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菲定律(精装纪念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文成

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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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菲定律(精装纪念版)试读：

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库利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一面镜子，反映着另一个过路者。”所以，这个理论又被称作“镜中我效应”。

顾名思义，“镜中我效应”的内涵是，就像我们只能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长相，“我”对自我的认知也都是来源于别人对我的看法。因此，与一般社会心理学理论所提倡的“不要在意他人看法”的观点相反，“镜中我效应”指出，每个人的“自我观”都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

首先，我们会想象他人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其次，我们会想象他人在这个认识之上是如何“评价”自己的。最后，我们会根据别人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产生某种感情，这种感情将主导我们对自己的认知。

举个例子，“我”向慈善机构捐了五十元钱，然后，通过别人的种种评价和反应，去想象他们对“我”的认识——一个正在参与慈善活动的人。接着，通过他人的口头评论或者其他反馈渠道，“我”认为，他人对“我”的评价是“热心、善良的人”。

然后，“我”对这种认识和评价感到十分喜悦，并因此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相信自己确实是个热心、善良的人。之后，“我”也会继续以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这就是一个人的自我观的形成过程。

相反，在同样的例子中，“我”向慈善机构捐了五十元钱，然后，“我”发现别人对“我”的评价是“一个假装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伪善之人”。这个评价会让“我”审视内心，相信自己参与慈善并不是因为伪善。于是，“我”会产生愤怒和排斥的情绪，同时，在这种情绪中也进一步认清自己——“我”绝不是一个伪善的人。

小说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节：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仿佛心里住着魔鬼，骨子里流着邪恶的血液。某一天，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机缘巧合下做了某件好事，于是，所有人都赞扬他，认为他是圣人。

慢慢地，他也真的相信自己是个好人，然后，他开始用“好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逐渐发掘出了自己人性中的善良。在小说最后，他往往会为了保护那些认为他是“圣人”的人，和过去邪恶的伙伴反目成仇，并用生命赎清了自己过往的罪孽，完完全全成了圣人。

这就是一个“镜中我”塑造“真的我”的过程，故事虽然俗套，可其中所蕴含的心理学依据却非常充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也会碰到类似的场景：

有一位女子抱着小孩儿上火车，车厢中早已坐满了人。其中，一个年轻人正躺在座椅上睡觉，一个人却占了两个座位。孩子哭闹着要坐，并用手指着那个年轻人。但是年轻人假装没听见，依旧躺着睡觉。这时，孩子的妈妈用安慰的口吻说：“这位叔叔太累了，让他睡一会儿吧，他睡醒了肯定会腾出座位来的。”

几分钟之后，那个年轻人睁开了眼，一副刚刚睡醒的样子，然后坐直了身子，把另一个座位让给了那个抱孩子的女子。

小孩子哭闹着要坐，年轻人不理不睬，妈妈的一句安慰之语却让年轻人客气地让座，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年轻人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变了。

可想而知，一开始，年轻人对自己的认知是“我占着两个座位，你们能拿我怎样”的无赖心理。但是，当他听到那位女子对自己的评价后，他对自己的认知也悄然变成了：“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只是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

他的“自我观”变化了，随即，其相应的行为也就跟着变化了。

可见，个体与社会如此相关，个体往往需要通过社会中其他人的评判，才能完成对自我的认知。

这一点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很多时候是由社会反馈决定的，别人认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自我服务偏见： 我很优秀，而你只是运气好

澳大利亚的一位心理学家曾对任职于某家公司的经理级高管的自我认知度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90%的高管对自己的成就评价超过对普通同事的评价。其中，86%的人对自己工作业绩的评价高于实际的平均水平，只有1%的人认为自己的业绩低于平均水平。

然后，心理学家虚构了一个全公司的平均奖金水平，让那些高管评价自己的报酬和能力关联，结果发现，当他们的奖金高于平均水平时，他们往往认为这是理所应得的——这是他们工作努力、成绩突出的合理报答。而当奖金明显低于平均水平时，他们往往觉得自己努力工作了却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总而言之，他们很少能坦然接受自己其实不如人的现实，并想办法改变；他们大都会怨天尤人，并找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这家公司的高管都是自大狂吗？事实上，这其实是所有人的通病，在心理学上称为“自我服务偏见”。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在他的著作《社会心理学》中，对自我服务偏见定义：当我们加工和自我有关的信息时，会出现一种潜在的偏见。我们会一边轻易地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一边则欣然地接受成功的赞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好。这种自我美化的感觉使多数人陶醉于自己优秀的一面，而只是偶尔瞥见其阴暗的一面。

通俗地说，这是人们在加工和自我有关的信息时，会出现的一种潜在的偏见。人们常常从好的方面来看待自己，当取得一些成功时，常常容易归因于自己，而做了错事之后，则怨天尤人，归因于外在因素，即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

比如，很多运动员在取得胜利后，一般会认为这是因为自身的努力，对于失败，则归咎于其他因素，如错误的暂停、不公平的判罚、对手过于强大、裁判吹黑哨……

在保险调查单上，出现了交通事故的司机们总是这样描述事故的原因：“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辆车，撞了我一下就跑了。”“我刚到十字路口，一个东西忽然出现，挡住了我的视线，以至于我没有看见别的车。”“一个路人撞了我的车一下，就钻到我车轮下面去了。”

当公司利润增加时，很多CEO会把这个额外的收益归功于自己的管理能力，而当利润开始下滑时，他们则会想：究竟怎样才能让这些不争气的员工有点责任心呢？

甚至，在描述成功和失败时，我们所使用的主语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例如：“我的历史考试考了个A。”

反之，一旦成绩不理想，则说：“历史老师居然给了我一个C！”

加拿大的一些心理学家曾经研究过人们在婚姻生活中的自我服务偏见。

在一个全国性的调查中，他们发现，91%的妻子认为自己承担了大部分的食品采购工作，但只有76%的丈夫同意这一点。

其中，某个访谈案例提到，每天晚上，那位受访者和他的妻子都会把要洗的衣服随手丢到脏衣篮的外面。第二天早上，夫妻俩中的一个会把衣服拣起来放进篮子里。当妻子对丈夫说“这次该你去拣了”的时候，丈夫想的是“凭什么？十有八九都是我去拣的”。于是，他就质问妻子：“你觉得有多少次是你拣的？”“噢，”妻子答道，“差不多十有八九吧。”

这也是自我服务偏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我们的记忆中，会不自觉地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忽略对自己不利的部分。所以，自我服务偏见又被称为“自利性偏见”。

正是因为如此，这种自我服务偏见很显然会造成许多人际冲突。在团队合作中，自我服务偏见会使合作中的人感觉是自己而不是其他合作者做出了主要贡献，在合作不顺利时倾向于批评合作者，这样很容易导致合作的终止。

而夫妻间的自我服务偏见，则容易导致夫妻在家务上争吵不休，使得夫妻关系不和……

自我服务偏见是一种归因错误，是影响人际交往的一大因素，所以，在与他人的沟通过程中，要尽量避免这种基本的归因错误，以维系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沉锚效应： 被沉锚带偏的“独立思考”

1974年，希伯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纳曼和特沃斯基做了一个实验。实验要求志愿者对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席位的百分比进行估计。

首先，他们随机给了每组志愿者一个百分比数字。然后，他们逐个暗示志愿者，这个随机数字比真实数字大或比真实数字小。最后，要求志愿者估计出一个真实数字。

有趣的是，志愿者最后估计出来的数字，都受到了一开始的随机数字的影响。比如，有两组志愿者得到的随机数字分别是10%和65%，而他们最终估计出来的数字分别为25%和45%——非常接近这两组志愿者一开始得到的随机数字。

卡纳曼和特沃斯基的这个实验，就是为了验证他们之前提出的“沉锚效应”。这个理论认为，人们做决策前，思维往往会被所得到的第一信息所左右，第一信息就会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你的思维固定在某处，从而产生先入为主的歪曲认识。

例如，志愿者明明知道一开始得到的数字是随机的，和真实数字毫无关联，但是，在估计真实数字时，还是下意识地将自己的估计锚定在随机数字的一定范围内。

之所以称为“沉锚”，是因为这个锚点埋于意识的深处，很多人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被埋入了锚点，以为自己是通过独立思考做出了决策，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各种先入为主的信息误导了。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家卖三明治的小店，店里有两个售货员，其中一个售货员永远比另一个售货员的营业额要高。要知道，在购买快餐时，顾客一般都是随机选择售货员的，甚至会选择排队人数较少的那个售货员。所以，不管有多少个售货员，从理论上说，他们的营业额是不应该有太大区别的。

这种现象引起了老板的注意。于是，有一天，他特意站在柜台边观察，然后发现，每当客户点餐的时候，其中一位售货员会问他：“需要加一个煎蛋吗？”客户有说加的，也有说不加的，比例基本是1∶1对开。而另一个售货员则问：“请问，需要加一个煎蛋还是两个煎蛋？”这时候，至少有70%的顾客会下意识地回答“加一个”或者“加两个”，只有30%的客户要求“不加鸡蛋”。

自然而然地，后一个售货员的营业额比前一个售货员的高出许多。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对“沉锚效应”的应用。后一个售货员成功地在顾客做出决策之前就埋下了一个“沉锚”——他要煎蛋，因此，顾客的思考范围被锚定在了“需要几个鸡蛋”上面，只有少数人会想到，他还有第三种选择——不要鸡蛋。

当然，思维锚定是人的心理反应，要想彻底克服它绝非易事。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接收大量信息，从而形成某种思维范式，而这些信息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思考，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成为某种“沉锚”，反而锚定了我们的思维。

那么，该如何避免或减少“沉锚效应”呢？首先，你需要尽量拓宽视野，不断学习与实践，集思广益，多多听取别人的建议与方法，所谓“先入为主”，其实归根结底是接收的信息量太小。

人的大脑很奇特，当处理的信息越少，对信息的分辨能力就越弱。相反，在处理海量信息的时候，大脑反而会高速运转，判断哪些信息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无意义的“沉锚”。

例如，当第一次见到某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忽略之前听到的关于这个人的只言片语，用自己的眼光去做判断，也可以通过事先收集大量关于这个人的信息，用于辅助见面时对此人的判断。对事情也是一样，遇到一件事情，要么就完全忽略之前的信息，当场分析事情本质然后做决定，要么就集思广益，深入而全面地思考。

总而言之，避免“沉锚”的两个重要方法：一是彻底无视之前的所有信息，剔除“沉锚”的隐患——但是这个实际做起来是很难的；二是大量地收集信息，全面分析问题，最后做出理性的判断，把“沉锚”的影响降到最低。瓦伦达效应： 越在意的，就越容易失去“瓦伦达效应”得名于美国著名的钢索表演艺术家瓦伦达。瓦伦达一直以精彩而稳健的高超演技而闻名，从未出过事故。1978年，73岁的瓦伦达决定，最后走一次钢丝作为告别演出，然后宣布退休。

他将表演地点选在了波多黎各的海滨城市圣胡安。没想到，以前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的瓦伦达这次却彻底失败了——当他刚刚走到钢索中间，仅仅做了两个难度并不大的动作之后，就从数十米高的钢索上摔了下来，当场身亡。

事后，他的妻子说：“我知道，这次一定会出事。因为他在出场前就不断地说，‘这次太重要了，不能失败’。以前每一次成功的表演中，他都只是想着走好钢丝这件事本身，而不去管这件事可能带来的一切。而在最后一次的表演中，瓦伦达太想成功了，反而无法专注于事情本身，变得患得患失。如果他不去想这么多走钢索之外的事情，以他的经验和技能，是不会出事的。”

在这之后，这种在巨大心理压力之下患得患失的心态被心理学家命名为“瓦伦达心态”，又称“瓦伦达效应”。

我们常说，“压力就是动力”，但“瓦伦达效应”告诉我们，压力是一把双刃剑，驾驭得当可化为杀敌万千的利器，反之则可能会摧残自身。

压力心理研究鼻祖汉斯·赛叶医生将压力分为有害的不良压力和有益的良性压力：良性压力能够给人以动力，使人愉快并能有效地帮助人们生活；而不良压力不仅使人感到无助、灰心、失望，还会引起身体和心理上的不良反应。“瓦伦达效应”就属于这种不良压力。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压力，因为这种压力的根源是人的患得患失的心态，并不是担心自己不够好从而想办法提升自我，而是在反复担心失败后怎么办。前者带来的是正面情绪，而后者带来的则是实实在在的负面情绪，会使一个人的精力分散，最终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胡思乱想上。如此一来，又怎么会成功呢？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与其因患得患失而最终品尝失败的苦果，不如一开始就放手一搏，这样反倒会有成功的可能。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演讲家约翰·琼斯年轻时参加过一个演讲比赛。这场比赛是迈阿密大学组织的，选手来自全美的名校，赞助公司包括卡耐基学校等培训界名校。

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半决赛的时候，琼斯感到非常紧张。首先是因为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希望能借此进入演讲界的圈子中；其次，在经过一系列搏杀后，对手的实力也让他感觉有些胆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琼斯一拿起演讲稿，就感觉心跳加速、喉头痉挛，试讲的时候，他甚至开始大段大段地忘词。

眼看着比赛日期临近，琼斯的状态却越来越差，他几乎就要放弃了。当放弃的念头在脑海中闪过时，琼斯振作起精神，暗暗地告诫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即使最终被淘汰出局，也不能主动放弃！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琼斯开始慢慢接受自己在比赛中被淘汰的可能性，奇怪的是，他反倒不紧张了。

最后比赛的时候，没有了心理负担的琼斯完全放开了，他那声情并茂的演讲征服了评委，也让对手佩服有加。随后，他成功地闯进了决赛。

这一次经历，让约翰·琼斯具备了一个演讲家最重要的能力，即从容面对大场面的能力，这为他的成功铺平了道路。“瓦伦达效应”其实非常简单：过度紧张带来的压力，摧毁了长期训练所形成的无意识反应能力。所谓“熟能生巧”，当出现某些意外情况的时候，一个技巧熟练的人会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应对——这并不是运气，而是在日常训练中获得的潜意识记忆。

而患得患失的心理让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连一些最基本的应对都需要深思熟虑（比如，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反应变慢，思维也就跟着变迟钝了。库里肖夫效应： 眼中的世界，其实就是内心的世界“库里肖夫效应”最早是指苏联导演库里肖夫发现一种电影现象。当时，他为苏联著名演员莫兹尤辛拍摄了一组静止的、没有任何表情的特写镜头，然后，把这些完全相同的特写与其他影片的小片断连接成三种组合：

第一个组合是莫兹尤辛的特写后面紧接着一张桌子上摆了一盘汤的镜头。第二个组合是莫兹尤辛的镜头后面紧接着一个躺在棺材里的女尸镜头。第三个组合是这个特写后面紧接着一个小女孩在玩一个滑稽的玩具狗熊的镜头。

当库里肖夫把这三种不同的组合放映给一些不知道其中秘密的观众看的时候，效果是非常惊人的：观众对艺术家的表演大为赞赏。他们指出：莫兹尤辛看着那盘汤时，陷入了沉思；莫兹尤辛看着女尸时，表情又是如此悲伤；而观察女孩玩耍时，莫兹尤辛更是将轻松、愉快的表情表现得十分自然——然而，事实上，拍摄时的莫兹尤辛始终毫无表情。

之所以会产生“库里肖夫效应”，是因为观影者将自己的经验投射到了眼前的镜头中，从而产生了联想。在我们过去的观影或者日常生活经历中，一般而言，看到尸体就会让人联想到悲伤，而看到玩耍的小孩会让人联想到愉快——换句话说，观影者所看到的，其实只是自己的联想的心理投射而已。“库里肖夫效应”对于蒙太奇这种电影艺术的运用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各大品牌对于商标名称和商标图案的选择，无不是对“库里肖夫效应”的灵活运用。

诞生于1886年的Coca-Cola饮料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20世纪20年代初，这个国际品牌首次进入中国市场，几年下来却发现，和其他国家市场的火爆相比，中国市场对可口可乐的反响简直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几乎是无人问津。

这是什么原因呢？Coca-Cola公司总部派出市场人员在调研后发现，问题出在中文译名上——当时正值民国时期，翻译者的文笔十分古奥，并未关注译名是否通俗上口，居然将Coca-Cola翻译成了“蝌蝌啃蜡”。

蝌蝌啃蜡——这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音译，却产生了严重的库里肖夫效应：中国受众面对这个名字，首先想到的就是难喝，甚至恶心，因为中国有个成语叫“味同嚼蜡”。而且，在中文中，“蝌”这个字只对应词语“蝌蚪”，就是那些黑乎乎、黏糊糊的青蛙幼体。这就导致了中国受众直接将“蝌蚪”和“嚼蜡”的心理投射到了Coca-Cola身上，即使明白这只是毫无意义的音译，但依然忍不住排斥与厌恶。

直到20世纪80年代，Coca-Cola品牌再次进入中国市场，这一次，它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译名——可口可乐。从此，可口可乐引爆了中国饮料市场。

同一种饮料，同一个名字，只因翻译的用字不一样，就让消费者产生了不同的情绪反应，这无疑是“库里肖夫效应”的生动诠释。

这个案例对于各大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直到今天，在美国许多商学院的本土化战略教材中依然会提到它。

无论是商标的设计还是商品名的选用，除了需便于识别之外，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必须在各个文化圈中都能引起美好的联想的“库里肖夫效应”。从消费角度来看，商品名称、商标等商品标识不只是一种代称那么简单，很多时候都能带来各种情绪投射反应，从而影响购买者的心理。“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但在心理学上，人们从来都不是纯理性的，大量的情感因素影响着人们认知世界的结果。很多时候，人们看到的世界，其实只是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个投影而已。第二章墨菲定律： 如果有可能出错，就一定会出错墨菲定律： 唯有计划周全，方能避免失误

1949年，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工程师爱德华·墨菲上尉参与了一项旨在测定人类对加速度承受极限的实验——MX981火箭减速超重实验。

其中有一个实验项目，需要将十六个传感器固定在受试者座椅的支架上。传感器需要安装两根接线，一旦接反的话，就无法正常读取数据。而不可思议的是，当这些传感器安装完毕后，墨菲上尉发现，这十六个传感器的接线居然无一例外地被全部接反了！

事后，墨菲上尉承认，这是由于自己在设计传感器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居然会有人把线接反，他自嘲道：“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以错误的方式被处理，那么，最终肯定会有人以错误的方式去处理它。”

而这句自嘲，也成了20世纪最著名的心理学定律——“墨菲定律”。“墨菲定律”诞生在20世纪中叶，正是欧美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科技爆炸的时代，西方世界充满了一种自信、乐观的精神，相信人类终将克服一切困难，改造一切，没有什么问题是战胜不了的。而“墨菲定律”则给当时的人们敲了一下警钟：技术会日臻完美，而人却始终会出错。如果没有考虑到事情的全部可能性，只要事情有做错的可能，那肯定会有人去把事情做错。

只要有人参与，就不可能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犯错，环节越复杂，参与的人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大。可以说，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越高明，我们将要面临的麻烦就越严重——事情永远会出错，最坏的情况永远会发生。

之后，人们又将墨菲定律进一步深挖，从中阐释出四个方面的内涵：

一、任何事情都不会像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二、所有任务的完成周期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

三、任何事情如果有出错的可能，那么就会有极大的概率出错。

四、如果你预感可能会出错，那么它就必然会出错。

墨菲定律简直就是悲观主义的论调：既然事情永远都不可能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而一旦有可能变糟，它就一定会变糟，那么，在墨菲定律面前是不是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呢？

幸好，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换一个角度看，墨菲定律恰恰是在提醒我们，要从细枝末节上重视出错的各种可能性，事先做好周全的预案，将尽可能多的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

可以说，墨菲定律一方面警告我们最坏的情况肯定会发生，不管是对技术还是对概率都不要有盲目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事先一定要考虑到每一种可能性，防微杜渐，消除潜在的隐患。

发生于2014年的亚航空难，导致飞机上162人全部罹难，综合各种调查结果，这次事故是由两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所引发的。

属于印度尼西亚亚洲航空公司的这架空客A320型飞机，2014年12月28日在从泗水飞往新加坡的途中坠毁。当时，飞机的FAC（飞行增稳计算机系统）有一个焊点接触不良。这个故障早就存在，而且，在失事的前一年中，这种故障就出现了23次，每次，都只能靠机长去副驾驶座后方手动拔掉FAC跳开关。

手动拔开关毕竟是小事，所以一直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事故之前，机长再次离开座位去拔掉FAC跳开关，由副驾驶操纵飞机。然而，这次飞机的FAC正处于某一个临界状态，拔掉FAC跳开关之后，飞机迅速爬升，而这种情况远远超出副机长的操纵能力范围，从而错过了最佳的应对时机，致使飞机超出了正常的飞行包线进入失速状态，最终，导致了空难的发生。

亚航空难发生后，大量航空公司吸取教训，在进一步严格测试流程、防微杜渐的基础上，加强了飞行员训练科目，加入了高空飞行和极端姿态飞行训练，以保障在飞机突然失速的情况下，飞行员能拥有足够的应对能力。

中国有句古话：“万事必作于细。”既然最坏的情况总会发生，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提前做出一个周全的预案——这就是墨菲定律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酝酿效应： “不思考”也是一种思考方式

流体静力学中有一个重要原理——浮力定律。它的发现过程充满了戏剧性。

传说，古希腊的希伦王召见阿基米德，让他鉴定纯金王冠是否掺假。接到这个任务后，阿基米德冥思苦想多日，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于是，有一天，他决定先停下手头的工作，泡个热水澡放松一下。在跨进澡盆洗澡时，有一部分水从浴盆边溢了出来。而且，他还发觉自己入水愈深，身体就愈轻。

于是，他恍然大悟，通过计算将王冠沉入水中排出的水量解决了国王的疑问，并有了关于浮力问题的重大发现。

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的这一戏剧性过程，后来被心理学家归纳为“酝酿效应”——很多时候，当我们尽力去解决一个复杂的或者需要创造性思考的问题时，无论耗费多少精力都找不到正确的思路。在这种时候，暂时停止对问题的积极探索，反而可能会产生关键性的灵感，而这就是“酝酿效应”。

心理学家认为，所谓的“酝酿”过程并不是停止思维，而是将原先的整个思维过程转入潜在的意识层面，通过潜意识对储存在记忆里的相关信息进行组合，从而获得类似于“灵感”的思维状态。而这种状态的触发因子就是中途的休息过程。在放下难题之后，大脑消除了前期的心理紧张，忘记了前面不正确的、导致僵局的思路，反而有利于在潜意识层面形成具有创造性的思维状态。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提出过一个观点：人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直觉的，一种是逻辑的，前者是“从想象中得来的”，后者是“从理智中得来的”。当逻辑思维走进死胡同的时候，通过放松和休息的“酝酿”过程，将思维的工作交给直觉，通过大脑中隐含的某种迅速而直接的洞察和领悟，反而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

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西尔维拉曾设计过一个实验，专门演示“酝酿效应”。

西尔维拉选取了三组性别、年龄和智力水平等都大致相同的志愿者，要求他们思考同一道难题。

根据实验要求，第一组有半个小时来思考，中间不允许休息；第二组先思考十五分钟，然后无论解出与否都要休息半小时，然后再回来思考十五分钟；第三组与第二组类似，仍是前后各思考十五分钟，但是中间休息的时间延长到四个小时，用于打球、玩牌等休闲活动。

试验结果是，第一组有55%的人解决了问题，第二组有64%的人解决了问题，第三组有85%的人解决了问题。

实验结束后，西尔维拉依次记录每个志愿者的解题过程，发现第二、三组志愿者休息完后再回头来解题时，并不是接着之前已有的思路继续往下做，而是从头做起。

通过这次实验，西尔维拉确信，“酝酿效应”打破了解决问题的不恰当思路的定式，从而促进了新思路的产生。

很显然，这种把难题暂时放一放，穿插一些其他事情的做法，使人们不会陷入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能够采取新的步骤和方法，从而使问题更容易被解决。在生活中，我们都有过类似的体验。而由此延伸出来的很多观念，比如“劳逸结合”的工作理念，以及以分割时间为基础的各类时间管理方法，都是从“酝酿效应”中延伸出来的。

因此，当我们面临一个难题时，千万不要钻牛角尖，更不要因此而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解决不了难题，而是走进了僵化的思维定式中不能自拔。这时，不妨先把它放在一边，去做别的事情。通过暂时放下这个问题，消除掉僵化的思维模式，过几小时、几天，甚至很长时间之后再来拾起它，我们的大脑便能够运用新的思维模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要相信我们的大脑，它比我们想象中更强大。人脑中隐含着某种迅速而直接的洞察和领悟，这种能力被称为“灵感”或“直觉”。要相信，即便我们停止思考问题，大脑中收集到的资料也不会消极地储存在那里，它会一直在意识深处，重组、加工原来存储的那些资料，进而产生新的想法。控制错觉定律： 相信直觉，但别迷信直觉

所谓“控制错觉”，是指人类高估自己的非逻辑和非统计直觉，仅仅是在直觉的引导下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判断。这是人类的本能，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一次次面临穷途末路，必须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把命运交给未知。

可以说，“控制错觉”所带来的自信，正是人类一步步走上进化链的顶端的动力之一。但很多时候，也正是这种本能，让我们常常会“自信地犯错”。

为了形象阐释“控制错觉”的负面效应，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他们在一家公司出售一批彩票，大奖是五百万美元，每张彩票的售价则都是一美元。这其中，一半彩票是买主自己挑选的，另一半彩票则是由卖票人挑选的。到了开奖的那天，心理学家找到那些买了彩票的人，告诉他们有其他人想买这期彩票，希望他们能转让，同时询问他们能够接受的转让价格。

结果，那些一开始自己挑选彩票的人，他们开出的平均转让价格是8.16美元，高于售价的8倍，而那些没有亲手挑选彩票的人，他们的平均转让价格只有1.96美元。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自己选彩票的人对于中奖的信心更强烈，因此对彩票的估价也就更高。

但从客观上来讲，偶然性的事件发生与否仅与概率相关，无论是自己选的还是别人选的，中奖概率都是恒定的。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大家往往认为，自己精心挑选的彩票中奖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因为从一开始，他们手里的彩票就是自己通过直觉选择出来的，而且，彩票作为一种纯概率游戏，选哪个号不选哪个号，除了直觉之外，没有任何可依据的。因此，在“相信自己的直觉”和“把命运交给概率”之间，那些自己选择彩票的人，几乎都倾向于选择前者。

这个世界充满了未知，像“运气”这种近似神秘主义的存在，更是让很多事情不可控。但是，人类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会习惯地将物质世界划分成有次序、有组织、可预测、可控制的世界。而“直觉”就是人类对抗世界未知性的重要武器。

在美国西部地区的乡下住着一个农夫，他的家紧挨着一个大池塘，每天晚上，池塘里的蛙鸣声都扰得农夫难以入眠。

终于有一天，他被吵得忍无可忍了。农夫来到城里的一家餐馆，向老板打听是否需要青蛙，并说他那儿有数万只。餐馆老板听后吓了一跳，他告诉农夫：“你知道数万只青蛙是什么概念吗？我敢打赌，即使是一千只青蛙你都不会有。”

但是农夫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亲眼看到”自家后院的池塘里密密麻麻全是青蛙。“至少都有一万只！”农夫反复保证，他可以确信这一点。于是，农夫和餐馆签订了一项协议，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向餐馆供应青蛙，每次五百只。

结果，第一次交货的时间到了，结局显而易见：农夫违约了。他家后院的池塘里只有两只青蛙，而平日那令人心烦意乱的噪声都是它们发出的。“池塘里有数万只青蛙”，这是农夫根据自己听到的声音做出的直觉判断。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可以判断出他的直觉是错的，但为什么农夫一口咬定青蛙的数量有几万只，还保证自己看到过呢？事实上，农夫没有撒谎，他确实“自以为”看到过，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直觉极度信任，进而产生了错觉。

农夫的“控制错觉”是一个十分极端的案例，因为“池塘里有多少只青蛙”这件事情本身是可以通过现场观测和常识判断来实际控制的。但是，生活中还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判断。比如，彩票中奖这类概率性事件，或者我们自身没有能力解决的技术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依赖直觉来做出判断。

这个行为本身没有任何问题，直觉至少是一种比“听天由命”更积极的应对措施，在“酝酿效应”中我们提到，直觉有时候甚至会扮演比理性思维更有价值的角色。

但是，千万要记住，不要让自己陷入“控制错觉”之中。要时刻提醒自己——凭直觉做出的决定也仅仅是直觉而已，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决策，它没有其他依据。羊群效应： “从众”和“盲从”的临界点在哪里“羊群效应”最早是股票投资中的一个术语，主要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有样学样，盲目地模仿别人，从而导致他们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同的股票。社会心理学家将其扩大到其他领域，指代个体由于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行为，从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羊群效应”又被称为“从众效应”，它的核心是在群体力量面前放弃个人理性判断，而追随大众的倾向，并否定自己的意见，且不会主观上思考事件的意义。

心理学史上著名的阿希从众实验，便是用来论证“羊群效应”的。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 阿希曾在校园中招聘志愿者，号称要做一个关于视觉感知的心理实验。阿希从众实验每组邀请六个志愿者，但事实上，其中的五个都是和阿希事先串通好的“托儿”，只有一个志愿者才是真正的实验对象。

实验开始后，阿希拿出一张画有一条竖线的卡片，然后让大家判断这条线和另一张卡片上的三条线中的哪一条线等长。这样的判断共进行了十八次。

事实上，这些线条的长短差异很明显，正常人是很容易做出正确判断的。然而，在两次正常判断之后，五个“托儿”故意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于是，许多志愿者开始迷惑了，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眼力呢，还是说出一个和其他人一样，但自己心里认为不正确的答案呢？最终，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有75%的志愿者被“托儿”带偏，至少做了一次从众的错误判断。

从上述“阿希从众实验”中，我们不难看出，从众，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从众性是人们与独立性相对立的一种意志品质；从众性强的人缺乏主见，易受心理暗示影响，容易不加分析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并采取行动。

从众心理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畅销书《清醒思考的艺术》的作者、经济学博士罗尔夫·多贝里指出：“我们过去的进化过程证明了这一行为是生存良策……谁不这么做，谁就早已从基因池里消失了。这一行为模式深深植根在我们体内，我们至今还在使用它。这一模式同时也用于缺少生存优势的地方。”

因此，对于“从众效应”，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予以否定，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生活中有不少缺乏主见、轻易从众的人，也有一些专门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来达到某种目的的人。在赛马场上，就有这种人，他们为了降低某一匹马的赔率以赢更多的钱，而利用“从众效应”诱导他人。

很多人其实并不具备专业的赛马知识，对于很多赌性并不那么强的人来说，他们就会选择最理性的策略：把筹码押在大多数人认为最有希望获胜的那匹马上。

那么，如何才能知道别人认为哪匹马能获胜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赔率。赛马场上每一匹马的赔率，是根据赌徒在它身上所下的赌注的多少来决定的。一匹马的赔率越低，押它的人就越多，它获得的赌注就越高。

因此，那些专业的赌徒就会先分析出获胜概率最大的一匹马，然后，再悉心寻找一匹获胜概率很低的马，之后在这匹劣马上下注，把赔率拉低，使得这匹马看上去是最有希望获胜的马。

这时候，在“从众效应”的鼓动下，越来越多的人会去投注这匹劣马，而最终，当那匹真正的好马获得冠军后，专业赌徒赚到的钱足以抵消他们之前为了营造从众心理而投在劣马上的钱。

这个赌马的故事启示我们：遇事不能不加分析地“顺从”大众行为，不能盲目地随波逐流。当大众行为理性正确时，自然要跟随；当大众行为被非理性主导时，则要慎重对待。

是的，我们应该多一些独立思考的精神，少一些盲目的从众行为，以免上当受骗，甚至血本无归——这才是健康的心理，这也是一种睿智的生存之道。巴纳姆效应： 似是而非的“真理”一无是处

心理学家弗拉于1948年做了一个实验，他给所有学生做了一项人格测验，然后，根据测试结果分析该学生的人格特征。其实，弗拉的人格测试只是装模作样的，而他最后给学生的分析结果，也都是一模一样的一段话：“你祈求受到他人喜爱，却对自己吹毛求疵。虽然人格有些缺陷，但大体而言，你都有办法弥补。你拥有可观的未开发潜能，但尚未发挥出自己的长处。看似强硬、严格自律的外在掩盖着不安与忧虑的内心。许多时候，你严重质疑自己是否做了对的事情或正确的决定。你喜欢一定程度的变动，并在受限时感到不满。你为自己是独立思想者而自豪，并且不会接受没有充分证据的言论。但你认为，对他人过度坦率是不明智的。有些时候，你外向、亲和、充满社会性，有些时候你却内向、谨慎而沉默。你的一些抱负是不切实际的。”

这段话其实是弗拉从关于星座、性格等的小册子里摘录出来的，和真正的人格测试结果毫无关系。但是，有90%以上的学生认为，这段描述非常符合自己的特性。

弗拉的这项研究表明：人们常常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当人们用一些普通的、含糊不清的、空泛的形容词来描述一个人的时候，人们往往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些描述，而认为描述中所说的就是自己——这就是所谓的“巴纳姆效应”，又称“弗拉效应”。“巴纳姆效应”的典型例子，就是那些关于星座和性格之间联系的论断。

在一本流行的占星小册子里，射手座的性格特点是这样的：

射手男天生幽默，乐观开朗，懂得生活。……射手男都酷爱自由，如果失去自由，他宁愿去死。他就像横空出世的天马，胸纳天地，放眼宇宙，并且不受任何限制。……他并不会执着于最终的结果，而是喜欢享受生命过程中的快乐。

其实，仔细分析这段话，你会发现，这段话几乎能用来描述绝大多数青年男性的性格特点——谁不热爱自由？谁又会承认自己不懂生活？但是，11月23日至12月21日之间出生的青年男性却会觉得这段话就是在说自己，因为他们会接受所有模糊而普遍性的描述，同时自动忽略掉那些和自己不相符的描述。

如果所谓的“射手男”去阅读其他星座的性格特点，那么，他们会发现，无论哪个星座的性格描述，都有至少75%以上是可以套用到自己身上的。这就是“巴纳姆效应”的厉害之处——“主观验证”的作用。

主观验证能对我们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我们心中想要相信某件事的欲望。如果想要相信一件事，我们总可以搜集到各种各样支持这件事的证据。就算是毫不相干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种逻辑，让它符合自己的设想。

弗拉之后，还有一位心理学家做了一个更极端的实验，他通过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MMPI）对学生进行人格测试。测试完成后，他先根据测试结果写下正确评估。同时，又使用一些模糊的泛泛而谈的描述，伪造了另一份评估。最后，当学生们被问到他们觉得哪一份评估报告更切合自身实际时，居然有超过一半的学生（59%）选择了那份假的评估报告。

可见，人们喜欢“看上去跟自己相关的观点”胜过了“正确的观点”，而什么样的观点能让绝大多数人觉得跟自己相关呢？当然是那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模糊描述。

这也是“巴纳姆效应”给我们的重要启示：面对“看上去跟自己相关”的观点和模糊不清的表述时，我们要保持头脑冷静，对自己的判断慎之又慎。

可以说，“巴纳姆效应”是我们正确认识自己的严重阻碍，尤其是现在各种星座、血型等伪性格学大行其道，会使很多人误以为那段言之无物的“性格描述”与自己的真正性格相符。

但是，反过来，能够真正认识自己，也是我们避开“巴纳姆效应”陷阱的重要方法。只有真正面对自己的方方面面，才能学会不轻易给自己贴上笼统的标签，有效地分辨出那些“性格描述”中哪些是与自己相关的，哪些是与自己无关的，哪些是模棱两可的，哪些是彰明较著的，从而认识真正的自己。奥卡姆剃刀原则：砍掉一切烦琐的旁枝

14世纪，英国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指出：在对于同一理论或者同一命题的论证过程中，多种解释和证明过程中，步骤最少、最为简洁的证明是最有效的。概括起来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原则称为“奥卡姆剃刀原则”。

怎样理解这一原则呢？打个比方：

有人提出了一个理论，说月亮其实是方的！然而，为什么我们平时看到的月亮都是圆的呢？那是因为月亮有灵性，它知道我们在看它，于是，在被看到的瞬间，它就变圆了，当我们一转身，它又变成方的了。

而有人提出了另一个假设，说月亮本来就是圆的。

这两个理论哪个符合观测事实？答案是，都符合——在逻辑上它们都是自洽的。

但是相对于“圆月亮”理论，“方月亮”涉及的假设实在太多了，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简洁的理论才是好理论——所以我们相信，月亮是圆的而不是方的。

这把“剃刀”出鞘后，“剃秃了”几百年间争论不休的经院哲学和基督神学的质疑，经过数百年的磨砺，现在早已超越了理论领域，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前非常流行的“少即是多”的极简式设计潮流。

而在经济管理领域，这一理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美国著名营销大师博恩·崔西曾帮助一家大型企业完善销售计划。为了实现一百万件的销售量，该公司召集了最优秀的营销人才，不分昼夜地开会讨论，最后，得出了几十种针对不同类型客户的销售方案。

这时，轮到博恩·崔西发言，他建议在这个问题上应用“奥卡姆剃刀原则”：“为什么你们只想着通过这么多不同的渠道，向这么多不同的客户销售数目不等的新产品，却不选择通过一次交易，向一家大公司或买主销售一百万件新产品呢？”

这句话几乎推翻了这几天的全部讨论结果。于是，大家不得不重新坐在一起，继续一次次地进行“头脑风暴”，一次次地比对各种方案，试图找出共同点来简化、合并方案。最后，大家终于提出了一种获得众人一致认可的方案：“在我们的合作企业中，有一家公司拥有数百万客户，而且，这家公司在推广新产品时需要向他们的客户赠送礼物。”

于是，数十种方案简化成了一套方案：搞定这个公司的客户礼品单子。最终，他们的目标实现了。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管理组织越来越完善化、体系化和制度化，各种纷繁复杂的官僚作风和文山会海的工作模式也随之而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工作效率。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推崇“扁平化管理”，即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从而建立一种紧凑、干练的扁平化组织结构。

当然，奥卡姆剃刀不是割草机，不能乱砍一气，只有在对事物的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之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真正化繁为简。打着奥卡姆剃刀的旗帜狂轰滥炸，甚至砍掉了不该砍的东西，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近几年，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除了在设计上讲究“简约主义”，在组织管理上讲求“精兵简政”，在生活上也越来越多地提倡“简单生活”的理念，这其实都是“奥卡姆剃刀原则”的体现。

爱因斯坦有一句格言：“万事万物都应尽可能地简洁，但不能过于简单。”

简洁而不简单，这便是“奥卡姆剃刀原则”的正确使用方式。第三章踢猫效应： 坏情绪会传染，但也可以被管理踢猫效应： 坏情绪的连锁反应“踢猫效应”源自一则有趣的寓言：一位骑士在晚宴上被领主训斥了一顿，他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庄园，对没有及时迎接的管家大发了一通脾气。管家心里窝火，回家后找了个鸡毛蒜皮的理由，又把自己的妻子骂了一顿。妻子受了委屈，正好看到儿子在床上蹦跶，上去就给了儿子一耳光。最后，那孩子莫名其妙地挨了一耳光，心情极度糟糕，一脚把正在身边打滚的猫踢了个跟斗。

心理学家用这则寓言描绘了一种典型的情绪传染链——人的不满情绪和糟糕的心情，一般会随着社会关系链条依次传递，由地位高的传向地位低的，由强者传向弱者。最终，无处发泄的最弱小者便成了牺牲品。

这种情绪转移现象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一个人一旦无法正常宣泄和排解自己的不良情绪，就往往会找一个出气筒，把情绪转移到其他人或物的身上，而且，往往会宣泄到那些比自己弱的人或物身上——非但凭空发怒，而且欺软怕硬，事情过后往往因此更加自责。有时自己也明知不对，却很难控制。

现实生活中的“踢猫效应”未必有寓言中那么夸张，但是，不可否认，“情绪传染”的现象却十分普遍——某人工作受挫，带着满肚子闷气绷着脸回到家，看什么都不顺眼，便立刻将坏情绪传染给了家里其他人，于是整个晚上甚至连续几天全家都不得安宁。同样，某人在家里受了气，也会把坏情绪带到工作中……

这就像一个圆圈，以情绪不佳者为中心，向四周延展开来，这就是常被人们忽视的“情绪污染”。用心理学家的话说：坏情绪会像“病毒”一样从这个人身上传播到那个人身上，一传十，十传百，其传播速度有时比有形的病毒和细菌的传染速度还要快。被传染者常常一触即发，越来越严重，坏情绪有时还会在传染者身上潜伏下来，到一定的时期重新爆发。这种坏情绪污染给人造成的身心损害，绝不亚于病毒和细菌引起的疾病危害。

因此，我们既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也要学会疏解他人的情绪，截断“踢猫效应”或者说“情绪污染”的传播链条。

心理学家兰斯·兰登在他的博客里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家小餐馆里，一个顾客指着面前的杯子，对一名女服务员大声喊道：“服务员，你过来！你们的牛奶是变质的，把我的红茶都糟蹋了！”

这名女服务员连忙说：“真对不起！我立刻给您换一杯。”

新红茶很快就准备好了，碟边放着新鲜的柠檬和牛乳。

那名女服务员把那些食物轻轻地放在那个顾客面前，轻声地说：“先生，如果您要在红茶里放柠檬，就不要加牛奶，因为柠檬酸会使牛奶结块。”

顾客听了这话，脸一红，小声地说了声“谢谢”，语气也没那么愤怒了。

当时，兰登正好在边上目睹了这一切，于是，等那个顾客走后，兰登问那名女服务员：“明明是他的错，您为什么不直说呢？”

服务员笑着说：“因为他当时很生气，我不能跟着他生气，否则他冲我发火，我又冲谁去发火呢？”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踢猫效应”长长链条上的一环，情绪确实会通过你的姿态、表情、语言传达给对方一些信息，在不知不觉中感染对方。明白了“情绪污染”的危害，你就要学会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不让你的坏情绪传染给他人。如果这样去做了，相信你的生活会充满阳光。野马结局： 愤怒是一种自我毁灭

非洲草原上的野马最怕吸血蝙蝠，这种蝙蝠靠吸食动物的血生存，常叮在野马的腿上，不管野马怎样暴怒、狂奔，吸血蝙蝠始终不依不饶，一定要从容地吸饱血之后再离开。而野马拿这些“吸血鬼”毫无办法，最终会被活活折磨死。

然而，动物学家研究发现，这些吸血蝙蝠所吸的血量极少，对野马来说根本不足以致命。真正导致野马丧命的，是它们被蝙蝠盯上以后的暴怒和狂奔。

换句话说，吸血蝙蝠只是野马死亡的诱因，而野马对这一诱因的剧烈的情绪反应，才是它们死亡的最直接原因。因此，有心理学家将生活中因芝麻小事而大动肝火，以致因别人的过失而伤害自己的现象，叫作“野马结局”。

莎士比亚说：“不要因为你的敌人燃起一把火，你就把自己烧死。”当你发怒的时候，怒火也许会烧及他人，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烧的是发怒者自己。

医学心理学家还用狗做过类似的实验：把一只饥饿的狗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让笼子外面的另一只狗当着它的面吃肉。最终的结果是，笼子里的狗在出现饥饿性病理反应之前，就已经被急躁、忌妒和愤怒的负面情绪支配而产生了神经症性的病态反应。

其实，愤怒是一种很正常的情绪反应。在愤怒的过程中，血液会大量集中在四肢末端，令人的肌肉紧绷，并使得感性思维取代理性思维，使人迅速地进入攻击状态。可以说，“愤怒”这种情绪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手段，确保了人类在逆境中瞬间拥有异乎寻常的战斗力。在人类进化初期，这种从心理到生理的联动反应无数次挽救了我们祖先的生命。

但是，与愤怒的爆发力相对应，它对人体自身的破坏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像瞬间超负荷运转的机器一样，愤怒情绪所带来的爆发力，也意味着对人体机能的过度损耗。是以，愤怒情绪不仅是诱发心脏病的因素，还会使人增加患其他病的可能性——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慢性自杀。

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人类要开拓健康之坦途，首先要学会宽容。”

愤怒的情绪最容易伤害人体的器官，第一个伤害的就是心脏。如果我们常常心怀愤怒，那么，我们的心脏患动脉硬化的概率就会比心态平和的人高出几乎三倍！在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我们的血压迅速上升，血小板凝结在一起，容易造成动脉硬化。

愤怒会导致食欲下降，引发消化系统的疾病。愤怒的情绪也会影响我们的肝脏，引发肝气不顺、肝胆不和。“高血压患者主要的特征就是容易愤怒”——许多健康专家都会反复告诫他们的病人，“假如不能克制愤怒情绪的话，长期性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就会随之而来”。

美国华盛顿州警局档案中就记录了这样一起离奇的命案：一个小餐馆老板——六十八岁的威廉和他的厨师发生了冲突，冲突的理由令人啼笑皆非——厨师一定要用茶碟喝咖啡，而威廉认为用茶碟喝简直是莫名其妙，于是两个人开始吵架。威廉越吵越生气，愤怒中抄起一把左轮手枪对着厨师大喊大叫，厨师拔腿就跑，他也挥舞着枪追了出去。结果，威廉却倒地而死。

是因为枪走火吗？并不是，根据法医验尸报告，威廉死于心脏病——极度的愤怒加上剧烈运动，诱发了急性心肌梗死。

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身心健康，必须对自己进行意识控制。当愤愤不平的情绪即将爆发时，要用意识控制自己，提醒自己应当保持理性，还可以进行自我暗示：“别发火，发火会伤身体。”医学专家通过实验证明，在有效抑制易怒情绪的受试者中，死亡率和心脏病复发率会大大下降。

那么，如何有效地抑制伤人又害己的坏情绪呢？

具体方法有很多，但是一个最重要的法则是，提高自己对外界刺激的承受力和对外界刺激的客观评价能力，当怒火上升时，反复地告诉自己——这并不值得愤怒。

另一个重要途径是主动释放愤怒情绪，将心中的愤懑、不平向人倾诉，从亲朋好友处得到规劝和安慰，也可以缓解怒气。或者在即将发怒时通过转移注意力来减轻愤怒，尽快离开当时的环境，避免进一步的刺激。如此一来，愤怒的情绪便会渐渐消退。海格力斯效应： 无视仇恨，仇恨就会无视你

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当两个人产生矛盾时，如果其中一方试图报复，那么，最终必然加深对方的仇恨，甚至导致对方挖空心思加害另一方；而对方疯狂的报复行为，反过来又会导致另一方不死不休的仇恨。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敌意越来越深，报复手段也越来越狠毒——这样的现象延伸出来的心理学理念就是“海格力斯效应”。

海格力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力大无穷的英雄，传说一天，他走在坎坷不平的路上，看见脚边有个像鼓起的袋子的东西，样子很难看，海格力斯便踩了那东西一脚。谁知那东西不但没被海格力斯一脚踩破，反而膨胀起来，并成倍地增大。这大大激怒了英雄海格力斯，于是，他使出了全部力气一脚踹过去，没想到那东西居然膨胀得更大，竟把路都堵死了。

就在海格力斯进退两难时，一位圣者出现了，他告诉海格力斯，这个东西叫“仇恨袋”。你越是充满仇恨，它就会越胀越大；相反，你若不再理它，它就会变小如初。

仇恨，正如海格力斯所遇到的这个袋子。如果你忽略它，它就会自然化解；如果与它过不去，那它就会被成倍地放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心态是人类社会早期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目的是通过展示伤害的形式来维护一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稳定状态。这就决定了报复行为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惩罚和威慑，本身并无助于消减仇恨。它只能用来伤害报复对象，却无法用来化解心中的仇恨。现在，随着社会规范日益成熟，仇恨、报复所带来的实际社会价值越来越小，而它对于个人的负面作用却越来越明显。

现代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合作共生关系变得更加强烈，报复、仇视他人已属于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更有甚者，还会使得双方错过了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机会，最终让报复者得不偿失。相反，懂得化解一时的怨恨的人，最终能得到他人的理解、尊重和信任，从而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

威廉·哈尔斯是沃尔沃集团著名的销售培训专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尔斯逃难到了瑞典，因为他能说并能写好几国语言，所以他希望在一家进出口公司里谋到一份秘书工作。但绝大多数公司都回绝了他。其中，有一个人在写给哈尔斯的信上说：“看得出来，你对秘书这份工作完全不了解。而且，你连瑞典文也写不好，信里全是错字，我根本不需要这样的秘书。”

当哈尔斯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简直气得发疯。于是，他立刻就写了一封回信，信上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用词极为刻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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