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珍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民俗学视域下的哈代小说研究试读：
前言
英国小说家兼诗人托马斯·哈代是公认的地方作家和乡土作家，民俗情结和民俗文化认同是哈代艺术创作的心理基础，民俗文化是哈代创作的艺术素材，民俗叙事策略是哈代的创作手段，哈代通过大量民俗事象的书写巧妙编织了威塞克斯艺术世界，展示了19世纪威塞克斯乡村的社会风貌，实现了对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层剖析。民俗书写是威塞克斯小说的一大特点，民俗事象是哈代小说的重要内涵，以民俗事象进行叙事是哈代小说的叙事风格，大量的民俗事象在小说中不仅构成了规定情节发展方向和决定人物命运的关键环节，而且还深入到小说肌理，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细节；民俗事象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引起了人物命运的转折，规定了情节发展的节奏，在空间上限定了人物活动的场景；民俗事象也是哈代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是渲染乡土色彩和营造地方氛围的重要途径。哈代还创造性地借鉴了作为语言民俗核心内容的民间文学的叙事手法并穿插引用了大量民谣、民间故事、民间传奇、俗语、谚语，通过对地方民俗的艺术呈现谱写了歌颂威塞克斯的华美篇章。
纵观国内外哈代研究，研究者主要从作品主题、创作思想、表现手法、悲剧艺术等方面对哈代及其小说进行深刻细致的研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宗教等诸多方面，但很少有人对哈代的民俗思想和民俗叙事手法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研究更显贫乏，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开拓。因此，本书将以此为契机，立足于民俗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采用多种文学理论，多角度，跨学科，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和研究哈代的民俗思想、民俗情结，厘清民俗事象与小说创作之间的深层关系，找出哈代小说以民俗为素材、以民俗事象为主要叙事手段的叙事策略。鉴于哈代著作卷帙浩繁，本书以“性格与环境小说”为主，兼顾诗歌和短篇小说，采取中外理论共用、中英文本并举的研究方法，全面把握哈代威塞克斯文本中的民俗思想、民俗情结、民俗策略和民俗艺术，以期对哈代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九章，以下是各章节的具体研究内容和方法：
第一章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研究哈代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形成的客观条件，分析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下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勃兴、19世纪英国考古热潮、建筑业哥特倾向，以及19世纪英国乡土文学思潮对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探讨19世纪英国社会变革对哈代文化恋旧与民俗情结的催生作用，从客观上为哈代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寻找历史背景和文化依托。
第二章从地方和家庭两个层面分析和考察哈代民俗文化的来源，为哈代民俗文化溯本求源。笔者认为，多塞特浓郁地方民俗文化的滋养和家庭浓厚民俗文化氛围的熏陶是哈代民俗文化的主要来源，地方和家庭两个层面相互依赖、互为条件，为哈代提供了丰富的民俗文化。
第三章鉴于民俗鲜明的地方性和民俗对“民”的依赖性，研究哈代民俗的空间范围和群体范围，界定哈代威塞克斯艺术王国的地理疆域和哈代的“民”，并简要总结他们的基本特征。
第四章研究民俗事象在哈代小说中的叙事功能，梳理哈代小说叙事与民俗事象的深层互文关系，分析民俗事象构成的主干情节对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所起的决定作用，以及民俗活动在人物塑造和场景安排方面所发挥的文本功能。
第五章研究哈代小说对民间文学的艺术借鉴，主要从故事结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和语言风格几个方面分析哈代小说和民间文学之间的超文关系，以及“偶然与巧合”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制约作用。
第六章立足于神话原型理论，从希腊神话和《圣经》神话两个层面研究哈代小说中的神话艺术，总结神话对哈代的文学影响和哈代深厚的“两希”文化底蕴。
第七章研究哈代小说中的民谣艺术，简要分析英国文学中的民谣传统，深入探讨哈代小说对民谣的互文引用及其文本隐喻功能。
第八章研究哈代小说中的民间信仰书写，主要用历史探源和人类学相结合的手法分析各种民间信仰的历史渊源和文本叙事功能，阐述威塞克斯人的宿命论思想和万物有灵观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
第九章研究威塞克斯酒俗和哈代小说中的“酒、饮酒和醉酒”叙事，主要用尼采的酒神理论分析哈代的醉酒叙事以及醉酒与悲剧的辩证关系。最终得出结论：哈代小说与民俗有深厚的渊源，民俗文化为哈代提供了创作素材和艺术灵感，民俗认同是哈代小说创作的心理基础，哈代通过对民间文学艺术风格的创造性借鉴，以地方民俗为素材，创造了享誉全球的鸿篇巨著，实现了对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层剖析，哈代小说就是将各类民俗事象以高超的艺术手法串联起来的乡村故事，它们既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全人类的。绪论
托马斯·哈代以民俗情结和民俗文化认同为创作的心理基础，以民俗知识为创作的内容保障，以民俗策略为创作手段，通过对民间文学叙事手法的创造性借鉴和大量的民俗事象书写巧妙编织了威塞克斯艺术世界，展示了19世纪威塞克斯乡村的社会风貌，实现了对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和对人性的剖析。本书立足于民俗学，结合文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用多种理论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细致地对哈代威塞克斯小说文本中的民俗文化以及近年来的哈代批评进行全面整合和梳理，研究哈代的民俗思想、民俗情结、民俗认同和民俗策略，分析民俗文化与小说结构、情节设置、场景安排、人物塑造、小说语言等方面的内部联系，厘清民俗文化与哈代小说创作之间的深层关系，挖掘民俗文化书写的文本内外价值，总结哈代小说的创作艺术。一、研究缘起
民俗学、人类学等概念产生于英国，“英国堪称民俗学的故乡”。1846年，英国学者W.J.汤姆斯（W.J.Thoms）首次创造了“民俗学”（folklore）一词，它涵盖了民俗及民俗研究两大内容，既指民俗又指民俗学，因此，为了区分，有些学者也用“folklorics”来指称民俗学。1878年，英国正式成立了“英国民俗协会”（the English Folk-lore Society），其宗旨为“保护和宣传大众传统、传奇歌谣、地方习语谚语、迷信、古老习俗以及所有与之有关的主题”。1888年，美国成立了“美国民俗协会”。1891年，“德国柏林民俗学会”成立，同年召开了“国际民俗大会”。哈代的文学创作适逢英国民俗学和人类学勃兴之时，英国热衷文化遗留和民俗研究的氛围从根本上影响了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风格。另外，19世纪英国考古热潮、建筑业哥特倾向、19世纪英国乡土文学思潮等也从不同层面对哈代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世纪英国社会变革对哈代文化恋旧和民俗情结也起了催生作用，具有浓厚地方传统文化的多塞特和浓郁民俗文化氛围的家庭环境也为哈代提供了丰富的民俗文化给养。民间的审美情趣和取向总是导向对自己传统的眷恋，哈代对故乡民俗文化的眷恋、他的乡土意识和民间认同为他的民俗书写奠定了心理和情感基础，而他深厚的传统民俗文化积淀又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在此基础上，他创造性地借鉴了以民间故事、民间传奇、民谣等民间文学为核心的语言民俗的艺术风格，使语言民俗在小说、诗歌中得到了艺术升华，使古老的民俗文化在文本中得到了永生。因此，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系列不仅具有文学文本价值而且还有社会文化价值，尽管许多民间习俗已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或业已消亡，但在哈代的威塞克斯艺术世界里却永远处于一种活态。民俗与小说创作相结合是哈代小说的独特风格，特别在以“性格与环境小说”为代表的后期小说中，这种风格更为明显，这段时间是哈代民俗文学创作风格形成和成熟的时期。阅读哈代小说不但能领略到它的文学艺术魅力，而且还能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风采和传统文化的厚重，这是哈代小说不同于其他英国小说的地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坛也出现了地方小说的热潮，但是在乡土民俗书写上，无人能与哈代比肩。充溢着哈代小说的民俗文化、哈代的民俗情结以及精湛的民俗策略激发了我研究哈代小说民俗内涵和相关叙事艺术的灵感和兴趣，另外，2011年10月叶舒宪老师关于文学人类学的精彩讲座使我坚定了研究的信心，民俗学和人类学有许多相似之处，民俗学的许多方法就来自人类学，后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又给了我更大的动力，民间的、民俗的、地方的、边缘的也有其精彩的一面，有其辉煌的一面，而且最能真实地反映人类的生存状态和人性中最本真的一面。再者，我本人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多种因素促成了这个研究主题的最终确定。当然做这个决定也有诸多顾虑，从民俗学角度研究哈代小说是跨学科研究，民俗学本身与许多学科领域交叉或重叠，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国内有关英国民俗的中英文资料甚是有限，笔者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找到一本与本研究内容相关的专著或重要的研究性文章。因此，资料搜集也是一个不利因素，尤其涉及多学科，资料搜集更为棘手。但有阻力才有动力，有挑战才有精彩，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了下来。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哈代威塞克斯小说文本是一个有待开拓和挖掘的领域，具有相当大的前瞻性和可行性，而且这个研究的跨学科特点不但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哈代小说的民俗叙事艺术，还可以帮助人们更广泛地了解英国及西方的民俗文化，从而收到一石二鸟的效果，这一点也是笔者选择这个论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读者阅读外国作品最头痛的就是那些涉及深层民族文化内涵的典故和民俗文化的表达，因为中国读者最欠缺的就是对外国民俗文化的了解和掌握，中国读者在书本上接触的一般都是主流的、官方的、正统的、权威的“雅文化”，对边缘的、民间的、非主流的、草根的“俗文化”的了解非常有限。哈代威塞克斯小说中的民俗书写对中国读者来说就是一个大的挑战，只有了解了这些民俗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才能更全面透彻地诠释哈代小说的文本内涵，才能感受和发掘小说的乡土审美和民间审美，才能领略哈代小说的艺术魅力，才能把握哈代的民间价值取向和民间文化认同，笔者作为一个忠实的哈代读者在这方面深有体会。
英国民谣专家古默里（Gummere）在《通俗民谣》中称哈代为“威塞克斯农民习俗的权威”。哈代广博的民俗学和人类学知识足以使其称得上一位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他的小说展示了一幅盛大的威塞克斯“民俗风情画”，小说中大量的民俗事象书写使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成为乡土审美的重要方面，也引起了民俗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小说中出现的许多民俗事象常被刊登在民俗学要刊《民俗》（Folklore）中或被收入英国民俗词典，成为记录英伦民族传统习俗的重要史料。民俗事象贯穿了哈代小说的始末，哈代用大量的民俗事象建构了威塞克斯艺术王国，描述了威塞克斯人，即他的“民”（folk）富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生活，描写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书写了威塞克斯乡下人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从宗法制社会的田园牧歌逐步走向新世界的坎坷和迷惘，捕捉了他们在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矛盾复杂的心理。哈代小说描写了大量的民俗事象，记录了丰富的民俗文化，正如丁世军所言：“哈代威塞克斯乡土世界的民间歌舞、风俗习惯、民间传说乃至各种民间禁忌、治病偏方等将我们带入一个土著居民日常生活的画卷中，既让读者感受到威塞克斯人的世俗生活是如此真切、丰富和美好，又让我们看到其中迷信落后的一面。”威塞克斯小说涉及的民俗事象包罗万象，主要有：丰收晚宴、洗羊、剪羊毛、剪羊毛的晚餐、民间集市、祝火、五朔节、瓦伦丁节、圣诞节晚宴、圣母领报节、吉卜赛舞会、乡村游乐会、乡村饮乐会、抓彩会、幕面剧、讦奸游行、卖妻陋习、仲夏前夕的婚姻预测、钥匙和圣经占卜、各类巫术、迷信、榆树图腾、民间医药、各类传说、地方传奇、谚语俗语、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谣演唱等。哈代小说中的民俗事象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节日庆典、娱乐活动、生产民俗、商贸民俗、礼仪习俗和民间信仰为主的精神民俗。哈代小说中的民俗事象涉及民俗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堪称威塞克斯乡村的民俗大全。
民俗有多种分类法，英国民俗学会于1890年出版的由高姆（G.L.Gomme）主编的《民俗学概论》（Handbook of Folklore）将民俗分为四类：观念和迷信的信仰、旧传的风俗、旧传的叙事谭和民间成语；英国民俗学家班尼（Burne）将民俗分为三类：信仰和行为、习惯、“故事、歌谣和谚语”；法国民俗学者桑狄夫也坚持三分法：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日本学者柳田国男也主张三分法；我国学者钟敬文先生将民俗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四个部分，其中物质民俗包括生产、商贸、饮食、服饰、居住、保健医药等民俗，社会民俗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如习惯法、岁时节日、民间娱乐等民俗，精神民俗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巫术、民间艺术等，语言民俗包括谚语、谜语、歇后语和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歌谣等。本书主要以钟老先生的分法为理论依据，侧重于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三个方面，从神话、民谣、民间故事、民间传说、谚语俗语、传统节日、民间活动、民间信仰和迷信巫术等方面分析哈代小说。本书将以民俗为文化场域，以多学科相交叉、多理论并用的方法研究哈代的民俗文化源流、民间文化态度、民俗文化认同和民俗叙事艺术。首先，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研究影响哈代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从地方和家庭两个层面为哈代的民俗文化溯本求源，从空间范围和群体范围两个层面界定威塞克斯其地其民；其次，用互文理论研究民俗文化与哈代小说叙事之间的深层关系，分析哈代借助民俗事象进行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聚焦以民俗事象建构小说主干情节的手法，厘清民俗事象与小说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探讨哈代小说对民间文学创作手法的借鉴，阐明民间文学与小说间的超文关系；再次，具体分析哈代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以民俗为媒介的艺术手法，主要探讨小说的神话艺术和民谣艺术、民间信仰与小说叙事、酒俗及醉酒叙事；最后，总结民俗书写的文本内外价值和意义。本书由九章组成，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研究哈代民俗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民俗文化源流、哈代民俗的地理疆域和“民”；第四章和第五章综合研究民俗事象与小说的互文关系和超文关系；第六章到第九章具体研究哈代小说的神话艺术、民谣艺术、民间信仰与小说叙事、酒俗与醉酒叙事，从而形成一个由民俗串联起来的整体。二、研究现状
哈代一直是全球文学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早在1894年就出现了由里昂内尔·约翰逊（Lionel Johnson）撰写的《论哈代的艺术》的研究专著。20世纪20年代，西方世界开始正式关注哈代，文学批评界已经有一些知名人物、研究者和学者对哈代产生了兴趣并撰写了一定数量的论文，出版了多部研究专著，如，H. C.杜菲（H.C.Duffin）的《托马斯·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研究》和R.T.霍普金斯（R.T.Hopkins）的《托马斯·哈代的多塞特》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28年帕特克·布雷布鲁克（Patrick Braybrooke）的《哈代及其哲学》，作者指出，哈代的悲观主义植根于他的“内在意志力”，这一概念后来被看作哈代哲学思想的核心。20世纪30年代以来，哈代在英国文坛的经典地位已逐步确立，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声名远播，其间，哈代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其中，伍尔芙（Woolf）和劳伦斯（Lawrence）分别在《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和《托马斯·哈代研究》中对哈代及其作品给予了全面肯定和高度评价，奠定了哈代在英国文坛的重要地位。1940年哈代百年诞辰，著名诗人W.H.奥登（Auden）等人为《南方评论》（South Review）纪念专刊撰文，再一次肯定了哈代的辉煌成就，自此，西方哈代研究势头一直不减，一路高歌，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观点对哈代进行了研究，成果丰硕，不胜枚举。各种研究通过不同的理论，主要从社会、政治、阶级、性别、婚姻、伦理、哲学、宗教、乡土、创作手法等方面对哈代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尤其对哈代的悲观主义和人物的悲剧命运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探讨，本书不再赘述。2007年6月，耶鲁大学举办了国际哈代学术研讨会。近年来，许多批评家也开始留意哈代小说的音乐性和诗性、语言特色、建筑叙事、服饰叙事等细节因素，开始关注哈代的次要小说。
生平研究是哈代研究的重要方面，据何宁统计，自1928年起，各类哈代传记、回忆录和生平资料等专著就有200多种。1982年麦克尔·米尔盖特（Michael Millgate）出版的《托马斯·哈代传》考据丰富，资料翔实，成为研究哈代生平最权威的资料，2004年出版了修订版。米尔盖特和R.L.泊蒂（Richard Little Purdy）从1978年到1988年间合作出版的七卷本《哈代书信集》也是哈代研究的宝贵资料。到了21世纪，哈代的传记热还在持续，出现了拉尔夫·派特（Ralph Pite）的《托马斯·哈代生平》（2006）、克莱尔·汤姆林（Claire Tomalin）的《托马斯·哈代：一个历经沧桑的人》（2006）和威廉姆·格林斯莱德（William Greenslade）的《托马斯·哈代：“事实”笔记》（2004）。《托马斯·哈代：“事实”笔记》收录了哈代众多笔记中的事实部分，更加充实了哈代研究的文献资料。以上这些传记作品都是本书比较倚重的资料。考克斯（Cox R.D.）主编的《托马斯·哈代：批评遗产》（1970）汇集了1871年至1918年近五十年来刊登在各种期刊上的具有代表性的评论，这些评论从不同层面对哈代及其作品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2009年凯斯·威尔森（Keith Wilson）编辑出版的《哈代指南》汇集了当代西方哈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看出西方近年来的哈代研究呈现出观点新颖、方法灵活多样、视角独到、手法细腻的特征，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政治、阶级、性别、婚姻、哲学思想分析等的窠臼，丰富了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使哈代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
哈代长期以来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和研究者的关注，早在20世纪20年代，哈代就被介绍到中国，1921年11月10日发表在《小说月报》“译丛”栏目的由理白翻译的哈代短篇小说《娱他的妻》是中国最早的哈代介绍。1923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上刊登了徐志摩翻译的哈代的两首诗：《她的名字》和《窥镜》。自此“哈代”成为至今通用的译名。1937年李田意出版的《哈代评传》是中国第一本哈代研究专著。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论哈代的〈苔丝〉、〈还乡〉和〈无名的裘德〉》，刊登了蔡素文、陈燕娜等从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哈代文本的六篇文章。张中载1987年出版的《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分析了哈代小说的戏剧性、婚姻观、宗教观、技巧和风格，强调了哈代小说中以偶然巧合为主的情节模式。聂珍钊的《悲戚而刚毅的小说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1991）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哈代的十四部长篇小说的主题及艺术手法。吴笛1994年出版的《哈代研究》从小说和诗歌两个层面对哈代的创作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对哈代的悲观主义和“积极向善论”做出了独到的阐释。朱炯强的《哈代——跨世纪的巨人》对哈代生平、作品和批判现实主义进行了论述，同时指出了哈代的现代主义倾向。张玲在2002年出版的《哈代》中指出哈代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其创作融合了传统思想和现代意识，张玲同时把哈代诗歌分为叙述、抒情、战争和感性四类。颜学军2007年出版的《哈代诗歌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哈代诗歌研究专著，从自然、爱情、战争、死亡、宗教、时间六个方面深入研究了哈代的诗歌主题。丁世军2008年出版的《哈代小说伦理思想研究》通过对英国文学的伦理传统的追溯分析了哈代小说的伦理思想。吴笛的《哈代新论》（2009）以新的观点剖析和考察了哈代小说和诗歌的深层内涵，从生态批评、心理学批评、法律视角、影视、民间艺术等多角度分析了哈代小说和诗歌。同年，高万隆出版的《婚恋女权小说：哈代与劳伦斯小说的主题研究》结合女权主义对哈代和劳伦斯的婚姻观和爱情观做了分析和比较。何宁的《哈代研究史》（2011）对国际国内哈代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梳理，在彰显哈代研究辉煌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中国哈代比较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通过与不同作家单层面或多层面的对比，挖掘出哈代作品的特质和风格，比较研究已成为哈代研究中一个比较受人关注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的别开生面的渠道。
关于哈代的民俗文化研究，有两部著作值得一提，一是罗斯·A.费若（Ruth A.Firor）早在1931年的专著《托马斯·哈代的民俗》（Folkways in Thomas Hardy），另一部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专业贝蒂·R.郎博德（Betty Ritch Lombardi）博士1976年的学位论文《托马斯·哈代威塞克斯小说中的民俗因素》（Folklore in Thomas Hardy’s Wessex Novels）。《托马斯·哈代的民俗》全书共分十四章，前十三章全面详细地分析了哈代小说中的各类民俗因素并追溯了它们的历史渊源，只在最后一章简要地分析了民俗在哈代小说中的功能和意义，其核心在历时性的民俗探源和文化分析，该书资料翔实，分析透彻，是哈代民俗因素研究很有价值的成果。《托马斯·哈代威塞克斯小说中的民俗因素》是民俗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哈代民俗文化知识的分析，其余五章中，郎博德选择了哈代的五部小说，每一部小说自成一章，详细分析了每一部小说中的民俗因素。费若和郎博德的两部著作都从民俗学的角度追溯了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中的民俗事象的历史渊源，分析了各类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但没有把民俗因素放置在文学文本的场域进行探讨和分析，是小说文本中的民俗研究，是纯粹的民俗学领域的研究，而不是民俗视域下的小说研究，其落脚点在于民俗而不在于文学，没有涉及民俗与文学的深层联系，理论比较单一，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另外还有一些与民俗存在关联的研究，如，G.格兰·维肯斯（G.Glen Wickens）的《托马斯·哈代、一元论和狂欢传统：〈列王〉中的一元与多元》（2002）阐述了《列王》中的民间狂欢色彩。安德鲁·莱福德（Andrew Radford）的《托马斯·哈代与岁月留痕》（2003）从19世纪后期人类学的发展切入，研究了哈代小说中的原始文化成分以及哈代对原始文化的复杂态度，分析了哈代和人类学家泰勒观点的一致性。卡迪夫大学的派特在《近年哈代批评》中指出，19世纪人类学的发展对富有考古资源和正在消亡的迷信的哈代故乡产生了很大影响，该研究对人类学有权威性的指导意义。哈代小说的地方性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西门·盖特里尔（Simom Gatrell）在《托马斯·哈代的威塞克斯观点》（2003），拉尔夫·派特在《哈代的地理：威塞克斯和地方小说》（2002）中分析了19世纪后期英国社会地方性的形成，同时也涉及一些与本书有些关系的话题。弗古森（Ferguson）的论文《托马斯·哈代〈还乡〉中的祝火之夜》追溯了祝火的历史，分析了祝火在小说中的政治意义，指出“祝火意象有和小说的政治隐喻相关的重要意义”，麦克尔·塔夫特（Michael Taft）的《哈代的民俗手段和文学想象：以〈卡斯特桥市长〉中的卖妻为例》分析了哈代如何借鉴卖妻陋俗并通过想象进行小说创作的手段。除费若的专著和郎博德的博士论文外，国际哈代研究近年没有出现与民俗书写相关的论著和博士论文，从派特的《近年哈代批评》对近二十年来西方哈代研究状况的分析中也没有发现与民俗书写相关的论著。但哈代的民俗书写一直受到关注，2013年7月25日，埃克塞特大学（Exeter University）的彼得·罗伯森（Peter Robertson）博士在多塞特博物馆做了题为“托马斯·哈代与多塞特民俗”的专题讲座；2014年4月，英国民俗协会和哈代协会在多切斯特的谷物交易场（The Corn Exchange）联合举办了题为“民俗、托马斯·哈代和乡村书写”的专题研讨会。
国内学者主要以《苔丝》和《还乡》为主，从四时节庆、礼仪习俗、神话传说和民歌谚语等方面分析了哈代小说的民俗事象、民俗手法、民俗文本价值和乡土色彩以及哈代的乡土情结，主要论文有韦玫竹的《“神”“人”有位 枯荣有时——哈代〈还乡〉的文学人类学试读》、杨艳兰的《论哈代小说〈还乡〉中民俗的运用》、代淑为的《试论〈苔丝〉中的民俗因素》、丁世忠的《哈代小说中的民间活态文化及其价值》、张一鸣的《哈代小说创作中的地理基因问题》以及吴为娜的硕士论文《论哈代小说的乡土色彩和民俗因素》。一些学者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哈代小说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渊源，比如许海燕的《论哈代小说的历史文化底蕴》；一些研究者则着眼于哈代与古希腊悲剧的联系，用原型理论来分析哈代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如冯茜的《亨察尔：十九世纪的俄狄浦斯王》、张燕的《苔丝，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对哈代〈苔丝〉的人物原型读解》、包红芳的《从原型批评理论角度解读哈代〈还乡〉中主人公形象原型》。此外，滕爱云的《哈代小说艺术的狂欢化》《威塞克斯“万物有灵”观与哈代小说的神秘风格》主要分析了哈代小说的狂欢色彩、万物有灵和神秘风格。一些学者还探讨了哈代作品中的民谣因素，如滕爱云的《哈代小说民谣的隐喻叙事》、陈庆勋的《吟唱着英国民谣的哈代作品》和马弦、刘飞兵的《论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民谣艺术》，从不同程度分析了英国民谣传统对哈代的影响以及民谣在哈代作品中的叙事功能。还有一些学者用文学比较的形式阐述了哈代和其他作家的民俗风格、民俗思想和乡土建构，主要论文有魏华莹的《民俗文化的诗性建构——汪曾祺、哈代乡土文学比较》、任良耀的《现实主义之树常青——威塞克斯、约克纳帕塔法和马孔多给我们的启示》《威塞克斯、约克纳帕塔法和马孔多源头初探》、李雪梅和舒容的《鲁迅与哈代乡土文学共异性研究》。总体而言，国内至今还没有出现全面综合分析哈代小说民俗及民俗叙事艺术的学术专著，一些论文对哈代民俗只做了片段性的个例分析，没有进行综合研究。
纵观中外哈代研究，可以发现，生平研究及对悲剧品质和悲观主义的探讨占哈代研究相当大的比例；另外，从文本上看，目前哈代研究偏重于长篇小说研究，诗歌和短篇小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短篇小说尤其是一个薄弱环节。长篇小说中“性格与环境小说”备受关注，而“机巧小说”和“浪漫与幻想小说”相对冷落，有些小说至今尚无中译本，有待专家学者做进一步的开拓和发展。从研究主题上看，研究者们主要从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社会、美学、自然等方面对哈代进行细致深刻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方法视角、理论依据、成果形式也多种多样；但从民俗学视角跨学科综合研究哈代小说尚处起步阶段，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开拓，尤其国内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研究面也相对狭窄，在这一领域尚无系统、深入、全面、广博的研究，缺乏高质量、高层次的学术成果，也没有形成专著或博士论文，相当一部分研究只是围绕几部主要小说的简单重复。国内许多研究者主要以《还乡》《苔丝》为研究对象，缺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论述略显单薄，内容相对空泛，形式比较单一，资料不够翔实，相对于哈代其他方面的丰厚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哈代小说尚待进一步开发，需要深入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有很大的创新性，是我国哈代研究的一个突破和创新。外国文学研究往往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主流文化层面，忽略了非主流的民间、民俗文化，以民俗学理论为依据全面研究和梳理哈代的民俗文化思想、厘清哈代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民俗成分与小说叙事的内在联系，可为哈代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切入点，从而充实和丰富国内外哈代研究。因此，本书立足于民俗学，结合文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等相关学科，深入细致地对哈代威塞克斯小说文本所反映的民俗文化以及近年来的相关批评论述进行全面梳理，厘清民俗文化与哈代文学创作之间的深层关系，力求为国内外哈代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供广大哈代研究者和爱好者借鉴，同时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哈代的文本内涵，深入了解哈代的民俗思想、民俗态度、民俗情结、民俗策略、民俗艺术，从民俗文化的层面帮助国内读者更好地了解英国民俗，了解与之相关联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知识，促进中英民族的文学文化交流。“民俗学视域下的哈代小说研究”属于跨学科综合研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新意，有很大的前瞻性、拓展性和延伸性，以民俗、民间文化为出发点也是近年英美国家哈代研究的热门主题，有不断深入、渗透和拓展之势。三、研究意义和思路方法
民俗学视域下的哈代小说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民俗学角度研究哈代小说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以民俗文化为主要透视点，通过挖掘整理哈代小说中的民俗书写和民俗事象，对民俗事象进行历史钩沉，梳理哈代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展现哈代笔下复合着历史、地理、政治、法律、艺术诸因素的多元地方文化，为了解西方民俗文化尤其是一个世纪前逐渐湮没的英伦民族的文化遗留提供一定的资源和信息，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威塞克斯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领略英伦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风貌。
第二，研究和探讨哈代的民俗思想、民俗意识、民俗渊源、民俗策略以及民俗文化与小说创作的深层关系有利于读者全面了解哈代的民俗认同、民俗态度和民俗情结，帮助读者和广大哈代爱好者更好地把握、理解和诠释哈代小说的民俗内涵、民俗审美、民俗意蕴和民俗艺术，发现民俗事象在威塞克斯小说中的文本价值。国内哈代读者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哈代小说中带有民俗倾向的文化暗示、典故、习语，相信本书会对他们有所裨益，有助于他们更深刻地理解哈代作品，感受反映在文本中的民俗文化魅力。
第三，立足于民俗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跨学科研究哈代小说，迎合了当今文学、文化研究开始注重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提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特别是在追求和崇尚多元文化、反对主流文化一统天下、抵制文化单一模式的今天，有必要研究具有乡土性、地域性、民族性的特色文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反映出当今文学界开始关注民间、民俗、民族、地方、乡土文化的信息。
立足于民俗学，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跨学科综合研究哈代小说，打破了孤立的文本探讨和单一的民俗溯源，研究涉及哈代多种文本，避免了以往研究只注重个别文本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分析和研究哈代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通过地方和家庭两方面的文化影响来考量哈代的民俗文化来源，揭示威塞克斯民俗文化与哈代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全面研究哈代小说创作的民俗思想、民俗态度、民俗意识和民俗策略是哈代研究领域的一个突破。民俗文化的文本内外价值并重，挖掘民俗书写的社会意义及其在当今文化语境下对人类生存的启示，具有时代新意。本书充分体现了广义上的全面互文性，各类相关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形成了学科间的互文，多种文学理论共用形成了理论上的互文，以长篇小说为主兼顾诗歌与短篇小说，形成了文本取材上的互文，中译本和英文原版同时参考形成了中英文本上的互文，中西观点共存形成了东西文化上的互文，在多种互文关系建立起来的广泛联系中研究哈代小说有助于全面把握哈代的民俗思想、民俗情结、民俗策略和民俗艺术，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诚然，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难点，也是富有新意的挑战。本书主要的研究方法如下：（1）本书立足于民俗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以文本细读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研究哈代小说的民俗文化及民俗叙事艺术。（2）在文本取舍上，以哈代的长篇小说为主，兼顾诗歌和短篇小说；因本书以中文撰写，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中译本和原文本兼顾的原则，避免因译者不同或版本不同而造成的失误；在资料参考上，坚持以英文资料为主、中文资料为辅的原则。（3）“国际—国内”两层面相结合探寻哈代民俗思想和民间情结形成的客观语境，“地方—家庭”两层面相结合为哈代民俗文化溯本求源，并结合历史学为哈代文本中的民俗事象进行文化探源。（4）以民俗为中心，坚持多种理论并用，用互文理论分析哈代小说与民俗事象的互文关系，用尼采的“酒神理论”分析威塞克斯的酒俗与醉酒叙述，用荣格原型理论分析哈代小说中的神话艺术。（5）坚持中西理论并用，以西方理论为主、中方理论为辅，感性和理性相结合，从而提炼出中国人眼中的哈代，抽象出哈代的民俗思想和民间态度，总结出哈代的民俗策略和民俗艺术，结合艺术美学进行哈代作品的民俗文化审美，概括民俗书写的文本内外价值。四、哈代生平与作品简介
英国跨世纪小说家兼诗人哈代以其丰硕的文学成果和精湛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哈代于1840年6月2日出生在英国多塞特郡的上博克汉普顿村，于1928年11月11日卒于家乡的“宏门”（Max Gate），骨灰安葬在西斯敏斯特教堂诗人角，而其心脏却和父母一起葬在家乡斯丁福德教堂墓地。哈代一生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风云变化。哈代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只有八年，1856年开始师从多切斯特当地建筑师约翰·黑科斯（John Hicks）学习建筑，六年后前往伦敦从事建筑工作，1867年返回故乡。在此期间，哈代一边继续建筑工作，一边尝试文学创作。1874年，《远离尘嚣》的成功使他跻身于专业作家的行列。哈代一生创作了十四部长篇小说，1867年至1868年间完成的《穷汉和贵妇人》在梅瑞狄斯的劝告下没有出版，哈代的小说创作正式开始于1871年。《非常手段》是哈代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后来陆续写了《绿树荫下》（1872）、《一双蓝蓝的眼睛》（1873）、《远离尘嚣》（1874）、《贝妲的婚姻》（1876）、《还乡》（1878）、《号兵长》（1880）、《冷漠的人》（1881）、《塔上二人》（1882）、《卡斯特桥市长》（1886）、《林地居民》（1887）、《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5）和《意中人》（1897）。除长篇小说外，哈代还创作了近五十篇中短篇小说，分别收于《威塞克斯故事集》（1888）、《贵妇群像》（1891）、《人生的小讽刺》（1894）和《浪子回头及其他故事》（1913）四部故事集中。哈代小说都以威塞克斯这个虚构的地方为场景，所以哈代小说也常被称作威塞克斯小说。哈代本人在编辑“威塞克斯版本”时将小说分为三类：《绿树荫下》《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林地居民》《苔丝》《无名的裘德》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威塞克斯故事集》和《人生的小讽刺》为“性格与环境小说”，这类小说在现实主义手法的基础上以社会、家庭、个人三层面相结合的形式来剖析社会，解读家庭，思考个性，文本穿插了大量的民俗因素，威塞克斯的民俗和哈代的民俗叙事策略主要体现在这类小说中；《一双蓝蓝的眼睛》《号兵长》《塔上二人》《意中人》以及中短篇小说集《贵妇群像》为“浪漫与幻想小说”，这类小说主要以男女爱情为主题，将现实主义手法与浪漫遐想相结合，渲染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非常手段》《贝妲的婚姻》《冷漠的人》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浪子回头及其他故事》为“机巧小说”，也有人把这一类小说称为“爱情与阴谋小说”，该类小说以婚姻为主题，创作手法类似于英国传统的侦探小说，弥漫着浓厚的哥特氛围。也有人把哈代小说分为两类，即威塞克斯小说和其他小说，“性格与环境小说”是威塞克斯小说的代表作品，是哈代小说的巅峰之作。哈代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上，美国历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W.P.特伦特（Trent）于1892年11月在《西瓦尼评论》（Sewanee Review）中用四个能力总结了哈代作为优秀作家的品质：第一，以优秀的个性风格，用清晰、有力和富有魅力的英语准确表达自己思想的罕见的能力；第二，描写和诠释无生命的自然的高超能力；第三，叙事能力；第四，人物塑造能力。
哈代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哈代与丁尼生（Tennyson）、勃朗宁（Browning）、阿诺德（Arnold）被并称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诗坛的四大巨匠。虽然长达25年的小说创作占据了哈代的黄金创作期，但哈代对诗歌始终不离不弃，哈代钟情于诗歌，认为诗歌是最有价值的文学形式，哈代6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始于诗歌，终于诗歌，哈代的诗歌生涯比任何其他维多利亚诗人都长，甚至比任何一位英国诗人都长。“哈代的诗歌生涯起于1860年，止于1928年，前后横跨维多利亚中晚期、爱德华时代、乔治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以及20世纪20年代。其间，哈代诗歌经历了从传统诗到自由体诗的重要转变。”19世纪60年代，哈代开始诗歌创作，作品颇丰，却均遭拒绝，未能发表，即便如此，哈代从未放弃诗歌学习和创作。1867年，哈代因健康问题从伦敦返回多塞特，开始尝试小说创作，一直到1895年，持续了近30年，1895年，小说《无名的裘德》出版后，由于文本中对基督教和英国当时教育制度的猛烈抨击以及对西方社会虚伪伦理道德的尖锐批评，引起了教会的强烈不满，招致资产阶级卫道士们的疯狂责难，声讨哈代的文章见诸各大媒体，哈代遭遇了极大的非难。维克菲尔德主教（Bishop of Wakefield）写信给多个报刊，说《无名的裘德》使他怒不可遏，只好付之一炬，后来又写信给国会议员W.F.D.史密斯（Smith）状告哈代，后者下令把《无名的裘德》从图书馆撤走，并且指示今后对哈代的其他作品要进行严查。《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上也刊登了加尔德女士的批评文章，该文严词指责《无名的裘德》的不道德思想和文笔上的粗糙，并不无夸张地说《无名的裘德》使她透不过气来。哈代在给乔治·道格拉斯的信中描述了当时各大媒体的强烈反应，《卫报》（Guardian）诟病小说“玷污了神圣”，《世界》（The World）“差点晕了”，《保茂晚报》（Pall Mall Gazette）“大发雷霆”。感于媒体的舆论压力，哈代于1896年10月17日在笔记中写下这样的话语，抒发了自己的感慨：也许用诗歌，我可以针对一大批人还在热衷的顽固僵化的成
见，更加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比如在激情的诗中大声
疾呼最高推手（the Supreme Mover），原初动力（the Prime
Force）一定要么力量有限、无知，要么残酷，这也是再明显不
过的，几个世纪来都是如此，顶多让他们思想震撼；可是如果在
散文中提出就会让他们讥笑、暴怒，让所有的文学柔术家们攻击
我，一个毫无恶意的不可知论者，就好像我是一个鼓噪叫嚣的无
神论者，因愚蠢和无知他们将二者混为一谈。假如当年伽利略用
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地球自转的学说，宗教法庭就可能不会纠缠
他。
自此，哈代彻底放弃了小说，专心致力于诗歌创作，1898年出版的《威塞克斯诗集》是哈代的第一部诗集，此后相继出版了另外七部诗集，有《今昔诗集》（1901）、《时光的笑柄》（1909）、《命运的讽刺》（1914）、《瞬间一瞥》（1917）、《早年与晚期抒情诗》（1922）、《人世杂览》（1925）、《冬日之言》（1928）。哈代一生共创作了947首诗，其中也包括从未发表过的作品，收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新版的《托马斯·哈代诗全集》。哈代在戏剧创作方面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哈代一生写了两部戏剧：《列王》（1904—1908）和《康沃尔王后的著名悲剧》（1923）。《列王》规模宏大，波澜壮阔，是一部以欧洲重大历史变革为背景的大型史诗剧，全诗共分三卷十九幕一百三十场，《列王》问世后在英国文坛曾一度引起轰动，被誉为堪与《失乐园》和《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的旷世佳作。《康沃尔王后的著名悲剧》是一部取材于欧洲古老民间传说用英国韵文体写成的民间戏剧幕面剧。
哈代辉煌的文学成就是留给世界文学的无价之宝，是人类一笔不朽的精神财富，19世纪风云变幻的多塞特及其丰富的民俗文化在哈代的威塞克斯艺术世界中得到了永恒。第一章 哈代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形成的历史背景
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与欧洲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欧洲大陆普遍注重民间文化的历史大背景和英国国内热衷民俗文化研究的风潮，为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大凡一个作家的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的形成都离不开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的影响。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起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为欧洲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诞生创造了客观条件，民俗学和人类学在英国的勃兴又为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创造了客观条件，为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分析哈代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一种全方位综合研究哈代民俗思想渊源的方法，把哈代的民俗思想渊源放在文化影响的普遍联系之中，用弗莱提出的“向后站”的方法来看待作家思想和风格形成的因素可以避免只见树不见林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本章从国际国内大环境的角度，本着客观的态度，探讨英国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19世纪英国考古热、建筑业复古热和19世纪英国乡土文学思潮对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分析19世纪英国社会变革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及其对哈代文化恋旧与民俗情结的催生作用，为哈代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溯本求源，寻找文化依托。一、欧洲民俗学人类学兴起的历史条件
18世纪末19世纪初，动荡的欧洲大陆正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和变革期，争取自由、民主，反对王权专制和殖民压迫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推动民俗学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当时民间文学被视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被当作提高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媒介和手段。法国大革命是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一推手，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上千年的封建王权专制，废弃了贵族世袭制度，消灭了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贵族统治制度及旧的社会体制。18世纪后期，随着生产力和科学的发展，资产阶级势力日益壮大，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他们开始有了强烈的政治欲望，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争取政治权利，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封建王权制度、颠覆贵族体制的革命，法国革命使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法国革命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为欧洲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为西方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壮大从政治和思想上创造了条件，民族主义把语言看成是衡量民族力量和品质的尺度，民族主义者特别强调饱含民族深情的民间文学内容，因此，带着一种强烈的政治诉求，人们开始对民间传说、歌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大量搜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口头文学资料。发端于德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共鸣，各国纷纷效仿，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影响欧洲并波及全球的民族主义运动，从而推动了民俗学的发展。
德国著名哲学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赫尔德（Herder）是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作为“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领袖，赫尔德特别强调民歌民谣和民族语言在表现民族感情、建构民族文学方面的核心价值，称民谣为人民最纯洁的心声，他认为民歌民谣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沧桑历史和思想情感，是一个民族心声最朴素的表露，借助于歌谣，人们可以找到最深沉的民族情感，可以实现最基本的民族认同，因此他指出民歌民谣是实现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最根本的途径。赫尔德于1770年开始搜集民歌，1778年整理出版了《民歌集》，1807年再版时改为《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赫尔德继承了维科（Vico）的《新科学》所阐述的历史持续发展观，强调不同历史阶段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指出人们有必要到前人祖先那里去寻求古老的民族精神，他呼吁国人要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弘扬自己的民族精神，建议从中世纪找回本应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赫尔德接受了维科诗歌反映历史的观点，号召国人从民歌中重新发现民族灵魂，他认为民歌是民族文化和思想情感的宝库，留下了民族情感的烙印。赫尔德指出，民歌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形式，是民族灵魂的载体，是忠实记录民族语言、展示民族文化魅力的主要媒介。在赫尔德民歌理论的鼓舞下，德国掀起了一阵民歌热潮，先后出版了大量的民歌集，其中有蒂克（Tieck）的《民间童话》、阿尔尼姆（Arnim）的《儿童的奇异号角》、格勒斯的《德国民间故事书》和《古代神话故事集》、格林兄弟（Jacob Grimm&Wilhelm Grimm）的《德国传说》和《儿童与家庭童话集》。赫尔德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广为传播，他对民歌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赞赏，影响了欧洲其他民族，成为他们唤起民族信心、恢复民族斗志、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武器，同时也推动了浪漫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就是以民族语言为核心，通过民间口头文学等民间文化来建构民族意识，促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情感，找回民族自信。民族主义推崇中世纪的黄金时代，提倡深入民间，从民歌、民谣、民间传说、史诗、神话等民间文学中找回民族文化的根源，发现民族的心灵寄托和精神家园。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凝聚一个民族、建构或重构民族认同、激起民族情感的文化纽带和心理基础。民间文学在欧洲民族主义运动中承担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被视为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重要手段，民俗学就这样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而诞生。作为欧洲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最直接的结果，欧洲和美国纷纷成立了国立民俗协会：1831年，芬兰成立了“芬兰文学会”；1878年，英国正式成立了“英国民俗协会”（the English Folk-lore Society），其宗旨为“保护和宣传大众传统、传奇歌谣、地方习语谚语、迷信、古老习俗以及所有与之有关的主题”；1888年，美国也成立了“美国民俗协会”；1891年，召开了“国际民俗大会”。在法国大革命和欧洲民主革命推动下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赫尔德民歌民族理论是民俗学兴起的直接动力，也为欧洲人类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二、英国民俗学人类学的兴起对哈代的影响
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这些概念首先产生于英国。民俗学概念比人类学早20年，比“文化”一词约早20年，1846年，英国学者W.J.汤姆斯（W.J. Thoms）首次创造了“民俗学”（folklore）一词。“人类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anthropos（人）和logia（科学），人类学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威廉·R.巴斯科姆（William Russell Bascom）在《民俗学与人类学》中指出：民俗学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即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通常也是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文艺学、文学、心理学等学科所涉及的内容，因此，民俗学与多种学科之间形成了跨学科模式。由于自身的学科特点，民俗学至今没有独立的学科理论，它的理论形成和发展往往和以上提到的相关学科同步进行，跨学科研究是民俗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民俗学尤其跟人类学存在着密切联系，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目的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和互补之处——例如民间文学部分或口头文学部分——因此，民俗学研究常常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19世纪欧洲重视民间文学热潮的影响下，英国也开始关注民间口头文学和能够体现古老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的民俗事象，主要收集、记录和研究民间歌谣、戏剧、民间故事、传奇、习俗和信仰等民俗文化，并于1878年成立了英国民俗协会，同年创办了名为《民俗记录》（Flok-Lore Record）的期刊，也就是今天的《民俗》（Folklore）。民俗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民俗学这门学科在英国逐渐走向正规化、科学化和系统化。随着民俗学的不断发展，英国涌现出了安德鲁·兰格、G.L.高姆、爱德华·克劳德、阿尔弗雷德·纳特、弗雷泽等著名民俗学家兼人类学家。由于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方法跟人类学基本一致，道尔森（Dorson）在《英国民俗学家》中把19世纪英国民俗学家也称作人类学家，他指出，19世纪英国民俗学家既是民俗学家也是人类学家。安德鲁·兰格（Andrew Lang, 1844—1912）是当时民俗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热衷于苏格兰传统习俗和民间歌谣，对民间故事和希腊罗马故事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堪与格林兄弟相媲美。兰格在《习俗与神话》（Custom and Myth）的第一章“民俗学的方法”中就提出了民俗比较研究法并且分析了比较法的缘由，他鼓励民俗研究者把野蛮人的神话与观念同欧洲农民进行比较，因为这些农民仍然保留了原始遗留的某些痕迹，他们是古老习俗的活化石，有助于种族遗留的考证。民俗比较研究法成了19世纪后期英国乃至欧洲民俗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深受泰勒人类学思想影响的进化论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基本理论。神话研究是19世纪早期民俗研究的重要内容，兰格的人类神话学派和德国民俗学家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 1823—1900）的自然神话学派之间引起了激烈的论辩，最终以兰格的人类神话学派的胜利而告终。19世纪英国民俗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世界民俗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尤其以泰勒、兰格、弗雷泽等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思想在世界民俗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影响。
英国人类学在19世纪也开始萌芽，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日不落帝国”初见规模，探险、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人们开始关注“野蛮人”“落后的”文化习俗。1837年，非英国国教徒和辉格党激进主义者成立了“土著保护协会”（Aborigines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