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烨子
出版社：中国艺术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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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心情Email--女人绸缪试读：
为什么世上充满多余的人
没有人注意自己，也没有人特别需要我们!这是尝试性岁月里，由于没有在走上社会时马上找到工作而微微触发的伤感。今天，这种伤感已变得参开蔽日。我们被卷浩荡的劳动大军，提着公文包和菜篮子，沉浮在人海中。可是，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却照常运行。有时我们有想，假使我们把身份证扔到一旁的草丛里，然后大胆地走出人行道，被一辆桑塔纳撞死，或许谁也弄不清我们是谁。没有人会为我们生泪，一方面人情太淡薄，人死就如同一只鸡被抓去砍头，而其它的鸡照旧不动声色地吃它的食一样；另一方面大地充满了人，不因损失一个人而显得少了什么。
如果我们是政府机关打杂的人，在送完文件后想在哪个办公室多逗留一会儿，却和进进出出的人一样，无暇多看我们一眼。如果我们碰巧在这个年龄上失了业，或者没人愿意与自己结为伉俪，连父母也认为生我们是累赘，这时，多余人的感觉便油然而生，而且越来越难以忍受。
罗斯福总统夫人曾谈到过她少年时代多余人的感受：
我童年时一直渴望别人注意我，因为有许多事使我觉得我不能吸引人，不会有人对我倾心，别人说我是丑小鸭，像那些拜倒在我妹妹裙下的翩翩少年，我根本休想得到。我身上穿的是姑妈旧衣改成的衣服；我跳舞或溜冰，姿势都不如别的女孩子那样美妙；我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我参加舞会没人请我跳舞。我心里对他的感激，一直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男孩子的名字是F·罗斯福。
是的，对那些偶尔抽出时间光顾自己一下的人，我们怀着涌泉相报的感激。我们太寂寞了。我们说大话哗众取宠，穿 着新潮的衣服以夺人青睐。甚至像莎士比亚批评的那样，“对一沙泛的新知滥施自己的友情”。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需要被人注意，以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多余的人。
可是世界上人太多了，62亿；能人也太多，简直无法统计。
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写道：
当今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为人忽略的现象就是，每一个稍有追求的人，在自己内心都隐藏着一大堆秘密。这不是因为不愿意说，而实在是没处诉说。
在青春初期，因为父母和我们的心完全不同，我们曾去找知已，向他们诉说。但是后来，他有了自己的事情，跑到了别的领域，或者去了外国。我们心中的秘密越积越多，越来越深刻，可是我们却再也找不到新知，找不到地方去宣扬。真不知是我们自己的心出毛病，还是别人愚蠢。我们大多熟悉舒婷在回答一个作者的寂寞时，写下的那首叫做《也许》的诗：“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也许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又被被大风一个个吹灭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身边却没有取暖的火。”很可能，这就是我们心灵的终点。我们养尽育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心，又悄悄埋葬了它。
这时我们对不理解自己的人已不那么愤愤不平，反倒可怜自己为什么要想得到那么，那么远。我们也不再寄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撞见一位“知我者”。另外，相见恨晚的人，又常常是相见匆匆的人。由于长期的共处，情人总能猜到我们会怎么做，为什么如此，却怎么也说不清。有时，我们可能还时而恨一番自己不尽人意的口才，恨自己的懈怠，也恨自己的敏感。我们恨人情世故，恨电视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白痴。但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活。
歌德说过：“我知道的东西人们都可以知道，而我的心，却为我所独有。”26岁时读到它，倍感伤心。
为了求得全面转变的可能性，我们曾想出走，躲开和自己相亲相爱，朝夕不舍的人们。离别他们，我们不但不悲泣，反而雀跃欢欣。现在，我们想躲开讨厌的人，找一片桃源。躲开那些自命高贵，或者生就高贵却丝毫不具备高贵心灵的官宦；那些拼命打探我们和小姐单独在屋子里时做了些什么的大妈；那些妒嫉自己地，打算把我们拉回到他们跟前以使我们不超过他们的同事；那些没完没了企图占自己便宜的亲朋；那些心平气和占用我们时间的职业道德家。也许，一旦我们不能压住被他们激起的怒火，回敬了他们，那么战斗打响时，命运就会借他们的手把我们安排到九死一生的地面爆破队；也许我们没有保持缄默，对经理的计划提出了异议，断送了他暗地里一笔小小的回扣，那么不久以后我们就将走向失业者的行列；也许几秒钟的疏忽，接了一个电话，另一个出纳便拿走了我们刚刚收下的400美元。我们必须睁大眼，闭紧嘴巴，挣扎着向上生物，而与讨厌的人打交道就成了我们终身的事业。讨厌的人分布在上下左中右、无所不在的领域里，而在一个有法规却没有法权的环境中，我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相反他们却时刻可以消遣我们一下，就因为他们是讨厌的人，而我们却不是，正所谓：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为什么要换一种活法
1792年，当M·沃斯通克拉夫特写下她那光辉灿烂的《维护妇女权利》之后，逐渐减少的父权终于在文明史中开始全面地退却，男女平等的口号日益喊响，甚至超过了限度。西方绅士们很长时间尊人着一个对于妇女形式上的让步：“妇女优先(Ladies First)。男人在握有大权的同时，与女性主义者们已越来越不满足这种男人们居高临下丢来安慰。一个英国女人曾经对我说过，她喜欢中国，那里男女达到了真正的平等；女人要和男人一样凭力气挤着热情地鼓励妇女走上社会，从事和男人相同的职业时，爱伦凯女士指出，这是把两性平权误解为两性功能相等了。她主张女子在争得取利平等后，回到丈夫家庭那里去，以自由人的身份从事最重要的天职：爱和养育后代。实际上今天英国妇女在业的人数也不过只有37%。而且，西方妇女的现有权益，超始法国大革命至今，是她们自己通过漫长的苦半一点点得来的。
而中国的妇女地位却是共和国建立时拱手交给她们的。这里的男人们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乱和政治斗争，并在斗争重创着对方的阳刚性格。他们解开了女人的小脚，却为自己封上了嘴巴和心灵。男性血气在全面地萎缩。以至于一个有名的人物在他的一本有名的书里评论说，在中国，男人能够早泄就足以自豪了。这是一片阳萎的土地。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女性却占据着一半以上本来就已少得可怜的就业机会。
日本东京立正大学短期大学部70位学生来华旅行，那些女学生常常问起这样的问题，“中国女人要终生工作吗”、“她们必须和男人较劲干吗”言外之意是：女人本该是女人呀!她们自己20岁时就已为自己的人生设计勾画好了体现着对丈夫、子女和社会责任感默默奉献的图式。山口为三浦的家洒泪退出影视圈就曾牵动过半数以上日本人的心。她们当然不可能把孩子送给别人去全日托养。
我们的女人们在平等的感召下一刻不停地奔忙。她们也曾有过萧线的那种感触：“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女人”，而“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除了与男人们相同的社会劳动，她们仍要承担那份沉重的家务。这就是女性的权益和义务吗她们拖着和男人一样疲惫的身体走回家里，懒得说话，但仍须走进厨房。而那些打算与男人一比高低的女强人，她们无法撒切尔夫人那样，为显示自己是位女首相而精心打扮，她们只能拚命掩饰女性的自我，穿几乎和男人一产的不显露性别的服 饰，用五大三粗表达自己不亚于男局长们，用男性化的举止维持自己的权威。
另一方面，男性的魅力在锐减，无论是心理还是形体上，合规格的男人要比女人少得多，以至于70年代未在青年报刊和妇女杂志上出现了大量的文章，要“寻找高仓健”。记得在那部野性的赞歌和自由颂般的《红高粱》中，张艺谋曾说过他要表达一种“活法”：敢爱、敢恨、敢撒野、敢追求。但是我问过很多男人是否知道这部电影的含义，除了知识分子，其他人一概不知其所云。中国的父亲们从没有教会儿子去大胆追逐女孩子，没有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谈及与性有关的经验，而完全使之受着和女孩子一样的教育，只是说小便的时候别像她们那样蹲下。这种没有性别区分的“中性教育”使得女性越发任性，而男人越发女性化。在中国，女人遇到困难时常想，我要是男人就好了！而男人却偏偏从小就没有放弃过做个小女儿的心理。现代文学史中，茅盾、周作人、巴金、柳亚子、刘半农、巴人、赵景深、孙席珍、郭沫若都曾用过各种各样嗲声嗲气的女性笔名，倒是冰心用“男士”暑名发表过她的文章。
在出国潮中，心思恍惚的女人要比男人多。说男人是有根的，不如说他们胆怯于突然见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女性却乐于这样做，嫁给一个蓝眼睛，去看曼哈顿的灯火。
曾经看到香港周华山教授的文章《沉默的男人》，阅后一时感慨，亚洲有亚洲不同的苦楚，大陆的男人淹没在水下，香港的男人“飘浮在空中”，各有各的特征。
26岁时心灵里有一种杞人忧天的情绪。
我26岁时曾坚定不移地认定：“这个世界活不长。”你看，在那漫无边际的星字中飘满千百万巨大的石头，当地球人可以掠过这些星体时，我们看到了它们的严寒和酷热。尽管毫无生息的冷落，但它们却有一番处女般的静谧。惟独地球沾满了独一无二的病菌，患着大病，那菌体就是人类。现在他们还在大量不停地繁殖，建筑窝巢，排泄废物，侵吞别的菌体。我曾想，有一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要洗洁这块肮脏刺痒的皮肤时，天降百年大雨，结束了一切生命。我坚信，天文学家们关于“地球只有45．6亿年的青春年龄因而不会近期死亡”的论断是欠缺的。许许多多死在壮年的人体并不是寿终正寝，而是无法抵制疾病，现在，科学为人类插上了翅膀，可上九天揽月，去破坏臭氧层，也可以伸触到含油层掘取百万吨的石油。是的，我们可以研究一些替代品缓解对自然物质的破坏，但这也正如一个纵欲无度的人，不得不在青春期求助于各种补药以济未老先衰的机体，目的还是去纵欲。
26岁也容易感到人欲横流。性爱属于一种无政府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就会不安于风俗或体力的限制。想一想那些花枝招展守在文字处理机旁边的公司女秘书，望一望Ballroom里没有工作却活得开心的小姐们，只要有几分傻大胆就完全可以与一个异性在见面的第三次走向床 头。忠贞观，在我们全面知道了男人和女人的一切之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打扰我们的神经，破坏生活。我们活在惨兮兮的自信里和战战兢兢的狐疑之中，甚至怀疑自己的伴侣做过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古的世道只能使人暂时开一下心，继而便坠人深深的郁闷情绪之中，并为这个世界强烈担忧。
我们盼望能有一段时间使自己得以锻炼，充分补养，以便有一天醒来时我们的身份和精力都会好起来。可是，我们始终没有那样一段闲暇，没能恢复那种活力。我们的头脑一刻不停地处于疲惫困顿状态，以至于我们真的怀疑青春是不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我们不光要与精力衰竭斗争，还要克服来自遗传的生理不适和童年留下的疾病与隐痛。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完了，自己也完了。
我们甚至知道这种不良的预感是怎么回事，我们总是把过去记忆得比实际好，对现在则看得比什么都糟，而情愿把明天描绘成地狱。可是没办法，忧伤的情绪缠绕着我们，这使我们谱写了许多令人心醉的流行歌。
纽约市歌剧院指挥B·西尔丝谈及她的个人生活时说：“我并不幸福，可我快乐。这有区别。一个幸福的女人是无忧无虑的。一个快乐的女人则有烦恼，有忧虑，但她懂得如何去对付它们。”但在中国，我们却很难清楚地区分开快乐和幸福，对快乐和幸福都有一种与自己无缘的感觉。
有一次著名的大讨论。几个23岁的青年合名为“潘晓”向《中国青年》杂志报寄去了一篇困惑的书信。他们写道，自己刚刚走向生活时，“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然而，“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于是他们在文章结尾发出了那个有名的咏叹：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今天，也许比那时好，我们现在要到26岁才会有那种穷途末路也得走的伤感袭上心头。这一年梦灭，与从前的自己判若两人。我们闭上眼，挣扎着想做些好梦，可是窗外太阳已高，我们无法再睡着。在那清晰的阳光下，人生的意义显得那样单薄乏味。我们要在每一天睡意最香最浓的早晨被一阵最不愿听到的闹钟叫醒，我们昏沉沉地洗漱，来不及安稳地多吃几口早餐便急匆匆奔向办公室或车间，在八小时满负荷地磨洋工之后换得一笔仅够生存的收入。我们望着成长的孩子，他们将来也要有这种无聊的情绪吗？这一切竟与我们童年向往的理想生活相距得那么遥远，天壤之别。
我们天天穿越狭窄的里弄，我们散步和驰骋的天地，以及我们栖居的住房面积竟是那么窄小，令我们失望。对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们提出的“生理，安全，归宿，尊重和自我实现”的人生五种基本要求，我们现在这种状况究竟哪一点接近了它们！看着那些从缅甸飞到加拿大，从北京直往埃及的西方人，有时我们强烈感到自己难以称为“人”。由于没有一点把握使自己的后代称为“人”，当然也由于我们这一代人没有长辈那样的责任心，我们许多人决定不给世界留下自己的孩子，免得在他们遇到同类的痛苦时责备我们竟狠心地把他们带到这个世上。
想起李书磊博士在攻读硕士学位时的一声长叹，那时他每每学习晚归，回到四人一间的研究生宿舍，面对拥挤的床和灰暗的蚊帐，以及小屋的天花板，他感到压抑。后来他写下了《我们的空间》，记录下他坐在上下连铺的床头时所领略到的心事，我们的空间，多么小啊。
这就是所有26岁人多少应该觉察到的一种自然的感情。26岁是反省的一年，这是因为人过25岁，从时间印象上看，便有了一种走过一半路程的感觉。这时，26岁就自然有了一个停顿，我们打算回首一下，再感知一下未来。
26岁，比哪一年过得都快。
为什么触知死亡能开启青春悟性
在此一段时光之中，我们充满了早秋精神，这时翠绿与金黄相混，悲伤与喜悦相杂，希望与回忆相间。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一段时光，青春的天真成了记忆。夏日茂盛的回音，在空中还隐约可闻；这时看人生，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真正生活……这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到达一个地点。
有一天，我们突然病倒，康复后，对着镜子，发现额头上怎么也消除不掉的皱纹，眼泡和鼻梁的皮肤也已松驰。这就是中年的征兆，它趁我们不注意，不期而至。我们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看堆积在眼角的大量的鱼尾纹，是不是在渐渐消褪，可是日复一日，它们毫无去意。
这时我们有了中年人所有的慢性疾病。这些痛苦无不是少年时和青春初期没能听从教诲而大意于保健造成的。关节炎、胃病、鼻窦炎和头痛，腰酸腿疼，窦性心律不齐引发的严重心悸，只要一丝疏忽，它们就会跳起来把自己打翻在地。我们的床边和书柜里多了三五本医学手册，女性已从初为人妻时一直槁不清孕期究竟在哪段时间的女孩子，变成了自己和丈夫的保健医师。并爱吃药和补品。我们曾为二十七岁就已沉疴难起而感到不安，怀疑自己是不是难享永年。我们试着坚持跑步，可是三天后便认识到，自己还是那个缺乏毅力的人，难于像那些濒临死期的老人们，为了享受多一天的阳光而花出大半天时间去锻炼。我们抽时间加人一个不需要毅力的健康团体，或者试着跟公园里比比划划的人们练套道家玄功，但不久却发现这些人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牛皮大王，纯粹扯淡。我们常常老老实实地花点钱去看医生，不再像二十三岁时那样打算把小病挺过去。这时牙黄了。脸上没有了光泽，笑的时候充满细小的褶皱近处看会发现粗糙的毛孔。这时记忆力在下降。女人们经过生育的苦痛和辛劳，大多数人已无法恢复豆寇年华时的身型，脸上出现了隐隐的斑痕，需要依靠化妆来掩饰。这时睡眠更沉重了，但却更加挑剔床的舒适和环境的安静。轻微的神经官能症使我们不能上床便睡，由于轻微的响动，或者第二天有一件令人兴奋或紧张的事要做，我们就会惊醒，难以再睡。我们头昏眼花地爬起来，借着月光抽支烟。在那忧郁的烟雾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凄清，一种与青春不相称的感觉。望着熟睡的21岁的小弟弟，我们感到自己已从丛林普遍的高度耸出了没有遮盖的头颅，承受风雨的鞭笞。我们相信青春已结束了，而这种结束又是一切事物的终结。我们已失去了价值和轻快的全部生活。我们已不再有向往和奋斗的权利，没有人再需要我们了。借着如水的夜色，我们会想到幽灵的另一个世界，想到遥远和飘忽的死亡。
重病时，我们猜想死神就站在床边。一方面我们抱着自己不会死去的侥幸心理；另一方却疑心自己就要完蛋了，会一睡不起，我们多次爬起来，在临死前把所有秘密一把火 烧掉。这时，我们第一次有了机会真正贴切地想到“死亡”，把握这个概念实在的含义，去思索它。这也许对我们康复后的日子以及未来的人生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就像弗洛伊德《目前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中写道：“你想和平，就得准备去死”。就着这股劲想下去，只为了中年时代，我们不会因为去看望一位朋友而在她家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只为了预知一下时光的冷酷以热爱短暂的生命，我们最好睁开疼痛的眼皮，把手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抽出来，凝望着它，这只丰润却久病而变得昏黄的手背，有一天死神会使它变得苍白、僵硬，没有痛神经，最终变成历历白 骨，化为尘泥。
触知死亡，是流年开启青春悟性的经验。
20岁的时候，妹妹写给我一封急信，说我的大姨妈在弯腰拿面盆时，倒在我儿时嬉戏的土炕前。她一生苦难，却乐善好施，那菩萨般的软心肠使她在每一次电影观赏中都要静静地垂泪，但却没有一次在恶人面前保持过沉默，她膝下无子，却养育了我的母亲，两个饥荒年代收养的女婴，还有我和妹妹，她一生最美的愿望是能识字，她活得清白，走得干净利索。我能相信吗？走得最急的人都是最好的人，那时我忍受不了同舍人的嘻笑和无忧无虑，日夜坐在寒冷的湖畔，荒芜了那期考试。我凝望着封结的未名湖水，望着发亮的皮鞋下凝冻的黄土，第一次感到大寿和人生的不同。
23岁时我在北京三露厂供职，49岁的梁把一切欠物交还给我，和冯踏上去西安的火车。第二天，冯从洛阳打来电话，告知梁病危。半小时后梁过世；数天后冯回来时，梁和一大堆冰块躺在车后；翌日梁从殡葬场回来时，已变成了一只挣亮的匣子。当办事员不得不承担了把那只匣子从拉达车上捧回厂长办公室的责任时，他含羞地偏着头，微微泛红的脸色像是在说：我只不过是不得已才沾上了这滩臭狗屎的。走廊里所有的女服务员都佯装惊叫着躲闪着这个生前与自己熟识的人。入夜，别人都已回到各自的家中安睡，我却在空无一人的办公楼里写着悼词，地面一张暗红的地毯，身后放着那只匣子，凌晨任务完成后，我在幽暗的座灯下打开匣盖，里面是半盒充满蜂眼的青灰色碎片。这就是梁吗？那个沉默寡言的人，爱看言情录像的人，七天前把录像机和几盘带子还给我的人，还有三个新化妆品配方。我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也看到了一种归宿，就像《圣经》上讲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复归于尘土。”
后几年，我熟悉的许多普通百姓无声无息地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我早年近邻的两位彪悍的老哥，严和杨，一个是骨癌，一个是脑瘤误诊，一一死在青春壮年，带走了“其鸣也哀”的歌声和熟操三门外语的智力。还有一些生前曾会见过我的著名人物：王力、朱光潜、鲍昌，一一命归西天，我知道了死亡并不择人而释。
我永生难忘的一个人倒下去了。屈玉德教授，一个坚强地从政治迫害中走过来的了不起的女人，在与咽癌持续了十多年的斗争后，终于败北，与世长辞。长期的痛苦毁坏了她青春时代美丽的容颜和发声器官，她竟使用鼻音面对刻薄的学生讲授了十多年的课程。记得有一次极为严寒的早晨，本来就不乐意听到教授那难捱的鼻腔的学生们，这下就更不愿那么早地从被窝里爬出来上课。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时间过去了，百人的教室里只稀疏地坐着七个学生。她没有像往日一样点名，把没来的人记录下来。她望了望窗外的风，低声说：“有七个人我也会一样地授课；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也会来；但是，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当时我们七个人很难过，课后向没有来的同学讲起这些，大家都后悔了。我一直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26岁时，我感到时间一刻不停地从指间、从耳边流走，像穿越篱笆的风，我站在阳台上望太阳东升，送其西沉，仰观它留下的冷却的穹隆，像站在大河岸堤的孔丘一样慨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个年龄，处在生和死的中间地段，对生有着朦胧的记忆，又遥遥闻到死亡的味道。我曾猜想自己将如何死去。林彪说过一句睿语：评价一个男人，一要看他选择什么样的妻子，二要看他选择怎样的死法。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里也说：“一个人的结局总是比他生前的一切格外受人注目。”我对许多友人说过，当我认为自己快要不能自由行事时，我像海明威似的，给自己一下子，但不会像这位老人那样对自己过于残酷，最好只是给自己一把药片。因为我想告诉上苍，我已结束了我该做的事情，我还想给人们留下一个与活着的时候一样完好的印象，而我的一生都是健康和自立的；我还想告诉后人，我不打算赖在世上不走，占据他们的空间，在这个世上，健康赴死的人不多，比健康生存的人还要少。
27岁的人，对死亡有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想法：一是惧怕它突然而至；二是认为它遥遥无期，可是，每个70岁的老人在他蹒珊走向坟墓时还依稀记得儿时的光景，而每一个人，在生命结束时都有恍惚一世的感觉，不知何以这样迅疾地走完了几十年的路途。我们花了不算太长的时间走完了27年的第一段长路，第二个27年比第一个似乎还要短，第三个27年正是多数人的死期，那时，时间简直是向终点跑了起来。因此，那些看不到死亡威胁的人，实际是很不聪明的。很多人不久前还蹲在街头的路灯下喊杀着象棋，一副决不服气的样子，不久后便白发染鬓，口齿不清了。
那种过于怕死的人，又显得极为可笑。他们还在青春的时候，坐在脚踏车的后座上就会吓得魂不附体。不能轻松地热爱生命的人，很难面对死亡和各种失败从容，健康的人既能以挽留时光来珍视生存现实，又能把死亡当做自然的东西。比起弥尔顿《失乐园》“引导到凄凉坟墓的／道路有许多条，条条是阴森的”诗句，我们应该更喜欢D·休谟的安详，他想到死后不再存在，与想到自己出生前也并不存在相比，没有更多的不安。是呵，凡人有时真可怜，他们并不在意李唐盛世时没有自己，却为21世纪自己的消逝感到万分恐惧。
死亡并不是我们人生的敌人，我们只是在它试图过早地伏击我们时，才选择了向它作战，就像屈教授那样，面对死亡，我们首先可以像上面提过的那样想，我们的过世就像大唐王朝时没有出世一样，无足以怕；其次，当我们有些倦态地陷在一张沙发里，满足于收获，渴望休息时，回首自己劳累和愉快的一生，我们究竟还有什么没有得到抚慰以至非要拒绝死神退场的要求呢？我们不必为终有一死而不爱人生，人生正如一个晚会，它的用途是把志趣相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愉快地消磨时光，没有哪个健康的人会因为舞会无法永远继续下去而认为收到请柬是一种讽刺，只有林黛玉那样病态的人才会因为害怕散场而弃绝一次热闹的宴席，也只有那样的人不会对世界微笑，不会从容地离别和长辞，因为他们是没有尽兴的人，在告退的时候感到许多东西被落下了；第三，死后我们依旧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没人请我们来，也没人要我们走，起初，我们已存在于祖辈的身体中，存在于枫林间，我们是6000 万个精子中的一个，由于偶然邂逅，与来自母亲的一个卵子结合，后来我们便在母腹的一个不见阳光的小角落希求膨胀，把大量的米谷果水转化为人的模样，九个月时我们再也忍受不了黑暗，躁动着穿过世问最狭窄的甬道，无所畏惧地闯到生活中，我们是大自然和祖祖辈辈的结晶，我们的身上或许承接过亿万年前一颗慧星从太阳边缘撞下的一粒物质，一片桃林的几只果实，天上的冰花流雪，地上的兽毛和尘埃，还有儒教的血液循环在自己身躯里，我们之所以畏惧借形于万物的躯壳还形而去，完全是因为人造文化的影响和对死法的忧虑。记得20岁时去洞庭湖探望81岁的老祖母，她坐在繁星低垂的夜幕河堤上，说很想能去北京“威武地死”，后来我发现伯父和姑妈们似乎并不在意祖母会听到大家议论自己的死，而祖母自己也愿意兴致勃勃地听到别人的意见。这些朴素的农人们触及死亡时，暗然的神情要比一直居住在大城市的父母少得多。死对于他们是再自然不过的东西了。特别是在和平安乐的年代里，无罪无悔的他们又不担心死法的折磨，因此他们看待死的苦处，不比看待婴孩穿过阴道以求生的苦处多多少。他们日日犁锄在离祖坟不远的稻田旁，并且淡然地对待这种比较，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宿也在那里，没有走得太远。而那些真正超越了文化的人，比起没有文化教养的人，对于死亡，则看得更为真切，麦尔维尔就曾宣布：“我的身躯不过是我本体的残渣”。是的，有一天我们将离开这副躯壳，再度飘归自由的风，而那残渣化为尘迹化为土肥，结成别的形式，构筑别的生命，感觉一下我们手抚的白杨树，说不定那上面就有自己祖先的细胞，而今它依旧承受着阳光。
有了这些对于悲观的乐观认识，我们就不会战战兢兢地度过晚年，也会很好地对待即将到来的中年。我们不妨真的一个人登上自行车找个远村的坟地，静静地坐在正午的阳光下。那里，香柔的炊烟轻缓地飘过，燕子从茅草里吐出呢喃，远处耕牛在叫，猎号在响，却再也不能唤醒地下长眠的人们，但他们的子孙却在不远的棉田里清理春天第一批野草。长眠故然舒适，但想想同时失去的东西，我们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暮春，热爱生活的权益，去听、去说、去写、去唱、去跳舞、看大海，听雨声、享受一切活生生的现实，时间过得匆匆。26岁，只知道自己生活在大地上还远远不够，除此我们更多地生活在时间的流程中！我们可以在大地上永驻，却不能在时间里永久地行走。
为什么性生活和生育方面
的冲突是婚姻矛盾的焦点
性生活和生育方面的冲突是婚姻矛盾的主要焦点，它一般包括四类导因：
第一是心理和外遇所致的性冷淡。 性冷淡多半起因于遗传或对早年人文环境中抑郁情绪的记忆，它是一种可调治的非机能障碍，只需耐心等待，求得夫妻双方的心理、观念和性活动时的和谐，就可治愈。轻微的性冷淡只需配偶的耐心，便可助长性乐趣；严重的在性交中常常周身出汗，恶心呕吐，腹泻和心悸，必须求助于医生。性冷淡绝大部分患者都是女性，但并非所有患者都呈现出病态。而外遇造成的性冷淡，由于生理构造的不同，有外遇的男子往往冷到极点，而女性尚可勉强应付一下丈夫的欲望，但总的说来，这毕竟损害了夫妻的心理健康。
第二是生理缺陷。原则上，生理缺陷者应该在婚前进行治疗。如果是婚后发生病变的，则需要夫妻双方同步的耐心，但假如真的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离婚从人本道德上讲就成为必然的事情，童养媳和查特莱夫人的时代早该结束了。只是在做出这个决定时需要慎重，不要把非根本性的东西误认为是根本性的。韩国马先生，21岁伴有时断时续的阳萎，可今年67岁的他，膝下仍有三子三女。马与我去哈尔滨第四医院男性科时，见到一位风风火火的小伙子，因为妻子不能生育而仓促离婚，但经过检查后得知他自己的精子也有问题，而且属于那种百分之百没有生育可能的男性，其生育力完全是零，比原妻还差，这时在医生的指导下才匆匆跑出去，再寻那位被草草休掉的妻子复婚。
第三是性文明的匮乏。从心理幻像上讲，女性无论处在多么低劣的文化层次上，她们的心都是诗意的，而且绝大多数女性喜欢柔美的诗，需要性生活伴以柔情蜜意；只有一小部分女性在调查中表示她们愿意被自己喜欢的男子粗暴强迫，但既便是这部分人也只是愿意一段时间的温性方式里掺杂着一两次急风暴雨，这类女性酷爱变幻，以及由甜蜜转换过来的狂火焰飙急进的烈性诗。但是男性经过婚后一段时期的厮守，渐已忘掉了女性喜欢零星和柔情的调味品，常常把妻子当做泄欲的工具。另外，女性在忧伤、恐惧和疲劳的时候很讨厌被纠缠，不会借以性交去排遣情绪，她们只需要紧紧地拥抱和语言上的安慰。还有，发现妻子不是处女时，不必大怒和记恨终身，我们只有权利要求妻子以后的忠诚，没有权利力要求她在见到自己之前就为一个尚属未知的人保持贞德，应该相信她那样做是有道理的。
第四是性交环境的困扰。在住房严重紧张的时候，许多夫妻是与孩子和父母共处一室的，那么做爱时就只能抽个空抓紧几分钟时间快速开始，匆忙了结。长此以往，男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可是女人由于生理反应和高潮的抵达都很慢，而且每每得不到真正满足，反而造成失调、不痛快和身体不适。有时梦醒的孩子还会认为爸爸在欺负妈妈，因为妈妈在低声地哭。
过去人们对性冲突诸问题是回避的，只是强调“志同道合”。实际上，目前婚姻的真正目的就是夫妻房事，生育也不过是一枝边花。如果在思想意识上不能恢复婚姻生活性关系的重要地位，使人们对其艺术性有所认识，那么这个隐秘的矛盾冲突就将长久地躲在幽暗中损害家庭的肌体。
家务上的冲突也是不容忽略的。在一个男女平等过了头的地方，那种不做家务的丈夫是根本错误的。这里没有丈夫养家，妻子守室的分工原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家庭收入是自己和妻子共同赢得的，对于这个家我们贡献的并不比妻子贡献得多。如果把全部的家务再推交给妻子，我们是不是认为这样做很合理？这也正是向男女平等提出的一个质疑，这种高唱男女体力平等的做法，是不是真的能使女人们得以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相反，她们除了承担令其心力交粹的社会工作外，依旧还要承担丝毫没有减轻减少的家务劳动，既是职业妇女，又仍然是家庭妇女。
在处理家务问题上，西方社会有着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仆人制度。在冲淡家务矛盾的努力中，这种制度起着绝对积极的调节作用。很长时间以来，这简直是全社会的共同习惯。马克思在最穷困的时候，家中也有两个仆人，这并不是富有的标志，而是风俗，就像穷人也必须结婚和生育一样。但是近期的中国恐怕很难学习到这些，因为我们的薪水实在不能支付这笔开支，在这个月薪只是维持生存的国度里，我们很难硬性拿出钱去聘请家仆。
在西方仆人制度中，比如保姆（Babysitter）在实际上就是子女的一种教师，是文化人的职业，而真正的家庭教师（Tutor）就更是。但中国的保姆劳务市场中却没有一个文化人，百分之百由进城的农村女孩子构成。她们中的多数人染上了好逸恶劳的坏毛病，在城市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又都竞相转入低级的服务性行业，喜爱在个体餐馆、发廊和临街摊铺打打下手，除非得到相当的报酬，她们一般不会委屈自己去管理家务，照料孩子和老人。
中国还有一个症结，长期压抑的性欲望，在保守教育松 动的情况下，达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在许多雇佣保姆来料理家务、服待婴儿的家庭中，都出现了丈夫与保姆的私通。仆人非但没有缓解家务的压力，反而繁衍出许多额外的家事和安全问题。
但是从理论上讲，良好的家庭服务制度，对于从家务矛盾中解脱夫妻，以及大量涌人城镇的农村闲散劳力得以找到就业机会，的确都是件好事，谈何容易，但又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现在我们面临的家务，在没有正常的仆役制度的情况下，家役完全就是我们自己，或是夫妻父母的某一方。面对那些琐屑而并不算繁重的劳动，男人们应当主动分担一半，至少要像婚前那样对妻子的劳动抱有心底和嘴皮子上的感激。女人有时需要的只是丈夫的一句话，要求丈夫能看到自 己的牺牲，并对这种牺牲给予赞扬。
夫妻与双方父母的冲突 可以构成非根本性婚姻冲突。和父母大人们居住在一起，婚前与他们的隔阂，比如婆婆曾声嘶力竭地反对过自己的亲事，常常发展成为积怨，影响大家庭和乐气氛的同时，也破坏着小家庭的情绪。这类冲突部分原因出于长辈的保守思想和大多的老规矩，另外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青年人自私。如果我们不能回家吃晚饭时总是不愿事先打回电话，或者总是深夜才溜回家里，并且大声洗漱，或是宁愿闲躺着也不愿陪父母去一趟商场和公园，那么我们的父母必然忍无可忍，并对我们无视长者存在的作风施加有意无意的报复。
在赡养费和赡养方式上，我们更不能过多地从私利考虑。我曾见过不计其数不聪明的人，他们寄居在父母家里， 白吃白喝，然而分文不予父母。我不想过多提醒人们去注意良心，只想问一句，是交上百十元钱买得全家快乐重要，还是留下这点钱与配偶吃一顿涮羊肉把它花光更好？
另外应该注意：
支持父母们的兴趣和爱好，不要张扬属于我们自己而他们无法理解的爱好。让他们觉得他们的书法和养鸟嗜好比我们自己跳舞的癖好更优雅。
不要在婆婆面前打扮得太像个女人，别忘记她曾成长在无视性别存在的年代里；别在父母面前与妻子过分亲呢，他们老夫妻相处几十年还从未叫过一声“亲爱的”，他们会在潜意识里认为我们不庄重，认为他们在我们心中没有妻子重要。
对父母青年时代的容貌和业绩应加以赞美，他们对于现状有着根深的难过，赞美其过去对他们来说是种温馨的安慰。骨子里，父母对我们的年龄和生活很嫉妒。
与配偶的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地位特殊的亲戚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父母们常常从他们嘴里听到关于我们的描 述。
尽量做“哑巴”，在无原则的问题上少说令他们气鼓鼓的话。
经济问题的冲突 由于我们愈来愈意识到生活的窘迫与越来越大的美好意愿很不适应，因而呈现出相当严重的危机。这时，夫妻工资的高低比较、合不合理、由谁理财、怎么支配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是每个家庭都必须为之辩论的，问题在于把经济匮乏引向毁灭婚约的倾向。
深圳做过一次调查， 250个青年妇女中12％的人表示可以接受安分守己型的丈夫，而72．4%的人热爱事业型的男人。换句话说就是很少一部分人可以接受嫁给一个不能拥有地位和金钱的普通丈夫，而绝大多数妇人向往有权而发了大财的人。
中国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女人比男人更不甘于不良状况。她们在追求家庭幸福和物质富裕方面的欲望远远超过了男人。在赶超时尚和以丈夫成就做为攀比标准的斗争中，在与嫁到海外的女友们相比时，女人们就会产生一种嫁给中国人委屈了的伤感。许多女人在有钱有地位的男人追逐下，很快放弃了现有的家庭和孩子。特别是那些一直认为自己比别人漂亮，应该有更好的生活而又偏偏嫁给了一个不出色的男人的女人们，就更容易产生这种委屈感。她们在不满的时候常常扯起旧账，为当初自己也曾同意的不铺张婚礼的简约形式感到不平（实际上，一个像样子的婚礼在世界哪个地方都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女人一生的回忆来说，简办仪式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伤害），她们在分娩前夕的夜晚在不由自主地哭泣，觉得自己好可怜，很吃亏。
这里我们必须坚持问男人们：中国的男人，我们为什么那么不争气？！我们也有必要把彼德·史坦克的《如何停止谋害你自己》一书中的一段话写给女人：“这种女人，天生就是追求名利的人，或是因为受到熏陶才得到了这种特性。我曾经看到这种人，破坏了许多家庭的幸福。”
我想起19世纪那些跟随丈夫，提着简便的行装，坐在敞蓬马车上去洪荒的西部拓垦的女人们，他们共同写下了美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他们留给儿女们一笔巨大的财富，辽阔的土地、城市、以及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战天斗地的自信心。看看这些男人，几根锄头，一把破手枪，却不服输地面临巨大的困难，再看看他们的太太，在最艰苦的冬天里爱着丈夫，拉扯着一大群儿女，他们最为珍惜的家产就是手拉手、两人去面对苍凉的土地。
我们呢？一个像胆小鬼一样萎缩在沙发里，另一个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心事。有一种我们无法不承认的恶劣意识闪动在我们头脑中：得到好处而不通过艰苦。男人打算坐享其成，女人设法嫁人以得鸡犬升天。尽管放任自流的经济冲突不大可能被强劲的外力加剧，以致瓦解家庭，但它潜在的伤害却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婚姻的本质。
为什么爱孩子就是爱世界
当初我们是怎样热烈地希望给家庭增添一条小小的生命，或者只是在兴奋的情爱中稍一不注意，种下这颗调皮的种子，四个月时我们还曾想打掉它，但是后来，我们的孩子还是出世了。无论过去我们曾如何看待孩子，迫切希望，还是很不情愿，可是当孩子啼哭着开始呼吸时，一个个新的梦想曾是怎样地接踵而来，埋入我们的心田：
我们梦想使他们不遭受任何哪怕一丁点身体上的伤害。（可是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计划过高了。而且为什么要把一株必得风雨的小树包裹得那样紧以防犯一点点伤疤呢？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曾受过伤害，而今我们不是依然活着吗？）
我们自认为比父母更出色，而且期望塑造出比他们塑造的孩子更出色的人。（不久我们就会为否定父母对自己的喂养之恩感到内疚，养活一个人比豢养一只小猫着实困难。）
我们隐隐地把自己失意的东西，没能实施的理想记起，寄希望于孩子的未来。正是里尔克的诗：“孩子是未来，也是回归；孩子是孕胎，也是海洋。”可是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为孩子一厢情愿的人生设计已经有些先人为主。这里我想抄录一段歌德的话给小夫妻：“我从旁观察他们，从细小的事情中发现他们有朝一日所需要的种种品德与才能的萌芽，从他们今日的固执任性看出将来的坚毅与刚强，从今日的顽皮放肆中看出将来的幽默乐观以及轻松愉快地应付人世危难的本领，每当我发现这一切还丝毫未经败坏，完整未损，我便一次一次地，反反复复地，吟味人类导师这句金言：‘可叹呀，你们不如他们它的任何一个人！”然而他们，好朋友，这些我们的同类，这些本应被我们视为楷模的人，我们对待他们却像奴隶，竟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意志！……都在照着自己的模样教育自己的孩子”。
我们还想到了永远占有他们，就像占有一份家具（为了使孩子不遭受不测，也为了对自己的忧心负责，我们认为有权知道孩子的一切，就像自己的父母做过的那样，迫不急待地想看到孩子的日记本。我们认为有权阻止他们与自己分离，因为离开我们，他们就分不清对错。可是呵，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怯弱地不敢一个人去幼儿园，不能够承担天赋责任，我们做为父母一直没能忍住对城乡巨大的忧虑而把孩子狠心交给它，设法扩展他们和别人的联系并教诲他们和环境中其他的人平等合作，我们已犯下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我们还想到孩子是自己的一部分，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不，不是这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只是借助我们的一个精卵开始发源，他们是风雨和松林的亲兄弟，是自然的产物。我们不过是他们羽翼未丰时的代养人）。
纳波科夫在他那本美丽的回忆录《说记忆》中写道：他凝视着刚出生的儿子的眼睛，看到了“古老的、神话中的森林”的影子，“这里飞鸟多于猛虎，果实多于荆棘”。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妇女吗？马尔库塞认为，女性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世界相分离，所以她们比男人更人性化，更多地保持了自己根植于土地，单纯而未受大多污染的本能和感情，所以，社区中的男人需要自然之女的陶冶，以使自己不忘记大山和池塘，不忘记大自然。而现在，大自然交给我们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然婴孩，他们刚从风暴雨雪中转变而来，由于体内极少毒素，他们的眼白呈现出漂亮的蓝色。在他们那未知的眼仁里还滞留着美丽的关于自然景 观的记忆。
如果我们幻想保持住孩子眼中的森林，遏制猛虎和荆棘的蔓延，那么我们就必须约束自己，比如别那么早教孩子 骂人。
看到那些根本不合格的父母，我曾经想到，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一件事情，能像做一个孩子的父母那样，未经任何培训就被允许匆忙上阵的了。然而也正是这种大量的不称职的父母在从事着人类第一重要的工作，这真是一种讽 刺。
1883年，英国人高尔顿创立了优生学（Eugenics）这个词汇，并以进化论和遗传学做为根据，奠定了这门旨在研究人类遗传素质及其改善方法的学科的基础。其中包括消除劣质的预防性优生学和促进体智优异个体出生的演进性优生学。可是无论中国把优生喊得多么响亮，其结果却只是在这些没兴趣细听一句的夫妻们面前，以及自己尚处在模棱两可的知识水平线上的职业宣传家嘴里，使优生流于一句每个人都熟悉得不想再扣问自己究竟是否真懂其含义的标语口号。
我们曾在对形体和智力的遗传可能。授精时期和环境对胎儿的影响。以及胎教的意义全都不甚了了的时候，草草生下了儿女，把优生论忘得一干二净。然后想当然地开始了育儿，而育儿的教义大多来自于自己父母的经验以及自己的猜想，继续把优育论扔到一边，一方面买了大量昂贵的玩具打算开启孩子的智力，另一方面只是把他们催养成超标肥胖、只会拆毁玩具、脑袋瓜里一片空白的小无赖。
人要在三个教育阶段中度过一生。从我们蒙昧在母腹第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利用母体吸收的营养构造了自己的大脑沟回，我们迷迷糊糊感受着父亲抽着烟在对母亲讲话，而母亲喝酒了，有一阵爵士乐飘过，我们感到春夏秋冬的更替，也感到母亲为什么心事而垂泪伤感，直到出世，直到我们七岁，第一个阶段——家庭教育阶段，才告一段落；此后我们很快地完成了第二阶段——学校教育阶段，在这个时期，家庭的影响显露出强大的力量，从23岁左右，最晚走出学院的人也开始了第三个阶段——社会教育阶段，这时我们的一切成功完全取决于前两个阶段所埋下的可能性。
大约在第二个教育阶段时，我们就已记不住孩童时代的大部分事情了，但这并不是说7岁以前父母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作用于我们敏感的童心。早期教育常常已经做为感受，铭刻在一个我们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们心灵中这些模糊的印痕贯穿我们生命的首尾。这正如语文之于人生，我们记不住七岁说过的一切话，可是我们却学会了语言，并且一刻不停他说个没完。如果把学龄前的孩子比作出膛的子弹，那么这一刹那，只要我们闪失半毫米，在他们生命的终点，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与自己的初衷相距十万八千里。而在第一阶段里，孩子们完全空白的脑海和心灵对于这种半毫米的闪失又是那么的敏感。他们无法记住这种闪失的真实情况，以至于成年时无法溯及根源，去医治它。比如我们把打翻了奶瓶的女儿放在一边任其惊恐地大哭，而我们自己却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拼命地擦着地毯上的奶水，那么若干年后，我们这个胆小怕事的女儿便怎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养成了怯懦的毛病，正如我们也不清楚一样。
德国动物学家洛伦兹“关键期”的理论指出，2～3岁是幼儿学习口语的好时候，4～5岁是学习书面的最佳年龄。如果我们的孩子处在这两个年龄段上，只需稍加一点力量，他们就可能在成年后成为口若悬河的外交家，或者一个多产的作者，但是这时，如果我们一味强迫他们学习工具性的知识而不让他享有做孩子乐趣，那么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只会趴在桌前演算而对周围美好的一切无心观赏的人。实际上，人首先要成其为人，然后再具有某些工具性；而知识不仅应该包括爱、生命实质和死亡的知识，而且首先应是关于它们的认识，此后我们再交给孩子田字格本和圆规，帮助他们学习自然的常识。在孩子小的时候多教他们一些快乐的知识，爱的知识，爱熊猫也要爱老鼠。教给他们信念，必胜的，我们还不敢断定该不该把男婴和女婴分开，多教前者一些勇气，多教后者一些阴柔，因为很多人反对这种文化，但是我们必须要教给他们有关阳刚和温静的方式，以及超验的灵性和理智。
我们必须强忍住笑，强忍住不耐烦的情绪，回答孩子那些关于性的问题，比如“女厕所里有什么，为什么不许男孩子进去”和“我是怎么生出来的”等问题，不要置之不理，答法又需要艺术；我们还要天天解释那些关于火车和汽车、飞机以及雨的来源等客观现象，对他们不厌其烦的“为什么”，我们也必须不厌其烦地回答，否则无异于暗示他们：知识没有用处。如果真是那样，20多年后，便会出现一个和自己一样回答不出儿子提问的青年父亲。
提起教育子女，人们总有一种趣味感，可实际上是一件艰难的工作。许多在事业中一事无成的人，往往失败于缺乏耐力的坚韧，惧怕艰难，然而他们往往很快结了婚，又草率生了孩子，这一切都比成功的人干得麻利。可是，如果他们不能耐心孩子对于世界的求知欲望，他们依旧不会有优育上的成功。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人们真应该把这件艰难的工作当作自己最后的杰作和一项伟大事业去干。否则，不如像西方人那样，找一个自己看得起的人，让他做孩子的教父，多给孩子一些自己给予不了的关怀。 爱孩子，就是爱世界。
孩子的成长，对于父母原有的自私，是一次巨大的净化。人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可以百分之百为之奉献的人去证实自己的无私，觉得自己是个保护神。这时人们对自己的父母有了一些好感，对配偶有了多一些的依赖和热爱。在自己孩子面前，最自私的人也会体验到自己的无私。
孩子的成功又一次使我们感到时间在奔跑，庄周曾经在《知北游》里漫不经心地写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是呵，看着孩子在变化，从伊呀学语，到朗诵第一首唐诗，我们可以感到他们咬住自己手指时的一排新牙，他们学会了追逐游戏，表达自己初步的想法。如果我们离开城市去远方，口来时，便会发现他们又长高了一寸，结交了一个邻居的小伙伴，这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操劳，又是那么仓促。
一个暖和的冬日，我约上李和她的小儿子去玩。李是我小学时代的同窗，无法隐瞒，我对她一直怀有超越友情的爱感，但是她已结婚，还有了这个孩子。那天，我们一起去了元朝古墙城，在而今已荒废为栽满小松的土坡的古墙外那条护城河畔，望着晶亮的太阳光下李的背影和长发，以及在她身后追赶的小儿子，我一下想起七岁时第一次见到的李，那个漂亮而跋扈的小姑娘，现在她身后这个奔跑的儿子只比那个小姑娘小五岁。而今，李已在安详地承受了儿子樱嘤的喊声，“妈妈，妈妈”，已变成温静的少妇和母亲。“俱往矣”，我们已经感到走在青春的结尾，走向中年和30岁。我们已经过上了踏踏实实的生活，没有停留，“静静地航行”。我们都曾惧怕这一天的到来，就像18岁时谈起结婚，一边渴望得要死，一边畏缩。因为伤叹“青春像一只小鸟”，迅速“飞去就不再飞回”，我们曾经深深地怀疑生命，厌倦生命，可是自从彻底扔掉谎言般的梦想那不切实际的纷扰，我们却看到人生是那样的实实在在，这时我们的生活到了又一个车站，我们觉得未来更好，而新世界还从未到来。这里，我将引用已过世的三毛的话，做为本部分的结尾：
说到最爱的年纪，就是中年。尘埃落定，这时候，人生不问答案，播出去的种子，开始收获了。……我们还不老，还有权利去恋爱，还没有走下坡，……年轻人，千万要对你的中年抱着一个很大期望。
中年时代失去了容貌的美丽，但是得到了更多更好的东西，越到中年越知道衣着不重要，漂亮不重要，但是健康重要。这种快乐，跟很多的好朋友去交换心得，都说中年好得不得了，大丰收噢！它不一定是金钱上的，也可能是金钱上的，我爱这个年纪！
为什么而立之年是秋天的早晨
这时，青春的帷幕已经徐徐下落，人生的新章在新幕的 背后己酝酿成形。仰观十年，青春是一条无以穷尽的长途， 但当回首时，它却像一阵蒙蒙春雨，来也匆匆，去亦匆勿。有 时你真想回到16岁的花季，重新来一遍，那样你就会比现 在更好。你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考上大学，不放弃每一个学 习机会，因为后来你发现需要某种知识时，也每每发现对于那种知识的厌烦曾使你不止一次地逃学；那时自己的东西 丢了，你不该上纲上线，如果不是因为你已经认定自己的东西被人“偷”了，或许别人会把东西还给你；假如你重新再来一次，你就不会太早地恋爱，而是多看一些事情，多接触一些新人，在以后的中年岁月中你遇到过许多比现在做了自 己妻子更好的女人，你不会急于结婚和生育，也不会为一个对你不合适的丈夫而糟蹋了一生；那种能使自己得到力量 的爱情和家庭太少了，你是在付出养活自己配偶的支出以获得法定性生活的同时，把自己拴在一只包袱上；你不会花太多时间去上一个又一个浪费你有限精力、金钱和爱心的人的当，也不会交那么多现在连影子也找不到的朋友；你会在一个公司，像现在这样，安分地干下去，一点点爬向高层，而不是在许多雇主之间调来调去，得到了许多不值钱的经历，却没有攒下一点益于提升的资历；你也就不会那么多次地与父母就社会政治和活法的问题吵架，因为他们并不掌权，决定不了什么；也不会觉得看不到希望，错失良机，一连好几个月里无所事事，苦闷得自己和自己下着围棋。
你好后悔啊，有那么多事，当你没有经历时，你的经验无法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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