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虞和平,谢放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试读：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作者的话
本卷所写的是1865-1895年的历史，也就是洋务运动时期的历史，题目是“早期现代化的尝试”。所以用这个题目，意在通过考察这一段历史，特别是洋务运动的起止、成败，透视这一阶段中国致力于早期现代化的基本状况和可悲结局。
所谓早期现代化，是指中国在1949年之前争取现代化的过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体内容有三：一是以争取实现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其主要功能在于创造现代化的发展指标；二是以争取建立民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其主要功能在于创造现代化的国内条件；三是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的反侵略斗争，其主要功能在于创造现代化的国际条件。这三项主体内容，虽然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存在，但是并非同时并立、同时并进，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主次地位和进展程度，从而显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所谓洋务运动，当时的人多称为“自强”运动，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为基本方针，以“求强”、“求富”为目的。就其思想理论和具体实践所涉及的全部内容来说，洋务运动既有寻求军事、外交、经济和科技革新，以及某些政治改良的图谋，也有试图抵御外国军事和经济侵略的用意，因而具有一定的早期现代化的意义。
洋务运动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早尝试阶段。在洋务运动中，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些现代性因素：在军事方面，引进和生产新式军火装备，开展了新式军事训练，建立了新式海军；在外交方面，开始建立新式的外交制度，派遣驻外公使和领事；在经济方面，开始创办包括航运、保险、采矿、通信、纺织、造船、冶炼等行业的新式工厂和企业，并采用了官商合作的“官督商办”制度和股份制形式；在科学技术方面，开展了一些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活动，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科技人才，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的科技书籍；在争取民族独立方面，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外国侵略的军事和外交较量；在政治改革方面，出现了一些早期的维新（改良）思想家，提出了诸如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和主张。
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三大主体内容来看，洋务运动时期的尝试主要表现为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工业化方面，其他两个方面或显得软弱无力，或处于思想萌芽阶段，无所建树。因此，洋务运动时期的早期现代化尝试，主要是早期工业化的尝试，或称为早期工业化的开端，而且是一种缺乏前提条件的工业化尝试，是一种局部的、初步的和畸形的早期现代化尝试。
洋务运动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而告终。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则证明洋务运动的“自强”目的不仅没有实现，甚至使中国更加贫弱，更加遭到列强的侵略和掠夺。
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积累和教训意义的。洋务运动中所创造和产生的一些现代性因素，为后来的历史继承和发展。洋务运动的破产，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不改变中国的封建制度，不取得民族的独立，单纯靠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要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是不可能的。此后，中国进入了以变革政治制度和争取民族独立为主流的早期现代化的新时期。第一章政权结构变异与洋务派官僚集团形成
1864年（同治三年）7月湘军攻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南京），由此清朝的政权开始转危为安。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它不仅沉重打击了清王朝，而且使旧有的政治派别和社会成分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政治派别，并由此引起传统的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反映在中央权力的下移、汉人官员权力的增长、洋务派和清流派官僚集团的形成。对于这些变化，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有人指出，如林懈说：“有洪杨内乱为之因，遂生曾、胡、左、李迭握朝权之果。”梁启超说：“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这些变化发生于前一阶段的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到这一阶段（1865-1895年）则得以定型和发展，并成为影响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不仅有了早期现代化思想意识的萌生，而且为早期现代化活动和现代性社会质素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一节中央政府权力结构的变异一 慈禧太后专权体制的确立
在这一阶段中，清朝中央政府权力结构的变化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慈禧太后个人专权体制的确立，其次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权力的扩张和定型。
1861年（咸丰十一年）祺祥政变（一称“辛酉政变”）以后，清廷建立了垂帘、议政联合体制，即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由以议政王奕为首的军机大臣参与议政。这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虽然登上了垂帘听政的至高地位，但还有慈安太后同时听政，更主要的是奕位高权重，有力地牵制着慈禧太后的权力，在实质上形成慈禧太后——奕联合执政的体制。这种体制改变了以前的“天子当阳，乾纲独断”的情势，被时人评论为“两宫垂帘，亲贤夹辅，一国三公，事权不无下移”。但是，此种局面没有保持多久，奕的势力便受到慈禧太后的打击。
慈禧太后打击奕势力是从杀胜保开始的。胜保本属清军将领中的庸才，屡败于太平军和捻军，被人称为“败保”，但他助成了祺祥政变，拥戴垂帘听政，其地位陡起，成为奕的重要党羽，并自以为有功，胡作妄为，贿赂公行。于是，胜保便被慈禧太后作为打击奕势力的第一个对象。1862年（同治元年）8月，清廷把胜保由安徽调往陕西，接着又于1863年1月22日（同治二年）以恃功骄盈、招降苗沛霖、宋景诗降叛反复等罪，密令多隆阿将其逮捕，并于3月槛送至京。为了避开奕的阻挠，慈禧太后先背着奕令人拟谕旨，7月1日朝议时，“帘内传旨无事，各直员皆散，恭邸甫出而赐胜死之旨从中降”。当奕得知而回救时，已经来不及了。胜保被杀，既是对奕的一个严重打击，也是慈禧太后与奕冲突尖锐化和公开化的反映。
在杀胜保一年又七个月后，慈禧太后又利用言官参劾奕之机打击奕的势力。清军攻下南京后，慈禧太后认为大局已定，便开始着手直接解决与奕的矛盾。1865年（同治四年）3月，日讲起居官蔡寿祺上奏，提出：“广言路、勤召对、复封驳、振纲纪、正人心、整团练、除苛政、复京饷”八条，指责劳崇光、骆秉章、曾国藩、刘蓉、李鸿章等督抚大员。此折上后，未发下王大臣会议，蔡也未受谴责。十日后，蔡再上一折，集中攻击恭亲王奕,开列“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四条主要罪状，尽管无一事实，而语气却极为肯定，并据此要求奕引咎辞职，“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
1865年3月31日，两宫太后收阅蔡寿祺奏折后，曾面示奕,但奕不仅不谢罪，反欲逮问蔡寿祺。于是两宫太后便抛开军机处，直接召见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等人，要他们照蔡寿祺的奏折议罪奕。周祖培等人惊惧交加，不敢言语。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之下，周祖培无奈答应“容臣等退后详察”，并“请与倭仁共治之”。次日，周祖培、倭仁等人在内阁面询蔡寿祺参劾奕的事实根据，蔡仅仅依据风闻所得，指出薛焕因贿赂奕而得任总理衙门大臣，刘蓉因与奕有特殊关系而任陕西巡抚，除此二事外，其余皆不能指实。倭仁等只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奏复，请两宫太后定夺。其实慈禧太后早已有自己的决定，当倭仁、周祖培等人复命时，她就拿出自拟的上谕草稿，命周等润色后，随即于4月2日交由内阁发往全国。该谕旨全文为：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至军机处政务殷烦，著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其总理通商事务衙门各事，宜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以后召见、引见等项，著派醇郡王、钟郡王、郛郡王四人轮流带领。特谕。
对于这一事件，论者多分析其系慈禧太后有意所为，言之不无道理，但也没有明确的证据。不过，是否慈禧太后有意所为是次要的，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是否趁此机会直接而沉重地打击了奕?奕的权力是否因此而受到了削弱？
惩罚奕的上谕发布之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亲贵大臣们都为奕抗争。惇亲王奕在上谕发布的第二天首先上疏，说：奕“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要求由王公、大臣集议决定。慈禧太后不得不召集王公、大臣朝议，结果莫衷一是。接着，醇郡王奕、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也上疏力争，不同意罢免奕。慈禧太后又举行第二次朝议，结果赞成者少，反对者多，几乎众口一词要求收回成命。于是，慈禧太后见风使舵，发下谕旨恢复奕内廷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务。
经这番风波，奕虽仍为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但失去了议政王地位，威风大减，神气沮丧。在慈禧太后召见并面加训诫时，奕“伏地痛哭，无以自容”，“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表现出完全屈服的姿态。从此，奕遇事唯唯诺诺，再不敢坚持己见，诸大事听凭两宫裁决。由此，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地位得以确立，清代的政治体制又随之一变，通过祺祥政变建立起来的垂帘、议政联合体制宣告瓦解，逐步走向清代以来所独有的、极端的太后个人专权。
奕经上述打击，地位虽有所降低，魄力虽有所减少，但实际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