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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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作品集(1931)试读：
万象更新中的决心
本期的本刊是民国二十年的新年后第一次与读者诸君相见，当此万象更新，各方振作之际，已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我们踏进了这一个全国渐臻统一国事似有曙光的年头，对个人对国事大概都有这样的感想。盱衡时事，比较的尚差强人意者，似乎要算是当局对于裁厘的决心。（关于厘金的源始与弊害请参看本期的“每周大事记”）蒋主席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通电严令各省如期裁厘，其中最痛切之语有谓“不仅增加民众之负担，阻害农工商业之发达，尤为廉洁政治之巨敌，贪污官吏之总源……无数人员，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悉由侵蚀国家之收入，吮吸人民之膏血而来”，又谓“今中央实以最大之决心，去此积年之秕政，任何困难，皆不敢避，任何挠阻，皆不足惧……万一竟有阳奉阴违，饰词延宕，以破坏党国大计，阻害革命完成者，国法具在，不容稍有宽假，此次裁厘，能否实力奉行，实为革命与反革命军阀与非军阀之试金石”。张学良氏在津语人，亦谓“此大事也，要办即办，毋庸迟疑，任何困难，裁后再说，吾已电令东三省一律遵令裁撤矣”。裁厘的前途实际若何，能无变相的节外生枝，固须待将来事实为佐证，但此时当局的决心确予国人以共见。这种坚决的精神应为我们国民所重视。
决心之所以可贵，因决心为实行之母，而实行之能否坚持到底，百折不回，则有恃乎毅力。个人对于一己事业的决心，其持续恃自己之奋斗进修与师友之启迪夹辅；有关国利民福之大计，其进行与实现能否不违背最初之决心，则有赖于国民舆论之严正的监督。能化少数人的决心而为全国国民的决心，则公论所在，民气随之，才不至受少数奸佞的欺弄。我国国民是否已有此意识，是否已有此程度，实为今后国家凡百建设成败的枢机。
事业之能积极进行恃有决心；积极进行之能到底恃有毅力。记者敬于岁首以此数语掬诚贡献给全国同胞。
张难先之难能
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难先氏勤俭自持，朴质异常，其官俸月六百元，公费原另有四百元，张则只领俸金而不取公费，对人说他的家用颇省，其夫人亦极俭约，绝无养尊处优之官太太恶习，故一家开销有一二百元已足，月薪所余尚可供应酬善举之用云云。闻浙省库亏空达三千万元，得此勤俭主席，在人民方面看来，总比一掷十万元为母寿大闹臭阔的省主席不同。
从前官箴有所谓“清慎勤”，此三字固不能概括优良公仆所应具的条件，但亦却为优良公仆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张氏即取公费，亦为应得之款，非中饱括来者，原无伤于所谓“清”，但在今日民穷官阔的一塌污糟中，张氏此举未尝不可使黑尽良心的贪官污吏，所谓“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悉由侵蚀国家之收入，吮吸人民之膏血而来”者略知愧怍。
记者近得友人尤怀皋先生来函，有这几句话：“弟对于殷君之《生产方法与消费本领》有疑问，弟以为‘日本人用新式方法来生产，用旧式方法来消费’，可谓无福消受；中国人用新式方法来消费，用旧式方法来生产，可谓之饭桶：二者过与不及，均属非是，不如西方人之能以新式方法来生产，用新式方法来消费的为是”，确有他的卓见。在民不聊生的中国，所有的阔官僚都是尤君所称之“饭桶”，因为他们能用新式方法来闹阔，无所不知其消费，而所作为则与生产更绝对无关。且自居于此类之“饭桶”者不但不以为耻，而且昂然自以为得意，这种十全道地的“饭桶”，社会一遇着他忘形的时候就应痛加棒头之喝，使他稍敛狐尾，少作一点孽。我们正因为深觉此类“饭桶”之可恶，故愈觉张难先之难能。
我们承认人类是应该享福的，但要求全人类—至少我们的全民族或大多数国民—都能享福。以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牺牲多数人而享福，这是人群蟊贼，民族罪人，应该群起铲除，不许存在。
关于民法上离婚的研究
民法亲属继承两编全文干上月六日经立法院三读通过后，已于同月十二日由国民政府会议议决公布，此项重要法典实与社会生活的法律方面有很密切的关系，亲属编中第二章关于“婚约”及“结婚”的要点，记者曾为文介绍过（见本刊本卷第二期及第三期），兹再撮述该章中关于“离婚”的要点，以资研究。
离婚手续大概不外两种，一为双方自愿离异，即所谓“协议离婚”，须夫妻两相情愿，一为一造不愿，不得不向法院请求离婚者，即所谓“判决离婚”。关于第一种离婚，亲属编有如下的规定：第一千零四十九条：“夫妻两愿离婚者，得自行离婚，但未成年人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其办理手续则有第一千零五十条的规定：“两愿离婚应以书面为之，并应有二人以上证人之签名”。两愿离婚后的子女在原则上归夫，关于此点，第一千零五十一条有这样的规定：“两愿离婚后关于子女之监护，由夫任之，但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如此则在原则上虽归夫，仍得由双方另约分配。
关于“判决离婚”，须有相当的理由，请看第一千零五十二条：“夫妻之一方以他方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为限，得向法院请求离婚：（一）重婚者；（二）与人通奸者；（三）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四）妻对于夫之直系等亲属为虐待，或受夫之直系等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五）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正在继续状态中者；（六）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者；（七）有不治之恶疾者；（八）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九）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十）被处三年以上之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
惟此数项原因中尚有时间上的限制，即根据第一千零五十三条所规定，对于上条中的第一因或第二因，“有请求权之一方，于事前同意或事后宥恕，或知悉后已逾六个月，或自其情事发生后已逾二年者，不得请求离婚”。又根据第一千零五十四条所规定，对于第六因及第十因，“有请求权之一方，自知悉后已逾一年，或自知其情事发生后已逾五年者，不得请求离婚”。
判决离婚的子女属谁，可适用协议离婚的同样规定，“但法院得为其子女之利益，酌定监护人”。
关于判决离婚后的赔偿问题，有如下的规定：第一千零五十六条：“夫妻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有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又第一千零五十七条：“夫妻无过失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者，他方虽无过失，亦须给与相当之赡养费”。
关于离婚后的财产，有第一千零五十八条的规定：“夫妻离婚时……各取回其固有财产，如有短少，由夫负担，但其短少系由非可归责于夫之事由而生者，不在此限”。
此项法律最重要之点在能表现男女平等的精神。清律夫对妻有“七出”之条（即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妻对夫无“一出”之例；即民国从前的现行律，妻犯奸时夫得请离婚，夫犯奸时妻不得请求离婚，仍不平等，现在新民法则重男女平等。
写给陈布雷先生的一封信
布雷先生：
闻先生毅然出来主持全国教育行政，深为全国教育得人庆幸。关于树人大计，教育方针，想先生等必已规划尽善，成竹在胸，浅陋如我，原未敢有所冒渎，惟有一事，愚意认为教育当局有再加以审慎考虑之必要，即“考试与文凭”一问题，如教育当局认此事为不成问题，则应有圆满剀切的解释，以平无数有志上进而困于纸面资格者的冤愤；如认此无数刻苦进修而为教部一纸命令压迫以致流离失学者之应得相当公平的援助，则应毅然有所修改，不应熟视无睹，静默了事。先生贤明诚挚，谋深虑远，而且原为论坛健将，与一旦从政便视舆论为不值一顾者迥异，“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是为失言”，故敢乘先生履新之际，敬掬诚为无数冤屈的青年壮年一作力竭声嘶的最后呼吁。
关于这个问题，自本刊上卷第三十二期中发表《考试严限资格之不可解》一文后，很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来函表示同情者有如雪片飞来，目不暇接。后来我觉得此事倘能得到全国教育当局的注意，则改善的希望当能较有把握，故与朱经农先生反复通函商榷者数次，曾陆续登载于本刊上卷第四十四，四十七，及五十一等期。此外关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文字，有陈选善先生著的三篇，见本刊上卷第四十九，五十，及五十一等期；有周渭善先生著的一篇，见本刊上卷第五十二期；尚有数函散见于本刊“信箱”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与理论方面的商榷，具见以上各文，想早蒙鉴及，兹不复赘，惟尚有一点意思欲再略加申述，以供研究：
愚意讨论问题当对事实注意，不应离开事实而作无裨实际的空论，否则越论越不相干，反与本问题的解决愈弄愈远。我们反对没有文凭的人不论真实能力如何均须一概剥夺应考的机会，这并不是主张在校学生可以不注意平日成绩，毕业时可糊里糊涂的出校，毕业文凭可一概废除；也不是主张自修比入校好，或在任何阶段都有同样的效果；更不是不看重学校生活―这种种问题也许是值得研究的，但和我们所注意的当前事实不相干；我们所注意的当前事实，是许多没有机会入校，不得不勉力自修，而有志于自修后应考相当程度学校的苦人儿；许多不得不早离学校以谋生计，而有志于获得若干经验及蓄得若干财力之后应考相当程度学校的苦人儿；以及许多不幸在教部未严厉取缔私立学校以前误入现在未得立案的学校，而实际由自己努力得到的学问，并不因所入学校之未尽善以致无应考能力的苦人儿—这许多人如果考后没有能力获取，考者当然没有话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亦无所谓不平；若因少了一纸文凭，连应考的机会都强被剥夺，那便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情。我常接到关于此种不平的诉苦来信，见他们声泪俱下，悲愤填膺，读后每觉不顾事实而一味以无充分理由的命令强迫人者之罪恶为不小！所以愚见以为有文凭呈验者固未尝不可由主考者作为参考之用，否则在学校以外求得的学问也应予以应考的机会—在考试方法上尽管严厉详密，但不准人与考实在没有道理。弟韬奋敬上。十九，十二，二十八。
《大夏大学来函》编者按
大夏大学来函贵报六卷三期“信箱”栏所发表林士游君之《文凭与学费》一文，与事实诸多不符，特为更正，至祈赐登为荷：（一）敝校十九年秋季招生两次，到校新生本科计三百八十五人，预科及高中三百四十八人，附设女子幼稚师范学校四十人，共计七百七十三人。并无林君所说，招生四次，新生一千三百余人之多。（二）关于检举伪造证书审查资格系根据教育部命令办理。查国内公私立大学均系一律，并非敝校一校如此。敝校十九年秋季入校新生毕业文凭或成绩单，均连同其本人相片寄往原在学校审查，现已全数寄还，发现伪造证书而受退学处分者共、计二十四人，均经公布，其中远道学生，不便返里，均准其仍住学校，继续旁听。并无林君所说有百余人之多，更无“驱逐出校”之事。敝校近对假造资格学生，订有救济办法，兹不赘述。又查敝校学籍中并无林士游其人，显系有人捏名诬蔑，希图破坏敝校名誉，还希原鉴。
编者按：本刊向来的态度是主持公道，毫无偏私，尤不许被任何团体或个人作“诬蔑”之利用。关于含有向社会呼吁以伸冤抑的来信，其中事实亦由记者审查投函者是否可靠，如不认识投函者，遇必要时亦经过相当的探查手续，始酌定发表与否。即如林士游君的来信，来信信封的确是印有大夏大学的字样，至于写这种性质的信件不肯用真姓名以免得罪母校当局，也是意中事，不过记者在发表之前，确先将此信交给大夏教授某君阅看，他认为有此事实，才付刊。（这位教授是记者认为可以信任的一位朋友，但该信既由记者主持付刊，有何问题，当由记者负全责，故不愿公布他的姓名）现在大夏既有信来更正，我们当然应该登出来。（照大夏来信，某教授大概看原信时未甚注意数量。）不过记者还有几句话要附带说一下。招生人数多寡原不成问题；经得起考试而又须注重一纸文凭的空资格，这原是教育部作的孽，我们决不至独怪大夏：这两点是很显明的，重要之点系在为着伪文凭而被除名的，学校即没收其所缴学费，这是学校方面不劳而获的收入，在学生—尤其是穷苦可怜的—实蒙不白之冤，我们殊不以为然。在学校当局也许是依照定章办理，但是因由教育部无理法令强迫出来的罪过而受除名的处分，和寻常犯了其他罪过而除名的性质不同，这种不公平的定章殊应修改。惟林君原函似疑心大夏于招生时即有意多取伪文凭的学生以取利，其实在招考时文凭真伪一时亦有分辨不清之苦衷，大夏当局及教授中多为记者所敬信的朋友，这种卑劣心理则可断其必无，这是记者要附带说明的一句公道话。
《为拯救周桂英女士事》编者附言
为拯救周桂英女士事 徐乃达顷读贵刊第六卷第二期“信箱”登载周桂英女士《前瞻与后顾》一文，及先生答复之法，深慨南京禁娼效果几等于零，而于不幸之周女士，恨未能立加以援手，使之跳出火坑。鄙人任职南京市立救济院，于此事益觉不能不一贡己见。窃以为救周桂英女士之妥善方法，莫如设法使之能到敝院，盖敝院自开办以来，已历三年，耑以救济为务，内分恤嫠，养老，育婴，残废，贫民习艺，水上救护，妇女教养七所。现救济之民达三千余人，其中妇女教养所即由从前济良所改组，范围较前扩大，内分两部，一部收容贫妇，一部收容妓女，其中有所生班，即专为救济妓女而设，此班课程半工半读，工作分刺绣，缝纫，络丝，织袜，织巾，制鞋，编草，理发，手工九门，凡妇女之收入其间者，总以教成性情纯洁而有技能，俾将来可以独立生活，可以持家为要义。近来青年有业之男子请求敝院介绍所生与求婚者，几无日不有，均经敝院详加调查某青年确实可靠，然后斟酌介绍所生与彼结婚，如周桂英女士投入敝院，以其学业成绩之优，将来结美满之姻缘，更属易易。如周女士果万难脱逃，则可由贵社将其地址直接函达该区警署，请其请送敝院，手续简单，收效迅速。高明以为如何？
自本刊本卷第二期中登出了周桂英女士求救的一文后，各处读者来信表示愤慨与同情者甚多，尤以京沪两地来信为更多，南京方面的中央党部与首都警察厅都有人来函询问地址，俾谋拯救，上海并有某校学生某君来函表示哀怜周女士的志趣与身世，自谓系独子，未订婚，有意与女士结朱陈之好，以尽卫护之责，今又得南京市立救济院徐主任的来信，提出切实有效的救济办法，国家机关之忠恳热诚，社会人士之仁爱同情，这真足表示我国的光明方面，令人受极深的感动。本刊除收到各信即随时将周女士来信所开地址照录分别奉复外，现在要趁发表徐君此信之便，将此事经过情形略为报告一下。按周女士由邮自京来信，言词恳切，细视笔迹，亦颇似女子手笔，函末开示通讯地址之旁并注明如将该信发表，千万不可将地址公布，注旁并加密圈，以示郑重。本刊一面将该信付刊，一面即将地址及详情径函首都公安局报告，后来又将各方来函力谋拯救的情形照周女士开来地址，快函报告，不料数日后，该信被邮局退回，上注“该处无此人”，不知是否陷害者闻风设法躲避，抑或另有原因，则不可知，而首都热心允许拯救之各方面亦未有信报告结果，现姑将徐君此信刊布，我们仍希望周女士倘有机缘见到此信，或在无望中仍有几希之希望，而且徐君所主持的事业，可谓被压迫的妇女之一种慈航，也有发表以供其他方面参考的价值。编 者
对于编译上科学管理法的疑问
所谓“科学管理法”之著闻于世，要算美国戴勒尔博士（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于一九一九年《科学管理法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出版为嚆矢。其中有所谓“动作研究”（Motion Study）与“时间研究”（Time Study），简言之，即设法用最经济的动作与时间造成最精最多的产品，其根本要点在能以数字计算所需要之标准时间，使工作者有一定客观标准可循，不及标准者扣工资，超越标准者加工资。记者从前看完这本书之后，就觉得工作愈机械者愈可适用这种方法，工作愈需要思想者（例如著书作文）愈不能适用这种方法，因为一方面可用数字计算客观的标准，一方面则不能，既不能有数字可以表示的一定的客观的标准，便无科学管理法可言。
商务印书馆最近颁布欲试行于该馆编译所的“编译工作报酬标准试行章程”二十六条，其最大缺憾即在虽称“标准”而实无标准―科学方法上可用数字表示的明确的客观的标准—可言。该章把编译工作分为著作，翻译，选辑，校改，审查五种，均按下列三条件规定其报酬标准：（甲）担任者之资格，（乙）工作之种类，（丙）品质之高下。但此三条件中所规定者均无客观标准可言。试分别撮要研究如左：
依该章资格分为三级。A级中所定资格有“国内著名大学毕业曾在学术机关服务，或担任专门职务五年以上而富于著作者”，所谓“著名”已无客观标准，所谓“五年以上”亦无一定根据，倘有人只服务了四年或四年半则又奈何？所谓“富”于著作者，要有几本著作才算得“富”？如有某甲著了几十本可以覆甑的书，某乙著了一本不朽名作，算谁“富”呢？又有所谓“有专门研究为社会所公认而富于著作者”，所谓“公认”如何可用科学的方法表示出来？
B级中所定资格有“曾在国内外大学毕业者”，我们要知道虽同是“大学毕业者”，有美材，亦有饭桶！又有所谓“曾任编译工作二年以上而有独立之著作者”，所谓“独立”想是指独脚戏做出来的，但“独立”之著作有好有坏，也不能一概而论的。
最末是C级，章程中说“其他资格为C级”，大概未得到大学文凭未得到虚名的作家都要“请君入瓮”！
此外关于工作的分级及品质的分级亦有相类的毛病，例如列入A级工作中有所谓“关于艰深文稿之欧译”，试问“艰深”有何客观的标准？又如列入A级品质者有所谓“文字简洁而材料精确者”，所谓“简洁”又说得出什么一定客观的标准？
依此无从寻得客观标准的三条件，定出自每千字六元至二元共八级的报酬，又何从得到有标准的报酬？
记者以为行新法而有反响，算不了一回事，如果确有充分理由与根据的新法，应该排万难而坚持到底；否则殊应慎思密虑，勿作卤莽之更张。我们非反对科学管理法，但我们无法消除对于此次商务所定编译上科学管理法的疑问。
附言：此文脱稿后，闻商务当局已自动撤回工作新标准，我国正在提倡科学时代，“科学管理法”一伸头就缩进去，似是煞风景的事，但该项标准实不足称为“科学管理法”，故仍将此文发表，以明真相而供研究。
外交部情报司的说明与本刊的答复
去年十二月三日外交部情报司驻沪办事处主任杨惕予君到本社晤编者，承示一函如左：
径启者，查本月十六日第五卷第四十九期《生活》周刊《小言论》一栏载有《自觉与自贱》小评，根据海外访员自英通讯，批评我国驻欧使馆不挂牌子，平日不悬国旗等语。查按照国际惯例，使领馆门首均钉国徽，已足以代表国家，馆名标志本无悬挂之必要（惟领馆以侨民众多，便利接洽，多有悬挂名牌者，则仅为事实上之理由而已），至国旗亦仅于休假日纪念日及两国间或其他各国大典时悬挂，并非逐日悬挂。该报指摘各节，当系未明此项惯例之故，兹特将该周刊原文附寄一阅，应即由执事根据上述理由前往该报馆接洽，婉为说明，并请其量予声明更正为盼。此致杨先生惕予。外交部情报司启。十一月廿七日。
我们对于外交部情报司注意民间言论的美意，固甚敬佩，惟欲求明瞭究竟实情如何，特将此事专函本刊海外访员查复，兹接十二月廿八日驻英特约记者来函，据说我国驻外使馆法英德等国，门外并无国徽，仅日内瓦办事处有牌子并无国徽，我们的这位海外记者曾亲历以上各国，所言必属实情，则关于此事实情的本刊“情报”，与外交部情报司的“情报”谁属“未明”，似尚是一问题。据我们的海外记者所报告，外国报纸对中国之讪骂，及蜡人馆等对中国之诬蔑，而中国驻外的外交官往往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其态度盖与不愿在“领使馆门首”“均钉”“足以代表国家”的“国徽”出于同一心理，是亦望外交部情报司注意及之。
对于批评应有的态度
对于批评应有的态度，可分为两方面研究，一方面是批评者，一方面是受批评者。请先言第一方面，即批评者。记者以为就批评者方面言，有两点最为重要，一为动机要纯洁，二为是非要清楚。昔贤有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天下无绝对完全无疵的人，也无绝对完全无疵的事，如果存着吹毛求疵的态度来寻衅，吃饱饭专门骂人还来不及！所以批评者宜视所欲批评的问题与社会大众福利有何关系，其目标非对受批评的个人或一二事实的本身存何挑衅的意味，乃全因此人或此事有关社会大众福利而不能已于言。由此作出发点，则意在为社会造福，或为社会除害，其最终目的在此福之得以造成，或此害之得以除去。必有如此之纯洁的动机，方无愧于所谓“民众喉舌”，否则徒成其为私人的喉舌，或私党的喉舌而已，其成败纯属私人私党问题，与“民众”何与？故动机要纯洁，实为批评者宜注意的第一要点。
批评与谩骂不同，谩骂者可不顾是非，批评者则须顾到是非之分明；好像一架天平秤，一斤还你一斤，八两仍是八两；好像明镜一面，西施现出你是西施，嫫母现出你是嫫母。谩骂徒养成刻薄浮躁之风，而真正合理的批评则可使人养成冷静的头脑，缜密的心思，与辨明是非的能力。故是非要清楚，实为批评者宜注意的第二要点。
其次请就受批评者方面言，记者以为批评者是否出于诚意，只须一读完其文字内容，无论其措辞为和平为激烈，无有不跃然纸上而无可逃避者。受其批评者如觉其动机出于诚意，而所言复能搔着痒处者，则自当虚怀容纳，愈益奋励；即觉其动机不纯，苟其所言不无可取或不无可以节取之处，仍不必以人废言，但求其有裨于我之趋善改过，则亦有益而无损。倘发觉批评者全属无理取闹，则值得解释者不妨酌加说明以释群疑，不值得解释者尽可置之，听社会之公评。我国俗语谓“公道自在人心”，西谚亦谓“真理虽被压倒至地而终能升起”，无理取闹者决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目，自问无所愧怍者尽可处之坦然，不足计较。
此虽就个人地位言之，若处于为党国服务之职位者，则对于民间批评，在原理上亦有相通者在，而态度方面尤当注意者，则为在野之言论为民意之反映，虽无斧钺之权，实为众志所归，在当道者往往以有权在手，便可任意摧残，以为何求不得，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宜利导而不宜强压。当局者宜细察批评者所言内容之为正确与否。苟认为正确，则当局应在事实上予以改正的表示；苟认为错误，则当局应以文字予以解释，或辩驳，在党治之下，党报与党的宣传机关，即负有这样的责任。真理愈辩而愈明，民间即有所误会，其消除方法，莫善于说明，说明能启其思想，开其茅塞，而坚其信仰之心；莫愚于用武力压迫，或以盛气相凌，消极方面徒使全国暮气沉沉，民意无从表现，政轨何所遵循，积极方面反为真正反动者制造民间悒郁愤怨之心理，以为混乱之导火线，则又何苦？
《求学与任职合而为一》编者按
求学与任职合而为一 潘序伦韬奋我兄：久别殊念，想撰著工作甚忙也。弟所创设之立信会计夜校久蒙我兄热忱赞助，所设会计函授学校尤为我兄所建议督促提倡之产物，近颇现蒸蒸日上之象，素知吾兄对于敝校关垂甚切，敢将经过概况及弟对于敝校致力之点，掬要奉告，尚祈吾兄多予指教。
敝校自创办以来，招生已经七届；入学人数最初每届不过二三十人，最近一届竟增至一百数十人。敝校颇狭隘，不能尽容，因之被摈而去者尚多。学生中十之七八为各公司商店现任职员，彼等于任职余闲，不事游息，而愿来校受严厉之训练，繁重之课程，此真职业界可喜之现象也。且学生中年长至四五十岁者有之，现任职务月薪达百余元者有之，此种好学精神，尤称难得。在弟则总期于极短之时间，授诸生以充分之会计学识及经验。弟所致力之点：第一不使学生缺课，第二使学生多做习题，第三使学生多受考试。至于实施方法，对于应习课程及应做例题，视同商店内日常之簿记会计工作，今日应习之功课，应交之题卷，决不准学生迟至明日始行交到。试观各大公司焉有今日应行记毕之帐目而可迟至明日者？盖求学与任职必使其合而为一，方能使学生所得训练及经验切合实用，且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也。因念数年以来敝校卒业学生任事各处，对于职务都能胜任愉快，此不仅弟所自慰，想亦可告慰于吾兄者。至于敝校自上学期起，为图远道学生求学便利起见，增设函授科，又自本学期起为应各届初级卒业同学之要求，添设高级班，校务虽渐扩充，而弟对于原有施教方法，颇愿保持不改，未知吾兄以为如何？弟潘序伦拜上。二月一日。
编者按：序伦先生能于会计师职务百忙之中出其学识经验上所得以嘉惠有志进修之士，这当然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我们向来主张服务与进修应兼程并进，现在听他报告“此职业界可喜之现象”和他所主张“求学与任职必使其合而为一”之“实施方法”，尤获我心。我对此事有两点要提出来谈谈：（一）我并无意劝人都来进潘先生所办的这个学校，因为社会事业是于合作中要分工的，倘若社会上充满了“潘序伦”—会计师—和他的会计学高足，社会上当成何不了的现象？我不过说倘自省自己特性近于此途而有意研究此学的，这个学校有可供采择的价值而已。（二）我以为替有志进修者筹设便于他们进修的方法—例如夜校及函授学校—当尽量设法减轻他们在经济上的担负，此点在民穷财尽的中国尤其重要，也就是志在推广教育的好学校与志在牟利的野鸡学校之最大异点。潘先生设立此校之动机，我们原用不着怀疑，不过我们仍希望该校将来愈益发达之后，在可能范围内再尽量设法减轻学者在经济上的担负。
《关于〈孔部长与女同事〉》编者按
关于《孔部长与女同事》音青读大著《孔部长与女同事》一文，甚佩，惟在事实方面，略有不符，今就我多方调查所得，将其异同分述于左：（一）旧农矿部截至改组时所有女职员计科员五，办事员与书记官各二，共计九人，与大著所称“……农部原有的女职员十余人”，人数略有不符。（二）实业部成立，女职员中根据此次铨叙部甄别合格已领有证书请求照旧供职者仅三数人，但均与其他男职员一致请求，并无“百计运动加委”等情，结果亦尚称圆满，并未“全数惨败”。（三）在实业部成立后至发表正式委任时，隔时甚久，在此时期，农部某女职员以其芳名并不“香艳”，与男子类似，孔氏曾一度拟加委任，后悉为女职员，因而搁浅。此事与大著所提之趣事颇相似，惟男女互易，不知是否另为一事，抑为此事之误传？（四）实业部之委任官已于昨日（二月二日）正式发表，其中有旧农部女职员二人，大著之“……闻…孔孔氏立志不用女职员”中之“立志”两字，证之事实，似亦不符。
以上所言，均为可靠之事实，记之以告先生及读者，俾得正确之观念与消息，未有任何他意也。
编者按：我那篇文章是根据所得到的新闻做的，兹承音青君以就地多方调查所得的略有异同之情形见告，特刊布以饷读者。
《即可实现的夜商学院》编者按
即可实现的夜商学院 刘湛恩献岁履端，敬维笔政贤劳，清誉日著，为颂无量。敝校筹办中之夜商学院，前承阁下极力宣传，督促鼓吹，裨益进行，至深感激。现在圆明园路该院建筑工程已早开始，一俟落成，即可实现。募捐一节，收到三万圆左右，荷社会一致赞助，当亦不难募足五万之数。刻正草拟规章，厘订课程，暂时拟分三科：（一）大学科，（甲）凡系高中毕业升学者，毕业后给予大学文凭，得称商学士；（乙）凡系高中毕业同等程度来学者，毕业后给予大学文凭，不称学士。（二）专修科分银行，会计，保险，文书，普通商业等学科，凡初中毕业或有相当程度者均可入学。（三）特科，不限入学资格，按照程度，得随意选修。授课时间每日下午五时半至九时半，纳费按学分计算；务从低廉。以上诸端，均属草创规划，是否适合需要，尚希详为指导，俾有准循。其他一切办法，尤乞匡助，期能尽善。倘荷代在《生活》披露，集思广益，更为感激不尽。
编者按：我们看了这封信，劈头第一点要说的，是对于刘先生的热心毅力，不得不诚心诚意的表示其十二分的敬佩。“格索林”之称，刘先生真可当之而无愧！
我近来愈益深切的觉得，我们虽常听见教育名家（杜威博士即其一）高唱什么“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云云；倘照寻常办法，总使学生和社会生活隔离着专在校里闭户做书虫，一旦离学校而入社会服务，好像到了一个别一个世界里去，这实使教育与生活不相干，实含有绝大的无益的消耗。所以我对于现有的教育制度根本不免怀疑，以为要使死教育变成活教育，必设法使且学且做，且做且学；做与学，学与做，打成一片。由这个观点看去，夜大学的价值实在正式呆板的只教人一味做书虫的大学之上，因为这种夜大学是协助已在社会服务的青年壮年增进学识，是将做与学，学与做打成一片的一种地方。所以半工半读虽似乎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由这个观点看去，也未尝不是不幸中的幸事。
关于“规章”方面，能兼顾到“同等程度”“相当程度”，这是很合理的态度，至于“得称商学士”及“不称学士”云云，大概是碍于教育部注重文凭部令的缘故，其实我们只要求得实学就是了，“士”不“士”管他干吗？
误解与谅解
最近出版的第一卷第五期《新亚细亚》月刊里面有一篇长文，题为《南洋与中国革命》，记胡汉民氏自述随中山先生到南洋发动革命和筹款的情形，饶有趣味，记者特欲提出其中两件事来谈谈。第一件：同盟会成立后之第二年（民国纪元前六年）萍芗、醴陵的义举虽失败，而民气的激扬已不可复抑，中山先生认为时机不可失，一面派同志到各地分头发动，一面偕胡氏离东京赴安南进行。但一时盘费无着，幸有日人铃木仗义疏财，赠盘费万圆。先生拿二千圆交民报社作出版费，余款全作同志的路费。此事给章太炎知道，以为铃木赠万圆要全交给《民报》，被先生吞没了八千圆，大闹大吵，把挂在民报社的孙先生的照片撕下，下面批着“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后来孙先生派同志到日买军火，他竟乘机报复，多方破坏，大受其累。
第二件：孙先生偕胡氏抵安南河内后，即从华侨方面筹款，叫胡氏发出两个电报，有一个发给张静江，并说这两个电报发出一定有款来的。胡氏从未听见张名，便问先生这位张静江是什么人。先生答道：“他是一个很奇怪很豪爽的人，我有一回到欧洲去，在船上碰到了他，我们通候了一下，他就问我：‘你是主张革命的孙某吗？’我说‘我是孙某’，他听了很高兴，就很爽直的说：‘你是主张革命的，我也是很赞成革命的。我在法国做生意，赚了几万块钱，你发动革命时，我目前可拿五万圆来助你。打电报时依着ABCDE的次序，A字要一万圆，B字二万，E字五万’，我觉得这个人是个信实人，所以我就要试试这个密码灵不灵了。”胡氏依先生的话打了一个A字去，果有万圆汇来，后来用费不够，先生就说：“他是个很爽直的人，我们就打一个E字去吧”，又打了E字之后，果然连五万圆都汇来了。事后先生叫胡氏写一封长信给他，告明两广边地情形及此回发动之经过与今后之计划，张氏托人传语，说彼此心中明白，以后勿写长信，免误事机。
章氏为党内人而当时对孙先生竟有那样的误解，张氏当时和孙先生不过萍水相逢，却对他有这样彻底的谅解，这两种情形都似异乎常态，但张事不易逢，章事则往往不免，前者固大有裨益于事业之进行，后者苟由常人遇之，亦易于心灰意冷，阻碍进行，而孙先生独未闻因此而有所摧沮，误解尽管误解，阻挠尽管阻挠，他还是依着他的宗旨他的计划千弯百曲继续不断的向前做去。这是我们可注意的第一点。当时孙先生之受诬，是非似有混淆之痛，但时至今日，孙先生之坦白为国，谁犹猜疑？章氏之撕像狂批，徒贻笑柄，可见自问果属无他，心怀原为纯洁者，一时是非之混淆，不足计较，水落石出，终有其时，大可不必如韩退之所谓“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这是我们可注意的第二点。中山先生将离东京，盘费无着，临时始有人慨赠旅费，到安南后，发动革命需款孔亟，临时始打电报“试试”，可见只须打定宗旨，竭力规谋，随时随地设法促成，此中实含有不少冒险精神，渡一难关算一难关，渡两难关算两难关，节节遇难，节节克难，只知坐愁空虑，不想对付当前者，不足以语此。这是我们可注意的第三点。
最近到美的爱因斯坦
德国物理学与天文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以发明所谓“相对论”震动全球科学界，想诸君都已久闻其名，最近他应美国之请，往美作三个月之游，拟在柏色登那实业中学讲演（Pasadena系加利福尼亚州之一城），同时要费大部分时间在加州实业大学（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及在柏色登那之威尔逊山上天文台（Mt. Wilson Observatory）研究实验，该处天文台具有世界最大，口径一百英寸之望远镜，故特宜于科学家作重要的研究与实验工作。
爱因斯坦于本年一月间乘柏贞伦得号轮船（Belgenland）经巴拿马运河赴美。他生平怕出风头，怕见新闻记者，故行前打定主意在未到加利福尼亚以前，决不露脸，决不显身于大众之前，不料该轮经过纽约的时候，他竟受群众极热烈的欢迎，被许多新闻记者和摄影者寻着，大加包围，弄得他无处躲避，莫可如何，只好和他们周旋。他语人曰：“这些人（指新闻记者）像狼一样。他们里面每个都要咬我一口！”但他虽拚命的要远避新闻记者，既已会晤，却又诙谐百出，令人绝倒。许多新闻记者包围着他，你问一句，我问一句，好像开花炮同时俱射，这位科学家虽现着一面孔惊奇之色，却很和蔼谦抑的无问不答。爱因斯坦所说的几乎全是德国话，所以除许多新闻记者扰个不清外，还有许多人做翻译，把两方面的话译来译去，更加忙得不亦乐乎。有一位新闻记者问他在事前曾否预料到这次与新闻记者晤谈有如此的麻烦，他回答说：“我从不想到将来，将来不久就要快来的。”在此长时间的晤谈里，当各记者的问句纷至沓来的时候，有一次爱因斯坦笑起来说道：“每只牛只能给某一定分量的牛奶。”
许多摄影者跟他到船面甲板上去替他摄影，他在一九二一年曾来美，相隔十年，景象又异，所以到船面时即走近栏杆，观看世界闻名矗插云际的纽约高楼，而许多新闻记者和摄影者又于顷刻间把他一重一重的包围起来，使他完全看不见岸上的东西，此时适有一位新闻记者问他道：“到美国你觉得愉快吗？”他有意和这位记者开玩笑，回答他道：“倘若我看得见，我要觉得很愉快。”盖因大家把他围得紧紧的，他对外面全看不见也。
他们摄他的影，他很愿意的让他们摄。有一位摄影者起劲得忘形，大声喊道：“喂！老兄！向这边一些！”他一点儿也不以为意。他不但不以为意，而且和他们开了一次玩笑，有一次他位置端正得好好的，各摄影者都正在要摄的当儿，他老先生拔起脚来向后转，大笑一番。不过他有一件事却使摄影者感觉便利，就是无时不是笑嘻嘻的，摄影者从不必叫他笑。
爱因斯坦喜穿常服，最怕穿礼服，就是遇着大宴会或重要的聚会，他还是穿着常服去。有时他还要说句笑话：“我要在衣上贴一张条子，写着‘这套衣服是刚才刷过的’。”
西人常谓知夫莫若妇，有位女新闻记者施蕾女士（MissEvelyn Seeley）因特约爱因斯坦的夫人爱尔萨女士（FrauElsa）谈话，爱尔萨承认她不了解“相对论”，但却说她能了解爱因斯坦，并笑着这样的说道：“做这个人的妻子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他的癖气是很固执的，他是很坚执己见的，他又像个小孩子，你要管理他的。但是我却须不让他知道我是在管理他。倘若给他知道，又缠扰不清。”
听说爱尔萨女士很用心的照料这位物理学家的物质方面的生存。她要注意他吃得适当，凡是他所吃的菜都是她亲手特制的。她要注意他得到足够的睡眠，足够的运动，足够的休养。她要尽女主人的职务（指对宾客言），招待他的朋友，想法敷衍他所不愿见的朋友，使他们不至烦扰及他。她还有一件时常要做的职务，就是使他能够独自一人作静寂的思索研究，当他思索研究的当儿，她常须捏手蹑足毫无声息的走进去，又捏手蹑足毫无声息的走出来，使他丝毫不受惊扰，若在无人之境。
最困难的她是要这样照顾他，而同时却须使他觉得仍是自由，所以她说：“这种种事情，我都要做得使他觉得仍是自由”。她并承认，做爱因斯坦的夫人是要全副精神的一种职务。她并因此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因来不及顾到而丢开。在十年前她未嫁给他的时候，她喜欢音乐和文学，并喜欢社会服务，但现在却没有工夫顾到这些。她很自豪的对施蕾女士说道：“他就是我的生命。他值得我这样重他。他是我的唯一重要的人。和这样一个科学家同过的生活有许多辛苦的事情，但也有许多使人兴奋和感觉超绝尘寰的事情。”
几句不愿说的话
近来常承热心读者把别人诬蔑本刊以及记者个人的文字或谈话见告，非常感谢。我深信止谤莫如自修，本不想有所声辩，惟承读者好意，殷殷垂询，难于遍复，敬略陈事实，以明真相。第一件是关于本刊最近的加价，由每年一圆二角加至一圆五角，加了四分之一。此事理由很简单：去年七月间每令报纸价在五圆左右，今年一月间涨至每令六圆半左右，所增几近三分之一，这是上海市价实情，可以查问，不是可以随意捏造的。本刊不得已而加价，诚不胜其歉仄，但纸价几增三分之一，而报价仅增四分之一（况文字篇幅更扩充一全页地位，在二月以前订阅者价目照旧），在本刊仍觉苦于维持，乃犹有人表示不满，甚至大骂韬奋个人藉此发财，未免冤哉枉也！上海书业因纸价增高，于去年六月即已通告加价。沪上各日报最近亦通告加价。此为事实上之困难，诚属无可如何者。第二件是有人误认本刊为韬奋的私产，想象本刊发达，以为我个人必大发其财，乃大肆攻击，其实我不过为本刊雇工之一，除应拿的呆定的薪水之外，一文钱不能多取。按月有董事会查帐员查帐，每年有潘序伦会计师审查预算决算。《生活》的发达和韬奋个人的发财实不生关系。我不过承创办者之信任，将本刊交我全权负责办理而已。第三件是承读者为本刊担心，怕本刊经不起攻击而至于消灭。记者以为如攻击者所说的话而确实，本刊便无存在的价值，尽可任其消灭，毫不足惜，否则我们但求无所愧怍，一时毁誉不足计较。我个人更无患得患失之心；我目前日夜聚精会神处心积虑于生活周刊社的业务，不过吃一碗苦饭，不办本刊而干别的事，也不过吃一碗苦饭。我不想富，不想贵，本来是穷苦的无名小卒，死去时也只愿是个穷苦的无名小卒，有得为本刊干时，便尽我心力公正无私不避嫌怨的干，干到没得干或不许干时，我坦然欣然滚蛋就是了。第四件，我好管闲事，喜欢说老实话，又缺少涵养工夫，下笔时每不能自敛锋芒，故私怨虽无，而因公招怨不少，近来更发觉因退稿一事而又不免招怨。我时常为本刊搜求有精彩的好材料，诚心诚意拉有思想的朋友为本刊做文章，这是许多朋友所知道的，好材料正恐求之不可得，决无任意割爱之理。但我取稿向采严格态度，虽对我所敬佩的师友亦然；取稿凭质不凭名，虽有大名鼎鼎的文稿赐下，倘拜读之后觉得太专门，太枯燥，或太冗长，不适于本刊之用者，也不客气的婉谢，或说明未拟刊布的理由以求曲恕，虽蒙贤明者原谅，而心胸褊狭者便大不高兴，最近甚至有一位颇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因此到处造谣，诬本刊为另有什么组织，决不用外人投稿云云，其实本刊全由韬奋一个人负全责主持，绝无其他什么组织，其选稿目光如何是另一问题，但本刊既不幸由我这样学识浅陋的人主持，我职责所在，对于发刊的稿件自不得不负责任，当然须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须以文字内容有精彩为前提，不应以情面而敷衍。但因此开罪于人者实已不少。我既不忍以我所爱护的《生活》为敷衍情面的牺牲品，只得听人诬蔑，诬蔑果有大效，至多使《生活》“疾终正寝”罢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若我以《生活》篇幅敷衍情面，则《生活》不难成为上海人所谓“垃圾马车”，虽生犹死，不如“疾终正寝”来得爽快。我因为对此点看得很透，所以决意：与其敷衍，不如不办；如其要办，决不敷衍。我以后还是要坚持一向的严格态度办下去，能坚持到几时即坚持到几时。我在本刊并无靠山，合则留不合则去，创办者随时可以叫我卷铺盖。但我在职一日，必努力一日，宁愿卷铺盖，决不肯昧着天良敷衍。
上面说了许多废话，和读者并无多大关系，本不愿以此糟蹋本刊可贵的篇幅，惟以读者来函报告及垂念者之多，拳拳盛意，不胜感愧，故不得不乘此机会略加申述，万分歉疚，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我生平最恨伈伈伣伣吞吞吐吐的行为，喜欢想什么说什么，凡我师友，类能知之，我现在既如此赤裸裸的说了一顿，以后倘再有关于此类的诬蔑，信否由人，我不愿再噜苏；倘再承读者见告，俾我得增广见闻，固所心感，但请恕我不再作无谓的辩明，一切听诸社会公评，或俟诸将来之水落石出，至于记者个人之得失荣辱去留更不成问题，此篇之不惮喋喋，仍着眼为《生活》说几句话。二十，二，十五。
《一条捷径》编者附言
一条捷径 帝巳阅一月三十一日《生活信箱》，载有张固殿君为未来关系，提出三个条件，诚恳地要求先生指示方法，而先生认为个人问题，没有大家通用的公式，瞻前顾后，亦未得到一个好法子。当晚近时代，同此病者，人山人海，若不精心救济，则大家安宁，在在堪虞。鄙人亦酷似张君经过，到了现在，进退维谷。昨天晚上忽然的想着一条捷径，除讨妾，征求女友，追求，三者之外，尚有雇佣之一方法。于法律上，未受何等制限；于服务上，有顺从而无拂逆；于性的问题，其则一。既可以特地的选择，复可以自由的留去。以性质上而论，类似妾媵，而无触法令，较之被动性的征求女友，更觉安全，尤不用着追求之三要素。老妻方面，离与不离，都不成问题。且雇佣一事，大家皆有可能性的，加之有益而无损，可讲是大家通用的公式呢。鄙人拟依此方式，广告大家，使同病者得享安宁之乐。善欤劣欤？尚须质诸韬奋、固殿两先生。静候裁答。
我初看到这封信，以为是作者说笑话，但看作者在信里好像说得津津有味，大有眉飞色舞之概，一则曰，“于法律上未受何等制限”，再则曰“有顺从而无拂逆”，三则曰“有益而无损”，大有成竹在胸，势在必行之势！现在别的不说，姑就法律上举几点帝巳君认为“未受何等制限”的几条“制限”如下：（一）《刑法》第十五章妨害风化罪第二百四十条，强奸罪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二）同条，奸淫未满十六岁之女子，以强奸论。（三）同条，犯强奸罪，因而致被害人羞忿自杀，或意图自杀而致重伤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四）第二百五十六条，有夫之妇与人通奸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五）第二十五章《妨害自由罪》第三百十五条，意图使妇女奸淫而略诱之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即舍法律不论，“老妻”非木偶，未必醋海之不兴波；雇佣非轻贱，何得以娼妓相待？安所见而可以“特地的选择”？安所见而“复可以自由的留去”？更安所见而断为“有益而无损”？恐“安宁之乐”未享，铁窗风味先尝，至于人格堕地，脸面无存，尤大有其“可能性”！这种撒烂污办法是自寻苦吃的“一条捷径”。编 者
为洪深君被拘事感言
专研戏剧学的洪深君为友人所牵累而吃官司，被巡捕房扣留一夜，本刊上期《每周大事记》中已志其梗概。此事洪君态度坦白，投案自首，现法院虽尚在侦查中，不久当可水落石出。据洪君对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检察官之供词，谓“被告对于戏剧素有研究，社会上亦略有声望，故时有学校来聘为董事校长，我均拒绝，惟对于戏剧学校，则允许之……去夏田汉与数友人欲组织一现代学艺研究所，叫我担任所长，以为号召，吾因情面难却，允之，惟声明不负任何责任”。又据潘公展君到庭所述之证言，谓“此事发动于去年暑假将满，各学校准备开学之际，因见报纸登载现代学艺研究所招生广告，所长署名洪深，我与洪素有友谊，特向劝告，洪云渠由友人强挽帮忙，只任名义，不负责任”。
洪君为热心提倡戏剧与出于友谊而遭此意外之虚惊，我们愿敬致其慰藉，惟此事大可给与吾人以一种教训者，即既任名义，即负有相当责任，既不愿负任何责任，即不应以名义借人号召。一人的名字在社会上能有相当的号召力，必因此人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信用，故既允借人以名义，至少应负的责任，是以其个人已得于社会的信用，保证取其名义者之亦可信用。这样说来，以名义借人者，不但对自己负有责任，对社会亦负有责任，安得谓为“只任名义，不负责任”？
就别一方面研究，不问本身是否值得信用而专欲利用已有信用者之名义以为号召，则对于“信用”之特质亦不免误会。“信用”之可贵即靠有可以令人信用之实质，若徒窃其名而无其实，一旦暴露，信用立即扫地，不但不能利用曾有信用者之名义而挽回“扫地”，也许并牵累此曾有信用者之名义而一同下水。“信用”之为物，是别人觉得你有信用而给你的，不是你所固有的；一旦觉得你的信用靠不住，便可随时收回对于你的信用。我们倘明白“信用”有这样的特质，便不至滥用“信用”。
无形的考试
我们在学校求学的时候，大家都经过所谓考试：自《考试院》成立后，迭颁各种考试规程；社会上用人的机关，亦渐多采用公开的招考：凡此种种都可说是具有形式的考试。除此有形的考试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考试。这种无形考试的时期是做到老考到老，死的时候才是停考的时候；这种无形考试的题目是做完一个又来一个，做到死还做不完。我们对于这种无形的考试也须有一种拿得稳的正确态度，然后才能成竹在胸，镇定对付。
无形的考试虽然无形，但是我们倘若要有相当的成绩，须用点脑子替自己定一个适当的范围，在此范围内作尽量的努力。大才小用固然可惜，小才大用也要糟糕。我们一方面要彻底明瞭人不是万能的，一方面要彻底明瞭世上的事业是无穷尽的，我们倘以有限的精神才力而昏骛于不甚相当的多种事务，捉襟见肘，疲于奔命，不如就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及，聚精会神的干一件可以干的事业，加以充分工夫，持以恒心毅力，滴水不辍，可以断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本考试卷子必有可观。据纽约电传，某广告公司邀请世界著名滑稽电影明星卓别灵演说，每刻钟愿出五千金镑，且不限其演说题材，卓别灵说：“卓别灵是买不动的，我的表现工具是做戏，不是演说。”这种精神，便是他在自己所特创的滑稽电影剧的艺术上成绩特优的重要原因。若只会做戏而偏要演说，便决不会有好卷子。
有形考试的时间短的二三小时，长的也不过几天分开来考，这样几小时或几天的工夫，考者比较的尚易于忍耐得下。无形的考试—尤其是定了范围有了目标以后—少则数十年，多则终身尽瘁于此，这样长久的考试期间，不但需要充分的奋斗能力，并且需要充分的忍耐工夫。在此长时间内，没有充分的奋斗能力，固然不能振作有为，虽能奋斗而没有忍耐的决心，则一遇挫折，即急流勇退，或虽至二次三次以至多次的前进，而终于发生灰心悲观消极颓废等等病症，还是要考得一塌糊涂，甚至有人索性自杀—这就是逃考。考卷要好是要做的，逃考当然做不出好卷子来。孙中山先生最足令人佩服的地方便是他永远“考”不倒，他为中国民族自由平等奋斗了四十年，其中经过十次大失败，无数次的小失败，在在都有使他丢掉考卷或逃考的机会，但他总是硬着头皮应“考”，末了他还觉得自己的考卷未曾做完，交给后来的同志做下去。四十年做一本卷子还没有做完，性急的朋友往往并未曾做，或做而未得力，或虽得力而仅知奋斗不知忍耐，奋斗愈激，因缺乏忍耐力而更易趋入悲观，经不起长时期的考试。无形的考试非经长时期决不会有好成绩的，既经不起长时期的考试，考得不好，怨谁？
最后还有一点：有形的考试不过把已准备好的成绩表现出来，无形的考试不仅表现已准备好的成绩，同时还能随时随地在“考试”中得到经验，增富自己的能力。故在无形的考试中，学习和“考试”可以说是同时并进的。
记查良钊君谈陕灾事
自十九年春协助朱庆澜君为救济陕灾辛勤奔走之查良钊君，于二月二十五日抵沪后，记者承他见访，亲述关于陕灾惨状及办赈救济情形，并谈及他自己在陕查灾时被绑匪绑去之经过。查君谓灾区之凄惨情状，远方闻之，尚多隔膜，苟亲见惨状之凄酷，未有不为之酸鼻下泪者，三载亢旱，饥寒交迫，手臂手指小腿或脚部冷断者随处可见，查君言时出示在陕所摄相片，见有儿童数人仅穿单薄短衣，裸其下体，下腿已被冷断，哭丧着脸匍匐在旷地上爬着！天灾他国或亦不免，但全国上下对于救灾急难之颟顸若我国者殊不多见。此断腿匍匐哀苦无告者固中华民国之国民，我们所称为同胞者，凄惨酷烈，岂似人世！
查君现任华北慈善联合会干事长，朱庆澜君即该会委员长。两君去岁一年之中，三次入陕，不辞劳苦，亲往各灾区查灾放赈，急赈三圆钱可救一命，在各灾区设妇女收容所，灾童收容所，养老所，冬赈粥厂，施舍棉衣。例如陕西扶风县杏林镇附近，为最重灾区之一，人民死亡过半，经在津热心同胞劝募专款托朱君等在该镇添设粥厂，于年前十二月十五日成立，就食饥民有五千二百余人，经费月需五千余圆，该处灾民，感德不尽，这样看来，他们的伙食，每月每人约仅合到一圆，有饭吃而尚要闹阔闹苦者，请看此仅求薄粥而不可得的苦难同胞！
查君谓到南方来看见我们可得随意用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真是幸福，在陕得水是一件千辛万苦之事，故振兴水利为救济陕灾根本办法之一，现朱、查诸君正与华洋义赈会合作，约地质矿学及水利专家，视察泾河、渭河流域，准备引水计划，兴水利以弭旱荒。记者语查君，谓朱庆澜君辞监察委员之新命，情愿献身陕赈，无暇作官，及君不辞劳苦，同为苦难同胞救命，此种精神实足令人敬佩。按查君曾留学美国，做过北平师大教授及河南教育厅长，今肯吃苦为同胞干这样苦事，享福派的留学生见之应当愧死！记者与查君素昧生平，无所阿好，惟觉不知自己私利但知为同胞服务的精神甚可珍贵，故愿郑重表而出之，以告国人。
查君去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陕查灾至岐山县五丈原，被土匪七八人绑去，索赎五万圆，赈款捐募不易，当然无力及此，幸土匪以查君非本地人，接洽需时，故最初除催他屡次作信外，于他身体尚无酷刑，惟匪徒至五丈原附近数十里村镇拉票牵牛，爬岭翻沟，皆须同往，备极辛苦，但查君反藉此得目睹土匪之惨酷与匪区乡民之痛苦。据说曾见土匪将肉票倒悬，用梭标铁尖烧红向赤身乱搅，使身上滴出油来，其惨状实非言语所能形容，查君见此，痛心彻骨，掩目不忍复视，而土匪则谈笑自若，人心何以残忍至此，真不可解！查君身陷匪窟共八十一日，后来匪见仍无款来，已开始不客气，幸最后该匪忽被更强之匪所绑，查良钊这张肉票乃移交过去，幸而后来的匪不以拉绑办赈人员为然，查君乃庆更生，于十一月十日出险至西安，满目胡须，无复人形，附图即查君当日自匪窟回至西安会所下车后的摄影。我慰查君曰：“为同胞尽瘁遭难，即死无憾！今君幸得生还，得为他们再多做些工作，自更可庆。”二十，二，廿八。
《生活》周刊第6卷第13期编后随笔
记者生平有一件聊可自慰的小事情，便是差不多一年到底没有一天被病魔困倒，但在最近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居然替自己造了一个新纪录——接连生了七天的病。虽日在“热昏国”中过日子，因职务一时难于觅人代理，只得尽力对“热昏国”的恶魔作“非武力抵抗”，遇着热昏程度较低时，还只得挣扎着硬干。但在这样挣扎着硬干的时候，却感觉有一点和平日大异，便是对于工作可谓丝毫不发生兴趣，只有勉尽义务的意思。俗语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我这个不幸陷入“热昏国”的和尚虽仍勉强拉绳撞钟，心里实在觉得没有趣味，不过既做了和尚，不得不硬着头皮撞几下。我于此乃愈益深感生理与心理的关系。仅就工作言，则愈益感觉工作的兴趣乃至效率，与生理方面的健康实有极密切的关系。做不适个性的工作固然不能发生兴趣，但常在“热昏国”里钻出钻进的人，即身体常在不健康状态中的人，恐怕对于任何工作都难发生兴趣，因为他的个性就只适于生病！
病中承几位好友来慰问，老友仰弇谈起现在培植子女之不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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