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小云,赵晓宁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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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旅游地的开发与保护研究试读：
前言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每年都有大量的外国游客前往中国旅游。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国际交流，向外国学习发展经验。目前，由于各种原因，国内针对世界遗产地周边环境资源开发的具体研究还不深入。因此，本书的研究希望能为我国世界遗产地周边环境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提供一个认识角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本书主要从两个论题着手，研究国际视野下旅游地的开发与保护。
在本书的上篇，笔者以贵州旅游为例，通过对中西方旅游文化差异的理论探讨，根据对西方游客的实际调研资料，探讨旅游文化差异下贵州旅游的发展方向。
随着国际间交流的频繁，国际旅游业蓬勃发展。入境旅游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近年来随着我国入境旅游的发展，外籍游客人数和外汇收入逐年增长，为旅游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引发了学者们对跨文化旅游的不断探讨，许多学者以跨文化旅游理论为指导，对入境旅游进行了研究，在此过程中也丰富了跨文化旅游理论。
旅游业的消费者是负载着自身特殊文化的个体或群体，其出游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异文化知识和体验，所以文化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旅游业的发展空间在于对文化底蕴的深度挖掘和广泛拓展，这需要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旅游开发和管理，挖掘本土文化，使旅游产品充分体现出本土文化的元素，旅游环境具有文化氛围，旅游形象打上文化的烙印，旅游从业人员具备多元文化知识素养。
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是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跨文化旅游相关理论是在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支撑下提出的，从跨文化角度研究旅游发展问题，目的是要求我们重视旅游者和本地居民之间以及旅游者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有的放矢地对跨文化旅游进行管理。例如，跨文化旅游中会出现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等现象，旅游管理者需要思考如何避免冲突，使文化交流能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跨文化旅游的角度来研究旅游开发，首先要着眼于本土文化的内涵，其次要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旅游者的特点，旅游的开发和管理既要注重保持自身文化特质，又要考虑到旅游者的文化差异性，这样才能保持并增强吸引力。
纵观贵州周边省区旅游产业发展的情况，在旅游业大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生态资源破坏、各种伪民俗滋生、景区人工化、过度商业化等现象，这些都是贵州发展旅游业需要引以为戒的不利状况。从旅游资源禀赋上看，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文化生态资源脆弱，但是原真性保持较良好，整个旅游业还处于需要大力开发建设的发展阶段，因此作为跨文化旅游开发研究具有典型性和前瞻性。本篇一方面可以为贵州发展跨文化旅游提出建议要求，重点探讨如何把满足跨文化旅游者的需求建立在保护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尽量使贵州本土文化变异最小化；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跨文化旅游开发理论研究体系，力求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在本书的下篇，笔者主要针对国内在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当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自从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以来，世界遗产保护运动蓬勃发展，截至2015年7月，已有137个国家1031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个概念，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类自我文化觉悟的结果。这里有一个文化背景和经济背景需要分析。文化背景是“西方文化中心论”逐渐被摈弃，世界各地多民族文化的价值得到认同，这是文化相对论的成功。经济背景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发达国家越来越有能力保护好本国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而发展中国家在各自经济发展进程中却正在进行破坏性建设。这种情况逐渐引起各国的重视，即不能重复西方工业国的老路，因为这样会使全球自然与文化遗产遭受大规模破坏。截至2012年7月，全世界已有38项遗产进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其中绝大多数遗产所在地都是发展中国家。
当前，世界遗产申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但与此同时，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世界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事例也在不断增多。特别是对世界遗产地周边环境资源的不负责任的开发与破坏性的建设，给遗产地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有的甚至直接导致遗产地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例如，2004年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进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主要原因就是科隆大教堂周边环境受到了威胁，在它的不远处，密布着正在建造的和已经建造完成的高于教堂的现代建筑，抵消和损伤了科隆大教堂的视觉神圣感，使其作为城市灵魂的核心作用不复存在。
作为世界遗产大国，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居世界前列，而且还有很多的遗产项列入申报的预备清单。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处理世界遗产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的关系上存在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伴随着申遗成功给遗产所在地带来巨大的综合效益，遗产地特别是其周边环境资源（如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文物资源）面临着被错位开发、过度使用的局面。例如，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周边的现代化，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地区修建大型电站等负面报道多次见诸报刊媒体。因此，笔者依据近年来中国世界遗产地周边各种环境资源开发的相关案例和资料，借鉴发达国家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拟对中国世界遗产地周边环境资源的开发情况进行多角度分析，试图从一些负面事件和问题当中找出主要原因，并提出对策性的建议和措施。
抛开遗产地周边环境，仅仅对遗产本身进行保护是不完整的，这也不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保护精神。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在中国西安通过的《西安宣言》，围绕“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保护”这一主题，从理论上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保护文化遗产环境的重要性，指出环境是遗产价值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全面正确地认识和评价遗产地周边环境资源对遗产价值的贡献，从空间上对遗产地进行整体性保护，在遗产地规划、管理与经营当中对遗产地周边环境进行恰当开发与有效管理，才能更好地解读、延续世界遗产的真实价值，有利于实现我国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郑小云 赵晓宁2015年9月上篇跨文化旅游开发研究——以贵州开展跨文化旅游为例第一章概论
跨文化旅游指负载着至少一种文化的旅游者，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目的地从事旅游活动所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负载着不同文化背景”可以被理解为处于不同的国家、地区，属于不同种族、民族，来自不同阶级、阶层等。从此概念可以得出，不同国家的旅游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到其他国家进行旅游活动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旅游行为。
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国际旅游业蓬勃发展起来。国际旅游包括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前者指外国居民到本国的旅游活动，后者指本国居民到他国的旅游活动。国际旅游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近年来，随着我国入境旅游的发展，游客人数和外汇收入逐年增长，为旅游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引发了学者们对跨文化旅游的不断探讨，许多学者以跨文化旅游理论为指导，对入境旅游进行了研究，在此过程中也丰富了跨文化旅游理论。
旅游业的消费者是负载着自身特殊文化的个体或群体，主要受外在文化因素的吸引而萌发出旅游动机，其出游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异文化知识和体验，所以文化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旅游业的发展空间在于对文化底蕴的深度挖掘和广泛拓展，这需要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旅游开发和管理，挖掘本土文化，使旅游产品充分体现本土文化的元素，旅游环境具有文化氛围，旅游形象打上文化的烙印，旅游从业人员具备多元文化知识素养。
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是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跨文化旅游相关理论是在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支撑下提出的，该理论从跨文化角度研究旅游发展问题，目的是要求我们重视旅游者和本地居民之间以及旅游者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有的放矢地对跨文化旅游进行管理。例如，跨文化旅游中会出现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等现象，旅游管理者需要思考如何避免冲突，使文化交流能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跨文化旅游的角度来研究旅游开发，首先要着眼于本土文化的内涵，其次要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旅游者的特点，旅游的开发和管理既要注重保持自身文化特质，又要考虑到旅游者的文化差异性，这样才能保持吸引力。
纵观我国贵州周边省区旅游产业发展的情况，我们看到在旅游业大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生态资源破坏、各种伪民俗滋生、景区人工化、过度商业化等现象，这些都是贵州发展旅游业需要引以为戒的。从旅游资源禀赋上看，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文化生态资源脆弱，但是原真性相对保持良好，整个旅游业还处于需要大力开发建设的发展阶段，因此对其进行跨文化旅游开发研究具有典型性和前瞻性。本书一方面可以为贵州发展跨文化旅游提出建议要求，重点探讨如何把满足跨文化旅游者的需求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之上，尽量使贵州本土文化变异最小化；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跨文化旅游开发理论研究体系，力求对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第一节 研究概况
跨文化旅游中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的交际与交流，旅游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及作用，跨文化旅游者的感知、态度、行为等问题，都是跨文化旅游的重要研究内容。在跨文化研究中，文化是核心要素，东道主与游客双方肩负着不同的文化，在旅游地这个特定的区域相遇，难免会产生一系列相互的交流、碰撞和作用。在此过程中，长期的文化作用和文化融合下，东道主的本土文化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其发展方向将何去何从，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会对当地居民产生怎样的心理影响，他们会做出何种行为反应，以及游客会从旅游地吸收哪些文化因素，在旅游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冲突如何解决等问题，都是跨文化旅游研究的重点。对于跨文化旅游的研究，中西方文化和旅游理念差异的比较是较为重要的，而旅游理念的不同，其根源就来自于文化的差异。因此，要探讨跨文化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就必须寻根问本地了解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
跨文化视角下的旅游开发和管理，首先要立足于本区域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找准吸引跨文化旅游者的资源特色，加强基础设施和服务条件的建设，根据旅游客源市场的文化背景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营销管理。其次要通过研究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尽量避免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对跨文化旅游者进行更好的服务。最后要通过深度研究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变迁、旅游文化特殊现象、当地居民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变化等问题，在保护和传承本地文化的前提下，引导本土文化的长足发展。一、跨文化旅游研究文献综述
在跨文化旅游的研究当中，文化是较重要的研究对象，因“文化”一词本身的含义相当广泛，同时旅游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研究领域，所以对跨文化旅游的研究应是多维度、多领域的。因此，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的时候，着重选取了与本书研究范围相关的文献。从总体上来讲，对跨文化旅游的研究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跨文化旅游中文化的相互作用
跨文化旅游中，东道主与游客双方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会产生一系列相互的交流、碰撞和作用。对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欧阳军（2003）提出了文化的多样性导致旅游目的地的多选择性，大规模旅游引发了广泛的文化接触，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矜持性可使接触的两种异质文化的相互作用呈“弹簧机制”，即“接触—相持对抗—力的传导—文化的适用—接触”。刘丹青、黄荣（2006）认为，跨文化旅游既能引起文化惊喜、文化模仿、文化融合等积极性的文化效果，也会产生文化摩擦和冲突、文化自大或自卑等负面后果。要去除消极性后果，达到文化和谐，除了强调跨文化旅游者对旅游地的主观适应外，更应该重视旅游地和旅游业对旅游者的文化关怀。跨文化旅游研究中，文化的相互作用是重点研究对象，东道主和游客的心理、行为特点，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作用，而双方的文化会产生何种作用方式，这就是跨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二）跨文化旅游中文化的交际与交流
对跨文化旅游中文化的交际与交流的探讨，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第一，对跨文化的“元研究”，以此探讨跨文化旅游的理论、特点、性质和方法等，以及跨文化旅游中文化的交际与交流的研究。金惠康（2007）认为，跨文化的元研究至少包括文化学元理论（meta theory）研究、元方法（meta method）研究和元资料分析（meta-data-analysis）三大领域，跨文化旅游在根本上是一种主要以获得心理快感为目的的审美过程和自娱过程。第二，影响跨文化旅游交际的因素。在旅游地东道主和游客之间、游客与游客之间都会有很多交际的机会，相互之间文化的差异会影响彼此之间的交流。林红梅（2005）认为，影响跨文化旅游交际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思维方式的差异、价值观念的差异，也有风俗习惯的差异、行为规范的差异等。如何减少异域文化冲突，提高旅游者的满意度，并激发旅游者再次前往的欲望，是当今全球化时代跨文化旅游交际领域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梁雪松（2010）分别从心理认知、价值和行为取向、交互模式等影响跨文化旅游交际的层面加以比较研究，解读了不同社会背景旅游者的“交互习性”。同时，客地交互与客客交互同为跨文化旅游交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照客地交互研究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客客交互研究一直不为学者们所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还较为欠缺。第三，通过旅游中跨文化的交际和交流作用，强化东道主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推动旅游目的地文化的发展。旅游场域下的中外跨文化交流，是中外两大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东道主在发展旅游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对其传统文化的开发，会在无形中强化东道主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
此外，许多学者对跨文化旅游中文化的交际与交流做了实证研究。比如，郭璇（2009）对赴藏区旅游的欧洲游客这一特定的客源群体的消费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以期能够在未来藏区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规避文化冲突，淡化文化敏感，在文化交融的环境中进行旅游活动。随着时代特征的变更，跨文化旅游交际特点也在不断地变化。在信息时代，跨文化交际呈现出时空融合性、文化融合性和信仰融合性，此时代的跨文化旅游中，人们的交际和而不同、相互尊重、进退有度、互惠双赢，从而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的交融与传播。（三）旅游与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跨文化旅游中对异域文化的体验更是旅游者最大的目的。对于跨文化的定义，刘丹青、黄荣（2006）认为，跨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跨出国界，在与母文化相异的文化环境中的旅游活动。跨文化的国际性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的主要趋势之一。跨文化旅游既能引起文化惊喜、文化模仿、文化融合等积极性的文化效果，也会产生文化摩擦和冲突、文化自大或自卑等负面后果。要去除消极性后果，达到文化和谐，除了强调跨文化旅游者对旅游地的主观适应外，更应该重视旅游地和旅游业对旅游者的文化关怀。郭少棠（2005）从跨文化的视角对人类的旅行活动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分别从旅行的跨文化解读、旅游的跨文化透视、行游的概念反思、神游的梦幻与想象几个方面论述了文化与旅游的相互作用、影响的关系。李艳丽（2014）认为，文化通过影响旅游者与东道主相互间的知觉，进而影响客主交互的效应和结果。龚晨枫（2009）从比较文学与文化的角度，将中外神话传说置于旅游跨文化语境下进行比较性阐释，并认为这样可拉近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旅游者对旅游地文化内涵的理解，从而增强旅游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四）跨文化旅游者的感知、态度、行为的研究
对于跨文化旅游者的行为、态度的理论研究，笔者主要受益于澳大利亚学者赖辛格与托纳（Yvette Reisinger & Lindsay W. Turner）所著《旅游跨文化行为研究》一书。该书以旅游活动中的跨文化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考察的基本对象，以旅游者实现旅游满意度为基本目的，着重阐述了文化背景、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社会互动规则等方面对旅游者与东道主的行为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旅游者关于旅游目的地的感知及其最终满意度所产生的作用。张宏梅、陆林（2009）归纳了旅游态度和行为跨文化研究的几个主要领域，包括旅游动机、旅游信息搜集、旅游目的地形象、旅游决策和目的地选择、旅行行为和旅游活动、旅游满意度和服务质量感知、跨文化交流等。
关于跨文化旅游者的感知、态度、行为的研究，具体有以下一些研究领域：
第一，关于旅游者的感知与态度的研究。王红（2008）以知觉与满意度的关系为出发点，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跨文化旅游进行研究，构建了跨文化旅游知觉与满意度关系研究的LISREL模型。亓圣美（2007）分析了影响旅游者旅游感知的跨文化因素，并以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论文的研究假设。赵德芳、樊志勇（2014）认为，服务接触是跨文化旅游交际的核心，他们以中国导游和美国游客之间的服务接触为例，以心理模型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美国游客感知中国导游服务质量的过程，并认为游客感知服务质量且形成满意度的过程是一个游客建构心理模型的推理过程。在建构过程中，由于游客的文化定位、价值观、旅游经历、个性特征、认知能力和情绪等因素不同，每个游客所建构的心理模型不尽相同，最终形成的服务质量评价和满意度也不尽相同。
第二，关于旅游者的行为的研究。刘睿讨论了中美旅游者旅游行为、态度上的不同，主要根源在于旅游者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价值观的差异。由于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跨文化旅游者在跨文化旅游过程中出现文化休克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温丽玲、刘鑫鑫（2010）分析了跨文化旅游中文化休克的6个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减轻文化休克的建议。梁旺兵（2005）运用系统方法、数量分析方法，从游客的旅游决策、旅游资源偏好、客主交互等方面对上海市外国游客的跨文化旅游行为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上海市外国游客的跨文化旅游行为特征。结果显示，文化差异对游客的旅游行为影响非常明显。刘媛媛、卓金梅、张朝枝（2012）认为，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游客的景观偏好是进行跨文化旅游市场研究的基础。为了研究具体的个体差异，比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或不确定性规避对游客的景观偏好产生的影响，他们以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风景区为例，选取了7类主要景观类型、19个具体代表景点，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法和照片评价法面向游客进行调研。研究发现，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居住地都与景观偏好不存在显著相关，但不确定性规避、年龄和景观偏好三者之间却存在显著相关。
第三，今后的研究方向。对于今后的研究方向，伍晓奕、林德荣（2008）提出建议：今后应该尝试研究“权利距离”“个人—集体主义”“男性—女性主义”“长期—短期导向”等文化维度对旅游消费者消费态度和消费行为的影响；应加强对中国游客与欧美、日韩、东南亚等文化背景游客消费行为的比较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摒弃只以国籍进行文化区分的惯有做法，而是采用研究多维文化、亚文化对旅游者消费行为影响的方法；今后的研究应该着力于构建跨文化旅游者消费决策、旅游服务满意度和旅游目的地忠诚感等因果关系模型。二、中西方文化和旅游理念差异比较
中西方文化本源性差异为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不同的哲学思想导致了中西方旅游者在旅游观念、动机和行为上的不同。舒也指出，中美旅游者在旅游观念、动机和行为上的差异的根源在于旅游者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刘艳芳（2012）通过运用跨文化交际理论中的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概念，对比分析和探讨了中西方旅游服务接触中的摩擦与冲突的本质和内涵，可以看出跨文化旅游服务接触中的摩擦与冲突多是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的趋同并不足以完全消除这一冲突，中西方旅游服务者和旅游者双方都应该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并自觉进行文化移情，尽量避免异质文化的冲撞和隔阂。
有许多学者就中西方文化和旅游理念的差异做了实证研究。比如，黄露（2008）结合中国出境旅游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并以“赴欧洲”旅游为例，分析跨文化旅游活动中，旅游者在自身文化背景和异质文化环境作用下的行为模式、与东道主交流的现状以及未来市场发展趋势，提出跨文化旅游中应坚持的态度和原则。刘媛媛、卓金梅、张朝枝（2012）认为，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游客的景观偏好是进行跨文化旅游市场研究的基础，但具体到个体差异，比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或不确定性规避究竟对游客的景观偏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结论。他们通过研究发现，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居住地都与景观偏好不存在显著相关，但不确定性规避、年龄和景观偏好三者之间却存在显著相关。三、跨文化视角下的旅游开发和管理
对贵州跨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开发和建设，首先要立足于西部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本地区的文化资源。例如，李树民讲到了西部旅游发展的背景与发展的对策两个方面的内容；肖晓等对西部的旅游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旅游饭店、旅行社等进行了介绍和阐述，对西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规划、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市场营销工作、旅游商品的开发与管理、旅游经济管理和西部旅游业以及西部旅游经济的发展趋势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与论证。这些对西部地区旅游发展的总体研究，都是贵州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基础性研究，可以从宏观上帮助我们把握贵州的旅游业发展方向。
从跨文化旅游的角度谈旅游目的地的开发、管理和营销的文献资料不多，目前还缺乏具有代表性的核心研究方向和内容。有学者从具体的区域出发，从战略上研究区域跨文化旅游的特点、模式或发展方向等。由于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发展中的“跨文化”属性、特点凸显，因此旅游地应该采取科学合理的跨文化发展战略，使不同的文化得到有效的交流、传播与融合。梁涛（2011）认为，文化是人类灵魂的神圣标识，文化符号是旅游资源的核心特征，寻找文化旅游符号是跨文化旅游者旅行的主要目的。他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分析了东盟国家文化旅游者对广西旅游文化符号的感知印象，并指出广西旅游文化符号的解读途径，提出了广西跨文化旅游符号的构建模式。
此外，有学者对特定景区的跨文化旅游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比如，黄廷慧和田穗文（2006）探讨了阳朔的旅游开发状况和前景，以及阳朔旅游社会文化的变迁、旅游文化特殊现象的成因、社会语言现象等。覃美绒（2008）认为，好的国际旅游软环境能够帮助游客减少交际障碍，使游客在旅游活动中轻松愉快。基于此，他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分析了张家界的国际旅游软环境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对把张家界打造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具有积极的作用。
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旅游的管理问题，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探讨跨文化视角下如何避免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以便对跨文化旅游者进行更好的服务。刘媛媛、卓金梅、张朝枝（2012）运用跨文化交际理论中的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概念来对比分析和探讨中西方旅游服务接触中的摩擦与冲突的本质和内涵，认为跨文化旅游服务接触中的摩擦与冲突多是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的趋同并不足以完全消除这一冲突，中西方旅游服务者和旅游者双方都应该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并自觉进行文化移情，尽量避免异质文化的冲撞和隔阂。赵德芳（2010）也以服务接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跨文化旅游接待交流活动中的特点、存在的有关服务人员文化心理定位方面的问题，分别从角色定位和交际模式定位等方面提出了如何进行文化心理定位的建议。同时，在互联网时代，旅游信息不再仅仅通过传统媒体或是口碑传播发散出去，网络旅游社区逐渐起着重要的作用。旅游网口碑信息的传播，不仅影响了跨文化旅游者的旅游决策行为，也改变着国际旅游企业运营方式。因此，对于跨文化旅游传播者传播口碑信息的途径、心理和行为机制，以及潜在游客接受网络信息的心理和行为动机等问题，逐渐成为新的研究内容。
在旅游服务中，一线工作人员所具有的文化修养、对文化差异的理解能力、外语水平等工作素质是直接影响旅游者满意度的因素。例如，对于跨文化旅游者而言，导游是与他们接触较多的服务者，有较多的机会与他们面对面交流，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导游的外语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不仅要更高，而且其跨文化的交流能力也要更强。只有熟知中西文化的特性差异，提高主体文化意识以及对异地文化的敏感性，跨文化旅游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导游作为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的一种“润滑剂”，肩负着重大责任。
对于本文的研究，笔者最先是受到龙晓明《跨文化旅游理念在桂林旅游发展中的应用》的启发，龙晓明（2001）借鉴了跨文化交际的相关理论，形成了跨文化交际与旅游相结合的研究。该文章主要探讨了跨文化旅游中文化因素对旅游的影响，包括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社会关系规范、民族习俗、旅游者个性心理、符号系统、旅游环境等因素，形成了跨文化旅游理念的雏形，通过对现状的分析，提出新的旅游发展思路。四、贵州旅游资源
探讨贵州跨文化旅游开发，贵州旅游资源是基础，为此笔者查阅了相关的一些文献资料。政协贵州省委员会编著的《美丽神奇的贵州》一书，对贵州旅游资源做了文化阐释，赋予自然风光以灵性的文化韵味，将民风民俗民情赋予深刻的文化内涵，书中主要从“喀斯特精品”“古朴神秘的贵州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贵州文化旅游线路”几个方面对贵州旅游资源进行了介绍。《神奇的喀斯特王国——重塑贵州旅游形象的思考》一书则将贵州的旅游形象定位为“神奇的喀斯特王国”，并对贵州喀斯特资源文化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其开发前景。第二节 贵州旅游发展现状
贵州是一个旅游资源大省，旅游资源类型相当丰富，拥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以及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再加上宜人的气候，共同塑造了贵州特殊的旅游文化内涵。同时，由于重工业较少，工业发展缓慢，目前贵州的空气质量较好。前些年，贵州的各级领导一再强调贵州发展“保住青山绿水是重点”，让贵州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旅游业一直都是贵州省谋发展的龙头产业。因此，近几年贵州省大力发展旅游业，要让旅游景区景点在贵州大地上百花齐放，以少数民族风俗风情为重要吸引点，以喀斯特地形地貌为旅游基础资源，以贵州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红色文化、饮食文化、山水文化（又称喀斯特文化）等文化内涵为旅游业发展的灵魂，充分利用贵州省大部分地区良好的气候和空气质量条件，让贵州逐渐发展成为吸引跨文化旅游者的旅游目的地。一、贵州旅游文化类型（一）饮食文化
贵州地处亚热带高原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适合动植物生长，食物来源丰富，为人们创造丰富的饮食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贵州饮食文化可以细分为酒文化、茶文化、喜辣和喜酸的文化，以及一些民间的特殊饮食风俗习惯。
贵州自古出好酒，酒史有物为证的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属于贵州酿造的各类酒品中，茅台酒更是被尊为国酒，在酱香型酒品中独领风骚；其他较有名的酒有遵义董公寺的董酒、鸭溪窖酒、习水大曲、贵州醇、贵阳大曲、安酒、毕节大曲、青酒、茅台王子酒、匀酒等；并且，还有一些虽在全国名不见经传，却独具地方特色的酒饮品，如刺梨糯米酒、黑糯米酒、杜仲酒、天麻酒、册亨灵芝酒、黄果树窖酒、长顺首乌酒、岑巩金樱子酒等民间酒品；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老乡家里还常备有自制的美酒招待客人。因此，可以说贵州四处都飘溢着酒香。贵州不仅酒的种类繁多，酒具的历史也很久远。普安青山镇铜鼓山就有春秋战国时的青铜冶铸遗址并出土了五件环底小陶杯。贵州酿酒史可追溯到唐宋时期，民间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客人进村就有进寨酒、拦路酒，每逢节日更是离不开酒，酒文化极为丰富。
饮品除了酒以外，贵州的茶也很有特色。“北有茅台，南有毛尖”，毛尖茶现已广销神州大地，被国人熟知。贵州也有极具民族特色的茶，威宁一带的罐罐茶，黔东南的侗族油茶、豆茶，土家族的熬熬茶，仡佬族的香油茶等都是独具民族特色的茶品。贵州人民在饮食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饮茶文化，如侗族在农历除夕之夜就有喝年茶的风俗。
在贵州人的食物中，最有特点的可以说是喜辣和喜酸了。辣味食物和酸味食品的形式多样，独具贵州特色，还有很多相关习俗，也有可以挖掘的文化元素。贵州饮食文化是在民族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它植根于贵州各民族数千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贵州人民在食源开发、食物制造、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的探索和创造过程当中，形成了独具本土特色的饮食观念、习俗、礼仪和规范。（二）少数民族文化
贵州古朴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是旅游资源的一朵奇葩，也是吸引跨文化旅游者的最大亮点之一。少数民族文化多姿多彩，如果按照旅游资源来划分，可以分为民族村寨、民族博物馆、民族节日、民族文艺、民族婚恋习俗等几个部分。1．民族村寨
各具特色的民族建筑、节日、婚恋习俗、食物、服饰、艺术等，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村寨文化。比如，苗族村寨依山傍水，人们住在吊脚楼里，吊脚楼依山而建，鳞次栉比；侗族村寨则有高高矗立的鼓楼；布依族村寨建筑主要是以石头为主，石墙、石瓦、石板地。各个村寨由于地理、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一般与外界联系较少，大多还保留着传统的村寨文化。这些民族村寨是贵州跨文化旅游最珍贵的、最具特色的资源。目前广为人知的有贵州香纸沟布依寨、雷山西江苗寨和郎德苗寨、凯里寨瓦苗寨、从江高增侗寨、清镇黑土苗寨、镇宁滑石哨布依寨、水城青林苗寨和海坪彝寨、六枝坝湾布依寨、安顺娄家庄苗寨等。几乎每一个村寨都有独特的民族民间技艺，有与众不同的节日仪式和生活习惯。少数民族村寨以相同的民族聚居为主，有的村寨由更小的几个小寨组成，这些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村寨像颗颗珍珠一样散落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独具旅游价值。2．民族节日
贵州少数民族节日丰富多彩，大节小节算起来可以说天天都有。总体来讲，贵州少数民族节日可以分为年节性节日、宗教祭祀性节日、生产性节日、纪念性节日和交际性节日几大类。少数民族除了过汉族的春节以外，本民族也有年节。年节性的有苗年、布依年、侗年、端节、彝族年等。贵州少数民族的年节大都在农历十月或者十一月的不同时期内举行，辞旧迎新，祈求来年丰收。宗教祭祀性节日以崇拜各种偶像为核心，祖先、自然物都可以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其他非宗教或祭祀性的节日中也难免穿插一些祭祀活动。祭祀性节日以苗族的“吃鼓藏”最为隆重。黔西北地区的许多苗寨，每年农历三月三都要举行“祭山节”祭祀山神。水族有祭拜形状奇异的怪石的习俗，称为“拜霞节”，即祭石祈雨，每隔十二年的子年秋季举行。仡佬族每年农历三月三都有一个“祭树节”。印江土家族“祭风神”十二年一大祭、三年一小祭。除此之外，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祭龙、求子的节日。贵州生产性的节日也是非常丰富的，黔东南苗族地区的“开秧门”，普遍流行于贵州各民族的“吃新节”，台江县苗族每年插完秧之后的“敬秧节”，布依族、侗族和仡佬族都有的“牛王节”，以及流行于黔中的福泉、开阳、龙里、贵定等县的“杀鱼节”等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性节日。这些生产性节日都与生产有关，既是生产前的动员准备工作，又是开始生产的信号，同时也表达了初尝新谷的愉悦。交际性节日在贵州民族节日当中所占比重很大，也是很有趣味的一种节日，可以分为择偶性与非择偶性两种。择偶性的节日如苗族的“跳花”或称“跳月”节、“串寨节”等，非择偶性的节日如“射花节”等。除此以外，还有寨际联谊性节日如“吃相思”等。
因此可以说，贵州少数民族的节日既是民族发展史的反映，也是风俗习惯的写照，而且还是少数民族艺术（如少数民族服饰和少数民族歌舞）的集中展现。在这样的节日盛会里，人们加深了情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民族文化也就此传承下去。3．民族建筑
贵州少数民族民居的主要特点是，建筑依据当地的地形特点、建筑材料而建。由于贵州多山、多河流，木材、石料丰富，所以民居一般依山傍水而建，以石头和木头为主要材料。苗、侗、仡佬等民族的建筑一般以木结构为主，而西部及南部地区布依族的建筑则以石头结构为主。例如，关岭的灵龟寺无梁殿、平坝天台山五龙寺、镇宁的扁担山石头寨、黄果树风景区附近的滑石哨布依村寨、安顺一带的屯堡村寨等都是石头建筑的精品，地基、墙体、屋面都是石头砌成，这是贵州所独有的建筑形式；而侗寨的鼓楼、风雨桥，苗族的吊脚木楼等都是木头建筑的典范。1985年6月，“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在北京举行，所展出的建筑形式引起国内外专家们的一致赞赏，称鼓楼和花桥是建筑艺术的精华、民族建筑的奇葩，联合国的一位高官更是认为这不仅是中国建筑的瑰宝，更是世界建筑艺术的瑰宝。4．民族文艺
贵州是我国多民族小聚居、大杂居的地方，每个民族都有独具风格的音乐和舞蹈。少数民族居住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他们用古朴典雅的艺术形式表现自身的喜怒哀乐，许多艺术形式都主要以手口相传的方式代代相传下去。
贵州少数民族当中，苗族所占比例较大，就全国的苗族而言，贵州就占了一半以上。贵州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的雷山、凯里、台江、黄平、麻江等地。苗族最有名的艺术形式是苗族飞歌和芦笙舞。飞歌有独唱，也有合唱，不同地区的飞歌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男女对唱，也有在大宴宾客时唱，内容曲调不尽相同。芦笙舞是苗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舞蹈，每年苗族地区有芦笙节，不同地区的芦笙节也有所不同。每到芦笙节，男女老少都会身着盛装，合着芦笙的演奏而翩翩起舞。苗族还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敬酒歌、进寨酒、拦路酒等，都会让旅游者有非同寻常的少数民族风情体验的经历。
侗族被誉为是“音乐的民族”。比如，1986年贵州侗族大歌便响彻巴黎歌剧院，获得巴黎市民的赞赏。侗族有一系列的大型节日聚会，如农历的二月二“赶春节”、二月十五“板跤节”、三月三“播种节”、三月十五“抢花炮”、四月八“采桑节”、六月六“祈丰斗牛”等，几乎月月有节日，都要唱歌助乐，合唱歌曲主要流行于黎平、从江、榕江等地，格调、旋律因歌的内容、形式和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
布依族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贵州的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布依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有绚丽多彩的神话、传说、故事、诗歌、童话、戏曲、谚语等类型的口头文学，其中民间诗歌与生活联系紧密，种类很多，有古歌、叙事诗、酒礼歌、盘歌、情歌，也有反对阶级压迫的诉苦歌、童歌、童谣等。唱山歌、吹木叶、弹月琴，这些都是布依族节日里不可或缺的元素。
除了以上的歌舞类民间艺术形式，生活在贵州的少数民族还创造了民族戏剧。比如，威宁板底乡彝族的“撮泰吉”，演出的服饰、角色、面具丰富多彩，意在驱邪祟，迎吉祥，祈丰收。全戏共分为祭祀、耕作、喜庆和扫寨四部分，历史悠久，东汉时期就已具雏形。除此以外的民族戏剧形式还有流行于贵州、广西、湖南三省侗族聚居地的侗戏，以及发源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册亨县秧坝镇和兴义市巴结镇两地的布依戏。5．民族传统手工艺品
贵州少数民族的手工艺品丰富多彩，独一无二、别具一格。苗、布依、瑶等民族的蜡染是贵州古老的民间传统工艺品，蜡染能手在国际上曾获殊荣，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苗族、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早在清朝就成为贡品。苗族银饰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又一民族风情极浓的传统手工艺品，银饰都是男工匠制作，工艺纤巧精致，玲珑剔透，充分体现了苗族人民的聪明才智。镇远报京侗族织的侗布、侗被、侗锦，三穗县竹编细篾斗笠、竹篮，丹寨县的鸟笼，锦屏县的藤编椅、篮、沙发，荔波布依族编织的土花布，安顺市的布依地毯，三都水族的刺绣、编织，黔东南土家族的剪纸，平县的泥哨等，都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民间工艺品。少数民族地区的手工艺品大多取材于本地原料，在长期的劳作和生活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是本民族的艺术情感和对美的追求，也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乐观、积极的心态。6．民族婚恋习俗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贵州各民族形成了与民族特征相适应的恋爱婚姻习俗。各少数民族的婚恋习俗不仅表现了本民族的婚姻恋爱观，而且体现着少数民族深邃的文化内涵。最具代表性的是苗族的“游方”、布依族的“浪哨”，侗族也是以歌传情，称之为“行歌坐月”。在谈恋爱的过程中，除了唱歌，各种民族乐器也是传情的媒体，芦笙、木叶、口弦、箫等都是谈情说爱的信使。谈恋爱的场所也是各具特点的，比如苗族的花场、花房、长房、女儿窗，彝族的花园，瑶族的凿壁，侗族闺房的小窗等等，都是为青年男女谈恋爱而特设的场所。除了恋爱的风俗以外，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也是很有特色的，现在大多数少数民族是自由恋爱，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恋爱过程后，一旦确定即将结婚，就要通过一系列的如提亲、定亲、迎亲、婚礼酒宴等传统程序。（三）山水文化（或称喀斯特文化）
中国喀斯特地形主要分布在贵州、广西、四川、重庆、湖南、湖北五省（区）一市，贵州正好是处在这五省（区）一市的中心位置，是喀斯特强烈发育的中心区域。贵州喀斯特面积在中国最大，所占比例也最高，是世界之最。贵州迷人的自然风光是独具个性的，发育了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以喀斯特高原、喀斯特丘原、喀斯特山原等最为显著，峰林盆地、峰丛谷地、峰丛洼地、溶丘洼地等喀斯特类型分布广泛。特殊的地貌特征，形成了遍布全省不同类型的瀑布、河流、峡谷，形成了奇山、异洞、石林、湖泊、温泉，每一种地貌都深深地打上了喀斯特的印迹，再加之高原气候的影响，形成了独具贵州特色的青山绿水。
贵州喀斯特文化是“喀斯特文化”这样一个跨地域的大文化圈中的组成单元。由于海拔较高，有特殊的自然环境，各民族适应了这里的自然条件，与自然和谐共处，世代繁衍，也形成了各自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如苗文化、布依文化、侗文化、仡佬文化等，组成了内涵丰富的“贵州喀斯特文化”。独特的地理特征与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共同组成了贵州特殊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质。（四）红色文化
贵州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勤劳、智慧、勇敢，继承和发扬了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斗争精神。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贵州各族人民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贵州籍革命烈士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龙大道、周达文等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贵州的红色文化可以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阐释。红色物质文化主要由贵州革命烈士故居、红军重要史迹、抗战重要史迹组成，红军重要史迹如遵义会议会址、四渡赤水纪念馆、榕江红七军军部旧址等，抗战重要史迹如抗战公路睛隆24道拐、独山深河桥抗战遗址等。其中，最有名也最具影响力的遵义会议会址，是贵州红色文化的一个闪光点，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革命精神、牺牲精神、艰苦奋斗精神，以及强烈的民本意识、开拓创新意识、艰苦奋斗意识等都属于红色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二、贵州旅游发展概况
一直以来，贵州都把旅游业看作龙头产业，大力发展，特别在近几年贵州旅游业发展迅猛，旅游总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全国领先。自2013年以来，贵州开始推进“100个旅游景区”平台建设，重点打造全省100个旅游景区，以实现贵州旅游业遍地开花的发展目标；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以此为契机的旅游推动活动，对这100个景区每年都进行考评。另外，贵州每年都要召开旅游交易会以大力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通过旅交会推出旅游产品和最新旅游线路，展示贵州“国家公园省”的新形象。2014年贵州开始正式进入高铁时代，当各条高铁开通后，在中国南方各省中贵州和广东将是高铁线路最多的两个省份。2014年12月，贵广高铁开通，该条线路从贵阳市经过桂林市到广州市，大大缩短了贵阳市到广州市的行距，全程只需4个小时左右。沪昆高铁（从上海至昆明）途径贵州省，其中湖南段2014年年底开通，贵州段2015年年中开通。成贵高铁（成都市至贵阳市）、郑贵高铁（郑州市至贵阳市），这两条高铁也正在建设中，即将在近几年内开通。随着贵州进入高铁时代，贵州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得到极大的推动。高铁具有“虹吸”和“扩散”的双重效应，交通经济带的改进升级是贵州旅游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协同的关系，旅游经济的发展推动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的发达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
总体来看，贵州发展旅游业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旅游基础设施提升空间较大。旅游基础设施主要体现在住宿接待设施、交通运输设施、环保卫生设施、安全保障设施等方面，目前贵州在旅游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不够完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于住宿接待而言，目前贵州接待国内外游客的星级宾馆及床位数量严重不足，而普通旅馆的住宿条件和服务质量又较难满足游客的需求。对于交通运输而言，尽管贵州现在已经在大力进行高铁建设，高铁带动旅游业也已经初见成效，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贵州的交通还比较落后，多数景点的可进入性较差，连接海外客源市场的航空通道不畅，省内的航空网络也还没有形成，公路运输能力需要不断提高，乡村道路也需要极大地改善。交通一直以来都是制约贵州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尤其是对于海外游客来说，他们对于交通设施的质量要求更高，尽管大多数都是喜欢探险的背包客，但对于基础交通设施的要求却并不低。因此，贵州发展跨文化旅游，交通条件的提高仍然是重要的任务之一。对于环保卫生而言，贵州多数旅游目的地的环保卫生设施还不够完善，旅游城镇的环境卫生状况较差，旅游沿线污染较严重，景区和相关服务业的环境保护设施也较薄弱，因此极易破坏旅游环境。这些均会破坏旅游地的审美效果，给跨文化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对于安全保障而言，安全保障设施的不完善也是给海外游客留下不好印象的原因之一。欧美等旅游服务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其安全保障系统比中国的发达且完善，同时海外游客到了另一个国家旅游，对安全保障问题会更加敏感，会更关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道路安全设施、急救医疗设施、应急通道、必要的照明等安全保障系统是否完善。
其次，贵州旅游形象还不够鲜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少被国内外市场高度认可的旅游目的地。贵州的旅游资源禀赋并不差，对于国际旅游者而言，许多还未开发的较为原始的旅游目的地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目前旅游产品的促销力度欠佳，市场促销资金严重不足，与云南、四川等周边旅游资源类似的省份相比，竞争力较弱。二是缺乏全方位的宣传。例如，提供给旅游批发商或者游客的服务设施和信息就比较缺乏，在宾馆、饭店较少有旅游宣传资料，游客不易得到可供导游的相关信息，没有系统的旅游服务类基础设施和对贵州旅游形象进行宣传的资料。三是欠缺鲜明的旅游形象。尽管贵州有自身独特的饮食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喀斯特自然风光，但是这些形象并不鲜明，这不仅是因为贵州独特的旅游特点没有得到深度的挖掘，民族文化遗产缺乏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还因为宣传力度不够，营销还不够深入人心。贵州旅游针对海外游客的宣传和营销的渠道较为单一，没能通过媒体或别的平台把典型的历史遗产、独特的民族民俗文化、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生活方式等展示给海外游客，因此缺乏很强的吸引力。第二章研究理论基础
跨文化旅游理论源于跨文化交际理论。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际交流逐渐加深，导致了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为了研究多元文化的相互作用机制，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跨文化旅游是文化交际的特殊现象，遵循跨文化交际的规律，但也有其自身的特征。跨文化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主要目的是增长知识、寻求刺激、感受异域风情等，但在此过程中因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出现冲突，甚至产生文化休克与文化固守等现象。在跨文化旅游过程中，由于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发生不平衡或某些冲突现象是很常见的，正是这些不平衡或冲突，使主客双方更会加深对自身文化的自觉和认识。如果东道主的文化与游客的文化相似性较大，那么交流就会比较畅通；如果差异较大，那么发生误解或冲突的可能性就较大。总体来讲，跨文化旅游过程是旅游者对自身文化的认证过程，在与东道主文化的对比当中，他们不断地强化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反思。
文化是影响跨文化旅游交流过程的重要因素。此外，旅游过程中主客双方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差异，所扮演的角色、动机和目的差异等因素也可能导致交流中的误解或冲突。以中西方旅游理念差异为例，中国的文化根源在于讲求天人合一，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共生关系，而西方是主客二分，他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从适应和依赖转变为利用、改造。这就导致双方的思维也有较大不同，中国人认同“顿悟”的思维方法，而西方人推崇逻辑推理的思辨方式。此外，中西方习俗也大相径庭，习俗主要受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是双方审美情趣、旅游理念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中西方民族心理特点不同，文化影响下的审美价值观的差异，使得双方的旅游理念也不一样。中国人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更加倾向于平淡娴静的生活，因此对冒险性项目兴趣较小，大部分人在旅游中也始终保持对故乡的怀念之情，难以毫无顾忌地进行长期的旅途生活。西方人在旅游理念上较激进，喜爱冒险，因此他们更喜欢独自或几人背包自助游，在旅游过程中能对异乡保持长期的好奇心。第一节 跨文化旅游
廓清跨文化旅游的概念，是本书的基础任务。目前学界对于跨文化旅游的概念并不多，也没有公认的统一概念。但是毋庸置疑，在学者们的研究中，不同文化背景、异质文化、文化交流、文化碰撞和融合、不同国界、游客与东道主等概念是跨文化旅游概念中的高频词。介于学界还没有较为代表性的概念，现有的定义也就有许多可以补充的内容。因此，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本研究特地对跨文化旅游的定义做了概括；同时，针对所研究的主要方向，对跨文化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一、跨文化旅游的定义
对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为了适应社会多元文化格局需要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认识跨文化交际的本质、过程，以及如何避免和解决交际中的文化障碍、文化冲突和促进相互间交流。胡文仲教授在《跨文化交际学》中把跨文化交际定义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际。”田穗文（2003）将旅游跨文化交际定义为：“荷载至少一种文化的旅游者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目的地从事旅游活动所引起的相关现象的总和。”梁雪松（2008）认为，“跨文化”的重点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是有显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进行的具体的交际过程，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人们对陌生文化的体验。刘丹青、黄荣（2006）认为：“跨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跨出国界的旅游活动，也即国际性旅游活动。”对于旅游者而言，文化动机是其旅游的基本动机，也是最重要的动机之一，追求异质文化是旅游者最核心的目的。对于跨文化旅游者而言，到异国他乡去感受异域风情，是吸引他们不辞万里的最重要目的。因此，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是对跨文化游客的最大吸引点，同时旅游者自身也肩负着某种特定的文化，这种文化与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内涵可能有相同之处，但也拥有不一样的气质和特点。所以，在旅游者旅游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不便，或者出现相互不理解的情形，甚至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综上所述，在本书中我们把跨文化旅游定义为：负载着至少一种文化的旅游者，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目的地从事旅游活动所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负载着不同文化背景”可以被理解为处于不同的国家、地区，属于不同种族、民族，来自不同阶级、阶层等。由此概念可以得出，不同国家的旅游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到其他国家进行旅游活动的行为是跨文化旅游行为，因此可以说出入境游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旅游。二、跨文化旅游的特点（一）文化休克与文化固守
旅游者在刚开始处于异文化之中的时候，会经常遇到困难，这使他们产生孤独、无助和痛苦的感觉，甚至会对新环境产生敌意，这样的现象学者们称之为文化休克。文化休克会有明显的症状，如对自身能力的怀疑，产生尴尬、紧张、沮丧、失落和没有安全感等消极的情感，对周围环境挑剔、抱怨，特别关切环境是否清洁、安全、舒适，对东道主和服务人员的态度敏感，对细小问题容易盲目扩大化，依赖与自己同胞相处并极度渴望回家等。跨文化旅游者的这种文化失落现象使其无法对异文化迅速适应，相反会加强对自身原有文化的顽强固守。这种文化固守最鲜明的外在表现就是对异文化的非难和贬斥。这种贬斥总是以自身的文化为参照系，而对自己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却浑然不知，是旅游者对文化固守的本能反应。旅游者潜意识地将自身的文化与旅游地的文化进行对比，进而达到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强化认识，所以跨文化旅游过程也是旅游者对自身文化的一个认证过程。（二）文化交流呈现不平衡性与冲突性
跨文化旅游中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会出现一些文化交流的不平衡现象。如果把各种文化都看成是一个生态体系中的组成部分，那么势必有些文化要相对强势一些，有的文化要相对弱势一些，这就会导致在这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有可能会不平衡，或者不平等。比如，在旅游开发的过程当中，东道主为了提高旅游业的效益而屈从于游客的态度和观念，或者因为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处于弱势文化的东道主地区的居民产生心理上的自卑感，出现行为、语言等方面的盲目仿效。
跨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冲突是很必然的现象。两种不同质文化的人群在交流时，在语言、饮食、兴趣爱好上有很大差别，世界观、价值取向、心理因素、行为规范等方面也不相同，这些因素会引起文化误解和冲突，从而导致旅游者和东道主之间存在隔阂，相互不理解。在旅游者方面就会表现为不适应和困惑，使旅游变得困难，不能很好地享受旅游过程，从而产生紧张感、压抑感和思乡的感觉。（三）跨文化旅游中的东道主与旅游者
奈特科温（Nettekoven,197 9）认为，东道主是指被访问国受雇于旅游行业而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国民，如酒店经理人、前厅部工作人员、餐饮服务员、海关官员、导游、领队、出租汽车司机或公共汽车司机等，他把这一类东道主称为“职业性东道主”。有的学者认为，东道主不仅是指受雇于旅游行业的国民，而且还包括当地居民或者是被访国的人民。“东道主”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说的是春秋时期，郑国在秦国东面，郑国接待秦国出使东方的使节，故称“东道主”。
跨文化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有着不同的角色、动机和目标，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身份，所以会有不一样的行为表现。一般而言，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接触是短暂的、不重复的，一般情况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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