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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国瑞,邓旻玥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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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传试读：

序言

最早接触苏轼作品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我读到了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诗，那“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优美诗句，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淡妆浓抹”都美，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极致的美？上中学后，先后学习了《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前后《赤壁赋》等大量诗文，记住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赠刘景文》）、“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晚景》）、“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蝶恋花》）、“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等诗文名句，在背诵鉴赏的过程中，渐渐地爱上了苏轼。

在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系统学习了唐宋文学，对苏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州）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旷世奇才，卓然大家，是一个可与屈原、李白、杜甫媲美的杰出的文化名人。他思想深邃、品格高尚、才华横溢、文笔神奇、著作辉煌，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星空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座伟大的丰碑！

苏轼22岁进士及第，后服母丧三年（27个月），26岁应制科试，入三等，开始走上仕途。但苏轼的政治仕途充满坎坷。他早年立下了匡时济世的远大理想，并一生为之奋斗。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他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他为人坦率正直，表里澄澈，有独立的政治主张，不愿随时俯仰，不肯随风转舵，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祐，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多次挫折，几起几落。得意的时候，曾被擢升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失意的时候则屡遭贬谪，先后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历经磨难，九死一生。

苏轼人格精神的主流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塑造了苏轼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仕途顺利时，他身上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精神十分突出。即使被贬后，他也千方百计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为民创下许多众口皆碑的实绩。苏轼的思想以儒学为主，濡染佛老，他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主儒术而不迂腐，参佛老而不沉溺，把儒、道、释三家哲学有机结合，形成了自己博大精深的人生观。

苏轼博擅众艺，著述繁富，他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在文、诗、词、书、画等许多方面都卓有建树，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

苏轼的散文汪洋恣肆，浑涵光芒。他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宋史·苏轼传》云：“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苏轼著述宏富，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一起被后人称为文学上的“唐宋八大家”。

苏轼的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赞其“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叶燮（字星期）在《原诗》中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民间有“韩潮苏海”的说法，意思是说：韩愈的诗如钱塘潮水，苏轼的诗像大海一样宽广。

苏轼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苏轼的词现存340多首。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开创了豪放派，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

苏轼的书法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苏轼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在继承这些书法名家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自创新意。苏轼擅长行书、楷书，他的书法深厚朴茂，肉丰骨劲，笔力雄健，豪宕秀逸，在书坛上独树一帜。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苏轼的绘画有奇想远寄，常以枯木怪石警世，米芾曾论其画云：“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心中盘郁也。”论画主张神似，画外有情，有所寄托。他师从文同，是北宋文人画（水墨写意画）的代表画家。

苏轼在科学普及、农田水利、医药养生、烹饪美食、音乐、美学、金石、教育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非常推崇苏轼，他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文学小言》）他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列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并且将他们的思想、人品、学问、才华、待人接物、立身行事，看成浑然一个整体。这评论极有见地。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倾向于元祐老臣，于是流放边地的许多人接诏内迁，苏轼也被从儋州召还，朝廷给了他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的虚职，允许他在外州任便居住，他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选择了魂牵梦萦的常州。

元符四年（1101）三月，苏轼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真州（今江苏仪征），六月抵达润州时，与如约而至的程之元（德儒）、钱世雄（济明）同游金山寺，登妙高台烹茶，看到了壁间李公麟（字伯时）所画的苏轼像，目睹自己昔年的英姿潇洒，对比如今的两鬓飞霜，回顾一生，心潮难平，感慨万千，在原画像旁书写下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哀莫大于心死”。诗人对自己一生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进行了回顾。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在那些地方，他受尽陷害折磨，几致毙命。他以调侃而又自豪的戏言对自己的一生做了形象深刻的总结，这是诗人饱含辛酸的自嘲，深含着他对于生命苦难的满腔激愤。读之令人扼腕叹息，感慨不已。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病逝于常州。

苏轼辞世后26年，北宋为金所灭，宋室皇族在江南建立了新的政权。高宗皇帝在杭州阅读苏轼的遗著，尤其是那些有关国事的文章，越读越敬佩他的谋国之忠、至刚大勇。为了追念苏轼，他把苏轼的孙子苏符赐封高官。苏轼的名誉得到恢复。

南宋乾道六年（1170），孝宗皇帝赐苏轼谥号文忠公，并颁布圣旨，赐苏轼太师官阶：

敕。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睹，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海外，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长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谠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这道圣旨总结了苏轼一生的辉煌成就、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这是对苏轼的最好的赞词。

进一步了解苏轼后，笔者心里萌生了为苏轼作传的念想，但那时思想修养、知识积累不够，还不敢贸然动笔。之后几十年，随着对苏轼作品及相关资料的阅读日渐增多，对苏轼的了解越来越深，对苏轼的认识逐渐进入更深的境界，欲为苏轼作传的想法也日渐强烈。经过多年的执着努力，终于草成了这本《苏轼传》，以寄托对苏轼的敬仰之情。

本书采用实录笔法，忠于史实，选材严格，力求言之有据，不采用无史料依据的材料，不凭借想象力推理演绎、随意发挥。对于史料，作了精心挑选，选择有意义、有情趣、有教益的内容。有一些逸事、琐事，虽有情趣，但不高雅，也不录用。

本书共二十六章，主要以苏轼的人生经历为线索，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或是人生经历的某一个阶段，或是某一个重要事件，或是与某人的交往始末。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阅读本书有助于读者对苏轼的坎坷经历、思想品格、横溢才华有进一步的了解。

清代朱依真诗云：“天风海雨骇心神，白石清空谒后尘。谁见东坡真面目，纷纷耳食说苏辛。”（《论词绝句》其二）本书虽经多方考证，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呕心沥血，但由于思想修养、知识积累、写作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偏颇、疏漏和不当之处，期盼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也祈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利笔者更深入地理解苏轼，写出更准确、更全面、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苏轼。（本书中苏轼诗文校对以《苏轼全集校注》为准，苏辙诗文校对以《栾城集》为准，或与其他版本有异，谨此说明。）张国瑞2013年10月于上海碧林湾

一、孕奇蓄秀当此地——少年时期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降生于眉州（属成都府路）眉山县纱縠行（今属四川）。苏家是名门望族。据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族谱后录》记载，苏氏之先，出于高阳。东汉顺帝时，冀州刺史苏章的子孙始安家于赵郡（今河北赵县），故苏氏郡望为赵郡。苏轼在为祖父所作的行状（《苏廷评行状》）中说“其先盖赵郡栾城人也”，故三苏都自称“赵郡苏氏”，苏辙更是把他的文集命名为《栾城集》。栾城的苏家在唐朝武则天时有宰相、著名文人苏味道，后贬官为眉州刺史，卒于眉山。苏味道的一个儿子始定居眉山，是为苏轼之远祖。苏洵的父亲名序，祖父名杲，曾祖名祜，高祖名釿，元祖名泾，泾以上到苏味道之间的世次已无法查考。苏洵一共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苏轼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但他们都不幸早逝，存活的苏轼、苏辙两兄弟，后来成为苏氏家族中最著名的人物。

眉州在北宋时属成都府路，成都府路也称巴蜀，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这块美丽而神奇的盆地，西被青藏高原扼控，东有长江三峡之险，南为云贵高原所拱卫，北是秦岭巴山屏障，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美誉。苏轼曾在《东湖》诗中说：“吾家蜀江上，江水青如蓝”，可见其家乡之美丽。巴蜀域内有很多著名的自然景观，如秀甲天下的峨眉山、幽甲天下的青城山、峥嵘崔嵬的剑阁、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雄奇壮丽的三峡风光等，也有很多著名的人文景观，如武侯祠、杜甫草堂、乐山大佛、剑门蜀道、大足石刻等。

巴蜀神奇秀丽的名山大川孕育了无数的文化名人。有周代天文学家、政治家苌弘，有汉代哲学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周易数术大师、文学艺术家、语言文字学家、辞赋大师扬雄，有汉代著名辞赋家兼散文家司马相如、王褒，有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西晋史学家陈寿，有所著《陈情表》为历代所称颂的西晋文学家李密，有唐诗开拓者、海内文宗陈子昂，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有唐代著名才女、诗人薛涛（祖籍长安，出生于成都），有唐代著名诗人雍陶，有编辑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的赵崇祚，等等。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得天独厚的人文积淀陶冶了苏轼，对苏轼的成长有重要的影响。

苏轼幼年时，苏家出了一个风云人物——二伯父苏涣。天圣二年（1024），苏涣进士及第，一举成名，衣锦还乡，轰动乡里。苏涣的进士及第在眉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轼在《谢范舍人启》中说：“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途。”苏辙在《伯父墓表》中说：“（苏涣）登科，乡人皆喜之，迎者百里不绝。”又说：“一乡之人欣而慕之，学者至是相继辈出，至于今，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常千数百人，皆以公为称首。”苏涣科举成功，不仅为家族争了光，而且对苏轼兄弟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庆历七年（1047），因祖父苏序去世，伯父苏涣自京师奔丧回至蜀中，苏轼兄弟初识伯父。苏轼当时十二岁，苏辙九岁，苏涣教育他们：“予少而读书，师不烦。少长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游于途，行中规矩。入居室，无惰容。非独吾尔也，凡与吾游者举然。……尔曹才不逮人，姑亦师吾之寡过焉可也。”勉励他们勤奋读书，将来为国建功立业。

苏轼出生时，家里比较贫困，茅庐半破，家无良田，但却富有文学传统，家里有丰富的藏书。高祖苏祜，曾祖苏杲，祖父苏序，都是蜀中名士。祖父苏序虽为平民，但颇有远见，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少不喜学，举进士不中，于是索性弃学游荡，二十七岁始发愤读书，用功甚勤，他悉心研读诸子之学，最终成为北宋著名的古文家，被列入“唐宋八大家”。

苏洵为什么到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呢？苏洵力学求仕，但蜀人的文化性格与北宋朝廷的取士标准之间龃龉不合。苏洵自谓“幼而读书，固有意于从宦”，却又对应科举考试而必须学习的句读、属对、声律之学深为反感，他“少时自处不甚卑，以为遇时得位，当不卤莽”，且自命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故学此术“未成而废”，索性弃学游荡。但到了二十七岁那年，苏洵感到如此游荡虽然痛快，却不免会一事无成，便对妻子程夫人说：“吾自视今犹可学”，于是便重新发愤力学，走上求仕之路。苏洵参加了多次科举考试，却是屡试不中，最终也没有及第。人才埋没，珍珠蒙尘，这是苏洵的悲哀，更是当时社会的悲哀。

苏洵在科举考试中屡试不中，他感叹自己怀才不遇，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苏轼七岁开始读书，从小就得到父亲的严格而良好的家庭教育。苏轼晚年回忆幼年随父亲读书的情景，感觉自己深受父亲的影响。苏轼六十多岁时，在政治上再次遭到排挤打击，被朝廷贬到偏僻遥远的儋州，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又变成小孩，父亲监督自己在那儿读书。醒来之后，苏轼便写下了一首《夜梦》，诗曰：

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

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我生纷纷婴百缘，气固多习独此偏。

弃书事君四十年，仕不顾留书绕缠。

自视汝与丘孰贤，《易》韦三绝丘犹然，

如我当以犀革编。

这诗的大意是说，小时候自己太贪玩了，不知道读书，父亲监督自己读书。有一天，父亲要出去办事，给他布置了一项作业，今天必须把《春秋》读完，回来要检查。苏轼看看那日头，父亲快要回来了，而自己《春秋》读了还不到三分之一，怎么办啊！这时心里好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就好像鱼咬了钩一样难受。梦是生活的曲折反映，现实生活中一定有与梦相似的情景。试想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晚上做梦还梦见小时候被父亲严厉督促读书的情景，可想当时的严厉一定非同一般。苏宅古井

苏洵常给苏轼兄弟传授写作技法。他认为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写作倾向，文章技巧越来越讲究，但思想内容却越来越空洞。他所接触的一些读书人都“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他非常推崇颜太初（字醇之）的诗文，说他的文章“皆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如五谷必可以疗饥”，“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凫绎先生文集叙》），能解决实际问题。苏洵教育苏轼兄弟不要为文而文，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苏轼后来回忆说：“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南行前集叙》）

苏洵不但严格要求苏轼兄弟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而且也非常重视思想教育。他专门写了一篇《名二子说》的文章，叙说苏轼和苏辙取名的缘由，告诫他们将来怎么做人。苏洵在这篇文章里说，一辆车子有轮啊，有用；轮上有车辐，有用；车上有车盖，有用；车底有车轸，有用——这是最有用处的几个部件。有个小部件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叫什么呢，叫轼，就是车厢前面供人凭依的横木，立乘或表示敬意的时候用得着，大多数情况下没什么用处，可是少了这个横木，车子的结构就不完整了。苏洵说，知道为什么给你起“轼”这个名吗，是希望你像“轼”一样不要那么显山露水，为人老老实实、安守本分，你有才华，也不要那么锋芒毕露。辙呢，更有意思了，谈起车辆的功用，车辙没有份，说到车辆的祸福，与车辙也没有干系。苏洵希望苏辙在复杂的人生中善于避免祸患。“知子莫若父”，苏洵太了解这两个儿子了，他对这两个儿子名字的分析，预示了他们将来的人生道路。苏轼一辈子，吃亏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嘴巴，一个是手中的笔，说得太多，写得太多，才华太高，口无遮拦，树敌太多，招人嫉恨。苏辙比起他的哥哥来，则要内敛得多，含蓄得多，沉稳得多。

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教育，同时也赋予了他豁达超逸、开拓进取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母亲程夫人的教育对苏轼的成长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是大理寺丞（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仁惠贤淑，明识过人，志节不群。程夫人十八岁嫁给苏洵，程家富裕而苏洵家贫困。苏辙有诗句云：“我家初无负郭田，茅庐半破蜀江边。”（《次韵张耒见寄》）程夫人嫁入苏家后，执妇职，孝恭勤俭，族人环视之，无丝毫鞅鞅骄倨可讥诃状，因此族人都以之为贤。有人对程夫人说：“你的父母不是没有钱，以父母之爱，你如果向父母要，应该是没有不答应的，你为什么甘心吃蔬粝，不向父母求助？”程夫人说：“是的，以我的名义求助于父母，确实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万一让人说我的丈夫是求助于人而养活妻子，怎么办？”她终究没有向父母求助。苏洵二十七岁时，有一天，他慨然对程夫人说：“我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习将会影响生计，怎么办？”程夫人说：“我早就想说了，不要让你因为我而学。你如果自己有志学，把养家糊口的事交给我就是了。”于是程夫人把家里的服玩全部拿出来，卖了以维持生活。苏洵因此得以专志于学，终成大儒。

程夫人好读书，通古今，知治乱得失之故，常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引导儿子法先贤，树雄心，立大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苏洵早年外出游学求取功名，苏轼小时候就由母亲程夫人亲自教导，启蒙读书。苏轼读书，悟性极强，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中的要义。

有一天，在南轩，程夫人读《后汉书·范滂传》，激愤叹息。范滂是东汉时的著名政治家，他受荐于朝廷，心忧邦国，“登舟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他查办贪官污吏，铁面无私。范滂三十三岁时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捕，与名士李膺、杜密等人一起被判处极刑。临刑前，他与母亲诀别说：“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唯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意思是说：我虽被判处极刑，但弟弟仲博还能赡养大人，请母亲不要悲伤。滂母说：“你今天得以与李膺、杜密这样的贞节之士齐名，死有何恨？既然有这样的名声，又想孝敬父母，那怎么可能呢？”范滂跪着受教，再拜而辞。滂母又对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却落得如此下场）。”行人闻之，莫不流涕。苏轼在一旁见母亲再三叹息，便对母亲说：“孩儿长大后如果也学做范滂这样的人，母亲您是否赞许？”程夫人回答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苏轼从此奋励有当世志。程夫人高兴地说：“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

程夫人不仅深明大义，而且宽厚仁慈。她教育孩子不发宿藏，不残鸟雀。苏轼书房前的庭院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生机勃勃，引得许多鸟雀都来这里栖息、筑巢、繁殖。其中有一种名叫桐花凤的鸟，羽毛红绿相间，特别美丽，常常三五成群地翔集于庭院中。苏轼和小伙伴们看到这么多小鸟来家里，非常高兴。程夫人担心小孩子不懂事，伤害鸟雀，于是下令严禁儿童婢仆捕取鸟雀。由于采取了这样的保护措施，来这里安家筑巢的鸟儿越来越多，有些胆子大的鸟儿甚至把巢筑到了低矮的树枝上。苏轼兄弟和小伙伴们常常围在鸟巢边，逗弄可爱的小鸟，给它们喂食。苏轼曾经写过一首《异鹊》，深情回忆童年这段有趣的场景：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是时鸟与鹊，巢鷇可俯拏。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

程夫人这种刚柔相济的性格对苏轼的成长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在父母的严格教育下，苏轼从少年开始就注重砥砺名节，欲效东汉范滂的忠直清节，不畏斧钺，“有澄清天下之志”；他景仰本朝贤臣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奋励有当世志”，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理想。

除了父亲在学业方面的严格督促和母亲在道德方面的悉心引导，苏轼自己也以坚强的毅力与科学的方法进行学习。

苏轼读书勤奋刻苦，能下扎实的功夫。他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中曾记述他青少年时期勤奋学习的情景：“我昔居家断往还，著书不暇窥园葵。”《春渚纪闻》卷六云：“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已。”苏轼特别喜欢《汉书》，曾经将一百卷的《汉书》手抄了三遍。《汉书》的字数将近七十五万，抄写三遍，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苏轼抄写《汉书》很有讲究：最初抄写一段文字，以三个字作段落题目，第二次以两个字为题，最后只需一字为题便可概括全段大意，真正做到了记忆与理解的有机结合。有人从《汉书》中随意举出一个句子，苏轼便可由此句子开始一直背诵下去，没有一字差错，可见苏轼读《汉书》已经到了烂熟于心的程度。

苏轼八岁时，父亲送他去天庆观北极院，拜眉山道士张易简为师，在那里读了三年书。在这个清幽深冥、颇有灵气的地方，年幼的苏轼开始崭露头角。他聪明灵活，兴趣广泛，又勤奋好学，好思多问，深得张道士的喜爱。回家后，苏轼又得到父亲、伯父的精心指点，不久就会吟诗作对写文章了，一时闻名乡里。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说：庆历三年，我以童年之身进入乡校（读书），有一个从京城来的读书人，把山东人石介（守道）写的《庆历圣德诗》给我的老师看。我从旁边偷偷地看，就能背诵那诗句。（我）问老师，诗中称颂的十一人是什么人啊。老师说：“小孩子何必知道他们。”我说：“（如果）这些人是天上神仙，就不敢问知了。如果也是人，为什么不可以知道呢？”老师对我的话很感惊奇，于是就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了我，并且强调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人中之杰。”当时我虽然不全明白，但对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充满了深深的敬慕之情。

十一岁时，苏轼在纱縠行本宅南轩读书。

十二岁时，祖父苏序去世，父亲苏洵自江南返家。自此居丧读书，并教养二子。苏轼在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扣之铿然，试以为砚。苏洵以为这是天砚，乃是文字之祥。

十三岁那年春天，苏洵将苏轼兄弟送到眉州城西寿昌院读书，师从刘微之（刘巨字微之），专心学习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刘微之是当时眉州名士，很有学问，曾作《鹭鸶》诗，末云：“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他自己颇为得意，以为绝妙，时常在人前吟咏。这天刚好被苏轼听到了，年少气盛的苏轼竟向老师提出异议：“先生，您的诗句写得确实很好，但没有写出鹭鸶的归宿，不如改作‘雪片落蒹葭’如何？”刘微之听了，细细一回味，觉得确实改得妙，不禁赞叹道：“你现在可是我的老师了，我可教不了你了。”后来苏轼兄弟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刘微之赠诗云：“惊人事业传三馆，动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别无他祝，以愿双封万户侯。”苏轼兄弟两人在科举考试中同时高中，名满天下，而刘微之却终生未考上进士。

之后，苏轼也曾去过栖云寺、华藏寺读书，但大多时间都在家里读书。苏轼勤奋好学，二十岁时，已经精通经传历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他起初喜欢读贾谊、陆贽的书，后来又喜欢读《庄子》。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苏轼读书善于总结经验，下巧功夫。他发明总结了“八面受敌”读书法，即每一书分作数次读，每次只注重某一方面的问题，如第一次只注意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的问题，第二次只注意事迹故实、典章文物的问题，余可类推。如《汉书》苏轼就读过许多遍，每读一遍都有明确的目的。读第一遍，他从中学习治世之道；读第二遍，学用兵方法；读第三遍，研究人物和官制等。这样读了几遍之后，他对《汉书》各方面的内容便熟悉了，精通了。苏轼在绍圣二年（1095）《与王庠五首》其五中云：“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苏轼对历史上的重要著作就是这样分门别类地掌握了它们的内容，所以，当他写文章时，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联想起他过去的学习积累并加以发挥。

苏轼早年写的议论文，每提出一种意见，都能联系古今史实和前人论著，反复加以说明，由此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积累功夫。然而这仅仅是他文章基础的一个方面，这方面的基础使他的散文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见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却还不能说明他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艺术特点。苏轼少年时读《庄子》，感叹地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庄子文章表达的自由、联想的丰富、比喻的恰切，在苏轼当时写的《中庸论》里已初见影响。后来苏轼到汴京应试，在《刑赏忠厚之至论》里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用以说明法官要严格执法，而君主要宽厚爱人。通过省试后，苏轼去谒见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问他见于何书，他说：“何须出处？”（此据《老学庵笔记》。苏轼《上曾两制书》：“子思孟轲之徒，不见诸侯而耕于野，比闾小吏一呼于其门，则摄衣而从之。”同样是出于想当然的。）当然，在政论文里虚构历史事实是不允许的，然而这也正好表现了苏轼要求摆脱史书的束缚，更自由更大胆地表情达意的创作精神。谪居黄州以后，他阅历更广，学问更丰富，对现实的体察也更深刻，从而可以在更广阔的境界里驰骋想象，“曲折无不尽意”，庄子文章对他的影响就更显著了。

苏轼本就天资聪颖，再加上父母的精心调教和自身的勤奋好学，他少年时代写的文章就非同凡响。少年苏轼曾经在一篇习作中写道：“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意思是说，一个人有勇气摔碎价值连城的美玉，却可能被锅釜的破裂声吓一大跳；敢于和猛虎搏击，却可能在野蜂毒蝎面前惨然失色。这两句话含义深刻、耐人寻味，说明人们能够过得去大风大浪，却可能在小阴沟里翻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深刻的文字，的确令人吃惊。这两句话在文字上和思想上都已经非常成熟，这就是千锤百炼之后所获得的学习成果啊！苏洵对儿子写的这两句话非常欣赏，苏轼自己也曾在《颜乐亭诗（并叙）》、《黠鼠赋》中两次引用这两句话，可见这的确是他颇为得意的佳句。

大凡聪明伶俐之人，都容易产生自满情绪，特别是一些经历不多、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稍有成绩，便极易自满。苏轼在少年时期，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博通经史，长于作文写诗，因而饱受人们的赞赏。在一片赞扬声中，苏轼的自满情绪也越来越高。一天，苏轼手书一联，贴在自己的大门上：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那口气很大，活生生地表现出小苏轼当时目空一切的自满心态。对联贴出后，他又反复看了几遍，感到极为满意，觉得这副对联非常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没想到，几天后，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来访，自称是专门来找苏轼求教的。说着，拿出一本书来，请苏轼帮他看一看，书上都说了些什么。苏轼满不在乎地把书接过来，翻开一看，顿时傻了眼，书上的字居然一个也不认识，更不要说读懂内容了。心气高傲的小苏轼方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顿时脸红耳赤，说不出话来。他连连向老者致歉，老者含笑飘然而去。

这教训太深刻了，苏轼羞愧难当，于是跑到门前，在那副对联的上下联中各添了两个字，使对联境界为之一新，其对联改为：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横批是：学无止境

苏轼从老者无声的教诲中认识到学海无涯、学无止境的道理。从此，他发愤读书，孜孜不倦。

苏轼学识渊博，兼收并蓄。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云：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一生与道教、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因其母程氏笃信道教，庆历三年（1043），苏轼八岁时，程氏便命苏轼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读书于道观。“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众妙堂记》）苏轼十多岁时开始接触佛教。据《蜀中名胜记》卷十二《眉州》载：“栖云寺，东坡少时读书寺中。”“读书寺中”，难免接触佛教经卷。《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载：“君（苏辙）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栾城后集》卷二一《书白乐天集后二首》也说：“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庆历八年（1048），“少与辙比师先君”（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这正与“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聘释迦文”相吻合。当时苏轼十三岁，这说明早在少年时代，苏轼就开始读佛教书籍了。

苏轼被谪贬惠州时，曾在《与王庠书》中说到他少年时即欲遁世的事：“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也说：“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信也。”这两封书信，是苏轼在历经仕途险恶、备尝人生辛酸之后，又正处于困顿之中，回顾自己前半生经历时所言。这两封信真实地反映了少年苏轼思想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未步入社会以前，已在思想深处种下了逃世的种子。虽然苏轼自幼即产生了逃世思想，这种思想随着其宦海浮沉，时强时弱，时显时隐，但终其一生，他也未能弃世而遁迹林泉。为什么少年苏轼会产生逃世思想？为什么苏轼终其一生都在进与退的矛盾中挣扎而终究未能遁入山林？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苏轼在少年时期，就接受了系统而深厚的儒家教育，树立了牢固的人生信念和理想，以及儒家立身行事的准则。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尊主泽民思想，使苏轼与中国古代社会很多有志之士一样，立志通过仕途实现自己利民济世的政治抱负。尽管少年时种下的遁世思想会不时流露出来，但并未影响他对人生的终极追求，即使在极端恶劣的境遇下，他也忍辱负重，企盼着时机的好转，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苏轼就在这样进与退的矛盾中，度过了坎坷而“有益于世”的一生。

苏轼、苏辙兄弟既得天地之灵气，又得父母悉心教诲，再加上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因此学问长进很快，二十岁时已博通经书史籍，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父亲苏洵准备送他们进京赶考。赶考之前，父亲先给他们兄弟完婚。至和元年（1054），苏轼娶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为妻。王弗是青神人，青神在眉州南四十里，位于美丽的山区，有清溪深池，山巅有佛寺，涉足其间，令人有游仙寻异、超然出尘之感。苏轼时年十九岁，王弗时年十六岁。至和二年（1055），苏辙娶史氏，苏辙时年十七岁，史氏时年十五岁。【相关资料】

1.眉山刘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寿昌院，从游至百人。苏明允命东坡兄弟师之。时尚幼。微之赋《鹭鸶诗》，末云：“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坡从旁曰：“先生诗佳矣，窃疑断章无归宿，曷若‘雪片落蒹葭’乎？”微之曰：“吾非若师也。”（[宋]叶釐《爱日斋丛钞》）

2.《范文正公文集叙》云：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孔凡礼《苏轼年谱》）

二、动地文章震九州——赴京应试

自隋朝开始实行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后，有抱负的读书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有机会步入仕途，济世报国，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北宋那样的社会环境里，苏轼想要有所作为，也不可避免要走科举之路。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离开家乡眉山，赶赴北宋都城汴梁（也称汴京、东京，今河南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先至成都，拜访益州知州张方平，希望得到这位文坛宿将的举荐。张方平一见兄弟俩，深表器重，待以国士，并积极为之延誉。张方平说，文章方面，我人微言轻，此事非欧阳修莫属。张方平当即修书一封，向翰林学士欧阳修推荐苏氏父子。他以六科勉轼兄弟，并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

当时从蜀中到京城的道路有两条：一条陆路，一条水路。苏氏父子三人经由成都北上，经阆中，出剑门，经过褒斜谷曲折陡峭的古栈道，然后翻越秦岭，过大散关，经凤翔府横渠镇，扶风城，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至渑池，走的是陆路。那时候，这条路异常艰险，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曾在《蜀道难》中描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路上山高回日，深渊万仞，古木藤蔓遮天蔽日，不但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没法攀援。

虽然时令已是春天，但地处北方的崤山地区，依然是寒冷如冬。父子三人在路过陕县二陵道的时候，寒风料峭，大雪纷飞，白雪覆盖了崎岖不平的山道，道路难以辨认。为他们拉车的大马，被盖在雪下的乱石绊倒在地，折断了蹄脖，痛苦地呻吟着，不久死去。苏氏父子只得徒步在雪地里蹒跚前行。傍晚时分，他们投宿在渑池山间的奉闲僧舍。寺里的老僧不仅盛情款待了这三位远道而来的过客，而且在客人临走时，还特地将寺内仅有的一头毛驴赠送给他们。苏氏兄弟非常感动，作诗题写在寺院的墙壁上，然后骑着毛驴，在雪地里赶往渑池。父子三人风餐露宿，翻山越岭，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当时北宋王朝的都城——汴梁。

五六月间，苏轼兄弟在父亲的带领下，抵达京师，馆于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之院，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九月先在景德寺参加开封府的解试。当时科举考试分三级：解试（也称“发解试”、“州试”）——省试——殿试（元明清各朝改称为“乡试”、“会试”和“殿试”）。只有解试合格，士人才有资格参加省试乃至于殿试。苏轼、苏辙并未在家乡参加解试，所以首先必须在京城参加解试。兄弟俩凭借各自出色的才能，顺利通过了开封府解试，取得了参加省试的资格。

嘉祐元年（1056）九月，张方平调任三司使，自益州抵京师。苏洵携苏轼兄弟拜访张方平，当时，兄弟俩正在为省试备考。张方平询问苏轼兄弟的学业，与他们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合，甚奇之，馆于斋舍。第二天，张方平出了六道题想测试一下兄弟两人，自己则于壁间窥之。两人得题后，即各就座位思考。辙有疑问，指以问轼，轼举笔倒敲几案，示意此题出自《管子》。又指第二题，苏轼用笔把第二题勾掉了，认为此题并无出处。两人做完题后，呈给张方平。张方平非常欣喜，因为苏轼勾去的那道题目确实没有出处，乃是张方平故意试探这哥俩的。第二天，张方平对苏洵说：“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事见《瑞桂堂暇录》）

嘉祐二年（1057）正月，苏轼兄弟参加由礼部主持的省试。这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即主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梅尧臣、鲜于侁等充点检试卷官。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期消除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时考试的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出自《尚书·大禹谟》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意思是刑法有疑问，应当从轻；赏赐有疑问，应该从重，这就算忠厚的极致了。

苏轼就此题目作了一篇六百余字的古文，引经据典地论述了这一主旨。文曰：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苏轼围绕儒家经典中的“疑”字，论证忠厚之至不全在于刑与赏，而在于用“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文章无所藻饰，一反险怪奇涩的“太学体”，以豪迈雄健的说理，使经典之旨与作者之论相得益彰。

梅尧臣阅到这份答卷，见其见解独到深刻，文字质朴自然，笔力雄健通达，隐隐透出一股大家风采，于是大加推许，建议主考官欧阳修将其录为第一。欧阳修看了试卷也非常惊喜，欲取为第一，但又怀疑此文出于自己的门生曾巩，恐取为第一会招致非议，故决定委屈此文为第二。按照宋代科举的考试法规，为了防止考生徇私舞弊，在试卷收齐之后，先由办事员将所有考卷登记在册，然后由专人将所有考卷重抄一遍，将抄写的试卷送交考官评阅。这样，考官手里的试卷，看不到作者的姓名，更无法辨认考生的笔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公正。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苏轼在试卷中用到了一个典故，讲到尧时代，皋陶作为司法官员准备诛杀一个犯人，而君主尧却认为应该宽恕犯人，双方就此再三争论，讨价还价。用此典故，苏轼旨在说明“刑疑付轻”的道理。欧阳修一时记不起这一典故出自哪部典籍，便问梅尧臣。梅尧臣答道：“何必一定要有出处？”欧阳修却认为可能是大家都忘记了。等到拆开试卷查看考生姓名时，才知道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苏轼。欧阳修就进一步肯定地认为：“他一定有所依据，可惜我们想不起来罢了。”发榜后，苏轼前来拜谢欧阳修，欧阳修首先询问这一典故的出处，苏轼答道：“何必一定要有出处？”这一见解与梅尧臣完全吻合。欧阳修也不得不感叹苏轼的文章豪迈超群，不拘常理。其实，这一典故出自《礼记·王制》，苏轼一时误记，写成了皋陶的故事。

皋陶是舜的司法官，跟尧没有关系。欧阳修不熟悉这段历史，反复阅读苏轼的文章后，心中一直存着疑问。省试结束后，苏轼去拜访欧阳修。欧阳修便趁机问苏轼，苏轼说典故出自《三国志·孔融传》，可是欧阳修将《三国志·孔融传》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后，依旧没有找到出处。他日欧阳修又问苏轼，苏轼只好老老实实回答是自己杜撰的，欧阳修更不解。苏轼便说《三国志·孔融传》中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曹丕。孔融跟曹操说昔武王伐纣，将妲己赏了周公。曹操问可有此事，孔融答以今日之事观之，古代也应该有。他文中写的尧、皋陶之事，也是意其如此。欧阳修听后大惊，赞叹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欧阳修为什么赞赏苏轼呢？除了他的应试文章的思想内容符合欧阳修的政治主张外，还因为他的文风也正符合欧阳修所大力提倡的古文革新的要求。苏轼在《谢梅龙图说》中说：“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这也许就是此文受到欧阳修、梅圣俞等人赏识的原因吧。

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又说：“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意思是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人人都会谈论苏轼的。由欧阳修的话，可见苏轼文章之精妙及欧阳修善于识才的眼光和擢拔后进的爱心。

弟弟苏辙也顺利通过省试。过了几天，苏轼父子三人凭张方平等人的推荐信谒见欧阳修，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并以书启谢欧阳修、梅挚、王珪、范镇、韩绛。

嘉祐二年（1057）三月初五，仁宗皇帝御崇政殿主持殿试。苏轼的春秋对义考了第一，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赐进士及第。弟弟苏辙也顺利通过考试，赐同进士出身。兄弟两人同科进士及第，轰动京师，名扬天下。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古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就是说五十岁中进士都不算老，苏轼兄弟俩真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得志啊！

这年四月七日，苏轼的母亲程夫人突然病故，噩耗传来，父子三人仓皇离京，回乡奔丧。苏轼父子返家后，把程夫人安葬在眉山安镇乡可龙里老翁泉旁，这里山环水绕，泉水淙淙，地势雄壮，风景优美。苏轼和弟弟依例为母守制。按当时的礼制，苏轼和弟弟须为亡母居丧守礼两年零三个月（27个月），即所谓的“守制”或“丁忧”。

嘉祐四年（1059）十月，守丧期满。苏轼兄弟侍奉父亲离开眉州，赴京师。这次离乡赴京，选择的是水路，他们搭船沿泯江，经嘉州，穿三峡，下江陵，再转由陆路入京。所不同的是，这次赴京队伍庞大，苏轼兄弟两人携妻子随同前往。时序三秋，天高云淡，清风送爽，苏轼站在船头欣赏风景，心中感慨良多。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旅途中最好的排遣方式便是将沿途所见的山川美景及自己的独特感悟诉诸笔端。苏轼写下了《初发嘉州》、《江上看山》、《屈原塔》、《江上值雪》等诗。岁末至江陵，父子三人一路诗酒流连后写成的一百篇诗文汇集成《南行前集》，苏轼写了序言。（嘉祐六年，苏洵父子汇集江陵至京师途中所作诗赋五十二篇编为《南行后集》，苏辙作引。）更令苏轼高兴的是，在旅途中，长子苏迈降生。

嘉祐五年（1060）二月，三人到达京师，寓居怀远驿。苏轼被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主簿是佐助知县典领文书、办理具体事务的九品小官。两人均未赴任，因为欧阳修、杨畋赏识苏轼兄弟的才学，推荐他们参加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制科考试。制科不同于三年举行一次的进士、明经一类的常科，它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制度，倘若被录取优等，就可以获得较快的擢拔提升，故俗称为“大科”。参加制举考试的考生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然后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参加皇帝主持的考试。制科开设次数极少，两宋三百年历史中，只举行过二十二次制科考试；资格审查也极为严格，能够参加考试的人很少，能够考中的就更少，考中而成绩优异者则少而又少。宋朝三百年中考中制举的只有四十人左右，而考中进士的则有将近四万人，相差近千倍。

苏轼所应考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贤良方正”是说文学出众、道德端正，“直言极谏”是指善于策论，勇于给皇帝提意见。当时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知制诰沈遘。

按照考试要求，苏轼事先向朝廷进《策》，答《策问》，并呈交了《中庸论》、《秦始皇帝论》、《汉高祖论》、《魏武帝论》等总共二十五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其原因，提出了今后施政的建议。苏轼呈上的策论切中时弊，汪洋恣肆，再一次得到了仁宗皇帝与司马光等考官的赏识。次年（1061）九月，“大科”考试的六篇文章，苏轼写得“文义灿然，时以为佳”。考试结果公布，苏轼的对策考被列入第三等，这是极高的荣誉。按照宋代制举等级的惯例，一、二等都是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自从北宋开设制举以来，只有吴育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获得第三等，其他人都在四等以下。因此，苏轼得第三等实属破天荒的好成绩。随后，他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从此，苏轼便正式开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仕宦生涯。弟弟苏辙获得第四等，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相传，当时仁宗喜悦地对皇后曹氏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相关资料】

1.老泉携东坡、颍滨谒张文定公，时方习制科业，文定与语，奇之，馆于斋舍。翌日，文定公忽出六题，令人持与坡、颍，云：“请学士试拟。”文定密于壁间窥之。两公得题，各坐致思。颍滨于题有疑，指以示坡，坡不言，第举笔倒敲几上，云：“《管子》注。”颍滨疑而未决也。又指其次，东坡以笔勾去，即拟撰以纳。文定阅其文，益喜。勾去一题，乃无出处，文定欲试之也。次日，文定语老泉：“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瑞桂堂暇录》）

2.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二人。子瞻兄弟后出入四十余年，虽物议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3.欧公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为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公问：“‘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操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宋]杨万里《诚斋诗话》）

4.颍滨尝语陈天倪云：“亡兄子瞻及第调官，见先伯父，问所以为政之方。伯父曰：‘如汝作《刑赏忠厚论》。’子瞻曰：‘文章固某所能，然初未尝学为政也，奈何？’伯父曰：‘汝在场屋，得一论题时，即有处置，方敢下笔，此文遂佳。为政亦然。有事入来，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了而后行，无有错也。’至今以此言为家法。”伯父即提刑涣字文甫者，事见《语录》。（[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九《刑赏忠厚之至论》注）

三、应似飞鸿踏雪泥——出仕凤翔

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判官，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掌管文书，佐助州官。按照北宋官吏任职惯例，只有相当资历的官员才能担任知府的助理官，而苏轼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小伙子刚入仕途，就担任这个比较重要的职务，主要是由于他在进士、制科考试以及文章写作方面出类拔萃的表现。

十二月，苏轼离京赴任，苏辙送到离京城一百四十里的郑州西门之外，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告别。苏轼赋《留别诗》寄给苏辙，诗曰：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日后，苏轼把此诗收集在自编的《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以示对手足之情的珍视。

苏辙返回京城汴梁后，难忘眷眷手足之情，写了《怀渑池寄子瞻兄》寄赠。诗曰：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苏辙十九岁时，曾被委任为渑池县的主簿，但因为准备参加制科考试而未赴任。所以，苏辙在《怀渑池寄子瞻兄》中说：“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苏辙自己注释：“辙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在写这首诗的五年前，苏轼、苏辙兄弟两人由蜀中赴汴京应举，途经渑池，留宿寺院，并在寺院墙壁上题诗。苏辙在诗中感慨，这些经历真是充满了偶然。如果说与渑池没有缘份，为何总是与它发生关联？如果说与渑池有缘份，为何总是无法驻足稍长时间？

苏轼写了《和子由渑池怀旧》诗，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苏轼看了苏辙的诗，进一步对人生抒发了一段议论。苏轼认为，人生充满了偶然。不仅具体的生活行无定踪，整个人生也都充满了不可知。对一个人来说，为了谋生，为了读书，为了应举，为了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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