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凉别墅(莫迪亚诺作品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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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凉别墅(莫迪亚诺作品系列)试读：

一

他们摧毁了凡尔登饭店。这是一幢奇特的建筑，对面是火车站，旁边有一个玻璃棚，玻璃棚上的木料已经腐烂。做生意的旅客常去那儿，一边等火车一边小憩。这家饭店是供妓女使用的，因而远近闻名。旁边那家圆顶咖啡馆也从平地上消失不见了。它的名字是“刻度盘咖啡馆”，还是“未来咖啡馆”？火车站和阿贝尔一世广场的草坪之间如今已是空空荡荡的一大片。

王家大街呢，它依然如故，没有什么变化。但由于正值冬令时节，加之时间已晚，一路走过去，就如同从一个死亡的城市中穿过。“克雷芒·马罗之家”书店、奥罗维茨珠宝店、多维尔商店、日内瓦商店、勒杜盖商店，以及“忠实的牧羊人”英国糕点店的橱窗……再远处是勒内·皮高尔理发店和“沉思的亨利”商店的橱窗。这些富丽堂皇的商店中的大部分只是在这个季节才开门。到了连拱廊那儿，往左边望去，在拱廊的尽头，桑特拉商店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在闪烁。对面的人行道上，王家大街和帕基埃广场的拐角处，那家年轻人夏天经常光顾的塔韦尔纳小酒店，从前的那些老顾客今天还在吗？

大咖啡馆里什么也没留下，那些分枝吊灯、玻璃器皿和从前被挤到马路上的那些太阳伞、桌子都不见了。那时，晚上接近八点钟的时候，来来往往的行人坐满了一桌又一桌，组成一个个群体。朗朗的大笑、金色的头发、酒杯的叮当声、草帽，时不时地，一件沙滩浴衣给这里添进了五彩缤纷的色调。人们正在准备晚上的庆典。[1]

右边，有一大片连在一起的白色建筑，那是卡西诺俱乐部，只在

六

九

沿着阿尔比尼林荫大道往前走，路边栽满法国梧桐。这条林荫大道沿着湖边向前延伸，在它向右边弯进去的地方，可以看见一扇白木栅栏门，那就是斯波尔亭运动场的入口。砾石小路的两边有许多网球场。接下去，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回忆起那一排排小屋和近三百米的沙滩。背后，有一座英式花园环绕着斯波尔亭运动场的酒吧和餐厅，这酒吧和餐厅所处的位置从前是一片柑橘园。所有这些建筑组成一个半岛，一九年时，它们仍旧是汽车制造商高尔东格拉姆的财产。

在阿尔比尼林荫大道的另一边，与斯波尔亭运动场一样高的地方是卡拉巴塞尔林荫道。这条林荫道蜿蜒曲折，往上一直伸向埃尔米塔日饭店、维恩德索尔饭店和阿尔朗布拉饭店，当然，要去那里也可以走缆索铁道。夏季，缆车一直开到晚上

十

二

埃尔米塔日饭店和维恩德索尔饭店只剩下带家具的套房了。可是，人们忘了拆毁维恩德索尔饭店的挡风转门，以及埃尔米塔日饭店的门厅上向外延伸的玻璃天棚。你们还记得吧：以前，那些地方曾爬满了叶子花。维恩德索尔建于一九一年，白晃晃的外墙跟尼斯的胡尔饭店和内格勒斯科饭店的墙壁一样，仿佛蛋白夹心饼。埃尔米塔日的外[3]表呈赭石色，更显得朴实、庄严，酷似多维尔皇家饭店。是的，它们有如一对孪生兄弟。饭店里的房间真的都改成套间了吗？窗户里没有一丝亮光。要穿过昏暗的大厅，登上楼梯，必须有足够的胆量。或许，人们会发现，没有一个房客住在这里。

阿尔朗布拉饭店已被夷为平地。环绕着它的花园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人们势必要在那儿再建起一幢现代化的饭店。很容易让人想起来：夏天，埃尔米塔日、维恩德索尔和阿尔朗布拉饭店的花园——正如[4]大家都能想象出来的消逝的伊甸园和希望之乡。只是，

三

时值冬季，天色非常晚，肉眼仅能辨认出湖水那边瑞士的湿湿的灯火。卡拉巴塞尔饭店那些繁茂的草木如今只剩下一些枯木和生长不良的花丛。维恩德索尔和埃尔米塔日的墙壁黑乎乎的，如同被大火烧烤过。城市已失去了它那国际城市的风采和避暑胜地的外貌。它变得只有法国的一个省会那么大，有如隐藏在法国外省里的一个小城。公证人和专区区长在被改做他用的俱乐部里打桥牌。还有皮高尔夫人，她是理发店的老板娘，

四

咖啡馆都关门了。一缕玫瑰色的灯光从桑特拉的门缝里透出来。您想不想让我们走进去证实一下那些桃花芯木护壁板是否依然如故，那盏带苏格兰花呢灯罩的吊灯是否还挂在原来的地方——吧台的左边？他们没有取下埃弥尔·阿莱赢得世界锦标赛后在安吉堡拍摄的照片。詹姆斯·古特尔的那些照片也仍然挂在那里。还有丹尼尔·昂德利克斯的那幅照片。这些照片整整齐齐地挂在一排排开胃酒的上方。它们已经发黄了，那是毫无疑问的。在昏暗的光线中，一名身穿方格外套、满脸通红的男子正心不在焉地在那个女招待的身上乱摸。他是唯一的顾客。六十年代初，那名女招待美艳绝伦，而后，她的身子越变越臃肿了。

走在沉寂的索梅埃大街时，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左边，雷让电影院还像从前一样：墙壁依然是橘黄色的粗灰泥层，“雷让”是石榴红色的英文字。他们必定还是给大厅安装了现代化的设施，把木质沙发和入口处用来装饰的女演员肖像都给换掉了。火车站广场是全城唯一闪着一些灯光的地方，唯一有人活动的地方。开往巴黎的快车午夜十二点零六分到站。贝尔多勒兵营休假的军人手上提着金属行李箱或纸板行李箱，三

五

此人名叫勒内·曼特。他陡地将手放在前额上，搭起凉棚，这是十二年前他的惯常手势。唉，他老了……

火车到站了。士兵们冲锋似的跳上火车，挤在车厢过道上，你推我搡。他们放下车窗玻璃，传递着行李箱。几个士兵唱道：

这只是个告别……

但更多的人喜欢高声吼叫：

我美丽的冷杉……

雪下得更大了。曼特依然手搭凉棚、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年轻的金发小伙子隔着车窗注视着他，嘴角挂着一丝不怀好意的微笑。他抚弄着头上的阿尔卑斯山猎兵贝雷帽，曼特冲他打了个手势。火车一节节车厢满载着挥舞手臂放声歌唱的士兵，鱼贯前行了。

曼特将手放进外衣兜里，径直朝车站餐厅走去。两个男招待在收拾桌子，懒洋洋地清扫着餐厅里的一切。酒吧间里，一个身穿风衣的男子正在摆放最后的几只酒杯。曼特想要一杯白兰地。那人语气生硬地回答说，酒吧已经停止营业了。曼特再次说他要一杯白兰地。[7]“我们这里，”那人拖长声调说，“我们这里不为‘姨妈’服务。”

后面那两个男招待大声地笑了起来。曼特一动不动。他死死地盯着前面的某个点。他感到筋疲力尽。一个男招待熄掉了左边墙上的枝形壁灯，酒吧间只剩下一个地方还亮着昏黄的灯光。他们抱着手臂，等待着。他们会揍他吗？谁知道呢？兴许曼特会用手掌猛击那张污秽的吧台，带着他以前的那种矫揉造作和不可一世的微笑向他们高喊：[8]“我是阿斯特利德王后，是比利时的王后！”二

十八岁那年，我在这湖边，在这个颇负盛名的矿泉疗养区干什么呢？什么也不干。我住在卡拉巴塞尔大街梯耶尔家的家庭式膳宿公寓里。本来，我可以在城里找一间房子，但我更喜欢站在离维恩德索尔、埃尔米塔日和阿尔朗布拉饭店才几步之遥的山坡上，那里的豪华和繁茂的花园让我心境泰然。

因为，那时我心中充满了恐惧。那种恐惧的感觉从此与我如影随形。那个时候，恐惧感更加难以消除，更加莫名其妙。一想到巴黎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充满了危险，我便逃离了那个城市。那里笼罩着一种令人不快的警察统治的气氛。我感觉到处都在抓人，炸弹在爆炸。既然战争是最好的参照，我很想造一个准确的年表。但事实上，到底是关于哪一场战争呢？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发生在人们还在驾驶佛罗里[9]达式敞篷车和妇女们没有什么好衣服穿的六十年代初。男人也一样。我感到害怕，比现在还要恐惧。我选择在此避难，是因为这儿距瑞士仅有五公里路程，一有警报，只需从湖面穿过就行了。我天真地以为，离瑞士越近就越有机会脱身。可我还不知道瑞士并不存在。

那个“季节”从六月十五日就开始了。盛会和庆典将接二连三地持续下去。在卡西诺举行的大使晚宴，乔治·乌尔默尔的巡回演唱，“先生们听好”的三场演出。如果我找得到那份旅游事业联合会编订的计划，那么，

七

我只去游泳，但很少去。通常，我每天都是在维恩德索尔饭店的大厅和花园里度过的。最后，我终于说服自己，至少，待在那里我不会有危险。当我感到恐惧的时候——一朵鲜花在比肚脐眼略高的地方缓缓绽开花瓣——我就一直望着对面，望着湖那边。从维恩德索尔花园能看见一座村庄，在直线距离五公里远的地方。可以从湖水中游过这段距离。夜间，乘一艘小型机动船，可能只需二十分钟就能到达那边。是的，我竭力使自己平静。我一字一顿地喃喃道：“夜间，乘一艘小型机动船……”一切顺利，我重新阅读我的小说，或者读一本没有害处的杂志（我禁止自己读报纸、收听电台里的新闻）。每次我去看电影，都要小心翼翼地等新闻片放完了才进场。不要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尤其不要知道世界的命运，不要让这种恐惧、这种灾难逼近的感觉加深，只关心那些无足轻重的事情，譬如流行时尚、文学、电影院和音乐厅。躲在折叠式的帆布长椅上，闭上眼睛，身体放松，尤其要放松。把世界忘掉，是吗？

黄昏时分，我下楼到城里去。我坐在阿尔比尼林荫道边的一张凳子上，看着湖边熙熙攘攘的人群、小帆船和来回穿梭的脚踏浮船。这一切让人心境泰然。头顶上方，梧桐树枝繁叶茂，荫庇着我。我慢悠悠地、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去。到了帕基埃广场，我总是在塔韦尔纳的露天座里找一张隐蔽一点的桌子，总是要一杯金巴利汽酒。我凝视着周围的年轻人，再怎么说我跟他们也是同一类人。时间久了，人越聚越多。现在，我仍然能听见他们的笑声，我还记得他们垂挂在眼睛上的发绺。姑娘们穿着齐腿肚子的小脚裤和提花格子运动短裤。小伙子们并不鄙视挂着领章的阔条法兰绒上衣和里面围着薄绸方巾、衣领敞开的衬衫。他们的头发很短，人称“圆形广场”发型。他们正在准备家庭舞会。姑娘们参加舞会时，将会穿上宽大的束腰长裙和舞鞋，舞裙的下摆非常宽大。聪明而又浪漫的青年一代，有人会将他们派往阿尔及利亚。但不包括我。

八

我们在一间当地风格的餐厅里用餐。我本来可以与最挨近我的邻居——一对从巴黎来的仪表整洁的老年夫妇——交谈，但是，从某些迹象看，那男的以前可能当过便衣警察。其他人同样都是成双成对地吃饭，只有一个蓄着小胡子、长着西班牙种猎犬脑袋的先生例外。看他那模样，就像是被遗弃在那儿。我不时地从人们谈话的喧哗声中听见他发出短促的打嗝声，有如狗叫。房客们从客厅经过，在铺着印花布的沙发上坐下，喘着气。梯耶尔公寓的房东布法兹夫人给他们端上一杯茶或助消化的饮料。女人们在交谈。男人们在玩卡纳斯塔纸牌。那位长着猎犬脑袋的先生忧郁地点燃一支哈瓦那雪茄，缩在后面坐着，看他们玩牌。罩着橙红色丝绸灯罩的吊灯发出柔和静谧的灯光。

我呢，我也许很乐意待在他们中间，但那样就得跟他们聊天，或者一起玩牌。也许，他们会答应让我待在那儿，默默不语地看着他们？我再次进城。九点十五分整，新闻刚好放完——我走进雷让电影院的放映厅；或者选在卡西诺电影院，那里更雅致，更舒适。我现在还找到了一份雷让电影院那年夏天放映的电影节目单。雷让电影院

6月15日～6月23日《温柔又粗暴的伊丽莎白》

H.德管导演

6月24日～6月30日《去年在马里安巴德》

A.勒内斯导演

7月1日～7月8日《R.P.Z.呼叫柏林》

R.哈比导演

7月9日～7月16日《俄耳浦斯的遗嘱》

J.科克托导演

7月17日～7月24日《弗拉卡斯上尉》

P.加斯帕尔瑞特导演

7月25日～8月2日《索尔日先生，你是什么人？》

Y.西昂皮导演

8月3日～8月10日《夜》

M.安东尼奥尼导演

8月11日～8月18日《苏丝黄的世界》

理查德·奎因导演

8月19日～8月26日《恶性循环》

M.伯卡导演

8月27日～9月3日《情人的树林》

C.奥朗拉哈导演

我会很乐意再看一看这些老电影的一些画面。

看完电影，我再去塔韦尔纳喝一杯金巴利酒。年轻人都走了，酒店里显得很冷清。午夜，他们一定到什么地方跳舞去了。我观察所有的椅子、空空的桌子和正在收太阳伞的服务员。我凝视着广场另一边，卡西诺俱乐部的门口对面，向上喷射的明亮大水柱不停地变换着色彩。我数着水柱变绿的次数，以此取乐。这种消遣和另一种消遣一样，不是吗？一次，两次，三次。当我数到五十三这个数字时，我便起身，不过更通常的情况是，我根本不屑玩这种游戏。我一边小口小口地喝着酒，一边胡思乱想。你们还记得大战期间的里斯本吗？记得所有滞留在酒吧和阿维兹饭店大厅里的，携带大大小小的行李箱，等候一艘不会到来的大型客轮的那些人吗？那么，二十年后，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些人中的一员。

只有几次，我穿上法兰绒西服，戴上我唯一的领带（领带呈夜蓝色，上面缀有百合花图案，是一个美国人送给我的，领带背面缝着“国际酒徒”几个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酗酒者的秘密会社，他们全靠这条领带才得以互相认识，互相提供微小的服务），这时我也会走进卡西诺，在布鲁梅尔门前停留几分钟，看那些人跳舞。他们的年纪大都在三十岁到六十岁之间，有时能看到一个更年轻一些的姑娘由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长的老者陪着。潇洒漂亮的国际友人随着意大利[10]流行歌曲和卡利普索小调翩翩跳起了牙买加舞。然后，我径直上楼到赌博厅。人们常常爱加入赌局。最阔绰的赌徒来自离此不远的瑞士。我还记得一个长着光亮的红头发和羚羊般的大眼睛、令人难以置信的埃及人若有所思地用食指捻着他那英国少校般的大胡子的那副模[11]样。他用五百万的大筹码下赌注，人们说他是国王法鲁克的表兄。

置身于自由的空气中，我感到宽慰。我沿着阿尔比尼林荫道慢慢地返回卡拉巴塞尔。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才见过如此美丽、如此清新的夜晚。湖边，别墅的灯光闪烁，让人目眩。在这闪烁的灯光中，我能分辨出某些曲调，萨克斯管或小号的独奏曲。我还能觉察到林荫道上法国梧桐细微的虚无缥缈的沙沙声。我坐在木屋的铁凳上等候最后一班缆车。大厅里只亮着一盏小支光电灯，我壮着胆子走进这片紫色的黑暗之中。我害怕什么呢？战争的声音和世界的爆裂声要传到这个宜人的度假胜地，必须穿过一堵棉絮墙。谁会想到要到这些高贵的避暑者中间寻找我呢？

我在第一站下了车：圣查理卡拉巴塞尔。缆车继续上升，车里已空无一人。它有如一只巨大的萤火虫。

我脱下我的低帮轻便鞋，踮起脚尖穿过梯耶尔公寓的走廊，因为那些老人非常容易被惊醒。三

她坐在埃尔米塔日饭店的大厅最里面的一张长沙发上，两眼紧盯着转门，好像在等什么人。我在离她两三米远的地方占了一张沙发，从侧面注视着她。

红棕色的头发，绿色的山东绸裙，女人们穿的细跟皮鞋，鞋子是白色的。

一条狗躺在她的脚下。它时不时地打着哈欠、伸伸懒腰。这是一条德国种看门狗，身体肥大，动作迟钝，身上布满黑白斑点。绿色、红棕色、白色、黑色，这些色彩的对照使我头脑迟钝。我是怎样坐到她身边的长沙发上去的？也许，那条德国种看门狗充当了媒人，它懒洋洋地走过来，嗅了嗅我的身体？

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是绿色的，脸上长了许多淡淡的雀斑。她的年龄比我略大一些。

这天早晨，我们到饭店的花园里去散步。狗在前面引路。我们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头顶上覆盖着铁线莲拱穹，开着蓝色、淡紫色的大花。我撩开金雀花的一串串叶子。我们徜徉在草地和女贞树灌木丛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用贝壳、石块砌成的假山上有白霜色的植物、粉红色的英国山楂花，那里还有一道台阶，台阶两边的喷水池已经空了。还有那块面积很大的黄色、红色、白色大丽菊花圃。我们倚在栏杆上，看着下边的湖水。

我一直都不太清楚，这初次的相见，她的内心是怎么想我的。也许，她把我当作一个心烦厌世、拥有亿万财产的富家公子。总之，让她开心的是我戴在右眼上的、用来阅读的单片眼镜，而并不是因为我的风流倜傥或者矫揉造作，我这只眼睛的视力比另一只差多了。

我们不说话。我谛听着离这儿最近的那块草坪中央，那只转动的喷嘴里喷射出的轻轻的水流声。一名男子走下台阶，向我们走来。从远处看，他的衣服是淡黄色的。他朝我们打了一下手势。他戴着墨镜，擦去前额上的汗水。她把他介绍给我，说他名叫勒内·曼特。他立即纠正说自己叫“曼特医生”，并且特别强调“医生”这两个字。他笑着扮了个鬼脸。轮到我做自我介绍了：维克多·克马拉。我在梯耶尔公寓填写住宿登记表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您是依沃娜的朋友吗？”

她回答说，她刚刚在埃尔米塔日饭店的大厅里认识我，还说我戴单片眼镜读书。非常明显，这件事使她很开心。她要我把那副单片眼镜戴起来给曼特医生看。我同意了她的请求。“非常好。”曼特若有所思地点头说道。

就这样，我知道了她叫依沃娜。但她姓什么呢？我忘记了。十二年的时间足以让你忘记在你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人的身份。那是个地地道道的、甜蜜美妙的法国人的姓氏，诸如古德卢兹、雅吉、勒邦、穆拉伊、万森、热尔保……

第一眼就可以看出，勒内·曼特的年龄要比我们大，大概有三十岁。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金发向后梳着。

我们从花园中我并不熟悉的地方穿过，回到饭店。那里的砾石小路非常直，修剪成英式的草坪非常匀称，每块草坪周围都是红红火火的秋海棠和天竺葵花坛，到处都是令人舒畅的温柔的流水声，喷出来的水浇灌着草地。我想起了孩提时代见过的巴黎杜伊勒里花园。曼特建议我们先去喝一杯，然后到斯波尔亭体育场吃午饭。

我夹在他们中间，他们倒觉得非常自然，别人还以为我们是老相识呢。她冲我微微一笑。我们聊着一些小事。他们没向我提任何问题，只有那条狗把脑袋蹭在我的膝盖上，望着我。

她站起身，跟我们说她要回房间去找一条长围巾。那么，她住在埃尔米塔日饭店？她在这里干什么呢？她是什么人？曼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嘴，叼在嘴里。这时，我注意到他全身在抽搐。他的左面颊不时地收缩，那模样仿佛跌倒时企图把看不见的单片眼镜抓到。但他戴的那副墨镜略略掩盖了这种战栗。有时他抬起下巴，别人还以为他在向什么人挑衅呢。最后，他的右胳膊似乎时不时地被释放出的电流震动着，传递到手上，手便在空中画着曲线。这一连串的抽搐在胳膊与手之间非常协调，使曼特显得不安而又优雅。“您在度假吗？”

我回答说是的，我真幸运碰上了这种阳光明媚”的天气，我觉得这个度假胜地犹如天堂。“您是第一次来这里吗？您从前不知道这个地方吗？”

我觉察到他的话语中含有几分讥讽。我也壮起胆子，问他是不是在这里度假，他犹豫了一下子。“噢，不完全是。但我很早就熟悉这个地方……”他将手臂有气无力地举向天空的某一点，疲倦地说，“那些大山……那个湖泊……那个湖泊……”

他摘掉墨镜，目光温柔、忧郁地看着我。他微微一笑。“依沃娜是位神奇的姑娘，”他说道，“神——奇。”

她朝我们的桌子走了过来，脖子上围着一条绿色的平纹细布长围巾。她朝我莞尔一笑，然后一直注视着我。我的左心房里有一样东西在膨胀、扩大，于是，我把这一天确定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我们登上曼特的汽车。那是一辆老式的道奇牌汽车，车身呈奶油色，车篷可以拆卸或折叠起来。我们三个人都坐在前面的位置上，曼特手握方向盘，依沃娜坐在中间，狗在后面。曼特猛地启动马达，道奇车在砾石路上失去控制，差点撞到饭店的大门上。汽车沿着卡拉巴塞尔林荫道缓缓行驶。我再也听不见马达声。曼特是不是把油门关了，让汽车依靠惯性行驶？马路两旁的意大利五针松遮住了阳光，阳光透过树丛忽闪忽闪的，仿佛在嬉戏。曼特轻轻地吹着口哨。我的身子随着颠簸的汽车左右摇摆，每拐一次弯，依沃娜的脑袋都要落到我的肩上。

在斯波尔亭体育场的饭厅里只有我们三人，这个旧时的柑橘园被一株垂柳和杜鹃花坛遮去了阳光。曼特向依沃娜解释说，他必须去日内瓦，可能晚上回来。我寻思，他们可能是兄妹。但他们不是，他们的长相一点也不像。

十来个人走进了餐厅，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在我们旁边选了一张桌子坐下。他们刚从海滩回来。女的身穿宽大的色彩艳丽的毛巾布衬衫，男的则穿着浴衣。其中一位男子在大声地向他们大伙说话。他个子最高，身体最强健，长着一头鬈曲的金发。曼特摘掉墨镜，脸色煞白。他指着那个满头金发的大个子，声音尖脆，差不多在咆哮了：“瞧，那就是卡尔东……是本地最下流的婊子……”

那人佯装没听见，但他的朋友都把脑袋转向我们这边，一个个目瞪口呆。“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吗，卡尔东？”

餐厅里出现了数秒钟的沉寂，绝对的寂静。那名身强力壮的男子低下了头，他身边的人都在发呆。相反，只有依沃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仿佛她对这类事情已习以为常了。“别怕，”曼特俯身对我喃喃道，“没什么，什么事也没有……”

曼特的面孔变得平滑、幼稚，再也见不着丝毫的抽搐。我们继续谈话。他问依沃娜：想不想让他从日内瓦捎点什么东西回来。巧克力？土耳其香烟？

他在斯波尔亭体育场的门口与我们分手。他说晚上九点钟我们可以在饭店里再见。他和依沃娜谈到一个叫马德加（或马德雅）的人在湖畔别墅举行晚宴。“您跟我们一起去，好吗？”曼特问我。

我目视他迈着不规则的脚步朝道奇车走去，就像第一次那样启动马达，汽车又一次擦过饭店的大门，然后消失了。他向我们扬起手臂，没有回头。

我与依沃娜单独待在一起。她提议去卡西诺花园里转转。狗在前面走，显得越来越疲倦。有时，它干脆在路中间坐下来，必须喊它的名字“奥斯瓦尔德”，它才会继续上路。她向我解释说，它不走并非因为懒，而是伤感，使它显得无精打采。这种德国种看门犬已经非常罕见，它们全都染上了先天性的忧郁症和厌世情绪。有些狗甚至会自杀。我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要养一只性情如此阴郁的狗。“因为它们比别的狗都要优美。”她激动地回答。

我立即想到哈布斯堡家族，他们也像这只狗一样，属于既敏感又忧郁的动物。人们将此归咎于他们的近亲婚姻，把他们沮丧的情绪称作“葡萄牙忧郁症”。“这条狗患的是‘葡萄牙忧郁症’。”我说道。但她没有听见。

我们来到码头前面。有十来个人正在上“阿米拉吉桑”号轮船，船员收起了跳板。几个小孩子倚在舷墙上，挥舞着小手，叫喊着。轮船驶远了。这艘破破烂烂的轮船极富殖民地色彩。“总有一天下午，”依沃娜对我说，“我们也得乘坐这艘船。那一定很好玩，你觉得呢？”

她第一次用“你”称呼我，用一种无法解释的激动的口气说出这句话。她是什么人？我不敢问她。

我们沿着阿尔比尼林荫道往前走，梧桐树叶遮住了阳光，我们走在树荫里。路上只有我们俩。狗在我们前面二十米远的地方。它没有了往常的萎靡和忧郁，却扬起了脑袋，有时会突然偏闪一下，那姿势像骑兵竞技表演中的赛马。

我们坐在那里等候缆车。她把脑袋倚在我的肩头，我感到晕眩，就像上次我们一起坐车从卡拉巴塞尔林荫道下坡时一样，我又听见她对我说：“总有一天下午……我们乘坐……船……开心，你不认为吗？”她的口音难以确定，我感到纳闷，她这是匈牙利口音、英国口音，还是萨瓦口音？缆车缓缓上升，索道两旁的植物显得越来越繁茂，快要将我们淹没了。一簇簇鲜花从缆车玻璃上压过，时不时地有一朵玫瑰或女贞树枝被缆车带走。

在埃尔米塔日饭店，她的房间里，窗户半开着，我听见网球有规律的“嘣嘣”声和远处传来的打球者的呼喊声。如果周围仍有身着白色服装的可爱而安心的笨蛋把球从网上打来打去，那就意味着地球仍在转动，我们尚有几个钟头的缓解时间。

她的肌肤上点缀着几颗淡淡的雀斑。阿尔及利亚开战了，好像是真的。

夜幕降临。曼特在大厅里等我们。他身着一件白色的麻布西服，脖子上围着一条土耳其薄绸围巾，显得很完美。他从日内瓦带了一些香烟过来，执意要我们抽一支。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他说——否则的话，我们就赶不上马德加（或马德雅）家的晚宴了。

这一回，汽车从卡拉巴塞尔林荫道全速而下。曼特口中叼着烟嘴，拐弯处照样加速，我真不知道出了什么奇迹使我们安然无恙地驶上了阿尔比尼林荫道。我转向依沃娜，惊异地发现她的脸上不带丝毫的恐惧，在汽车急闪时，我甚至听见她的笑声。

我们要去的那一家的主人马德加（或马德雅）是何许人？曼特向我解释说，此人是奥地利导演，刚刚在本地——确切地说是拉·克路沙兹——一个离这里有二十公里远的滑雪场——拍完了一部电影，依沃娜在该片中担任了一个角色。我的心跳加快了。“你是演电影的？”我问她。

她笑了。“依沃娜会成为一名非常伟大的演员的。”曼特边说边将油门踩到了底。

他说的当真？电——影——演——员。也许，我已经在《电影世界》杂志或《电影年鉴》上看见过她的剧照。在辗转难眠的夜晚，我浏览着那本从日内瓦一家老书店最里层找到的《电影年鉴》，我终于想起一些演员和技师的姓名和地址。今天，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些往事的片断：

朱妮·阿斯托尔：贝尔纳和弗洛格尔摄影。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1号——巴黎七区。

萨比娜·吉：特迪·比亚兹摄影。喜剧——巡回演唱——舞蹈。

电影：《地下工作者》、《女人发号施令》、《灾难小姐》、《手铐[12]波尔卡舞》、《你好，大夫》，等等。

萨夏·戈尔迪纳导演：斯彭第尼大街19号——巴黎十四区——K.L.E.77—94。

萨夏·戈尔迪纳先生，德国人。

依沃娜是不是有一个我不知道的“艺名”？听到我的提问，她低声说“这是个秘密”，并把食指压在唇边。曼特笑着补充道：“您明白，她在此隐姓埋名。”

他的笑声尖脆而又让人不安。

汽车沿着湖边的公路行驶。曼特减慢车速，打开了收音机。空气和煦，我们从丝一般柔滑、明亮的夜色中穿过，这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夜晚，除非是在梦中的埃及或佛罗里达。狗把下巴放在我的肩上，热热的气息直冲我而来。右边的花园一直沿着湖畔延伸。从夏瓦尔开始，公路两旁种植着棕榈树和意大利五针松。

汽车绕过维利埃杜拉克村后，开始爬坡。大门在公路的下边。一块木牌上标着：梯耶尔别墅（名字跟我所住的那家公寓的名字一样）。一条两旁栽满无人照管的乱糟糟的树木和花草的、相当宽阔的砾石路通向别墅的大门。这幢高大的白色建筑是拿破仑三世时代风格的，挂着粉红色的百叶帘。几辆汽车并排着停在那里。我们穿过前厅，走向一个肯定是客厅的房间。客厅里，两三盏电灯洒下柔和的灯光，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十来个人，一些站在窗户边，另一些则倒在一张白色的沙发上，我感觉这张沙发是客厅里仅有的家具。他们自斟自饮，热烈地用德语和法语交谈着。一台电唱机直接放在地板上，正放着一首悠缓的乐曲，曲子里还伴有一名歌手极为低沉的歌声，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噢，比荣达女孩……

噢，比荣达女孩……

比荣达女孩……

依沃娜挽住我的胳膊。曼特朝四周迅速地瞟了几眼，好像在寻找某个人。但这群人中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经过一扇落地窗，来到一座围着绿色木栏杆的阳台上，阳台上摆放着折叠式帆布躺椅和柳条椅。一只中国灯笼映照出类似镂空花边和绠带的错综复杂的影子，依沃娜和曼特的面孔上顷刻间仿佛蒙上了短面纱。

下面的花园里，许多人挤在一张被酒菜压得摇摇欲坠的菜台周围。一位身材高大的金发男子朝我们打了一下手势，然后拄着拐杖朝我们走来。他身上的棉布衬衣是米色的，领口敞得很开，恰似一件撒哈拉式的帆布短袖上衣，我想起了以前人们在殖民地碰到的那些拥有一段“历史”的人物。曼特把他介绍给我：罗夫·马德加，“导演”。他俯身亲吻依沃娜，把手放在曼特的肩上。他叫曼特“芒特”，夹带半英国半德国口音。他领着我们径直走到酒菜台子边，那个身材跟他一样高的金发女子瓦尔吉利亚是他的妻子，她目光呆滞（她盯着我们却好像看不见我们，或者目光越过我们注视某样东西）。

我和依沃娜留下曼特和一个体格像登山运动员一样的年轻人待在一起，我们则在人群中穿梭。她拥抱所有的人，当有人问她我是谁时，她便回答：“一位朋友。”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拍过“电影”。他们在花园里散开了。那里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月光皎洁。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往前走，可以看见一棵挺拔的雪松，样子很可怕。我们来到一堵围墙边，能听见墙后湖水的拍打声，我们在墙边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从这里可以看见那座耸立在废弃的花园中间的房子，人们十分惊异于它的存在，仿佛刚刚到达南美洲的一座古城，仿佛城里的一座洛可可风格歌剧院、一座大教堂和众多的新颖别致的用卡拉尔大理石建造的饭店如今已被原始森林覆盖了一样。

在花园里冒险的宾客们中间，我们是走得最远的，只有依稀可辨的两三对男女躲在繁茂的矮树丛中享用夜色。其他人则都站在那幢房子前面或阳台上。我们重新回到他们中间。曼特在哪里？也许在里面，在客厅里。马德加来到我们身边，用半英国半德国的口音跟我们说，他愿意在这里待上半个多月，但他必须到罗马去。九月份，“当这部影片剪辑完毕”，他将重新租下这幢别墅。他搂着依沃娜的腰肢，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在她身上乱摸，抑或他的动作是否带有父亲爱抚女儿的色彩。“她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演员。”

他注视着我，我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一团迷雾，越来越浓重的迷雾。“您叫克马拉，对吗？”

迷雾突然消散了，他的两眼闪耀着蓝色的金属般的亮光。“克马拉……肯定是克马拉，对吗？”

我低声回答道：“是的。”他的两眼再次失去了刚才的犀利，又蒙上了雾气，最后完全黯然无光。无疑，他有权随心所欲地校正眼睛的光芒，就像人们调节一副双筒望远镜一样。当他想反省的时候，目光便蒙上了水汽，外面的世界即变成模糊的一片。我熟知这种伎俩，因为我经常使用。“从前在柏林有个克马拉，那个时候……”他说道，“依尔丝，是不是这样？”

他的妻子躺在阳台另一头的一张帆布椅上，正跟两个年轻人说话。她微笑着转过身来。“是不是啊，依尔丝？那时，在柏林，也有一个克马拉。”

她看着他，仍在微笑。然后，她掉过头去，继续和年轻人说话。马德加耸了耸肩膀，两手握紧了拐杖。“是的……是的……那个克马拉住在皇帝大街……您不相信吗，嗯？”

他站起身，摸了一下依沃娜的脸蛋，然后朝绿色木栏杆走去。他在那里站着，凝望着月下的花园，显得很迟钝。

我们靠在一起，在两只墩状的软垫上坐下，她将脑袋搭在我的肩上。一名年轻的棕发女子递给我们两杯斟满的玫瑰红色的酒，她那件凹形的短上衣使她露出了双乳（每一次动作幅度稍大一点，两只乳房都会从她那件袒胸露肩的衣服里跳出来）。她朗朗大笑着，拥抱依沃娜，用意大利语请我们喝她“特别为我们准备”的两杯鸡尾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叫德丝·马尔茜，依沃娜告诉我，她在那部“影片”中担任主角。她也要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她在罗马一举成名。这时，她大笑着从我们身边走开，甩着长长的头发，走向一位五十岁左右、身材颀长、满脸都是麻点的男子。他站在落地窗下，手上端着一只酒杯。他叫哈利·德雷塞尔，荷兰人，也是“影片”的演员之一。其他人霸占了柳条椅，或者倚在栏杆上。几个女人围着马德加的妻子，她总是那样笑意盈盈，心不在焉。一阵喃喃的说话声，一支节奏缓慢的、令人作呕的庸俗乐曲从落地窗中飘出来，歌手随着曲子反复地低吟：

灯罩

散发出蓝光

马德加呢，他陪着一名个头只到他腰部的秃头男子在草地上踱步，他不得不俯下身子跟他说话。他们俩在阳台前面走来走去，马德加的身子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弯曲，与他交谈的那位男子则踮起脚尖，越来越紧张。他的嘴里发出大胡蜂的嗡嗡叫声，他用人的语言发出的唯一的句子是：“瓦——伯纳——罗尔夫……瓦——伯纳——罗尔夫……瓦——伯纳——罗尔夫……瓦伯纳罗尔夫……”依沃娜的那只狗坐在阳台边上，那副姿态酷似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脑袋从右转到左，从左转到右，看着他们走来走去。

我们在哪里？在上萨瓦省的心脏。我枉然地重复这句让人安慰的话语：“在上萨瓦省的心脏。”我更觉得像是在一个殖民地国家，或者加勒比海群岛。否则，如何解释这片温柔而又腐蚀的月光，这个使人的眼睛、皮肤、裙子和阿尔帕卡西服都光芒闪烁的蓝色夜晚？所有这些人都被一种神秘的电流包围着，人们料想着电流短路时每个人的姿态。他们的名字——有一些人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我遗憾当时没把它们全都记下来：我本该在晚上就寝之前将他们的名字熟记在心，虽不知他们属于哪一种类型，他们名字的发音组合于我足矣——他们的名字使人想起那些设在自由港的小型国际公司和在海外设置的商行：凯·奥尔洛夫、伯尔西·利比、奥斯瓦尔多·瓦仑迪、依尔丝·科尔贝尔、罗兰·威特·冯·尼达、热那维也夫·布歇、热查·伯勒蒙、弗朗索瓦·布朗哈尔德……他们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在我为他们重新描述的这次聚会上，我对他们说了些什么？那个时期——现在都已经快过去十三年了——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在燃烧生命，这种感觉久久不去。我在中国灯笼的映照下观察他们，听他们交谈。灯笼使女人们的脸上和肩膀上都布满了斑点。我给每个人提供一段过去，却又与另外一些人的过去发生叠加，我真希望他们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向我公开：伯尔西·利比和凯·奥尔洛夫第一次相见是在什么时候？他们两人中有谁认识奥斯瓦尔多·瓦仑迪？谁从中斡旋使马德加与热那维也夫·布歇和弗朗索瓦·布朗哈尔德建立了关系？这六个人中是谁把罗兰·威特·冯·尼达引荐到他们的圈子里的？（我只列举我记得名字的那些人）这重重谜团意味着有数不清的暗码和一张由他们编织了十年、二十年的蜘蛛网。

时间太晚了。我们去找曼特。他既不在花园里、阳台上，也不在客厅里。那辆道奇不见了。马德加陪着一名金色短发的女子在台阶上与我们交臂而过。他告诉我们，曼特刚才跟弗利兹·特朗克一起走了，肯定不会回来。他朗声大笑，笑声让我们感到吃惊。他把手按压在年轻女子的肩膀上。“我老年的依靠，”他说道，“你明白吗，克马拉？”

然后，他突然转过身子，穿过走廊，手更加用力地压在年轻女子的肩上。他那副模样如同一名瞎眼的老拳击手。

从这一刻起，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有人熄掉了客厅里的电灯。那里只剩下壁炉上的一盏小支光夜明灯，粉红色的灯光被大片大片的暗影吞噬了。意大利歌手的歌唱完了，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女人破碎的歌声，声音越唱越嘶哑，最后谁也听不清歌词了，引人寻思这歌声是不是一个垂死的病人的呻吟，还是痛快的呼叫。但是女人的歌声突然变得清纯了，音调轻柔，同样的歌词又反复出现了。

马德加的妻子横躺在沙发中央。阳台上，围着她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小伙子向她俯下身子，开始慢慢解开她的衬衫扣子。她盯着天花板，半张着嘴。几对男女在跳舞，他们搂得稍微紧了些，舞步也稍微规范了些。我们走过去时，我发现样子很古怪的哈里·德雷塞尔的一只手正使劲地摸着德丝·马尔茜的大腿。落地窗旁边，一项表演吸引着一群人的注意力：一个女人在独舞。她脱掉了裙子、连身衬裙和乳罩。为了消磨时间，我和依沃娜也加入到那群人中间。罗兰·威特·冯·尼达贪婪地看着她，脸孔变了样：她的身上只剩下长筒丝袜和吊袜带，在那里继续跳着。他跪在地上，试图用牙齿咬掉她的吊袜带，但每次她都躲开了。最后，她决定亲自动手把身上的附件撕掉，而后围着威特·冯·尼达继续跳舞，浑身一丝不挂；她摩擦他的身体，他却昂首挺胸，无动于衷，像斗牛士一样滑稽可笑。他那扭曲的身影映在天花板上，而那女人的影子——变得特别大——从天花板上掠过。不久，整幢别墅里就只剩下这场在黑暗中推来搡去、上楼下楼、充满欢声笑语的影子芭蕾舞了。

与客厅相连的是一个不显眼的小单间，里面摆着一张安有许多抽屉的笨重的办公桌，我猜想，它肯定在移民局的办公室里放过；房间里还有一张深绿色的皮沙发。我们躲在里面。我最后瞥了一眼客厅，依然看见马德加夫人的脑袋向后吊着（她将脖子靠在沙发的扶手上）。她那满头的金发一直拖在地上，别人很可能会以为这只脑袋是刚刚被砍下来的。她开始呻吟。我依稀可辨另一张与她的脸凑在一起的面孔。她的呻吟声越来越强烈，语无伦次地说着：“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是的，我记得所有这一切。

这间工作室的地面上铺着一块非常厚实的羊毛地毯，我们就躺在上面。我们的身边有一缕光线划出一道横穿房间的蓝灰色光束。一扇窗户半敞着，我听见一棵树微微抖动的声音，叶子擦着窗户玻璃。树叶的阴影给书架装上了一排夜色和月光的栅栏，书架上摆满了全套的“面具”丛书。

狗在门边睡着了。再也没有任何声响、任何说话声从客厅里传来。也许，所有的宾客都离开了别墅，只剩下我们俩？工作室里飘溢着一股旧皮革的芳香，我寻思着书架上的书是谁整理的。这些书归谁所有？晚上有谁到这儿来抽烟斗、工作或读小说，或谛听树叶的沙沙声？

她的肌肤抹上了一层乳白色。一片树叶的阴影在她的肩上刺出花纹。有时，叶子的阴影停在她的面孔上，她仿佛戴了半截面罩一般。阴影向下移动，堵住她的嘴巴。我多么希望白日永远也不要来临，好与她一起蜷缩在这片沉寂的水族宫般的月光中。黎明前夕，我听见一扇门的吱嘎声，从楼上传来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某件家具被打翻的声音，然后是朗朗的大笑声。依沃娜仍在酣睡。守门犬在做梦，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发出低沉的呻吟。我微微打开房门，客厅里没有一个人影。那盏夜明灯依然亮着，但灯光更加暗淡，也不再是粉红色的，而是变成了非常浅淡的嫩绿色。我朝阳台走去，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阳台也一样，没有人影。那只中国灯笼依然亮着，在微风中摇摆，一些女人似的身影从墙上跑过。阳台下面是花园。我试图说出那股从树木花草中散发出的溢满阳台的清香的特点。是的，我犹豫着没说出来，因为这是在上萨瓦省：我吸着茉莉花的芳香。

我重新穿过客厅。夜明灯依然发出缓慢起伏的淡绿色的灯光。我想到了大海和人们在炎热的天气里喝的冰镇饮料：薄荷汽水。我又听见阵阵的大笑声，笑声清脆，使我震惊。笑声来自遥远的地方，突然传到这儿，我不能确定它们的位置。笑声越来越清脆、易逝。她头枕着右臂，仍在酣睡。月光照下来的青色光带横穿房间，照亮了她的唇隙、脖颈、左边的屁股和脚跟。月光在她的背上铺上一条笔直的披巾。我屏住了呼吸。

我又看见了窗户玻璃后面摇曳的树叶和这个被一缕月光截成两段的身体。为什么那时我们周遭的上萨瓦省的景致与我记忆中的那座消失了的城市，大战前的柏林叠合在一起了呢？也许是因为她在罗夫·马德加的影片中担任角色？后来我打听过马德加的情况，得知他年纪[13]轻轻就开始在U.F.A.电影公司工作。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开始拍摄第一部影片《两个人的彩纸屑》，那是一部非常矫饰、特别轻快的维也纳轻歌剧，他在两次轰炸中取景。电影没有拍完。我呢，如今当我回想起那个夜晚，就仿佛在从前柏林的一幢幢楼房之间漫步，沿着河堤和不复存在的林荫大道往前走。我从亚历山大广场笔直前行，穿过[14]逍遥宫和施普雷河。夜幕降临在那四排椴树和栗树上，降临在过往的有轨电车上。电车里空无一人。灯光摇曳。你呢，你在大道尽头的一个耀眼的绿色笼子里，阿德隆饭店的玻璃客厅里等候我的到来。四

曼特仔细地看着那个身穿风雨衣、正在整理杯子的男子。男子终于低下头，重新专心工作。曼特站在他前面，摆出一副可笑的立正姿势，岿然不动。接着，他转身望着另外两个正注视着他的服务员，他们将下巴顶住扫帚柄，不怀好意地笑着。他们俩长得很像，让人吃惊：同样的金发平顶头，同样的小胡子，同样蓝色的凸眼球。他们一个向右俯身，一个向左，很对称，别人会以为他们是站在镜子前面的同一个人呢。曼特一定产生了这种错觉，因为他慢慢地走近那两个人，锁起了眉头。当他离他们只有几厘米远时，他挪动脚步从背部、侧面观察着。那两名服务员没有动，但可以猜到，他们准备动手把曼特痛打一顿，把他揍扁。曼特从他们身旁走开，朝餐厅的门口退去，眼睛一直看着他们。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站在壁灯射出的昏黄暗淡的灯光下。

此刻，他正从火车站广场穿过，竖起西服衣领，左手缩在长围巾里，就好像他的脖子受了伤一样。开始下雪了。轻盈细小的雪花在空中飞扬。他走上索梅埃大街，在雷让电影院门前停住了。这家电影院正在放映一部老影片，片名是《甜蜜的生活》。曼特躲在电影院的挡雨披檐下，逐一欣赏该影片的剧照，同时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嘴。他用牙齿咬住烟嘴，然后在其他的口袋里寻找——毫无疑问——一支骆驼牌香烟。但他找不出来。这时，他的面孔开始抽搐，总是那样：左颧颊收缩着，下巴猛烈地抽动，比十二年前更加缓慢，更加痛苦。

他似乎在犹豫该走哪一条路，是穿过马路从沃格拉大街插到王家大街，还是继续沿着索梅埃大街下行？稍往下去，靠右边的地方，竖着桑特拉那块红红绿绿的招牌。曼特眯起眼睛凝望着它：桑特拉。雪花在这三个字周围飞旋、起舞，它们也变得红红绿绿的。绿色的苦艾酒那种绿，红色的金巴利酒那种红……

他弓着身子朝这片“宜人的绿洲”走去。他的两腿僵硬，要不是他努力集中精力，他定会在人行道上滑倒，就像散了架的木偶。

那位身穿格子外套的顾客仍在那里，但不再纠缠那名女招待了。他坐在最里边的一张桌子边，用食指打着拍子，非常小声地重复着：“兹姆……嘣——嘣……兹姆……嘣——嘣……”像一位高龄老太婆的声音。女招待则在读一本杂志。曼特爬上一张凳子，把手放在她的前臂上。他低声地说道：“小乖乖，给我来杯波尔图葡萄酒。”五

我从梯耶尔公寓搬了出来，跟她一起住在埃尔米塔日饭店。

一天晚上，曼特和她一起来接我。我刚吃完晚餐，便在客厅里等候。我坐在一名男子的旁边，就是脑袋酷似那种忧郁的、长毛垂耳的西班牙种猎犬的那个人。其他人开始玩卡纳斯塔纸牌。女人们正跟布法兹夫人聊天。曼特站在大门下面。他身穿一套浅粉色的西服，西服口袋里吊着一条深绿色的手绢。

他们一起朝他转过身子。“女士们……先生们……”曼特低着头小声说道。然后，他朝我走来，身体笔挺：“我们在等您。您可以让人把您的行李拿下来。”

布法兹夫人突然问我：“您要离开我们吗？”

我垂下了眼睛。“夫人，这是迟早的事。”曼特以一种无可辩驳的语气回答道。“但他起码可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

我心里明白这位女人突然很恨我了。她会随便找个借口毫不迟疑地将我送到警察手里。我为此很悲伤。“夫人，”我听见曼特在回答她，“这位年轻人在这里无事可做，他刚接到比利时王后签署的命令，肩负使命。”

大厅里的那些人手执扑克牌，愣愣地望着我们，那些经常与我同桌的人则以一种既惊奇又厌恶的神情审视着我，仿佛他们刚刚发现我不是人。人们在窃窃私语，对“比利时王后”进行影射。这时，曼特无疑是想顶住与他对抗的布法兹夫人，他环抱双臂一字一板地说道：“夫人，您听见了吗？是‘比利时王后’……”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多，我的心被揪紧了。这时，他猛一跺脚，仰头以极快的速度说道：“夫人，我没有把详情告诉您……我就是比利时王后……”

他的话激起了愤怒的叫喊声和愤怒的举动：大部分房客都站起身来，组成充满敌意的群体，站在我们的面前。布法兹夫人向前跨了一步，我担心她会甩曼特一记耳光，或者甩我一记耳光。我觉得后一种可能很自然：我认为自己是唯一应该负责任的人。

我很想请求这些人原谅我，或者有一根魔杖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从他们的记忆中一笔勾销。为了不被人注意而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所做过的这种种努力顷刻之间都化为乌有。我甚至不敢朝大厅看最后一眼。晚饭后的那段时间如此平静，而我的心却是那样焦虑不安。有片刻工夫，我恨死了曼特。为什么要让这些有定期利息或年金的富人、这些玩卡纳斯塔牌的顾客们懊丧和惊愕呢？他们让我安心。有他们的相随，我什么危险也没有。

布法兹夫人一定很想朝我们的脸上吐满唾沫，她的嘴唇越抿越紧。我现在原谅她了。我背叛了她，可以这么说。我摇动了梯耶尔公寓这座宝贵的时钟。如果她现在还能认出我（对此我深表怀疑。首先，梯耶尔公寓已不复存在），我希望她知道，我并不是个坏小子。

该把“行李”搬下来了，下午我就打点好了。我的行李包括一个柳条柜和三只大皮箱。箱子里装着很少的几件衣服、我所有的藏书、旧皮鞋和这几年的《竞赛》、《电影世界》、《音乐厅》、《侦探》、《黑与白》杂志。这些行李十分沉重。曼特想搬动那个柳条柜，却差一点没被它压扁。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放倒。然后，我们花了近二十分钟时间把它拖过走廊，拖到楼梯平台上。柳条柜重重地压在我们身上，曼特在前面，我在后面，累得喘不过气来。曼特横躺在地板上，双臂交叉，两眼紧闭。我回到房间，好歹也摇摇晃晃地将三个大皮箱搬到了楼梯口。

电灯熄了。我摸索到电灯开关，但无论我怎么摁都是枉然，楼道依然是漆黑一团。下面，客厅半开着的门缝透出一缕朦胧的灯光，我看见半开着的门边里探出一只脑袋，我可以肯定，那是布法兹夫人。我恍然大悟，肯定是她取掉一根保险丝，迫使我们在黑暗中搬运行李。她的所作所为让我歇斯底里地疯笑了一场。

我们将柳条柜推出半截到楼梯上。柳条柜在第一级踏板上稳稳当当地停着。曼特紧紧抓住楼梯栏杆，狂怒地踢了一脚：柳条柜滑下去了，每到一级都要弹跳一下，发出可怕的声音。别人可能以为楼梯要坍塌了。布法兹夫人又从客厅半开着的门洞里侧身探出脑袋，旁边还有另外两三个人的脑袋。我听见那些尖声急叫的声音：“看看这两个卑鄙的家伙……”有人嘘声重复道：“叫警察。”我一只手拎着一只皮箱，开始下楼。我什么也看不见。而且，我更愿意闭上双眼，低声数数，给自己打气。一、二、三，一、二、三……假如我在楼梯上绊了一下，我就会随着皮箱一起滚到底层，摔得粉身碎骨。不可能停下了。我的锁骨快要裂开了。我又开始了那可怕的疯笑。

灯又亮了，令我目眩。我发现自己已到了底楼，傻乎乎地被夹在两只皮箱和柳条柜中间。曼特拎起另一只皮箱（那只皮箱稍轻一些，因为里面只装了一些洗漱用具），跟在我身后。我很想知道是谁赋予我力量，让我活着到了楼下。布法兹夫人把账单递给我。我结了账，不敢正眼看她。然后，她走进大厅，“咣当”一声把身后那扇大门关上了。曼特靠在柳条柜上，用卷成一团的手绢揩着脸，动作干净利落，像一个女人在脸上扑粉。“老兄，该接着干，”他指着行李对我说道，“接着干……”

我们将柳条柜拖到台阶上。那辆道奇车停在梯耶尔公寓的大门边，我察觉到依沃娜坐在前座的身影。她在抽烟，朝我们打了个手势。我们终于把这个柜子抬到汽车的后座椅上。曼特趴在方向盘上。我回去拿另外三只放在前厅的皮箱。

一个男子一动不动地站在接待处前面：就是脑袋长得像长毛垂耳的西班牙种猎犬的那个人。他朝我走来，站在我面前。我知道他有话跟我说，但他说不出来。我以为他会汪汪乱叫，发出势必只有我能听见的拖长的轻微的呻吟声（梯耶尔公寓的房客们继续玩卡纳斯塔牌或者闲聊）。他站在那里，眉头紧锁，半张着嘴巴，费了老大的劲想跟我说话。或许，是他感到恶心却又吐不出来？他弯着腰，几乎喘不过气来。几分钟后，他恢复了平静，便低沉着声音对我说道：“您走得正是时候。再见，先生。”

他向我伸出一只手。他穿着一件粗花呢外套，一条淡褐色的裤脚翻边的长布裤。我欣赏他那双淡灰色的、胶底非常非常厚的麂皮鞋。我能肯定，我在住进梯耶尔公寓之前见过此人，这要追溯到十多年前。突然……是的，没错，穿着同样的皮鞋。这个向我伸出一只手的人也就是在我童年时代曾让我无比惊奇的人。一到星期四或星期天，他便[15]拿着一只微型小船（依照康堤基号帆船的模型所仿制）来到杜伊勒里花园。他看着小船拐弯穿过水塘，变换着观察哨；当小船搁浅在石头上时，他便用一根竹竿推开它，检查桅杆和船帆是否牢固。有时一群小孩甚至大人跟在他的身后，他便偷偷地看他们一眼，好像不相信他们有这样的反应。每当有人问到这只船时，他嘟嘟哝哝地说道：是的，制作一艘“康堤基”小船是一项非常漫长、非常复杂的工程。他一边说话一边抚摸着这只玩具船。接近晚上七点钟时，他拿着小船，坐在凳子上，用一条圈毛毛巾擦拭船身。随后，我看见他径直朝日沃里大街走去，他的“康堤基”被夹在腋下。从此，我时常会想起这个在黄昏时离去的身影。

我会让他回想起我们的相遇吗？无疑，他已丢失了那只小船。轮到我对他说：“再见，先生。”我牢牢地抓着两只皮箱，慢慢穿过花园。他在我身边，默默地跟着。依沃娜坐在道奇车的挡泥板上，曼特则坐在方向盘后面，头仰靠在座椅背上，双目紧闭。我将两只皮箱放在汽车尾部的行李箱里摆好。身边的那个人饶有兴趣地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当我再次穿越花园时，他走在我前面，不时地回头看看我是不是跟在后面。他拿起最后那一只皮箱，对我说道：“请允许我……”

这只皮箱最重，里面放了我的高帮皮鞋。每走一段，他都要放下箱子歇一口气。每次我动手去提箱子，他总是对我说：“别客气，先生……”

他想独自一人把皮箱放在后座上。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箱子放上去，而后便站在那里。他晃着胳膊，满脸通红。他对依沃娜和曼特一点儿也不在意。他愈来愈像一条长毛垂耳的西班牙种猎犬。“嗯，先生，”他低声道，“……祝您好运。”

曼特轻轻启动马达。在汽车拐第一个弯道时，我回过头。他站在马路中间的一盏路灯下，灯光照着他那宽大的粗花呢上衣和淡褐色翻边长裤。总之，他的身上只少了那只夹在腋下的“康堤基”小船。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总有许多同样神秘的人——站在那里目送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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