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亚当·斯密[著],罗卫东[译]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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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彩绘精读本)试读：
人物序
亚当·斯密：他发现了“看不见的手”
吴晓波什么是好的经济制度？好的经济制度就是鼓励每个人去创造财富的制度。——亚当·斯密
今天摆在诸君面前的这本彩绘精读版《国富论》，是吴晓波频道在2015年6月进行的一次共享经济试验的成果。——吴晓波一
亚当·斯密出生的那年，1723年，大清雍正皇帝登基。帝国在4月推行摊丁入亩政策，是华夏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到冬季，雍正帝下令把全国各地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国，大小教堂要么拆毁，要么改为病院，一个与世界潮流无关的、独断而农耕繁荣的时代开始了。
在欧洲，以“理性”为旗帜的启蒙运动正进入如火如荼的时刻，人们开始追求各种形式的自由——免于专断权力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贸易的自由以及审美反应的自由，用康德的话说，人类第一次宣称自己要成为一个独立的、负责任的存在。
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他终身未婚，个性腼腆、言辞刻薄而思维缜密。他生当一个大时代的转折时刻，在1753年，也就是亚当·斯密30岁的时候，英格兰仍然是一个谷物净出口国，其生机勃勃的商业和原始工业经济中应用的仍然是前现代的技术，而到亚当·斯密去世的1790年，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18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三个重大的技术创新：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出现了生产棉织品的机器和工厂，以及科特发明了焦炭冶炼法。实际上，正是这三大创新定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不过，正如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所断言的，“亚当·斯密并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
但是，这位苏格兰税务官之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历史的轨道快速转切的间歇，如先知般地提出了全新的财富主张，重构了人们对经济行为的认知，从而在实际的意义上创造了现代经济学这一门专业学科。二《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也是在这一年，美国人发表了《独立宣言》，这也许是一个巧合，却如同两把手术刀，在旧时代的身上剖出了一个新生儿。
在亚当·斯密出现之前，经济学是作为一门子学科依附于哲学或伦理学的体系之内的——相比，管理学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才由彼得·德鲁克等人将之细分为独立的学科。斯密本人就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提出首先出现在他的另外一本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而不是《国富论》，时间要再早17年。在他去世100年后，另一位经济学巨人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斯密是头一个就其社会各个主要方面论述财富的人，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许有权被视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仍然统治着人们的思维，前者认为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后者则把财富的全部秘密都托付给土地。亚当·斯密第一次定义了生产的三大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在他看来，是资本——而不是其他——带来了市场进而劳动分工的扩展，资本的投入导致市场扩张，而后者反过来也带来更多的利润和投资，所谓的“资本主义”便是从这个定义延展出来的概念。在经济行为的驱动力研究上，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般的论断。他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不是来自于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而是他的利己之心，是每一个人改善生活条件的欲望。人们从事劳动，未必抱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动机，但是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里，“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
这种以利己心为基础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统一，是贯穿整部《国富论》的基本哲学思想。如后世学者所言，“斯密的经济人，那个只顾自己利益而无意之中却创造公共善的人，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来说，是让人觉得自在又熟悉的人物”。《国富论》的第一章是“论分工”，“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任何引导或应用劳动的地方的更高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描述劳动分工如何增加生产力的时候，斯密识别了三大动因：工人熟练度的提升，工人专注于单一物件将更有效率，“大量的机器的发明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他把发明创造视为一种增量进步，这种进步源自于市场扩张和劳动分工过程中几乎自动相伴而生的盈利性可能。
在人类财富史上，亚当·斯密不是第一个提出劳动分工的人，早在公元前7世纪，中国山东地区的管仲便提出了“四民分业”的职业分工原则，认为“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管子·小匡》），台湾学者赵冈据此论证：“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1000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800年至1000年。”不过，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却是建立在现代制造业和资本型态的前提下，并进行了更为结构性的定义。三
尽管亚当·斯密一生的足迹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他常年定居英伦半岛，曾去法国游历三年，但是，他显然是一个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人，而这几乎全部来自于他的理论天赋。在《国富论》中，他推论说：“引起劳动工资上升的，不是国民财富的实际大小，而是它的不断增长。因此，劳动工资最高的，不是在最富的国家，而是在最兴旺发达或者说致富最快的国家。英格兰现今肯定是比北美地区更富的国家，可是，北美的劳动工资比英格兰任何地区更高。”
由此，在斯密看来，北美殖民地处于进步状态，相对富裕的中国处于静止状态，而印度帝国则处于衰退状态。
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从古罗马开始到英帝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在他看来，一个主权国家只有三个责任需要履行：“第一，保护社会免于其他社会的暴力和入侵的责任。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免于其他成员的不义或压迫的职责。并且，第三，建立和维持某些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的职责。”
从这些观点可以发现，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诞生，首先是现代意识诞生的过程，而不是其他。
在现代经济学史上，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是公认的奠基人之一，休谟比斯密年长12岁，他们在1739年相识，此后互相影响，共同构建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斯密还忠诚地担任了休谟的遗嘱执行人。
就如同当时代的所有著作一样，《国富论》并不是一本体系严谨的论著，它充满了经验主义的气质，很多论述明显地带有启蒙意味，但它确乎覆盖了所有的经济学基础性命题，在后来的时间里，“它在为某一学派的理论提供依据的同时，又为其反对派提供了同样有力的说明”（胡寄窗，《西方经济学说史》）。
亚当·斯密不是一个书斋型学者，在格拉斯哥大学当教授时，他就同时负责学校的行政事务，晚年，他还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他在这两个岗位上获得的报酬是教授年薪20倍。在这一点上，他与日后的理论劲敌凯恩斯倒颇为相似。在学术上，斯密是一个极度自负的人，尽管他的很多观点都博采自当世很多高人，可是他却避免引用他们的著述，这在经济学说史上非常罕见，当然此等举动也容易引起一些争议，譬如马克思就曾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揭发”说，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恶行，公共利益》的注释”。
亚当·斯密终生与寡母相依为命，世俗生活富足而单调，他把所有的人间荣誉都寄托于学术，到他去世时，《道德情操论》出了六版，《国富论》出了五版，他销毁了所有的未刊文稿，自以为已经解决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经济问题。四《国富论》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最早的中文译本是1902年严复的文言文版，名为《原富》，1930年郭大为和王亚南以白话文再译，定名为《国富论》。
就全书内容而言，似乎还是严复的书名更近本意，郭—王版很容易被曲解为这是一部关于国家富强或国家资本主义的专著——而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恰恰相反的是，亚当·斯密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所开创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被认为是“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今天摆在诸君面前的这本彩绘精读本《国富论》，是吴晓波频道在2015年6月进行的一次共享经济试验的成果。
我们先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众筹，得到1588位素不相识的朋友的支持，筹得223118元，同时，向全国征邀合适的翻译者，最终由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主译，费一年之功，完成了这部译著。这一试验的本身，便有趣地体现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资本和利己利他的理论，真的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驱动，协作完成了一件美好而有益的劳动。
译者导读
罗卫东一曾经有一个人，未出生就失去了父亲，幼儿时一度被吉普赛人拐走，幸得叔父奋力解救，才得以生还。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与寡母相依为命，侍母至孝，终身未娶。
这个人一直以为自己体弱多病，活不长，但直到67岁那年才逝去。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这已经远远高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寿命。
他天资聪慧，未满15岁就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读书，18岁就获得了奖学金就读于著名的牛津大学。虽然在牛津大学读了快6年的书，但对这所学校深恶痛绝，责其庸师充斥、误人子弟。
与他那位著名的密友大卫·休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事业上风调雨顺，28岁就被任命为大学的正教授，36岁出版了为他赢得巨大声望的第一部著作。这部作品的一个特殊读者，仰慕作者的道德文章，以优厚的待遇聘任他作为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于是他毅然辞去大学教授的职位，陪伴自己的学生游历欧洲大陆数年后，还乡隐居，专心著述。
在53岁那年，他出版了第二部影响更大的作品。53岁之前，他只被人看成一个哲学家，而53岁以后则只被人看成经济学家。而其实，他的作品主题涉及天文学、语言学、修辞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方面。
这个人常常心不在焉、自言自语，仿佛灵魂出窍，但一上讲台却变身为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的良师，为学生喜爱和尊敬。
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享尽荣华富贵，被当时的首相认作导师，并被推举为大学的名誉校长，还得到了薪资极高而无甚责务的海关专员职位。
他一生痛恨学术剽窃者，可死后不久竟也被诬为剽窃者。直到后来的人找到了他上课时学生做的笔记，才为他赢回清白。
这个人极度在意自己的文名，晚年抱病把仅有的两部公开出版的作品反复修订。死前，嘱咐朋友和学生当着自己的面把大量自己不满意的手稿付之一炬，让后人痛惜不已。
他虽然是英国人，却支持美国摆脱英国殖民制度的独立战争，他创设的理论体系为美国的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据，被誉为美国的“建国之父”。
在他逝世217年以后的2007年4月13日，他的侧面素描头像被印在20英镑的钞票上流通全国。
他从未到过中国，他的著作也只有极少数地方提到中国，不过他写的书在这个国家有几十种译本，甚至某任总理也亲自出面向国民推荐他的书。
这个人，就是亚当·斯密，一个生于1723年，死于1790年，来自苏格兰的英国人！二
亚当·斯密的名声如雷贯耳，甚至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他的巨大影响来自于两部著作：一部是1759年问世的《道德情操论》，另一部是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一书探讨的问题是，人类的情感如何支持道德伦理体系的形成和演化，人的道德又如何通过自身的升华而引导好社会的建设。《国富论》的主题则是一国的人民如何实现持续的真正富裕。
这两部书都是斯密呕心沥血之作，但各自的命运却大相径庭。《道德情操论》甫一问世即引起轰动，伦敦城里“洛阳纸贵”，但好景不长，不久即落寞寂寥，长期无人问津。在专业的道德哲学家眼里，被沦为等外之作。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引起了新的关注，这一状况才有了改变。而《国富论》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社会和政府各界引起了持续的关注、重视和好评。200多年来，它的影响不断地超越时空的限制，在全球传播。斯密凭借此书，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有一位经济学家甚至断言，正如哲学的全部话题都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发展，也不过是对《国富论》的各种命题的证明或者展开讨论而已。因此对于学术圈以外的大多数人而言，斯密的主要声誉来自于他是《国富论》的作者。《国富论》的第一版于1776年问世，作者生前修订过三次，多次印刷，并亲见了数种语言译本的出版。斯密去世后，又有数十种文字出版。时间过去了两个多世纪，这本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可以说是常读常新，在当代经济学家心目中的地位无与伦比。不仅如此，在今天世界高水平大学博雅教育的推荐书单中，它几乎从未缺席。总之，《国富论》是一部经过时间检验的公认的思想经典。《国富论》的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如果我们只看这本书的简称而不关心它的全名，很容易把此书误解为是一本讨论国家致富问题的书，甚至于有一些人理解为是讲一国的政府如何致富的书。这当然是大错特错的。
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一词之差，内涵及其衍生的含义却有很大不同。
固然，人民总是生活于一个具体的国家之中的，通常情况下，人民自然就是国民。但是，在中国，人们习惯上理解的国家总是指那些管理着人民的政治家或者机关，如君主或者政府。国家富裕也总会被理解为国库的充实，而不是人民的富裕。认真地读过《国富论》的人都会明白，斯密关心的并不是国库如何充实，而是一国的全体人民、各个社会阶层如何都能获得真正的财富，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一点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读者诸君切勿望文生义。
顾名思义，《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要讨论的问题无非是两个：第一，国民财富的性质；第二，国民财富的原因或者源泉。这两个问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对财富的性质不清楚，那么也就搞不清财富的来源和原因。如果对于财富的性质的认识是错误的，则对于财富来源和原因的认识也常常是错误的。
斯密为什么会关心这两个问题呢？
因为直到他生活的时代，很长时间里，人们关于财富的性质，在认识上都是错误的。尤其是当时在欧洲各国处于上层地位的达官贵人和大商人，都相信并且传播一种“财富即金银”的观点。他们把财富与金钱等同起来，与贵金属等同起来。当时的所谓有识之士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来给政府和社会提出致富之策的。在他们看来，既然财富就是金银，那么一个国家获得的金银越多，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越富。那么金银从何处来呢？如果没有金银矿藏可供开采，那就只能从买卖中获得，用商品从他人那里换得。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国家的财富只能来自于对外贸易，“多卖少买”，尽可能地以本国的产品从其他国家换取更多的金银，并尽可能限制本国的贵金属流向别国。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就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实施相应的体制与政策手段。对国内产业实施保护和垄断，奖励出口，刺激本国产品的外销；对外设立关税壁垒、限制进口等等。这一套关于财富以及致富的思想观念，被称之为“重商主义”。
早在15世纪，这种思想已经开始出现并产生局部的影响，而到了17世纪的上半叶，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民族国家体系逐步成型，欧洲很多的国家更有动力走上重商主义的国家致富之路。特别地，因为当时称霸欧洲的法国以及一心要与其争夺霸主地位的英国，也都采取了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体系，使得这一体系的影响力达到巅峰，成为正统的经济政策理论。
实施重商主义政策的那些国家，曾经获得了一时的经济繁荣，但是最终都陷入经济上的困境。尤其是法国这样的大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大臣柯尔贝尔强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法国的工商业也一度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好景不长，由于政府功能的过度扩张，自由竞争机制缺失，经济体系自身的活力受到长期的抑制。柯尔贝尔死后，积累已久的财政危机终究爆发，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17世纪末、18世纪初开始，对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提出强烈的质疑和批评就不绝如缕。
18世纪上半叶，以当时的皇室御医魁奈为代表的一些人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只有来自农业部门的产出才构成一个国家的财富，非农业的其他产业部门是不生产财富的。因此，一个国家必须以农业为中心来设计政策，要对工业和商业活动进行一定的约束。魁奈将他作为医生所掌握的关于人体各系统自动循环的知识，运用于研究社会经济系统，认为一国的君主要让经济这个有机体自动地运行，就要消除各种不合理的管制。这个理论被称之为“重农主义”，信奉它的那些人组成的团体叫作“重农学派”。重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以后一度吸引了不少坚定的追随者，但由于其理论的偏狭，与工商业社会崛起的历史趋势更是不相吻合，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也缺乏可行性，因此实际上对各国经济政策的影响不大，因此在提出30年后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斯密的《国富论》正是在这样一个极度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代横空出世的。《国富论》旨在全面系统地阐述关于财富性质及其原因的新理论，它既不同于重商主义，也不同于重农主义。
斯密认为，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重农主义，它们的体系都是建立在错误的“财富”定义基础之上的。他彻底批判和否定了重商主义所主张的财富就是金银的观点，推翻了建立在这种错误财富观基础上的政策主张。对于当时作为重商主义对立面出现的重农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斯密给予了一定的正面评价，但他决心要全面超越这两种思想体系。
斯密的理论创新是从提出新的财富观入手的。
在斯密那里，财富就是一切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总和，不论这个物品是来自于自然界的馈赠，还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也许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的需要主要仰仗于自然的馈赠，而越到后来，人们越依靠自身的劳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财富也就越来越表现为是人类通过劳动而获得的产品。所谓的金银只是作为财富的劳动产品价值的一种衡量载体，是流通的一种媒介，并非财富本身。
基于这样的认识，斯密的问题就很自然地转向：人类如何才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劳动产品，并且更好地分配它们。《国富论》立论的起点正是这种新的财富观。
既然劳动产品才是财富的基本形态，那么一个国家的财富要增加，首先就应该是提高生产劳动产品的效率，即提高劳动生产率。斯密发现，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本因素是劳动分工，他以那个著名的生产别针的例子，来展示同样的劳动投入在有分工和没有分工的情况下，其产出效率有天壤之别的事实。斯密还解释了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国富论》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在任何引导或应用劳动的地方的更高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提高财富生产效率的关键，就在于劳动分工。
那么，劳动分工又是怎样产生并且不断深化的呢？
斯密论证出，人类的分工是由其天性中的某种倾向引导出来的。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交换。人类的基本的特点，似乎就是单凭自己的禀赋和能力不敷自己全部需要的种类和程度的物种。他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禀赋和特长去生产出更多的某种东西，以便用这种产品从其他人那里换取自己所无法生产的各种产品。于是，分工和交换就形成了不断相互强化的良性循环，越是专务一业，生产效率就越高，从他人那里可换得的物品也就越多，劳动者的生活也就会日益改善。
因为劳动分工源自交易的力量，所以，分工的程度也就决定于这种力量的大小和强弱，这叫作“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定理，后人叫它作“斯密定理”。具体来说，如果市场规模太小，分工的好处就不能抵消分工的费用，分工就不合算，生产者也就不会去发展分工；只有当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分工的好处才能实现。所以，即使分工源自人类天性中的交易倾向，这种交易倾向如果不表现为必需的市场规模，那么分工的意愿也就不会变成现实。
如此一来，扩大市场规模就成为促进分工的关键。
货币的出现一方面是分工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刺激需求扩大的重要因素。在分工这个前提下，没有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时代，人们处理剩余劳动产品主要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而这是十分不便的，也大大地阻碍了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无论在人类生活的哪个地域、何种文化圈，不约而同地，都会演化出贵金属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制度。这一制度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交易的成本，推动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深化。所以，货币一旦出现，就成为连接分工与交易的重要纽带。
在分工的时代，货币的确定，使得人类有了表征物品交换能力的统一手段和标准。处在不同分工链条中的生产者，和其他人交换剩余产品所商定的比例，就是商品的价格。在斯密看来，决定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的情况，它的辛苦和麻烦程度以及应付复杂性和培训必要技巧所需要的付出。所以，归根结底，两者产品之间的交换其实就是两个等量的劳动付出之间的交换。劳动成为决定产品交换比例，即价格的基础，也就是产品的价值的来源。
由于任何实际的生产活动，不仅涉及劳动的付出，还需要有其他要素的配合，如工具和材料的投入、土地的投入等等。这些投入需要相应的补偿才能可持续，经济体系也只有在各种要素获得合理报酬的情况下才能够良好运行。一种劳动产品换得的其他产品，就需要分解成三个部分予以分配，它们分别是：劳动的报酬，即工资；土地的报酬，即地租；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即利润。在劳动产品中，工资、地租和利润以何种比例进行分配，决定了财富生产体系运行的好坏。
斯密认为，在理想的状态下，分工经济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产品的销售价格都应该等于各种合理的生产要素投入（或其合理报酬）的总和，即这个产品的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相等。但是，由于各种自然或者人为的因素，市场价格常常会偏离自然价格。这样就会造成一定的短缺或者浪费。但是，斯密相信，在一个自然自由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经济体系中，产品的市场价格必然会与自然价格相一致，每一种要素的市场价格也会和它们的自然价格相一致。
依据于以上的基本模型，斯密依次讨论了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决定。
以上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中讨论问题的主线。应该说也是整部书的精华与核心之所在。
斯密在第一篇讨论分工的时候就已经指出，劳动分工和生产工具的进步是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所以分工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资本品的积累及其使用。资本不仅其自身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直接手段，也是劳动技能提高和土地质量改进的重要手段，所以，资本对于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财富生产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功能。正因于此，斯密在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全面讨论结束以后，立即用了整一篇的分量来系统地考察了资本的性质、资本积累和资本使用问题。
在这一篇中，斯密详细地定义了资本的性质、种类与功能；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还讨论了资本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合理匹配，考察了影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特别是，斯密在这一篇中详细地研究了资本投到不同产业部门对一国财富生产的效应，讨论了国际贸易与国民财富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与劳动匹配比例如何决定等事关财富生产的动态问题。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评价，如果说《国富论》的第一篇是构建了一个分工与交换互动的经济体系的整体的静态模型，那么第二篇就是讨论经济发展的动态方面。这两篇内容构成了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干。
第三篇虽然也讲到了某些原理性的内容，但主要是用历史材料来解释此前理论所阐述的内容。
第四篇则是以斯密自身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为根据，对他以前的两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进行分析批判。斯密把这一篇中主要的篇幅花在了批判重商主义上，因为，在他看来，重商主义理论体系是当时一系列错误立法和政策的总根子，必须在理论上拨乱反正，为此值得大书特书。
如果说前四篇，斯密讨论的都是围绕一个国家人民的收入和开支是如何决定这个问题来展开的，那么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斯密讨论了国家（或君主）的支出和收入。在这里，他把自然自由体系中政府的必要功能与其收支结构加以结合来予以讨论。
以上就是《国富论》一书的主线和梗概。
关于这部书的结构以及内容安排，斯密自己在该书的序言中进行了很清楚的解释和说明。为了便于大家全面把握，我将其全文引述如下：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最初供应他们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这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总是由这种劳动的直接产物或用这种直接产物从他国换购来的产物构成的。
因此，一国国民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依这种直接产物或用它换来的产物与消费者人数之间的比例大小而定。
但是，在每个国家，这个比例必然是由两种情况决定的：第一，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和不从事这种劳动的人的人数比例。任一国家，不论其土壤、气候或国土大小如何，在此种具体情况下，该国每年供应的丰裕或不足，必然是依这两种情况而定的。
这种供应的丰裕或不足，依存于前一种情况也似乎比依存于后一种情况较多。在从事渔猎的未开化国家，每一个能工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力图尽可能地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家庭或部落中那些过老、过幼或过于孱弱以致不能从事渔猎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可是，这种国家穷得太可怜了，以致仅仅是由于贫穷，常常落到了或者至少是自认为落到了这种地步：有时不得不直接杀死自己的幼儿、老人或长期患病的人，有时则任凭他们饿死或由野兽吞噬。相反，在文明和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很大数量的人虽然根本不劳动，其中许多人却比绝大多数从事劳动的人消费高出十倍、常常是百倍的劳动产物；然而，社会整个劳动的产物的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致所有的人常常都能得到丰富的供应，一个工人，即使是最下等最贫穷的工人，只要他勤劳节俭，也能享受比任何一个未开化之人可能得到的更大份额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这种改进的原因，以及劳动产品在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状况的人们中间被自然而然分配的次序，是本书第一编的主题。
不论任何国家劳动在运作中所体现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实际状况如何，在这种状况持续不变的情况下，该国每年供应的丰裕或不足，必然依存于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这种劳动的人数的比例。以下将要看到，有用的和生产性的劳动者的人数，无论在哪里都是同用来推动他们工作的资本的数量及其被运用的具体方式成比例的。因此，第二编讨论资本的性质，它的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依它的不同运用方式所推动的劳动的不同数量。
在劳动运作中所体现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方面比较先进的国家，在劳动的总体管理或指导中遵循了非常不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一国产物的增加。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其他国家的政策则特别鼓励城镇的产业。很少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平等地不偏不倚地对待每一种产业。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的政策有比较利于手工艺、制造业和商业，即城市的产业，而不那么利于农业这种农村的产业。本书第三篇将说明，什么情况可能会使人们引入和确立这种政策。
虽然这些不同的计划最初或许是由于某些阶层的人们的私人利益和偏见而采用的，丝毫没有考虑到或预见到它们对社会总体福利的后果，然而它们却引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有些特别强调在城市中进行的产业的重要性，其他的则特别强调在农村中进行的产业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有学问的人的意见，而且影响了君主和主权国的公共管理。我力图在第四编尽可能详尽而明确地说明这些理论，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所产生的主要效果。
前四编的目的，在于说明是什么构成了广大民众的收入，或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供应他们每年消费的那些源泉的性质。第五编也是最后一编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编，我力图表明：第一，君主或国家的必要支出是什么，哪些支出应由整个社会的总税收来支付，哪些支出应由社会的某一群体或某些成员的纳税来支付；第二，对整个社会课税以供应为整个社会所做支出的各种不同方法，以及每一种方法的主要利弊如何；第三，促使几乎所有现代政府将此种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以借债的理由和原因，以及这种债务对实际财富，即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如何。三
到2016年3月9日，《国富论》问世已经整整240年时间。在接近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人类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世界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版图也可谓日新月异。很多人由此而心生疑问：事过境迁，这部书难道还值得一读吗？！
的确，今天无论是真实的经济世界，还是经济学理论都已经发展到了全新的状态。现时代经济组织的很多具体方式和产业业态，是斯密生活的时代闻所未闻的；人类经济生活的丰富程度也是斯密时代的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同样，今天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高度成熟和发达，其精细程度和严整性远远超过了斯密所建立的那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甚至，今天的经济学家讨论问题的语境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上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国富论》过时了。斯密用来说明其理论的各种例子也早就是旧时代的陈迹，很难引起今天时代读者的共鸣。大概也因此，今天的人们，甚至是经济学的从业人员也多半不会再去读《国富论》了。
那么，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为何还有必要读《国富论》？
我个人认为，以下几点或许是《国富论》仍值得一读的理由。
首先，经济体系无论多么发达和复杂，都有其基本的问题和简单的机理。《国富论》在揭示和说明基于人类天然倾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作用机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最好作品。作者极富洞察力，思考深刻，运用的语言通俗易懂，说理清晰透彻，运用事实和案例独到而贴切，只要不带成见地阅读，一定会有深切的体会和知性上的收获。这也是迄今为止很多知名人士的共同体会。
其次，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所抨击的经济弊见今天依然充斥着朝野，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改革和转型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知识界、政官界甚至企业界，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以及原因的认识依然是混乱的，其中不少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彻底清算了的错误认识。在当今世界，这些错误的认识依然大行其道，影响着立法、政策制定和政府行为，还在持续产生消极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国富论》的基本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有着十分强烈的针对性。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而言，《国富论》就是强力的解毒剂。对于容易受到谬见病毒攻击的人群，它又是抗生素。
第三，诚然，经济学的学科化趋势十分强劲，理论体系及其规范也高度成熟。如果由此而断言，只要掌握了现代经济学，就可以不用理会斯密的那一套，则是幼稚的。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与今天的经济学十分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基础之上的，这个体系的推导过程远不如现代经济学严谨，概念和符号系统自然也比不上今天精密，但是它的问题意识、立论基础、体系解释力以及基于自然语言的分析水平，都是今天的数理经济学所不具备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经济学不仅无法取代《国富论》的功能，反而迫切需要《国富论》来充实、纠偏乃至改进。
第四，《国富论》不仅是理论上的杰作，也是历史知识特别是西方经济史知识的荟集之作。通读之，不仅可以得到单纯的知识上的充实，更重要的是依托于斯密所提供的观察与分析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者在面对新的历史现象时，其解释能力也能够得到提升。
第五，也许最值得今天的经济学从业人员重视的，就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卓越的常识感。《国富论》全书没有卖弄任何故作高深的理论，更不使用让人望而生畏的经济模型。至于今天任何一位经济学专业学生皆熟习并乐意使用的计量经济学工具，更是毫不沾边。斯密自始至终都在运用自己的常识感、通过细致观察真实世界的变化、借助联想和推理建立起自己系统的经济运行理论，然后旁征博引，利用历史和时代的材料加以佐证。这种基于常识感的思考和推理是传统的、质朴的，甚至可以被批评为是粗陋的，但是它却拥有了今天那些形式精致的经济学作品所没有的强大的冲击性的原始力量。斯密让每一个关心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读者都能够调动自己的常识感去分享、评鉴这种思维活动的乐趣，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加深读者关于经济体系的系统认识。通过这种看上去十分日常化的说理方式，斯密与读者进行了思维上的深度沟通，最终彼此形成了某种思想认识的共同体。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界日益过度沉溺于构建形形色色精致的经济学模型，经济学家念兹在兹的一件事，就是建构某种符合学术规范的、精致漂亮的、同行认可的、唯一正确的“学术真理”。而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的常识感则越来越欠缺，不借助专业分析工具的纯粹思维力在弱化，超越日益细密专业学术分工的理论综合能力更是严重不足，这或许是时下学术界充斥着脱离实际的空论和似是而非的谬论的重要原因。重新恢复人们对经济学的信任，需要经济学家提高常识感、思维力和综合能力，在这些方面，斯密是最好的典范，《国富论》是最好的教科书。
除了内容上的卓越，《国富论》也是修辞和叙事的典范，许多片段令人百读不厌。语言的力量被斯密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调控得恰到好处，拥有此种写作能力的人在近代作家中并不多见，而在今天的经济学家群体中，更是凤毛麟角。《国富论》一书中不乏名句箴言，掌握它们也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国富论》一书的特殊魅力和内在的价值，历代经济学中的杰出人士对它推崇备至。李嘉图、穆勒、马歇尔、凯恩斯、哈耶克、科斯、弗里德曼……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
1976年是《国富论》发表200周年，西方世界的知名经济学家纷纷发表演讲向斯密致敬。这一年的3月9日，科斯教授于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表题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演讲，很有代表性，值得一读。在这篇长达万言的演讲末尾，科斯这样说道：“《国富论》是一部需要人们怀着敬畏之心进行深思冥想的著作，它分析之敏锐、范围之宽广都超越了其他任何经济学书籍，然而它的杰出令人心绪不宁。我们不禁要问，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我们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我们的分析当然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我们对于经济系统的运行没有显示多少洞见。而且，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分析方法还不及亚当·斯密。当我们讨论公共政策的观点时，我们发现这些主张忽视了亚当·斯密利用‘不言自喻’的力量加以证明。我真不明白为何如此，部分答案或许是我们没有读过《国富论》吧！”四《国富论》是一部煌煌大著，原著正文译成中文近900页，60余万字。就其重要性而言，这本书当然是值得全文通读的，尤其是对于经济学从业人员而言，不仅要通读，还要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不过，对于那些只是需要大略地了解亚当·斯密经济学体系的基本思想观点或者忙于生意而无法抽出足够时间的读者而言，通读全书并不现实。
考虑到广大读者的阅读需要，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选译本。
我自己确定的选译原则如下：
第一是突出基要性，凡是反映斯密思想基本内容和要点的篇章，尽可能全文保留；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我以为斯密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是他对基于人类天性的分工和交易相互作用的自然自由体系的阐述，这不仅是斯密在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是他为近代市场经济体系奠定理论基础的核心内容。对中国的读者来说，也是最需要掌握和巩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有鉴于此，我几乎保留了全部第一篇的内容，只对一些无关宏旨的具体议论做了删节处理。
第二是保证最低限度的完整性，以便于读者对斯密体系的基本框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国富论》全书共五篇，我保留了全部篇目，但删节的分量是越到后面的部分就越重。第一篇因其理论体系的完整和重要性，我所做的删节是最少的，只对那些不影响基本理论观点的历史材料和案例做了删节处理。第二篇，我保留了第一、三、五这三章，删掉了第二和第四两章。第三篇，我保留了第一章和第四章，第二、三两章因为主要讲罗马帝国时代的农业和城市经济，全部删去似乎影响不大。第四篇共九章，我保留了最后两章即“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和“论重农主义”，理由是前面七章关于重商主义的原理和具体政策实践的讨论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过于专门和生僻，保留的必要性不大。第五篇共三章，我删掉了第三章“论公债”，其余两章我或者选择了结论部分，或者选择了概要部分，斯密在这篇中展开讨论的政府开支的具体内容，我都没有采用。
这个选本的基础是我指导的学生集体阅读翻译《国富论》形成的文本。我所做的工作是对译文进行审校、筛选和整理加工。
这个选译本是一个尝试，内容的取舍体现了我个人解读斯密思想的倾向性。要从60余万字的全书中选择8万字的内容，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是为了推动经典阅读事业，我愿意做一做这个铤而走险的尝试。希望读者能够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客观的困难，包容和支持这个尝试。我更希望广大读者能把这个选本作为阅读《国富论》全书的一个导引，一个走向亚当·斯密更加丰富思想世界的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如果这本书的读者中有人愿意去仔细地通读《国富论》的原著全文，甚至去研读格拉斯哥学术版的《国富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出），则幸甚焉！|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以及论劳动产品在不同阶层的人中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一章 论劳动分工
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在任何引导或应用劳动的地方的更高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劳动分工在社会一般事务中所产生的结果，可以借助对它在某些具体制造业中的运行方式的考察而更易理解。人们普遍认为，分工最细的行业乃是某些非常微型的行业；但或许这些行业的分工并不是真的比其他更大的行业更细。不过，在这些旨在满足少数人的少量需求的微型制造业中，劳动者的总数必定很少。这使得那些被雇用在不同部门工作的人们可以常常集合在同一工场，使旁观者一览无遗。反之，在那些旨在满足大多数人巨大需求的大型制造业中，每个不同的工作部门都雇用大量的劳动者，以至于不可能将他们全都集中在同一个工场内。我们几乎不可能同时看见一个部门以上的劳动者。因此，比起那些微小的制造业，虽然在这样的制造业中，工作实际上划分成了更多的部门，分工却远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因而较少被人注意到。
因此，要从一个非常微型的，但其中的劳动分工常常被人注意到的制造业中举一个例子，譬如制针业。一个劳动者，如果没有受过这种业务（劳动分工已经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的训练，且又不熟悉它所使用的机器（使这种机器的发明成为可能的，同样也是劳动分工），尽他最大的努力，或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针，制造20枚更是不可能的。但是，按照这种业务现在进行的方式，不仅整个工作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而且它又被分成很多部门，其中大部分也是专门的行业。一个人抽丝，另一个人拉直，第三个人切断，第四个人削尖，第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装针头。做针头需要两三道不同的工序：装针头是一项专门的业务，把针刷白是另一项，甚至将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项专门的工作。这样，制针这一重要的业务就被分成了大约18道不同的工序。在有些工厂中，每一道工序都由不同的人担任，在另一些工厂中则有时由一个人担任两三道工序。我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厂，那里只雇用了10个人，所以有些人承担了两三道不同的工序。他们虽然很穷，能够装备的必要机器设备也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就能每天造针约12磅。每磅总有中等大小的针4000多枚。因此，这10个人每人每天能制造48000多枚针的1/10，就是每人每天制针4800枚。但是，如果他们都各自独自工作，没有一个人受过这种专门业务的训练，那他们中无论是谁，每天肯定连20枚针都造不出，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但不能完成他们现在由于适当分工和各种不同工序结合起来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的1/240，恐怕连1/4800也不能完成。
在其他各种工艺和制造业中，劳动分工的效果与在这种微小的制造业中是一样的。尽管它们之中的许多行业，劳动不能如此细分，每道工序也不能变得如此简单。然而，在每一种工艺中，劳动分工一旦被采用，就能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各种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彼此划分，似乎也是由这种好处而产生的。这种划分通常说来在产业最发达、改进最快的那些国家进行得最彻底。在社会的未开化状态——一个人的工作内容，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由几个人承担。在每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农民一般就只是一个农民，制造业者一般就只是一个制造业者。生产任何一种完整的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几乎总是由大量的人手来分担。有多少不同的人手运用到亚麻和羊毛制造业的每一个部门中啊：从亚麻的种植者和羊毛的培养者，到麻布的漂白者、熨烫者，或是到布匹的染工和整理者！农业的性质确实与制造业不同，不容许做那么细致的劳动分工，也不容许将一种业务同另一种业务截然分开。不可能把畜牧人的业务同谷农的业务彻底分开，就像不可能把木匠的行业同铁匠的行业彻底分开那样。纺纱工同织布工几乎总是不同的人。然而，犁田、耙地、播种和收割则常常由同一个人承担。这些不同种类的劳动随一年季节的变化而进行，让一个人固定从事其中的任何一种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划分农业中使用的所有各种不同种类的劳动，或许正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能总是跟上制造业改进的步伐的原因。的确，最富裕的国家在农业方面和在制造业方面一般都超过它们所有的邻国，但是，通常来说它们总是以制造业而非农业的优越性著称。富国的土地一般耕种得比较好，投在土地上的劳动和花费比较多，产量按土地面积和天然肥沃程度的比例来说也比较大。但是这种产量方面的优越性很少在比例上超过劳动和花费方面的优越性。在农业上，富国的劳动并不总是比穷国的劳动有更大的生产力，或者至少是，通常从来没有像在制造业中那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就同一品质而言，富国的谷物在市场上并不总是比穷国的谷物价格更贱。同一品种的波兰谷物同法国的谷物一样便宜，尽管后者更富裕、进步。在产谷省份，法国的谷物同英格兰的谷物一样好，在大多数年份差不多是同一价格，尽管在富裕和进步方面，法国或许不及英格兰。然而，英格兰的谷地比法国的谷地耕种得更好，而法国的谷地据说比波兰的谷地耕种得好得多。穷国虽然在耕种上处于劣势，却能在某种程度上以谷物的价廉物美而与富国竞争，但在制造业方面它是无法这样竞争的；如果某些制造业适合于富国的土壤、气候和地理位置，那么至少在这些制造业方面，穷国是无法竞争的。法国的丝绸比英格兰的更好些、更便宜些，因为丝织业，至少是在现时对生丝进口课征高关税的情况下，不那么适合于英格兰的气候，不像在法国那样。但是英格兰的铁器和粗毛织物却远远优于法国，就同一品质而言，价格也低廉得多。在波兰，据说很少有什么制造业，除了国民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少数粗糙的家用制造业以外。
由于劳动分工，相同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数量获得的这种巨大增长，归因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每一个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通常损失的时间；第三，大量机器的发明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必然会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而劳动分工通过使每一个人的业务简化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使这种操作成为他终身的唯一职业，必然大大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一个普通的铁匠，尽管经常使用铁锤，却从来没有做过钉子，如果在某些特殊场合，他不得不去试着做钉子，我确信他一天也做不出两三百枚，而且是质量很差。一个经常做钉子的铁匠，其唯一的或主要的职业不是制钉，就算用最大的努力，他也很难每天造出超过800枚或1000枚钉子。我见到几个20岁以下的青年，他们除了制钉以外没有从事任何其他的职业，当他们努力工作时，每人每天就能造出2300枚钉子。可是，造钉绝不是一种最简单的操作。同一个人要鼓炉、调整火力，要烧铁、挥锤打制，在打制钉头时还得调换工具。制造一枚针或一个金属纽扣所划分的不同操作要简单得多，毕生以从事这些操作为职业的人，其熟练程度常常要高得多。在此等制造业中，有几种操作的迅速程度，如果不曾亲眼见过，你绝不会相信人的手能有这样大的本领。18世纪英国纺织工厂机器的出现和流水线的产生，使得相同数量的工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大大增长。
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要损失一些时间，因节省这种时间而获得的好处，比我们骤然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从一种工作很快地转到另一种在不同地点、使用完全不同的工具进行的工作，这是不可能的。耕作小农地的乡村织工，由织机转到耕地，又由耕地转到织机，定要浪费许多时间。当两种业务能在同一个工场内进行时，损失的时间无疑要少得多。但即使如此，损失也是很大的。一个人把他的手从一种业务转向另一种业务时，通常都要闲荡一会儿。当他最初开始新工作时，很难立即全神贯注；他的心智，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总不免心不在焉，有些时候磨磨蹭蹭，而非认真干活。每个不得不每半个小时就改变工作、变换工具、几乎一辈子要干20种不同的活计的乡村劳动者，自然而然，或必然会养成闲荡、懒散、漫不经心的习惯。这种习惯，使得他几乎总是懒懒散散、慢慢吞吞，即使在最紧迫的场合，都不能精力充沛地工作。因此，除了他在熟练方面的欠缺，单是这个原因，也必然总是要大大减少他能够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每个人必然都知道，应用恰当的机器能在多大程度上便利和简化劳动。对此不必举例了。因此，我只想说，让劳动得以如此便利和简化的所有那些机器的发明，最初似乎都要归功于劳动分工。当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独一个目标上，而不是分散在许许多多的事物上时，他们就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地实现任何目的的方法。但是，由于劳动分工，每一个人的全部注意力都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某个非常简单的目的上。因此，我们自然可以预期，从事每一个具体劳动部门的那些人，总有某个人不久就会找出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地完成他自己的具体工作的方法，只要工作性质容许做出这种改进的话。在劳动分工最细的那些制造业中所使用的大部分机器，最初都是普通劳动者发明的。他们每个人都从事非常简单的操作，自然要用心去找出能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完成工作的办法。经常去参观这些制造业的人，常常会看到一些非常巧妙的机器，它们是普通劳动者为了便利和加快他们自己承担的那部分工作而发明出来的。最初的火力蒸汽机在使用时常常要雇用一个男孩，随着活塞上升或下降去打开或关闭锅炉与汽缸之间的通道。有一个贪玩的孩子注意到，用绳子把开闭这个通道的活门的柄系在机器的另一部分上，活门就能自动开闭，于是他可以自由地去和同伴玩耍。自从这种机器初次被发明以来最大的改进之一，就这样由一个想节省自己劳动的男孩发现了。
然而，机器的改进绝非全都是机器使用者的发明。许多改进是出于机器制造者的聪明才智，此时，制造机器已变成一个专门行业的工作；也有些是出于所谓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聪明才智，他们的工作，不在于制造任何实物，而在于观察每一件事物，因此，他们常常能把相距遥远和极不相同的事物的力量联结起来。在社会的进程中，哲学或思考也像其他各种工作那样，变成了某一类公民的主要的或唯一的行业和职业。和其他工作一样，哲学工作被细分成许多不同的分支，每个分支成为某一群或某一类哲学家的工作。哲学工作的这种细分，和其他事务一样，都提高了熟练程度，节约了时间。相比研究整个哲学，每个人在自己那个专门分支内更内行，做出的成就更多，科学成果的数量亦因此而大大增加。
正是所有不同技艺的产物的成倍增长——这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才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社会中产生了扩散到最底层人民普遍富裕的影响。每一个劳动者自己劳动的产品，除了供应自己的需要以外，还有大量的产品可自行处理；其他每个劳动者的处境也完全一样，能用自己的大量产物去交换他人的大量产物或其等价品。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物品，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普遍的富裕就自动扩散到所有不同阶层中了。1851年英国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劳动分工的结果之一在于，每个劳动者产出的产品，除了自给自足之外，还有多余的产品可以用于等价交换。普遍的富裕就这样自动扩散到所有不同阶层中了。
考察一下一个开化的、繁荣的国家中最普通的工匠或日工（按日计酬的劳工）的生活用品，你就会发现，为了获得这种日用品，投入劳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的人数，多得不可胜数。例如，日工所穿的羊毛上衣，虽然看起来很粗糙，却是大量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品。牧羊人、选毛人、梳毛人、染工、梳理工、纺工、织工、漂洗工、缝纫工，和许许多多其他的劳动者，必须结合他们各自不同的手艺，才能完成这种仅仅用作家居的用品。此外，把这些材料从这些劳动者手中运到其他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常常生活在国内最遥远的地方——手中，需要有多少商人和运输工啊！尤其是要把各种染工所用的药料由世界各地收集起来，需要有多少商贸和航运，需要有多少造船者、水手、帆布制造者和绳索制造者啊！并且，要生产这些最普通的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必须得有多少种不同的劳动啊！且不要谈那些复杂的机械，如航海者的船舶、漂洗工的水车，甚或是织布匠的织机，让我们仅仅来看看牧羊人用来剪羊毛的剪刀这一非常简单的机械的制造，就需要有各种不同的劳动。采矿工、熔化矿石的锅炉制造工、伐木工、熔矿炉所用焦炭的烧炭工、造砖人、泥水匠、看炉工、磨坊设计与建筑人、锻工、铁匠，全都必须把他们各自不同的手艺结合起来，才能生产出剪刀。假如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考察一下牧羊人的衣着和家用器具的所有不同部件，如他贴身穿的粗麻衬衫，他脚上穿的鞋，他睡的床以及组成床的所有不同部件，他准备食物的厨房炉灶，从地层挖出的、烹煮所使用的煤炭——这或许是通过遥远的海路和陆路运到他那里的，他厨房中其他的所有器皿，餐桌上的所有刀叉用具，用来盛上和分送饭菜的陶瓷盘子和锡制盘子，为他制作面包和啤酒所使用的不同人手，既能透得过光热又能遮蔽风雨的玻璃窗，为准备玻璃这种美丽、舒适的发明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艺——没有玻璃，世界上这些北方国土就不可能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住所，连同在生产这些不同便利品过程中所使用的所有不同劳动者手中的工具。哎呀，假如我们考察一下所有这些东西，看一看每一种都要使用多少种不同的劳动，我们就会了解到，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帮助和合作，连一个文明社会中最卑微的劳动者，都不可能得到他日常所使用的那种平常简单（即便是按照我们臆想的那种平常简单）的生活用品。的确，同富贵人家的极度豪华奢侈相比，他的生活用品看起来无疑是极其简单而又平常的，然而，这或许又是事实：一个欧洲君主的生活用品胜过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的生活用品的程度，并不总是强过这个农民的生活用品胜过许多非洲君主的生活用品的程度，而这些君主正是数以万计的赤裸野蛮人的生命与自由的绝对主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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