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叙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晓霖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语言文化叙事试读：

全国医学院校外语学科发展可行性建议

一、引言

全国的医学院校中共有上百所外（国）语学院，这些学院大多数成立于2000年之后，近年来，仍陆续有新成立的外国语学院出现。这些医学院校的外语学科在所属高校的学科建设中处于边缘地位，一些医科大学甚至质疑外语学科存在的必要性。然而，事实上，对于全国各医科大学而言，外语学科非但不可或缺，它的发展还关系到大学整体竞争力，尤其是软实力的提升。“软实力”（soft power）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沿用这一概念，高等教育权威人士普遍认同，判断一所大学是否进入高水平行列，硬实力是基础，但同时也必须高度重视软实力建设。语言素养和文化素质是衡量大学整体水平的重要软实力指标。对于医科大学而言，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发展实力是评价其核心竞争力的硬指标，而语言和文化，尤其是医学语言和医学文化则是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因而，医科院校必须大力发展外语学科建设。

虽然部分医学院校意识到了外语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但由于学科实力，尤其是外语本体研究实力，很难与办学历史悠久、研究基础雄厚的外国语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外语学科团队竞争，医学院校在学科建设方面停滞不前，没有找到破解发展瓶颈的方法。对此，笔者在大量调研国外医学院校的语言、文化教育研究和国内医科院校外语学科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各大医科院校在英语教学改革、教育质量提升和教师发展等方面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提出医学院校外语学院必须抓住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语言文化研究体系尚未形成这一机遇，以全方位、多层次地服务于学校的硬实力提升为导向，依托外语学科本体研究建设“医学语言与文化研究”平台，发展与国际接轨的英语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医学语言文化教育和学科创新模式。

二、“依托本体，发展特色”的学科创新模式

（一）夯实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本体基础

外语学科建设应坚持以外国语言文学为研究本体。《论语·学而》云：“本立而道生。”本体（ontology）指的是学科知识最核心的部分，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外语学科的本体研究指的是对语言学（语音学、词汇学、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符号学、文体学、叙事学、认知语言学等）、应用语言学（语言教学理论、语料库语言学、词典学、翻译理论等）和文学理论研究等传统方向的根本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外语学界围绕语言本体已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在传统的研究领域成果丰硕。西方语言研究者和文学理论家已经对语言（文学语言）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律总结和哲学思考，并建立了成熟的理论框架。国内学者主要利用这些理论框架进行验证或分析研究，少数学者对理论框架进行创新性修补和完善。

尽管医科院校少数学者能在本体方面取得个人的研究进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医学院校外语学科在本体研究领域与建设历史悠久、研究基础雄厚的外国语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英语学科相比，实力较薄弱。医科院校英语教师大多为教研经验不足的年轻教师，外语学科带头人很难带领他们形成本体研究梯队。国内外语权威期刊为数甚微，要与已形成学科规模和已有博士点的研究梯队争版面，只会是不明智的红海战略（red ocean strategy）[1]。因而，医科院校外语学院必须正视现实，转变发展方式，采用蓝海战略（blue ocean strategy），寻求绿色发展，才能搞好学科建设。绿色发展是以合理利用所处环境中的资源，使发展与自然相协调的一种发展方式。对于医科院校外语学科而言，自然条件和资源指的就是所处的医科教研条件和资源。而对于医科院校而言，蓝海战略和绿色发展便是以本体研究为依托，着力推进医学语言与文化特色研究。在这一“新红海”还未形成的领域，哪家医科大学的外语学科特色发展得又快又好，哪家就能成为该领域游戏和竞争规则的制定者。

（二）着力发展医学语言与文化特色研究

中国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有体有用、体用一如的思维模式。在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科建设语境中，“体”就是英语语言本体，而“用”就是具有医学特色的语言文化研究及应用。前者更注重“形而上”的哲思，而后者更注重理论基础上的应用价值。十三五规划期间，医科院校外语学科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就是立足国际学术前沿，着力打造国内一流的“医学语言与文化研究”平台，在国内激烈的学科竞争中树立学术威望。然而，医学语言文化研究应该涵盖哪些研究方向才能最大化地实现医科院校外语学科特色发展，全方位满足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的需要？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调研的关键问题。

笔者受所在医科大学的支持，在国外医科大学开展大量调研，结合国内医科院校外语学科发展的现状，提出“医学语言与文化研究”规划方案。这一研究的平台依托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研究本体，可以进一步引申出“医学语言研究”和“医学文化叙事研究”两个研究方向。这一平台致力于借鉴国外先进医学语言文化研究理念，与各大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护理学院建立横向学科联系，充分利用本体理论建构体系，凝聚年轻老师形成科研和教学合力，找到叙事医学、疾病文学、临床语言学、医学语料库、医学翻译、医学英语测试研究等多个创新突破口。为增强学科团队建设的可操作性，“医学语言与文化研究”平台中的两个研究方向必须根据研究方向进一步细化。

1.　医学语言研究方向

医学语言研究方向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理论作为框架，围绕医学英语研究这个中心，开展以词汇学、句法学、文体学和语言测试等语言学理论为支撑的医学语言学研究、医学英语翻译理论和临床语言学等子方向团队建设。图1　医学语言研究方向

医学语言研究能够凸显医科大学对医学特殊用途英语（ESP）的研究特色，成果可用于更高效地培养医学生的医学英语运用能力。这一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系统整合全国医科院校医学英语研究的已有成果，在最新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本体理论的指引下，更全面深入地构建医学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及教学实践体系。其中的临床语言学可以借鉴国外成果，与医科院校的神经学科开展合作，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临床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语言障碍治疗研究并在相关的临床实践中取得进展。国内学者一直将“医学语言学”和“临床语言学”两个概念相互混淆。我们将它们分别建构为医学语言研究的两个主要分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厘清了两个学科方向的区别，亦即前者注重医学特色的语言本体研究，而后者注重将语言理论应用于临床治疗方案。

2.　医学文化叙事研究方向

医学文化叙事研究方向以叙事学、文化理论以及伦理学本体研究作为理论框架，创新医学院校文化研究特色，围绕叙事医学这个中心，融合医学伦理、医学文学文化、临床对话等知识体系，开展叙事医学、中西医学文化叙事比较以及疾病文学文本研究子方向团队建设。图2　医学文化叙事研究方向“医学文化叙事研究”符合医学的生命文化转向趋势，能够凸显医学院校研究中的医学人文特色和人才培养特色。这一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借鉴国外叙事医学研究和教育理念，构建和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叙事医学理论体系和教学实践体系。“叙事医学”“中西医学文化叙事比较”“疾病文学文本研究”这三个子方向都以叙事理论为共同框架，以培养学生的叙事医学文化能力为共同目标。因而，三个方向共同的理论关键词是“叙事”，抛开“叙事”研究将失去学科基础，无法抓住研究实质。叙事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不限于文学领域，而是渗透在人类各个生活层面中。医生和病人之间最本质的是一种叙事关系（Bury，2001：263；Hydén，1997：48）。目前，国内一些医科院校也开始提倡叙事医学教育，但是，它们大多没有叙事理论基础，没有将基本的叙事概念运用到叙事医学中，实际上仍然停留在最低层次的医学人文教学上（杨晓霖，2014：36）。因而，“医学文化叙事研究”这一学科分平台的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此外，国外已有文献肯定了叙事医学实践对慢性疾病的诊治作用。我们可以将国外研究成果转化到中国医患语境中，通过案例研究验证叙事医学、叙事（阅读和写作）治疗对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身心疗愈作用以及医学叙事能力对疾病精准诊治的辅助作用。

从以上对两个研究方向的框架构建来看，它们下设的六个子方向充分利用了本体理论体系，并以此为研究基础，形成互促互补关系，既独立开展研究，又联合开展全局性的综合研究。有研究基础和条件的外语学院可以实现这六个方向的全面平衡发展，研究基础尚薄弱的学院则可以选择若干方向进行有侧重的发展，同时寻求与其他外语学院的学科合作。各外语学院可以根据学校的学科发展投入的实际情况，建设六个方向的文献资料室和团队工作室。“两大研究方向下设六个子方向”，这一设置一方面有利于团队成员的协作和交流，另一方面有利于文献和研究资源的充分利用，减少建设和投入上的重复或缺漏。这一设置还有利于学科方向的灵活调整，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在论证成熟的基础上，或增加，或合并，或减少学科子方向。这一学科建设体系可以解决各医科院校外语学科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研究力量松散，有序、有体系的学科建设难以开展的现实问题。

从图2可以看出，特色发展与本体研究并不矛盾，本体研究和特色发展形成合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语言与文化研究理论框架，为世界医学语言文化和叙事医学这个蓄水池里注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与实践的活力，并积淀学科发展经验和学科成果，为全国医学语言文化研究和教育发挥标杆作用。借此，医科院校外国语学院在学科建设、教学改革、教师发展和服务应用上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才能一一得以破解。

三、“依托本体，发展特色”学科创新模式的效用

克拉克（Clark，1998）等著名学者认为学科是专门化的知识领域，即知识的条理化。学科是大学实现其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等基本功能的平台，学科的划分主要是为适应教学和研究双重目的的一种划分。因而，以学科平台为执行机构进行教改是有科学依据的。

与目前医科院校外国语学院下设的以本科、硕博和专业学生三个不同层次为划分标准的教学单位（大学英语教学部、英语系和医学英语教研室）不一样的是，学科发展方向是一种分类，而非一种分割，学科平台融合性强，整合起来更加容易。对于医科院校的英语教学改革而言，只有利用学科平台才能形成合力，从而建立可以统筹和整合人才、学科和教学资源优势的协同教学模式。因而，十三五期间是否能顺利推进以学科平台为轴的教学机构重组和课程建设调整，是关系各层次英语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一）契合英语类专业人才培养新国标

随着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绝对招生人数的不断攀升，许多外语教育家发现外语类专业存在对同类专业简单复制的现象，也出现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缺乏特色等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2016年教育部将出台《全国高等院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新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新国标》），鼓励不同类别的高等院校发展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分类卓越”。对于医科院校的医学英语类专业人才培养而言，就是要在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大力建设“方向课程”。而要克服教研团队专业和方向“两层皮”、建设本体和特色两个团队（常俊跃，2015：13）的难题，最优途径就是实现“依托本体，发展特色”学科创新模式，在医学英语类专业的方向课程中开设“医学语言学”“疾病文学”“医学社会与文化”和“医学翻译”等既不脱离本体，又凸显特色的复合课程。为实现这类课程的高效化，最理想的课程设置模式是直接将“语言学”“英美文学”“西方文化”和“翻译”等课程与医学特色融合，在三分之二的本体授课量基础上设置三分之一的特色授课学时。对于医科院校而言，要建立合理的方向课程体系需要依托研究平台，而《新国标》里提出的四个方向课程恰好与我们提出的六个研究方向中的四个相契合。

（二）有利于医科院校大学英语深层次教改

我国医科院校英语教改落后于国内许多重点高校，教改推行主要受制于现有的教学机构设置。一般而言，医科院校的优质师资都集中在招收医学英语或更多英语专业方向的英语系，非英语专业本科和硕博英语教学师资大多缺乏语言文化教研经验，从数量上和学科结构上都无法承担全校性的英语教改工作。因而教改主要停留于对教学形式的修补，很难做到质的提升。只有打破教学单位之间的藩篱，以学科平台为组织单位进行师资和课程资源的整合，教改工作才能全面铺开。

十三五期间，医科院校外国语学院必须打破课程的分教学层次的隔离实施，以学科平台六个既兼顾本体又强调特色的发展方向为研究单位和课程开发单位，按照学科方向开展（医学）文化、（医学）文学、（医学）词汇学、（医学）翻译、（医学）文体写作等方面的教材建设，课程规划、认领和建设，建立系统、开放、动态、立体的课程体系，促使所有优质课程面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

（三）有利于夯实学生的语言文化综合素质

以本体为依托，开展具有医学特色的语言和文化叙事研究符合医学的生命文化和叙事转向这两大趋势。医学文化研究者大卫·莫里斯提出，现代医学视角是“生命医学”——人类是自己的基因、器官和医学实验数据，而后现代视角是“生命文化”——人类是由故事构建起来的——文化、遗传、人际、心理和情绪的生命叙事。阅读、聆听和书写疾病故事是即将成为医生的医科学生应该具备的涵养和能力（杨晓霖，2011：64）。叙事医学能力和国外医学文化吸纳能力是医学人文知识和语言能力教学在医科院校更高层次的培养目标。

因而，以医学语言和文化为特色的学科平台将一方面依托“医学语言研究”分平台的学术成果，开发医学英语词汇学、医学英语文体学和医学英语翻译等医学语言素养提升类选修课程；另一方面利用“医学文化叙事研究”分平台的研究体系，在医学生中全面铺开进行叙事医学能力培养、疾病文学阅读、中西医学文化哲学比较等必选课的教学。借此，各层次语言文化课程的可选课程门类才能大量增加，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硕博研究生所接受的不再是传统的纯语言教育，而是培养医学人文知识、医学叙事能力、医学文献阅读、医患沟通以及国际交流等复合能力的多元化教育模式。

（四）有利于推动学科建设成果的多维度转化

依托“医学语言与文化研究”平台，利用取得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建立“医学语言文化应用”平台。应用平台下设“医学翻译工作室”“培训中心”“课程和教材研发中心”，它们致力于将研究转化成生产性的服务能力和应用能力，最大化地提升医学院校的医学教育以及医学和临床实践水平。

医学翻译工作室协助学校翻译研究成果并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协助杰出学者和临床工作者将著作或临床故事集译成英文出版；提供国际学术会议的口笔译和同声传译服务。医学翻译工作室的建立将有利于医学英语翻译的规范化管理，以团队协作形式确保翻译质量。培训中心将围绕医学SCI论文写作、医学考博培训、医患英语口语、医学双语教学等定制培训课程。课程和教材研发中心则根据学校整体规划，协助临床医学等建设一批国际化和双语课程，此外，积极开发教材市场，编撰出版高质量的医学语言文化类教材；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医学语言文化资源的网络化进程，推进医学双语语料库、疾病文学中英文阅读网、叙事医学能力培养网的建设。

（五）有利于促进教师教研能力的全方位发展

绝大多数医学院校外语学院的教师接受教学单位的管理，围绕不同层次的教学任务开展日常工作。由于教学单位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培养群体（英语专业、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硕博层次）进行设置的，各教学单位领导只负责对教学任务的分配和完成情况进行管理，对单位成员的学术发展毫无管束力和评价力，这一现状直接导致年轻教师缺乏学术团队引导，游离于学科建设之外，从而产生教师投入教改、科研和学院发展的积极性难以调动等问题。

医科院校外语学院实行研究平台为导向的教师管理之后，年轻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从学科平台研究的六个子方向中选择最符合自身实际的方向作为中长期发展研究定位。以学科方向和学科平台为支柱，学科带头人可以结合学科方向的发展需要，侧重培养教师的研究兴趣，在薄弱环节加强研究力量。学科带头人有责任督促团队成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从而产生更好的传帮带效应。各研究方向目标明确，学术资源实现共享，年轻教师在研究过程中遇到问题能够及时地咨询学科带头人或相同研究方向的其他成员。与以前以个人兴趣为导向的松散研究相比，这样的模式更有利于教师的学术发展。

以学科平台为依托，教师将自己的研究融入教学当中，才能与时俱进、高质高效地开展教学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大学钱伟长校长就提出拆去“四堵墙”的理念，其中第一堵墙就是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教学没有科研做底蕴，只会是一种没有观点、没有灵魂的教育。根据医科大学各层次英语教学改革的需要，外语教师必须有能力向全校学生提供更高质的语言文化课程。只有自身从事科研、掌握前沿知识，教师才能开阔教学思路。只有自身具备创新能力，研究学科前沿的最新命题，教师才能启发学生多方面、多角度思考问题，强化他们的创新思维。因而，以学科平台为导向开展教学工作，是使两者齐头并进、教研相长的最优路径。

四、结语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医科院校的外语学科发展面临困境，学科发展缓慢成为制约外语教学改革、教师发展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工作推进的关键原因。如何既在激烈的学科竞争中找到绿色生长点，又在医学院校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决定医科院校外语学科生死存亡的关键性问题。本文在此语境下适时提出“依托本体，发展特色”的学科创新模式，为全国医科院校外语学科发展提供参考。在这个仍然没有形成完善的学科体系的领域，哪所医科院校的外语学院能领先一步，积极投入搭建学科平台，完善子方向团队建设，建构其他医科院校可以借鉴的学科发展模式，哪所院校就能掌握医学语言文化研究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Bury，M.Illness Narratives：Fact or Fiction?［J］.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2001（3）.

［2］Clark，B.R.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M］.London:Pergamon Press，1998.

［3］Hydén，L.Illness and Narrative［J］.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1997（1）.

［4］Kim，W.C. Mauborgne，R.Blue Ocean Strategy［M］.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5.

［5］常俊跃．对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课程学科内容组织模式多元化的思考［J］．中国外语, 2015（2）.

［6］杨晓霖．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叙事革命：后现代“生命文化”视角［J］．医学与哲学, 2011（9）.

［7］杨晓霖．疾病叙事阅读：医学叙事能力培养［J］．医学与哲学, 2014（11）.

作者简介

王立军，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研究方向为医学人文教育。

杨晓霖，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叙事理论、叙事医学。

[1]“红海战略”和“蓝海战略”概念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W．钱·金（W.Chan Kim）教授和勒妮·莫博涅（Rénee Mauborgne）教授在他们合著的《蓝海战略》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红海战略”是在众多竞争者竞争的领域参与竞争的战略。“蓝海战略”是寻找竞争相对较弱的领域参与竞争的战略。在蓝海中，竞争并不存在，因为游戏规则还没有建立。采用蓝海战略取胜意味着取得游戏规则制定权。

从内森·英格兰德尔看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的文化立场

1977年，美国著名文论家埃文·豪（Irving Howe）断言，美国犹太文学“或许已经过了巅峰”（Howe, 1977:3），这一论断引起了广泛争议。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豪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在他的定义中，“美国犹太文学”是指以亨利·罗斯（Henry Roth）、伯纳德·马拉默德、索·贝娄等为代表的移民文学，这些作家书写的是“对青年时代故土的判断、感情和憎恨，以及摆脱故土而产生的代价……”（Howe, 1977:5）。随着犹太移民后代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的移民记忆慢慢褪去，这个意义上的“美国犹太文学”自然风采难再。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近20年，美国犹太文学却以强劲的姿态，在美国文学版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R．格德斯坦恩（Goldstein）、N．拉波波尔特（Rapoport）、M．查本（Chabon）、A．古德曼（Goodman）、N．英格兰德尔（Englander）等美国犹太作家的作品不断面世，不断获奖，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接受塔尼尔·奥克斯曼（Tahneer Oksman）的观点，即“问题的关键不是美国犹太文学是否兴旺，而是在美国犹太文学的核心是否有新的张力来取代普遍存在于以往小说中的边缘化主题”（Oksman , 2012:228），那么，我们接下来应该考察的问题是：到底有哪些不同于传统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张力”在推动依然兴旺的当代美国犹太文学？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都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比如，曾令富提出，新一代犹太作家有“突出犹太特性的倾向”，同时还注重挖掘“大屠杀”“犹太复国”“犹太人访问德国”这些题材（曾令富，1995：132~135）。乔国强则认为，无论美国犹太作家“写什么或怎么写，作品的落脚点始终是在张扬一种犹太的伦理道德关系”（乔国强，2009：39）。高婷对辛格和罗斯进行比较分析后提出，美国犹太文学的发展趋势是“走出传统的犹太格托，逐步汇入现代社会生活的大潮”（高婷，2011：107）。丽莎·普罗普斯特（Lisa Propst）在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发现了一种新犹太身份，即“对别人（哪怕是敌人）的需求和痛苦负责”（Propst, 2011:37-60）。珍妮弗·格拉瑟尔（Jennifer Glaser）研究当代几部美国犹太文学专著后指出，这几部专著都在探讨“犹太特性”问题，她发现，即使是那些完全被美国化的世俗犹太人都在探索后犹太时代的犹太身份（post-Jewish Jewish identity），显示出“恢复犹太特性的欲望”（Glaser, 2009:74-484）。特雷萨·格劳尔（Tresa Grauer）则指出，当代美国犹太文学超越了单一的“犹太性”观念，致力于寻求与主流叙事不同的犹太情节。他列举了一些在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包括：犹太斗士形象、以色列的建立、犹太复兴、犹太女性、同性恋者、屠犹事件、犹太历史记忆等（Grauer, 2008:74-484）。以上综述表明，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虽然不同作家着眼点可能不同，但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犹太传统和教义的认同和回归，同时又对传统、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尝试构建新的犹太身份。然而，相关论述要么只从大处着手综合论述，要么只单论个别作品，因此无法既系统又具体地描述当代美国犹太作家的文化立场及其再现特征。为此，本文以内森·英格兰德尔（Nathan Englander）近期创作的5部短篇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的文化立场及其叙事再现。

作为“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1970年的英格兰德尔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非常引人注目。从1998年开始至今，他已有5篇作品入选《美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入选数量仅次于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和乔伊斯·卡罗·欧茨（Joyce Carol Oates）。这些作品分别是：《为了释放难忍的冲动》（For the Relief of Unbearable Urges，1998）、《帕克大街的灵魂转世》（The Gilgul of Park Avenue，2000）、《我们怎样为布鲁姆一家复仇》（How We Avenged the Blums，2006）、《送给年轻寡妇们的免费水果》（Free Fruits for Young Widows，2011）、《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在谈论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Anne Frank，2012）。英格兰德尔出生在美国犹太家庭，后来选择去以色列上大学，其间放弃犹太信仰，然后再返回美国。无论作品主题，还是个人经历，他都可被视作当代美国犹太作家的最佳代表之一。

一、犹太性的回归

学界认为，第一代美国犹太作家在与主流文化的对峙中，倾向于坚持犹太传统，而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逐渐被主流文化同化，倾向于抛弃犹太传统，弱化犹太身份，创作纯正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美国”作品。比如，按照乔国强的论述，早期美国犹太作家或讴歌犹太文化和宗教，或揭露自己民族的灾难，但都对自己民族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情怀（乔国强，2008：28~37）。1881—1924年，犹太人移民大潮期间，美国犹太作家喜欢书写美国现实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以及“自身情感和精神双重迷失的痛苦”（乔国强，2008：28~37）。接下来，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作家在“政治正确”的大背景下，为了生存需要，更加主动靠近美国文化，“同化文学”成为主流（乔国强，2008：66~101）。

对于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而言，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心诉求，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按照心理学家马科斯·L．汉森（M.L.Hansen）的说法，第一代移民的儿子辈往往愿意忘记其父辈的文化传统，而孙子辈则选择记住这些传统，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第三代回归”（third generation return）（Hansen, 1990:195）。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多元文化论盛行，公开宣称自己的少数族裔身份不仅不被歧视，反而具有某种“魅力”，因为这表明他继承了某种遗产，“有自己的故事可讲”（薛春霞等，2012:13）。在这种背景下，当代美国犹太文学出现了回归犹太性的显著趋势。这种回归既体现在对犹太价值观的重新认同，又体现在对犹太传统习俗的尊重上。国内外学界已经注意到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这一特征。比如，罗小云在分析罗斯《反美阴谋》中的另类历史后认为，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犹太传统价值观的回归”，这种回归“也许是进入暮年的作者以此对父辈传达出的致敬或作为犹太人之子的妥协”（罗小云，2012：13）。韩颖也提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很多“现代正统派”犹太人，他们“开始为一种所谓‘标准’或‘现代’正统派所吸引……严格遵守律法，学习犹太传统教义”（韩颖，2012：67）。颇有意思的是，国外有论者重读了罗斯的《再见，哥伦布》。之前学界在“同化”思维的影响下，多认为这部小说表达的主题是与犹太传统的决裂，但该论者却发现，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并非不想做犹太人，而是不知道怎样将自己描述成犹太人。因此，“小说的主要戏剧冲突是人物缺少语言和范式来有力地表达其犹太身份”（Schreier ，2011：101-135）。显然，这一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犹太性回归”影响的结果。

英格兰德尔出生在美国一个正统犹太家庭，19岁时去以色列，进了一所非犹太教大学。在一次采访中，他认为自己在以色列生活期间逐渐抛弃了犹太教，成为世俗人士；然而，他又承认自己喜欢耶路撒冷，“喜欢那里的建筑，喜欢那个城市的感觉”。当被问及他是否仍然相信上帝，他颇为暧昧地回答“若不是害怕上帝马上对我进行残忍的报复，我会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英格兰德尔的经历可以说就是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心路历程的缩影：出生在犹太家庭，主动放弃犹太教，但在内心却无法真正割舍犹太传统。正是这一立场，使“犹太性回归”成为当代美国犹太作家的重要主题之一。

英格兰德尔在《为了释放难忍的冲动》（以下简称《冲动》）和《帕克大街的灵魂转世》两篇小说中明确涉及“犹太性回归”的主题。《冲动》是英格兰德尔较早受到关注的一部短篇小说。主人公多佛·宾雅民（Dov Binyamin）的妻子查娃·蓓拉（Chava Bayla）在受洗礼很久后仍拒绝与他同床，理由是她身子不干净。多佛去拉比那里寻求帮助。他向拉比表明，他很爱他妻子，妻子也仍然爱他，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分开。出乎意料的是，拉比居然建议他去找一位妓女“释放难忍的冲动”，这样就能挽救他渐渐枯萎的婚姻，给家庭带来宁静。多佛接受了拉比的建议，开车来到特拉维夫市。经过一番犹豫不决和思想斗争，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来自美国、名叫德芙拉（Devorah）的妓女。他告诉德芙拉，他前来“释放难忍的冲动”是为了让“妻子能再爱他”。在与德芙拉做爱时，按照犹太教义，多佛拒绝使用避孕套。回到家后，多佛不再责备妻子，因为他意识到，与自己的不干净比较起来，查娃假装身子不干净根本就不是什么罪。几天以后，奇迹出现了：查娃回心转意，她急切地想与丈夫亲近。然而，此时多佛却发现他的下身红肿，并伴有剧痛：很明显他染上了性病。他把自己关进洗手间，因为不能接受妻子回归的爱而泪流满面。

小说以多佛为叙事视角，妻子查娃被高度抽象化，这种叙事方式使查娃带有浓厚的隐喻色彩。笔者认为，查娃象征的是仪式繁复的犹太传统，多佛既希望与之亲近，又为其烦恼。正如他对拉比讲的那样：“她越拒绝我，我越想与她在一起。我越想与她在一起，她就越坚决地让我离开。”（Keillor，1998：45）在睿智的拉比的建议下，多佛终于背叛了查娃。和拉比期待的一样，这次离经叛道的经历让多佛与查娃重新达成和解。从隐喻的角度看，与其说多佛背叛了查娃，不如说他是背叛了犹太教义；与其说他与查娃重新和解，不如说他是与犹太教义重新和解。然而，重新和解并不容易。背叛必须付出代价，多佛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了惩罚：他想重回犹太怀抱，却因背叛留下的身体和精神创伤而不能。尽管如此，小说结尾两句“多佛·宾雅民内心似火烧。然而，他不愿就此被烧毁”（Keillor，1998：51）颇有深意，似乎表明多佛重归犹太传统的决心，而小说标题“为了释放难忍的冲动”中的“冲动”表面上看好像是指多佛的“性冲动”，实际上暗指的是多佛回归犹太的宗教冲动：他试图通过转向美国世俗文化（妓女德芙拉来自美国）来释放这种郁结于心的冲动，结果身体和精神却被放逐，这些坚定了他重回犹太怀抱的决心。

如果说《冲动》隐喻的是一个暂时偏离轨道而受到惩罚、最终又决心重回正轨的犹太人，那么发表于2000年的《帕克大街的灵魂转世》（以下简称《转世》）则以更直接的方式宣告了主人公对犹太教义及仪式的回归。这篇获得年度“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查尔斯·卢格尔（Charles Luger）的金融分析师的醒悟故事。有一天，查尔斯坐在出租车上，突然感觉自己灵魂附体，变成了犹太人。他去咨询拉比兹尔曼（Zalman），兹尔曼告诉他，他是前世某个犹太人的灵魂转世。然而，他那位在时尚杂志工作的年轻妻子苏（Sue）却不喜欢查尔斯的犹太身份，更不喜欢他在家里施行的那些犹太仪式，比如饭前的洗手礼，不食用奶酪等。苏认为查尔斯是走火入魔，但查尔斯坚持认为自己既然是犹太人，就应该按照犹太礼仪生活。最后，苏请来心理分析师伯恩鲍姆（Birnbaum）博士，查尔斯则请来兹尔曼，四个人在查尔斯家里来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苏和伯恩鲍姆认为，查尔斯突然转向正统犹太教是出现了某种心理问题，查尔斯和兹尔曼则坚持“世界上所有治疗方案都不能带给我敬奉上帝时获得的那份简单慰藉”（Doctorow，2000：51），查尔斯的行为举止和外貌都与回归之前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有不同的规矩，不同的食物，但人还是那个人，只是我感觉平静了，圆满了”（Doctorow，2000：52）。交锋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伯恩鲍姆和兹尔曼先后离开，查尔斯则试图让苏相信，虽然自己灵魂已经是犹太人，但在身体上仍然爱着苏。

不难看出，《转世》的情节同样具有隐喻性质。查尔斯身为金融分析师，又与在时尚杂志工作的美国年轻女子通婚，他代表的是那些被美国社会文化完全同化的犹太人。在同化小说中，这类题材多用来反映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惶惑和痛苦，但在英格兰德尔这篇小说中，查尔斯却真实体验了找到犹太身份后的极大喜悦，面对以妻子和心理分析师为代表的主流美国文化施加的压力时也毫不畏惧。在同化小说中，“重生”多指忘记犹太传统，融入美国主流，而在这里，“转世”则是从主流文化中走出，回归犹太传统。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英格兰德尔描绘的这种犹太性回归并不意味着走向美国主流文化的对立面。《转世》的结尾隐含了回归的犹太人的期待：“他（查尔斯）抓住苏的另一只手……他希望她明白，的确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但是改变的外部痕迹并不大。毕竟，真正的差异是封藏在灵魂里的……他希望她还爱已经改变了的他。”（Doctorow，2000：57）查尔斯回归犹太身份是坚决的、不容置疑的，但他同时希望苏接受他，仍然爱他，这也许正是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对待犹太身份和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立场。

二、对犹太复仇的反思

这篇小说让人想起乔伊斯的著名小说《阿拉比》（Araby），两者都是关于男孩的故事。在《阿拉比》中，叙事者“我”打算给自己喜欢的女孩买件礼物，这个浪漫的梦想却被冷酷的现实所击败，最后“我”凝视着黑暗，眼中冒着痛苦和愤怒，很显然，“我”的经历让“我”对世界和自我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与此类似，《复仇》的“反高潮式”结尾中，成功复仇没有给孩子们带来满足和欢呼，而是在看到敌人遭受痛苦时产生了“迷惑”：这显然是对犹太“以牙还牙”传统的反思。小说在其他地方还对公平和复仇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比如，当兹维被反犹太霸王狠揍之后，有些犹太人不赞同报警，认为“那有什么用？”他们相信由“强壮的”自己来复仇（代表早期移民美国的犹太人心理）；而另外一些犹太人赞同报警，因为“政府会保护犹太人”（代表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心理）。再如，艾斯认为“不宜冤冤相报”，而且要弄清楚“复仇与侵略的界线”。“二战”以后，尤其是“复国”以来，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对纳粹进行全面清算，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以色列奉行国家恐怖主义，《复仇》可以说是对这种清算和复仇行为的一种反向思考。

发表于2011年的《送给年轻寡妇们的免费水果》（以下简称《水果》）被认为是英格兰德尔近年来创作的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描写了一个叫滕德勒的少年，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可当他回到家中时，却意外听到他家原来的保姆准备在深夜杀掉他，这样他们就能侵占他的家产。滕德勒先下手为强，把保姆一家5口全部杀死（包括一位襁褓中的婴儿）。在1956年的西奈战役中，他又无情地将几个与他们一起吃饭的埃及士兵杀死，这引起了他的战友西米·盖泽尔的不满，他认为滕德勒可以俘虏那几个埃及士兵，不必射杀他们。争执之中，滕德勒把盖泽尔也狠狠地揍了一顿。战后，盖泽尔在耶路撒冷开了一家水果店，滕德勒则进入大学，后来成为哲学教授。盖泽尔把水果免费送给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年轻寡妇，每次滕德勒教授来水果店时，盖泽尔都会把蔬菜和水果送给他。他还把滕德勒的故事讲给儿子艾特加听。艾特加在父亲死后也和父亲一样给寡妇们和滕德勒教授送免费水果。

小说采用了“盖泽尔给艾特加讲述滕德勒的故事”叙事结构。很显然，《水果》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尤其是当这些幸存者后来对世界进行了“创伤式”报复和杀戮。小说标题无疑会让读者想起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小姐的一朵玫瑰》。如果说福克纳小说中的“玫瑰”具有高度象征意义，那么英格兰德尔的这篇小说中的“免费水果”也具有浓厚的象征性：无论是年轻寡妇们还是滕德勒，他们都是受害者，都有“创伤式”报复的可能性，而要化解这种可能性，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日常生活中显示爱心，用尊重和爱来淡化他们心中的创伤记忆。在父亲盖泽尔与儿子艾特加的讨论中，他们谁也无法说服谁，滕德勒到底该不该杀死保姆一家，最后他们只好认为“滕德勒既是杀人犯，同时也是受害者”（Brooks，2011：86），保姆一家的死应归咎于“本应杀死滕德勒的系统”，因为这个系统“犯了个错误，把已经不再适合生存在这个世界的滕德勒放了出来”（Brooks，2011：85）。这个细节隐喻了英格兰德尔对犹太复仇的基本立场：他不赞成“创伤式”疯狂复仇，但他从内心理解这种复仇，提出用爱来化解这种复仇心态。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在犹太身份中注入“和解”成分，也可看成是以英格兰德尔为代表的美国犹太作家对后9·11多元文化时代的一种反映（Propst，2011：37-60）。

三、对大屠杀的反思

国内有论者指出，当代美国犹太作家对大屠杀的思考“不但表现为体恤大屠杀给幸存者带来的心灵创伤，而且侧重用理性的眼光审视后大屠杀时代如何确立文化身份等”（朴玉，2009：29）。这个论断可能适合其他犹太作家，但英格兰德尔在2012年发表的《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以下简称《什么》）中却对大屠杀及其文化意义进行了重新思考。小说的主人公是两对夫妇：从以色列来美国拜访朋友的犹太人信徒马克和劳伦夫妇以及生活在美国、高度世俗化的犹太人叙事者“我”和妻子德比。两对夫妇的话题始终围绕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及大屠杀。其中，马克讲述了他父亲的故事：在一次高尔夫运动后，他父亲在更衣室换球鞋时，发现有个人手臂上烙的集中营号码比他的号码只多三位数，这意味着他们曾经在同一集中营而且相距咫尺。他父亲只说了一句“那家伙插队了，我当时不想说而已”（Perrotta，2012：45），而另外一人也只说一句“少废话”，然后就各自回家了。最后，两对夫妇一起玩起“安妮·弗兰克游戏”：四人站成一圈，互相对视，然后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大屠杀再次来临，我是躲在你家的犹太人，而你是白人，你会不会冒着生命危险把我藏匿在你家？结果，“我们站在那里，不知过了多久……屋外的太阳又昏暗下来了”（Perrotta，2012：59），“她没有说（会）。他也没有说。他妻子不相信丈夫会舍命藏她，对此，我们四人心照不宣……我们就那样站着，四个人僵立在屋内。我们生怕推开门，泄露了深锁在屋里的秘密”（Perrotta，2012：60）。

无论是标题还是叙述风格，这篇小说都明显模仿了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名篇《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卡佛在小说中，试图回答“爱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小说结尾，卡佛虽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肯定的答案，但隐隐约约地暗示了爱的不可捉摸性和怪异性。英格兰德尔的小说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即大屠杀是否增进了犹太人与白人之间的相互友爱？作者透露出的答案是，大屠杀并没有让犹太人与白人之间更加友爱和团结。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是美国犹太人乃至整个美国文化着力挖掘和塑造的一个形象，强调的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超越历史的感情，但英格兰德尔对这种感情提出了质疑。比如，当马克讲完他父亲的故事时，叙事者不无戏谑地这样描述妻子的反应：“德比看上去有些丧气。她原本期待这个故事的结局更有力，期待这个故事可以教育儿子特拉维，可以证明她对人性的信仰，尤其是那种在非人性中升起的人性”（Perrotta，2012：45）。很显然，德比的期待也是很多美国人的期待，即大屠杀这一非人性事件促进了人性的升华。然而，两个大屠杀的亲历者漠然分手，并没有满足德比的这个期待。另外，犹太人试图利用大屠杀事件来强化犹太人之间的纽带，借此确立犹太身份，英格兰德尔对此也提出了质疑。他借用主要人物马克这样评论大屠杀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你不能将犹太教建立在一次可怕的罪行基础上……不能沉迷于大屠杀，将其看成身份的符号，或者教育工具……”（Perrotta，2012：52）。在他看来，当今维系犹太人的纽带似乎除了大屠杀，还是大屠杀，舍此之外别无他物。他认为，维系犹太身份的必须是犹太宗教和仪式，犹太人与异族通婚是另一场大屠杀，因为这无疑会让犹太宗教和仪式完全消弭。

四、结语

通过对英格兰德尔近年来5篇获奖短篇作品的分析，我们似可管窥当代美国犹太作家的几个主题倾向：①不再一味纠缠犹太身份在同化过程中的困惑。人物不再刻意隐瞒犹太身份，或者抛弃犹太身份，而是高调宣扬自己的犹太身份，并积极回归犹太教义和仪式，同时又试图与美国主流文化相协调。②高度关注“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及其影响。之前的美国犹太作家往往刻意避免“大屠杀”主题，但第三代作家则着力思考“大屠杀”事件及其影响，同时又超越“大屠杀”与犹太身份建构这样的主题，关注如何化解“大屠杀”引起的创伤式暴力，并反思对“大屠杀”的主流叙事。③对以色列建国及后续的复仇行动给予关注和反思，对犹太极端复仇持既理解又怀疑的复杂态度。总之，在犹太身份、“大屠杀”和复仇这些问题上，生活在多元化时代的新一代犹太作家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Brooks，G.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M］.Boston New York：Mariner Books，2011.

［2］Doctorow，E.L.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M］.Boston New York：Mariner Books，2000.

［3］Glaser，J.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and the Future（s）of American Jewish Literary Studies［J］.Prooftexts, 2009, 29（3）.

［4］Grauer，T.Identity Matters：Contemporary Jewish American Writing［A］.In Michael P.K. Wirth-Nesher, H.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8.

［5］Hansen，M.L.The Problem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Immigrant［A］.In Kivisto, P. Dag Blanck, D.American Immigrants and Their Generations：Studie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Hansen Thesis after Fifty Years［M］.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0.

［6］Howe，I.Jewish American Stories［M］.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Penguin，1977.

［7］Keillor，G.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M］.Boston New York：Mariner Books，1998.

［8］Kenison，K.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M］.Boston New York：Mariner Books，2006.

［9］Oksman，T.Identity Papers：Contemporary Narratives of American Jewishness（review）［J］.MELUS, 2012, 37（3）.

［10］Perrotta，T.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M］.Boston New York：Mariner Books，2012.

［11］Propst，L.“Making One Story”?Forms of Reconciliation in Jonathan Safran Foer's 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 and Nathan Englander's The Ministry of Special Cases［J］.MELUS，2011, 36（1）.

［12］Schreier，B.The Failure of Identity：Toward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Philip Roths Unrecognizable Jew ［J］.Jewish Social Studies, 2011, 17（2）.

［13］高婷．犹太性的传承与超越——以辛格和罗斯为例［J］．外国文学，2011（3）.

［14］韩颖．由《忏悔者》看辛格小说中的回归主题［J］．外国文学，2012（2）.

［15］罗小云．边缘生存的想像：罗斯的《反美阴谋》中的另类历史［J］．外国语文，2012（5）.

［16］朴玉.《冤家，一个爱情故事》：对大屠杀的深层思考［J］．当代外国文学，2009（4）.

［17］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8］乔国强．中国美国犹太文学研究的现状［J］．当代外国文学，2009（1）.

［19］薛春霞，Gabriel, N.F., Ochs, V.，Rody, C．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研究［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2（2）.

［20］曾令富．美国犹太文学发展的新倾向［J］．外国文学评论, 1995（4）.（原载《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3期，略有改动）

作者简介

唐伟胜，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叙事理论、当代美国文学。

龙艳霞，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认知叙事学视野中的叙事理解

一、“图式”的基本概念

图式理论源于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之后应用于人工智能（AI）研究，并进入话语分析领域，成为一种重要的话语理解理论。其基本要点是：通过将新经验与储存在记忆中类似的原型知识进行比较，我们获得对新经验的理解。在话语分析中，图式指“典型情况的心理表征”，阅读的时候，文本中的语言成分或语境成分可以激活大脑中的图式，从而理解话语（Cook, 1994:11）。由此可见，图式理论是关于话语连贯的理论，即读者怎样使一段话语具有连贯性。传统的语言学重视分析使话语连贯的语言标志，将图式理论纳入读者的认知因素，可以进一步完善话语连贯机制的研究。不难看出，使用图式理论来研究话语理解，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途径：既可研究读者图式知识的结构（如人工智能）及其与阅读过程的互动关系，也可研究读者如何激活这些图式知识的相关推理过程（如话语分析理论），前者不关心图式的激活过程，后者则将图式知识结构视为当然。将图式理论应用于叙事理解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向入手：①研究故事图式；②研究叙事理解中的各种图式及其应用；③研究读者应用叙事图式的认知过程。本文辨析各相关理论的异同，并阐明认知诗学理论如何用于研究叙事理解的最新趋势。

二、故事结构图式

叙事图式知识结构的研究与结构主义叙事学中“故事语法”的研究非常相似，但“故事语法”和“故事图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故事的“规则系统”，用来描写某类文本中的常规成分如何构成故事序列，后者指读者的一种“心理结构”，由读者对故事将如何推进的一套期待组成（Mandler, 1984:18）。为看清“故事语法”和“故事图式”的差异，我们不妨比较两位结构主义先驱普罗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不同研究方法。普罗普将俄罗斯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文类的各种功能成分及其序列关系，列维—斯特劳斯则研究神话表层底下的“深层结构”，认为这是超越文化的、普遍的人类认知结构。普罗普研究的是典型的“规则系统”，列维—斯特劳斯则致力于阐明神话读者的“心理结构”。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无论是“规则系统”还是“心理结构”，均针对叙事中反复出现的“常规成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