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溢海,杨稀等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商会资本试读：
前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崛起，商会作为企业家的自组织近年来受到了学者的极大关注，关于商会的性质、功能和作用不断出现新的观点，甚至商会资本和商会资本经济等新的经济学名词也被提了出来。
众所周知，商会，不管是本地商会还是异地商会，不管是地域商会还是行业商会，都是由企业家作为主体而开展各类活动的。他们在一起不仅仅是情感交流，互致问候，甚至是一起休闲娱乐，放松身心。基于企业家的职业习惯和行为偏好，经济形势、企业发展甚至投资活动等经济信息也会自然而然的相互交流。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发展不断出现新的业态，传统经济发展受到诸多挑战，那么，对于那些谙熟资本传统投资的企业家来说，这些新的现象会使一些企业家对未来的判断出现些许迷茫。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他们渴望搭建发展平台、交流经济信息，期望合作投资的欲望也更为强烈，这可能也是近些年我国商会组织发展迅速的内在原因之一。
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商会功能拓展，商会通过会员拥有的资金、人力和社会资源在直接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较大优势，但是目前尚无系统阐述商会资本理论的专著面世，本书即为尝试。其目的是研究商会资本理论，探讨商会资本实践，在推动商会健康发展、繁荣商会资本经济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一、关于商会、商会资本和商会资本经济的讨论
商会是一个有着较长历史的企业家自组织，商会的作用、性质为大家所熟悉，但是，在我国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关于商会似乎还有诸多问题值得讨论。
到底应该将商会定位于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似乎在学术界还有争论。按照正统的说法，商会是指“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这可能是一个最为基础的定义。它体现着三个基本点：一是商会是“依法组建的”。也就是说，商会是一个具有法律地位的组织，遵守一定的法律并享受法律的保护。这是商会存在的前提条件。二是商会是“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组织。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和促进工商业繁荣，这可以看作是商会存在的目的。三是商会是一个“社会团体法人”。这里确立了商会的法人地位，表明了商会的基本性质。这个定义似乎仅仅是从静态方面对商会做出界定，其实商会的活力更体现在其作为一个组织的动态发展上，即：商会与经济体制制度的适应上更应该受到关注。1992年，我国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将越来越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商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发挥作用便是商会进一步发展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2001年5月3—4日，无锡市场协会、无锡市商会和中央编译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联合在无锡梁溪饭店举行“市场经济与商会国际研讨会”，吴敬琏、陆学艺、陈清泰等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这是作者检索到的我国有关商会研究时间较早、规格较高、“大腕”较多的研究盛会。在这次研讨会上，以“市场经济与商会”为主题，研究者对商会的性质、功能以及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
[1]讨。关于商会的性质，吴敬琏认为，商会应当是企业和企业家的组织，是这个利益群体合法权益的代表者，作者也非常推崇这个观点。既然商会是企业和企业家的自治组织，那么，树立为企业家服务的宗旨就理所当然。陈清泰概括的商会四个方面的功能为：信息功能，在政府、企业、公众之间建立畅通的信息渠道；协商功能，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加强与政府、其他团体及内部成员之间经济关系的协商调节；服务功能，为成员提供投资、贸易、咨询、培训等多方面的有效服务；参政功能，对政府的重要经济决策提出建议。在服务功能上，陆学艺和荣敬本认为，商会固然面向全体企业，但服务的重点应是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更有加入商会的动力。在新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投资的规模、资本运作的层级和经济信息的处理都表现出新的特点，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商会更要在咨询、培训、专家论证等方面，为企业和政府提供智力服务，帮助会员企业对资本投资、信息进行处理与甄别，以提高企业和企业家的工作效率。
大数据时代，商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陈君生、周镕基以“论大数据时代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商会发展”为题系统研究了大数据背景下商会的发展机遇问题。他认为，大数据时代民营企业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同时，也将迎来商会发展的新机遇。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运用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企业的发展正在经历从“业务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变。而对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大都存在资金规模小、融资难、人才短缺等残酷的市场竞争压力，如不另辟蹊径，改善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意味着中小民营企业在这场大数据的革命中很难应对。正是因为从事大数据分析所必需的IT系统需要巨额的投入，民营企业从实力、能力和成本上来说都将出现较大困难，商会由于其自身拥有众多的企业家资源，可在大数据时代为众多中小[2]民营企业服务，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王理宗在论及商会到底如何发展时认为，只靠会费生存的商会将濒临死亡。他对商会未来发展有五个基本判断：商会的竞争将进入白热化的状态；随着科技、互联网新技术的出现，行业的界限将会逐渐模糊，随之出现的将是复合型、立体型的行业协会商会；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日益深化和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发展的日益成熟，未来将会有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理想、有职业道德的精英人士走进社会组织，将给社会组织带来巨大的活力；只有具备特色服务、购买服务、公共服务能力的商会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商会的理论将会得到史无前例的提升。商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企业、企业家、行业、产业提供服务，所提供的服务必须[3]首先满足企业和企业家的需求，这才是商会发展的基本依托。由此我们认为，商会的发展离不开为企业服务，只有以服务企业为宗旨，商会才会得到充分的发展。
除了商会的性质、功能受到关注以外，近两年有人提出了商会资本与商会经济的概念，无疑是对商会发展的讨论进入到较深的层次。
2013年10月25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中国商会财富网特别支持的“2013商会资本经济高峰论坛”在河南洛阳举行。这次论坛讨论了两个层面的经济问题，一个是宏观层面，探讨并预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另一个是分析商会的功能和创新，同时研讨商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过论坛平台，与会的经济学家、金融界专家共同探讨了商会资本的发展问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原局长、中国金融办工作协会会长李连仲研究员在会上发表了自己对商会资本的观点，他认为举办商会资本经济论坛很有创意，商会资本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研究商会资本，商会资本的提出，给社会主义资本论增加了新的内容。把商会资本作为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进而增强资本的活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忠明先生认为，商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商会是一个很有力量的群体，但是我们还是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商会特别是异地商会，除了联谊和互动这两个基础功能外，还有第三个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这就是资源整合功能。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民间投资，一个企业很难做起来，需要异地商会组建平台。资源整合，特别是在金融服务[4]方面，异地商会将大有可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府要放权、要分权、要限权，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转型，这其实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所以，在资本运作、投资合作等方面，商会的职能将会进一步拓展，商会资本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2014年10月，熊鹏在阳光网上发表了一篇《商会经济时代，你准备好了吗》的文章，提出了商会经济的概念，颇有新意。熊鹏认为，如今，全国各行业、各地域商会组织发展很快，企业家参与商会的活动非常踊跃，已经成为经济界一个新的常态。这些商会与以地域为凝聚的传统商帮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商会的现代性、突破地域限制、功能的多样化以及信息的传播性都是企业家，特别是中小企业家加入商会的兴奋点，逐渐形成了商会经济。
这种基于以商会组织发展起来的商会经济，实质上也是以民营、民资为本的民本经济，是以服务民生、解决就业为目的的民生经济，也是共同出资发展的民主经济。通过多样模式，特别是资本运作，来打造资本服务的平台，能够更好地规避风险，解决行业内中小企业融[5]资难的问题。熊鹏总结出商会经济是商会功能的升级。商会经济也许将成为商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商会资本与商会经济作为全新的概念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经济学者有必要关注它的发展，关注它的作用，这将预示着一个新的资本经济形态的产生。
二、关于商会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学思考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听说过商会，多数商人特别是大企业家都是商会的成员，但是商会是何时产生的？商会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对经济社会有什么作用？这是研究商会资本需要弄清楚的问题。[6]
根据张铁军博士的研究，近代商会最早出现于18世纪后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是由早期的行会组织Gilda（基尔特）演变而来的。那么，为什么近代商会产生在欧洲而不产生在其他地方呢？这就需要我们对商会产生的社会基础进行一些思考。
我们知道，在欧洲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欧洲长期处于封建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时代，其间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时代。从本质上说，欧洲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文艺复兴，更是一场欧洲近代思想大解放运动，它打破了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封建神学思想桎梏，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随着自然科学成果的出现，在欧洲大陆形成了摒弃迷信、崇尚科学的新兴思想体系，解放了生产力，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使资产阶级逐渐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政治舞台，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欧洲率先形成。这可能是欧洲商会在全世界最早产生的原因之一。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企业家也会产生形成自己组织的需求，通过一定形式的组织，企业家可以交流信息、分享信息，也可以利用组织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自己的利益代言，客观上形成了商会产生的基础。依靠这种内生的需求动力，通过不断地发展，积土成丘，于1958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了欧洲总商会。欧洲总商会目前有超过2000万家公司企业会员，93%为中小企业，共有1.2亿员工，主要来自欧洲45个国家的1700个地区[7]和地方商会，成为全球最有实力的商会组织。按照欧洲商会网站的资料显示：欧洲商会的主要职责是代表本商会公司企业会员的利益，就有关企业的重大关切，与欧共体委员会、欧洲议会等欧洲权力和决策机构进行密切接触，为其会员提供服务。同时，对政府的政策提供决策咨询，施加影响。可见，欧洲商会已经成为欧洲甚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商会组织。
在美国，商会发展也与其产业发展一样处于世界前列。美国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会组织，拥有300多万个各类型、各领域、各地区的商业会员组织，引导着各类工业协会和大的集团公司，代表会员向[8]政府发出声音。
由此可见，商会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具有某些同步性，即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商会组织就越发达。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也就是说，亚洲将会在21世纪成为世界发展的弄潮儿。回顾亚洲的发展，似乎有这样一个相关性：凡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较快的国家，其商会组织也必然得到较快的发展。日本是亚洲较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日本也是商会组织发展最为繁荣的国家。日本商会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产生，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繁荣。日本作为亚洲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商会发展也非常成熟，对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起到了其他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日本有四个著名商会团体非常活跃：一是经团联。成立于1945年的日本经团联在日本政界、商界均有较大的影响力，能够将企业的声音转达到政府决策层，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二是同友会。日本的同友会则是一个以企业家为会员对象的企业家法人组织，其主要活动是研究重大的经济问题，在战后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日经联。日经联成立于1948年，其主要活动则是调研劳动、经济及社会方面的问题，就有关劳动经济出现的问题向政府提交调研报告，在促进劳资关系、解决劳动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四是商工会议所。日本的商工会议所成立于1953年，成员主要是中小企业，承担着协调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关系、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任务，主要任务体现在建议咨询、产业振兴、区域振兴和信息沟通交流[9]等方面。可以看出，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会的作用功不可没。韩国的商会团体大多成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韩国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的时代。目前韩国的各类商会总数超过了上千个，可能是由于韩国国土面积较小的缘故，韩国的商会多是以产业性质形成的，而几乎没有区域性质的商会。韩国的商会覆盖了经济的各行各业，大多称为协会，从大类上看，主要有与外贸相关的协会（如贸易协会和大韩商工会议所等），与产业相关的协会比较多，几乎各个产业都有协会，此外，还有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和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中小企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等。韩国的协会均为民间团体，自律运营，为会[10]员企业服务，向政府反映民意，甚至还代理部分政府职能。日本、韩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商会关系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亚洲现代化先行的国家中，商会的发展也比较成熟，商会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呈现高度的正相关。
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认为商会作为企业的自组织，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其功能也将不断拓展，这不仅是由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更是由中国的文化所决定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质。在跨文化研究中，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对文化四维度的研究影响很大，得到不同国家学者的赞同。他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文化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不确定性避免（长期导向/短期导向）四个维度进行了解析，以找出各个国家的文化特质。按照他的研究，我国文化具有以下特征：权力距离比较高；比较倾向于集体主义；比较倾向于男性化；不确定性避免程度很低，具有最强的长期导向。陈东平评价霍氏研究结论时认为，权力距离比较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对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特征有一定的说服力，而男性化特征和长期导向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缺少独行和冒险精神，特别注意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恰恰是女性化特征。中国文化是一种包容性很强、追求和谐、注重调整的文化，而霍氏把这个特征定位于“具有最强的长期导向”是“极化”了[11]中国文化。可以看出，我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是崇尚集体主义、团结协作、合作共赢，而这恰恰是商会存在的文化基础。商会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自组织，能够为企业家提供这种服务，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逐渐完善，自由竞争比较充分，单个的企业家在竞争中有一种需要依托组织的愿望，这就是商会在我国近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内在因素。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走出去”必将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趋势，对商会的内在需求更为强烈，正像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王理宗先生所认为的，未来几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日益深化，随着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发展的日益成熟，未来将会有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理想、有职业道德的精英人士走进社会组织，将给社会组织带来巨大的活力。他们不仅带来新的市场、新的能力、新的视野、新的模式，正因为有这样一批精英的加入，社会组织的地位将会从边缘走向中心，将会由这批人引领社会、政府、企业等各界人士对社会组织，特别是商会的高度重视，商会的地位在此时将得到史无前例的提高，商会的理论将会得到史无前例的提升。同时，商会的组织发展理论会有较大发[12]展，使我国商会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由此我们断定：未来几年，将是我国商会规模快速发展、功能不断提升、作用不断增强的时期。
三、本书主要内容
本书从分析商会的发展历史和商会资本化的演变趋势入手，解析商会资本的内在运动规律，总结商会及商会资本运动模式，以提升商会适应与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在内容上分为商会基础研究、商会资本理论研究和商会资本实践研究三部分。
商会基础研究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主要研究商会的起源、商会的发展以及商会性质、组织、职能的演进三个问题。第二章主要研究商会职能的资本化问题，首先对资本的内涵和拓展进行了解析，其次对商会职能资本化的基本逻辑、价值基础和投入阈值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最后研究了商会资本的基本形态。
商会资本理论研究包括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章，是本书的主干部分。第三章论述了商会资本运行机制，主要探讨了商会资本的形成机制、增值机制和配置机制；第四章研究了商会资本的循环、周转与风险控制；第五章重点研究了商会资本经济的治理问题，包括商会资本经济的产权关系、商会资本经济的治理结构和商会资本的激励机制；第六章研究商会资本的运作模式，解析商会资本运作的内涵与特征，研究商会资本融资和投资模式，探讨商会资本投资、融资的保障问题；第七章研究了商会资本的信用评价体系问题，主要介绍了有关信用评价的基础知识和集中主要评价模型，重点研究了商会信用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及商会信用的评价基本方法。
商会资本发展实践研究包括第八章和第九章。第八章主要是关于国内商会资本发展的实践研究，重点研究了闽商会、浙商会、粤商会、徽商会和晋商会几个影响力较大的商会，对他们的发展历程、发展精神和发展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九章是国外商会资本经济实践，主要研究了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商会发展历程、运作模式和作用等，为我国商会发展提供借鉴。
第十章对商会资本发展前景做了展望。
四、本书主要观点和结论
本书从研究商会的产生开始，追溯了商会功能不断演进的过程。其间，伴随着商会的发展，商会资本逐渐产生。特别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商会组织进一步完善，功能进一步拓展，商会为资本服务的优势逐渐显示出来。本书认为：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世界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商会，这个作为企业家的自组织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完善，商会组织的社会性和经济性得到了空前的融合，而且，随着市场经济发育的不断完善，商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上将得到较快的发展，商会在资本集聚、资本服务和资本平台建设上显示出较大的优势，并逐渐形成一个新型的资本形态——商会资本。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种新常态不仅仅是表现在增长速度上和增长方式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新兴经济业态的新常态，其中互联网经济即是重要的新兴经济业态。商会通过集聚金融信息，构建资本融通机制，建立大数据平台，在项目—资金—财富的相互耦合、相互孵化、相互促进并不断提升资本效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由此，本书得出结论：相对于传统的资本形态，商会资本具有更多的诚信资源，进而形成规模效应和规模优势，所以，商会资本是一个以商会为基础的资本形态，具有在商会搭建的专业平台上运作的便利性和可靠性，进而集聚商会财富，形成商会资本市场，可以有效解决商会中存在的“两多、两难”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互联网+”经济形态，也就是在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的同时，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基本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商会资本由于其先期的诚信优势和集成优势，将在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环境方面，显示出更强的活力。可以预示：以商会为基础，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以信息、数据便利化利用为手段的商会资本经济，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的发展模式下会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
本书是河南科技大学与福建云商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校企联合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项目组由两单位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并由高原国际张晓光任总顾问。参加书稿撰写的有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刘溢海教授、岳佐华教授、张学军副教授、朱云章副教授、刘海菊副教授、王晓燕副教授、吴松岭副教授、熊豪博士、高峰博士、吴昱博士、王向辉博士，以及福建云商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杨稀、郑子平、陈乔军、王琼。
商会资本从概念提出到现在仅仅几年的时间，其理论体系尚未形成，有些理论观点甚至还存有较大争议，但是，商会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是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基于此，我们在自身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组织专门班子对商会资本进行深入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由于我们学术水平有限，实践能力欠缺，此书一定有不少存在争议甚至谬误之处，权作抛砖引玉，悉请各界人士不吝赐教。
[1]汤可可.“市场经济与商会”国际研讨会综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4）：92-96.
[2]陈君生，周镕基.论大数据时代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商会发展[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0）：32-36.
[3]王宗理.只靠会费生存的商会将濒临死亡[EB/OL].http://www.cbmag.cn/news/57175.html.
[4]2013年商会资本经济高峰论坛[EB/OL].http://stock.caijing.com.cn/2013/shzblt/.
[5]熊鹏.商会经济时代，你准备好了吗.http://www.iygw.cn/html/2014/shanghuifuwu＿1027/25397.html.
[6]张铁军.改革开放后中国商会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3-4.
[7]http://www.eurochambres.be/content/default.asp？pagename=WhoWeAre.
[8]http://www.uschamber.com/about-us/about-us-chamber.
[9]中国商人编辑部.中国商人[J].2010（05）：80-83.
[10]韩国商会的主要情况[EB/OL].http://wenku.baidu.com/link？url=Xbib14IAQUz1ufeaaWgi yceqmV7xlOMzE＿go6XkdcEv24lROZP7vcnWHPPAm＿Teh5ojkB9F01L8IJwYI-HBymW2ZIXAdqeE El2G0kcthxj3.
[11]陈东平.以中国文化为视角的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研究及其评价[J].江淮论坛，2008（01）：124-127.
[12]王理宗.只靠会费生存的商会将濒临死亡[EB/OL][2014-08-13]http://www.cbmag.cn/news/57175.html.第一章商会的由来与演进
我国现有的商会主要有两种组织类型，一种是由城市商人按照其经营商品的类别划分组建的行业性组织，另一种是由多个行业性商会[1]联合组建的跨行业的协调性组织。回溯商会的发展历史，商会是一种与商品贸易行为直接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早期的形式是以城市经济为发展基础的行会。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行会逐渐瓦解，新型的商业组织形式——商会在18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商会在我国的出现是在近代时期，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商会有过中断，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商会蓬勃发展。商会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会的性质、组织形式以及主要职能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完善和拓展。第一节 商会的起源一、商会的西方起源（一）商会的萌芽
行会组织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商会的最早渊源和萌芽形式，可以追溯到欧洲资本主义还没有兴起的中世纪时期。尽管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还没有形成，但是商会的萌芽已经出现并发展。行会是按照职业类型而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者的一种组织，是西欧封建社会时期随着城市手工业发展而产生的手工业者自发组织和自我管理机构，是城市兴起的结果。（二）行会的兴起
早期西欧的城市是根据国王恩赐给领主的特许权所建立起来的，封建领主是城市的管理者，其管理的对象就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并通过收取租税对领地和城市行使管理职能。西欧城市是脱离落后的庄园经济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发展十分迅速。以法国为例，14世纪初，巴黎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0万人，是当时法国北部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另外，里昂也有7万人之多。除了大城市以外，还有许多中等城市，人口数量在五六千人。随着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兴起，手工业也快速发展，城市中的各类手工业者组成不同的行会，行会快速发展起来。行会的参与者主要是各个行业的手工业作坊的主人，他们又被称为行东、师傅或匠师。行会实行作坊业主、工人和学徒的等级制度，作坊业主与工人、学徒不仅仅是雇主与被雇佣者的关系，而且还存在着传授技艺与学习技艺的师徒关系。最初的行会是通过对内实行劳动章程，[2]对外实行垄断这两项任务而发挥作用的。因此，行会的职能主要是阻止外来手工业者和商人进入本地市场，并限制本地同行竞争。在中世纪有限的市场条件下，为了获得稳定发展的机会，防止内部的恶性竞争，行会“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开业的限制、规[3]模的限制、技术上的限制和经营方式的限制等”。行会主要从对内和对外政策两个方面来履行其职能。
在对内政策方面，行会主要是为所有行会会员提供平等的机会，防止资本在个体会员手中不平等的增长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分化。因此，行会在对同业进行管理的时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控制产品的质量。行会通过制定同类手工业品生产的基本程序和质量标准，监督各手工作坊手工业品生产过程，以保证产品质量。第二，控制并规定学徒和工人的数量。通过控制从业人数来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行会还对学徒学艺进行年度限制，并对帮工技术水平进行考核。另外，学徒和工人在出师之后，只有在行会的批准下才能够脱离原有手工作坊独立进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第三，尽可能地控制原料的供应。手工业产品生产的原料主要是由行会购买，然后自分配给各个工匠师傅。行会对生产原料供应的控制，实际上是限制盈利机会的一种表现。其本质是对竞争中可能的获胜者进行限制，并对失败者实施的一种保护措施，也就是对少数获胜者的限制和对多数一般的手工业者的保护。这有利于手工业的稳定发展。第四，劳动分工必须以最后的手工业产品为基础。即不按照独立的工序进行分工，而是以最终产品的生产进行分工，来保证没有工人能够置于支配其他工人的地位。这样的好处就是“行会会员所能做的工作越是有限和专门，它出售其商[4]品的市场区便越大”，获得的垄断利益就越高。
在对外政策方面，行会政策具有实行纯垄断的性质。第一，把本行业有关技术方面的管辖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行业内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流程，从而维持会员之间的机会平等。第二，建立对一定区域享有垄断权的行会区制度。即在行会区内，除去行会的手工业之外，不能够建立其他手工业。这项制度在德国尤为成功。第三，当一个行会生产的手工业品转移到另外一个行会时，行会将设定行会关税。而对内部出售，则设定最低限度价格，即垄断价格，以抵制行会外手工业者。
行会的兴起对于中世纪欧洲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在城市发展早期，由于手工业者力量较小，为了能够在城市立足，必须依靠行会的力量来帮助其发展。城市手工业通过行会联合，增强自身的力量。对外，通过行会与不同行业进行谈判协商，能够提高在谈判中的地位，保证自身的利益。对内，行会限制过度竞争，帮助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困难的手工业同业，保证相关手工业的发展。正是由于行会的作用，中世纪西欧城市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西欧城市经济完全脱离庄园式经济的羁绊，资本主义获得发展的机会。（三）行会的衰落
在西欧城市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行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市场特许权的出现，传统手工业逐渐开始变化，手工业者开始脱离氏族和家庭，这有利于原先不是该氏族或家庭的手工业者的产生，从而进一步刺激了从事农业生产并负担农业人头税的农奴脱离农村涌入城市，并成为手工业者。这类手工业者的生产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主要目的，其数量的增加导致西欧国家的市场竞争性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竞争性与行会组织的垄断性产生矛盾与冲突，西欧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受到行会的阻碍，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行会对同业的管理逐渐难以跟上生产力提高的要求上：
第一，行会排斥竞争。行会对于手工工业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对竞争的排斥上，一方面严格限制内部竞争，不允许行会成员之间有不均等的生产条件和营业机会。在行会干预下，手工业者按照互相商定的价格出售各自的产品。同时，行会还规定了向城市居民购买产品时许可支付的价格，凡是以低价出售或购进的会员，将会受到行会的统一制裁和惩罚。行会对竞争的排斥不仅仅体现在对内部竞争的限制上，而且还表现在反对外部竞争的限制上。一是限制新的城市手工业企业开业。如果要在某行业新开作坊，必须向行会提出开业申请以获得行会的会籍，在没有取得会籍时不得开业。甚至在西欧的部分城市中，一些行会甚至在入会申请规则方面还加入了必须满足申请入会的次数限制，即达到一定的入会申请次数之后才能批准加入行会。二是外地工商业者迁居到新的城市后，需要提出申请，并在行会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在新的城市重新开业。
第二，行会阻碍进一步分工。西欧行会之间的分工是原始的分工，即以手工业产品本身进行分工的。行会之间的联系主要是水平型的，[5]密切程度较低，“既没有从属关系，也没有主次之分”。而在行会内部，各劳动者之间没有分工，手工作坊中师傅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和学徒、工人是一样的。师傅、学徒和帮工之间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帮工和学徒制的设立就是为了保障手工业师傅的利益。由于行会在维护各手工业业主所拥有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这就必然会限制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分工条件下，手工业者的劳动熟练程度难以提高，城市手工业发展缓慢。
第三，行会严格控制技术。一方面，控制行会内部受工业技术的传播与扩散。手工业的从业人员要严格恪守本行业的技术秘密，保证不对外传播。技术的传播和扩散主要针对行会内部会员，尤其是在师徒之间。学徒和帮工出师之后，在加入行会时，需要进行保证严守行业技术秘密的宣誓。另一方面，行会抵制新的生产工具、设备与新技术。行会通过强大的封建宗法力量禁止新技术的采用，会员如果违反，就将受到严厉的处罚。行会会经常派人检查手工业作坊，并处理和破坏未经批准而采用的新的机器设备，甚至有时还会利用宗法力量对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发明者进行人身攻击。
第四，限制生产规模。在阻碍城市手工业分工，严格控制技术的同时，西欧的行会还限制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主要是严格限制了行会师傅雇用的帮工人数。同时，通过对年产量的限制、对工具设备数量的限制以及对手工业业主资本规模的限制阻碍资本积累。“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6]建立了殖民地。”中世纪的行会毕竟是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组织，其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由于行会带有的明[7]显的封建性和垄断性，也使西欧的行会在中世纪结束之后开始衰落。
[1]黄孟复，张之龙，王以铭.中国商会发展报告No.1（200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980.
[2]马克思·韦伯.经济通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86.
[3]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5.
[4]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85.
[5]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5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3.
[7]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5-116.二、早期商会的形成
早期商会的形成起因于行会的瓦解，这主要是由于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不断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制度在西欧范围内的普遍确立。行会的瓦解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的：
首先，行会内的手工业主开始分化，“在行会内有若干手艺人上[1]升到商人和家庭工人的资本家雇主，也就是‘发货人’的地位”。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手工业品市场需求增加。因此，在进行手工业生产时，原料的购进是满足市场需求的关键。一些手工业业主凭借自身资本优势，在整个手工业生产中负责原料的购买与商品的销售，而将行会要求的具体生产环节交由行会内部的其他同行进行。尽管行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反对这类生产分工，但是这一分工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不断深入。因此，行会也逐渐演变成“同业公会”，即商人的行会。商人的行会与之前的手工业行会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有为市场生产的人才是行会的正式成员。这就意味着之前处于行会之中的帮工、学徒等为别人劳动的工人丧失了在行会中的权利。这一现象在英国最具代表性，尤其以伦敦为典型。
其次，“在个别行会内，有一些工匠师傅上升到商人的地位，而同时也有许多行会一变而成为商人的组织，这两个过程是齐头并进[2]的。”不同行会之间也由于一些行会内部手工业主的分化开始出现行会之间的纵向联系。随着一些行会完全转变为商人公会，迫使其他行会成员成为这些商人行会的“供货商”。这就使之前行业之间的水平分工联系逐渐转变为行业之间由供货商—生产商—销售商的垂直分工，行会也从之前单一的手工业生产者行会转变为商人公会和生产者行会两大类型。
最后，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张，海外贸易的发展，行会对进出口商的依附性增强。当原料非常昂贵时，在进口时需要大量的资金，手工业行会就不得不依附于进口商进行原料进口。而在产品出口方面，当一种手工业生产依赖于出口的需要时，出口代理商就成为关键。这时手工业生产者没有办法满足产品出口的需要，因为除了出口所需的必要的资金要求之外，他们还缺乏商人所具备的市场活动的必需的知识。
西欧行会在13世纪达到发展的最高峰之后，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内部也开始不断地改革。可以看出，不论是在行会内部还是在行会之间，商人阶层的出现是行会瓦解的重要原因。随着商人阶级的壮大，商人公会这一商会的早期组织出现。商人公会是商人的组织，商人公会的章程与手工业行会一样，既有公益性、互助性的规定，也有限制性的条款。这时候的商会组织已经具有现代商会组织的一些性质，不但是与政府沟通和联络的中间性组织，同时也是管理和监督商会内部会员的自律性组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商业特权的取得。在中世纪结束之后，西欧各国政府仍然控制一些重要的经济权利。商人作为新兴阶层，其与政府在权利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单个的商人其实力很难与政府进行谈判。因此，商人阶层为了获得商业贸易的特权，必须依靠商人公会与政府进行协商和谈判。商人公会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与政府沟通与联络以及为商人阶层争取权益的职能，这一职能一直继承和延续到现代商会的出现。（2）会员权利的确定。商人公会在会员权利确定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只有商人公会的市民有权分享商人公会所取得的商业特[3]权。”通过这一原则将商业特权赋予加入商人公会的会员，并将其他商人排除在外，凸显出商人公会的特殊地位。这样的权利分配实际上加强了商人公会对内部会员的管理，并吸引外部商人的加入，有利于该商业的良性发展。（3）商业经营的标准化。早期的商人公会对蜂蜡、盐、五金、纤维等商品贸易进行了规范，是商人阶层自我管理的最初表现。商人公会初次规范化了商业经营行为标准，为之后商会对会员的监督和管理奠定了前提条件。
与之前的行会相似，商业公会同样对公会内部的会员的经营进行限制。首先限定会员经营业务的范围。商人行会规定会员只能从事经营商品贸易，不得参加诸如运送货委托业务、货币汇兑等银行业务。另外，一切业务活动都要受到商人公会的管制。包括度量衡的规定以及信用贸易等，甚至禁止与非会员通婚。可以看出，尽管商人公会已经具备了现代商会的基本职能，但是仍然无法摆脱行会对于会员施加的诸多限制。商人公会与行会一样，只是特定历史经济条件下的自治组织，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融流通与生产、内贸与外贸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会。
[1]马克思·韦伯.经济通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96.
[2]马克思·韦伯.经济通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96.
[3]马克思·韦伯.经济通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46.三、中国的早期商会
我国很早就出现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公元前770—476年，我国最早的行会组织出现在春秋时期，被称为“行”。这类行会组织与西欧早期的行会在职能、管理方式等方面多有相似：行会要“协调行内各种关系，极力缩小行内的竞争。……技术保密也来自于此，不仅[1]行与行之间要保密，同行之内各个作坊也要保密”。而行内的技术和作坊的技术同样是通过师徒相传，这也与西欧的行会制度相类似。然而，尽管行会组织涉及商业管理方面的内容，但其实质上仍然只是手工业的自我管理组织，而非完全意义上的商人组织。严格意义上讲，一直到明朝，我国才出现了有组织的商人群体。这时由于激烈的商业竞争，商人相互之间自发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联合，相互之间交往越来越频繁，同时商人的相互依存度也渐趋增强。随着商人联合体的扩大，先后形成了商帮等类型的商人组织。由于商帮并没有对工商事业做出[2]限制性的规定，仅仅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因此，商帮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会，但它是我国商会产生的内在基础。现代意义上商会是在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我国的不断传播以及我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形成的。（一）近代中国商会的勃兴
近代中国商会是依照官方法令成立的，主要在政府和商人之间协调和沟通的具有中介性质的自律性组织，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团体之一，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近代商会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具有近代意义的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这使得商人团体更具规范化、标准化、有序化和组织化。
1.兴起的背景
在我国传统经济中，政府对待商业的态度都是“实用主义”的。王朝发展初期，经济发展需要使政府放松对商人和商业的限制，一旦商人实力发展到威胁政府权威时，政府则开始采取压制商人阶层的发展。因此，古代中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政策的主线是“重农抑商”，历代统治者对商业都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随着明朝时期商人组织的出现，商人阶层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统治者对于商人和商业的管制也逐渐放松。“而以振兴商业、扶助商业、推动市场发育和[3]经济发展为宗旨的商业行政管理是在近代才出现的。”
统治者对于商业发展管制的放松，为行会、商帮等商业性质组织的转变以及商会的建立提供了政策环境基础。近代商会建立的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的传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扩张其经济势力时就按照其国内商会的形式建立了驻华的商会组织。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解散，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成立了英商商会，后来美商、法商都在上海成立了商会。由于这些商会的外国背景以及我国经济的封闭性，很难起到引领我国工商业发展的作用。
鸦片战争之后，各类不平等条约签订，我国的政治经济门户被迫完全打开，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我国大量倾销商品并掠夺资源。中外商战的不断升级，我国民族经济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环境。此时，我国的商业和商人阶层需要一个集体代言者来沟通和协调官商关系，并反映市况商情，为商业发展争取最有利的政策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会制度对我国的官绅和民族工商业者产生“示范作用”，以商会促进商战，以商战增殖财富，避免利权外泄就成为政府及工商业者的共识。商业及商人的联合以应对与国外企业的商战，通过组建商会来沟通政府与商人是近代中国商会出现的初始动力。因此，与西方当时的商会相比较，它更具有官方色彩，也更加依赖于国家相关制度的催化。这种制度的催化作用成效显著，迅速改造和吸纳了各类商人组织，并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利益集团。
2.发展的脉络
我国最早出现的商会形式是外商驻华商会。上文提到的广州英商商会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在1939年结束。1847年，广州英国商会重新建立。1864年，英国商人在上海成立总商会。同年，上海德国商会成立。1887年，在天津的外国人也成立商会。据初步统计，到1904年中国商会诞生时，外商已在我国的广州、上海、天津等地设立了6个商会。到1923年，在中国的外国商会已达61个。
我国商会的真正诞生是在20世纪初。1902年，上海的各类商帮和会所仿效日本商会形式建立起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之后，天津也成立了天津商业会议公所。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之后，清商部颁令开始倡导和鼓励工商业者成立商会等新式社团。到了1904年，此前设立的上海、天津等地的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商务总会，近代意义上的商会组织正式成立。在政府的鼓励和商人阶层的努力下，近代商会快速发展。在1904年之后的四年间，北京、厦门、苏州、宁波、芜湖、汉口、保定、福州、汕头、营口、江宁、杭州、梧州、九江、烟台、正阳关、张家口、长春和成都，以及海外华侨集中地等[4]32处先后成立了总商会。随着各大通商口岸商会组织的不断建立，内地和中小城镇也逐步效仿，相继建立起各类商会。到1912年，已[5]经普及到除蒙藏外的全国各省区，大小商会总数近千家。
近代我国商会不断地发展，除了空间数量上的增长之外，还反映在单个商会包含行业的扩展和会员数量的快速增加上。例如，据1908年、1910年苏州商务总会刊印题名表统计，分别有行业43种、1099户和39种、1078户。天津商务总会1905年入会者有32行、581家，[6]1906年增至38行、713家。可以看出，会员所代表的店号、公司、工厂的数字庞大。其中，原来代表行会势力的各业公所，在很多地区[7]“实际上也已经变成商会的基层组织。”到了1912年，全国商会会员[8]总数达到196636人。（二）近代中国商会的特点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律决定商人为了追逐利润而扩大生产规模和商业贸易活动范围，并提高了商业活动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所以，商业活动受商业行业组织规范的影响超过受政府管理机构的影响。近代商会作为一种新式的资本主义社团组织，是商人阶层自己的组织，对工商业规范有序的经营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1.内部组织机构成熟
近代我国商会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随着外部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形成了比较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按照商会的规定，会员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会员大会主要有以下权力：修订商会的章程；选举商会董事；开除以及辞退会员；公款的动用；商会财产买卖与抵押；会员会费数额的变动以及会长和董事难以决定的事宜。商会会员大会由商会执行委员会负责召集，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商会处理日常事务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董事会议，其主要职责是：讨论商会章程；推举商会总理和协理；监察商会日常会务；筹集经费和协商经费的开支等。商会的最高行政领导者是会长和副会长，他们由董事会议在董事中选举产生。其职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主持商会日常事务、裁定商会章程、沟通政府与会员、负责筹集商会经费和审核商会开支等。商会的会长和副会长是在商会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会员大会的决议约束下行使职权，不能够私自决定商会的重大事务。
近代我国商会的发展除了形成高效的商会内部的组织结构外，在商会外部的组织体系上也较为成熟。商会的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两种：①同一区域内各商会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一种类似金字塔形状的组织体系。该区域内的商务总会位于顶部，一般设立在区域的中心。位于金字塔中部的是下辖区域的各个商务会所，主要设立在各县县城。而设立在一些小的商业市镇的商会是商务会所。②商会与从属团体间的联系。从属团体是由商会发起创办，由商会资助经费的团体。近代商会建立的目的主要是联络商情，启发商智，促进商业，保护商
[9]利。因此，从属团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保护商利为主要目的的商团；另一类是以启发商智为主要目的的商学公会（或商学研究会）。商会的组织体系见图1-1。[10]
图1-1 近代商会的组织体系
2.具有较完备的职能
这一时期商会的主要职能是加强商业经营者的自我管理、沟通工商业者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为政府提供商业咨询服务。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商会通过对会员生产经营状况的调查，统计与整理出商业发展基本态势，向政府通报商情。第二，根据商情，向政府提出发展工商业的建议，并参与到政府工商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工作中，协助政府对工商业的管理。第三，作为商人阶层的领导机构，当商会会员之间出现商事纠纷时，商会需要对纠纷进行协调并进行仲裁，以维护商会会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第四，商会要对会员日常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保证商会会员的标准化生产和规范化经营，以促进工商业健康和有序的发展。第五，兴办工商教育等事业，启发会员及从业者的商智，并为会员的发展提供便利。
[1]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下册）[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828.
[2]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5.
[3]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157.
[4]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301-303.
[5]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75.
[6]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161.
[7]唐文权.苏州工商业各业公所的兴废[J].历史研究，1986（3）：70.
[8]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79.
[9]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160.
[10]刘华光.商会的性质、演进与制度安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03.四、中外商会兴起的比较
从商会的早期起源可以看出，尽管都经历了行会这一早期的商会萌芽形态，但是西欧国家和中国的商会在最终的形成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一）背景与路径不同
商会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商品的交换、买卖和贸易，那么只要是在实行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商会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西欧国家商会的产生就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大的背景之下，是在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内生发展出来的。工业革命的爆发，西欧国家的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商品经济在社会生产中开始取得主导地位，商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而生。我国商会也是基于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而产生，但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是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所产生的。由于我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经济结构，因此，传统经济就表现出自我封闭性。只有在外力的冲击下，这种结构才能被打破，而打破这种稳定结构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给自足型的经济结构被打破，商会的建立就成为满足商业贸易快速发展的关键。
商会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合作的必然产物。在欧洲，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行会在中世纪结束之后逐渐瓦解。直到18世纪中后期，行会被近代商会完全取代，其发展的路径是行会的自然瓦解。前文提到，由于满足市场需要的手工业不断发展，商人阶层的出现就成为必然。随着商业发展以及商人阶层的壮大，为了满足商业进一步规范发展的需要，商业行业实施自我管理的组织机构——商会应运而生。近代中国的商会发展路径则与西欧不同，尽管一些商会也是以传统行会、商帮为基础建立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在发展过程中商会与传统的行会、商帮并存。（二）缘起与动机不同
西欧商会的产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在领主制的制度条件下，城市经济作为体制外的力量，能够摆脱封建领主对经济的控制，形成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随着城市力量的不断扩大，商品经济范围的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商会的产生就成为必然。近代中国商会的产生则是对外来资本主义冲击的响应，并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市镇的功能是为了满足封建统治者行政管理的需要，难以产生类似西欧城市这样的体制外产物。我国近代商会产生的前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传播，以及在西方列强在华商会的示范作用下出现的。
在西欧国家，商会既不是政府机关，也不是营利性的生产经营组织，而是工商业者发起，融生产和流通于一体，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为宗旨，具有民间性质和自律职能等特征的全新的市场中介组织。尽管在早期商会具有商业贸易垄断权的权利，但是商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物。随着商会组织自身不断的发展，逐渐成为除了政府和市场之外参与经济的第三股力量。相比西欧国家商会，近代中国商会成立的动机则是“振兴商务，以利商战”。无论从统治者还是商人阶层都将商会作为与外商进行“商战”的重要组织，在这样的动机下，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相较于西欧早期就表现得更为紧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