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石教英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老生常谈集试读：

内容简介

这是一名在高校工作50年的老教师在其职业生涯最后6年里陆续写下的一批随笔，谈教学、谈科研、谈管理、谈学术经历和生活经历，以及谈业余爱好——美石，是其在完全放松状态下有感而发的思考，从一个侧面反映高校的真实动态；也是一名新中国培养的老知识分子的新路历程。随笔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热爱教学科研工作、热爱教师职业、热爱学生、热爱祖国和热爱生活的感情。

自序

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六年里（2005—2010年）我陆续写下了一批随笔、谈教学、谈科研、谈管理，谈我的学术经历和生活经历，还包括谈我的业余爱好——美石，共计41篇。面对这批随笔，把它们结集成册的想法油然而生。然而，用什么作书名成为一个难题，因为随笔涉及的题材太散，无法提炼出一个主题。无意中想到了随笔中的[4]一句话，称所写的内容为“一堆浅显的老生常谈”，用“老生常谈集”作书名是合适的。按我的理解：老生指老人，熟人；常谈指挂在嘴边的一串无新意的话语。简言之，“老生常谈”就是指“老人说老话”。那么，老人说的老话是对还是错，谁爱听，就成问题了。根据我的理解，老话很多都是对的，例如我欣赏的一句老话，诗经中的八个字“挚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爱情观和婚姻观：一旦相恋，终生相伴。我作为一名老人，对这句老话体会更加深切。当然，这本集子里的老话怎能与诗经名句相比拟，只是想说明老话大多是对的，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能被人常挂在嘴边的老话会错吗？这篇自序想说说这批随笔的来龙去脉，简要介绍涉及的主要观点。这里的引文是目录中的篇序号。篇序号在分类基础上按时间编排的。

这本集子可看做一名在高校工作50年的老教师在他职业生涯最后几年的心路记录，也是生活经历动态反映。现在回想起来，这批随笔的形成纯属偶然。第一篇随笔完成于2005年春。那年春天，我应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院长沈向洋博士邀请，到研究院工作访问三个月，使我有机会深入了解MSRA各个层次人员及其运作机制，同时对照学校科研工作思考了一些问题。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身是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于1999年，到2005年时只有短短6年历史，但已是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中心了。在MSRA工作期间，我思考的问题有：一个学术单位怎样才能算得上世界一流；微软亚洲研究院短短6年快速成功的原因何在；同时，对学校的科研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MSRA快速成功的原因在于集聚了一批学术领军人才，如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郭百宁等。我们缺的就是学术领军人才。我在随笔中还提出应把博士生的待遇提高到每月3000元的建议。有趣的是，直到2009年浙大才考虑将部分博士生的待遇提高至每月2500元。根据这次访问经历，我给张曦书记和潘云鹤校长写了一封[10]信——我的第一篇随笔。后来我把这篇随笔作为汇报材料送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信息学部计算机学科刘克处长。时隔5年，刘处长在2009年10月参加CAD＆CD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20周年庆典见到我时，专门向我提起我写的这篇东西，说他保留至今。

以后陆续写成的东西都是有外界因素引发的，不是访问活动给我触动，就是一些见闻引起我的思考，如因求是村里一位熟悉同事小外[32]孙坠楼事故而给杭州钱江晚报编辑部的信。总之，这批随笔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的产物。再谈一次出访给我的思考。2006年5月应德国恩卡那梭（Jose Encarnacao）教授邀请访问弗朗霍夫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所（FhG‐IGD）。我与恩卡那梭教授的友谊始于1987年他第一次访华。我第一次访问他的研究所是1989年，当时见到他的研究所因大学用房紧张而在校外租房子。20年来我见证了他领导的团队坚持应用研究，坚持为产业界服务而日益壮大的历程：人员扩大（达150人）、科研经费增长（达1800万欧元/年），自力更生建造了三座新大楼，成为国际图形学研究所网络基金会的领导单位。我从恩卡那梭教授的成功实例得出，走应用研究，学科为产业界服务的道路是[12]一条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学科发展之路。回国后写成随笔作为校统战部党派建言报送校领导。张曦书记在材料上的批示达280字之多，给予充分肯定。这篇文字还被校统战部评为优秀党派建言。

说实在的，能获如此殊荣的随笔是凤毛麟角。我写随笔的动机不是为了获得领导好评，纯粹是思考形成的一些只言片语，有的纯属自娱而已，如上传到我个人主页的18篇随笔。有些随笔是反映看到的问题，提些意见，希望引起有关职能部门注意，最好能作相应改变。我写的随笔有6篇是通过校统战部党派建言上报的，有2篇是以个人名义通过校办公网上的校长信箱实名上传的，走的是信访之路。还有10篇是我给学院和实验室领导的电子邮件，可看做私人信件，3篇是为相关文集而作，还有一篇给杭州钱江晚报编辑部的信和一篇给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的信，共计41篇。由此可见我提意见的初衷是反映问题，表达个人看法，不会固执己见，也不是为了扩大个人影响，更不想成为公众人物，这也是我不开博客的原因。我也不会天真到期望校领导过目我上传的每篇文字并作回应。然而确实希望有关部门能把我的意见转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并告知处理结果，即便“不予处理”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很多意见和建议上传后如石沉大海，渺无声息；部分答复不是正面的，而是高压式的官腔，令我无法接受，[20]也令我十分不理解。随笔谈了我对信访工作的几点不成熟意见。随[18]笔“建议浙江大学实施教师带薪学术假制度”上传后得到过校人事部正式答复，称浙江大学已实施教师带薪学术假制度多年，同时也提到无工学院教师申请，只有少数文科教师申请的事实。对我们建议中提到的目前浙大教师忽视知识更新，缺乏出国进修访问积极性这一核心问题未作正面答复。明眼人应该清楚，实施教师带薪学术假制度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校人事部答复也说明学校的教师带薪学术假制度实施效果不佳，没有达到促进教师业务进修、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目的，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制度。我给学院领导的电子邮件大多得到他们的正面答复与落实。我知道，我提出的有些问题和意见是比较尖锐的。特别是几篇反映教学质量下滑的随笔。我呼吁学院重视教[9]学质量下降问题，提出抓教师队伍整顿，抓教风整顿，抓学风整顿[4]，指出当前学生中盛行的作业抄袭之风像甲型H1N1流感疫情那样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若不严加防控和对症治疗，这一抄袭疫情的后果[7]将不堪设想。我的这些意见绝无恶意，更不是有意攻击。我从学院领导的答复中能体会到他们是理解我的初衷的。是他们容忍我说三道四，即使说多了，说过头了也无妨的宽容态度，使我有了写随笔的勇气。感谢学院领导，特别要感谢汪益民和冯雁两位书记，陈纯和庄越挺两位院长多年来对我的容忍和鼓励。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曾有过一次，可能是唯一一次固执己见的提意[2]见之举。这就是随笔中提到的纠正学院把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作为选修课一事。这里的困难不在于统一思想，而在于具体操作，因为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改为选修课后被削减了2个周学时，现在再次改为必修课后要恢复到4个周学时。这新增的2个周学时从何而来？实际只能通过削减其他课程的周学时来补偿计算机体系结构课。那么减谁，就成了难题！当时学院召开了一次院教学委员会会议，我作为特邀人员列席。当会议进入“减谁”这个实质问题时，集体进入禁声状态，会场一片静默。我作为列席人员发了言，提出“等重要性课程”概念，我列举了7～8门必修课程，并认为它们的重要性是相同的。经与会全体人员认可后，我进一步提出，既然它们的重要性是相同的，那么它们的周学时应该相同。这一观点也被认可后，接下来减谁的周学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教学计划中确有几门课被特殊化了。每当我想起这件往事，心中总是充满自豪的暖意。我们计算机学院是一个真正能广纳不同意见的民主的学院。我能作为其中一员而深感自豪和温[19]暖。我们学院的快速发展和成功是必然的。这个例子使我认识到提高教学质量的最根本之道在于学习和传承，要慎谈创新，避免折腾。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学习人类文明积累的优秀教育思想，老老实实地传承古今中外行之有效的办学理念和实践经验，同时要避免瞎折腾。

2009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人们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巨大变革之时，也经历着巨大的思想观念变革的冲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大锅饭到定量考核；数量发展了，开始追求影响力了……记得1988年我上任浙大科研处长那一年，国内第一次公布SCI论文排名榜，浙大名列30名出头。说实在的，当时我不知道SCI为何物，但浙大排在30余名总不是一件好事。有谁会知道，20年后浙大SCI论文排名跃居全国第一。1987年浙大的年科研经费是1700万元，又有谁会料到20年后浙大的年科研经费会增长100倍，达17亿元[13]（2008年数据）。随笔给出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系统研究所人均年科研经费达100万元，副所长陈天洲教授给大家的邮件只给出统计数字，而没有分析结论和对策，无非是号召大家努力完成学校下达的科研经费新指标——又有20%的增长。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没有错，没有数量谈何质量，量变才能引起质变。然而，定量考核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促进了数量发展，另一方面把教师、医生变成了计件工群体，导致师生关系渐行渐远和医患关系紧张。我们怎能期望从这样的环境中产出大师级人才。我并不反对考核，浙大的业绩点考核制度是在我任科研处长时期建立的。业绩点考核是路甬祥校长的政见，由人事副校长吴平东会同人事、教务、科研等职能部门具体实施的。我记得有关职能部门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来调研，广泛听取教师意见后才达成共识的。我还记得当时最大的分歧在于科研工作量的认定，因为按教育部下达的教学和科研编制数之比约为3:1，如按这一比例来认定教学/科研工作量之比显然是不合适的。我提出可参考“文革”前高教60条有关规定：教学编制应有30%的科研工作量，科研编制应有30%的教学工作量来换算工作量之比。我建议暂按20%来折算，从而使两者之比约为3:2。最终是吴平东副校长一句话解决了争议。他说这个比例符合浙大作为一所教学科研并重大学的现状，从而使业绩点考核制度得以在浙大实施。我见证了业绩点考核制度的成功。然而我认为现在是我们认真思考下一步发展道路如何走的时候了，一定不能随波逐流下去，是继续追求数量，还是到了停止追求数量，明确追求影响力的时候了。让我们牢记“变则通”这句老话，审时度势地进行变革，把浙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小学毕业。我一生精华岁月在共和国抚育中度过。我高中毕业后受祖国派遣留学苏联，学习原子核物理。改革开放初期，1982-1984年，我再次受国家派遣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奠定了我后半生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方向的学术基础。回国时我已47岁了，所以我实际的学术生涯是从47岁开始的。是否晚了[29]一点？我在随笔中记录了我获中国计算机图形学大会颁发的“中国计算机图形学贡献奖”获奖感言中说的话：“我们这辈人的业务工作[24，26，30]是磕磕碰碰地摸索着走过来的，无成就可言”。随笔记录了我的部分学术经历，可见我用“磕磕碰碰”一词是有根据的。我到47岁才开始真正的学术生涯是晚了一点，但总算碰上了一个好时代——改革开放的年代。常言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信这句老话。

我看重上面提到的“中国计算机图形学贡献奖”完全是因为这是一个无功利的奖项，一个凝聚学术界同行共识的奖项。我有时会想，我这个学核物理出身的人能获国内计算机图形学同行认可的原因是什么？我总结有两条：一是得益于苏联大学繁重严格的教育给了我扎实的基础理论功底；二是得益于我崇尚的做人做事的素质，也是我看重[8]的学生素质，即专心、责任和诚信。扎实的基础理论使我不怕接触新知识、新事物，为顺利改行奠定了基础。专心让我快速进入新领域，紧紧抓住新思想不放。责任让我在新领域必定开花结果，有所产出。诚信让我在国内外学术界结交了一批朋友，得益终生。

我学术生涯最后20年（1989—2009年）是在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度过的。我为实验室付出良多，实验室给我更多。20年来我全力以赴，心无旁骛地为实现国家提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应在国际学术舞台占有一席之地的要求而努力。我的目标就是跻身计算机图形学排名第一的ACM SIGGRAPH（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Computer Graphics and Interective Thechniques）国际会议，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过来人自己知道。先说说国内学者十年磨一剑的故事。国内学者第一篇ACM SIGGRAPH论文是浙大数学系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国内学者第二篇ACM SIGGRAPH论文是中科院软件所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国内学者第三篇ACM SIGGRAPH论文是北京大学在21世纪初发表的，可见在ACM SIGGRAPH上发论文难度之大。可喜的是近年来这一局面已有所改变，其中包括我的学生孙鑫在2007、2008年和宋滢在2009年的ACM SIGGRAPH上共有三篇署名浙大的第一作者论文。2009年是实验室[14]成立20周年。在庆祝大会上我有一个简短发言，欣喜地宣告我们实验室已经初步实现国家提出的“占有一席之地”的要求。在会后午宴上，国防科技大学吴泉源教授，一位从1989年起连任实验室三届的学术委员，与我同桌。席间他发表高论，对我说：“实验室是在一批像你一样的书呆子领导下才有今天的局面。”我听出了他话中有话，既夸我们实验室严谨的学风和今天的学术成就，也指出我们实验室的发展步子不够大，不够快。我同意他的话有道理，同时也感到在学术诚信缺失、学术不端不止和书呆子成为另类的今天，实验室有必要维护和保持这种“书呆子”传统，当然也要加强反思，找到实验室加速[25]发展的道路。随笔是我在2007年6月退休时写给实验室领导的一封信，反思了我领导实验室走过的道路，提出改变单兵作战，走有组织有领导的研究之路，走应用研究之路等想法。现在国家对科研的注意力已经从强调数量转变为强调影响力。我认识到我们当前大多数人员素质还达不到单兵作战能产出世界一流成果的水平。我衷心希望我们实验室能尽快转向，先走一步，把我们众多人力资源有效地组织起来，做大一点的事，做有影响力的事，改变目前以个人经费和论文数量为导向的工作模式。这里我提的“改变单兵作战，走有组织有领导的研究之路”的想法并不是说我赞成学校执行团队聘岗考核机制中的团队[16]组织形式。我在随笔中已讲清吁请学校停止执行团队聘岗考核机制的理由。联系当前报刊热议的，年轻教师诉苦颇多的大学里恶劣的“强者通吃”的生态环境，深感这种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团队聘岗考核机制是“强者通吃”的行政推手，必须终止，从源头改善大学年轻教师的生态环境。我所指的“有组织有领导”是指一群人为完成一个项目而组织起来，但每个人仍要有尊严地独立接受学校考核，该组织[19]产生的功利按贡献大小分配到个人。我在随笔中用具体数据对比了计算机学院和我们实验室的发展步伐。可见，实验室真的到了该反思下一步怎么走的时候了。

集子中还有几篇谈生活的随笔，有回忆“文化大革命”初与上海科技大学（现在的上海大学），好友阎立诚和陈金根一起环太湖步行[33]串联一月的经历以及我们三人阔别40年后在杭州求是村我家重聚记[34][32]，还有给钱江晚报编辑部的信和致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的[35]信，纯属有感而发，写了玩玩的。集子中还有两篇谈我们家庭生活[37]的随笔。一篇是写2008年夏女儿一家探亲记事，另一篇是给妻子[38][37]任以静七十大寿寄语。在随笔中有一段记录我在天津鼓励我们家第三代，张天依（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一年级学生）和王永晨（天津南开中学高一年级学生）时送给他们的三个字“勤、诚、爱”。我希望他们做一个勤奋的人、诚信的人和有爱心的人。有趣的是，2009年11月3日中国青年报第6版上一篇介绍两弹一星英雄钱学森中学时代成长道路报道中提到，钱老就读中学，北师大附中的校训是“诚、爱、勤、勇”，指出这四个字是一个优秀人才必备的人格特征，没有一条与分数、升学相关。我在鼓励张天依和王永晨，向他们提出“勤、诚、爱”三个字要求时并不知道北师大附中的校训。我只希望我们家第三代茁壮成长，首先成为一个道德健全的人，其次才是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

集子最后一部分是说我的业余爱好——美石的随笔。美石又称奇石，观赏石是我近十年来曾狂热过的业余爱好。说实在的，我既不是一位美石职业收藏家，也非一位地质工作者，更非一位美学家，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凭着感觉走的美石业余爱好者，谈美石有点不自量力的感觉，我把谈美石和谈经历交织在一起了。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旦爱上了美石之后，就从收集资料入手，也积累了一批美石。在阅读了一些资料以后，也产生了一点看法，想写出来与大家共享。[40]在美石缘中我从探讨美石的定义和定位入手，希望把美石定位为一类艺术品，确切地讲应定位为一类造型艺术品。随笔还给出了美石审美之我见。国人有以石励志、以石喻操的传统，因此我国赏石文化的精髓在于倡导君子与石性相近的精神。美石除了由“形、色、纹”三要素表证的形式美和由“质”要素表证的精神美外，还应有一种美学要素，就是知识美，包括地质学和地理学知识。我国美石界至今缺乏一套规范的、统一的描术语言和一本系统性、科学性兼具的中国美石图鉴，就是国人强调知识美不够的最有力的例证。我借鉴岩石学按岩石形成机理进行分类的思想，把岩石类美石分为三类：水成型、风成型和石化型，其中水成型又可分为水蚀型和水冲型两类。自觉这一分类方法简洁、明了，有点新意，但我把它看做一家之言而已。在美石藏品中，我特别看重一类称作纪念石的藏品。纪念石是一类能使收藏[41]者与特定人物、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或特定事件联想起来的美石。这篇美石缘随笔也是我生活经历的记录。这里我还要感谢潘志庚教授请专业摄影师沈斌到我家拍照，解决了我一个大难题。谢谢潘教授和沈斌同志给我的帮助！

本文开头曾提及写作这批随笔是由外界因素引起，有话要说、有感而发的产物。然而任何事情有外因，必定也有内因才对。那么写作这批随笔的内因是什么呢？细细想来，内因就在于本文开头的那句话：“在我职业生涯最后六年里”。在职业生涯最后六年里，我不再招收新的研究生，不再申请新的科研项目，不再给自己制定新的奋斗目标，一切围绕“结束”两字进行安排，自觉切断与外界联系，完全[22]进入放松状态。随笔记录了我双眼白内障从2006起日益恶化的过程，以及列举了这段时间的业务工作和成果。这段时间工作还是挺紧

[27]张的。坦率地讲，我在职业生涯最后六年里没有工作压力了，有时间了，可以胡思乱想了，于是写下了一批记录自我心路历程的自娱自乐的东西，也可能是我有过一段任校中层干部经历的“阴魂不散”的缘故，就变得爱管“闲事”了。我们宁波人称这种行为为“背时”，即不合时宜。然而，作为一名在高校工作了49年半（1960年9月—2010年3月）的老教师，我熟悉教学和科研工作，热爱我的学生，热爱教师职业，更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这就是我想到的内因。

这个集子得以问世离不开实验室的支持。实验室是我职业生涯最后20年的活动午台，给了我坚强支持，这本集子涉及的事都发生在这里。集子所有稿件都是实验室金叶英同志帮助录入的，因此没有实验室的帮助就没有这本集子！谨向实验室领导和帮助过我的所有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今年夏天，我做了双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十分[39]成功。我给主刀医生姚克教授写过一封感谢信，感谢他还了我重新感受色彩和光影奇妙魅力的能力，感谢他还了我自由阅读的能力，使我重获随心所欲获取知识的乐趣。现在我最想做的是突破汉字录入难关。现在我有时间、有视力，困难在于克服我的宁波普通话，就从自力更生录入这篇自序和校订这批文稿开始吧。

最后，谨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威博士致以深切的谢意。吴威教授资助了集子的出版费用。石教英2009年11月21日初稿2010年11月26日定稿

石教英简历

1937年4月17日　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

1949—1952年　在宁波市立中学初中学习

1952—1955年　在安徽安庆高级中学学习

1955—1956年　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

1956—1960年　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学习

1960—1963年　任西北工业大学七系助教

1963—1973年　任上海科技大学理化系（核物理）助教

1973—1978年　任浙江大学无线电系计算机教研组助教

1978—1982年　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讲师

1982—1984年　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电气系做访问学者，任访问副教授

1984—1987年　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

1985—1988年　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副系主任

1987—2002年　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1988—1991年　任浙江大学科研处处长

1989—1998年　任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91—1996年　任浙江大学副教务长，浙江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主任

1994—2002年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委，中国民主同盟浙江大学委员会主委

1995—2006年　任美国计算机学会（ACM）计算机图形学专业委员会（SIG‐GRAPH）教育委员会委员

1998—2002年　任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政协常委

1998—2006年　任中国图像图形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图像图形学学会虚拟现实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1—2004年　任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2—2008年　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2007年7月1日　退休

2007年9月1日—2010年2月28日　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回聘教授

一　谈教学工作

1.质疑学院拟取消按一级学科设学位课，改按专业方向设学位课的考虑——致计算机学院汪益明书记、陈纯院长和庄越挺院长的电邮信

学院正在进行的研究生课程建设工作是项非常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在本次教授会议上听了庄院长的报告，也看到了已经取得的可喜成果，我向有关领导和参与的教师表示敬意和感谢！

在会议上我对“取消按一级学科设学位课，改按专业方向设学位课”（因为没有庄院长报告演示文档，引用的文字可能与庄院长演示文档上的不符，希谅解）的方针提出了质疑，是基于如下考虑。（1）每一个一级学科都有其核心基础知识（课程）要学习，如物理学科的四大力学，化学学科的四大化学是其核心基础课。计算机作为一个一级学科也一定有其核心基础知识要学习。（2）我系原定的三门学位课是非常恰当的，内容涵盖了计算机一级学科有关硬件、软件和算法三个方面核心基础知识。（3）“取消按一级学科设学位课”的提法是给大家一个信息：学院将不再重视基础，转向重视专业的思路。

因此我再次恳请各位领导慎重决策。

我非常赞成将学位课由三门扩大到五门的决策。是否能分两个层次设学位课：即一级学科核心学位课（三门）和专业方向学位课（两门），这样既强调了基础，又重视了专业。

如有不当敬请批评指正。石教英2006年9月25日

2.汇报担任学校本科生院教学督导员的感受——致校本科生院雷群芳副处长的电邮信

蒙你推荐，有幸担任本科生院教学督导员一职，惭愧的是限于能力和精力，未能做一个称职承责的督导员，深表遗憾。我想就我任教学督导一职的感受作一简要汇报。

我应邀担任了浙江大学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评委和浙江大学申报第六届浙江省教学成果奖评审专家，以及巡视了计算机学院6个考场。前两项活动使我对我校本科教学有了全新的认识，看到了一批年轻的教学精英们认真的教学态度和一流的教学技能。我们浙江大学教学工作后继不仅有人，且大有人在！我感到应该扩大这批年轻教学精英的影响，让更多青年教师有机会观摩他（她）们的示范教学。然而这一次计划只局限于几位评委，实在有点浪费，实在没有很好地发挥这批精英的作用。我参加浙江省教学成果奖评审第一组——培养模式的评审工作。该组共有18项成果，可谓件件突出。听下来美中不足的是报告人往往只重数据的堆积，而忽视了重点突出，因为我听后只感到他们做了许多许多工作，却无法抓住他们工作的要点，有的报告的PPT有50～60张之多，哪里有可能在短短的10分钟里讲清楚。这些意见我都在现场提出了。巡考计算机学院操作系统课6个考场的感觉很好。各个考场主考、监考教师认真负责，考场组织有序，考场纪律良好。我认为这6门课的考试是认真的。下面我想就本科教学督导员工作和如何提高本科教学质量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本科教学督导员的工作

被聘为教学督导员的大多是我校有关院系的老教师。如何发挥这批老教师的督与导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认为教学督导员的工作不应该局限于听课，统计到课率和巡视考场等具体工作，而应该针对当前本科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做专项调查和研讨，即本科生院提出问题，督导员分组做专题调查和研究，然后提出整改意见。泛泛的听课很难找到共性问题；督导员在听一门课时看到的、听到的仅仅是一个个案，好或不好都说明不了问题，只有对那些已有共识的问题才需要开展调研，才是这批督导员发挥作用的地方。我感到本科生院没有很好地发挥我们这批督导员的作用，我希望多做专题调研工作，多做研讨工作。

关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之我见

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是大学最根本的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最根本之道在于学习和继承，而不是创新。学习和继承是教学质量的保证之举，而创新则是锦上添花之举。在人类文明史中诞生了多少教育家、思想家。古有孔夫子，近有蔡元培。现代大学体系国外已有五百年历史，我国也有百余年历史。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和继承人类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国外先进大学的教育体系，而不要把重点放在创新上。这么讲似乎与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提法唱反调，这里我不是反对创新，更不是与举国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口号唱反调，而是深知教育创新之艰难。创新不是突发的奇思妙想，更不是随心所欲之作，而是需要证明的行之有效之举。现举两个我经历过的不敢苟同的教学创新实例。计算机学院本科生有一门必修课计算机体系结构。这门课是计算机硬件的基础教程，纵观国内外所有计算机专业教学计划，无不把这门课列为本科生的必修课，浙大计算机系也不例外，从1978年成立系以来一直把计算机体系结构这门课作为本科生的必修课。大约5年前，当时学院有关领导从国家发展软件产业思想出发，认为应该重视软件知识教学，适当减少一些硬件知识教学，从而决定把计算机体系结构这门课由必修改为选修。作为一个教学创新成果而大张旗鼓地修改了教学计划，并开始执行。当时几位任课的年轻教师找到了我，反映这一重大变革。我曾任这门课主讲教师多年，刚刚退出这门课的教学不久。我深深感到学院这一决策是错误的。这一变革不仅不能给浙大教学加分，实际是有损浙大教学名誉的，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计算机系是把计算机体系结构这门课作为选修课的。我给系有关领导写了信，要求能给予纠正。可喜的是学院领导及时采纳了群众的意见，并及时修改了教学计划，重新把计算机体系结构课定为必修课。另一件事发生在这次浙江大学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时，一位医学院的年轻教师在讲课时开宗明义地称作教学创新措施之一是把教师临床经验总结为教材，供上课之用，把原来的教科书改为参考书。这一创新之举着实令我大吃一惊！因为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历来把教科书奉作金科玉律；一定要系统地讲完，讲透教科书上全部基础知识。我把临床经验看做实践教学环节，任何实践知识在没有上升到理论以前总是具有局限性，即可以是局部真理，但无指导一般的价值。因此我觉得这位年轻教师本末倒置了。我当场作了上述点评。我不敢苟同这类教学创新举措。我举这两个例子无非想说明教学创新不易，应严肃、慎重地进行。在提教学创新前，先提学习和继承前辈的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为好。

根据我的经验，抓教学质量关键有以下三个要点：先进的教学计划和教材；称职和承责的教师以及规范和稳定的教学秩序。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教”永远是主要矛盾，也就是说教师要负主要责任。在上述三个要点中，称职承责的教师是第一要素，承责又比称职更重要。教学秩序中重要的环节是考试，我一直认为教师能够给学生帮助的就是考试，因此一个不认真考试的教师一定不是一个好教师，或者可以反过来说，一个是否承责的教师可以从他考查学生的认真与否来鉴别。如何鉴别？通过学生考试成绩的分布曲线来鉴别，查看学生的成绩是否有不及格的，优秀的比例，成绩的分布曲线是否符合正态分布。一个承责的教师其学生考试成绩的分布曲线一定符合正态分布，即两头小，中间大，否则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教师。因此建议本科生院做一次学生考试成绩分布曲线统计就可以鉴别教师的责任感了。最好的考试方式不是笔试，而是口试，口试能把应试者的水平考查得一清二楚。这是我留苏时考试的经历，苏联采用口试，包括高等数学等科目都是采用口试。口试锻炼了我一语中的的本领，我至今感谢这段留苏时应试的经历。当然在今天学生数量如此之大时，要采用口试方式是不可能的了，但如果有需要不妨试一试口试方式，这时教学质量高低便一目了然了。当然领导要有面对事实的勇气才能这么做。

拉拉扯扯地写了这么多，无非是一个老教师对浙大教学质量的关心而已，是对是错仅供你参考。

致礼！石教英2009年1月12日

3.关于计算机学院博士生考试科目X选项的一点意见——致计算机学院研究生科陈丽科长的电邮信

我觉得与时俱进地修改博士生招生目录和考试科目是十分必要的。本来这件事已与我无关，但读了你的邮件后，脑海里形成的一些想法无法抹去，想就考试科目中的X选项谈一点看法。

首先我是赞同我院博士生两门专业考试科目由三门计算机最重要的基础课加一门专业课（X）组成的安排。代表专业方向的X课程又包含四个选项，即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学、网络多媒体和面向对象的设计与分析（简作“O‐O”）。我想X科目的选择准则，一是我院的强项，为我院这些优势学科选择好苗子；二是计算机学科的核心学科，或者代表我院的发展方向。目前四个X选项中前两个是我院优势学科的代表，选择它们是合适的，但后面两门既非我院优势学科方向，亦非计算机学科的核心课程，特别值得商榷的是“网络多媒体”科目。如果说“计算机网络”，或者“多媒体技术”是计算机学科中的核心课程是恰当的话，那么“网络多媒体”仅仅是多媒体技术中的一个分支而已，选它作为X科目并不合适。我建议用“计算机网络”或“多媒体技术”来代替这一选项。如果要在“计算机网络”与“多媒体技术”两门课上作一选择的话，我宁可选“计算机网络”。“O‐O”技术已非计算机学科的热点，也非我院优势，我建议用“数据库技术”这门核心课程来代替。我院在数据库技术方向上也是有优势的。

我建议将X科目选项由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技术四门课组成。

以上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你参考。

致礼！石教英2009年7月6日

4.参加2009年计算机学院教授会议后的一点感想——致庄越挺院长，鲍虎军、陈越和陈刚等副院长的电邮信，抄送冯雁书记

庄院长、鲍副院长和两位陈副院长，你们好！

昨天学院教授会议上各位的发言令人耳目一新，最大特点是不说套话，说实话、讲白话（能让人听懂的话），也敢于报忧，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新气象。我认为只有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找到对症的改正办法，实现我院的奋斗目标。我想就学院的教学和科研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作为学校，教学永远是根本，即使像浙大这样教学和科研并重的研究型大学，教学质量还是重于科研质量，只有教学质量有保证了才有资格追求科研的质与量。从昨天两位陈副院长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我院的教学质量到了非得认真抓、狠狠抓的地步了。因此希望把学院教学质量作为首先需要解决的大事来抓。

关于本科生教学，我同意陈越副院长的各项意见外还有以下建议。（1）先抓教师队伍整顿，再抓教风整顿，筛选一批称职尽责的教师去讲课，淘汰学生反响大的教师。所谓称职是指有真才实学又善于表达的教师。所谓尽责是指关心学生是否学到手，认真做好各个教学环节的教师。整顿教风是指规范教学环节：理论、实验、作业、考试等环节缺一不可。教师不能讲完课不布置作业、不测验、不考试，只交一篇读书报告了事，如发现有此类教师一定要定期整改。教师教学是否认真可从作业批改、测验次数、考试成绩是否呈正态分布等看出。建议学院本科生教学委员会抓一抓教风问题。（2）抓学风。话又说回来，学生学风不正是由教风不正造成的，教风正了学风一定会正。抓学风主要抓学生对学业是否感兴趣，学生是否有事可做，是否忙于学业，要让学生对学业有兴趣，教师的课一定要讲得好，让学生对知识感兴趣，认识到所学知识有用，并会用。如果教师讲课引不起学生兴趣，又不布置学生作业，讲完课就走人，这样教师一定没有威信可言，学风很难正起来。我的外孙女去年进了UC Berkley的化学系，这是一个曾出过四五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单位，一学期限修四门课，每门课每月有一次测验，成绩记入总成绩。这样一学期四个月有十二次测验，四次考试，加上课外活动，她学得非常充实，非常忙，还有许多学生甚至无法修满四门课。归根到底，抓学风就是要让学生对学业感兴趣，忙起来。（3）抓淘汰。淘汰抓得越早越好。教师都要被淘汰（不合格的不能上课），为什么学生就那么难淘汰。不合格的就要坚决淘汰，否则很难纠正不正的学风。早淘汰，毕业论文时就不会出问题。

关于研究生教学质量，关键在于导师。导师有水平、负责任，学生就会出成绩，但是导师的水平是一个急不得的事情。我同意陈刚副院长的两点建议：一，适当扩大免试研究生的比例，但一定要适当，否则无法保证学生质量。二，公开提高我院博士生待遇到2500元/月。这一措施一定会有助于招生，也有利于提高博士生的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按我院现有的科研经费规模，这样做是可行的。

关于科研工作，我非常同意鲍副院长一再强调的“教授的学术声誉”问题。事实上，如果教授的学术声誉可信了，学院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学校行政减少干涉教授自主决策。国外教授的自主决策权大是建立在他的学术声誉高的基础上的。目前我国诚信缺失的代价太低，大家对诚信缺失已经习以为常。因此，要抓教授学术声誉问题困难极大，我认为鲍副院长提出的抓课题完成质量是一个好的切入点，这个办法好，因为这是一个有据可查的问题。真心期望学院能制定一套完整的检查措施来提高学院教授的学术声誉。

我一直认为“做强”比“做大”更难！我深信依靠各位院长的大智慧，依靠全院教师的支持和我们今天的实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水平是可能的。

拉拉杂杂地写了一大篇，没有一句时髦的创新话语，一堆浅显的老生常谈而已，浪费各位时间。抱歉！抱歉！

此致

敬礼！石教英2009年7月17日

5.关于计算机学院“精研课程设置实施细则”的几点不成熟思考——致陈越副院长的电邮信

陈越副院长，您好！

为了参加周六评审活动，我细读了“精研课程设置实施细则”，有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思考，供你参考。（1）学院设置几门带研究性的精品课程必将有助于拓宽学生学术视野，培养学生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必将有助于提高我院教学质量，也是将我院强大的科研力量与本科教学有机结合的一个重要媒介，因此设置精研课程是我院本科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我举双手赞成这一举措。（2）“实施细则”写得简明扼要，没有套话空话。我特别欣赏“细则”重视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等细节要求，把抓教学质量这个口号落到了实处！我一直认为当前存在的教风和学风等多种弊端都是多年来忽视抓规范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的后果。（3）建议增列“设置精研课程宗旨”一节，将第1、2行改写扩充即可。（4）关于“教学内容”节中立项的偏重点我不明白为何偏重选修课，而不是专业基础课。我的看法是两者应倒过来，即“偏重于大三开设的研究型专业基础课，少数优秀的专业方向性研究型选修课也适当考虑”。这样做能更好地体现“精、深、通”的要求。另外“教学内容”节没有提及实践环节的要求，那么课程的实践环节是否成了一个可灵活掌握的选项。如果有实验内容是否还应明确理论和实验的课时比例。还有，“教学内容”节是否还应包含如何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内容，如文献阅读、实验、写报告等环节。（5）“考核方法”节还可细化一些，如规定一学期的测验次数，作业量等。考试方式能否采用口试，因为口试是测试学生掌握程度的最好方式。如果采用小班，则更有条件采用口试方式。（6）最后一个问题是，精研课程设置与现行教学计划的关系。如果是现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按精研课程的要求改造，不会对教学计划造成影响。如果是增设了几门新的课程，等于是修改了学院的现行教学计划，是否已获行政认可？

以上意见极不成熟，敬请批评指正。

敬礼石教英2009年9月11日

6.反对精研课程加分政策——致陈越副院长的电邮信

陈越副院长，您好！

在周六（2009年9月12日）学院精研课程评审会上我第一次听说修精研课程的学生在考研时可以加分的政策。虽然我对这一政策的来龙去脉一点也不知情，我还是要对加分政策表示反对意见。我担心这一加分政策将给学院实行精研课程来提高教学质量的宗旨蒙上一层功利色彩，从而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我说不清楚会有哪些负面影响，然而今天社会上业已存在的各种加分政策，如高考加分（奥数加分）都是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对社会上的浮躁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异化了各类知识竞赛活动的初始宗旨。为此，我恳请您慎重考虑是否应该实施这种功利性的加分政策，还精研课程纯洁的本来面目。

此致

敬礼石教英2009年9月14日

7.反映学生作业抄袭成风——致张曦书记和杨卫校长的信，通过ZUPO校长信箱上传

前段时间媒体报道浙大博士后论文抄袭事件使浙大蒙羞。但我一直把它视作个案，并认为浙大绝大多数博士生、博士后是严肃治学的。近期和两位年轻教师闲谈时获得的信息令我吃惊万分，感到有必要向你们报告，希望能给予关注。

一位我熟悉的年轻教师承担着一门全校性研究生选修课。他告诉我学生作业抄袭之风盛行。他认真检查后得出结论，完全独立完成的作业只占10%，有90%的学生作业不是抄袭同学的，就是从网上抄袭的，他感到教书没味道。不久又有一位我熟悉的从事实验教学的年轻教师，到访我家时谈到教学工作的苦衷。我问了他学生作业完成质量问题。他抱怨学生抄袭之风十分严重。我问比例有多少。他回答，完全独立完成的约占10%。40%～50%的学生是抄这10%的作业，而另外一半多是从网上抄袭的。这两位年轻教师给出的学生作业抄袭的比例是如此吻合，以及抄袭比例高达90%，令我万分吃惊！我承认仅此两例数据不能作为下结论的依据，但我依然认为我偶然得知的这两例数据仍具一定参考价值，由于事关重大，还是决定把这一坏消息报告你们，希望引起你们重视。

学生中盛行的抄袭之风像甲型H1N1流感疫情那样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若不严加防控和对症治疗，这一抄袭疫情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并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声誉毁于一旦。作为一个在高校任教达49年的老教师，一直认为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体中，主要矛盾在于教。但我不是说上述两个实例的责任要由那两位任课教师来负担。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这个问题是教学管理多年没有抓在点子上造成的。多年来，我们在教学上强调创新，而忽略抓教学固有规律的规范化，课堂教学、实验教学、作业、考试等环节的规范化。似乎这些固有规律是老生常谈，不值得再谈再抓。久而久之才形成今天抄袭成风的局面。因此我建议我校教学主管从抓这些老生常谈的环节入手来抓教学质量，再抓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即抓教师是否称职，是否尽责等方面。

我想抓好了这两方面工作，教学质量一定会有改观。

最后我要说明一点是我有意隐去了上述两位年轻教师的姓名，以及他们承担课程的名称，目的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我是实名反映情况的。

以上观点纯属一孔之见，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此致

致礼！石教英2009年9月14日

8.计算机学院2009级研究生迎新始业教育会议发言稿

再过几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华诞，在举国欢庆之际，学院召开2009级研究生迎新始业教育会议，具有重要意义。我作为学院一名老教师，热情欢迎大家到浙大学习，并殷切期望各位毕业后能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12岁，小学毕业，因此我的中学6年，大学5年，以及在高校49年工作都在新中国抚育下成长。我热爱教育岗位，熟悉个性鲜明的年轻学生。迄今我已培养了51名博士，其中最后一名博士生即将在年底答辩；培养了73名硕士。今天我想和你们，我们学院新一代博士、硕士们说说一位老教师的心里话。我想讲三点：一是引用温家宝总理说过的一句话和大家共勉；二是讲讲我看重的学生素质是什么；三是讲讲我们为什么看重学术论文，特别是高水平论文。

一、引用温家宝总理说过的一句话和大家共勉

温家宝总理2008年年底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接见大学生时说的一句话：“学好本事，出路总是会有的”。当我在中国青年报头版读到这一标题时，第一感觉这是我读到过的领导人的最朴实的语言，也是老百姓公认的至理名言。2008年年底是全球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期，国内大学生求业难成为领导人关心的问题。温总理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对大学生的勉励，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学好本事。后半句是总理对大家的承诺，告诉大家，国家蓬勃发展需要你们，大学生求业之路是光明的。今天我想用我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来论证总理这句至理名言，并和大家共勉。

1955年高中毕业，经选拔和高考我进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一年，1956年进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习。苏联大学的特点是老师水平高，教学严谨。课程重：周学时达36学时，一年级时还有每周8学时俄语课，共有44个学时，每天上课时间在7～8小时；教学规范：理论课、习题课、实验课、测验和考试十分严格，特别是考试都是采用口试方式，把每个学生的掌握程度测试得一清二楚。是苏联大学严格教学奠定了我学术生涯基础，使我经历大改行——从核物理到计算机的变革，仍有所成就的根本保证，因此当我读到总理那句：“学好本事，出路总是会有的”话时，感到总理的话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工作的最初13年，我称之为“伤心的核物理梦”，因为我为了圆我的核物理专业梦，先后在西北工大工作3年和上海科大工作10年，终因核物理专业下马不得不放弃理想，作出改行的决策。1973年，“文革”后期，浙大无线电系何志均先生创办计算机专业，引进了一批年轻人，在这批引进人才中自感我是最缺计算机专业知识的一位。我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何志均先生选择了我表示衷心感谢，知道何先生看中的不是我的专业，而是我良好的数理基础功底。浙江大学这所百年名校，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给了我充分的发展空间。1982年赴美国做访问学者，进一步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结交了一批国外学者朋友，奠定了我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领域的发展基础。我于1984年回国，这段时间正是国家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是国家的快速发展成就了我个人学术生涯的黄金期，也印证了温总理说的：“学好本事，出路总是会有的”是多么正确！我衷心期望各位好好珍惜这段宝贵的学习生涯，切莫虚度时光，学好本事，祖国需要你们，人民需要你们。

二、我看重的学生素质是什么

前面已提到，迄今我已培养51名博士生和73名硕士生。这批学生的音容、笑貌和他（她）们各异的个性仍历历在目。他（她）们有的已是卓有成就的教授、学者，有的已是大企业家，有的在国外任教或在企业工作，他们中大多数都在国内工作，成为我国科教事业的中坚力量。这批学生的成就充分说明我国研究生培养是卓有成效的，是成功的，研究生素质也是优秀的。作为研究生导师，在带过众多学生的经验中都会形成各自选择学生的标准，有如教练挑选运动员一样。微软亚洲研究院前院长沈向洋博士，也是我熟悉的一位老朋友，我们学院的客座教授，曾在浙大一次讲演中提及他选择学生的标准是“三好学生”。沈博士的“三好学生”是指数学好、编程好和英语好的学生。显见，满足沈博士三好标准的学生一定能在科学研究中做出出色的工作，我完全赞同沈博士的意见。

那么，我看重的学生素质又是什么呢？我与沈向洋博士纯业务选择标准不同，我更看重学生的人格素质。我不是不看重业务标准，而是对进入浙大录取门槛学生的业务水准有足够的信任度。我更看重学生的人格素质还有另外两个理由：理由之一是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是作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来培养的，他（她）们将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中坚作用，因此他（她）们不仅需要优秀的业务素质，更需要高尚的人格素质；理由之二是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物质变革的同时，也经历着思想和观念的巨大冲击，如社会上日益泛滥的浮躁风气严重制约着发展的步伐，又如对诚信缺失的不应有的容忍，造成今天学术造假之风泛滥，等等。我看重的学生素质是什么呢？我看重的学生素质有三条：一是专心，二是责任，三是诚信。

专心是做学问人最重要的素质，做学问决不能学猴子掰苞米，摘一个丢一个。只有专心的人才能快速进入课题，能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最终有所突破，有所成就。责任和诚信则是做人最重要的人格素质。责任心强的学生敢于担当，可信赖，遇困难不退缩，能千方百计想办法克服困难，表现出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诚信更是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基本准则。诚信的学生不轻易承诺，但一诺千金，答应的事一定做到。诚信的学生不说谎、不造假、不抄袭，实验结果可信，数据可靠，论文有据。事实上，我选择这三个素质是基于我多年来带学生的经验和观测。我选择的学生一定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我不喜欢夸夸其谈，或空谈idea的人，而是脚踏实地做事的人，能亲手做出结果的人。我更不能容忍说谎的人、造假的人。我要求学生写作一定要说自己的话，决不能抄袭。我怎么知道学生是否抄袭？我的经验是了解学生读了哪几篇文献，学生在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了，通过交谈一定可以掌握学生工作的深浅，再读学生论文时就不难作出学生是否抄袭的判断。

三、我们为什么看重学术论文，特别是高水平论文

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一定绕不过发表论文这一关，因为只凭考试成绩是毕不了业的。研究生一定要有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了研究成果，发表论文就不难了！因此，发表论文的前提是实际的研究工作。反过来讲，若没有实际研究工作，没有研究结果，是无法写作论文的，更谈不上发表了。学术论文是研究生研究工作的总结，研究生的研究工作可以是研究生自己的研究兴趣形成的，当然应事先征得导师的认可。研究生的研究工作也可以是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一部分。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总是首先问清楚学生自己是否有明确的研究兴趣，再问是否有可行的工作思路，需要我哪些支持条件，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等等。若学生自己有明确的研究兴趣，我一般都会支持他（她）们去完成。我的学生中确有一批按自己兴趣毕业的，这些学生的论文成果往往很不错。当然也有学生表示自己没有形成明确的研究兴趣，那么我就把他（她）们纳入我承担的项目中来，纳入我承担的项目中的学生相对容易上手，即进入研究状态相对较快，因为有前人工作积累，有继承关系，我学生中大多数是这么做的。

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是其研究工作的总结，也可能是导师承担科研项目的总结，学术论文要经过同行评审，得到通过后才能正式发表。因此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是其学习成果，也是成绩的体现，表明其学术水平已获同行认可，所以发表学术论文是研究生学习阶段的一项不可缺失的锻炼环节。这就是我们看重学术论文的原因。我校研究生院对研究生毕业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刊物级别有明确规定，各位要清楚地了解这些具体规定，并早作部署，因为论文发表是不能临时抱佛脚的。

学术论文的水平体现在发表的刊物上，一个学科方向往往有不同层次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可满足不同发表层次的要求，如博士生和硕士生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是有区别的。我从国家对国家重点实验室（SKL）要求为例来说明国家对高水平学术论文的要求。国家对SKL的要求可简述为“占有一席之地”，即要求SKL的基础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学院有一个State Key Lab of CAD＆CG，它的国际顶级学术舞台就是ACM SIGGRAPH会议，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求我们实验室的论文能进入SIGGRAPH会议。这个要求难吗？很难。我国学者，即内地学者进入SIGGRAPH会议的论文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浙大数学系的一篇论文，90年代中科院软件所有一篇论文，21世纪初北京大学有一篇论文，可谓十年磨一剑，非常困难。然而近十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在北京设立后，署名MSRA的SIGGRAPH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并在2005年创造了SIGGRAPH两个新纪录：一个单位录用论文总数纪录，MSRA那一年有9篇（原纪录是8篇）和一个单位一个作者录用的第一作者论文数，那一年MSRA周昆博士，浙大毕业的博士，我的学生，有3篇第一作者论文被录用，原纪录是2篇，似乎在SIGGRAPH上发表论文也不是那么困难。事实不是这么回事。那一年，2005年春，我在MSRA访问三个月，详细考察了MSRA快速发展的原因，对照我们发展不快的原因，写过一篇报告，送校领导，指出原因是我们缺乏一批学术领军人物如沈向洋、郭百宁，以及博士生的待遇太低，我在那篇报告中，就提出博士生的待遇应提高到每月3000元。当然同时要加强对博士生的管理，我欣赏德国培养博士的模式。近年来我们实验室和MSRA合作署名我校的SIGGRAPH论文有显著增加，我的博士生孙鑫在2007年、2008年，宋滢在2009年各有一篇署名浙大的第一作者SIGGRAPH论文发表，说明我们实验室的顶级论文数量有所进展，初步实现了“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标。

怎样才能产出高水平学术论文呢？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高水平学术论文绝不是随便在哪里都能产出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产出的条件有三：①良好的学术环境；②扎实的学术基础；③良好的思想素质。良好的学术环境是指作者所在学习环境是从事基础研究而非应用研究即以发表高水平论文为导向的单位。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研究生受到的训练有利于产出高水平论文。扎实的学术基础是指研究生本身应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宽广的专业知识，很强的编程能力和外语水平。良好的思想素质是指具备端正的学习态度，专心、责任和诚信等素质。研究生如果感到写不出高水平论文，可对照上述三个条件，看看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话说回来，并非所有的研究生都要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但发表的论文数量和级别一定要达到学校规定，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我还想再次提醒各位注意MSRA前院长沈向洋博士提出的三好学生标准，希望各位在研究生阶段一定要达到能灵活运用数学知识，熟练的编程能力和流畅的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请各位对照一下自己与这三个要求有多远，下决心补上！我的发言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没有新意，请原谅。

9.呼吁学院重视教学质量下降问题——致学院庄越挺院长和冯雁书记的电邮信

在9月15日上午学院研究生教学会议上听到的一些信息令我担忧，也令我吃惊。我一直想给你们写信，希望认真找找原因，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但在接下来举国欢庆新中国60华诞的日子里，我顾虑重重，一直不敢提笔。9月27日在校统战部召开的迎国庆茶话会上又聆听了张书记和杨校长令人鼓舞的报告：学校2008年的科研经费，SCI论文数，以及论文引用率均名列前茅。另一方面，我在9月14日通过ZUPO校长信箱给张书记和杨校长上传了一封反映学生作业[1]抄袭率高达90%的信，至今没有收到答复信息。更使我不敢报忧了。这几天来我考虑再三，感到作为一名退休老教师已经无力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为学校作贡献，如果看到了问题，连提都不敢提是不应该的。为了不给其他领导造成干扰，决定只给你们两位写信，说说心里话。

9月15日会上提到的问题有：博士生招生不足；推荐名额用不足；本校生的质量不如外校生（鲍副院长语）；以及担心本校推荐生编程考试不及格等。这些信息都是我带研究生以来闻所未闻的事情。我在那次会上说过：“一定是我们的教学工作出了问题，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能佐证我这个结论还有我反映学生作业抄袭率高达90%的那封信，以及陈越副院长在暑期教授会上谈到她面对2005级毕业生公开表演考试作弊，作业抄袭，以及与老师讨价还价的小品时的尴尬境地的故事。综合这些事实，我认为今天我校教学工作出了问题的结论是成立的。这是一个痛苦的结论，怎样面对？既是教师的事，也是领导的事！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存在就是合理的”。我不同意这句话。我们不能允认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一定要有所作为！

造成今天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学校长期重科研轻教学指挥棒的作用；社会泛滥的浮躁风气导致教风不严和学风不正；以及对诚信缺失不应有的默认导致抄袭、作弊和学术腐败成风，才结出了教学质量滑坡的恶果。教学质量滑坡最终将导致科研质量下降。现在是到了抓教风、学风和教学质量的时候了。首先要改变重科研轻教学指挥棒。当然不是改为轻科研重教学，而是要注意两者的平衡。记得1989年学校实行工作量考核制度时，教学总量大于科研总量。我不知道现在孰大孰小？我只听说现在上课没有什么工作量，因此很多老师不想上课。现在陈越副院长抓精研课程的用心良苦，如果学校指挥棒不改变的话，仍难从根本扭转教学质量下降趋势。

庄院长、冯书记，我知道，作为一名退休教师不该对学校、学院说三道四。然而作为一名在高校工作了49年的老教师，面对今天教学现状，无法沉默。如果说多了，说过了，希望谅解。

此致

敬礼石教英2009年10月13日

[1]

见枟反映学生作业抄袭成风——致张曦书记和杨卫校长的信，通过ZUPO校长信箱上传枠[7]。

二　谈科研工作

10.探索微软亚洲研究院快速成功原因和对我校科研工作的几点建议——致张曦书记和潘云鹤校长的信

张书记、潘校长，你们好！

我想就今年年初访问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以及参加今年SIG‐GRAPH会议（7月30日—8月4日在美国洛杉矶市召开）的一些感受和对我校的科研工作提一点粗浅的看法。

今年3～6月，我被MSRA聘为访问研究员，在北京工作了三个月，看到了MSRA今年在国际顶级的SIGGRAPH会议论文录用上创造的两个新纪录。一是一个单位一年录用论文数记录，原为8篇，MSRA今年有9篇论文被录用。二是第一作者一年录用论文数记录，原为2篇，今年MSRA研究员周昆博士（也是我的博士生）一人有3篇第一作者论文被录用。在刚刚结束的今年SIGGRAPH会议上，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周昆博士成为与会者的热门话题，在国际计算机图形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微软亚洲研究院已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中心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它的前身微软中国研究院加在一起只有短短六年历史。一个学术单位怎么能够从组建开始在短短六年时间里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一直驱之不散。当前国内一批重点高校都在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教育与科研都有较大发展，但总有离世界一流目标相距甚远之感。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期间，我思考了两个问题：一个学术单位怎样才能算得上世界一流问题，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成功因素何在。

为什么说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中心？答案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近年来几乎成倍地在SIGGRAPH上发表论文，2005年9篇，2004年4篇，2003年5篇，这些论文篇数约占录用数的

1/10。在国际公认的计算机图形学学科级别最高的国际会议上频频有发言权，并位居前列，是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标志。所以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单位一定是一个能跻身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从而获得国际同行认可的单位，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衡量标准了。

微软亚洲研究院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是积累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仔细分析它的人才结构可以看出，在第一线干活的人才都是国内重点高校培养的博士，他们都是SIGGRAPH论文的第一作者，其中不乏浙大学生；而学术领军人才则都是国外培养的博士，如沈向洋、郭百宁等，他们都是SIGGRAPH论文的末位作者。这种情况说明我国自己培养的年轻博士已经具备产出世界一流成果的能力，但他们发展的快慢与其工作环境有关，与学术领军人物的指导和把关密切相关。要清醒地看到我们高校中的学术带头人的水平和作风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学术领军人物相比较有很大的差距。我认为缺少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是制约我国科技迅速崛起的关键因素。

在今年SIGGRAPH会议上，在感知计算机图形学基础研究与产业蓬勃发展势头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包括与我们邻国日本和韩国的差距的扩大。今年日本东京大学Nishita教授荣获计算机图形学界最高奖项Coons奖。在SIGGRAPH会议的创新成果展上起码有1/3展品来自日本，也有少量韩国展品，而没有我国的展品。在会场上到处可见日本人和韩国人，而中国人则大多是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华人。从中国内地派出与会的仅有4人，我校2人，北大1人，上海1人。这一情况并非缺乏经费造成的，而是反映出我国学术界、高校中广大中青年教师对国际顶级学术会议的冷漠态度，希望引起领导重视！我曾在计算机系教授大会上大声疾呼过，请领导注意当前青年教师缺乏出国进修热情的现状，提出要把是否有在国外高水平高校和研究所进修经历作为一项考核指标的建议。我深信关起门来是培养（造就）不出世界一流学术领军人才的。

当前浙江大学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下正在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迈进。为此，我建议如下。（1）重视科研质量和学术水平，把抓科研质量和学术水平放在发展科研规模的前列。这里，我绝对不是指浙大过去不重视科研质量和学术水平，如一直在大力提倡“创新”，一直在奖励各类成果和论文。这些口号和措施都是有效的。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措施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而言针对性不够强。通过考察微软亚洲研究院成长的实例，以及他们被国际图形学界认可的事实，可以得出只有真正得到国际同行认可才是世界一流水平的结论。能不能明确地提浙大所有学科都要跻身本学科世界顶级国际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的要求。让每个学科列出一两个最多不超过三个本学科顶级国际会议或期刊。今后学校的各项奖励措施只面向这些论文而不是一般的SCI/EI论文和国际期刊论文（SCI/EI论文统计仍可列入工作量考核指标）。这样，学校的态度明确，争取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有一批学科达到跻身本学科世界顶级国际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则浙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望实现。（2）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引进和培养（选拔）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引进人才时就要看他是否在本学科世界顶级的会议上有一席之地（经常有论文发表），否则就不引进。对自己培养（选拔）的人才，也要明确上述要求，而不是看其他指标。培养对象是否可首先圈定我校已有的长江学者身上，因为国家和学校已经有较大的投入，把对长江学者的考核指标也明确在“跻身本学科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之上，而不是其他指标和要求。（3）提高博士生待遇是提高我校科研水平的当务之急。把博士生的津贴改为工资，提高到每月3000元以上。把博士生的学生身份按工作人员身份来管理。对博士生加强管理，严格要求，让一支充满活力的优秀博士生队伍稳定在科研第一线上来确保我校科研质量的提高。在提高博士生待遇之前先把招生人数降下来，确保博士生的入学质量关。

以上意见很肤浅，太过直白，自觉无甚新意，但似乎可操作性强一些，目标明确一些。以上意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教。石教英2005年8月15日

附件（写于访问微软亚洲研究院期间，2005年3—6月）：关于微软亚洲研究院SIGGRAPH冲击波的一点思考

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是我心仪的学术殿堂，她与浙大等一大批国内高校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关系。我先后有三名学生获得微软学者（MS‐Fellow）称号和资助，他们在研究院工作期间得到了系统的训练和很大的提高。我的几名毕业博士生现已是研究院的学术骨干。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博士和因特网图形组（IG）组主任研究员郭百宁博士多次邀请我到研究院访问。趁今年上半年没有教学任务，我开始在研究院做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工作。

到研究院不久，恰逢今年SIGGRAPH年会论文录用通知揭晓时刻。知道了今年微软亚洲研究院有9篇论文被录用，其中周昆博士作为第一作者有三篇论文被录用。这两个数据创造了SIGGRAPH三十余年历史的两个新纪录，一是一个单位一年录用论文数的纪录（原为8篇），二是第一作者一年录用论文数的纪录（原为两篇）。这两个数据也标志着微软亚洲研究院已成为当前世界计算机图形学界首屈一指的研究中心。我称这一消息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SIGGRAPH冲击波。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研究院9篇论文中有5篇的第一作者（3人）出身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其中4篇的第一作者是我的博士生（周昆博士3篇，王立峰博士1篇）。在欣喜之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它的前身微软中国研究院加在一起只有短短6年历史。一个学术单位怎么能够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从组建开始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中心？当前国内一批重点大学都在为争创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我国高等教育和科研的规模都有较大的发展。但是我感到我们高校科研水平的提高速度无法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相比，为什么？在面对这一冲击波的时刻，我想到了这两个问题，一正一反，不知答案何在。几天来这两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也在不同的场合与研究院同仁讨论过这两个问题。我愿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以及想到的，可能是极其片面的看法写下来，试图来回答上面两个问题。

要做好一件事情的关键是人，是否有优秀的人才。微软亚洲研究院在集聚人才方面是极其成功的。在很短时间里从国内外招聘到一批业务精英。短短几年来的出色业绩充分证明了人才招聘的成功。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微软公司在业界的声望因素，也应该归功于研究院几任院长的正确决策和个人魅力，在他们周围团结和吸引了一批人才。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当年在美国Intel公司任职的郭百宁博士就是经过与沈向洋博士的一次谈话，决定放弃Intel的职位，与沈向洋一起回国创业。几年来他们两人无间的协作把一个默默无闻的IG组打造成一个国际一流的研究中心。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优秀的学术领军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最关键所在。

微软亚洲研究院一成立，很快把一批国内优秀年轻学者都招聘进院。以我熟悉的浙大校友为例，就有王坚博士（主任研究员），李江博士（研究员），童欣博士（研究员），王立峰博士（研究员），刘新国博士（副研究员），周昆博士（副研究员），王希硕士等（浙大校友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几名）。他们都已成长为研究院的业务骨干，大多数年年都有SIGGRAPH论文发表，或领导一个产品开发小组的工作。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程度，我可以说，到研究院来的是一批优秀的年轻人，但我也要说，浙大留下的年轻人丝毫不比他们差。从浙大这批校友在研究院几年的业绩说明我国自己培养的年轻博士生已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良好的动手能力和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他们已具备产出世界一流成果的能力和潜力，但他们发展的快慢却与其工作环境紧密相关。

通过我在研究院的这段工作时间，我感到研究院的办公条件并不好。这里只有研究员才有独立的一个不大的办公室。从副研究员到实习学生都在一大间开放的办公室里工作。但是我深深地感到研究院里的每一个人，从研究员到实习生的良好精神面貌，表现在上班时刻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做业务工作，在偌大的开放空间里鸦雀无声，给人一种高效的印象。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我国高校中教师严格坐班制度尚未形成，教师的精神面貌仍然十分松垮。这一方面与制度不齐全有关（我国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高教六十条的文件，明确规定教师不实行坐班制，该文件一直影响至今），另一方面也与领导的指导思想有关。学校不重视教师办公用房的配备，有的新教师甚至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人的精神面貌的作用不可忽视！

这段时间来IG组的几位研究员给我详细介绍了他们今年投到SIG‐GRAPH的论文的具体工作。从他们的介绍中使我体会到了他们严谨、深入系统的工作作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创新的思想，而且有系统扎实的工作来证明创新思想。从中使我看到了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差距。意识到创新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创新是系统扎实工作的堆积，是艰苦劳动结出的硕果。目前国内大力倡导的“创新”，“自主创新”，“源头创新”等口号给人一种印象是，我们科研工作的不足主要是新思想少，新东西少，恰恰忽视了科研创新中要求艰苦踏实的工作和深入系统探求的一面。我认为我们今天自主知识产权少的局面不是我们缺乏新思想造成的，而是缺乏踏实的科学工作作风造成的。很多工作都是浅尝即止，做得半途而废，没有做深做细，没有达到国际同行认可的标准，就按中国国情（标准）而验收了，评奖了。因此我认为在科研工作中提倡做深做细的科学作风比高调地提创新更有实际意义，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深做细了一定是做好了，就会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也就有了创新之处。我体会到研究院里人人全身心投在本职业务工作中并以严格的科学的态度做学问，是他们能出高水平成果的关键。那么他们严格的科学的学风是如何形成的？我想这与研究院内学术领军人物的作风分不开。在研究院里哪些项目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是要在组内论证的，项目做到何种深度才能算达到目的，是否可以投稿也是有要求的。学术领军人物在这两方面起到了把关的作用，保证从研究院里出去的成果是国际一流的（如IG组今年SIGGRAPH投7篇中6篇的高命中率就说明了严格把关的作用）。

我在研究院王坚主任研究员口中还听到了一件很新鲜的事情。在研究院里每一个研究员不必为自己的项目申请科研经费，也就是说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均由研究院保证供给。毫无疑问这样做大大减轻了研究人员的负担，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做业务工作。相对的，国内高校教师找关系拉项目写申请报告成为一项主要的工作，所占的时间比重达到何种比例值得研究。不过微软亚洲研究院科研经费（资源）的分配方法恐怕很难仿效。但是我们目前科研经费的申请方法有没有改进的余地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述，我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成功之处归结为两点：一是严谨的科学的工作作风，二是优秀的学术领军人物的作用。我们国内高校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相对照，在这两方面均存在很大的差距。当务之急我们应大力提倡严谨的科学的工作作风，克服各级各类浮躁心态。同时研究如何使年轻一代学术带头人尽快成长，成为真正的学术领导人的各项措施和环境。前一项可能更重要。事实上我国的一大批年轻的学术带头人已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他们不能很快地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学者的一个因素也是浮躁心态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诱惑使他们不能心无旁骛地搞学术，怎么可能让他们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

另外，关于一个学术单位怎样才能算得上世界一流的问题，也值得思考。微软亚洲研究院这次SIGGRAPH冲击波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单位一定是一个能跻身于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的单位，他们的成果经国际同行严格评审，其水平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这说明有关水平的认可问题，国际学术界通常以国际同行评审和认可为前提。如果我们高校中有哪一个学科能跻身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那么这一学科的水平就是国际一流的了。如果哪一所高校中有相当高比例的学科能跻身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那么这所高校的水平就是国际一流的了。这个标准似乎很简单，实际很不简单。

11.关于参加欧洲图形学2004年会议纪要——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汇报材料

2004年8月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参加了在法国Grenoble召开的欧洲图形学会议（Eurographics 2004）（2004年8月30日—9月3日），会后顺访了德国Darmstadt的弗朗霍夫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所（FhG‐IGD）（2004年9月4日—9月7日）。现将两次活动情况按访问概况和学术收获两个方面进行汇报。

一、访问概况

1.参加欧洲图形学会会议（1）论文报告

参加欧洲图形学会议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宣读论文；二是参加国际期刊Computers＆Graphics的年度编委会。

今年欧洲图形学会议上我有两篇论文，一篇是大会录用的学术论文“Rendering w ith Spherical Radiance T ransport M aps”作者为梅春晖、石教英和吴福理，梅和吴均为我的博士生，梅春晖于2004年6月获浙大博士学位，现在美国普度大学计算机系做博士后，这篇论文收录在国际期刊Computer Graphics Forum Vol.23，No.3 pp：281‐290。这是我的研究组中断多年后，再次有论文进入这一计算机图形学界顶级的国际会议，应该赴会宣读。由于梅春晖博士未获及时签证，未能成行。最后将这一论文宣读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另一篇论文是与Eurographics 2004大会同时举办的“计算机图形学教育国际研讨会”录用的“The Beginning Computer Graphics Course in Computer Science”作者是S.Cunningham, W.Hansmann, C.Laxer和我。这篇论文是2004年6月在杭州举办的“计算机图形学教育国际研讨会”的成果之一，作者中第一和第三作者为美国教授，第二作者为德国汉堡大学教授，我们四人是杭州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第一篇论文为大会报告，时间是2004年8月1日上午10：30～12：00，由我报告，第二篇论文为研讨会报告，时间是2004年8月1日下午16：30～18：00，由Steve Cunningham教授代表我们宣读，两篇报告均引起较高的评价，毕竟这是本次会议上有中国内地学者署名的唯一两篇论文。（2）参加Computers＆Graphics国际期刊的年度编委会

我担任国际期刊Computers＆Graphics编委会委员已长达10余年，该刊一年一度的编委会都安排在每年欧洲图形学会议期间召开，这样安排有利于编委与会，减轻他们的负担，会上照例通报刊物稿源、质量、学术界影响，第二年计划等。这次编委会上有一个信息值得我们深思。这本期刊的出版社代表讲到近年来由中国大陆来的稿件数量激增，但整体质量不高，特别是英文差，使编辑部的工作量增加很多，而收效却不高。他们计划在北京聘请一名副主编，他的责任是先筛选一次，淘汰掉一部分，再送总部。我在会上质疑了这种做法的公正性，由于这仅仅是一个针对中国的计划，与其他委员无利害冲突，因而未引起其他委员们的反响，但我认为这一动向是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

2.参观德国弗朗霍天计算机图形研究所

由Encarnacao教授领导的德国弗朗霍夫计算机图形研究所是国际著名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所，人数多、成果先进，Encarnacao教授本人是国际计算机图形学界最高奖Coons奖获得者。我与Encarnacao教授自1987年相识以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双方互访频繁。Encar‐nacao教授对中国十分友好，多次参与组织我国计算机图形学界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对促进我国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我已有4年没有访问Encarnacao教授，虽然我们多次在参加SIGGRAPH会议时见面，但这次重访，重温友谊，倍感亲切。我深深感到，国际学术交流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交流基础上的，是一项有人情味的活动，才能取得积极的效果。我认为没有了基于学者之间个人友谊的学术交流，将等同于“文献阅读”，就没有必要进行“跑出去”和“请进来”等活动了。

二、学术收获

1.参加欧洲图形学会议收获

Eurographics是计算机图形学界第二大国际会议。2004年会议共收到论文243篇，经严格评审，共录用44篇，录用率约为0.18，可见竞争之激烈。录用论文均为大会报告，共分为14场，14场报告的主题简介如下。（1）实时光照明和阴影绘制，包括软阴影生成技术，适用于动态变化场景的球面辐射传输图技术和实时光动画技术等。（2）形状建模，包括交互式“SM ARTPAPER”——用户友好的绘制草图系统，快速曲面建模技术，采用光顺二次曲面的形状建模等。（3）自然现象和老化仿真，包括人类皮肤的光谱模型，苔藓生长仿真和建模，树的生长仿真和建模，基于物理模型的真实感划痕绘制等。（4）几何处理，包括流型曲面的单三角形环表示，多边形网格模型的集群算法，任意曲面网格模型消除噪声的方法等。（5）风格化动画和绘制，主要针对如何利用传统动画师技能的计算机动画技术，包括用线画表示光照明效果的方法，虚拟铜版画效果图像生成技术等。（6）图像校正和匹配，包括高分辨率照相机扫描系统，在曲面屏幕上显示无缝图像的技术、过程纹理映射和变换技术。（7）科学可视化，主要关心基于拓扑骨架的3D矢量场构建，染料平流以及快速理解体数据集的技术等。（8）虚拟环境中的导航和人群行为，包括一篇在复杂虚拟环境中导游论文和两篇人群仿真论文。（9）基于触觉和声音的仿真，有三篇论文关于如何利用触觉和听觉反馈装置来增强对虚拟环境和可视化系统的仿真，包括用于触觉反馈的刚体仿真，交互流体仿真中的声纹理技术，和弹性体的实时视觉和触觉显像技术等。（10）距离场和碰撞检测，包括利用图形硬件加速点云的距离场计算和碰撞检测，强壮的干涉检测，以及子分曲面与光线跟踪技术等。（11）全局光照下的采样，包括减少偏差的关联和重要性相结合的采样技术，一种基于非均衡k‐d树的快速光子映射技术，以及基于图像空间适应采样技术的递进全局光照明绘制方法等。（12）基于GPU的绘制，连贯的分层遮挡剔除技术，光锥体的非线性光线跟踪和绘制技术等。（13）基于点的技术，包括三篇论文，两篇关于Splating技术，一篇关于体数据的表示技术。（14）人脸动画及其重用，包括一篇介绍人脸图像改变系统，这里人脸图像是在视角变化很大、光照条件差别很大时拍摄的，动态三维人脸表情学习和传递技术，以及将获取的人脸动画重用到新的人脸模型上的方法等。

从以上简介可以看到会议内容丰富多样，并且激动人心，录用的44篇论文来自14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其中6个为非欧洲国家。我们的论文，即由梅春晖、我和吴福理署名的论文列为第一场第二篇报告，论文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复杂光照明环境中能实时绘制动态对象的软阴影及其相互反射效果，前人工作无法做到针对动态对象的实时绘制，即针对动态对象时无法达到实时性能，能实时绘制时只能针对静态对象，我们方法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一种预计算方法，即将每一对象的遮挡信息和反射信息通过预先计算存储在定义好的球面辐射传输图（SRTM s）中，同时把环境光和面光源分解为数百条有向光线，绘制时只要检索SRTM s中可能生成阴影的遮挡信息以及可能生成互反射的反射信息，从而达到实时绘制性能。这篇论文得到了很好的反响，特别是在2005年SIGGRAPH会议论文集中，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周昆博士（也是我的博士生）进一步发展了我们的方法，使其适用于点光源。

在会议上我们也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了解了许多领域的新进展，其中特别宝贵的是通过听讲论文“Quadric T ransf er f or Immersive Curved Screen Disp lays”（作者为Ramesh Raskar等），对我们正在研制的多屏拼接显示系统下一步扩展为曲面屏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另外GPU‐based

Rendering专场也为我们正在开展研究的工作提供了借鉴。当然，通过参加会议与很多老朋友重聚，也结交了不少新朋友，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源。

2.访问德国FhG‐IGD的学术收获

这次顺访很短暂，只能选择感兴趣的研究室作一访问，主要看了两个研究室：虚拟现实研究室和多媒体技术与应用研究室。详细了解了虚拟现实研究室的高分辨率拼接显示系统，主要是实现技术，从几何校正到亮度校正，以及立体拼接显示技术，对我们正在研制的多屏拼接显示系统具有实际指导意义，事实上我们正在订购德方专利技术构建我们的立体显示系统。

访问多媒体技术与应用研究室时，看到他们正在研究的基于视频的绘制技术，这一技术允许用户自己定义视角，系统自动根据已有视角的视频片段生成新视角的视频，这一新技术在体育运动传媒系统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我也与对方讨论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应用的可能性。

我还与Encarnacao探讨了合作开展数字奥运研究的可能性及联合申请欧盟项目的行动计划，我回国后将此项合作计划交实验室耿卫东教授主持。

三、结束语

通过这次出访完成了以下任务。（1）在欧洲图形学会议上作论文大会报告，参加图形学教育研讨会。（2）通过与会学到许多新知识，进一步了解了国际，尤其是欧洲同行们的工作进展，对我们工作极富启发，同时结交了许多新朋友。（3）参加了Computers＆Graphics期刊编委会。（4）顺访德国Darmstadt的FhG-IGD研究所，在高分辨率多层拼接立体显示系统的实现技术上有了新的启发，对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5）与Encarnacao教授达成合作申报欧盟项目“数字奥运”的意向，并交实验室领导出面落实。

最后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给予的资助，使本次访问得以实现。

12.关于“重视应用研究，进一步加强学科与产业界联系”的建议——作为校统战部“党派建言”报送校领导

[内容提要]恩卡那梭（Encarnacao）教授是德国达姆斯塔技术大学（TUDarmstadt）教授，领导一个教学实体GRIS（3人）、一个面向工业界的图形学中心ZGDV（50人，年经费达500万欧元）、一个弗朗霍夫图形学研究所FhG‐IGD（100人，年经费达1300万欧元）。他领导的团队总人数达150人，年经费达1800万欧元，但仅有3个教学编制（包括他自己）拿国家工资。分析德国恩卡那梭教授成功实例，得出走应用研究、学科为产业界服务道路是一条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学科发展之路。

当前是我国高校科研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对应用研究重视不足，强调不够。在高校科研工作以及教师思想中，应用研究一直处于二流地位，严重制约应用研究的发展以及学科与产业的联系。

必须端正对应用研究的认识；大力加强学科与产业联系。探索在高校中大力发展应用研究以及学科与产业联系的新机制及新政策。建议组建浙大工程技术研究院，在有条件单位组建一批工程研究中心或技术研究与推广中心。借鉴德国弗朗霍夫工程研究院实施的“基于业绩的拨款”政策，争取国家资助1/3，执行人员工资应自负的机制，以增强责任感和成就感。

组建工程技术研究院，有利于高校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服务，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的实力，有利于进一步做强、做大，浙大科研和开发实力，也有利于学校人员分流和人事改革。

一、德国达姆斯塔技术大学恩卡那梭教授成功实例分析

2006年5月29日我参加了德国恩卡那梭教授所在国际图形学研究所网络基金会组织（INI‐Graphics Net）的创新周活动。创新周活动内容

十分丰富，包括学术报告会、各类研讨会，以及成果展示会等，历时一周，参加人数过千人。主要活动有两项，一是国际图形学研究所网络基金会新大楼落成；二是恩卡那梭教授65岁华诞庆祝活动，参加人数达430人。

恩卡那梭是德国达姆斯塔技术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弗朗霍夫计算机图形研究所（IDG）所长，计算机图形学中心（ZGDV）主任，也是我校荣誉教授，欧洲图形学会创始人，国际计算机图形学最高奖Coons奖得主，是一位对我国十分友好的国际顶级专家。他1959年高中毕业，作为葡萄牙公派留学生进入柏林工业大学，获博士学位，1975年进入达姆斯塔技术大学任计算机系教授，组建计算机交互系统研究室（GRIS），是从事教学、基础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单位，至今仍只有三个编制，即拿教授工资的2人，助教1人。恩卡那梭教授感到大学体制下无法开展应用研究，无力为企业服务，于1984年成立了ZGDV。这是一个以培训、应用研究和开发，以及技术转让为目的的工程研究中心，完全自负盈亏，但不是企业。恩卡那梭教授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应用研究以及为企业服务工作，于1987年组建德国FhG‐AGD，五年后升级为弗朗霍夫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所（FhG‐IGD）。该研究所今天成为一个研究人员超百人，年研究经费达1300万欧元的国际著名计算机图形学研究中心。德国弗朗霍夫研究院属国家领导的面向工业应用的研究院，奉行基于业绩的拨款政策（Performance‐based financing）。国家给每个弗朗霍夫研究所拨款额度为该所上一年总收入的1/3。如FhG‐IGD年科研经费为1300万欧元，则下一年度国家拨款额为1300/3（约430）万欧元，但国拨经费不能用于发工资，只能用于基建和设备更新等固定资产项目。研究人员工资要靠纵、横向科研经费来支付。

恩卡那梭教授作为达姆斯塔技术大学教授，领导的GRIS包括他自己在内仅有三个教学编制拿国家工资，他领导的FhG‐IGD，人员超过百人，年经费达1300万欧元（其中1/3为国拨，但工资金额为自己负担）。ZGDV约50人，年经费超过500万欧元全部来自企业。综上所述，充分证明了应用研究是一条充满生机的光明大道！恩卡那梭教授领导的研究集体超过150人，经费达1800万欧元，仅有3人领取国家工资！其余约150人的工资全部由纵向和横向科研经费支付，由于经费充裕，恩卡那梭教授在最近十年时间里新建了三座大楼，十分壮观。由于这个研究集体依靠达姆斯塔技术大学，因此有一支庞大的研究生队伍作为研发人员。当然学生的津贴全部由研究所的研究经费支付。大学为应用基础研究提供强大的科技成果和人力支持。

今天以德国的IGD为基础，恩卡那梭教授联络7个国家的12个研究所组成国际计算机图形学网络基金会，研究人员达300多人，学生达500多人，年经费达3800万欧元。国际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所网络基金会是一个跨国研究所联盟，有利于集资国际化，成果转让国际化，已成为国际最大最强的计算机图形学研发联盟。

恩卡那梭教授不仅是国际著名的学者，而且更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他的成功归功于：①倡导图形学的应用研究，大力推动R＆D为工业界服务的指导思想；②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不断进取精神；③德国弗朗霍夫研究院执行的“基于业绩的拨款政策”。

恩卡那梭教授的成功实例对我们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近期我在我校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内部学科发展研讨会上和全国虚拟现实与可视化学术会议（青岛）上作了两次报告，号召重视计算机图形学的应用研究和进一步加强学科与产业界联系的报告，获得热烈反应。在重点实验室报告中，我还深刻地检讨了我领导实验室长达10年的方针和指导思想上的不足和弊端——太重视国家对实验室的考核指标，即高水平论文的追求；不重视，也没有公开支持应用研究和为企业服务这一目标；没有为大家创建一个有利于应用研究和为企业服务的平台。在研讨会上大家一致要求尽快在重点实验室内并行创建一个面向产业界的以应用研发为宗旨的“计算机图形学工程中心”作为今后开展应用研发的平台。

在全国会议上在获得众多青年学者响应外，我也看到了在我们学科内已经有非常好的应用系统获得成功，如大连海事大学航海研究所金一丞教授领导的团队研发的航海模拟器不仅满足国内行业的需要，而且走向国际，出口到新加坡等国；又如山东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发的“数字化矿山”系统在煤矿系统内成功推广应用。这两个成功实例已成为我的报告的有力支持！

二、我国高校科研现状的分析与建议

近年来我国高校规模扩大，人力资源和科技研发实力均有较大提高，为自主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和社会两条建设战线均向科技界提出了新的需求，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科技投入的增大为科技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现在是我国高校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

推动高校科技规模和实力发展的动力既来自对科学本身的探索精神，也来自经济发展对科技的需求，但是冷静的观察可以看出主要动力来自学校的考核指挥棒。教师的注意力、兴奋点随着学校考核指挥棒转移。当指挥棒指向科技规模时，科研经费成为主要考核指标，高校科研经费每年可以以30%速度递增；当指挥棒转向科研水平时，SCI、EI论文数和奖项、专利成为考核指标，于是SCI索引论文数，专利数快速递增。迄今，关于应用研究以及学科与产业联系，科研为经济服务的指挥棒还是停留在口号上，且声音不够响亮，更没有可检验的具体考核指标。没有具体考核指标，这根指挥棒不灵！不硬！应用研究在高校中处于二流地位。这一局面严重制约了高校中应用研究的规模和水平。应用研究是科研工作中连接基础研究与科技开发的桥梁，也是促进科技与产业界联系的桥梁。抓好应用研究才能拿出真正有用的成果，才能真正地推动学科与产业界联系，把科技为经济服务落到实处。今天在高校中要端正轻视应用研究的思想。重视应用研究与当前举国提倡自主创新是不矛盾的，而且可避免在一片创新声中，造成轻视应用的现实。

那么，有关应用研究以及学科与产业界联系，科研为产业服务是否有具体考核指标？如果有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指标，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学校组建的自负盈亏的应用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规模指标；即这些应用研究型机构的经费金额和养活的科研人员数两个指标。这两项指标反映出学校与产业界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及服务质量。联系紧，服务质量高，从产业界拿到的经费就多，从而能养活的科研人员数就多。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以自己养活的人数作为科技为产业服务的指标？一位科技人员能靠自己为企业服务养活自己，当然是出色地为企业服务了，反过来一位拿国家工资的科技人员，他也可以从企业拿到科研经费，但两者相比前者的责任感和服务质量肯定要高于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弗郎霍夫研究院所属的研究所，国家拨款达1/3，但规定人员工资要自筹的原因。

浙大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目前正在考虑组建图形应用工程中心，作为推动应用研究的平台，进而真正走上科研为产业服务的良性道路。为此建议校领导认真考虑组建浙大工程研究院，在有条件单位组建有关工程研究中心或技术应用与推广中心等机构。探索争取国家资助的渠道与政策，我认为德国弗朗霍夫工程研究院推行的基于业绩的拨款政策值得借鉴和引用。

组建浙大工程研究院及其下属的工程研究中心和技术研究与推广中心等机构将大大推动浙大应用研究的规模和水平，有利于带动一批有志于应用研究的教师名正言顺地从事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从而有利于学校以人员分流为导向的人事改革；压缩吃皇粮的教师编制，进而提高教师待遇；为最终结束目前教师定量考核，改为定性考核奠定基础。这些仅仅是其副作用而已，其主要贡献将是增强浙大科技和开发的实力，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建议供有关领导参考，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13.关于计算机系统研究所科研数据的几点思考——致陈天洲副所长的两封电邮信

看了你发来的我所近三年科研经费统计数据，在兴奋之余也引起我的一些思考，犹豫一阵后，还是提笔给你写这封信。（1）感谢你提供详细的统计数据。数据是基础，有了数据还要有分析，才能得出一些有用的指导性结论。我的建议是不仅分析经费额度，是否可以增加经费来源分析（如按国家、部委、企业、基础研究等分类）；项目大小分析（分类统计、总经费/总项数）；如有可能统计项目的产出和产出/投入比更好（如论文、专利、获奖、专著等）。（2）没有分析和结论是你这封信的最大不足。尽管数据还有充实的余地，但三年人均科研经费这一数据是翔实的。希望能作分析，得出一些结论，如这一人均数是高了，低了，还是合适的。没有明确的和正确的看法，无法指导下一步工作：是继续追求经费量的增长，还是转向提高科研质量；以及进而思考这么大量的经费应该怎样用好它，使它们对提高我所科研质量/水平发挥更好的作用等问题。我充分理解你信中的几点提示，你的做法没有错，但我想现在是时候，也有条件来思考如何建设好计算机体系结构方向的问题了。（3）发展是硬道理，20年来我们抓了数量，有了今天的规模，有了一批人和人均100万元的经费，为我们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中央强调科学发展是一项及时的英明的决策，有助于我们冷静下来，回顾一下之前走过的发展道路有哪些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有哪些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及时调整我们的航向，沿着科学发展的大道前进。（4）我希望所领导们能把握当前有利形势，研讨我所的下一步科学发展规划。集中精力抓计算机体系结构这个我们立命的学科方向。为此，建议所领导重点抓人才引进工作，出高价（甚至天价）引进真正的世界一流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人才。不引进本学科世界一流人才，仅仅依靠现有队伍是无法改变落后现状的；不出高价无法引进真正的一流人才。好在所的整体实力已经大增，如果稍微提高我所的留成比例到5%，那么我所将有百余万机动经费可用，如果将这笔钱用在引进人才上，我们可以出年薪百万来引进人才。我想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以上意见供你参考。你如认为有必要也可将此信转发所里各位领导一阅，致礼！石教英2008年4月10日（二）陈天洲同志：

感谢你的快速响应，这一稿的数据更详尽，分析也增加了，但坦率地讲，你没有读懂我那封信的关注点，或者是你有意回避了，没有响应那些关注点。再谈几点粗浅的想法。（1）我充分理解学校/学院对所的经费压力有多大！但是我们所在人均达100万元/年的量级后，所领导是否要冷静地分析这一形势，在上一封信中提出希望有一个判断：这一人均数量是高了，低了，还是合适的。我们需要针对上述三个不同判断作出不同的响应。如果结论是“高了”，那么就不应该再明确地提增加科研经费的号召，而转向提高科研质量的号召，如果结论是“低了”，那么说明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在进一步调动积极性后，使人均经费更上一层楼，同时可以淡化质量的追求与号召，如果结论是“合适的”，就应该在号召保持现有数量的同时，号召/研究提高科研质量的举措。这一分析结论可以暂时不大张旗鼓地公开讨论/议论，但希望所的领导班子内部能有一个共识，以便于组织和调动全所的力量向正确的方向前进。（2）听说在杨校长召开的我校信息学科发展研讨会上，我系“计算机应用”学科一枝独秀的局面，受到公开的挑战和质疑。我系学科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是一个回避不了、也绕不过去的问题。我在上一封信中，提出现在是研讨如何改变这一局面的时机了，因为我们有较强的经费实力，也有一支有一定数量的人力队伍，怎样利用好现有的经费和人力做出更有影响力的成果，是提升我所实力的关键。我这里提出了三个看法。

①我要重申上一封信中表达过的看法：仅仅依靠现有队伍是无法改变落后现状的观点。更确切地说现有的队伍产不出世界一流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的成果。我知道我这句话得罪了全所人员，但必须说出来！我在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全体会议上也公开说出过这句话。我说的是一个事实，因此我不怕得罪人。

②只有引进本学科世界一流人才，才能改变我们落后现状，把计算机体系结构学科建成世界一流水平。引进真正的世界一流人才是要努力物色的，也是要出高价的，甚至要出天价的。事可以靠人去做，钱从哪里来？提高所留成公积金比例至5%。按现有经费规模，全所将年增百余万机动经费，足以引进高价人才了。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引进世界一流水平人才的工作上了。希望能引起我所重视。

③加强团队建设，组织现有人力产出有影响力的，面向国家/产业重大需求的应用成果。前面说了，现有人力无法产出世界一流的成果，但是现有人力中大部分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博士，只要组织起来，改变各自为政/单干的局面，就能产出有影响力的应用成果。纵观我所团队规模普遍偏小，只有吴朝晖的团队超过10人，其他几个团队都只有2人组成，严格讲不能称作团队！怎样才能组织有规模的团队？这是一个管理科学问题，而不是靠简单号召能解决的问题。要形成一种合理的考核机制，如学院只承认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成果和有影响力的重大应用成果，其余指标如经费、专利、一般论文等不认可为考核业绩的指标，使只有能产出世界一流成果的人和产出有影响力应用成果的人才能通过考核，否则只能被淘汰，通过这种机制把人才吸引到有活力的团队里。当然团队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最后，我作为一名退休教授，虽然尚未完全退出“江湖”，但毕竟与在职人员视角不同。我这些意见和看法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可行，请你把它看做一家之言。建议把我给你的这两封信转发给所领导班子一阅。期待所领导班子能面对大好形势，有更好的作为，把我所建设成世界一流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学科。

致礼！石教英2008年4月15日

附：今天看到了陈文智同志的反馈，说明陈天洲的工作至少已有两个响应（文智和我）我期望能看到更多人的反馈，特别是所班子的反馈，这也是我提出把这两封信转给所班子成员一阅的要求。请不要转给全所人员！

14.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周年庆典发言稿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热烈庆祝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20周年，我，作为一名实验室的老兵倍感欣喜，因为我们共同的孩子20岁了，已经成长为一个漂亮的、壮实的成年人。

实验室的发展与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成功紧密相连，与国家教育科研事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连，也与依托单位浙江大学的大力支持紧密相连。同时，实验室的建立和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CAD与图形学学科方向在我国和浙大相关院系的蓬勃发展。我们实验室已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基地。近年来，实验室的论文已稳定地跻身国际顶级学术舞台，初步实现了国家对国家重点实验室提出的“占有一席之地”的要求。浙大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成长实例有力地证明实施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谨向我国各级科技主管部门致以诚挚的敬意。

实验室的发展离不开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支持和合作，我要特别向多年来为实验室发展出谋划策付出良多的历届学术委员和专家委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实验室长期真诚的合作致以深切的谢意。

最后，希望我们实验室再接再厉，实现“占有一席之地”目标，更上一层楼。

15.谈实验室学科规划、队伍组织和学生教育等问题——致实验室室务会议成员的一封信

昨天参加了实验室召开的学科规划会议，虽然我在会上“表现”突出，会后仍感有话要说，再次提笔给你们写信，可能是我太空了的缘故，望见谅。

首先还是想谈规划问题。我欣赏、赞同实验室认真抓学科规划这件事。做学科规划等同于我们曾讨论过的“抬头看路”。对一个实验室来讲，这件事无疑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也是万分紧迫的大事。昨天我收到学生仇应俊发来的两份材料，今附上供你们参考。一份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姚期智的文章。我欣赏文中的一个观点，即留给我们赶超世界一流的时间窗口只有10～15年，如果我们不能在10～15年内赶超世界一流，以后会更加困难。另一份材料提到现在网络技术发展，提出了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机遇。鲍主任也在会上提到目前数以百TB级的卫星视频需要处理的问题。文中还提到曾红极一时的DEC公司的失败原因在于高层的一个错误判断，可见“抬头看路”之重要。我希望实验室领导班子首先要统一思想，上下一心，誓把我们实验室的学科规划工作做好。在参加昨天研讨会后，我有几点具体建议：（1）规划要与实验室已确定的研究方向一致，至少名字要一致，当然规划的内容、重点、要求等都应有所更新。昨天给我的印象是，几个项目基本覆盖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但名字改动较大，很难使人联想起这是实验室某一方向的规划，甚至会给人实验室的方向有变的印象。（2）几乎所有项目提出的重点研究内容偏多，提出了那么多的研究重点，如何完成，能否完成却没有论证。每个重点研究内容的责任人也不明确。我不认为昨天的报告人就是当然的责任人吧。如果是，那么他们是否明确知道这一点。因此，我担心规划的落实会有问题。（3）这次规划研讨中我看到了一个新的变化，很多项目都淡化了论文要求，而明确了系统研发的要求。鲍虎军在会上回顾我们实验室20年的学术积累，除了几篇论文外，没有留下有影响力的系统和应用成果。我认为提得好，应反复提，表明我们实验室下一阶段的重点是做有影响力的系统和应用成果。我这样说，丝毫不表明我轻视像SIGGRAPH那样的顶级论文，恰恰相反，积我20年追求SIGGRAPH论文的体会，真正的顶级论文并不是每个人想做都能成功的。那么应该把目标定在可达到的目标上，但决不表明可以用追求次级论文来交账，因为次级论文对实验室是毫无意义的，应该转而做有影响力的系统研发工作和应用研究工作，一旦能被企业应用，同样会有影响力。我希望实验室通过这次学科规划研讨能就我的上述体会达成一个共识，否则每个人仍然热衷于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以完成学校的考核指标为目的，那么我们实验室下一阶段的工作一定也不会有新的起色。（4）规划用语应严谨、标准、清晰、无歧义，不要刻意追求有新意。有的意见已经在会上谈了，回家后又想起高曙明用的“多场模拟”一词，觉得能称作“场”的物理量不是很多，如力只有万有引力可称作引力场，那么把机械中涉及力的模拟称作力场模拟是否准确？另外，我觉得“可视分析学”项目是否可改作“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学”，这样把传统的科学计算可视化与信息可视化工作归入“可视化”，另外新开“可视分析学”研究工作，仅供参考。

学科规划工作除了要讨论做什么，会产出什么外，我想还应讨论队伍的组织问题，因为只有落实了队伍，规划的成功才有保证，否则我们的规划就是典型的做给上级领导看的，纸上谈兵。我们这一次花大力气做新一轮规划，能否再花一点力气研讨一下“队伍组织”问题。队伍的组织问题无非落实负责人和成员。这里我要重提2007年退休时写给各位的那封电子邮件。我在信中提出“不要再走单兵作战，以承担项目为目标的自由研究道路了……我有了是否应走有组织有领导的研究之路，走应用研究道路的想法”。我想各位都深知，提倡“单兵作战”的“自由研究道路”一直是我的追求，目的是为了产出顶级论文。我一直在实验室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期望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产出国家对重点实验室提出的在国际基础研究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成果。我在上一节中谈了我积20年的体会，也是事实教育了我，我希望实验室里更多同仁能清醒起来，看清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追求。如果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追求数量的年代，是行得通的话，对今天年轻人来讲，在今天追求影响力的年代，继续以SCI/EI论文数量和卖不出去的专利数为目标，恐怕难以交账了，也难以生存下去了。

我深知改变积习之困难，更何况这里涉及每个人的切实利益。我不是给实验室主任们出难题，而是我意识到，不改变就会被淘汰，谁先改变谁得先机的可能性。因此我不厌其烦地提出这个难题，恳请各位花些时间讨论，然后再请实验室全体同仁讨论，看看能否找到一条可行的改变积习的道路。这里我谈谈我的几点思考，仅供各位领导参考。（1）按规划确定的重点研究内容成立几个研究团队。（2）实验室每一个成员都有义务为完成规划各项任务出力，实验室将制定团队成员功利合理的分配细则。（3）实验室领导讨论指派团队负责人，还是采用自由申报，请实验室领导考虑。我个人倾向指派方式。（4）实验室副教授以下成员无例外地要进入各个团队，服从承担安排的工作。（5）实验室正教授应选择参加上述团队，作为项目合作者，承担相应责任。（6）实验室应动用可能的手段和资源支持立项的团队，确保任务完成。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不乏改革成功的范例。改革可以自上而下推行，也有自下而上的成功例子，无需一一列举。事实上改革的活力来自基层。当然我今天说过了也就算了，请各位不必过多介意。

最后，我还想谈谈加强实验室研究生队伍的教学、管理和激励问题。国家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考核指标之一就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的基础就是研究生队伍的教学、管理和激励。教学的重点在于抓教学计划和教材。当然教师是否称职，是否尽责也是关键。我希望实验室在有空的时候，能组织一次研讨我们实验室培养方向上的教学计划，看看是否需要作适时的修订，同时研讨国内外一流教材的现状和引进的必要性，等等。当然还可以发动大家结合各自教学经验，研讨如何培养一流研究生的体会和心得。这个研讨会可以分几次开，通过形成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机制，一定会促进实验室研究生教学质量的提高。

学校对研究生的管理有一套规章制度，各位导师有各自的妙招，实验室能发挥作用的余地不大，但也不应无所作为。我们实验室一贯致力于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但这丝毫也不表示学生可以不受约束。我几次听到管理人员抱怨学生难管，桌子上东西乱堆、随意吃零食、长时间大声打电话，等等。我深感学生要加强管理和约束，指出他（她）的违规行为，并作相应记录。如果某人多次违规、不听实验室劝告的话，应给予相应处分。实验室严格按章程管理，必定会树立一个正气，对学生成长只有帮助，没有损害，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们一定会对在我们实验室所受的熏陶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应把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和约束看作我们教师的职责，不能放任自流。

学生的教育环节，除了教学、管理之外，还应包括激励。学生有成绩，应给予表扬鼓励。我感到我们实验室内缺乏一种激励学生的气氛。可能每位导师有自己的激励措施，能否拿出来在实验室内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向上的激励氛围。激励的作用一定多于批评。我想可表扬的东西是很多的，小到好人好事，大到学术和技能上的创新和高水平的论文。总之，表扬什么，怎么表扬，需要在凝集大家共识基础上，形成一个制度。我想我们实验室内如果能坚持数年定期激励一批学生，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最后，在此离别工作20年的实验室之际，再次向各位曾经给予我的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并衷心祝愿我们实验室有更快更强的发展。我再次重申前面写过的“我今天说过了也就算了”，请各位不必过多介意。最后感谢沈琦帮助录入此信，并转发给各位。若有冒犯之处，希谅解。

此致

敬礼石教英2010年3月23日

三　谈管理工作

16.吁请学校停止执行团队聘岗考核机制——致张曦书记和杨卫校长的信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请你们考虑停止执行“团队聘岗”这种带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考核机制。

2006年12月初报载温总理在一次研讨高校办学质量座谈会上发问“我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提到，关键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我认为很有道理。在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一批议论颇多的，众所周知的老大难问题。如：近亲繁殖和“超生”（指一些有权有势者超常规引进自己的学生）；教师待遇偏低，吸引不了高水平人才；教师流动困难，造成落伍的出不去，需要的进不来；考核机制急待完善，等等。

这封信仅想就我校正在执行的“团队聘岗”机制，谈一点肤浅的看法：团队聘岗本质上是一种带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聘岗机制，因为团队成员被笼罩在团队学术带头人的保护伞之下，从而团队成员与学术带头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无形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之际可能不存在白纸黑字的契约，但这种保护和被保护关系实质上已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至少也是一种人情关系。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下，谈何学术自由、独立和民主！团队成员将失去自己的兴趣、个性和追求，转而服从团队带头人的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大师级人才。“团队聘岗”在浙大已谈论多年，记得几年前人事处原副处长杨文海同志到计算机学院和信息学院召开座谈会时，谈过这一设想。我当时作为教师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有老师表示赞同，我曾发言明确表示反对。以后在计算机学院教授会上也曾发言反对这一做法。“团队聘岗”机制2007年在计算机学院开始执行了。我不清楚我校何时开始执行“团队聘岗”机制，已有哪些学院执行这一机制。鼓吹“团队聘岗”的理由是“没有团队无法承接国家大项目”。“现在的团队不够大，还要组织更大的团队，去承接更大的项目”，等等。我不同意这一说法。

1.浙大怎么没有团队

浙大建有完善的学科组织，小的有研究室、研究所，大的有系、学院。各级组织都是按国际惯例组建的，其成员都是接受学校独立考核和聘任，具有人格的独立性和学术的民主和自由，教师和所长、系主任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也没有人情关系。如果说浙大没有团队，那是指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团队而已，但浙大是有完善的学术团队（组织）的。

主要取决于带头人自身实力、学术威望和人格魅力。申请大项目需要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需要联络有专长的学术带头人共同申请。完成大项目更不是项目负责人的个人行为，而是项目负责人与学术带头人精诚合作的结果，各个学术带头人带领自己团队共同合作的结果。承接大项目的基础是精诚合作！

3.“团队聘岗”的团队能承接大项目吗

现有“团队聘岗”的团队通常是由研究所部分成员组成，因此就规模而言远小于研究所。高校的研究所规模本来就不大，实力也有限，怎么能设想一个规模远小于研究所的团队能承接大项目！另一方面，团队成员与负责人之间无形的人身依附关系更是扼制了个人的创造性，所以怎能期望这种扼制个人创造性的团队能承接大项目，做出出色的成果！

4.“团队聘岗”有违学校考核制度的初衷

学校通过考核制度明确学校每一成员的职责；另一方面，学校的每一成员通过考核明确自己对学校的贡献，哪些做得好，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学校的考核制度具有检查和激励两项功能，“团队聘岗”用团队捆绑式考核代替每个人独立考核，从而模糊了个人对学校的贡献。因此，“团队聘岗”机制使学校既检查不到个人，也激励不到个人！

5.分析“团队聘岗”得以在浙大实现的原因

这里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有的人拥有项目多且大，不想通过合作途径来完成，而是希望以招兵买马、扩大自己团队的方式来完成。另一方面，很多年轻教师过不了学校的考核关，主要是项目经费达不到要求，不得不投靠项目大户，找保护伞。年轻教师戏称为“傍大款”和“抱大腿”。我想这后一方面原因是我校团队聘岗得以实行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年轻教师有良好的生存环境，能够独立，那么即使有人想招兵买马也很难拉起一支队伍来。

结论：“团队聘岗”是一种带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考核和聘岗机制，本质上是一种企业管理制度，不利于调动教师个人创造性，无助于承接大项目，不宜在高校中实施。团队聘岗得以在浙大实施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学校考核指标中科研经费指标过高，使一大批年轻教师无法过关，无法独立生存造成的。建议学校成立专门机构，对当前考核指标做定量分析，进一步完善考核指标和机制，重点调研“团队聘岗”这一做法对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影响。建议考虑停止执行“团队聘岗”。

此致

敬礼计算机学院　石教英2007年1月8日

17.对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彭群生（浙江大学民进委员会）、石教英（浙江大学民盟委员会）联名以校统战部“党派建言”报送校领导

1998年四校合并，为浙江大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组建的浙江大学在国内高校中拥有最齐全的学科。学校领导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在浙大建校120周年时，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计划，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衷心拥护。转眼10年过去，离2017年已只剩下10年。尽管在过去10年中，浙大各项指标全面增长，已稳居全国高校的前列，但与国际一流大学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差距何在？最大的差距就是缺乏国际一流的学科和国际一流的人才。几年前，国内曾对全国高校所有二级学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评估，尽管浙江大学列入前10名的学科有数十个，但列入前5名的学科已屈指可数，列入前3名的学科更是寥寥无几，更不用说接轨国际一流了！这说明浙大学科的平均水平高，但真正冒尖的学科少。另一典型例子是国家实验室建设。国家已初步确定了15家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单位，浙大竟然榜上无名。原因是国家实验室的遴选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浙大的学科大多为传统学科而并非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前沿的交叉、新兴学科。以人才而论，浙大近几年也招聘、培养了不少人才，但仍非常缺乏大师级的人才。多年来，浙大曾未有人领衔国家三大奖中的一等奖。2005年中科院增选院士，浙大竟然无一候选人进入最后一轮，其中原因令人深思！

从唯物史观来讲，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高校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浙大校长的路甬祥提出了“二级学科办所”和“教师业绩考核”两条创新的思路，重在激发浙大教学和科研总量的扩张，对当时浙大的科研和教学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时路甬祥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解释这两项政策时说：“以浙大目前的情况，必须走先上数量，再求质量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与这一指导思想相适应的科研和教学管理机制。17年过去，浙江大学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第一，“二级学科办所”和“教师工作量考核”两项政策的副作用却日益凸现。“二级学科办所”使得研究所成为取代原教研室的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科研上生气勃勃、敢于创新的生力军。一部分研究所由于人员、条件的局限，缺乏自我发展的活力。第二，由于二级学科办所的束缚，所里的科研项目只能围绕二级学科展开。这些项目大多局限于数十万到数百万的中小型项目，很难承担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跨学科的、千万元以上的大型项目。第三，研究所隶属于学院，这种组成方式使它很难促进不同学院教师之间的学科交叉，衍生和培育出新的学科。浙江是海洋大省，浙江大学的学科理当为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服务。但令人遗憾的是，浙大目前并没有相关的学科。又如，生命学科是面向21世纪最有前途的学科，发展生命学科需要依托数学、化学、计算机等多学科的优势，引入新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思路，但至今为止，我校生命学科仍然是生命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单打独斗。“教师业绩考核”考核的重点是“量”而不是“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片面追求科研经费和论文的数量，急功近利的浮躁作风，于是，很少有人甘坐冷板凳，从事那种长期不见回报的基础性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浙大难以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为此，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为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松绑。研究所不必一定依托于现有的二级学科，它可围绕一个相对稳定的科研方向，可由来自不同学院、不同学科的人员组成。各研究所实行“开放、联合、流动”的运行方针，以促进校内科研力量的交叉和重组。

学校成立多个研究院，研究所按其研究方向归入相应的研究院。研究院不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它挂靠校科技院，其职责是组织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集成各研究所的成果，承担国家大型项目，等等。（2）学院聚焦于教学组织、学科建设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管理。教师

按所属学科由学院聘任，并承担所在学院的教学任务。教师的科研工作由所在的研究所考核（未加入研究所的教师的科研工作量仍由聘任学院考核），其科研业绩和研究成果（可由多名完成人共享）纳入本人所属二级学科。（3）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教师业绩考核政策，增设基础研究考核方式。按基础研究方式考核人员的科研津贴由基础津贴和奖励津贴两部分组成。其中基础津贴（可分为3～5级）按申请人近3年（或5年）所发表的研究成果的水平（包括论文、专利、获奖等）评定，基础津贴一定3年不变，旨在为基础研究人员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奖励津贴重在奖励有较大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学术成果获奖等），可逐年评定，以激励基础研究人员在学术上的创新和突破。

18.建议浙江大学实施教师带薪学术假制度——石教英（浙江大学民盟委员会）、彭群生（浙江大学民进委员会）联名以校统战部“党派建言”报送校领导

学校刚刚结束的暑期务虚会议为在未来十年内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吹响了冲锋号，发出了动员令，影响必定深远！

我们认为国际一流一定是体现在学科上，体现在人才上，归根结底是落实在人才上。有了能产出国际一流水平成果（论文）的人才，才会有国际一流的学科，才会有国际一流的新浙大。纵观当前浙大师资队伍，其水平离产出国际一流成果仍有较大差距。对策只有两条：一是加快引进能产出国际一流成果的人才；二是加速改造、提高现有教师的业务水平。我们想就第二条对策提出一点我们的建议——在浙大实施带薪学术假制度，教师每5年可享受1年带薪的学术假。

教师带薪学术假制度是欧美高校普遍实施的、行之有效的师资进修提高制度，带薪学术假一般仅适用于获得终身教职的正、副教授，它有利于教师知识更新，有利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也有利于人才流动。我国尚未有学校开始实施带薪学术假制度。

在过去十年中，浙大教师队伍素质已有较大的改善，但大多数教师因忙于日常教学和科研项目管理，存在忽视业务进修和更新知识的倾向。近年来晋升的正、副教授中有部分甚至无国外进修（如国外访问一年以上）的经历。我们虽提不出确切统计数字，但从我们所在系所了解，这一情况是存在的。建议学校人事部门提供相关统计数字。目前教师队伍，特别是年轻教师缺乏出国进修（访问）的积极性，一部分原因是当前工作都忙不过来，无暇考虑出国进修，另一部分原因是出国进修资助渠道较窄，资助申请困难。教师队伍中这种不重视业务进修，不重视出国高访，特别是部分正、副教授无国外高访经历的现状将严重制约浙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实现进程。实施带薪学术假制度是一项有效的措施。

可行性分析如下。（1）实施学术假会不会影响正常教学科研工作。现阶段我国师、生比高于国外高校，只要做到有计划、有秩序地安排休假教师，正常教学科研工作不会受到影响。（2）休假教师薪水来源。休假教师薪水可由基本工资和岗位工资两部分组成，停发业绩工资是有道理的。学校每年需要为一批休学术假教师发放工资，表面看来似乎增加了一笔额外开销，但实际上学校不仅没有增加额外开销，实质上还节省下了这批休假教师的业绩工资。（3）为实施学术假制度，需要由学校职能部门（人事处）制定相关政策和实施细节，如哪些人可以享受，哪些人不能享受，间隔年限，假期长短，工资额度，国外访问费用来源，等等。

19.发展是硬道理——参加浙大计算机学院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有感

2008年5月25日庆祝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成立30周年大会在浙大玉泉校区永谦活动中心剧场隆重举行。庆典场面宏大、热烈。舞台上长长的主席台前除了浙大和原杭大计算机系的两位创始人何志均教授和张森教授外，就座的不是领导，就是社会名流。舞台两侧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的是浙大计算机系30年的发展历程，一幕幕熟悉的人和事牵动着我的思绪。然而奇怪的是面对如此宏大、热烈、人鼎沸腾的场面，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却是1973年浙江大学三分部平舍改造的实验室里冷冷清清的场面。面对上千人的校友、来宾、学生和教工，我的脑海里只有何志均、张德馨、叶澄清、陶欣、黄剑峰、方建中、钟美清等原浙大无线电系来的骨干成员，潘雪增、平玲娣、杨长生、董金祥、朱桂林、王臻殚、高平等从浙大外系调入的青年教师，以及1973年与我同年从外校调入的徐毓良、王芷沁夫妇（西军电），王品常（上海交大）以及后来陆续调入的浦树良（华北计算所）、李菊初（西安交大）等人的面容。这批人构成了后来组建的硬件教研组，大家一起工作在三分部那排平房宿舍改建的实验室里，直到70年代末。

坐在永谦活动中心剧场之中，面对壮观的庆典场面，我的思绪却回到了35年前的三分部那排平舍之中，反复出现的是那批老人的面容，对比是如此强烈，强烈到令人震颤！就在那一时刻，伟人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是硬道理”从我的嘴里脱口而出。浙大计算机系30年的历程不是邓小平这句名言的最好证明么！浙大计算机系的30年正好与伟大祖国的改革开放30年同步，借改革开放的动力和活力，成就了浙大计算机系的今天的辉煌！浙大计算机系30年的辉煌也要归功于计算机学科以及信息产业的活力和动力。浙大计算机系30年的辉煌还要归功于历届领导，特别是创始人何志均教授的远见卓识和非凡的领导能力和大家风范，团结带领一批年轻人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在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图形学等方向走在国内前列，培养一大批IT精英。我在面对浙大计算机系30年的辉煌成就，感悟伟人邓小平名言“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刻，反思浙大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近20年的发展历程，对比两者发展道路、发展规模和发展成果差距十分巨大。两者差距有多大？如果按人数计，计算机系教工达250余人，实验室约25人，相差10倍。从财力（科研经费）估计，计算机系年科研经费已连续两年超亿元，实验室的年科研经费约1千万元，相差也达10倍之多。从房产计计算机系占据了曹光彪大楼东、西两楼及中楼的1/2，实验室占据了紫金港校区图书信息大楼B楼4～5层及玉泉校区教1三楼一层，两者面积相差估计也有10倍之多。浙大计算机学院从1973年在无线电系成立计算机教研组算起已有35周年，实验室于1989年国家立项建设，1990年国家教委批准对外开放算起已有18周年。计算机学院与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年龄相差仅一倍，而两者规模差距却达10倍，达一个数量级的差距。差距不可谓不大！造成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学院与国家重点实验室虽同处高校之中，实质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单位，肩负不同的使命。学院拥有一级学科的支撑，肩负本科、硕士和博士高级人才培养任务，当然，浙江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学院同时承担科学研究的使命。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特有的新生事物，于1984年开始建设到2004年20周年时建成16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覆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大部分学科（领域），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基础研究的整体部署和协调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既要确保在科学前沿上探索和研究自然规律，攀登科学高峰，实现“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标，又要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储备和原创性动力，同时，对相应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带动和辐射作用，为国家培养大批高层次的优秀科技人才。简言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任务有二：一是攀登科学高峰，产出高水平的成果，在国际顶级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为国家提供科学储备和原创性动力；二是带动相应学科建设，为国家培养大批高层次优秀科技人才。我从1988年起介入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并从1989年起出任实验室主任至1997年，在任实验室主任近10年期间，我始终牢记国家对重点实验室的期望，高举基础研究大旗，以承担国家纵向科研项目为己任，特别是承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基础研究项目为己任，以发表高水平的论文为导向。基于这个理念，在实验室我一贯致力于营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倡导学科交叉，合作交流，为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成果跻身国际顶级学术舞台而努力。为达此目的我几乎放弃了横向的工业界科研项目，我对实验室成立的公司也很少关心和过问，希望以此来表明我的态度，我的指挥棒是重基础、轻应用，重论文、轻成果。然而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坦率地讲，在我任职主任期间，我努力让浙大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成果跻身世界顶级学术舞台的目标未能实现。现在看来，我倡导轻应用，轻成果的做法反过来扼制了实验室的发展——人员没有扩大，科研经费增加有限，实验室用房十年不变。记得1997年实验室第二次评估期间，国家计委科技司马德秀司长在实验室里见到我时说过一句话，“老石，实验室还是这几间房，这几个人！”说实在的，我当时听了之后并不以为然。我仍然坚持这一路线直到2005年，在访问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时思考了MSRA为何能在短短数年之间跻身国际顶级图形学舞台的原因。到2006年参加Encarnacao教授65岁生日庆典，重返Darmstadt看到Encarnacao教授高举应用大旗在20年期间独立建起了三座现代化大楼的业绩，才彻底醒悟过去轻应用的错误。通过学校统战部给学校领导写过一份党派建言“重视应用研究，加强学科与产业界联系”的建议，这份建议受到张曦书记重视，他在上面的批示达280字之多。从那年开始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宣传重视应用研究的建议。最近学院30周年庆典给我的冲击和思考莫出于我的上述反思，以及对邓小平名言“发展是硬道理”的感悟。

浙大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近20年的发展历程

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在几届主任的努力下实验室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实验室的科研特点可归纳为三点，即：倡导学科交叉，重视学术交流和合作以及坚持基础研究。实验室积累的财富就是集聚了一批我国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领域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他们的特点是水平高和年轻。实验室能够集聚这批学科精英也是得益于实验室长期坚持的学科交叉、合作交流和重基础研究的特点。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有道理的。一批有志于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的年轻人自然而然地向往我们实验室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良好的学术氛围。我们实验室多年来一直位居着国内计算机图形学学科领先地位，引领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并获国际同行的认可。我们长期形成的科研特点和积聚的人才资源为我们下一阶段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我们看到了实验室与学院在发展规模上的差距，应该认真思考我们下一阶段的路应如何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实验室领导班子应该思考。我希望实验室的每位成员也认真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及时调整方向，使下一阶段的发展之路走得更顺畅些。我的这篇短文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欣慰了！

我身在国家重点实验室，高举基础研究旗子没有错，然而我明确轻应用的做法显然是一个错误，既失去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可能也打击了同志们的积极性。我想我们实验室发展落后于学院发展步伐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我错误的指导思想和错误的指挥棒。我想正确的做法应该在坚持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应用研究，重视成果转化的两条腿走路的思路。

坚持基础研究，攀登科学高峰，实现“占有一席之地”目标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首要任务和历史使命，我们离实现这一目标还有距离仍需坚持奋斗。如前面所述，在我任实验室主任期间，努力让浙大CAD和图形学成果跻身世界顶级学术舞台的目标未能实现。然而可喜的是，坚持基础研究的大旗得到了后续几届主任的认同和贯彻，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最近两年来，署名浙江大学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已频频亮相计算机图形学国际顶级学术舞台——SIGGRAPH大会上，实现了让浙江大学图形学成果跻身国际顶级学术舞台的目标，但尚未实现“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标！我们应努力在今后数年每年都有署名浙江大学为第一作者的SIG‐GRAPH论文发表，才能真正实现浙江大学在计算机图形学国际顶级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目标。我想实验室在坚持这个目标的同时，应允许并鼓励更多人走应用研究之路，走研究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之路，将自己的多年积累应用于生产实际，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我想这样做是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因为科学创新犹如宝塔尖尖，意味着只属少数人的事业。大多数人应从事宝塔底层——应用性工作。我曾说过，“创新工作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也不是一个人整个生命周期都能做的，但每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一定能把自己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多年来我们实验室集聚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学子，个个能独当一面，只要实验室政策导向正确，无论做基础研究的，还是做应用研究的，都能各得其所，都拥有各自应得的成就感，这样，实验室的发展道路不再是高水平论文这一条独木桥，而是一条宽广的康庄大道。如果我们现有成员都成为一个方向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实验室里将开发出一片中国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新兴产业。那么，当我们10年后再来回顾今天的反思时，一定会感谢计算机学院30年庆典给我们的触动和启发，让我们大家都来反思各自走过的路，及时调整方向，让今后的路走得更顺畅些。

20.信访有感

摘要：我给ZUPO校长信箱写过几封信，反映两件事，不自觉地走上了信访之路。从我的并不复杂的信访经历，对信访工作提几点不成熟的意见。首先要规范和加强信访制度建设，让信访工作流程公开、透明、规范，让当事双方的意见能公开透明的接受群众监督和评判。其次是加强信访工作人员的培训，使信访工作人员称职、尽责。第三是答复要正面、要说理，不能高压式的和结论性的。

2008年7月25日中国青年报头版与报名并行的右上角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纪委在对信访工作责任追究作出党纪政纪规定；信访处理不当领导可被撤职”。标题用特大号黑体字刊出，十分醒目，明确告诉广大群众，党中央等领导部门高度重视信访工作的决心和有力措施，对信访工作中任何违纪行为将追究党纪和政纪，领导可被撤职。我一直认为信访是一项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措施，然而实际效果与执行人的办事态度与政策水平密切相关。鉴于正反的信访实例，中纪委等有关部门新出台的“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处分规定，必将进一步发挥信访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生的作用。

我作为一名普通群众为什么对报纸上这则消息特别感兴趣呢？这是因为自2008年5月以来我通过浙大办公网“ZUPO”上的校长信箱栏目，给有关校领导写过几封信，反映两件事：一件是建议参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园中建有遮阳长廊的做法，在紫金港校区搭建遮阳长廊，以解决夏日曝晒之苦；另一件事反映求是村“拆六建六”二期房款结算公式中存在不实的24个月过渡房租费收费项目，要求取消这一不实收费。ZUPO校长信箱由中共浙大党委办公室信访办公室管理，我就这样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信访之路。几个月来，从信访办工作人员的办事方式和有关部门的答复意见中对信访工作有了一些粗浅的看法。今天读到这则“处分规定”后更觉有必要讲出来。

我认为对那些违反信访纪律，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必须作出处分，直至撤职，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规范和加强信访制度建设工作，让信访工作流程公开、透明、规范，让当事双方，即信访人的意见和受理部门的处理意见都能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判，我想这样一定能规范当事双方的言行和行为准则。而目前信访流程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是最大的不足，使当事双方各执一词时闹得很僵。我的这一想法也是从自身并不复杂的信访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在我开始给校长信箱写信时，我总是首先选择“不公开”，因为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然而当看到受理部门作出的答复，不是不够负责，就是不够说理，只给出一个高压式的结论，或是对我的意见置之不理，不作正面答复。使我转而要求将我的信件作公开处理，希望能把我的信件和处理方的意见公开接受公众的评判。然而我错了，我虽然转而愿意公开我的信件，然而信访部门却不肯把我的信件作公开处理，即不把我的信件放到公开的校长信箱上去，从而使当事双方不能接受群众公开的监督。

我对改进当前信访工作的第二个建议是加强对信访工作人员的培训，从接待、转办、答复到政策水平等都要加强培训。当然要培训工作人员，首先要使信访工作有明确的规范可依，然后通过培训使信访工作人员成为一名合格的、有水平的信访接待人员，而不是一名不负责任的不懂业务的办事人员！我这样说也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我那封建议在紫金港校区搭建遮阳长廊信件发出后，很快有了答复。答复是这样写的：“石老师：您好！人行道上搭建遮阳棚，因涉及校园景观问题，须经学校文化建设委员会论证是否可行。谢谢来信”。这个答复意见没有署名，即不知是何人、何部门所写，同时也没有告诉我是否应由我提交校文化建设委员会批准，还是由信访部门转办，总之，这是一封不明不白的答复。我回信称无法接受这种不明不白的答复，同时指出ZUPO校长信箱中明确要求写信人署名并提供详细信息，那么答信人也应署名，这是起码对等的条件，然而给我的答复没有署名，可见是一封不负责任的答复。我从这一经历中感觉到我校信访办工作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需要加强培训，以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低级错误。我的拒绝接受信发出后，很快收到了信访办署名的回信，称已将我的建议交校后勤管理处办理。校后勤管理处毛一平副处长亲自打电话给我了解情况，后又带着与校基建处讨论意见到办公室与我沟通。我感谢校后勤管理处迅速行动和与我及时沟通的工作作风，然而在这一件事情处理全过程中我看不到学校有关主管的意见是什么。在今天体制下，若无主管的意见，仅仅交职能部门就事论事的讨论，完全是一件浪费时间的游戏，因为职能部门可以有100个应办的理由，也可以有100个不应办的理由，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一信访实例中可以看到不仅信访工作人员要培训，有关主管领导同样需要培训，学习如何处理信访，表明自己的意见，而不是简单交职能部门处理了事。

我反映的第二件事，即求是村“拆六建六”二期房款结算公式中存在不实收费项目一事。我单独署名给张土乔副校长写过5封信，发展到由周培源、吴兆立、胡上序和我四人署名给张副校长写信，到最近由求是村“拆六建六”二期全体拆迁户签名给浙江大学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写信，可见事态正在不断发展之中。这个过程已长达4个月之久，期间校房产处与拆迁户代表开过两次沟通会，张副校长亲自到石教英在紫金港的办公室沟通过一次，双方沟通不可谓不充分，然而分歧依旧，原因何在？是拆迁户不讲道理还是校房产处不讲道理？我想这可以从校房产处在6月14日通过ZUPO校长信箱我给张副校长信的答复意见中看出。这条答复意见只有一行字“经校住房委员会主任会议6月4日会议讨论认为现行拆迁政策不能改变，请谅解，校房产处”。我认为这个答复不是说理的，没有正面回答拆迁户提出的两条质疑：一是我们没有过渡期，为何要付24个月过渡房租费；二是这一结算公式是学校单方面强加给拆迁户的，不是当事双方事先协商确定的。房产处的答复不是以理服人的，是纯粹高压式的结论，是毫无说服力的。我认为房产处的答复意见是有违信访纪律的，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实际后果是激发了事态的发展态势——从1人写信，到4人联名写信，到全体拆迁户签名写信；从给主管张副校长写信，到给浙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写信。拆迁户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据理指出房产处制定的结算公式中过渡月数这一参数有误，不应是“24”，而是应该为“0”。这样一起说理的信访事件，得到的是不说理的答复，因此是有违中央信访纪律的，应该纠正。房产处应首先正面回答我们的过渡期究竟是24个月还是0个月。若是“0”个月的过渡期，为何可以向我们收取24个月过渡房租费，而不能用住房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一句话来搪塞群众的意见！这条答复意见的署名也不规范。我的信是写给张副校长的，回信人应该是张副校长。当然副校长公务繁忙，无暇作答，可请秘书或下属代答。这样做都是正常的，但代答者应明确说明是“应邀代答”，然而给我的答复却直接署名“校房产处”。这同样是对信访人的不尊重！

我以自身经历的并不复杂的两起信访例子中，体会到信访工作需要规范，当事双方意见应该公开，透明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判，信访工作人员到有关主管领导应加强学习和培训，以规范自己的言行，有利于发挥信访的效率，当然对严重违背信访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

21.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呼吁更加开放的世界一流的管理理念——作为校统战部“党派建言”报送校领导

摘要　在实施“985”计划十年来，作为高校的一名老教师，一直从寻找教师队伍自身不足探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路。今年5月一次访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的经历，看到了NTU高层管理队伍的国际化，学生队伍的国际化，以及国际一流的管理理念，使我认识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一支世界一流的人才队伍，但更需要开放的世界一流的管理理念，并提出以下建议：①抓学科的战略研究和规划工作；②配合学科规划抓体制和机制改革；③抓人事改革，探索试点终生教职制度，切实促进人才流动；④改革学术评价标准，放弃以论文发表为导向的评价标准转向与国际接轨的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评价标准，若浙大能早走一步，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自从我国实施“985”计划以来，浙大上下谈论、关心浙江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展已有十年之久。我作为一名浙大老教师同样十分关心这件事。2005年初在访问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回来后向学校有关领导写过一份材料“关于MSRA成功原因的思考”，分析MSRA能在短短6年内建设成为国际顶级的研究院的原因就在于她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学术领军人物。2007年彭群生教授与我联名通过校统战部写过一份党派建言：“对浙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这份材料也从人才角度，也就是从浙大教师队伍与世界一流大学人才的差距着眼来思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议。作为一名浙大教授，从寻找自身不足出发来探索浙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路是很自然的。应该坦率地承认，今天浙大教授队伍整体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教授队伍相比有较大差距，特别是缺乏国际一流的学术领军人物已成为制约因素。然而，今年5月初我访问了一次NTU，应邀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使我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路有了180度转变，有了全新的思考，于是有了本文的题目。我现在想表达的思想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致是拥有一批国际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人才队伍，但更需要的是开放的世界一流的管理理念。或者说，有了更加开放的世界一流的管理理念，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将迎刃而解，当然需假以时日。也可以说我们今天面临的人才队伍建设中的死结都是源于管理理念问题。那么是访问中的哪些见闻使我有了上述全新的思考。

我应邀参加的国际研讨会的议题是“交互式数字媒体”，是南洋理工大学校方组织的会议，共邀请26名国际著名专家，来自亚洲的仅两名，来自北大和浙大。会议旨在通过研讨达成共识，把NTU校内计算机学院、电子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以及教育学院等相关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新的全校性的媒体创新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a Innovation, IMI）。IMI跨多个学院，人才，成果来自多个学院，学校起组织作用并提供必要的资源，然后以IMI为基础向新加坡申请国家级研究基地。我不介绍这次国际研讨会学术成就。介绍几件看到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流的校级管理见闻。

管理人才的国际化。这次国际研讨会邀请信由校长办公室高级科研主管Tony Mayer，一名英籍雇员签发，研讨会自始至终由学校主管科研副校长Berti Anderson教授主持。Anderson曾主管欧盟科学基金事务，也是现任瑞典皇家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下面还会提到这位Anderson的作用。本次研讨会成果是成立IMI。IMI的首任所长聘请德国媒体通信研究所原所长Martin Reiser教授担任，副所长一位是计算机学院原院长，另一位是艺术学院美籍Pensyl William Russell副教授。我在这一次活动中就接触了NTU多名高级外籍管理人员，可见NTU管理层人才之国际化现状。

Anderson在NTU掀起的终生教职风波。NTU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林峰博士，也是浙大校友，告诉我NTU今年晋升终生教职的一场风波。这次共有140余名教师申请，据说由于主管科研副校长Anderson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只有不足1/3（约40余名）教师获得终生教职。未获终生教职的年轻教师可再申请一次，大多数人将只获一年合同后，必须离开NTU。Anderson在NTU掀起了一场人事风波，对于NTU教师队伍形成巨大冲击。林峰告诉我一名年轻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从从教到从政，由于从政影响教学科研业绩，在本次申请中落选后，毅然放弃学校中层管理岗位，重新回到教学岗位的故事。林峰讲述的这个故事有两点启发，一是NTU引进的高层（校级）管理人员，是真正有职有权的，是称职尽责的国际一流的管理人才；另一点是国际一流大学通行的终身教职制度是一项促进人才流动的行之有效的举措。听说我国也有个别高校开始执行这一举措，是一可喜的尝试。

NTU学生队伍的国际化。林峰邀我参观了他的实验室，介绍了他的研究课题和学生队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学生队伍可称得上一个小联合国。他正在从事的一项三维细胞级立体内窥镜项目组由五名学生组成，分别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林峰博士已获NTU终生副教授教职，成绩卓著。从林峰课题组组成可见NTU是一所国际化的一流大学。

NTU校园建筑风格多样与主行政大楼的简朴形成显明对比，另外贯穿校园内的遮阳长廊十分人性化。我曾通过ZUPO校长信箱向有关校领导建议在紫金港校区仿NTU搭建遮阳长廊以解决夏季烈日曝晒之苦。可喜的是这一封信已转校后勤管理处办理，不足的是没有主管领导的决策意见。若让不同职能部门就事论事的讨论，可以有应办的一百个理由，也可以有不应办的一百个理由，将会浪费有关职能部门的时间，因此我认为首先应该由主管领导作出判断和决策。

我没有提及参加学术研讨会在业务方面的收获。实际上业务上的收获也很大，因为这次会议邀请专家涵盖了数字媒体领域从技术到艺术、设计和应用等方面的国际顶级专家，特别强调交互式数字媒体在内容上的创新，具有指导意义。然而我感到收获更大的是使我意识到建设国际一流大学需要更加开放的国际一流的管理理念和人才国际化，改变了过去一直把学术领军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作为头等重要任务的观点，转向呼吁更开放的国际一流的管理理念。在当前浙江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时刻，我想提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供校领导参考。（1）抓学科的战略研究和规划工作，确定学科的定位和目标，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找到正确的奋斗目标和举措。然而，我感到目前学科带头人，或行政首长大多忙于日常事务，忽视了抓本学科战略研究和规划工作。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我这里提出抓战略研究和规划工作，要求正式立项组织课题组作为期不短于一年的研究，最后提出学科3年、5年、10年的发展规划报告，不是开几次研讨会可以了事的。（2）抓体制和机制改革，配合战略研究制定的总体规划，制定配套的改革措施和实施细节。具体有以下几点粗浅看法：把包括人、财、物在内的权力下放到学科；学科带头人有职、有责、有权。学科带头人有责任实现战略规划目标，同时拥有包括人事生杀大权和资源分配大权；探索进一步发挥学科教授会议作用从咨询到监督，直至决策的机制。（3）抓人事改革，探索试点终生教职制度，切实促进人才流动；探索教师年薪制和新的工资体系；探索博士生的准员工管理体制以及提高博士生待遇，增强浙大科研实力。（4）改革学术评价标准。最近看到一则报道，称美国计算机高峰代表团向美国科学基金会（NSF）提交的中国计算机科学研究与教育调查报告指出“美国科学家主要从事impact‐oriented基础研究，而中国则从事publication‐oriented实用研究，认为双方关心的科学问题和评价标准有很大不同。这可能成为双方深度合作交流的障碍”。不得不佩服，美国代表团凭着一次访问就洞察了中国计算机科研与教育的评价标准的弊端。报告最后一句话，实际上是说中国计算机科学家将无资格与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在学术上对话。当我们还津津乐道SCI论文数第一，科研经费数、获奖数、各类人才称号数等评价标准时，美国科学家已经作出了如此高傲的结论，真的应该引起我们深思了！是抛弃那些带有中国国情的评价标准的时候了，是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以impact为导向的评价标准的时候了！我认为impact可分为学术影响力和产业影响力两个方面来衡量，学科的学术影响力是指本学科能否在国际顶级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能否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频频亮相。学科的产业影响力是指本学科在产业界的地位——我说不好具体用什么指标来衡量这一影响力。如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往往会通过关系开具证明给出不实的效益，很多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大奖的；如用专利数来衡量，那么多卖不出去的专利究竟有什么用？来自企业的科研经费数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指标。总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如果我们浙大能早走出一步，必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20年前浙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走上定量考核之路，为浙大今天奠定了坚实基础。我有幸亲历这一变革，对一流管理的作用有深切的体会，希望浙大能再一次先走一步，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出新贡献。

22.基于近年来几次求医经历对新医改的一点思考

人一进入老年，就多病，就要求医，恐怕这是一个无人能回避的规律。近年来，我有过几次求医经历，感慨颇多，并形成了针对当前国人热议的“看病贵”、“看病难”和“医患关系紧张”三个话题的一点思考。这点思考是我作为病人，从多次不愉快和愉快的求医经历后思考提出的，可以看做病人方的一家之言，一孔之见。

今年我国启动了新医疗体制改革，成为社会民生问题的热点。媒体把旧医疗体制的弊端简洁地归纳为“看病贵”、“看病难”和“医患关系紧张”三句话。我欣赏这几句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心声的通俗明了的大白话。然而，怎样理解这三句话，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因此需要大家参与，说出不同阶层人群的心声，才能作出正确的理解。当然，要解决这三句话背后的所有问题就更难了！这里将体现政治决断和行政决策。我们期盼这轮新医改能较好地解决上述三个难题。

一、先讲我的一次愉快的求医经历

——2009年7月30日和31日的双眼白内障手术

记得在2005年初我还拥有自由阅读的能力。我利用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访问三个月时间，读了一批基于图像建模和绘制的最新文献，并写成了一篇综述报告，于当年5月在我实验室召开的图形学学科研讨会上作了报告。现在想来，这是我独立完成的最后一篇综述报告。到了2006年4月16日，在我的生日庆祝会上，我读我的发言稿时，感觉字体有点模糊，读得有点吃力，才意识到我的视力出了问题。2006年夏我独自去浙医二院眼科中心，一位年轻的女医师检查之后，告䜣我这是老年人的通病，没有什么关系。这位医生甚至没有告诉我得的是白内障。2007年春学校高知体检时，告诉我白内障已经较严重了。到2008年春体检时，我的右眼视力为0.3、左眼视力为0.5，已经失去自由阅读的能力和兴趣。2009年春体检时，我的右眼视力为0.1，左眼视力为0.3，阅读电子邮件都要用到放大镜了。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因为瞳孔缩小，过马路时都看不清马路对面的红绿灯。学生们一直非常关心我的眼疾，王总辉早就上网查了白内障手术的条件，告诉我，我国成熟的技术是视力为0.1，国外技术是视力为0.3，好的技术是视力为0.5即可做，建议我早动手术，早解决问题。然而，我迟迟下不了动手术的决心，因为我受到铺天盖地的关于医风败坏报道的影响，加上我在2008年秋求医皮肤病时的不愉快经历，使我对医院和医生抱有深深的戒意。我曾在不同场合公开讲过，只有遇到高烧和骨折之类不得不治，且又有把握治愈的病症时才会去医院。在我白内障病症快速发展的这段时间，实际也是我职业生涯的收官期，同时也是硕果收获期。最近四年我有13名博士生毕业；2005年我主持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顺利通过验收，被评为A等；2008年我承担的最后一项国家级项目——973子项目也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得91分多；近年来我学生的论文质量也有进展。2007年、2008年我的博士生孙鑫和2009年宋滢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各有一篇署名浙大的第一作者的图形学国际顶级学术会议SIGGRAPH论文发表，他们的成就也实现了我最后20年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中一直追求的“占有一席之地”目标的愿望。2008年和2010年分别有一本译著和一本专著问世。这些繁重文字工作大大加速了白内障恶化，2009年时放大2倍的放大镜已经不解决问题了，我到了不得不用放大10倍的放大镜才能工作的地步，我才下定决心做白内障摘除手术。

最近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吕宁思总结了中国人的思维定式：“一提到XX，就想到YY”，其中一条定式是：“一提到办事，就想到找关系”。我作为中国人，怎能免俗！我完完全全地落入了定式：“一提到手术，就想到找关系”。作为一个72岁老人，只要想找关系帮助手术，关系还是找得到的。我如愿地通过关系挂上了浙医二院眼科中心主任姚克教授的专家号，于是有了我在这一节开头时提到的“一次愉快的求医经历”。我所谓“愉快”是指求医过程效率高，手术效果好。我的这次求医过程只经过两次门诊，一次住院手术就高效率地完成了求医过程。双眼的白内障手术是在2009年7月30日和31日由姚克教授主刀，在其团队配合下顺利完成。手术圆满，不痛、不红、不肿、不流水。手术效果尤佳，术后我的双眼视力均达1.0。我在给姚克教授的感谢信中写道：“是姚克教授及其领导的团队还了我重新感受色彩和光影奇妙魅力的能力，使我重燃了安度晚年的信心。是姚克教授及其团队还了我自由阅读的能力，使我重得随心所欲获取知识的乐趣。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更看重自由阅读的能力和随心所欲获取知识的乐趣，因为它是我欢度晚年的保证”。由于医嘱要求术后有三个月的稳定期，因此，这段时间必须控制用眼时间和强度，尽量控制阅读的冲动。然而，手术成功带给我重新感受色彩和光影魅力的能力使我有一种新生感——一种十分奇妙的新鲜感！记得出院那天，儿子石嘉定开车来接，回家路上我一直喋喋不休地讲出我重新看清楚的字迹——商店招牌、路牌、交通指示牌……以及西湖山水的亲切感。回到家里，更是对一切充满新鲜感，重新感到家里挂着的几幅画作的色彩有多么鲜艳，重新感受到我收藏的美石是那么可爱，因为在我视力严重恶化时间，我对昔日狂热痴迷过的美石曾失去过兴趣！在屋顶露台花园里，鲜艳的各色月季花，两棵硕大的红石榴，以及植物翠绿的嫩芽……一切生机勃勃；远处北高峰的电视塔也清晰可见；有趣的是邻居叶澄清家露台上黄色的丝瓜花是那么可亲，因为妻子早就告诉过我叶家种的丝瓜已经开花了，然而我却看不见它们的模样，今天我可以清楚地数清一朵、两朵、三朵……金黄的丝瓜花。生活真的是太美好了！世界真的是太美丽了！再次感谢姚克教授及其领导的浙医二院眼科中心全体医务工作者，是你们给了我重新感受美好生活的能力，谢谢！

二、再讲两次不愉快的求医经历

最近一次不愉快的求医经历是2008年10月的一次住院经历——住院两周，花费超7000元，其中自费负担达1700元，疗效为零，因为我拖了两条水肿的腿入院，拖了两条同样水肿的腿离开医院。经同事介绍，找了一位退休的老中医，吃了三天中药后，两条水肿的腿就消肿了。住院期间做了全身检查，动用了CT、核磁、B超等仪器，还抽了一大罐血，我既未被告知查什么，也未被告知检查结果是什么。我忍不住问了查房医生，“我的检查结果如何”，那位医生看了我一眼冷冷地答道：“有问题会告诉你的”，就再无下文。我根据他的话，理解为：医生没有告诉我有问题，因此我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我的症状没有明显改善，我们选择了离开，逃一样地离开！这是一起典型的“看病贵，看病难”的案例，说实在，我不是负担不起这1700元费用，但我仍然认为既贵、且难，因为我的病情没有缓解！选择离开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治疗，这就是我想要说的一次不愉快的求医经历。

我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呢？症状是全身瘙痒，已历时一年有余。开始时作为老年性皮肤干燥症来对待，洗澡后，涂一点凡士林护肤膏。女儿从美国带来了适用于干性皮肤的护肤膏，暑假回国探亲时，专门又带回了一种加厚的凡士林护肤膏。开始时，尚能解决一点问题，到了2008年10月时病情加重，全身瘙痒难忍，每天早上起床时，床边会有一堆皮屑，洗完澡，下肢往往被抓得淋巴液直流。常言道“痛可忍，痒无法忍”，往往不能自控而抓破皮肤，于是决定住院求医。医生告知我得的是湿疹性红皮病，经全身体检，排除了肿瘤因素，告诉我可能是免疫力下降引起了红皮病。一个70多岁的老人，免疫力哪有不下降的！如果要从提高自身免疫力来治好我的皮肤病，可以讲是一条十分漫长的治疗路径，我住了两周院，病情无丝毫改善情况下，决定离开。

我二妹妹告诉我，母亲在70岁时也得过全身性瘙痒症，到处求医，前后有半年之久，用了多种药膏，后来就痊愈了，但已记不得药膏的名称了。难道我这个毛病是基因引起的遗传疾病？我母亲今年94岁，身体十分健康，无高血压、无高血脂、无糖尿病，生活自理能力强，思维敏捷。她现在偶尔还和邻居老太太一起打打麻将，她还会赢那些比她年轻的老太太。然而我的体型像父亲，有高血压症和白内障也像父亲，现在皮肤病又像母亲，难道遗传的都是不好的特征，真是不可思议的遗传因素？自然，母亲的皮肤病能痊愈、康复也增强了我治愈的信心，但当时却有走投无路之感。

前面提到过，出院后，找了一位老中医，老中医治湿症可谓手到病治，三天见效，两条水肿的腿很快消肿了，然而全身瘙痒症却疗效不明显。问了老中医治疗思路，答曰：“扶正”。我问何谓“扶正”。老中医告诉我，“扶正就是提高免疫力”。他的回答使我失去了治疗信心，因为我深信通过提高自身免疫力来根除我的皮肤病是一条遥遥无期的路！吃了两个月中药，瘙痒症无进展后，又决定中断中医之路。

在走投无路之际，妻子想起了她两年前曾经用过的一种治皮肤湿气的“肤清霜”药膏。妻子找出早已过期的药膏，重读了说明书，感到可以试一试，因为说明书上说这是一种中药，没有一般激素类药膏通常说明的“不能大面积使用”和“不要超过一个疗程”等话语。妻子决定用仅有的两支过期的“肤清霜”给我试一试，看看是否有效果。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疗效十分显著，用一次，好一次，很快仅有的两支药膏就用完了。问题是这种药膏在杭州所有药店都买不到，杭州药店都不出售这种药膏，原因不明。妻子的药膏是她姐姐两年前从天津寄给她的。妻子打电话给她姐姐任以兰求助，请她在天津买了快件邮寄过来。肤清霜在天津市价是14元/支。很快，任以兰就给我们寄了20支过来。后来儿子知道后，在淘宝网上，找到浙江安吉和丽水两地有肤清霜出售。我们当即决定网购。网购价仅售7元/支，较天津零售价便宜一半。这个药价究竟是怎回事，真是天知道？！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用这7元一支的肤清霜药膏近一个月，折磨我一年有余的全身瘙痒病症彻底痊愈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我住院期间，医生也给我用过好几种药膏，还告诉我都是本院自行研制的疗效甚好的药膏，事实上，对我来讲医院研制的药膏一点作用也没有。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肤清霜这种武汉生产的成药为什么整个杭州都买不到？我百思不得其解！看来，我得的既不是绝症，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而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那么为什么一所三甲大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医师看不好这类常见病？我的看法不是这几位主任医师不学无术，而是不专心、不用心！因为他（她）们知道，我得的不是绝症，所以不放在他（她）们心里，我想这就是“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本原因。花小钱能治好的病，我花了7000多元，还住了两个星期院都治不好，看病真的是既贵又难，“贵”在看不好病，“难”在还是看不好病！

现在讲我的另一次不愉快的求医经历。大约8～9年前，我患的还是一种皮肤病，十个手指头轮流裂开一个小口子。一个手指头上开裂一个5～6mm小口子过几天就会愈合，而另一个手指头上又会裂开一个小口子。常言道十指连心，手指头上有一个小口子，碰到水就疼痛难忍，所以生活十分不便，小心谨慎地不让开裂的手指碰到水，然而意外总会发生，因此那段时间真的痛苦万分！我去了杭州一家以皮肤科闻名的医院求医，当然也找了一些关系，希望能治好。然而事与愿违，大约去看了有半年之久的医生，吃药检查，涂过多种医院自行研制的药膏，病情没有一丝改善。也是在走投无路之际，到浙大医院皮肤科看了一次，浙大的那位年轻医生让我用一种成药“皮肤康”洗液浸泡开裂的手指头试一试。我开始接触这种市场上随处可以买到的成药。我除了一天浸泡几次外，另外在晚上睡觉时，用皮肤康原汁涂抹在开裂的手指头上，再把手指包扎起来，让药水的作用时间更长一些。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折磨了我半年之久的手指皮肤开裂症就用这极其普通的，然而功效神奇的“皮肤康”药液治愈了！为什么以皮肤科著称的，托关系找到的皮肤科专家治不好我的病，而浙大医院一位年轻医生用市场上普通的成药却轻而易举地治好了我的病？是专家不专还是我校年轻医生的运气好？我不知道，也无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我的感觉还是这些大医院的医生不专心！不用心！因为他（她）们实在太忙了！

三、基于我的几次求医经历对新医改的一点思考

今年是我国新医疗体制的改革年，国家新医改方案已经形成并开始实施，说实在的我并不了解新医改的诸多细节，然而我感到国家将要增加投入，扩大医保范围和水平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还是关心如何才能解决“看病贵”、“看病难”和“医患关系紧张”这三个难题。

首先，如何理解“看病贵”和“看病难”这一命题。众所周知，看病哪有不花钱的！然而钱要花得合理，化得值。妻子十年前在美国女儿家探亲时曾在美国加州看过一次病，挂号费是100美元，作了一些眼科检查后，确诊为“飞蚊症”，一种近视眼的常见病，告知不必治疗，观察一下即可。我这次看白内障，第一次门诊挂专家号是50元，第二次复诊挂号费是9元。我们浙大医院门诊的挂号费仅1元钱。那么，群众为什么还会有“看病贵”的感觉呢？我首先要表达的看法是“每次1元的挂号费”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收费。由于挂号费不合理了，根据拆东墙补西墙的道理，一定会造成医院其他收费的不合理，从而给人医院收费处处不合理的感觉。相反，我不认为我付的第一次专家门诊挂号费50元是贵的，我觉得付得值！我只经过两次门诊就进入手术，治疗效率真的非常高！手术效果尤其理想。虽然，一只眼的白内障手术费用约为6000元，我个人需承担2000元。根据我的经济能力，我认为承担这一笔费用并不贵！尤其是治好了我的病！同样，我认为妻子在美国看病时付的100美元挂号费并不贵，而是合理的。特别是医生作出了正确的诊断，避免了后续费用。根据我经历的那两次不愉快的求医经历，我认为看病是真的贵！真的难！因为我花了钱和时间，又看不好我的病。事实又是我用了市场上廉价的成药最终解除了我的病痛，那么我通过关系找的三甲医院里专家级的主任医师们为什么束手无策，不了了之呢？是他们不学无术徒有虚名，还是另有原因呢？我的观察是这都是当今社会的浮躁风造成的。我那两次不愉快的求医经验归结为医生的不专心和不用心，因为他（她）们每次给我看病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我在住院期间，通过住院部看了一次中医。一位中医科主任医师来看的，一听我是看皮肤病，他直接告诉我他不懂皮肤病。我的回答是“我是看中医，希望从中医角度看看我的毛病”。他说“那好吧”，说完伸出手在我的左右手腕处各碰了一下，就算搭过脉了，就开始开药方。我用“碰”了一下来形容这位中医主任医生的搭脉方式绝对不是夸张。我还可以用“摸了一下”来形容他的搭脉方式，他的手和我的手腕的接触时间不会超过3秒钟！所以我只能称医生这样的看病方式真的是很不用心，很不专心！这样，医生看不好病人的病也是必然的了！我从近年来几次求医经历中得出一个思考：“只要能看好病，病人就不会斤斤计较‘贵’和‘难’，医患关系也一定是融洽的”。这是我给姚克教授感谢信中的一句话，反之，若病人的病久治不愈，那么再有经济实力的病人，也会感到“贵”和“难”。“能看好病人的病”难做到吗？我的看法是既难，也不难。难在看好少数绝症和疑难杂症；不难在于看好大多数常见病。一位医生若能治好绝症或疑难杂症患者，他将一举成名，在业界树立自己的地位。当然，他将受到患者的尊敬和感谢，成为一代名医。然而一位医生治不好患绝症或疑难杂症的病人，只要努力了，认真、专心地治了，也会获得病人的谅解。另一方面，患绝症和疑难杂症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病人患的是常见病。当代医学科学的诊断技术和医疗技术都已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治愈常见病应具较高的把握。然而，今天国人的心目中只有那些为数不多的三甲医院才是可信的医院，造成著名三甲医院一号难求，于是什么挂号中介公司、挂号贩子、预约挂号等应运而生，我并不认为这些措施能缓解看病难，丝毫也改变不了看病难的局面。于是医务界里盛行一种“允许医生多点执业”来缓解高水平医生稀缺难题的观点。一位医生允许在多家医院行医可行吗，应该吗，能缓解高水平医生稀缺难题吗？首先，这样做丝毫也缓解不了这个难题，因为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是一定的，甲院的医生到乙院去行医了，表面上似乎提高了乙院的实力，但同时降低了甲院的实力。在不能缓解矛盾的同时，由于允许一名医生可在多家医院行医一定会带来许多新的矛盾和混乱，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怎样让高水平医生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一个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定存在各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借鉴这些办法是当务之急，而不宜鼓噪新的浮躁风气。

解决高水平医生稀缺问题的最根本途径是提高医生的业务水平和端正医风。当前医务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医风不正。我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深感教风不严、学风不正是今天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高校招生规模扩大不仅不会带来正面的效果，反而会造成质量滑坡。我这样说绝不是危言耸听，是实实在在的危机。今天医风不正首先表现在医生作风的浮躁上，对待病人不专心、不用心，使一批常见病患者不是久治不愈，就是过度治疗，使病人因治不好病而有看病贵、看病难的感觉。因此，新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除推行已定各项措施外，我有如下建议：（1）抓医风整顿工作。我深信，一旦医生专心了、用心了，浮躁少了，一般常见病的治愈率高了，病人不会再拥向三甲医院了，看病难将得到彻底解决。（2）整顿医院各项收费，改正不合理的收费，如1元/次的挂号费以及虚高的药费。规范各项医和药的收费后，医院里各项收费合理了，经得起检查了，医院也不必怕人说“看病贵”。（3）改革医生的工资制度，医生不是计件工群体，不应多劳多得，医生应有稳定的、相对较高的工资收入，这样才能保证他们专心工作。改革医生的工资制度是消除医生浮躁风和不正医风的关键。当然，医生工资提高后，除合法的知识产权收入外应严正杜绝一切灰色收入和奖金。

23.中国需要“知行合一”的大学校长

2010年8月2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中国需要什么样大学校长——部分大学校长缅怀钱伟长，畅谈大学精神》的报道。多名国内一流大学校长接受采访就“大学校长的首要目标”，“大学校长不是官”和“大学校长应该捍卫大学精神”等话题谈了自己的办学理念。我看他们的办学理念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面对我国拥有这样一批办学理念完全正确的大学校长，我国高校为什么没有得到广大群众应有的认可，反而是群众意见最多的领域之一：如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何没有明确答案；反映高校学术腐败的“汪朱事件”为何迟迟没有结论；众所周知的高校青年教师生态环境恶劣问题得不到解决；学风浮躁越演越烈，影响到学生作业抄袭成风等等，问题成堆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这篇报道中大学校长们只谈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不谈大学现状和实际举措，反映出我们大学校长们知得多，说得好，但行得少，没有做到先贤王守仁（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说。“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问题，有人强调知行的先后、有人强调知行的难易，直到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淡化了先后，难易等要素，突出强调“合一”性是极其高明，也是极其正确的。今年夏天我有机会参观了余姚王阳明故居，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次认识了这位伟大先贤的心学学说。我特别欣赏他的“知行合一”说，就不自觉地用它来解释这篇报道。当然有些问题，如“钱学森之问”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但作为大学校长的首要目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