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2014-06-01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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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试读：
新版编译说明
一、版本出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二、编译分工《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
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
》（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戏剧中的变态人物》、《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
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3.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4.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5.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6.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2014年4月1日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彭舜杨韶刚译宋广文校杨韶刚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论述潜意识的专论之一。全文分为三部分：分析部分、综合部分和理论部分。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文中所涉及的诙谐、滑稽、幽默、梦等问题，不仅有助于对潜意识的了解，而且还具有更广泛的人类学、美学、语言学意义。
英文版编者导言
目前这个名为《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的全新译本是由詹姆斯·斯特雷奇翻译的。
在讨论诙谐与梦的关系时，弗洛伊德曾提到他“从事诙谐问题研究的主观原因”（第173页1）。简言之，它起因于这样一件事：弗利斯（Fliess）在1899年秋阅读《释梦》的证据时，曾抱怨梦里有太多的诙谐。《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97～298页）的一个脚注已对这段情节做了阐释；由于我们拥有弗洛伊德1899年答复弗利斯抱怨的信件，所以我们能准确断定此事发生的年代。这封信写于1899年9月11日，地点为巴伐利亚州的贝希特斯加登。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为《释梦》进行了最后的润色，并宣布他打算在书中为看来是诙谐的梦里所呈现的稀奇古怪的事实做出解释（弗洛伊德，1950a，信118）。
无疑，这件事是一个催化剂，促使弗洛伊德更加密切地注意这个主题；但这却不可能是他对诙谐问题感兴趣的起因。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一课题早在几年前就存留于他脑海中了。从他立即答复了弗利斯的批评，以及他在《释梦》中（标准版，第5卷，第605页）论及“喜剧”效果的机制，并由此预先否认了该书最后一章的一个主要观点的事实，均证实了这一点。但不可避免的是，弗洛伊德一开始着手梦的严密调查，就对梦本身或梦的联想中频繁出现类似于诙谐的结构而深感震惊。《释梦》中随处可见这一事实的例证。但这一事实的最早的记录可能是卡西利·M夫人（Frau C?cilie M.）的“双关梦”（punning dream）。该梦在《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第2卷，第181页）的脚注中进行了报道，这是关于伊莉莎白·R小姐（Fr?ulein Elisabeth von R.）病历的脚注。
不过，除了梦以外，还有其他证据表明，弗洛伊德对诙谐表现出来的早期理论兴趣。在1897年6月12日写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65）中，他先援引了一个有关两个“乞丐”的笑话，接着写道：“我必须承认，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编辑一本具有深远意义的有关犹太人的轶闻趣事的选集。”几个月后，即1897年9月21日，他又“从我的选集中”引用了另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出处同前，信69）。此外，在弗利斯的信件及《释梦》（特别参见第五章第二节，标准版，第4卷，第194～195页）中，也有许多其他的故事。自然，正是从这本选集中，弗洛伊德衍生出了大量作为其理论主要依据的轶闻趣事的例子。
大约在这段时间，李普斯（Theodor Lipps，1825～1914）也给弗洛伊德以很大影响。李普斯是慕尼黑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撰写了一些心理学与美学的著作，并引进了“感情移入”（empathy）这一术语。弗洛伊德对他的兴趣可能最初始于1897年的一次心理学大会，李普斯在会上宣读了一篇有关潜意识的论文，弗洛伊德为之吸引。《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611页以下）最后一章的冗长讨论正是以此事为基础的。从弗利斯的信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898年八九月间，弗洛伊德正在读李普斯的早期著作《心理生活的基本事实》（1883），再次对李普斯就潜意识问题进行的评论产生了深刻印象（弗洛伊德，1950a，信94、95、97）。不过，李普斯在1898年还出版了另一本著作，这一次它所探讨的是另一个更为特殊的主题——《喜剧与幽默》。诚如弗洛伊德在此问题研究一开始告诉我们的那样，正是这一著作，激发了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
弗利斯的关键性的评论为弗洛伊德对此课题的研究撒下了希望的种子。不过，尽管如此，弗洛伊德亦是在好几年以后才摘取到丰硕的果实。
1905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三部主要著作：《对“杜拉”的分析》，虽然此书在4年前就写了大部分，但直到是年秋季才出版；《性学三论》和《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后两本书的写作是同时进行的：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955，第13页）告诉我们，弗洛伊德将两部手稿放在两张毗连的书桌上，依据其心境的不同决定到底写哪本。这两本书几乎同时出版，无法断定孰先孰后。《性学三论》的书号是1124，《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的书号则是1128；但琼斯（出处同前，第375页注）说后一数字是“错误的”。2这也许意味着出版的先后顺序应颠倒过来。但在同一自然段中，琼斯确信《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出版在《性学三论》之后。其确切的出版日期肯定早于6月初，因为6月4日维也纳日报《时代报》（Die geit）刊登了一篇很长的赞扬性评论文章。
该书后来的经历与弗洛伊德这一时期写下的其他主要著作大不相同。《释梦》、《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及《性学三论》在其后的版本中均有增补或修改，乃至面目全非。《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12年再版时有6处小的增补，而没有更深刻的变化。3
这种情况似乎有可能与该书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这一事实有关。弗洛伊德本人可能也持这种看法。在其他著作中，他相对较少地提及《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4；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5讲中，他说过《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曾导致他走过一段短暂的弯路；在《自传研究》（1925d），标准版，第20卷，第65～66页，谈及此事时似乎流露出些许轻视的口吻。出乎意料的是，间隔20多年后，他发表的《幽默》（1927d）的短文重新提出了这个一度中断的话题。在该文中，他运用新近提出的心理结构观阐明了有关一个费解的问题的新观点。
琼斯将这一情节说成是弗洛伊德著作的最鲜为人知之处。对非德国读者来说，这肯定是事实，而且根本无须惊讶。“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家）—叛徒）这一单词——弗洛伊德下文讨论诙谐时用的一个词（第34页）——在本卷的扉页上应适当地饰以醒目的颜色。对译者来说，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难免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本卷却是一个特例。像翻译《释梦》、《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等著作那样，在翻译本卷时，我们或许会在更大程度上遇到大量的牵涉到其词汇无法翻译的情景。在此，我们只能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仅仅对本版本所采用的相当坚定的策略进行解释。在过去处理某些棘手的事例时，我们通常采用下述两种方法中的一种——要么将这些棘手的事例完全抛弃，要么代之以译者自己的事例。然而，无论两种方法的哪一种，都不适于一个打算给英语读者尽可能准确地展现弗洛伊德本人思想的译本。因此，在这里我们将满足于提供德文原版中的关键词语，并尽可能简洁地在方括号里或脚注中对其做出解释。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诙谐不可避免地会消失。但应当记住的是，无论采取哪种方法，所消失的只是部分，有时是弗洛伊德论点中最有趣的部分。并且可以设想的是，所消失的部分不是作为一时的消遣的部分，而是已在读者视野中的部分。
然而，在翻译这本特殊的著作时，还存在着大量的更为严重的困难——贯穿全书的专门术语的困难。或许源于神秘的天意（探究其原因将非常有趣），涵盖本书所讨论的这些现象的英文和德文术语似乎从来就没有巧合：不是过于狭窄就是过于宽泛——彼此之间裂缝永存，或者重叠。对本书而言，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标题“Der witz”。将它翻译成“Wit”势必带来令人遗憾的误解，在日常英语里，“wit”和“witty”含义极为有限，仅适于那种最精炼、最需智慧的诙谐。稍加审视就可发现，本书所举事例中所显示的“Witz”和“witzig”的含义要宽泛得多。5另一方面，英文“诙谐”（Joke）一词似乎过于宽泛，也涵盖了德文“Scherz”的含义。在类似于这种困境中，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是选用一个英文词来代表某个相应的德文词，并使它们始终保持一致。即便遇到在某个特定的上下文中其含义总是错误的，也要如此。运用这一方法，读者至少能对弗洛伊德所用术语的含义形成自己的结论。因此，纵观全书，“Witz”就是“诙谐”的意思，“Scherz”则为“俏皮话”之意。翻译形容词“witzig”的麻烦更大。在多数情况下，“witzig”只是作为“Witz”的限定性形容词来使用。在《简明牛津词典》中，的确有形容词“joky”（诙谐的），但未加注解。此间省去了译者无数拙劣的迂回说法，但译者承认没有勇气使用它。“Witz”被译成“wit”的地方只有两三处（如原文第140页）。在这些地方，这个德文词被用做“心理功能”而非“心理产物”（如前面那个脚注所解释的那样），并且，似乎不可能找到相应的英文词加以替换。
翻译德文词“das Komische”与“die Komik”亦会遇到麻烦，虽然麻烦不那么大。人们试图区分这两个术语，以“comic”（喜剧）代表前者，以“comicality”（喜剧性）代表后者。但鉴于第144页该段末尾的情况，我们未用这一译法。在该段落中，前后相继的两个句子中出现了这两个不同的术语，它们的含义虽然相同，但仅仅是为了“致雅变化”（elegant variation）的目的才交替使用的，因此我们系统地采用了这个非常造作的英文词“comic”（喜剧）来代表上述两个德文词。
最后，还应看到，理当用来代表德文词“H u m o r”的英文词“humour”（幽默），在其处于某些上下文关系之中时，英国人听起来肯定不自然。这个词在今天已很少为人使用：除了在“幽默感”的短语中之外，它很难出现。然而，在这里读者又再次获得了一个由自己独立决定弗洛伊德所运用的这个词的含义的机会。
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困难（毕竟只是表现上的困难）将不会从一开始就将读者吓住，本书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材料，其中许多是弗洛伊德其他著作所没有的。除《释梦》外，其所包含的对复杂心理过程的详尽阐释，没有任何著作能与之相媲美。它的确是同一个天才所迸发的产物——他为我们撰写了一部巨著。第一章分析部分一、引言（一）
凡是有机会随时考察美学与心理学中阐释诙谐性质及其所处地位的人，恐怕不得不承认，哲学对诙谐的研究远未达到诙谐在我们心理生活中所应该起到的作用。只有为数不多的思想家深入探讨过诙谐问题。但是，在讨论过诙谐的那些人当中，有小说家让·保罗（Jean Paul）（里希特）、哲学家费舍尔（T.Vischer）、费舍（K.Fischer）和李普斯等著名人物。但他们只是把诙谐这个主题作为陪衬，主要研究兴趣则转向于更具综合性、更有吸引力的喜剧（comic）问题上去了。
从这些文献中获得的第一印象是，除非将诙谐与喜剧联系起来，不然，对诙谐的任何处理都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按照李普斯（1898）6的说法，诙谐是“某种完全主观的喜剧的东西”——亦即某种由我们所创造，依附于我们的行动，依附于我们总是处于主体位置，而不是客体的位置，更不是有自由意志的客体位置的喜剧（同上书，第80页）。他还进一步对此进行了解释。他指出，一般说来，我们称诙谐为“喜剧的东西”的任何有意识的和成功的再现，不管喜剧是观察到的还是实际情境之中的（同上书，第78页）。
费舍（1889）借助于漫画来说明诙谐与喜剧之间的关系。按他所说，漫画处于诙谐与喜剧之间。喜剧同时与某种表现形式上的丑陋相联系：“如果它（丑陋的东西）被隐藏着，它一定会被人用观察事物的喜剧方式揭示出来；如果只被稍加注意或完全未得到注意，它一定会被人弄得明显，以便达到清晰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种方式；漫画便产生了。（同上书，第45页）——我们整个的精神世界，我们的思想和观念的理智王国，在得到外部观察之前并未展现出来，它既不能直观地，也不能形象地直接为人所想象到和看到，它还包含着抑制、弱点和畸形——大量荒唐和喜剧的对比。为了突出这些对比，并使之接近于审美要求，就需要一种不仅能直接使人想见客体而且其本身就能对这些想象进行反思并使之澄清的力量：一种能阐明思想的力量。唯一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便是判断。诙谐就是一种产生喜剧性对比的判断；它在漫画中发挥着无声的作用，但只有处于判断中它才能获得其特有的形式及其所展示的自由领域。”（同上书，第49～50页）
显然，李普斯在喜剧范围内将诙谐区分出来的特征归结为动作，归结为主体积极的活动，但费舍则将区分的诙谐的特征归之于它与对象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关系乃是思维领域内掩藏着的丑陋性。我们不可能测定诙谐的这些定义的有效性——的确，它们确实不易弄懂——除非把它们重新置于它们原来所处的上下文之中加以考虑。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读完这些作者对喜剧的描述，才有可能从中了解有关诙谐的凤毛麟角。不过，在其他章节里，我们又发现，无须关注诙谐与喜剧的关系，上述作家能描述诙谐的基本的、一般来说是有效的特征。
最令费舍满意的诙谐的特征似乎是如下所述：“诙谐是一种游戏性的判断（playful judgement）。”（同上书，第51页）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句话的意思，他进行了这样的类比：“恰如审美自由寓于对事物的游戏性的注视。”（同上书，第50页）在另一处（同上书，第20页），他又将对客体的审美态度的特点看做是由这种状况促成的：我们丝毫不问及这一客体的任何情况，特别是不问及它对我们强烈的需求的满足，但我们却满足于注视该客体的乐趣。和工作相比，审美态度是游戏性的。——“从审美自由里，还可能产生一种判断，一种摆脱了常规的判断，按其起源，我将它叫做‘游戏性的判断’（playful judgement）。这一概念包含着上述的‘第一个决定因素’。该因素即便不是完整的程式，亦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自由导致诙谐，诙谐亦导致自由’。”让·保罗写道：“诙谐仅仅是观念的游戏（同上书，第24页）。7”
长久以来，有一个受人喜欢的定义：诙谐是在不相似的事物——亦即暗含类似性的事物——之间发现相似性的能力。保罗以诙谐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想法：“诙谐是位乔装打扮的神父，他将每对夫妇都撮合在一起。”费舍尔又给这句话加了注解[1846～1857，第1卷，第422页]：“他最喜欢的是将亲戚们并不赞同的一对男女进行联姻。”然而，费舍尔却认为存在着没有比较的诙谐——因而无疑也是不必发现类似性的诙谐。因此，与保罗稍有不同，他把诙谐定义为，能够将一些实际上在内容和内在联系上互不相干的观念迅捷地联结在一起的能力。另外，费舍强调这样的事实：在大量的诙谐判断中，人们发现的不是相似，而是差异；李普斯则指出，这些定义和作为诙谐者拥有的一种能力的诙谐活动有关，而不是和他所制作的诙谐有关。
其他已提出的，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描述或定义诙谐的观点是：“观点的对比”、“胡说的意义”（“sense in nonsense”）、“困惑与启示”。
克勒佩林（Kraepelin）8的诙谐定义所强调的是对比的观点：“诙谐是两种在某些方面相互对比的观念的任意联系和联结，其通常手段是语词联系”。李普斯之类的批评家毫不费力地指出了这一公式的所有不足；但他并不能使自己排除对比因素的存在，而仅仅是从其他方面对此做了解释。“对比是存在的，但不是某种附属于这些语词的观点之间的对比，而是语词的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对比或矛盾。”（李普斯，1989，第87页）他曾举例说明如何理解这一观点：“对比得以产生，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赋予对比以词的意义，但却不能赋予对比以意义。（同上书，第90页）。”
假使最后这个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对比就变得重要了。“我们某时看起来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却毫无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构成喜剧过程的东西……当我们出自心理学的需要赋予某一说法以某种意义时，这个说法就显得很诙谐。但我们这样做，又把它取消了。借助于这种‘意义’（significance）我们得以理解各种事物。我们把‘意义’（sense）赋予一种表达，又知道从逻辑上来说它不可能有任何这种意义。我们发现其中有个真理，然而，根据经验法则或思维的一般习惯，我们又不能从中找到这一真理的存在。我们认定它具有超越其真实内容的逻辑的或实际的后果；但一旦清楚地识别这一表达的性质，我们又只有否认这些后果。在每一个例子中，诙谐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所唤起的，同时也是喜剧感受赖以寄身的心理过程，存在于从意义的赋予、真理的发现、结果的认定到对相对无意义事物的意识或印象的瞬即转变之中”（同上书，第85页）。
然而，无论这场讨论听起来有多么精密深奥，但问题却会产生，即就诙谐与喜剧的不同而言，喜剧感受所赖以寄身的有意义与无意义事物之间的这种对比，是否也有助于对诙谐这个概念的界定。“困惑与启示”的因素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诙谐与喜剧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Kant）10骤然一看，这个表达该诙谐的词汇犯了构成法的错误，不可理解、不能接受而且莫名其妙。正因为如此，它使人迷惑。拨开困惑的迷雾，理解这一语词的含义，喜剧效果便产生了。李普斯（1898，第95页）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继启示的第一阶段——即令人困惑的语词意味着这个或那个——之后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意识到这一无意义的语词先令我们困惑，随后才将其真实的意义展现给我们。正是只有这第二次启示，这种发现，才使一个按普通语言学的用法，毫无意义的语词构成了整个事件的关键——影响到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这第二次启示，才导致了喜剧效果的产生。
对我们来说，无论这两种观念中的哪一个使问题变得更清楚，这场有关困惑与启示的讨论都能使我们更接近于一个特殊的发现。因为如果海涅的“famillionairely”的喜剧效果取决于外表毫无意义的语词问题的解决的话，那么，“诙谐”肯定无疑地归因于该语词的形成及由此而形成的该语词的特征。
诙谐还有另一个特征，这一特征与我们已经考虑过的上述特性毫无联系，但在权威们看来却是不可或缺的。让·保罗说（1804，第2部分，第42段）：“简洁乃妙语的形体与灵魂，它就是它的自我。”这句话不过是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那个饶舌老人所言之语的更改而已：
既然简洁乃妙语之魂，
既然长篇大论会为他肢解
继而剩下外表华丽的词藻
那么，我还是言简为好。
在这一点上，李普斯（1898，第90页）所做的有关诙谐的简洁性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诙谐说它不得不说之事，并不总是用很少的词，而是用太少的词——亦即，所用的词未达到严密逻辑或普通思想和言语方式的最低要求。诙谐实际上是通过不说而说了它不得不说之事。”
从诙谐与漫画的联系中，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一定要使暗含或隐藏之物显露出来”（费舍，1889，第51页）。我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一决定性因素，是因为它与诙谐本质的关系比与诙谐是喜剧的一部分的关系更为密切。（二）
我完全清楚，摘自作家们有关诙谐的这些不充分的只言片语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考虑到我在对如此复杂且微妙的思维做丝毫不差的正确描述时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不能不使那些好奇的求知者花较大力气从原始资料中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但我不敢保证他们将满意而归。上面罗列的那些作家所提出的有关诙谐的特征和标准——活动性，与我们的思想内容的关系，游戏性判断的特征，不相似的东西之间的匹配，对比的观点，“胡说的意义”，困惑与启示的相继发生，隐含意义的显露，妙语的独特简洁性——所有这些，在我们乍一看是如此中肯，如此容易为事例所证实，以致我们不可能有低估这些观点的危险。然而，它们不过是些只言片语，我们希望看到它们能够联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有权要求一部传记通过一系列轶闻趣事对一个人的人格做出描述；然而，当一切都说了和做了之后，它们对于我们关于诙谐知识的增加并不会比一部传记做得更好。我们对于可能存在于那些分离的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结仍一无所知，比如诙谐的简洁性与游戏性判断的特征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我们还想了解，为了成为一个适当的诙谐，诙谐是否必须满足所有这些决定因素，抑或只满足部分即可。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哪些决定因素可为其他因素所替代，哪些决定因素又是不必要的。我们也希望依据看来是不可缺少的特征对诙谐进行分组和归类，我们从文献中所发现的归类，一方面基于诙谐中采用的技术性方法（如双关语或文字游戏）；另一方面，也基于诙谐在言语中的运用（例如，用于漫画、特征刻画以及冷落目的之诙谐）。
因此，对于阐明所有新的揭示诙谐奥妙的目的，我们不应该有什么困难。为确保成功，我们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要么导入新的视角进行研究，要么通过集中注意或增进兴趣，竭力洞察得更加深远一些。我们可以确保，至少在后一方面我们不会失败。令人惊讶的是，为达到他们的研究目的，权威们均满足于少量的已得到认可的诙谐事例。并且，他们每个人均从其先驱那里选取同一事例。我们一定不要推卸责任，即分析那些曾帮助第一流的权威研究诙谐问题的同样事例。但我们仍试图将目光对准新的材料，以便为我们的结论奠定一个更广泛的基础。因此，很自然，我们应该选择一些诙谐的例子作为我们研究的主题，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我们自己曾被这些例子最深刻地打动，这些例子也使我们笑的最多。
诙谐这个主题值得如此劳神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撇开激励我探索诙谐问题、照亮我研究之路的个人动机不谈，我提醒大家注意。所有心理事件之间均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保证了，甚至在一个遥远的领域内所获得的心理学发现，也将在其他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还应记住诙谐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具有的独特的、甚至激动人心的魅力。一个新的诙谐几乎能像一个普遍感兴趣的事件一样发挥作用；它能像有关胜利的最新新闻一样从张三传到李四，再从李四传到王五。即便是显赫人物，当他们认为值得讲述其出身、所到过的城市和国家、所接触过的要人的故事时，也绝不会为在其自传中报道自己曾经听到过某些精彩的诙谐而感到羞愧。11二、诙谐的技巧（一）
我们还是循着机遇的引导，考虑一下前一章里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诙谐的例子吧。
在题为“卢卡浴场”的《旅游图》那部分里，海涅介绍了汉堡的赫希·海厄辛斯——一个讨人喜欢的彩票掮客和爆米花制造商，他向诗人吹嘘他与有钱的罗特希尔德男爵过往甚密，最后他说道：“博士，如同上帝将会赠予我一切好东西那样真切，我和萨洛蒙·罗特希尔德并肩而坐。他视我为与他平等的人——非常famillionairely。”12
海曼斯和李普斯运用这一诙谐（一个公认的绝妙而且最有趣的诙谐），来例证他们的有关诙谐的喜剧效果观。他们认为，诙谐的喜剧效果源于“困惑与启示”（同上，第12页）。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一问题，而要问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使赫希·海厄辛斯的这种说法变成了诙谐呢？”只有两个可能的答案，要么是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本身拥有成为诙谐的特征，要么是诙谐存在于句子所给定的思想表达之中。无论诙谐的特征存在于哪一方，我们都要进一步探讨并试图予以查明。
一般说来，一种思想能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形式——也就是说，用各种不同的语词来表达，——不同的语词能同样恰当地表达某一思想。赫希·海厄辛斯的表白以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呈现了他的思想。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形式非常奇特，且不那么容易为人理解。我们可以试着用其他语词尽可能精确地表达同样的思想。李普斯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哪种方式阐明了诗人的意思。他写道（1898，第87页）：“我们知道，海涅的意思是说，他（海厄辛斯）受到这一款待是以亲近为基础的——不是那种一般的亲近。这种亲近并非是具有百万富翁特点的人普遍接受的规范。”假如我们换个说法而又不改变其意思，那么下述说法可能更符合赫希·海厄辛斯的含义：“罗特希尔德视我为他的同等人，相当的友好——也就是说，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所能。”我们只想补充一句话：对于任何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来说，一个富翁的屈尊总包含着某种不那么非常令人愉快的东西。13
迄今，不管我们坚持该思想的两种同等有效的表达方式中的哪一个，都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解答了我们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在该事例中，成为诙谐的特征并不存在于思想之中。海涅借赫希·海厄辛斯之口说出的是一种正确而敏锐的观察，一种显然是痛苦的观察。这种观察在一个面对如此巨大财富的穷人身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冒险把它描述为具有诙谐的性质。无论何人，在思考翻译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摆脱他对由诗人所赋予的该思想的形式的回忆，因而觉得思想本身也包含在诙谐的本质中，那么，我们就可告诉他一个确切的标准，即诙谐的特征在翻译中已经丧失了。赫希·海厄辛斯的话确实使我们捧腹大笑，然而李普斯的或我们自己对它的翻译，虽然能使我们愉悦和深思，却不能使我们发笑。
但是，倘若使我们的事例成为诙谐的东西不存于其思想中，我们就应该在形式上，在其表达思想的措辞中去寻找。我们只需研究其表达形式的独特性，就可了解什么可以叫做诙谐的言语或表达的技巧，什么是与诙谐的本质有密切关联的东西。因为假使代之其他的东西，诙谐特征与效果就消失了。此外，在将诙谐的言语形式看得如此重要这一点上，我们与权威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费舍因此写道：“首先是纯粹的形式（sheer form）才使一个判断变成了诙谐（1989，第72页）。”并且，我们还想起让·保罗的一句格言，在这句格言中，他阐明了诙谐的这一确定的特点：“无论是在勇士们当中还是在话语中，阵地（position）是沙场制胜的利刃。”
那么，构成诙谐的“技巧”是什么呢？思想，例如此处的事例所表达的那种思想，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才能变成使我们捧腹大笑的诙谐呢？通过将我们的译文与诗人的原文相比，我们发现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出现了相当多的缩写式。为了充分表达该诙谐所包含的思想，我们不得不将一句字数少得不能再少的附言“that is, so far as a millionaire can”（也就是说，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所能）加到原文“R.treated me quite as his equal-quite famillionarely”（R待我如同等人，相当的友好）之上。即便如此，我们仍觉得还有必要提供一个进一步解释的句子。14诗人添加得更为简短：“R.treated me quite as this equal-quite famillionairely.”在这一诙谐中，由第二个句子添加到第一个中，说受到友好款待的所有限定，已经消失殆尽了。
但也不是根本没有保留一个能使我们重新建构它的替换物，因为又发生了第二个变化，16中派生出来的方式将是非常有趣的：
FAMILI ?R
MILION?R
FAMILION?R
这样，便可以用下述方式表示将思想转变为诙谐的过程。乍看起来，这一方式难以置信，然而却产生了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准确效果：
R.treated me quite famili?r
that is, so far as a Million?r can.（R待我如他的同等人，也就是说，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所能。）
现在，让我们设想在这两个句子上有一种压力作用，并且，由于某种原因，第二个句子具有较少的抵抗性。随即，第二个句子便消失了。但其最重要的成分，“million?r”一词，由于成功地抵抗了压力的作用，便被挤向第一个句子，并与第一个句子中非常类似于他的成分“famili?r”融合在一起。这样，便出现了第二个句子的基本成分得以保留的机遇。这一机遇更倾向于拆解其他次要的成分，于是，诙谐就产生了：
R.treated me quite famili on ?r.（mili）（?r）
的确，我们对这种压力尚缺乏了解。但如果我们不阐明类似于这种压力的话，诙谐得以形成的过程——亦即，诙谐的技巧——在这一例子中就可能被描述为“伴随着替代词的形成的凝缩”；并且在眼下这个例子中，替代词的形成存在于“合成词”的构建之中。合成词“famillion?r”本身难以理解，但在其上下文关系中却能迅速获得理解，并被视为是富有意义的。它是诙谐致笑效应的中介——然而，诙谐致笑效应的机制却没有因为我们发现了诙谐技巧而变得更清楚。一个语言学的凝缩过程，包括以合成词为手段的替代词的形成过程，以何种方式才使我们高兴并发笑呢？显然，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在找到达到它的捷径之前，我们暂且撇下这一问题不管。就目前而论，我们将继续讨论诙谐的技巧。
我们希望，诙谐技巧的研究对诙谐本质的揭示而言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这促使我们立即查找是否还有其他类似于海涅的“famillion?r”之类的诙谐的例子。这类例子并不多见，但却足以构成一个小类以说明复合词形成的特点。海涅本人就已经从“Million?r”一词中衍生出了第二个诙谐——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的复制。在《思想观念》第十四章，18合并而来的“Million?r”，和第一个例子一样，它表达了一个被压抑的次要的思想。
下面是我偶尔碰到的其他例子——柏林有一座人造喷泉（Brunnen）。它的建造使福克贝克市长陷入了不利境地。柏林人称之为“Forckenbecken”，这一称呼肯定蕴含有诙谐，虽然有必要用废弃的对应词“Becken”来代替“Brunnen”，以便将它与“Burgomaster”连结为一个整体。“欧洲之声”曾基于一位君主一度与名叫克劳的女士过从甚密的事实，将其名字由“Leopold”改为“Cleopold”，因此造成了一个残忍的诙谐。这一诙谐无疑是凝缩作用的产物，它仅用一个字母便确保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隐喻的鲜活——一般说来专有名词很容易成为这种诙谐技巧的牺牲品。维也纳有两个名叫“Salinger”的兄弟，其中一个是“B?rsensensal”（证券经纪人，Sensal=经纪人），这为人们称他为“Sensalinger”提供了把柄。与此同时，人们给他的兄弟取了一个难听的名字“Scheusalinger”，19以与哥哥区别开来。这样做很方便，也的确能造成诙谐；我无法说这样做是否公正，然而，诙谐一般不对此进行过多的考究。
我还听说过下述的有关凝缩作用的诙谐。一个迄今一直在国外过着放荡生活的年轻人，在离开此地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回来拜访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很惊讶地看到来访者手上戴了一只“Ehering”（结婚戒指）。“什么？”他大喊道，“你结婚了吗？”“是的，”来访者答道，“Trauring，但却是真的。”20这是一个绝妙的诙谐。“Trauring”这个词兼有两个成分：变成“Trauring”的“Ehering”与句子“trauring, aber wahr”（悲伤，但却是真的）。这一合成词像“famillion?r”一样，不难理解，也是一种不存在的结构，然而却是一个与其所代表的两个成分中的一个完全重叠的结构。这一事实并没有妨碍诙谐效果的发挥。
在与人对话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曾不自觉地为一个非常类似于“famillion?r”的诙谐提供了素材。我向一位女士谈起一位受到不公正冷遇的科学家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噢，”她说，“这个人应得一块monument（纪念碑）。”“或许有一天他会得到，”我说，“但momentan（目前）他成就太少。”“monument”是“momentan”的反义词。该女士继续合并二者：“好吧，让我们祝愿他取得一项monumentan21的成就。”
我还有几个外文的例子，22它们得自布里尔（A.Brill，1911）用英语对这一课题所做的一次精心的讨论，其机制与我们“famillion?r”的凝缩作用相同。
布里尔告诉我们，英国作家德·奎西（De Quincey）曾经在某个地方说过，老年人倾向于陷于其“aneedotage”里。这个词是两个部分重叠的词的融合：
ANECDOTE（轶事）
DOTAGE（老年糊涂）。
布里尔还从一篇未署名的短篇故事里发现，圣诞节被说成“the alcoholidays”——一种由下列两成分构成的类似于前例的融合：
ALCOHOL（酒）
HOLIDAYS（节日）
福楼拜（Flaubert）的著名小说“Salammb?”《萨朗波》描写的是发生在古代北非迦太基（Cagthage）的故事，出版后，圣-彪维（Sainte-Beuve）基于其细节的描绘嘲笑过它，把它说成“Carthaginoiserie”：
CARTHAGINOIS（迦太基的）
CHINOISERIE（中国式装饰风格）
然而，在这组诙谐事例中，最好的一个当推奥地利的一位官员所制作的诙谐。这位官员过去从事的是重要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工作，现在是国家的高级官员，由于很难找到更好的事例，我冒昧地运用了他制作的诙谐，作为研究的素材，23事实上，他制作的所有诙谐均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一天，N先生将注意力定位于一位因给一家维也纳日报写了显然是无聊乏味的系列文章而著名的作家。其文章所涉及的全是有关拿破仑一世与奥地利关系的芝麻小事。N先生一听到别人提起该作家的名字，立即就问道：“草率处理拿破仑家世（Napoleonids）故事的不正是这位‘roter Fadian’24吗？”
欲探明这一诙谐的技巧，我们需要使用还原法（the process of reduction）27
把在“Wahlverwandtschaften”中的巧妙类比和对烦人的历史学家的贬损性判断连结起来，比在其他类似的例子中来得更不简单（由于种种原因，我还不能使其明白易懂）。我将试图以下述建构来表征可能是事件的实际过程的东西。首先，这些故事中经常复现的同一主题的元素，可能唤醒了N先生对“wahlver-wandtschaften”中那一非常熟悉的段落的模糊回忆，这一段落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它像一根‘roter Faden’（鲜红的丝线）一样发挥作用。”类比物“roter Faden”现在对第一个句子的表达发生了矫正性的影响。随机出现的结果是，使人受辱的情景也就变成了rot（红的）——也就是说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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