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增秀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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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学说传承与创新： 浙江温病学家经验集萃试读：
前言
温病学说是中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传承和发展伤寒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特的理论体系，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医学诊治外感病的内容，影响极其深远。
在温病学说传承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少浙江籍医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章楠、王士雄、雷丰更是其中佼佼者，尤其是王士雄，后世将其与温病学说代表人物叶桂、薛生白、吴瑭相提并论，誉称为“温病学派四大家”。其他如吴坤安、娄杰、金有恒、陈士楷、何廉臣、胡安邦、曹炳章等，贡献亦很突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浙江籍医家叶熙春融古冶今，对温病学说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发挥。凡此，均为温病学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厥功甚伟。
有鉴于此，我们特将上述浙江籍医家对温病学说传承与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做深入的整理探讨，希冀为今天学习和研究温病学说提供珍贵的文献资料，使之进一步得到推广应用，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临床实践的作用。《温病学说传承与创新——浙江温病学家经验集萃》分生平简介、学术观点与诊治经验、原文选释、方剂选录和医案选按等。根据各医家的具体情况，项目不拘一格，文字有长有短，如王士雄为温病学派四大家之一，故不惜笔墨予以研讨。要在因人而异，灵活掌握。
编写力求选材精当，重点突出，研讨深刻和切合实用，尤其要注重各医家在理法方药上的创新之处，并结合编者的学习心得和临证体会，着力予以阐发，体现出继承中有发扬，整理中见提高。
古医籍中有些药物如犀角、朱砂等早已禁用，临床应用时可灵活变通。
书中药物由于作者生活地点各不相同，因此对于同一药物的称谓不甚统一，为保存古籍原貌，不便用现代规范的药名律齐。
药物剂量悉宗原文，对古剂量读者可根据古今度量衡标准予以换算。
限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同道指正。盛增秀全国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2017年6月吴坤安一、生平简介
吴贞，字坤安，浙江归安人（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后侨居吴中，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名医，生卒年不详，据《清史稿》载：“归安吴贞著《伤寒指掌》，亦发明桂案之旨，与瑭相同。”可见其系与吴鞠通同时期的著名医家。
吴氏少时体弱多病，遂究心于医，以求卫生之道。医理深奥，为求甚解，吴氏在反复研求先贤医著的同时，旁索诸家之书，上至《灵枢》《素问》，下至明清医家，无不悉心研读。对于诸家之言，吴氏均能独抒己见：认为方有执之《伤寒论条辨》、喻嘉言之《尚论篇》、柯韵伯之《伤寒来苏集》、王晋三之《绛雪园古方选注》均独出心裁，重开生面；刘完素之《伤寒直格》，每多发明温热之理，但惜杂于正伤寒内，在乎明眼择取；对于周禹载、叶天士、薛生白论治温热，不混于伤寒，则极为赞同，认为“发前人所未发”，“得伤寒之肯綮”。方步范《吴贞传》曰：“应世三十年，凡伤寒一证，在经治经，杜传经之渐，无论虚实，数剂辄愈。使病者不伤元气，易于痊复，仁心妙手，造福无量。”
清代中期两大学术流派出现了相融合的趋势，吴坤安立足伤寒，融合温病，提倡兼收并蓄，为寒温融会医家的代表之一。吴氏有感于南方当时之伤寒多半属于温热，治法与伤寒不侔，故著《伤寒指掌》，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均反映在其中。
该书为吴氏总结行医三十年辨治外感病临证经验所作，成书于清嘉庆元年（1796），其弟友石于嘉庆十二年（1807）刊印于世，此为现存最早版本。《伤寒指掌》刊刻后，经清代医家、吴贞的同乡邵仙根评点，再经何廉臣重订并加按语，刊行于世。何氏出于使后学认清门路，得所遵循，知凡百感症，一病有一病之疗法，不致为“伤寒”二字所囿之旨，将其更名为《感症宝筏》。
综观吴氏全书，即可知其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对前贤经验持审慎的态度。如《金匮要略》中所载“百合病”，吴氏坦言虽“尝留心于此，而遇斯证甚罕，故不敢述”。而他结合自身经验所抒见解，精辟独到，别开径窦，如他行医过程中体会到六气伤人，以湿为甚，因而提出“暑邪之害甚于寒；湿邪之害，更有甚于暑者。盖盛暑之时必兼湿，而湿盛之时不兼暑。暑邪止从外入，而湿邪兼乎内外。暑邪为病，骤而易见；湿邪为病，缓而难知”，并进而提出“外湿宜表散，内湿宜渗泄”的治则，至今对临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二、学术观点与诊治经验（一）学术观点和特色
吴坤安对外感病的辨治归宗于张仲景《伤寒论》，以“六经述古”和“六经新法”统括伤寒、温病的辨证施治，提倡寒温兼收并蓄，是清代寒温融合的代表医家。故而其著作《伤寒指掌》虽冠“伤寒”之名，但同时包含温病内容。1.归宗伤寒，提倡寒温相融合《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把外感病统称伤寒，并创立三阳三阴，概括外感热病的诊治规律，这也是张仲景《伤寒论》确立外感病六经辨治体系的依据。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六经辨证为诊治一切外感病的总纲，期间温病实践虽有一定进展，但由于其一直隶属于伤寒，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对温病的认识散在于《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及《外台秘要》等各代医籍中。至金元时期，中医学术界革新求变思想盛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对温病的认识也开始挣脱伤寒理论的藩篱，尤其是张洁古提出的“古方今病不相能”的名论，以及刘河间、王安道等医家开始认识到伤寒与温病的区别，治疗也不囿于伤寒辛温发汗，更多治法开始应用于温病的临床治疗中，温病理论中重要的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也初见雏形。在随后的明代，金元时期建立的温病理论在历经了大量临床实践的反复验证后，继续发展，并不断丰富：温病新感说、瘟疫由感染疠气引起及经“口鼻”途径传染均被提出；临床上更加注重辨证论治，并提出了专门针对瘟疫的表里九传辨证方法。至清代，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理论确立，终成温病理法方药完备的体系。而伤寒与温病的这一“由合而分”，引起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的学术争鸣，即后世所称“寒温之争”。
事实上，伤寒与温病总属于中医外感病范畴，两种学说各有所长亦均有不足，或“详寒略温”，或“详温略寒”，皆无法涵盖外感病的全部内容。因而历代医家往往既有寒温分立，又有寒温融合的理念，很难截然分开。若把二者结合，融汇一体，前后相承，互有补充，方可构成完整的中医外感病学术体系。有鉴于此，对外感病的研究出现了寒温融合的趋势，吴坤安即是其中一员。
吴坤安作为寒温融会的代表医家，其著作《伤寒指掌》虽冠以“伤寒”之名，但包含温病内容。吴氏认为伤寒乃外感热病的总称，认为：“凡感四时六淫之邪而病身热者，今人悉以伤寒名之，是伤寒者，热病之总名也。”书中把外感热病分为正病、类病、变病三大类。所谓正病，即六气致病，“其因于寒者”，如“霜降以后，天气寒冷，感而病者”。而类病则系“因暑、因湿、因燥、因风、因六淫之兼气，或非时之戾气，发为风温、湿温、寒疫等证，皆类伤寒耳”，并指出当时“正病绝少，类症尤多”，“类证实居伤寒之八九”。至于变病，则指由误治而出现的一种变证，“本不应有病，只因治不中期，或迁延日久，而变生诸证”。在辨证上，吴氏以六经辨证为基础，以卫气营血辨证为补充，特将伤寒与温病从疑似之处予以分析比较并辨证施治。吴氏认为“仲景伤寒，已兼六气，六经主病，已赅杂证，非专指伤寒立言”，因而在《伤寒指掌》中述六经本病卷及变病类病卷中，叙述伤寒曰述古，讨论温病曰新法，分篇论述，先古法次新法，古法悉本《证治准绳》《医宗金鉴》《伤寒来苏集》等书，新法则“参《叶案》第一书温热全书（指《续名医类案》卷首所录叶天士《温热论》）之治焉”。书中广收外感病种，包括冬温、风温、春温、温疫、寒疫、中暍、湿温、霍乱、湿痹、风湿、晚发、蓄血、痧秽等，寒温兼收，亦是其寒温融会思想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同时期浙江省另一著名医家俞根初亦是寒温融合派医家的代表，其温病证治思想与吴氏有相通之处。但不同于吴氏“立论宗伤寒，治法参叶薛”的温病辨治特点，俞氏立论执仲景之法，治疗则巧变仲景之方，旁参吴又可温疫之说，系将温病隶属于伤寒中，如“风温伤寒”“湿温伤寒”“大头伤寒”等，自成一派，因有别于传统伤寒及温病学派范畴，后世称其为“绍派伤寒”。2.重视湿邪，详述温病之因机
中医学论述温病病因，最早可上溯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论沿袭后世。宋代陈无择倡导六淫致病，提出“夫六淫者，寒暑燥湿风热是也……且如温病憎寒发热，不特拘伤寒也，冒风暑湿皆有是证”，此论可看作是对寒邪致病说的扩充。明代吴又可以温疫、温病、热病三名同义为前提，据其传染流行的严重危害性，认为病因并非六淫而是疠（戾）气，曰：“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吴氏在其著作《温疫论》中通过正反对比论证，否定包括寒邪在内的六淫为温疫的病因，具有显著的开创性价值和意义。至清初，在寒温争鸣逐渐兴盛的氛围中，叶天士另取与寒邪对峙的温邪立论，其著《温热论》开篇即云：“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书中深入阐述寒温致病在病机传变和治法等方面的区别。吴鞠通承叶氏之学，认为：“伤寒，阴邪也，阴盛伤人之阳也……温热，阳邪也，阳盛伤人之阴也。”叶、吴二人以温邪为先导，分别创立的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堪称温病辨治指针。后世有学者提出，当时寒温之争的实质即为辨证体系之争，伤寒宗六经，温病执卫气营血及三焦。
而与吴鞠通同时代的吴坤安，作为寒温融会温病医家的代表，对温病致病之由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首先，吴氏主张将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融会贯通。以伤寒六经为基础，结合卫气营血及三焦来认识外感病的本质和病因病机。《伤寒指掌》曰：“凡感四时六淫之邪而病身热者，今人以伤寒名之。”“其因于寒者，自是正病，若夫因暑、因湿、因燥、因风、因六淫之兼气或非时之戾气而为病者，皆类伤寒。病热虽同，所因各异，不可概以伤寒法治之。苟不辨明，未免有毫厘千里之差。”以风温为例，《伤寒指掌》有云：“凡天时晴燥，温风过暖，感其气者，即是风温之邪。阳气熏灼，先伤上焦，其为病也。”又云：“风温吸入，先伤太阴肺分，右寸脉独大，肺气不舒，身痛胸闷，头胀咳嗽，发热口渴，或发痧疹，主治在太阴气分。”由“先伤上焦”“先伤太阴肺分”“主治在太阴气分”可见，吴氏在病因病机上将六经、三焦及卫气营血联系起来。
吴氏认为六淫为病皆能发热，尤其强调湿邪之害。张凤逵《伤暑全书》谓：“暑邪之害，甚于寒。”吴坤安则认为湿邪更甚于暑，曰：“盖盛暑之时必兼湿，而湿盛之时不兼暑。暑邪止从外入，而湿邪兼乎内外。暑邪为病，骤而易见；湿邪为病，缓而难知。凡处泽国水乡者，于湿证尤宜加察焉。”外感之湿，或从雨雾中而得，或从地气潮湿中而得，或上受，或下受，或遍体均受，皆当以解肌法微汗之。兼风者，微微表散；兼寒者，佐以温药；兼热者，佐以清药，此为外受湿邪之治也。如内生之湿，留于脏腑者，乃从饮食中得之，凡膏粱酒醴、甜腻厚味及嗜茶汤瓜果之类，皆致内湿。治法不外上开肺气，下通膀胱，中理脾阳。然阳体多成湿火，而阴体多患寒湿，又当察其体质阴阳为治。综观全书，可知吴氏对于湿痹、风湿、表湿、中湿、破伤湿、湿热、寒湿等湿邪所致疾患颇有心得，无不一一探本求源，条分缕析，遣方用药极具临床指导意义。3.四诊合参，尤擅辨舌察斑疹
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思想，早在《难经》中就已明确提出，但明清以前的历代医家临证往往独尊脉诊，宋元时期望诊虽有所发展，但仅重望色，以致脉诊成为中医诊断学中一枝独秀的主流。这种局面直至明清时期才得到扭转，许多明清医家对于独重脉诊的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如汪石山尝谓：“惟以切而知之为能，其余三事，一切置之不讲，岂得谓知医乎？”当时医家对四诊合参的重要性做了系统深入的论述，许多问诊、闻诊的专论及望诊专著相继问世，四诊并重得以真正实现。其中望诊尤受清代医家重视，不少医家力主望诊为四诊之首，林之翰《四诊抉微》云：“四诊为岐黄之首务，而望尤为切紧。后贤集四诊者，皆首列切诊，而殿望闻问于后，简略而不能明辨，使后学视为缓务，置而不讲久矣。”而由于清代温病理论的蓬勃发展，望舌和望斑疹的成就极为突出，而有关舌诊及斑疹的论述，吴坤安颇有建树，其著作《伤寒指掌》中所列“察舌辨症法”至今仍可作诊治之指南。
舌为心之苗窍，又为脾之外候，五脏六腑通过经络和经筋的循行直接或间接与舌相接，吴坤安云：“病之经络脏腑，营卫气血，表里阴阳，寒热虚实，皆形于舌。”指出病之经络脏腑、营卫气血、表里阴阳、寒热虚实，均可通过舌苔、舌质变化反映于外，故“辨证以舌为主，而以脉症兼参之”。《伤寒指掌》共载舌苔80种，特色有三：①症状、舌苔合论。如黏腻是湿邪为患，其属性有寒有热：小便黄量少，大便黏腻不畅是湿热证；小便清白，大便稀薄是寒湿证。②从病势论舌苔。使用下法后，“舌苔顿去，而现紫色如猪肝者，此元气下泄，胃阴已绝不治；如舌苔去，现淡红色有神者佳”。③重视观察舌形。如书中用燥刺、焦刺、燥涩、杨梅状、圆大胖嫩、紫色圆厚等来描述舌形。吴氏辨舌立足临床，既弥补了六经舌诊之不足，又对三阴经的寒性舌苔进行了记载，对完善六经辨证的诊断内容亦有一定贡献。
吴氏发扬前人察舌辨证经验，结合自身临床实践所创的“察舌辨症歌”，语言精练，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对舌苔颜色、形态、厚薄、润燥、多色相兼等主症和治法都做了精当的论述，每首歌诀后附编者自注，对病症理法方药做简要说明，使读者一目了然，而朗朗上口的诗歌体裁，便于记诵，易于推广，使吴氏的舌诊思想可法可传。
吴坤安对斑疹的辨察亦是深得要领，对于斑疹的透发前兆、形态区别、治疗原则、预后判断等，都有独到的体会。吴氏指出：“大抵发汗不出，或虽汗不解，胸膈烦闷，呕恶不纳，足冷耳聋，脉沉而伏，或寸关脉躁动，便是斑疹欲出之候，须细诊之。”并结合察舌之长，指出舌苔纯黄中见黑点，纯黑中见红点，或黑苔聚于中心，此皆生斑之验。关于斑疹的形态区别，吴氏指出：“斑者，有触目之形，而无碍手之质，即稠和如锦文，稀如蚊迹之象也。”“疹者，有颗粒之象，肿而易痒，即痧瘾之属。”此外，吴氏还提出“内斑”之说，认为“凡温疫时感，每有内斑。其斑发于肠胃嗌膈之间，肌肤间不得而见”，此说前人未有论及，洵属吴氏创见，亦可备作临床参考。4.疫病诊治，参三法而分两途
吴坤安云：“仲景伤寒，书非全璧。止言温病热病，并无片言及疫，是以后人无善治之法。”其实早在《黄帝内经》时代，就已认识到了疫病的传染性和流行性，如“疠大至，民善暴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详尽描述了疫病起病急、发展快、症状相似、治疗困难等特点。但肇始于秦汉时期的疫病理论，迨至明清时期，随着《温疫论》等专著的问世才真正发展成熟。
吴氏认为喻嘉言、吴又可、张景岳对疫病论切治详，发前人所未发。同时也指出“景岳宜于汗，又可宜于下，嘉言又宜于芳香逐秽”，三家治法悬绝若此的原因，吴氏认为在于其所治之疫各有不同：景岳所论之疫，即六淫之邪，非时之气，其感同于伤寒，故每以伤寒并提，而以汗为主；又可所论之疫，从口鼻吸入，伏于膜原半表半里之界，非汗所能达，因附胃最近，入里尤速，故有急下、屡下之法；嘉言所论之疫，乃由于兵荒之后，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天地不正之气，更兼春夏温热暑湿之邪交结互蒸，人无隙可避，传染无休，而为大疫，其秽恶之气从口鼻吸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非表非里，汗之不解，下之仍留，故以芳香逐秽为主。三家论治不同，各有其证，故而吴氏主张“参三法为治，而分为两途”，三法即景岳、又可、嘉言治疫之三法，两途即汗法与下法，随证审察，合宜而用，不可拘执一说也。另外，吴氏还强调治疫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如久旱天时多燥，热疫流行，则宜清火解毒，忌用燥剂；天久霪雨，湿令大行，脾土受伤，民多寒疫，或兼泄利，则宜渗湿和脾。5.论述暑暍，辨动静阴阳之谬
邪是外感邪气中有严格的季节性的一类邪气，其产生有明显的季节局限性。我国北方地区从立夏到处暑大约经历四个月的时间，江南地区的暑热气候持续时间更长，岭南地区甚至有“长夏无冬”之说。中医学自《黄帝内经》已有对暑邪致病的认识，《素问·热论》有言：“后夏至日者为病暑。”但到明清时期相关理论才逐步完善，张凤逵《伤暑全书》、张介宾《景岳全书·杂证谟·暑证》、雷少逸《时病论·伤暑》皆有详细论述。而关于对暑病属性认识不同的开端主要源自金元时期，医家张洁古提出“动而得之为中暍，静而得之为中暑”后，阴暑的概念初现，发展至明代，张景岳明确“阴暑”之名，阴暑学说影响渐广。而吴坤安对暑邪的动静阴阳之分持不同论点。
吴氏认为，暑与暍，名异实同，二者皆指夏令炎热之气，感而为病，不必分属。而对于张洁古暑分动静的观点，吴坤安云：“盖动静不过劳逸之分，既均受暑，治法不甚相远。”并指出，行人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为中暍，暍即暑也。其症头痛，发躁，恶热，扪之肌肤大热，大渴引饮，汗大泄，无气以动，乃天热外伤元气，宜清暑益气为治。若静处高堂大厦之中，虽无暑气，然偶或冒暑应接，亦能中暑，如迎宾送客、观荷曝书之类，亦能偶触暑邪。更有斗室低楼，热气外逼，即静处室中，亦能吸收暑邪，俱当以正暑治之。至于张景岳所言“夏月受寒，静而得之”之阴暑，吴氏认为，若纳凉于水阁山房，或感冒微风，或静夜着凉，此外受阴寒，遏其周身阳气，以致头痛恶寒、肤热无汗等症者，乃暑月感寒，此为因暑而自致之病，非阴暑为病也，不得以“阴暑”名之。（二）临床诊治经验
吴坤安辨治外感病于伤寒温病学说兼收并蓄，立论宗伤寒，施治遵叶薛，辨证倡六经与卫气营血、三焦相结合，在辨斑疹、察舌目方面颇有心得，立法用药也多有发挥。1.立论归宗伤寒，施治遵循叶薛
吴氏对外感病的辨治，归宗于《伤寒论》六经，以“六经述古”和“六经新法”统括伤寒、温病的诊治，有机融汇了伤寒和温病的辨证论治体系。“六经述古”系《伤寒论》六经病证治。太阳述古主要论述麻黄汤、桂枝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麻杏石甘汤、五苓散、葛根汤等诸凡风寒在表证治；阳明述古则主要论述栀子豉汤、白虎汤、猪苓汤、三承气汤、茵陈蒿汤等诸凡里热证治。少阳述古、太阴述古、少阴述古、厥阴述古，亦全系《伤寒论》六经辨证。“六经新法”多系温病的辨治。太阳兼经新法中，吴氏认为如风寒初感有表寒见症，复兼舌苔白而燥，或兼微黄，口渴便赤，脉来浮滑者，此为太阳感寒、阳明有火，治以羌、防、葛根、连翘、黄芩、栀子之类，一以外散表寒，一以清解里热；如初期恶寒，即发热不已，目赤多眵，舌苔焦刺，口渴多饮，唇皴齿燥，脉来洪滑，此内有伏火、外感新邪而发，当以阳明为主治，宜凉解之，如犀角、连翘、黄芩、薄荷、栀子、豆豉、竹叶之类。可见吴氏对表寒里热证，并不拘于《伤寒论》先表后里治则，而是解表清里同治且尤以清里为主；病初虽有表证而里热为重者，则以清解里热为主，这较之《伤寒论》表里同病解表必用麻黄、桂枝等辛温之品，有明显突破。
阳明新法，吴氏认为热入阳明当分辨气血而治以清解、攻下、养阴、清疏等。凡遇发热、身痛、口渴、唇燥，或初起微寒，即发热不已，舌苔中黄边白，或黄燥如刺，脉来洪滑，此阳明内热为外感新邪引动而发，治宜清解，犀角、连翘、牛蒡子、薄荷、黄芩、葛根、防风、木通之类。对于阳明以胃实为病，大便不通者，因其热邪外出无路，下迫大肠，故下黄黑黏稠之粪，便下时肛门有热气，对此吴氏主张勿止之，只用清火解毒，其利自止。
少阳新法，吴氏认为其症初起，或见微寒，即发热不已，口苦目赤，胁痛胁满，渴而欲呕，脉来弦滑而数，舌苔白兼边红，或淡红色，初发于少阳，宜柴胡、茯苓、栀子、丹皮、连翘、薄荷之类清解之。如少阳兼营热而神昏谵语，或斑疹外透者，吴氏主张以生地黄、犀角、连翘、黄芩、薄荷、丹皮、黑栀、钩藤、银花等清胆府之热，兼解营分之邪。
而三阴新法中，邪在手太阴气分者，吴氏主张用辛凉轻剂，栀子、豆豉、橘红、桑叶、杏仁、连翘、薄荷、枳壳、桔梗、黄芩之类，若咳嗽则加前胡、苏子、象贝、羚羊角等。邪在手少阴营分者，用犀角、生地黄、竹叶、麦冬、连翘、石菖蒲、石斛、丹皮之类，若兼有痰，则加川贝、天竺黄等。邪在手厥阴，内闭心包者，用犀角、连翘、川贝、天竺黄、郁金、石菖蒲、金银花、钩藤之类治之。吴氏认为三阴无窍，俱须借阳明为出路。大便通者只宜清里解毒，大便不通者兼导之、清之，清里解毒。由此可见吴氏三阴新法与《伤寒论》相关证治法有本质区别。
综上所述，吴坤安对于温热病证治思路可归宗于《伤寒论》六经辨证，但亦有创新发挥，结合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用药则远热投凉，主以清解，不论太阳、阳明、少阳，均分辨其邪在气在血而清泄之，此乃遵叶、薛之法。2.辨证擅察斑疹，观舌颇具心得
斑疹是温病发病过程中的常见症状，其形态、色泽等对温病的病程进展有着重要的提示意义。吴氏对斑疹的透发前兆、形态区别、治疗原则、预后判断等，都有详尽的描述。对于发斑前兆，吴氏指出，大抵发汗不出，或虽汗不解，胸膈烦闷，呕恶不纳，足冷耳聋，脉沉而伏，或寸关躁动，便是斑疹欲出之候。舌苔纯黄中见黑点，纯黑中见红点，或黑苔聚于中心，此皆生斑之验。对于斑疹的形态区别，吴氏认为，斑疹有触目之形，而无碍手之质，即稠如锦纹、稀如蚊迹之象。或布于胸腹，或见于四肢，总以鲜红起发者为吉，紫色成片为重，色黑色青者不治。疹者有颗粒之象，肿而易痒，即痧瘾之属。对于发斑之治，吴氏主张解毒清火，宣通气血，药用犀角、连翘、赤芍、银花、川连、人中黄、瓜蒌皮、牛蒡子等内外两解。若因热毒内结，而致斑疹不易外透，宜从下泄，里气一通，则斑疹亦易于外透。判断斑疹预后，吴氏认为，凡斑鲜红起发稀朗者，虽大不妨；如针头稠密，紫黑成片者难治；杂蓝斑、黑斑者，死。凡斑既出，须得脉洪滑有力，手足温者易治，脉微足冷、元气虚弱者难治。斑疹透后，神识宜清，反加昏沉者难治。
此外，吴氏还首提“内斑”之名，指出其斑发于肠胃嗌膈之间，肌肤不得而见，其脉短滑，似躁非躁，症见口干目赤，手足指冷，烦躁气急，不欲见火，恶闻人声，耳热而红，或作寒噤，或作喷嚏，昏不知人，郑声作笑。治法亦以宣通气血、解毒化斑为主，药用连翘、紫花地丁、赤芍、紫草、银花、人中黄、白僵蚕之类，俾得脉和神清，方为毒化斑解。
吴坤安对舌诊十分重视，认为在温热病的诊治中，辨舌尤重于辨脉，尝谓：“病之经络脏腑，营卫气血，表里阴阳，寒热虚实，皆形于舌，故辨症以舌为主，而以脉症兼参之，此要法也。”其辨舌内容虽多宗叶天士《温热论》，但亦有新的阐发。《伤寒指掌》共载舌象80种：舌质部分37种，包括舌色15种、舌神1种、舌形20种、舌态1种；舌苔部分11种，包括单色苔3种、复色苔4种、部分苔色4种；舌苔合论部分28种，包括舌色、苔色合论6种，舌形、苔色合论22种；不治证舌苔部分4种。不仅数量上多于杜清碧《敖氏伤寒金镜录》及叶天士《温热论》，且注重观察舌形，将舌苔与症状合参，并结合病势分析舌苔。《伤寒论》以脉症立六经提纲，但未涉及舌苔，吴坤安对伤寒之舌诊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补充。《伤寒指掌》载：“凡临证，见舌无苔而润，或微白而薄，即在太阳；黄苔阳明；红色少阳；黑苔太阴；紫色少阴；焦紫厥阴阳邪，青滑厥阴阴邪。”为临床辨证提供了客观依据。其中“舌苔虽黄而未至焦老裂纹起刺，大便虽秘而未至痞满鞕痛，尚属胃家热而未实，宜清不宜攻；必再验其舌形，黄厚焦老，中心裂纹或起刺，腹中鞕满胀痛，方用承气，下之则安”。可见吴氏认为阳明经症的舌象变化主要反映在苔色上，而腑证的舌象既有苔色的显现，又有舌形变化，这对鉴别阳明病属性有很大借鉴意义。另外，《伤寒论》中对三阴病的舌苔记载极少，《伤寒指掌》则谓：“舌苔灰黑而滑者，此寒水侮土，太阴中寒证也。”苔黑滑更兼黏腻肥胖，为湿痰寒饮伏于太阴之舌苔；舌苔白而黏腻，为湿阻太阴之舌苔；舌形胖嫩色淡红，为少阴虚寒之舌苔；舌质青紫苔滑，为厥阴虚寒之舌苔。吴氏对三阴病舌苔的补充，充实了六经辨证的内容。
为使自身舌诊思想可法可传，吴氏特创“察舌辨症歌”，语言精练，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对舌苔颜色、形态、厚薄、润燥、多色相兼等主症和治法都做了精当的论述，每首后歌诀附编者自注，对病症理法方药做简要说明，使读者一目了然。3.补前人之未逮，专论温病救逆
逆者，治法与病机不合而误治也。外感热病治逆之论可上溯至 《伤寒论》，但对其论述欠详。清代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等温病医家对救逆诸法亦有研究，但相关论述散见于论、治之中，惟吴坤安 《伤寒指掌》中，有温病救逆法的专篇论述。
吴氏尝谓：“救逆者，救其误治之变证也。”书中救逆述古汇前贤对伤寒之救误，重在救阳；新法则集临床心得，多为温病之救误，将温病逆证归列误汗、误下两门。
误汗主要有汗不得法、汗之太过两端。对于汗不得法，吴氏认为营卫虚弱之人夹感不可峻汗，误用表药，则反加恶寒身痛，发热不止；而阴虚夹感之证，误用升提，则反致虚阳上冒，烦躁不宁。对于汗之太过，吴氏认为表散太过，则易致阴液伤耗，肺胃津伤，虚阳浮越，气化不利，症见手足挛疼、舌燥口渴、哕呃不食、眩冒振、气促似喘、二便艰涩等。
前人虽有“伤寒重在误下，温病重在误汗”及“温病下不嫌早”之说，但温病误下致生变证，亦不乏其例。吴氏认为：“症非阳明，不可攻下，误用硝黄，阳气灭绝也。”误下之后，或见“下利不止，百骸解散，无气以动”，或见“汗出而喘”，或见“直漏直泄，利无关闭”，或见“胸膈高起，手不可近”等变证。此皆因误下、过下，致使中气大伤，脾肾阳虚，食滞凝结之故。
知其为逆，必当救治，吴氏温病救逆的具体运用为：①津液内竭，血不荣筋者，以疏利气机为主，方用逍遥散加熟地黄、枸杞、钩藤。②津液被劫，化源垂竭者，以育阴固下为主，方用左归饮，或合生脉散，或加麦冬、当归、芍药。③胃阴亏耗，痰热内蕴，兼之胃气上逆者，以和胃养津为主，方用金水六君煎，或加麦冬、沙参，或与生脉散合用，另加丁香、柿蒂、胡桃肉、代赭石等。④肺胃阴伤，气逆不降者，以补肾纳气为主，方用都气饮加人参、胡桃肉、紫石英等。⑤阴阳两脱者，补肾固脱为主，方用左归饮合生脉散，加龙骨、牡蛎、龟板、白芍等。⑥营卫不和，误汗致虚者，以调和营卫为主，方用归芪建中汤或黄芪建中汤加减。⑦中气大伤，困阻脾阳者，以益气升阳为主，方用补中益气汤加炮姜。⑧状似结胸，实为寒凝者，宜温中开化为主，方用二陈汤加炮姜、枳实、厚朴、山楂等。⑨脾肾阳虚，时时欲脱者，急用参附汤加熟地黄。⑩命火衰微，关闸不闭，急予桃花汤重加人参。三、原文选释（一）类伤寒辨【原文】
凡感四时六淫之邪，而病身热者，今人悉以伤寒名之。是伤寒者，热病之总名也。其因于寒者，自是正病，若夫因暑因湿，因燥因风，因六淫之兼气，或非时之戾气，发为风温、湿温、温病、寒疫等证，皆类伤寒耳。病热虽同，所因各异，不可概以伤寒法治之。且伤寒正病绝少，类证尤多，苟不辨明，未免有毫厘千里之差。【阐释】
类伤寒是指表现上类似于伤寒但其病并非伤寒的疾病，“类伤寒”首见于宋代朱肱的《类证活人书》，并设专论进行了论述，真正将病名与类伤寒联系的是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吴坤安《伤寒指掌》列专论“类伤寒辨”，所谓“类伤寒”包括冬温、春温、热病、湿温、风温、中暍等多种属于温病范畴的疾病，与正伤寒自有不同，这对温病的辨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二）察舌辨症歌【原文】
六淫感证有真传，临证先将舌法看。察色分经兼手足，营卫表里辨何难。
白肺绛心黄属胃，红为胆火黑脾经。少阴紫色兼圆浓，焦紫肝阳阴又青。
表白里黄分汗下，绛营白卫治天渊。次将津液探消息，泽润无伤涩已亏。
白为肺卫仍兼气，绛主心营血后看。白内兼黄仍气热，边红中白肺津干。
卫邪可汗宜开肺，气分宜清猛汗难。入营透热羚犀妙，到血惟清地与丹。
白黄气分流连久，尚冀战汗透重关。舌绛仍兼黄白色，透营泄卫两和间。
白而薄润风寒重，温散何妨液不干。燥薄白苔津已少，只宜凉解肺家安。
苔若纯黄无白色，表邪入里胃家干。更验老黄中断裂，腹中满痛下之安。
太阴腹满苔黏腻，苍朴陈苓湿结开。黄燥若还胸痞闷，泻心小陷二方裁。
微黄黏腻兼无渴，苦泄休投开泄安。热未伤津黄薄滑，犹堪清热透肌端。
湿留气分苔黏腻，小溺如淋便快联。湿结中焦因痞满，朴陈温苦泄之痊。
上焦湿滞身潮热，气分宣通病自痊。湿自外来肌表者，秦艽苏桂解肌先。
湿热久蒸成内着，浓黄呕吐泻心权。若兼身目金黄色，五苓栀柏共茵煎。
舌绛须知营分热，犀翘丹地解之安。若兼鲜泽纯红色，胞络邪干菖郁攒。
素有火痰成内闭，西黄竺贝可加餐。
心承胃灼中心绛，清胃清心势必残。君火上炎尖独赤，犀兼导赤泻之安。
若见边红中燥白，上焦气热血无干。但清膈上无形热，滋腻如投却病难。
绛舌上浮黏腻质，暑兼湿浊欲蒸痰。恐防内闭芳香逐，犀珀菖蒲滑郁含。
白苔绛底因何事，热因湿伏透之难。热毒乘心红点重，黄连金汁乱狂安。
舌绛碎生黄白点，热淫湿欲生疳。古名狐惑皆同此，杂证伤寒仔细探。
舌绛不鲜枯更萎，肾阴已涸救之难。紫而枯晦凋肝肾，红泽而光胃液干。
黄厚方知邪入里，黑兼燥刺热弥深。屡清不解知何故，火燥津亡急救阴。
黑滑太阴寒水侮，腹痛吐利理中寻。更兼黏腻形浮胖，伏饮凝痰开逐斟。
舌见边黄中黑腻，热蒸脾湿痞难禁。吐呕便秘因伤酒，开泄中焦有泻心。
寒湿常乘气分中，风兼二气自从同。舌将黄白形中取，得诀才将脉症通。
温邪暑热走营中，兼入太阴气分同。吸受心营并肺卫，暑温夹湿卫营通。
伤寒入里阳明主，热病阳明初便缠。先白后黄寒化热，纯黄少白热蒸然。
热病无寒惟壮热，黄芩栀豉古今传。恶寒发热伤寒症，发汗散寒表剂先。
少阳温病从何断，舌绛须知木火燃。目赤耳聋身热甚，栀翘犀角牡丹鲜。
若是温邪从上受，窍中吸入肺先传。芩翘栀豉桑蒌杏，气燥加膏肺分宣。
邪入心营同胆治，再加元麦郁菖鲜。
寒温二气前粗辨，暑湿相循病必缠。湿病已陈黏腻舌，只将暑证再提传。
暑伤气分苔因白，渴饮烦呕咳喘连。身热脉虚胸又满，无形气分热宜宣。
蒌皮贝杏通芩滑，栀豉翘心竹叶煎。或见咳红荷叶汁，痞加朴蔻郁金川。
暑入心营舌绛红，神呆似寐耳如聋。溺淋汗出原非解，失治邪干心主宫。
犀滑翘丹元地觅，银花竹叶石菖同。欲成内闭多昏昧，再入牛黄即奏功。
暑湿合邪空窍触，三焦受病势弥漫。脘闷头胀多呕恶，腹痛还防疟痢干。
栀豉杏仁芩半朴，银花滑石郁红安。
湿温气分流连久，舌赤中黄燥刺干。咯血毋庸滋腻入，耳聋莫作少阳看。
三焦并治通茹杏，金汁银花膏滑寒。若得疹痧肌内透，再清痰火养阴安。
苔形粉白四边红，疫入募原势最雄。急用达原加引药，一兼黄黑下匆匆。
若见鲜红纯绛色，疫传胞络及营中。清邪解毒银犀妙，菖郁金黄温暑通。
温邪时疫多斑疹，临证须知提透宜。疹属肺家风与热，斑因胃热发如兹。
疹斑色白松肌表，血热如丹犀莫迟。舌白荆防翘薄力，舌红切忌葛升医。
凡属正虚苔嫩薄，淡红微白补休迟。浓黄腻白邪中蕴，诊者须知清解宜。【阐释】
察舌辨症歌可谓是吴坤安《伤寒指掌》一书的精华所在，乃吴氏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自身临床实践而成，共七言诗三十九首，一千二百余字。诗句流畅，朗朗上口，易于记诵。歌诀开篇即指明六淫感症诊治当先观察舌形舌色，分辨手经、足经，卫分、营分，在表、在里，再合参脉症施治。可见，吴氏察舌并不拘于六经，而是与卫气营血相结合，体现了其寒温融合的辨证思路。之后按序介绍各种舌苔的主证、治则、预后，以及察舌辨伏气温病、暑症、温疫的方法和治则。歌诀句意明彻，分类精细，辨证确切，有条不紊，对舌色、苔色、形态、厚薄、润燥、多色相兼等舌象主证和治疗方法均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并将舌象与病势相结合，分析疾病转归，对全面认识温病，截断、扭转病势有一定作用。
全文语句简明，概括性和实用性并举。如“白为肺卫仍兼气，绛主心营血后看。白内兼黄仍气热，边红中白肺津干。卫邪可汗宜开肺，气分宜清猛汗难。入营透热羚犀妙，到血惟清地与丹”，诗歌八句，基本阐明了温病辨治中的3个主要问题：①卫气营血一般传变规律；②外感温热病病程各阶段舌之形色；③外感温热病各阶段的治疗原则。诗句深入浅出，后附邵仙根批注，阐发句意，并对理法方药做了简要说明，更使读者一目了然。（三）太阳兼经新法【原文】
凡风寒初感，便见头疼发热，恶风恶寒，腰疼骨痛，脉来浮紧，或浮缓，口不渴，舌润无苔者，此风寒客于太阳阳明、营卫之间也。因非太阳正病，故项不强耳。治宜辛散，羌、防、芎、芷、苏叶、朴、陈、姜、葱之类，温中散寒，则食化而表解矣。若恶寒甚，而寸关脉沉迟者，寒邪重也，宜麻黄桂枝等，辛温汗之。若饱闷恶食，右关脉短滑者，胃中停食也，兼消导，楂肉、麦芽、神曲之类。
如见舌苔白而燥，或兼微黄，口渴便赤，脉来浮滑者，此太阳感寒，阳明有火也，或风热之邪客于阳明之表也，均宜凉散。以羌、防、葛根、连翘、黄芩、栀子之类，清热解表。
如初起恶寒，即发热不已，目赤多眵，舌苔焦刺，口渴多饮，唇皴齿燥，脉来洪滑，此内有伏火，外感新邪而发。当以阳明为主治，宜凉解之，如犀角、连翘、黄芩、薄荷、栀子、豆豉、淡竹叶之类。如兼头痛恶寒，可加羌活，以撤太阳之邪，自能得汗而解。若用风药发表，则液燥火炽，反无汗而加剧矣。【阐释】
对于内有伏火，外感新邪的表寒里热证，吴坤安并不拘守《伤寒论》先表后里治则，而是解表清里同治，尤以清里为主，用药多犀角、连翘、黄芩、薄荷、豆豉、栀子、竹叶等凉解药物。此法更合温病治疗法度，较之《伤寒论》表里同病解表必用麻黄、桂枝等辛温药物，有了明显突破。（四）斑疹【原文】
斑者，有触目之形，而无碍手之质，即稠如锦纹，稀如蚊迹之象也，或布于胸腹，或见于四肢。总以鲜红起发者为吉，紫色成片者为重，色黑色青者，不治。
疹者，有颗粒之象，肿而易痒，即痧瘾之属。须知出要周匀，没宜徐缓，春夏多此。斑疹二者，不外手太阴与足阳明之治，又斑为胃家毒火，疹属脾家湿热，须互参之。
斑疹之发，伤寒由于失表失清，其邪不得外达，蕴于胃腑，走入营中而发也。温热之症，外邪与内热相搏，湿热凝滞，自然发斑发疹。有发热一二日便见者，有发热三四日始见者，非因失治而然。
大抵发汗不出，或虽汗不解，胸膈烦闷，呕恶不纳，足冷耳聋，脉沉而伏，或寸关脉躁动，便是斑疹欲出之候，须细诊之。
凡斑疹欲出之际，若得上吐下泻者吉，毒气上下俱出故也。
凡斑红赤者，为胃热，紫色为热甚，紫黑为胃烂。赤斑五死五生，黑斑九死一生。鲜红起发稀朗者，虽大不妨；如针头稠密，紫黑成片者，难治；杂蓝斑黑烂者，死也。
凡斑既出，须得脉洪滑有力。手足温者，易治；脉微足冷，元气虚弱，难治。疹透后，神识宜清，反加昏沉者，难治。
凡温热斑疹，已见阳明少阳新法中。伤寒失表发斑，已见太阴新法中。此更详天时寒暄燥湿，邪在足经手经，气分营分，外感内伤为治，当以温热疫疠兼参之。【阐释】
宋代许叔微曰：“温毒最重也，故斑疹。”古人每以斑疹并列，但临证斑疹同见者甚少。斑与疹系两种形态，反映不同的病理，吴氏对斑疹形态就做了生动描述：“斑者，有触目之形，而无碍手之质，即稠如锦纹，稀如蚊迹之象也。”“疹者，有颗粒之象，肿而易痒，即痧瘾之属。”邵仙根评曰：“斑发于胃，疹出于肺。伤寒失表失清，邪遏于胃而热蒸成斑，故伤寒证发斑者多，而发疹则仅见也。”指出了斑疹病机之别，当分别论治。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吴氏有云：“斑为胃家毒火，疹属脾家湿热，须互参之。”与“疹出于肺”之旨相悖，依编者管见，此句或在论述白或湿疹等症。
此外，吴氏对斑疹的透发前兆、治疗原则、预后判断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吴氏认为“凡斑疹欲出之际，若得上吐下泻者吉，毒气上下俱出故也”，邵仙根于评注中补充：“斑疹将出之际，上吐下泻，其热毒从吐泻而外出，分消其势，大忌止涩。若出齐后，及将回之时，忌见吐泻，恐其邪陷也。故斑疹吐泻，须辨其先后缓急之势，庶免误治之弊。”对不同时机出现的斑疹吐泻做了详细的说明，避免后学误判。吴氏对温病斑疹的诊察深得要领，结合邵氏评注，对临床颇有助益。（五）暑证【原文】
按暑与暍，皆日气也，不必分属，动而得之为中暍，静而得之为中暑。其说出自洁古，后人因之，未可据为确论也。盖动静不过劳逸之分，既均受暑治法不甚相远。至于阴暑，尤宜速辨。夫当盛暑之时，炎火若炙，静处深堂大厦，正以避暑，不近烈日，炎暑何来？即膏粱深处，亦有中暑之证者，盖不能无冒暑应接，正在动中得之耳。此静中之动，即洁古所称静得之暑也。若乃纳凉于水阁山房，或感冒微风，或静夜着凉，此外受阴寒，遏其周身阳气，以致头痛恶寒、肤热无汗等症者，当以辛温之剂微微表散。至若浮瓜沉李，冷水寒冰，以伤胃中之阳，又当温中散寒，此乃暑月感寒之证，不得以阴暑名之。然以辛温治阴暑，其弊在命名。若薛氏以温热之品治中暍，则贻害不浅矣。窃假为辨正，以免后学之惑。【阐释】
金元时期，医家张洁古提出中暑、中热论后，阴暑的概念初现，发展至明代，张景岳明确“阴暑”之名，阴暑学说影响渐广，同时亦不乏争议。有观点认为“阴暑”不论表证里证，均属夏月伤寒证，与暑邪无关，且二者寒热迥异，不可混同；另有观点则认为暑为阳邪，从无阴暑之名，吴坤安肯定上述两种观点，认为夏天炎火之令，铄石流金何阴之有？暑与暍，名异实同，二者皆指夏令炎热之气，感而为病，不必分属。而“盖动静不过劳逸之分，既均受暑，治法不甚相远”；至于“夏月受寒，静而得之”之阴暑，吴氏认为阴暑非暑，乃夏月所受之阴寒，即使阳气素虚之人，每处夏月，阳气尽浮于肌表，其人中阳虚弱，或外受凉风，内伤生冷而病者，此暑天受寒，因暑而自致之病，非阴暑为病也，不得以“阴暑”名之。此观点亦可备作临证参考。（六）湿证【原文】
张司农谓：暑邪之害甚于寒，因作暑症全书济世。窃以为湿邪之害，更有甚于暑者。盖盛暑之时必兼湿，而湿盛之时不兼暑；暑邪止从外入，而湿邪兼乎内外；暑邪为病，骤而易见，湿邪为病，缓而难知。凡处泽国水乡者，于湿症尤宜加察焉。如外感之湿，着于肌表者，或从雨雾中而得，或从地气潮湿中而得，或上受，或下受，或遍体均受，皆当以解肌法微汗之。兼风者，微微表散；兼寒者，佐以温药；兼热者，佐以清药，此外受湿邪之治也。如内生之湿，留于脏腑者，乃从饮食中得之。凡膏粱酒醴，甜腻浓味，及嗜茶汤瓜果之类，皆致内湿。治法不外上开肺气，下通膀胱，中理脾阳为治。然阳体多成湿火，而阴体多患寒湿，又当察其体质阴阳为治。用药之法，当以苦辛寒治湿热，苦辛温治寒湿，概以淡渗佐之。甘酸腻浊之品，在所禁用。【阐释】
吴氏诊治疾病强调湿邪为害，认为湿邪之害“有甚于暑”。湿邪治法不外上开肺气，下通膀胱，中理脾阳为治。但吴氏认识到不同体质湿邪为患存在差异，阳体多成湿火，而阴体多患寒湿，认为当察其体质阴阳为治，此辨体施治的思路值得借鉴。（李晓寅 孙舒雯）章 楠一、生平简介《清史稿》载：章楠，“字虚谷，浙江会稽（绍兴）人，著《医门棒喝》。”章氏是清乾隆后期、道光年间一位很有学术成就又很有个性的医家，同时代绍兴名医田晋元称他为“夙具灵根，具大气魄，能悟天下妙理者”（《医门棒喝·初集·卷一·田晋元序》）。
章氏幼年羸弱多病，遂留意医学。曾遍游广东、河北、江苏、北京等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历渐丰，领悟日深，于是，对医学理论中向有争议而重要的问题，加以阐释，撰成《医门棒喝》。清道光五年（1825）写成初稿，清道光八年（1828）重游广东，对旧稿加以整理，并有同乡田晋元（雪帆）加以评点。次年，由浙江海宁人应秋泉、纪树馥等在广州刻版问世，是即《医门棒喝》初集。书名之意，据章氏自己说：“医者既患多书，余又何述焉？特以向来未明之义，各相抵牾而滋流弊之害者，举其百中一二，论其大略；并《内经》所列六气，历来注疏有未尽当者，据理辨之，就正有道，以为保卫性命之一助，爰名为《医门棒喝》，聊取解粘去缚，俾洞本源之意耳。”章氏信佛，“棒喝”尚有佛教当头警示的意思。
章氏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写成《医门棒喝》二集（一名《伤寒论本旨》或《活人新书》），由浙江山阴人陈祖望、钱昌等校刻行世。其内容以阐释《伤寒论》及发挥温病学说为主。
章氏对研究《黄帝内经》也有重要贡献。章氏因《黄帝内经》年代久远，“其文义多古奥难解，间有脱讹”，故历经多年，在清道光十四年（1834）著成《灵素节注类编》，即《医门棒喝》三集。在该书自序中，章氏谓《黄帝内经》为“圣人阐明生死之理之书”，足见其对《黄帝内经》的重视。针对当时“业医者，不肯究心圣经理法，陋习相沿，不识阴阳虚实，通套一方，混治诸病，而谓道止如是，名为仁术，不知杀人于冥冥中”的社会弊端，章氏“复将《灵》《素》要妙之文，节取注解，分类编辑，以为学者首当必读之书，略表古圣垂教之意”。《类编》全书共10卷，约30余万字，统编为八类，例言“今体会经义而分门类：一曰禀赋源流，二曰摄养为本，三曰阴阳脏腑，四曰营卫经络，五曰四诊合参，六曰外感内伤，七曰治法准则，八曰运气要略。虽分门类，仍将各篇原题标出，以备考证。如关两门要义者，两门俱收，注于一门，可随时查阅”，每一类下分为总论与经解两部分，总论为该类别提纲挈领的概述，将经文与临床相结合，启迪后世学者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理解原文。节选的经文较为丰富，正如“今凡深奥简古之文，息心体会，详细辨注，必明其不易之理；其有文义明晰易解，毋须赘注者，则略之”。只要实用皆取之，并详加阐释。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章氏是温病大家，在医理发挥及临床实践上均有很深造诣。其对温病学说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将叶天士温病论治和薛生白湿热病辨治的著述加以整理研究，收入其《医门棒喝》二集中，名曰《叶天士温病论》《薛生白湿热条辨》，以后王士雄编入《温热经纬》中的《叶香岩外感温热篇》和《薛生白湿热病篇》，即以此为依据。章氏以叶、薛两家学说为主，对温病理论做了一番整理和敷扬工作，促进了温病学说的传承和发展，功不可没。二、学术观点与诊治经验
章氏温病学术思想与诊治经验可概括以下二点。（一）厘清温病学说相关观点
章氏对温病学说的贡献，首先体现在他厘清了温病学说相关观点，并为后世所接受。他对叶、薛两家的观点阐发颇多，如对叶氏“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条文，注释曰：“所以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者，由卫分而入肺经也。以卫气通肺，营气通心，而邪自卫入营，故逆传心包也。”“风寒先受于足经，当用辛温发汗；风温先受于手经，宜用辛凉解表。上下各异，寒温不同，故治法大异，此伤寒与温病，其初感与传变，皆不同也。”又如对叶氏所创温病卫气营血的传变次第及其治法，章氏阐发说：“凡温邪初感，发热而微恶寒者，邪在卫分；不恶寒而恶热，小便色黄，已入气分矣；若脉数舌绛，邪入营分；若舌深绛，烦扰不寐，或夜有谵语，已入血分矣。邪在卫分，汗之宜辛凉轻解；清气热不可寒滞，反使邪不外达而内闭，则病重矣，故虽入营，犹可开达，转出气分而解，倘不如此细辨施治，动手便错。”既补充了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主要症状，又揭示了叶氏对各阶段治法的奥义。再如对薛氏“湿热证，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句，章氏释之曰：“胃为戊土属阳，脾为己土属阴，湿土之气，同类相召，故湿热之邪，始虽外受，终归脾胃也。”可谓要言不烦，一语破的。举凡这些，足见章氏对温病学说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章氏还认为《伤寒论》中原有论治温热病各条，混入“伤寒例”中，虽经张璐指出，而后人仍搀混不分者，遂加以指出阐明。如尤怡《贯珠集》将治温热之黄芩、白虎例入伤寒正治，实属失察。在此之前，吴又可见到伤寒温病牵混之害，撰著《温疫论》以辨别之。但他不辨伏气为病的道理，又混指一切温病为瘟疫。吴鞠通则将风温、瘟疫并为一类，不分轻重浅深，其冬伤寒春病温的伏气一证亦不分析论列。针对这种情况，章氏将温病按照春温、风温、暑温、湿温、瘟疫分列证治。对于伏气，他根据《黄帝内经》经文四时都有伏气之邪发病之说，主张有伏气，但建议改称“伏邪”，因为“气”是邪正的总称，能致病的应称为“邪”。对暑邪的性质，章氏本其用阴阳进退解释六气变化的一贯主张，提出“暑因湿火郁蒸而气浊，由口鼻吸受，蓄于膜原，流传三焦，必归脾胃，治法不独异于伤寒，亦与温热迥别”的卓论。（二）用药妙思独运
温病慎用热药，人所共知，但患温病者体质属寒属热不同，化热化寒转化不一，章氏善于有是证用是药，温病不废附、姜，屡起危厄。“六月感暑脾肾两伤助阳得愈案”载，丁亥六月，周小梅先生夫人感暑邪，因服疏散药热更甚，他医改用大黄、鲜生地黄、柴胡、厚朴等，致寒热加重。章氏初以草果、苍术、厚朴醒脾开湿，以透膜原；柴胡转少阳之枢；青蒿、鳖甲、知母、黄柏清阴分之热。服两日不效，乃于前方去知母、黄柏，加党参。又服两日，小便稍利，诸症仍不减。章氏认为此时非用附子、干姜大助其阳，则邪终不化。乃用附子、干姜、党参、草果、苍术、厚朴、生姜、乌梅、白芍，稍加黄连，进退而病除。当章氏用姜、附时，见者莫不惊怪。其实，章氏之法乃从仲景泻心汤、乌梅丸等法变化而来。又如“风寒误作温病案”，其脉象症状，显然虚寒，用姜、桂、附而大便始通，其寒凝甚矣。奈何人多不辨，犹投知、芩、大黄以寒下。伤寒温病虽不同，然辨邪之浅深，人之虚实岂有异乎？
又“暑月贪凉元阳大损案”中，服助阳大热药30余帖，全然不觉，胃竟不开，后竟重用鹿角胶温润养阳，始得转机。以鹿角得生阳之气为最，故其功胜于桂、附。桂、附之热，可以胜寒，而草木无情，不及血肉有情，能助生气也。章氏的心得是，温暑之邪，虽必用凉解，但如果其人体盛色白，或不白而肌松者，本质阳虚，凡感热邪，往往凉药不效。以其阳虚，凉药入口，中气先馁，不能运药驱邪故也。此须辨舌，舌虽边黄，中必白滑，乃热邪外受，中却虚寒。须先用辛温通阳，使中阳振，舌心亦黄，再用凉药即解。如兼厚腻舌苔者，此热伏湿中，尤当先用辛温开湿。倘见其热甚，骤用大凉，遏其湿而火反伏，必淹缠难愈。或作洞泄，则湿去一半，火邪内陷，变证百出，不可不知。
又“暑温误治案”中，屡治罔效，忽记来复丹方中有灵脂，专入厥阴，以浊攻浊，善治暑湿浊邪，兼有硝黄，直达至阴，助本元以祛邪。遂于前方去柴胡，送来复丹一钱，果然见效。章氏自谓其巧思得自仲圣治伤寒变热之邪内陷，用芩、连、大黄，水渍取汁以泄热，和入煎熟附子之扶阳妙法也。三、医案选按（一）六月感暑脾肾两伤助阳得愈案
丁亥六月，城中东桑桥，周小梅先生夫人感暑邪。身热五日，始延李先生，服疏散药一剂，次日热更甚。病者疑焉，另换别医。问得大便数日不解，即用大黄数钱，鲜生地尤重，同柴胡、厚朴等服之。便下两次，病人自觉爽快，惟晡时发冷，黄昏发热，直至天明方休，彻夜不寐。其令郎书源兄，邀余诊视。述如病由，余曰：暑为火湿合化，湿系阴邪，遏热不达。李先生用疏散，则湿开热透，并不错误，乃反误投下剂，使邪陷入阴，故夜热而昼不热，则病势重矣。邪既入阴，欲其转阳甚难。只可转其机枢，兼从阴分清其邪热。乃用草果、苍术、厚朴醒脾开湿，以透膜原；柴胡转少阳之枢；青蒿、鳖甲、知母、黄柏清阴分之热。服两日不效，其脉虚软无力，口甚渴，饮茶不绝，腹满，大小便皆不利，粒米不进，稍饮米汤，口即作酸。此中气大伤，乃于前方去知母、黄柏，加党参。又服两日，小便稍利，诸症不减，脉软少神。余曰：不进谷食，已十二日矣，再延数日，胃气绝，则不可救。因其脾肾两伤，元气无权，三焦气化失司，邪反内闭。盖肾伤无开阖之力，则便阻；脾伤而转运不前，则腹满；阳既委顿，则津液不升，故渴甚。非用附子、干姜，大助其阳，则邪终不化。乃用党参、草果、苍术、厚朴、附子、干姜、生姜、乌梅、白芍，稍加黄连。服两日，服满减，而便下溏粪如胶浆，略进稀粥。又服两日，腹满消，而粥食大进，小溲亦长。惟夜热如故，冷则无矣。余曰：此湿已化，但有热邪。乃于前方去附子、乌梅，加知母三钱、生石膏五钱，服两日其热全退，即用清补调理而安。
当余用姜、附时，见者莫不惊怪。幸病家明理，信而服之，果得向安。而不知余从仲景泻心汤、乌梅丸等法，变化而来。审证既明，其效如神，庸俗不识仲景妙旨，反以为怪。此医道之不可问，病涉疑难，鲜有不死矣。故拙集所记治案，皆疑难而非庸俗所能辨治者，余则不录也。（《医门棒喝初集·卷一》）【按】本例的辨治要点是根据“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古训，当其出现“脉软少神”“不进谷食已十二日”，胃气衰败之时，毅然决然地用姜、附等辛热药物以扶助脾肾阳气，方使病情转危为安。暑病如是用药，若非熟谙临床的老手，断难由此卓识。（二）暑月贪凉元阳大损案
又如舌红而光，若不干渴，亦不可尽作胃阴不足。虽有苔垢而干枯者，浊邪既结，津液又伤，必须兼养胃阴也。余在粤时，有萧山何先生，夏月不爽，自谓受暑。食西瓜一枚，又服凉药数帖。后无所苦，惟胃不开，每日强饮薄粥一二钟，甚无味。尚行动自如，小便淡黄，大便干，多日不解。胸腹无胀闷，面色如常，舌红而光无苔，酷似胃阴不足，但不喜汤饮。脉则浮中皆无，按之至骨，萦萦如蛛丝而已。医者犹言有火而进凉药。余曰：此证固非火邪，舌虽光，不欲汤饮，亦非胃阴不足。脉微如是，元阳大亏。幸而小便淡黄，大便坚固，肾气略为有根，若再服凉药必死。遂用附子理中汤，去术，加当归、桂枝以养荣。数剂后毫无效验。又去桂枝，加肉桂、吴萸、黄芪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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