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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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下）试读：

简介

历史是什么样子的？大家都说历史是这样的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的吗？史书上这样写历史历史就会因为史书的记载而改变吗？关于历史，你又知道多少呢？

第一章　盗版的历史

康熙是清朝最有作为的帝王？这是历史错觉

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相互关系的认识，通常从康熙时代开始，便会陷入两个相关的“历史错觉”。

错觉之一，认为康熙是清朝最有作为的一位封建帝王。如果把中国的大门关起来看，的确是这样，康熙很有作为；但如果把康熙放到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去看，则另当别论了。评价一位决定和影响国家命运的历史人物，不能撇开他所处时代的世界发展潮流这个参照系。康熙在位长达60年（公元1662—1722年），正处于17、18世纪之交。这一时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遥远的欧洲，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孕育了工业革命。对于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这场历史性巨变，反应灵敏与迟钝，可以举出一例来进行比较。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五月，和康熙同时代的沙皇彼得一世，正在北方海边荒滩上搭建一座小木屋，他要在这个小工棚内住下，亲自指挥大批劳工在涅瓦河出海口的三角洲上建造一座“开放口岸”，以大量引进西欧列强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各种先进成果。彼得一世登基时，沙俄尚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中国清朝的封建制度比沙俄“先进”。但彼得一世受到欧洲工业革命的震撼，激发了他强烈的变革图强思想。为此，他一反历代沙皇认为出访别国是“低三下四”的傲慢传统，隐姓埋名，化装成平民前往荷兰、英国等西欧强国考察，并选派大批贵族子弟前往西欧强国学习，等等。这就不难理解沙俄为何能成为晚清不断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一。

相比之下，康熙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反应则显得有些迟钝了。虽然中国与欧洲相距遥远，但欧洲工业革命的信息，早在明末就由利玛窦、汤若望等一批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康熙登基后，似乎对西方科学知识饶有兴趣，他本人曾专心学习，但却没有把他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这表明，西方传教士们带进中国来的欧洲工业革命信息，并没有激活康熙的变革思想，遗憾莫大于此。

错觉之二，认为中国在“康乾盛世”时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至今仍大有人在。其实，这是中国人在长期闭关锁国环境中滋长起来的保守自大的“优越感”。它离开了当时的世界发展潮流看中国，没有看清本质。康熙不能把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同这种保守自大的“优越感”直接有关。正是这种保守自大的“优越感”，使中国吃尽了西方列强和东方近邻日本侵略者的苦头。

世界近代史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1640年至1900年。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跨度，则是从公元1840年至1919年，比世界近代史落后了整整200年。清兵入关是公元1644年，也就是说，清朝这条东方“龙船”从启航第一天起，就航行在历史迷雾之中，不知道遥远的西方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历史性巨变，更不知道西方发生的这场历史性巨变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结果，英国的钢铁炮舰远隔重洋乘风破浪而来，把中国清朝这条东方“龙船”撞沉了。

中国近代史与世界近代史之间这200年“时间差”，一旦被落下，中国用加倍的时间去追赶也难以赶上。中国最近几十年改革开放取得飞速发展，其实仍然处在这个“追赶”过程中，且慢说我们即将成为“老大”或“老二”，那将形成新的“历史错觉”。

康熙在位期间真可谓励精图治，坐稳了大清江山。雍正是个过渡，在位13年。乾隆在位又是长达60年。康、雍、乾三朝，的确算得上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那是中国“醉酒时刻”，自我陶醉在一片“太平盛世”之中。乾隆的奢靡享受，比隋炀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宫里天天锦衣玉食，古玩字画玩得腻味了，先后六次下江南，游山玩水，乐而忘返。他每次南游，陆上车舆，水中龙船，浩浩荡荡，绵延百里。沿途官员搜肠刮肚，想尽点子，各献珍奇，竭力奉迎。沿途百姓挖河、修路、出力、出汗、出银子、挨鞭子。“乾隆皇帝来一趟，一年胜过两年忙；官员搜刮凶如虎，一年三熟也是荒”。乾隆皇帝乐不可支，江南百姓叫苦连天。清朝最大的贪官和珅就出在乾隆身边，这毫不奇怪。统治者被自我满足的“优越感”麻痹了神经，听不见时代洪流的怒涛急浪正在日夜不息地滚滚向前，漠视民间疾苦，听不见底层百姓的种种诉求，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不能自觉地把除弊革新作为常态化的治国之策来实施，于是开始积累社会矛盾，以至积重难返，走向崩溃。

从康熙登基到道光年间爆发鸦片战争，时间相隔178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相当于康熙三个“任期”。对于晚清遭受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入侵，清王朝一败再败、不可收拾，清政府一连串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局面，康熙当然已经不会知道。但事情的起因，却是从康熙时代就已埋下的伏笔。

道光年间爆发鸦片战争，中国被英国侵略者一拳打翻在地，“拳击场”上并没有“裁判”站在身旁读秒数数，等候清王朝直起腰来应战，或是当众宣布“不能再战”。于是，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侵略者的一套“组合拳”接连打了过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沙俄入侵东北、英军入侵西藏……直打得清王朝气息奄奄，任人宰割。清末，慈禧太后把偌大中国败得精光之后，在万般无奈之下，被逼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所谓“新政”。但这时狂飙已起，山雨已来，危楼嘎嘎摇晃，倾覆只在旦夕之间，呜呼哀哉，一切都已晚了！

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这是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

汉代金融工作会议辩论记录：重点防止贫富分化？

公元前81年，农历二月，大汉帝国首都长安虽然寒气逼人，但全国人民的心是火热的。因为，全国经济工作辩论大会在首都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民意代表（文学贤良）云集于此，与当时的老财政部长桑弘羊进行一场经济政策大辩论。在后汉武帝时期，经济路线到底是延续原有的计划体制，还是放权于民，搞市场化，是此次辩论的焦点和重点，也是唯一点。

至于会场外，有没有人打着横幅高喊“代表们加油，我们为你站台”，有没有人在街头大打出手，互相扔皮鞋揪头发，我想大汉帝国是高素质时代，人民不屑于搞肢体政治，想必是没有的。但全国人民翘首以盼那是真实的。

盐铁会议议程多，过程长，今天不多论，只就关于货币发行的金融内容做一个直播——

会议背景

汉武帝晚年改变政策路线

汉昭帝为大会做数年筹备

汉帝国已故领导人汉武帝刘彻，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是击败北方的军事集团——匈奴，采用桑弘羊的主张，实行盐、铁、酒专卖，完全由国家掌控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力量。此政策带来两个结果。良性结果：帝国军力壮大，击败了夙敌匈奴，换得了国家尊严，解除了边境军事威胁。恶性结果：民生凋敝，人口急剧减少，官吏利用计划体制徇私舞弊，民间治安恶化，刑事犯罪多如牛毛。

刘彻在任期间深刻认识到自己政策的消极作用，诚恳地向全国人民做了深刻的检讨，并在检讨书中允诺实现政策的转变。

继任领导人刘弗陵秉承前任领导人的遗愿，积极实施政策转轨，为盐铁大会做了好几年的筹备工作，减轻个人所得税，派中央专员去各地方征集意见，访问疾苦，选举民意代表。

辩论记录一：

重点防止贫富分化？自由发展民间经济？

正方观点：政府调控防止财富兼并

财长桑弘羊（正方）：各位代表，你们来自民间，应该清楚，如今贫富分化已经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难题。为什么有贫富分化？就是因为民间存在兼并现象。善于投机钻营的，投机倒把之流，拥有百人以上的资产，一辆玛萨拉蒂就相当于几十个人一年的薪水；老实巴交的，安分守己的，连吃饭的本都不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一群人的富裕，妨碍了另一群人的生存。有人家里的好酒好肉好米百年吃不完，有人吃着酸菜窝窝头都觉得好幸福。个别人富裕了，国家就不能集中力量，就不能团结。个别有钱的大爷，仗着自己财大气粗，软硬不吃，给他官职，他不稀罕，绳之以法，他用钱买刑期，不怕。这样的无法无天，政府不插手行吗？

所以我认为，为了防止兼并，政府必须掌控经济命脉，限制过剩的私人财富，调节供应不足的人家（制其有余，调其不足），政府必须堵死一切攫取过剩财富的途径，然后老百姓们才能家给人足，贫富均匀。

反方观点：官方垄断导致贫富分化

民意代表（反方）：财长先生，你的观点完全是颠倒了贫富分化产生的因果关系。

当今之所以贫富分化，就是因为官僚系统缺乏道德的血液，忘记了恭让、礼义这些自夏商周就已有的美德，拿着国家发的薪水，却还要与民争利（食禄君子，违于义而竞于财），以大吞小，所以造成了你所说的有人积存百年粮食，有人却食不果腹的惨况。自古以来，有俸禄的人不从事任何生产商业活动，不通吃天下之利，《诗经》说得好：“田里的麦穗，不能全收割光了，要遗留一些给那些贫穷的寡妇。”

就是说不能把天下人的利益吃得一滴不剩（言不尽物也）。

正方观点：政府应该负责货币工作

财长桑弘羊（正方）：本人之所以实施新的货币政策，是为了适应发展的潮流。旧的货币淘汰了，当然要发行新的货币。看看货币发行史就知道：夏朝发行玄贝币，到周朝就发行紫石币，后来发行铜钱、刀币，一种货币终结，新的货币自然兴起。

如果政府对货币袖手旁观，后果将不堪设想，真币假币一起在市场流通，富了那些不知好歹的臣民，拿着财富显摆，败坏风气。

反方观点：不宜频繁推出新货币

民意代表（反方）：财长先生，您说的是一个伪命题，货币的功能在于交换。古代没有货币，我抱着布上集市，交换你的丝（抱布贸丝），交易就这么发生了，没钞票也行。可到了后世，花样多起来，一会金龟币，一会刀币，一会铜钱，货币政策变来变去，人心也变来变去，假币乘虚而入，作假越来越多（币数变而民滋伪）。咱们汉帝国继承了秦帝国恶劣的金融制度，数次变更货币，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其实，通过改变货币发行来应对已有的经济难题，就好像用火灭开水一般荒谬。

朝廷贪财，人民也学样，最后大家一起玩死（上好货则下死利也）。

正方观点：严格控制资本向个人集中

财长桑弘羊（正方）：各位代表，我不得不痛心疾首地提醒你们，如果将货币发行权下放到民间，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不堪设想的。这种教训在咱们汉帝国早就发生过。

前任国家领导人汉文帝在任期间，民间具有货币铸造权、发行权，而且可以经营盐业，可以开钢铁公司。货币铸造权滥用的后果是什么？导致拥有经营盐权、货币铸造权的皇叔刘濞（bi），在拥有强大经济资源和经济话语权的基础上，勾结东部地区的不法分子，发动了史上最可怕的七国军事叛乱，差点覆灭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有，前任领导人汉文帝的男朋友邓通（咱们汉文帝的性取向，不用多说，你懂的），拥有开采西山铜矿、发行货币的专利，结果呢，形成经济上的魔兽，导致西部地区的经济资源往邓通的方向流动，他们的货币盖过央行的货币，横行天下（吴、邓钱布天下）。多危险啊！

只有命令禁止民间发行货币，不法之徒才会敛手，大家安安分分做自己的那一份工（而各务其职）。货币发行权掌握在政府手里，金融市场才不会混乱，下面的人才不会胡思乱想（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反方观点：官方造币导致假币兑换真币

民意代表（反方）：财长先生，你睁开眼睛看看，历来的货币发行政策是何等的混乱无序。本来市场上的货币好好的，财物流通，大家高高兴兴搞交易。到您任上，废除旧币，发行所谓的白金龟龙币。

货币系统越来越乱，于是政府设立水衡官进行管制，结果呢？管制的目的达到了吗？钱币铸造机构偷工减料，造出来的钱，不是薄了就是太厚，轻的轻，重的重，一枚枚歪瓜烂枣似的。农民兄弟们闹不清新币的分量，就用旧币来衡量新币，只相信旧币，对新币忠诚度很低。新旧币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利益空间，商人们用五成的好币兑换一倍的劣币（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到处是伪币换真币的牛皮癣广告。金融市场的混乱导致实质的通胀，买家买到的货物缩水，卖家丧失商业伦理（买则失实，卖则失理）。选择真币？影响货物流通，使用货币的人无比烦恼。

所以，我们大声疾呼，国家要放弃垄断经营，不要禁海，不要禁币，让商品自由流通。

结语：以上文字出自汉朝经济工作会议记录《盐铁论》，其议题，其口吻，如今看来是何等的熟悉，毫不隔膜。一些事情，我们以为是新鲜玩意，其实，几千年前，它就在上演了；一些争论，我们以为前无古人，其实这些命题，曾是地下那些白骨们喷过的口水。

经久不衰的国学热，为啥只重视四书五经，却忽视《盐铁论》这样经世致用的经济学巨著呢？此书既有文学深度，也有新闻力度，更有理论高度，孩提时代就熟读，长大后必受用无穷。

辛亥刺客古都行踪：北京正阳门掷向清廷第一弹

百年以前，推翻满清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爆发于武昌，而发其先声者则在古都北京行刺。

当时，革命党人吴樾（1878-1905）、汪精卫（1883-1944），曾先后策划、实施两起针对清朝重臣以及摄政王的暗杀行动。

虽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但吴樾和汪精卫却是典型的江南才子。吴樾，安徽桐城人，毕业于保定高等师范学堂，与同乡陈独秀为莫逆之交，曾创办两江公学并参与主办《直隶白话报》；汪精卫，广东佛山人，曾作为官费生就读于日本政法大学，为《民报》主编、《中兴日报》主笔，其时文名远扬。

说来凑巧，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称霸时也发生过两次行刺。一次是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27年；另一次则是同样著名的沧海力士“博浪沙投锥”一幕，时间是公元前218年（秦王政二十三年）。与清末的两起暗杀十分相像的是，暗杀对象虽未殒命，但社会影响与民心向背却足以导致王朝丧命，专制统治迅速土崩瓦解。

应该说，吴樾、汪精卫与荆轲、沧海力士一样，都称不上是职业杀手，既非训练有素，遑论身怀绝技？行走在京城雷雨交加、沧桑如梦的街巷，眼前放映惊险悬疑的谋杀恐怖片，那是活生生的历史，演绎传奇故事。

正阳门东火车站，“掷向清廷第一弹”

北京历史上出现第一座火车站，并不是清政府主动所为，而是1900年庚子国变的副产品。八国联军率先在天坛设站，其运兵列车硬将“双股钢叉”戳进古都心脏。

其后，京奉正阳门火车站（又称前门火车站）建于1903年，1906年正式启用。截至20世纪50年代，它一直是北京最大的火车站。

西方工业革命的象征——隆隆作响的蒸汽机车，几乎开到了皇帝居住的故宫门口，禁忌之地，龙寝不安，可见时代就要变了。

早在19世纪80年代，厌恶火车——这头钢铁“怪兽”吼叫、喷烟的慈禧太后，尽管也曾在中南海乘坐列车游玩，却愚昧、荒唐地卸下车头，万分滑稽地让宫廷太监们变成旱地“纤夫”，用黄绳“拉纤”，拽着车厢行走。正是：“宫奴左右引黄幡，轨道平铺瀛秀园。”如果慈禧太后再多活几年，她也敢让太监用黄绳拉着飞机行走。

拒绝火车，就是在阻挡时代列车。

被这样冥顽不灵、不谙世事的一国之主统治，在那样一个充满炮火硝烟、残酷竞争的世界，其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可想而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奋起救国，也就顺理成章。

今日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是一幢典型的欧式建筑，在前门一带显得格外扎眼。它在100多年前的正阳门火车站旧址上建成，2008年8月正式向游人开放。

买一张20元的门票，就可回望近代中国铁道发展史。

问了多位博物馆馆员，关于1905年革命党人吴樾，在此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历史事件，他们都说“没有听说”。可以理解，毕竟此博物馆为科技博物馆类型，并非人文历史博物馆。

1905年发生了许多事情。

年初，驻守旅顺的俄军向日军投降；东京中国留学生举行会议，敦促清政府实行立宪制度。稍后，写下诗句“寸寸河山寸寸金，刳离分裂力谁任”的黄遵宪去世；年仅20岁、著有《革命军》一书的邹容死于监狱。接着，袁世凯向朝廷奏请筹款自造“京张铁路”；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年中7月，当中国人首次尝试拍摄第一部影片时，就在谭鑫培主演《定军山》的拍摄地——大栅栏丰泰照相馆不远处，比影片情节更生动的暗杀行动，将发生在正阳门火车站的车厢内。

吴樾曾撰写《暗杀时代》专著，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结交革命志士陈天华、章炳麟、秋瑾、陈独秀等，加入由蔡元培担任会长的光复会。光复会的口号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唐代贾岛《剑客》一诗豪气干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吴樾遭遇的“不平事”，乃是满清王朝专制统治外丧主权、内欺百姓之罪孽。他在反清的革命组织“北方暗杀团”中曾勤学苦练爆破技术，但荆轲赴咸阳尚有副手秦舞阳跟随入秦宫，而他却只身一人闯入虎穴龙潭。

9月24日，秋高气爽。

吴樾前晚与朋友们畅饮一回，却未耽误第二天早起。他从乡音稔熟、号称“京城第一会馆”的安徽会馆（一说城内桐城试馆）走出，直奔当时中国第一大火车站“送人”。

正阳门车站，1500平方米的候车大厅人群拥挤，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送行的官员蜂拥，站台上更是岗哨林立。为“预备立宪”特意挑选出洋的五大臣中，有镇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与商部右丞邵英。

吴樾前来行刺，因他认识到清廷之立宪，乃为一场骗局，用以缓和革命党人的攻势，并试图挽救大厦将倾的危势，与以往一样，仍是在“假文明之名，而行野蛮之实”。

正值中秋节前后，他腰间揣一枚自制的烈性炸弹，如同礼品盒装满精致月饼，闲庭信步、镇定自若像走访自己的亲人一般。

按照事先精心准备，他一身朝廷侍卫装束，进了大厅，上了站台，混入五大臣乘坐的专列车厢。

只可惜，吴樾平时只顾练习刺杀的专项技术——射击、格斗、引爆炸弹，却不曾留心学习语言——北京官话，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狭窄的车厢通道内，一位伶俐的清官侍从拦住吴樾，不过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欸，兄弟，您是哪位大人的跟班？”

吴樾也若无其事地应对：“泽爷！”

称呼爱新觉罗宗室、康熙皇帝后世子孙、满洲镶白旗人、镇国公载泽为“泽爷”，乃是地道的京腔。这原本不会有什么破绽，但是，27岁的吴樾自从离开皖中家乡后，多年在保定求学、教学，难得进京，也就不习惯说北京话，他的安徽腔引起了怀疑。他忽略了五大臣的随从，都是说官话、即北京话的。

眼见几个清兵相互召唤，围拢上来，情急之下，吴樾掏出自制炸弹引爆。

这土制炸弹与宋代“霹雳火球”相比，威力自然要大百倍，但是引爆装置却未见先进，既没有定时器，更没有遥控器、感光器，只能用明火点燃。这就意味着燃爆者与被炸者将同归于难，对此，吴樾比任何人都清楚。

当吴樾用火柴点燃引信时，列车开始启动。他正要将炸弹向五大臣的座位投掷，无奈车厢猛然间一晃，炸弹不慎落地。轰然一声巨响，所有清廷在场官员，人人惊恐万状。

五大臣中，邵英伤得重些，戴鸿慈与端方只受了点儿轻伤，余则无甚大碍。

距离爆炸点最近的吴樾本人，为了他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理想，为“唤醒大众，起而救亡”的革命目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革命党人、鉴湖女侠秋瑾悲吟《吊吴烈士樾》：“皖中志士名吴樾，百炼钢肠如火烈……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前赴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小他一岁的挚友陈独秀，怆然题诗《存殁六绝句》：“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捣虎狼秦。”——诗中“伯先”，即赵伯先，是吴樾好友、革命党人。

孙中山先生慨叹：“爰有吴君，奋力一掷。”

什刹海上银锭桥，反清志士埋炸药

什刹海上的银锭桥，在京城名气不小，号称“三绝”。一绝观西山，二绝赏荷花，三绝品烤肉。若再加一绝，便是埋炸药。

1910年的春天，汪精卫来到银锭桥，肯定不是为踏春而来，也不是为与女友约会，而是另有玄机。

与前面说的反清志士吴樾搞暗杀时的年龄相仿，此时要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也是27岁。其革命激愤之诗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曾一时在神州大地上广为传诵。

汪精卫生平中最重要、最为人称道者，便是他在20世纪初期，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同盟会的上层骨干，抱定必死之心去谋刺摄政王载沣的壮举。

行前，他在写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中表明心迹：“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人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厘清银锭桥的炸弹事件，须从“守真照相馆”说起。

当年汪精卫与喻培伦、黄复生等义士搭档，专为掩人耳目、安全藏匿炸弹而开设的“守真照相馆”在哪儿？

出版物多，说法就多，总不会都有道理吧？

一版本说“守真照相馆”在骡马市大街，另一版本说在宣武门外大街，再一版本说在江西会馆，又一版本说在琉璃厂马神庙，还一版本说在火神庙西夹道。综合分析，也许“火神庙一说”最为靠谱。这里年节举办庙会，平日也游人接踵、热闹非凡。在谋刺者眼中，最显眼也许最隐秘，最危险可能最安全。

说实在的，百年往事不算太过遥远，可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

徘徊在琉璃厂东西大街上，左问右问，仿佛遗失了什么东西。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文化？是精神？抑或只是一种情感？

行走之所以是必须的，因为它会让思想成型。

坐在墙角下的、皱纹似渔网的老奶奶，指着修葺一新的火神庙对我唠叨：“原先的火神庙可不在这儿，在西边。你找‘守真照相馆’，那就更没影儿了啊！”

曾经慈禧太后指婚的宠臣——摄政王载沣，还真的喜欢照相，若能把他请到照相馆来，那事情就好办了。

在京城行刺也不容易。

原本汪精卫等想要刺杀的，是庸碌无为且贪贿无厌的庆亲王、军机大臣载劻。但载劻狡诈，深居简出，禁卫森严。后将载洵、载涛两个贝勒锁定为目标，计划在他们出访欧美归来时出手。不巧，当日火车站头戴官帽的人太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拎着装有炸弹的皮箱转圈儿，寻不到要寻的“仇家”，又不能伤众，只好作罢。

最后选择的谋刺对象载沣，可谓当时清廷的头号人物，行动风险与难度也随之加大。

计划很好。

事先将“铁西瓜”埋在银锭桥下，由汪精卫一人设埋伏，等载沣的车马仪仗经过时引爆。前夜埋雷的活儿，交给制弹专家喻培伦和黄复生；留一夜清静，给赴死的汪精卫和死追汪精卫的同盟会女会员陈璧君。

谁知当夜（3月31日），银锭桥边一住户妻子与人私奔，恼怒的丈夫出来追寻，忽然发现桥下人影（喻培伦）晃动，怀抱一物（铁西瓜），误以为是抱着他的老婆，于是跑去报官。刚刚埋好的炸弹就这样被赶来的巡警发现。

侥幸逃脱的喻培伦、黄复生，告诉汪精卫事情败露，劝其马上离京躲避。汪精卫则说，京城之大，冤仇之多，谁知炸弹是何人埋下？不必多虑，等等看看！

果然，第二天报纸新闻报道：歹徒于银锭桥下埋雷，系针对常由此经过的摄政王，盖因清廷内部势力倾轧、篡权阴谋所致。不久，又有新闻爆料，埋雷者已被抓获。

清廷立宪没有诚意，督促警察办案却颇有效率。先用缓兵之计，发布虚假新闻，麻痹汪精卫等革命党人，再从“铁西瓜”上一颗螺丝钉开始排查，查出其由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制作，是“守真照相馆”老板订做的。

4月16日，汪精卫与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

喻培伦已先期去东京购买炸药，陈璧君则回南洋老家筹款。

清廷早已悬赏10万两白银换取汪精卫人头，此番加上谋刺摄政王的重罪，想必会被判处死刑。但不会被凌迟、枭首、戮尸，此三项重刑五年前已被废除。然而，在举国关注的这一惊天大案中，汪精卫与黄复生竟然被从轻发落，免除死刑，只被判处无期徒刑。

毕竟，历史已临近1911年辛亥革命的节点。汪精卫与黄复生得到了现代文明国家才有的司法程序的礼遇——开庭审理，允许被告人为自己辩护。清朝法庭变成了汪精卫的讲演台：“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平生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同盟会多次武装起义）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

汪精卫与黄复生，彼此的志向相同，措辞亦相同，都在法庭上宣称自己为刺杀主谋，都想以此来为对方开脱，减轻刑罚。

汪、黄两位惺惺相惜，都看在法庭主审官肃亲王善耆（1866-1922）的眼里。他尤其欣赏汪精卫的文章，不住地嗟叹：“其才出色，其志可悲。与其杀掉，莫若令其改变志向，为国尽瘁。”

从大清帝国二百多年的严酷统治来看，谋刺摄政王肯定是死罪无疑，当汪精卫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深感意外。

孙中山得知汪精卫被捕入狱，仰天叹息曰：“失精卫，断吾臂！”

清末之际，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频繁，如史坚如刺杀广东巡抚德寿，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以及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等等。惟有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这次炸弹未响的刺杀，反倒威力最大，影响最大，效率最大，犹如向清王朝发动最后总攻击的一颗无声的信号弹！

清朝历史上没有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的先例，但是清廷却有唯一的一次例外：1911年11月6日，大势已去的朝廷，被迫宣布释放汪精卫与黄复生。

第二章　不为人知的秘密

耍圆了“美人计”的西施

号称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原名夷光，本来是个清纯、姣好的乡下甜妞儿。她出生的地方风水相当棒，山环溪绕，月白荷红。山，叫做“苎萝山”，即今浙江诸暨境内。村，名唤“苎萝村”，隶属越国。村庄一劈两半，鸡犬相闻。东村住着丑丫头——东施，西村住着大美人——西施。美人也是财富，难怪普京总统曾半真半假地表示：少女，是俄罗斯的一大资本。

这一资本，立刻被战场上失败的越国国王勾践攥在手里，尽管他也喜欢醇酒美女，但是，这位俊美的江南女孩儿还能派上大用场，倘若精心调教，送到政敌——夫差那里，绝对能捞到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

根据《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史书记载：西施和同村另外一位漂亮姐妹——郑旦，双双入选，小姐儿俩一起接受了越国官方长达三年的“封闭式集训”。她们接受了“媚术”训练，乡野小女子，面容姣好是一回事，能否“抓人”则是另外一回事。“抓”谁呢？当然是以夫差为假想目标的男性敌人。夫差是位强大的君主，可惜他已被平灭越国的战功，冲昏了头脑，他最想做的，就是享受人生。

西方有句名言：“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令其疯狂。”刚刚得到西施和郑旦这俩美人，夫差立刻就疯了。本来，夫差是令行禁止、杀罚独断的王者，偏偏倒在温柔乡里，便成了一头十足的蠢猪。他几乎丧失了最起码的判断能力，心甘情愿地拜服在艳丽的石榴裙下。女色的力量，引诱他一锹一镐地自掘坟墓。当然，西施和郑旦也一并追随荒淫的夫差，过上了奢靡的后宫生活。

帝王头号的兴趣，无一不充斥着“动物性”——吃喝玩乐。为了随心所欲地玩，夫差不惜动用王权，大兴土木。浩大的土木工程，等于不流血的战争，最伤元气。只要迈出这危险的第一步，政权倒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下图：吴越相争，温柔的西施跨上了“后宫战场”……）

夫差疼女人，工程催得紧。他先在姑苏城建了一座“春宵宫”。宫内挖池塘，引活水，种荷花，还特意造了一条“青龙舟”。大船装饰得富丽堂皇，夫差和西施、郑旦几个人“日为水戏”。什么叫“水戏”呀？这就要调动读者丰富的想像力了。很多君主，治国无方，往往在声色犬马方面，花样叠出，酷似一位神思如泉涌的“行为艺术家”。“春宵”一刻值千金嘛，夫差当然永不满足，他又大把花钱，另建“馆娃阁”、“灵馆”等娱乐设施，专供美人表演歌舞。西施，土城三年的苦功终于派上了大用场。她的保留节目是“响屐舞”，一旦跳将起来，薄如蝉翼的长裙上，银铃儿摆动，发出连绵而细碎的声响。和着舒缓的音乐，轻柔地扭动肢体，直叫夫差醉眼迷离，心旌摇荡。为此，吴王特意建了一条“响屐廊”：表层，横铺光鉴照人的木板；地下，沉埋了几百口空空的大酒缸。这很像一套庞大的音箱吧？中空，共振，回响……“响屐廊”乐舞交融，西施格外卖力，她饱满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儿。眼波流转之间，她还悄悄地观察那个半疯半傻的吴国国君——女人的“机心”啊！

南朝时代，有位梁任先生，写过一本《述异记》，书中记载：“吴王三年筑姑苏台，围墙绵延五里，宫妓千人。又别立春宵宫，为长夜饮，造千石酒缸……”简直是穷奢极欲，往死里折腾。

无论怎么折腾，都碍不着西施、郑旦小姐儿俩。她们只管牢牢“抓住”夫差，摁住他，就等于把持住了吴国朝廷的最高权力。西施、郑旦，天天跟吴王吹“枕边风”。一天不听——两天；两天无效——三个月……工夫一长，美女就挥发出金戈铁马所不具备的力量。

后宫蜕变，迅速波及到朝堂上的政治斗争。昏头昏脑的夫差，错走了两步棋：一，放虎归山，释放勾践；二，自毁栋梁，错杀伍子胥。这两步错棋，注定他输到家了。

面对突发群体事件　为何明朝爱“抚”清朝喜“剿”

上述即为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森正夫、赵鼎新等多位史家、学者所重点探究的“织佣之变”。而对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巫仁恕来说，这次发生在江苏苏州府的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仅是他搜集到的明代中期至清乾隆年间众多“城市民变”案例中的一个。

实际上，比较于传统史家习惯使用的“民变”一词，《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的作者巫仁恕更愿意采用西方社会史学家查尔斯·蒂利创造的概念—“集体行动”。“史书上将城市居民反抗政府的行为与农村的暴动叛乱一起泛称为‘民变’，然而‘民变’一词是站在官方的正统立场或某一些阶层的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价值判断。”按照蒂利的看法，集体行动即是“人们为追求共同的权益而集聚行动的行为”。

或抬神巡会、或大哭于文庙

明代以前，中国民众反叛的主角几乎都是农民，至明代后期，都市居民反抗政府的情形才大量出现。巫仁恕认为，“在中国城市史上，明清城市的发展，在‘量’方面，大都市的人口与数量较诸宋代虽没有太大的增长，但在‘质’的方面，城市的经济机能却不断地强化，更重要的是‘市镇’这类非行政中心的经济型小都市大量出现。相伴随的是，大量人口集中到城镇内，都市化的现象相当明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后期开始，在城镇内发生了许多群众运动。”《大明律·兵律·军政》中“激变良民”这四个字的条文，在明朝以前的法律、法典里面没有看到，这也可以算作侧面的一个例证。

1484年，成化十九年，苏州府城反宦官索贿；1518年，正德十三年，福建省城福州兵变抗议裁饷；1575年，万历三年，湖北黄州府黄梅县城反征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江西九江府彭泽县城抢粮暴动；1796年，乾隆嘉庆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官匠罢工要价……

通过爬梳历史资料，诸如此类“发生在城市（包括有行政单位的城市外，还包括了没有城墙的经济性小城市—市镇），与城市居民有关，而且是在城市的环境中塑造出来的群众集体行动”，该书中一共收集到了458例。其中，“粮食暴动、城市手工业工人集体抗议、反政府财税政令、阶层冲突等是这一时期城市民变的具体形式”。

依群众集体抗争与诉求的对象，这458例事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与政府有关的集体行动，另一类则是社会性冲突。其中，直接与政府有关的集体行动包括反对财税政令的集体行动、反对官员与制度的集体行动以及要求政府改进政策与措施的集体行动；而社会性冲突则主要包括上下阶层的对抗、平行的社团与社群的冲突与竞争等。“从两大类事件数目和比例来看，458例‘城市民变’中直接反对政府公权力的事件为多（284件，占62.3%），社会冲突的事件较少（172件，占37.7%）。但如果从五种细分类型看，则是社会冲突中上下阶层的对抗，即平民对抗富户的事件较多（149件，占32.7%），其后才是反对官员与制度的事件（117件，占25.7%）和反对财税政令的暴动（79件，占17.3%）。”

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会有不同形式的抗争，而抗争方式往往又与抗争的对象有关。巫仁恕总结，罢市、鼓噪哄闹衙署、罢工与罢考四种方式是较为常见的抗争方式。“罢市是应用最广的一种，凡是反对政府财税政令、反对官员留住官员、科场士变、阻米遏粜与社群冲突等都曾以罢市的方式来抗议。哄闹衙署或公堂通常的对象是官府或官员。罢工主要是反对雇主克扣工资，罢考主要是为科场士变和反地方官。”一些事件中还出现了投砖掷瓦、垒石塞县门、阻止官府行动、阻塞交通、鼓噪哄闹街巷、焚毁机器、放火焚烧城门宅门与械斗互殴等较激烈的抗争方式。“在明清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事件中，往往会看到民众将庙会节庆的仪式转化成集体抗议的仪式，不少事件中群众积聚于城隍庙或者文庙，或抬神巡会、或大哭于文庙、或作卷堂文击鼓鸣钟。种种动作，都是想透过这样的作态来吸引社会大众的注意，一方面有强化抗议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想利用另一种权威，如阴间的行政官城隍或圣人孔子，来监督或抗衡现实的官府或乡绅，并将他们种种的抗争行动合法化。”巫仁恕指出。

视外来人口如洪水猛兽“西欧16世纪至19世纪发生了许多粮食暴动。无独有偶，在中国，约在同时的明末至清中叶，城市内也发生了许多粮食暴动。”巫仁恕指出。

1573年万历年间，江西南康府抢粮暴动。1624年，天启四年，广东广州府民众闹赈抢米。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湖南长沙府群众要求开仓平粜。1726年，雍正四年，福建邵武府建宁县城阻米外运平粜……通过对这些具体事件的把握，巫仁恕指出粮食暴动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类是聚众闹赈，大多数情况下是当地或有小荒，但不达救赈之标准，而有民众到地方官府求赈。求赈的方式大多先是以罢市要挟，或是直接到官府哄闹告灾，偶有毁公堂物或殴差役的暴力事件发生。第二类是要求开仓平粜，此类与前一类相似，但往往是当地已开仓平粜，而民众仍觉米粮不敷，遂要求更多粜米，或是要求官府明订米铺粜米价格。第三类是抢粮暴动，这类事件多采取暴力抢夺的手段来获取粮食，而对象则是绅衿富户或是米铺。第四类是阻米遏粜，这类事件多发生在位于粮食流通贩运要道的城市内，当地居民因为惧怕本地米谷外运之后，造成本地粮价遽昂，于是阻止客商米船出运。“在明代，城市工人罢工暴动的原因主要是失当的政策与制度所造成的结果，到了清代康熙以后物价的波动与工人的薪资结构，则构成了罢工暴动最重要的因素。”对城市雇佣工人的罢工暴动事件，巫仁恕也注意到了两种不同的类型。他指出，前者如“织佣之变”，凸显了雇工与政府之间的冲突，而后者则主要是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纠纷，“特别容易发生在雇主支付的工资没有随米价的涨跌而做出调整”之时。

反对财税政令的集体行动主要是由于政府的货币、赋税以及徭役等方面的法令引起的。如明万历年间的“反矿税使民变”，具体原因即是明神宗先后以采矿、征税为由，派遣宦官至各地担任矿监、税使。结果“中官四去”，税使所至，害商扰民、搜刮民财无算，终于激起了全国各城市的“民变”。又如清代自康熙末至雍正年间陆续实行的摊丁入地政策，即因为各地情形不一，在实施时遭到各地人民的抗争与反对。典型的例子如杭州，当地方官欲将丁粮摊于田地之上时，“有田之家，聚众鼓噪”；如“不摊，则无产有丁之户，聚众鼓噪”。

为了说明城市中社群冲突，巫仁恕还特别提到了两个实例。康熙三十六年（1697）杭州城因驻防旗人在茶叶店与人口角，纠众滋事，殴伤近二十人，于是市人汹汹，自鼓楼至盐桥皆罢市；万历三十二年（1604）江西景德镇发生的“逐都昌人民变”，即是因为“饶（饶州府）七邑民，共与都昌人为斗，忿彼地善讼也。鸣锣攘臂以逐都昌为辞，而无赖者乘机以抢夺”。那时手工业发达的景德镇本地人视外来人口如洪水猛兽可见一斑。

另有两种形式的“民变”行为值得重视，一是反地方官与保留地方官运动，另一种则是科场士变。按照巫仁恕的解释，“在明代反官事件中，反对的理由牵涉到地方官失职的原因，如私自加派、敛钱自肥等等。而且集体行动都相当激烈。如殴打地方官后再驱逐之，清代的反官事件反对的理由并不都是因为地方官行政措施失当，而是税收的改革有碍部分既得利益者所致。至于保留地方官一则可能是因为当事人本身的确是个好官，才会有许多人民请愿或罢市要求保留，另一方面，集体保官的行为其实是绅士迎合当政者的举动”。至于科场士变，仅以清代为例，原因大致有三种，一是生员认为考官不公，二是不满某些生员冒籍，第三个原因则是一些技术问题。

官方态度：镇压还是抚谕？“今日之事，为朝廷除害也。若因以为利，则天下其孰能说之。有听吾约束者从，否则去。”这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场“织佣之变”中，领导者葛成对抗争行为提出来的“行动准则”。

从这一准则中便能看到城市民变与农民反乱的区别，在巫仁恕看来，“明清城市民变所以特别，并不是因为其发生的地点是在城市内，而在于城市民变中群众的心态并非是要否定政府或推翻政权。”打着“为朝廷除害”的口号，充分反映出城市民变只是将目标与对象对准某类人，而不触及政权的合法性。他们并不是“革命”，亦不是“叛乱”。

尽管城市民变和农民叛乱都是为了生计问题，且（特别是早期）在组织、聚众方式、场所与仪式、组成分子与意识形态等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后续发展上却存在越来越大的差异：前者只达到抗争的目的即停止，而后者将继续走向叛乱。“通常政府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城市比较敏感，也很快就得到注意和救济，乡村感受缓慢，也较不被注意，而且城市空间有限，再加上军队较接近，所以城市民变较容易被镇压；相对地，乡村是政府鞭长莫及之处，所以乡村农民的暴动会愈来愈大，成为聚众抢攘的大规模反乱。”

那么，政府究竟又是如何处理城市集体行动的呢？总结下来，清明政府处理集体行动的政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抚”—抚谕的政策。第二种是“剿”—镇压的政策。前者如崇祯十三年（1640）苏松地区吴江县有米粮暴动，“抚院赫怒，发兵以往。民遂闭城以拒，几成大乱。陈太尊亲往抚慰之。力请撤兵归，而民心始安，亦从事平粜，事乃徐定”。后者如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苏州府中苏州市、青浦、吴江等地，有顾尧年等人为首的反抗米商囤粮抬价、要求减价的暴动。乾隆下令，“朕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

通过比较，巫仁恕发现明清两代有关处罚聚众集体抗争的法律有很大的落差，这直接导致实例当中，“明代一些地方官僚对集体行动采取软性的处理方式，而到清代，政府多采‘剿’的方式。”巫指出，这种转变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则因为清朝以外族入主中原，对多数被统治者汉人必须采取高压政策来统治，以稳固其政权。二则清代的城市集体行动事件，并未与官僚阶层的政治冲突相联系，不像明末万历与天启年间的反矿税使与反阉党的情况，因此得不到地方官的同情。三则清初城市群众集体行动的性质与明代有很大的不同，其所发生的事件多只牵涉到部分人，参与者不似明代多元，而且参与人数在规模上也远不如明代。

究竟是采取镇压还是抚谕的政策，地方官之间也时有歧异。“较常见到的是下层地方官知县、知府或地方道员，与地方大臣如巡抚或总督的处理态度或出现很大的差异。似乎愈高层的地方官对集体行动愈不同情，而下层的知府或知县则能理解群众集体行动的诉求。”巫仁恕指出，在前引乾隆十三年（1748）苏州府顾尧年为请粜聚众哄闹一案中，江苏巡抚安宁与苏州知府姜顺蛟的看法相左，前者主“剿”后者主“抚”。

不少事件中，管理地方学务的学臣与地方行政官之间，清朝的满官与汉官之间，存有意见的差异与冲突。“无论怎样，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时往往会面临两难，因为无论是采取镇压或抚谕的政策都可能使事件走向暴力化，所以如何拿捏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技巧。”巫仁恕说。

巫仁恕：请听人民的声音

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社会，因此关于农民的起义与反叛早为史学界所重视。相比之下，城市民众的集体行动却容易被忽视。在这个意义上，台湾“中研院”巫仁恕的著作《激变良民》算是“填补空白”之作。他开创先河、运用“集体行动”来解释明清历史上的“城市民变”。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巫仁恕，请他讲述写作该书时的思考。

反官员不反皇帝

时代周报：城市民变该如何理解？它和传统的农民反叛的区别在哪里？

巫仁恕：准确地说，城市民变即是城市集体行动，它是指“发生在城市（包括有行政单位的城市外，还包括了没有城墙的经济性小城市—市镇），与城市居民有关，而且是在城市的环境中塑造出来的群众集体行动”。集体行动这个概念我用的查尔斯·蒂利的观点，主要泛指的是人们为追求共同的权益而集聚行动的行为。

从我的考察看，引发城市民变和农民叛乱的原因差距不大。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有的也跟贫富差距有关。

至于区别，我想突出的是，二者最大的差异，即它们后续发展。都市里面老百姓的抗争，很容易安抚下来，因为一般他们并没有反抗政治合法性的诉求。这一点它不像农民的运动。因为，从历史上的情况看，后者经常会演变成推翻朝廷的活动。传统中国王朝时代，朝廷对都市人民的照顾，相对农村来讲，还是好很多。灾荒之年，首先能够得到救济是都市里的人。正因为如此，城市民变虽然有抗争，但是大部分都没有演变成反政府的情况。通俗地说，“他们是反官员，但是不反皇帝。”这是城市民变同农民反叛运动分道扬镳的一个原因。

时代周报：明清城市民变的那些形式，其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巫仁恕：明清城市集体行动事件的类型主要有三种竞争型、反抗型与前摄型。这样的一种划分，来自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

所谓竞争型是指社团或社群互相对立竞争的行为，如学生团体之间的斗殴、乡村之间的械斗、市民与军队的冲突等；反抗型则是群众反抗某种不公平的剥削、或反抗某种侵犯或挑战其既有资源与权益，粮食暴动以及抗税、毁坏机器、反征兵制等是其中的典型；前摄型主要体现为群众主动要求之前所未有的权益，如工匠要求雇主增加工资的罢工，或者要求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等。

事实上，我还依群众集体抗争与诉求的对象，将明清城市民变事件分为两大类：（一）直接与政府有关的集体行动；（二）社会性冲突。其中，直接与政府有关的集体行动包括反对财税政令的集体行动、反对官员与制度的集体行动以及要求政府改进政策与措施的集体行动；而社会性冲突则主要包括上下阶层的对抗、平行的社团与社群的冲突与竞争等。其中第一大类主要是因为经济因素引起的，第二大类主要由贫富差距引发。

明朝多“抚”，清朝多“剿”

时代周报：明清政府是如何对待城市群众集体行动的？

巫仁恕：明清政府处理集体行动的政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抚”—抚谕的政策。第二种是“剿”—镇压的政策。相比较而言，明代政府主张“抚”的多一些，而清朝政府则更多地主张“剿”。我以为，这种转变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则因为清朝以外族入主中原，对多数被统治者汉人必须采取高压政策来统治，以稳固其政权。二则清代的城市集体行动事件，并未与官僚阶层的政治冲突相联系，不像明末万历与天启年间的反矿税使与反阉党的情况，因此得不到地方官的同情。三则清初城市群众集体行动的性质与明代有很大的不同，其所发生的事件多只牵涉到部分人，参与者不似明代多元，而且参与人数在规模上也远不如明代。

必须指出的是，清代前中期对城市集体行动采取镇压的政策，当时不但效率高而且有助于国家的认同。然而，跨入清朝末年后，晚清政府仍然一味地采取镇压的策略，却反而使得人们逐渐形成一种印象，以为上层满人官员喜好镇压下层汉人的爱国群众运动，结果国家的认同也因此出现了危机。20世纪初抵制运动中，出现从民族意识觉醒走向反清思想的轨迹，相当程度是受到清廷镇压政策的刺激。

时代周报：站在今天的视角，你觉得研究明清城市民变的启示在哪里？

巫仁恕：站在今天看，研究中几乎所有关于明清城市民变的材料都是文人、士大夫写的，而且充满了偏见。但我个人认为，透过这些偏见的材料，仍能照出它的正面意义。

我以为，通过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材料，让我们真的去了解、去尝试体会下层老百姓心里在想什么。

我想这应该是研究明清城市民变最大的启示。长期以来，台湾很流行的一句话，“请听人民的声音”，我以为这句话不仅适合于政治人物，也适合于我们这些研究城市集体行动的人。

四大发明引发的争议：中国人的发明权受到挑战

我们从小受教育，对四大发明都很熟悉，也一直将它们当做中国的荣光。但另一方面，对四大发明的争议和批评也很多。这些批评有的很夸张，情绪比较激烈。所以四大发明值得我们略加讨论。

四大发明最早出现在培根的《新工具》里，只有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没有造纸。培根说这三项发明改变了世界历史，但他并没说这三项发明是谁做出来的。他认为这些发明的来历是不清楚的。稍后马克思基本上承袭了培根的说法，也是说三大发明，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指南针造成了地理大发现，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最后成为改变这个世界的杠杆。但是马克思也没有把这三个发明归于中国。

从三大发明变成四大发明，最初是来华的耶稣会士艾约瑟（JosephEd-kins，1823～1905），他把造纸放了进去。最大的功劳要归李约瑟，他大力赞美和强调这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做出的贡献。李约瑟长期研究中国科学史，不断称颂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他被视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四大发明通过李约瑟提倡之后，进入了我们的教科书。

有关四大发明的争议中，听上去最有颠覆性的一条是：今天全世界用的都是黄色炸药，而中国人所发明的火药是黑火药，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列，那些反对四大发明中关于中国发明火药的人就揪住这一点不放。虽然宋朝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载了毕癉的活字印刷术，但是既无实物传世，也未能推广。批评四大发明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说毕癉的活字即使是真的，也是不能商业化的，甚至怀疑它的真实性。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陕西灞桥发现了一些“纸”——有些人坚持认为那是纸，于是所谓“灞桥纸”变成一个争议的问题。

另一个争议的问题是指南针，这又和司南及水、旱罗盘联系在一起。提出争议的人质疑：中国古代到底是真的发明了指南针，还是只不过发现了地磁现象？另外关于水罗盘、旱罗盘的争议也相当多。有些人认为，旱罗盘是西方人发明的，水罗盘可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也有争议。这一系列争议的源头是司南。而司南有一个致命弱点，即只有古代记载，却至今没有人能用天然磁石将它复制出来。

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批评里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但是许多争论都是情绪化的，要挺四大发明，可以挺到极端；要批四大发明，也可以批到极端。这两个极端，是从夜郎自大到虚无愤青。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则是心平气和地来考察这些争议。

火药发明权难以动摇

古代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是用硫磺、硝石和碳按照一定配比混合成的黑火药。这从唐代一些炼丹文献里就可以看到，最初它很可能是炼丹家无意中发现的。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年份是公元1044年，这年北宋编纂了《武经总要》——类似当时北宋国家军队武器装备的标准教科书，书中出现了三个黑火药的配方。这表明至少到公元1044年，火药已经成为北宋军队的一项标准装备。

企图动摇中国人在火药上的发明权有两条路径：一条是试图从西方古代文献中找到一些比北宋更早的火药记录，另一条是纠缠黑火药和黄色炸药的区别。

第一条路径上，争夺黑火药发明权的大致有这样四个候选者：希腊火、海之火、印度和培根。这里我们先要区别燃烧剂和火药——燃烧剂在燃烧时需要外界供给氧气，而火药本质上是一种“自供氧燃烧”，即火药本身能够提供氧。在黑火药中，硝石就是用来提供氧的。上面四个候选者中的希腊火、海之火，确实有年代很早的记载，希腊人和拜占庭军队曾用它们焚烧敌舰，但它们都是燃烧剂，所以实际上没有资格与黑火药竞争。第三个竞争者是印度，但是比较权威的观点认为，印度直到13世纪还没有火药，最早在印度出现的火药实际上是元朝军队遗落在那里的。所以印度作为争夺黑火药发明权的候选者是比较弱的一个。最有趣的是13世纪的著名学者罗杰尔·培根（RogerBacon，1214～1294）。一些西方人认为培根已经发明了黑火药，他们的依据是，据说在培根的著作里有一个用隐语写成的黑火药配方。西方有人把这个隐语通过调整字母顺序，甚至添加字母的方式，“释读”成了一个黑火药配方。但是这种“释读”方法本身就站不住脚，况且即便培根真有这样一个黑火药配方，也在《武经总要》之后两百多年，所以培根仍然不能争夺黑火药的发明权。

既然可以确认黑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那么我们再来解决黑火药和黄色炸药的问题。

今天全世界用的炸药都属于黄色炸药系统。黄色炸药来源于公元1771年发明的苦味酸，最初是作为染料的，后来发现这种黄色染料有很强的爆炸性质，1885年法国第一次将它用于军事用途，装填在炮弹里作为炸药。这样一来，问题就很清楚了：当年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显然不是说1885年之后的事情，起码在17世纪就已经发生了。那是被什么炸碎的呢？当然是被中国人发明的黑火药炸碎的。

至于黑火药向西方的传播，恩格斯的论断比较可信。恩格斯对军事史有兴趣，他总结出火药西传的路径：从中国到印度，再从印度到阿拉伯，然后从阿拉伯到欧洲。在这个过程中，欧洲骑士的城堡被黑火药炸得粉碎。因此中国人发明的黑火药确实改变了世界历史。

造纸问题莫自寻烦恼

本来我们都知道东汉的宦官蔡伦发明了一种造纸的方法，其法简单经济，这一直是被作为定论的。许多西方学者也赞成这一定论。在这个定论里，包含了对纸的传统定义。

为何提出“灞桥纸”是自寻烦恼呢？因为将这些近似烂棉絮的、最大只有巴掌大小而且没有书写证据的东西称为纸，实际上就降低了纸的技术标准，放宽了对纸的定义。此举带来的后果，则是中国在造纸上的发明优先权反而有可能丧失！

为什么呢？如果允许放宽对纸的定义，那如何对待埃及的纸莎草纸？纸莎草纸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了。而且今天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里藏了很多纸莎草纸的作品，上面有颜色鲜艳的图画和文字。如果执意要把灞桥发现的絮状物说成纸，那古埃及那些有大量图画文字在上面的、用植物纤维做成的纸莎草纸，能说它不是纸吗？而一承认埃及的纸莎草纸也是纸，那中国的造纸发明优先权就丧失了——纸莎草纸比蔡伦造纸早了3000年。

神话司南与指南针

中国关于指南针的历史文献记载是相当晚的，但一讲司南，我们就把它的历史提前到先秦。许多人甚至在《韩非子》中找到了证据，认为战国时期就有司南了。司南的标准图案（一个天然磁石做的汤匙）在小学课本里就有。但是迄今并未发现任何古代的司南实物，这个图案实际上是王振铎在20世纪40年代假想出来的。该图案后来上了1953年的纪念邮票，于是成为定论：中国人在战国时代发明了司南。当年王振铎的报告说他已经用天然磁石复制成功司南，但是这具司南从来没人见过，至今下落不明。现在博物馆中陈列的司南，通常都是合金制造的，并用电磁线圈对它充过磁，这样才能够指南。这样的陈列品不能称为复制。

涉及司南的最早文献是《韩非子·有度》，但从上下文来看，其中所说的司南并不是指一个器具，而是类似于我们说的“规矩”、“法度”这样的意思。已经有人写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古代大量文献中出现的“司南”字样，其中有很大的比例并不是指能够指南的器具。要证实先秦时代就有司南，只有两条路径：一、发现一个古代司南实物，而且这个实物是天然磁石的，并且能够指南；二、用天然磁石复制出一个真正能够指南的司南。既然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实物和复制品，那么司南迄今仍然只是一个神话。

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维持司南这个神话呢？因为司南这个神话和指南针的发明权有很大关系。有人认为中国人只不过发现了地磁现象，这和发明指南针还有距离；而如果我们战国时代就发明了司南，那就能保障我们在指南针上的发明优先权。

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

培根和马克思说的三大发明里面有印刷术，印刷术包括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雕版印刷比较简单，就是让刻工在一块木板上，把我们要的文字或图案雕出来。印刷的时候在这个木板上刷油墨，然后把它印到纸上。古代的雕版印刷都是这么印的。通常我们认为现藏大英博物馆的公元868年王印造的《金刚经》是雕版印刷最早的实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在公元868年才学会雕版印刷，应该在这之前就会了。

活字印刷就比较复杂了。宋代沈括《梦溪笔谈》里记载了毕癉用泥烧成活字，能够用来印刷。但这只是一个记载，既没有泥活字的实物传下来，也没有用这个泥活字印刷的东西传下来。这个记载是不是可信？说实话也不是100%可信，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有80%可信。不过当时这个泥活字并没有得到推广，也没有关于毕癉用泥活字赚钱致富的记载。从毕癉往后900年，中国的绝大部分书籍仍然都是用雕版印刷的。这说明泥活字没有能够在商业上取代雕版印刷。在泥活字之后又发明了木活字和金属活字，这两种活字也被尝试过。但是这些活字都没有商业价值。

争夺中国人的印刷术发明权最厉害的是韩国。韩国人的做法分两步，第一步是争夺雕版印刷的发明权，如果这个被他们争夺到了，整个印刷术的发明权就是他们的了，他们就可以说“韩国发明了印刷术”，那四大发明中的一个就变成韩国的了。

1966年在韩国一个庙里面发现了一卷《陀罗尼经咒》，这是一份汉字的雕版印刷品。它的年代比刚才我们说的王印造《金刚经》的公元868年要早。这个《陀罗尼经咒》印刷的年代，可以肯定是在公元704～751年之间。因为公元704年这个《陀罗尼经咒》才被译成汉文，而公元751年是韩国这个庙落成的年份，这个东西是在庙落成之前埋下的，所以可以确信是公元751年之前。于是韩国人在世界上造舆论，说他们发现的《陀罗尼经咒》比大英博物馆藏《金刚经》要早。

但是韩国人完全回避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这卷《陀罗尼经咒》是从哪里来的？在当时，日本和朝鲜半岛诸国都非常流行从中国进口佛经、书籍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被当做珍贵的文化礼物。因此很多西方研究雕版印刷的专家都认为，这个《陀罗尼经咒》是在中国印刷了以后，送到朝鲜去的。因为当时这个庙落成的时候会需要这样的礼物，这个《陀罗尼经咒》就是从大唐搞来的。这个《陀罗尼经咒》上面有几个汉字，是武则天时代所用的特殊汉字。因此现代大部分中国学者和那些研究雕版印刷的西方学者认为，这卷《陀罗尼经咒》是在中国印刷了以后送到朝鲜去的。所以它的发现仍然不能动摇中国的雕版印刷发明权，相反还提早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实物年代。

当然这样的解释也不能说有100%的说服力，因为现在既没有这卷《陀罗尼经咒》来自中国的直接证据，也没有它是在朝鲜当地印刷的证据。所以学术界认为，韩国发现的这个《陀罗尼经咒》，并不能颠覆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上的发明权。但是他们确实也提出了一点点挑战，尽管这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但是下面一件事情韩国人确实得分了。2001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在韩国清州发现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印刷于公元1377年）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由韩国政府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清州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朝鲜人在金属活字上具有世界第一的发明权。当然这并未动摇中国在印刷术上的发明权，但是韩国得到了金属活字上的优先权。因为朝鲜人确实非常热衷于铸造金属活字，他们用金属活字印了大量的书，所以在金属活字上可能他们是有优先权的。

现在的情形是，韩国人企图争夺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发明权，不太成功但也有一点小进展。在活字印刷上，他们要超过毕癉做不到。但是在金属活字印刷上，他们占了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他们比中国的金属活字印刷要早。

为什么毕癉所发明的泥活字，以及后来的木活字和铜活字都不能推广呢？直到现代西方的印刷术传入之后，中国的雕版印刷才废弃呢？在欧洲，古登堡在15世纪发明金属活字，很快被商业化推广了。而中国的活字印刷为什么这么难推广？这是因为中文和西文之间确实有着一些根本的差别，我这里只说两点：

第一点是前期投入。以英文为例，26个字母，加上数字、标点符号等等，做一套只需要几十个不同字符（当然需要大量复本）。但汉字不是这样，在古代有几万个汉字，就是今天在简体字普及之后，常用汉字也有几千个。也就是说，造一套西文字成本很小，但要造几万个不同汉字（同样需要大量复本），造一套字就非常昂贵。古代的活字都是官方或者是皇家来制造（朝鲜的金属活字也是如此），就是因为它需要很大的投入。其次是对员工素质的要求。古代中文的活字印刷，排字工人必须是一个认识几万个汉字的人，但是西文的排版工人甚至可以是一个不识字的人，因为它一共只有几十个符号。所以在现代印刷术发明之前，汉字没有优势；现代印刷术发明之后很久，汉字仍然没有优势。只有到了电脑时代，汉字的春天才真正开始了。如今中文和西文相比，在排版、印刷方面的劣势已经完全消失。今天中文打字可以比西文打字更快。

重新思考四大发明

中国人四大发明的发明权，虽然遇到一点点挑战，但基本上还是稳固的。对这四个伟大发明，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是中国人的骄傲。

但是在北京的中国科技馆新馆，现在陈列的四大发明不再是我们教科书上的那四个了，而是变成了丝绸、青铜、陶瓷、造纸印刷。为什么变成这四个了呢？主要原因可能是：一、要让这些发明的科技含量更高；二、让它的范围变大。这也许主要是着眼于防止别人来争夺我们的发明权。

比如丝绸，就很复杂，涉及到养蚕、种桑、纺织、印染等等，将这一大批工艺技术都归在“丝绸”名下，当然范围就广了，科技含量就高了，不容易被人争夺。青铜也是一样，涉及一系列冶金工艺，非常复杂。陶瓷在烧制的过程中，里面有很多化学和艺术方面的学问，也足够复杂。而将造纸和印刷合并，既把“灞桥纸”这类争议放到了一边，再加上笼统的“印刷”，它既可以是活字印刷，也可以是雕版印刷，这样也能够确保中国的发明优先权。所以这“新四大发明”不太容易被别人争夺。

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更多的“新四大发明”。如果我们考虑这样三个原则：一、对中国的文明，或者对中国人的生活，有过广泛影响的；二、尽量保证中国人的发明优先权；三、应该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含量（伟大的发明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其实司南这样的东西只是天然磁石，科技含量就有点低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有一系列“新四大发明”，以前我曾提出过两组。

先看“新四大发明A组”：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制计数。丝绸之所以入选，是因为这是古代中国人非常具有特征性的东西。中医中药现在一直遭到一些人的打压，有的人甚至说中医是伪科学。实际上我们必须看到，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健康就是靠中医中药来呵护的，应该承认中医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况且它直到今天仍然有活力，这比司南之类早已没用的东西强多了。考虑到韩国人在金属活字印刷上已经占先，我们不如只提雕版印刷，这样可以确保中国的发明优先权。十进制计数从数学上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而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采用这个计数法。

再看“新四大发明B组”：陶瓷、珠算、纸币、阴阳合历。陶瓷入选的理由类似A组中的丝绸。虽然今天有了计算机，珠算基本上没有什么优越性了。但在计算机普及之前，珠算是非常有商业潜力的。中国人在宋代就发明了纸币（交子），这说明中国人很有商业头脑。实际上这是中国人一个非常可以骄傲的发明，但是以前我们一直很少去讲。这可能和我们的某些观念有关，我们老是觉得钱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好像中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并不光彩似的。阴阳合历（农历）一直到今天还在我们的生活中使用。我们中国的农历和西方的历法完全不一样，现在用的公历是一种阳历，完全不考虑月相。中国古代的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这在世界上是非常少见的。其他民族的历法，大部分要么用阴历，要么用阳历——要么根据月相，不考虑太阳运动；要么只考虑太阳运动，不考虑月相。中国古代的阴阳合历将这两者都兼顾起来，而且又能做到相当高的精度。

当然这“新四大发明”A组B组，我认为既不必写进教科书，也不必要求博物馆如法陈列。这只是一个知识游戏，我们可以通过评选“新四大发明”来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科技成就的认识，在游戏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讨论当选伟大发明的标准。

第三章　古人的生活

海上生明月：古人中秋夜都做什么？

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一书，而真正形成全国性的节日是在宋代。那时，每逢中秋夜人们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活动，设大香案，摆上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绝不能少，西瓜要切成莲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由此看来，古代人过中秋远比现代人要讲究得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古人过中秋常做的十件事。

一、吃月饼《洛中记闻》记载，唐僖宗在中秋节吃月饼，感觉味道极美，便命御膳房用红绫包裹月饼赏赐给新科进士们。这可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关于月饼的记载。到了宋代，月饼有“荷叶”、“金花”、“芙蓉”等等雅称，其制作方法也更加精致。诗人苏东坡有诗称赞说：“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酥是油酥，饴就是糖，其味道甜脆香美可想而知。

宋以后，制作月饼不仅讲究味道，而且在饼面上设计了各种各样与月宫传说有关的图案。饼面上的图案，起初大概是先画在纸上然后粘贴在饼面上，后来干脆用面模压制在月饼之上。满月形的月饼也跟十五的圆月一样象征着大团圆，人们把它当作节日食品，用它祭月，用它赠送亲友。

传说，元朝初年，元蒙统治者惧怕民众起来反抗，采取每十家派一名士兵监视，十家只许用一把菜刀的高压政策。人民忍无可忍，便乘八月十五中秋节互赠月饼之机，在月饼里放一个蜡丸，蜡丸中裹着纸，纸上写着誓言，饼底还贴一张纸做暗示，以此互相号召反蒙复国。浙江温州一带称这种月饼为“三锦”，按当地方言的谐音就是“杀紧”。这大概就是今天月饼外常贴上一张纸的由来。

二、燃灯

中秋之夜，天清如水，月明如镜，可谓良辰美景，美不胜收。然而对此人们并未满足，于是便有“燃灯”以助月色的风俗。在湖广一带有用瓦片叠塔于塔上燃灯的节俗。在江南一带则有制灯船的节俗。在近代中秋燃灯之俗更盛。今人周云锦、何湘妃《闲情试说时节事》一文说：广东张灯最盛，各家于节前十几天，就用竹条扎灯笼，做果品、鸟兽、鱼虫形及“庆贺中秋”等字样，上糊色纸，绘各种颜色。中秋夜灯内燃烛用绳系于竹竿上，高悬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或种种形状，挂于家屋高处，俗称“树中秋”或“竖中秋”。富贵之家所悬之灯，高可数丈，家人聚于灯下欢饮为乐，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满城灯火不啻琉璃世界。看来从古至今中秋燃灯之俗其规模似乎仅次于元宵灯节。

三、观潮“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这是宋代大诗人苏轼写的《八月十五日看潮》诗。在古代，浙江一带除中秋赏月外，观潮可谓是又一中秋盛事。中秋观潮的风俗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枚乘的《七发》赋中就有了相当详尽的记述。汉以后，中秋观潮之风更盛。明朱廷焕《增补武林旧事》和宋吴自牧《梦粱录》也有观潮记载。这两书所记述的观潮盛况，说明在宋代中秋观潮之事达到了巅峰。

四、玩兔儿爷

近人金易、沈义羚所著的《宫女谈往录》中，记述了一位叫荣儿的宫女讲述的故事。当时正是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那一年，慈禧太后逃出了京都，在逃亡的路上恰逢中秋，这位太后慌乱之中亦未忘旧礼古俗，便在寄寓的忻州贡院中举行了祭月之礼。

故事说，晚饭后按着宫里的习惯，要由皇后去祭祀“太阴君”。这大概是沿袭东北的习惯“男不拜兔，女不祭灶”吧，“太阴君”是由每家的主妇来祭的。在庭院的东南角上，摆上供桌，请出神码来（一张纸上印一个大兔子在月宫里捣药），插在香坛里。香坛是一个方斗，晋北的斗不是圆的，是方的。街上有时偶然听到晋北人唱“圆不过月亮方不过斗，甜不过尕妹妹的温柔。”可见，晋北的斗全是方的了。斗里盛满新高粱，斗口糊上黄纸，供桌上四碟水果，四盘月饼，月饼叠起来有半尺高。

另外，中间一个大木盘，放着直径有一尺长的圆月饼，这是专为祭兔时做的。四碗清茶，是把茶叶放在碗里用凉水冲一下。宫女荣儿说：“就这样，由皇后带着妃子、格格和我们大家行完礼，就算礼成。我们都是逃跑在外的，非常迷信，唯恐有一点礼仪不周，得罪了神鬼，给自己降下灾难。所以一有给神鬼磕头的机会，都是争着参加。”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宫廷中祭拜月兔的规矩，虽说是在逃难之中，香坛只好用晋北的方斗来替代，但从心理角度说，因为在难中，所以对神则更为敬畏虔诚。

从这个故事看，清代宫廷是把月中的玉兔称做太阴君的。然而民间则不同，百姓们称它为玉兔儿爷，这种称呼虽不如称太阴君严肃庄重，但却显得更为亲切。而在北京一带的民俗中，中秋节祭兔儿爷实是庄重不足而游戏有余，尽管略显得对神不大尊敬，但却反映了民间敬神心理的变化。

五、熬夜

民间相传，中秋夜越晚睡越长寿。所以有人以此祈求长寿，但更多现代年轻人借此机会玩个通宵。

六、偷葱偷菜

相传未婚少女如果在中秋夜偷得别家菜圃中的蔬菜或葱，就表示她将来会遇到一个如意郎君。台湾有句俗语“偷着葱，嫁好郎；偷着菜，嫁好婿”指的就是这一习俗。

七、吃鸭

我国西南的仫佬族讲究在这一天买饼子，杀鸭子。南京的什么桂花鸭、咸水鸭、樟茶鸭也往往在这个时候卖得很旺。如果你什么都没找到，拎一只北京烤鸭回家吃，估计味道也不赖。

八、吃田螺

民间认为，中秋田螺，可以明目。后经查，螺肉所含的维生素A是眼睛视色素的重要物质，可见此说法言之有理。但为什么一定要在中秋节食之呢？有人指出，中秋前后，是田螺空怀的时候，腹内无小螺，因此，肉质特别肥美。如今在广州民间，不少家庭在中秋期间都有炒田螺的习惯。

九、吃芋头

清乾隆《潮州府志》曰：“中秋玩月，剥芋头食之，谓之剥鬼皮”。所以，中秋食芋头，则寓意辟邪消灾，并有表示不信邪之意。

十、饮桂花酒

屈原的《九歌》中有“援骥斗兮酌桂浆”、“奠桂酒兮椒浆”的诗句。但到了现在，人们多是拿红酒代替了。

透过“赵氏孤儿”看晋国政局变化

赵氏一直是晋国的重臣，到晋襄公时赵盾任国政，左右晋国的政局。晋襄公死后，太子夷皋年少，赵盾欲立襄公的弟弟雍。当时雍还在秦国。太子母日夜啼泣，叩头对赵盾说：“先君何罪，为什么放着亲生的儿子不立，反而另求君主？”赵盾害怕其宗室与大夫的反对，只得立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晋灵公。

晋灵公逐渐成熟，而且变得骄横。赵盾多次奏谏，灵公不听。有一次，灵公吃熊掌，宰熊的人没有把腼煮熟，灵公就把膳食的人杀了，让人把尸体拖出来，恰巧被赵盾看到了。灵公生怕赵盾把这事说出去，因此欲杀赵盾。有人向赵盾报告了这一消息，赵盾得以逃跑。此后，赵穿杀了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这就是成公。有些史书上说“赵盾弑其君”，是不真实的。赵盾返回，再次任国政。到晋景公时，赵盾已去世，他的儿子赵朔任国政。

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以“弑君之罪”欲诛赵氏。屠岸贾曾受到晋灵公的恩宠，到了景公时官职为司寇。他遍告诸将说：“尽管赵盾不知道弑君之事，但他是贼首，不可逃脱弑君之大罪，现其子孙在朝，请诛之。”大将韩厥表示反对，说：“灵公被害时，赵盾在外，先君认为他无罪，所以没有诛杀他。今诸将听信了你的话，欲诛赵盾的后代，这并不是先君的意思，而是制造混乱。臣有大事国君却不知道，是无视君主。”屠岸贾不顾韩厥的反对与诸将杀害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赵氏满门遭斩。

其时，赵朔妻即成公的妹妹，有遗腹，不久在宫中生子。屠岸贾知道这个消息，在宫中搜索。由于程婴、公孙杵臼的竭力协助，采用调包计，并以公孙杵臼和另一个婴儿的牺牲为代价，才得以保存了赵氏孤儿。这就是后来的赵武。

15年以后的一天，晋景公做了一场噩梦，惊恐异常，大叫而醒，但却从此一病不起。当时在桑田有一位神巫，晋景公就召其入宫占卜，神巫所卜和晋景公的梦境完全相同。晋景公惊惧地问他该怎么办。神巫无可奈何地说：“这鬼是先世功臣，是有威德的大厉鬼，又正值愤怒之时，制伏不了。”晋景公又问：“那寡人的病体吉凶如何呢？”神巫说：“小人冒死直言，您的病很重，恐怕吃不到新麦了。”这时屠岸贾在旁边，他生怕晋景公“丢车保帅”牺牲自己追祭赵衰，就厉声呵斥道：“你这完全是妖言惑乱国君，君王若能吃到新麦，你当死罪。”即刻把神巫轰出宫去。晋景公还是不放心，就又占了一卦，结果说是兴大业的功臣中有不顺心的后代在作怪。晋景公就问韩厥，韩厥知道真正的赵氏孤儿还在人世，就对晋景公说：“在晋国断了香火的功臣大概就是赵氏吧？从古时一直到晋成公，赵家世代立功，但是在您这一代却把他们给灭了，老百姓都很可怜他们，所以占龟也是这样显示的，请您认真考虑这件事。”于是景公与韩厥谋立赵氏孤儿。诸将对景公说：“当初下宫那次事变，是屠岸贾策动的，他假传君命，并且向群臣发令，不然的话，谁敢发动变乱呢！你身体有这样的小毛病，我们这些大臣本来就要请赵氏的后代出来了。如今您有这个命令，正是群臣的心愿啊！”于是，赵武复出，与程婴遍拜诸将。这一次是诸将反过来与程婴、赵武一道攻屠岸贾，灭其族。赵氏重新登上晋国的政坛。

以上是赵氏在晋国政坛上大起大落的史实。

为什么赵氏在晋国的政坛上会出现如此大起大落的局面？笔者认为绝不仅仅是屠岸贾所为。

从杀害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灭赵氏家族，到到处搜索赵氏孤儿的整个过程看，责任好像都在屠岸贾，其实背后有晋景公的活动。如同秦桧与宋高宗谋害岳飞一样。设想没有国君的命令，屠岸贾会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吗？15年后，在即将重立赵氏前，诸将对景公说过一段话：“昔下宫作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令，并命群臣。”何为“矫以君令”？可以理解为对君王的命令在执行时“扩大化”了。也可以理解为“假传圣旨”。这是大臣们为晋景公开脱的。中国历来“为君者讳”，就是君王了的再大的坏事，也不能说是君王做的。赵氏孤儿赵武被解放出来，赵氏重新登上晋国政坛，表面上看源于君王的一句话。其实，景公是将杀害赵氏的罪责转嫁于屠岸贾，“丢卒保车”。

屠岸贾是王权的牺牲品。

透过“赵氏孤儿”，我们看到晋国的政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经过15年，晋国内的形势已大不相同，人们对赵氏的仇恨不仅由于时间的长久早已淡化，而且由于赵氏所受到的打击普遍产生同情心理，相反的对得势者屠岸贾的所作所为产生厌恶心理。用现在的话说，屠岸所推行的政策引起公愤，人们反而怀念起赵朔时期的政策。景公欲立赵的后代，并不仅仅是景公的疾病起因，实际上只是一种顺势而为。巫师敢说话了，韩厥也敢说话了。

中国历来有好多事都是借迷信起事的，陈胜吴王的起义，不是派人在鱼肚里藏字，又派人躲里庙喊“陈胜王，大楚兴”吗？元末农民起义，将一个刻字的石人藏在黄河泥土中，上书“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此处也是。

这个历史发展的规律究竟是什么？请看下面一段叙述：“赵武续赵宗二十七年，晋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赵武为正卿。十三年，吴延陵季子使于晋，曰：‘晋国之政卒归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在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中，新兴地主阶级在经历了挫折之后又重新集聚了力量，终将取得政权，三国分晋是历史的必然。赵氏孤儿被解救出来，是应运而生。没有赵武，也会有几国分晋。从“赵氏孤儿”这出历史剧中，我们看出了历史进步的端倪。

同一个当权者，时间长了他的思想也会发生变化。这件事具有典型意义。赵氏的大起大落，中途并没有变换国君，一直都是晋景公。一个人的思想15年时间的前后，发生了相反的变化。设想一下，15年前如果找到赵氏孤儿，景公是立他还是杀他呢？答案应是不言而喻的。

任何事物都会走向自己的另一面。物极必反，月盈则亏，月亏则盈，只是有待时日而已。

此外，作为赵氏有一条教训应当记取：树大招风必致摧毁。屠岸贾为什么那么积极地要诛杀赵氏，这不仅是景公的需要，也是诸将的共识，因为赵盾在晋的权力过大，尽管没有做什么坏事，但不整他整谁呢？于是就找到了足以治赵氏之罪的口实。

赵匡胤如何埋下亡国隐患：听信群臣没迁都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大宋王朝，定都河南开封。考虑到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赵匡胤曾拟先迁都洛阳，后迁都长安，但遭到群臣及晋王赵光义极力反对，迁都计划搁浅。

自古统治者选择都城主要根据军事、经济、地理位置三方面条件来考虑。军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能制内，又利于御外；经济上要求都城附近地区经济发达，能基本解决都城的物质需要，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位于王朝管辖范围的中心地区，或有通畅的水陆交通线路通向四面八方。

开封府主要的优势是居“天下之要会”，汴水河渠连接江淮等地，经济富庶，但其缺点是军事上无险可守，难以御外，必须常驻数十万大军以代替山河之险。赵匡胤考虑得比较全面，比群臣和赵光义更有眼光，他认为如继续以开封为都城，“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结果不幸而言中。

宋太祖曾拟迁都

欲西迁据形胜之地

开封位于黄河中游的南岸，地处中原和华北大平原的西部边缘。它北据燕赵，南通江淮，西峙嵩岳，东接青齐。河流在这里作放射状向南北分流，可开凿运河，连接南北河流。

因战国时的魏国，五代时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朝后期，都曾建都于开封，所以开封素有“七朝古都”之称。就地理环境而言，自古统治者择都大多选取龙盘虎踞、山河四塞、有险可守的形胜之地，很少选择地势平坦、难以防守之地。而开封偏偏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地方。它之所以被统治者看中，关键在于它处在四通八达的“天下之冲”，交通方便，经济富庶，有利于“居中御远”。

早在战国后期，纵横家张仪曾对魏哀王说：“魏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限。”楚汉相争期间，谋士郦食其对刘邦说：“陈留（今开封一带）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于是刘邦置陈留郡。唐末和五代时，群雄逐鹿中原，开封的地理位置显得更加重要。唐人韩宏说：“大梁（今开封）襟带河汴，控引淮泗，足以禁制山东。”后唐郭崇韬说：“汴州关东冲要，地富人繁”。石敬瑭对后唐皇帝李嗣源说：“大梁，天下之要会也。”公元936年，石敬瑭灭后唐，建立后晋，两年后便以汴州为东京开封府，定为首都。

随后，后汉、后周相继建都于开封。宋太祖赵匡胤登上帝位时，沿用后周旧制，以大梁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赵匡胤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在基本平定南方诸国及地方割据势力后，他考虑到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曾拟先迁都洛阳，后迁都长安，他说：“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但这一打算遭到群臣和其弟赵光义极力反对。

反对迁都理由之一：

洛阳凋敝军食不充

赵匡胤于公元927年在洛阳夹马营出生，因而对洛阳有特殊感情。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赵匡胤下诏西幸洛阳祭祀天地，并打算从此留在洛阳。

起居郎李符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上书“陈八难”，书中称：“京邑凋敝，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赵匡胤思乡心切，根本不管西行难不难，于同年三月丙子日从开封出发，在众大臣和卫兵簇拥下，浩浩荡荡前往洛阳。

四月，赵匡胤一行到达洛阳，在南郊举行合祭天地大典。此前洛阳地区连续一个月大雨不止，赵匡胤到达后，雨就停了下来，举行合祭大典时晴空万里。大典结束后，当地父老说：“我辈少经乱离，不图今日复见太平天子！”还有人激动得泪流满面。赵匡胤见天公作美，百姓归心，又见洛阳经过重建后宫室壮丽，心情非常愉快，当日下诏大赦，并当面奖励建设洛阳有功的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

两天后，赵匡胤大宴群臣，随意赏赐，君臣共欢。在言谈中，赵匡胤屡称洛阳为形胜之地，居天下之中，流露出欲留居洛阳之意，群臣见皇上兴致正浓，不敢扫他的兴，当时没有谁开口进谏。赵匡胤见大家都不反对，以为迁都之事可如愿进行，却不知群臣虽表面不反对，但大多数人仍不乐意迁都。

反对迁都理由之二：

开封漕运四通八达

迁都是牵涉到国家命运的大事，群臣有意见不可能不提，况且他们知道赵匡胤是非常尊重臣下意见的明君，所以便利用各种机会向赵匡胤进谏。

一天，赵匡胤的老部下李怀忠见皇上略有闲暇，便上前进言，他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

就当时形势而言，李怀忠这一番话的理由是很充足的，自后梁建都开封以来，几代统治者便不断开挖运河，以通漕运。尤其是后周世宗柴荣，屡次下诏开挖运河。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四月，世宗下诏疏导汴水北入开封五丈河，使齐鲁舟楫都能到达开封；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三月，下诏开挖汴水口，引导河水达于淮水，使江、淮舟楫畅通无阻；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二月，柴荣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在开封东面疏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颖之漕”，又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后，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就着手在开封周围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他首先下令开挖蔡河，使河流直达许镇，以通淮右之漕。第二年，又调集数万民工，从新郑引闵水与蔡河汇合，使蔡河经陈、颖直达寿春。同年，又在开封城北进一步开挖五丈河和金水河，增加流量。

经不断疏浚和开凿后，基本形成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江南之粟由江入淮，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地区入五丈河达京。使开封便于取得全国各地的粮食和物资，解决首都开封数十万禁军和百万居民的粮食和物资供给问题。这在当时是建都长安或洛阳都无法办到的。所以赵匡胤认为李怀忠的意见确实有道理，但即便如此，仍改变不了赵匡胤迁都的决心。

反对迁都理由之三：

安邦“在德不在险”

群臣的意见赵匡胤可以不听，可晋王赵光义的意见赵匡胤却不得不听，因赵光义是他的皇位继承人。当赵匡胤把迁都洛阳和长安利在有险可守的想法告诉赵光义时，赵光义说：“在德不在险。”赵匡胤一时语塞。赵光义离开后，赵匡胤对左右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光义反驳赵匡胤引用了吴起的故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事魏武候。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在船上，吴起与魏武侯讨论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对国家安全哪一方面更重要的问题，吴起认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上古时代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所以说安邦治国“在德不在险”。

眼看晋王和群臣都持反对意见，赵匡胤只好放弃了迁都的计划。

靠近黄河都城危险

四战之地往事可鉴

晋王赵光义对赵匡胤说“在德不在险”，此事在宋史并没有记载，而记载在宋人王禹偁的《建隆遗事》一书中，被《续资治通鉴》等书采用。有人认为《建隆遗事》不可信，赵光义并没有说过“在德不在险”。然而不管赵光义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北宋没有迁都却是事实。而且北宋不迁都确如赵匡胤所言隐伏着极大的危机，北宋在赵匡胤逝世后逐步走向衰弱最后被金所灭与开封的地理位置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开封自古为四战之地，周围又没有山岭险阻，建都于此，遇强兵入侵时如何防守就成为严重的问题。张仪说：“魏之地势，固战场也。”开封的地理环境四通八达，水陆交通方便，在宋代作为经济中心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作为政治军事中心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另外，开封太靠近黄河，在军事上也是个致命的弊端。战国时秦国曾四次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公元前225年，秦军决黄河水灌大梁，结果城坏魏亡。

相对而言，洛阳的地理位置比开封险要得多。洛阳不仅位居“天下之中”，而且四周群山环绕，背负邙山，面临洛水。东有成皋，西有崤函，北通幽燕，南对伊阙。“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秦以后宋以前有东汉、曹魏、西晋等王朝建都于此，号称“九朝古都”。正因为如此，宋太祖才有了迁都洛阳的念头，其出发点乃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他认为建都于洛阳，既有利于防守，还可以省去大量冗兵，减轻国家的负担。后来范仲淹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阳。”可惜他的意见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就德治和设险守国而言，德治固然应当放在首位，但设险守国绝不能忽视。正如清代学者顾祖禹所说的：“虽恃德不恃险，而设险重闭之义，亦未可略而不讲也……汴四战之地，受敌最深，梁末帝之祸甚于王假，靖康之辱几于石晋，况滔天之浸（指黄河）近在咫尺之间，言建都者，其亦有鉴于往事哉！”

北宋名将韩琦曾建议加固京师外城，以此加强京师的防守，他说：“北戎势重，京师坦而无备，若一朝称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与之力战。彼战胜，则疾趋澶渊。若京城坚固，戒河朔之兵勿与战。彼不得战，欲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击之，皆可也。”谏官余靖表示反对，他说：“王者守在四夷，今无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而为婴城自守之计。”皇帝同意余靖的意见，韩琦加固京城的建议被否决。

养兵太多负担沉重

依赖运河民力耗尽

既然开封无险可守，保障首都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兵力补足。北宋开封一带经常驻军数十万，城里城外连营设卫，以代替山河之险。大量冗兵云集京师，大大增加了开封对运河的依赖性。时间一久，就造成政府财政开支负担沉重，百姓困于徭役。

前面说过，宋太祖登基后多次下诏开挖运河，为此不得不征用大量民力。赵匡胤了解民间疾苦，爱护百姓，不会轻易动用民力。建隆二年，他命令给事中刘载带领民众挖五丈渠。他对侍臣说：“烦民奉己之事，朕必不为。开导沟洫，以济京邑，盖不获已耳。”他知道京师依赖运河供给并非长久之计，所以才有迁都的打算。由于迁都计划受阻，运河的开挖和维护便成为北宋自始至终的国家大事。正如张方平所说的：“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河道不够要继续开挖，河道淤塞要不断清淤，无休无止的开挖清淤动用无数民力，使百姓疲于奔命。

开封是运河的供给中心，政府的粮食和物资的主要来源地是长江下游。宋初，长江下游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自成为京师的粮食和物资主要来源地后，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天下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开封，其他地方却越来越穷困，这正是赵匡胤所担心的。他预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结果不幸而言中，过了不到百年，民力几乎耗尽，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停滞，北宋政府经常入不敷出，庞大的军费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60%～70%左右）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过气来，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势。

1126年，金国见北宋已弱不禁风，兴兵大举南下，包围开封。1127年，金兵占领开封，北宋灭亡。被金兵洗劫一空的开封从此风光不再，汴河航道逐渐湮塞，南北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慢慢丧失，开封在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宣告结束。

第四章　古代的朝廷

儒学之道对古代科技的贡献

儒学之道对古代科技的贡献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弟子曾子得孔子孝道之正传，作《孝经》。曾子的弟子子思，作《中庸》。子思与再传弟子孟子合称“思孟学派”，为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家学派。这是先秦儒家发展的主线，被称为孔孟之道。他们不仅在伦理学上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且，也为古代科技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孔子所整理过的“六经”中包含古代科技典籍，其中最重要的是《夏小正》。关于《夏小正》的来历，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这就是《夏小正》的来历。另外，《史记·夏本纪》也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一般认为，现存的《夏小正》有经、传之分，其中的经是孔子编订过的。《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该书按照一年中各月份的先后顺序，对各个月份的物候、气象、天象和农事活动分别作了记载，涉及天文、气象、动植物等多方面的知识。

作为孔子之后的重要儒家学派，思孟学派也整理编订过不少古代科技典籍，其中最重要的有《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和《礼记·月令》。需要指出的是，《尧典》、《禹贡》和《月令》一直被看作是古代天文学、地理学和农学的经典著作，对古代科技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尚书·尧典》中有一段记载，叙述了帝尧当时制定历法的情况。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就是，昼夜等长的时候，当黄昏时见到鸟星升到中天，即为仲春或春分；白昼最长的时候，见到大火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夏或夏至；昼夜又等长的时候，见到虚星升到中天，即为仲秋或秋分；白昼最短的时候，见到昴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冬或冬至。对于《尧典》的这一段叙述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意义，李约瑟曾给与高度的评价，称它是“中国官方天文学的基本宪章”。《尚书·禹贡》讲述的是，夏禹治水之后，将全国分为九个区域，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且根据各州的自然条件，规定田赋和进贡。该书涉及丰富的地理知识，包括各州的水利工程、河流、土壤、植被以及贡品的进贡水路，此外还叙述了4条由西向东延伸的山列和9条河流的来龙去脉。因此，该书被看作是古代重要的地理著作，李约瑟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自然地理考察著作”。而且，在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中，《禹贡》一直是古代地理学家所必读和必须尊崇的经典，对古代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礼记·月令》与《夏小正》相类似，也是按照一年中季节的变化顺序，对各个季节月份的天象、物候和农事活动等分别作了记载。与《夏小正》相比，《礼记·月令》中所记述的科学知识的内容明显有所增加，且更加丰富、更加完整，尤其是在天文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需要指出的是，《月令》中所包含的这些天文知识、物候知识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对古代天文学和农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直是历代编制历法以及编撰农书所不可缺少的资料来源。

孟子也非常重视农业科技。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认为，“不违农时”，就能使农业发展，百姓富裕，就能“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而这正是“王道之始”，因此强调要“无失其时”、“勿夺其时”。从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的水平看，农时本身就是农业科技的重要内容，重视农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就是对农业科技的重视。

古代衙门胥吏多黑暗：以抓人名义强奸当事人妻子

再说一件关于皂班的史实。据宋人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记，唐代宰相毕诚出身寒微，他的舅舅就是太湖县衙门里的皂班，靠赚杖头钱致富。毕诚显达后，想替舅舅谋一个官职，舅舅还执意不肯，说是我干这个行当，每年光“事例钱”便有六十缗可拿，“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知你想替我谋什么官职？言下之意是，还有比行杖更好的进账吗？六十缗即六千文，抵得上当时一个县令加上一个县尉的俸料了。况且这仅仅是“事例钱”，“例”外的受贿还不算在内。怪不得老娘舅连官也不愿做哩。“狗”是快班，靠手脚快捷嗅觉灵敏混事，专供持票传案、拘捕人犯、刺探侦缉和传送公事等。也叫“快手”、“捕快”等，前文引述《水浒传》中的何涛，就是捕快的领班人。唐朝时的快班，还有个“不良人”俗称，如《朝野佥载》中，记有一则故事，谓中书舍人郭正一有个高丽婢名玉素，貌美受宠，替主人掌管财物。后来玉素投毒谋害主人，泄露后卷带金银器物逃跑。“录奏，敕令长安（县）、万年（县）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正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有关破案的过程，作者作了省略，但读者看了后自然明白这里头反复出现的“不良”，并不能望文生义作“不良分子”解，倒是“捉不良”的，而魏昶则同何涛一样，是他们的领班。也不知什么缘故，大家把“捉不良人”的“捉”字省掉了，简称“不良人”或“不良”，意思肯定弄反了。但对于这班捕快的平素为人来讲，形容得恰到好处。西汉时人们又管缉捕盗贼的隶卒叫“求盗”，也和“不良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快班辈究竟怎么个“不良”，沈榜是当知县老爷的，该知道很多，也该相瞒不少，但《宛署杂记》中仍有“遂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考语，大体是“每民间有事，应与拘送，则有‘鞋脚钱’；或已就拘执，两愿和息，则有‘酒饭钱’；奉檄踪迹奸宄，未得而株连之，则有‘宽限钱’；已得而墨覆之，则有‘买放钱’；城内每月每家有‘灯油钱’；买卖房契有‘画字钱’；各巷搭盖披檐（即“违章建筑”）有‘隐报分例’；相验有被犯法物；每初佥及年终，置酒邀会，每家银三五分，则曰‘打网’、曰‘秋风’；……巧立名色，莫可枚举。”以“宽限钱”为例，又叫“贼开花”，清人姚元之撰《竹叶亭杂记》里，对此有描述：

州县中差役之扰乡民，其术百端……有“贼开花”等名目。言民间遇有窃案，呈报之后，差役将被窃邻近之家资财殷实而无顶戴者，扳出指为窝户，拘押索钱。每报一案，牵连数家，名曰“贼开花”。乡曲无知，惧干法网，出钱七八千至十数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释之，谓之“洗贼名”。一家被贼，即数家受累，如此数次，殷实者亦空矣。有鲁典史者，刻一联榜于堂，联云：“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

李伯元《活地获》中，用了许多篇幅，专述清代安徽天长县捕头吴良勾结窃贼玩弄“贼开花”的事迹。在这里，“警察”与小偷的对话是：“现在我就收你做个徒弟，你尽管去做生意。可是做徒弟的规矩，是个三七分红。你做了买卖，我是扣一个七成，那三成你自己去受用。……还有一样，你去偷东西，总要把人家的门同房屋记清了，碰到嵌儿上，也可以攀他一攀。等到明白了，他的钱已是我们的了。”

李清编《折狱新语》里，也收有不少快班辈的劣迹。如卷5《斩奸事》记慈溪县捕快柳阿安、叶僧受淫棍章马贿买，反诬良民为贼，“遂捉拿吊打，而有搜虏衣物廿一件、银五两之事”；如《奸杀事》记奉化县捕快蒋少龙、张章，趁拘人名义，强奸当事人妻子；又如卷4《枉诈事》中，有衙役张凤、王美泰硬指平民王继武为贼，“继武以六钱付，犹怏怏未厌，又益以二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即便发作了，至多是“杖治”，而执行者又是他们的皂班同行，到底有几下“着肉”的，不言而喻。“不良”丧尽天良的极端行为，是养寇自重或干脆自己也当盗贼，县令县尉等老爷追比急迫时，就胡乱抓平时有仇隙的人抵罪，甚而有比这还骇人听闻的。徐珂编《清稗类钞》上就记有一事：清朝咸丰时，“河南多盗，州县故广置胥役以捕盗，有多至数千人者，实则大盗即窟穴其中，时遣其徒党出劫，捕之急，即贿买贫民为顶凶以销案”。有个镇平县捕快胡体安，阳为胥役，阴为盗魁，有一回唆徒党去邻近某县掠劫巨室，被害人知道了是胡体安当主谋后，上控到守道衙门，当时正值涂宗瀛在河南当地方官，马上指派有司去镇平拘人。这个胡体安竟买通来抓人的邻县捕快，把自己掠来的一个小伙夫王树汶充胡体安名字带走归案。“（王）树汶初不承，役以非刑酷之，且谓即定案必不死，始诺。”读者或许要问老爷干什么吃的？这也有记载，“县令马翥闻（胡）体安就获，狂喜，不暇审真伪，遽禀大府，草草定案。”涂宗瀛在清代官员中，也算是以能干著称了，偏偏就在他的管下出这等事情，足见“公人世界”的能量，上下左右的吏人和胥役用铜钱串接起来，何惧区区涂宗瀛？所以姚元之又喟叹：“地方大吏安得尽天下蠹役一一而知之？亲民者又安得尽一县蠹役一一而除之？”

王安石变法是向全民敛财

如今的文献，只要一提到王安石变法的原因就说：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积贫积弱。王安石变法就是针对这些社会状况而展开的。可在变法法令中，几乎没有一条是抑制土地兼并，裁撤冗兵的。而从变法结果来看，冗员并未减少，土地兼并有增无减，对外依旧懦弱不堪。

这场变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国家”求富“，但这个目的却被遮蔽了，抑制兼并只是变法派为减轻保守派对他们的炮轰而编造出的理由。

当时，官员队伍庞大，这是由于前任皇帝无能，只好扩充官员，提高俸禄。而官员队伍一旦扩大到一定规模就变得很难裁减，因为一切改革都需要靠官员来推动。

冗员不能裁减，其他支出无法减少，只能增加收入了。

对于缺钱问题，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保守派认为是钱花的太多了，不要打仗，少花点就可以了。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建议，神宗皇帝当然不会同意。

另一派就是变法派，他们提出要增加收入，这样不仅能养住官员和军队，还可以支持朝廷对敌国采取主动的军事措施。这种态度与神宗的需要一拍即合。

王安石把原来民间资本经营的商业、贸易及金融业转为官办的垄断企业，通过利润增加收入，同时把国营的养马业转为民办，减少亏损。

但是，变法也增加了百姓的赋税。比如”募役法“等等。

这场变法的确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但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王安石变法除了敛财之外，并未使国家变得强大，而让人民白白付出代价，所以这场变法总体上应该受到否定。

王安石变法没有能够搞强一个国家，也没有搞垮这个国家，它让这个国家富了，也给官员腐败提供了物质条件。王安石变法以及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在宋朝政治史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既没有亡宋，也没能兴宋。

第五章　古代的官员们

清代朝廷高薪难养廉　为何洋人控制海关能保持清廉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唐人李商隐的这阙诗，讲的是“勤俭”方能持家兴国，老生常谈了。其实，“勤”、“俭”并非一体，“勤”之相对是“懒”，“俭”之相对才是“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但凡世人，大多喜“奢”不喜“俭”，“勤”力劳作，为的就是能尽早由“俭”入“奢”——当然，“奢”有大“奢”、中“奢”、小“奢”，食不果腹之人，能顿顿红薯稀粥即是“奢”，钟鸣鼎食之家，琥珀为枕亦还算“俭”的。

求“奢”之心，乃是人欲。既是人欲，在鸿章看来，就是天理。倘若非要通过“灭人欲”才能“存天理”，这天理亦就不成其为天理了，只能出些朱熹之流的伪君子，已所不欲，偏施予人，以“天理”之幌子为其一己之“人欲”张目。人欲如江河，不废万古流，唯有善加导引，方能得水利，而不为水患。

耗羡归公

齐家治国平天下，端的是不能靠“寡欲”二字，而要在规矩导引上下工夫。“齐家”乃是“治国平天下”之根基。鸿章从不讳言，大丈夫当做大官、办大事，亦需挣大钱——至少不应让家人为衣食而忧。“学得经纬术、卖予帝王家”，出将入相，挣功名利禄，亦可算是士大夫独门生意。“千里做官只为财”，固然是格局忒小了，但“千里做官先为财”，却还算是正解。自己立定脚跟，方能达则兼济天下。

前明大家顾炎武曾说：“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康有为亦道：“求人则无气，久贫则无耻。”倒是难得说了句实话。前明亡国，官场腐烂是关键。而官场腐烂，很大一个肇因即是官吏过多，衙门架屋叠床，且又设立东厂、西厂、锦衣卫等耳目以防变图稳，粥少僧多。没料到，愈想防变图稳，愈是多变难稳。官吏饕餮，圣贤教诲又岂能抵冲微薄薪俸？正道上得不着，只好捞偏门，愣是将一个能将贪官剥皮揎草的国家弄得遍地贪官，民不聊生

大清开国入关，沿袭明制，官吏俸禄极低，多数仅能养家糊口，顺康二朝（顺治、康熙）亦如前明，贪渎横行。其一即是征收耗羡（碎银熔成银锭时所受之损耗，亦称“火耗”）。此本为前明弊政，国初虽屡有厉禁，却禁之不能。彼时以八旗之军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惨酷，发之令一下，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倘真想禁绝耗羡之征收，亦不会太难，可见还是撼人易、撼自己难。彼时民政之酷烈，不亚于前明，与圈地蓄奴相比，征收耗羡亦不过是小节而已。

康熙朝与民休养生息，定“永不加赋”，耗羡一项即成官吏首要的“正道”财源，河南甚或有征收一钱五分的（1两银子征收1钱5分的火耗，即15%），横征暴敛，国库分毫难得，百姓痛心疾首，肥的只是中间的硕鼠。

至雍正朝，世宗皇帝整饬吏治，一手拿大棒，一手拿胡萝卜，对贪官墨吏大开杀戒之余，亦实行“耗羡归公”。征收耗羡，虽是残民之道，却又是难治之疾，与其放任，不如明定其额而归公，统收统支。于民而言，其害稍轻；于国而言，略增国用；于官而言，废私为公。“耗羡归公”，取之于官（实乃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官——为官员发放养廉银，指望凭此待遇而令官员免于贪黔，洁身自好。“耗羡归公”，入库后三成分肥，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作地方公用，一份给官员养廉。各省依品级发放养廉银，多寡不均，皆比正俸禄高出数倍至数十倍，甚至多达二百余倍，官员因此大受其益。自此，即便官清如水，亦能稳得一富家翁。

欲壑难填

雍正一朝，吏治相对最好。一则固然因“耗羡归公”发放养廉银，官员们得了实惠，贪墨之心略淡；二则因世宗皇帝乃是有名的冷面皇帝，既有密折制度确保耳目畅通，又用严刑峻法铁腕治国，官员畏刑，亦不敢妄动。

养廉银起初只为地方官独有。京官在薪俸之外，还有俸米，常有恩俸，亦不需如地方官那般为公务雇请师爷随从，日子本比外官好过。养廉银实施后，外官之收益激增，京官倒成了“穷京官”，他们虽非亲民之官，不便直接取之于民，却是管官之官，靠山吃山，势不得不仰外官馈遗。而外官为维持自家地位，亦需朝中有人，至少不可与之为敌。每遇季节，外官必赠京官财物，夏季谓之冰敬，冬季则谓之炭敬，吉、凶、庆、吊无不赠遗，名为礼物，实乃分润。

乾隆朝，养廉银发放遍及京官及军官，雨露均沾，厚禄却更难养廉。一则因养廉银之肥瘦因地、因职而不均，难免得陇望蜀。得不到“蜀”的，虽然手里拿着“陇”，也还是觉得自家吃亏，要从百姓头上打主意，填平这“陇”“蜀”之间鸿沟。二则因养廉银已成分内应得之财，在其位、得其银，与德能勤绩无关，丧失了原本“奖廉惩贪”之功效。三则因为承平日久，上下和煦，如世宗皇帝般严刚果决、不吝杀戮的毕竟少见，官员不再畏刑，官场一派和谐，民间自然就难和谐了。耗羡虽已归公，打不得主意了，但只要大权在手，捞钱门道多得很。

自乾隆朝开始，至嘉道咸（嘉庆、道光、咸丰）间，吏治日复败坏。京官吃外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小吏、小吏吃百姓，胃口越吃越大。官吏中，即非贪得无厌者，也不得不取给陋规以资挹注，否则难以立足；而不肖者，则以为多取是贪，少取亦是贪，等贪、多贪可乎？上行下效，一部、一省、一郡官员莫不皆然，上宪和言官即使能独善其身，岂能概行纠劾，遂阳禁而阴纵之，于是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皆耗于官府之剥削。

即令鸿章等征战在外之将领，一战之后，最怕的就是军费报销。倘不能上下打点，户部官吏定会鸡蛋里挑骨头，就算你在疆场上百战百胜，也要被算盘珠子打得落花流水。而此种陋规，往往高达二成（20%），以动辄千万两之军费计，此乃一笔惊人之数。

更有甚者，为补财用之不足，朝廷大开纳捐之途。官职乃是公器，纳捐本限于虚衔，而不能出任实职，但此类禁令，无非是为吏部及执掌升迁任命之大吏增一财路而已，只要银子到位，捐纳之官也可遇缺实补。彼辈以官为贸易，实权在握后，自然要将本求利，加倍捞回。朝捐于官，夕害于民，捐输十百，取偿万千，岂能为区区养廉之银而裹足不前？

正大光明

厚禄养廉，其要在于“养”。“养”既是和风细雨之培植，亦需要间苗修枝之约束。不以规矩，难成方圆，此正是养廉银难养廉之症结。

顾炎武曾说：“人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贪致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此言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忠信”加“重禄”固然是“劝士”之器、“养廉”之具，而器具运用得当，尚需要一定规矩，那即是“正大光明”。

社稷公器也，唯有德者居之。但是，德之有无及高下，极难辨别。人非圣贤，奢谈道德者，往往多是伪君子，言行不一，还不如真小人。西人将官员皆当做小人、将政府视为“必要之恶”，实在亦是防患未然之不得已之法。

反观我中国，雍正朝之前薪低俸薄无法养廉，雍正朝之后薪高俸厚依然无法养廉，显见，俸禄之厚薄并非症结。林林总总之衙门中，细数下来，唯有海关税司一枝独“清”，其中缘由，实值得世人及后人深思。

海关税司，乃是我中国唯一由洋员掌管之衙门。以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为首，数十年来，精耕细作，竟成国家财用最大之支柱，亦是最为廉洁之衙门。世人多以为，此应归功于赫德倡议之“高薪养廉”。海关之中外官员，其薪俸之高，远超寻常官员数十倍，于列国之中亦罕见，因此列国之人才，莫不以效力中国海关为荣。

海关之廉、之能，依鸿章之见，并非只是来自“高薪”。“高薪”是房基，而其栋梁却正是“正大光明”四字。但凡海关官员，无论籍隶中外，升迁提拔，皆要考核德能勤绩，如不够格，即令是赫德之英国亲眷，亦不能例外；而一旦有吃拿卡要、玩忽职守的，必予处分，且处分极严。海关规章，事无巨细，皆张榜公布，务使中外商民透彻明了，亦以此杜绝官员“钓鱼”执法之漏洞。因此，但凡与海关税司交往，一切照常办事，守法商民勿需畏官，违法商民无处通融，两造“无猜”。

赫德尝在其《局外旁观论》中道：“（我中国）制度本极精详，而日久尽为虚器。”此乃虚言，即以养廉银为例，制度其实仅及高薪，却未及如何以“高薪”来“养廉”。跛脚“制度”，想不成“虚器”也难……

岳飞之死：只因为大丈夫能屈不能伸

岳飞这个人可能没受过正规的教育，不太懂得跟君主打交道。有才能的人往往脾气比较大，岳飞脾气就比较大，有一次上朝，他跟皇上说，早立太子，东宫虚悬不好。皇上还不到30岁呢，春秋正盛，着什么急立太子？皇上非常不高兴，说这种事不是你应该说的，你武将不该管这个，宰相都不管这事你管得着吗，打你的仗去。岳飞一听，你不听我的，爷不玩了，退休不干。皇上就派人请他，对不起我说错了你回来吧，一次两次老干这个，皇上可不是生气了吗？

本文摘自《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1》作者：袁腾飞　出版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东京汴梁百万军民，据说勤王之师不下20万，可围城的金军不到8万人。8万金军里面女真人就一两万，剩下的是汉人、渤海人和契丹人。8万人城都围不满，围满了人不够使，只能围两面，结果百万军民的东京汴梁城就沦陷了，徽钦二帝两位皇帝都做了俘虏。公元1127年，金俘获了宋徽宗、宋钦宗，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

因为那一年是靖康二年，为什么《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里有郭靖、杨康，“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指的就是这“靖康之变”。两位皇帝3000多宗室加上大臣，都被俘虏，太祖开国以来100多年的积攒，金银财宝、图书文物全都给扫荡一空。大冬天，他们这些人乘坐860多辆牛车北上

金国对两位皇帝百般侮辱，甚至金国士兵往皇帝身上撒尿，尿厚厚的结成一层冰了，皇上真有忍性。睡觉的时候，几个人绑一块，而且我的手绑你的脚，省得你逃跑，过山的时候就把皇帝横着担在马上这么给绑过去，父子俩忍到了今上京会宁府，今天黑龙江的阿城。

忍到这个地方，金军给俩皇帝掏了两眼井，让他们在井里待着，坐井观天，估计可能不是井是半地下室吧，在里头住着看窗户。金国皇帝开宴会的时候，他的屋子里不是冷吗，铺上一层烧着滚烫的沙子，让那俩皇帝带一个狗脑袋，拴一个狗尾巴光着脚在沙子上踩，一烫就来回跳，金国君臣哈哈大笑，南朝皇帝给咱们跳狗舞，多好玩。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宋徽宗又活了7年，47岁被捕，死的时候54岁。宋钦宗活了34年，熬了34年！

所以北朝人看不起宋朝。宋徽宗在那住着，金国皇帝有时候赏赐一条羊腿，羊皮袄什么的，只要赏点什么他马上写个诗表示感谢，天恩浩荡啊，结果金国人特别绝，把他写的诗编了一本书—《宋徽宗感恩诗集》，专门在南宋的互市上卖，不是发是卖，结果卖了好几十年。宋朝读书人都读过太上皇在北方的时候写的这些贺诗。气节之低，令人瞠目。北宋960年到1127年，历经168年而亡，这个数还挺吉利。

宋金拉锯战

1127年，北宋康王赵构称皇帝，都临安，史称南宋，赵构就是宋高宗。

赵构是因祸得福，他的母亲是宋徽宗的嫔妃里面出身最低的，宋徽宗有30多个儿子他是排第9，他爸爸不喜欢他，他哥哥也不喜欢他，因此金国要人质的时候，先把他送去做人质了。结果金国人看到赵构气宇轩昂，武艺高强，开几石的硬弓，能当禁卫军军官，本事非凡。金国说我不要你，你太横了不好管，容易越狱或者带人造反，你回去，换一个稀泥软蛋来。他们点名要宋徽宗最宠爱的第三子郓王赵楷，这个人跟宋徽宗一样，是一个绣花枕头，金人就点名要换个小白脸，不要赵构。

结果赵构就被放回去了。金军二次南下，赵构主动请缨去金营议和，走到半路，被人拦下，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名义招兵买马，起兵勤王，招来军队也不去勤王。等到东京一陷落，宋徽宗和他儿子全被俘，他是唯一仅存的皇子，于是大臣就劝他正大位，他才继的皇帝位。当时中原好多地方还是被双方反复拉锯，金国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占领中原。因为这个地方不会治，种地也不会，汉人说的话也听不懂，书也看不懂。一开始想扶植傀儡，所以先扶植了张邦昌建立伪楚，后来又扶植刘豫建立伪齐，总之他不想直接统治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北方的义军就起来抗击，义军就是军民兵，他不是北宋的宋朝正规军。

义军里面最著名的是八字军，据说，结营联寨100多处，发展到70多万人。当然他毕竟是人民武装，跟正规军可能还有差距。八字军的70多万人，每个人在脸上刺着八个字“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脸上刺字就是毁容了，不要脸了，而金国人最怕跟不要脸的打仗。这帮人太厉害了，脸都不要，只要杀金贼。

如果这个时候南宋官军跟八字军联合起来，趁着金国站立未稳，光复故土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高宗皇帝就一门心思逃跑，由应天奔扬州，扬州奔建康，建康奔杭州，杭州奔越州，越州出海，到海上漂着去了。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就是金兀术，以4000轻骑，从长江边一直追到海边，因为金军不习水性，所以只好望海兴叹。金军一撤，他就从海上回来了。

陨落的神将

皇帝不思抵抗，但是当时的大将们还是很善战的，最典型的就是岳飞。

岳飞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岳家军”最主要的战役是郾城大捷，离开封已经很近了。当时的金军统帅是评书里老说的人，叫兀术，也叫金兀术或完颜兀术。完颜兀术是金国当时皇帝的叔叔，太祖第四子，封梁王都元帅，等于是金国军队的总司令。他率大军南下，在郾城跟“岳家军”主力遭遇。

宋军跟金军、辽军打仗老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宋朝只有步兵，而辽、金都是骑兵。平原作战骑兵打步兵就是玩玩儿，除非在山区。完颜兀术的部队是3000铁浮屠、15000拐子马，铁浮屠就是铁塔，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就是塔。3000铁浮屠就是重甲骑士，跟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似的，人马都披重甲，人就露着俩眼，马就露着尾巴和四个蹄，为了冲击起来的力量大，还把五匹马拴在一起，冲锋的时候一块儿。马上骑士手持长刀大斧狼牙棒，攻击力是非常惊人的。

打仗时一般是3000铁浮屠正面冲击，15000拐子马左右两翼包抄。拐子马就是轻骑兵，人马都不披甲，精于骑射。北方民族很少跟汉族的士兵打肉搏，他们不这么打，主要靠弓箭狙射和马的冲击力自然把你干掉。比如平端战刀，马往前一冲，那个速度十分快，快到挥刀都不用挥，只要拿稳了刀就好，一行脑袋相当于自己凑上来给你切的。

原来宋军遇到这种对手无计可施，只能被人宰杀。后来岳飞一看，这好说，你不就是骑兵冲击力吗。我们挖壕沟，挖反坦克壕，一道一道壕挖起来，然后把金军引诱到既定阵地，等金军开始冲锋，一冲发现这有沟，赶紧勒马，一勒马速度没有了，壕沟里藏的宋军马上用麻扎刀砍马腿。由于五匹马绑一块儿冲的，所以只要砍掉一条马腿，五匹马全倒。铁浮屠那一身盔甲好几十斤，倒下就起不来。马本身还有几百斤呢，一倒能把人压死。

所以如此一来，铁浮屠、拐子马几乎是全军覆没，金军无敌于天下的神话就被打破了。趁着这个形势，宋军继续进攻，准备收复开封。当时中原父老给岳飞敬酒，岳飞说：“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不着急这酒留着喝，我去系统里把他个CPU拆了再和你们庆祝。结果这个时候想得好，没捣成，宋高宗命令岳飞班师，解除兵权后杀害。

宋高宗为什么要把岳飞给杀掉呢？他那叫外患未灭先惧内忧，就是害怕抗金力量的壮大对他们的统治不利。岳飞那么得民心，万一打完金国回头一回马枪，把宋也给挑了，那不是养虎为患。这个事情看起来很荒诞很缺心眼，但一结合北宋初年的政策就很好理解了。北宋初年自太祖皇帝以来，一直对待武将是不信任，不给兵权的。在北宋皇帝眼中，每一个武将都是潜在的反贼，不能给他兵权。重文轻武，守内虚外，要保持这样一种局势。

结果现在岳飞的部队居然被称为“岳家军”，你不是“赵家军”这个就太可怕了，两家人能好吗。而且岳飞的部队“岳家军”占了宋军几乎一半，宋军当时40万，“岳家军”就占了20万，要造反简直不费吹灰之力。特别是高宗皇帝在南渡初期经历过多次的武将造反兵变，比如郦琼叛变，带4万多人投降伪齐，所以他对武将的不相信更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岳飞这个人可能没受过正规的教育，不太懂得跟君主打交道。有才能的人往往脾气比较大，岳飞脾气就比较大，有一次上朝，他跟皇上说，早立太子，东宫虚悬不好。皇上还不到30岁呢，春秋正盛，着什么急立太子？皇上非常不高兴，说这种事不是你应该说的，你武将不该管这个，宰相都不管这事你管得着吗，打你的仗去。岳飞一听，你不听我的，爷不玩了，退休不干。皇上就派人请他，对不起我说错了你回来吧，一次两次老干这个，皇上可不是生气了吗？

原来是国家如危卵的时候用用你，现在金军被打得节节败退了，金也知道宋朝的厉害了，而且关键是宋朝能打的武将也不止岳飞一个，韩世忠、吴玠、吴璘，这些人都特别能打。尤其吴氏兄弟镇守陕西，金军根本别想从那儿进四川，非常厉害。

这样一来岳飞就被剥夺了军权，被杀掉了。表面上是秦桧害的，实际上是宋朝皇帝的授意。因为如果真要让岳飞把金给打败了的话，徽宗虽然已死，钦宗还活着哪，岳飞直捣黄龙，那有可能被金人绑架的宋钦宗就送回来了，钦宗要是给送回来，高宗怎么办啊。后来宋金议和的时候，宋跟金说，你把我爹的遗体还给我，把我妈还给我，根本就没提出他哥的事。当时金国的看守都给宋钦宗从井里捞出来了，给他盖房，对不起啊，别跟我一般见识，等你回去做皇帝的时候，每年别忘了给我寄点压岁钱，我对你还不错，封他为天水郡公。宋钦宗心里知道，肯定没戏。果然宋朝的使臣一来，要我爹的棺材，要我妈，就不要我，所以当韦太后车驾南下起程的时候，宋钦宗过去抱着车轱辘就哭，你回去告诉九弟，他只要把我接回去，我愿意出家做道士，我只要三间草屋，两亩薄田，我绝不跟他争皇位。结果一直到他死也没回成，而且他也没能归葬南宋，后来金在北方给他安葬了。爸的尸体高宗还要，哥的尸体连要都不要，不提了。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岳飞能成功北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你要打，你特别想打，但我决不让你打，十二块金牌召回风波亭干掉。

面北而称臣

然后宋金双方就开始和议。

1141年，南宋与金和议，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以北的土地归金统治。陆游的《书愤》一诗：“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渡、大散关，为什么是这两个地方，因为该处已经是两国的边界了，正好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秦岭淮河，所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第二次南北朝。

可笑的是黄河流域在金的统治下，而北宋的皇陵在河南巩县。七帝八陵都在河南巩县，以后南宋皇帝要想祭祖得申请签证。我要去贵国看望我的祖宗，麻烦您给签证。

另外南宋皇帝要向金称臣。原来北宋跟辽交往的时候，国书这么写，“大宋皇帝致书大契丹皇帝阙下”，还不至于太窝囊。现在写书，得说“臣宋如何如何”，南宋的皇帝得由金国的皇帝册封，就跟朝鲜国王得是中国皇帝册封的感觉一样。宋使使金递国书的时候都是跪着，金国皇帝坐着，而金使使宋，递国书是站着，宋朝皇帝也得站着，上国来使当下国之主。

今天韩国说汉字是韩国人发明的，孙中山是韩国人，孔子是韩国人，历史上中国是韩国领土。可是明朝的时候，咱们行人司的行人派出使朝鲜，正八品。行人司的郎中都懒得去！咱去一个八品官，见朝鲜国王的时候，朝鲜国王得给咱们作揖，作三次，大哥您来了。咱的行人还爱答不理，懒得理你。中国要去一个二品官，他们全国跟迎奥运会似的。

现在韩国总统就任的时候，咱们派外交部部长去，他还嫌中国派人的级别低。知足吧，外交部部长正一品，原来是八品去，够瞧得起你了。本应该让外交部去一个科员！宋朝的情况和朝鲜也差不多，人家金国随便来一个使臣跟你皇帝平级，所以宋朝皇帝都不想接见金使，派宰相去接。金国也能理解，双方也很有默契。每年宋朝要给金岁币50万，后来一度降到40万，之后又涨到80万，最后几乎到100万，银绢各半。

当时宋高宗的年号叫绍兴，所以叫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使南宋与金对峙的局面确定。双方力量均衡，对峙了将近七八十年的样子。这时候，金把都城迁到了燕京，改名中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咱们如果生在杨家将和岳飞传的时代，就不是宋朝人了，应该是辽国人和金国人，还是首都公民。辽金两国汉化程度是相当高的，金朝到第五代皇帝金世宗的时候，基本上金国贵族都不会说女真语了，也不认识女真文，完全汉化了。后来清朝就吸取了教训，乾隆爷一再下令兴骑射，讲满语，可也没撑多久。溥仪好像都不怎么会说满语，英语比满语说得还好，因为没有语言环境，跟谁说去。金迁都燕京的时候是金国第四代皇帝，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海陵王完颜亮。

完颜亮迁都用的招狠到的什么程度，金国的贵族不愿意南迁，我就把你家祖坟刨了，然后把坟迁到南边来。祖坟迁到中都，你跟不跟着来？所以太祖太宗的坟全给刨了，金朝皇帝的皇陵全弄在北京房山，到民国时候还有遗存。今天就没了，地宫入口都找不着，其实找到也没用，蒙古人太恨他们了，基本上都给盗了。

因此北京实际上有两个王朝的皇陵，一个是金一个是明，金在房山，明在昌平。清皇陵不在北京，在河北。金的中都范围主要是今天的宣武和丰台，在南三环，三环路上有很多地名都是从金中都延续下来的。比如丽泽桥，来自金中都的城门丽泽门；丰益桥来自于金中都的正门丰益门，丰益门往南5里有一个台祭天，相当于天坛，所以这个区叫丰台区。实际上金朝的统治中心完全转移到了中原，基本上被同化成中原民族了。宋金两朝对峙了将近90多年，谁也不能吃掉谁，直到北方蒙古高原兴起了一个更强大的游牧民族。

曹操家媳妇的伪幸福生活

三国是一个男性英雄的世界，从攻城拔寨的体力活，到运筹帷幄的脑力活，都是男性们在操作。在这幅宏伟绚烂的时代画卷旁边，会有一些无足轻重的花边、流苏，那就是女性们担当的角色。偶或一两个走入画图中心的女性，诸如孙小妹之流，却已经带有点男性的色彩。

然而，英雄们白天在外面杀人放火，或者制止别人杀人放火，下班回到家，还是得和女人相处。可以说，英雄们的周边有一个比三国舞台更大的女性世界，这些女性没有为历史建功立业、出谋划策，却那么庞大而真实地存在着。

这些奶奶阿姨姐姐妹妹在想什么？她们在英雄的雄心万丈之外有着怎样的心灵世界？

还是讲讲曹家的媳妇吧，嫁入曹家的女人不容易。

第一代媳妇：丁夫人坚决与曹操分手

丁夫人是曹操的正室，自己没孩子，曹操与刘夫人生有一子：曹昂，是长子。刘夫人死得早，丁夫人便将曹昂抚为己子。我想，一个自己没有子嗣的女人，一定会对抚养过来的孩子倾注自己最大限度的母爱。古人说得好：“提携捧负，畏其不寿。”牵着抱着捧着背着，生怕他或她出点意外，半途就挂掉。

丁夫人这么疼曹公子，曹操倒不是很珍惜，要带着丁夫人的心肝宝贝出去拉练拉练，而且还不是军演，是真的打仗，去讨伐张绣。这是公元197年的事，这次战役本来已经和平解决了，张绣投降。

曹操　到死都为丁夫人内疚

不想雄才大略的曹操也有因为私德误事的时候，他要泡妞，什么妞不好泡，却泡上张绣的婶婶。这一泡把新结成的曹张统一战线给泡坏了，张绣发动叛乱，儿子、侄子和良将典韦的性命，都给曹操的一次泡妞给泡掉了。

曹昂的死，是对丁夫人的致命一击。她没有化悲痛为力量，也没有昧着良心说光荣，这个刚烈的母亲一天到晚跟曹操哭吼：将我的儿子杀死了，你一点也不痛心！“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

曹操被她哭吼得烦了，于是送回娘家去，让她气顺一点再说。

丁夫人气顺了吗？过了些日子，内疚不已的曹操去岳丈家接老婆。丁夫人正在织布，曹操走到她身后，抚摸着她的背说：“达令，跟我一起坐车回去吧。”丁夫人不回头看他，也不吱声。曹操依依不舍走到房外，又隔着窗户问：“真的没复合希望吗？”丁夫人不应，曹操很不舍地说：“真的跟我分手了，好绝啊。”于是允许她改嫁，可曹领导的女人，谁敢娶啊？

这段史料，易中天先生也讲过。我今天的目的是想探秘这个女人的心结。从丁夫人的地位来说，她想要在曹家立得住脚，就必须有资源，而最好的资源就是子嗣。她一泡屎一泡尿含辛茹苦地将昂仔抚养成人，史上没有记载曹昂的出生年月，但从能上前线，并负责掩护来推断：曹昂已经到了可以参加工作参加革命的年龄。

从母亲的角度出发不难理解丁夫人的心理：老娘好不容易将这块资源培养出来了，你却不省着用，一场战役就报销了，老娘在曹家的地位、前途，也就灰飞烟灭了。围绕着曹昂，母爱与父爱的落差，让丁夫人恨曹操。而真正让丁夫人恨曹操恨到骨头里去的是，曹昂虽然按组织的标准来说，牺牲得光荣，但却是用自己的性命为老爸的泡妞买单。试着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去理解，自己最疼的儿子死于老公的一次泡妞行为，你能原谅这一切吗？

所以，丁夫人给曹家，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在织布机前的决绝的背影。作为曹家的第一代媳妇，丁夫人的心是恨的，命是苦的，她是不幸福的。多少年后，病入膏肓的曹操满怀着歉疚说：“我死了，在九泉之下碰到曹昂，他要是问我：妈妈被你弄到哪里去了？我怎么交代啊？”这恐怕是有记载的曹操内心世界最柔软的一角。

杨修被害　卞夫人写信安慰杨修父母

曹操的老婆当中，名誉最好的当然是卞夫人。她是曹丕、曹彰和曹植的母亲，她节俭、大度、明事理，这些无需多言。卞夫人对老公的工作，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在史上就有一次她善于替老公做危机公关的记载。

曹操杀了杨修，但这事没完，杨修还有家里人，尤其还有个老爹——太尉杨彪，每天上班还得和这个老同志见面，总得有个交代。

曹操硬着头皮给杨老先生写了封信解释，无非是说你老杨家的儿子虽然聪明，可是他不听领导的话，为了挽救您的家庭，因此我老曹大义灭亲，当然，大义的是我，灭的是你的亲，将这小子绳之以法，“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然后，又送给杨家大把礼物。

曹操觉得光靠男性的言语不能很好地处理事态，于是请来卞夫人搞夫人公关，再从女性的角度来写一封信，将事态再熨平一点。卞夫人给悲痛欲绝的杨修父母再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看得出，卞夫人不同于丁夫人那种刚烈决绝，而是一个很有分寸，会使用政治手腕的政治女性。她撇开政治军事原则，首先给受害人一个肯定的评价：“盖世之才”，我们全家都很钦敬他。然后，也不明说杨修罪有应得，故意模糊原则问题，说如今是战争年代，讲究组织纪律，听说令郎好像是犯了军令。用这两点以熨平受害者家属的心。然后，她又指责自己的老公：我老公实在太性急了，“明公性急忿然”，将小杨同志正法，但指责不等于否定，而辩解说曹操是为了维护军纪。最后又说明自己对杀杨修是持保留态度的：我当时不知道情况，听说之后十分惊愕悲伤，“惊愕断绝”，还请老先生老夫人多多原谅。

这是一封手腕十分娴熟的公关信件，放在如今，和那些总统第一夫人的外交书信比起来，是毫不逊色的。卞夫人也是凭着自己的聪明、低调在曹氏家族中游刃有余，备享荣华，一直活到孙子即位，她幸福地做着魏国的“太皇太后”。然而，她是幸福的吗？

关于她三个儿子争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公元213年，曹丕用毒枣毒杀弟弟曹彰，毒杀地点就在卞太后的居所。当着母亲杀弟弟，曹丕你够狠。可怜的母亲亲自去井边提水，想给彰儿解毒，然而，打水的容器被弄坏了，宫女太监们不敢帮忙，一位无助的母亲看着无助的儿子无助地死去，她的内心一定在哭泣：孩子，我拿什么来拯救你？最后，在无情的政治生态场里，这位母亲以哀求的口吻跟大儿子，也就是凶手曹丕说：你害了你的二弟，不要再害你的三弟了。

从这个推论，卞夫人幸福吗？答案谁都知道。

第二代媳妇：甄氏步步小心却步步惊心　死后连正常收殓都没有

曹家最传奇的媳妇莫过于甄氏。她本是袁绍的儿媳妇，与曹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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