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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克雷格·文特尔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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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生命试读：

总序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追寻科学本身的原动力，或曰追寻其第一推动。同时，科学的这种追求精神本身，又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一种最基本的推动。

科学总是寻求发现和了解客观世界的新现象，研究和掌握新规律，总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科学是认真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科学又是创造的。科学的最基本态度之一就是疑问，科学的最基本精神之一就是批判。

的确，科学活动，特别是自然科学活动，比较其他的人类活动来，其最基本特征就是不断进步。哪怕在其他方面倒退的时候，科学却总是进步着，即使是缓慢而艰难地进步，这表明，自然科学活动中包含着人类的最进步因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堪称为人类进步的“第一推动”。

科学教育，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教育，是提高人们素质的重要因素，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核心。科学教育不仅使人获得生活和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使人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养，使人获得非生物本能的智慧，获得非与生俱来的灵魂。可以这样说，没有科学的“教育”，只是培养信仰，而不是教育。没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只能称为受过训练，而非受过教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堪称为使人进化为现代人的“第一推动”。

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意识到，强国富民再造中国离不开科学技术，他们为摆脱愚昧与无知作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的科学先贤们代代相传，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进步献身于科学启蒙运动，以图完成国人的强国梦。然而应该说，这个目标远未达到。今日的中国需要新的科学启蒙，需要现代科学教育。只有全社会的人具备较高的科学素质，以科学的精神和思想、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作为探讨和解决各类问题的共同基础和出发点，社会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和进步。因此，中国的进步离不开科学，是毋庸置疑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科学已被公认是中国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推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精神也同样地被公认和接受。虽然，科学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科学的价值和地位也更高了，但是毋庸讳言，在一定的范围内，或某些特定时候，人们只是承认“科学是有用的”，只停留在对科学所带来的后果的接受和承认，而不是对科学的原动力、科学的精神的接受和承认。此种现象的存在也是不能忽视的。

科学的精神之一，是它自身就是自身的“第一推动”。也就是说，科学活动在原则上是不隶属于服务于神学的，不隶属于服务于儒学的，科学活动在原则上也不隶属于服务于任何哲学。科学是超越宗教差别的，超越民族差别的，超越党派差别的，超越文化的地域的差别的，科学是普适的、独立的，它自身就是自身的主宰。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精选了一批关于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世界名著，请有关学者译成中文出版，其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思想，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思想，从而起到倡导科学精神，推动科技发展，对全民进行新的科学启蒙和科学教育的作用，为中国的进步作一点推动。丛书定名为《第一推动》，当然并非说其中每一册都是第一推动，但是可以肯定，蕴含在每一册中的科学的内容、观点、思想和精神，都会使你或多或少地更接近第一推动，或多或少地发现，自身如何成为自身的主宰。《第一推动丛书》编委会

献给我的儿子，克里斯多夫·艾姆利斯·瑞伊·文特尔，和我的父母，约翰·文特尔和伊丽莎白·文特尔

引言

传统的自传已经声名狼藉了，本杰明·弗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说过：“自传通常只是作者回忆录，它不会提供任何不利于作者的信息。”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也认为如果写自传的人一味美言自己，那他很可能是在撒谎。所以他说：“自传只有在它反映作者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时才是可信的。”山姆·戈尔德温（Sam Goldwyn）更是语出惊人：“我认为任何人至死都不应该写自传。”

因为我曾幸运地参加了一项有史以来最令人激动、同时也是最能惠及人类的科学研究活动，所以我认为我的故事是值得一写的，而且由于某些政治、经济、科学方面的原因，故事变得富有争议性，这就更值得写出来了，但是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的记忆具有相当的可扩展性，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不敢说我写的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依赖于各种偶然因素、涉及很多人，而且与我的记忆力以及影响我的生活的部分经历也有关系。这是第一部附有作者60亿个基因码的自传，是对我本人基于DNA的新描述，鉴于此，这部自传在我过世后仍将会被继续写下去。我不得不将最终的解释权留给读者以及历史。

这是一段关于对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崇高目标进行探索的传奇。其中涉及一些生物界著名人物间激烈的竞争、不快的辩论以及个性的冲突。整个故事也是我从欢乐的巅峰掉到沮丧的深渊的过程。当时我带领一个由科学家、电脑和自动机械组成的团队，规模虽小但吃得苦又能干，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就。但是随后我就面对来自多方面反对，其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高级政府官员、我的同事甚至我的妻子。时至今日，这些记忆仍令我痛苦万分。但是我仍然很尊敬那些批评家。当我们在意识形态、伦理和道德方面有分歧时，我的对手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值得敬佩的，每个人都强烈地认为自己一方是正确的。

这本书除了是一本科学读物以外，我希望它还可以给读者心灵的启迪。我在童年时基本上很难说是一个注意力集中、守纪律和志向明确的好孩子，因此没人会想到我能做学问并有重大发现，也没有人能预测到我目前所从事的职业，更不会有人想到我能承担一项重大研究项目。当然也就无人能料想我会被卷进一场文字官司并最终打败了一个机构。

我对自己的一个基本发现之一是我被迫去抓住生命并理解它，从而我能利用它。推动我向前发展的不仅是我对科学的好奇心。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理解那些在越战中牺牲的生命的含义，这些士兵只是由于政府政策而被卷入这场战争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的。我曾经努力去理解我在越战中曾经看护过的两个士兵的死亡：一个年仅18岁，受伤严重，很难活下来；另一个35岁的应该可以活下来，但他却放弃了治疗。

数十年后，回顾和反思那段经历最终驱使我去更深更细地了解生命。尽管那两个人最终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但是他们死的方式让我今生难忘，我已经见证了人类强大的精神力量，仍有很多神秘的问题有待于回答，如人类的身体是如何工作的；还有更为神秘的问题，比如精神是如何影响肉体。为了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在越南那段时间我从一个被动应战者转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冒险者，我拿我的前途赌了一把，我打算转到一个与自己的早期教育毫不相关的职业。从越南回来后，我靠自己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大专的学业后进入大学，并最终拿到了博士学位。我成为科学家，主攻调整肾上腺素反应的蛋白质分子的研究，然后转向研究分子生物学，寻求阅读DNA编码的工具，因为这些编码决定了我所研究的蛋白分子的结构。这样，我最终走上了研究基因编码的道路。我初次见到那些决定生命的编码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看到更为壮观的画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体的基因组。经过近10年的努力工作，我第一次破译了一个活着的物种的整个基因组，并且最终排出了人类基因组的碱基序列。设想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可以直面他的遗传基因，研究那些为他的生命和性格——先天条件和后天教育的混合结果——提供遗传解释的每一片段和每一个区域，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生命，还有什么比此更具有挑战性的呢？

尽管给世人解释清楚我的DNA所表现出的特征会花数十年的时间，但我已给大家一些关于它的信息的提示。因此在这本书中，你会陆续看到一些加有背景的文字，我将利用这些文字来尽力为大家解释我的这些生命编码的意义。就在我们对DNA的理解还在不断发展，我对自己的命运只有一知半解时，我们已经面临人类历史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最令人着迷的一刻了。随着我们能力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把我们自身的存在与我们的过去的进化联系起来，而且第一次能够看到我们的未来怎么样。在我的研究中，一个最为意义深远的发现是你不能只依赖DNA去诠释一个生命或者任何生命体——不理解细胞或物种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是无法理解生命的。一个生命体的环境就像他的基因编码一样是独一无二的。

我猜想许多人写自传是为了理解生命的意义，由于人的本性，很难详述我们的过失、胜利和那些影响一生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解码生命》这本书可以看做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就像我DNA中60亿个字母的总和在努力地理解它自己。利用我们已有的复制DNA的机器，我可以首次实现对自己DNA的解读，那么，当我们开始知道DNA的内容时，我们可能已开始超越自己的DNA甚至开始修改它了。我们也可能改变生命，甚至创造出人工合成的副本。但这将是我下一本书的内容了。

第一章 记录我的密码

在我所有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可以拥有完全绝对的自由。在当今社会，孩子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都要由妈妈来安排。有些妈妈给孩子们配备手机以保持联系，还有一些甚至打算用GPS跟踪或用网络摄像来监视她们的孩子。这种事在半世纪前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时孩子们的生活一般是无人看管的。

我很幸运生在一个有自由传统的家庭里。母亲小时候喜欢赤脚攀登圣迭戈附近海滩上的峭壁。父亲则常常在爱达荷州的蛇河里用假蝇钓鱼，夏天在怀俄明州他叔叔的牛场里工作。我的童年是在加州度过的，父母常常对我说“玩去吧”，从不约束我。鉴于这种家庭影响，我发现我喜欢冒险和面对挑战——这一点并没有因为我的成年而改变。当时我尤其喜欢比赛，这个爱好直到现在我仍然保留着。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当地的机场，我常常会站在跑道边的长草坪上，看着DC-3飞机的螺旋桨旋转起来并逐渐变得模糊。而后，当飞机向跑道边上靠近时，我血液开始沸腾，一旦飞机滑进起飞点，比赛即开始了。我先就近蹲下来数机身上面镶嵌的亮晶晶的铆钉，当飞机的两个引擎发动起来时，我就飞快跳上自行车，使足了全身的劲，弓着腰猛蹬脚踏板。飞机开始朝东冲进加州蔚蓝的天空时，我的心狂跳不止，低着头尽最大努力沿着跑道蹬车飞驰。

在靠近机场的湾边庄园，我的父母拥有一套9000美元的平房。和湾边庄园紧挨着的是距旧金山南24千米的密尔布市，它是一个只拥有不到8000人的小城市，以前曾是密尔家族的领地。202高速公路向东延伸，朝西是铁路，而我们的南边和北边是牧牛的草场。这唯一的一个乡村标志已经随着机场的扩建逐步消失了。当年的旧金山地方机场在1955年已扩建成现在的旧金山国际机场了，而且它仍在无休止地继续扩大领地。我敢肯定终将有一天涡轮螺旋桨飞机也会被喷气式飞机所取代，从我们家低矮的平房上空呼啸而过。

我小的时候旧金山机场与现在大不一样，既没有任何安全设施，也没有监控装置，更没有铁丝网护栏。隔离飞机主跑道和公路的是一个排水沟和一条小溪。我经常和朋友们骑着自行车滑到沟底然后再上到沟的另一边。开始我们总是坐在草地上惊奇地看着飞机滑出跑道起飞，奇怪那只“大鸟”为什么在跑道上滑行那么慢。此时我已不记得是谁出的主意，但某一天我们认为我们肯定比飞机跑得快得多，于是我们等到飞机预备起飞时，跳上自行车和它“赛跑”。我们甚至在飞机加速并超越我们之前暂时跑在了它前面。这种时刻真令人兴奋啊！

今天我经常坐飞机飞来飞去，不管何时我站在相同的东西跑道上，我都很怀念我的童年。当一个飞行员看见一群小孩子在飞机旁边狂奔时，不难想象他是多么着急啊！而一些乘客也凝视着窗外，他们有的向我们招手，有的惊讶得张大嘴，也有的简直被吓呆了。偶尔有时候飞行员会向我们晃动着拳头，甚至会通知地面控制塔派机场警察来。但因为跑道很长，我们很容易就能看见警察过来，于是马上就从小溪逃走了。后来的一天，我们骑车去机场发现我们和飞机赛跑的岁月结束了：因为机场周围新修了一圈栅栏。

我童年的每一天都是在玩耍和探险中度过的，这给我的成长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尽管我不像了解DNA那样确切地明白我当时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学校里所学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相比。我想我能成为一名成功的科学家的原因之一是我天生的好奇心没有被教育体制所抹杀。我甚至还发现竞争其实很简单，就像一群孩子试图超越大而笨重的飞机一样，而这种竞争所产生的长远利益和它给孩子们带来的短暂的快感一样多。在今天不论何时我看见跑道周围的栅栏，我都会为我对机场的安全所作的贡献而感到自豪。

我的DNA，我的生命

有一位来访者曾回忆说被我爷爷邀请到车库见一位老朋友“马尔科姆”，最后发现马尔科姆原来是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爷爷一直都不同意去教堂举办婚礼，所以奶奶只好等他去世后才举办婚礼，婚礼上由她弟弟来充当爷爷。父亲也步爷爷的后尘，最后被逐出了教会。虽然可能是因为父亲反对摩门教的什一课税制（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但我总是认为是因为父亲喝咖啡和吸烟。不管怎么说，父亲被逐出教会除了给他母亲有些影响以外好像并没有给他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因为他并不特别信奉宗教。但是在奶奶的葬礼上，由于教会的人操控葬礼的方式，父亲与之发生口角，这加深了他对宗教的反感。

1946年10月14日，我，一个天真无邪的婴儿出生了。那时父亲正受惠于《军人权利法案》

第二章 死亡大学

我想逃离这个世界，我决定远离一切现存的、死了的、垂死的：那些想活而不能活下来的，那些动过切除手术的人可以存活，却不想活的；还有那些伤势严重的人，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下来。成堆的尸体被从丛林里拉出来，炸弹毁掉的田地，以及摧毁的一间间茅草屋。我想到了来自我女朋友凯西的信——“亲爱的约翰……”她无法忍受再听到任何关于我的所见所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现在我所能感觉到的是来自中国海域的暖暖的海水。5个月后，我决定游泳离开这个充满胡说八道、风言风语和极度恐惧的地方。

我的计划开始实行，也许我会筋疲力尽沉入漆黑的大海深处最终被海水完全淹没。我相信这不容易成为事实，因为我是游泳健将而且体格健壮。游离海滩2千多米的海面上，我看见有毒的海蛇露出海面呼吸，我开始怀疑我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但是我仍坚持游过了一大片墨绿的海域——直到我碰见了一条鲨鱼我才回到现实中来，它袭击我，对我又撞又咬。我不停地游，但是慢了下来而且我的决心也开始动摇了。我踏水环望四周，空气中烟雾弥漫，我看不见海岸。有一段时间我很生气鲨鱼破坏了我的计划。然后由于害怕，我耗尽了我的勇气。我他妈的在做什么啊？我脑子里要死的想法消失了。我想活，这种念头比以往21年的生活中任何念头都强烈。

我回转身朝海岸游过去，极度害怕，纯粹是肾上腺素所驱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恐惧，倒不是害怕鲨鱼或者有毒的海蛇，而是害怕由于我想死的心情，想找条捷径逃离越南的野蛮和寂寞的愚蠢想法将导致我可能无法安全返回了。

游回岸边好像花了很长时间，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已经游出去那么远了，那时候很想知道自己是否找对方向了。我那时候所考虑的是我多想活下来，我的行为是多么愚蠢啊。接着我突然碰到了小浪花，于是我知道如果能人体冲浪到海滩，我就有机会成功抵达岸边。我竭尽全力抓住一个浪头，骑上去，然后抓住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最后一个浪头。我的双脚现在能接触到沙底了，我继续朝前游了一两码，在我彻底虚脱之前跑过了水面。

耐力

我裸体躺在沙滩上数小时，感到筋疲力尽也很放松。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而且逃离了我对生命的错误观点而导致的致命的后果。现在在我脑子里毫无疑问全是想活下去的念头，我想让我的生命有意义，我想与众不同，我感到了纯真，我感到了活力，我感到我有坚持下去的力量。

我顺着泥脚印在海滩上走，这些脚印将会带我穿过陆军特种部队的营地，在一个沙丘脊边上，立着一个个竹笼子，每个大约有1米高，面积有1平方米。在每一个笼子里，都有一个人蹲着——很明显是个越南人，大概是越南共产党人。他们的遭遇我很难感同身受，但是我知道我的困境，对于任何一个囚禁在我面前的人来说都是像天堂一样。所以我甚至感到更加的生气，对自己更加失望，刚刚居然自愿过早地交出自己的生命。

我走过海军航空基地上了主干道。“1号大道”是一条铺砌的从岘港到猴山的双车道路，途中穿过海军医院。我穿过后门，上了几阶木质阶梯，然后打开小屋的门，屋里永远亮着微弱的灯光，到处可以感到潮湿、阴暗。这就是我睡觉的地方，是我唯一能逃离越南，唯一可以使自己幸存的地方。这里现在就是我的家。我大老远从南加州旧金山海湾地区来到这里，从一个冲浪运动者，一个自由、疯狂的孩子和一个反战者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海军看护兵。

在越南，我对生命最初最真实的一瞥已经留在了载我来的包机上，当飞机开始俯冲降落时，它的光芒也消失了。当我们靠近跑道时，我能看见向我们瞄准射击的枪口闪烁的亮光。从我1967年8月踏上越南这块土地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有了创伤。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岘港港口，岘港与广南（Quang Nam）省和中国南海接壤，我在流动军队外科医院工作，这里既没有笑话也没有漂亮女人。身边正进行的这场战争是美国支持的南越军队同越南共产党之间的战争。前者我们统称为“阿文（Arvin）”。早在两年前，数百万的美国观众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的一条晚间新闻报道所震惊，报道称一批越南农民的家被驻扎在岘港市附近村落里的美国军队放火烧着了。当我到达海军医院时，这种仅仅为了例行公事的纵火行为早就臭名昭著了。

像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我被安排到了廉价房舍内，这种住房在军用飞机场、兵营、医院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称之为“匡西特”的活动房屋内。这一排排用钢筋条搭成的半圆形瓦椤顶的建筑，上面覆盖着波浪形的金属片，是以它的出产地匡西特罗得岛来命名的。我的铺位和柜子正好就在门边，所以很容易找到。屋里时常是漆黑的，因为医院实行12小时倒班制：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然后再从晚上7点到早上7点。

我更喜欢上晚班。晚上工作的那几个小时能让我有机会跑到海滩上游泳、冲浪。这种日程也有另外一个实际的好处，因为天黑后，海军航空基地的导弹就会在街道上空呼啸而过，周围的机械枪炮台几乎每晚都在射击。晚班也意味着我能避开老鼠，它们一到天黑就跑出来了。你唯一可以从军旅生活逃离出来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会因为被老鼠啮咬或者乱窜惊醒，它们甚至有时会跳上你的脸。

夜晚基因

尽管医院已经在基地和北越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区，炸弹仍31然会突然坠落，在医院周围某个地方爆炸。医院的红十字标志就画在匡西特活动屋顶上，好像正好给攻击者指引了目标（我们推测越共应该已经接受了日内瓦条约的条款）。一天晚上，当我正工作的时候，一颗炸弹正好在我的屋子前爆炸了，离我的铺位很近。墙上满是弹片留下的洞，有一大块弹片嵌入我刚睡过的床垫里。空袭警报在我屋子附近响着，当它响起的时候，通常会引起比炸弹本身更大的恐惧。我知道这是典型的巴甫罗夫条件反射，当人们处于沉睡中时，它的反应更强烈。

基因与上瘾

交朋友很难。很少有人对获得快感以外的东西感兴趣，麻痹自己可以逃离恐惧和无助。当成吨的大麻轻松地进入越南时，每个基地都在使用它。在医院门口，我只需花2美元就能买到一袋200个高质量曼谷黄金大麻烟卷（战后不久这些瘾君子们马上转向可以给他们带来欣快感更强的海洛因和鸦片）。把自己灌醉是可供选择的唯一其他方案。医院有个类似夜总会的地方，那里酒很便宜，而且一天24小时都供应。越南人的乐队和歌手激情演唱披头士（Beatles）、滚石（the Stones）以及野兽（the Animals）乐队的歌。多数看护兵下了班都去那里，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我有时也那样做，边抽烟边喝酒，但多数时候，我一有空就去做运动。

我几乎每天都要在我的军事海滩上跑步，现在被叫做中国海滩。沙滩从猴山横跨一个大圆弧，猴山起自岘港，穿过大理石山，在那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疯狂的战斗。虽然很难做运动，但是就是在这珍贵的时刻，我能忘记战争，而且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山峦中隐藏着神秘的岩洞、隧道，其中有一些还有佛教和儒教的神庙。离我住的地方几英里处有一个大教堂似的岩洞，那被越共当做野战医院。

沿海滩跑3英里（1英里为1.6千米）本身就是个冒险行为，尤其是当我一路前进穿过铁丝网的屏障和每个间距半英里的防护塔时。为了娱乐，海军队员们会用50口径的机械枪或者他们的M16向我射击。在枪林弹雨中，我学会了保持自己稳健的步伐。每次跑完，我会游一会儿泳，然后人体冲浪个把小时，直到后来得到一块冲浪板。

岘港有汹涌的海浪和强大的激流：潜流或“河流”里的水在这里汇合，然后又返流回大海。面对我每天要在营地遭遇的这一切，我总是毫不犹豫地跳进离岸流。海浪就像滑雪斜坡上方索道里的椅子，会把我带到海洋深处。有时被拽到水下不得不屏住呼吸几分钟，但是一旦我征服了它，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驾驭。水里有丰富的海洋生物，包括鲨鱼、六步梭鱼、海蛇等。海蛇是最令人恐惧的。黑背海蛇和剑尾海蛇这是南中国海岸很常见的蛇。它们通常如潮涌来，蛇潮有数英里长，半英里宽。蛇不是典型的攻击性动物，但是一旦遭到惊扰，就会又撞又咬，从体内释放一种含有神经毒素的毒液可以很快置人于死地。几乎每天都有报道称越南渔民抓海蛇时被咬伤致命。

一天下午我正在做人体冲浪时，感觉有东西撞我的腿。于是我把手伸下去推开那个入侵者，马上发现我抓了一条海蛇。我的手正握着的不是它的扁尾巴，而是它头附近圆溜溜的身体，我绝不能让它溜了。它张开口试图咬我。海蛇游泳能力很强，所以我得尽全力坚持攥住它。用一只胳膊游泳还不住地被海浪打翻，我可不建议大家坚持攥住一条在海浪里翻滚的海蛇不放。最后，我的脚终于能站稳了，不过还是被海浪又打翻了一次。好容易气喘吁吁、跌跌撞撞跑到海滩上，看见一些浮木，我拿起来就往蛇的头部打，一直打得它不再动弹了。我拿着这个战利品让一个朋友照了张相，记录下生命中的这段险些丧命的遭遇。我不想忘记这段经历，于是跑到医院后面用小刀把蛇皮剥了下来，用注射器针头把它钉在一块板子上，在太阳下晒干。为了提醒自己那场遭遇，我现在仍把那张蛇皮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我在重症病房是一名高级看护兵。重症病房是一个独立的单间，无窗，只有两个门，20床被子。条件差得难以忍受，由于天气又热又潮湿，雨季期间，这个地区常会有梅雨天气（法国人称为毛毛雨）出现。这时通常会闹洪灾，大家都在木板上行动。多数的夜晚我们面临的是附近炸弹的爆炸，因为我们的伤员不能动，我们必须和他们待在一起，和其中睡不着的人说说话安抚他们的恐惧，也是在安抚我们自己。不管怎么说，基本没什么机会睡觉。穿过高速路，就是海军航空基地，每天不断有噪音从飞行香蕉“H21肖尼”、蝌蚪形的“乔克托人H-34”、载货机“奇努克人CH-47”、“休伊”等一些其他的越南人称为“大铁鸟”的直升机上传来。直升机在我们房子后面的空地降落，每次着落都会带来很多遇难者，有碰上地雷的，被尖竹树桩扎伤的，子弹、手榴弹打伤的，各种炮弹、炸药炸伤的，白磷烧伤的等。

重症病房的结构床可以靠一个圆形架子旋转，这让我们能再放一条薄垫子在瘫痪病人身上以便让他能从上到下地翻转过来。我们这里从来没有空床，我看到它们的占有者被用我再也不希望用到的方法检验伤势和生命体征。我们经常会有双肢都被截的病人，一般是地雷爆炸所致。双腿动脉被切断后，他们只能一直躺在那里。他们之所以能活着躺在那里，一方面证明了医护兵的技术高，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是使用直升机来清理伤亡人员的效率。这些伤员经常意识到自己的困境，经常在发现自己没了腿、脚、手或胳膊后，大声痛苦恐惧地嚎叫。脑外科病人，“素食者”，经常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他们失去了什么。最极端的要数胸部和腹部受伤的了。

在我的病房，伤员面临两种命运：要么他们足够幸运可以被直升机送到日本或菲律宾经过治疗而存活下来，要么他们在这里停止呼吸。我见过几百个士兵死在这里，经常是当我按摩他们的心脏时（每次都是徒手），或者是给他们做人工呼吸时。有几个人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个18岁的海军战士，他的状况让我很为难。他看起来很普通，很健康，身上没有明显的伤，但是他一直不省人事。经过仔细检查，我发现他的头部后面垫有一小块沾了血迹的纱布。在我们进一步检查之前，他的心脏就停止跳动了。这是很常见的事，作为心脏骤停抢救小组的头头，我照例开始了一套训练有素的程序。我们有很好的成功纪录，因为我们的伤员年轻而强壮，但是这次这个年轻人例外。我们试着电击他的心脏，然后给心脏注射肾上腺素，不断对心脏进行按摩，但是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他死了。

他的死令人不解，于是对尸体做了解剖。因为这个孩子的死让我感到费解，他们问我是否愿作解剖助手？第二天早上，我去了病理办公室，我的病人赤裸着躺在桌子上。年轻的病理学者注意到没有什么伤，除了头后面有一个小洞。我发现甚至是开第一刀之前尸体解剖也是难以忍受的：在这样又热又潮湿的小屋里，一旦你闻到了从尸体身上散发出的甲醛味道，你就再也不会忘记它了。当病理学者从尸体的一边到另一边切了一个马蹄铁形状的切口，拉起一大块皮组织，把它反搭到尸体脸上时，我强忍住恶心看着。他用大剪刀剪开了胸部中心以下的肋骨，把心脏暴露在外，这颗心脏几小时前我们曾努力地想使它活起来。没有明显创伤。

病理学家又用解剖刀切开战士的头，露出他的头颅，并且用剃骨锯刺穿头颅上边。把大脑移出来后，他把它切开。我们看见一颗子弹停在一条铅笔长的小径的一端。我很惊奇大脑不到百分之一的伤害何以致命？我向病理学家寻求答案。他的回答只能是子弹一定打中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尽管轮我换班休息了，可是我睡意全无。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在有盖培养皿中无限期地生长，而仅仅因为其中几百万的细胞被毁，组成年轻人身体中100万亿个细胞就都毁灭了。

另外两名伤员对我影响也很深刻，因为他们提供给我一个不同寻常的证明：有关人的精神以及生或死的愿望。他们都是大面积腹部受伤：一个是高加索人，35岁左右，被M16射中腹部，不是被敌人抓住就是在一次“友好的射击”中的意外受伤。由于这种武器的小型循环极端不稳定——甚至一层薄纸都能让子弹翻滚到其他方向——这会导致讨厌的伤害。我曾经见过身体的一侧有一个子弹进口和对应的在另一侧似乎不太可能的位置有一个出口。这个病人也不例外：他的部分肠子碎了，其余的也被子弹撕裂了。外科大夫把肠子破损的部分切除了并确定他能活下来。他不是一个作战战士而是一些辅助部门的兵，无意中遇到了越共的袭击。他不久苏醒过来，惊奇自己还活着，精神很好。但是腹部手术带来的疼痛很剧烈，不久他的情绪开始低落。三天后，病房的门被撞开了，一个新伤员被推进来：一个18岁的非洲裔美国人，也是腹部受伤，机关枪所致。他的肠子已所剩不多，而剩下的大多都堆在担架上。外科医生和医疗队尽全力抢救，但因为这个人不仅同时失去了脾和部分肝脏，大肠还在流血，所以估计活不过第二天早上。可是惊奇的是，当我回来换班时，这个伤员醒来了而且很警觉。他的性格很温和，很善谈。他描述了他的部队怎样遭伏击，他又是如何关心他们的。他有吸引人的生命活力，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中，连我都被感染了。我知道他伤势很重，所以一晚上都在陪他谈话，谈他的家庭、他的朋友和这次奇怪的袭击，但大多数是有关回家和他打篮球的梦想。最后当我下班时，他已经睡着了。我不指望可以再见到他。可是第二天我值班时，他还在那仍在谈论暴风雨，挑战他的伤病和他的生理机能，他引起我们的注意。

所有的事一天天地继续着，一次我给那个35岁的伤员换药，他问我能否帮他一个忙。他想给他妻子写封信，由他口述，告诉她他还活着，他很爱她，但是他无法忍受疼痛，他想他不能再见到她了。我认为他康复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我希望他能在一两天之内被直升机接走，从他的病况来看，他不久就能逃离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说，我的拼写和书法以及我这20年的情感无法胜任此重任，所以我让别的看护兵帮他这个忙。我也很生气他要放弃治疗。1967年在战区恶劣的环境下，医药短缺，但我们仍尽全力抢救他。我认为我被激怒了，因为关于死我已考虑过很多次，它是最容易的出路。当我回来换班时，他死了，就在中午，验尸官指出“他放弃治疗了”。多么不可思议的对照！那个应该可以活下来的人却死了，而那个被认为马上会死的人却出乎所有人的想象，因为他想活下来。人们通常不会放弃生命，是生命弃人们而去。

尽管后一位伤员被带到菲律宾几天后还是不免一死，他向我展示的是比任何毒品还要强大的人类精神和纯毅力的作用。我们所有的努力多给了他几天的生命，这个努力没有白费，因为他已经赠予我们所有的人一份绝好的礼物，尤其是对我而言：他已经赢得了我们的尊重，给了我们对人生的渴望，这是我遇见他以来几乎每天都渴望得到的。我经常谈到和想起这两个人，感觉是他们部分地推动了我未来的事业。他们帮我从一个漫无目的的年轻人转变成一个迫使自己理解生命本质的人。在越南这块土地上，生命是如此廉价以致于我觉得我的使命迫在眉睫。

花了几个星期忍受这种冲突——必须处理几百名伤员——对我来说反战是很明确的了。不仅是我一个人，在越南的美军里，有任何人支持战争都是不寻常的。像我很多的战友们一样，当我听说我将会得到两个重要官员——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驻越美军最高指挥官威廉·威斯特莫兰德（General William Westmoreland）的访问时，我无动于衷。汉弗莱好像支持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政策继续扩大战事，而威斯特莫兰德——1965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人，他培养了一套荒唐的战争统计人数的哲学。这套哲学有它残酷和险恶的成分：就是用更多的炸弹、弹片和凝固汽油弹来缩减人员。美国的战争机器杀死越共游击队和北越部队的速度比河内方面通过胡志明小道提供援军在南方作战的速度要快得多。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空军总参谋长，在影片《奇爱博士》中被乔治·斯科特（George C.Scott）讽刺说他曾发誓要“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在这场没有胜者的战争中，测量战争进展的两个数据一个是对越共的“人体统计”，另一个是计算有多少年轻美国人被杀和受伤。

当他们和记者一起到来时，副总统和最高指挥官被引见给在岘港医院工作的150名医务人员。我以前曾不时地幻想要上新闻头版头条来抗议战争，使上层感到尴尬，但是我当时所能做到的就是鼓起勇气拒绝和他们中的任何人握手，然后嘀咕着，“我们在越南犯了可怕的错。”而这只引起一小会的难堪而已。过了一会我的一个病人，一个双截肢的伤员作了一个更有影响力的姿态。当摄影师和记者在旁看着，最高指挥官威斯特莫兰德准备把勋章戴到这个伤员胸前时，伤员对他说，“把这个黑心拿走，挂到你的屁股上吧。”威斯特莫兰德瞪了瞪我，气愤地走了。副总统继续保持镇静，抓住那个伤员的手说，“我理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在后来的生活中，我对汉弗莱的评价充分改善了。

看护兵连接了生命和死神，经常不是变成忏悔者就是医治者。我渐渐看到了部队里的很多不同的抗议和叛乱形式。在越南休息娱乐时，有很多人开溜，有人拒绝参战，尤其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还有人用手榴弹等武器杀伤军官，这是一个很阴险致命的抗议形式。尽管海军战士之间存在神秘的同志关系，这意味着他们从来不丢弃死者，但是他们可能会用一颗子弹处死疯狂的海军少尉，因为他只顾追求“杀敌”数字，一味想升官，根本不管他射击的是一个村民，还是一个越南共产党人。有很多次杀伤军官的事件均使用了不同类型的地雷去铲除一个指挥官，在士兵们看来，这个指挥官也会无故将他们都杀害。

其中有一个故事来自溪山（Khe Sanh），它所描绘的不仅仅是生命的廉价，还有那些日子的无情和绝望。有三个受伤的海军士兵来到医院，告诉我他们是怎样杀死他们的指挥官的。一些地雷是当人踩上去引爆的，而另一些——就像他们使用的那个——则是设计好当这些受害者移动时压力减轻后才引爆。这三个人描述了他们怎样观察指挥官的行为，注意到他是怎样每晚在帐篷里喝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出于自卫的想法，士兵们把威士忌放在地雷上，晚间时分，指挥官出来最后一次喝了他的威士忌。像这样的事件并不是独立事件。

每个人都服从命令应付特殊的压力。我找到了一个不太可靠的同盟者比尔·阿特金森（Bill Atkinson），他在入伍前住在加拿大边界附近的蒙塔纳山里的小木屋里，那里没有电，只有煤油灯和柴火。他甚至养了一匹狼当做“宠物”。比尔在医院的体检记录/病人转移办公室工作。一天我问他能否帮一位强烈反战的军官的忙。尽管他已经受伤了，但是他应该回到战区去。他愿意帮忙，比尔以健康原因退伍了很多人。我们不久发展了一种制度：遣送那些我们看来精神即将崩溃，或是迫切要逃跑的人回家。

我在岘港工作的前6个月结束时，海军决定应该以陆军为榜样把女护士送到越南。女士总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比起年轻、活泼和有同情心的陆军女护士，海军派来的却是大龄的校官或者尉官们，她们与实际的医务护理大相径庭而且浑身都是官僚气。身处困境的人们的尽力工作和琐碎的规则和官样文章碰在一起是很容易发生冲突的。对我而言，实用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一场遭遇战，那是上夜班时，病房里堆满了刚来的伤员，我们人手短缺。

在新送来的伤员中，有一个是带着呼吸器的韩国士兵，他的头部严重受伤，身体被炮弹碎片严重摧残。他旁边是两个战俘，一个是中国人，严重受伤但是还有意识，另一个则是一名也带着呼吸器的越南共产党人，我和另一个看护兵对他们进行抢救。两个人都有守卫，但两个战俘都伤势严重，哪里都去不了。当我正要去帮助那个承受极大痛苦韩国人时，我无意间听到一名新来的护士命令一名我们的看护兵给越南共产党人洗手指甲和脚趾甲。他肯定得洗得干干净净，因为他可能在一个地下碉堡里住了几个月了。但是他现在不需要，因为胸腔的血液无法从管子排出，他几乎不能呼吸了。

作为高级看护兵，我不想让我的手下从更加重要的拯救生命的工作上分心。于是当我让那个看护兵继续他的胸腔管引流操作，而护士长自己做自己的事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第二天早上，那个越南共产党人死了。我换了班然后去床上睡觉。后来被一个军事宪兵叫醒，他陪我去了基地长官办公室。我被告知，虽然我是最好的看护兵之一，但是我再也不能回病房了。因为那个护士长已经向军事法庭提出控诉我对高级官员的不尊重，不服从命令。我被解职了。虽然在战区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合适的惩罚令下来以前，我还是要被软禁在我的兵营里。几个月前在长滩发生的事又重复了，现在是另一个护士长想要增加我被杀的概率非要送我到战区。

两天后，一个有独特的五点左右的须根阴影的长官来找我。罗纳德·纳达尔（Ronald Nadel）医生是主管皮肤病和传染病门诊部的，不太整洁。他正在寻找一个有能力的看护兵和他一起工作。他知道我遇到了指控的麻烦，我马上感受到他的温暖就接受了他的提议，一方面因为我对传染病感兴趣而且有这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因为我要从重症看护病房解放出来，也不用去禁闭室或者进入丛林了。那天晚上，我一直在考虑我是怎样再次用类似的方式把自己从类似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

当我在门诊部工作时，我的生活立刻得到改善。罗纳德·纳达尔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喜欢学什么，他就乐意教什么。我们的团队工作效率很高，他很信任我，开始让我独立承担手术任务，而他自己去给别人做手术。他知道我会考虑到自己的知识局限，如果我发现一个新情况，在没有得到他或任何其他人的指导之前，我决不会自行试图处理它。虽然如此，通常当我无法辨认一些东西——比如切除一个囊肿外科手术中遇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组织——对罗纳德来说也是新鲜东西。我们每天要面对200多名伤员，必须处理令人惊奇的大范围的各种问题，从疟疾、丛林腐烂到肿瘤和性病，性病在越南几乎随处可见。从岘港到一号高速公路沿途一路上都有妓院，被称作内衣屋（skivvy houses），大概是以内衣“skivvies”来命名的。

卖淫是一种行业，包括女军人，甚至乡村孩子也受到了间接影响。在人们做交易的小屋里，空气中混杂着迷幻摇滚乐曲、烟、大麻、啤酒和玉妈妈（nhoc mam），后者是一种鱼发酵后提炼出来的辛辣味道的调味品。他们也会聚集在嘈杂的酒吧里，听着“阿勾勾”的摇滚乐，跳着兔子舞。他们必须买西贡茶来取悦酒吧女孩，几小时的性服务不计算在内。皮条客会大声叫喊，“你想轰炸？”或是“想买我妹妹？”我的答案总是否定的。作为给去过内衣屋的男人治病的看护兵，我虽然也忍受了很长时间没有性的日子，但我知道我不能利用它。

每天都会有使用抗生素治疗梅毒和淋病的病例。诊断梅毒，我必须让士兵脱掉内裤，然后我戴上手套，把下疳挤出，然后在显微镜载玻片上吸干脓汁。在黑色显微镜下，性病的菌群在载玻片上显示出来，它们是螺旋状的细菌，即梅毒螺旋菌。30年后，当我考虑哪种有机体需要基因解码时，我首先想到了梅毒螺旋菌，因为它造成的危害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在2002年，我和有机体的发展史发生一些关连，那年我被授予德国保罗·艾利希（Paul Erlich）奖，这是以现代化学疗法之父保罗·艾利希的名字命名的，他是第一个提出有效治疗梅毒的人。

我在岘港最美好的时光要数每个星期三去当地一家孤儿院给孩子们看病的时候了。罗纳德和我带上药品坐吉普车去那个孤儿院所在的小村庄。越共已经深入到海军防线了，尽管在岘港市郊不断有暗杀军官的事件发生，但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还是留下来了。和我们一起的还有一名护士翻译，外号叫“大班笔”，她是一个天主教徒，1954年法国溃败以后从北越逃来的（天主教们为了自治与法国人打过仗）。她对待我们不论美国人还是越南人一视同仁地冷淡。我告诉她怎样用一些特殊药品，让她把复杂的过程翻译给病人听，她就用最短的句子翻译一遍，而当讨论较简单的治疗时，她却故意长篇大论。我们一起处理每件事，从怀孕到脓疱病到昆虫感染或是骨折。但是战争永远不会走远。当发现我们所留下的药品从孤儿院外流向越共时，我们改用注射，不用抗生素药片了。

在孤儿院行医是我在越南期间最辉煌的时刻。我发现拥有基本的卫生常识和肥皂就能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会达到高级药品同样的效果。孩子们有聪明、天真、热情的脸庞。由于我们每周都会来，所以很容易与他们发展友好关系。在这充满了死亡和痛苦的世界里，用我仅有的知识做点好事，我越来越确信我未来生命的方向了。如果我能回家我将去上大学，然后去医学院，在发展中国家行医。但是1968年当我坐在岘港郊外的小屋时，我只是4年前从高中毕业而已，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战争中救死扶伤，回家好像很遥远，更别说进入大学了。但是我很幸运，罗纳德·纳达尔——我所敬佩的少数人之一——帮我确信我一定能成功。

我在门诊的工作也触发了我毕生都热爱的航海运动。一天下午，一位海军军官走进门诊要求给他除去身上的文身，被我拒绝了，因为在战区是不准随意选择外科手术的。几次尝试后，这名军官很绝望，于是给我讲了他伤心的故事。在到达越南至少6个月后，海军全体人员曾有一次往返一周的休养度假机会，地点在越南之外的地方。这个长官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第一次就选择去了曼谷。而且和其他人一样，他在到达那里的途中醉倒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身边多了三件东西：醉酒后的身体不适，一个年轻的女朋友和双手手指上的文身，上面写着玛丽（Mary）。

现在回到岘港了，他有资格进行第二次休养度假了，这次他被安排去夏威夷，在那里他将见到他的妻子。当然她不是玛丽。这个军官好像既无辜又悲惨，所以我决定帮忙。那天门诊关门后，我用当今的标准给他消除了文身，即从他的大腿移植了一块新鲜皮。几周后，很明显不仅移植成功，而且他现在也有一些感人的战争伤对他妻子炫耀了。

在岘港港务长办公室工作时，我的病人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小工艺品冲抵医疗费，而港务长则提供给我一条8.5米长的波士顿捕鲸船和7.5米长的玻璃纤维闪电帆船，它是一艘只有一根铝桅杆和两张帆的活动防浪板船。在一个休息日，罗纳德和我没什么事可做，于是我们驾着捕鲸船出了岘港港口，绕过猴山，然后上岸。在战区里，坐着一条小机动船在海上移动，这样悠闲的日子是不常见的。在空旷的水面上，这是多么美好，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这里远离了每天的生活，远离了岘港的死亡。从此以后，我总会到海上清醒大脑，恢复我的感官能力。

我也想试一试帆船。我经常梦见有一段自由的时间，在海上航行成为这个梦想关键的部分，因为我经常阅读关于海上航行冒险的故事。但是能让我驾驶帆船的一个条件是我们中的一个人必须有能力安全通过海边的拍岸浪并且能再次返回。我请教了一下我的战友，但是他们没人知道怎样航海。所以我只好做我自己的老师，我觉得航海并不是难到我根本不能掌握。每一次出航，我和我的海军乌合之众会比上一次航行得远一些。靠近海军航空基地时，我们就成为他们开“玩笑”的目标，通常是从直升机上往下扔烟幕弹，有时是手榴弹。

微风拂面的日子，我们会试着用手术传动装置做成的将就能用的滑轮装置来捕鱼，一天，我们钩住了什么东西，我们这艘原始的小船被拽得又是下沉又是摇晃。几分钟后，钓线再次被拉紧，接下来我们就被快速地拽着倒退着行驶。我确定我们已经抓住了一条鲨鱼，我们可不想加入到它的水世界里去。一个小时左右以后，我们控制住了它，开始欣赏它在海里乘风破浪，但是它好像并不疲倦。几次它想停下来，游向海平面，我们看见的情景出乎我们的想象。带动我们船只的“引擎”是一条近3米长的灰鲭鲨，它以速度和敏捷著称。幸运的是，海域区经常见到的越南渔夫们看见我们的船一直退着行驶，他们就发动小渔船跟上我们，然后要求我们把鱼给他们，作为交换他们给我们固定好绳索以及控制好钓绳上不停乱窜的鱼。交易成交了。我们把绳索转给他们，看着他们4条木头平底船一起把鲨鱼拉上了岸。

甚至在战区，好奇经常可以战胜恐惧。越南海岸线很美，水面上的小峡谷被浓密的植被覆盖着。海滩附近有一个当做神殿或寺庙用的小木塔，是层级的金字塔结构，上面雕刻着各种美丽的装饰。我们想乘坐帆船去猴山上的小峡谷探险，这座山不是完全在美军控制之下的。在我们这次冒险活动中，我的战友决定带上他们的M16型枪，因为不止一次，这种安静的景色被越共的枪声惊扰了。战友们会回击越共，而我们则在船里躺倒，航行得尽可能快些。我想在这次航海中我有了唯一的一次遭遇子弹的经历。

忍受了越南6个月生活后，我有资格进行我的首次度假，我以前读过关于在澳大利亚飞行医生的故事，被那个国家的景色迷倒了，所以我选择去悉尼。几小时之后晕乎乎地离开了战区返回到正常社会，喝着咖啡，在宾馆收音机上听着《只一匙的爱》（The Lovin’Spoonful）。我感觉好像刚从一台时间机器里走出来。第一天早上，我从宾馆朝海滩方向走了两个街区后，我与她注定相遇了。一个可爱的女孩正朝我走来，她提着两袋子食品，当我经过她时，她手里的两袋东西全掉了，散落在人行道上。于是我趁帮她捡东西时，问她人体冲浪最好的海滩在哪里。她对我说是布朗特（Bronte）海滩，离这条街大约半英里，另外她还说她叫芭芭拉（Barbara）。我去海滩前我们聊了一会，好像很谈得来，芭芭拉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

那天的海浪出奇的高，只有几个人敢于挑战下水。鉴于我在越南的经验，我并不担心，于是我开始在4.5～5.5米高的大浪里做人体冲浪运动。我在水上待了几个小时，享受我的生活，感到很自在。后来，我注意到一群人聚在海滩上，人们正焦急地指着离我不远处的水面。一个女孩正奋力抗击激流，于是我朝她游过去，最后终于把她拖上了海滩。

布朗特海滩的救生俱乐部成员们帮这女孩上了岸，同时也四处吹嘘这个事件：一个美国佬不仅在恶劣的环境下在他们的海滩做人体冲浪运动，而且还救了一个人。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俱乐部里，让我做他们的名誉成员。那天晚上，他们用踏板车载着我一个酒吧一个酒吧地转悠着喝酒。他们强烈要求我找到我开始遇见的那个女孩，因为她是新西兰来的。澳大利亚人都知道新西兰姑娘“很容易上钩”。幸运的是我有她的电话号码。

芭芭拉和我那天晚上就待在一起了，剩下的一周也一样。当我返回越南时，我们约定再见面，常通信。3个月后，我有了第二次度假的机会，这次在我一个同事的推荐下，我选择了香港。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在半岛宾馆已经用文特尔医生的名字预订了房间，而芭芭拉也同意去欧洲路过这里并在这停留。我走下从岘港派出的军用飞机时，受到了宾馆代表的接待，并且用劳斯莱斯载我去我的豪华套间。芭芭拉和我在宾馆见面，她也同样吃惊，就像我对豪华套间和三名侍从的待遇感到吃惊一样。在越南没有什么开销，除了喝酒抽烟，现在我感到我要挥霍一下了。我们的大多数时间不是逛街就是在床上。短短一周结束时，我发现很难再返回越南和回到战场上。芭芭拉和我暂时约定战后在伦敦再见。

当我返回岘港时，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决定只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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