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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云华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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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帮裁缝研究试读：

第1章转型基础：传统成衣业的优势

一、传统成衣业的优势体现

(一)传统成衣业的规模

1北京“浙慈会馆”

宁波的成衣业早在明代就已打入了北京。明永乐十八年(1420),朱棣迁都“北京”,除将中央政府与大小官员迁到北京外,还“携江南富户与百工北上”。于是,一时间北京官盖如云,百业兴旺,为宁波裁缝在京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商机。

到了清初,宁波裁缝就垄断了北京的成衣业。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清初北京的“成衣行”,都是宁波慈溪人。他们在乾隆年间,就已建立了成衣会馆“浙慈馆”。该馆原址位于现今北京的金色池小区,馆里立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财神庙成衣行题名碑》、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修财神庙碑》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财神庙成衣行碑》。其中以光绪碑的记述最为详尽,内称：“在南大市路南创造浙慈馆,建造殿宇、戏楼、配房,供奉三皇祖师神像。当时成衣行皆系浙江慈溪人氏,来京贸易,教导各省徒弟,故曰浙慈馆,专归成衣行祀神会馆,历年行中唱戏庆贺。”

由以上的碑文可知：（1）“当时成衣行皆系浙江慈溪人氏”,说明在清代北京的裁缝店全都是由宁波慈溪裁缝开设的,他们垄断了北京的成衣业。（2）“来京贸易,教导各省徒弟”,说明慈溪裁缝技艺高超,为各地来京学徒者之师。（3）“建造殿宇、戏楼、配房”,说明浙慈会馆的规模宏大,慈溪裁缝在京的行会组织已经非常完备。因此,“浙慈会馆”的碑文有力见证了清代宁波本帮裁缝在京成衣业的雄厚实力。

2上海的宁波成衣业

宁波与上海距离相近,“一苇可航”,因交通便利,一贯往来密切。早在上海开埠前,就有许多宁波人到上海经商从业。

清嘉庆二年(1797),宁波旅沪商人建立了同乡组织“四明公所”。在“叙同乡之谊,联同乡之情”的公所帮助下,大批宁波人来到上海谋生,其中不乏本帮裁缝。上海开埠以后,因各种因素的交合互动,上海逐渐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商业贸易的发展营造了各种赢利机会,大量宁波本帮裁缝也鹜趋上海。到20世纪初,“宁波人在上海开设的成衣店铺总共达57家,主要集中在新大沽路、武定路、黄河路、北京西路、福建北路等地段。这些大大小小的成衣店,擅长做男女中式服装。”上海档案馆藏《上海市衣商业同业公会》,卷宗号S246。其中尤以鄞县潘火桥的蔡氏宗族人数为众,他们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蔡氏旅沪同宗会”上海档案馆藏《上海市衣商业同业公会》,卷宗号S246。

可见,宁波本帮裁缝在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占据了上海成衣业的半壁江山。

3奉化县成衣业公所（宁波服装博物馆藏）

奉化县的手工业,成衣业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在1915年奉化知事发布的公文中有记载,“成衣一业,较各工业为最,全邑不下二、三千”,以20世纪初奉化县总人口数计算,当时从事成衣业的人数大概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左右。由于成衣业在全县所占规模较大,为了“统一行规”、“维持同业之道”、“抚恤同业各事宜”,各城区成衣业的“柱首”联名呈请知县,要求设立成衣业公所。因此奉化县董知事于1915年10月颁布告示,规范成衣业行规,并公布将于同年秋收后召集乡镇各代表公议筹款建筑公所。

在奉化县成衣公所的行会规定中,有一些不同于封建行会的明显变化,如不再明确规定祭祀业祖的活动；接纳外县人入行,打破了地方行业的垄断；物价上涨时,对工价进行合理调节等等。这些行规无疑对奉化成衣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奉化县成衣公所的建立是其成衣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必然产物,也是奉化县成衣业发展成熟的标志,它充分说明了当地成衣业的较强实力,并且对当地成衣业的发展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二)具有行业竞争优势的“衣经”

宁波本帮裁缝的“衣经”是他们能够在同行中取得竞争优势的法宝。所谓“衣经”,是本帮裁缝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套量体裁衣的经验。对于前来缝制衣服的顾客,他们不但认真测量顾客各部位的尺寸,还要详细询问其性格、年龄、经历等。以读书人为例,何时中科举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少年中科举难免有些骄傲,走路时大都趾高气扬,因此挺身突肚,裁衣时就要前长后短些；老年中科举因长年伏身读书,大多精神消衰,走路时难免弯腰拱背,裁衣时就应前短后长些；如果是性急人,走路易快,衣要短；如果是性缓人,走路尚慢,衣则可长些。

清人笔记中有段描写北京名裁缝的故事,说他们量体裁衣,俯仰无不得体。不论是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还是躬腰驼背的残疾人,只要穿他们做的衣服,前后摆都能长短合体。

相传宁波裁缝的“裁衣经”传进皇宫,慈禧太后听了也觉得挺有道理,于是就试图当面考一考宁波裁缝的手艺,她选了两名太监,一个矮而胖,胖如箩,一个高而瘦,背如弓。量体时宁波裁缝问知胖者为厨师,瘦者为捧镜太监,由于两人干活的分工不同,他们的肢体活动方式也相差甚远。宁波裁缝摸透了两名太监的情况后,为他们缝制的衣服十分合体,于是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极大赞赏,也为太后做了许多套宫装,自此宁波裁缝的名气就更大了。

这个流传故事形象地描绘了宁波本帮裁缝的高明之处,他们为人做衣时,并不局限于衣服本身,而是着重了解穿着者的相关情况,对于不同的人,他们都能做到让衣装合体、穿着舒适。本帮裁缝的“衣经”,即量体裁衣详问经历,前后摆长因人而异,是他们为不同人量体裁衣的经验总结,体现了本帮裁缝对服装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这种独特的量体裁衣方式被日后的红帮裁缝继承并发扬光大,从而成为红帮裁缝崭露头角的秘诀之一。

宁波本帮裁缝传统成衣业的显著优势为他们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技术支持。中西服饰虽差异很大,在缝制技术上却有相通之处。西服缝制中对“手工”的要求很高,而本帮裁缝最擅长“手工”,对各种针法的掌握十分娴熟；西服造型最讲究与人体的适合度,本帮裁缝的“衣经”就是他们观察服装与人体之间关系的经验总结。本帮裁缝的这两大特点,恰恰是西服工艺最需要的两个关键要素,这就使本帮裁缝在学习、吸收西服工艺中无需另起炉灶,避免了漫长、艰苦的摸索过程,驾轻就熟地在很较短时间内达到西服工艺的要求。起初,一部分本帮裁缝无人为师时,单凭传统的手工功底和中装缝制经验,偷偷将外国人的西服拆开,研究西服的内部结构,就摸索出了一套“自制版”的西服缝制方法。后经国外学习、经验积累,将国外技术与传统的手工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西服工艺。这种工艺兼中西工艺之所长,具有西方工艺达不到的效果,缝制出的西服做工精致,穿着合体,久穿而不变形,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人数优势。宁波本帮裁缝的人数多,对其转型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增加了他们转型的几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从事传统成衣业的本帮裁缝人数多,必然引起劳动成本的降低、行业竞争压力加大,这种生存压力自然推动本帮裁缝积极寻找新的商机,从而增加了他们转型的可能性。

其次,为西服业提供人力资源,加快自身转型速度。当一部分“拎包裁缝”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经验之后,不再拎包裹到轮船上、码头上接生意,而是开始了固定店铺的经营形式,于是挑选和雇佣职员成为业主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生产要素分为三大类：劳动、土地、资本。其中“劳动”就是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时使用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又受制于两种重要因素,一是能够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二是劳动力的质量,劳动者可分为技术性劳动者、半技术性劳动者和非技术性劳动者。而本帮裁缝则同时满足这两种条件,他们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具备良好的手工基础,其中一部分处于转型过程中的本帮裁缝还有一定的西服缝制经验。大量的本帮裁缝为最初西服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相对于传统成衣业利润高出数十倍的西服业,又吸引更多本帮裁缝加入了转型的行列,加速了本帮裁缝群体的转型。

(3)编织广泛的社会群体网络。强烈的血缘和地缘色彩是本帮裁缝的一个显著特点。家族血缘关系是构成这个群体的核心因素,与家族关系相关联,但影响更大、范围更广的是他们的同乡地缘关系。这种同乡观念的产生,从社会心理角度看,是由于同处山水相连、风俗相通的环境下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斗争中,为对付相同的环境和遭遇而孕育出来的一种荣辱与共、唇齿相依的地域乡情,这种情感在外出谋生而孤苦无告的人们中更会得到强化。

一批批外出谋生的本帮裁缝在创业之初都曾得到同乡和同乡会组织的帮助和提携。如果一些本帮裁缝在外经商顺利,往往又将自己的同族、同乡人携带出去,久而久之就逐渐形成了一地以从事同一行业见长的现象。这种家族同乡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群体网络和随之产生的强大凝聚力,是本帮裁缝能够到处扎根,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

1842年国门打开,西方列强入华,西服传入我国,一部分本帮裁缝抓住历史机遇,走上转型之路。在转型过程中,他们仍然利用这种传统的渠道壮大群体力量。在一些发现新商机的本帮裁缝带动之下,其他同乡裁缝也陆续开始从事西服的缝制,致使缝制西服的裁缝群体迅速扩大。而且,大批宁波本地区的幼童,也都是经过亲戚或同乡介绍到各地学习西服手艺的。如红帮老艺人沈仁沛经伯父沈仁权推荐,13岁到上海南京路宏泰洋服店当学徒；津门红帮传人王庆和12岁到海参崴的叔父处学手艺；董金甫则是继承父亲在北京开设的裁缝铺,之后又在北京王府井创立了西服名店--“东华”；上海名店“荣昌祥”的老板王才运也是继承父业,其父王睿漠最初是在上海谋生的一名本帮裁缝,19世纪末在同乡协助下,到日本学习西服,1900年他回国在上海开办洋服店。王才运从小在父亲的西服店学习西服手艺和店铺经营,后来创办自己的西服店--“荣昌祥”。王才运发迹后,又携亲邻、同乡到店中学艺。在上海,仅在“荣昌祥”学成后自立门户的宁波人就达20人。由此可见,红帮裁缝的发展渠道与本帮裁缝一脉相承,本帮裁缝早期在各地所形成的广泛的社会群体网络,为他们的快速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红帮裁缝又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社会群体网络,从而促进新型裁缝群体的发展与壮大。

二、传统成衣业形成优势行业的原因

上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优势传统成衣业对本帮裁缝转型的重要作用。然而,传统成衣业形成优势行业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方式,手工业一直处于农业的附属地位,而明清以来,大量的宁波人却放弃了原有的农业、渔业,开始以手工业为主要谋生方式,他们不再“安土重迁”,而是“四处营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狭人稠

宁波地狭人稠,人口压力引起的生存压力,是农民放弃主业,“四处营生”的根本原因。六朝至明清,北方人口多次南迁,既加速了宁波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时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日益加剧。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致使“百官流亡”,避祸江南,宁波也成了鹜趋之地。北宋末年“靖康之变”,致使“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南宋)李心传《建炎系年要录》卷158。据南宋《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上·户口》记载,北宋政和六年(1116),明州共有123692户、265545人,而至南宋乾道四年(1168),则已经达146072户、330989人,短短52年,人口增加近25％。明代学者谈到全国人口分布大势时,指出：“以江南而言,闽广、淮扬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明)于慎行《谷山笔塵·形势》。而在浙江各地区中,尤以嘉兴、宁、绍的人口密度为高。此后这一状况并未得以缓解,宁波一直是浙江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此外,宁波沿海土质多盐碱,难辟为良田。虽然当地百姓辛勤劳作,“日以开辟为事”,土地仍“半不足供”。如慈溪县“人稠地狭,丰穰之岁犹缺民食十之三”,(清)《宁波府志》卷六,《风俗》。鄞县“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清)戴枚《鄞县志》卷二,《风俗》。在生存的压力之下,宁波农民迫而向外,出现了“人大半食于外”、“四出营生,商旅遍天下”的现象。(清)戴枚《鄞县志》卷二,《风俗》。

(二)海禁政策

明清两朝竞相厉行海禁政策,大大妨碍了我国民间海运的发展,对于海上贸易繁多、“居民喜游贩鱼盐”的宁波,影响甚大。

明洪武年间,政府禁止私造航海双桅大船,装载违禁货物,泛海与外国贸易。这些内容之后在《大明律》中列为条款,以法律的形式定为明王朝基本国策。禁令非常森严,至有“寸板片帆不许下海”说,违犯者轻则杖笞,重则极刑,家人发边充军,货物及船只没官。明政府对民间海上贸易的禁绝,致使宁波合法的海外贸易渠道壅滞,而走私贸易异常活跃。当时,宁波府所属的双屿港、烈港、岑港等地都成为私商云集的私人海上贸易港口。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浙江巡视都御史朱纨派重兵剿双屿岛,击溃了占据该岛的海商集团,贸易港口也被彻底摧毁。嘉靖三十二年(1553),烈港被都御史王忬摧毁。嘉靖三十七年(1558),岑港被胡宗宪摧毁。经受多次打击,宁波大批海商纷纷由“泛海兴贩”转为内陆经商。清雍正以后,尤其是乾隆间,也实行闭关政策,并对民间海运横加干涉,“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海禁。”(清)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初集》,卷三。而对于宁波靠海为生的渔民而言,已无“鱼盐蜃蛤之利”,则需另谋生路。

因此,明清两朝的海禁政策,无疑成了宁波的海商、渔民转向其他行业的重要推动力。他们当中不乏改行为成衣业者,这对内地成衣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自然经济的解体

宁波是近代最早对外通商的五个口岸城市之一,自然经济遭到无情冲击。暴力性的经济掠夺和倾销商品,成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对宁波经济侵略的最基本内容。

当洋纱、洋布大量输入的时候,宁波的棉纺手工业面临着破产境地。宁波进口英国棉纱从1885年21担,增到1892年16932担,猛增806倍,“随着大量的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已经几乎全部停止”。在洋纱代替土纱的同时,外国侵略者还降低洋布价格与土布竞争。“洋标布在市场上的售价很低,因此对它的需要也很大。尽管洋标布不如土布结实,但在大小和价钱方面,它却具有两方面的优越性。寻常土布幅宽不足洋标布的一半,而售价却相等。洋标布在加染以后,大量地为买不起绸缎或其他昂贵衣料的人用来做长袍和外衣。“迄今通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可见,洋布因价格和幅宽的优势,受到了百姓的喜爱,很快占领了消费市场,将土布取而代之。宁波的手工业者在进口洋纱、洋布的压力下,纷纷面临破产。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对宁波当时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它破坏了宁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还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许多农民在主、副业皆遭受破产的情况下,不得不背井离乡、觅食而外；而一些以手工纺织为生的小手工业者,也需另谋他业。

明清以来,人地矛盾的恶化、严厉的海禁政策、自然经济的解体致使宁波农民、渔民的生存环境恶化,生存压力迫使他们放弃主业、背井离乡、从农村走向城市。为了寻求新的谋生方式,擅“一技之长”成为生存之道。宁波人尤为重视一门技能的掌握,民间流传着俗语：“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宁波三刀”(剪刀、厨刀、剃头刀)在异地可谓有口皆碑,其中的“剪刀”,也就是裁缝所从事的成衣业,堪称首屈一指。大量宁波人选择以“剪刀”为谋生方式,与宁波自古发达的纺织手工业有很大关系。

唐宋时期,宁波民间纺织已盛,城区设纺丝局,产吴绫、白附子、交棱绫等,品质上乘,皆为贡品。这些丝绸还销往日本,被称为“唐绫”,深受日本朝野的喜爱。明、清时期,宁波植桑养蚕进一步扩大,明天顺六年(1462),宁波府仅岁办桑穰就达16000斤。可见种植桑树十分普遍。奉化“桑麻平野田”,宁海、余姚也广植桑树,鄞县“妇勤蚕织”,“养蚕纺丝向惟小溪鄞江桥一带为盛,近日种桑者多,诸村妇女咸事蚕织。东乡或织草履,西乡或织席,亦各织布出售于市。清末,鄞县仅樟村、密岩一带,年产出丝达5万余斤。鄞县不但丝产量大,而且丝织技术极高,当地所产的“吴绫”堪称一绝。“吴绫……贾喜其薄”,“夏日所需厥有轻纱比之,薄罗微凉,足夸前代所云冰纨……是则女红之精也。”(清)戴枚《鄞县志》卷七十四。这种绫不但轻飘精美,而且鲜艳夺目,全祖望有诗云：“未若吴绫夸独绝,大花璀璨状五云,交梭连环泯百结,濯以飞瀑之赤泉。”这首诗形象描绘了“吴绫”的“独绝”,反映了当时宁波纺织技术的高超水平。

宁波不但广植桑田,而且也是宋朝以来重要的产棉花区。清光绪十一年(1885),纬成布局建立,为近代最早棉织工场。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宁波出口棉花(原棉)66万磅,次年增至138万磅。到20世纪初,仅鄞县就有棉织家庭布厂6家,家庭式摇花线厂12家。村中“织布纱摇机杼之声,里巷不绝。”(清)《鄞县通志》《文献志》己编,《礼俗》。

发达的纺织手工业是成衣业发展的基础,明清时期宁波地区成衣作坊的数量逐渐增加,为宁波人从事成衣业创造了浓厚的商业氛围。

从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模式分析,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方式致使一个小农户几乎要独立完成种、纺、织、缝一个系列的完整工作,因此纺织手工业和手工缝制形成了紧密相连的两个环节。再加之甬人素“勤于身、俭于家”,家中衣物,无论冬夏,必尽力亲自缝制。这种风俗世代相传,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前,奉化人每家每户还都有缝制衣服的“能手”。许多本帮裁缝,包括后来的红帮裁缝,都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他们自小就对衣服的缝制耳濡目染,有些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红帮老人林瑞祥至今还回忆小时候看母亲缝制衣服的情形,幼时对缝制衣服所产生的浓厚兴趣引导他走上了学习西服缝制的道路。在奉化,由于几乎人人都会缝制衣服,到外地以裁缝为谋生方式是非常自然之事。可见,发达的纺织手工业所营造的社会和家庭氛围,对宁波人日后职业生涯的选择影响很大。

第2章转型外因：历史机遇

一、西服演变的成熟

西服也称西装,在广义上,顾名思义,“西”指“西方”、“西洋”,具体讲指欧洲或欧美,即西式的服装；在狭义上,人们多把有翻领和驳头、三个口袋、衣长遮住臀部的上衣称作西服或西装,把与之相配的前边正中央开口、两侧和后臀部有裤兜的长裤称作西裤。西服一般多指男性装束,女性的类似装束则区别为“女西服”。

以上所述显然是位于东方的中国人对来自西方服饰的称谓,西方人并不这样称呼。在西方,男装的正式晚礼服称作“燕尾服”(swallowtailedcoat,tailcoat),白天的正式礼服称作“晨服”(morningcoat),这两种礼服大概在19世纪初逐渐形成并普及；我们狭义所理解的西服,也就是现代男性日常所穿着的西服,其实是夹克的一种,英国人称之为“拉翁基夹克”(loungejacket),lounge是休息室、散步、闲逛的意思,故直译为休息室穿的夹克或闲逛时穿的夹克,而jacket其实指中世纪农夫所穿的短上衣,当时含有轻蔑的含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过去那种蔑视的含义也逐渐消失,而进入了礼服的领域。这种loungejacket是现代西服的直接始祖,约诞生于1848年前后。也正值此际,西方列强已经完成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工业革命,为了寻求更多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他们向世界各地大肆进行殖民扩张,这种在西方孕育了近两个世纪而趋渐成熟的西服也随之向世界传播开来。受到西服列强殖民扩张冲击下的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它们的传统服饰无不受到西服的巨大冲击。许多东方世界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们试图阻止“西服”东渐,然而西服在这些国家的发展趋势却势不可挡。值得思考的是,西服是以什么优势征服了这些国家的民众,取代了他们穿着了千年的传统服饰的？为什么全世界的服饰都在朝着西化的方向大步前进？纵观西服自身演变的历程,我们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

西服的孕育期可追溯到17世纪下半叶。当时,西欧一种名为究斯特科尔(justaucorps,法语,合体的衣服)的男式外套深受人们的推崇,最终代替了前300年里男人们雅致服饰的代表--长袍与衬垫马甲。这种外套来源于法国16世纪的军装,为无领的前开门式,前门襟有一排密密麻麻的扣子,这些扣子一般不扣,要扣也只扣腰围线上下的几粒,而且具体扣哪粒每年还有流行,为了防止扣错扣子,裁缝们一般只把流行扣的那几粒扣子挖开--这就是现代西服一般敞着怀穿不为失礼,两粒扣子只扣上面的一粒(这粒扣子往往正好位于腰围线上)的穿着习惯的由来。Justaucorps下面配半截长裤(长及膝),里面穿带扣马甲(紧随外套产生的一种长马甲,长度比外套稍短,为西服背心的前身),马甲里面衬有衬衫,颈部装饰领带(亚麻布系成的蝴蝶结),男装的三件套组合由此产生。到18世纪中叶,英国进入产业革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男士们日渐投入商业世界,男装也为之一变,逐渐向实用发展。上衣开始去掉多余的离体部分和装饰部分,形成了一种名为“夫罗克”(frock)的外衣,成为下个时代燕尾服的过渡形态,也是后来晨服的始祖。英国产业革命从经济方面改变着西方人的着装观念,使男装向实用方向发展,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则从政治方面改变着西方人的着装观念,使男装摆脱象征贵族身份的封建枷锁,朝民主化的方向迈进。法国大革命的国民议会下令废除服装的等级差别,凡曾被看作是贵族的特权和标志的服饰,都被认为是愚蠢造作的矫饰而遭到摒弃,而那些曾被贵族嘲笑为“长裤汉”的平民裤子很快成为流行样式而广为流传。至此,现代西服的下装--长裤正式登场。

这种想象力其实就是指人们试图塑造理想现代男性形象的审美参照。18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美学复兴,它的肃穆和古朴风格与男装所追求的自然、理性、平等、自由的思想非常契合,于是这种“想象力”便以古希腊英雄和谐的裸体雕刻为理想原型,利用可以根据着衣者形体和运动特点而任意拉伸、缩短的毛织品,把矫揉造作、戴着假发、洛克克式的男人改造成高贵、古典、自然的男性形象--宽松的外套下摆剧缩,也不再厚而坚挺,下摆使用的衬料现在挪到了上面来衬托宽阔的胸部和肩膀,袖子上端稍微膨胀暗示结实的三角肌,昔日盖过圆腹的背心缩短到腰际,使腰际线显得清晰、明快,原先松懈下垂的领子变得硬挺以适应加大了的肩膀,显得威武有力。现代西服所形成的强烈而又简单的形式其实蕴藏了新古典主义影响下的雄浑、强劲而又自然的男性力量。正如安妮·霍兰德所说：“西装体现了男性的魅力,这种魅力蕴含于男人形体本身不断积蓄的力量。

在两个世纪的起伏波动中,男性西服逐渐形成为一种完美的形式,其演变过程中形式的不断变化与突飞猛进的现代工业以及行之有效的政治民主密切相关。可以说,现代西服的形式是现代工业革命与民主政治斗争的直接反映,它体现了工业社会的实用功能性理念和新型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

西服在形式上象征着民主,实用的结构为工业社会所需,再加之这一形式受到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得到强化,致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延续至今。这也正是19世纪中叶以来,西风东渐之时,西服能以绝对的优势冲击东方服饰的真正原因。因为西服本身就是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演变,代表着实用主义、民主思想,为工业社会所适应的一种现代完美服饰,而那些被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东方国家,其服饰形式还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文明极不融合。这些后发型的东方国家在迅猛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下,根本来不及完成自身服饰的现代化改革,而西服所蕴含的理念又与东方国家先进人士的思想相契合,接受西服是自然但也无奈的选择。随着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西服方便、实用又能体现男性美的优点也逐渐为世人所认可。

二、西风东渐

(一)国门打开、西服传入：本帮裁缝转型的契机

正当中华文明还在传统故道上缓慢前行,大清王朝仍然死抱着“天朝中心”无所不有的僵化思想,企图用闭关锁国的政策无视外界的巨变之时,西方世界已经从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崛起,迈入现代工业文明。此时,资本主义文化咄咄逼人地向着世界各个角落拓展它的影响、势力和地盘。冲突不可避免。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将这一冲突以血与火的形式彰显于世人面前。随着国门洞开,西方列强纷纷入华,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血与火,还包括与古老中国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汹涌而来,侵蚀、冲刷、撞击、溃决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堤岸,致使中华文明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领域,它打破了已经僵死的传统社会经济格局,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创造了条件,也为传统行业的多种发展创造了可能。“五口通商”后,头脑敏捷的宁波本帮裁缝就看到了这一变故所带来的发展机遇。随着西方列强的军弁、水手、商人、传教士等大量来华,西服传入我国。宁波本帮裁缝审时度势,捷足先登,最先发现了为西方人服务的商机,开始为他们缝补西服。这些简单的缝补工作,产生了一系列连锁效应,他们从西服的缝补到摸索西服的缝制方法、裁剪方法、熨烫方法等一整套完整的西服缝制方法,开办洋服店,形成有效的店面经营管理策略等等。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国门打开对宁波本帮裁缝转型的意义,正是这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服饰的西服传入,成了他们重获新生的契机,开启了他们辉煌事业的起点,如果中国没有对外开放,仍然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一切都无从谈起。

(二)中国人服饰观念的转变：本帮裁缝转型成功的关键

服饰和服饰观念的关系是互为表里、相互契合的。服饰是人观念的外在体现,而观念是支配服饰内在原因。如果前者发生了较剧烈的变化,并且与原来的服饰观念有所抵触,那么就会带来人们社会心理的不适和冲突。而如果服饰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服饰也随之改变,这种改变则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

若要让中国人脱掉长袍马褂改穿西装,就必须改变他们传统的服饰观念。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穿上西装,西服市场拥有庞大的中国消费群体时,拎包裁缝(红帮裁缝的前身)才能走出那段艰苦的“拎包裹”历程,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真正成为红帮裁缝。因此,若要了解红帮裁缝形成相当规模的原因,有必要站在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人们服饰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服饰观念的变迁对服装行业转型的带动。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衣冠王国”之称,传统服饰具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其象征寓意远远大于实用功能。若要改变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并非易事。而西方列强征服中国,并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和宗教的优越,而是依仗有组织的暴力优势,他们在中国的种种霸权行为,使中国百姓对之义愤填膺,对西方人的服饰自然很排斥。1881年,清政府首批派遣的留美学生回国,由于长期受到美国生活方式的濡染,他们都改穿西装,不少还剪掉了辫子,在回上海去见道台的路上,“沿途看热闹的人群或嘲笑或奚落或挖苦或惊疑,人们跟随着他们,不断取笑着他们‘不合时尚的衣服’”。可见,当时大部分中国百姓还不接受这种西方服饰,对穿着西服的中国人很不理解,甚至非常反感。

然而,在近代中西方军事较量中,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惨败,致使国家面临着丧权辱国的危机,中国精英阶层开始思索中国落后的原因以及救亡图存的有效途径,开启了学习西方文明的探索历程。中国人的服饰观念也伴随着近代救亡图存运动的推动而发生着转变,其转变过程实则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不断进行理性思考、学习、吸收的过程。

19世纪60-90年代,清廷内一部分封疆大吏出于御外夷、平内患的双重目的,发动了以引入西方科技,“求强”、“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洋务派的初衷只是学习西方文明器物层面的东西,然而,现代工业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贯性,学习者只学其一部分而不及其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社会范围内,洋务运动全面引入西学、西艺造成的中西文化碰撞,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轩然大波,使国人对于中西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大大深入。洋务运动还促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创生,不仅新式学堂遍及各地,而且推动了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教育。从此,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他们学习西方文化,大胆穿着西服,扮演了时代先驱的角色。

洋务运动开启了引入西方文明的大门,然而它所追求“强大国防力量”的梦想却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破灭了。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对自强运动的变革模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推出对现行体制进行大幅度改革的方案。从1895年起,开始了学习西方现代文明制度的维新运动。维新运动不仅要求政治制度的革新,同时也展开了教育、风俗等一系列改革,“放足”、“剪辫”、“易服”成为风俗改革的重要内容。康有为的《请断发易服的改元摺》中道：“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令制成修明,凡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动,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令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且兵争之世,执戈骑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令即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为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出入不便,去之无损,留之反劳……”(清)康有为《请断发易服的改元摺》,《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可见,康有为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服饰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格格不入,男人头上的辫子不仅在现代生活中会带来种种不便,而且成了民族耻辱的标志。但由于“断发易服”触及到了清王朝统治的权威,受到了上层统治者的重重阻力,甚至遭到了光绪帝的反对而胎死腹中。

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持续两千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短短三个月就颁布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的法令,改革首先就是革除男人头上的辫子。辫子的革除是传统服饰改革的先声,为人们建立起新的服饰审美观扫除了一定的障碍。民国政府的服饰改革首先从官员做起,以新礼服代替旧式官服。第一要义是在礼服中贯彻平等的原则,不分级别的高低,也不分地区和民族的差异,凡在国家任职的官员,一概统一着装。1912年5月袁世凯命令法制局：“博考中外服制,审择本国材料,参酌人民习惯以及社会情形,从速拟定民国公服、便服制度……议定中西两式。西式礼服以呢羽等材料为之,自大总统以至平民其式样一律。中式礼服以丝缎等材料为之,蓝色袍对襟褂,于彼此听人自择。”《袁总统饬令民国服制》经过有关部门的会商,同年10月政府以公报的形式颁布男女礼服,规定如下：“男子礼服分为两种：大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即西方的礼服,有昼夜之分。昼服用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后下端开衩,用黑色,穿黑色长过踝的靴。晚礼服似西式的燕尾服,而后摆呈圆形。裤,用西式长裤。穿大礼服要戴高而平顶的有檐帽子,晚礼服可穿露出袜子的矮筒靴。常礼服两种：一种为西式,其形制与大礼服类似,惟戴较低而有檐的圆顶帽；另一种为传统的长袍马褂,均为黑色,料用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女子礼服用长与膝齐的对襟长衫,有领,左右及后下端开衩,周身得加锦绣。下身着裙,前后中副平,左右打裥,上缘两端用带。”《政府公报》第157号,1912年10月。

我国的大礼服定位于西方服饰,这是西方服饰首次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并作为法令的形式昭示全国,这就为西方服饰文化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开放了绿灯。在常礼服中以西式和中式的双轨制,虽有服饰改革过渡时期的服制特点,但体现了对个人自由、喜好的尊重。官员的礼服虽不是民众的着装,但这种服制打破了等级界限,在平等意识上起到了示范作用,对传统的袍服无论在形制上还是内涵上都是一重大变革,堪称中国服饰史上新的里程碑。当时有报刊指出民国建立后政体、国体、官制、礼仪、历法、娱乐等诸多变化,以服饰的变化最迅速、最广泛。可见,辛亥革命后,民众的服饰不再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约束,正在经历着新陈代谢的大变化。的西服也开始为民众接受。城市街头可谓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新旧土样,千奇百怪,人们开始了服饰自由穿着的时代。

然而,辛亥革命后,新的服饰观念多在城市被接受,而无法进入受封建文化影响很深而又闭塞的农村地区。传统的社会风俗习惯具有强大的历史惰性,它不可能被一次政治风暴扫荡干净。新的服饰观念要为全社会所接受,还需要一场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以及“旧艺术、旧宗教”,抨击历代君主所雕塑的偶像权威--孔子,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文化传统进行了空前的大否定、大扫荡。人们服饰观念中的等级思念被彻底摧毁,男人们不再一味留恋象征着士阶层身份的长装打扮,而是更多选择适体利落的西服；女人们不再是一层层衣衫重压下几乎失踪的衣架子,而是大胆穿着展示女性曲线美、表达个性自由的改良旗袍、西式大衣、连衣裙等等。中国传统的服饰审美观念逐渐被西方服饰审美观念所取代。当时的报刊杂志上还刊登了许多关于中西服饰比较的文章,在详细分析了中西服饰的特点后,比较出西服的优点,如《申报》,“中国旧式之衣服,皆系平面的,便于叠摺收藏,但着于身体上则皱痕较多,西服则反之,皆为立体的,摺起时虽不甚便,但着之于身,则舒贴特甚,美观方面,自然较佳”。《申报》,《服装漫谭》1925年12月23日。“欧化逐渐东开,我国人士多喜穿着西装,取其穿之能使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比之我国之长衣马褂,殊觉便利较多”。《申报》,《制西装之选择》1926年12月16日。“西人之衣服,较满洲式尤为便利,故今人多服之,亦大势所趋,非空言所能挽回者”。《申报》,《谈谈新装束》1925年12月21日。可见,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的十年内,人们已经逐渐建立起了新的服饰观念,对西服的穿着不再是盲目的追随,而是对它的优点有了明确、理性的认识之后的抉择,中国人穿着西服为“大势所趋”。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的服饰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饰观念的改变对人们的着装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的影响力,穿着西服的中国人与日俱增。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穿着西服,红帮裁缝的客户也逐渐由以外国人为主的客户群体转变为以中国人为主的客户群体。客户数量的增长就意味着对西服需求量的增加。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需求的增加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这就会引起价格的上涨,在市场自身的调控下,供给也会不断扩大,以达到供需平衡。因此,当西服市场逐渐出现大量的中国消费群体时,初期可能会引起西服价格的上涨,为开店较早的红帮裁缝带来高额利润,有利于他们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在市场调控下,大量的需求会刺激更多的红帮裁缝开设西服店,以达到西服的供需平衡。以宁波人在上海开设的西服店数量为例,1910年左右为6家,20年代为29家,不到十年增长近5倍,30年代为68家,40年代340家,上海档案馆藏《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历年会员名册》,卷宗号S241-1-27。短短三十年西服店的数量增加50多倍,而这三十年正是中国人传统服饰观念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

(三)上海的崛起：本帮裁缝转型的舞台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腹部,清代隶属江苏省境的上海,自宋代起成为一个港口商镇,到元朝才被正式立为一个县分。此后直至明清,随着当朝者的几次开海禁海,曾几度兴衰。到19世纪中叶开港以前,上海是一个有七万五千人口的中小商业城镇。然而,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小商业城镇却在近代一跃成为远东大都市,为传统的各行各业提供新的商机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也为传统本帮裁缝的转型搭建了大好舞台,成为红帮裁缝的发轫地与发迹地。因此,研究红帮裁缝的形成必要探讨上海之崛起。

1上海崛起的契机

1840－1842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不仅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也促成上海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契机。上海能够发生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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