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启超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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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试读：
自序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顾兹事体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况学殖浅薄如启超者，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研勘，则其纰缪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区区此稿，本宜坚 之，以俟他日之改定。既而覆思吾研究之结果，虽未必有价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则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贸然刊布，而字之曰《史稿》。孟子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吾之此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愿读者鉴兹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或绳其小节之疏，或著论箴驳，或通函诲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蜕变以成定本，则片言之锡，皆吾师也。
中华民国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启超自述。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今宜将此定义分析说明：
一、活动之体相：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活动休止，则人道或几乎息矣。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是故非活动的事项——例如天象，地形等，属于自然界现象者，皆非史的范围；反之，凡活动的事项——人类情感理智意志所产生者，皆活动之相，即皆史的范围也。此所谓相者，复可细分为二：一曰活动之产品，二曰活动之情态。产品者，活动之过去相，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情态者，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产品者，譬犹海中生物，经无数个体一期间协合之嬗化：而产出一珊瑚岛，此珊瑚岛实经种种活动情态而始成；而今则既僵矣，情态不复可得见。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
二、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不曰“人”之活动，而曰“人类社会”之活动者：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质言之，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复次，言活动而必申之以“赓续”者：个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隐然若悬一目的以为指归；此目的地辽远无垠，一时代之人之所进行，譬犹涉涂万里者之仅跬一步耳。于是前代之人恒以其未完之业遗诸后代，后代袭其遗产而继长增高焉；如是递遗递袭，积数千年数万年，虽到达尚邈无其期，要之与目的地之距离，必日近一日；含生之所以进化，循斯轨也。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率此以谈，则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也。
三、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活动必有成绩，然后可记，不待言也。然成绩云者，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实乃簿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质言之，即算总帐也。是故成绩有彰显而易见者，譬犹澍雨降而麦苗茁，烈风过而林木摧；历史上大圣哲大英雄之出现，大战争大革命之经过，是其类也。亦有微细而难见者，譬犹退潮刷江岸而成淤滩，宿茶浸陶壶而留陈渍；虽聪察者，犹不之觉，然其所演生之迹，乃不可磨灭。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绩者，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之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然因果关系，至复赜而难理；一果或出数因，一因或产数果；或潜伏而易代乃显，或反动而别证始明；故史家以为难焉。
四、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等人之读，然后其书乃如隰之有畔，不致泛滥失归，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知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夫如此，则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
今人韦尔思有言：“距今二百年前，世界未有一著，述足称为史者。”夫中外古今书籍之以史名者亦多矣，何以谓竟无一史？则今世之史的观念，有以异于古所云也。我国二千年来史学，视他国为独昌。虽然，彼其体例，多属千余年前学者之所创；彼时所需要之史，与今不同。彼时学问未分科，凡百智识皆恃史以为之记载；故史之范围，广漠无垠。积年愈久，为书愈多，驯至为一人毕生精力所不能殚读。吾侪居今日而读旧史，正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离沙无金，固也；然数斗之沙，得金一颗，为事既已甚劳。况拣金之术，非尽人而能；苟误其涂，则取沙弃金，在所不免。不幸而中国现在历史的教育，乃正类是。吾昔在友家见18岁学童，其父面试以元明两代帝王世次及在位年数，童对客偻数，一无漏讹；倘此童而以他朝同一之事项质客（我）者，客惟有忸怩结舌而已。吾既叹异此童之慧敏，转念以如此慧敏之脑，而役以此等一无价值之劳动，其冤酷乃真无极也。不宁惟是，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试举其例：如巴蜀滇黔诸地，自古本为中华民族文化所未被，其次第同化之迹，治史者所亟欲闻也。而古代史上有两大役，实兹事之关键。其在巴蜀方面，为战国时秦司马错之定蜀，其在滇黔方面，为三国时蜀诸葛亮之平蛮。然而《史记》之叙述前事，仅得十一字；《三国志》之叙述后事，仅得六十四字；其简略不太甚耶？又如隋唐间佛教发达，其结果令全国思想界及社会情状生一大变化，此共见之事实也；然而遍读《隋书》、《新旧唐书》，此种印象，竟丝毫不能印入吾脑也。如元明间杂剧小说，为我文学界辟一新纪元，亦共见之事实也；然而遍读《元史》、《明史》，此间消息，乃竟未透漏一二也。又如汉之攘匈奴，唐之征突厥，皆间接予西方史迹以莫大之影响；明时欧人之“航海觅地热”，其影响之及于我者亦至钜；此参稽彼我年代事实而可见者。然而遍读汉唐明诸史，其能导吾以入于此种智识之途径者，乃甚稀也。由此观之，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
今欲成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其重要项目，例如：
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
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
中华民族最初之活动，以中国何部分之地为本据？何时代发展至某部分，何时代又发展至某部分？最近是否仍进行发展，抑已停顿？
外来蛮族——例如匈奴、突厥等，其与我共争此土者凡几？其来历何如？其纷争结果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
世界他部分之文化民族——例如印度、欧洲等，其与我接触交通之迹何如？其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
中华民族之政治组织——分治合治交迭推移之迹何如？
统治异民族及被统治于异民族，其成败之迹何如？
阶级制度——贵族平民奴隶之别，何时发生，何时消灭？其影响于政治者何如？
国内各种团体——例如家族团体，地方团体，宗教团体，职业团体等，其盛衰兴废何如？影响于政治者何如？
民治主义基础之有无？其久不发育之故安在？
法律因革损益之迹何如？其效力之及于社会者何如？
经济基件——衣食住等之状况，自初民时代以迄今日，其进化之大势何如？
农工商业更迭代嬗以占经济之主位，其推移之迹何如？
经济制度——例如货币之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施行等等，其变迁何如？其影响于经济状况者何如？
人口增殖移转之状况何如？影响于经济者何如？
与外国交通后所生经济之变动何如？
中国语言文字之特质何在？其变迁何如？其影响于文化者何如？
民族之根本思想何在？其各时代思潮蜕变之迹何如？
宗教信仰之情状及其变迁何如？
文化之继承及传播，其所用教育方式何如？其变迁及得失何如？
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工艺、科学等，各时代进展之迹何如？其价值何如？
各时代所受外国文化之影响何如？我文化之曾贡献或将贡献于世界者何如？
上所论列，不过略举纲领，未云详尽也。要之，现代之史，必注目于此等事项，校其总成绩以求其因果；然后史之为物，乃与吾侪之生活不生距离，而读史者乃能亲切而有味。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的如下：
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
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
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
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遵斯轨也，庶可语于史矣。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人类曷为而有史耶？曷为惟人类为能有史耶？人类又曷为而贵有史耶？人类所以优胜于其他生物者，以其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常能贮藏其先世所遗传之智识与情感，成为一种“业力”，以作自己生活基础。而各人在世生活数十年中，一方面既承袭所遗传之智识情感；一方面又受同时之人之智识情感所熏染；一方面又自浚发其智识情感；于是复成为一种新业力以贻诸后来。如是展转递增，展转递蜕，而世运乃日进而无极。此中关键则在先辈常以其所经验之事实及所推想之事理指导后辈，后辈则将其所受之指导，应用于实际生活，而经验与推想皆次第扩充而增长。此种方法，在高等动物中，已解用之。如犬如猴……等等，常能以己之动作指导或暗示其幼儿，其幼儿亦不怠于记忆与模仿，此固与人类非大有异也。而人类所以优胜者，乃在记忆模仿之能继续他种动物之指导暗示，恒及身而止；第一代所指导暗示者，无术以传至第二第三代，故第二第三代之指导暗示，亦无以加乎其旧。人类不然，先代所指导所暗示，常能以记诵或记录的形式，传诸后代，历数百年数千年而不失坠其所以能递增递蜕者皆恃此，此即史之所由起，与史之所以为有用也。
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围炉藉草，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听者则娓娓忘倦，与会飙举。其间有格外奇特之情节可歌可泣者，则蟠镂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展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所谓“十口相传为古”也。史迹之起原罔不由是。今世北欧诸优秀民族如日耳曼人、荷兰人、英人等，每当基督诞节，犹有家族团聚彻夜谈故事之俗，其近代名著如熙礼尔之诗，华克拿之剧，多取材于此等传说，此即初民演史之遗影也。
最初之史，用何种体裁以记述耶？据吾侪所臆推，盖以诗歌古代文字传写甚不便，或且并文字亦未完具，故其对于过去影事之保存，不恃记录而恃记诵。而最便于记诵者，则韵语也。试观老聃之谈道，孔子之赞易，乃至秦汉问人所造之小学书，皆最喜用韵，彼其时文化程度已极高，犹且如此，古代抑可推矣。《四吠陀》中之一部分，印度最古之社会史宗教史也，皆用梵歌。此盖由人类文化渐进之后，其所受之传说日丰日赜，势难悉记，思用简便易诵之法以永其传；一方面则爱美的观念，日益发达，自然有长于文学之人，将传说之深入人心者播诸诗歌，以应社会之需；于是乎有史诗。是故邃古传说，可谓为“不文的”之史；其“成文的”史则自史诗始。我国史之发展，殆亦不能外此公例。古诗或删或佚，不尽传于今日；但以今存之《诗经》三百篇论，其属于纯粹的史诗体裁者尚多篇。例如：《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长发篇》——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有贼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率履不越。……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武王载旆。有虔秉钺。……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殷武篇》——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生民篇》——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公刘篇》——笃公刘，匪居匪康。……乃裹糇粮，于橐于囊，……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六月篇》——六月栖栖，戎车既饬。……狁孔炽，我是用急。……狁匪茹，整居焦护。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此等诗篇，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玄鸟》、《生民》等，述商周开国之迹，半杂神话；《殷武》、《六月》等，铺叙武功，人地粲然；观其诗之内容，而时代之先后，亦略可推也。此等史诗，所述之事既饶兴趣，文章复极优美。一般人民咸爱而诵之，则相与讴思其先烈而笃念其邦家，而所谓“民族心”者，遂于兹播殖焉。史之最大作用，盖已见端矣。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断言。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其一因也。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源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吾侪又据《尚书》、《国语》、《左传》诸书所称述，确知周代史职，已有分科，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又知不惟王朝有史官，乃至诸侯之国及卿大夫之家，莫不皆有。又知古代史官，实为一社会之最高学府，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乃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以决焉。所以者何？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于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为智识之中枢。又古代官人以世，其累代袭此业者，渐形成国中之学问阶级。例如周任、史佚之徒，几于吐辞为经；先秦第一哲学家老子，其职即周之守藏史也。汉魏以降，世官之制虽革，而史官之华贵不替。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妙选人才以充其职。每当易姓之后，修前代之史，则更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故得人往往称盛焉。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说详下），然以专才任专职，习惯上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惜原书今复散佚，不能全睹其真面目。惟孔子所修《春秋》，体裁似悉依鲁史官之旧。吾侪得藉此以窥见古代所谓正史者，其内容为何如。《春秋》第一年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嗄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吾侪以今代的史眼读之，不能不大诧异：第一，其文句简短，达于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如定四年云“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最短者乃仅一字（如隐八年云：“螟”）。第二，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每年多则十数条，少则三四条（《竹书纪年》记夏殷事，有数十年乃得一条者）；又绝无组织，任意断自某年，皆成起讫。第三，所记仅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第四，天灾地变等现象，本非历史事项者，反一一注意详记。吾侪因此可推知当时之史的观念及史的范围，非惟与今日不同，即与秦汉后亦大有异。又可见当时之史，只能谓之簿录，不能谓之著述。虽然，世界上正式的年代史，恐不能不推我国史官所记为最古《竹书纪年》起自夏禹，距今既四千年。即《春秋》为孔子断代之书，亦既当西纪前七二二至四八一年；其时欧洲史迹，有年可稽者尚绝稀也。此类之史，当春秋战国间，各国皆有。故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墨子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又称“百国《春秋》，”则其时史书之多，略可概见。乃自秦火之后，荡然无存，司马迁著书时，已无由资其参验。汲冢幸得硕果，旋又坏于宋后之窜乱。而孔子所修，又藉以寄其微言大义，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于是二千年前烂若繁星之古史，竟无一完璧以传诸今日。吁！可伤也。
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其名曰“书”，或曰“志”，或曰“记”。今六经中之《尚书》，即属此类。《汉书·艺文志》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种严格的分类，是否古代所有，虽属疑问。要之此类记载，必发源甚古。观春秋战国时人语常引夏志、商志、周志、或周书、周记等文，可知也。此等书盖录存古代策命告誓之原文，性质颇似档案，又似文选。但使非出杜撰，自应认为最可宝之史料。盖不惟篇中所记事实，直接有关于史迹，即单词片语之格言，亦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也。此类书现存者有《尚书》二十八篇，其年代上起尧舜；下讫春秋之秦穆。然应否全部认为正当史料，尚属疑问。此外尚有《逸周书》若干篇，真赝参半；然其真之部分，吾侪应认为与《尚书》有同等之价值也。《春秋》、《尚书》二体，皆可称为古代正史；然此外尚非无史籍焉。盖文字之用既日广，畴昔十口相传者，渐皆著诸竹帛，其种类非一。例如《左传》所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庄子》所称《金版六弢》，《孟子》所云“于《传》有之，”其书今虽皆不传，然可悬想其中所记，皆前言往行之属也。《汲冢》所得古书，有《琐语》，有《杂书》，有《穆天子传》；其《杂书》中，有《周食田法》，有《美人盛姬死事》（《穆天子传》，及《美人盛姬死事》，今存。《琐语》亦有辑佚本）。凡此皆正史以外之记录，即后世别史杂史之滥觞。计先秦以前此类书当不少，大抵皆经秦火而亡。《汉艺文志》中各书目，或有一部分属此类，惜今并此不得见矣。
右三类者，或为形式的官书，或为备忘的随笔，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则春秋战国间得二书焉，一曰左丘之《国语》，二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左丘或称左丘明；今本《左传》，共称为彼所撰。然据《史记》所称述，则彼固名丘不名丘明，仅撰《国语》而未撰《左传》；或谓今本《左传》乃汉人割裂《国语》以伪撰，其说当否且勿深论。但《国语》若既经割裂，则亦必须与《左传》合读，然后左氏之面目得具见也。左氏书之特色：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盖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当时史官之作，大抵皆偏重王室或偏重于其本国（例如《春秋》以鲁为中心。《竹书纪年》自周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左氏反是，能平均注意于全部。其《国语》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分篇叙述，无所偏畸。《左传》是否原文，虽未敢断；即以今本论之，其普遍的精神，固可见也。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左氏对于一时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择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瞭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彼“帐簿式”之《春秋》，“文选式”之《尚书》，虽极庄严典重，而读者寡味矣。左氏之书，其断片的叙事，虽亦不少；然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原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此三特色者，皆以前史家所无。刘知几云：“左氏为书，不遵古法。……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史通·载言篇》）。诚哉然也。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左丘旧云孔子弟子；但细读其书，颇有似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以后所追述者。苟非经后人窜乱，则此公著书，应在战国初年，恐不逮事孔子矣。希腊大史家希罗多德生于纪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与左氏并世。不朽大业，东西同揆，亦人类史中一佳话也。《世本》一书，宋时已佚。然其书为《史记》之蓝本，则司马迁尝自言之。今据诸书所征引，知其内容篇目，有《帝系》、有《世家》、有《传》、有《谱》、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帝系世家》及《氏姓篇》，叙王侯及各贵族之系牒也；《传》者，记名人事状也；《谱》者，年表之属，史注所谓旁行斜上之《周谱》也；《居篇》则汇纪王侯国邑之宅都焉；《作篇》则纪各事物之起原焉。吾侪但观其篇目，即可知其书与前史大异者两点：其一，开后此分析的综合的研究之端绪彼能将史料纵切横断，分别部居，俾读者得所比较以资推论也；其二，特注重于社会的事项前史纯以政治为中心，彼乃详及氏姓、居、作等事，已颇具文化史的性质也。惜著述者不得其名，原书且久随灰烬；而不然者，当与左氏同受吾侪尸祝也。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迁之年代，后左丘约四百年。此四百年间之中国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民族则由分展而趋统一；政治则革阀族而归独裁；学术则倦贡新而思竺旧。而迁之《史记》，则作于其间。迁之先，既世为周史官；迁袭父谈业，为汉太史；其学盖有所受。迁之自言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太史公自序》）。然而又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盖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实以为发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况，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序》）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班固述刘向扬雄之言，谓“迁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汉书》本传赞。）郑樵谓“自《春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通志·总序》）谅矣。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著作之林，其价值乃颇类布尔达克之《英雄传》；其年代略相先后，（布尔达克后司马迁约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亦略同也。后人或能讥弹迁书；然迁书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来所谓正史者，莫能越其范围。岂后人创作力不逮古耶？抑迁自有其不朽者存也。
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家，著录者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迁前者，仅百九十一篇）；及《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乃骤至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数百年间，加增四十倍。此迁以后史学开放之明效也。古者惟史官为能作史。私人作史，自孔子始；然孔子非史家，吾既言之矣。司马迁虽身为史官，而其书实为私撰。观其传授渊源，出自其外孙杨恽，斯可证也。（看《汉书》恽传）。迁书出后，续者蜂起；见于本书者有褚少孙；见于《七略》者有冯商；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者，有刘向等十六人；见于《通志》者有贾逵。其人大率皆非史官也。班固虽尝为兰台令史，然其著《汉书》，实非以史官资格；故当时犹以私改史记构罪系狱焉。（看《后汉书》本传）。至如鱼豢、孙盆、王铨、王隐、习凿齿、华峤、陈寿、袁宏、范晔、何法盛、臧荣绪辈，则皆非史官（看《史通·正史篇》）。曷为古代必史官乃能作史，而汉以后则否耶？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前此史官专有之智识，今已渐为社会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著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迁书既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此其三也。自兹以还，蔚为大国。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读《隋书·经籍志》及清丁国钧之《补晋书·艺文志》可见也。故吾常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刘知几极推尊此体，谓“其包举一代，撰成一书，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六家篇》。）郑樵则极诋之，谓“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固为彪之子，不能传其业。……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格。……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总序。）此两种反对之批评，吾侪盖袒郑樵。樵从编纂义例上论断代之失，其言既已博深切明。（看原文。）然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夫史之为状，如流水然，抽刀断之，不可得断。今之治史者，强分为古代、中世、近世、犹苦不能得正当标准；而况可以一朝代之兴亡为之划分耶？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书为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是故南朝不得不谓北为索虏，北朝不得不谓南为岛夷；王凌、诸葛诞、母丘俭之徒，著晋史者势不能不称为贼；而虽以私淑孔子自命维持名教之欧阳修，其《新五代史》开宗明义第一句，亦不能不对于积年剧盗朱温其人者，大书特书称为“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也。断代史之根本谬误在此。而今者官书二十四部，咸率循而莫敢立异，则班固作俑之力，其亦伟矣。
章学诚曰：“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又曰：“纪传行之千有馀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文史通义·书教篇》）。此言班书以下，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其论至痛切矣。然今所谓二十四史者，其品之良秽亦至不齐。同在一体裁中，而价值自固有高下。前人比较评骘之论既甚多，所评当否，当由读者自悬一标准以衡审之，故今不具论。惟有一明显之分野最当注意者：则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也。最有名之马、班、范、陈四史，皆出私撰，前已具陈。即沈约、萧子显、魏收之流，虽身为史官，奉敕编述；然其书什九，独力所成。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风一变。太宗既以雄才大略，削平天下，又以“右文”自命，思与学者争席。因欲自作陆机、王羲之两传赞，乃命史臣别修《晋书》，书成而旧著十八家俱废（看《史通·正史篇》）。同时又敕撰梁陈齐周隋五书，皆大开史局，置员猥多，而以贵官领其事。自兹以往，习为成例。于是著作之业等于奉公编述之人，名实乖迕。例如房乔、魏征、刘煦、托克托、宋濂、张廷玉等，尸名为某史撰人，而实则于其书无与也。盖自唐以后，除李延寿《南史北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外，其馀诸史，皆在此种条件之下而成立者也。此种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则在著者无责任心。刘知几伤之曰：“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又曰：“史官记注，取禀监修。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篇》）既无从负责，则群相率于不负责，此自然之数矣。坐此之故，则著者之个性湮灭，而其书无复精神。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诸贤，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欧阳修《新五代史》，其价值如何，虽评者异辞，要之固修之面目也。若隋、唐、宋、元、明诸史，则如聚群匠共画一壁，非复艺术，不过一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坐此之故，并史家之技术，亦无所得施。史料之别裁，史笔之运用，虽有名手，亦往往被牵掣而不能行其志，故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明史》不在此例）。万斯同有言：“治史者，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匮湢焉，继而知其蓄产礼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耳。”（方苞撰《万季野墓表》）此言可谓博深切明。盖我国古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极发达，其近代史学，亦因置史官而渐衰敝。则史官之性质，今有以异于古所云也。
与纪传体并时者为编年体。帐簿式之旧编年体，起原最古，既如前述。其内容丰富而有组织之新编年体，旧说以为起于《左传》。虽然，以近世学者所考订，则左氏书原来之组织殆非如是。故论此体鼻祖，与其谓祖左氏，毋宁谓祖陆贾之《楚汉春秋》。惜贾书今佚，其真面目如何，不得确知也。汉献帝以《汉书》繁博难读，诏苟悦要删之；悦乃撰为《汉纪》三十卷，此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也，悦自述谓：“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以副本书。”又谓：“省约易习，无妨本书。”语其著作动机，不过节钞旧书耳。然结构既新，遂成创作盖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势不可避。刘知几所谓：“同为一事，分为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故贾谊与屈原同列，曹沫与荆轲并编。”（《史通·二体篇》）此皆其弊也。《汉·纪》之作，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学者便焉。悦之后，则有张璠袁宏之《后汉纪》，孙盛之《魏春秋》，习凿齿之《汉晋春秋》，干宝徐广之《晋纪》，裴子野之《宋略》，吴均之《齐春秋》，何之元之《梁典》……等（现存者仅荀袁二家）。盖自班固以后，纪传体既断代为书；故自苟悦以后，编年体亦循其则。每易一姓，纪传家既为作一书，编年家复为作一纪，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断代施诸纪传，识者犹讥之；编年效颦，其益可以已矣。宋司马光毅然矫之，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上纪战国，下终五代（西纪前四○三至后九五九），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纪载，一气衔接。光本邃于掌故，（观所著《涑水纪闻》可见），其别裁之力又甚强。（观《通鉴考异》可见）。其书断制有法度。胡三省注而序之曰：“温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擿幽隐，荟萃为书。而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埒。后此朱熹因其书稍加点窜，作《通鉴纲目》，窃比孔氏之《春秋》，然终莫能夺也。光书既讫五代，后人纷纷踵而续之；卒未有能及光者。故吾国史界，称前后两司马焉。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嘹然于史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读本年所纪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检为劳；抑亦寡味矣。枢钞通鉴，以事为起讫；千六百馀年之书，约之为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过感翻检之苦痛，为自己研究此书谋一方便耳。及其既成，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杨万里叙之曰：“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章学诚曰：“《本末》之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语此。……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文史通义·书教篇》）其论当矣。枢所述仅局于政治，其于社会他部分之事项多付阙如。其分目又仍涉琐碎，未极贯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钞《通鉴》为职志，所述不容出《通鉴》外，则著书体例宜然。即提要钩元之功，亦愈后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苛责古人也。枢书出后，明清两代踵作颇多。然谨严精粹，亦未有能及枢者。
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其书“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李翰序文）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其后元马端临仿之作《文献通考》，虽篇目较繁备，征引较杂博；然无别识，无通裁（章学诚《文史通义》评彼书语），仅便翻检而已。
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断代之不便，矫正过半矣，然犹未尽也。梁武帝敕吴均等作《通史》，上自汉之太初，下终齐室。意欲破除朝代界限，直接迁书，厥意甚盛。但其书久佚，无从批评。刘知几讥其芜累，谓“使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史通·六家篇》）想或然也。宋郑樵生左马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其《自序》抨击班固以下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窍要。清章学诚益助樵张目。尝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又曰：“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诸子之意，寓于史裁。”（《文史通义·释通篇》）其所以推奖者至矣。吾侪固深赞郑章之论，认《通史》之修为不可以已；其于樵之别裁精鉴，亦所心折。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意者仍所谓“宁习本书怠窥录”者耶？樵虽抱宏愿，然终是向司马迁圈中讨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败，宜也。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之一彗星焉。
右所述为旧目录家所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之四体，皆于创作之人加以评骘，而踵效者略焉。二千年来斯学进化轨迹，略可见矣。自馀史部之书，《隋书·经籍志》分为杂史、霸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凡十一门。《史通·杂述篇》胪举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凡十种。此后累代著录，门类皆小异而大同。以吾观之，可中分为二大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第一类，并未尝经锤炼组织，不过为照例的或一时的之记录，备后世作者之搜采。其在官书：则如起居注、实录、谕旨、方略之类；如仪注、通体、律例、会典之类。其在私著：则或专纪一地方，如赵歧《三辅决录》，潘岳《关中记》等；或在一地方中复专纪一事类，如陆机《建康宫殿记》，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杨孚《交州异物志》等；或专纪一时代，如陆贾《楚汉春秋》，王度《二石伪治时事》等；或在一时代中专纪一事，如《晋修复山陵故事》、《晋八王故事》等；有专纪一类人物者，如刘向《列女传》，皇甫谧《高士传》等；有纪人物复限于一地方或一年代者，如陈寿《益部耆旧传》，谢承《会稽先贤传》；袁敬仲《正始名士传》等；有专为一家或一人作传者，如江统之《江氏家传》，范汪之《范氏家传》，慧立之《慈恩法师传》等；或记载游历见闻，如郭象《述征记》，法显《佛国记》等；或采录异闻，作半小说体，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飞燕外传》等；或拾遗识小，聊供谈噱，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等。凡此皆未尝以述作自居，惟取供述作者之资料而已（右所举例，皆取诸隋唐两志，其书今存者希）。
其第二类，则搜集许多资料，经一番组织之后，确成一著述之体裁。但所叙者专属于某种事状，其性质为局部的，而与正史编年等含有普遍性质者殊科焉。此类之书，发达最早者为地方史，常璩之《华阳国志》，其标本也；其流衍为各省府州县之方志。次则法制史，如《历代职官表》、《历代盐法志》等类。次则宗教或学术史，如《佛祖历代通载》、《明儒学案》等类。其余专明一义，如律历，金石，目录，……等等，所在多有；然裒然可观者实稀。盖我国此类著述，发达尚幼稚也。
史籍既多，则注释考证，自然踵起。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驷徐野民等之于《史记》，应劭如淳等之于《汉书》。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之于《三国志》。前者于史迹无甚关系，后者则与本书相辅矣。考证者，所以审定史料之是否正确，实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隋书·经籍志》有刘宝之《汉书驳议》，姚察之《定汉书疑》，盖此类书之最古者。司马光既写定《通鉴》，即自为《考异》三十卷，亦著述家之好模范也。大抵考证之业，宋儒始引其绪，刘攽洪迈辈之书，稍有可观。至清而大盛，其最著者如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赵翼之《廿二史劄记》。其他关于一书一篇一事之考证，往往析入豪芒，其作者不可偻指焉。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批评史书者。批评史迹者，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盖《左传》《史记》已发其端，后此各正史及通鉴皆因之。亦有泐为专篇者，如贾谊《过秦论》，陆机《辨亡论》之类是也。宋明以后，益尚浮议；于是有史论专书，如吕祖谦之《东莱博议》，张溥之《历代史论》等。其末流只以供帖括剿说之资，于史学无与焉。其较有价值者，为王夫之之《读通鉴论宋论》；虽然，此类书无论若何警拔，总易导读者入于夺臆空谈一路，故善学者弗尚焉。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知几之自述曰：“《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其书虽以史为主，而馀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善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史通自叙》）樵之自述曰：“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之言。……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之儒所不得而闻也。”又曰：“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通志总序》）学诚自述曰：“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自序》）又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与汪辉祖书）又曰：“吾于史学，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脩，吾议一家著述。”（家书二）读此诸文，可以知三子者之所以自信为何如；又可知彼辈卓识，不见容于并时之流俗也。窃常论之，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章氏谓其所议仅及馆局纂脩，斯固然也。然鉴别史料之法，刘氏言之最精，非郑章所能逮也。郑氏之学，前段已略致评。章氏评之谓：“其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文史通义·释通篇》）又谓：“《通志》例有馀而质不足以副。”（与邵二云书）皆可谓知言。然刘章惟有论史学之书，而未尝自著成一史；郑氏则既出所学以与吾人共见，而确信彼自有其不朽者存矣。章氏生刘郑之后，较其短长以自出机杼，自更易为功。而彼于学术大原，实自有一种融会贯通之特别见地。故所论与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惜其所躬自撰述者，仅限于方志数种，未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耳。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至其持论多有为吾侪所不敢苟同者，则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也。
吾草此章将竟，对于与吾侪最接近之清代史学界，更当置数言：前清为一切学术复兴之时代，独于史界之著作，最为寂寥。唐宋去今如彼其远，其文集杂著中所遗史迹，尚累累盈望。清则舍官书及谀墓文外，殆无馀物可以相饷；史料之涸乏，未有如清者也。此其故不难察焉：试一检康雍乾三朝诸文字之狱，则知其所以箝吾先民之口而夺之气者，其凶悍为何如。其敢于有所论列而幸免于文纲者，吾见全祖望一人而已。（看《鲒埼亭集》）窃位者壹意摧残文献以谋自固；今位则成闰矣，而已湮已乱之文献，终不可复，哀哉耗矣。虽然，士大夫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故压于此者伸于彼；史学之在清代，亦非无成绩之可言。章学诚之卓荦千古，前既论之矣。此外关于史界，尚有数种部分的创作：其一，如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其书有组织，有断制，全书百三十卷一气呵成为一篇文字；以地理形势为经，而纬之以史迹。其善于驾驭史料盖前人所莫能逮。故魏禧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其二，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拆碎，而自立门类以排比之。善用其法，则于一时代之史迹能深入而显出矣。其三，如黄宗羲之《明儒学案》：实为中国有学史之始；其书有宗旨，有条贯，异乎钞撮驳杂者。其四，如赵翼之《廿二史劄记》：此书虽与钱大昕王鸣盛之作齐名，（见前）然性质有绝异处。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此四家者，皆卓然有所建树，足以自附于述作之林者也。其他又尚有数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一）表志之补续，自万斯同著《历代史表》后，继者接踵，各史表志之缺，殆已补缀无遗，且所补常有突过前作者。（二）史文之考证，考证本为清代朴学家专门之业，初则仅用以治经，继乃并用以治史。此类之书有价值者毋虑百数十种。对于古籍，订讹纠缪，经此一番整理，为吾侪省无限精力。（三）方志之重修，各省府州县志，什九皆有新修本，董其事者皆一时名士，乃至如章学诚辈之所怀抱，皆借此小试焉。故地方史蔚然可观，为前代所无。（四）年谱之流行，清儒为古代名人作年谱者甚多，大率皆精诣之作。章学诚所谓“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家史国史一代之史相取证”者也。（五）外史之研究，自魏源徐松等喜谈边徼形事，渐引起研究蒙古史迹之兴味。洪钧之《元史释文证补》，知取材于域外，自此史家范围益扩大，渐含有世界性矣。凡此皆清代史学之成绩也。虽然，清儒所得自效于史学界者而仅如是，固已为史学界之不幸矣。
我国史学根柢之深厚既如彼，故史部书之多亦实可惊。今刺取累代所著录之部数卷数如下：《汉书·艺文志》一一部四二五篇《隋书·经籍志》八一七部一三二六四卷《旧唐书·经籍志》八八四部一七九四六卷《宋史·艺文志》二一四七部四三一○九卷《通志·艺文略》二三○一部三七六一三卷（图谱在外）《文献通考·经籍考》一○三六部二四○九六卷《明史·艺文志》一三一六部三○○五一卷（限于明代人著作）《清·四库书目》二一七四部三七○四九卷（存目合计）
右所著录者代代散佚。例如《隋志》之万三千余卷，今存者不过十之一二；《明志》之三万余卷，采入四库者亦不过十之一二；而现存之四库未收书及四库编定后续出之书，尚无虑数万卷。要而言之，自左丘司马迁以后，史部书曾箸竹帛者，最少亦应在十万卷以外。其质之良否如何，暂且勿问；至于其量之丰富，实足令吾侪挢舌矣。此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也。
第三章 史之改造
吾生平有屡受窘者一事，每遇青年学子叩吾以治国史宜读何书，辄沈吟久之而卒不能对。试思吾舍《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等书外，更何术以应此问？然在今日百学待治之世界，而读此浩瀚古籍，是否为青年男女日力之所许姑且勿论，尤当问费此莫大之日力，其所得者究能几？吾侪欲知吾祖宗所作事业，是否求之于此而已足？岂惟仅此不足，恐虽遍读《隋唐志》、《明史》……等所著录之十数万卷，犹之不足也。夫旧史既不可得遍读，即遍读之亦不能养吾欲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出于学问圈外。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
吾前尝言著书须问将以供何等人之读，今请申言此义：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观孔子欲得诸国史，求之甚艰，而魏史乃瘗诸汲冢中，虽不敢谓其必禁传读，要之其目的在珍袭于秘府，而不在广布于公众，殆可断言。后世每朝之史，必易代而始布，故吾侪在今日，尚无《清史》可读，此尤旧史半带秘密性之一证也。私家之史，自是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读者，各各不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读。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读，则吾既言之矣。司马迁《史记》，自言“藏诸名山，传与其人”，盖将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自馀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读者皆求诸禄仕之家与好古绩学专门之士。夫著作家必针对读者以求获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缘读者不同，而书之精神及其内容组织亦随而不同，理固然也。读者在禄仕之家，则其书宜为专制帝王养成忠顺之臣民；读者在绩学专门之士，则其书不妨浩瀚杂博奥衍，以待彼之徐整理而自索解。而在此两种读者中，其对于人生日用饮食之常识的史迹，殊非其所渴需；而一般民众自发自进的事业，或反为其所厌忌。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此类之史，在前代或为其所甚需要。非此无以保社会之结合均衡，而吾族或早已溃灭。虽然，此种需要，在今日早已过去，而保存之则惟增其毒。在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今之史家，常常念吾书之读者与彼迁记光鉴之读者绝不同伦，而矢忠覃精以善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无罪于天下也。
复次，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然而旧史家殊不尔尔，彼盖什九为死人作也。史官之初起，实由古代人主欲纪其盛德大业以昭示子孙；故纪事以宫廷为中心，而主旨在隐恶扬善。观《春秋》所因鲁史之文而可知也。其有良史，则善恶毕书，于是褒贬成为史家特权。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厉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试观明清以来饰终之典，以“宣付史馆立传”为莫大恩荣，至今犹然；则史之作用可推矣。故如魏收市佳传以骄侪辈，袁枢谢曲笔以忤乡人（看《北史》收传，《宋史》枢传），贤否虽殊，而壹皆以陈死人为鹄。后人评史良秽，亦大率以其书对于死人之态度是否公明以为断。乃至如各史及各省府县志，对于忠义节孝之搜访，惟恐不备。凡此皆求有以对死者也。此类观念，其在国民道德上有何等关系，自属别问题。若就史言史，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长，果何为者。夫史迹为人类所造，吾侪诚不能于人外求史。然所谓“历史的人格者，”别自有其意义与其条件（此意义与条件，当于第七章说明之）。史家之职，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
复次，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今之旧史，实以年代记及人物传之两种原素糅合而成。然衡以严格的理论，则此两种者实应别为两小专科，曰“年代学”，曰“人谱学”——即“人名辞典学”，而皆可谓在史学范围以外。若是乎，则前表所列若干万卷之史部书，乃无一部得复称为史。若是乎，畴昔史学硕大无朋之领土，至是乃如一老大帝国，逐渐瓦解而无复馀。故近代学者，或昌言史学无独立成一科学之资格，论虽过当，不为无见也。虽然，今之史学，则既已获有新领土。而此所谓新领土，实乃在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例如天文：自《史记·天官书》迄《明史·天文志》皆以星座躔度等记载，充满篇幅；此属于天文学范围，不宜以入历史，固也。虽然，就他方面言之，我国人何时发明中星，何时发明置闰，何时发明岁差，乃至恒星行星之辨别，盖天浑天之论争，黄道赤道之推步，……等等，此正吾国民继续努力之结果，其活动状态之表示，则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天文学为一事，天文学史又为一事。例如音乐：各史《律历志》及《乐书》、《乐志》详述五声十二律之度数，郊祀铙歌之曲辞，此当委诸音乐家之专门研究者也。至如汉晋间古雅乐之如何传授，如何废绝，六朝南部俚乐之如何兴起，隋唐间羌胡之乐谱乐器如何输入，来自何处，元明间之近代的剧曲如何发展，此正乃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音乐学为一事，音乐史又为一事。推诸百科，莫不皆然。研究中国哲理之内容组织，哲学家所有事也；述哲学思想之渊源及其相互影响，递代变迁，与夫所产之结果，史家所有事也。研究中国之药剂证治，医家所有事也；述各时代医学之发明及进步，史家所有事也。对于一战争，研究其地形，厄塞，机谋，进止，以察其胜负之由，兵家所有事也；综合古今战役而观兵器战术之改良进步，对于关系重大之诸役，寻其起因，而推论其及于社会之影响，史家所有事也。各列传中，记各人之籍贯门第传统等等，谱牒家所有事也；其嘉言懿行，摭之以资矜式，教育家所有事也；观一时代多数人活动之总趋向，与夫该时代代表的人物之事业动机及其反响，史家所有事也。由此言之：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版图之事项——例如吾前章所举隋唐佛教，元明小说等，悉吞纳焉以扩吾疆宇，无所让也。旧史家惟不明此区别，故所记述往往侵入各专门科学之界限，对于该学，终亦语焉不详，而史文已繁重芜杂而不可殚读。不宁惟是，驰骛于此等史外的记述，则将本范围内应负之职责而遗却之，徒使学者读破万卷，而所欲得之智识，仍茫如捕风。今之作史者，先明乎此，庶可以节精力于史之外，而善用之于史之内矣。
复次，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日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孔子所修《春秋》，今日传世最古之史书也。宋儒谓其“寓褒贬，别善恶”；汉儒谓其“微言大义，拨乱反正”；两说孰当，且勿深论。要之，孔子作《春秋》，别有目的，而所记史事，不过借作手段，此无可疑也。坐是之故，《春秋》在他方面有何等价值，此属别问题；若作史而宗之，则乖莫甚焉。例如二百四十年中，鲁君之见弑者四（隐公，闵公，子般，子恶），见逐者一（昭公），见戕于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见其文，孔子之徒，犹云“鲁之君臣未尝相弑”。（《礼记》明堂位文）又如狄灭卫，此何等大事，因掩齐桓公之耻，则削而不书（看闲二年《穀梁传》“狄灭卫”条下）。晋侯传见周天子，此何等大变，因不愿暴晋文公之恶，则书而变其文（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条下《左传》及《公羊传》）。诸如此类，徒以有“为亲贤讳”之一主观的目的，遂不惜颠倒事实以就之。又如《春秋》记杞伯姬事前后凡十馀条，以全部不满万七千字之书，安能为一妇人去分尔许篇幅，则亦日借以奖厉贞节而已。其他记载之不实，不尽，不均，类此者尚难悉数。故汉代今文经师，谓《春秋》乃经而非史，吾侪不得不宗信之。盖《春秋》而果为史者，则岂惟如王安石所讥断烂朝报，恐其秽乃不灭魏收矣。顾最不可解者，孔叟既有尔许微言大义，何妨别著一书，而必淆乱历史上事实以惑后人，而其义亦随之而晦也。自尔以后，陈陈相因，其宗法孔子愈笃者，其毒亦愈甚，致令吾侪常有“信书不如无书”之叹。如欧阳修之《新五代史》，朱熹之《通鉴纲目》，其代表也。郑樵之言曰：“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章，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通志》总序）此言可谓痛切。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当如格林威尔所云“画我须是我”。当如医者之解剖，奏刀砉砉，而无所谓恻隐之念扰我心曲也。乃至对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复次，吾前言人类活动相而注重其情态。夫摹体尚易，描态实难。态也者，从时间方面论，则过而不留；后刹那之态方呈，前刹那之态已失。从空间方面论，则凡人作一态，实其全身心理生理的各部分协同动作之结果，且又与环境为缘；若仅为局部的观察，睹其一而遗其他，则真态终末由见试任取一人而描其一日之态，犹觉甚难。而况史也者，积千万年间千千万万生死相续之人，欲观其继续不断之全体协同动作，兹事抑谈何容易。史迹既非可由暝想虚构，则不能不取资于旧史；然旧史所能为吾资者，乃如儿童用残之旧课本，原文本已编辑不精，讹夺满纸；而复东缺一叶，西缺数行，油污墨渍，存字无几。又如电影破片，若干段已完全失却，前后不相衔接；其存者亦罅漏模糊，不甚可辨。昔顾炎武论春秋战国两时代风尚之剧变，而深致叹息于中间百三十三年史文之阙佚。（《日知录》卷十三）夫史文阙佚，虽仅此百三十三年，而史迹之湮亡，则其数量云胡可算。盖一切史迹，大半藉旧史而获传；然旧史著作之目的，与吾侪今日所需求者多不相应；吾侪所认为极可宝贵之史料，其为旧史所摈弃而遂湮没以终古者，实不知凡几。吾侪今日，乃如欲研究一燹馀之芜城废殿，从瓦烁堆中搜集断椽破甓，东拼西补，以推测其本来规制之为何若；此种事业，备极艰辛，犹且仅一部分有成功希望，一部分或竟无成功希望。又不惟残缺之部分为然耳；即向来公认为完全美备之史料，——例如正史——试以科学的眼光严密审查，则其中误者伪者又不知凡几。吾侪今日对于此等史迹，殆有一大部分须为之重新估价；而不然者，则吾史乃立于虚幻的基础之上，而一切研索推论，皆为枉费。此种事业，其艰辛亦与前等，而所得或且更微末。以上两种劳作，一曰搜补的劳作，二曰考证的劳作，皆可谓极不经济的——劳多而获少的。虽然，当知近百年来欧洲史学所以革新，纯由此等劳作导其先路。吾国史苟不经过此一番爬剔洗炼，则完善之作，终不可期。今宜专有人焉胼手胝足，以耕以畲，以待后人之获。一部分人出莫大之劳费以为代价，然后他部分人之劳费乃可以永节省，此吾侪今日应有之觉悟也。此两种劳作之下手方法，皆于第五章专论之，今不先赘。
复次，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此固由当时文字传写困难，不得不然；抑亦思想简单，未加组织之明证也。此例求诸古籍中，如《老子》，如《论语》，如《易传》，如《墨经》，莫不皆然。其在史部，则《春秋》、《世本》、《竹书纪年》，皆其类也。厥后《左传》、《史记》等书，常有长篇记载，篇中首尾完具，视昔大进矣。然而以全书论，仍不过百数十篇之文章汇成一帙而已。《汉书》以下各史，踵效《史记》；《汉纪》、《通鉴》等踵效《左传》；或以一人为起讫，或以一事为起讫。要之不免将史迹纵切横断。《纪事本末》体稍矫此弊；然亦仅以一事为起讫，事与事之间不生联络；且社会活动状态，原不仅在区区数件大事，纪事纵极精善，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也。吾不尝言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耶？夫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故真史当如电影片，其本质为无数单片，人物逼真，配景完整；而复前张后张紧密衔接，成为一轴；然后射以电光，显其活态。夫舍单张外固无轴也；然轴之为物，却自成一有组织的个体，而单张不过为其成分。若任意抽取数片，全没却其相互之动相，木然只影，黏著布端，观者将却走矣。惟史亦然，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是故不能仅以叙述毕乃事。必也有说明焉；有推论焉。所叙事项虽千差万别，而各有其凑笱之处；书虽累百万言，而筋摇脉注，如一结构精悍之短札也。夫如是，庶可以语于今日之史矣。而惜久求诸我国旧史界，竟不可得；即欧美近代著作之林，亦不数数觏也。
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各该专门学者。而凡治各专门学之人，亦须有两种觉悟；其一，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柢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末由明瞭。其二，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是故此种事业，又当与各种专门学异其范围，而由史学专门家任之。昔自刘知几以迄万斯同，皆极言众手修史之弊，郑樵章学诚尤矢志向上，以“成一家之言”为鹄，是皆然矣。虽然，生今日极复杂之社会，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给国人以历史的全部知识，虽才什左马，识伯郑章，而其事终不可以致。然则当如之何？曰，惟有联合国中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善乎黄宗羲之言曰：“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明儒学案发凡》语）
第四章 说史料
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天文学所研究之对象，其与吾侪距离可谓最远；然而斯学之成为科学最早，且已决定之问题最多者。何也？其对象之为物较简单，且以吾侪渺小短促之生命与彼相衡，则彼殆可指为恒存而不坏。治此学者，第一无资料罣漏之患，第二无资料散失之患，故成功最易焉。次如地质学，地文学等，其资料虽趋复杂；然比较的含固定性质，研究亦较易。次如生物学等，蕃变之态益甚，资料之选择与保存渐难矣。又如心理学等，其资料虽俯拾即是，无所谓散失与不散失；然而无具体的物象可指，且其态稍纵即逝，非有极强敏之观察力不能捉取，故学者以为难焉。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沈。而证据散失之途径甚多：或由有意隐匿，例如清廷之自改实录。（详第五章）或由有意蹂躏，例如秦之烧列国史记。或由一新著作出，而所据之旧资料遂为所淹没，例如唐修《晋书》成，而旧史十八家俱废。或经一次丧乱，而大部分史籍悉沦没，如牛弘所论书有五厄也。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亡，斯则为例甚多，不可确举矣。要而言之，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又斯学所函范围太广，各人观察点不同；虽有极佳良现存之史料，苟求之不以其道，或竟熟视无睹也。合以上诸种原因，故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史学成就独晚，职此之由。
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欲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例如二十年前，“制钱”为国家唯一之法币。“山西票号”管握全国之金融，今则此两名辞久已逸出吾侪记忆线以外；举国人能道其陈迹者，殆不多觏也。一二事如此，他事则亦皆然；现代且然，而远古更无论矣。
孔子有言：“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不治史学，不知文献之可贵，与夫文献散佚之可为痛惜也。距今约七十年前，美国人有彭加罗夫（H.H.Bancroft）者，欲著一《加里佛尼省志》。竭毕生之力，倾其极富之家资，誓将一切有关系之史料搜辑完备，然后从事。凡一切文件，自官府公牍，下至各公司各家庭之案卷帐簿，愿售者不惜重价购之，不愿售者展转借钞之。复分队派员诹询故老，搜其口碑传说。其书中人物有尚生存者，彼用种种方法巧取其谈话及其经历。如是者若干年，所丛集之资料盈十室。彼乃随时将其所得者为科学分类，先制成“长编式”之史稿，最后乃进而从事于真著述。若以严格的史学论，则采集史料之法，必如此方为合理。虽然，欲作一旧邦之史，安能以新造之加里佛尼省为比例？且此种“美国风”的搜集法，原亦非他方人所能学步。故吾侪今日之于史料，只能以抱残守缺自甘。惟既矢志忠实于史，则在此残缺范围内，当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备求确，斯今日史学之出发点也。吾故于此章探索史料之所在，且言其求得之之途径，资省览焉。
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一）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此项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甲）现存之实迹及口碑此所谓实迹，指其全部现存者。质言之，则现代史迹——现在日日所发生之事实，其中有构成史料价值者之一部分也。吾侪居常慨叹于过去史料之散亡。当知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吾侪今日不能将其耳闻目见之史实，搜辑保存，得毋反欲以现代之信史，责望诸吾子孙耶？所谓现在日日发生之事实，有构成史料之价值者何耶？例如本年之事，若粤桂川湘鄂之战争，若山东问题日本之提出交涉与我之拒绝，若各省议会选举之丑态，若京津间中交银行挤兑风潮，若上海商教联合会之活动，……等。凡此等事，皆有其来因去果，将来在史上确能占有相当之篇幅，其资料皆琅琅在吾目前，吾辈不速为收拾以贻诸方来，而徒日日欷歔，望古遥集，奚为也？其渐渐已成陈迹者，例如三年前学界之五四运动，如四年前之张勋复辟，如六年前之洪宪盗国，如十年前之辛亥革命，如二十年前之戊戌政变，拳匪构难，如二十五年前之甲午战役，……等等，躬亲其役或目睹其事之人，犹有存者。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司马迁作史，多用此法。如云：“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如云：“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无足采者。”（《游侠列传赞》）凡此皆用现存之实迹或口碑为史料之例也。（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前项所论，为实迹之全部，盖并其能活动之人与所活动之相皆具焉。本条所谓实迹者，其人与相皆不可得见矣；所留者，仅活动制成品之一种委蜕而已。求诸西洋，例如埃及之金字塔及塔中所藏物，得此而五六千年前之情状，略可见焉；如意大利之三四名都，文艺复兴时代遗物，触目皆是。此普遍实迹之传留者也。例如入埃汾河之索士比亚遗宅，则此诗圣之环境及其性行，宛然在望。登费城之议事堂，则美十三州制宪情状凑会心目。此局部实迹之传留者也。凡此者苟有一焉，皆为史家鸿宝。我国人保存古物之念甚薄，故此类实迹能全者日稀，然亦非绝无。试略举其例：如万里长城一部分为秦时遗物，众所共见也。如始皇所开驰道，参合诸书，尚能察其路线；而二千年来官驿之一部分，多因其旧。如汉通西域之南北两道，虽中间一段沦于沙漠，而其沿袭至今者十尚六七。凡此之类，殆皆非人力所能湮废，而史家永世之宝也。又如今之北京城，其大部分为明永乐四年至十八年（西一四○五至一四二○）间所造，诸城堞宫殿乃至天坛社稷坛等，皆其遗构；十五世纪之都会，其规模如此其宏壮，而又大段完整以传至今者，全世界实无此比。此外各地方之城市，年代更古者尚多焉。又如北京彰仪门外之天宁寺塔，实隋开皇时物，观此可以知六世纪末吾国之建筑术为何如。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之佛像，为北魏太安迄太和间所造（西四五五至四九九），种类繁多，雕镌精绝。观此可以知五世纪时中国雕刻美术之成绩，及其与印度希腊艺术之关系：以之与龙门诸造像对照，当时佛教信仰之状况，亦略可概见。如北京旧钦天监之元代观象仪器及地图等，观之可以见十六世纪中国科学之一斑也。昔司马迁作《孔子世家》，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其实此等史料俯拾即是。吾不必侈语远者大者，请举吾乡一小事为例，吾乡一古屋，明中叶吾祖初迁时所建，累蚝壳为墙，厚二尺馀，结构致密，乃胜砖甓，至今族之宗嫡居焉。即此亦可见十五六世纪时南部濒海乡村之建筑，与其聚族袭产之规则。此宁非一绝好史料耶？夫国中实迹存留若此类者何限。惜旧史家除朝廷典章制度及圣贤豪杰言论行事外不认为史，则此等史料，弃置不顾，宜也。今之治史者，能一改其眼光，知此类遗迹之可贵，而分类调查搜积之；然后用比较统计的方法，编成抽象的史料，则史之面目一新矣。（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此为可遇而不可求之事，苟获其一，则裨益于史乃无量。其最显著之例，如六十年前意大利拿波里附近所发见之邦渒古城，盖罗马共和时代为火山流焰所盖者，距今垂二千年矣。自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此种意外史料，他国罕闻。惟我国当民国八年，曾在直隶钜鹿县发见一古城，实宋大观二年（西一一零八）被黄河淹没者，距今垂九百年矣。惜乎国无政而民无学，一任遗迹散佚破坏以尽，所留以资益吾侪者甚希。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宁非快事？然吾因此忽涉遐想，以为数千年来河患如彼其剧，沿旧河道两岸城邑，如钜鹿之罹厄者或不止一次，不止一处，颇冀他日再有发现焉。若果尔者，望国人稍加注意，毋任其如今度之狼藉也。（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古器物为史料之一部分，尽人所能知也。器物之性质，有能再现者，有不能再现者。其不能再现者，例如绘画绣织及一般衣服器具等，非继续珍重收藏，不能保存。在古代未有公众博物院时，大抵宫廷享祚久长贵族阀阅不替之国，恒能获传此等故物之一部分。若如中国之惯经革命且绝无故家遗族者，虽有存焉寡矣。今存画最古者极于唐，然已无一帧焉能确辨其真赝。壁画如岱庙所涂，号称唐制，实难征信；惟最近发见之高昌一壁，称绝调矣。纸绢之画及刻丝画，上溯七八百年前之宋代而止。至衣服及其他寻常用具，则清乾嘉遗物，已极希见，更无论远昔也。故此类史料，在我国可谓极贫乏焉。其能再现者，则如金石陶瓿之属，可以经数千年瘗土中，复出而供吾侪之研索。试举其类，（1）曰殷周间礼器：汉许慎《说文序》，言“郡国往往予山川间得鼎彝，”是当时学者中，已有重视之者；而搜集研究，曾无闻焉；至宋代始启端绪，寻亦中绝。至清中叶以后而极盛。据诸家所记有文字款识之器，宋代著录者六百四十三，清代著录者二千六百三十五，而内府所藏尚不与焉。此类之器，除所镌文字足补史阙者甚多，当于次条别论外。吾侪观其数量之多，可以想见当时社会崇尚此物之程度；观其种类之异，可以想见当时他种器物之配置；观其质相之纯固，可以想见当时铸冶术精良；观其花纹之复杂优美，图案之新奇渊雅，可以想见当时审美观念之发达。凡此皆大有造于史学者也。（2）曰兵器：最占者如殷周时之碉戈矢镞等，最近者如汉晋间弩机等。（3）曰度量衡器：如秦权，秦量，汉建初尺，新莽始建国尺，晋前尺，汉量，汉钟，汉钫，汉斛等，制度之沿革可考焉。（4）曰符玺：上自秦虎符；下迄唐宋鱼符；又秦汉间玺印封泥之属，出土者千数；于研究当时兵制官制，多所补助。（5）曰镜属：自秦汉至元明，比其年代，观其款识，可以寻美术思想发展之迹。（6）曰货币：上溯周末列国，下迄晚清，条贯而絮校之，盖与各时代之经济状况息息相关也。此六者皆铜器之属，此外铜制杂器存者尚多，不备举。铜在诸金属中，比较的能耐久，而冶铸之起原亦较古，故此类史料之供给，称丰富焉。然金属器一毁即亡，故失亦甚易；观宋器今存者百不一二，可推知也。清潘祖荫谓古代金属器，在秦、后汉、隋、后周、宋、金，曾经六厄，而随时沈霾毁弃盗铸改为者尚不兴焉。晚近交通大开，国内既无专院以事搜藏，而胡贾恒以大力负之以走，凡百古物，皆次第大去其国；昔之丰富者，今转涸竭；又不独铜器为然矣。（7）曰玉石：古玉镌文字者少，故难考其年代；然汉以前物传至今者确不乏，以难毁故也。吾侪研究古玉，亦可以起种种联想：例如观其雕纹之美，可知其攻玉之必有利器；观其流行之盛，可推见古代与产玉区域交通之密，此皆足资史料者也。至石刻研究，则久已成专门之学。自岐阳石鼓，李斯刻石，以迄近代，聚其拓片，可汗百牛。其文字内容之足裨史料者几何，下条论之，兹不先赘。至如观所刻儒佛两教所刻之石经，可以想见古人气力之雄伟；且可比较两教在社会上所凭藉焉。又如观汉代各种石刻画像，循溯而下，以至魏齐造像，唐昭陵石马，宋灵岩罗汉，明碧云刻桷，清圆明雕柱等，比较研究，不啻一部美术变迁史矣。又如桥柱井阑石阙地莂等类，或可以睹异制，或可以窥殊俗，无一非史家取材之资也。（8）曰陶瓷：吾国以制瓷擅天下，外人至以吾国名名斯物。今存器孔多，派别尤众，治者别有专家，不复具论。陶器比来出土愈富，间有碎片，范以极奇古之文字，流传当出三代上。综此两物，以观其递嬗趋良之迹，亦我民族艺术的活动之一表征也。（9）曰瓦砖：我族以宅居大平原之故，石材缺乏，则以人造之砖瓦为建筑主要品，故斯物发达最早，且呈种种之进步。今之瓦当专瓿，殆成考古一专科矣。（10）曰地层中之石器：兹事在中国旧骨董家，曾未留意；晚近地质学渐昌，始稍有从事者。他日研究进步，则有史以前之生活状态，可以推见也。
器物本人类活动结果中之一小部分，且其性质已纯为固定的；而古代孑遗之物，又不过此小部分之断片耳。故以上所举各项，在史料中不过占次等位置。或对于其价值故为夸大，吾无取焉。虽然，善为史者，固可以举其所闻所见无一而非史料，岂其于此可宝之故物而遗之？惟史学家所以与骨董家异者，骨董家之研究，贵分析的而深入乎该物之中；史学家之研究，贵概括的而横通乎该物之外。吾前所论列，已略示其端倪。若循此而更进焉，例如当其研究铜器也，则思古代之中国人何以特精范铜，而不能如希腊人之琢石；当其研究瓷器也，则思中古之中国人何以能独擅窑窑，而不能如南欧人之制玻璃。凡此之类，在在归纳诸国民活动状况中，悉心以察其因果，则一切死资料皆变为活资料矣。凡百皆然，而古物其一端耳。（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影实物之以原形原质传留至今者，最上也。然而非可多觏。有取其形范以图之，而图范获传于今，抑其次也。例如汉晋之屋舍灶硙杵臼，唐人之服装髻形乐器及戏剧面具，今日何由得见；然而有殉葬之陶制明器，殊形诡类至伙，若能得一标准以定其年代，则其时社会状况，仿佛可见也。又如唐画中之屋宇服装器物及画中人之仪态，必为唐时现状或更古于唐者，宋画必为宋时现状或更古于宋者，吾侪无论得见真本或摹本，苟能用特殊的观察，恒必有若干稀奇史料，可以发见。则亦等于间接的目睹矣。夫著作家无论若何淹博，安能尽见其所欲见之物？从影印本中间接复间接以观其概，亦慰情胜无也已。（二）文字记录的史料前项所论记录以外的史料，时间空间皆受限制。欲作数千年之史，而记述又互于社会之全部，其必不能不乞灵于记录明矣。然记录之种类亦甚繁，今当分别论列之。（甲）旧史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吾侪应认为正当之史料，自无待言。虽然，等是旧史也，因著作年代，著作者之性格学识，所著书之宗旨体例等种种差别，而其所含史料之价值，亦随而不同。例如《晋书》所以不餍人望者，以其修史年代与本史相隔太远，而又官局分修，无人负责也。《魏书》所以不餍人望者，以魏收之人格太恶劣，常以曲笔乱事实也。《元史》所以不餍人望者，以纂修太草率，而董其事者又不通蒙古语言文字也。《新五代史》自负甚高，而识者轻之，以其本属文人弄笔，而又附加以“因文见道”之目的，而史迹乃反非其所甚厝意也。此仅举正史数部以为例，其余编年别史杂史等皆然，持此义以评衡诸史，则价值标准，其亦什得四五矣。
人物本位之史，既非吾侪所尚；然则诸史中列传之价值不锐减耶？是又不然。列传之价值，不在其为史而在其为史料。苟史中而非有“各色人等”之列传者，则吾侪读史者将惟见各时代中常有若干半人半兽之武夫出没起伏，聚众相斫，中间点缀以若干篇涂民耳目之诏令秦议，史之为史，如是而已。所谓社会，所谓文化，何丝毫之能睹？旧史之作列传，其本意固非欲以记社会记文化也。然人总不能不生活于社会环境之中，既叙人则不能不涉笔以叙及其环境；而吾侪所最渴需之史料，求诸其正笔而不得者，求诸其涉笔而往往得之。此列传之所为可贵也。
既如是也，则对于旧史之评价，又当一变。即以前所评四书言之：例如《晋书》，自刘知几以下共讥其杂采小说，体例不纯。吾侪视之，则何伤者？使各史而皆如陈寿之《三国志》，字字精严，笔笔锤炼，则苟无裴松之之注，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例如《魏书》，其秽固也。虽然，一个古人之贞邪贪廉等，虽记载失实，于我辈何与，于史又何与？只求魏收能将当时社会上大小情态多附其书以传，则吾所责望于彼者已足，他可勿问也。例如《元史》，猥杂极矣，其中半录官牍，鄙俚一仍原文。然以较《北周书》之“行文必《尚书》，出语皆《左传》”，孰为真面目，孰为可据之史料？则吾毋宁取《元史》也。是故吾侪若以旧史作史读，则马班犹不敢妄许，遑论余子？若作史料读，则二十四史各有短长，略等夷耳。若作史读，惟患其不简严；简严乃能壹吾趋响，节吾精力。若作史料读，惟患其不杂博；杂博乃能扩吾范围，恣吾别择。昔万斯同作《明史稿》，尝自言曰：“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清国史馆斯同传）吾辈于旧史，皆作史稿读，故如斯同书之繁博，乃所最欢迎也。既如是也，则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试举其例：吾侪读《尚书》、《史记》，但觉周武王伐罪吊民之师，其文明程度殆为“超人的”；倘非有《逸周书克殷世俘》诸篇，谁复能识“血流漂杵”四字之作何解。且吾不尝言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亮南征事仅得二十字耶？然常璩《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吾侪所以得知兹役始末者，赖璩书也。至如元顺帝系出瀛国公，清多尔衮烝其太后，此等在旧史中，不得不谓为极大之事；然正史曷尝一语道及？欲明真相，非求诸野史焉不可也。是故以旧史作史料读，不惟陈寿与魏收可以等夷；视司马迁班固与一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亦可作等夷视也。（乙）关系史迹之文件此等文件，在爱惜文献之国民，搜辑保存，惟力是视。例如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美之《十三州宪法》，其原稿今皆珍袭，且以供公众阅览；其馀各时代公私大小之文件稍有价值者，靡不罗而庋之；试入各地之图书馆博物馆，橱中琅琅盈望皆是也。炯眼之史家，得此则新发明日出焉。中国既无公众收藏之所，私家所蓄，为数有限，又复散布不能稽其迹，湮灭抑甚易；且所宝惟在美术品，其有裨史迹者至微末。今各家著录墨迹，大率断自宋代，再上则唐人写经之类，然皆以供骨董摩挲而已。故吾国此类史料，其真属有用者，恐不过上溯三四百年前物极矣。此等史料，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者，则档案与函牍也。历代官署档案，汗牛充栋，其有关史迹者，千百中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为他处所绝不能得。档案性质，本极可厌，在平时固已束诸高阁，听其蠹朽，每经丧乱，辄荡无复存。旧史纪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摈汰者，则永永消灭；而去取得当与否，则视乎其人之史识。其极贵重之史料，被史家轻轻一抹而宣告死刑以终古者，殆不知凡几也。二千年间，史料之罹此冤酷者，计复何限。往者不可追矣，其现存者之运命，亦危若朝露。吾三十年前在京师，曾从先辈借观总理衙门旧档钞本千馀册，其中关于鸦片战役者便四五十册，他案称是。虽中多极可笑之语，然一部分之事实含在焉，不可诬也。其中尤有清康熙间与俄法往复文件甚多，其时法之元首则路易十四，俄之元首则大彼得也；试思此等文件，在史料上之价值当居何等？今外交部是否尚有全案，此钞本尚能否存在；而将来所谓“清史”者，能否传其要领于百一举在不可知之数。此可见档案之当设法简择保存，所关如是其重也。至于函牍之属，例如明张居正《太岳集》及晚清胡曾左李诸集所载，其与当时史迹关系之重大，又尽人所知矣。善为史者，于此等资料，断不肯轻易放过，盖无论其为旧。
史家所已见所未见，而各人眼光不同彼之所弃，未必不为我之所取也。私家之形状，家传，墓文等类，旧史家认为极重要之史料：吾侪亦未尝不认之。虽然，其价值不宜夸张太过。盖一个人之所谓丰功伟烈，嘉言懿行，在吾侪理想的新史中，本已不足轻重；况此等虚荣溢美之文，又半非史实耶？故据吾所立标准以衡量史料，则任昉集中矞皇庄重之竟陵文宣王行状，其价值不如彼叙述米盐琐屑之《奏弹刘整》；而在汉人文中，蔡邕极有名之十馀篇碑诔，其价值乃不敌王褒之一篇游戏滑稽的《僮约》。此非好为惊人之论；盖前者专以表彰一个人为目的，且其要点多已采入旧史中；后者乃描述当时社会一部分之实况，而求诸并时之著作，竟无一篇足与为偶也。持此以衡，其孰轻孰重，不已较然可见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试举其例：
群经之中如《尚书》，如《左传》，全部分殆皆史料，《诗经》中之含有史诗性质者亦皆属纯粹的史料，前既言之矣。馀如《易经》之卦辞爻辞，即殷周之际绝好史料；如《诗经》之全部分，如《仪礼》，即周代春秋以前之绝好史料。因彼时史迹太缺乏，片纸只字，皆为环宝，抽象的消极的史料，总可以向彼中求得若干也。以此递推，则《论语》、《孟子》，可认为孔孟时代之史料；《周礼》中一部分，可认为战国史料；二戴《礼记》，可认为周末汉初史料。至如小学类之《尔雅》、《说文》等书，因其名物训诂，以推察古社会之情状，其史料乃益无尽藏也。在此等书中搜觅史料之方法，当于次章杂举其例。至原书中关于前代事迹之记载，当然为史料的性质，不必更论列也。
子部之书，其属于哲学部分——如儒、道、墨诸家书，为哲学史或思想史之主要史料；其属于科学部分——如医术天算等类书，为各该科学史之主要史料；此众所共知矣。书中有述及前代史迹者，当然以充史料，又众所共知矣。然除此以外，抽象的史料可以搜集者盖甚多。大率其书愈古，其料愈可宝也。若夫唐宋以后笔记类之书，汗牛充栋，其间一无价值之书固甚多；然绝可宝之史料，往往出其间，在治史者能以炯眼拔识之而已。
集部之书，其专记史迹之文，当然为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纯文学的”之文——如诗辞歌赋等，除供文学史之主要史料外，似与其他方面，无甚关系。其实亦不然。例如屈原《天问》，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自居易诸诗，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又无待言。章学诚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韩柳年谱书后》）可谓知言。
非惟诗古文辞为然也，即小说亦然。《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
又岂惟书籍而已，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试举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帐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帐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帐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瓖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赡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于人口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书累代散亡，百不存一，观牛弘“五厄”之论，可为浩叹。他项书勿论，即如《隋书·经籍志》中之史部书，倘其中有十之六七能与《华阳国志》、《水经注》、《高僧传》等同其运命，原本流传以迄今日者，吾侪宁不大乐？然终已不可得。其稍弥此缺憾者，惟恃类书。类书者，将当时所有之书分类钞撮而成，其本身原无甚价值；但阅世以后，彼时代之书多佚，而其一部分附类书以幸存，类书乃可贵矣。古籍中近于类书体者，为《吕氏春秋》，而三代遗文，赖以传者已不少。现存类书，自唐之《艺文类聚》，宋之《太平御览》，明之《永乐大典》，以迄清之《图书集成》等，皆卷帙浩瀚，收容丰富，大抵其书愈古，则其在学问上之价值愈高，其价值非以体例之良窳而定，实以所收录古书存佚之多寡而定也。类书既分类，于学者之检查滋便，故向此中求史料，所得往往独多也。
自清乾隆间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逸书多种，尔后辑佚之风大盛。如《世本》、《竹书纪年》及魏晋间人所著史，吾辈犹得稍窥其面目者，食先辈搜辑之赐也。（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欧洲近代学者之研究埃及史，巴比伦史，皆恃发掘所得之古文籍。盖前此臆测之词，忽别获新证而改其面目者，比比然矣。中国自晋以后，此等再发现之古书，见于史传者凡三事：其一在西晋时，其二在南齐时，其三在北宋时，皆记录于竹木简上之文字也。原物皆非久旋佚，齐宋所得，并文字目录皆无传。其在学界发生反响者，惟东晋所得，即前所述《汲冢竹书》是也。汲冢书凡数十车，其整理写定者犹七十五卷，当时盖为学界一大问题，学者之从事研究者，有束晳，王接，卫恒，王庭坚，荀勖，和峤，续咸，挚虞，谢衡，潘滔，杜预等，其讨论概略，尚见史籍中。其原书完整传至今者，惟一《穆天子传》耳；其最著名之《竹书纪年》，则已为赝本所夺。尤有《名》及《周食田法》等书，想为极佳之史料，今不可见矣。而《纪年》中载伯益伊尹季历等事，乃与儒家传说极相反，昔人所引为诟病者，吾侪今乃藉睹历史之真相也。《穆传》所述，多与《山海经》相应，为现代持华种西来说者所假借。此次发见之影响，不为不钜矣。
最近则有从甘肃新疆发见之简书数百片，其年代则自西汉迄六朝，约七百年间物也。虽皆零缣断简，然一经科学的考证，其裨于史料者乃无量。例如简缣纸三物代兴之次第，隶草楷字体迁移之趋势，乃至汉晋间烽堠地段，屯戍状况，皆可见焉。吾侪因此，转对于晋齐宋之三度虚此发见，不能无遗憾也。
最近古籍之再现，其大宗者则为甘肃之敦煌石室。中以唐人写佛经为最多，最古者乃上逮符秦。（四世纪中叶）其上乘之品，今什九在巴黎矣；而我教育部图书馆拾其馀沥，犹得七千馀轴；私人所分彝亦千数，此实世界典籍空前之大发见也。其间古经史写本足供校勘者，与夫佛经在今大藏外者皆甚多，不可枚举。其他久佚之著作，亦往往而有。以吾所知，如慧超《往五天竺传》，唐末已亡，忽于此间得其残卷，与法显玄奘之名著鼎足而三，宁非快事？惜其他诸书性质，以传钞旧籍为主，裨助新知稍希；然吾确信苟有人能为统括的整理研究，其陆续供给史界之新资料必不乏也。
金石之学，逮晚清而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则为异军突起之骨甲文。今顺次以论其对于史料上之价值。
自来谈石刻者，每盛称其大有造于考史。虽然，吾不敢遽为此夸大之词也。中国石刻，除规模宏大之石经外，造像经幢居十之五，铭墓文居十之四。造像经幢中文字，无关考史，不待问也。铭墓文之价值，其有以愈于彼者又几何？金石家每刺取某碑志中述某人爵里年代及其他小事迹与史中本传相出入者，诧为环宝，殊不知此等薄物细故，在史传中已嫌其赘；今更补苴罅漏，为“点鬼簿”作“校勘记”，吾侪光阴，恐不应如是其贱。是故从石刻中求史料，吾认为所得甚微。其中确有价值者：例如唐建中二年（西七八一）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基督教初入中国唯一之掌故；且下段附有叙里亚文，尤为全世界所罕见。如元至正八年刻于居庸关之佛经，书以蒙古，畏兀，女真，梵，汉五体；祥符大相国寺中，有元至元三年圣旨碑，书以蒙古，畏兀，汉字，三体；元至正八年之《莫高窟造像记》，其首行有书六体：异族文字，得借此以永其传。如唐长庆间（八二一至八二四）之《唐蕃会盟碑》，将盟约原文，刻两国文字，可以见当时条约格式及其他史实。如开封挑筋教人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西一五一一）佚碑，可证犹太人及犹太教入中国之久。诸如此类，良可珍贵。大抵碑版之在四裔者，其有助于考史最宏：如东部之《丸都纪功刻石》（魏正始间），《新罗真兴王定界碑》（陈光大二年），《平百济碑》（唐显庆三年），《刘仁愿纪功碑》（唐麟德龙翔间）等；西部之《裘岑纪功刻石》（汉永和二年），《沙南侯获刻石》（汉永和五年），《刘平国作关城颂》（无年月），《姜行本纪功颂》（唐贞观十四年），《索勋纪德碑》（唐景德元年）等；北部之《苾伽可汗碑》（唐开元二十三年），《阙特勤碑》（唐开元二十年），《九姓回鹘可汗碑》（无年月，亦唐刻）等；南部之《爨宝子碑》（晋大亨四年），《爨龙颜碑》（刘宋大明二年），《平蛮颂》（唐大历十二年），《大理石城碑》，（宋开宝五年）等；皆迹存片石，价重连城。何则？边裔之事，关于我族与他族之交涉者甚钜；然旧史语焉不详，非借助石刻，而此种史料遂湮也。至如内地一般铭窆之文，苟冢中人而无足重轻者，吾何必知其事迹？其人如为历史上重要人物，则史既已有传，而碑志辞多溢美，或反不足信，是故其裨于史料者乃甚希也。研究普通碑版，与其从长篇墓铭中考证事迹，毋宁注意于常人所认为无足重轻之文，与夫文中无足重轻之字句。例如观西汉之《赵王上寿鲁王泮池》两刻石之年号，而知当时诸侯王在所封国内各自纪年。观汉碑阴所纪捐钱数，而略推当时之工价物价。此所谓无足重轻之字句也。
例如观各种买地莂，可察社会之迷信，滑稽的心理。观元代诸圣旨碑，可见当时奇异之文体及公文格式。此所谓无足重轻之文也。
吾从石刻中搜史料，乃与昔之金石学家异其方向。吾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试举其例：吾尝从事于石画的研究：见汉石有书无数，魏晋以后则渐少，以至于绝；此何故者？石画惟山东最多，次则四川，他省殆无有；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佛教石刻的研究：见造像惟六朝时最多，前乎此者无有，后乎此者则渐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齐独多，南朝及北周则极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龙门造像千馀龛，魏齐物什而七八，隋刻仅三耳；而山东之千佛、云门、玉函诸山，殆皆隋刻，直隶之宣雾山南响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自隋而经幢代造像以兴，迄唐而极盛，此又何故者？宋以后而此类关于佛教之小石刻，殆皆灭绝，此又何故者？历代佛教徒所刻佛经，或磨崖，或藏洞，或建幢，所至皆是，而儒经道经则甚希；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墓文的研究：见北魏以后，墓志如鲫，两汉则有碑而无志；此何故者？南朝之东晋宋齐梁陈，墓文极希，不逮并时北朝百分之二三；此又何故者？此不过随举数例，若采用吾法，则其可以综析研究之事项更甚多，固无待言。吾之此法，先求得其概象，然后寻其原因，前文所谓“何故何故”，吾有略能解答者，有全未能解答者。然无论何项，其原因皆甚复杂，而与社会他部分之事实有种种联带关系，则可断言也。此种搜集史料方法，或疑其琐碎无用，实乃不然。即如佛教石刻一项，吾统观而概想之，则当时四五百年间社会迷信之状况，能活现吾前；其迷信之地方的分野与时代的蜕变，亦大略可睹；舍此以外，欲从旧史中得如此明确之印象，盖甚难也。吾前所言抽象的史料，即属此种。凡百皆然，而石刻之研究，亦其一例耳。
金文之研究以商周彝器为主。吾前已曾言其美术方面之价值矣，今更从文字款识上有所论列。金文证史之功，过于石刻；盖以年代愈远，史料愈湮，片鳞残甲，罔不可宝也。例如周宣王伐狁之役，实我民族上古时代对外一大事，其迹仅见《诗经》，而简略不可理；及《小盂鼎》、《虢季子白盘》、《不敦》、《梁伯戈》诸器出世，经学者悉心考释，然后兹役之年月，战线，战略，兵数，皆历历可推。又如西周时民间债权交易准折之状况，及民事案件之裁判，古书中一无可考；自《曶鼎》出，推释之即略见其概。馀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数抵一篇《尚书》，典章制度之藉以传者盖多矣。又如《秦诅楚文》，于当时宗教信仰情状，两国交恶始末，皆有关系；虽原器已佚，而摹本犹为瓖宝也。若衡以吾所谓抽象的史料者，则吾曾将金文中之古国名，试一搜集，竞得九十馀国，其国在春秋时已亡者，盖什而八九矣。若将此法应用于各方面，其所得必当不乏也。至如文字变迁之迹，赖此大明，而众所共知，无劳喋述矣。
距今十五六年前，在河南安阳县治西五里之小屯，得骨甲文无数，所称“殷墟书契”者是也。初出时，世莫识其文，且莫能名其为何物；十年来经多数学者苦心钻索，始定其为龟甲兽骨之属，其发见之地为殷故都，其所椠为殷时文字，字之可识者略已过千，文亦浸可读。于是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盖吾侪所知殷代史迹，除《尚书》中七篇，及《史记》之《殷本纪》、《三代世表》外，一无所有；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此项甲文中所含史料，当于叙述殷代史时引用之，今不先举。要之此次之发见，不独在文字源流学上开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于古代史之全体，吾不惮昌言也，金石证史之价值，此其最高矣。（庚）外国人著述泰西各国，交通夙开，彼此文化，亦相匹敌；故甲国史料，恒与乙国有关系；即甲国人专著书以言乙国事者亦不少。我国与西亚及欧非诸文化国既窎隔，亘古不相闻问；其在西北徼，与我接触之民族虽甚多；然率皆蒙昧，或并文字而无之，遑论著述。印度文化至高，与我国交通亦早；然其人耽悦冥想，厌贱世务，历史观念，低至零度。故我国犹有法显、玄奘、义净所著书，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宝笈；然而印度硕学，曾游中国者百计，《梵书》记中国事者无闻焉。若日本，则自文化系统上论，五十年前，尚纯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唐时有阿拉伯人侨商中国者所作游记，内有述黄巢陷广东情状者，真可谓凤毛麟角。其欧人空前述作，则惟马哥波罗一游记，欧人治东学者至今宝之。次则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于中国部分未之及，仅足供西北徼沿革兴废之参考而已。五六十年以前欧人之陋于东学，一如吾华人之陋于西学；其著述之关于中国之记载及批评者，多可发噱。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为吾侪所万不可不读。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虽然，仅能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闻有从事于中国通史者。盖兹事艰钜，原不能以责望于异国人矣。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其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迻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
以上所列举，虽未云备；然史料所自出之处，已略可见。循此例以旁通之，真所谓“取诸左右逢其原”矣。吾草此章竟，吾忽起无限感慨：则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也。欧洲各国，自中古以还，即以教会及王室为保存文献之中枢，其所藏者，大抵历千年未尝失坠，代代继长增高。其藏书画器物之地，又大率带半公开的性质，市民以相当的条件，得恣观览。近世以还，则此种机关，纯变为国有或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举私家所珍袭者，丛而献之，则其所积日益富。学者欲研究历史上某种事项，入某图书馆或某博物馆之某室，则其所欲得之资料粲然矣。中国则除器物方面绝未注意保存者不计外，其文籍方面，向亦以“天禄石渠典籍之府”为最富。然此等书号为“中秘”，绝非一般市民所能望见。而以中国之野蛮革命，赓续频仍，每经丧乱，旧藏荡焉。例如董卓之乱，汉献西迁，兰台石室之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梁元帝败没于江陵，取天府藏书绕身焚之，叹曰：“文武之道，尽今日矣。”此类惨剧，每阅数十百年，例演一次。读《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等所记述，未尝不泫然流涕也。其私家彝藏，或以子孙不能守其业，或以丧乱，恒阅时而灰烬荡佚。天一之阁，绛云之楼，百宋之廛，……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竞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且勿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藉？即如吾本章所举各种史料，试问以私人之力，如何克致？吾津津然道之，则亦等于贫子说金而已。即勉强以私力集得若干，亦不过供彼一人之研索，而社会上同嗜者终不获有所沾润。如是而欲各种学术为平民式的发展，其道无由。吾侪既身受种种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献证迹之易于散亡，宜设法置诸最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国学问之资料，宜与一国人共之；则所以胥谋焉以应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前章列举多数史料，凡以言史料所从出也。然此种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搜集之，则不能得。又真赝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此皆更需有相当之技术焉。兹分论之。
第一搜 集史料之法
普通史料之具见于旧史者，或无须特别之搜集；虽然，吾侪今日所要求之史料，非即此而已足。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眩目矣。又如治动物学者搜集标本，仅一枚之贝，一尾之蝉，何足以资研索；积数千万，则所资乃无量矣。吾侪之搜集史料，正有类于是。试举吾所曾致力之数端以为例：（甲）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乃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余；又从《逸周书》搜录，得三十余；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录，得七十余；又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九十余；其他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见者，犹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试为图为表以示之，而古代社会结构之迥殊于今日，可见一斑也。（乙）吾曾欲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据常人所习知者，则前有法显，后有玄奘，三数辈而已。吾细检诸传记，陆续搜集，乃竟得百零五人，其名姓失考者尚八十二人，合计百八十有七人。吾初研究时，据慧皎之《高僧传》，义净之《求法传》，得六七十人，已大喜过望；其后每读一书，遇有此者则类而录之，经数月乃得此数。吾因将此百八十余人者，稽其年代籍贯，学业成绩，经行路线等，为种种之统计；而中印往昔交通遗迹，与夫隋唐间学术思想变迁之故，皆可以大明。（丙）吾曾欲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偶见史中载有某帝某年徙某处之民若干往某处等事，史文单词只句，殊不足动人注意也。既而此类事触于吾目者屡见不一见，吾试汇而钞之，所积已得六七十条；然犹未尽。其中徙置异族之举较多，最古者如尧舜时之分背三苗；徙置本族者亦往往而有，最著者如汉之迁六国豪宗以实关中。吾睹此类史迹，未尝不掩卷太息，嗟彼小民，竟任政府之徙置我如弈棋也。虽然，就他方面观之，所以抟捖此数万万人成一民族者，其间接之力，抑亦非细矣。吾又尝向各史传中专调查外国籍贯之人，例如匈奴人之金日磾，突厥人之阿史那忠，于阗人之尉迟敬德，印度人之阿那罗顺等，与夫入主中夏之诸胡之君臣苗裔，统列一表，则种族混合之情形，益可见也。（丁）吾又尝研究六朝唐造像，见初期所造者大率为释迦像，次期则多弥勒像，后期始渐有阿弥陀像，观世音像等，因此可推见各时代信仰对象之异同；即印度教义之变迁，亦略可推见也。（戊）吾既因前人考据，知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者，即指基督教，此后读《元史》及元代碑版与夫其他杂书，每遇“也里可温”字样辄乙而记之，若荟最成篇，当不下百条，试加以综合分析，则当时基督教传播之区域及情形，当可推得也。以上不过随举数端以为例。要之吾以为吾侪欲得史料，必须多用此等方法。此等方法，在前清治经学者多已善用之，如《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等书，即其极好模范。惟史学方面，则用者殊少。如宋洪迈之《容斋随笔》，清赵翼之《廿二史劄记》，颇有此精神；惜其应用范围尚狭。此种方法，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者，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欲应用此种方法，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锐敏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苹果落地，何以奈端独能因此而发明吸力；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开水冲壶，何以瓦特独能因此而发明蒸汽；此皆由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而已。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例如吾前文所举（甲）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日“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云尔；所举（乙）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六朝唐时中国人留学印度之风甚盛”云尔。断案区区十数字，而研究者，动费一年数月之精力，毋乃太劳？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且宇宙间之科学，何一非积无限辛劳以求得区区数字者？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我国史学界，从古以来，未曾经过科学的研究之一阶段，吾侪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结果，博得将来学校历史教科书中一句之采择，吾愿已足，此治史学者应有之觉悟也。
尤有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亦甚为重要：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试举其例：（甲）吾侪读《战国策》，读《孟子》，见屡屡有黄金若干镒等文，知其时确已用金属为货币。但字书中关于财货之字，皆从贝不从金，可见古代交易媒介物，乃用贝而非用金。再进而研究钟鼎款识，记用贝之事甚多，用金者虽一无有；《诗经》亦然；殷墟所发见古物中，亦有贝币无金币，因此略可推定西周以前，未尝以金属为币。再进而研究《左传》、《国语》、《论语》亦绝无用金属之痕迹。因此吾侪或竟可以大胆下一断案曰：“春秋以前未有金属货币。”若稍加审慎，最少亦可以下一假说曰：“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乙）我国未有纸以前，文字皆“著诸竹帛。”然《汉书·艺文志》各书目，记篇数者什之七八，记卷数者仅十之二三，其记卷数者又率属汉中叶以后之著述；因此可推定帛之应用，为时甚晚。又据《史记》、《汉书》所载，当时法令公文私信什有九皆用竹木简，知当时用竹之广，远过于用帛。再证以最近发见之流沙坠简，其用缣质者皆在新莽以后，其用纸质者皆在两晋以后。因此可以下一假说曰：“战国以前誊写文书，不用缣纸之属；两汉始用而未盛行。”又可以下一假说曰：“魏晋以后，竹木简牍之用骤废。”（丙）吾侪读历代高僧传，见所记隋唐以前诸僧之重要事业，大抵云译某经某论若干卷，或云讲某经某论若干遍，或云为某经某论作注疏若干卷；宋以后诸僧传中，此类记事绝不复见，但记其如何洞彻心源，如何机锋警悟而已。因此可以下一断案曰：“宋以后僧侣不讲学问。”（丁）吾侪试检前清道咸以后中外交涉档案，觉其关于教案者什而六七；当时士大夫关于时事之论著，亦认此为一极大问题。至光宣之交，所谓教案者已日少一日；入民国以来，则几无有。因此可以下一断案曰：“自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民教互仇之现象殆绝。”此皆消极的史料例也。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盖后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能发生，前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时乃忽然灭绝，其间往往含有历史上极重大之意义，倘忽而不省，则史之真态未可云备也。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求之，故能注意者鲜矣。
亦有吾侪所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例如某时代中国人口有若干，此问题可谓为研究一切史迹重要之基件，吾侪所亟欲知也；不幸而竟无法足以副吾之望。盖吾国既素无统计，虽以现时之人口，已无从得其真数，况于古代？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间有记载，然吾侪绝不敢置信；且彼所记亦断断续续，不能各时代俱有；于是乎吾侪搜集之路殆穷。又如各时代物价之比率，又吾侪所亟欲知也。然其记载之阙乏，更甚于人口；且各时代所用为价值标准之货币，种类复杂，而又随时变紊，于是乎吾侪搜集之路益穷。若斯类者，虽谓之无史料焉可矣。虽然，吾侪正不必完全绝望。以人口问题论，吾侪试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者，姑作为假定；益以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再益以方志专书——例如常璩《华阳国志》，范成大《吴郡记》等记述特详者，悉汇录而勘比之；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凡有涉及人口数目者——例如《左传》记“卫戴公时卫民五千七百三十人，”《战国策》记苏秦说齐宣王言“临淄七万户，户三男子”等，凡涉及此类之文句，一一钞录无遗；又将各时代征兵制度，口算制度，一一研究，而与其时所得兵数所得租税相推算。如此虽不敢云正确，然最少总能于一二时代中之一二地方得有较近真之资料；然后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之比例。若有人能从此用力一番，则吾侪对于历史上人口之知识，必有进于今日也。物价问题，虽益复杂，然试用此法以求之，所得当亦不少。是故史料全绝之事项，吾敢信其必无；不过所遗留者或多或寡，搜集之或难或易耳。抑尤当知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观之耳。
以上所举例，皆吾前此所言抽象的史料也。然即具体的史料，亦可以此法求之。往往有一人之言行，一事之始末，在正史上觉其史料缺乏已极；及用力搜剔，而所获或意外甚丰。例如《史记》关于墨子之记述，仅得二十四字，其文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孟子荀卿列传》）。此史料可谓枯竭极矣；而孙诒让生二千年后，能作一极博赡翔实之《墨子传》至数千言（看《墨子闲诂》），例如周宣王伐狁之役，《诗经》、《史记》、《竹书记年》所述，皆仅寥寥数语；而王国维生三千年后，乃能将其将帅、其战线、其战状、详细考出，历历如绘（看《雪堂丛刻》）。此无他谬巧，其所据者皆人人共见之史料，彼其爬罗搜剔之术，操之较熟耳。又如指南针由中国人发明，此西史上所艳称也。然中国人对于此物之来历沿革，罕能言者。美人夏德（F．Hirth）所著《中国古代史》，则考之甚详。其所征引之书，则其一《韩非子》，其二《太平御览》引《鬼谷子》，其三《古今注》，其四《后汉书·张衡传》，其五《宋书·礼志》，其六《南齐书·祖冲之传》，其七《宋史·舆服志》，其八《续高僧传·一行传》，其九《格致镜原》引《本草衍义》，其十《梦溪笔谈》，其十一《朝野佥载》，其十二《萍洲可谈》，其十三《图书集成·车舆部》。以上所考，是否已备，虽未敢断；然吾侪读之，已能将此物之渊源，得一较明确之观念。夫此等资料，明明现存于古籍中；但非经学者苦心搜辑，则一般人末由察见耳。
亦有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博搜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见者。例如唐末黄巢之乱，曾大惨杀外国侨民，此可谓千年前之义和团也。旧史仅著“焚室庐杀人如刈”之一囫囵语，而他无征焉。九世纪时，阿刺伯人所著《中国见闻录》，中一节云：“有Go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Punzo陷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等语。欧洲人初译读此录，殊不知所谓Confu者为何地，所谓Punzo者为何人。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而其年黄巢实寇广州。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为“广府”，知Confu即“广府”之译音；而Punzo必黄巢也。吾侪因此一段记录，而得有极重要之历史上新智识：盖被杀之外国人多至十二万，则其时外人侨寓之多可想。吾侪因此引起应研究之问题有多种。例如：其一，当时中外通商何以能如此繁盛？其二，通商口岸是否仅在广州，抑尚有他处？其发达程度比较如何？其三，吾侪联想及当时有所谓“市舶司”者，其起源在何时，其组织何若，其权限何若？其四，通商结果，影响于全国民生计者何如？其五，关税制度可考见者何如？其六，今所谓领事裁判权制度者，彼时是否存在？其七，当时是否仅有外国人来，抑吾族亦乘此向外发展？其八，既有许多外人侨寓我国，其于吾族混合之关系何如？其九，西人所谓中国三大发明——罗盘针、制纸、火药，——之输入欧洲，与此项史迹之关系何若？……吾侪苟能循此途径以致力研究，则因一项史迹之发见，可以引起无数史迹之发见，此类已经遗佚之史迹，虽大半皆可遇而不可求；但吾侪总须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须知此等佚迹，不必外人纪载中乃有之，本国故纸堆中，所存实亦不少，在学者之能施特别观察而已。
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宜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疮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霆考证前事据《幸蜀记》，考证后事据神宗谕滕章敏之言（《两山墨谈》卷十四），前事在历史上无甚价值，虽佚不足顾惜。后事则太宗因伐契丹，为虏所败，负伤遁归，卒以疮发而殂，此实宋代一绝大事，后此澶渊之盟，变法之议，靖康之祸，皆与此有直接间接关系。此迹湮灭，则原因结果之系统紊矣。计各史中类此者盖不乏。又不惟一二事为然耳，乃至全部官书，自行窜乱者，往往而有。《宋神宗实录》，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窜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看清蔡凤翔著《王荆公年谱》卷二十四《神宗实录考》），至清代而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实录稿今入王氏《东华录》者乃乾隆间改本，与蒋氏《东华录》歧异之处已甚多；然蒋氏所据，亦不过少改一次之本耳。故如太宗后下嫁摄政王，世宗潜谋夺嫡等等宫廷隐慝，讳莫如深，自不待言。即清初所兴之诸大狱，亦掩其迹唯恐不密。例如顺治十八年之“江南奏销案。”一时捂绅被杀者十余人，被逮者四五百人，黜革者万三千余人，摧残士气，为史上未有之奇酷。然官书中并丝毫痕迹不可得见。今人孟森，据数十种文集笔记，钩距参稽，然后全案信史出焉（看《心史丛刊》第一集）。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益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
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此类史料，在欧洲诸国史，经彼中先辈搜出者已什而七八，故今之史家，贵能善因其成而运独到之史识以批判之耳。中国则未曾经过此阶段，尚无正当充实之资料，何所凭藉以行批判？漫然批判，恐开口便错矣。故吾本章所论，特注重此点。至于普通一事迹之本末，则旧籍具在，搜之不难，在治史者之如何去取耳。
第二搜 鉴别史料之法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
有明明非史实而举世误认为史实者任执一人而问之曰，今之万里长城为何时物，其人必不假思索，立答曰秦始皇时。殊不知此答案最少有一大部误谬或竟全部误谬也。秦始皇以前，有燕之长城，赵之长城，齐之长城；秦始皇以后，有北魏之长城，北齐之长城，明之长城；具见各史。其他各时代小小增筑尚多。试一一按其道里细校之，将见秦时城线，所占乃仅一小部分，安能举全城以傅诸秦？况此小部分是否即秦故墟尚属问题。欲解此问题，其关键在考证秦时筑城是否用砖抑用版筑，吾于此事虽未得确证，然终疑用版筑为近。若果尔者，则现存之城，或竟无一尺一寸为秦时遗迹，亦未可知耳。常人每语及道教教祖，辄言是老子。试读老子五千言之著书，与后世道教种种矫诬之说风马牛岂能相及？汉初君臣若窦后文帝曹参辈，著述家若刘安司马谈辈，皆治老子之道家言，又与后世道教岂有丝毫相似？道教起源，明见各史，如《后汉书·襄楷传》所载楷事及宫崇于吉等事，《三国志·张鲁传》所载鲁祖陵父衡及骆曜张角张修等事，其妖妄煽播之迹，历历可见；此又与周时作守藏史之老子，岂有丝毫关系？拟此等事，本有较详备之史料，可作反证；然而流俗每易致误者，此实根于心理上一种幻觉，每语及长城辄联想始皇，每语及道教辄联想老子。此非史料之误，乃吾侪自身之误，而以所误诬史料耳。吾侪若思养成鉴别能力，必须将此种心理结习，痛加涤除然后能向常人不怀疑之点能试怀疑；能对于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而引起问题。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百学皆然，而治史特其一例耳。
顷所举例，吾命之曰局部的幻觉。此外尤有一般的幻觉焉：——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年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如一长河之水，自发源以至入海，中间所经之地所受之水，含有种种杂异之矿质，则河水色味，随之而变。故心理上的史迹，脱化原始史迹而丧失其本形者往往而有。例如《左传》中有名之五大战——韩、城濮、鞍、邲、鄢陵，吾脑际至今犹有极深刻之印象，觉此五役者为我国史中规模宏大之战事。其实细按史文，五役者皆一日而毕耳；其战线殆无过百里外者；语其实质，仅得比今闽粤人两村之械斗。而吾侪动辄以之与后世国际大战争等量齐观者，一方面固由《左传》文章优美，其铺张分析的叙述，能将读者意识放大；一方面则由吾辈生当二千年后，习见近世所谓国家者所谓战争者如彼如彼，动辄以今律古，而不知所拟者全非其伦也。夫在货币交易或信用交易时代而语实物交易时代之史迹，在土地私有时代而语土地公有时代之史迹，在郡县官治或都市自治时代而语封建时代或部落时代之史迹，在平民自由时代而语贵族时代或教权时代之史迹，皆最容易起此类幻觉。幻觉一起，则真相可以全蔽，此治学者所最宜戒惧也。
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例如向来言中国佛教起源者，皆云汉明帝永平七年遣使臣经西域三十六国，入印度求得佛经佛像；但吾侪据《后汉书·西域传》及他书，确知西域诸国自王莽时已与中国绝，凡绝六十五年，至明帝永平十六年始复通，永平七年正西域与匈奴连结入寇之时，安能派使通过其国？又如言上海历史者，每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故共称其地曰申江，曰黄浦，曰歇浦；但近代学者从各方面研究之结果，确知上海一区，在唐以前尚未成陆地，安得有二千余年春申君之古迹？似此类者，其反证力甚强，但得一而已足。苟非得更强之反证的反证，则其误伪终不能回护，此如人或诬直不疑盗嫂，不疑曰，我乃无兄，倘不能别求得直不疑有兄之确据，则盗嫂问题，已无复讨论之余地也。
然历史上事实，非皆能如此其简单而易决。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吾侪对于此类史料，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为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例如旧史言伏羲女娲皆人首蛇身，神农牛首人身，言蚩尤铜头铁额。吾辈今日终无从得直捷反证，确证诸人之身首头额与吾辈同也；但以情理度之，断言世界决无此类生物而已。又如殷之初祖契，周之初祖后稷，旧史皆谓为帝喾之子，帝尧之异母弟，同为帝舜之臣。吾辈今日无从得一反证以明其决不然也。虽然，据旧史所说，尧在位七十年乃举舜为相，舜相尧又二十八年，尧即位必当在喾崩后；假令契稷皆喾遗腹子，至舜即位时亦当皆百岁，安得复任事？且尧有此圣弟而不知，又何以为尧？且据《诗经》所载殷人之颂契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之颂稷也曰“阙初生民时维姜嫄”；彼二诗者皆所以铺张祖德，倘稷契而系出帝喾，岂有不引以为重之理？是故吾侪虽无积极的反证，以明稷契为别一人之子；然最少亦可以消极的认其非喾子尧弟也。又如旧史称周武王崩后，继立者为成王，成王尚少，周公摄政。吾辈今日亦无直接之反证以明其不然也。但旧史称武王九十三而终，藉令武王七十而生成王，则成王即位时已二十三，不可谓幼；七八十得子，生理上虽非必不可能，然实为稀有；况吾侪据《左传》，确知成王尚有邗晋应韩之四弟，成王居长嫡，下有诸弟，嗣九十三岁老父之位而犹在冲龄，岂合情理？且犹有极不可解者，《书经康诰》一篇，为康叔封卫时之策命，其发端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所谓“王”者谁耶？谓武王耶？卫之建国，确非在武王时；谓成王耶？康叔为成王叔父，何得称为弟而呼以小子？然则继武王而践祚者，是否为成王？周公是否摄政，抑更有进于摄政？吾侪不能不大疑。
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前段所举第一例——人首蛇身等等，吾侪既推定其必无是理。然则何故有此等传说耶？吾侪可以立一假说，谓伏羲神农等皆神话的人物，非历史的人物。凡野蛮时代之人，对于幻境与实境之辨，常不明了；故无论何族最初之古史，其人物皆含有半神半人的性质。然则吾侪可以假定羲农诸帝，实古代吾族所祀之神；人首蛇身等，即其幻想中之神像，而缘幻实不分之故，口碑相传，确以为曾有如此形象之人。指为真，固非真；指为伪，亦确非有人故为作伪也。如所举第二例——稷契既决非喾子，又不能知其为何人之子，汉儒且有“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之说。然则稷契果无父耶？吾侪可以立一假说，谓稷契亦有父亦无父，彼辈皆母系时代人物，非父系时代人物。吾侪闻近代欧美社会学家言，已知社会进化阶级，或先有母系，然后有父系；知古代往往一部落之男子为他部落女子所公有，一部落之女子为他部落男子所公有，在彼时代，其人固宜“知有母不知有父，”非不欲知，无从知也。契只知其为简狄之子耳，稷只知其为姜嫄之子耳，父为谁氏，则无稽焉；於是乎“有吞鸟卵而生，”“履大人迹而生”之种种神话。降及后世父系时代，其子孙以无父为可耻，求其父而不得，则借一古帝以自重，此喾子之说所由起也。亦有既求父不得，即不复求，转而托“感天”以自重；殊不知古代之无父感天者不必圣人，盖尽人莫不然也。如所举第三例——成王若继武王而立，其年决非幼，无须摄政；卫康叔受封时，其王又确非康叔之侄，而为康叔之兄。吾侪於是可以立一假说，谓继武王而立者乃周公而非成王；其时所行者乃兄终弟及制，非传子立嫡制。吾侪已知殷代诸王，兄弟相及者过半，周初沿袭殷制，亦情理之常。况以《史记·鲁世家》校之，其兄终弟及者亦正不少。然则周公或当然继武王而立，而后此之“复子明辟，”乃其特创之新制，盖未可知耳。以上诸例，原不过姑作假说，殊不敢认为定论；然而不失为一种新理解，则昭然矣。然则吾侪今日能发生种种新理解，而古人不能者，何故耶？古人为幻觉所蔽而已生息于后世家族整严之社会中，以为知母不知父，惟禽兽为然，稷契之圣母，安有此事？生息于后世天泽名分之社会中，以夺嫡为篡逆，谓周公大圣，岂容以此相污？是以数千年，非惟无人敢倡此说，并无人敢作此念；其有按诸史迹而矛盾不可通者，宁枉弃事实以迂回传会之而已。吾侪生当今日，有种种“离经畔道”之社会进化说以变易吾脑识，吾于是乃敢于怀疑，乃敢于立假说。假说既立，经几番归纳的研究之后，而假说竟变为定案，亦意中事耳。然则此类之怀疑，此类之研究，在学问上为有用耶，为无用耶？吾敢断言曰有用也。就表面论，以数千年三五陈死人之年龄关系为研究之出发点，剌剌考证，与现代生活风马牛不相及，毋乃玩物丧志？殊不知苟能由此而得一定案，则消极方面，最少可以将多年来经学家之传会的聚讼一扫而空，省却人无限精力；积极方面，最少可以将社会学上所提出社会组织进化阶段之假说，加一种有力之证明。信能如是，则其贡献于学界者不已多耶？
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耶？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关系言，谓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例如此次欧战史料，百年后人所记者，不如现时人所记者之详确；现时人所记者，又不如五年前人所记之详确：此先后之说也。同是五年前人，中国人所记，必不如欧洲人；欧洲普通人所记，必不如从军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所记，必不如在营之军士；同是在营军士，仅听号令之小卒所记，必不如指挥战事之将校；同是将校，专担任一战线之裨将所记，必不如综览全局之总参谋：此远近之说也。是故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例如1876年之普奥战争，两国事后皆在总参谋部妙选人才编成战史，此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十九世纪末欧洲外交界之内幕，则《俾斯麦日记》其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卢梭科尔璞特金之事迹及其感想，彼所作《自传》或《忏悔录》，其第一等史料也。如司马迁之《自序》，王充之《自纪》，法显、玄奘、义净等之游记或自传，此考证各本人之事迹思想或其所游地当时状态之第一等史料也。如辛弃疾《南烬纪闻录》、《窃愤录》所采阿计替笔记，此考证宋徽、钦二宗在北庭受辱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如李秀成被俘时之供状，此考证洪杨内部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此类史料，无论在何国，皆不易多得，年代愈远，则其流传愈稀。苟有一焉，则史家宜视为瑰宝。彼其本身，饶有陵盖他种史料之权威；他种史料有与彼矛盾者，可据彼以正之也。
前段所论，不过举其概括的原则，以示鉴别之大略标准；但此原则之应用，有时尚须分别观之。试仍借此次欧战史料为例：若专以时代接近程度定史料价值之高下，则今日已在战后两三年，其所编集自不如战时出版物之尤为接近，宜若彼优于此；然而实际上殊不尔。当时所记，不过断片的史迹，全不能觑出其联络关系。凡事物之时间的联络关系，往往非俟时间完全经过之后不能比勘而得。故完美可观之战史，不出在战时而出在战后也。若以事局接近程度定价值之高下，则观战新闻记者所编述，自应不如军中人；一般著作家所编述，自应不如观战之新闻记者。然实际上亦未必尽然。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又不特局中者为然也；即在局外者，犹当视其人提絮观察之能力如何，视其人串叙描写之技术如何，而其作品之价值，相去可以悬绝焉。是故以战史论，若得一文学技术极优长之专门大史家而又精通军事学者，在总司令部中为总书记，对于一战役始终其事（最好能兼为两军总司令之总书记），则其所记述者，自然为史料之无上上品。然而具备此条件者则安能得？既已不能，则战场上一寻常军士所记，或不如作壁上观之一有常识的新闻记者；奔走战线仅有常识之一新闻记者，其所记，或不如安坐室中参稽战报之一专门史学家也。
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试举吾经历之两小事为例：（一）明末大探险家、大地理学者徐霞客，卒后其挚友某为之作墓志，宜若最可信矣。一日吾与吾友丁文江谈及霞客，吾谓其曾到西藏，友谓否；吾举墓铭文为证，友请检《徐霞客游记》共读，乃知霞客虽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从丽江折归，越年余而逝。吾固悔吾前此读游记之粗心；然为彼铭墓之挚友，粗心乃更过我，则真可异也。（二）玄奘者，我国留学生宗匠，而思想界一巨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学业进步之迹，乃发心为之作年谱。吾所凭藉之资料甚富，合计殆不下二十余种；而其最重要者，一为道宣之《续高僧传》，二为慧立之《慈恩法师传》，二人皆奘之亲受业弟子，为其师作传，正吾所谓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进，而愈感困难，两传中矛盾之点甚多，或甲误，或乙误，或甲乙俱误。吾列举若干问题，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决者，有卒未能解决者。试举吾所认为略已解决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径路：——玄奘留学凡十七年，此既定之事实也；其归国在贞观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实也。然则其初出游果在何年乎？自两传以及其他有关系之资料，皆云贞观三年八月，咸无异辞。吾则因怀疑而研究，研究之结果，考定为贞观元年。吾曷为忽对于三年说而起怀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为十七个年头，本无甚可疑也；吾因读《慈恩传》，见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上表年月传虽失载，然循按上下文，确知其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觉此语有矛盾。此为吾怀疑之出发点。从贞观十八年上溯，所谓十七年者，若作十七个年头解，其出游时可云在贞观二年；若作满十七年解，则应为贞观元年。吾于是姑立元年二年之两种假说以从事研究，吾乃将《慈恩传》中所记行程及各地淹留岁月详细调查。觉奘自初发长安以迄归达于阗，最少亦须满十六年有半之时日，乃敷分配；吾于是渐弃其二年之假说而倾向于元年之假说。虽然，现存数十种资料皆云三年，仅恃此区区之反证而臆改之，非学者态度所宜出也。然吾不忍弃吾之假说，吾仍努力前进。吾已知奘之出游，为冒禁越境；然冒禁何以能无阻？吾查《续高僧传》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吾乃亟查贞观三年是否有霜灾，取《新旧唐书太宗记》阅之，确无是事。于是三年说已消极的得一有力之反证。再查元年，则《新书》云“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又云“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旧书》云“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云“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确有饥荒，而成灾又确由霜害，于是吾之元年说，忽积极的得一极有力之正证矣。惟《旧书》于二年复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一语，《新书》则无有；不知为《旧书》误复耶？抑两年连遭霜灾，而《新书》于二年有阙文耶？如是则二年之假说，仍有存立之余地。吾决意再觅证据以决此疑。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见者凡三：一曰凉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麴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叶护。吾查《大亮传》及《高昌传》，见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问题。及查《西突厥传》，乃忽有意外之获：两书皆言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称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在何年。惟《新书》云：“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太宗诏曰，突厥方乱，何以昏为。”是叶护被弑，最晚亦当在贞观三年前。再按《慈恩传》所记奘行程，若果以贞观三年八月发长安者，则当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时之可汗，已为俟毗而非叶护矣。于是三年说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强有力之反证。吾犹不满足，必欲得叶护被弑确年以为快。吾查《资治通鉴》，得之矣！贞观二年也！吾固知《通鉴》必有所本，然终以不得之于正史，未能踌躇满志。吾发愤取《新旧唐书》诸蛮夷传凡与突厥有关系之国遍缙之，卒乃在《新书·薛延陀传》得一条云：“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于是叶护弑年无问题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灾，则无论为元年为二年为三年，皆以八月后首涂，盖无可疑；然则非惟三年说不能成立，即二年说亦不能成立。何则？二年八月后首涂，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见叶护也。吾至是乃大乐，自觉吾之怀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虚，吾所立“玄奘贞观元年首涂留学”之假说，殆成铁案矣！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则何以诸书皆同出一辙，竟无歧异？然此亦易解，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至或为传写之讹，亦未可知也。再问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误？则或后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中耳。吾为此问题，凡费三日之力，其所得结果如此。——吾知读者必生厌矣。此本一极琐末之问题，区区一事件三两年之出入，非惟在全部历史中无关宏旨，即在玄奘本传中亦无关宏旨。吾自治此，已不免玩物丧志之诮；乃复缕述千余言以滥占本书之篇幅，吾不能不向读者告罪。虽然，吾著本篇之宗旨，凡务举例以明义而已。吾今详述此一例，将告读者以读书曷为而不可以盲从。虽以第一等史料如慧立道宣之传玄奘者，其误谬犹且如是也；其劳吾侪以鉴别犹且如是也，又将告读者以治学当如何大无畏；虽以数十种书万口同声所持之说，苟不惬于吾心，不妨持异同；但能得有完证，则绝无凭藉之新说，固自可以成立也。吾又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一问题不入吾手则已，一入吾手，必郑重忠实以赴之，夫大小岂有绝对标准，小者轻轻放过浸假而大者亦轻轻放过，则研究精神替矣。吾又以为学者而诚欲以学饷人，则宜勿徒饷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结果，而当兼饷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结果之途径及其进行次第；夫然后所饷者乃为有源之水而挹之不竭也。吾诚不敢自信为善于研究，但本篇既以研究法命名，吾窃思宜择一机会，将吾自己研究所历之甘苦，委曲传出，未尝不可以为学者之一助。吾故于此处选此一小问题可以用千余言说明无遗者，详述吾思路所从入，与夫考证所取资，以渎读者之清听。吾研究此问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读者举一反三，则任研究若何大问题，其精神皆若是而已。吾此一段，乃与吾全书行文体例不相应；读者恕我！吾今当循吾故轨，不更为此喋喋矣。
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者，其史料当该史迹发生时或其稍后时，即已成立。如前所述《慈恩传》、《窃愤录》之类皆是也。此类史料，难得而可贵，吾既言之矣。然欲其多数永存，在势实有所不能。书籍新陈代谢，本属一般公例；而史部书之容易湮废，尤有其特别原因焉：（一）所记事实每易触时主之忌，故秦焚书而“诸侯史记”受祸最烈；试检明清两朝之禁毁书目，什有九皆史部也。（二）此类书真有价值者本不多，或太琐碎，或涉虚诞，因此不为世所重，容易失传。不惟本书间有精要处，因杂糅于粗恶材料中而湮没；而且凡与彼同性质之书，亦往往被同视而俱湮没。（三）其书愈精要者，其所叙述愈为局部的；凡局部的致密研究，非专门家无此兴味；一般人对于此类书籍，辄淡漠置之，任其流失。以此种种原因，故此类直接史料，如浪淘沙，滔滔代尽，势不能以多存。就令存者甚多，又岂人生精力所能遍读？于是乎在史学界占最要之位置者，实为间接的史料。间接的史料者，例如左丘以百二十国宝书为资料而作《国语》，司马迁以《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书为资料而作《史记》。《国语》、《史记》之成立，与其书中所叙史迹发生时代之距离，或远至百年千年；彼所述者，皆以其所见之直接史料为蓝本，今则彼所见者吾侪已大半不复得见：故谓之间接。譬诸纺绩，直接史料则其原料之棉团，间接史料则其粗制品之纱线也。吾侪无论为读史为作史，其所接触者多属间接史料；故鉴别此种史料方法，为当面最切要之一问题。
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例如研究三代以前史迹，吾侪应信司马迁之《史记》，而不信谯周之《古史考》，皇甫谧之《帝王世纪》，罗泌之《路史》。何则？吾侪推断谯周、皇甫谧、罗泌所见直接史料，不能出司马迁所见者以外；迁所不知者，周等何由知之也？是故彼诸书与《史记》有异同者，吾侪宜引《史记》以驳正诸书。反之，若《竹书纪年》与《史记》有异同，吾侪可以引《纪年》以驳正《史记》。何则？魏史官所见之直接原料，或多为迁之所不及见也。此最简单之鉴别标准也。
虽然，适用此标准，尚应有种种例外焉。有极可贵之史料而晚出或再现者，则其史料遂为后人所及见，而为前人所不及见何谓晚出者？例如德皇威廉第二与俄皇尼古拉第二来往私函数十通，研究十九世纪末外交史之极好史料也；然1920年以前之人不及见，以后之人乃得见之。例如《元史》修自明初，岂非时代极早？然吾侪宁信任五百年后魏源或柯劭忞之《新元史》，而不信任宋濂等之《旧元史》。何则？吾侪所认为元代重要史料如《元秘史》、《亲征录》……等书，魏柯辈得见，而明初史馆诸人不得见也。何谓再现者？例如罗马之福林，邦渒之古城，埋没土中二千年，近乃发现；故十九世纪末人所著罗马史其可信任之程度，乃过于千年前人所著也。例如殷墟甲文，近乃出土，吾侪因此得知殷代有两古王为《史记》、《三代》、《世表》所失载者，盖此史料为吾侪所见，而为司马迁所不得见也。
不特此也，又当察其人史德何如，又当察其人史识何如，又当察其人所处地位何如。所谓史德者：著者品格劣下，则其所记载者宜格外慎察。魏收《魏书》，虽时代极近；然吾侪对于彼之信任，断不能如信任司马迁、班固也。所谓地位者，一事件之真相，有时在近代不能尽情宣布，在远时代乃能之。例如陈寿时代，早于范晔；然记汉魏易代事，晔反视寿为可信。盖二人所及见之直接史料，本略相等；而寿书所不能昌言者，晔书能昌言也。所谓史识者：同是一直接史料，而去取别择之能力，存乎其人。假使刘知几自著一史，必非李延寿令狐德棻辈所能及；元人修《宋史》，清人修《明史》，同为在异族之朝编前代之史；然以万斯同史稿作蓝本所成之《明史》，决非脱脱辈监修之《宋史》所能及也。要而论之，吾侪读史作史，既不能不乞灵于间接的史料，则对于某时代某部门之史料，自应先择定一两种价值较高之著述以作研究基本选择之法，合上列数种标准以衡之，庶无大过。至于书中所叙史实，则任何名著，总不免有一部分不实不尽之处质言之，则无论何项史料，皆须打几分折头。吾侪宜刻刻用怀疑精神唤起注意，而努力以施忠实之研究，则真相庶可次第呈露也。
右论正误的鉴别法竟。次论辨伪的鉴别法。
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
伪书者，其书全部分或一部分纯属后人伪作，而以托诸古人也。例如现存之《本草》号称神农作，《素问内经》号称黄帝作，《周礼》号称周公作，《六韬》《阴符》号称太公作，《管子》号称管仲作，……假使此诸书而悉真者，则吾国历史便成一怪物，盖社会进化说全不适用，而原因结果之理法亦将破坏也。文字未兴时代之神农，已能作《本草》，是谓无因；《本草》出现后若干千年，而医学药学上更无他表见，是谓无果。无因无果，是无进化。如是，则吾侪治史学为徒劳。是故苟无鉴别伪书之识力，不惟不能忠实于史迹，必至令自己之思想途径，大起混乱也。
书愈古者，伪品愈多。大抵战国秦汉之交有一大批伪书出现，《汉书·艺文志》所载三代以前书，伪者殆不少。新莽时复有一大批出现，如《周礼》及其他古文经皆是。晋时复有一大批出现，如晚出《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其他各时代零碎伪品亦尚不少，且有伪中出伪者，如今本《鬼谷子》、《鹖冠子》等。莽晋两期，刘歆王肃作伪老手，其作伪之动机及所作伪品，前清学者多已言之，今不赘引。战国秦汉间所以多伪书者：（一）因当时学者，本有好“托古”的风气；己所主张，恒引古人以自重。（说详下）本非有意捏造一书，指为古人所作；而后人读之，则几与伪托无异。（二）因当时著述家，本未尝标立一定之书名；且亦少泐成定本。展转传钞，或合数种而漫题一名；或因书中多涉及某人，即指为某人所作。（三）因经秦焚以后，汉初朝野人士，皆汲汲以求遗书为务。献书者往往剿钞旧籍，托为古代某名人所作以售炫。前两项为战国末多伪书之原因，后一项为汉初多伪书之原因。
伪书有经前人考定已成铁案者，吾侪宜具知之，否则征引考证，徒费精神。例如今本《尚书》有《胤征》一篇，载有夏仲康时日食事，近数十年来，成为欧洲学界一问题。异说纷争，殆将十数，致劳汉学专门家天文学专门家合著专书以讨论。殊不知胤征篇纯属东晋晚出之伪古文，经清儒阎若璩惠栋辈考证，久成定谳；仲康其人之有无，且未可知，遑论其时之史迹？欧人不知此桩公案，至今犹剌剌论难，由吾侪观之，可笑亦可怜也。欲知此类伪书，略清《四库书目提要》，便可得梗概，《提要》中指为真者未必遂真，指为伪者大抵必伪，此学者应有之常识也
然而伪书孔多，现所考定者什仅二三耳；此外古书或全部皆伪或真伪杂糅者，尚不知凡几。吾侪宜拈出若干条鉴别伪书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标准焉。（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例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名，虽见《左传》；“《晋乘》、《楚梼杌》”之名，虽见《孟子》；然汉隋唐《艺文》、《经籍》诸志从未著录，司马迁以下未尝有一人征引。可想见古代或并未尝有此书，即有之，亦必秦火前后早已亡佚。而明人所刻《古逸史》，忽有所谓《三坟记》、《晋史乘》、《楚史梼杌》等书。凡此类书，殆可以不必调查内容，但问名即可知其伪。（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例如最近忽发现明钞本《慎子》一种，与今行之《四库》本守山阁本全异；与《隋唐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所记篇数，无一相符。其流传之绪又绝无可考。吾侪乍睹此类书目，便应怀疑。再一检阅内容，则可定为明人伪作也。（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例如汉河内女子所得《泰誓》，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皆因来历暧昧，故后人得怀疑而考定其伪。又如今本《列子》八篇，据张湛序言由数本拼成，而数本皆出湛戚属之家，可证当时社会，绝无此书，则吾辈不能不致疑。（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例如今所称《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无其目，知刘向时决未有此书。再检《隋书·经籍志》以后诸书目，及其他史传，则知此书殆与蔡邕吴普陶弘景诸人有甚深之关系，直至宋代然后规模大具。质言之，则此书殆经千年间许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书不惟非出神农，即西汉以前人，参预者尚极少，殆可断言也。（五）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例如古本《竹书纪年》有夏启杀伯益，商太甲杀伊尹等事；又其书不及夏禹以前事。此皆原书初出土时诸人所亲见，信而有征者。而今本记伯益伊尹等文，全与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于黄帝。故知决非汲冢之旧也。（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例如《越绝书》，《隋志》始著录，题子贡撰；然其书既未见《汉志》，且书中叙及汉以后建置沿革；故知其书不惟非子贡撰，且并非汉时所有也。又如《管子·商君书》，《汉志》皆著录，题管仲、商鞅撰；然两书各皆记管商死后之人名与事迹；故知两书决非管商自撰；即非全伪，最少亦有一部分羼乱也。（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例如《史记》为司马迁撰，固毫无疑义；然迁自序明言“讫于麟止”，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汉以后事，且有宣元成以后事，其必非尽为迁原文甚明。此部分既有窜乱，则他部分又安敢保必无窜乱耶？（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例如今《道藏》中有刘向撰《列仙传》，其书《隋志》已著录。书中言诸仙之荒诞，固不俟辩。其自序云，“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佛经至后汉桓灵时始有译本，上距刘向之没，将二百年，向何从知有佛经耶？即据此一语，而全书之伪，已无遁形。（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例如《涅槃经》佛说云：“从今日始，不听弟子食肉”；《入楞伽经》佛说云：“我于《象腋央掘魔涅槃》《大云》等一切《修多罗》中，不听食肉。”《涅槃经》共认为佛临灭度前数小时间所说，既《象腋》等经有此义，何得云“从今日始？”且《涅槃》既佛最后所说经，《入楞伽》何得引之？是《涅槃》，《楞伽》，最少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也。
以上九例，皆据具体的反证而施鉴别也。尚有可以据抽象的反证而施鉴别者：（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例如东晋晚出《古文尚书》，比诸今文之《周诰》、《殷盘》，截然殊体。故知其决非三代以上之文。又如今本《关尹子》中有“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识生，故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等语，此种纯是晋唐繙译佛经文体，决非秦汉以前所有，一望即知。（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例如《汉书·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自注云：“六国时诸子托诸神农”。此书今虽不传，然《汉书·食货志》称晁错引神农之教云：“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此殆晁错所见《神农书》之原文。然石城汤池带甲百万等等情状，决非神农时代所能有。故刘向、班固指为六国人伪托，非武断也。（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例如今本《管子》，有“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等语。此明是墨翟、宋钘以后之思想；当管仲时，并寝兵兼爱等学说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评反对者？《素问灵枢》中言阴阳五行，明是《邹衍》以后之思想；黄帝时安得有此耶？
以上十二例，其于鉴别伪书之法，虽未敢云备；循此以推，所失不远矣。一面又可以应用各种方法，以证明某书之必真：（一）例如《诗经》：“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经六朝唐元清诸儒推算，知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确有日食。中外历对照，应为西纪前七七六年，欧洲学者亦考定其年阳历八月二十九日中国北部确见日食。与前所举《胤征篇》日食异说纷纭者正相反。因此可证《诗经》必为真书，其全部史料皆可信。（二）与此同例者，如《春秋》所记“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食”，“宣公八年秋七月甲子日食”。据欧洲学者所推算，前者当纪前七○九年七月十七日，后者当纪前六○一年九月二十日，今山东兖州府确见日食。因此可证当时鲁史官记事甚正确；而《春秋》一书，除孔子寓意褒贬所用笔法外，其所依鲁史原文，皆极可信。（三）更有略同样之例，如《尚书·尧典》所记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因此可证《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四）书有从一方面可认为伪，从他方面可认为真者。例如现存十三篇之《孙子》，旧题春秋时吴之孙武撰。吾侪据其书之文体及其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虽然，若谓出自秦汉以后，则文体及其内容亦都不类。《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有《吴孙子》、《齐孙子》之两种，“吴孙子”则春秋时之孙武，“齐孙子”则战国时之孙膑也。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作，亦可谓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书》等，性质亦略同。若指定为管仲、商鞅所作则必伪；然其书中大部分要皆出战国人手。若据以考战国末年思想及社会情状，固绝佳的史料也。乃至《周礼》谓为周公作固伪，若据以考战国秦汉间思想制度，亦绝佳的史料也。（五）有书中某事项，常人共指斥以证其书之伪，吾侪反因此以证其书之真者。例如前所述《竹书纪年》中“启杀益，太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之说，骤睹此则大骇。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厘王时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闻见本不逮史官之确。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踵孟子而已；何足据以难《竹书》？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乃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太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记为较合于古代社会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适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足证其伪也。又如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益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乃正以此也。（六）无极强之反证足以判定某书为伪者，吾侪只得暂认为真。例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吾前所举十二例绳之，无一适用者。故其书虽诡异，不宜凭武断以吐弃之。或反为极可宝之史料，亦未可知也。
以上论鉴别伪书之方法竟，次当论鉴别伪事之方法。
伪事与伪书异，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也。事之伪者与误者又异，误者无意失误，伪者有意虚构也，今请举伪事之种类：（一）其史迹本为作伪的性质，史家明知其伪而因仍以书之者。如汉魏六朝篡禅之际种种作态，即其例也。史家记载，或仍其伪相，如陈寿；或揭其真相，如范晔。试列数则资比较：（《魏志·武帝纪》）（《后汉书·献帝纪》）
天子以公领冀州牧曹操自领冀州牧
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曹操自为丞相
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此等伪迹昭彰，虽仍之不甚足以误人；但以云史德终不宜尔耳。（二）有虚构伪事而自著书以实之者。此类事在史中殊不多觏。其最著之一例，则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征李勣等，皆攀认为其门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历叙通与诸人问答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类所罕见。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呜呼读者当知，古今妄人非仅一王通，世所传墓志家传行状之属，汗牛充栋，其有以异于《文中子》者，恐不过程度问题耳。（三）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章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窃计史迹中类此者亦殊不少。治史者谓宜常以老吏断狱之态临之，对于所受理之案牍，断不能率尔轻信。若不能得确证以释所疑，宁付诸盖阙而已。（四）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子贡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庄子云：“两善必多溢美之言，两恶必多溢恶之言。”王充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是故无论何部分之史，恐“真迹放大”之弊，皆所不免。《论衡》中《语增》、《儒增》、《艺增》诸篇所举诸事，皆其例也。况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例如王闽运之《湘军志》，在理宜认为第一等史料者也。试读郭嵩焘之《湘军志’曾军篇》书后，则知其不实之处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五）史文什九皆经后代编史者之润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例如《左传》庄二十二年记陈敬仲卜辞，所谓“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等语。苟非田氏篡齐后所记，天下恐无此确中之预言。襄二十九年记吴季札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苟非三家分晋后所记，恐亦无此确中之预言也。乃至如诸葛亮之《隆中对》，于后来三国鼎足之局若操券以待。虽日远识之人，鉴往知来，非事理所不可能；然如此铢黍不忒，实足深怪。试思当时备亮两人对谈，谁则知者？除非是两人中之一人有笔记；不然，则两人中一人事后与人谈及，世．乃得知耳。事后之言，本质已不能无变；而再加以修史者之文饰。故吾侪对于彼所记，非“打折头”不可也。（六）有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此种手段，先秦诸子多用之，一时成为风气。《孟子》言“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此语最得真相。先秦诸手，盖最喜以今人而为古人之言者也。前文述晁错引“神农之教”，非神农之教，殆许行之徒之教也。岂惟许行？诸子皆然。彼“言必称尧舜”之孟子，吾侪正可反唇以稽之曰，有为尧舜之言者孟轲也。此外如墨家之于大禹，道家阴阳家之于黄帝，兵家之于太公，法家之于管仲，莫不皆然。愈推重其人，则愈举己所怀抱之理想以推奉之，而其人之真面目乃愈淆乱，《韩非子》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谁将使定儒墨之诚乎？”是故吾侪对于古代史料，一方面患其太少，一方面又患其太多。贪多而失真，不如安少而阙疑也已。
人类非机械，故史迹从未有用“印板文字”的方式，阅时而再现者而中国著述家所记史迹，往往不然。例如尧有丹朱，舜必有商均；舜避尧之子于南河，禹必避舜之子于阳城。桀有妹喜，纣必有妲己；桀有酒池，纣必有肉林；桀有倾冒，纣必有塬室；桀有玉杯，纣必有象箸；桀杀龙逢，纣必杀比干；桀囚汤于夏台，纣必囚文王于菱里；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奔商，商之将亡，内史向挚必出奔周。此类乃如骈体文之对偶，枝枝相对，叶叶相当。天下安有此情理？又如齐太公诛华士，子产诛邓析，孔子诛少正卯，三事相去数百年，而其杀人同一目的，同一程序，所杀之人同一性格，乃至其罪名亦几全同，天下又安有此情理？然则所谓桀纣如何如何者，毋乃仅著述家理想中帝王恶德之标准？所谓杀邓析少正卯云云者，毋乃仅某时代之专制家所捏造以为口实？（邓析非子产所杀，《左传》已有反证。）吾侪对于此类史料，最宜谨严鉴别，始不至以理想混事实也。（七）有纯属文学的著述，其所述史迹，纯为寓言；彼固未尝自谓所说者为真事迹也，而愚者刻舟求剑，乃无端惹起史迹之纠纷。例如《庄子》言“鲲化为鹏，其大几万里”。倘有人认此为庄周所新发明之物理学，或因此而诋庄周之不解物理学，吾侪必将笑之。何也？周本未尝与吾侪谈物理也。周岂惟未尝与吾侪谈物理，亦未尝与吾侪谈历史；岂惟周未尝与吾侪谈历史，古今无数作者亦多未尝与吾侪谈历史。据《德充符》而信历史上确有兀者王骀曾与仲尼中分鲁国，人咸笑之；据《人间世》而信历史上确有列御寇其人者则比比然，而《列子》八篇，传诵且与《老庄》埒也。据《离骚》而信屈原尝与巫咸对话，尝令帝阍开关，人咸笑之；据《九歌》而信尧之二女为湘君湘夫人者则比比然也。陶潜作《桃花源记》，以寄其乌托邦的理想；而桃源县竞以此得名，千年莫之改也。石崇作《王昭君辞》，谓其出塞时或当如乌孙公主之弹琵琶；而流俗相承，遂以琵琶为昭君掌故也。吾侪若循此习惯以评骘史料，则汉孔融与曹操书，固尝言“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吾侪其将信之也？清黄宗羲与叶方蔼书，固尝言“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乃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吾侪其亦将信之也？而不幸现在众人共信之史迹，其性质类此者正复不少，夫岂惟关于个人的史迹为然耳？凡文士所描写之京邑，宫室，舆服，以及其他各方面之社会情状，恐多半应作如是观也。
以上七例，论伪事之由来，虽不能备，学者可以类推矣。至于吾侪辨证伪事应采之态度，亦略可得言焉：
第一，辨证宜勿支离于问题以外。例如孟子：“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吾侪读至此，试掩卷一思，下一句当如何措词耶？嘻！乃大奇！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此如吾问“某甲是否杀某乙？”汝答曰：“否；人不应杀人。”人应否杀人，此为一问题，某甲曾否杀某乙，此又为一问题，汝所答非我所问也。万章续问曰：“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既主张天下非尧所与，则应别指出与舜之人，抑系舜自取。乃孟子答曰：“天与之。”宇宙间是否有天，天是否能以事物与人，非惟万章无征，即孟子亦无征也。两造皆无征，则辩论无所施矣。又如孟子否认百里奚自鬻于秦，然不能举出反证以抉其伪，乃从奚之智不智贤不贤，作一大段循环论理。诸如此类，皆支离于本问题以外，违反辩证公例，学者所首宜切戒也。
第二，正误与辨伪，皆贵举反证。吾既屡言之矣。反证以出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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