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家情家事(亲历者讲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文昊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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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家情家事(亲历者讲述)试读：

蒋介石并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幸福的童年。但在荣登“龙椅”之后，他却一再妄想给自家脸上涂脂抹粉，并精心扶植了一批“皇亲国戚”。那么，蒋氏家族究竟渊源何处？早年蒋介石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为什么对家乡总是怀有一份特殊的依恋之情呢？一、蒋氏家族秘史和蒋介石的故乡情

蒋介石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几乎妇孺皆知，但关于蒋介石在家乡奉化溪口的有关情况，以及蒋氏门中不可告人的秘史，外界虽有一些传说，却多是语焉不详。我在192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10月，蒋介石要办武岭学校，委我当上武岭学校校长，因而我和蒋家一班“皇亲国戚”——如蒋介卿、孙琴风、宋周运等交往频繁。兼之我又是奉化人，对蒋介石的家史及其行为略有所知。现就记忆所及，提供一些资料，作为整理蒋介石史料的一点参考。

为了充实资料，我还访问了全国政协委员毛懋卿、奉化九六老人孙表卿，承他们不厌其详地加以补充。蒋氏先系及其家族

一、蒋氏先系之谜

溪口是奉化北乡一个商业发达的市镇，地处四明山南麓，那里的居 民以蒋、周、毛、任四大姓为最多，占全镇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四姓之中，蒋姓尤多。

溪口蒋姓分支甚多，蒋介石的族派里奉一出家的和尚为太公。相传南梁时，奉化有蒋宗霸者，常与岳林寺的游方僧号布袋和尚者为友。蒋宗霸笃信佛教，布袋和尚教他常念“摩诃般若波罗密多”为日课，乡人遂称蒋宗霸为摩诃居士。这个摩诃居士后来弃家出走，拜布袋和尚为师，在宁波东乡小盘山上筑庵修静，死后就葬在小盘山上弥陀寺旁，蒋宗霸有兄弟二人，他是老二，所以溪口蒋姓家族的子孙都知道小盘山有所谓“摩诃太公”的坟墓，每年清明时节例须前往祭扫。

蒋氏在溪口发族始于何时？祖先究从何处迁来？这一问题，蒋姓子孙向有不同的说法，从来没有过定论。在宗法社会中，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蒋介石坐了“民国皇帝”这个宝座后，效法封建帝皇修谱耀宗，对此颇加重视。根据蒋氏历代沿传下来的家谱上记载，就有两种说法：一说溪口蒋姓是从江苏宜兴迁来的；另一说是从宁波城里迁来的。1947年下半年，蒋介石要重修家谱，派他的秘书沙文若去进行。他两次派人到宜兴多方探查蒋氏祖宗遗迹，据回报认为查无实据，难资凭信。次年，蒋介石自知政治命运不长，迫不及待地派沙文若去复查，限期三个月查清，重修家谱。沙文若因时间太迫，面有难色，蒋才宽限至六个月完成。

修谱工作，名义上由吴稚晖、陈布雷两人为正副“大总裁”，实际上由沙文若负责。沙于1947年由京来甬，找到他的朋友冯孟颛、朱赞卿、杨菊庭三人从旁协助，并向各人赠送蒋介石签名题款的照片一帧，以示“宠待”。于是经过初步商讨，由朱赞卿提供地方志和各姓家谱一类的藏书作参考，冯孟颛拟定修谱条例，杨菊庭写文章考证蒋氏始祖的来历。沙文若自己带着两个帮手去到宜兴遍找当地蒋姓旧谱，一一查对考稽，找不出奉化蒋氏始祖来自宜兴的根据。后来杨菊庭根据蒋氏旧谱内来自宁波的一说，言明为四明的“竹湖蒋氏”，他便在这“竹湖”两字上大做文章，从清初全谢山所著《湖语》一书里找出“腰带湖即古 之竹湖”这一说法。他又从《四明谈助》里查到，北宋时，有个金紫光禄大夫蒋浚明，生有二子，二人同年中进士。蒋浚明的老师丰稷就命名其家第为莲桂坊，从此竹湖就以莲桂坊而得名。而蒋浚明原籍奉化。杨菊庭以此为据，作了一篇《莲桂坊蒋氏考》，证明北宋时代的蒋浚明为溪口蒋姓的祖宗。

蒋介石这次重修宗谱，追溯先系，巴不得找出一二个有地位的祖先，用以炫耀门楣，所以看了《莲桂坊蒋氏考》，便大为赏识，急命吴稚晖撰文镌碑，在宁波白水巷蒋氏宗祠（即莲坊街蒋家祠堂）前立石作传，奉蒋浚明为蒋氏祖宗。沙文若另撰《先系考》一文，与《莲桂坊蒋氏考》均附载于新修的蒋氏宗谱中。

二、蒋介石父兄的身世

其实，蒋介石的祖宗是谁，已属渺不可稽，姑妄言之，不能作为史实依据。溪口老年人中，尚知蒋介石的祖父蒋玉表，贩盐出身，到了晚年就在镇上开设玉泰盐铺，先以酿酒贩盐为主要业务，以后逐渐扩大营业范围，兼营食米、菜饼及石灰等项。这家盐铺传到蒋介石父亲蒋明火（字肃庵）手中，业务达到顶点，与溪口大地主毛颖甫（绍遂）所开设的太昌盐酒店及离溪口十里肖镇孙昭水开设的永兴行是同业，三人互相勾结，关系搞得很好。他们除自己酿酒外，盐和石灰两项，均须至外地采办。盐是从余姚和宁波运来，石灰产自富阳。蒋明火因为经常要到外地去办货，便委托葛竹人王贤东掌管店务，兼任司账。

蒋明火元配徐氏，1874年生女名瑞春，嫁与任宋村宋周运为妻；1877年生子名周康，字介卿，号锡侯。徐氏死后，蒋明火续娶肖镇孙姓女为继室。孙氏无所出，寻亡。旋由其店中多年当手王贤东作伐，聘娶王的堂妹再嫁妇王采玉为填房，她就是蒋介石的生母。

王氏生二子二女：1887年生长男名瑞元（即蒋介石，阴历九月十五日生）；越三年，生长女，名瑞莲，嫁给后竺村竺芝珊为妻；又过三年，生次女名瑞菊，出生不数月即夭亡；瑞菊死后过三年而生次男瑞青，养到三岁又死了。奉化旧俗，富裕人家对未成婚的子女死后，父母 仍须与他们凭媒聘娶，名为“阴配”。会有当地开设南货号王永泰的主人有女新亡，两家门当户对，就以王氏女嫁给瑞青阴配为妻，也算结了一门儿女亲家。

1895年，蒋介石九岁（虚岁，下同）时，他的父亲蒋明火染时疫暴卒，玉泰号店务由其异母兄蒋介卿掌管。蒋介卿年十九岁，娶妻单氏，兄弟分家而居。玉泰号及外面放出的账款，均归蒋介卿。王氏及其亲子介石，分得老宅三间楼房，小溪岙法华庵田地三十余亩和一片竹山。蒋介卿是不信佛教的。有一次奉化岳林寺和尚来化缘，适介卿与人雀战失利，回头看到身边有一僧人驻足旁观，认为和尚是“空门”，就迁怒于他，怒而打了和尚秃头一下。王氏与之争吵，从此母子间感情失和。后来蒋介石在《哭母》一文中有“内弭阋墙之祸”这样的字句，即隐指兄弟分家、母子失和这件事而言。

蒋介卿出身虽为禀生，实际不学无术，是个十足的草包子，糊涂虫。他性情暴躁，仗势欺人，闻名闾里。他平生有三种爱好：一好嫖妓，二好骂人，三好赌博。他自父亲去世后，接管玉泰号当了大老板，终日在店内邀集一般同业友好，打麻将取乐。有时他输了钱，与人发生争执，动辄就打别人耳光。溪口人多知他有横蛮不讲理的粗暴作风。1921年春，由蒋介石推荐，他曾出任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带了同乡俞飞鹏去接任。他在英德县长任内，胡乱治理，声名狼藉，不久就被撤职。新任县长前往接替时，发现县内库存欠亏，省府要扣押蒋介卿，经蒋介石去电缓颊，大意说，关于蒋介卿移交时所欠款项，概由本人负责，准其交卸回籍。从此他便回到奉化溪口闲居。直到1927年时，蒋介石在上海大华饭店与宋美龄结婚，蒋介卿以家长身份主持婚礼，宋美龄知他赋闲家居，介绍他出任浙海关监督。浙海关监督官俸每月三百六十元，管辖镇海、象山、慈溪海门等十三个常关（后缩编为十一个），每个常关例须向监督“孝敬”，每月自一百元至三百元不等，视关卡大小而定。蒋介卿于1928年5月11日上任，至1930年春，以其营私中饱之所入，在宁波城内九曲巷购置精美住宅一所。此人好色如命，先纳 妓女程爱卿为妾，同居一年余离去，后又纳妓柯姓女。蒋介卿在浙海关监督任内，仗乃弟势力，兼任浙省府委员。1933年春，浙海关将十一个常关划归通税局管理，内部人事略予压缩，成为一个清闲的衙门。蒋介卿在宁波买屋纳妓，声名很坏，蒋介石也觉得有碍他的“政誉”，会有镇海贵驷桥人刘灏（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因患神经衰弱症不堪军职重任，蒋着其于1935年7月接替浙海关监督，仍保留蒋介卿为浙省府委员职位。当刘灏奉命前来接任时，蒋介卿怕办移交，对其亲信秘书忻葭昌说：“老忻，不瞒你说，我生平最怕的是办移交，这事全仗你偏劳了。”忻如命整理公事账册，草草了事。蒋介卿卸任后，宋美龄一度想叫他做上海江海关监督，而蒋介石怕乃兄在官场出丑，对蒋介卿说：“此事暂缓进行。”以后就没有下文了。蒋介石在经济上尽量供乃兄挥霍享用，却不愿放他去做大官。此后蒋介卿就一直在溪口作威作福，成为当地的土皇帝。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突然爆发，消息传到溪口。那蒋介卿适在任家吃进谱酒，他是修谱的大总裁，正当高踞上座，举杯畅饮之时，忽闻乃弟介石被扣消息，惊惶失措，立即掷杯罢宴，回到家中，就一病不起。蒋介石从西安被放回南京时，蒋介卿病势已沉重，其女华秀打电报向蒋介石陈述病况，蒋复电说：“昨日接到华秀电，长兄有病，在家静养，派人送参。”次日，果然送来人参十枝，可是蒋介卿病已入膏肓，无法挽救，拖延到是年12月27日，就不治身亡。他有子名国柄，宁波商校毕业，1928年到日本士官学校学陆军，一二八后回国。蒋介石派他在俞济时的八十八师充见习官，他不去，在溪口闲居了几年，后来又跑到庐山去见蒋介石，当面要求工作。时适陈诚在旁，蒋就对陈说：“国柄的差事交给你安排。”事后陈诚派蒋国柄为某部团长。陈身怀委令去找蒋国柄，遍找无着，原来他已去汉口游历，陈只得如实告诉蒋介石。蒋闻而大怒，从此不再委蒋国柄差事，蒋国柄就一直在溪口闲居。他与元配妻子闹离婚，再娶肖王庙孙维梅为妻；后来又在杭州迷恋一女，互论嫁娶，对方坚持须与孙女正式离婚，才肯嫁给他，而其父蒋介卿极力反对，国柄以所愿不遂，受刺激而精神失常，从此成为一个疯疯癫癫的痴子，以后一直没有做过事。抗战时，溪口沦陷，蒋经国接他到赣南去住。全国解放前，又随蒋经国流亡台湾，生一女已长大成人。

蒋介卿尚有一女名华秀，由李宗仁介绍嫁给桂系军人，姓韦，当任团长，是白崇禧的外甥。抗日战争时，华秀随夫去重庆，委托律师黄荣昌将乃父在宁波曲巷的住宅高价出售。当时有一投机商人想与蒋介卿的家属通好，毫不思索地将此宅买下。

三、关于蒋母王采玉

蒋介石的生母王氏名采玉，生于1864年阴历十一月初九日，是本省嵊县葛竹村人。其父王有则，以贩卖土产为业。她有兄弟五人，四弟王贤巨，五弟王贤裕，余二人不详其名。王氏先嫁给本地人某某为妻，夫亡，在娘家茹素念佛，度其寡居生活。但那时王氏只有二十二岁，她的哥哥王贤巨、王贤裕都劝她改嫁，庶能终身有靠。适蒋明火继室孙氏新丧，由其堂兄王贤东说合，嫁给蒋明火为填房，次年（1887年）生蒋瑞元（即蒋介石，又名周泰），其后生女名瑞莲、瑞菊及子瑞青。

1895年，蒋明火染时疫去世，王采玉又成了寡妇。王氏带着亲生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与前妻所生子蒋介卿分宅而居，抚养着三个均未成年的孩子，内心是非常苦闷的。她除了诵经拜佛聊解心烦外，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望子成龙”。谁知蒋介石偏不争气，从小就顽皮淘气，使她大为失望。王氏是个火气大、性子躁的妇女，教不好她的儿子，便痛加鞭挞，采用打骂来教训子女。后来蒋介石到了统治者地位，自述童年时代这一段经过，将王氏对他的打骂，喻之为“孟母断机”，而实际情况是如此而已。

蒋介石十五岁时与毛福美结婚。因婆媳二人个性不同，感情不很融洽。

王氏在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起自己百年后的坟地。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孙氏的坟墓合葬在溪口镇北一里许的桃坑山，如果将王氏棺柩与他父亲合葬，王氏就得屈居徐、孙之下，这是王氏所不愿的。蒋介石当初曾向他的生母建议，将桃坑山父坟迁葬，单独与王氏合穴，但王氏亦不愿这样做。她态度坚决地说：“瑞元（蒋的小名），你千万要记住，我将来坟墓不要与父亲合葬。”蒋介石是个满脑子封建迷信的人，他请了广东和江西走红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处找寻“龙潭虎穴”、子孙兴旺的好坟地，最后选定在白岩山山岙，作为他母亲的墓穴。

1921年6月14日，王氏因患心脏病致死。蒋介石当时已进入国民党的上层集团中而初露头角。11月间出殡时，孙中山曾派许崇智为代表前来致祭。蒋介石得势后，在蒋母墓道半山中起造坟庄三间，题名为“慈庵”，他撰了一篇题为《先妣王太夫人事略》的纪念文，夸耀说：“中正年十八蓄志东渡习陆军”，实际上他到日本进振武学校是在1908年，应该说是二十二岁，王氏是个粗识文字的女子，能念《心经》及《大悲咒》。他在事略中竟说：“先妣于楞岩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注释，尤复深明宗派。”把一个封建迷信的念佛老婆子说成是一个精通经典的佛教徒了。

四、一群“皇亲国戚”

蒋介石最“尊敬”的亲属是他娘舅孙琴风。孙为蒋明火继室孙氏堂兄，商人出身，有目疾，在宁波浩河街开设新顺木行。蒋介石在外读书时，曾得孙资助成行。其后蒋爬上政治舞台，想给娘舅封官赐爵，但孙琴风以为从政不如经商，不想下海，后来蒋介石就请他在溪口主持蒋宅丰镐房。蒋在溪口大兴土木，耗财达数十万，均由孙琴风掌握银钱进出。孙无子，以侄儿孙经骧为过房子，后来经蒋提拔为农民银行发行主任。孙经骧子义宣，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初充侍从室助理秘书，逃往台湾后，蒋介石送他一万美元叫他到美国留学，曾任蒋集团驻旧金山领事。

蒋介石的姊夫宋周运，住在离溪口二华里的任宋村，粗识文字，出身农民。此人爱钱如命，很是吝啬。1930年9月，我为学校公事常去看他。当时蒋的丰镐房老家主人有二，一是孙琴风，年老目花，终日坐在室内谋划一切；另一个就是宋周运，专事外面奔跑工作。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问他何以至此？他说：“刚从宁波步行回来，所以跑累了。”当时鄞奉公路已于是年五月通车，问他为何不乘车，他说：“买一双布鞋只要大洋四角，汽车票来回需一元六角，可买四双布鞋，我可用两年，太不上算了。”宋有长子名涨林，在农民银行当一小职员；次子涨生，一度在丰镐房当账房（涨生有子名明义，现在台湾）；三子名祥生；女名林香，嫁与邻村王阿孝为妻。

蒋介石的妹夫竺芝珊，店员出身，文化不高。他于北伐誓师前被蒋罗致去当广州佛山的筹饷委员，以后又提升为萝州税务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车务总段长等职。其子竺培风，学航空。回国以后，蒋介石对他期望甚深，视为维护国民政府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对蒋纬国和竺培风，却是另一种神态，还可以跟他说几句笑话。竺培风在重庆时，娶四川军阀杨森之女为妻，生一女。解放战争初年，竺培风驾运输机装运军需物资前往西安胡宗南军区，因载负过重，飞机在驶过河南境内时失事，竺培风坠机殒命。侍从以此死讯进告蒋介石，蒋正在批阅公文，惊愕失措，悲痛得把手中握着的一支毛笔，猛地一掷，立即停止办公。

蒋介石母亲王氏方面的本家，后来经蒋提拔起来的有王氏的堂曾孙王徵莹（号惜寸）。此人在剡壮毛家滩蒙馆教过书，曾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及中国农民银行常驻监察委员多年，在杭州造币厂附近造了许多房屋。解放前跟随蒋集团逃亡台湾。又有一个贪污有名的王震南，是王氏堂兄绰号“小汤果”的儿子，北伐时在总司令部充军法处长。国民党于1948年10月在上海发行金圆券，搜括民间存贮的黄金和美钞时，王震南适为上海市特刑庭长，将一批被蒋经国扣押的经济犯抓在手中，利用职权，大肆敲诈，得以私囊饱满。上海申新纱厂经理荣鸿元，据说曾被他敲了一笔竹杠。蒋介石的早期生活

一、童年时代的蒋介石

蒋介石于1887年阴历九月十五日生在溪口经堂弄本宅，乳名瑞元。他性情暴戾倔强，凶狠好斗，这是他父亲蒋明火的遗传性格。他和镇上的儿童游嬉，经常要做孩子们的“头头”，如果有人不听从他，他就联合一班和他要好的儿童，殴打不听从他的儿童。他有时喜欢强出头，干涉别人的事，不少本领实从幼年时就养成。他上学以后，每于课后邀集一大群少年同学到溪边沙石滩去作械斗游戏，有的拿着木棍，有的手持竹刀竹枪，排列阵势，由他发号指挥，常常打得头破血流散场。他的母亲王氏因他常要闯祸，对他管教很严，但他对生母的责打视若寻常，依旧我行我素。有一次，王氏实在气愤不过，随手拿起一根杠棍要打他，他急忙钻进床下去躲藏，王氏举棍向床下捣他时，被他猛力推开，迅即从床下钻出来逃之夭夭，气得王氏号啕大哭。凡此种种，溪口镇上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知道。

蒋介石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从小到大，“领袖”欲极强，要处处爬在别人头上，以“大阿哥”自居。据蒋小品回忆说：蒋介石童年时和他一起在本镇蒋周益蒙馆读书时，他对同学们说：“我若做官，要做没有人管我的大官。”

蒋母也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由于她丈夫早死，和丈夫前妻的儿子（即蒋介卿）又相处得不很好，家里内外诸事都要由她一人处理，做事不顺手的时候，火气就更大了。所以王氏对蒋介石是“夏楚频施，不稍姑息”。（见《蒋母事略》）母亲不讲道理，儿子更是放肆胡为。蒋介石幼年时就是这样接受家庭教育和影响的。1936年10月30日（阴历九月十五日）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报国与思亲》的文章，将他后来能爬上政治舞台、窃据高位的成果，归功于王氏对他的“督促和教育”，并表示自己如何“孝顺”他的母亲，以寄托他的哀思。蒋介石在溪口上白岩山蒋母墓前自撰的一副对联，上联是“祸及贤慈当时顽梗悔已晚”，倒还比较切合实际。

奉化习俗，早婚之风由来已久。蒋母和蒋介卿分居后，依靠收租所入，过剥削生活，里里外外都得她亲自经管，很需要有个帮手管理家务。因此，蒋介石十五岁时，就聘娶岩头毛祥丰的女儿毛福美为妻。但那时他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据毛懋卿回忆说：那天蒋介石和他的妹妹毛福美结婚，礼毕后，正当燃放爆竹，把新郎新娘在爆竹声中双双送入洞房之际，蒋介石好动的脾气发作了，他把头上的红缨帽掷在一边，三步并作两步，跨出大门，去跟凑热闹的村童抢夺爆竹去了，弄得新娘站立不安，处境十分尴尬。当时一群前来观礼的客人，莫不掩口暗笑，摇头叹息。

浙东一带农村，常在春节农闲期间，组织掉龙灯和跑马灯，到镇上及近村人家去贺新年，这也是“打秋风”的一种手法。领队的人多为村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蒋介石从小就喜欢掉龙灯，因他人小，不能掉龙头，他就杂在龙灯队里掉龙尾。在他结婚后一年的春节里，他领了溪口龙灯队到岩头村岳母家去贺元宵，并要求预备酒饭。他的岳父毛鼎和看了他大失所望，当面斥为“外攀”（奉化俗语，意为衣冠不整，纽口，歪扣，借喻为骂人的土话）。蒋介石听了很气愤，就对岳父顶撞了几句。从此不愿意再到岩头去做客，对毛氏也因而疏远。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回到溪口，住在雪窦寺妙高台别墅，毛鼎和特地坐了风凉轿上山去见女婿，可是蒋还牢牢记住当年掉龙灯被斥之事，吩咐侍从人员挡驾不见。

二、从师考略

1894年，蒋介石八岁那一年，进了溪口镇上本族人所设的蒙馆里上学。他的启蒙老师叫蒋周益，出身廪生。蒋介石先后读了将近五年时间。蒋周益对待学生非常严格，蒋介石常遭其呵责，颇以为苦，后来就转到畸上竺景崧蒙馆里去读了三年。竺是他姊夫宋周运的远亲，宁波法政学堂毕业，长期在宁波挂牌当律师。到了1902年，他又转到岩头村毛思诚（勉庐）蒙馆里读了一年。

逊清末年，旧式蒙馆渐形没落，纷纷停馆转任新办学校的教师。毛思诚也结束了岩头的蒙馆，到宁波去当第四中学舍监。这时，奉化城里原有的龙津书院首先改革学制，创办龙津学堂，主办人严筱轩，聘有两个日本人当教师，学生趋之若鹜，城内另一派学者不甘示弱，接着也创办凤麓学堂。这些新兴学堂，师资水平较高，规模较大。蒋介石先在凤麓入学，不久因闹风潮就转到龙津续学。他在这时，结识了很多的老师和同学，除凤麓校长周枕琪及其弟周枕琴以外，同学有江环清、张席卿、俞镇臣、陈泉卿和城内结识的周日暄、俞飞鹏、朱孔阳等人。北伐前后都被他罗致去充当部下，助他踏上早期政治舞台。

1905年，蒋介石又转到宁波城里西河沿文昌殿陈家祠堂里顾清廉（葆性）主讲的书馆。顾清廉，廪生出身，鄞南姜山下塘人。蒋介石初入其馆，顾不予重视。其后蒋去日留学，假期内回到宁波，住在文昌殿，顾从这时起，把他看成得意门生，并请蒋教体操课，有过一段时间关系颇密。蒋从日本回国后，曾劝顾到日本去“镀金”，顾听信蒋言，于1912年去日本学习，一年后回国，仍从事教育工作。蒋介石从顾学，时间只有一年。读的是《古文观止》和《东莱博议》，课余自学《纲鉴易知录》，并作笔记。

陈家祠堂右首楼上和楼下是顾清廉书馆，奉化的学生居多，很多学生都住宿在书馆内；左首楼下是陈韶笙所设书馆的所在，陈云订在这个书馆读书。蒋介石虽与陈云订不同馆，课暇时相过从，并且还在文昌神像前叩头发誓，互换兰谱，成为蒋介石在宁波求学时的“知心”朋友。

蒋介石于1906年考取浙江武备学堂，用的名字是蒋志清。他的母亲不赞成他去学陆军，他寻思无计，偷了他妻子毛福美的首饰箱，离家出走。路过宁波时，他先到森顺木行舅父孙琴风处求助，欲将首饰变卖充作路费。他的舅父当即给他现洋一百元，叫他安心前去，首饰箱则留下送还给毛氏。在武备学堂时，与同乡孙星环同学，孙的学业成绩比蒋优良。蒋在武备读了一年，又欲投考保定军校。

1908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欲造就一班受过新法操练的下级军官，经与日本外务省议定，先在东京设立一所振武学校，作为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于是在保定军校内选拔一部分学生去到日本学陆军。第一批留日进入振武学校的学生有一百余人，蒋介石即是其中之一。振武学校定期二年卒业，然后升入士官学校。按照士官学校的规定，学生在未上学科之前，先要下联队当兵实习。蒋介石被派到日本高田炮兵联队入伍，当了半年多士兵。1911年武昌起义，他离日回国，参加起义军，从而结束了他的学校生活。

三、早期跟蒋介石交往的一些人物

蒋介石的父亲是盐商，胞兄蒋介卿出身廪生，所以他在幼年时，便挤入上层剥削阶级中找寻“前辈”与“友好”，作为自己向上爬的社会基础。溪口玉泰盐铺与太昌盐酒店及肖镇永兴行鼎足而立，三店老板世交颇厚，所以太昌的毛颖甫和永兴的孙昭水便成为蒋介石的父执。蒋在留日期间，曾得毛颖甫多次资助，后来蒋爬上政治舞台，令毛的长子毛庆祥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后来又升任为军委会机要科长。毛颖甫本人宁波法政学堂出身，后来蒋派他为监察委员，在家坐享“清福”。孙昭水之子孙表卿少年中举，旧学颇具根底，对儒家学说有独到之处，蒋介石对他十分敬重，不时送些礼物给他，但只是“敬而不亲”。1929年以后，蒋给他挂上一个行政院参议的名义，以示笼络。

肖王庙孙姓中尚有一个进士出身的孙锵（号玉仙），与蒋介石的舅父孙琴风隔河而居。蒋幼年时到孙家探望舅父，必至孙锵家做客，与孙锵的四子孙星环、五子孙洞环是总角交。孙星环一度与蒋介石在浙江武备同学。二次革命时，蒋在陈英士手下当沪军团长，孙星环为该团第一营营长。讨袁战役失败后，蒋逃往日本，孙星环在浙军陈仪师下任连长。蒋任黄埔军校校长，邀孙在该校编译馆任事，旋又改任为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参谋处长。北伐出发时，调任总司令部高参。南京成立宪兵团时，孙任团长。陈诚出任南京卫戍司令，宪兵团划归陈诚指挥，孙星环改任为镇海要塞司令。其弟孙洞环考取浙江省留日官费生学医，在日本与蒋介石、杨志春（后任总司令部军械局局长）等五人结拜兄弟，毕业回国后，任北京政府热河陆军医院院长，北伐时被蒋介石罗致为总司令部军医处长。北伐后，孙一度担任陆军医院院长。蒋取得政权，地位逐步巩固后，对孙洞环日渐疏远，只给他一个少将高参的闲职。其兄孙星环，镇海要塞司令卸任后，闲居奉化，于抗战时，恳求俞济时代向蒋介石求职，蒋问陈布雷浙江省政府委员可有空缺，陈与孙家向有世交，批呈谓：“虽无空缺，但可增补。”蒋即批示委任孙星环为浙江省政府委员，着其立即离奉赴云和报到。

肖王庙孙鹤皋，与蒋介石相交颇早。孙留学日本，是学经济的。他在上海从事投机买卖，与本家孙性之及奉化同乡应梦卿诸人合开沪海证券号，并为物品交易所的常务董事。蒋介石在上海与戴委陶、陈果夫经营投机交易时，蒋自己不出面，多委托孙鹤皋为代理人，两人沆瀣一气，关系密切。蒋在广州誓师北伐以前，孙鹤皋前往投靠，北伐军光复武汉，蒋委孙为武昌海关监督。宁汉分裂后，孙到南京任总司令部经理处副处长。北伐后，孙出任京沪铁路局局长，旋又调任为津浦铁路局局长。孙上任不久，内定升任为交通部铁道司长，被俞飞鹏向蒋介石告了一状，谈他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有贪污案，兼之孙有阿芙蓉癖。此后孙即投身金融界，抗战时任重庆四明银行总经理。孙鹤皋老家肖王庙起造孙氏新祠堂，耗资五万多，全部由他捐助，可见其家底之厚。

蒋介石早期老师中比较亲近的是顾清廉，等到蒋地位煊赫不可一世时，顾已过世。其他老师，像竺景崧，后来被蒋介石任命为立法委员。毛思诚一直担任总司令部军委会文书科长。据说，肖王庙孙锵对蒋介石杀戮异己，妄动干戈，深为不满，屡次写信给蒋介石，劝其爱惜生灵，此信例由毛思诚转达，毛拆阅后，认为不宜转呈，均私自撕去塞在字纸笼里了。

凤麓学堂第一任校长周枕棋，蒋登台后，委他为宁波烟酒专卖局局长、总司令部参议等职。其弟周枕琴，北伐前为黄埔军校军需部主任，1925年改任第一军军需处长，调东江总指挥部经理处长，北伐后，一度任浙省财政厅长。军委会军需署成立，周任军需署长，一直到1942年病死在重庆任内为止。

蒋在奉化城内风麓、龙津两校读书时结识的同学和朋友中，江环清，奉化棠岙人，本人早死，其子江庆裕为蒋侍从秘书。张席卿为奉化剡界岭人，后来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谘议，其子张纪云为总司令部秘书。陈泉卿为奉化船岙人，是剡源乡有名的大恶霸。其子陈式正，黄埔第一期学生，仗乃父与蒋有同学之谊，爬到师长职位。他以贪污所得买田两千余亩。抗战胜利后，他与人合办普运长途汽车公司（行驶路线是从溪口到新昌一段），解放后，逃往台湾。朱孔阳号守梅，商人出身，北伐时任军需处副处长，把很多同乡安插在该处工作。北伐后，长期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与朱孔阳同属奉化城里人的俞镇臣，去广东投奔蒋介石，被任为海山场主任，不久又提升为揭阳县县长。上任以前，为了索讨旧“欠款”，被当地农民打死。蒋介石为他开了追悼会，后来又提拔他的长子俞国成为天津航政局长，次子俞国华为侍从秘书。

奉化人跟随蒋介石爬得最高的，要算俞飞鹏。俞是奉化城里人，父亲当念盘（专门为丧事人家诵经超度的迷信职业者）。他青年时，当过体育教师，身体魁梧，大腹便便，望之若大商人，吹拍奉迎的功夫极好，经周枕琴、张席卿诸人介绍，与蒋介石搭上关系。蒋在沪军当团长时，委俞为军需之职，因贪污被撤职。蒋介石的胞兄蒋介卿到广东英德县去当县长时，经张席卿说项，俞被带去当科长。由于在英德县做事十分卖力，深得蒋介石重用。北伐军出发后，他由经理处长，一直爬到兵站总监督、交通部长、粮食部长等要职。其侄俞济时，黄埔一期生，原任八十八师师长，1942年在重庆，由俞飞鹏推荐为蒋介石的侍卫长，以后又擢升为军务局长，与陈布雷一文一武，操纵侍从室。俞济时的哥哥俞济民，也依仗乃弟的势力，抗战胜利后任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长驻宁波，鱼肉乡民，有宁波土皇帝之称。

蒋介石在宁波的早期朋友里，陈方之跟随蒋介石当过多年的军医处长及侍从医官，林绍楷于1927年任宁波工务局长，林绍楠为国民政府驻台湾领事。关系较好的陈积澍（云订），蒋每次路过宁波，必到陈家去访谈。北伐胜利后，陈去找蒋，蒋叫他到杭州见浙江省代理主席蒋伯诚及财政厅长陈其采，弄到一个宁波洋广税捐局长，旋又调任为镇海船货税局局长，最后于海门第七区营业税局长任内卸职。蒋每年饬令军需署送一笔几百元年节，一直到1948年陈在宁波病死为止。蒋介石在溪口的所作所为

一、溪口镇上的新老家宅及坟庄

溪口在奉化城北十五公里，为剡溪第九曲的出口处，故名溪口。此镇四面环山，街居剡溪北首，与溪边相连。街北都是比邻而立的居民住宅。街长一里半，东起武山，西至武峻公园。镇上商店林立，是奉化北乡大镇，亦是四明山南麓，山货集散地。过武岭入镇约五百步，是蒋介石的老宅丰镐房，再向西行约二百步，便是蒋明火当年开设的玉泰盐铺。这二处房屋均坐北朝南，面临剡溪。依照奉化传统习惯，兄弟分居后，各自另立房名，以示区别。蒋介卿分得玉泰号店房及其毗连的住宅，称为夏房；蒋介石分到经堂弄老宅三间，称为丰镐房。这丰镐二字，丰是代表蒋介石的一房，镐是代表他的亡弟瑞青一户。瑞青早死，由蒋经国兼祧承袭，所以称为丰镐房。此宅大门临溪口直街，进门有一条狭长的走廊，两旁是一片空地，种几行榆树、冬青点缀其间。老宅正屋三间，题曰“素居”，为蒋母及其妻毛氏住处。建筑结构为苏式楼房，窗棂多嵌五色花玻璃。室小精雅，别具风格。后面有三间平房，中间设蒋氏祖宗神位，额曰“祖堂”，有蒋介石自撰的一副对联悬挂左右。蒋介石踏上政治舞台后，老宅保留原式不动，另造新宅两幢，一幢在祖堂后面，一幢在祖堂西首，最后又拆去新宅后面的不少民房，起造一排十间中西合壁式的新屋，供卫队和宅内打杂仆役居住，屋顶有平台，便于瞭望警戒。此宅结构很普通，规模也不很大，但有一点很突出，就是楼与楼之间，都有走廊相连接，而且宅内楼梯特别多，前面都有走廊，雨天不必走湿路。这在不明情况的人看来，颇感奇特，实则为了预防意外被人暗算，万一遇有紧急不测情事，可借走廊逃逸。

溪口镇上居民，多筑有自造住宅，祖孙相传，世居于此。蒋介石为了光耀门楣，在老宅周围多次扩建新宅，迫使附近住户迁离他们的祖宅。这些被迫移让的住户，都是蒋姓的子孙，共有十余户，即蒋云金、蒋小福、蒋永福、蒋生才、蒋小云、蒋林生、蒋兴全、蒋公坤、蒋小桂、蒋周兴等。丰镐房的当事人虽然在上街另造房屋二十五间，供迁让住户居住，但这些住户是不愿离开他们的祖宅的，只是由于蒋介石位高势大，敢怒不敢言，只得忍痛就迁。其中蒋小桂一户，因坚决不肯搬进新宅，由丰镐房贴给少数迁让费了事。

丰镐房内部事务由蒋介石元配毛氏主持，对外联络事务则由蒋介石的娘舅孙琴风和姊夫宋周运二人当家做主，另聘一账席专司银钱出纳。丰镐房最早账户是孙琴风叫来的程传法，后由宋周运之子宋涨生担任，最后为唐瑞福，唐任职年份最长。蒋介石每次回来，为收买人心，例由丰镐房支出几百元分赠蒋族三房贫寒子孙，每人一二十元不等。

蒋介卿在广东当了一任英德县长，其后又在宁波出任浙海关监督，便在玉泰号原址起造住宅一所，前后共二进。新宅西首墙脚有石柱一块，上刻“玉泰盐铺原址”六字，出自蒋介石手笔。

蒋介石因丰镐房地处溪口街心，四周被民房包围着，警卫不够严密，另在武山临溪南端建造一所名为“乐亭”的“小洋楼”。根据当地人传统的说法，武山为溪口屏障。武岭与平地相接，过此则有高出水面数丈的高丘，临溪而止，作伏龙吸水之势，当地人一向称为“龙头”。蒋禁止附近农民在这里挖掘开发，说是怕破了溪口的风水。文昌阁建立在高丘之上，四周有石阶可登临上达。剡溪自西东来，至此转弯向北，形成一个深潭。溪边有许多大石头块。远近居民常至溪边游息，历来视作溪口的风景区，不准私人占用。蒋介石迷信风水，认为此阁二面临溪，一面临街，后有武山屏障，居高临下，全镇形势一览无遗。他不顾文昌阁为历来禁地和公共游览胜地，仗势将其拆除，即在原址造起了宫殿式二楼三底的“小洋楼”——“乐亭”。临溪有宽广的走廊，飞檐翘角，近水楼台。内部设备，均采西式，有暖气设备、浴室、大小客厅、餐室、卧室等等。蒋和宋美龄初到溪口，即以“乐亭”为居所，并在正屋东首建有平顶洋楼一幢，比“乐亭”低一丈余，有水泥露天走廊相通。此楼除专供来访显客及侍从秘书办公住宿之用，楼内还设有一图书室。陈布雷随蒋来溪口，汪精卫来溪口访蒋，都住在这里。洋楼下层为机要译电室，平顶则为夜里警卫瞭望台。“乐亭”北角下达武岭之处，筑有警卫岗。蒋介石住在此间，四周岗哨密布，行人驻足避道。本来是访幽探胜的风景区，却变成个人独占享乐的禁地了。亭西还建有小型发电厂一座，平日发电供全镇照明，过午夜12时即止，蒋来时则通宵供电。这个“乐亭”在抗日战争时，已被日机炸毁，成为瓦砾场了。

雪窦山为奉化名山，其中雪窦寺、千丈岩是该山名胜。千丈岩西北妙高台，距雪窦寺约二里许，其地三面临空，绝壁千仞，为夏季避暑胜地。蒋介石看中此地山谷深幽，易于警备，就将石奇和尚的茅棚拆去（庵前石奇的墓塔，因不很高，仍留在凉台下，原封未动），建造新式洋楼三间，平顶凉台三间，余屋三间，凉台正门上悬有“灵山一会”横额一幅，另在右角旁筑有水泥六角亭一座，总称为妙高台别墅。前面有长方形空地，可容纳四五十人座位，三面围以铁栏。凭栏远眺，千山万壑，漫无际涯。俯瞰下景，犹如身在飞机上。蒋介石在夏天回溪口，多住在这里避暑。此外又在上白岩山蒋母墓前山腰上，筑有新式洋房三间，称为“慈庵”。这三处新宅四周空旷，宅前宅后均置有警卫岗哨。自从新居筑成以后，蒋介石每次回乡，除偶然到溪口街上老宅丰镐房逗留一二小时外，均在上述三处新宅轮换住宿，并接见宾客。

蒋母坟墓在离溪口北面约三华里的白岩山，有公路可以直达。山下有白岩庙（现已改建为小学，看不出庙宇原形）。循墓道上山，沿途有水泥石凳供游人憩脚。蒋母墓在半山间，墓前有石楠二株，下望山岙间古木参天，形成一片苍翠的林海。墓做馒头状，有横碑“蒋母之墓”四字，孙文所题。两旁各竖一狭小石联，上联为“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下联为“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为张人杰（静江）所书，蒋介石自撰，用的名字是“周泰”。此墓于1921年建成。到了1923年5月，蒋介石又在离墓址约半里许的山墩间，筑新式洋房三间，称为慈庵，有谭延闽题额悬于进门处。蒋回家乡时，先到慈庵少住几天，然后移居乐亭或妙高台别墅。住在慈庵时，他的卫队就驻扎在山下白岩庙戒备。1930年春，蒋介石取得了国民党政府军政大权，为了增光门楣，将慈庵旧宅拆除，另在离墓稍远山岙平地上筑造规模较大的坟庄。此屋结构中西合璧，离墓庐大门不远的山路右侧有一八角形岗亭，亭的四周设有长条玻璃窗，四周可以眺望，亭内可容二十人同时站立。他处处防备森严，用心颇苦。新建的慈庵分三部分，进门三门并列，外门上题额有“墓庐”两字，中间有许多石碑，依壁而立，两旁是会客室及餐厅，阔度各占二间。住宅在其南首，宅后建有厨房及卫兵居处一幢，另有一道门进出，直通下山墓道。

行人欲至山岙蒋母坟墓，必须穿过墓庐大门。这里可以看到中间石碑林立的“慈庵”。进门处为“谭延闽敬录”的《孙大总统祭蒋太夫人文》石碑。蒋介石以“孤哀子蒋中正泣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就竖立在孙中山先生的碑文后面，为于右任所书。此文无非是借歌颂一个旧式妇女作自我宣传而已。右壁嵌有蒋自撰之《哭母文》石碑，也为谭延闽所书。左壁则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文，日期为“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也是于右任所书。面对中山先生祭文石碑的大门两侧，左首有所谓“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奖慰蒋中正同志文”石碑，吴敬恒所写；右首是“国民会议慰勉国民政府蒋主席词”石碑，蔡元培所写。这三文更不像话，无非是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及妄动干戈杀戮异己的罪恶行为给予慰勉和讴歌。蒋介石在慈庵树立了这许多石碑，无非想留名后世，博得一个“孝子贤孙”的称谓。他将国民党大员中能够写一手好字的人找遍了，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蒋介石在他统治旧中国的二十多年当中，除了抗战时期身居重庆以外，差不多每年在清明前后，要偕同宋美龄或蒋纬国到溪口扫墓一次。蒋介石父亲蒋明火和元配徐氏、继室孙氏的坟在溪口镇北面桃坑山，墓碑由黄兴题书：蒋肃庵先生之墓。蒋偕宋美龄及其兄蒋介卿乘轿同往扫墓，先到桃坑山上父坟，再回白岩山上母坟。每次上坟，他都要定购宁波“大有”（这家南货店以做油包馒头而闻名）馒头几千个，分赠前往行礼祭扫的武岭学校师生及邻近村童。

二、第一次下野见闻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因宁汉国民党分裂，无法收拾，将军权交给何应钦，发表辞职让贤的宣言，带了邵力子、张群等一批亲信幕僚，来到溪口，策划墓后活动。王世和带着一个警卫团驻在宁波。这次蒋在溪口一共住了四十八天，随身带来副官孟超然和厨司蒋小品。据蒋小品说：蒋介石住在溪口，脾气很躁，对他亲信的副官，往往滥发脾气，妄加指责。有次蒋小品烧了一只鸡汁芋艿，蒋吃得津津有味，不觉多吃了些。当他伸手着孟副官添饭时，孟正欲去接，蒋似觉过饱，就问孟添过几次？孟答已添过二次，蒋即摇手命止，离席回到卧室休息。俄而因肚饱难受，怒气冲冲地将孟副官叫到卧室，骂道：“你是个饭桶！我叫你添饭你就去添，难道没有发觉我已吃饱了吗？”孟被骂得哑口无言。有时蒋心里不高兴，就戴着白手套去抚摸窗栏门档的角落，发现白手套有些污渍，又对着侍从者一顿臭骂，以泄胸中闷气。他的侍卫长王世和本为陈洁如身边的一个勤务兵，据王自己说：“我的官是被大老板（侍卫人员私人闲谈老是称蒋为大老板）骂出来的。”所以愿意跟随蒋的人，多是些不知廉耻的家伙。

蒋介石这次下野，事前早有布置：南京城里驻有他的嫡系部队警卫师（师长姚琮）和宪兵团（团长孙星环），其他军队的指挥权委何应钦掌握，然后偕同张岳军、陈果夫等退居溪口，还带了他的小儿子蒋纬国同来。蒋住在坟庄三间平屋里（当时尚未扩建），前往请谒的南京国民党大员，络绎不绝。此后因天气炎热，他又上山在雪窦寺住了半个月，策划一切阴谋。

驻南京宪兵团团长孙星环，因蒋下野离京，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虎视眈眈，意欲将宪兵团拔至杭州或宁波，保持江南一角山河，为此备了一封亲笔信，向蒋请示机宜。孙派其侄、宪兵团军需孙义朵从南京来溪口，时在1927年8月下旬。孙义朵到了溪口后，先到蒋介卿住宅里去找秘书长邵力子。那天由北伐军军械处长杨志春尽地主之谊，正在请客招待南京一批官员。蒋介卿即将孙星环原函交给邵力子。邵将信拆阅后，对孙说：“总司令住在坟庄，你先去，我们随后就到。”孙到白岩山蒋母坟庄，看到仅有卫兵一人看守，即在中堂少侍。俄而蒋偕其子蒋纬国来，随从有陈果夫、刘文岛、张群诸人。邵力子不久也到，孙将原函仍交邵代转。邵至内室与蒋介石晤谈片刻，陈果夫、张群等七八人坐在客堂前走廊里纳凉。蒋着便衣从内室出来，对孙义朵说：“回去对孙团长说，今后你团一切行动，听命于何总指挥（应钦）好了，我不写回信，另有电报给孙团长。”

上述情况，系由孙义朵告知。即此一端，可见蒋介石明虽退居，暗中仍在发号施令。

我的叔父张昌雷和蒋介石是凤麓同学，两人关系较密。蒋介石留日回国后，返里省亲，张昌雷去看他。蒋为了要在老同学面前夸耀一番，对我叔父说：“老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我叔父仔细一看，原来是蒋介石手记的一本日记，于是随意翻阅，发现蒋在日本中记载着平时所交往的人，有孙中山、陈英士、谭延闽、张静江诸人，都是当时闻名的人物，不觉对自己小时候的同学肃然起敬起来，当即恭维他几句。蒋也自鸣得意地说：“兄弟这几年奔走在外，总算有区区成绩。”蒋介石这次下野回籍，住在雪窦寺，向该寺方丈朗清和尚问起我叔父张昌雷的现状如何？朗清和尚同我家相识，就告诉他昌雷因患肺结核早已死了。蒋又问他家还有什么人？朗清说：“其兄张昌震及侄张明镐都在。”蒋即叫朗清找我们父子同去相见。次日我父亲带我同到雪窦寺，在寺内藏经阁后室见到蒋介石。蒋问昌雷病死情况及家里还有什么人，我父亲一一据实以告。蒋又问我何校毕业，我说是学教育的，日本东京高师毕业。我父亲在旁即插口说：“以后要请蒋先生提拔栽培。”蒋点头默许。蒋接着提出要我父亲修筑雪窦寺通往隐潭的山路。我父亲一口应允。随即向蒋略告修筑计划。他为了游玩便利，要把雪窦寺、妙高台、观瀑亭、千丈岩、上中下三个隐潭等处连起来，将原有狭窄难行的羊肠小路，筑成宽阔的山路，路面利用溪滩小石铺成，斜坡上多筑石阶。此时他有将溪口建设成为“退居”游憩的后院的打算，叫我父亲主持建筑山路，只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其后为要勘测筑路，我和父亲又多次陪同蒋介石到千丈岩、妙高台一带游玩。

蒋住在雪窦寺时，曾邀太虚法师去讲经。太虚和蒋介石大谈其佛教改革的主张，并为蒋介石讲解《心经》要义。蒋对太虚颇倾倒。不久，太虚要到欧美去游访，蒋派人送他旅费三千元。此后太虚屡次主持雪窦寺，上山下山，奉化当地公安机关均派有警察护送，并以小包车代步。和尚俨然变成了显官，这都是因被蒋介石赏识而抬高了“身价”之故。太虚圆寂后，蒋还命令该寺主持人把太虚遗灰安葬在雪窦寺西首山腰上。

这年10月下旬，蒋偕张群等到上海拉都路本宅住了半个月，即去日本活动，企图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巩固政权。同行者有张群、宋子文、宋美龄及副官孟超然，还带了留日同乡孙鹤皋及机要秘书陈舜耕。孙鹤皋方从武汉关监督任内逃回，被蒋邀之同往日本。据说宋美龄是在东京去探望其在那里治病的母亲。蒋行前对上海家宅留守人说：要在日本逗留六个月。可是到了1927年11月，他突然回国，重登政治舞台，并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结婚典礼。因为宋美龄是基督教徒，他也进了基督教，以便与英美帝国主义拉拢关系。

三、武岭学校及其附属机构

早在1924年时，蒋介石借名为纪念蒋母办学，将溪口原有蒋、周、毛三姓办的武山、溪西、西河三校合并，成立武岭学校，暂以老宅丰镐房前面右首当铺原址作校舍，只有楼房五间及余屋八间。当时由张葆元任校长，全体教职员只有十二三人，是一所完全小学。为了积极筹备建造新校舍，由蒋介卿在武山脚下购田地十七亩，并自设瓦窑，烧制砖瓦。当时计划中的校舍，范围并不是很大。北伐后，由于蒋介石窃取了军政大权，他决心要将溪口建设一番，就以武岭学校为中心，在溪口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

1928年9月底，我任宁波效实中学和商校的教师，又留在春晖中学上课，我的大弟拿了一份从南京总司令部发出的电报，乘火车来看我，电报内容是叫我立即到南京去。我即回电准备于10月3日到京。

我去到南京，先见到了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和侍卫长王世和，问他们找我何事。王世和，我一向认识，此人出口粗俗，开门见山用奉化话对我说：“你穿头来了，就是要你当校长。”我一笑置之，既而毛庆祥进内向蒋通报，约我于5日上午8时在中山陵园会客室等待。毛庆祥拨了一辆汽车供我使用。我次日如约前往，先见到陵园主任傅焕光，和他谈了片刻，俄而蒋偕宋美龄来到。蒋要我担任武岭学校校长，立即筹备建设新校舍。新建校舍包括幼稚园、完全小学和农科职业中学三部分；还要有一个规模宏伟的大礼堂，附设武岭医院，设备务求完备。他又指示，要仿效法国式乡村办学，以学校为中心，举办本镇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如医院门诊所、民众阅览室、救火会、电机厂、电影放映组、公园等等，都要规划进去。他还说，在农业中学没有开办以前，先办农事试验场，包括动物、植物两部分，培育优良品种，作为繁殖和推广之用。其时宋美龄在旁不断提出意见，强调要把学校办得突出一点，还须有抽水马桶、浴室一类的卫生设备，要有招待外客住宿的整洁的房间。他们叫我根据以上的指示，先打好新校舍图样，再到南京来审核；回到溪口后，具体工作可同蒋介卿与丰镐房的两位主持人孙琴风、宋周运随时协商。最后他们还要我在南京参观陶行知办的晓庄师范和南京几个实验小学。我得此要领，即向蒋、宋告别，游玩京中名胜，并参观蒋所指定的学校，一连逗留了四天。当我参观陶行知办的晓庄师范时，感受到该校师生勤俭办学的精神，心中很是钦佩，但我当时想，蒋介石要我办的学校是只讲究外表富丽堂皇的“皇家学校”，我们学校的学生和晓庄师范的学生，犹如富贵子弟与牧牛童一样，格格不能相入，不知蒋要我向晓庄师范仿效取经的用意何在，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回到宁波，即辞去效实等校教职，到溪口接任武岭学校校长职，并立即筹划建校等工作。蒋介卿事前告诉我，溪口镇上居民不多，学校规模不必过大，只要比一般乡村学校大一些就够了。可是他的儿子蒋国柄却大不以为然，他特地跑来对我说：“我父亲眼光不大，气量狭小，阿叔（指蒋介石）是不在乎的。学校规模要越大越好，不要听我父亲的话。”显然，蒋国柄的说法是符合蒋介石的指示和意图的。

我首先商请效实中学同事翁文涛（翁文灏之弟）设计新校舍图样，计有：大礼堂两层楼一幢，教室两大幢，三层寝室一幢（下层为贮藏室），凹字形平房幼稚园一幢，两层武岭医院一幢，雨天操场兼健身房一幢，食堂连厨房一幢，浴室盥洗室一幢，这是就学校本部而言。此外又在武岭庵原址设计造一个武岭门，以壮观瞻，上为民众阅览室，右首另建二层三间医院门诊所。武岭门外沿武山边缘划一片土地建筑农事试验场，另建农场办公室计六间一所，种子贮藏室一所，猪、牛、羊、鸡、白鸽和蜂房等六七所，工人寝室及杂物间各一所。以上共计占用山地及水田三十五亩（后来逐步在扩大，实际不止此数），而学校本部连操场在内则占地七十二亩，二者合计共占地一百一十亩。一个乡村学校具有如此规模，是空前的。

这项建设的图样绘就后，我又去南京面请蒋介石夫妇过目。宋美龄的美国顾问随心所欲地在翁文涛设计的图样上略加修改。我将原样带回与翁商榷，翁见大礼堂大门已用红笔改成鸭嘴式，认为不够庄严，对我提出异议。我说，这是宋美龄的美国顾问改的，不好随便更动，决定照改过的原样招标动工。1928年12月，我和蒋介卿商定之后，就在报上招标承造。不料蒋介石适在杭州看到了武岭建校招标的启事，马上来一电报，叫我停止招标，就将原校交给上海孙裕生营造厂承造。这家营造厂的主人是蒋介石娘舅孙琴风的堂兄弟，总厂设在上海成都路，宁波亦有办事处，主持人为葛宝顺。我即往来于南京、上海、宁波之间，接洽建校工作。但在经济方面，经商定概归孙琴风、宋周运二人直接与该厂主人协商决定，我从不过问。所有包工购置和一切设备等费用，都是蒋介石直接由南京汇来，有时汇到宁波森顺木行（孙琴风开设），有时汇到溪口丰镐房。蒋用什么名义支用公款，这就不知其详了。

建校之初，对于校址的确定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当时毛庆祥和我都主张校址建在武山之外，那里四周都是空地，便于扩展，而且有武山阻隔，可免秋汛洪水为灾之患。我们把这个意见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宋美龄也认为可行。可是蒋介石择定武山下现在的校址，口头上说是应该顾及到学生上课方便，实则该处离“乐亭”仅百步之遥，就更适宜于把武岭学校变为溪口的励志社；再则他迷信风水，认为这一带有武山做屏障，风水好。我曾提出那里地势低洼，每年山洪暴发，房屋多被洪水浸入，会影响学生上课。蒋说可以不惜代价，将屋基垫高，再建校舍。尽管那里住着的四五十户居民建校就得迁让，最后还得依照他的主张。

新校址既经确定，便要勒令原处居民限期迁居。我是溪口附近的西岙人，不敢得罪当地乡民，事前向蒋介石建议，每户按照时价另加二成，贴补迁让居民，蒋表示可以照办。当时我又想溪口镇上空房不多，如果限时迁出，事实上确有很大困难。因此，在上街建造楼屋二十五间，每间造价二百元，以供迁让居民调换居住，不愿调换者，按价赔偿。我认为这样安排，总不致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了。该处住户中以任姓居多，蒋姓次之，杂姓更少。但当我动员迁让时，丰镐房的管家孙琴风与宋周运却只肯发给迁让住户以时价六七成的代价（这项时价实际已估得很低）。有人提出意见，可是这两位管理人仗着蒋介石的权势，对居民们的哀求无动于衷。受害的居民迫于淫威，只得含泪吞声，忍痛迁让。

这时，蒋又通知浙江省建、财两厅派员勘测从溪口经入山亭直达雪窦寺的公路，筹筑从宁波到溪口的公路。浙省府当然唯命是从。当时省府派了财政厅长周枕琴偕建设厅公路局长陈体诚及勘测工程师戎子屏等来溪口接洽筑路事宜，商定对当地人办交涉等事，都由我负责协商解决，因这几项工程须与武岭学校的建造配合进行。最后公路局决定，先筑从宁波到溪口的一段公路计三十六公里，列入省府筑路计划。从溪口到雪窦寺一段，路线虽不很长，因中间从入山亭到雪窦寺五华里，山坡陡峻，公路须绕道盘旋而上，费用浩大，据当时初步估计，约需十六万元。浙省财政奇绌，无力负担，一时难以举办。事后由周枕琴对蒋说明理由，要求从缓开筑。

鄞奉公路开筑时，又为了路线问题，给溪口人带来了无穷的灾害。按照路局的计划，为了节省经费和行车安全，勘定筑站在溪口镇后面（解放后已改在原计划路线行驶），但蒋介石为了个人便利，硬要穿过旧式狭窄街道直上。当时溪口街道为石块小路，两旁建有店屋。蒋的这一决定，得使公路穿过街道的地方，原有七十多户商店和几十户大小住宅都要勒令迁让。公路局规定，不论房屋好坏，每椽（这是当地人的习惯算法，凡是三柱落地的房屋算二椽，五柱落地的房屋算四椽，余类推）只给七元，不到时价五分之一。有的被迫迁移的房主与我相识，找我评理，我就与公路局工程师戎子屏交涉。他说这是省府规定的，一分钱也不能多给，弄得人民怨声载道。武岭门进口处左傍，原有任姓二穴古墓，动员他迁坟，他坚决不肯迁，结果半个古坟就埋在公路内。他家子孙跑到我的办公室破口大骂，我无言可对，只好充耳不闻。当时，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所以溪口人有句流行的谚语：“溪口出了蒋介石，人民遭殃不算账”。

武岭学校新校舍从1928年12月开工，到1930年12月大体上完成。在施工期间，蒋介石与宋美龄若偶然回到溪口，必对建校工作频作“指示”。新校舍外面是青砖，室内门窗全漆奶油淡黄色，也经蒋指定。当大礼堂大门建成时，蒋偕宋美龄前来巡视，一见门形是鸭嘴式的，大为不满，责问我是谁的主意。我说，原来图样上不是这样，这是美国顾问改的。宋在旁指出确是如此，蒋才不再追问。最后将鸭嘴式大门拆去重建，改成现在的式样。

当建校工程进行之时，我仍在丰镐房右首老校办公，督造校舍，附带给丰镐房代笔书写。蒋经国从苏联寄回家信，毛氏常叫我去代读，为此奔走蒋家老宅颇勤。毛氏为笼络我们一班教书先生，每逢年节，不时送来应时点心。如立夏送米鸭蛋，端午送粽子，八月中秋送发酵馒头等。对我还表示特别优待，差人叫我去与宋周运等一班“皇亲国戚”同席，每有宴会也常来邀我陪席。等到新屋落成，学校搬进新校舍后，教职员人数激增，丰镐房就不再送节礼点心了。

1930年暑假里，我与蒋介卿、宋周运等协商后，拟向蒋建议组织一个校董会；还有武岭学校以及其他附设机构如农事试验场、医院、电厂、救火会等，都需要一笔经常开支，据当时估计，最少每年需五万元，目前新校舍即将建成，这些事都要向蒋请示决定。由于学校开学在即，我就匆匆上南京去请示。我提出拨发学校基金五十万元的要求，按照当时每年一分的利息，适为五万元。蒋认为太多，只批令陈果夫向四省农民银行购买二五库券二十五万元，作为基金。对于校董会，则指定蒋经国、蒋纬国、孙琴风、宋周运、竺芝珊、毛颖甫、毛庆祥、周枕琴、杨藩卿、周星垣、吴松林（蒋介石前母徐氏本族）、陈果夫、蒋介卿、张明镐等十四人。本来毛庆祥和我曾提请陈布雷加入为校董，但蒋说：“不好。”这些校董中，蒋经国尚在苏联，蒋纬国还在求学中，陈果夫、周枕琴都没来开过会。实际校中重大事情，仍须请示蒋介石一人（我们当时称蒋介石为创办人）决定。校董会成立后，开过两次会，不过徒有其名而已。

这年夏秋之间，西北军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蒋亲自率部前往郑州督战。不久战事结束，蒋于踌躇满志之际，乃于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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