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淑梅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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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时候，穷时候试读：
乱时候
，穷时候作者：姜淑梅排版：清茉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10-01ISBN：9787213057311本书由北京磨铁数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6）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讲故事的人出现了--王小妮一本新奇的书
先睹为快的害处，是只能读到《乱时候，穷时候》的电子版，真的很影响阅读感受，读者有福，能看到实体书。《乱时候，穷时候》的著作者姜淑梅七十六岁了，而她学会写字已经是六十的时候。如果只计算识字和写字的时间，十六年，正好是一个刚刚准备进入社会的涉世不深的大学毕业生吧。姜淑梅靠这十六年的学习，却获得了写一本书的动力，希望更多的读者能阅读到这本真正处女作中的诸多闪光处，这光泽都来自日久弥长、悲苦绚丽的生活本身。
民间记录的意义
民间的记录在中国始终缺乏。从历史学者到普通百姓，多习惯信任“正史”而轻视“野史”，似乎正史必字字确凿，野史定荒诞无据。因为有那一贯逾越千年的正统思维的掌管规范，它当然也就先天地掌控了一切旧时旧事的独一的、权威的发布权。而它记录的都是皇族更迭的荣耀、你夺城我拔寨的大事件，平凡的芸芸众人如细沙入水，被恢宏巨制的大历史过滤得干干净净，书本上的历史和真实的民众完全无关，前者一副铁面，少有温度，后者蝼蚁般各自鲜活生动的记忆，似乎都可以忽略。
萨特在他的长篇随笔《占领下的巴黎》中说到“肉眼的视野更广阔”，他举一张照片的例子：
一个膀圆腰粗的德国军官在塞纳河畔旧书摊上搜寻，摊主是个留胡子的法国小老头，正用冷漠而忧伤的眼光看那德国人，而德国人显得得意扬扬，他的身体都快把法国小老头挤到取景框外面去了，照片的文字说明是：“德国人亵渎了从前属于诗人和梦想家的塞纳河岸。”
萨特说他没认为这照片是假的，可这不过是一张照片而已，转而他强调“肉眼的视野更广阔”。如果调整取景框，可能传达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任何取景框都不能替代和规定人的真切的感受。作为产生了《史记》这样著作的族群，过去了两千年，人们才意识到这种长久的被扭曲的缺失。近些年多了有意识的民间记录者，这个觉醒才开始把真实生活的各个细微部分注入大历史，使它丰富充盈生动起来。
现在我们终于获得了姜淑梅老人的肉眼和耳朵，得以分享她亲历的年代里人世间的最末梢了。
认字写书就是生活本身
六十岁才开始学写字，七十多岁才开始出书，这足够传奇的。而我更看重的是这种纯粹的民间书写传达出来的文字、知识、文化原本的意义。
中国人喜欢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足够“励志”的诗词楹联，横跨多少时代通行无阻，表面看我们真是崇尚文化，而这个崇尚的真正前提，看重的恰恰是悬梁刺股苦读诗书之后的目的，它直统统全无掩饰地通向最实际的用途，求升官、图生存的必然阶梯。读了书而不去求功名的，古人封他隐士，暗自期待这无用的人有一天会醒悟出山，而不是“浪费”掉一肚子的诗词歌赋道德文章。
在二○一三年，我们正像遇到一个偶然现身的隐士一样，碰到了也许会被写它的人彻底深藏、永不为人所知的一本书。
讲故事的人出现了
过去常听很多人回忆家中的老人，说某某很会讲故事，某某肚子里装的奇人怪事可多了。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才给这个真正存留在民间的口头的源流一个称呼。类似的视频已经有了，而《乱时候，穷时候》是我见到的第一本纯正的“听老人讲故事”的出版物。可以想象，类似的讲故事的人将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存在的乡土已经面目全非，他们也许成了最后的讲故事的人。
现在让我们安静下来，翻开书页，听听姜淑梅老人的故事。二○一三年六月六日，深圳我的学生姜淑梅--艾苓
我的学生里，姜淑梅同学年纪最大，学龄最长，她芳龄七十六，学龄十六年。
我的学生里，姜淑梅同学对我最好，今天拿来剥好的松子，明天递来削好的苹果，总笑吟吟的：“俺给老师送礼来了。”
她是我娘。
娘以前认得几个字，不会写。二舅办小学的时候，娘五六岁，姥姥跟二舅说：“让她到学校玩吧，别掉坑里就行。”学校就她一个女孩子，她只能自己玩。虽说不会写，国语课本的前几课，她现在还能背下来。因为战乱，上学的路刚刚开始就断了。
娘羡慕读书人。作为她的女儿，我一直生活在她的羡慕里，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工作。因为娘的羡慕，我偷了很多懒。只要我在看书写字，娘就认为我在做正经事，顶顶重要，她不声不响把家务活儿全包了。因为娘的羡慕，我成了懒丫头，好些年都不知道疼惜她。
上小学的时候，她做饭我烧火，她说：“人家都说你作文写
得好，俺听听中不？”
我乐意给她念作文，等着夸奖。
听完作文，她停下来看我：“老师夸你写得好了？”“嗯。”“俺看不咋的，没劲。你自己看呢？”
我不大高兴，说：“我看挺好的，老师都表扬我了。你不懂。”
娘说：“俺是不懂，可写文章总得有点儿劲吧？你这个没劲。”
等我上了中学，再给娘念作文，她点头的时候多了，说：“这个有点儿劲了。”或者说：“这个有劲。”
那时起，对娘我不再小视，她的判断是对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下旬，我到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读书。爹娘随后从家里出发，坐汽车回山东老家。路经秦皇岛时发生车祸，爹当场身亡，娘就在现场。我能想出娘的悲伤和绝望，但她把悲伤和绝望都留给自己，坚决不让人通知我，仅仅通知了我丈夫。
朋友泄露消息给我时，已是事后十多天。难过之余，我最担心的还是娘。电话打到秦皇岛，丈夫说娘还好，很刚强，已经回家了。娘逼着大家吃饭，买了好几种常用药，给大家去火。他还强调，娘不告诉我，怕的就是耽误我学习，叫我千万不要回去。
我屈从了，但放心不下，想到娘就泪湿眼睛。
有一天我正在寝室看书，同学打开门说：“爱玲，看看谁来了。”
门口站着我的白发亲娘！
我奔过去抱住娘，娘也用力抱住了我，我们都没让自己流泪。
平静下来，娘说：“俺想通了，你爹去世了，俺得好好活，
俺还有六个孩子呢。俺整天难过，俺的孩子不是更难过吗？”
娘告诉我：“你爹去世后，俺的孩子都长大了，懂事了。你二哥平常最粗心，想拴他一会儿都拴不住。现在赶都赶不走，半夜出车回来，也要到俺的屋里坐一坐。”
娘一再叮嘱：“像看书一样，把这一页翻过去吧。翻过去就不要再翻过来，没用。安心学习，记住了吗？”
娘瘦多了，但我看得出，被不幸击倒的娘已经站起来。她需要支撑和倾诉，我们便在宿舍、在校园、在公园里唠。她的一个想法就是学认字和写字，记些有趣的旧事新事供我处理。
偶尔，有同学或朋友来房中海阔天空地侃，娘坐在一边静静地听。我有些于心不忍，人家走后，娘却很高兴：“俺就是喜欢听有文化的人说话，人家说的话就是有道理。”
我建议：“那就听一次课吧，大作家讲课更有意思。”
娘连忙摆手：“不行，人家讲课哪能随便听？”
征得学校同意，在我们的簇拥下，虚岁六十的娘走进作家班的课堂，坐到我前面，只留给我一头白发。
起初，她一定很紧张，把粗糙的左手张开罩在头发上。那头白发雪白雪白，很多人惊叹它的美丽和纯粹。坐在一群黑发人中间，她一定觉得自己的头发太惹人注意，与周围的黑发太不相称了，也许还有些自卑。
那次课是苏叔阳先生讲的《电影·文学·人生》。几分钟后，娘的手便落下来，一动不动，她的神情一定认真得像个小学生。
下课以后，我们都问她：“听懂了吗？”“听懂一半儿吧，”娘说，“俺一个文盲，都跟作家一起上课了，这辈子总算没白活。”
回想起来，娘能够大器晚成，十七年前的北京之行已经显露端倪。她一下笔就没废话，直接讲那些有意思的故事，讲故事里的细节。
我问她为啥这样写，她说：“那年去北京，你那些朋友和同学说的话俺都记住了。他们说，人家都知道的事，你废话少说，要讲就讲人家不知道的事。”
毕竟在一起生活四十二年，爹撒手而去，是娘很难迈过去的一个坎儿。爹去世以后，娘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安眠药剂量不断加码。大夫吓坏了，跟她说：“睡不着觉也不要吃了，再吃要出人命了。”
寒假回家，娘让我多买点儿毛线，说睡不着觉的时候学着织毛裤。没过多长时间，她就给我和丈夫各织了一条毛裤，还给我织了一件坎肩，织得我好心疼。我再次劝她：“学认字吧，你不是一直想认字吗？我们都可以给你当老师。”
娘有很多问号：“俺中吗？岁数太大了吧？要不，俺试试？”
我那时算不上老师，至多是娘的老师中微不足道的一个，身边的孩子、街上的行人都是她的老师，牌匾、广告、说明书、电视字幕都是她认字的教材。几个月以后，她就能读幼儿故事了，她说：“有些字不认识，一顺就顺下来了。”
娘的学习生活总被各种事情打断。没有了爹，娘就把自己变成一块大补丁，哪家的生活出现漏洞，她就把自己及时补到哪里：表弟开小吃店人手少，她听说了就去打下手；小妹生孩子，她就帮着带孩子；二嫂病倒了，她又过去照顾二嫂照顾那个家；大家都忙的时候，她同时带着外孙女和重孙子……
儿子上大学后，娘成了我唯一的心事。
我要接她跟我同住，她不肯，说：“你跟你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得挺好的，俺去了容易出现矛盾。俺是你亲妈，你肯定对俺亲。你对俺亲，你婆婆心里能好受吗？咱得替人家想想。”
在我多次劝说后，二○一○年她犹犹豫豫地过来住了几个月，二○一一年算是比较安心地住下来。
我跟娘说：“你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为别人考虑。从现在开始，你要为自己活，为自己考虑了。”
娘问：“咋样才叫为自己活？”
我说：“喜欢做什么做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
娘开始看书，戴着老花镜看《一千零一夜》。
娘开始唱歌，跟邻居学了不少新歌。
娘开始学电子琴，《苏武牧羊》弹得慢慢有了些意思。
我不忙的时候，她常给我讲故事，那些故事都有些年头了，有的以前讲过，有的没讲过。每次讲完，她都问：“这个故事好不好？”
我说：“好。”
她嘱咐我：“有时间你把它写出来。”
我说：“好好好。”可是一直有这样那样的事，一直没写。
娘有些失望：“这么好的故事，你咋不写呢？”“你自己写呗。”“俺要是会写就好了。”
我说：“你咋给我讲的，你咋写出来就行。不会写的字，我可以教你。你这一肚子故事，不写出来太可惜了。”
她一个劲儿摇头：“俺能对付着看书，就谢天谢地了。好多有文化的人都不会写作，俺哪能学会？”
真正动笔，已经是二○一二年六月未了。好不容易混成专职老师，我赶紧给学生提供笔和纸。第一天写了几行字，她连连摇头：“手不好使了，连一道儿都画不直，像锯齿。”
我说：“谁开始写字都这样。”
十天以后，她开始惊喜：“做梦也想不到，俺会写字了，会写的字越来越多。”
娘最初写的两个故事都是听来的，写了好些天，有点儿意思，但意思不大。我不能打击她，她需要的是肯定和鼓励。我建议她写自己的故事，闯东北那段我很了解，我让她从那儿开始。
姜淑梅同学悟性好，这回写得很顺利。她写一篇，我帮她敲一篇，贴到我博客上，注明作者，作家朋友都说好。也有不合格的，几件事塞到一篇文章里，瞎了好素材，我让她重写，她呵呵笑：“这老师还挺严格呢。”我也笑：“对学生必须这样。”
她不会写的字，我工工整整写在一个软皮本里。那个本子慢慢成了她的生字本，她经常翻开反复辨认，页角早就打卷了。
她不会用标点符号。我教过她，她说记不住。看了莫言的几部小说，她写的东西有了标点，只使用三种标点符号：问号、句号和实心点。
她用不惯书桌，说书桌那儿不亮堂。最初写作的时候，她抱着空果箱，把果箱放到腿上就开写。现在抱着沙发枕垫，上面铺上枕巾。
写已故亲人那段时间，娘说：“你姥娘、姥爷和大舅、二舅，他们好像还在，没觉着他们不在了。”
我说：“那就对了，他们在你的文字里复活了。”
娘的最佳状态是每天凌晨，她说，那时候脑子最清亮，不会写的字也能想起来。外孙不在家，她在卧室起来就写。寒假外孙回来，她悄悄起来去客厅。每天早晨起来，我都看到客厅的小桌上放着台灯，旁边放着小凳。家里来了客人，我公公住到客厅。早起做饭，在厨房的灶台上，我又看见了台灯，知道吉时已过，娘回房躺着去了。我不知道，如果我的学生都有这种劲头，他们得出息成什么样；如果我有这种劲头，我能出息成什么样。
种种苦难和不幸，像娘无意间丢在地里的种子，如今，它们长成大豆、高梁、谷子、玉米。娘有了自己的秋天，她今天割一捆儿大豆，明天掰几穗玉米，不慌不忙，权当娱乐。来日方长，让她慢慢玩吧。
姜淑梅同学年轻时的容颜我没有印象，我看到的是她越老越美的晚年。她目光清澈，一头白发，喜欢穿白裤红衫或绿衫。她跟人讲：“跟着作家学写作，这才叫‘跟啥人学啥人，跟着神婆子会下神’。”她不知道，她一直都是我的人生导师，跟她学了四十多年，我才走到今天。六十学写字，七十来写书--姜淑梅
有人跟俺说，人生有“五大重要”，第二重要的就是上学摊上好老师。七十多岁的时候，俺遇到一个好老师，老师比俺小三十岁。
老师家有很多书，她说：“想看哪本看哪本，你随便看。”俺找出来《一千零一夜》，挺厚的两本书，先看上册，又看下册。书里有很多字俺不认得，那俺也看，有的字能蒙出来，有的字蒙不出来。蒙不出来的字，俺就问老师。两本书看完，俺多认了不少字。
后来，老师买回来“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书，她看了觉着好，也让俺看。书里有些字俺不认识，可还能看懂，看了也觉着好。
老师问：“你说说哪里好？”
俺说：“细节真细，跟真事似的，是那么回事。”
那些作家里，俺最喜欢乔叶，她写的故事在河南，跟山东老家的风俗差不多，老家的事俺一下就想起来了。
跟老师看了两年书，认了两年字，老师跟俺说：“你也学写作呗，你有一肚子故事，不写出来太可惜了。”
俺叹口气，说：“俺早就是坐吃等死的人了，能对付着看书，就谢天谢地了。好多有文化的人都不会写作，俺哪能学会？”
老师说：“试试呗，不试你咋知道？试了你就知道了。”
说这话的时候，是二○一二年四月末，俺周岁七十五。老师跟俺说了几次，说得俺有点儿活心了。
俺是安达的五七工，也叫家属工，五月份和十一月份都得回去认证，让人家看看你是不是活着，不认证工资就给你停了。
五月份回安达，俺对二女儿说：“这次回绥化，俺想跟你大姐学写作。”
二女儿说：“写吧，东边茅楼没纸了。”
俺去大儿家，说：“儿子，俺再去绥化，跟你大妹妹学写作。”
大儿说：“妈呀，你要能发表文章，胡锦涛就来接见你。”
俺去大庆看三哥，俺说：“哥，这次回绥化，俺跟爱玲学写作去。”
三哥是个文明人，啥也没说，哈哈大笑，三哥很少这样笑。笑了一会儿，三哥说：“写吧，写吧。”
他们要不这么说，俺劲头可能还不大。他们这么说，俺的劲头倒大了。
六月份回到绥化，俺跟老师说：“你让俺干啥俺干啥，你让俺咋写俺咋写。写不好，你就当素材。”
老师笑了，给俺找了两支铅笔、一块橡皮，还给俺一沓废纸，纸上已经有字了，她让俺在背面写。拿起笔来，俺手哆嗦，横也写不平，竖也写不直，一天写不出两句话来。
俺问老师：“俺这样还能写作？”
老师说：“别着急，谁开始写字都这样，慢慢来。你现在就是一年级小学生，从头开始学。”
写了十多天，手不哆嗦了，横竖也比原来平直了，一天能写三行五行字。老师天天夸俺，说俺有进步。到了六月末，老师说：“你可以写作了，想写啥写啥。”
俺想，写就写老故事，越稀奇越有意思。先写的是胡子打百时屯的事，娘讲给俺的。又写家里请来跳大神的，正好赶上地震，吓得大神尿了裤子，爹讲给俺的。
这两个故事吭哧瘪肚（吭哧瘪肚：很费劲、很吃力的样子）写了很多天，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空着，哪页纸上都有很多空。老师下班回来，把俺不会写的字一笔一画写到本上，俺再照着样子填上。好不容易写完了，觉得写得还行，给老师交作业。
老师看了俺的故事，跟俺说：“这两个故事挺好的，就当是练习了，你先放好。从现在开始，你写自己的故事，就写你经历过的事。”“俺经历的事多了，写啥？”“先写你来东北那段，一个故事写一篇文章。写的时候你要想着，你对面坐着一个人，他从来没听过你讲的故事，你要从头到尾讲给他听。”
俺说：“行，记住了。”
老师对俺可严了。刚开始，俺把出疹子住的宿舍、后来住的大宿舍和三家合买的房子写到一篇文章里，老师说：“不行，拿回去重写。这是三篇文章，必须单独写出来。尤其是大宿舍，必须好好写。”
俺说：“就是一个大宿舍，没啥写的。”
老师说：“几十家住在一个大宿舍，怎么可能没故事呢？你好好反省反省，如实交代。”
俺说：“半夜起夜，有找不到家的，也有找错地方的。”
老师问：“还有什么？”
俺说：“有几个打呼噜的，可响了，聒得俺睡不着觉。后来干活儿累，就能睡着了。”
老师说：“这样的细节越多越好，你还能想起什么来？”
俺说：“晚上先都平躺着睡。要是半夜翻身侧躺一会儿，想再平躺就难了，那点儿地方早让人占了。”
老师笑了，说：“好，太好了，去写吧。”
没过多长时间，俺把熬碱和卖碱写到一篇文章里，老师说：“熬碱必须单独写。”
俺不同意，说：“一个熬碱没啥意思。”
老师说：“不行，必须写。你知道熬碱是咋回事，现在的人不知道，你得讲给他们听。”
俺说：“明白了，老师你真能挖。”很多文章都这样，让她一点儿一点儿挖出来。后来俺摸着规律，不用她挖，俺自己挖。一门心思想着写作，过去的事一件连着一件都想起来了。
来东北那段故事写完了，老师帮俺整理好，放到她博客上。她跟俺说：“你写的都是好东西，写得太好了，一定能发表。”
俺说：“老师你别哄俺了，你不哄俺，不夸俺，俺也写。一个字不发表，俺都高兴，当了一辈子文盲，老了老了会写字了，有学问了。”
老师说：“不哄你，你写得确实好。”
老师没哄俺，很多人喜欢看俺的白话故事，他们看完了，在老师的博客上留言。俺不会拼音，不会查字典，也不会用电脑，老师就给俺念那些留言，他们都说得那么好。有个叫马国兴的先生，还把俺写的文章推荐给《读库》。今年四月份，《读库》还真发表了，给了三千块钱稿费，这是俺做梦也没想到的奇事。
俺打电话给大儿，说：“俺发表文章了，你让胡锦涛来接见俺吧。”
大儿嘿嘿笑，说：“妈，你文章发表得不是时候，胡锦涛跟我一样，已经退休了。”
老师跟俺说：“等着吧，肯定有人给你出书。”
俺没事用扑克算卦，算了好几回都不顺，出不了书。
这回老师又说对了，没过几天，磨铁图书公司创新空间找到老师，商量出书的事。
俺这个老师不简单吧？她是俺大女儿张爱玲，在黑龙江省绥化学院教书，作家，教的就是写作。没有这个老师，俺还啥也不是。
回头想想以前实在寒心，俺差点儿就做掉这个女儿。怀她的时候，闹小病晚，跟原来不大一样，俺跟丈夫说：“这个准是闺女。”俺有三个儿子了，再添个闺女，以为他得和俺一样高兴。没想到他生气了，作（作：无理取闹），逼着叫俺去做流产。
俺不去，说：“不管是闺女是儿子，最少俺要四个孩子。”
他说：“这个是闺女，咱就得做了去。”
俺说：“孩子在俺身上，俺就不去做。”
本来闹小病不能吃饭，总想吐，天天看见他丧拉着脸，俺实在受不了。有天下午，俺去医院了。
妇产科大夫说：“现在四个月了，不能做，做了有危险。”
俺说：“没事，俺身体好。”
大夫说：“我劝你还是别做了。今天上午来了个十八岁的大闺女，怀孕四个月，没结婚。闺女的妈叫闺女把孩子做掉，另嫁别人。手术是张大夫做的，张大夫对她妈说，孩子大了，有危险。她妈说，有啥事也不怪你，非做不可。结果，把闺女做死了。闺女的男朋友在门外，本来心疼不敢进屋，怕进屋挨打。听见屋里有哭声，几步走进产房，抱住爱人哭。闺女的娘上去要打，男孩一脚蹬过去，哭着说：‘老东西，你毁了俺的大人孩子，毁了俺的一家！’尸体推到太平间，他还在后边哭着追呢。”
俺说：“俺不怕死，俺死了也没人哭，你还是给俺做了吧。”
大夫说：“你不怕死，医院怕。你非要做，明天大夫都在的时候再商量吧。”
第二天早上，俺跟丈夫说：“今天你别上班了。”
丈夫问：“啥事？”
俺说：“你跟俺做流产去。”
丈夫说：“做个流产，去这么多人有啥用？”
俺说：“孩子四个月了，大夫说做不了，有生命危险。俺非要做，她叫俺今天去。你做好收尸的准备吧。”
丈夫说：“咱不去了。”
俺说：“你不去了？你不去俺自己去。”俺抬腿就走。
他拉住俺，没叫俺去。从那以后，他再也不作了。
生了闺女，爷爷奶奶都不高兴，总拉着脸。刚出满月，婆婆就想叫俺去砖厂推车子。俺说：“身上没劲儿，晚几天再去上班。”
婆婆说：“推那小车跟玩似的，俺看有点儿劲儿就能推着跑。”
公公听见了，骂婆婆：“你他娘的去推！那叫一千多斤的车子，你他娘的去玩！”
俺上班以后，回到家也有的是活儿，俺老师躺了八个月，爷爷奶奶谁也不抱。三弟结婚后，弟妹才给抱起来了。弟妹说：“你们这是啥人家？孩子八个月还不抱，啥时候能会走啊？”到了一岁半，老师才会走。
一九九一年，老师得了一个海内外散文比赛的一等奖，去南京领的奖。那段时间俺走路飘轻，心里可舒服了。
一九九九年，老师出版了第一本书，书名叫《领着自己回家》。她专门拿出一本书，请给过她帮助的人签字留念。在上面签字的，有她的领导，也有她的朋友。她一个一个念给俺听，人家写的话都那么好。老师说：“你对我的帮助最大，你也给我签字吧。”
俺说：“自己的名都不会写，俺给你写啥呀？”
老师说：“写上名就行了，你先练练。”
俺说：“今天天黑了，明天再写吧。”
夜里睡醒了，俺也想了几句话：“根是苦菜花，发出甘蔗芽。本是乌鸦娘，抱出金凤凰。”天亮以后，让老师一笔一画写到纸上。俺从早上八点练到下午三点，手不哆嗦，天也要黑了，才写到书上。
哪承想，俺这乌鸦娘老了老了，要变成俊鸟了。
来绥化以后，老师一共让俺学了三样东西：唱歌、弹琴、写作。
俺以前就喜欢唱歌，有些歌知道调，不知道歌词。老师先在网上找，再让女婿给打印出来。俺没事就唱，有时候去找爱唱歌的邻居，俺们一起唱。开始气短不够用，现在越唱气越足。
俺不知道电子琴上哪儿是哪儿，也不懂简谱。老师抄了几个歌的简谱，数字写得挺大，她还在电子琴上用黑笔标出数字来。有个邻居过来教过一回，教过一回就不来了，他说：“要是一点儿乐理知识都不会，学起来肯定吃力。”俺老师也不会弹，但她比俺学得快，先弹出调来。俺也照着简谱，到电子琴上找能对上号的数字，慢慢也弹出调来。
这三样东西都是让俺开心的玩具，俺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心里亮堂了。现在又玩出稿费，玩出书，玩上瘾了，还得接着玩。乱时候
胡子攻打百时屯
一九一九年，百时屯前街有家姓庞的，开铁匠炉。有个胡子叫刘二恶鬼，常去铁匠炉修枪，他说：“把枪修好，办你们百时屯的事。”
他去一次说一次。老百姓听得难受，都说：“早晚得吃刘二恶鬼的亏，不如早点儿杀了他。”
这天，刘二恶鬼又去修枪，他说：“修好了家伙，就收拾百时屯。”
庞三说：“刘大当家的，铁匠炉是俺庞三一家人开的，是咱两家打交道。俺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对俺来，不用连累百时屯。你要是在百时屯做出那种事来，百时屯的人都得说俺把你们引来的。”
庞三买来好酒好菜好烟，请刘二恶鬼吃饭，又找来六个能说会道的陪他，好话给他说了很多。刘二恶鬼说：“你百时屯有钱的户太多了，俺一定要花你百时屯的钱。”
边说边吃边喝酒，他们几个都喝多了。看见床上躺着刘二恶鬼，庞三越想越生气，他举起打铁的大铁锤，对准刘二恶鬼的脑袋砸下去，这一锤把刘二恶鬼砸得死死的。
这天，百时屯是集，赶集的人很多。用高粱秆织成的席，山东人叫“箔”。他们用箔把刘二恶鬼卷上，四个人抬出去，大白天埋了。
百时屯的人都很高兴，有钱的户说：“庞三做了大好事，刘二恶鬼一死，百时屯就太平了。”
一个月后，胡子联胡子来了四五百人，要打百时屯。
胡子在外面叫号：“打开百时屯，小小子把小鸡巴割了，小闺女绑上手脚、套上石头磙子轧死，大闺女小媳妇玩够了再杀，大男人把头割下来拉一车，拉到刘大当家的坟上，给刘大当家的报仇！要杀光烧光抢光，一人不留！”
百时屯有围墙，俺小时候都叫海子墙，海子墙底座三米多宽，两米半高，上接半米宽、一米半高的围墙，从外面看，海子墙四米高。墙下有两米多宽的道，道下边就是海子壕，墙里边有四个炮楼。
胡子有很多土枪、土炮，老百姓也拿着土枪，抬着土炮上了海子墙。胡子从下往上打，老百姓从上往下打，他们看得见胡子，胡子看不清他们。
仗打了七天七夜，大雨下了七天七夜，那些天，海子墙上有很多白老鼠，树上有很多猫头鹰，它们不怕人，也不怕枪响。
传说，有个老头倒骑着驴路过此地，胡子问：“你打哪儿来？”
老头说：“从贾楼来。”
胡子问：“到哪里去？”
老头说：“给百时屯送枪药去。”
胡子开枪就打，枪走火，把他自己打死了。
海子墙倒了很多，眼看着胡子就要打进百时屯，俺二爷爷冒着生死危险出了百时屯，跑到龙固集请正牌军。当时驻在龙固集的正牌军，大家叫“马一营”，他们有真枪真炮，把胡子打得死的死逃的逃。
马一营的兵进屯子了，老百姓以为胡子进来了，大闺女、小媳妇有上吊的，也有跳井的。
俺娘听见外面有人喊：“不好了！胡子进来了！”俺娘正跟二大娘在一起，俺娘说：“二嫂，胡子进来了，咱到场院去死吧。”
二大娘吓得不会动了，说：“他婶子，你拉俺起来。”
俺娘把二大娘拉起来，一步没走，她又坐下了，再拉起来，又堆在那里了。二大娘说：“俺起不来了，你走吧。”
那时候，俺娘生完第一个孩子才十六天，走到场院就坐到石磙子上等死去了。有个人从对面来，娘想：是来杀俺的吧？
这个人说：“大嫂，你给烧锅开水。”
俺娘一看，这胡子不杀人呀。二大娘在家里哆嗦着，娘说：“二嫂不用怕，这胡子不杀人。”
把水烧开了，俺家长工来提水，说：“这不是胡子，是马一营的正牌军，把胡子打跑了。”
雨不下了，白老鼠、猫头鹰一个也不见了，太平了，俺娘说：“这个月子过得心提溜着，今天可得好好吃点儿饭。”
做好了饭才想吃，二大爷拿着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回来了，二大爷说：“这个胡子活着，俺给他一刀，用脚一踹，心就出来了。这才是活人心，俺吃了它！”
这顿饭，俺娘一口都没吃。
点天灯
一九二七年，巨野出了两个人命案，杀人的都被点天灯了。俺娘正好住在巨野县里，那两次她都去看热闹了。
一家儿子在山西挣回很多钱，爹娘都高兴。
爹说：“儿子都二十四了，俺找媒婆去，得给儿子说个好媳妇。”
娘说：“儿子的事不用你管。”
家里有个女儿没嫁人，十八岁，老婆子想把女儿嫁给儿子。
从前的女孩不念书，多数女孩都听娘的。到了天黑，老婆子就叫女儿钻到她哥的被窝里，哥俩成了夫妻，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老头看出来了，劝两个孩子：“你找你的媳妇，你找你的婆家，咱中国没这样的，你们这样太丢人了。”
两个孩子不听爹的，就听娘的，爹就骂他们牲口，骂老婆子不是人。老头总骂，把他们骂烦了，赶上连阴天，他们把老头灌醉，整死了。
老头有个干闺女，听说干爹死了，哭着来了。
干闺女问：“俺爹啥病死的？”
老婆子哭着说：“急病。外边下着大雨，你弟弟去请先生。先生不在家，你弟弟回到家，他就死了。”
干闺女跪在干爹的棺材前，哭得鼻涕一把泪两行的。她去门后擤鼻涕，看见门后有把剪子，用手去摸黏糊糊的，拔出来看，上面全是血。趁那三口人都不在，干闺女查找干爹的伤口，扒开脖子看见一个血窟窿。她啥也没说，脱了孝服就去告状，那三口人都给抓到县里了。
先是骑木驴游街。木驴是木头做的，驴蹄子上有四个轱辘，驴后背上有个三寸长的铁钉，尖儿朝上。这家的闺女坐到木驴上，铁钉子插到屁股眼里。她娘推着木驴，她哥拉着木驴缰绳，边走边吆喝：“俺不是人，拿自己的亲妹妹当媳妇，搂着亲妹妹睡觉。”
他要是停下来不吆喝，当兵的就过来踢他。
那是夏天，娘看见他们的时候，骑木驴的闺女脸色煞白，她梳着一条大辫子，小脚上穿着绣花鞋。县城不大，全是土道，木头轱辘一蹦一蹿的，鲜血顺着木驴肚皮滴答滴答往下淌。她的喊声不大：“哎哟，俺的娘，可疼死俺了。”
她哥耷拉着脑袋，她娘哭丧着脸，这三个人长得都好看，都是大个。在县城走半圈儿，那闺女就死了。
第二天，她娘和她哥都被点天灯了。
平常县城小，人也少，听说要点天灯，很多人特意进城看热闹，有住亲戚朋友家的，也有住店的，县城里的人一下就多了。县城东北有个戏楼，点天灯就在那个地方，那娘儿俩就绑在戏楼上，东边是娘，西边是儿，台上有六个挎刀的兵，还有几个当官的，台前还有很多兵，戏楼下人山人海。
台上有个人喊：“肃静！肃静！”他拿出一张纸念，可下面总有孩子哭老婆叫，他念的啥俺娘一句也没听清。
点天灯就是在犯人的两个肩上挖洞，放上粗灯捻子，倒上豆油点着，把人慢慢烧死。
点着天灯，戏楼上那个娘龇牙咧嘴，大声叫唤。不大会儿，台下的人走了一半儿。俺娘看不下眼，也走了。
还有个人去东北挣了两年钱回到巨野，回家的路上正好路过闺女的庄，闺女是独生女儿，天快黑了，他就走到闺女家，想住一宿再走。
闺女炒了两个菜，他和女婿喝酒。他说：“去东北这两年时运好，干啥都顺当，钱也没少挣。快过年了，俺给你们留点儿钱，你们三口人到会上买几块布，一个人做身新衣裳。”
吃完晚饭，老头睡下，闺女对丈夫说：“今天夜里把爹杀了。”
丈夫说：“你说啥胡话？”
闺女说：“俺说的是真话。”
丈夫说：“要杀你自己杀吧，俺不敢。”
闺女娘长娘短地骂丈夫：“自己挣不来钱，送到嘴的肥肉你还不帮俺？爹来的时候天黑了，一个人都没看见，咱杀了他埋了他，谁也不知道，咱白捡的钱。”
丈夫被逼无奈，就答应了。
闺女叫丈夫把切菜刀磨快，两个人提着灯拎着刀去看爹。爹脸朝上睡得正香，当闺女的一刀就把爹的脖子砍断一半儿，血滋得闺女身上脸上全是。当爹的睁开眼，两眼瞪得滴溜圆。她叫丈夫抬爹的头，她抬脚。丈夫抬了几步，尿了一裤子，把爹撂在地上。闺女好像一点儿都不害怕，她破口大骂：“你这个龟孙，你真熊！”
孩子惊醒了，跑过去看热闹。丈夫从地上爬起来，一人拉着一条腿，把爹拉到牛圈，用牛粪埋了，准备第二天白天把坑挖好，黑天再整出去埋了。
天刚亮，娘就来到闺女家，闺女问娘：“你咋来得这么早？”
娘说：“俺一夜没咋睡，这一夜说不上来地难受，还做了两个一样的梦，梦里看见你爹，他说，俺回来了，俺在闺女家，叫咱闺女杀了，埋到牛圈里了。”
娘这么一说，闺女有点儿害怕。娘又问了一句：“你爹没回来呀？”
闺女说：“俺爹要是回来，他得先回家。俺能杀爹？笑话。”
老婆子来到闺女家，闺女家还没放鸡窝哩，闺女从鸡窝里抓出一只小鸡交给娘：“你把这只小鸡杀了吧，一会儿炖了吃。”
老婆子一刀宰了小鸡，拎着往房山头（房山头：房子两边的空地）走，小外孙也跟过去了。老婆子自言自语：“这只小鸡咋出这么多血呀？”
小外孙说：“姥娘，没俺姥爷的血多。”
老婆子问：“你姥爷在哪儿？”
小外孙说：“姥爷叫俺娘杀了，埋在牛圈里。”
老婆子把菜刀和小鸡一扔，拿个铁锨到牛圈，一挖就把老头子挖出来了，她哭着跑去告状。县里来了人，见到尸首，就把小两口抓走了。天数不多，这闺女就被点天灯了，她丈夫在一旁陪绑。
头十天贴出布告，四外八乡都去县城看。农历十二月十八，还是在戏楼上，这闺女疼得嗷嗷叫：“求求你们，行行好，把俺杀了吧。”
台下很多人，说啥的都有。
有的说：“这独生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太狠了。”
有的说：“活该！”
这几个点了天灯的人，都没人收尸，点完天灯都送到乱丧岗子，叫狗吃了。
刘克七的人
巨野从前有个刘克七，他的人走到哪儿杀到哪儿，到底杀了多少人，谁也不知道。
有一次，刘克七的人抓了一个人带路。他们要去甘庄和赵海，甘庄和赵海两个庄在巨野西北。这个带路人不知咋想的，把刘克七的人带到如庄和马海。这两个庄在巨野西南，两个地方相距三十多里地。
马海是二嫂的娘家。当时马海有一帮年轻人跟刘克七的人打，不想叫他们进庄，二嫂的爹也是其中的一个。可刘克七的人有机枪，这些年轻人没挡住他们。刘克七的人进了马海，见人就杀，二嫂的爹一共哥仨，这次死了俩，二嫂才七岁就没爹了。
二嫂的二奶奶领着闺女媳妇往外逃，她的小闺女五岁，跑出去玩，找不着了，没领着。小闺女回到家一看，一个人也没有，她大声哭。后来看一群拿枪的人进了院子，吓得不敢哭了，她在场院里走过来走过去。
那时候高粱都收回家了，从根上割下来的高粱秆立在场院里晾晒，高粱秆上稀稀落落地还有一点儿高粱叶。刘克七的人把高粱秆放倒，叫马吃高粱叶子。放着放着，从立着的高粱秆里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二奶奶的儿子，小闺女的亲哥。
小闺女看见哥哥，大声喊：“哥哥！哥哥！”
哥哥看了一眼妹妹，他把自己的枪往地下一放，把两只手举起来。那些拿枪的给他一枪，把他打死在场院里。小闺女亲眼看见哥哥倒下，她又哭又喊：“哥哥！哥哥！”
这个五岁的孩子一天没吃没喝，她就想把哥哥喊醒，怎么也没喊醒哥哥。夜里，她就躺在哥哥身边守着。
第二天中午，二奶奶回来的时候，她还在哥哥身边坐着呢。
另一家，丈夫和刘克七的人打仗死了。刘克七的人进屋先开枪，把三个孩子全打死了，孩子的娘一点儿没伤着，吓疯了。
二嫂看见她的时候，她正抱着死了的小三儿，小三儿的肠子在后面拖着，她边走边喊：“砖头呀，石头呀，石头他爹呀，你们都回来吧，俺害怕。你们在哪儿？俺去找你们！”
邻居给娘家送信儿，娘和俩哥都来了，她抱着死孩子不松手，谁也抢不过来。后来她娘想了个办法，找个小被卷好，把那个死孩子抢过来藏好，把小被给她抱，这才把她哄上车。一家五口人，就剩她一个人了。
刘克七的人到了如庄，先把带路的那个人打死了，又从如庄抓了俩人带路，去甘庄和赵海，其中就有俺大娘家的姐夫。他把刘克七的人带到地方，刘克七问：“你认识俺不？”
姐夫说：“俺咋不认识你？你不是刘克七吗？”
刘克七又问另一个人：“你认识俺不？”
那个人说：“不认识。”
刘克七说：“好，你俩回家吧。”
两个人没走几步，一声枪响，姐夫死了。另一个人没咋的，吓得赶紧跑。
这个刘克七到底是啥人，俺问三哥，问叔伯嫂子，他们都说不清。俺托在巨野工作的外甥女打听，她跟俺说：“县志上找不到刘克七，倒是有个刘黑七，是巨野的土匪，有一伙人。日本人打进来以后，他打过日本人。”
可能当年俺听错了，刘克七就是这个刘黑七。
扫荡
日本鬼子第一次到百时屯，俺十个月。娘说，年轻的时候不管来啥兵，她都到街上站着，死也不会死得窝囊。她正抱俺站着，来个小鬼子，看俺手里拿着一只小花鞋，过来就抢。俺哭了，他嘻嘻笑。笑完，他把鞋放到俺身上，从干粮袋里拿出东西给俺。娘后来才知道，那叫饼干。
小鬼子在龙固集有驻兵，龙固集离百时屯十五里地。每隔一个多月，他们扫荡一次百时屯，来的时候头戴铁帽子，脚上穿皮靴。每次扫荡都在早晨，有时天没亮就来了，来了就抢东西，抢女人。
只要听见狗咬，家家都打听：“是不是小鬼子又来了？”得着准信儿快藏东西，藏完东西就快跑。
一九四三年正月十五，按风俗该吃花糕。花糕是用白面做的，用枣做出各种花样。刚想吃早饭，小鬼子来了。俺那年六岁，娘让俺包上花糕背着，跟两个嫂子一起跑。两个嫂子都是小脚，啥都不拿，还走不动道呢。
往外跑不敢走好道，大嫂说：“小鬼子有马，走好道就追上了。”
走在刚犁起来的地里，她俩磕磕绊绊，让俺落得老远。离百时屯远了，俺们才敢坐在地里歇着。下午，来了个庄稼人，说小鬼子走了。两个嫂子脚疼，走一气，歇一气，回到家天都黑了。
有一次，小鬼子进屯早，两个嫂子没逃出去，吓得她俩不知咋办。
娘说：“你俩都上磨房去。”俺家磨房没院，老头老太太常到那儿拉呱（拉呱：闲聊）。
小鬼子来的时候，磨房门口站着几个老头老太太，他们没往里边看就走了。
每次扫荡，小鬼子都来三十人左右。他们专捡好房子进，俺家的留声机、自行车和衣服，都让他们翻出来拿走了。二嫂给侄女绣花帽，帽上有一对凤凰，她绣了一个夏天没绣完，埋
到柴火里，也让他们翻出来拿走了。
有一回，娘把好点儿的被子、褥子和毯子交给长工田志英，让他搭到马背上快跑。半路上，田志英老远就看见一个骑马的小鬼子，小鬼子见他就追，他不会骑马，只好牵马快跑。等他跑远了，马背上搭的东西一件没剩。
田志英觉得对不住娘，娘说：“人活着回来就好，何况咱的马也回来了。这个小鬼子没开枪，像个善良人。今儿有个老嬷嬷，抱着鸡不撒手，叫小鬼子一枪打死了。”
俺七岁那年，鬼子又来扫荡，年轻男女照例往外跑，来秀和二蹦哥没跑。来秀天生残疾，走路不稳，外号“十三晃”。这次来的鬼子，有一个会说中国话，他只会说三个字“找窑子”。
他反复跟来秀说：“找窑子，找窑子。”
来秀不懂啥叫窑子，就把他们领到大粪窑子那儿，那个人气得哇哇叫，抽了来秀三鞭子。
有个鬼子上茅房，把马拴到柱子上。他刚进茅房，二蹦哥就过来，解开缰绳骑上就跑，俺就在跟前。俺怕鬼子出来问俺，快跑回家，跟娘说：“二蹦哥胆真大，把小鬼子的大洋马偷走了。”没想到，小鬼子没追究这事，可能以为马没拴好，自己跑了。
第三天，二蹦哥把马牵回来杀了，卖马肉。娘给俺日本人发的联合票子，叫俺买三斤马肉。钱是正好的，二蹦哥给俺称了四斤半，他说：“拿走吧。”
俺拿回马肉，娘又让俺把一斤半马肉钱送去。小鬼子的马腿长，个大，身上胖，炖出来的肉可香了。
日本倒台子的时候，俺家住在巨野城里。眼看着联合票子不能花，三哥领着俺出去买吃的。好多买卖人家不收联合票子，只有一家照样收，就是钱不值钱了，俺俩买了很多花生，还买了不少芝麻大糖。爹买回来一袋大米、两袋白面，是从日本人那儿直接买的。
巨野县北关里城墙根，原来有个小庙，小鬼子在的时候盖的。据说，有个日本军官太太死了，军官舍不得埋，尸体用了防腐药，就放在小庙里。每隔一段时间，这个军官就到小庙看看。
日本倒台子后，军官太太的尸体被扔出去埋了，庙里挂了张画像，变成奶奶庙。俺看见庙里摆着一双双小花鞋，好看得很，不知啥意思，俺也想做一双送去。做了几回，做得都不好看，就没送。
拉锯
百时屯在巨野县城西南，离县城四十五里，是个大屯。百时屯四周有海子墙，听娘说，闹胡子的时候海子墙一丈多高。俺记事的时候，海子墙已经倒了，剩下两米半高的底座。墙下的壕沟叫海子壕，雨水多的年份，里面有鱼。出入百时屯有三个门，南门、北门、西门，是屯里三大姓庞、时、姜三家修的。
一九四六年夏天开始，八路军和中央军在百时屯拉锯。
那年春天，先来的是八路军。他们在屯里驻了很长时间，吃的是自己带的，也守规矩。俺家的堂屋亮堂，变成八路军的小医院，住着四个八路军，三男一女。老百姓都到这儿看病，花钱少，好得快，他们会打针。以前，百时屯的人没打过针。
有一天枪响了，狗咬人乱，说是中央军在打百时屯。中央军的飞机往下丢炸弹，墙里墙外的机枪一起响。
打起仗，百时屯就剩下老头老太太了，年轻人都躲到别的庄。俺家剩下娘，里院剩下有病的叔伯大娘。炸弹和机枪响了两天两夜，谁都不敢出门。大娘啥时死的，没人知道，还是一个八路军跟娘说：“里院有个老太太死了。”娘才知道。
中央军打进来，八路军跑了。枪声一停，娘找了四个有点儿劲的老太太，用箔帘子把大娘卷上，抬到东边俺家果园里。果园里有个战壕，她们把大娘放进去。大娘长得瘦小，加上有病，不足六十斤，可还是累坏了老太太，她们没力气埋人了。
听说大娘去世，俺二大爷来了，他哭了几声：“嫂呀嫂呀，你的命咋这么苦啊？”
中央军来，事就多了，他们进院就喊：“倒房子！把房子都倒出来！你们都住到一间屋里去！”
男女老少不管几口人，都住到一间屋里去，剩下的房子都得给他们。他们把老百姓的门卸走做碉堡用，还把屯里的树活生生砍了，树头在海子墙外面插了一圈儿。大伙儿说，这叫“插木寨”。砍树之前，他们挨家找菜刀、铡刀和锯。心眼多的人家得了信儿，把东西先藏起来。
有个当兵的到俺家找菜刀，娘说：“早就让你们的人拿走了。”
娘偷偷给俺使个眼色，俺知道是让俺到厨房藏菜刀。俺到厨房拿起菜刀，东看看西看看，不知道该往哪儿藏。当兵的进屋了，俺把菜刀往身后一背。
当兵的问：“你家菜刀呢？”
俺说：“不知道。”
他说：“把手伸出来，你手里是啥？”
俺只好把手伸出去，十分不情愿地说：“菜……刀。”
当兵的把菜刀夺过去，往俺头上比画：“我劈了你！”
俺吓得嗷一声跑了。
娘说：“别吓唬俺孩子！”
那个中央军拿着菜刀走了。
中央军住进俺家第一天，有个当兵的从厨房拿来和面盆，舀上水，坐在一条长凳上洗脚。赶巧，那天二哥从外面回家。二哥一看，气得火冒三丈，他把当兵的脚一抬，当兵的仰面朝天摔下去，当的一声。二哥把和面盆往地上一摔，瓦盆咣的一声碎了。
六把刺刀明晃晃地冲着二哥过来，俺吓得抱住二哥的腿叫：“二哥！二哥！”
二哥一米八五，一点儿也没害怕，他指着这六个人，一个一个问：“你家用和面盆洗脚吗？你家用和面盆洗脚吗？”
六把刺刀都放下了，二哥不算完，拽起那个当兵的说：“走！我去找你们当官的问问。”
到了当官的那里，当官的说：“都怨我管教不严，我一定收拾他！你消消气，先回去吧。”
娘怕二哥惹事，第二天早晨就把他撵走，让他到舅家住去了。
那时候大屯总驻兵，小屯不常驻兵，百时屯的年轻女人都投奔小屯，到亲戚家住。
对门邻居四嫂说，亏得她家没住进兵。她有三个闺女，大妮儿嫁人了，二妮儿二十一岁，三妮儿十九岁，都订婚了。她还有两个儿媳妇，一个三十八岁，一个三十岁。刚结婚的孙媳妇十九岁，小孙女十五岁。这六个人串着亲戚住，东家几天西家几天，在外面住了一个多月。
这天夜里一更天，她们偷偷回家，没敢在床上睡。有的睡到床底下，有的睡到粮食囤里，还有藏到囤旮旯的，都在四嫂屋里。
半夜，四嫂听见有人跳墙，把大门打开了，四个中央军踢门进来。床底下的二妮儿让他们找到拉到西屋床上，粮食囤里的三妮儿给拉到东屋床上，孙媳妇给拉到南屋床上，二儿媳给拽到厨房里。
四嫂跪在地上磕头告饶，不知说啥好：“老总，俺有媳妇，别动俺闺女！老总，俺有媳妇，别动俺闺女！”
当兵的根本不管她，那四个人都被强奸了。大儿媳妇岁数稍大，孙女瘦小长得像孩子，躲过这一劫。
事后，四嫂给二妮儿、三妮儿的婆家捎信儿，让他们赶紧接人。婆家接到信儿，就瞅空来辆牛车，车上坐个老太太，把人拉走就算结婚了。二妮儿没新衣服，她把衣服洗了，想穿件干净衣服嫁人。衣服没干，牛车来了，她就穿着湿衣服跟人走了。
福哥那年十六岁，她娘独一个，姥娘又死得早，没个地方躲。大白天，就让中央军强奸了。她娘看当兵的往厨房拽闺女，知道没好事，扑过去挡着。那人回手一枪，把她娘的绑腿带子打穿了，绑腿带子上好几个眼，腿没咋的。她娘也给男方家捎信儿，要嫁闺女。男方家来辆牛车，把福哥拉走了。
总在外面躲，也不是个事。有的闺女媳妇偷着回来，穿上老太太的褂子，抹上一脸灰，披头散发，往家一坐装疯卖傻。开始一两个人，很管用，后来都跟着学。中央军奇怪，这屯咋出来这么多傻子？中央军连打带骂，强令这些傻子洗脸。她们想躲的，到底也没躲过去。
中央军来了好几回，可把老百姓害惨了。到后来，家里的米面油盐谁见了谁拿，鸡鸭猪羊谁见了谁杀，锅碗瓢盆全给拿走，再也没啥拿的了。
那时候，啥票子都不好使，也没有卖东西的，买不到盐，也买不到火柴。人没盐吃不行，有的人家晒盐，有的人家熬盐，这样的盐叫小盐，他们拿出来换粮食。屯里有户人家有火链子和火石，还能取火做饭，他家成了百时屯的救星。他家门里一冒烟，邻居都把布条子卷好，到他家取火。
俺家就藏下一个洗脸用的铜盆，一袋子白面。娘用铜盆做疙瘩汤，做好疙瘩汤没碗筷，她就用蒜缸子当碗，高粱秆当筷子。娘爱吸烟，想吸烟了没烟抽，她就把豆叶搓碎，装到烟袋窝里，地瓜叶、芝麻叶也抽过。
有一次拉锯两天两夜。打完仗了，屯里的几个男孩子上地割草，看见高梁地趴个人，就说：“咱去看看，是个活的还是死的。”
孩子们走到跟前，那个人抬起头问：“还打仗吗？”
孩子们说：“不打了。”
那人问：“刘庄在哪儿？”
孩子们说：“往南走，过了百时屯就是。”
那人问：“哪儿是南？”
孩子们哈哈大笑。
那人跟孩子们说，拉锯的时候，他们四个庄稼人抬一副担架，担架上的伤兵是个八路军。飞机上往下射机枪，伤兵死了，那三个庄稼人也死了，就剩他，他在高粱地趴两天两夜了。
拉锯那年俺九岁，娘让俺跟着大嫂，去了大嫂的娘家黄庄，黄庄小，不打仗。俺在那儿长了一头疮，还生虱子，没处买药，嫂子天天给俺洗头抓虱子，到了秋天才好。
俺想娘了，回到家，赶上八路军打进来，俺听见他们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有活路。”
拉锯的时候，死人都埋在北门外。不打仗了，俺哪次走到北门，都得捏着鼻子跑，不敢喘气，死人的臭味儿可难闻了。第二年，埋死人的地方种了棉花，棉花长得好，长到一人多高，就是不结棉桃。
女共党
俺七八岁的时候，在巨野城里住，和小兰是邻居。小兰比俺大两岁，俺俩常在一起玩。
小兰说，她现在的爹娘都不是亲的，她是要来的。爹娘死得早，她跟着奶奶过。奶奶不到六十岁，有病。奶奶常说：“找个好人家，把大妮儿送出去，俺死也能闭上眼了。”她现在的爹去接她，她哭，奶奶也哭。爹买了花生、糖疙瘩哄她，她就是哭，哭了三四天。
小兰说：“俺那年四岁，啥都记得了。俺在家叫大妮儿，来到这儿叫陈兰兰。俺想奶奶，也不知道奶奶咋样了。”小兰说完使劲忍着，眼泪才没掉下来。
俺小声问：“现在的爹娘谁对你好？”
小兰说：“娘对俺好，爹对俺更好。”
小兰还说，现在的娘不生孩子，是爹从窑子里买来的。她这个爹哥们多，家里穷，没娶上媳妇。买这个娘，没花多少钱。
小兰的爹四十多岁，在警察局当警察。小兰的娘三十多岁，本来是个大长脸，脸色又黄，好像挺厉害的样子，冷丁一看可吓人了。
有一回，小兰趴在俺耳朵上说：“爹他们抓到三个八路。爹跟娘说，俺听见了。爹说，这几个八路嘴真硬，咋打都不说。”
俺问：“后来呢？”
小兰说：“活埋了。爹说，天黑以后活埋八路，他心里也不好受，那三个八路在坑里边，憋得像牛叫，哞哞的。”
过了些天，小兰说：“日本人给警察局送过来一个女共党。”
俺问：“啥叫女共党？”
小兰摇头说：“不知道，反正是个女的。爹说十八九岁，挺受看。”
俺问：“好看还挨打吗？”
小兰说：“挨打。她啥也不说，爹说也得活埋。”
俺那时候不懂啥，就想：一个女的，十八九岁，长得还好看，不该挨打，更不该活埋。
隔了一天，小兰说：“那个女共党让爹那帮人活埋了，爹也说可惜，太可惜了。到了坑边，副队长说：‘小妹妹长得这么好，活埋太可惜了。队长说了，只要你同意给他当二太太，现在也不晚，你还能活着回去。’女共党骂他龟孙王八蛋，她自己跳进坑里。她还把褂子一脱，蒙到脸上等死，露出两个没发育好的小乳房。”
俺跟小兰在一起玩了两年。算起来，这些事大概在一九四三年，也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反正小日本还在巨野呢。
捡弹皮
俺小时候，常听男孩子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飞机上要是丢个炸弹，就在地上炸出好大一个坑，炸弹皮崩出很远。要是从飞机上往下打机关枪，黄铜子弹壳从飞机上掉下来很多。子弹壳三寸多长，大拇指粗细。
每次打完仗，百时屯的孩子都出去捡弹皮，捡回家攒着，等着换钱、换东西。俺也捡过，捡了四五斤哩。娘不叫俺捡，怕俺有个三长两短。娘说：“咱啥都不要，咱要命，能平平安安活着就行了。”
不打仗了，做买卖的来到百时屯，弹皮能换盆换碗。
道北有个姓姜的六哥，他家小五那年十三岁。小五捡了一块大炸弹皮，想卸开，铜和铜一起卖，铁和铁一起卖，能多卖点儿钱。小五坐在院子里，把炸弹皮放到凳子上，他拿着钳子卸螺丝，谁也没当回事。
忽听咣的一声响，很多人往他家跑。到那儿一看，小五的右手没了，血放线似的往外喷。有个人胆大，先掐住小五的手脖子，又有个人找来布条使劲缠，六哥打听好治红伤的大夫，赶紧送去止血，小五的命算是保住了。
过了两天，六哥在房顶上看见小五的那只手，全都黑了。
没了右手，小五好像一下长大了。他知道自己干不了重活，上学很用功，用左手学写字，后来在百时屯做了小学老师。百时屯人送他外号“五单悠”，叫惯了，他也不在乎。
北门里有个姜家媳妇，俺叫她五嫂。五嫂七十多岁了，她得过一场大病，病好了，她落下痴呆症，头总摇来摇去。不知在哪儿捡了个手榴弹，她坐在地上，一边摇着头，一边用手榴弹砸地，嘴里还念叨：“这个东西好，当蒜锤子正好。”
有人路过，正好看见五嫂手里的手榴弹冒烟了，抢过来就扔到没人的地方，咣一声，响了。
庆云大爷给俺家当过长工，岁数大了，娘帮他买了几亩地，盖了两间房。打完仗，他去地里搂豆叶，搂着搂着，就看见那堆豆叶冒烟，庆云大爷快跑几步趴下了。这边，手榴弹爆炸了。庆云大爷说：“幸亏搂到手榴弹，要是搂着地雷，早就没命了。”
前面的杨庄有个杨孩，他姥娘家在百时屯。杨孩爹娘有三个闺女，就这么一个儿子，那年杨孩十八岁，已经订婚了。杨孩抱着一块大弹皮想换碗，卖碗的说：“不中，你这弹皮上有引火帽，还能炸响。俺不敢收，你卖给别人吧。”
杨孩不信，抱起弹皮往地上一摔，把他自己炸碎，胳膊腿都没影儿了。卖碗的用的是一个木轱辘小红车，两边的席篓子装满碗。这一响，把小红车子和碗都炸飞了，卖碗的人一点儿伤也没有。
杨家亲戚来，把杨孩的尸体捡到一块，整走了。卖碗的是外庄的，啥都没说，也走了。杨孩爹娘想见儿子最后一面，不管咋哭闹，众人也没叫爹娘看，买个棺材就埋了。
杨孩爹娘天天放声大哭，哭得嗓子都喊不出声了。
老百姓说：“打仗死人，不打仗了，咋还死人？”
逃难
土地改革后，俺家的地和粮食都让人分了。一九四七年八月，爹雇了一辆马车，带着娘、大嫂、俺和妹妹去潍坊找大哥。
大哥姜士芳初中在巨野上学，十五岁结婚，那时他常回家。后来他到兖州上高中，到重庆上大学，当兵当军官，十年没回家。可能因为交通不便，兵荒马乱吧。
路上，俺和嫂子都病了。俺那年十岁，发高烧，走路像踩在棉花上，看见河水就想喝，他们不给喝。先生说，俺这是伤寒病，嫂子那是发疟子。硬挺着到了济南，住进难民所后，爹雇了两辆人力车，带俺和嫂子去看病。嫂子还能走路，自己坐一辆车。俺走不了路，爹把俺抱在怀里，上车下车都得他背着。
看病回来，娘到朋友家找来小锅，给俺俩熬药。爹看俺俩的病十天八天好不了，锅碗盆勺全都买回来。俺那阵都病傻了，娘给俺个石榴，俺接过来就吃，都不知道扒皮。俺家当时住的是砖瓦房，两间西屋，五口人都住在一个屋里，外边有个支锅的地方。
嫂子吃了两服汤药就好了，俺干吃药不见好，过了四十多天才好些。娘说：“病害人，病养人。”四十多天里，俺就吃点儿水果，要是没病早饿死了。嫂子十年没见大哥，心里着急说不出，爹娘看出来了。俺刚能走路，就搭了一辆敞篷汽车去潍坊。
大哥早就安排好住处，一家人在潍坊团圆了。大哥在交警部队，听说是保护铁路的，俺不知道他到底是多大官，手下有三十多个兵。三哥先来的，跟着他当小兵。他的勤务兵叫徐杰三，帮俺家忙前忙后。到了潍坊，爹也到军队，帮着人家写写算算，混口饭吃。
过了三个月，说有情况，解放军要打潍坊，国民党军官可以去台湾，就是不叫带家属。有些太太是大脚板，女扮男装到济南，坐上飞机走了。大嫂是小脚，咋打扮也不像男子。大哥和大嫂分开十年，刚团圆了，他舍不得扔下大嫂，就没去台湾。
听说，女扮男装的事，上面知道了，后来上飞机前先过秤，一般女人分量轻，分量轻的都要好好检查。
要打仗，潍坊这些兵忙开了，挖战壕，挖陷阱，挖了很多，都没用上。上面叫大哥他们去博山，全家就跟着军队走。到博山住了一个多月，听说解放军要打博山，大哥他们又逃到淄川。到淄川不到一个月，大概是一九四八年三月，淄川打仗了。
打了两天两夜后，大哥说城里太危险，叫徐杰三领着家里的女人出城，到农村找个房子住几天，不打仗了再回来。当时，淄川城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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