400余艘舰船，从金门岛的料罗湾出发，直取澎湖，22日占领澎湖，人不解甲兵不歇刃，29日直指台湾。30日黎明通过鹿耳门进入大员湾，势如破竹直逼赤嵌城。郑成功5月1日命令荷兰长揆一投降。在兵临城下，水断粮绝的困境中，荷兰殖民义者于5月4日签署了投降书。台湾宣告光复。郑成功复台湾之后，将热兰遮堡改名为安平镇，将赤嵌地方（台南市）改名为东都明京。在台湾设立一府两县，设立路安抚司。北路安抚司和澎湖安抚司，规划基层社区组基层设里。将明朝的规章典籍、行政区划制度运用于台湾。郑成功特别重视文教事业，将一大批反清复明的文学士延揽重用。郑成功的参军陈永华是个饱学之士，在教建设上起了重要作用。他建议设孔庙，建立各级学起用科举取仕制度。于是，一套自上而下的较为完整的化教育体制便创立起来，中华文化很快复盖全岛。经济组织军人拓荒屯垦，对外开展贸易，郑氏政权很快将台理得井井有条。文学方面，以沈光文为代表的一批大陆的文人，积极投入创作，使台湾由无文人到有文人，由文学到有文学，开启了台湾文学的发展里程。郑成功实了他的“开国立家”，建立“万世不拔基业”之目的。
大陆的移民文学
1661年，郑成功刚刚光复台湾，便开始狠抓文化教育事业。一批在大陆就较为显赫的明朝遗老，因对清朝不满便跟随郑成功去了台湾。比如：王忠孝、辜朝荐、沈佺期、沈光明卢若腾、徐孚远、李正青、许吉火景、王愧两、陈永华、朱术桂、纪石青、陈梦林、高拱乾、阮蔡之、孙元衡、蓝鼎元、张湄、朱仕王介、六居鲁、范咸、钱琦、杨廷理、杨桂森、周凯等。这些人中，有的在大陆时期就是诗坛名家。这些文人与先期去台的沈光文等，便成了台湾文坛的拓荒者和开山人。作为台湾文学的奠基者，他们有三大有利条件：（1）他们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相同，共同期望将台湾建成一个反清复明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基地，以便有一天能从满清手里夺回“祖先创造的基业”。他们是一批过河卒子，除了前进没有退路。因而那种创业复基的心气很高，人人有一股作为的冲劲他们的这种士气虽然不一定适应历史潮流，但却对开创台湾文学的基业十分有用；（2）郑成功的事业刚刚开始，郑氏政权刚刚建立，极需大批的文人辅佐，因而求贤若渴，礼遇和善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使这批文人有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3）在此以前，台湾没有文人、没有文学，是一张白纸，正期待着文人们来经营和拓荒，这就为他们准备了很好地用武之地。台湾文学开创初期，体裁上只限于古诗和纪实文学两种，基本上沿袭大陆时期的创作。这里例举几位文人的创作情况，便可一叶知秋，窥见全貌。
徐孚远（1599~1665）江苏华亭人。1642年明朝举人，明亡后曾举兵抗清，1661年随郑成功去台湾。郑成功去世后他定居于彰化县，一面招徒授诗，传播祖国文化，一面从事农耕和文学创作。他著有《钓黄堂诗集》20卷，收诗2700多首，其中《台湾诗抄》是他在台湾创作的诗篇。他的诗除写移民的心态和情感际遇外，还描写郑成功复台和思念家乡故土等题材，表现对祖国的忠贞之情。连雅堂在《台湾诗乘》中曾对他的诗评价道：“暗公之诗大都眷怀君国，独抱忠诚，虽在流离颠沛之时仍寓温柔敦厚之意。人格之高，诗品之正，足立典型，固非藻绘之士所比也。余读《钓黄堂诗集》，既录其诗，复采其关系郑氏军事者而载之，亦可以为诗史也。”
高拱乾，陕西榆林人，公元1692年任分巡台厦兵备道兼理学政，后升浙江按察使，他在台湾任职四年，编纂《台湾府志》10卷，称“高志”。他在台期间创作的作品有：《东宁杂咏》、《台湾八景》和《澄台记》、《台湾赋》等。高拱乾的诗，是对台湾生活的描绘，有描写台湾风光和自然环境的有表现郑成功驱荷复台战斗的，也有对日本入侵者睥睨的。诗人在描写台湾战略地位重要时写道：“天险悠悠海上山，东南半壁倚台湾”（《东宁杂咏》一）。描写郑成功驱荷复台战斗时写道：“晓来吹角彻苍茫，鹿儿门边几战场”（《东宁杂咏》二）。在诗人笔下，台湾的自然风光也是豪迈壮美的：“海门雄鹿耳，春色共潮来”（《鹿耳春潮》）。此诗的深意在于表面写自然，深层歌颂郑成功。鹿耳门位于南海上，十分险要，郑成功驱荷复台从这里攻入台南。春潮既是春天的海潮，也是郑成功给台湾带来的春汛。《续修台湾县志》中写道：“岛上谈诗，名宦则以高观察孙司马为贵。”
卢若腾（1598—1664年）金门县人，明崇祯十三年进士连雅堂在《台湾通史·诸老列传》中写道：“洁己爱民，兴利除弊，势豪屏迹，莫敢呈。荡平剧寇胡乘龙等，闾里晏然，浙人祠祀之。”公元1664年，他与沈佺期等人同舟来台，船到澎湖，卢若腾突然生病，遂留居太武山下，不久病逝。享年6岁。他自题墓碑：“有明自许先生卢公之墓。”1959年金门发掘鲁王冢，从中发现卢若腾的著作有：《留庵文集》、《留庵诗集》、《制义》、《岛噫诗》等。他在明朝遗老中，是郑成功最为敬仰的文人之一。卢若腾擅长写长诗，他的《金陵城》是歌颂郑成功的。他的《东都行》等诗，是描写郑成功驱荷复台和中国艰苦卓绝开发台湾的诗篇。他的《老乞翁》、《柑蔗谣》、《蕃薯谣》、《哀渔父》、《田妇泣》、《抱儿行》等都是描写台湾人民生活疾苦的，为民喊冤，为民请命的诗作。他是最能体贴下层百姓的知识分子。他的诗题材广阔，挖掘深刻，成为现实主义写实作品的代表之作。
孙元衡，安徽桐城人。曾任四川知州，1705年调去台湾任海防同知，1708年任东昌府知州。他在台湾任期三年，著有诗集《赤嵌集》，收诗360首。《台湾省通志稿》评价他的诗时写道：“《赤嵌集》内之《飓风歌》、《海吼》、《日入行》等诗作，健笔凌空，蜚声海上，为我台湾生色不少。”孙元衡的诗如惊涛拍岸，似台风过境，大气凌云，横空出世。如他描写台湾玉山气势的《玉山歌》中的句子：“须臾云起碧纱笼依旧虚无缥缈中。山下蚂蟥如蚁丛，蝮蛇如斗提如风；婆娑大树老飞虫，钻肌吮血断人踪，自古未有登其峰。于戏！虽欲从之将焉从？”孙元衡的诗颇有李白诗的遗风。孙元衡极擅描绘山川大海的浑宏壮丽与捕渔农耕之苦寒和清贫。有人评价他的诗“可与韩、苏两公较短挈长。”
张湄，字鹭州，浙江钱塘江人。公元1733年进士，174（乾隆六年）任巡台御史兼学政。在台湾任职期间著有《瀛儒百咏》，即绝句百首等诗作。这些诗是张湄在台湾所见所感亲身体验之作。作品的题材较广，涉猎自然、农耕、物产、气候等。张湄的诗朴实自然，鲜活生动，相比较少书卷气。如他写柑桔：“枝头俨若挂繁星，此地何堪比洞庭；除是土番寻得到，满筐携出小金铃。”
郑成功驱荷复台前后，跟随郑成功去台，或独自去台的文人很多。这里我们仅简述数位诗人的创作概况，让人们一叶知秋地了解到台湾文学萌生初期的状况。从上述情况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1）郑成功驱荷复台之前，台湾没有文人，没有文学。郑成功光复台湾，为台湾文学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台湾文学的诞生有了良好的土壤、水份、气候和阳光。即为台湾文学的孕育和萌发准备了母腹（2）郑成功驱荷复台，将大批文人从大陆带到了台湾，并将明朝的教育、文化、管理体制等体现中华文化的事物运用于台湾。不仅为台湾文学的诞生创造了社会文化氛围，而且为台湾文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使台湾文学的萌芽、扎根、开花、结果、成长成了必然；（3）上述大批文人，去台湾之前就是成熟的诗人、散文家，有着十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艺术积累。他们将那些创作经验和艺术积累带到了台湾，养护了台湾文学所以使台湾文学一起步便是一种成熟的文学，它无需经历文学幼年的初生态；（4）台湾是个移民岛，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大陆移民。移民社会文化的特点，就是原样的从原乡移植过来。尤其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移民，由于移民不断新老移民和原乡联系紧密，原乡的文化、文学源源不断输入不断交流，其性质上永远是母体文化文学的一部分。所以台湾文学完全由移民文学而来，并由移民文学不断补充和输入，伴随其成长，它永远保存着原乡文学的基本性质和特色。
台湾文学的开山人沈光文
沈光文，字文开，号斯庵，浙江鄞县人（今宁波），明朝故相文恭之后。少受家学，明经贡太学。明亡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沈光文投靠南明，与史可法一起抗清。不久福王被灭，他隐居普陀山为僧。1647年（顺治四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改年号永历，沈光文复明心切前住投效，被授予太仆寺卿。其时，郑成功据守粤、闽两省，沈光文奉鲁王监国入闽参与郑成功的琅江之战役，受到郑成功的礼遇。不久，清兵攻克福建省，降清的福建总督李率泰派人持亲笔信和银子，邀沈光文共事。沈光文当场将其信撕得粉碎，将银子退回，表明其反清复明的坚定立场。沈光文在福建失去依托之后，于1652年从金门搭船去泉州，打算返回故乡，不料船至海口围头洋遇台风，被漂流到了台湾宜兰县，后定居台南1661年郑成功光复台湾，知其健在，大喜。以礼相待，并赐以宅田。沈光文遇到老友，又受到优待，创作激情高涨，写了一些歌颂郑成功驱荷复台的诗。可惜郑成功于光复台湾的第二年便病故，其子郑经即位后，沈光文因批评郑经，险遭杀身之祸。于是便隐居于目加溜湾，罗汉门，大冈山等高山族同胞聚居地，教书，创作，过着清苦的生活，直到1683年郑氏政权灭亡，沈光文才又活跃于文坛。沈光文在台湾生活了36年于1688年病卒台湾，享年77岁。
沈光文之所以能成为台湾文学的开山人，被称为“海东文献初祖”，是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他是最早移居台湾的大陆文人，台湾文学的白纸理应由他第一个写上诗文；他是个中华文化的饱学之士，带着中华文化的种子去台湾，又是最早的文学拓荒者，台湾文学的处女地上理应由他第一个播种。从主观条件看，沈光文为宰相之后，家学深厚，文化底蕴甚足，在大陆时期，他就是一个诗人，台湾的颠沛生活又为之提供了创作素材。再则，他反清复明的意志十分坚定，心怀渴望。这种意志和渴望，需要文学作品来表达。他成为台湾文学开山人的主客观条件是无人取代的。沈光文不仅是台湾文学界的开山人，而且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个发起组织诗社，组织了第一个诗社“东吟社”的诗人。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沈光文与季麒光、华衮、韩又琦、陈元图、赵龙旋、林起元、陈鸿猷屠士彦、郑廷桂、何士风、韦渡、陈雄略、翁德昌等14人以“爱结同心，联为诗社”的主旨，宣告成立了台湾第一个诗社“东吟社”。（先为“福台闲咏”，后更名。）这是开台湾文坛社团组织和文人有组织活动的先河。
沈光文的著作有《文开诗集》、《台湾赋》、《台湾舆图考》、《流寓考》、《草木杂志》等。这些作品中有诗、有散文有考证，他对台湾文学的开创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古诗创作方面。他诗歌的内涵和主题有这样几个方面：（1）表现其反清复明思想的。如：《慨赋》、《威胁》、《山间》。这些作品多以古代伯夷叔齐为榜样，宁可活活饿死于深山，也绝不降清的意志；（2）表现思念故乡的乡愁诗。如《思归》、《望归》、《赠友人归武林》、《望月》等。沈光文也是台湾乡愁诗的开创人（3）表现其艰难处境和穷愁生活的。如：《夕飧不给，戏成》《柬曾则通借米》等。不过这些诗常包含励志内涵；（4）描绘高山族的诗。如《番妇》。沈光文的诗的艺术特色是明朗通达，情感饱满，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擅于捕捉自然物和情感活动的交会点，不着痕迹的以物传情。如：“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故国霜华浑不见，海秋已过十年淹”等。沈光文的作品固然是祖国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但他对台湾文学的开创意义，却远远大于其作品自身的意义。有了沈光文和他的作品，才有了台湾文学。他的诗友，台湾诸罗县令季麒光说得好：“从来台湾无人也，斯庵来始有人也；从来台湾无文矣，斯庵来始有文矣。”季麒光这段话是对沈光文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品的历史价值与意义最准确、最客观、最公正的评价。
台湾文学开创期作品的成就
整个明郑时期，即从1661年到1683年郑成功的叛将施琅率领清朝水师攻克澎湖，迫使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具表投降郑氏政权存在了22年的时间。再延至1750年左右，大陆移民的第二代、台湾本岛出生的陈辉、卓肇昌、章甫、黄清泰等第一批文人登上文坛，大约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为台湾文学的开创期。其主要标志是从纯粹的移民文学发展到移民文学和移民后代的文学共生期和转换期。近一百年的移民文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移民文学最突出最重要的内涵是炽热的爱民族、爱祖国的思想主题。
这种爱民族、爱祖国的思想，常常与反对外来入侵占领的斗争连在一起，与坚决捍卫祖国的领土和尊严连在一起，而这一时期这种思想内涵又是集中表现在最重大、最重要的郑成功驱荷复台历史事件的歌颂上。这类作品应首推台湾的“开山王”郑成功的《复台·即东都》一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这是郑成功驱荷复台的第二年，也是他病故的那一年，即1662年创作的诗。这首诗以恢宏的气势和畅达的语言，既写出驱荷复台的艰苦，也表达了捍卫祖国领土和尊严的决心；既表现了统帅的豪迈，也表现了战士们的忠贞。诗虽短，内容却十分丰富。此外，移民诗人中卢若腾是最突出的爱国诗人，他的爱国诗篇《南洋贼》、《东都行》等，都主题突出，旗帜鲜明。《南洋贼》开篇就写道：“可恨南洋贼，尔在南我在北何事年年相侵逼，戕我商渔不休息！”诗虽直白，但情感激愤。诗人用质问的口气理直气壮地把敌人逼进墙角。卢若腾公开向世人宣告他的爱国之志。在《岛噫诗》中他写道：“未忘报国栖海岛。”诗人时时准备报效祖国。在移民诗人中高拱乾等也写了不少爱国诗篇。
表现中国人，筚路蓝缕开发台湾的诗
移民诗人中，几乎人人都写了开发台湾的诗，因为那时移民们的主要任务是生存和立足，是将台湾的荒辟之岛开发成适合人群居住的宝岛。因此，每个去台湾的人，不管是仕途、经商或逃荒者，人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人人都有惊心动魄的遭遇和见闻。在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中，卢若腾的《东都行》中有这样的描绘：“毒虫回寝处，瘴泉俱饪烹，病者十四五聒耳呻吟声。况且苦枵腹，锹插孰能擎！自夏而徂秋，尺寸垦未成。”他的《岛噫诗》中的《海东屯卒歌》更是声声泪字字血。如：“海东野牛未驯习，三人驱之两人牵；驱之不前牵不直，偾辕破犁跳如织。使我一锄翻一土，一尺两尺已乏力；那知草根数尺深，挥锄终日不得息。除草一年草不荒，教牛一年牛不狂；今年成田明年种，明年自不费官粮。如今官粮不充腹，严令刻期食新谷；新谷何曾种一茎，饥死海东无人哭。”诗人以屯卒的口吻叙述亲身的屯垦生活，历历在目，活灵活现。诗中既表现了拓荒者无比的艰苦状况，也表达了受到当官的威逼对当官的不满。这些作品告诉我们台湾自古井非美丽的宝岛。那如画的风景，那丰富的物产，那秀美的山河是中华民族一代一代开发的结果，是用血滴和汗珠换来的。诗人徐孚远的《东宁咏》、《锄菜》、《陪饮赋怀》诸诗，对亲身开发台湾的情景，也有真切的描绘。如《锄菜》：“久居此岛何为乎恶溪之恶愚公愚。半亩稻田不可治，畦中种菜三百株，晨夕桔槔那得濡？沾块之雨昨宵下，叶叶抽茎生意殊。享菜沽酒聊自慰，西邻我友亦可呼。”这种自耕自食，有苦有乐，耕作时备感艰苦，收获时满心喜欢的生活，是知识分子与垦卒的垦植生活不同之处。这些同是开拓垦植的诗篇中，却表现出了开拓者不同的身份。这种表现拓荒的诗篇，不管是在开拓史还是在文学史上都具有极大的意义。首先从历史上它是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块土地是中国人开拓的，中国人是它不可变更的主人。从文学上，它确定无疑地证实了这些作品是这块土地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作品的作者就是这块文学处女地的开垦者。中国人是这里历史和文学的最早的开创者，任何企图否定这块土地历史和文学开创者地位和作用的谎言，都必定在这些拓荒诗篇面前被粉碎。
乡愁诗
乡愁诗是游子和移民诗人特定情感的表现。也是他们爱原乡，爱祖国，爱民族情感的一部分。有许多游子和移民虽然决心在新的土地上扎根，创造新的家园，甚至埋骨于新土，但是他们心中仍然思念着、向往着原乡。这是人类恋祖现象的反映。沈光文虽然骨埋台湾，但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然刻骨地思念着家乡。他开拓了台湾乡愁诗的先河。他的许多乡愁诗都是诗中佳品。有许多诗句出自肺腑，刻骨铭心。如“去去程何远，攸攸思无穷。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旅况不如意，衡门一早关。每逢北来客，借问何时还。”乡愁诗不仅占有诗人们作品数量上的优势，而且也占有移民诗人作品质量上的优势。请看徐孚远的《怀章东生》：“愁云淡淡水融融，拟挂征帆到海东。乡愁迷离春树杳，天涯一别几时逢。”再看看他的《望春》：“春光一去不重来，日日登山望九垓。岸龙水虎俱寂寞，高皇弓剑几时还？”诗人们的这些乡愁作品，情感真挚，渴望急切，象征和比喻自然贴切，和唐诗中同类作品比较，也毫不逊色。
歌颂清王朝统一国家的诗篇
清王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但明朝的一些遗老却死抱着反清复明的观点不放，这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清王朝剿除明郑政权，将全国的政权统一，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应该歌颂。不过对历史上出现的反清复明的观念和事件也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客观分析。反清复明虽然有历史倒退的一面，但它也含有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内涵。郑成功是反清复明的统帅，但康熙皇帝不仅批准郑成功归葬家乡祖莹，而且赐他挽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关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康熙不仅不仇视郑成功十年反清复明活动，反而称他为海外“孤忠”，其原因就在于郑成功“东南争关壁”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康熙将郑成功反清复明光复台湾看成是热爱祖国之举。郑成功忠于的是祖国，而不是某个王朝。那时被清朝政权派往台湾的一大批官员，他们同时也是文人。虽然他们比随郑成功去台湾的那批明朝遗老时间上晚了半个世纪，但他们也是移民文人。他们创作的文学，也是移民文学。他们大体上也应归于台湾文学拓荒者的范畴。清朝统一台湾后，过去追随郑氏政权的最早的那批移民文人，包括沈光文、季麒光，也都归顺清朝，放弃了他们过去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成了清朝政权下台湾文坛的活跃文人。明郑时期的文人和随清朝政权去台的文人相结合，台湾文坛的实力更加雄厚。随清朝政权去台湾的文人主要有：施世纶（施琅之子）、洪斌、宋永清、吴廷华、夏芝芳、杨二酉、陈梦林等这批文人创作的作品最重要的主题是歌颂清王朝统一中国。如施琅之子，靖海将军施世纶在施琅攻克澎湖，郑氏降清的战役中，他随军出征。他的《克澎湖》，是歌颂其父施琅攻克澎湖战役的。该诗写道：“烟消烽火千帆月，浪卷旌旗万里风。生夺湖山三十六，将军仍是旧英雄。”
另一个参与攻占澎湖战役的清朝水师督都福建漳州人洪斌，也有《战澎湖》一诗。该诗如下：黄龙十万卷长风，蜃结氤氲沧海东。雷发大车连帜赤，雨飘战血入江红。雄威破胆横天表，新鬼惊魂泣夜空。自是扶桑观晓日，捷书驰上未央宫。
清朝统一台湾之后，强化治台方略，官民移台数量大增对台湾开拓力度加大，台湾政治经济文化进步加快。宋永清《赤嵌城》一诗写道：“戊卒戈船蟠地利，桑麻鸡犬附天都闾阎近已敷文教，不是殊方旧楷模。”
表现高山族同胞生活的诗
台湾开发初期，汉族去台湾开发，许多方面都得到高山族同胞的支持。如郁永河去台湾采硫磺，就靠高山族同胞采矿土。沈光文隐居高山族同胞聚居地，教高山族儿童学汉字，生活上得到高山族同胞帮助。清初文人描写高山族的诗，如吴廷华的《社寥杂诗》：“五十年来渤海滨，生番渐作熟番人。裸形跣足
发，传是童男童女身。”曾任噶玛兰通判的山东人柯易堂有《生番歌》一首：“或言嬴秦遗徐福，童男童女求神仙。神仙不见见荒岛，海岛已荒荒人烟，五百男女自配合，三万甲子相回环。”高山族同胞在这些人的眼里，还带着神秘感。他们把高山族同胞同秦朝派五百童男童女海上求仙药的事相联系，还有诗把高山族同胞说成是金人、女真人。“金人窜伏来海滨，五世十世为天民。”“信有仙源可避秦，土番半是女真人。”这些诗告诉人们，高山族同胞原是大陆迁去的炎黄子孙的一部分，福建漳浦人阮蔡文的诗《后垅港》、《丁酉正月初五夜罗山暑中大风次早歇饮酒纪之以诗》，是表现高山族生活的。阮蔡文十分同情高山族同胞的苦难处境。如“得渔胜得獐与鹿，遭遭送去头家屋。”“双犊乱流车苦迟，番儿强挽肤破裂。”从阮蔡文的诗中看出，高山族同胞当时处于台湾生活的最底层，受着多重的剥削和压迫。
台湾散文的先河
郁永河，字沧浪，浙江省仁和县人，著作有：《渡海典记》、《番境补遗》、《海上纪略》、《郑氏遗事》、《台湾竹枝词》、《土番竹枝词》等。他是一个极喜欢探险克难的旅游家他认为：“探险揽牲者，毋畏恶趣。游不险不奇，趣不恶不快。”他早有赴台湾旅游的愿望。他说：“常谓台湾已入版图乃不得一览其概，以为未慊”（《稗海游记》）。1696年，福建榕城的火药库爆炸，硫磺尽毁，需去台湾采硫，他终于有了去台机会，便自告奋勇去采硫磺。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于2月25日抵达台南。为了能遍游台湾，他采取陆路北进，在近一月时间内，他穿越了许多高山族聚居地，干4月日到达淡水。旅途中他随行随记，行走路线、地形、地貌、物产人情全部详录。他不仅成了穿越台湾南北的第一人，而且留下了17世纪台湾南北通道的路线图。郁永河于当年5月在甘门答（今关渡）开炉炼硫。用土布向高山族同胞们换取矿土“凡布七尺，易土一筐。”由于公平，山胞高兴涌跃。郁永河对于炼硫的方法和流程，及踩穴探矿的细节都详加记录。他记录的语言文字十分生动、活泼、真切，是精彩的散文之作，现举例如下：“草下一径，逶迤仅容蛇伏，顾君济胜有具，与导人行辄前，余与从者后，五步之内，已各不相见，虑或相失，各听呼应声为近远。约行二三里渡两小溪，皆而涉。复入林中，林木蓊翳，大小不可辨名……复越峻坂五六值大溪。溪广四五丈，水潺潺石间。与石皆作蓝靛色。导人谓，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也一指试之，犹甚热。……”这段十分生动细腻的描绘，令人读之如临其境。这是古散文中的佳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非凡的史料价值和地质价值。郁永河此次台湾采硫历时半年，九死一生，创下人间奇迹。他谈到此次行动时说：“在在危机，刻刻死亡”和“久处死亡之地。”据史册记载，历史上番汉矛盾相当尖锐，汉人常常遭到突然袭击。一次他睡到深夜，被惊醒后，发现枕头上被射入18支箭头。他在箭雨之中竟完好无损。他们身处瘟疫之地，他所带去的人全部病倒，病死。有时遇到强风，房倒屋塌，器具毁坏，要另起炉灶。这是一次无畏的果敢行动。郁永问终于克难练成五十万斤硫磺运回交差，并且创作了《稗海纪游》，（亦名《采硫日记》）这一台湾文学史上辉煌的散文奠基之作，叶石涛曾给予崇高评价：“仁和郁永河所写的《稗海纪游》是一部台湾乡土文学史上永不磨灭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可以比美安德烈·纪德的《刚果行纪》吧！”郁永河的古诗《竹枝词》写得相当精彩，不少作品脍炙人口，真实地记录了台湾的风土人情。如：“台湾西向俯汪洋，东望层峦千里长。一片平沙皆沃上，谁为长虑教耕桑。”
台湾的散文和诗几乎是同时诞生，也是由同一批文人开创。明末清初由大陆去台的文人们，几乎每个人都是左右开弓，既写诗又经营散文。沈光文、卢若腾、徐孚远、陈永华高拱乾、孙元衡、蓝鼎元、朱仕王介、杨廷理、侯施琅、陈宾陈梦林等，都既是诗人，同时也是写散文的好手。当时的散文，主要品种是游记、传记、序、跋、赋等。除郁永河的《稗海纪游》外，其他重要的散文作品如：陈永华的《梦蝶处记》、高拱乾的《澄台记》、刘良碧的《红毛城记》等。所有的散文作品中，传记和游记散文成就最高。传记散文中的佼佼者是江日升的《台湾外记》。《台湾外记》介与散文和小说之间，故事情节描写生动、鲜活、细腻。叙事抒情，自然流畅栩栩如生。刻划人物，声音笑貌跃然纸上。从另种意义讲，江日升的《台湾外记》开创了台湾传记文学的先河。叶石涛认为：“《台湾外记》为一本历史小说兼有报道文学之体裁，其文学精神和写作风格，应该说为台湾文学树立了一个风范。”
移民文学和移民后代文学
移民文学和移民后代文学的共生期
1683年7月8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郑成功叛将施琅率水陆大军两万多人，战舰200余艘，从山东铜山开跋向澎台进发。经历澎湖大战，郑军大败，7月27日郑克爽向清军递交投降书。10月13日施琅进入台湾接受投降。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这是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清军入台时，台湾人口下降至六七万人。1清朝统一台湾后，每年从大陆向台湾移民达10多万人，到1763年，台湾人口达66604人。又经过48年，即1811年，台湾人口便增至1901833人从1683至1811年，台湾人口增加了180万。大陆的大批移民，为台湾带去了先进文化，增加了大批劳动力，为台湾的开发和垦植提供了生产力。台湾普遍的、大规模的开发还是清朝时期。这种经济、文化的进步带动了文学的发展。大陆台湾派遣大批文武官员。文官系统有：道员、知府、知县。最高文官为正四品。知县下设县丞、主簿、典史。武官方面有镇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台湾最高武官是总兵，正二品。雍正年间，台湾的驻军已达1.4万人。文官36名。各级官员三年或五年一任。那时，文武官员中有许多人是文墨之士。
如：姚莹、安徽桐城人，1808年进士，历任台湾知县噶兰玛通判、台湾道18年。大兴教化，振兴文风受到称颂后因抗英被英人报复，英人勾结清朝，将姚莹逮捕入狱，引起台湾人民激愤。后革职他任。姚莹著有《东溟文集》、《东槎纪略》等。姚莹的《台湾行》是描写台湾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的。诗中有“长年暄暖无霜雪”，“男女赤足垂双环”的句子。他的《留别台中人士》一诗，既描写台湾物产丰富“独运天南数君粮”，又表现出“户口日增民利尽”，为台湾的未来担忧。表明姚莹是一个爱祖国、体民情的好官。
周凯，江西富阳人，1811年（嘉庆十六年）进士，183年（道光十三年）任台湾道。因为清廉“甚获民心”。他关心人民疾苦和遭遇，诗中对灾情民怨有真切的反映。如“坐定问民疾，父老双泪流，谓遭去年旱，颗粒不得收”，“一字一珠泪”“归来不成餐”。他著有《澎湖行记》、《内自讼斋文集·诗集》。
徐宗干，江苏通州人，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进士1848年（道光二十三年）任分巡台湾道。徐宗干任台期间正值鸦片战争。他领导台湾人民建立《台湾绅民公约》，进行抗英活动，反对“习教成众”，反对“占地盖房”，反对“霸揽货税”，政绩卓越。徐宗干著作甚丰，有《红玉楼诗选》卷，《信斋文集》21卷。
刘家谋，福建侯官人，1835年（道光十五年）举人1846年任台湾学府教谕，他的作品有：《外丁卯桥居士初集》8卷，《东洋小草》4卷，词1卷，《开天宫词》2卷，《揽环集》18卷。其中最著名的是收录台湾掌故的《海音诗》2卷刘家谋的《海音诗》是绝句一百首，描写台湾地理。历史风土、人情、时事等内容。如写澎湖物产贫乏的诗：“一碗糊涂粥共尝，地瓜土豆且充肠。萍飘幸到神仙府，始识人间有稻粮。”该诗说明文字写道：“澎湖不生五谷，惟高梁，小米地瓜、土豆而已”，是郑成功推广水稻，人们才吃上大米。
杨廷理，广西柳州人，曾任台湾海防同知、知县。181年（嘉庆十七年）任噶玛兰通判。著有《东瀛纪事》、《噶玛兰记略》、《东游诗草》等。
范咸、浙江仁和人，1723年进士，1745年（乾隆十年）任巡台御史。任职两年期间与六居鲁合编《重修台湾府志》并著有《婆娑洋集》和《浣浦诗抄》等，范咸的诗有咏史有写人物、有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比较有意义的是反映当时台湾生产生活状况的作品。如《台江杂咏》、《再叠台江杂咏》、《三叠台江杂咏》等。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人非土著翻成庶，食有余粮到处盈。““地瓜生处成滋蔓，土豆收时祝满盈。”这都是贴近下层劳动者的作品。此外，那时的移民诗人还有六居鲁、钱琦、朱仕王介、张之新、熊一本、何竟山、沈葆桢、周华仲、黄逢昶、杨桂森、杨二酉、夏之芳、李宜青、周钟王宣、庄年、赵冀、张际亮、张景祁、刘铭传等。这些诗人中张景祁的文学成就最大。他是浙江杭州人，1874年（同治十三年）进士，1883年（光绪九年）调台湾淡水知县。时值中法战争，他力主抗法。著有：《新蘅词》《雅堂诗集》《雅堂文集》等。其描写抗法战争的诗词“纪实抒愤、慷慨苍凉”，被近代词人谭献称之为“江东独秀，其在斯人”。
清朝时期的台湾，由于大陆漳、泉、粤三地大批移民，对台岛进行全面开拓垦植，由于自郑成功起狠抓教育文化传播使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繁荣。文学方面，明郑时期老移民文人逐渐衰老，清朝新的移民文人又大量涌入。不过接替老移民文人事业的，不仅是新一代移民文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批生力军，就是第一批移民们的后代即本省文人。经过郑成功政权教育培养，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进入了仕途。1895年甲午战败，清朝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而反抗，他们中稍后崛起的伙伴在抗日战争中，大都亦文亦武成了捍卫祖国尊严，保卫领土完整的反侵略爱国将士。在整个清朝政权时期，台湾文坛便是处于移民文人和移民后代文入共生共存的合作期，也是由移民社会向本省人社会由移民文坛向本省人文坛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涌现的本省文人中较著名的有：
陈辉，台南人，1738年（乾隆三年）举人。曾参与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和《台湾县志》工作，著有《陈旭初诗集》1卷。陈辉的诗，内容上真实地反映了下层百姓的疾苦。如《买米》一诗中写道：“一闻米价高，叹息谋菜妇。高堂有老亲，幼子尚黄口。”陈辉的诗乡土写实性很强，表现了诗人与下层人民的密切关系和对他们的深厚同情。
卓昌肇，台湾风山人，1750年（乾隆十五年）举人。长期担任书院主讲，著有《栖碧堂全集》。卓昌肇创作了许多风景诗，如《凤山八景》、《鼓山八景》、《龟山八景》等。大量风景的塑造和描绘，是诗人热爱乡土心情的投射。
章甫，台南人，1799年（嘉庆四年）贡生，著有《半崧集》6卷。章甫有学问，有才情，诗作常有独创与超人之处有人评价其诗曰：“上祖风骚追汉魏，集成直欲纲三唐。”
黄靖泰，台湾凤山人，武官六品，最高职务参将，戎马生活30多年。他的诗气势雄浑，语言豪放。他的作品既有五言也有七言，以七言见长。如《九日登八卦山》“海色天容一镜描，仙风拂拂袂飘飘。千秋醉把龙山酒，七字吟成鹿港潮。地势长蛇宜据险，民情衰雁怕闻谣。太平须悟边防重，半壁东南翼圣朝。”因为诗人是武官，他的诗作便以国防和军事价值评价山水。
陈肇兴，彰化县入，1858年（咸丰八年）举人。他是武官出身，参加过1862年至1866年的“戴春潮事件”平叛战争，诗中常写到此事。他的著作有《陶村诗稿》8卷，诗作中《由港口放洋望海上诸屿，寻台山来脉处放歌》一诗，写得十分精彩，表现了大陆和台湾的母子关系。该诗写道：“鼓山如龙忽昂首，兜之不住往东走。走到沧海路已穷，翻身跳入冯夷宫。之而鳞爪藏不得，散作海上青芙蓉。”
该诗是描写台湾与大陆关系的诗中佳品。诗人将福建的鼓山比龙头，龙身向东，深入台湾之后，龙爪散开变成了台湾澎湖等海上的岛屿。诗的气派之大，想象之奇，形象之美，比喻之贴切，均不多见。
曾曰唯，台南人，著有《半石居诗集》1卷。蔡迂兰，澎湖人，当过知县，著有《惕园诗文集》等。陈斗南，台南人著有《东宁自娱》1卷。陈维英，淡水人，著有《太古巢联集》、《偷闲录》、《乡党质疑》等。陈震曜，台南人，著有《小沧桑外史》4卷，《风鹤余录》2卷，《海内义门》8卷及《诗》1卷。郑用锡，新竹人，著有《北新园全集》。林占梅新竹人，著有《潜园琴余草》。郑用，新竹人，著有《静远堂诗文集》等。施士洁，台南人，著有《后苏龛合集》。汪春源，台南人，著有《柳堂诗文集》。吴德功，彰化人，甲午战争期间任台中县甲正局管带，为抗日先驱。著有《戴案略记》、《施案略记》、《让台记》、《瑞桃斋诗稿》和《瑞桃斋诗文稿》等。王竹友，新竹人，著有《台阳诗话》、《如此江山楼诗存》等。《台阳诗话》不仅是王竹友的力作，也是重要的古体诗词的评论集，上下两卷，论诗150余家。论述平实，评判中肯，并能探索各重要诗人的流派和师承，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胡南溟（殿鹏），台南人，著有《南溟诗抄》、《大冶一炉诗话》，胡氏有“狂士”之称和”胡天地”之誉。他的长诗《黄河曲》、《长江曲》、《湘江曲》、《曲江曲》浩瀚汪洋，自由驰骋，将祖国河山的壮阔形貌显于笔端。如《黄河曲》中写道：万迭山泉动地鸣，化为无数小列星。列星岔涌成海水，海水撼山山尤崩。车马连岗卓驰骤，波光摩荡走春霆。群岩积石擎天立，势如奔涛万里经长鲸。
胡南溟的诗，为台湾古诗中一奇。谢颂臣，台中人，为丘逢甲部下抗日将领，著有《小东山诗集》，诗中充满忧愤之气。
由上述简单列举的诗人和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出，清朝时期台湾文坛的特点是：（1）大陆去台的移民文人和台湾出生的文人，大体上是各一半，创作成就也旗鼓相当。此时的台湾文坛是由移民文人和台湾出生的文人两根梁柱支撑，缺一不可。这表明台湾文学处于一种由移民文学向台湾文学的过渡和转型期；（2）此一时期台湾文学创作题材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1895年甲午战败，日本入侵台湾，两岸人民并肩抗日诗的题材由一般地表现民生疾苦和自然风光，转向了抗日爱国题材。诗的风格气度由柔美转向激愤悲壮；（3）此一时期两岸文人开始了互动交流。虽然从数量上大陆来台文人仍占着绝对优势，不过，台湾生长起来的文人往内地作官、访游的越来越多。如：
李望洋，宜兰县诗人，于1872年至1885年间赴甘肃省任知县、知府等职。他的《西行吟草》就是描写甘肃和表现内地生活的。
施士洁，1895年内渡，游晋江、泉洲、厦门，任同安县马巷厅长，并入厦门“菽庄吟诗社”为同仁。他在台湾诗坛享有盛名，连雅堂在《台湾诗乘》中写道：“光绪以来，台湾诗界首推施氵雲舫，丘仙根二公。”
许南英，台南人，著有《窥园留草》、《窥园词》。189年内渡福建龙溪，并在广东任职，曾入厦门“菽庄吟诗社”为同仁。这个时期内渡的台湾文人还有：安平举人汪春源、嘉义举人罗秀蕙、淡水举人黄宗鼎、彰化县进士李清奇、台湾县进土叶贵随、台中文人林痴仙、台中文人谢颂臣。以及台湾文人：丘逢甲、陈浚芝，黄颜鸿、郑鹏云，林鹤年、林尔嘉、林景仁和林景商等先后到过大陆。这些人或为官，或游览，或定居，在大陆期间均创作了不少作品；（4）那个时期两岸文学文人的互动交流和如今的互动交流内涵有所区别。那时台湾刚刚开发，移民和原乡联系极为密切，亲戚故旧的关系、辈分清晰可数。移往台湾省并未将自己看作是台湾居民，在他们心目中，返回大陆就是回老家，如在异地生活的不好，可随时返回原乡。如丘逢甲、许南英在台湾抗日失败，无法立足，便返回原乡定居。那时台湾人和大陆人的界定并不明显，人们心目中惟有我是中国人的概念，台湾人的概念在人们心目中非常淡漠；（5）这个时期两岸文学交流互动中，大陆的许多文学大家、名家来到台湾，尤其是一些革新派失败后，在大陆无法立足，而来台湾逃难或省亲讲学者大有人在。他们中如：章太炎，在台湾任报社记者。梁启超，1911年2月28日至3月1日游台。谭嗣同，两次去台湾，第一次去台是1889年5月康有为将其孙子康葆延交托台湾学生张汉文处避难定居，前不久才从台湾文化大学退休。林琴南也先后两次寓台。首次寓台时间为1867年，第二次寓台时间为1878年10月，曾在淡水居住三年。这些大家、名家，到台湾居住和创作，对台湾文学的发展有所推动。
台湾古典文学
台湾的古典文学，即大陆的移民文学一出现，便伴随着反对异民族入侵的历史，开始了文学的反侵略斗争，其中有与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如明朝诗人陈建勋于1604年左右便创作了反荷诗《谕退红夷诗》。明朝诗人李楷于1606年前后便创作了反日诗《征倭诗》。1662年郑成功创作了抗荷诗《复台》。在反抗诸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为激烈尖锐，中国人付出的代价最为惨重。虽然在清朝以前，日本人就不断骚扰我国领土台湾，但大规模的，持续的抗日战争是自1895年反台湾割让开始，与日本人的战争进行了50余年，直至194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残酷斗争中，中国人始终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即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19世纪20年代以前，是以武装斗争为主，非武装斗争为辅；19世纪20年代以后，以非武装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辅。即使在以武装斗争为主，非武装斗争为辅的日子里，抗日的勇士们也是一手持枪，一手握笔，写下了大量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涛篇。抗法名将、黑旗军统帅、台湾“民主国”大将军、著名的民族英雄刘水福文武双全。他的诗大气磅礴，表现了挥兵百万，驭将千员的统帅胸襟和与敌人誓不两立的英雄气慨。他的《别台诗》写道：哀生无限托笙箫，泪落清霜化为潮。饮胆枕戈期异日，磨刀励志属今朝。生存道义何迟死，身是金刚不怕销。再奏悲歌惊四座，满江一曲赋魂消。
虽然因为朝廷破坏和寡不敌众，抗战失败了，但刘永福写的不是哀歌，而是断帛裂锦，血溅红日，悲壮赴难，再立天地的英雄颂。诗人们也用自己的心血和真情歌颂刘永福。杨文萃诗中写道：“欲为危时撑大局”，“几回击楫泪滂沱”。林鹤年在《寄刘渊亭》诗中写道：“兵消甲洗天河夜，只手回澜力障东”。刘永福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心中永不倒的大山。
浙江人吴彭年，为支持刘水福黑旗军抗日保台，不把官职放在眼里，自愿去台充作刘的幕僚。他率700黑旗军士兵转战新竹、苗栗、彰化之间，誓与台湾共存亡。在八卦山激战中血战数日，崩倒于战场，为保卫台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文武全才，留下不少壮美的诗篇。请看《和易实甫寓台咏怀》（一）：九重何忍弃斯民，斗柄寅回又是春。反侧夷情终割宋，回思遗泽岂忘郇。乌江差渡八千旅，孤岛坚存五百身。太息唐衢徒自负，赢将佳话说逃人。
诗的开头便向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进行质问，谴责清王朝割让台湾，但台湾的老百姓并没有忘记祖国。该诗歌颂了抗战精神，批判了逃跑主义。
台湾诗人蔡惠如，是台湾新旧文学过渡期中，台湾新文学的先驱之一。因抗日，被日本人抓进牢里，但他坚贞不屈，对祖国充满希冀和渴望之情。他在狱中作《狱中感赋》36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中原大地如春归，绿水青山待我还。”他在最黑暗的日本人监牢中眺望着祖国的春天。
孙中山“同盟会”派往台湾抗日的成员罗福星，曾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曾到新加坡、印尼、缅甸为“同盟会”工作他到台湾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发展了数万名党员，在发起“苗栗起义”时不幸被捕，被处绞刑，年仅29岁。他在狱中写下了大量诗作，题名为《狱中诗》，刊于《台湾省通志稿·革命志·抗日篇》。现举两首：背乡离井赴瀛山，扫穴来庭指顾间。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识大刀还。青年尚武愤精神，卑睨东天肯让人。三州区区原弱小，莫怕日本大和魂。
诗人在敌人的监狱中，时时面临死神的召唤，但他英雄无畏，对革命充满信心。他公开号召人们“莫怕日本大和魂”真是钢筋铁骨，大气凛然，视死如归，在野兽面前比野兽更强悍。
在谈台湾的爱国诗篇时，不能不提及梁启超。1911年梁启超受林献堂的邀请访台，他看到台湾的武装抗日牺牲惨重，成效甚微，便建议由以武装抗日为主，改由非武装抗日为主。在他的帮助下，台湾抗日活动很快变化。于是“台湾文化协会”等非武装抗日团体很快诞生。梁启超在台湾写了许多诗，题名曰《台湾杂诗》。他的一首长标题诗：《三月三日遗老百余辈设欢迎会于台北故城之荟芳楼、敬长句谢》一诗：劫灰经眼尘尘改，华发侵颠日日新。破碎山河谁抖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余生饮泪尝杯酒，对面唱歌哭古人。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楼风雨记残春。
诗中表现了梁启超站在被敌人占领的国土上的痛苦和无奈，透露出对敌人的仇恨和对同胞的同情与挚爱。
台湾这些反抗异族入侵和占领的爱国诗篇，是先烈们用鲜血写成，用生命浇铸，辉煌灿烂，壮美无比。它既是血写的历史，也是中国的国魂。台湾的历史因它而获得延续和再生，台湾的土地因它肥沃而美丽。它既是台湾文学之骨，也是中国文学之魂。它是台湾文学大山的巍峨高峰，它是台湾文学长河中最灿烂的灯塔。患有软骨病和夜盲症者读读它，腰就会变得挺直，眼睛就会变得明亮。
台湾早期抗日文学三杰
丘逢甲（1864—1912年），字仙根，号沧海，台湾彰化县人。13岁中秀才，1899年在福建乡试中举人，同年进京考取进士，与布政使唐景崧交往甚密，既是师徒，又是朋友。丘逢甲毕生以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勉：“我生延平同甲子，坠地心妄怀愚忠。”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丘逢甲就预见到日本人对台湾的野心。于是便投笔从戎，用私家资产招兵买马组织团练，共有10万余人，成为捍卫台湾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1895年2月，甲午战败，唐景崧正式征调丘逢甲负责台北市的防务。丘逢甲的哥哥丘逢先、三弟丘树甲并称为“丘门三杰”，均是丘家抗日义军的领袖。1895年4月18日，《马关条约》签订当天，丘逢甲血书“拒倭守土”四个大字，联络唐景崧、刘永福共同抗战日。同日又写血书：“桑梓之地，义与存亡”，上呈清廷，他们倡议成立“民主国”，丘逢甲任各军统领和“副总统”。他们宣告：“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丘逢甲回到原籍——广东嘉应州。离台时，丘逢甲写下《别台作》诗六首。诗前小序：“将行矣，草此数章聊写积愤。妹倩张君清珍藏之。十年后，有心重若拱壁矣。海东遗民草。”其中第一首写道：“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成名竖子知多少，海上谁来建义旗？”这首诗表明丘逢甲不甘心失败，时时心系国土，并抱着聚积力量再与敌人一拼的愿望。在《往事》一诗中写道：“不知成异域，夜夜梦台湾”。在《送颂臣之台湾》一诗中写道：“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不光复台湾丘逢甲死不瞑目。丘逢甲返乡后被推为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资议局副议长。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员，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等职。丘逢甲去世时年仅48岁，临终遗言“葬须向南”，“吾不忘台湾也！”丘逢甲是我国晚清时期的重要爱国诗人。他9岁就写出《学堂即景》、《万寿菊》等诗享有“古诗手”之誉。著有《柏庄诗草》、《岭云海日楼诗抄》。丘逢甲被誉为“丘才子”，唐景崧赠他“海上百年生此奇士，胸中万卷佐我不能。”对联一副。丘逢甲诗作最突出的内容和主题，是强烈的爱祖国、爱民族精神。一方面他对清廷的腐败无能割让台湾的卖国行径极为愤慨，心中无一日不怀复台渴望，“重完破碎山河影，与结光明世界缘。”另一方面对祖国的未来怀着希望：“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此重兴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呜笳谒孝陵。”（《谒明孝陵》）。丘逢甲是新派诗人，主张诗界革命。丘逢甲在《台湾竹枝词》诗中对新派主张有突出表现：“唱罢迎神又送神，港南港北草如茵。谁家马上佳公子，不看神仙只看人。”诗中的平民化和口语化气息相当浓郁。梁启超说：“若以诗人之诗论，丘沧海其亦天下健者矣！”并称他为“诗界革命一钜子”。柳亚子论诗六绝句云：“时流竟说黄公度，英气终输沧海君。血战台彭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柳亚子认为丘逢甲诗的气势上超过黄遵宪。
洪弃生（1867—1929），彰化鹿港人，原名攀桂，又名一枝，字月樵。1895年割台之后，痛愤时局，改名赟，字弃生他既是诗人，又是台湾第一位戏剧理论批评家。著有《寄鹤斋诗集》、《诗话体裁示及门》、《古文集》、《骈文集》、《诗话》、《八仙游记》、《中东战记》、《瀛海偕亡记》共百余卷戏剧理论批评方面的著作有《阅〈钧天乐〉小柬》、《借〈长生殿〉小简》、《还〈长生殿〉传奇又借他本》、《付〈钧天乐〉与陈墨君书》、《论〈钧天乐〉与陈墨君书》等。他的《寄鹤斋诗话》是一部中国诗的总评集，上自诗经下至明清有关诗以总述和分述的方法进行梳理、批评、论证，《诗话体裁示及门》从乐府到古诗、近体诗的总体流变及流派风格进行评述，并对重要的诗人进行论评，是一部中国诗歌发展史他的戏剧理论，几乎对中国的一些古典名剧一一加以评判论述，从剧本结构、语言技巧、人物塑造到舞台效果皆加论评洪弃生是台湾文学史上的大家，他的诗集有：《谑跤集》、《披日希集》、《枯烂集》等。洪弃生仇日爱国、民族意识极强。李渔叔在《三台诗传》中写道：“闻月樵于乙未割台后，不肯剪发，自比殷之顽民，日人屡招不出，旋假他事诬之，被系经年，郁郁卒。”其中愤惋之词随处可见。如《自叙》前五首有句云：“抱有殷周器，饿与沟壑填。薇蕨甘如饴，夫岂饮盗泉。”又“出门无高会，日月常西倾。诧身栖远屿，室有巨鲸鸣。”洪弃生诗中的反日爱国主题异常强烈，他忠于祖国，忠于中华民族的意志，让日本人的软硬阴谋均碰得粉碎。宁死不辱志，宁死不背叛，让敌人胆寒心惊，而又无可奈何。他的《披日希集》、《枯烂集》中的爱国诗可圈可点。他在《洋兵行》中写道：“笼鹅又牵牛，路上掠牺牲。入市索民居，占房拆门闳。”诗中将帝国主义抢劫杀掠的罪行揭露得如临眼前。他在《代友答日儒问清官日官利害》一文中对清朝官员和日本占领者进行对比写道：“清官去日官来，事之大变，民之大害也……今有台湾新破，攻城略地，尸横遍野，所杀皆路途平民民为寒心……今乃得地经年而兵悍愈甚。占民居，掠民财，淫民妇，戮民命，辱民望，民之含忍而不敢言者多矣……。”洪弃生以他亲眼所见，亲身所历，对日本人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愤怒的揭露和控诉。洪弃生是台湾文学史上的多面手，在文学的许多领域都有不凡建树。他的《台湾游记》也独树一帜，这方面的作品如：《游珠谭记》、《游关岭记》、《游淡水记》《纪游沪尾》、《纪游鸡笼》等，对台湾的山水风光作了很好描绘。
连雅堂（1878—1936），名横，字天纵、武公，号慕陶剑花。台南人，早年在上海读圣约翰大学。21岁任《台湾日报》记者。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携眷抵厦门任福建《日日新报》主编，后返台湾与赵云石等共创“南社”，又加入”栎社”。民国之后，他又到大陆工作、旅游。他游历了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武汉、九江、沈阳、长春、吉林等十余个城市，足迹印满祖国各地，先后在吉林报社、边声报社、清使馆工作，收集了大量文史资料带回台湾。返台后创作了《大陆游记》、《大陆诗草》。1916年完成《台湾赘谈》1918年完成《台湾通史》，并著有《台湾诗乘》和《台湾语典》、《雅言》和《剑花室诗集》。连雅堂于1927年为“爱国保种”创办雅堂书局，推广中文图书。连雅堂既是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爱国诗人，他在旧文学中是主张文学改革的，曾提出“台湾诗界革命新论”和“文学革命”，“乡土文学”等口号。在日本占领台湾，妄图割断台湾与中国脐带的情况下，连雅堂出于爱国的考虑，提出“反对同化”，抵制日本的文化占领；提出“整理乡土语言”，与日本话相对抗。建议从民间文化中吸取营养，提出“文学革命”要“注重精神不在形式”等爱国主张。连雅堂的《台湾诗乘》是一部台湾旧文学史性质的著作。连雅堂谈到此著动机时说：“台湾三百年间，能诗之士先后蔚起，而稿多失传，由以僻处重洋，剞劂来便，采诗者复多遗失，故余不得不急为搜罗，以存文献，”该书共收200余家诗作，按年代编排，间有释议。此外，他的《台湾诗社记》和《台湾通史＞的“艺文”部分，为台湾的旧文学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供后学者借鉴。连雅堂的诗作《大陆诗草》，《宁南诗草》、《剑花室外集》（一）、（二），共收诗近千首。这些诗作充分表现了作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思想。诗中的国仇家恨跃然纸上，如《宁南望春》写道：“宁南春色梦中横，劫后登临气未平。春草白沙乌龟渡，绿天红雨赤嵌城。豹纹暂隐何曾变，龙性难驯一时鸣。凄绝钓游旧时地，夕阳空下兵马营。”诗中对日本人占领家乡、逼得全家迁居，弄得国土破碎，心中愤怒不平。不过豹隐一时，龙性难驯，笑得最好在最后。打败日本入侵者诗人充满信心。《八卦山行》一诗以饱满激情，将颂歌献给抗日英雄：“万雷澎湃撼孤城，八卦山头云漠漠。霍然一骑突围来，左甄右甄相刺斫。鼻头出火耳生风，五百健儿齐踊跃。”诗人写英雄们在战场与敌人拼杀如火如萘，舍生忘死的情景壮烈无比。“城存与存亡与亡，万民空巷吞声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诗人将全部激情和豪气都献给了抗日事业。
台湾的旧诗社
台湾的诗社出现，标志着诗人的团队意识和互助意识的增强；表明以有组织形式为核心文坛的出现；也表明文坛竞争意识的萌动。台湾文坛出现诗社，可追溯到17世圮，即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台湾文学的开创者沈光文与其诗友季麒光华衮、韩又琦、陈元图、赵龙旋、林起元、陈鸿猷、层士彦郑廷桂、何士凤、韦渡、陈雄略和翁德昌14人，以“爱结同心，联为诗社”的主张，组成“福台闲吟”，后易名“东吟社”。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诗歌社团。沈光文在《东吟社序》中写道：“社友当前，诗篇盈筐”。表明当时诗人之间非常团结，创作相当繁荣。到了18世纪，台湾诗社开始多了起来。1847年“斯盛社”成立，发起人郑用锡，社友有7人1878年“崇正社”在台南成立，发起人为许南英，社友有陈卜吾、王泳翔、施士洁、丘逢甲、汪春源，陈梧风等。许南英之子许地山在《窥园先生诗传》中写道：“以崇尚正义为宗旨，时时会集于竹溪寺”。1886年，“斐亭诗社”在台南成立成员有唐景崧、施士洁、倪耘劬、杨樨香、张漪绿、熊瑞卿施幼笙、丘逢甲、许南英、汪春源、郑鹏云、林启东、黄宗鼎、谭嗣襄、罗大右等。1886年，“竹梅吟社”在新竹县成立，发起人陈浚芝，主要成员有郑家珍、郑兆璜、李祖训等另一些成员如：郑云鹏等同时也是“斐亭诗社”成员。189年，“荔谱吟社”在彰化县成立，组织发起者有蔡醒甫、吴德功、黄如许等。1891年“浪吟诗社”在台南成立，发起人为许南英。1893年，“牡丹诗社”在台北成立，发起人为唐景崧，成员几乎囊括了台湾的主要诗人，有100余人，是台湾最大的诗社。他的成员遍布各地，囊括了各界人士。1893年“海东吟社”在台北成立，为“牡丹社”派生的诗社。189年，“栎社”于台中成立，成员有林痴仙、赖悔之，林南强人。不久停止活动，1902年恢复活动，到1906年成员发展到20人以上。1909年， “瀛社”在台中成立，社长洪以南1919年，“台湾文社”在台中成立，陈基六、陈沧玉、郑少舟令、庄伊若、林大智、林望洋为理事。到了20世纪初期，台湾旧诗社的联吟之风又开始盛行，旧诗社和书院相当繁盛。据统计，割台后书院数量曾达到2万余个，诗社也有200多个当时文人的心情，消极而言，不外藉诗以寻求解脱。如林朝崧创“栎社”时所言：“吾学非世用，是为弃材；心若死灰，是为朽木。今夫栎，不材之木也，吾以为帜焉。其有乐从吾游者，志吾职。”台湾的旧诗社，始于明郑，成长于清中期，繁荣于清未，滥于20世纪初。它在文学史上有过积极的贡献初期它在推动诗人互相交流探讨诗艺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发挥了诗人之间团队精神。到了18世纪，除了上述功能，鼓动抗击异民族入侵，发扬诗人们的爱国精神方面也不无作用。但是旧诗社到晚清，尤其日据时期，它的消积作用越来越暴露。诗社间盛行的唱和之风，形式主义之风渐渐麻木人们的斗志，有一些旧诗人被日本人所利用，为入侵者歌功颂德，走向了堕落和毁灭。
台湾新文学运动
台湾新文学初期的小说创作
台湾新文学创作的萌发，首先以白话小说的出现，标志了一种新的文学品种的诞生，这也是台湾文学史上的重要突破。
1922年至1925年，在《台湾》和《台湾民报》上相继问世的，是几篇带有萌芽性质的新小说，例如：追风的《她要往何处去》，无知的《神秘的自制岛》，柳裳君的《犬羊祸》赵经世的《贤内助》，施文杞的《台娘悲史》，云萍生的《月下》、《罪与罪》等7篇。《她要往何处去》，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22年4月的《台湾》杂志。作者追风，原名谢春木1902年生，台湾省彰化县二林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台湾民报》主笔，是台湾早期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运动的骨干人物之一。他的小说处女作，通过描写一对青年男女从订婚到毁约的爱情故事，藉以破除封建礼教下婚姻制度的弊害，提出反封建与妇女解放的问题。台湾姑娘阿莲与台湾留日学生清风相爱，清风的家长却通过媒妁之言为清风和桂花订下婚约。桂花单方面爱上了清风，收到的却是清风要求解除婚约的请求信。后来在表哥草池的启发下，经历了痛苦婚变的桂花萌发了自救救人的思想，东渡日本求学。她意识到这次婚变“不是阿母的罪，也不是清风的，都是社会制度不好，都是专制家庭的罪。我只是牺牲者之一。正如表哥所说整个台湾不知有多少人为这制度而哭着。如今我却明白过来了。我要为这些人而奋斗，勇敢地奋斗下去。”这篇小说主题思想鲜明，注重人物性格刻划，笔下有情有景。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显得过于生硬。另外，小说采用日文写作，未能与当时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相协调。
其他几篇作品，《神秘的自制岛》是以台湾为观照对象带有强烈讽刺性的寓言小说。它描写日本统冶下，背负枷具的台湾人的痛苦、愚昧与奴性。小说在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同时，也暗讽岛人的迷信与不觉悟，揭示造成民族悲剧的症结所在。《犬羊祸》是篇政治小说，通过描写当时台湾社会运动家的内幕，对林献堂和杨吉臣退出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妥协行为进行批判。小说在《台湾》杂志登出后，只刊载一半就停止了。《台娘悲史》是以寓言方式表现恶男霸女为妾的不幸婚姻，小说中的“台娘”、“华大”、“日猛”三个人物均有所指，婚姻故事的背后，暗含着台湾的沦陷史。《贤内助》一篇，用的虽是白话文，内容似翻译日人作品，没有更多价值可言。而杨云萍对自己早期小说的看法，用的是“虽有一二但不成问题”的评价。这一切，应该说是符合萌芽期小说的发展规律的。
总之，萌芽期的台湾小说，一开始就显示了反殖民压迫反封建制度的主题指向，并且带有强烈的政治讽喻性和现实针对性。在题材选择上，无论是写社会问题，还是表现家庭生活、妇女命运，都与现实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寓言形式和讽刺手法的较多运用，显示了台湾作家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特殊方式。这些小说虽然在艺术上还比较稚嫩和粗糙，有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还残存某些旧小说的痕迹，但其呈现的小说主题与内容是全新的，它无疑代表了台湾小说的发展方向。
从1926年开始，台湾新文学运动由理论的发动进入创作的过程，赖和、杨云萍、杨守愚、陈虚谷、郭秋生、张我军叶荣钟等作家的群体聚合，带来了真正显示台湾新文学运动实绩的作品，而小说创作又居于领先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92年至1930年五年间发表于报刊的小说为47篇，相当于萌芽期创作数量的6倍，仅1926年这一年，《台湾民报》就推出了10篇小说，其中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光临》、《黄昏的蔗园》、《弟兄》，张我军的《买彩票》等，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变，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奠基性的作品。在此之后，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虚谷的《他发财了》、《无处申冤》，太平洋的《夜声》，杨守愚的《凶年不免于死亡》，郑登山的《恭喜》，铁涛的《阿凸舍》等，以及赖和、杨云萍、张我军不断问世的其他作品，则显示台湾现代小说从不同角度，揭开了台湾新文学历史的崭新一页。
成长期的台湾小说创作，主要采用现实主义方法相中文写作方式，对日帝统治下的台湾封建社会进行抨击，进一步凸显出反对殖民统治、反对封建主义的总体倾向。纵观上述作品大多表现了如下内容和主题：（1）揭露日本警察的凶暴和压迫民众的情形。日本警察作为维护殖民统治的鹰犬，无所不管，无恶不作，是台湾人民最为痛恨和直接抨击的对象。赖和的《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郑登山的《恭喜》，一村的《无处申冤》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民间百姓在警察制度下所遭受的欺凌，重压以及无处伸冤的悲惨现实。（2）表现殖民者，地主和资本家对工农群众的经济剥削的现实。以杨云萍的《黄昏的蔗园》，太平洋的《夜声》，杨守愚的《凶年不免于死亡》为代表。日据时期，全台耕地的30%由殖民垄断阶级掌管，48%为地主阶级保留。而占农村70%人口的贫苦农民，仅占17%的耕地。残酷的经济压榨，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加速了底层百姓生活贫困化。杨守愚《凶年不免于死亡》中的农民，在地租、税收与灾年的多重压迫下，无论怎样挣扎，最终不能逃脱家破人亡的厄运。（3）旧礼教束缚下的家庭生活与妇女悲剧。张我军的《白太太的哀史》，讲述嫁给大陆官僚被折磨而死的日本女子的不幸身世；杨云萍的《秋菊的半生》，塑造了家贫被卖、又遭富人欺凌玩弄的台湾少女秋菊的形象；赖和的《可怜她死了》，则借少妇阿金的遭遇，控拆了落后愚昧的养女制度。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妇女命运，成为当时作家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4）揭露封建地方势力和御用绅士的妥协。以杨云萍的《光临》，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为代表。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推行的愚化、奴化和同化政策，促使封建地方势力臣服殖民当局，成为反对社会改革的力量。《郑秀才的客厅》里所上演的，就是三个封建遗老接受殖民当局旨意，加入御用文化团体的丑剧。
这时期作家创作的局限，一是由于他们多以文学为武器来推动政治、文化运动，还缺乏对创作数量与艺术质量的潜心关注；二是因为当时作家往往兼营多种文体，艺术的磨砺与积累还不够深厚。
台湾新文学初期的诗歌
台湾新诗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孕育和影响下诞生的。五四运动不仅为台湾新诗孕育了反帝反封建的健硕诗胎，而且为台湾新诗培育了发难之人。台湾新文学之初，张我军、黄朝琴黄呈聪等新文学的开创者，均到大陆学习、考察、旅游。张我军创作了台湾新诗史上第一部诗集《乱都之恋》，并将五四文学新军引进了台湾，发起了台湾的新旧文学论战，打败了旧文学，新文学在旧文学的废墟上诞生。黄呈聪、黄朝琴在大陆调查后，在台湾发动了白话文运动，确定了白话文为台湾新文学的表达工具。《台湾民报》发表了许多介绍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文章，第101号和102号发表了刘梦华的《中国诗的昨今明》一文。介绍大陆新诗的来龙去脉。《台湾民报》于1925年月发表了张我军的《诗集的解放》一文。理论的指导和推动对台湾新诗的诞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台湾新诗诞生的一个更主要原因是，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呼唤。台湾自1895年割让，反对日本占领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三日一小战，五日一大战。旷日持久而无后援的抗日战争终因寡不敌众，牺牲惨痛，不得不在梁启超的建议下，由武装抗日转为非武装抗日。非武装抗日中文学成了主力军，台湾新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台湾最早出现的新诗，是追风（谢春木）1923年5月创作的《诗的模仿》四首（《赞美番王》、《煤炭颂》，《恋爱将茁壮》、《开花之前》），发表于1924年4月10日出版的《台湾》杂志上。这虽是用日文写成，但并不影响它成为台湾泥土中长出的第一丛诗苗。虽然这是第一丛诗苗，但它并不孤单，它刚刚拱出土层，其他诗苗也如雨后春笋钻出地面，和追风的《诗的模仿》一起成为第一批拓荒的勇士，装点子台湾诗坛春天的诗人和作品，主要有施文杞的《送林耕余尹随江校长渡南洋》（《台湾民报》1卷12号1923年12月）、《假面具》（《台湾民报》2卷4号192年3月）。杨云萍的《桔子开花》（《台湾民报》2卷7号）《这是什么声音》（《台湾民报》2卷15号）。张我军的《对月狂歌》、《无情的雨》分载《台湾民报》2卷8号1924年5月和2卷13号1924年7月。由杨云萍和江梦华创办的中文刊物《人人》杂志，于1925年3月举行了台湾文学史上首次新诗征文比赛，选出十余家诗20首，在该刊第二期发表。张我军的诗集《乱都之恋》于1925年12月在台北出版，《台湾民报》于1926年11月征集新诗，获诗50余首，经评选，崇五器人、黄石辉、黄得时、沈玉光、谢万安等人的10首入选这是台湾第一次评选诗的活动。新诗诞生初期，在《台湾民报》上发表诗作的诗人还有赖和、杨华、虚谷、泽生、纵横杨守愚等。这些诗人中张我军、赖和、杨华的诗歌创作成就最高。张我军的《乱都之恋》是描写他早年在北平读书时，与同班同学罗心香的爱情故事。乱都，是指1923年前后正值奉直军阀混战，人心惶惶的北平。该著在描写作者恋爱受阻，双双私奔，抗击封建婚姻，争取婚姻自由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屈斗争精神，和作为一代五四新青年的新思想、新行为。诗的情感真挚，行文明白流畅，但有直白和直露之弊，这是新诗幼年期的通病。赖和是个风暴型诗人，他的诗是号角和呐喊，充满战斗激情。他的代表作《觉悟下的牺牲》、《南国哀歌》、《低气压的山顶》充溢着时代精神和革命气概。他大气磅礴地号召人们起来变成革命狂飚，去毁灭那旧世界，为革命欢呼，为人类祝福。赖和的诗是典型的革命者之歌。杨华是台湾新诗奠基初期最卓越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是与贫病和民族敌人交战中的产儿。如果说赖和的诗是高亢的战歌，杨华的诗则是凄沧的控诉；赖和的诗是掷向敌人的利剑，杨华的诗是抽向敌人的鞭子。他的《黑朝集》五十三首，是他人格的体现。诗人以大海之黑潮暗示日本人入侵的黑潮，黑潮虽然凶险，但中国人不会向黑潮屈服。中国人的反抗是新生之火：“只要是新生的火/她便能燃起已死的灰烬”。杨华曾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本人逮捕入狱，并在日本人的迫害下活活饿死，但他的中国人的志气永立天地。
台湾新文学的奠基人赖和
赖和的生平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继张我军的理论倡导之后，赖和正是以他对台湾白话文学和现实主义创作的确立，以他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培养，而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以及“台湾的鲁迅”。
赖和（1894—1943），本名赖河，字懒云，台湾彰化市人，常用笔名有懒云、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幼年习汉文，并接受日文教育。1909年入台北医学校，毕业后在彰化建立赖和医院。1917年到厦门博爱医院工作，1919年下半年返台。这期间接受五四新文学影响，成为一个热心的社会活动者。1921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开始其毕生悬壶济世及抗日文化活动的生涯。1923年因治警事件入狱，翌年出狱之后从此留须明志，以示与日本官宪抗争。1941年又因思想问题再度入狱，后病重出狱，1943年1月即以心脏病与世长辞年仅49岁。
赖和的一生，是令人敬仰的一生。其一，作为铁骨铮铮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了证明自己是中国人，不臣服日寇，他曾经不剪辫子，始终穿着民族服装，充满了“不忍衣冠沦异族”的高贵情感。其二，赖和医德高尚，扶危济困，一生为劳苦群众所仰望，有“彰化妈祖”和“医圣”之称。不仅如此，“凡台湾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先生无不公开参与或是秘密援助。”他免费医治穷苦百姓，“每天所看的病人，都在百人以上，然而，先生的身后，却留下万余元的债务。”赖和去世的时候，乡人沿街痛哭，送葬者络绎不绝。其三，作为充满反抗精神的新文学作家，赖和一生坚持用中文写作，绝不用日文写作，这在日据时代的文坛上，实属难能可贵。其四，作为台湾新文学的“奶母”，赖和在担任《台湾民报》文艺栏主编和《南音》杂志编委的时候，为台湾文坛培养了一批作家，守愚、虚谷、杨逵、王诗琅以及稍晚的钟理和、叶石涛、钟肇政等等，都曾深受他的影响。
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赖和，终其一生未曾见过鲁迅，但深深受到鲁迅影响。依其友人杨守愚的说法：“先生生平很崇拜鲁迅先生，不单是创作的态度如此，即在解放运动一面，先生的见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者，是在改造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鲁迅弃医从文，成为勇敢的文化斗士和时代旗手；赖和以鲁迅为楷模，一边行医，一边创作，去做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他们都在寻求通过文学改造社会，启蒙民众疗救国民精神。尽管赖和在创作成就和思想影响力诸方面还不能完全比照鲁迅，但他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奠基作用，使他获得了台湾文坛最高的敬仰和评价。黄得时将赖和比喻为“台湾的鲁迅”，吴新荣对其大加推崇，认为“赖和在台湾正如鲁迅在中国，高尔基在苏联，任何权威都不能漠视其存在。”陈虚谷也断言：“赖和生于唐朝中国则可留名唐诗选生于现代中国则可媲美鲁迅。”
赖和是文坛多面手，从1925年发表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散文《无题》，到1941年在狱中完成的《狱中日记》他共创作了小说14篇，新诗11首，随笔杂感13篇，狱中日记39篇，这些作品由李南衡编为《赖和先生全集》，1979年3月由明潭出版社出版。
赖和的文学创作成就
生在一个身不由己的殖民统治社会，又经历着旧文学和新文学交替变更的风云时代，加之悬壶济世、体察民生的悲悯情怀，赖和走上文坛伊始便确定了自己创作的原点，那就是以拥抱民间疾苦的人道主义关怀，藉由文艺的力量去启迪民众精神，改造黑暗社会。1937年，赖和在回答应聘《台湾民报》副刊主编黄得时的请教时，曾当场明确提出四点希望：“1.现在虽然在日本统治下，我们绝对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2对于中国优美的传统文化，不但要保存，还要发扬光大。3对于日人的暴政，尽量发表，尤其是日警压迫欺负老百姓的实例，极力暴露出来。4.对于同胞在封建下所残留的陋习、迷信，应予彻底的打破，提高文化素质和水平。”这既是赖和的政治理想，也蕴含着他的文学追求。赖和终其一生所努力的就是要让文学成为“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忠忠实实地替被压迫民众去叫喊。”
在这种文学理念的指导下，赖和的创作始终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取向，从而成为日据时代最富有抗议精神的文学以其成就最为显著的小说而言，赖和的创作有以下鲜明特色：（1）以尖锐的抗议精神，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罪恶，唤醒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据时代，反对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成为广大台湾同胞最根本的问题。赖和的小说或抨击横行霸道、为虎作伥的警察制度，如《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蛇先生》、《惹事》等；或揭露日本殖民者对台湾蔗农残酷的经济压榨，如《丰作》；或斥责日本同化政策对中国传统文化风俗的消泯，它们表现的全是与异族统治者势不两立的主题立意。《一杆“称仔”》写贫苦农民秦得参被日本巡警逼上绝路的故事。秦得参借来三元钱做卖青菜的小生意，因为无钱购置“称仔”，只得向邻居借来一杆“尚觉新新的称仔”。当时的度量衡是官厅的专利，敲诈勒索的巡警不由分说，折断称杆，罚款拘人。秦得参被妻子借债赎出狱来，禁不住满腔悲愤，终于在新年之夜与巡警同归于尽这里，原本象征老百姓谋生工具的“称仔”，现在却被破坏原本象征了法律应有公正的“称仔”，现在却遭践踏；官逼民反的背后，是日本殖民者对民众生存权利的残酷剥夺，是走投无路的百姓对于强权专制的抵死抗议。值得指出的是，赖和小说不仅表现深沉的控诉力量，而且凸显了强烈的抗争精神《一杆“称仔”》中，秦得参的拼死抗争；《浪漫外记》里民间好汉对日寇爪牙“补大人”的诱杀；《惹事》中勇于揭露日本殖民统治者“劣迹与残暴”的青年学生；以及《善讼人的故事》里为民请命、反抗强权的林先生，都是这种不屈意志的集中体现。（2）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描写了苦难深重的百姓生活，传达出反帝反封建、改造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强烈要求。《可怜她死了》是一篇哀怜贫苦女性命运的经典之作。小说中命运多舛的阿金，自幼被卖做童养媳，未婚夫又在一次罢工风潮中被警察打伤死亡。遭受重创的公公含恨死去，阿金婆媳挣扎在贫困线上。为了摆脱困境，阿金再次被已经妻妾成群的富绅阿力哥包养，受尽蹂躏后却遭遗弃，最终带着身孕投河自尽。赖和在作品中揭示了造成阿金悲剧的三个原因：一是养女制度，作为封建制度的残余和变形，它在日本统治下的合法化，是造成无数女子悲苦命运的渊薮。二是纳妾制度。封建主义传统与男权中心话语的强势作用，使被物化的妇女变成男性需要的工具或可以任意买卖、遗弃的物品。三是殖民主义统治。作为一切黑暗势力的总根子，它与实行专制、压抑人性的封建主义制度的联盟，是维持自身统治的需要。阿金的悲剧正是殖民统治和封建制度一手导演的。赖和对封建礼教和落后习俗的鞭挞中，无不凝聚着对殖民主义的憎恶。（3）对旧社会习俗的败坏，对苟且偷生者的形象批判表现了赖和文化革新的要求，以及疗救国民精神的忧患情怀他于1926年写的第一篇小说《斗闹热》，是最先批评封建社会迎神赛会的铺张浪费，表达期盼文化革新与社会进步的作品。故事借着镇上人们的闲谈，表达出两庄村民在妈祖生日的祭典中为了争面子而“斗闹热”，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幕后操纵者却从中渔利。对于为发起“斗闹热”而奔走的学士、委员、中学毕业生和保正等“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赖和也给予了特别的讽刺。事实上，赖和对那种在殖民政府统治下苟且偷生，甚至巴结奉承的旧知识分子的描写，笔锋一贯犀利无情。在《棋盘边》里，作者用一幅对联，概括出此类人物萎靡颓丧的生活习俗：“第一等人乌龟老鸨，惟两件事打雀烧鸦”（指打麻将、吸鸦片）。《一个同志的批信》、《赴了春宴回来》等作品，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民族危难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的空虚与妥协心理，前者揭穿了有钱有闲者施灰献媚殖民当局的行径，后者则活画出一群寻花问柳的“圣人之徒”的卑污灵魂。（4）在艺术表现上，赖和着力观照乡土的文化背景和艺术趣味，注重故事性与戏剧性，显示出乡土的特色。而对于邪恶与堕落的一面，他又特别运用讽刺手法加以抨击。从赖和的诗歌、散文创作来看，《无题》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散文，它把日寇统治下一个失恋者孤寂痛苦的心情，描写得栩栩如生。清新的形式，优婉的文字，加之个人情感与黑暗时代的碰撞扭结，使全文有一种悲哀而倔强的美感。
赖和的新诗创作，比之其他文体，情感基调更为高昂激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坚持社会写实的文学路线，带来其作品强烈的现实针对性。192年10月23日，彰化二林的农民起义被日警血腥镇压的当天赖和就以满腔悲愤写下了他的第一首新诗《觉悟下的牺牲》副题是“寄二林事件的战友”。有感于农民这种不怕牺牲、奋起反抗的“觉悟”，赖和反复吟颂：“我的弱者的斗士们，/这是多么难能，/这是多么可贵！”但他最成功的新诗则是《流离曲》、《南国哀歌》和《低气压的山顶》。《流离曲》写于1930年，长一百余行，被人称为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中最长、最动人的一首诗。它是以殖民当局用极廉价将3886甲土地批售给370名退职官员，迫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的事件为背景所作的长诗。《南国哀歌》写于1931年是为纪念反殖抗日的“雾社事件”而创作。《低气压的山顶》则以象征的手法，在日寇制造的政治低气压时代，大声呼唤推翻殖民统治的狂风骤雨：“这冷酷的世界，/留它还有何用！这毁灭一切的狂飚，/是何等伟大凄壮！/我独立在狂飚中，张开喉咙竭尽力量，/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并且为那未来不可知的，/人类世界祝福。”
赖和在台湾文学史上的意义
在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中，赖和是以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人道主义的情怀和社会写实的方法路线，率先倡导了具有地方色彩的乡土文学，富于反抗精神的抗议文学，以及充满新时代意义的白话文学。
赖和的功绩在于他第一个用白话文写作，从而揭开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序幕。台湾新文学兴起后，遇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难题。新文学运动要求言文统一，台湾居民却多用台湾方言赖和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实践，率先摸索出以白话文为基础，尽量吸收台湾方言的途径，使其作品言文一致，呈现出明白易懂的乡土特色。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他还大力实践“舌头和笔尖的合一”的主张，使其文学语言口语化。正是在此意义上，“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揭示到大众之前的便是懒云的白话文文学作品。”
作为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的创作影响了整个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坛。正如文评家张恒豪所称：他的写实精神引导了不少的继起者，尤其是杨守愚、陈虚谷、王诗琅；他的反讽技法影响了蔡愁洞、吴浊流、叶石涛而他那不屈不挠的抗议勇气更鼓舞了杨华、杨逵、吕赫若。可以说，台湾新文学的扎根从赖和开始着手，而赖和的崛起才奠定了现代台湾文学的基础。
赖和被称为“台湾的鲁迅”和“台湾新文学之父”，他对台湾新文学的巨大贡献，与这两个崇高的称谓是相称的。赖和的创作跨越小说和新诗两种题材，这两个领域他是两面旗帜他的闪耀着强烈战斗光芒的现实主义作品，成为整个台湾新文学的样板。尤其是他作品中反对异族占领和对祖国的向往与亲和的民族主义精神，以及大声疾呼革命风暴的到来、摧毁旧世界的呐喊，无不体现出无畏而彻底的革命性，教育和唤醒了几代台湾青年。这种革命战斗精神成了整个台湾新文学的灵魂并且将永照台湾文坛。赖和的文学主张和他的爱祖国、爱民族的精神，也是今天反“台独”的锐利武器。
台湾新文学的发展
台湾新文学发展期的小说创作
在1931年至1937年的台湾文坛，小说创作是以它整体风貌的变化和新颖气象的出现，为台湾新文学的“黄金时代”增添了特别的光采。
作家与作品的成批涌现，是本时期小说繁荣的标志之一。
由于众多文学社团与文学刊物的创办，30年代的作家队伍由分散走向聚合，以文学同仁的群体形象登上文坛，知名作家达到上百人之多。他们或以文学社团为中心，集结在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南音社、台湾艺术研究会等社团的旗帜下；或以地域为阵营，形成作家群体，如彰化的赖和、陈虚谷、杨守愚、黄朝东、赖通亮、赖沧洧、周定山、叶荣钟等，以及万华的廖汉臣、林克夫、朱点人、王诗琅、郭秋生、徐琼二、杨朝枝等；或以语言表达工具的不同，形成不同类型的作家队伍中文作家如赖和、杨守愚、郭秋生、张深切、朱点人、林越峰、廖毓文、蔡愁洞、周定山、赵枥马、徐玉书、林克夫、张庆堂、杨华、王锦江、黄得时、李献璋、黄石辉、庄遂性等日文作家有杨逵、赖明弘、张文环、吕赫若、翁闹、吴希圣赖庆、巫永福、郭水潭、吴新荣、龙瑛宗、吴浊流、王白渊吴坤煌、刘捷、苏维熊、徐琼二等人。如此庞大的文学队伍聚合，为属于文学重镇的小说创作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优秀小说多发表于《南音》、《台湾文学》《福尔摩沙》、《先发部队》、《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台湾新民报》等报刊，引人瞩目的作品达到100多篇，有些已成为日据时代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学写照。中文小说中，懒云的《善讼人的故事》、｛惹事》，守愚的《一群失业的人》，杨华的《薄命》，点人的《蝉》、《秋信》，毓文的《玉儿的悲哀》，玄影（赖贤颖）的《稻热病》，一吼的《旋风》，匡人（蔡秋桐）的《王猪爷》，王锦江的《没落》，芥舟的《死么？》，张深切的《鸭母》等作品；日文小说中，杨逵的《送报亻夫》，吴希圣的《豚》，吕赫若的《牛车》，翁闹的《赣仔伯》，张文环的《父亲的脸》，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赖明弘的《夏》等，都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赖和的《丰作》被译为日文，刊于日本出刊的《文学案内》，并入选《朝鲜台湾中国新锐作家集》。杨逵的《送报亻夫》获日本刊物《文学评论》1934年征文二等奖（缺一等奖），后被胡风译成中文，发表在上梅的《世界知识》1936年1月号上，并与吕赫若的《牛车》、杨华的《薄命》一起入选《朝鲜台湾小说集》。
文学主题的深化与表现题材的多样化，是本时期小说繁荣的标志之二。
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抗议，是贯穿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创作的突出主题。进入30年代，不管是中文作家，还是日文作家都表现出这种尖锐的抗议精神；比之20年代，这一时期对日本殖民者的揭露和批判更大胆、更公开、它不仅鞭挞了警察保正、巡查这类小官吏，而且把矛头指向民族差别待遇、日本警察政治、殖民经济掠夺、法律不公现象等方面，已经触及到日本殖民制度。著名作家赖和的《丰作》、《惹事》、《善讼人的故事》、《辱》等皆发表于30年代，《丰作》写农民添福向日本制糖会社租地种蔗，勤劳的汗水换来了甘蔗的丰收，但会社收蔗时在磅秤上捣鬼，本来估计约50万斤的甘蔗只剩下30万斤。加之田租和其他生产开支，添福劳动一年仍旧希望落空，只好私下叫骂“伊娘的，会社抢人！”小说对制糖会社强行征收与购买土地的垄断性格，对日本殖民者经济掠夺的狰狞面目，给予了大胆揭露。杨逵的《送报亻夫》，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蔡秋桐的《王猪爷》，赤子的《擦鞋匠》以及杨守愚以揭露日警为题材的《十字街头》、《颠倒死》《嫌疑》、《罚》等作品，也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揭露与抗议的主题。在1936年12月号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上，辟有“汉文创作特辑”，共发表赖贤颖的《稻热病》、尚未央的《老鸡母》、马木历的《西北雨》、朱点人的《脱颖》、洋的《鸳鸯》、废人的《三更半暝》、王诗琅的《十字路》、周定山的《旋风》等8篇小说。因为作品所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议精神，殖民当局以“内容不妥当，全体空气不好”为由，禁止这期刊物发行。然而，民众的抗议精神是殖民当局查禁不了的。白滔在揭露日本警察取缔凌逼台湾摊贩的小说《失败》中，借人物之口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帝国主义下的台湾殖民地，被掠夺着的我们，是何等地痛苦着的事情呀，试看，产业的短缩，失业者的增多，工资的急减，农村的贫困，以致大批的贫寒阶级，徬徨于饥饿线上现在为了谋生的问题，有的不得不走向小贩们的途上来。借以度着这受剥夺未尽的躯体，然而现在又是怎样呢？身受的诸位，是早巳知悉了。呵！我们已不能忍耐下去了！大家须抬起头，用我们不屈不挠的果敢毅力与之拼命。以期达最后的胜利！
对社会改革运动的复杂面貌与走向的描写，在本时期小说创作中具有重要位置。20年代中后期，以工农运动为基础的台湾的社会政治运动风起云涌，许多作家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在政治运动走向低潮的30年代，对刚刚终结的历史一幕的记忆与反思，就成为当时作家关注的内容。林克夫的《阿枝的故事》，侧重表现工人参加斗争行列的觉醒过程；陈赐文的《其山哥》和尚未央的《失业》，反映参加社会运动者遭到沉重打击后的景况；林越峰的《红萝卜》，揭露叛徒在社会运动中的险恶行径；王锦江的《夜雨》，深入发掘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朱点人的《岛都》，表现了社会改革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特别是杨逵的《送报亻夫》，通过留学东京的台湾青年杨君的飘零身世和反抗行动，把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民族抵抗运动，融汇于世界性被压迫的农工和弱小民族的抗议运动之中，表现出朴素鲜明的阶级意识和深刻高远的思想境界。
婚姻爱情生活和女性命运，在封建意识浓厚、社会风气落后的日据时代，显得格外压抑和黯淡。本时期作家关注这一社会问题的时候，随着现代进步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多种角度的发掘，突出了反封建的精神指向。面对着养女制度、纳妾恶习、索聘卖女、媒妁婚姻这些强大而顽固的封建习俗，女性的命运苦不堪言。克夫的《秋菊的告白》，杨守愚的《女丐》特别是杨华的《薄命》，极言女子的悲哀身世，一语道破她们在男权中心社会被任意凌辱的边缘生存真相。吴天赏的《龙》，表现没有爱情基础的媒妁悲剧；毓文的《玉儿的悲哀》，描写农村少女因差别教育制度与封建习俗的遗害而失去情人的悲剧；陈华培的《王万之妻》，赖庆的《纳妾风波》矛头直指纳妾恶俗，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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