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应台,(德)安德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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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安德烈：两代共读的36封家书试读：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龙应台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上的对话，只能这样：
你好吗？
好啊。
学校如何？
没问题。
……
假期中会面时，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和我对坐于晚餐桌时，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
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真的吗？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样，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那做儿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跟父母无法沟通；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了。
写作的过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说汉语，但是他不识中文。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我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
二、我将之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他透过越洋电话讨论——我们沟通的语言是汉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何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个词的德文是哪个？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后，是不是主题更清楚？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中文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你这一个论点，可否更详细地解释？
三、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遍——只能重写，不能翻译，翻译便坏。
四道程序里，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安德烈就四两拨千斤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心中也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真的写了三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个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个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日后的人生旅程，当然还是要漂萍离散——人生哪有恒长的厮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语，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满怀，我还奢求什么呢。2007.9.20
连结的“份”
安德烈亲爱的MM：我们的书要出版了——不可思议吧？那个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爱听鬼故事又怕鬼、怕闪电又不肯睡觉的小孩，一转眼变成一个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沟通对话的成人，尽管我们写的东西也许有意思，也许没有意思。
你记得是怎么开始的吗？
三年前，我是那个自我感觉特别好的十八岁青年，自以为很有见解，自以为这个世界可以被我的见解改变。三年前，你是那个跟孩子分开了几年而愈来愈焦虑的母亲。孩子一直长大，年龄、文化和两地分隔的距离，使你强烈地感觉到“不认识”自己进入成年的儿子。我们共同找出来的解决问题方法，就是透过写信，而这些信，虽说是为了要处理你的焦虑的，一旦开始，也就好像“猛兽出闸”，我们之间的异议和情绪，也都被释放出来，浮上了表面。
这三年对话，过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电话、一封又一封的电子邮件、很多个深夜凌晨的线上对谈、无数次的讨论和争辩——整个结果，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你老是啰唆我的文字风格不够讲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补充一点细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写得比你好！
现在三年回头，我有一个发现。
写了三年以后，你的目的还是和开始时完全一样——为了了解你的成人儿子，但是我，随着时间，却变了。我是逐渐、逐渐才明白你为什么要和我写这些信的，而且，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自己其实还蛮乐在其中的，虽然我绝对不动声色。
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给我一个“麦克风”，我就把想法大声说出来罢了。到后期，我才忽然察觉到，这件事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我跟我的母亲，有了连结，而我同时意识到，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会得到的“份”，我却有了。我在想：假使我们三年前没开始做这件事，我们大概就会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只是继续过日子，继续重复那每天不痛不痒的问候：吃了吗——嗯，功课做了吗——嗯，没和弟弟吵架吧——没，不缺钱用吧——嗯……
三年，真的不短。回头看，我还真的同意你说的，这些通信，虽然是给读者的，但是它其实是我们最私己、最亲密、最真实的手印，记下了、刻下了我们的三年生活岁月——我们此生永远不会忘记的生活岁月。
在这里，因此我最想说的是，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这个“份”——不是出书，而是，和你有了连结的“份”。爱你的2007.9.26第1封信十八岁那一年亲爱的安德烈：
你在电话上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刚刚赛完足球才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天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大学的入学资料……“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M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安德烈，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西安一家回民饭馆里见到的那个女孩？她从甘肃的山沟小村里来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脏脏的辫子垂到胸前。从她的眼睛，你就看得出，她其实很小。十六岁的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队小猪出来溜达。海风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海水的盐分掺杂在土里，所以，椰子树的树干底部裹着一层白盐。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二十三岁时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大道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灯。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二十三岁的我，还习惯人车杂沓、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锅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塭里养着的鱼虾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死鱼的尸体。整条街飘着腐臭腥味。然后太阳出来了，炎热毒辣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艺术”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坐在凳子上扇扇子，小孩在庙埕上追打，中年的渔民成群地蹲在地上抽烟，音乐被劣质的扩音器无限放大。
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永远有一股尿臊，糅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不断地说黄色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脱啊脱啊。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台湾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人们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噗”一下，一张肮脏的塑料袋贴到你脸上来。
我也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理的。
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我每天上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的怪味，不知是什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人们在河岸上焚烧废弃的电缆；我闻到的气味是“戴奥辛”的气味，那个村子，生出很多无脑的婴儿。
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破坏。
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天黑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小孩的袜子、学生的书包、老婆婆的内裤、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还附带卖斗笠、塑料雨鞋和指甲刀。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的台湾。你或许惊讶，说，M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完整地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我的经验是一个南部乡下渔村的经验，和当时的台北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当时的台北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啊。全台湾的人口一千四百万，“国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湾，还属于所谓“第三世界”。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阿波罗登上月球，美国和越南的军队侵入柬埔寨，全美爆发激烈的反越战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学生被枪杀；德国的勃兰特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下跪，求历史的宽赦；日本赤军连劫机到了朝鲜而三岛由纪夫自杀。还有，中国大陆的“文革”正在一个恐怖的高潮。这些，我都很模糊，因为，安德烈，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即使有，也不见得会看，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台湾高速公路基隆到杨梅的一段才刚开始动工。“台独联盟”在美国成立，蒋经国遇刺，被关了近十年的雷震刚出狱，台南的美国新闻处被炸，我即将考上的台南成功大学爆发了“共产党案”，很多学生被逮捕下狱。保钓运动在美国开始风起云涌。
那一年，台湾的“内政部”公布说，他们查扣了四百二十三万件出版品。
但是这一切，我知道得很少。
你也许觉得，我是在描绘一个黯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简单，安德烈。
对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个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他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历过压迫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
那个“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究竟是一种剥夺还是给予？亲爱的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谎言撑托得理直气壮、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吗，安德烈？
同时，我看见自己的残缺。十八岁时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府责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难补课。但是生活的艺术，这其中包括品味和态度，是无法补课的。音乐、美术，在我身上仍旧是一种知识范围，不是一种内在涵养。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个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就像一串不能遗忘的钥匙，一盆必须每天浇水的植物，但是生活艺术，更应该是一种内化的气质吧？它应该像呼吸，像不自觉的举手投足。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生活艺术的笨拙；渔村的贫乏，造成我美的贫乏。
而你们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网络让你们拥有广泛的知识，富裕使你们精通物质的享受，同时具备艺术和美的熏陶。我看你和你的同学们会讨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你们熟悉每一种时尚品牌和汽车款式，你们很小就听过莫扎特的《魔笛》，看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去过纽约的百老汇，欣赏过台北的《水月》，也浏览过大英博物馆和梵蒂冈教堂。你们生活的城市里，有自己的音乐厅、图书馆、美术馆、画廊、报纸、游泳池，自己的艺术节、音乐节、电影节……
你们这一代简直就是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你们这一代“定锚”的价值是什么？终极的关怀是什么？你，和那个甘肃来的疲惫不堪的少女之间，有没有一种关连？我的安德烈，你认为美丽的热带鱼游泳也要在乎方向吗？或者，你要挑衅地说，这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因为热带鱼只为自己而活？2004.5.12第2封信为谁加油？亲爱的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个中国大陆的奥运金牌运动员到了香港，香港万人空巷地去迎接他们。朋友和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这样的镜头，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说，“龙应台，德国队比赛的时候，你为他们加油吗？”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来。德国，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成长的家乡，对于我是什么呢？
她不耐烦了，又问，“那——你为不为台湾队加油啊？”
我又开始想，嗯，台湾队……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说，如果台湾队是跟——尼泊尔或者伊拉克或者海地比赛，说不定我会为后者加油呢，因为，这些国家很弱势啊。
朋友笑了，“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只为中国队加油。”
她两个月前才离开中国大陆。
为什么我这么犹豫，安德烈？是什么使得我看什么金牌都兴奋不起来？电视上的人们单纯、热烈，奋力伸出手，在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人堆里，试图摸到运动员的手，我想的却是：这五十个金牌运动员，在香港大选前四天，被安排到香港来做宣传，为“保皇党”拉票，他们自己清楚吗？或说，他们在乎吗？
你说，为台湾队加油的激情到哪儿去了？难道世界公民主义真的可以取代素朴的民族主义或者社群情感？怎么我对“民族”这东西感觉这么冷？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以做中国人为荣，“为荣”和“为耻”是连在一起的。我当年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位有名的前辈写的是《丑陋的中国人》，批判的都是我们自己。然后，随着“独立”意识的抬头，“中国人”这个词不“正确”了，不能用了。政治上，这不稀奇，任何“独立”的追求过程里，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现在的台湾很尴尬，因为“独立”不“独立”还没有共识，文化的尴尬就常出现，譬如说，讲“勤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蕴含着中国人的民族美学”时，你会句子讲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么讲完这个句子。因为，说“勤俭是台湾人的传统美德”，怪怪的，难道只有台湾人勤俭？说，“中秋和七夕蕴含着台湾人的民族美学”，怪怪的，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似的。于是，有很多习惯性、概括性句子不能说了。前几天，在电视新闻里还看见一个台湾的“部长”，正要赞美工程人员的认真辛劳，他脱口而出“我们中国人——”然后一副要天打雷劈的样子，马上中途截断，改口“我们台湾人”。看他懊恼的样子，心里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我的“冷”来自哪里？老实说，安德烈，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民族主义”使我反胃——不管它是谁的民族主义。你知道，一个被长年过度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一经操弄就会变形。
但是，有一个相反的东西却使我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归属：耻感。当代表我的“总统”跑到国际的舞台上，耍的却是国内的政治斗争，我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商人跑到贫穷的国家访问，把钞票抛向空中让赤脚的孩子去抢，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觉得羞耻。当国际新闻报道台湾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制造工厂如何不人道地虐待工人，我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外交部长”在国际的舞台上说出不堪入耳的脏话（他说新加坡licking the balls of China——这是最正确的翻译），我觉得羞耻。最让我觉得羞耻的，是读到台湾人如何虐待越南和中国大陆的新娘或泰国、印度尼西亚的劳工。
这份羞耻，使我知道我是台湾人。
美国出兵伊拉克那几天，我出席了一个宴会。宾客来自很多不同国家。有一个人被介绍时，主人随口加了一句，“斯蒂夫是美国人”。斯蒂夫一听，深深一鞠躬，说，“对不起”。他很认真地说，“对不起”。没解释他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大家仿佛都懂了。那是一种耻感。觥筹交错之间，一时安静下来。
我想，他大概也不会只要是美国队就疯狂喊加油吧。
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受过“国家”太多的欺骗，心里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对于所谓国家，对于所谓代表国家的人。
所以，十八岁的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为德国队加油吗？“德国”对你意味着什么？德国的历史，它的土地、风景、教堂、学校，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以马丁·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贝多芬为荣吗？希特勒的耻辱是不是你的耻辱？你，还有你十八岁的朋友们，已经能自由地拥抱“德国”这个概念吗？或者，因为历史给了你们“过度肿胀的”罪感和耻感，押着你们远离“德国”这个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种不安和尴尬？
欧洲已经是深秋，森林都变金黄色了吧？我们这儿已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一天比一天亮。
喔，孩子，答应我，踢完球满头大汗时，不要直接吹风。2004.10.4第3封信逃避国家MM：
记得两年前，我和朋友挤在法兰克福中心的“罗马广场”上——起码有五千人挤进了那个小广场。我们用力挥舞手里一面巨大的国旗，五千人在等候从韩国和日本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回国的德国国家队。五千个人唱歌、鼓掌、跳跃，有人流下眼泪。
在那之前的一个礼拜，我们守在广场上，大概也有一千多人，守在广场上一个超大屏幕前，看决赛。所有的人都在喊，在唱，在哭，在笑。
这感觉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间，作为“德国人”是一件被容许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还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来。
从哪里说起呢，MM？你知道爸爸是挺“爱国”的——你曾经不以为然；而他的爱国，我想和爷爷有关。爷爷，他的父亲，随着德国部队在苏联战场打过仗，而爸爸的叔叔，在从列宁格勒撤退的冰天雪地里失踪。所以我其实受到爸爸某个程度的影响，可以说是“以德国为荣”的，但是因为纳粹的历史，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种“荣”的情感是“错误”的，是不可以流露出来的。你记不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看各种统计指标，每次看到在什么指标上德国被列入世界前十名，就很高兴，甚至还包括什么“欠债最多”前十名，我也觉得光荣，反正不懂。
所以从小，一方面在心里关心自己的国家，为德国骄傲，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得很冷漠、很不屑；像拔河一样，有一种紧张，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说错话。觉得德国是个不错的国家这种感觉是没有人敢显露、大家都要藏起来的。在别的国家你常看到国旗，德国很少；我们也没唱过国歌。我记得，MM，当你发现我们小学的开学典礼在教堂里举行，你大吃一惊，说，不是政教分离吗，怎么开学典礼在教堂举行？
我想过这问题，MM。那是因为，德国人逃避“国家”这个东西，以至于宗教都显得比较“安全”。逃避“政”，所以“教”就凸显了。
在这种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文化和教育中长大，我看见它的优点：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受爱国宣传的影响——政客要操弄我们太不容易了；当你对“国家”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冷静地去分析它的问题所在。
可是最近几年，年轻人，我这一代人，对这种老是小心翼翼、老是低着头怕做错事说错话、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确”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开始觉得受不了了，烦了。很多年轻人开始说：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说我自己想说的，让我自由吧，我受够了——这包括，我还要努力假装“以身为德国人为耻”多久？
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是我觉得，世界杯足球赛对德国的集体意识有巨大影响。譬如说，在一九五四年的世界杯比赛里，德国出乎意料地赢了当时一直称霸的瑞士队。你想想一九五四年的德国人自信心多么低落，自我感觉多么坏啊，二战的失败和羞辱才结束没多久。这场比赛使德国人重新发觉，咦，我没那么烂，我竟然还可以啊。
这一两年来，我有个感觉，好像德国文化像浪头一样起来——我说的当然是流行音乐、时尚、电影等等通俗文化。好莱坞文化本来笼罩一切，但是最近，突然有好多德国电影，譬如《再见列宁》，还有《曼尼图的鞋子》，大大走红。一群很年轻很杰出的德国演员，突然出现。还有流行音乐，本来只听美国音乐的我们，也开始注意德国的创作了——
我得走了，因为练球的时间到了。不是我自己踢，每个星期六是我当教练。你不要笑，MM，这群孩子足球员，我从他们四岁开始教，现在他们六岁了，可爱死了，而且训练他们踢球能让我自己放松，忘记功课的压力。跟他们一起使我很快乐，更何况，我觉得我对他们有责任呢。
给你“偷窥”一下我和一个美国朋友昨晚的网上交谈，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意思。路易斯跟我同年，在波士顿读大一。2004.10.5路易斯——波士顿时间晚上六点半安德烈——法兰克福时间凌晨一点半
路：昨晚，一个朋友还在说我们这一代好像很失落，怎么定义自己都不知道。二三十年代是“失落的一代”，四十年代是战争的一代，五十年代是“beatniks”，六十年代是嬉皮，七十年代是“funkies”，八十年代是“punk”（还有嘻哈），九十年代是“rap”，而我们是什么？
安：可是自己本来就不可能给自己下定义啊。
我们这一代缺乏叛逆、缺乏冒险，倒是真的。我们大多在舒适、有教养的家庭里长大，没有什么真正的痛苦或艰难，也就没什么真实的挑战……生活太安逸了，使我们找不到需要叛逆、可以冒险的东西——
路：我们怎么看自己——还是媒体在塑造我们怎么看自己？缺叛逆、缺冒险，会不会也是因为主流媒体只会报道不叛逆、不冒险的主流价值？美国媒体都是大财团控制的。
安：但是我们究竟能对什么叛逆或反抗呢？你们美国人可能有对象——你们有个布什总统，欧洲这边没有。
路：可是我们得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啊。不过，没有冲突，就找不到认同。
安：需要身份认同吗？
路：当然。
安：为什么？
路：因为……心理学家是这么说的。
安：我要知道“你”怎么说。
路：我觉得很重要。
安：为什么？
路：譬如说，我认识一个黑白混血儿，她卡在两个种族和文化之间，就很茫然。很多年轻人，为了要有归属感，就加入犯罪团体；即使是个犯罪团体，他也要有归属。
安：很糟的是，这个社会常常强迫你选边。
路：对。安德烈，我问你，做德国人是不是比较累？
安：不久前我去看一场国际足球赛。德国队踢进一球，群众跳起来，又唱又喊，我听见他们混声唱的是，“德国人，站起来！德国人，站起来！”我吓一大跳。其实他们唱的完全是一般比赛时加油的歌，譬如柏林跟法兰克福对决的时候，你可能唱“柏林人，站起来！”因为是国际比赛，所以“柏林人，站起来”自然就变成“德国人，站起来”，可是我当下却觉得，哇，很不习惯，浑身不自在。好奇怪。
路：你马上想到纳粹？
安：正是。
路：你们在学校里教很多纳粹那段历史？
安：从小学就教，教了又教，教了又教。
我问你，球赛散后，假如马路上晃过来五十个兴奋的美国人，大喊大唱“美国第一”、“美国万岁”的时候，你会想什么？
路：我会想，哼，典型美国人。
不过，英国球迷也会这样。
安：对。如果这样大喊大唱晃过来的——是五十个德国人呢？
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安：如果是五十个德国人在街上大唱“德国第一”、“德国万岁”，会把人给吓死，第二天可以上《纽约时报》了，对吧？
路：明白。
安：你怎么界定自己是“美国人”？
路：这太难答了。我不喜欢美国人。
安：那么你认同什么？
路：我认同我的同代人，和国籍无关。
安：那么有哪些特质使你的这一代人是“美国人”呢？
世界第一强国的年轻人，怎么理解他自己，还有他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
路：我其实跟美国文化很疏离。朋友里头关心政治的很少很少。他们说他们反对布什，事实上那样说也只是为了表现自己“酷”。反布什是流行的。年轻人每个都反，除非你是个基督徒或是好战主义者。
安：你是说，年轻人不知道要跟什么价值去认同？
路：美国是强国，强国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对政治、经济、国际情势一概不知道，反正承受得起，天塌下来有人撑着。我觉得美国青年的悲哀就是这个，我们对世界完全淡漠，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
安：嗯，这恐怕是所有富国的共同特征吧。读者来信龙老师：
读安德烈对于认同的描述，我很震惊，原来认同是这么复杂的一件事，像剥洋葱一样，你可以一层一层往里面剥而一直看不到最核心。你说，“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受过‘国家’太多的欺骗，心里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也使我震动。在香港殖民地长大，我对“国家”有过任何信任吗？
来美国近两年了。这里的人，绝大多数分不清中国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的差别。但是正因为离开了香港，我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香港人的这种身份。一九九七之前，我应该是英国人，但我不觉得自己是英国人；九七之后，我应该是中国人，但我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最有意思也是最令人迷惑的是，现在的港人对香港的认同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但我们却是个没有“国”的概念的人。
有没有“国”是一件事，你对政策有没有决定权是另一件事。香港人没把这两件事并起来谈，因为，不敢谈。要谈下去，就变成谈“独立”了。
我变了。看见我无法认同的事情在香港发生，我不作声。想对一个可憎的白人说声“干”，我礼貌地不说。我明明看见问题所在，却保持静默——这真的不是原来的我。我讨厌这样的自己。A．M第4封信年轻却不轻狂MM：
信迟了，因为我和朋友们去旅行了三个礼拜。不要抱怨啦，儿子十八岁了还愿意跟你写信，你也应该够满足了，尤其你知道我从小就懒。好，跟你报告一下我的生活内容吧，也免得你老啰唆说我们愈来愈疏离。
可我马上陷入两难：我们去了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和巴塞罗那，但我真的能告诉我妈我们干了什么吗？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德语有个说法：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我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一个十八岁的香港女生问我时间是怎么花的，我读什么书、想什么议题、朋友相聚时讨论什么话题等等。我吓一跳，嘿，她真以为我是个虚矫的知识分子？我当然偶尔会去思考一些严肃的大问题——一个月里有五分钟吧，当我无聊得要死的时候……
好啦，我在夸张啦，但是我要夸张你才会明白十八岁是怎么回事。刚刚我才从咖啡馆回来；我们在咖啡馆里谈得最热烈的大半是身边的小世界、朋友之间发生的芝麻蒜皮。我们当然也辩论政治和社会议题——譬如我今晚就会去看《华氏九一一》，朋友们一定也会各有看法，但是我们的看法都是很肤浅的，而且，每个人说完自己的想法也就够了，不会太认真。
周一到周五每个人都忙：足球、篮球、舞蹈，每个人疯的不一样。德国学制每天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下午的时间各管各的。我是个足球狂：一周三个下午踢球，加上一次自己做教练，教六岁的小鬼踢球。每个周末又都有巡回球赛，所以我的生活里足球占了最高比例。功课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其他，就是跟朋友磨混，尤其是周末，我们不是在朋友家里就是在咖啡馆或小酒馆里喝酒聊天，烂醉的时候就用瓶子把酒馆砸个稀烂，或者把随便什么看不顺眼的人揍个鼻青脸肿……
怎么样，又吓到你了吧？（我知道你会真信呢，MM，你真的是“小红帽”，没办法！）好，说正经点，有些事，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小家伙想尝试的，譬如喝酒（所以，小心看着你的老二菲力普），而我们已经到一个程度，觉得酗酒而醉是难堪之至的事了。我有时候会喝醉，譬如在马耳他，相处九年的好朋友们要各奔西东了，我们就都喝醉了，但是……你要我提非洲纳米比亚的某一晚吗？我认识一个华文作家，在纳米比亚的酒店里喝醉了，醉得当场敲杯子唱歌，还要把餐厅的杯盘碗碟刀叉全部用桌巾卷起来带走……那个人你记得吗？你大醉的那年我才十岁，可是至今难忘呢。
我不是在为饮酒辩护，我是说，欧洲的饮酒文化，可能和亚洲不太一样。你知道饮酒时的碰杯怎么来的吗？中世纪时，如果你要害死一个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里下毒。很多人是这样被毒死的。所以就开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溅到别人杯里，要死就跟对方一起死。同时，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边的人，渐渐地就变成社会习俗了。讲了这么长的“前言”，其实是想告诉你，MM，对于年轻人饮酒，我觉得做父母的不需要过度紧张。
到马耳他岛是我们的毕业旅行，十个男生，十个女生，一个老师。这个岛其实蛮无聊的，对我们重要的只是朋友的相处，而且，因为朝夕相处而得到不同角度的认识。白天，老师陪着我们看古迹，晚上，他就“下班”了。十八岁的人，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几个下午，我们懒懒地围在游泳池畔，听音乐，喝啤酒，聊天。晚上就到酒馆里晃。老街很窄，挤满了欧洲各国的人。
巴塞罗那比较有意思。我们是五个人，租了一个公寓，一整个星期只要五百欧元，放下行囊就出去逛了。那么多的广场，围绕着广场都是美丽得惊人的建筑，不论古典或是现代的，都那么美，雕塑也是。每天我们都在用脚走路，细细发掘这个城市。我觉得巴塞罗那是我所走过的最美的城市之一，而我走过的城市还真不少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和一个在美国认识的朋友碰面，她是委内瑞拉人，在巴塞罗那读书。她就带着我们走遍了老街老巷。这就是欧洲的美好之处：往任何一个方向飞两个小时，你就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美国就不行了，飞到哪都千城一面。
你呢，MM？在匮乏的年代里成长，你到底有没有“青少年期”？你的父母怎么对你？你的时代怎么看你？十八岁的你，是一个人缘很好的女生？还是一个永远第一名的最让人讨厌的模范生？一个没人理睬的边缘人，还是最自以为是的风纪股长？2004.10.25电子邮件
收件人：Andreas
寄件人：Lung Yingtai
主 题：urgent（紧急）
安德烈，请你告诉我，
你信中所说“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
尽速回信。MM······
收件人：Lung Yingtai
寄件人：Andreas
主 题：Don’t panic（别紧张）MM：
能不能拜托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我想从弗洛伊德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人类是由直觉所左右的。“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安第5封信对玫瑰花的反抗安德烈：
读你的信，感觉挺复杂。想起跟你父亲在美国初识的时候，听他谈自己的旅行。十八岁的他，也是和一两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朋友，从德国一路hitchhike横过整个欧洲，到土耳其和希腊。那是欧洲的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兴起、嬉皮文化焕发的时代。
他提到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发生车祸后的一团混乱；提到在西班牙设法勾引天主教堂里做弥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钱都没有的状况下，如何到希腊的农家里骗到一顿饭；提到在稻草堆里睡觉，看捷克的夜空里满天沉沉的星斗。
那时我二十三岁，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台湾的青年人世界那么不一样。他们为什么显得没有任何畏惧，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闯荡？他们为什么满脑子都是玩，懂得玩、热爱玩、拼命玩？他们的父母难道对他们没有要求，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出人头地；他们的学校难道对他们没有期待，期待他们回馈社会，报效国家？我们当然也玩，但是所谓玩，是在功课的重压之余，参加“救国团”所设计的有组织的“自强活动”。“救国团”，就是和东德共产党的“青年团”一样的东西，其实是爱国爱党教育的延伸机构。你懂吗？我们的“玩”，叫做“自强”。含意就是，透过“玩”去建立强壮的体魄、强悍的意志，目的是“救国”。我们的“玩”都是为了救国。“玩”，就是一圈人围起来，唱歌、跳舞，玩大风吹或者躲猫猫，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脚，做集体划一的动作。幼稚园的孩子们做的游戏，大学生一样起劲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们的“玩”后头，教我们从集体行动中寻找安全和快乐。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个人是为了集体而存在的：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纳粹时期的德国孩子、共产时期的东德孩子，也是这么长大的；朝鲜的孩子也是。台湾不是共产国家。可是，并非只有那类国家才操弄集体主义，法西斯也是。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吗？他们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法西斯的集体意识里过日子的吗？也就是说，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实是相像的，但是一九五〇年代的西德在美国的扶持下逐步走向民主，台湾在美国的扶植下，有时差，民主要到八十年代末才出现。一九六八年的欧洲青年向权威挑战，向上一代人丢石头，我的一代人那时还在上爱党爱国教育，玩群体游戏唱“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我记得一个西柏林教授曾经告诉我，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阳台上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等，反而比较愿意去种中国的竹子。玫瑰花象征了中产阶级所有保守的价值观——为集体效力、刻苦向上、奋发图强、按部就班……而遥远的、非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父母在花园里细心呵护每一朵玫瑰，那时中国的“文革”正如野火焚山一样在遥远的东方狂烧，奔放的激进主义令年轻人着迷。“性、药、摇滚乐”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人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我的安德烈就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你的“懒散”，你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安德烈，是其来自自有的。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玩”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你们的“玩”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
我反对吗？我这“复杂深沉、假里假气”从来没学会“玩”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拿《蟋蟀和工蚁》的故事来警戒你吗？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考虑过的，安德烈。但我决定不那么做。
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少年轻狂”，安德烈，是可以的。
至于“玩”，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懂得“玩”，确实是一种缺点。怎么说呢？席慕蓉阿姨（记得吗？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曾经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譬如摸过树的皮、踩过干而脆的落叶，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因为，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
中国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者，叫沈从文，他的文学魅力，我觉得，来自他小时逃学，到街上看杀猪屠狗、打铁磨刀的小贩，看革命军杀人、农民头颅滚地的人生百态。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和智慧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
你小的时候，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现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罗那，看建筑，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那么，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一事无成？骗鬼啊？我当然担心。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性、药、摇滚乐”是少年轻狂时的自由概念，一种反叛的手势；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上荆棘。
可是你十八岁了，那么自己为自己负责吧。2004.11.1第6封信一切都是小小的MM：
我觉得你呀，过度紧张。记得夏天我们在新加坡会合，有一天早上，弟弟还睡着，我一醒来你就挨过来跟我说话，抱怨我“不爱”你啦，玩得太多啦，念书不够认真什么什么的，记得吗？你自己也知道其实你自己有问题——不懂得生活的艺术。就拿我们的通信来说吧。两个礼拜前你就开始“写了没有？”不停地问。老天，我知道今天是截稿日，那么我就今天坐下来写，但是我的写，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和朋友写MSN、一边写信给老妈。我希望“写”的本身是个好玩的、愉快的过程，而不是工作压力。你呢，却足足烦了我两个礼拜。
我想，这是个生活态度的问题。“人生苦短”你总听过吧？
年轻人比你想象的，MM，要复杂得多，我觉得。
让我用音乐来跟你说说看。
譬如，“狂放的”二十年代，jazz和swing流行，所有的人都在跳Charleston。五十年代的代表作是叛逆性极强的摇滚乐，而新的一代等待崛起。然后，来了六十年代，披头士的狂热引领风潮，Flower Power，Woodstock，Hippies and making babies。
接着就越来越复杂了。八十年代分流成poppers跟rockers；Michael Jackson和Madonna的文化意涵远远超过仅仅是一个歌手。九十年代已经有多元混合：rap，techno，boyband pop……然后现在呢？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当你看一眼德国的排行榜前十名的时候，你会很惊异地发现里头有德国pop，美国pop，techno，德国摇滚，美国摇滚，另类音乐，拉丁音乐和salsa……甚至有古典的歌曲。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对不对？我们的代沟就在这里：我上面所说，没有一句我的同侪听不懂，而且，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需解释。
好，让我解释给你听。MM，从今天排行榜的多元和分众分歧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品味，搞自己的游戏，设定自己的对和错的标准。一切都是小小的、个人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有“伟大”的任何特征。
你看电视里老是在讨论或总结逝去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好像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所有的“伟大”都被“做过”了。看那些节目，你难免觉得，这个社会不知为什么对过去充满怀念，对现在又充满幻灭，往未来看去似乎又无法找到什么新鲜的想象。我们的时代仿佛是个没有标记的时代，连叛逆的题目都找不到。因此我们退到小小的自我。
所以，我其实并不同意你所写的，说我们是六八年代的“后裔”，所以特别叛逆或“轻狂”、放荡。你不了解我们，MM。你知道吗，我们其实是很“保守”、很“乖”的一代。你想想，有什么大事能让我们去冲撞，什么重要的议题让我们去反叛呢？我们这一代能做的决定都不过是些生活里的芝麻小事罢了。你说“轻狂”，我是挺“懒惰”的没错，但我大部分的同学可是非常“勤奋向上”的喔。很多人早就计划好明年夏天毕业了之后要去哪里实习，有些甚至已经知道将来要读博士了。老师们也很紧张，给我们极大的压力。从现在到明年毕业前，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考试。德国失业率如此之高，年轻人其实战战兢兢，几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他们太知道，没有好的教育就得不到好的工作机会，人生毕竟不是一场没完没了的party。
而我，有多爱玩呢？即使是旅行，够了也就够了。新鲜的地方，新奇的经验，也会让人疲倦。这时你就只想蜷在自己房间里安安静静地看一张光盘，或者和一两个好朋友坐下来喝杯饮料、聊聊天。MM，我不是个兽性发达的叛逆少年，所以请不要下断语“评断”我。
问我，瞭我，但是不要“判”我。真的。
我喜欢这首歌：
我想狂奔一番，在学校里
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
我刚发现 这世上
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
只有谎言
迫使你设法穿越——John Mayer《没这回事》2004.11.15电子邮件
收件人：MM
寄件人：LTD
主 题：错字？
您用“轻狂”一定有出处。“轻狂”是我们知道的。是否我们有所不懂？每次最爱读的是您的感性理性中西交汇大作。谢谢。LTD 波士顿······
收件人：LTD
寄件人：MM
主 题：不是错字
谢谢来信。“轻狂”含举止轻佻之意；“轻狂”则谓“放荡不羁”。杜甫《壮游》诗：“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文选》，左思《魏都赋》：“仆党轻狂。”苏东坡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我相信他想的也是“清狂”非“轻狂”。MM
收件人：MM
寄件人：YU
主 题：想了解
我让女儿读您和安德烈的通信，然后在饭桌上有很多讨论和激辩。谢谢您给了我们母女彼此沟通感情的机会。但我很渴望知道一点安德烈的成长背景以便正确地理解一些文化分歧。譬如，他用什么语言和您说话？用什么文字和您写信？他在哪里长大？他现在在哪里？他是个高三学生吗？太喜欢你们的对话了，带给我好多感动。YU 上海······
收件人：YU
寄件人：MM
主 题：中文很烂
安德烈在台北出生，八个月大牙没长好就迁到欧洲，在德国长大。他和父亲及朋友交谈用德语，和母亲及母亲的朋友们谈话用汉语，但是我们的通信以英文进行。现在我们分隔两地，他在德国，我住香港。他是个“高四学生”，因为德国高中多一年。MM
收件人：安德烈
寄件人：V V
主 题：酷啊嗨，安德烈：
我爷爷读了你和你妈的通信，兴奋得要死，强迫我也读。我生下来就以为“服从”是唯一“好玩”的东西，但是在最近一两年里开始挣扎着寻找什么是我真正爱做的事情。你的信让我更接近目标一步。我其实没想到你竟然能把我们青少年“公开的秘密”这样诚实又清楚地掀开。老实告诉你，我早就计划要离家出走，走到谁都找不到我的地方，是啊，“性、药、摇滚”，酷！V V······
收件人：V V
寄件人：安德烈
主 题：别夸张
嘿，我们也不必太夸张吧？年轻当然好玩，跟朋友旅行，整夜party，甚至喝醉。可是，老兄，你别忘了，这世上任何事都紧跟着一个东西叫“后果”跟“责任”，不能不面对的。别以为那么简单。
但是我完全瞭你的感觉。有时候就是要放开，就是得他妈的顿时解放。Carpe diem，安德烈第7封信有没有时间革命？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使你设法穿越
这歌词，很触动MM。在一个十八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十八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三十四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薄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一九七〇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MM，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四十六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订？
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
有一种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信义完全抛弃……所谓和平，指的是战争；所谓友好，指的是侵略；所谓民主，指的是奴役……这种主义实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为这么少的人所欺骗。可是，光明终可消灭黑暗，信义终可战胜虚伪。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瞭”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问”你，“瞭”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订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瞭”都需要全新的学习，你也要对MM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力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iPo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iPo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我们在厨房里，我在弄午餐给他吃，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先不要生气，”我说，“你先去弄清楚学校的规定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如果写的是‘上课’时不许，那么你有道理；如果规定写的是‘在学校范围内不许携带’，那你就没话说了，不是吗？”
他马上翻出了校规，果然，条文写的是“不许在学校范围内”。好啦，没戏唱了。
他服气了，顿了一会儿，又说，“可是这样的规定没道理。”“可能没道理，”我说，“你也可以去挑战不合理的校规。可是挑战任何成规都要花时间，所以问题在于，你想不想为这一件事花时间去挑战权威？”
他想了一下，摇摇头。小鬼已经知道，搞“革命”是要花时间的。他踢足球的时间都不够。“可是，”他想着想着，又说，“哪一条条文给他权力把我的东西扣留两周？有白纸黑字吗？而且我常常看见同学听，也没见老师‘取缔’啊。”
没错啊，有了法律之后，还得有“施行细则”或者“奖惩办法”，才能执行。校规本子里却没有这些细则，执行起来就因人而异，他的质疑可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个级主任很有威权性格，”他说，“他的口头禅就是——唉呀照我说的做就是了，别跟我啰唆问理由。我觉得他很霸道。MM，你觉得做老师的应该用这样的逻辑跟学生沟通吗？”“不该。这种思维的老师值得被挑战。”我说。“你知道，MM，我不是为了那个随身听，而是因为觉得他没有道理。”“那……”我问，“你是不是要去找他理论呢？”
他思索片刻，说，“让我想想。这个人很固执。”“他会因为学生和他有矛盾而给坏的分数吗？”“那倒不会。一般德国老师不太会这样，他们知道打分不可以受偏见影响。”“那……你会不会因为‘怕’他而不去讨道理呢？”“不会。”“那……你希望我去和他沟通吗？”“那对他不太公平吧。不要，我自己会处理。”
这就是那天在厨房里和菲力普的对话。安德烈，你怎么处理冲突？对于自己不能苟同的人，当他偏偏是掌握你成绩的老师时，你怎么面对？从你上小学起，我就一路思考过这个难题：我希望我的孩子敢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去挑战权威，但是有些权威可能倒过来伤害你，所以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孩子“威武不能屈”而同时又懂得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可能吗？
那天，一面吃炸酱面，一面我是这么告诉十五岁的菲力普的：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属，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做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你要自己找出来。
你呢，安德烈？你小时候，球踢到人家院子里都不太敢去要回来，现在的你，会怎么跟菲力普说？2004.12.8
又：我去征求菲力普的同意写这个故事，他竟然很正经地说，他要抽稿费的百分之五。这家伙，很“资本主义”了。第8封信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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