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建国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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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试读：
摘要
中产阶层崛起的过程，往往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深刻转型的过程，其间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生态对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往往造成不同方向的影响。沿着这一思路，本研究力图拓宽研究视野，将社会变革的多维因素纳入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分析中来。对此，本研究从本土化入手，构建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分析框架，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全国社会调查（NSS）、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01～2011年间的调查数据，对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状况与影响机制展开了分析。研究发现：中产阶层社会意识呈现乐观与焦虑交织的特征。中产阶层虽然受益于经济发展，持有强烈的发展获益感受，但是在民生压力、社会公平、社会冲突、主观地位认同等方面，持有并不乐观的判断与感受。从政治态度来看，中产阶层对民主、政府工作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识较之其他阶层更为积极，但是这种积极并非激进，而更具有改良色彩。研究进一步发现，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变化较少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社会流动状况对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有着显著的影响。另外，体制分割与利益受损状况对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如果将中产阶层视为影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的话，本研究结论支持如下判断：当前和未来中期，中国社会发展虽然面临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的挑战，但是不太可能引发大的社会动荡，因为中产阶层的占比越来越大，其将起到更好的稳定器作用；同时国家也应对其投入更多的关注与扶持。
第一章 绪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对中产阶层[1]问题研究给予关注，进入90年代尤其是世纪之交以来，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快速崛起，这一研究领域更加引人关注。中产阶层崛起究竟会对政治社会秩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也是本研究的理论关照和现实关怀所在。
一 研究背景
（一）问题提出
市场转型必然引起社会结构变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主要表现为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因此，转型社会学不能不把阶级及其演变的问题列上自己的日程表，不能不对随着市场转型而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阶级群体和阶级关系加以分析。[2]因此，20世纪后期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发生的阶级变化，尤其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迅速变化和改变的阶级阶层结构，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因为中国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将过去西方市场化进程中上百年的工业社会阶级演变在一个较短的压缩时空中展现出来，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研究领域。其中，中产阶层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议题，这不仅因为中产阶层的崛起对于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更是因为在比较了一些国家或地区（如拉美与东亚）的成败得失经验的基础上，[3]研究者将得出的研究结论用于中国进行检验。其中，围绕中国中产阶层，研究者的研究内容涉及中国中产阶层成长及其机制，中产阶层发育程度，中产阶层结构与特征，中产阶层经济社会功能，等等。概括来看，对于目前中国中产阶层成长研究，有以下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种判断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中国中产阶层已经形成，虽然研究者对于中产阶层的规模界定存在着分歧，但是无论在经济地位、生活方式，还是在价值取向以及社会意识等方面，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总结出中国中产阶层的特征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4]
第二种判断认为不论基于哪一种维度，都可以越来越清晰地观察到中国中产阶层在稳定扩张而且扩张速度在逐步加快。现实中已经客观存在着中产阶层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但是在其内部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各个群体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大于一致性，[5]因此还无法概括出中国中产阶层的普遍特征。虽然人们可以从研究中分辨出中产阶层，但是因为其内部离散，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感知到中产阶层的整体存在与影响。
第三种判断认为在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事实上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只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先富起来的群体，中产阶层这一概念是媒体虚构出来的，[6]与其说这些先富起来的群体是中产阶层，倒不如说他们是富裕阶层更为准确。[7]
总体而言，上述三种研究取向都未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现实——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崛起了一个带有中产阶层特征的新兴群体。但是，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初步形成了中产阶层，研究者存在着分歧。比较而言，第一种判断认为中国中产阶层已经成长起来，并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特征。第二种判断认为中产阶层成员已经出现，并且群体性的特征已经形成，但是整个阶层的特征与作用尚不明显。第三种判断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中产阶层在中国还是一个虚幻的群体。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还是倾向于这样的结论：在中国一个规模可观的中产阶层已经出现，并且能够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与消费领域。
中产阶层研究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热点领域，研究者对它给予了持续的关注，这表明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对此，本课题试图展开研究并回应现有的研究观点。在研究的切入点上，本课题选取的是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选择这一切入点是为了探讨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状况。在已有研究中，研究者从经济地位、生活方式、社会意识及价值取向等不同维度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展开了研究。综合来看，一个阶层形成的重要标志是阶层意识的形成。以往多有涉及中产阶层意识的研究，并形成了两种经典的研究立场：一是认为中产阶层在社会政治态度上温和保守，属于“政治后卫”；二是认为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激进变革，这源于他们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阶级特质，因此当中产阶层壮大之后，传统社会政治秩序会受到挑战，从而导致社会政治变革。
事实上，无论研究者认为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是温和保守还是激进变革，只要中产阶层表现出他们的阶级意识，就意味着该阶层已经形成并开始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影响。那么，对于崛起的中国中产阶层而言，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究竟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又是什么样的影响因素左右着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作答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反观该阶层的成长状况，而且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正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研究意义
在以往社会分层研究中，同一阶层成员是否具有共同的阶层意识，形成相互的群体认同以及一致的主观地位认同，并在此基础上产生阶层行动，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同时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8]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中产阶层的主题经历了几次转换，但是其社会政治态度是一个不断被重视的领域。[9]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便兴起了对中国中产阶层的讨论，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大量西方理论思潮传入国内，而当时在西方理论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尤为盛行，其中新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中产阶层的争论以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修正，使得中产阶层成为讨论的核心内容，中国一些理论家和研究者受此影响也开始关注中产阶层问题。这一时期，一些研究者认为中产阶层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力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样的观点开始受到批判，认为它与现行社会制度不相符合，这使得学术界对中产阶层的研究一度沉寂。总体来看，80年代理论界对中产阶层的讨论带有明显的阶级分析视角和政治民主倾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中产阶层的讨论日益升温，其中中产阶层的规模与结构成为讨论最集中的话题，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产阶层开始出现，这重新吸引了一批学者开始对中产阶层进行研究，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时期研究者用其他一些词语来代指中产阶层，如“中间阶层”“中间阶级”“中等阶级”“社会中间层”“中等收入者”，等等。与80年代不同，这一时期对于中产阶层的研究摆脱了阶级分析的取向，而更具有社会学的色彩，研究内容更多涉及中产阶层的标准、中产阶层的规模、中产阶层的消费与生活……这些话题既是公众中的热门话题，也是学界讨论的重点。总体来看，研究者集中论证中产阶层具有正向的社会功能，是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正是政府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因此，这样的研究是富有成效的，党和政府的文件开始采纳这些研究者的观点。例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而把培育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确定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之一。在学者看来，中等收入者就是中产阶层，只是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的回避没有直接提中产阶层而已。
在进入新世纪之交头10年的后期，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讨论，开始转向中产阶层的文化与政治，其中一个重点议题就是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产阶层在中国的规模越来越大，中产阶层的兴起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越来越引发学者的思考。虽然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讨论过，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氛围的禁锢，并没有充分展开讨论。在中国中产阶层已经成长起来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则更加“接地气”了。同时，执政党也需要了解这支势不可当的中产阶层队伍的社会政治态度。这一时期的研究观点纷呈：有人认为中产阶层是推进政治民主的力量，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10]也有人认为中产阶层受益于现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他们没有理由反对现行的制度，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11]还有人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等等。[12]
社会政治态度研究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研究的新的走向，其意义是突出的。一方面，中产阶层的兴起及其影响，是每一个转型国家需要思考的重大命题，亦是国家政策体制调整的重要逻辑出发点。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已越来越被人们感受到，他们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那么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产阶层的兴起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形成机制又是什么，这是本课题研究的现实关怀所在。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对于中产阶层社会意识与政治态度一直存在分歧，究竟是温和保守还是激进变革，学者们讨论不休。这也表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是需要持续推进的研究命题。
二 文献综述
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究竟是温和保守还是激进变革，这是中产阶层研究由来已久的分殊，这一分殊背后则是对中产阶层究竟是不是社会的“稳定器”这一基本命题的探讨。总体来看，以往研究文献对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探讨极为丰富，这种探讨不仅源自学术探讨的驱动，而且源自对社会重大变革的思考。
（一）西方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回溯
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研究在西方源远流长。概括来看，在长期的研究中，形成了三种基本观点：一是温和保守，二是激进变革，三是异化。[13]
1.温和保守
温和保守是西方学者对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基本立场，源自这一立场，中产阶层往往被视为社会的“稳定器”。这一理论立场历史悠长，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时期的托克维尔、凡勃伦、李普塞特、丹尼尔·贝尔等众多思想家均持这一立场。
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之源”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比较了不同政体的特点与优劣，认为其中最具稳定性的是共和政体，因为它是以中产阶层为社会基础的。“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层）——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层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样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同时，他们既没有因过多的财富而带来的奢纵和不服从统治、不讲纪律的品性，又没有因财富缺乏而带来的卑贱自弃。他们“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无过不及，庸方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另外，中产阶层富于理性，惯于计算，习于契约，这使得他们形成了理性的习惯，在政治和哲学领域里显得比富人更有理性的智慧。因此，“唯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14]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中产阶层不多不少的财富使他们具有中庸的品德和保守稳定的阶级性格，这种阶级性格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这对于后世社会学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15]如托克维尔认为中产阶层以职业为天职，具备勤奋节俭、知识水平较高、理性、权利观念强、平等自由民主意识突出、信守法律、热心公共事务等人格特点，以及其在社会分层中的中间地位和流动性，都在不同层面增强了其物质创造力和精神影响力，在社会上扩散了人们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信任。另外，中产阶层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了中间地带，能够对上下两个阶层起到缓冲和制衡作用，既可以防止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和一盘散沙，又可以防止政府专权以及对个人自由的不当干预和直接侵犯。正是源于这样的社会位置，中产阶层对现有的社会秩序与稳定抱有强烈的认同。另外，在所有阶层中，富人财产很多，财产对其魅力下降；穷人财产很少，幻想改变困境，甚至寄希望于动乱或革命来改变这一状况，即“只有没有什么可失的人才会起来造反”。但是，“既不豪富又不极贫的小康之家（中产阶层），却对自己的财产甚为重视，因为他们离贫穷并不太远，深知贫穷的痛苦，并害怕这种痛苦……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家产更多一些，所以对家产给予不断的关心；他们通过夜以继日的努力使家产增加，所以对家产更加依恋”。[16]中产阶层对财产的激情“表现得最为坚定和执拗”，把财产损失视为“最大的灾难”，所以他们是反对动乱和革命的天然力量。可以说，设法增加财产是中产阶层的追求，因而他们没有心思、时间和精力去做造反、革命之类的极端事情。总体来看，中产阶层对物质财富的爱好是推动消费增长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精神动力，同时也对社会安定提出了直接要求。“追求物质财富的激情，本质上是中产阶层的激情”。不只如此，这种激情还从中产阶层向社会的上层和一般老百姓扩散，而满足这种激情就“需要秩序”。所以，中产阶层是希望并维护社会稳定的天然力量。
凡勃伦和西美尔持有同样的观点。在凡勃伦看来，中产阶层作为富裕阶级（有闲阶级）的一部分，生来就是保守阶级，其保守性有利于社会稳定。[17]西美尔指出，一个以中间等级（中产阶层）占多数或优势的社会是可持续的社会，并且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社会；在该社会中，“中间等级起到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缓冲地带和防震垫不知不觉地接受、缓和和分散在事态迅速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整体结构的种种震荡”。中产阶层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稳定社会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它介于社会上下两个等级之间，它天然地就是一个中间斡旋阶级；同时中产阶层又是一个流动的阶级，下层阶级的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上升到社会中层，上层阶级的人退化后也可以滑落到社会中层，这样表现为中产阶层“不断地与其他的两个阶层进行交换，并且由于这种不间断地上下波动，就产生界线模糊和种种持续不断的过渡”。这种流动性不但保持了各阶层的活力，也不断地充实了中产阶层，让社会既有弹性又相对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分化的现实社会中，如果有较强的中产阶层作缓冲过渡，社会变迁就往往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而不会动摇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根本制度；相反，如果没有中产阶层的存在或中产阶层弱小，社会变迁一旦发生，其态势往往是迅猛激烈的，甚至发生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从根本上动摇甚至摧毁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根本制度。[18]
李普塞特对中产阶层的稳定功能也多有论述，他认为“一个社会若分化为多数贫困潦倒的大众与少数养尊处优的精英，那它不是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就是导致暴政（以大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19]对此，他认为，“随着财富的增长，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从以庞大的下层阶级为根基的狭长的金字塔形转变为中产阶层日益壮大的菱形。强大的中产阶层通过支持温和的民主党派、遏制极端团队，来缓和冲突。”[20]总之，中产阶层成员往往更遵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21]
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中的中产阶层多有研究，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美国以至西方世界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阶级特征是从事体力劳动和非技术工作的蓝领工人阶层不断缩小，而以专业知识为武装的中产阶层占据优势位置；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以及各种管理服务人才等中产阶层成员成为各个领域的实际领导者和管理者，并与政治统治集团结成同盟。[22]他断言，美国不仅是一个白领社会，而且完全是一个中产阶层社会。随着社会进入富裕的中产阶层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虽然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社会问题，而且冲突已经被控制在制度化的调节轨道上，所谓革命理论、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已失去了动力，没有了市场。在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共识（即对福利国家的接受，对分权的期望，对混合经济体制和政治多元化体制的肯定）已经达成。从这个角度讲，意识形态的年代已经终结。[23]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更加注重成就自赋的中产阶层社会，社会等级的分隔线从来不是封闭的，人们更多的是通过个人奋斗去谋求地位的改善，而较少诉诸成本高昂、前景未卜的集体政治斗争手段。
另外，丹尼尔·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是中产阶层务实政治主导的社会。政治斗争注重的是物质利益上的讨价还价和妥协容忍，而很少会为了激进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进行殊死搏斗。后工业社会的阶级斗争，与其说是经济企业里劳资之间的冲突，倒不如说是各种有组织团体为了影响国家预算而进行的拔河比赛……政治问题就变成了金钱分配和税收令。[24]正是由于中产阶层具有这些稳定社会的功能，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产阶层的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终结的一种标志和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稳定的一种保证。[25]概括来说，西方对所谓中产阶层稳定功能的论述虽然千差万别，对于其发挥稳定功能的原因的论述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认为中产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是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平衡力量，是劳资之间的缓冲器，是跨越阶级对立的桥梁，是缓和阶级冲突、协调和平衡不同阶级利益的中介。[26]
2.激进变革
在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中，与温和保守观点截然相左的另一基本观点认为中产阶层持有激进变革的社会政治态度，这是在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中影响甚广的观点，也是中产阶层作为传统社会秩序颠覆力量的最有力的理由。
中产阶层一词源自近代英国，在当时的贵族阶级看来，中产阶层与“不安分”“反叛性”“颠覆性”联系在一起，他们“因手头有了钱，就开始不安于政治上的无权”。[27]这些新兴的中产阶层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越来越借助于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去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对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和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了日趋严重的挑战。[28]因此，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秩序而言，随着新兴中产阶层的逐步壮大和崛起，中产阶层越来越表现出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并逐步发展成为颠覆性的革命力量，最终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以中产阶层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统治政权。不但如此，在现当代不少发展中国家，把不满政府当局的社会下层群众组织起来的往往是新兴的中产阶层，他们不但是现行社会的颠覆性力量，而且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29]
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产阶层的功能进行了思考。他指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层，此即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30]在亨廷顿看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旧的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二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真的有参与政治的愿望。[31]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社会精英和社会势力的重要构成之一就是新兴中产阶层。于是，新兴的中产阶层往往会创造和利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和动员社会大众，设法谋求其他社会集团（包括农民、城市无产阶级、军队）的支持；一旦这些社会集团特别是农民的经济社会状况达到一定的限度，中产阶层诉诸革命并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需要注意的是，亨廷顿是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而得出的上述结论，对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或已经成熟的中产阶层，他则认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32]
古尔德纳同样倾向于认同新中产阶层具有颠覆现行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特征。他认为，新中产阶层主要由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构成，是精英主义者，他们以其专业知识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其力量正在上升和不断增长之中。虽然新中产阶层有其缺点，比如追求个人利益，但无疑是“一个有瑕疵的普救阶级”。从长远来看，随着新中产阶层的加速壮大，社会将发生变革，新中产阶层终将取代旧阶级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古尔德纳认为，无论是20世纪初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还是20世纪中期越南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知识分子的“新中产阶层”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毫无疑问，老布尔什维克的高层中绝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中产阶层”；越南的知识精英在革命中“也扮演着领导角色”。在古尔德纳看来，新中产阶层的革命力量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导致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新中产阶层取代旧阶级成为经济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二是新中产阶层发展出了有效保障自己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战略，就是与广大工人阶层、无产者及农民结成联盟，激化群众与旧阶级之间的矛盾，然后再领导这个联盟去反抗旧阶级及旧阶级在旧的社会秩序中的霸权地位。三是新中产阶层是一个文化资本家阶级，拥有多种文化、语言和技术，特别是拥有能有效扩展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四是新中产阶层是一个有着批判式言语群体的新阶级，它更进一步确立了新中产阶层的精神权威，并促进了其阶级内部的团结。[33]以上这些方面的特性，决定了新中产阶层将会像传统的资产阶级那样逐步崛起，不断巩固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加速推动旧阶级的进一步衰亡，从而最终完成新中产阶层的“革命”进程，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
3.异化
西方关于中产阶层异化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中产阶层走向政治偏执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的现象；二是研究中产阶层走向政治冷漠和疏离的现象。[34]
在中产阶层政治异化方面，最早引起学者关注的是中产阶层政治偏执狂热的政治极端主义的现象。戴维·萨泊斯认为中产阶层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民粹主义，其极端表现就是法西斯主义，因此，法西斯主义就是“中产阶层主义”的极端表现。[35]中产阶层实际上就是那些拥有少量财产而又想成为独立阶级的商人、机械师、农场主等小资产阶级人员，他们提倡一种承认私有财产、利润和竞争的制度，但其基础又与（大）资本主义的构想完全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大企业，或者说反对现在所谓的（大）资本主义。他们的经济不安全感使其希望国家保护他们免遭大资产阶级的挤压，同时他们也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人阶层运动。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的大背景下，德国中产阶层面临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感到了强烈的地位恐慌，很自然就选择了民粹主义的道路，既反对（大）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民粹主义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3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层彻底异化沦为法西斯主义最肥沃的社会温床和阶级基础。
在萨泊斯看来，德国中产阶层走上支持法西斯主义道路是中产阶层对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的一种极端主义反应。和萨泊斯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李普塞特。李普塞特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中产阶层的极端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大工会的中产阶层运动；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有产的中产阶层运动。李普塞特强调，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中产阶层多是城乡自营职业的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作为正在没落的阶级，对在现代化大工业社会中所遭受的经济压抑和社会压抑心存不满，寄希望于用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等非理性的激进意识形态方式和制度来直接管理国家以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来削弱大资产阶级集团和大劳工组织的力量，从而恢复早先中产阶层拥有的经济安全感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李普塞特看来，呼唤和参加极端主义政治运动是中产阶层对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一种反应。作为中产阶层的极端主义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往往最容易在既有大规模资本主义又有强大的劳工运动的国家出现。[37]
关于中产阶层走向政治冷漠、政治疏离这一异化现象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米尔斯，他对美国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因政治无力感而导致的政治异化作了详细的分析。米尔斯指出，自从新中产阶层在人数上超过老中产阶层之后，他们的政治角色就一直是人们疑虑和争论的对象。在他看来，新中产阶层是普遍异化、冷漠疏离、消极无为的“政治局外人”。“今天美国社会结构的有代表性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系统地形成并维系着对社会和自我的异化。”[38]一方面，以个体公民为中心，人们以往希望增加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但扩大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正发生改变，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下降。另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希望无产阶级政治觉醒、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影响也日渐式微；人们所能感觉到的是在巨大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个人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距离越来越远，个人的政治无力感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冷漠是美国政治的最切合实际的表现形式，只有一半多一点的选民参加投票，而且参与投票的人很多只是走形式而并非真的关心政治。实际上，美国大众普遍政治冷漠并回避政治问题，而新中产阶层的政治冷漠和疏离与其他阶级并无多少区别。与其他普遍冷漠的美国大众一样，中产阶层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动派；他们是逍遥派，是政治的局外人。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其新老两翼，中产阶层都无法在忠诚、要求和希望方面形成共同的符号特征。作为新中产阶层的白领，他们从未参加过任何经济斗争，他们甚至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缺乏最起码的意识，他们没有感到自己面临任何尖锐的危机，不能向他们提出诸如政党、工会和阶级关系这类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同质的阶级。在米尔斯看来，由于新中产阶层缺乏团结，没有机会成为独立的集团或政党登上政治舞台，致使明显的中产阶层运动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并不存在。新中产阶层也没有公共地位，在政治上缺乏热情和目的，如果参与政治斗争，他们最多也只是站在大局已定的胜利者尾巴之后的“政治后卫”。[39]
（二）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状况
正如前文所述，世纪之交以来，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开始转到文化与政治领域，其中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概括来看，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研究者所持有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个观点描绘的是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温和特征。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将中产阶层视为社会的稳定器，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学家有陆学艺、李强、孙立平、周晓虹等人。陆学艺认为中间（中产）阶层规模大的社会是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的，因此中间阶层有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缓冲社会矛盾等多方面的积极功能。[40]周晓虹认为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基石，中产阶层是维护中国政治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41]孙立平认为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42]李强指出在任何社会中，中产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43]总之，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中产阶层对于现任政府和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评价较为正面，与其他阶层并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中产阶层没有改变现状的强烈动力。虽然，中产阶层批评指责当前住房、医疗、教育以及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但是并非意图攻击改变现有政治制度和秩序，而是企图影响政府决策者调整、修改或强化相关政策，从而进行更多的干预和管理。他们的国家权威意识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度并不低。[44]此外，中产阶层也倾向于认为当前国家的各项制度是公平的，不倾向于认为致富的社会原因是“非法致富”或“不公平竞争的致富”，但在对政府的态度上，则表现出对政府不当行政的反对态度。[45]
第二个观点论证了截然不同的中产阶层政治态度——与其他各阶级阶层相比，当前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批判意识渐趋显化，政治态度也并不保守。其中，新中产阶层更具有社会批判意识，更对政府和社会制度抱有怀疑心理，对政府工作的要求可能更严格，这是对现有社会的稳定运行形成潜在风险的原因。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会是社会的稳定器，把扩大中产阶层当作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的观点并不可靠。[46]中产阶层的崛起往往伴随着与该阶层有关的社会冲突的蔓延，因此中产阶层的崛起往往意味着社会政治变革力量的出现。另外，在社会政治态度的引导上，中产阶层开始占据主导权，尤其是新中产阶层。虽然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却拥有权力资本和技术资本，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不但继续再生产着自己的权力和技术技能，而且再生产着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和社会舆论。从职业上说，中产阶层本身就是知识的生产、使用和再生产者，也是媒体和大众传播的主要操作者和受众。相对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而言，新中产阶层的受教育程度等决定了其对媒体的依赖性和易接收性；相对于业主阶层和老中产阶层而言，他们的工作内容和精神追求容易与社会意识相关。虽然他们的经济收入远远高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但其改善生活状况的心理预期也远高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近些年城市房价飞涨、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居高不下，大大阻滞了他们迅速提高生活水准的期望的满足；新就业的大学生，虽然成为白领，但其工资水平与所预期的人力资本回报相距甚远；另外，新中产阶层对腐败现象的敏感性，也增加了他们的“愤青意识”。这一切都是他们对现有社会的稳定运行形成潜在风险的原因。[47]
第三个观点则分析了当前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内部差异。如果说前两个观点对于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分析是基于中产阶层整体的话，那么一些学者的研究则指向了中产阶层的内部。例如，有研究指出，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与党和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会利用与党和政府的联系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同时，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享受着党和政府给予的利益，因此他们对政治体制有着更多情感上的认同。另外，由于在体制内部门工作，这一部分中产阶层往往有着较为强烈的政治主人翁意识，他们在政治态度上比较积极，关心党和国家大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由于缺乏与党和政府的联系，并且他们的经济地位主要来自市场机制，所以他们与国家权力的联系较为松散，当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也没有可以利用的政治关系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只能依赖法律武器寻求保护。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体制外的中产阶层选择了沉默，这与他们在政治事务上的冷漠态度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缺乏与党和政府的联系，也缺乏那种主人翁意识，所以他们的政治态度比较消极与被动。[48]
（三）研究走向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于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学者结论不一，这表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形成是复杂的，当然也表明站在不同的角度往往会得出相左的观点。正如赖特所指出的那样，中产阶层是很复杂、很矛盾的群体，他们的物质利益与资本家和工人都有关系，因此在不同情境和地位中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态度。因此，研究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不能仅仅分析其是保守还是激进，应更多深入思考其何以可能，即从争论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表现维度，转变为分析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中产阶层会彰显出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态度，才更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对此，一些学者注意到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元的，并且是随着社会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中产阶层既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器”，拥有不断增强社会稳定的力量，有效地缓冲和调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颠覆器”，影响现行社会制度的稳定，轰然或悄然地危害现行国家政权，变成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掘墓人”；还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异化器”，或政治冷漠，成为消极无为而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局外人，或政治偏执狂热，沦为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的社会温床甚至中坚力量。因此，简单地认为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温和保守或者激进变革，都会有失全面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因此，从文献综述中本研究得到的启示是，不仅要思考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层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态度，更要回答在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态度是如何形成的。正如有研究者所提出的：对于中产阶层功能的探讨，更应分析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产阶层会彰显出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功能。因为，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和集体行动的可能，受包括宏观因素（社会结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承、制度环境等）与微观因素（社会心态、社会情绪等）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49]这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社会情境下，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会表现出差异，同时，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也存在内部的分化。就中国中产阶层而言，中产阶层兴起于社会转型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其社会意识与政治态度，必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利益格局、政治文化体制等多变量的影响，而这正是本研究拟重点探讨的问题。在这个分析思路下，对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进行研究，探讨中产阶层的崛起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更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 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一）经典理论视角
关于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究竟是温和还是保守，学者长期以来形成截然不同的观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持的理论视角不同。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一直以来就有冲突与功能这两个基本的理论范式。就冲突理论而言，其强调的是中产阶层冲突的一方面，视中产阶层为变革、激进、前卫的力量；就功能理论来看，则看到的是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平衡、缓和功能，视中产阶层为保守、温和的力量。视角的不同导致结论存在差异，不过对于学者而言，同一社会阶级内部的成员是否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相互的群体认同，以及一致的社会政治态度，并在此基础上产生阶级行动，这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争论激烈的问题。[50]
那么，一个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呢？概括来看，上述分歧主要表现为社会分层理论两大流派之间的差异。
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客观经济地位决定着主观意识与态度。[51]依据客观经济指标划分出的阶级被称为“自在阶级”，即在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着的阶级群体，当这些阶级的成员意识到了自身利益，并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时，“自在阶级”就转变成为“自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成为“自为阶级”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进行阶级意识的启发和组织动员。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认为，客观经济指标划分出的阶级阶层必定具有共同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政治态度。
二是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相左，韦伯主义不太赞同客观经济地位决定主观意识的观点。在韦伯的三维分层理论（经济分层、声望分层和政治权力分层）中，依据客观经济指标（人们在市场中的位置——市场能力）划分的阶级，与依据价值认同分类的身份群体可以是不一致的。在韦伯看来，人们的身份认同和社会政治态度更多地取决于身份群体归类（声望分层）而不是阶级归类（经济分层），主观意识与客观经济地位之间没有必然的、决定性的联系，当然更不可能形成所谓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52]
对于上述社会分层研究中阶级意识究竟如何而来的分殊，社会学家似乎难以得出非此即彼的论证。一方面，不少研究者的研究发现，依据客观指标划分的阶级与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即阶级归属对人们的价值态度有一定的影响。[53]但是，二者的联系只是一定程度存在着的，并非绝对，这些研究者也难以证明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马克思所说的“自为阶级”——有着共同阶级意识并采取阶级行动的阶级群体。另一方面，还有许多研究者发现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并不是完全取决于他们所处的阶级位置，同时也受到其他的身份归属（如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及社会政治团体等）和行为实践（如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的影响。[54]因此，阶级归属（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价值态度之间的关联程度，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社会政治情境下都会有所不同。
总体来看，对于阶级意识何以可能的研究，存在着上述两大理论视角的分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当代社会的多元化特性使阶级结构决定主观意识的理论失效，阶级归属不再是影响人们主观意识的重要因素；另一方则强调，尽管身份多元化倾向在发展，但阶级归属仍然是影响人们价值态度的关键性因素。
（二）理论视角本土化
综上所述，经典理论为研究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是，由于国情不同，中产阶层的特征也会有所差异，从而导致中产阶层的功能迥异。例如，托克维尔对美国和法国中产阶层的不同功能进行了比较。在美国，中产阶层酷爱财产所有权，追求财富增长，同时富有职业伦理和公共精神，以职业为天职、勤奋节俭、爱国、权利观念强、平等自由民主意识浓厚、信守法律（“爱法律如同爱父母”）、热心公共事务和民间社团活动，并有基督教这一“教条性”普遍信仰的规范和约束，因而本能地信守社会秩序，自然地希望社会安定，是社会的“稳定器”。而在法国，中产阶层崇尚“空谈”，大肆鼓吹“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抽象而普遍的观念与理论，热衷于以简单化、理想化、绝对化、普遍化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批判、对未来进行空想，鄙视改良道路，鼓吹彻底的改造和“革命”，因此中产阶层最为激进，自然就成为社会现行制度的“颠覆器”。[55]
因此，在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研究中，仅仅基于经典理论视角分析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论视角的本土化转换，因为理论的本土化是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必然需求，所以回归中国现实，我们需要把中产阶层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态度置于中国国情中。概括来看，当代中国社会有四个客观现实是我们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所不能忽视的方面。
1.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与社会意识和政治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人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认可与维护。一般来看，经济发展能够使社会成员不同程度地获益，人们对该经济社会体制所持的基本态度是拥护。就中国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新的社会群体快速成长起来，并且从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大量的利益。正如有观点所指出的那样，中产阶层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产物，没有经济快速的发展，没有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和服务业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没有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一个成规模的中产阶层出现。中国的中产阶层得益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原本属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的人和他们的子女都有机会成为中产阶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讲，当一个国家中产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民主发展就会更好，政治民主改革就会更温和，社会就会更稳定。[56]
第二，经济发展有利于催化人们的民主意识，这使得民主与财富之间大体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57]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进一步做出解释：多数富裕国家是民主国家，而那些欠民主化的国家大多欠发达。民主与财富的相关性意味着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因为，在穷国，民主不可能，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了。在二者之间有一个政治过渡带。那些处于特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最有可能民主过渡。[58]
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导致民主化，亨廷顿强调在社会结构变迁中中产阶层的成长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来，“经济发展需要高度的城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它也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民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的下降，以及中产阶层和城市工人阶层的发展，后两个群体会不断要求在影响他们的政策上享有发言权和影响力。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能够组织工会、政党和公民团体来促进他们的利益”。[59]因此，“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除了在波兰）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来自城市中产阶层”。[60]可以看出，伴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产阶层快速成长，他们的民主意识在强化。因此，通过中产阶层这一中间变量，经济增长与民主化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主要发生在威权主义国家或地区的重要原因。在韩国、菲律宾、西班牙、巴西，上述情境在重复地上演着，而在那些中产阶层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要么民主化不成功，要么民主政治不稳定。[6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地增长，表1-1列出了2001年以来若干年份中国GDP增长情况，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中产阶层受益于经济发展而快速崛起的时期。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是否会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特征呢，这也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表1-1 2001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及人均GDP
另外，从时间因素上看，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随着时间变化也有可能发生变动。对此，亨廷顿曾指出中产阶层的政治功能会随着现代化的时间推移而逐步从革命走向保守。[62]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变迁，中产阶层会从最初的激进的“颠覆器”（革命者），慢慢钝化为后来的“稳定器”（保守者）。“事实上，追溯起来，中产阶层的进化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首批出现的中产阶层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层队伍的壮大，它也变得较为保守。”“实际上，中产阶层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产阶层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然而，中产阶层的形成却也像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极不稳定的因素。”[63]最早出现的中产阶层往往在政治上是激进的，后来出现的中产阶层成员则带有更多的官僚性和技术性，更注重商业，因此也就趋向保守。简而言之，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经历一个渐次保守的过程，其队伍每扩大一次，就越趋于从革命转向稳定”。[64]
2.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的放开成为中国社会三十余年间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根据对本研究所收集使用的NSS、CGSS、CSS调查近十年合并数据集的分析（见表1-2），[65]有48.8%被调查者有过向上流动的经历，没有流动的为34.8%，而向下流动的为16.5%。可以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改变着人们的生命轨迹，释放着人们向上进取的活力，这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的特征。表1-2 不同阶层社会流动情况
以往研究者注意到社会流动与阶级意识之间存在着关联，[66]社会流动不仅会影响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格局，也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认知态度和价值观念等。[67]帕雷托认为精英生产越开放，统治阶级越有可能从底层阶级中招募成员，政治系统就越健康；当精英循环变慢，底层阶级中流动受阻的精英分子就会产生沮丧与不满情绪，从而开始支持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革命就会发生。[68]换言之，当社会不流动，资源高度集中在某些阶级手中的时候，其他阶级成员也就失去了流动的机会与空间，而易引发贫富分化与阶级成员之间的不满与冲突。
李普塞特的“意识形态上的平均主义”是社会流动与阶级意识的又一解释。李普塞特认为，普遍的社会流动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和基本特征。20世纪，西方社会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许多工人、农民的子女的社会流动亦非常显著，大规模的职业流动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平均主义”——它使许多社会底层相信，向上社会流动对他们自己和子女来说是可以实现的。而如果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又将进一步促使他们相信社会是平等的。[69]
另外，一些研究表明，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流动机制的缺乏，社会成员间相互隔绝，使建立在种姓、教派和种族基础上的社会阶层结构僵化，没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缺少交往和沟通，从而彼此之间易于产生误解以及排斥和对立的心理。[70]有的研究者具体分析了东亚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意识，他们指出，东亚中产阶层的出现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事，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第一代中产阶层大多来自农民或工人家庭，经历过贫穷，因此这些国家的中产阶层在阶级情感上会接近劳工阶级，在处理劳资纠纷时，会倾向于支持劳工。[71]
总体来看，以往研究为我们呈现了社会流动与阶级意识的关联，社会流动为研究人们的社会意识提供了一个具有解释力度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下，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开放，使人们获得了向上流动的空间与机会，从而改变着人生命运。然而，正是在社会流动中，社会地位发生着变化，经历过社会流动的人们对于社会的感受与评价是否也会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呢？从推论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的人们，对社会秩序更倾向于接受与维护；而那些向下流动的人们，对社会秩序更倾向于抱怨与不满。
3.体制分割
在中国，制度空间把社会成员分割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二者享受的经济社会地位与权益存在明显的差异。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研究，并提出“体制权力”——公共部门所拥有的公共资源处置权力加以解释，其实质是公共部门（包括公共权力机关、公共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将公共资源转化为群体或个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之外所形成的一种利益资源配置不平等。就中产阶层而言，在理论上存在完全依靠体制获取社会利益的中间阶层群体，也存在完全依靠市场体制获取社会利益的中间阶层群体，从而形成了“双色蛋糕”异质化特征的中产阶层构成，导致他们中各群体的利益分化与冲突。[72]
事实上，有研究者注意到中产阶层内部不同群体存在着政治态度上的明显分化，一个重要的分化就是拥有不同权力资源的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往往呈现分化与差异，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与其所处的权力架构密切关联。[73]与上述逻辑相似，有研究者指出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看，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导入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再分配体制的痕迹。也就是说，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经历了两条道路：一条称为“内源”道路，主要是指更多延续再分配体制特征的中产阶层；另外一条可称为“外生”道路，主要是指由于市场的兴起，在更加市场化的体制中产生发展的中产阶层。这两个区别很大的中产阶层群体，处于不同的制度背景下，有不同的阶级经历，从而形成不同阶级性格。具体来看，在政治意识方面，“内源中产阶层”和“外生中产阶层”相比，前者较为保守，后者较为激进。[74]
总之，就目前而言，中国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从纵向上看，中产阶层处于社会中间位置；二是从横向上看，制度分割将中产阶层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部分，分析二者社会政治态度的差异，是极富中国化色彩的视角，这也是本研究重要的视角。
4.利益分化
利益受损导致阶级间的冲突，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经典立场。无产阶级受到剥削因而富有革命性的学说，影响着20世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事实上，一个阶级的利益的获得或损害，会直接影响这个阶级的情绪与态度。对此，韦伯也曾指出当权力、财富和声望高度相关时，那些被排挤出权力、财富和声望中的人会变得愤怒，而易于选择冲突的方式。[75]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各阶层从经济发展中普遍获得增益，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让大多数人的日子得到了改善。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尤其是世纪之交以来，这种改革开放为公众普遍带来增益的格局发生变化，在一部分社会成员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的同时，另外一部分社会成员开始出现损益。这种利益的分化，突出表现为社会财富分化出现鸿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家庭调查资料，2000～2007年间，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户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从11299元增加到29479元，增长了1.6倍；同期10%最低收入户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从3132元增加到5364元，增长了0.7倍（图1-1）。目前，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历史最高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超过合理限度。[76]图1-1 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家庭收入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2008年中国统计提要》。
日益扩大的利益差距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近年来不断引起公众的质疑，这突出表现在对财富阶层的抨击上：2003年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在民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2004年郎咸平揭示格林柯尔系的老板顾雏军在“国进民退”中，驾驶“资本绞肉机”，仅用数亿元即换取总值达136亿元的国有资产，提出20多年来的“国企改革无非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在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与争论；2008年以居胡润“中国富豪榜”第一位的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警方拘查事件为标志，众多企业家因经济问题或社会责任问题成为众矢之的，使得2008年被称为“企业家沦陷年”……这些对财富阶层的抨击与目前的利益差距及分化是不无关联的，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近年来，中国社会底层有所扩大，财富阶层壮大与社会底层扩大二者之间存在着关联——财富阶层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社会底层扩大为代价的，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各阶层“增益”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利益相关阶层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已经从增益转变为零和关系。正如相关数据所表明的，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底层的扩大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拆迁有关，而这与中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相关联。在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77]富豪最集中的行业也是房地产业。一些房地产商与部分政府官员相勾结，暴力拆迁，低价拿地，导致失业者增加。正是由于一些富豪和高收入群体的财富积累往往与政府腐败、官员受贿及行业垄断联系在一起，因而引起了民众不满情绪和强烈的不公平感，从而在普通民众当中出现了“仇富心态”。[78]
根据对数据的初步统计（表1-3），有28%的被调查者遭遇过利益受损，其中新中产阶层有44.8%，老中产阶层有29%。当然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利益受损不仅是人们的现实遭遇，同时也是人们的主观感受，二者可能存在不一致。有些人没有遭遇利益受损，却感受到了利益受损；有些人遭遇到了利益受损，却没有察觉到。在同样的问题上出现了利益受损，有些人感受不到，有些人却能感受得到，这与人们的社会位置有关。这也是表1-3中新中产阶层感受到利益受损的比例高达44.8%，而农民阶层仅为13.4%的原因所在。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成员的利益是得到增加，还是受到损害，必然会对他们的社会意识产生影响。当利益得到增加和维护时，他们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必然是认可与维护；反之，当利益受到侵犯与损害时，他们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必然是不满甚至是对抗。表1-3 不同阶级利益受损情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