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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乔伊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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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艺术家画像试读：

译者序

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904年在都柏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1914年完稿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历时10年。他于1904年1月7日，在他母亲逝世之后4个月起意写一个自我画像。在都柏林刚筹建的杂志《达那》编辑们的怂恿之下，他在妹妹梅布尔的笔记本里急就了一篇叙述性的散文，题为《艺术家画像》。在这篇散文作品中，乔伊斯采用了他原先写成的所谓的“颖悟性速写”（epiphany)，大致勾勒了一个故事，并声言要在散文中用“流动的现在时”表述过去，以充分体现“情感的跌宕”。

他将书稿寄给《达那》杂志，遭拒绝。不久，他便开始重写一部自然主义的长篇小说，题为《斯蒂芬英雄》。乔伊斯是在1904年2月2日22岁生日那天开始写作《斯蒂芬英雄》的。他想以此向《达那》杂志编辑们表明，“在描写我自己的作品中，我有一个比他们漫无目的的讨论更有兴趣的题材”。他对弟弟斯坦尼斯拉斯·乔伊斯说，这部小说将是自传性的，讽喻性的。在小说中，乔伊斯描写了许多熟识的朋友和天主教耶稣会修士。书名《斯蒂芬英雄》本身就含有讽刺的意义。1904年4月，他完成了11章，一年多以后，他写到25章时（差不多是他计划创作的一半)，感到文思枯竭，转而写作《都柏林人》和准备《室内乐》的出版事宜。现在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手稿始于16章中间部分而在第26章中间部分戛然中止。在《斯蒂芬英雄》中，乔伊斯对他的技巧“颖悟性速写”作了一个界定，认为它是一种“无论是在语言或是在手势的粗俗性中还是在心灵本身一个值得铭记的闪念中突发性的精神的表现”。文艺评论家西奥多·斯潘塞认为，与其说乔伊斯的颖悟性的速写是戏剧性的，还不如说是抒情性的，这与作品主人公关于文学形式的观点是一致的。哈佛大学教授哈利·列文认为，乔伊斯运用令人头晕目眩的转换场景和思维的流动的手法实质上是试图创造一种宗教式启示的替代物。

1904年，乔伊斯出国远游巴黎、苏黎世和的里雅斯特等地。在这期间，他将《斯蒂芬英雄》改写为《青年艺术家画像》，在《青年艺术家画像》中保留了许多前者的人物和事件。《青年艺术家画像》自1914年2月至1915年9月在伦敦《利己主义者》杂志上连载，1916年在纽约首次出版。

意象派诗歌创始人埃兹拉·庞德在1915年9月读了《青年艺术家画像》之后给詹姆斯·乔伊斯写信说：“我认为这本书与福楼拜、司汤达的作品一样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他认为，乔伊斯的文体清澈而简约，没有堆砌无用的词汇和句子。在另一篇发表在《利己主义者》杂志1917年2月号的文章中，他指出，乔伊斯的小说将永远成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他说，他不可能就乔伊斯和任何英国或爱尔兰作家做一比较，因为他与其他的英国或爱尔兰作家太不同了。

虽然H·G·威尔士并不赞同乔伊斯在小说创作中的试验，但他还是认为《青年艺术家画像》将与《格列佛游记》一样成为文学的一大成就。他说，和世界上其他最好的文学作品一样，这是一部教育的小说；它是迄今为止所有作品中最生动、最令人信服地描述了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孩子成长的故事的小说。

一

乔伊斯在《青年艺术家画像》扉页引用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里的话：Et ignotas animum dimittit in artes（用心灵以使艺术黯然失色)。在这里，乔伊斯试图用新柏拉图主义的理念，创造

一

...longumque perosus

exsilium，tractusque soli natalis amore　...（在太漫长的流放中

德达罗斯思念故土)

艺术家的自我流放和对精神家园的思念更增加了这种乔伊斯式的悲剧效果。乔伊斯式的悲剧风格每每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为生与死所困扰，而斯蒂芬则在严峻的天主教教规与世俗的享乐和艺术之间犹豫不决。他最终呼道：

老父，你这老巧匠给我以帮助吧。

这一吁请让人想起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呼吁：“父啊，你为什么这般遗弃我！”

伊卡洛斯的坠落（fall)在《青年艺术家画像》中几乎具有一种预言的威力。fall既预示亚当夏娃的坠落，又预示不想再侍候上帝的早晨之星路济弗尔堕落成撒旦——天使的堕落；既预示伊卡洛斯的堕落，又预言斯蒂芬的堕落和对天主教的反叛，也预言雪莱的“形单影只，成年漂泊”和纳什的“光明从空中坠落”。“星星陨灭了，细腻的星尘尘埃在宇宙间掉坠下来。”这《旧约·以赛亚书》中的fall的形象贯穿在《青年艺术家画像》之中。

另一贯穿整部小说的形象便是metamorphoses（变形)。从斯蒂芬到伊卡洛斯，从路济弗尔到撒旦，从象牙塔到E—C到海鸟姑娘，从E—C到贫民区妓女的变形，其主调都是堕落。

乔伊斯在fall和metamorphoses之间描写了一个从小经受天主教传统教育、在冷峻的天主教耶稣会修士们布道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的心灵历程。《青年艺术家画像》是一部艺术小说（Kunstlerroman)，又是一部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它和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勃特勒的《众生之路》、吉辛的《新格鲁勃街》、托马斯·哈代的《心爱的》、德莱塞的《天才》、诺里斯的《范多弗与兽性》、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司汤达的《亨利·勃吕拉传》一样，是描写青年、描写艺术家成长的小说。在小说中，多愁善感的、内向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艺术家是主角，是堂吉诃德式的英雄。艺术家青春时期的忧郁、感伤、困惑和感悟便是小说的主题。斯蒂芬关注的是纯美学和阿奎那的论述。他的心灵在与都柏林社会、天主教、式微的家庭的冲突中成熟起来。可以这么说，这部关于艺术家成长故事的艺术小说就是一部描述宗教与世俗、自我抑制与激情、肉欲与理智、艺术与生活冲突的作品。乔伊斯在这部小说中描写的不是“一位艺术家”，而是带有定冠词的“艺术家”，正如W·Y·廷达尔所指出的，这表明乔伊斯描写的是一个特别的、也许含有讽刺含义的一类人的画像。这个艺术家就是斯蒂芬英雄类的人，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一个人。斯蒂芬意味着殉道者、巧匠、流放者、希伯来、基督教、希腊和傲慢的罪人。

二

无论斯蒂芬在家时，还是在克朗哥斯公学、贝尔维迪尔公学或在都柏林大学学院，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时而明确时而朦胧地寻觅真正的自我，寻觅自己的归属。斯蒂芬摒弃了污秽的、愚蠢的、尔虞我诈的环境，飞越出式微的家庭、虚荣的父亲、呆板信教的母亲、“吞食自己生养的小猪的”民族、严峻的冷漠的天主教教会的网去寻找自我的。斯蒂芬怀疑自己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是一种神秘的领养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血缘的关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兄弟姐妹的确切数字。

他是一个学究式的、自恋的唯我主义者，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叛逆者。他与都柏林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有一种弥漫整个身心的孤独感。孤独感正是敏感的艺术家的显著特征之一。乔伊斯在小说开首就写道：

从前，在一个很美妙的时刻，有一头哞哞母牛在路上踽踽而行，这头哞哞母牛在路上彳亍而行时遇见了一个名叫小杜鹃的可爱的小孩儿。

斯蒂芬一降生就生活在异类的环境里。小杜鹃这称呼，对斯蒂芬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了。雌杜鹃每每将蛋下在别类鸟的巢里。这注定了斯蒂芬作为艺术家的孤独的人生。

斯蒂芬在克朗哥斯公学遭受教导主任多兰神父的鞭笞是艺术家的自我第一次与权威发生了冲突。他打碎了眼镜，阿纳尔神父允许他可以不用读书，而多兰神父却诬蔑他为“懒惰的小骗子”。这是不公正而残酷的。艺术家要去跟院长说，他被错误地体罚了。他想，像这样告发冤枉的事在历史上有人干过，那是伟人。他于是饭后散步时不是踅向走廊，而是爬上右边通向城堡的楼梯，鼓足了勇气去找教区长。于是，艺术家成了伟人，成了乔伊斯式的孤独的英雄。他认为，他的命运是要躲避任何社会性的或宗教性的派别。他注定要与众不同地领会他自己的智慧，或者在世界的各种陷阱中周旋，自己来领会别人的智慧。

甚至当他16岁躺在妓女的怀中，他仍然是孤傲的，紧紧抓住他的自我不放。在乔伊斯的自然主义的描述中给人一种疏离感，在男女的接触中似乎有一种巨大的不可逾越的藩篱横亘在他们之间。

他默默地呆立在房间中央，她走上前来快活地正经八百地一把抱住他。她那滚圆的手臂将他搂在怀里，他一见她的正经而娴静的脸庞贴向他，一感觉到她温热的乳房平静地在身上摩挲，他遽然歇斯底里地嘤泣起来。愉悦和释然的眼泪在他的快乐的眼睛里闪烁，他张开了嘴唇，但并不想说话。

她用她那丁零当啷的手抚摸他的头发，叫他小无赖。

吻我，她说。

他不愿躬身去吻她。他只想紧紧地偎在她的怀中，被轻轻地、轻轻地、轻轻地抚摩。在她的怀抱之中他突然变得强大、无畏而充满自信。但他不愿躬下身子去吻她。

她霍地一伸手将他的头压下来，她的嘴唇与他的嘴唇紧紧贴在了一起，从她那毕露的抬起的眼睛里他颖悟到她所有动作的含意。这对于他太过分了。

桀骜不驯的艺术家孤独的自我的另一面就是异端。他所信奉的思想与世俗迥异。他崇尚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认为丁尼生只是一位韵律家，而最伟大的诗人是拜伦。但在都柏林庸俗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看来，拜伦纯粹是个异端，“一个不道德的人”。斯蒂芬第一次因为坚信自己的异端思想而挨了一顿揍。即使斯蒂芬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同学从沟里操起一根长长的白菜帮子扔在他身上，用手杖猛揍他的腿，赫伦严词要求他承认拜伦不好，艺术家仍然是一个断然的“不”。

由于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斯蒂芬在同学的眼中无异于一个“魔鬼”。同学达文对斯蒂芬说：“你真是一个可怕的人，总是孤独一个人。你完全脱离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你是一个生来就对一切冷嘲热讽的人。”但艺术家却认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人生创造了我，我只是说出了一个真实的我而已。”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蒂芬作为艺术家的最后归属是由一位无知的教导主任肯定的。

教导主任问：“你是一位艺术家，是吗，德达罗斯先生？艺术家的目标就是创造美。”

斯蒂芬说：“只要视觉能理解它——我是说美学理解——那它就是美的。”

斯蒂芬对同样无知的同学林奇阐述美与艺术时，艺术家的自我达到最高峰，一个完整的新柏拉图主义、阿奎那思想的信徒便塑造完成了。斯蒂芬认为：“艺术是人为了审美目的对可觉察的或可理解的事物的处置。根据阿奎那，对令人愉悦的东西的颖悟就是美。美需要

三

关于艺术形式，他认为：“你会发现艺术分为三种形式：抒情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艺术家以与自己最直接的关系来创造形象；史诗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艺术家以与自己和其他人间接的关系来创造形象；戏剧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艺术家以与其他人最直接的关系来创造形象。”

乔伊斯有意安排艺术家在阐释自己关于美与艺术的观点时，他的听者是无知之徒，这使艺术家英雄的孤独感达到了极致。于是，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作为异端分子、作为英雄、作为流放者的英雄的艺术形象。

三

对乔伊斯来说，女人具有一种神秘的福楼拜式的神的力量。女人与创造和艺术密不可分。对斯蒂芬来说，艺术家无异于创世主。但神这个词只有在圣母马利亚想像力的子宫里才被肉化，也即是具象化。埃玛成了斯蒂芬的圣母马利亚，既是他的母亲又是他的女友。被意象化的或被神化的女人——无论是玫瑰、鸟、处女想像力的子宫还是圣母马利亚——都蕴涵着斯蒂芬的愿望和作为艺术家的创造力。乔伊斯甚至将“灵魂”也女性化。拉丁词mulier（女人)对于斯蒂芬来说，具有柔和的美和令人沉醉的魅力。

在小说出色地描述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开头部分，在朦胧的孩提对一个完整的微观世界的印象中，斯蒂芬对住在7号的万斯家的艾琳有好感。“他长大后要娶艾琳做妻子”。但结果是灾难性的。他妈要他道歉，老鹰要飞来啄走他的眼睛。斯蒂芬无法接近她，因为她是新教徒，新教徒总是讪笑圣母马利亚启应祷文。但他还是要钟情于那一双又长又白的手，那手长长的，白皙而细瘦，那冰凉而洁白的东西就是象牙塔的含意。

有一天，他站在她身边，手放在口袋里。她将手伸进了他的口袋，他感觉到她的手多么冰凉、多么纤细、多么柔软。她陡然缩回手，咯咯大笑着沿着小道的坡路撒腿跑开去。她的金发在脑后随风飘拂起来，犹如阳光下的金子。这是斯蒂芬第一次对男女接触的温柔的感觉。斯蒂芬在这种接触中总有一种未完成的惆怅。

在经受了自我与权威的冲突之后，在斯蒂芬的梦幻中出现了阴郁的复仇者的形象。这形象代表他童年时听说与感觉到的怪异与可怕的一切。复仇的基督山伯爵的出现表明斯蒂芬心灵中孕育了反叛耶稣会教士、反叛教会教育的种子。而这种反叛的种子是与“美茜蒂丝光辉灿烂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与盛开玫瑰的院子联系在一起。但复仇者与女人的最终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美茜蒂丝嫁给了别人。在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中，复仇者终于作了一个忧郁的、傲慢的婉拒的手势说：“夫人，我从不吃麝香葡萄。”他拒绝了女人的和解而成为英雄。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是又一次完成的性。

在清澈的冬夜，斯蒂芬和埃玛在末班马车的踏板上聊天。斯蒂芬立在高一级的踏板上，埃玛站在低一级的踏板上。谈话间，她多次蹬到高一级的踏板上来，然后又蹦下去，有那么一两次她待在他的身旁忘了站下去了。后来还是踩下去了。要是她一直待在他身旁该有多好！该有多好！但是，埃玛最终还是成了他赋写的维拉涅拉诗中的妖妇。“她成了她的国家女性的一个形象，具有一颗蝙蝠般的灵魂，只有在黑暗、神秘与孤独之中才有活力。”斯蒂芬和她成了陌路人，在图书馆台阶上他也没有向她招呼。她一面玩弄着爱尔兰语短语词典，一面和莫兰神父调情。斯蒂芬面对的是另一场失败的令人惆怅的思念。“让她去和神父调情，让她去和那教会逗乐吧，那教会不过是基督教厨娘而已。”

斯蒂芬对女人的崇拜表现在他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上。在他的心目中，圣母马利亚并不是神，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一旦他真的想弃恶从善，一旦他真的想忏悔，那么，那令他感动不已的冲动便是希望成为她的骑士。”

乔伊斯式的艺术家英雄所崇尚的女人从艾琳、埃玛、圣母马利亚、美茜蒂丝而演变成“一只奇异而美丽的海鸟”，她代表了阿奎那式的美的极致。

有一位少女伫立在他面前的激流之中，孤独而凝静不动，远望着大海。她看上去像魔术幻变成的一只奇异而美丽的海鸟。她那颀长、纤细而赤裸的双肢犹如仙鹤的双脚一样纤美，除了肉身上留有一丝海草碧绿的痕迹之外，纯白如玉。她那大腿，圆润可爱，像象牙一样洁白，几乎裸露到臀部，游泳裤雪白的边饰犹如轻柔雪白的羽绒。

贯穿在斯蒂芬的女人们的形象之中有一样东西是恒久不变的，那就是象牙，象牙塔。像象牙一样洁白。象牙塔的形象出自《旧约·雅歌》第7章第1节：“你的两腿，圆润似玉，是艺术家手中的杰作。”在启应祷文中，圣母马利亚被称作“神秘的玫瑰”、“象牙塔”、“黄金屋”、“晨星”。所以，可以说，无论是艾琳、埃玛、美茜蒂丝以及那海鸟般的少女都是圣母马利亚的肉身化，世俗化。

极致的美的女人的出现意味着新的人生的来临，意味着创造。乔伊斯1909年写给诺拉·巴纳克尔的信中，明确地表示他要将他与她的关系重建成一种母与子的关系，这种关系因为乔伊斯母亲的死亡而断绝了。对于乔伊斯来说，情人之间的关系太疏远了。他希冀一种更为紧密的关系：“哦，我希望我能像一个诞生于你的肉与血的孩子一般生存于你的子宫中，领受你的血液的哺育，在你的身体中那温暖的神秘的黑暗中睡眠！”（《乔伊斯书信集》第1卷第296—297页)。跟乔伊斯一样，斯蒂芬的灵魂跳将出来去迎接那创造的召唤：

去生活，去犯错误，去沉沦，去成功，去从生命中创造生命！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哈利·列文指出的，这种野性的飞翔实质上是一种性完成与艺术创造的比喻。女人、女人想像力的子宫使斯蒂芬英雄最终完成了他的性的梦幻，也即完成了他的艺术的受孕（构想)、妊娠（酝酿)和生产（再现)。在斯蒂芬看来，“艺术家，正如造物的上帝一样，存在于他创造的作品之中、之后、之外或之上。”斯蒂芬式的性与艺术，性与创造的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艺术的宗师每次将日常的经验演绎成永恒的艺术时，圣性的肉身化便再现一次。斯蒂芬成了他自己的母亲。

四

在唯美主义者斯蒂芬看来，自我总是处于与社会的不断的冲突中，这便形成了艺术与人生的对立，艺术与宗教的对立。艺术和严峻的天主教是格格不入的，于是，艺术家从他开始懂事起就与天主教传统处于对立之中。他父亲和耶稣的关系给少年的斯蒂芬以莫大的启示。德达罗斯先生对“把上帝的神殿当作投票站”作了抨击。在虔诚的丹特看来，德达罗斯先生的家对教会大祭司毫无敬意。“德达罗斯先生往餐盘上‘叭’的一声摔下他手中的刀叉。他说：‘敬意！爱尔兰没有上帝！在爱尔兰，我们受够了上帝的罪。打倒上帝！”于是，在斯蒂芬的心目中，宗教与肉欲的冲突，宗教与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冲突构成了他青春成长期心灵冲突的主要内容。

作为唯美主义者，他总感到自己会堕落。虽然他还没有堕落，但他会默默地刹那间堕落的。要不堕落太困难了。他感受到他的灵魂正默默地往下滑去，掉坠下去，堕落下去，虽然还没有掉入泥坑，还没有完全堕落，但总要堕落的。野性在斯蒂芬的心灵中召唤着他。

在身体的觉醒中，斯蒂芬不再去谨慎斟酌他是否会侵犯天主教的戒律、犯重大的罪愆。他心中充满了野性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在爱尔兰天主教的环境中已压抑了许久了。

他终于明白他自己的目标是多么的愚不可及。他想筑起一堵秩序与典雅的防波堤以阻挡他外部生活的污秽的潮流，并用端行准则来阻遏内心强大潮流的冲击。这一切全属徒然。无论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水已经漫溢过了他的堤坝：潮水再一次汹涌澎湃地拍击业已倾颓的防波堤。

他热切地顺应心中强烈的欲望，在这种欲望面前，其他的一切都显得无关紧要而格格不入。他并不在乎他是否犯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他也不在乎他的人生成为一连串的欺骗与虚伪。除了他心中孕育的去犯滔天罪孽的粗野的欲念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

在16岁的一天，他终于来到了都柏林的红灯区。“他的热血沸腾起来。他在那幽暗的、泥泞的街上孑然独行，窥视着阴郁的小巷和门廊，热切地聆听一切声响。他像一只迷失的四处徘徊的野兽独自呻吟起来。”

他感到有一个黑魆魆的精灵从黑暗中不可抗拒地爬上了他的身子。那路济弗尔般的精灵难以捉摸，发出簌簌瑟瑟的声响，犹如一股春潮，充溢了他整个的身子。“他在喉咙间哽了如此长时间的呐喊终于从他的嘴里喷吐而出。他的呐喊犹如炼狱受苦的人们发出的绝望的呻吟，呐喊在一阵强烈的恳求声中渐渐销声匿迹，这是要求邪恶的不顾一切的纵情的呐喊，这呐喊仅仅是他在小便池湿淋淋的墙上读到的淫亵的涂鸦的回声而已。”

斯蒂芬闲逛走进了狭窄而肮脏的小街。从那散发恶臭的小巷里，他听见了一阵阵嘶哑的骚动和吵闹声，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们瓮声瓮气地唱着小调儿。娘儿们和小妞儿们身穿色彩鲜艳的长袍，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她们的神态闲逸，散发出阵阵香水的味儿。一阵颤抖攫住了他，他的视线变得朦胧而模糊了。那橘黄色的煤气灯火光在他刺痛的眼睛看来似乎往弥漫着雾霭的天空冉冉升起，犹如在神龛前燃烧一样。在门前和点着灯火的厅堂里一群群人儿聚集在那里，排列有序，似乎在进行什么仪式似的。他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他从数百年的沉睡中苏醒过来了，从中世纪式的禁欲中解脱出来了。

一个身穿粉红长袍的年纪轻轻的女人将手搭放在他的手臂上一把拉住他，双眼直视他的脸庞。她快快活活地说：“晚安，亲爱的！”他便进了她的房间。他闭上了双眼，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全部付与了她。在这世界上，除了她那微启的嘴唇的轻压以外，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她的嘴唇压在他的脑海上，就像它们压在他的嘴唇上一样，仿佛它们是一种模糊的语言工具似的。

斯蒂芬的罪愆是宗教所不能容许的。在充满宗教气氛的公学中，他的精神处于极端的痛苦与惶恐之中。恐惧（fear)左右了他的生活。恐惧甚至使人进入一种“舔舔嘴唇上油渍”的野兽状态。阿纳尔神父在课堂上宣讲地狱的苦难，让斯蒂芬不寒而栗。上帝创造了地狱之火来折磨、惩罚不知改悔的罪人。无止境地永恒地燃烧的火的煎熬是让遭天谴的人蒙受的最痛苦的磨难。他在是否去教堂忏悔的问题上极端矛盾。他开始自责。宗教的力量战胜了他灵魂中野性的欲念。他感到一种恐惧，这种对死后命运的恐惧左右了他的灵魂。他的灵魂这时浸透了宗教的思想。“他星期日思考神圣三位一体的奥理，星期一思忖圣灵，星期二考虑守护神，星期三思索圣约瑟，星期四沉思享受上帝至高祝福的祭台圣餐礼，星期

五

虽然斯蒂芬因惧怕地狱而去一座偏僻的小教堂忏悔，但宗教仍然不可能羁绊住他。在斯蒂芬心灵历程的演变中，即使当他全身心醉心于宗教时，在圣餐礼上，他被《雅歌》中的形象所召唤，关注的是inter ubera mea commorabitur（让他在我的两乳间安卧)、“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旧约·雅歌》2∶13)斯蒂芬恳请灵魂起来，就像去赴结婚典礼一样，并远走高飞，恳请她往下观望，一个从亚玛拿山巅、从豹子山岗来的佳偶正在那里。他的唯美的灵魂重又充斥了挥之不去的人性的肉欲的声音，肉欲的呼声在他祈祷和默想时又在他耳边絮聒不止了。天主教在与世俗的享乐的抗争之中在斯蒂芬的灵魂里终于失败。甚至在忏悔与祈祷之中，在罪愆与忏悔的交替之中，肉欲仍然一直在诱惑他年轻的心。这种诱惑是如此强烈，使他决意背弃自己做过的忏悔。他知道世界上充满了罪愆的陷阱，他甘愿让灵魂像伊卡洛斯一样静静地沉沦下去。这样他可以在心灵的自由与力量之中骄傲地创造出新的、有生命力的、美丽的、永远不会灭亡的东西来。他的堕落的罪孽成为发现自我和人生的重要的一部分。

在第三章，乔伊斯让阿纳尔神父长篇累牍地演讲天主的恩泽、耶稣的慈爱与地狱的可怖，其重要的用意就是要反衬出宗教的虚伪。一切恐怖与恫吓的词都用绝了，词也就不成其词，也就更暴露出其空洞无物，其虚妄和伪善。

耐人寻味的是，乔伊斯在第五章开头用“淡茶”、“炸面包皮”暗喻了斯蒂芬在心灵中经历了圣化弥撒的一幕，斯蒂芬作为艺术宗师亲吻代表耶稣的圣坛。乔伊斯使斯蒂芬变成了耶稣，这就意味着斯蒂芬亲吻自己。疯嬷嬷的呼喊“耶稣，啊！耶稣，耶稣！”暗喻在感恩弥撒上，斯蒂芬被命名为耶稣。乔伊斯在斯蒂芬抵达国家图书馆时，又暗喻斯蒂芬被象征性地钉上了十字架。斯蒂芬在国家图书馆的台阶上面对埃玛——圣母马利亚的肉身化，于是在雨中圣性的肉身化和斯蒂芬被钉上十字架的象征便结合在一起了。斯蒂芬英雄实质上是一个受难的“耶稣”，一个反叛天主教的“耶稣”。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斯蒂芬与宗教的断裂是通过他违背母命来表现的。在他孩提最初的嗅觉中，“他妈散发出一种比他爸好闻得多的味儿”。但他一直与妈妈处于冲突之中。当她希望他在复活节接受圣职时，他与妈妈公开决裂了。

当斯蒂芬独自行走在基德尔街上时，有人一把死死抓住他的胳膊，那是克兰利。

斯蒂芬说：“今晚我吵嘴了，很不痛快。”“跟家里的人？”“跟我母亲。她希望我复活节接受圣职。”“你愿意吗？”“我不愿意。我不想伺候上帝。”“你知道吗，真是奇怪，你的心灵浸透了宗教，而你还说不信教。你在学校里的时候信教吗？”“我那时信教。”“你那时快乐一些吗？”“常常快乐，又常常不快乐。我那时不是现在的我，不是我必须成为的那种人。我试图去爱上帝，我失败了。非常难。”

克兰利问：“你脑子里想过吗，耶稣并不是如他装模作样做出来的样子？”“产生这个疑问的第一个人是耶稣自己。”“你也不想成为新教徒？”“我说过我已丧失了信仰，但我还没有丧失自尊。放弃了一种合乎逻辑、严谨而荒唐的信仰，而去拥抱另一个不合逻辑、杂乱不堪的荒唐的信仰，算什么解放呢？”斯蒂芬接着说，“我可能得远走高飞了。”“到哪儿去？”“到我能去的地方。”“我记得你曾说过，去寻觅、发现一种生活方式或艺术方式，你的精神可以在其中毫无阻拦地自由表达。”“喂，克兰利，我不想伺候我不再信仰的东西，不管那称之为我的家，我的祖国或者我的教会：我将在一种生活或艺术方式中尽量自由自在地、尽量完整地表达我自己，我将使用我允许自己使用的惟一武器来自卫——那就是沉默、流放和狡黠。”

这一段对话对于理解斯蒂芬思想的脉络在全书中是至关重要的。它表明：（1）斯蒂芬是在一个具有浓厚的天主教气氛的都柏林社会与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他的心灵里浸透了宗教；这是斯蒂芬情感悲剧的根源；（2）他曾试图去爱上帝，但因为肉欲与美学的原因，和路济弗尔一样，他不想伺候上帝；（3）他怀疑，要是圣餐礼上的酒变酸而成醋，献祭的面包发霉变质，那么耶稣基督作为上帝和作为人是否还存在于其中：他失去了对耶稣的信仰，因为耶稣只是一个装模作样的形象，连耶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4）他认为，一切宗教信仰都有可能使他丧失自我、丧失自尊。他想获取自我的解放，必须摒弃一切信仰；（5）他的生活的目标就是在一种生活或艺术方式中尽量自由自在地、尽量完整地表达自我。

斯蒂芬——这个“具有永恒想像力的祭司”——是在给同学林奇在运河大桥阐述阿奎那的美学观（对令人愉悦的东西的颖悟就是美)之后不久，决意作出违抗母命的决定来的。阿奎那的美学观和“一种恣肆放任的充满少年美的”偶像破坏的易卜生精神是斯蒂芬决定与宗教决裂的思想基础；而斯蒂芬的最终的解放仍具体体现在一个新的艺术方式中得到自由表达的权利，是自我流放。这可以说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对天主教的宣言。正是斯蒂芬对宗教的反叛，正是他对于拒绝感官快乐的生活的惧怕，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艺术的道路，走上了探索美的真谛的道路，走进了自我流放的精神家园。

因为这样，斯蒂芬向世界宣告，他不会为任何他不再皈依的信念去献身，不管那是他的家、他的祖国或者是他的宗教。他要自由自在地完整地在人生和艺术的方式中去表达自己，而他的武器便是：缄默、流放、狡黠。最终，他将自己从小资产阶级家庭、爱尔兰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希望灵魂自由自在，想像也自由自在，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样试图摆脱民族、语言与宗教的羁绊，他成为一个永恒的孤独的英雄。

在小说的结尾，乔伊斯将小说的第三人称戏剧性地改为第一人称，用日记的形式表现出来。据艾琳·亨迪·蔡斯，这是一种升华，从生物学意义上的升华（童年—成年)到心理的与道德的升华，也即从被动的接受到自我意志。在日记中，行将自我流放的青年艺术家斯蒂芬写下：离去吧！离去吧！欢迎，哦，生活！我将百万次地去迎接现实的经验，在我的灵魂的作坊里去锻冶我这一类人尚未被创造出来的良知。

在这里，乔伊斯表述了他的美学理论的基础。他认为自我主义是不可磨灭的，自我主义是“救世主”；艺术家是“一个拥有永恒想像力的教士，一个能将日常的经验演化成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光辉灿烂的东西的人”。斯蒂芬也跟乔伊斯一样，只相信“自己的灵魂”，世界上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斯蒂芬终于在与天主教的决裂中找到了自我，“灵魂自由，想像自由驰骋”，他找到了真正的“救世主”——他自己的灵魂，“诞生以体验”，实践了乔伊斯的美学理论。

五

乔伊斯对他的斯蒂芬·德达罗斯的态度是什么呢？这是国际学术界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约翰·V·凯莱赫认为，乔伊斯对斯蒂芬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他一方面认为斯蒂芬相当学究气，另一方面怀着讥讽的态度来描述他。也就是说，乔伊斯一方面同情他，另一方面对他怀有一种柔和的、幽默的自豪感。休·肯纳认为，斯蒂芬仅仅是一个装模作样的唯美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或者可能成为的艺术家。

持有与凯莱赫和肯纳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乔伊斯把斯蒂芬看成是一个自传性的主人公，他战胜了污秽、愚蠢、叛变的环境，与家庭、民族、教会决裂去寻觅自己（或者说“灵魂”)的归属。

有的学者如威廉·约克·廷达尔则认为，乔伊斯将斯蒂芬看成是作家的自传性的代表，一幅由一位年长的长者描摹的“青年艺术家画像”。他认为，小说标题中的“作为青年的”短语是至关重要的，斯蒂芬不是乔伊斯，而是过去的乔伊斯。在创作《青年艺术家画像》时，乔伊斯作为一个成熟的人回眸他的青春期的自我；他这样做，并不是要歌颂他，而只是给予艺术家应得的那一份罢了。斯蒂芬只是乔伊斯手中的材料而已。正如所有的艺术家那样，他沉迷于他的材料之中，通过写作，他给这些材料以正式的形式，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这个过程中，他创造了这个富有个性的人物，并赋予它以象征的形式，这样，象征的形式一旦摆脱了情感与个性，便会提供进一步审视现实的可能性。

肯尼思·伯克则认为，乔伊斯对寄托在斯蒂芬身上的自己的过去的感情是复杂的，它既含有揶揄，又含有浪漫与同情感。但斯蒂芬绝不是乔伊斯。这可以在乔伊斯对朋友弗兰克·勃金说的话中得到证实。乔伊斯曾经对他评论斯蒂芬时说：“我没能让这位年轻人过轻松的日子，是吗？”他还说：“我对这位年轻人太苛刻了。”

里查德·埃尔曼与廷达尔的看法在本质上相近。他认为，乔伊斯回忆叙述他的过去，主要是为自己的过去辩护，而不是为了揭露它。他认为，乔伊斯的“艺术的受孕、妊娠和生产”比喻是理解《青年艺术家画像》的关键。艺术家在描摹他的画像的过程中，便成为“他自己的母亲”；他“似乎重组了他的家庭关系，将他自己从作为一个孩子对自己看法的矛盾中摆脱出来，以充分地利用这些矛盾，克服他母亲的庸俗和对父亲的憎恨，成为他自己的母亲和父亲，通过超人的创造性的过程，变成詹姆斯·乔伊斯，而不是任何别的人”。

乔伊斯确实是在自己最初20年的经验的基础上创造《青年艺术家画像》的。作家创作的这类小说被称为艺术小说，或者说描述艺术家成长的小说。这类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的性质。但是，文学创作终究是一个带有强烈的想像力色彩的创造过程。它不可能是生活的原封不动的翻版，也不可能是生活的简单的再现。纵然小说主人公带有作家的气质，带有他的优点和缺憾，他的期望和野心，但小说主人公不可能是作家本人。乔伊斯在与朋友勃金的谈话中带有的那种揶揄的语调表明，他是站在高处，在一个远处审视他的主人公的。作家的经验、生活和灵魂通过想像力的作坊的锻冶便成为新的浓缩的赋予了暗喻、比喻和象征意义的经验、生活和灵魂。正如乔伊斯的弟弟斯坦尼斯拉斯写的，“《青年艺术家画像》不是一部自传，而是一部艺术创作。”（见哈利·列文：《詹姆斯·乔伊斯》1960年新方向版)所以，斯蒂芬是乔伊斯，又不是乔伊斯，这就是结论。

朱世达

文集总序

乔伊斯是爱尔兰大作家，现代主义文学中大师级的人物，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评价是，他是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在《乔伊斯文集》即将面世的时刻，对这样一位作家和这部文集做些解说显然是必要的，也是不无意义的。

一、乔伊斯的青少年时代

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2月2日出生在都柏林市南郊一个比较富裕的人家。他的父亲约翰因为积极参与自由党候选人竞选都柏林市长的活动取得成功，受到奖励，被爱尔兰总督安排在都柏林税务局做终身收税员，这份工作轻松，收入丰厚，年薪500镑，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应当属于中产阶级。父亲说，乔伊斯家族来自戈尔韦的一个望族，因此一直在家里高挂着代表家族荣耀的徽章。乔伊斯家祖上数代人都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曾积极支持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父亲多才多艺，为人幽默，爱好体育运动，有一副好嗓子，是当地出名的男高音，还喜爱演戏，不过，他也从祖上继承了不少毛病，如酗酒、不善理财、脾气暴躁等。家庭中几代人特别是父亲的思想、品格、脾性以及优缺点对乔伊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都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乔伊斯的作品中，《芬尼根守灵夜》中的主人公伊尔威克的原型来自他的父亲；1931年父亲去世时，乔伊斯对友人曾说到他：“《尤利西斯》的幽默是他的幽默，其中的人物是他的朋[1]友，这本书写的整个儿就是他。”

父亲娶了酒类代理商的女儿简·默里，他们夫妇生了一堆孩子，在成活的孩子中，乔伊斯是4个兄弟6个姐妹中的老大。起初，他们的生活宽裕从容，衣食无忧，父母常常邀请亲朋好友来家中相聚，大家欢宴畅饮，弹琴唱歌，过得悠然自得，充满了欢乐和艺术趣味。但是随着孩子们的不断降生，家庭开支迅速增大，父亲不知节俭，嗜酒如命，又缺乏经营的头脑，因此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后来父亲因政局的变化和工作的失误丢掉了税务局的工作，只能靠领取少许退休金过日子，他们的生活从此开始陷入彻底的困境，只能靠不断抵押房地产，不断举债，不断搬家，不断降低生活水准来维持，家境的突变使家庭生活的氛围迅速恶化，由于家庭破产，债台高筑，喝得烂醉的父亲经常与母亲发生争执，甚至向她施暴，原本幸福和谐的亲情关系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冷漠和相互敌视。乔伊斯的青少年时期有相当一部分光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

乔伊斯天资聪慧，悟性极高。当他幼年随家庭女教师接受启蒙教育时，在阅读、写作、算术、地理以及诗歌吟诵等方面已经表现出很强的接受力；他生性顽劣，又极富想象力，他们家兄弟姐妹与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玩，他总是孩子王；他还经常编排些关于地狱之类的小戏，让弟妹们演亚当和夏娃，他演蛇（魔鬼）；如果哪个弟妹做了错事，他就叫他（她）躺在一辆红色小推车下面，他则戴顶圆锥形红色绒线帽，狰狞地嗷嗷叫着，意思是用地狱之火烧死罪人；他还常玩些恶作剧，一次聚会上，他居然将咸盐偷偷放进了玩伴们的饮料中，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他像父亲一样，有一副美妙的男高音嗓子，6岁那年就与父母一起在一个业余音乐会上同台演唱。

乔伊斯的父亲对他期许甚高，决定给他爱尔兰最好的基础教育，于是在1888年9月将他送进克朗哥斯森林学校。这是一所由耶稣会教士办的精英学校，那里的教士有着很好的知识水准和教学能力。乔伊斯在这所学校完成了大部分小学课程，表现了过人的聪明才智，他的记忆力惊人的好，吸收各种驳杂的知识，可以经久不忘，背诗歌与散文，可以过目成诵，他的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名列前茅；他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得了不少奖杯；他的演唱才能引人瞩目；他还有非凡的勇气和抗争精神，一次一个同学将他的眼镜打碎了，老师误以为他为逃避学习故意把自己的眼镜打碎，错误地惩罚了他，他不是像一般孩子那样忍气吞声，而是勇敢地向校长提出抗议，获得了支持。这个细节被他用在了《青年艺术家画像》中。当然，他也有曾因“说粗话”遭到责打手心的不良记录。但就总体而言，乔伊斯在这段学习中收获颇丰，特别是对耶稣会教义与种种仪式有了深入的了解，后来他曾对一位雕刻家朋友说，他“学到了安排事物的方法”，大大提高了观察和判断事物的能力。

乔伊斯进入克朗哥斯学校大约3年之后，父亲失去了收入优厚的工作，仅靠一年132镑的退休金已经无法维持生活，幸亏老家还有些房产，使他们没有立即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但他们家的生活从此便急转直下，不得不靠典当抵押，借债度日，还要不断搬家以节约开支。乔伊斯也不得不在1891年6月从克朗哥斯退学，辍学一段时间之后，曾短期在一所以贫民子弟为主的学校继续学业。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遇到了贝尔维迪尔学校的教务长康米神父，这位原克朗哥斯的老校长，对乔伊斯印象甚好，在得知他们的现状之后，大为同情，于是慷慨相助，帮乔伊斯和他的大弟弄到了进入贝尔维迪尔学校的免费名额，使乔伊斯兄弟于1893年4月之后再次进入了著名的耶稣会学校。

在贝尔维迪尔，乔伊斯开始自觉地刻苦攻读，进一步展示了自己超群的智力。他的英文作文清新机警而富于思辨，很快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英文老师邓普西常常在班上将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宣读，还说[2]他“满脑袋都是思想”。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进入这所学校第二年的春季全国联考，他是最高奖得主之一，获得了20镑奖金。除拉丁语和法语之外，他又选修了意大利语作为第三门外语。此后两年他连续获得奖学金，在这所学校的第四年，他的英语作文被推举为本年级全爱尔兰的最佳范文，并获得3镑奖金。这使他成为该校最引人瞩目的优秀学生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高年级之后，他萌发了性冲动，产生了厌倦宗教圣职的倾向；在学术志向上，决心投身文学艺术事业，开始尝试创作散文和诗歌。

1898年秋，乔伊斯进入都柏林大学学院。第一学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外语的学习上。他在语言学习上的天赋令教意大利语与法语的本族语教师刮目相看。他读意大利诗歌和短篇作品，和老师讨论但丁、邓南遮等意大利作家，像对于艾略特、庞德、叶芝等现代主义作家一样极口赞誉但丁，却对弥尔顿表示不屑；认为邓南遮的《火焰》是自福楼拜以来最好的小说。他对意大利文学的广博知识与审美判断，获得了老师的高度评价。有一次，他写了一篇论《钟》的法语文章，文中用了一些象声词，还用了ideemere 作为leitmotif 的对应词。leitmotif 原是德文词汇，意为音乐中反复出现的主导音型，文学中常常借来指反复出现的题旨，后来也进入了英、法等西方语言中。乔伊斯别出心裁，拈出ideemere 这个冷僻的词，法语课上，老师对[3]此大加赞赏，竟然脱口说“就凭这，我就把女儿嫁给你”。

4年的大学生活中，乔伊斯逐渐放松了对于学习成绩的关注，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关于人生、社会与文学的思考与写作中。他积极参加“文学与历史学会”的讨论和演讲。他的兴趣集中在戏剧上，在第二学年就写出了全面评价、高度赞扬易卜生的论文《戏剧与人生》，此文认为古希腊戏剧太程式化；莎士比亚戏剧不过是“对话式的文学”，也过时了；高乃依、梅塔斯塔齐奥、卡尔德隆等剧作家也都无足轻重，因为他们只注重情节，玩的不过是些幼稚的把戏；只有易卜生这样当代的新戏剧艺术家才真正值得重视。乔伊斯认为戏剧与文学不同，戏剧高于文学，文学表现个人的独特性；而戏剧却表现“人性中不变的法则”，传达人生的真谛。在他看来，易卜生正是当代新戏剧的代表。这篇文章宣讲后引来了不少批评，但乔伊斯坚持自己的戏剧观，并在不久的《双周评论》上发表了赞颂易卜生新剧《当我们死而复苏时》的剧评，这篇剧评的发表不仅使他的论敌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他的观点，也使不少支持他的同学获得鼓舞。乔伊斯关于戏剧与文学的这些观点自然可以商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学也好，戏剧也好，必须贴近现实生活，表现真实的人生，这是大家公认的创作原则，也是乔伊斯的追求。这篇剧评发表后，易卜生很快给予了首肯，易卜生的表彰更坚定了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文学创作的决心，事实上，他后来的全部小说不仅是高度戏剧化的作品，也是在虚构中表现现实生活的典范之作。

在大学的后两年，乔伊斯把全副精力都放到了语言和文学上。他的阅读更加广博，从文学到哲学、宗教，他无所不读，他甚至还阅读过《佛教教义问答》之类的书籍。著名的乔伊斯传记作者理查德·埃尔曼说：“要确切说出19世纪后期出版的富有创意的重要著作，哪些[4]乔伊斯没有读过，是很困难的。”为了读懂易卜生的著作，他开始学习挪威语；为了阅读豪普特曼当时尚无英译的剧作，他开始学习德语。他还开始翻译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兰的诗作。同时，他开始尝试写诗歌、剧本和一些后来集为《灵显》的片断文字，他还翻译了豪普特曼的两个剧本《日出之前》和《迈克尔·克雷默》。他把自己最初的剧作《光辉的事业》寄给易卜生戏剧的著名英译者威廉·阿彻求教，阿彻认真阅读了剧本，给了回信，既充分肯定了他的才能、舞台想象力和轻松自如而又有效地驾驭对话的天才，同时又指出此剧背景太大、人物太多、主题不集中等不足。阿彻诚挚中肯的批评尽管对乔伊斯不无助益，但却让他不能不感到扫兴，也许正因为此，他把这部作品的手稿销毁了。事实上，阿彻这里所说的缺点恰恰成了乔伊斯后来几部主要作品的优点，即以庞大、混乱的场景为依托，再慢慢集中到一对男女的关系上，这正是《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的基本手法。

1902年，乔伊斯从都柏林大学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开始的头两年中，尽管他对文学创作充满自信，但职业取向并不十分明确，他先到爱尔兰皇家大学医学院去注册，随后到巴黎仍在寻求进入医学院的途径，旁听医学院的课程，但他的兴趣和理想无疑在文学创作上。在进入文学界的道路上，他曾获得当时已经蜚声文坛的爱尔兰诗人叶芝、拉塞尔、格雷戈里夫人等人的赏识和支持。在个人生活中，他结识了将与他终生为伴的女友诺拉·巴纳克尔。在巴黎与都柏林之间往返两次后，终于决心离开故国，到欧洲大陆创造新的生活与未来。1904年，他携女伴第三次来到巴黎，随后辗转波拉、罗马、的里雅斯特、巴黎、苏黎世等地，一边教英文，一边搞创作，开始了一个充满曲折与艰辛的创作历程，最终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就，成为20世纪的文学泰斗。

二、乔伊斯的创作

乔伊斯生活与创作的时代正是爱尔兰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爱尔兰从12世纪被英国征服，长期处于英国统治下，自19世纪中期的大饥荒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凋敝，灾难不断，人民贫困，社会生活处于剧烈动荡之中。从19世纪末起，爱尔兰人民在民族英雄帕内尔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民族自治运动，然而由于英国统治者的破坏和内部的矛盾，加上帕内尔个人生活失于检点，给蓄谋颠覆他的政敌们留下了可乘之机。帕内尔被攻下台后，爱尔兰民族运动受到极大损害，新的领导者大多是不学无术，猥琐无行之徒，他们毫无政见，却争权夺利，巧取豪夺，致使原本蓬勃发展的民族运动陷于崩溃的境地。乔伊斯十分崇敬帕内尔，对后来那些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和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天主教反动势力深恶痛绝。他深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但也清醒地看到其没落与颓败的现实。在家庭生活常不如意，爱尔兰政局混乱，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社会生活瘫痪，到处弥漫着悲观气氛的大环境下，他深感失望，他要出走，去寻找新的生活，通过文学创作充实自己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同时在道德上、精神上疗救自己的祖国。在1904年8月29日写给诺拉的信中，他坦诚地披露自己的心迹说：“我的内心拒绝接受整个现行的社会秩序和基督教——家庭、公认的美德、阶级与宗教教义。”“六年前，我怀着深仇大恨离[5]开了天主教，出于天性，我再不能置身其中了。”乔伊斯公开表明向现实的丑恶、伪善宣战的姿态，他是怀着对爱尔兰既爱又恨的心理去国离乡的，这年他携诺拉奔走欧陆，既是去寻求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创造新生活，也是去寻求拯救爱尔兰民族与国家的可能性；这既是他的自我放逐之旅，也是他创造经典杰作，建立不朽文名之旅。

19世纪初的都柏林汇聚了一批才华横溢、声名显赫的文人，叶芝在诗歌、戏剧创作以及爱尔兰神话与民间文学的挖掘与整理上已经取得公认的成就；乔治·穆尔的小说与戏剧创作早已蜚声海外；格雷戈里夫人的戏剧创作与拉塞尔的诗歌创作也都名噪一时，这些爱尔兰的文坛巨子团结了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学青年，配合社会各阶层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意识，发起了一场旨在弘扬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建立了名为“艾比”的爱尔兰民族剧院，在爱尔兰久远的神话与民间文化中发掘素材与思想，上演以民族文化素材为主的戏剧，试图以弘扬传统与民族文化唤起民众，实现爱尔兰的民族独立。乔伊斯对这些文学前辈的才华与成就非常崇敬，但对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取向却不认同，在他看来，当代的文学创作不应向后看，而应向前看，应该更多地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远离现实，遁入远古的时空中，他渴望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飞升，在展示现实的过程中有所发现和创造。关注现实，刻意求新，这正是乔伊斯创作中贯穿始终的两个原则。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文艺思潮随时代与社会变迁，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外，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引人注目地发展起来，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运动对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形成既继承又反叛的态势，到乔氏开始创作的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现代主义进入了盛期，文学中的形式主义、达达主义、意识流、意象主义，艺术中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立体派、野兽派、抽象主义等种种现代主义开始向极端发展，对西方文学艺术传统形成巨大的挑战，从而使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学艺术成为以现代主义为主流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乔伊斯的创作尽管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发展的路径，但却更多地受到这些现代主义潮流的强烈影响，他在小说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大幅度革新与创造，形成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典范，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影响甚大。

从1904年辗转欧陆到1941年逝世，乔伊斯主要创作了几十首诗、一部剧作和四部小说。小说代表了他创作的最高成就。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基本上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有一定象征色彩。它包括15个故事，这些故事既能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可以按照童年、青少年、成年和社会活动的线索去理解。乔伊斯力图通过这些故事展示都柏林麻木、瘫痪、没落、衰朽的情状，表现都柏林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挫折、感受的苦难、产生的幻灭和精神顿悟。在写给《都柏林人》的出版者格兰特·理

乔伊斯文集青年艺术家画像

查兹的信中，他明确地说，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就是要为他的祖国写一篇“道德史”，因为他看到都柏林已经成了一个“瘫痪的中[6]心”，他要让世人深刻认识这一点，从而找到疗救的途径。这些故事显然受到福楼拜、契诃夫等前辈大师的影响。《青年艺术家画像》显出了更多的现代主义意味，它糅合了意识流与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参半的作品。这部作品有着极强的自传性，主人公斯蒂芬经历过的事，乔伊斯几乎都经历过。乔伊斯力图表现具有诗人气质的艺术家从婴幼时期直到成年的心理和精神成长过程。斯蒂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家庭生活的平庸、宗教氛围的压抑、社会环境的虚伪与冷漠中度过的。他长期为独立的人格、精神的自由而斗争，最终丢弃了宗教信仰，拒绝了耶稣会的圣职，决心在自我放逐和自由的艺术创造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这部作品有着“教育小说”（或称“启悟小说”）的结构。它的出版为乔伊斯赢得了声誉。1922年出版的《尤利西斯》是经典的现代主义作品。乔伊斯在这部作品中摈弃了传统小说编故事的叙事模式，以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象征结构总揽全篇，采用意识流、心理现实主义等多种现代主义手法以及游戏的笔墨，写勃鲁姆、斯蒂芬、莫莉三个人1904年6月16日从早8时到次日凌晨2时许18个多小时在都柏林的活动和精神历程。作品试图展示爱尔兰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写出人性的复杂多样。作品完全置情节和人物不顾的做法虽然未必十分可取，但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与广度上，却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它变革了传统，超越了传统，正是在创造的意义上，它被公认为现代主义的典范之作。1939年问世的《芬尼根守灵夜》大约经历了近20年的创作历程。这部作品的晦涩和神秘大大超越了已经相当难读的《尤利西斯》。乔伊斯在这部作品中把意识流、语言实验和文字游戏推到了极端。全书写一家人一夜之间的梦呓。如果说《尤利西斯》是一本写白天的书，《芬尼根守灵夜》则是一本写黑夜的书。这本书表现历史不断循环往复，人类文明按轮回方式发展演变的观念。乔伊斯在谋篇布局时借鉴了维柯的历史循环论、布鲁诺和库萨的尼古拉的对立统一论以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等理论资源，展示人在睡梦中朦胧与不确定的意识，在暗夜的睡梦中，以无所不包的宏伟气势，呈现出广袤无垠的时空，将人类的历史、现在、未来和自然、宇宙的博大、庞杂尽收其中。从总体上说，这部作品将神话与科学、现代观念与古老智慧、崇高与卑微、玄奥与明晰……融合在一起，试图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展示人生与世界，给读者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读解空间。

就内容和主题而言，这四部小说始终没有离开爱尔兰的人和事。乔伊斯以都柏林和都柏林人为起点，将审视和拷问的目光推向了世界与全人类，他笔下的都柏林是整个世界的缩影，那些具体的都柏林人，无论是《死者》中的加布里埃尔，《青年艺术家画像》中的斯蒂芬，还是《尤利西斯》中的勃鲁姆和莫莉，《芬尼根守灵夜》中的HCE 和ALP，既是每一个人，又是大写的“人”。他们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代表，既有我们大家都有的七情六欲，又有我们都可能有的爱恨情仇，既有天使般的善良，又有魔鬼般的丑恶。读者将从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地看到自己的影子。

就艺术形式与技巧而言，这四部小说对传统既有继承，又有颠覆性的创造。乔伊斯以渐进的手法，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中将革故鼎新的现代主义观念和技巧发挥到了极致。这两部作品都有迷宫般的、万花筒般的结构，融史诗、神话、民间传说、音乐、艺术、哲学、宗教、历史、心理学、自然科学为一体，形成了百科全书般的渊博。就叙事模式而言，这两部作品对现代英语乃至欧洲语言采取了革命性的颠覆立场，书中的许多语法、句式、一半甚至一多半词语都突破了读者熟悉的传统小说样式，乔伊斯大量创制新词新字，夹杂大量的俗语、俚语、外来语、双关语和文字游戏，大大增加了陌生感与艰涩感。乔伊斯在谈到《尤利西斯》时曾说，“我在书中设置了大量[7]谜团，要弄清它们的真意，足够教授们争辩几百年了。”乔伊斯试图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实现自身的不朽，他做到了。正是对人生与现实的专注以及在形式上的极端变革，使《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成为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中难以跨越的经典，从而奠定了乔伊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乃至西方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三、乔伊斯接受与批评史略

乔伊斯的作品被接受有一个曲折、艰辛的过程。事实上，他的小说、诗作、戏剧，几乎每一部，其问世和被认可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诗集《室内乐》遭遇了三次退稿以及手稿丢失等磨难，等待了大约3年才得以出版；第二部作品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和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经过了更多的反复，退稿，修改，前者从1905年直到1914年出版，经历近10年；后者从1904年构思和完成、寻求出版，到《英雄斯蒂芬》以及《青年艺术家画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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