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露丝·古德曼（Ruth Goodman）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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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维多利亚人：英国维多利亚大时代的秘密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为一名维多利亚人／（英）露丝·古德曼著；亓贰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218-12717-0
Ⅰ．①成… Ⅱ．①露… ②亓… Ⅲ．①英国—历史—研究—1837-1901 Ⅳ．①K56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7041号How to be a VictorianText Copyright © Ruth Goodman, 2013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Penguin Books Ltd.First published 2013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Copies of this translated edition sold without a Penguin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All rights reserved.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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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中资出版社）授权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CHENGWEI YI MING WEIDUOLIYAREN成为一名维多利亚人［英］露丝·古德曼 著 亓 贰 译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出版人：肖风华策 划：中资海派执行策划：黄 河 桂 林责任编辑：胡艺超 梁敏岚特约编辑：韩周航版式设计：吴惠婷封面设计：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传 真：（020）83780199网 址：http://www.gdpph.com印 刷：深圳市东亚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开 本：787mm×1092mm 1/16印 张：23 字 数：319千版 次：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定 价：59.80元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售书热线：（020）83795240致中国读者的信
你们好，感谢你们与我一起踏上此次发现之旅，共同体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我仔细研究了那个时代的书籍和其他各种文献，更亲身以维多利亚人的生活方式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衷心希望你们能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感到快乐，就像我在写作本书时所感受到的那样。露丝•古德曼权威推荐《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古德曼称自己为“英国的历史学家”，她因参加“重现英国历史”系列节目而成名。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药铺》《维多利亚时期的农场》等节目中，她连续几个月像19世纪的先辈一样劳作、打扮、饮食和沐浴，或者说不沐浴。她对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和政客的生活并不感兴趣，却对像“你我”一样的维多利亚普通人的生活兴趣盎然。本书描写的就是你我的生活……如果你想知道他们的外表、音容笑貌、想法和体味，那么再也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指南了。《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紧身胸衣、童工以及性道德恐惧，这本书通过描写维多利亚时代男女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妙趣横生的图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古德曼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农场待了一年，写成了本书。她像个亲切的朋友，与我们分享了维多利亚时代各个阶层的生活，时间跨度长达60年。《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在这本无可挑剔的研究报告中，古德曼自身的冒险“生活史”肯定会让读者惊奇万分……（她）妙趣横生地为我们描述了面临着时代巨变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功向我们展示了一段“更加私密、个人化和客观的历史”。埃琳·恩特拉达·凯莉（Erin Entrada Kelly）《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评论员
古德曼技巧娴熟地以一种平易近人、引人入胜、感悟深刻的散文形式，创造了一幅维多利亚时代的日常场景图……让读者欲罢不能。亚历山德拉·金博尔（Alexandra Kimball）《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如果将与现在截然不同的过去看作一个陌生的国度，我们能有博学的露丝·古德曼做向导是多么幸运……虽然古德曼着迷于过去的事物，但她并不盲目崇拜它们，或者将它们浪漫化。她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实事求是者……这本书对我们有巨大的启示。《纽约客》（The New Yorker）
这本书非常有趣……古德曼将专业知识与历史情境结合起来，为了解释女性为什么穿紧身胸衣，她甚至自己动手做了一件来穿……这本书巨细无遗地描写了诸多细节，比如购买一张新的地铁票，用有麻醉作用的奎宁水为婴儿治病，追踪同性恋等等，不得不说它使人如临其境。帕特里夏·哈根（Patricia Hagen）《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古德曼的研究无可挑剔，她满腔热情地引领着读者穿越到普通的一天中，深入浅出地向我们揭示了生活的种种怪诞……尽管这本书分了很多章节，但我是像读小说一样一口气将它读完的，因为我实在很想知道这本书接下去会说些什么。凯特·塔特尔（Kate Tuttle）《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本书用诙谐的笔法对君主统治时期的生活进行了描摹……古德曼对史实力求精准，为此她甚至对妇女胸衣和家庭治疗方法做了亲身试验。为了写就此书，她“深入调查了饥饿、疾病、超负荷工作和虐待”等沉重话题。其中最让人痛心的是，维多利亚小孩的工作负荷比现在的成人还大，他们常常饿着肚子工作，有时甚至需要在危险和可怕的环境中作业。本书深意极大，描述了那些受难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成为一名维多利亚人》读来令人身心愉悦！A.N.威尔逊（A. N. Wilson）《成为一名维多利亚人》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朱迪丝·弗兰德斯（Judith Flanders）《成为一名维多利亚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前言 大时代，小人物
我想探索一种更亲切、更亲近，也更具生命力的历史，它歌颂平凡，描绘普通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活，讲述他们是如何与周围的真实世界相互作用的。我想走进我们祖先的心灵，见证他们的希望、恐惧和观念，不管它们看起来有多么微不足道。总之，我正在探索的是那些能构成日常生活的历史。在那样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中生活，我们究竟会有怎样的感触呢？
对我而言，研究历史更像是一种兴趣爱好。然而，当这朵小小的火花闪现，并逐渐燃烧成激情后，研究历史最终成为我的专业。最开始的时候，我常依靠为数不多的几次实验来理解过去。我很乐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来鼓捣前人创造或使用的小物件和工具，也愿意亲身尝试那些方法和配方。
比如，在西萨塞克斯郡一家小博物馆的抽屉里躺着的那件深色羊毛外套，它磨损严重，缝着大块补丁，曾属于一位19世纪80年代的农场劳工。透过这件外套，我能想象到这名劳工流着汗工作的样子。他的汗液将衣服晕出一块块污渍，最终只得脱下衣服，冻得瑟瑟发抖；而他的妻子则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来仔细地缝补衣缝。如果你细细观察，会发现在袖扣的旁边，针脚还清晰可见。当看着这工整而细密的修补痕迹时，我又想起了维多利亚工人阶级孩子在学校里使用的缝纫课本。通过在书架上查找相关信息，我又找到了一系列维多利亚时期的操作指南，上面配有漂亮的手绘图解。只需拿上针和线，我就能按照指南来缝补衣服上的裂缝了。这名劳工的妻子手艺显然很纯熟（尤其是跟手忙脚乱的我相比）。那么，四个新的问题诞生了。这种缝纫教育究竟普及到了何种程度？承担这项修补工作的都是女性吗？鉴于我得花上一小时来完成，我的维多利亚祖先是否比我更麻利呢？她们会把这样一项家庭琐事安排在一天的何时来进行呢？
这种私人的生活细节使我与过去的人们联系起来，同时，它也为历史的大主题提供了一条路径。鉴于男士外套上的一小块污渍能引起关于大众教育性质，或纺织工业状况的探讨，那么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宏观缩影也能带我们回顾微观的个体。国际反奴隶制运动和美国内战造成了棉纺织业的崩盘，驱使纺织工人回到饥饿之中。这将导致外套价格上涨，缝补衣服成为一种必然。
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延续了60多个年头，其间发生了跨越社会、政治和经济多个领域的变化革新。各行各业几经浮沉，而科技革命颠覆了旧时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人们的是非观受到了挑战，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立法。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谁还能够确切地了解当一个维多利亚人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本书是我的首次尝试。不妨跟随我的痴迷、疑惑和兴趣来开启个人探险，尽管我有很多遗漏之处，而且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更详细地讲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制度变革。但我的目的是探索维多利亚子民的日常生活，带领你们到我去过的地方，去寻找那个时代的人们。
我选择按照那个时代的日常节奏来描述，故事开始于晨间醒来，结束于紧闭的卧房门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阅读维多利亚人留下的日记、信件和自传，以及那时广为传播的杂志和报纸、广告和建议手册，并通过那些私人的思想和感受来讲述并重塑当时的舆论。日常生活的惊鸿一瞥来自于那些被人们遗忘在身后的事物，从衣服到剃须刷、玩具、车票和炖锅。更多正式的规则条例和规章制度——从启用白线来划出足球场地，到制定学校的毕业成绩标准——让维多利亚式的生活初具雏形。
在这场关于平凡和日常的探索中，我亲身经历了许多生活要素。很多经历都发生于我在维多利亚农场度过的那一年，当然还有之后在(1)药铺里待过的一段时间。还有许多经历则源于我持续不断的探索：试吃菜品、缝制衣服、遵守卫生保健守则、制作玩具……这些经历都非常有用，尽管并不总是能成功。它们帮我塑造了问题，并促使我批判地思考问题背后的证据向我们说明了什么。最后，这还需用到一定的同理心和想象力。现在，让我们开始吧。想象自己在维多利亚的漫漫长夜后睁开了双眼。(1) 作者曾参加英国BBC节目《维多利亚时期的农场》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药铺》等，化身维多利亚人，体验那个时期的衣食住行。该节目在英国热播。——译者注第1章 晨起时分
维多利亚人的晨起从一个哆嗦开始。不论是富贵还是贫穷，住在城中公寓中还是乡村农舍里，维多利亚人一旦钻出被窝，就很可能立刻遭受冷空气的侵袭。富裕阶层的卧室里通常都有烧煤的壁炉和铁炉子，但极少点燃。19世纪50年代，苏格兰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妻子简·卡莱尔（Jane Carlyle）居住在伦敦市内的一套高级住宅里。尽管家中富裕，但她只有在卧室里有病人的特殊时期，才会在楼上生起火。有一次，当她去一个豪门朋友家做客时，对方因为她的到来而点燃了壁炉，对此她给出的评价是“罪恶的奢侈”。在这样的待遇下，她甚至为自己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而感到惭愧。
对简·卡莱尔而言，每一天都开始于早上7点半，而她的仆人会起得更早。比顿（Beeton）夫人在其著作《家政管理》（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中建议道，仆人夏天时应该在早上6点开始工作，冬天时则应在6点半或7点，这取决于天何时放亮。
汉娜·卡尔威克（Hannah Cullwick）是一位在家政岗位上奉献了一生的女士。很多年来，她都用日记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日常工作。在整洁的蓝色墨水字迹间，她透露了自己通常早上6点起床，若有额外工作，可能会更早。譬如遇到需耗费一整天的春季大扫除时，她往往凌晨5点就开始工作。但她偶尔也能睡个懒觉，比如1863年的圣诞节，她就奢侈地在床上躺到了8点。每天早上，她会燃起壁炉，抖开地毯，擦亮餐厅的家具，吃早餐，擦靴子，在主人醒来之前，她会结束上面的所有工作。
黎明的到来预示着大部分劳动人民要起床了，但也有很多人有着更固定的起床时间。对于那些必须准时早起的人（比如工厂工人）而言，“敲窗人”（Knocker-upper）的存在则显得无比重要。他们手持一根长长的木杆和一盏提灯，在街上走走停停，用长杆敲打客户的窗玻璃。这种不寻常的职业产生的原因之一，是钟表售价昂贵使工人阶级难以负担。对于敲窗人来说，投入些资本买块表却可以用来谋生。他们从夜晚一直工作到凌晨，每次叫醒服务都会给自己带来1便士的收入。从朴茨茅斯到因弗内斯，大不列颠的工业城镇几乎都能找到这样的服务人员。不仅如此，这种职业甚至扩展到了一些小市集，比如位于赫特福德郡的鲍尔多克。那里的三大啤酒厂家之一也雇佣了一名敲窗人，负责在凌晨3点叫醒运货的马车车夫。尽管鲍尔多克的总人口只有2 000，却有大量的晨工在铁路公司、酿造厂和小作坊里工作，这保证了敲窗人总能有口饭吃。图1 敲窗人手拿长杆，1900年前后。
一旦起了床，维多利亚人就得迅速给自己做好保暖措施，否则新的一天就只能从冰冷开始。不管什么时候，他们都更愿意伸出去的脚踩在毯子而不是光秃秃的木地板上。在贵族式住宅中，最好的卧室里通常都配有漂亮的编织地毯。上层社会的人们甚至会设法给自己子女的房里也铺上些旧地毯，即便这些毯子应该在更重要的地方发挥作用。在不那么富裕的家庭里，脚下垫东西的情况就比较稀罕了。如果你足够幸运，正好住在纺织工业区，比如约克夏郡，碎布地毯则是一个流行选择。这种纺织物的生产过程很简单，但是需要的材料很多。那些住在工厂附近的人可以靠着工厂织布机用剩的边角料，来获取早起时脚下所需的暖和感。
我曾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两种编织技术，按不同的风格做了很多这样的厚地毯。一种技术是利用金属钩拉动线绳穿过麻布衬底；另一种是直接将织物线绳编成一根根长条，然后将它们缠绕、缝合在一起。(1)一块厚地毯只有3英尺长，但在制作过程中，要消耗三倍于同尺寸其他毯子的材料。对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拿不到当地工厂的下脚料，这将是一种奢侈行为。因此，一英尺见方的小地毯应运而生。对工人阶级的家庭来说，这种由旧衣服和纺织物等报废布料做成的小毯子就实惠得多。很显然，与爱德华时代及其后的时期相比，维多利亚时代的卧室地毯要更小一些。但这种简单的小毯子仍旧有着伟大的意义，毕竟，它唤醒了维多利亚人开始新的一天的勇气。
除了熄灭的壁炉和厚度还算凑合的地毯，维多利亚人卧室里的窗户总是整夜打开着，以保证室内空气循环。这项习惯基本上是源于阿诺特（Arnott）博士在著作中对污浊而沉闷的房间提出的警示。阿诺特博士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他是英格兰皇家协会（Royal Institution）的成员，对大气现象和“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饶有兴趣。他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关于某次实验的报告，其中某些模糊的言论引发了维多利亚民众对室内缺氧现象近乎偏执的恐惧。这份报告提道：“夜间，如果人们在自己的床帐顶部挂上一只金丝雀，早上起来时，就会发现它已经死掉了。”
阿诺特博士和当时的其他研究者主要研究二氧化碳的积累现象。在通风不佳的空间里，二氧化碳通常会变为碳酸（Carbonic Acid）。当然，如果缺氧，人类在封闭环境中确实会窒息。但人们担心有炭火和煤气灯的常规家庭环境也会对呼吸系统造成危害，即使不引起窒息，吸入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也会造成中毒和疾病的发生，从而威胁人体健康。鉴于人们待在卧室的时间比较长，这种情况更让人不安。派伊·亨利·谢瓦斯（Pye Henry Chevasse）是一位在维多利亚时代专为普通民众撰写健康指南的医学博士，他热衷于将当时有限的研究结果传得骇人听闻。“睡在没有通风装置的房间里简直就是疯了——这就是在吸入毒气啊；至于二氧化碳，这种排汗产生的废弃物，肺部无时无刻不在向外排放的气体，是……致命的！”这是个很有影响力的论点，以至于整个世纪都没有权威媒体有信心能推翻它。有一些科学家试图通过给所需的氧气量分级来量化问题，比如乔蒙（Chaumont）(2)博士，他提出每人每小时需要4 000立方英尺的氧气来保证生命健康。这样的氧气量需要10英尺高、10英尺宽、40英尺长的房间才能装下，而一般的维多利亚人的房间满足不了这种需求。21世纪，分析报告把谢瓦斯和他的同僚的错误简单地解释为低估了室内外的空气对流。
如今，就算我们住房的密闭程度不知要比维多利亚时代高上多少倍，人们也几乎不会担心发生二氧化碳中毒的危险。事实上，即使有高密封的双层玻璃，烟囱也早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现代研究仍指出，室内空气每2～3个小时就会完成一次完全更换。然而，维多利亚时代不仅提倡时刻保持烟囱打开着（无论是否使用），而且还建议不管什么天气，都要把框格窗的上下格齐齐推开，以保证新鲜空气能自由流动，拂过整个房间。对于那些没有烟囱的屋子，则可以在门上装一扇气窗。当窗户打开时，就能带来一些穿堂风。
如果你有幸成为一名维多利亚人，但实在忍不了窗户始终开着，那你可以靠一碗水来提高室内空气质量。这个小窍门在那时相当流行，“在房内放上一碗水”，在“几个小时”里，这碗水会吸收一切生活浊气，空气将“在水被彻底污染的同时，变得纯净”。另一种检测碳酸含量的小实验则在指南类书籍和学校的教科书里都有描述。《家庭生活科学》（The Science of Home Life）是一本专为校园女生设计的书。书里提道：“如果在浅盘或者茶碟里倒入一些澄清的石灰水，使之暴露在空气中，并静置一个小时左右，我们会发现液体表面出现了一层白色薄膜或底部有沉积物。这就证明，空气中存在碳酸。”不幸的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两个实验的准确度极低。譬如，后面那项实验主要是因为石灰水中的水分蒸发，析出溶质；至于前一项实验，水被“污染”很可能纯粹是臆想和幻觉。无论如何，当时的流行观念很少能得到科学方法的佐证。
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否真的一年到头都开着窗户呢？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根据慈善家、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提供的关于穷苦人民生活状况的资料，孩子们夜晚会在床垫上挤作一团。在永远敞开着的窗户下，能够让他们感到些许温暖的，只有日间的服装和彼此。父母们想尽力做点正确的事。他们害怕孩子们会中毒，尽管没法给孩子们提供温暖，还是会把窗户打开。其他报道一样夸张，比如一大群人挨肩叠背地睡在窗户紧闭、密不透风的屋子里。对这些人来说，温暖环境比有毒空气更具影响力。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是《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的一名新闻记者，他在回忆对穷苦百姓的采访时提道：“在死寂的深夜里，他们呼出的浊气在密闭的卧室中升起，化成恶臭的蒸气，令人窒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没有暖气的房间中打开窗户，可以给新的一天一个令人振奋的开端。刚离开床时，人们会在他们所能鼓捣出的任何类似地毯的东西上晃晃悠悠地待一小会儿，然后，炼狱般的晨间洗漱就此开始。洗漱学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起床洗漱是维持个人卫生的最主要方式，也是大多数人日常起居的开始。一般男性以及中上层阶级的女性，他们一离开床就会穿着长睡衣或者睡袍开始洗漱。但仆人则有所不同，由于他们得清扫壁炉，给炉灶加煤、生火，因此会在完成这些脏兮兮的晨间工作之后再洗漱。汉娜·卡尔威克把她的洗漱时间安排在给主人做完早饭之后。她会利用厨房设施来梳洗。“我在水槽边把自己打理好，然后再铺好早餐的桌布。”她在1863年8月11日记录道。但大多数情况下，她还是会在睡房里洗漱，毕竟，那里的器皿一应俱全。
维多利亚人所需的洗漱器具不过是一个脸盆、一个污水桶、一条法兰绒毛巾、一点儿肥皂和一壶刚从厨房端出来的热水。很多人也会用凉水，据说这样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也比较方便，因为头天晚上就可以把水壶拿进房间，和脸盆、毛巾放在一起备好。然而不幸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肥皂并不能溶于冷水，也就意味着它不能打出肥皂泡。所以，即便你更习惯每天用冷水洗漱，但最好还是每周用一次热水，以便去除脸部油脂。
如果你处在某种条件清苦、设施简陋的情况下，站立擦洗则是一种既实际又环保的清洁方式。只需一壶水，你就可以全身进行整体清洁。往盆子里倒一点点水，沾湿毛巾，抹上一点肥皂，就可以开始擦洗身体了。当盆子里的水开始变得浑浊时，就把它倒进污水桶里，然后再从水壶里倒入干净的水。如此循环，直到你把全身都擦洗干净。跟洗刷地板不一样，清洗身体可以一点一点地洗，先洗一小块，冲干净，擦干，再洗下一小块。这样，人们在洗澡时就不必把衣服全脱光了。只需先脱掉某一部分的衣服，接着将该部位清洁干净，然后在转战下一个部位之前把这边的衣服先穿上。采用这种洗澡方式，哪怕在一月的卧室里清洗身体，你也不会冻得打哆嗦。不仅如此，在与人合住时（正如大部分人那样），这样做也能显得大方得体许多。甚至隔着层衣服（如女士睡袍和男士的长睡衣）你也能这样清洗。如果有必要，你可以从头到尾穿着它们洗澡，因为你手中的法兰绒毛巾可以触碰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当水壶里最后的清水洗涤过毛巾，冲刷干净了脸盆，最终也沦为浑浊物被倒进污水桶里，随后就会被拎下楼倒掉。图2 在脸盆架旁洗漱，1850年。
从奢华房间里用着高级手绘陶瓷马桶的富家淑女，到农舍里用着破损开裂、不成套锅碗瓢盆的穷媳妇，站立擦洗为妇女们提供了经典的维多利亚式卫生保健体验。富家淑女们会烧一壶水，或者让她们的仆人帮忙。对于可以在储藏室屯煤的有钱人来说，也许还能雇个女佣帮忙倒水。每天来一次热水澡，在富人生活中是件稀松平常的事。至于那些有一屋子孩子，没法付钱请人帮忙的妇女，一壶热水则是很稀罕的东西。在没法经常烧水的情况下，她们就只能少洗几次澡或者洗冷水澡了。而那些处在贫困中的妇女们，不仅每天得挤在狭小的房间里长时间劳作，还得忍饥挨饿。对于这些人来说，在冰冷的房间里提着水壶楼上楼下地跑更像是在无意义地消耗体力。
浴缸不是常规的物件，那些能够买得起它的人，通常在一天的最后时分才会用到它（我们会在这本书的末尾来详细讲解）。一般而言，浴缸是男性的专属。究其原因，羞耻心起了很大的作用。男人可能觉得在自家大房子里穿着浴袍在过道走来走去也挺自在，但是很少有女人愿意这么干，她们觉得这样做太暴露也太危险。即使是少数能在炉灶前添置一个锡铁澡盆的工人阶级家庭，也主要是男人和小孩使用浴缸。就算是在自己家，也很少有女人愿意在厨房里赤裸着身子，在这种半公开的环境下，甚至连男人都更愿意穿条薄的棉毛内裤后再洗澡。
无论是用冷水还是热水，用或者不用肥皂，站立擦洗这种模式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都颇为流行。这有助于人们快速地搞定晨间的清洁工作，为接下来的一整天做好准备。而全身入水的洗浴方式其实可以说是一种突破。在维多利亚时代前，人们相信疾病会通过皮肤上的毛孔侵入身体，而健康的排汗会让毒素和体味从毛孔中释放出来。所以大家认为保护皮肤，使之避免过多地暴露在传染源中非常重要。为此，能够使毛孔打开的水，尤其要远离。人们相信疾病藏匿于空气中那些邪恶的瘴气（水蒸气）里，空气中的气味和潮湿感越明显，瘴气也就越浓重，这也就意味着人们越危险。图3 一则广告：小女孩用热水和肥皂洗碗。
穿过制革工人的工作间和陈腐的粪堆里弥漫出来的恶臭水雾，经过没盖的下水道或漂染作坊，那些肆意张狂的疾病因子就附着在你周围，叫嚣着要钻进你的口鼻，渗透你的皮肤。聪明的人都尽其所能远离这样的环境，再用点儿香氛来驱赶恶臭。他们还会紧紧包裹住皮肤，使之与污秽之气完全隔绝。
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针对皮肤及其功能，发展出了一些激进的理论。关于毛孔封闭的实验时有开展，其中最著名的一项则是在马身上进行。可怜的动物全身被涂了好几层清漆（就像给家具上漆一样）以保证绝对密封，不过几个小时，马就死了。人们认为，马是窒息而死，由此证明皮肤在呼吸和排汗两方面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1世纪的解剖学将其简单解释为毛孔闭塞造成了动物体热过高，中暑而死。然而，在维多利亚的大部分时期，人们还是郑重其事地秉持着如下观点（哪怕是错误的）：皮肤上的毛孔是氧气进入身体的重要渠道。在当时，毒素和废物从身体中被不断释放出来的这一陈旧观念，也使科学家们感觉到了改变皮肤护理方式的必要性。
在此之前，肌肤处于时刻被包裹的状态被人们认为是非常好的卫生习惯。紧贴皮肤的衣物质地一般是棉或者麻，因为这两种布料清洗起来方便又彻底。
男士的衬衫、内裤还有长袜，女士的衬裙（Petticoats）和长袜，都覆盖住了除头和手之外的全身皮肤。至于睡衣，男式的长衬衫以及女式的及踝长睡裙，冬天里的睡袜、睡帽，同样在被窝里覆盖住了全身。爱干净的人会尽可能地经常更换内衣（通常是每天一换），当然，只要你的时间够充裕、衣服够多，一天换几次更好。但对于不太富裕的家庭而言，更换服装则只是脱下睡衣，换上日间服装，整个过程简单、快速。
一件件干净的内衣吸收了身体排出的汗液和污物，每更换一次，就有一层代谢废物随着旧睡衣带走。这时，人们再用干净的亚麻毛巾擦洗掉皮肤上的残余油迹和汗渍，为机体代谢增添充分的活力。这些步骤能让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精神振奋。至于那些留下了污渍和痕迹的衣服，则非常容易清洗，能保证人们的皮肤干净健康，不受水的威胁，从而减少了感冒的可能，并让毛孔免于感染。
这确实很管用，我知道，因为我试过很长一段时间。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人们的皮肤状况会变得非常好，而且各种体味问题都可以被控制住。每天用干燥的布料或者“体刷”（木刷背面的麂皮绒垫）从上至下擦一遍身体，会使皮肤细嫩、洁净又舒适。最长的一次，我有4个月没有用水清洗过身体——完全没有人发现。与刷子相比，我更喜欢使用布料作为清洁工具。当然，这意味着，我得在腋窝部位下点功夫。擦洗身体的布料要旧而柔软，更易吸收水分才更有效果。当下有很多作家和历史学家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觉得水洗清洁方式开始之前，古人都散发着无法忍受的恶臭。而我的亲身经历让我开始怀疑这些观点的真实性。
但必须承认，维多利亚人对皮肤会呼吸这个观点的认同，让肥皂和热水洗涤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医学家们相信，毛孔被堵塞十分危险，可能会让毒素在体内堆积，致人虚弱、反应迟缓，最终走向死亡。而水和肥皂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毛孔张开、保持健康，而据当时的理论，它们还可以让宝贵的氧气涌入血液，进而刺激全身机能。同时，水和肥皂还能让毒素自然流出体外，带走病痛产生的副作用。
维多利亚时代的身体清洁和皮肤机能理论让人们认真地思索了他们的着装问题，尤其是夜间着装。最终，人们提出避免裹得太厚，应该穿轻薄透气的服装，即便在大冷天也是如此。透气性是挑选服装和毯子时要考虑的首要因素。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保留了一些同样的考虑，比如用于运动服的埃尔特克斯（Aertex）网眼织物和网状针织儿童毯，又轻又暖和还很透气，可以让空气接触到皮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服装都能在舒适的同时兼顾透气性。事实上，那时很多服装虽然透气却并不好穿，比如在19世纪后期流行的所谓“健康”紧身胸衣（Health Corsets）。这种女士胸衣因其新潮设计而广受推崇，旨在改善胸型和呼吸问题，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解放胸廓？当然不是，19世纪90年代所谓的“卫生”“健康”女士胸衣依旧如之前一样撑着沉重的鲸骨，缠着紧紧的束带。人们只是在上面多打了几个孔，就认为女士们的肌肤可以自由地“呼吸”了。香氛与体味
尽管除臭剂到20世纪才开始普及，晨间洗漱却改变了维多利亚人对气味的看法。随着更多人（多为中产阶级）开始在清晨使用肥皂和热水，体味从此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有了分裂国民的意味。1850年，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在他的小说《潘丹尼斯的历史》（The History of Pendennis）中创造了“下层民众”（Great Unwashed）一词。很快，该词被广泛接受，并被用来形容工人阶级，以将他们与上层社会的人区别开来。中产阶级和更上层的人们闻起来与下层民众十分不同——有着浓郁的肥皂味，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丝汗臭味。维多利亚时代的肥皂以动物油脂和烧碱（Caustic Soda）为原材料，浓烈的气味有效地遮掩住了大部分体味。19世纪末，薰衣草、紫罗兰和玫瑰等香味的肥皂开始流行，人们在个人清洁习惯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虽然这些迷人的花香并不能完全掩盖肥皂本身的气味，但这特殊的香气还是成为一枚嗅觉上的荣誉勋章，一份只有可以洗澡的人群才能享用的荣耀。图4 药用肥皂带有独特的气味。
虽然大量的体力工作让衣服邋遢不已，体味不堪入鼻，但工人阶级对于用水清洗身体这一方法还是持保留态度。他们也不会去购买或是借阅最新的健康指南和家庭手册等倡导这一方法的读物。仔细思索，或许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条件拮据，无论洗澡还是洗衣，他们很少具备这两项活动所需的硬件条件。
肥皂和热水对于这些徘徊在贫困线上的人们来说已经够奢侈了，更不要说洗衣设备本身所需的费用。按维多利亚时代的物价来算，4
(3)盎司一块的肥皂条（与现在英国市面上的肥皂尺寸差不多）就相当于一大块牛肉的价钱。一个遵循新清洗理念的中产阶级家庭，每星期能用掉3～4块肥皂条，这远超平民家庭的承受范围。甚至到了19世纪末，主流技术革新引发了多次物价下调，但对于工人家庭来说，清洗身体和服装所必需的肥皂仍旧占据了每月支出预算的5%。这样的额外花费将意味着烧水用的铜壶无法出现在工人阶级家庭的房子里。也就在这时，衣服绞干机（Wringer）的出现使服装清洗工的数量有了显著的改变。但衣服绞干机很烧钱，所以直到19世纪末，大部分工人家庭没有做购买它的打算。因此，穷人和富人比起来差距那么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洗服装（之后会详细讨论），是产生嗅觉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承载着汗液和其他各种身体分泌物的脏衣服，很自然地成为滋生细菌和异味的理想温床。羊毛是让汗液自然蒸发最有效的材料。21世纪的徒步旅行者和登山爱好者重新悟到了维多利亚人的经验，纯羊毛制品以“无臭”袜和美利奴羊毛（Merino-wool）内衣为代表，再次受到追捧。在这一点上，高科技人造纤维无法与传统羊毛相媲美。
对于某些被衣服紧束或者汗液分泌很旺盛的身体部位，最明智的选择是穿上一层易脱易洗的服装。紧绷的束胸内衣和衣服的袖管、腋窝处都是维多利亚女人心中的大麻烦。虽然女式背心（Vests）和无袖衬裙可以清洗，但穿件保护服（Dress Protectors）也是不错的选择。这是一种小巧的，可拆卸的衬垫，能塞进裙子、垫在腋窝处。由于它可以单独取出来清洗，因而确保了精致华美却脆弱的衣裙不会被毁掉。这种保护服如今在英国传统的缝纫店里依然可以买到。
爽身粉（Dusting Powders）是让身体呈现理想香味，引起嗅觉差异的另一因素。它以淀粉或者滑石粉为基质，可以加一点儿香料，也可以不加，能吸收汗液并且轻易去除污渍。大小药房的货架上都能找到它的身影。最昂贵的爽身粉装在一种圆形的陶瓷罐中，表面还附有一块海绵，方便蘸取。便宜点儿的则在盖子上设有一个孔，方便人们使用的时候直接抖动，让粉末直接从孔里落到皮肤上。对于那些条件拮据，只求便宜的顾客，小贩们卖的是最普通的淀粉或粉末，而且是论重量卖。如果有人还担心体味问题，那这里还有最后一招：用布蘸着氨水擦拭腋下和其他“体味易发区”。氨水能杀死引发体味的细菌，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除臭剂。也可以用醋擦拭，不过效果稍弱一些。虽然醋的杀菌效果没有氨水那么强，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对于敏感型肤质而言，醋的刺激作用要小很多。无菌文化
除了摆脱恼人的体味，维多利亚人的个人卫生观念还围绕着健康展开。而这一时期有关健康的研究，却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的革新。
维多利亚时代，微生物理论的基本架构虽已成型，但并没有完全得到证实。直到19世纪60年代初，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才向世人证明了事物的衰变是由空气中存在的微生物造成。他的实验很简单：将一组材料暴露在空气中，另一组放置在真空状态下。在真空中的样本一直没有腐烂，直到空气被导入器皿。自此，人们相信，小到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到的微生物就是衰变的根源。衰变和腐坏并不如人们之前所想为自然生成，而是生物活动的结果。生物可以被消灭——在理想情况下，用某种药剂能够消灭细菌，却不会伤害病人。巴斯德的下一个突破就是确定了石炭酸在杀菌方面的用途。
当人们逐渐接受这些观点之后，越来越多关于已知微生物的信息涌现出来。在这股全新的实验热潮中，最杰出的发现来自伦敦流行病学会（Epidemi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创始人之一约翰·斯诺（John Snow）博士。他在1854年爆发的霍乱中，成功找出了疫情的来源，指出每一起霍乱病例都源于索霍区百老大街一处被感染的水泵。几乎可以肯定，正是由于处理了这处受感染的水泵，无数的生命才得以拯救。
瘴气理论认为，所有的疾病都由不干净的空气引起，但病人身上所表现的病症是由其本身，而不是感染源决定。在旧理论中，同样邪恶的瘴气在一个人的身体上可以表现为肺病，而在另一个人身上可能就成了胃病，这取决于患者的体格特征和所处环境。直到1879年，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首次证明了某种特定的微生物是某种特定疾病的病原。到1884年，伤寒、麻风、白喉、结核、霍乱、痢疾、淋病、疟疾、肺炎和破伤风的致病细菌被相继发现并区分开来。这是认知的革命性转变，对之后的疾病研究和医疗手段都有着巨大影响。然而，在清洁问题上，它似乎改变了一切，却又什么都没有改变。
如果细菌真的存在于每一个角落——在空气中，在水里，在一切物体表面，那么清洁就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祛除污垢一直被认为是保护家庭免受疾病困扰的良方。人们之前是为了避免受到不洁空气的污染而清理垃圾，而现在，却是为了消除细菌本身。最终，所有曾经被奉为教条的清洁习惯依旧全都适用，且有效。
微生物理论，就如旧理论一样，提倡注重个人卫生，定期清空污水池、打扫房间、清洗服装、擦洗厨房、洗净碗碟，如此种种。不论基于何种理论，家政工作都对保持健康有着重要意义。社区清洁工作也是如此：微生物防治与瘴气防治采取的措施一样——完善城镇垃圾管理，定期清扫街道，起诉在公共场合倾倒垃圾的行为。在微生物理论和瘴气理论下，保持个人卫生也同样对疾病预防有着重要作用。这让人们相信干净的身体既不会污染空气也不会滋生病菌。
如果汉娜·卡尔威克在微生物理论被广泛接受和认可之后，依然在厨房进行晨间洗漱工作，她就再也不用担心热水会打开毛孔的问题了。她可能不再只是想洗手，而是更想给手消毒。
彼时，石炭酸依然是很受欢迎的杀菌剂之一。它除了能在药店里以水剂和粉末的形式出售，也能掺入肥皂中进行售卖。这样一来，清洁就不再只是愉悦视觉和嗅觉的行为了。石炭酸自身的刺鼻气味赋予“干净”这个词一种全新、无菌的含义。在当时，闻起来有石炭酸肥皂气味的女仆通常都能得到女主人的信任与青睐。如果你想感受维多利亚时代的清洁感，现在市面上一种“焦油”肥皂（Coal Tar Soap）与之类似，不过其内部的活性成分被换成了茶树精油。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制造商仍保留了石炭酸气味，因为时至今日，这种气味仍带有一些暗示安全无菌的文化意味。牙具也疯狂
有了干净的身体和宜人的体香，牙齿部位的卫生就成了很多人关注的重点。维多利亚时代的牙刷跟我们现在用的牙刷外形看起来差不多，只是前者的手柄处材质是骨头或者木头，而刷毛由马鬃或者小矮马的毛发制成。如今我们称为牙膏的东西，在那时被称作“洁牙剂”（Dentifrice）。这些膏剂在家就可以制作，最简单的不过是一些灰或者盐，商店柜台上也有得卖。事实上，不论是自己做的还是在商店买的，大部分膏剂都是被调味和染色了的抛光剂。这里有3份早期版本的《英格兰女性的家佣杂志》（The Englishwoman's Domestic Magazine），收录了一些牙膏配方：(4)(5)樟脑牙膏粉：准备滑石粉1磅，樟脑1～2德拉克马（Drachms）；樟脑必须先用一丁点儿红酒润湿，然后研磨成粉
末，最后，再与滑石粉充分混合起来。图5 牙膏广告，1897年。(6)没药牙膏粉：墨鱼骨粉1磅；没药粉末2盎司。美洲牙粉：珊瑚、墨鱼骨、麒麟竭，每样8德拉克马；焦明
矾和紫檀，每样4德拉克马；鸢尾根，8德拉克马；丁香和肉
桂，每样0.5德拉克马；玫瑰岩，8德拉克马；全部制粉后混合。
滑石粉和墨鱼骨粉是在所有配方中最常见的两样材料，用其轻轻地摩擦牙齿，可起到亮白牙齿的作用。稍次一些的材料是煤灰和木炭，虽然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但很难做成好看的膏状。樟脑（从樟科植物中提炼而成）、没药和焦明矾（一种天然形成的矿石，常用于净水、漂染和除臭）可以让牙膏有一种“药剂”的味道，这种气味能在嘴里停留较长时间；而樟脑和焦明矾可能还能起到一些杀菌作用。美洲牙粉的颜色看上去应该相当浓厚。在洁牙剂中，珊瑚粉、麒麟竭和玫瑰岩粉末都是添色材料，其中还有一些可以增添味道与清新口气的材料。
上面的配方里的药材在药房里可以轻易买到。滑石粉就是由白垩岩充分研磨成的粉末——跟人们用来摩擦身体和洗澡的材料差不多，至今仍有很多知名洗涤剂和洁厕剂品牌，以它为基础研磨材料。墨鱼骨粉是用墨鱼体内的石灰质内壳制成，它们有时可以在海滩边捡到。在如今的英国，墨鱼骨粉最广为人知的用途就是作为虎皮鹦鹉的辅助饲料。墨鱼骨研磨制成粉后，其质地比滑石粉更细软。木炭粉与墨鱼骨粉的细软度差不多，但还多了一重除臭的功效。不过，煤灰才是我的首选推荐，甚至可以作为现代牙膏的替代方案。除去其颜色不谈，煤灰在所有研磨材料中质地最柔软，它可以在不损伤牙齿和牙龈本身的情况下祛除牙菌斑和牙垢。当然，它也很容易洗干净，不会留下残余，而且使用者即使偶尔不小心吃掉了一点儿也没什么关系。
其他的成分我们可得留些心了。焦明矾是一种腐蚀性物质，在口腔这么敏感的环境里，即使只有一丁点儿，也会引起强烈的刺激感和疼痛感。在维多利亚时代，它作为清洁剂和漂白剂而被人熟知。樟脑可用以防治蛀衣的虫蛾，从古至今都十分常见。它的气味让人印象深刻，闻后久久不忘。这倒不是说它有多难闻，但着实非常特殊。与现在很多薄荷口味的品牌牙膏相比，樟脑味的牙膏更像是一种个人广告——只要你一张嘴，就能让所有人知道你今天刷牙了。麒麟竭，尽管名字听上去相当有异域色彩，却是不需要太担心的一种药材。其根茎可以提取出一种亮红色的染料，时至今日依然偶尔被用作食品着色剂。令人吃惊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牙膏里居然用了那么多的粉色和红色染色剂。毕竟，现代人显然偏爱白色的牙膏。依照维多利亚时代的品味，牙膏的颜色更应该与健康的牙龈相近，而不是牙齿的颜色。
我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医药配方秉持着相当谨慎的态度，除非弄清了其中的所有成分，否则绝不会轻易尝试。我建议你们也应该谨慎一些。上面引用的那篇美洲牙粉的配方，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但在煤灰和墨鱼骨粉上的尝试经历还挺满意。我把这两种粉末分别洒在准备好的湿牙刷上，用起来感觉都不错。如果你像我一样，不太能接受牙膏带来的满嘴怪味的体验，这些粉末可能会是你不错的选择。裹着遮羞布的卫生巾
对于育龄妇女来说，晨间的卫生流程还有一个步骤。到了20世纪末，我们可以在商店的货架上买到卫生巾。
针对那些太过羞涩，不敢堂而皇之走进商店购买卫生巾的人，商店甚至做起了邮寄订单服务——将卫生巾包裹在不起眼的棕色袋子里，送到客户的手中。这类产品的广告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杂志上，被浓重的医疗说辞层层伪装。水灵灵的护士，穿着浆过的制服，愉快地捧着一个素雅的小包裹，就好像那只是一贴创伤膏药。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有一份刺绣杂志早期时登过一期广告：一个不起眼的包裹上印有“索斯韦尔牌卫生巾”（Southwell's Sanitary Towels）的字样。但在杂志的后期版本里，一只手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画面中，遮住了一部分文字，就只能看见“索斯维尔牌——巾”几个字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连“卫生”两个字都算是敏感词。图6 较早的卫生巾广告之一，1898年。
可以说，像卫生巾这样的商业产品的出现是个巨大创新。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见到这么私人的东西。
然而，在维多利亚时代，有关卫生巾的文字信息和使用说明仍旧很罕见。即使女人之间也不太说得出口，当然更不会用文字表述出来。最客观实用的描述来自于20世纪晚期的一位美国作家玛丽·艾伦（Mary Allan）博士。她建议应该将两根挂在肩膀上的带子与卫生巾连接起来：先用带子连接卫生巾的前部，在背后用纽扣系住后，再与卫生巾尾部相连。这样，卫生巾就能通过纽扣固定在支撑带上。她向读者们建议道，卫生巾应该由一块16英寸见方的棉柔材料制成：从一端起大概3英寸处，每边剪一道4英寸长的切口。把这
个长条竖着往中间折叠，再把切口缝起来，这样就成了一条中间
有小口袋的带子。边缘卷边缝合好。在每一边的4英寸处折叠这
条带子，使之与切口一样宽。然后横着折叠，直到你可以将整块
布条收成一个厚度适中的长条。这样做出来的卫生巾中间较厚，
两边较薄，如此就可以利用支撑带固定住了。
利用支撑带固定卫生巾似乎是个不寻常的想法。虽然关于卫生巾和卫生条的文字记录比较罕见，但仍有许多的卫生巾和支撑带被保存了下来。作为具有女性特征的实用性物件，支撑带安安静静地躺在妆奁里或者是在抽屉的最下面。卫生巾通常被挂在腰部附近，有些只不过是一条布袋，有些却结实很多。最舒适的穿着方式是将它系在衬裙腰带下方，类似于现代的吊带丝袜。唯一不同的是，只有前后两根支撑带系着一条卫生巾，而不是四根带子连着两只长袜。
我从没真正见到过艾伦博士那种中间厚两头薄的精巧折叠卫生巾，但我认为她的这一想法听起来很是巧妙。保留至今的卫生巾大部分都是超薄的棉布带，一头开着口，便于向里填充吸收性材料。一般而言，这种布带的每条边都有一根带子，方便缠在腰带上固定住。用过之后，布袋会被洗干净，但里面的填充材料可不用洗。对许多人来说，用过一次的填充材料就像破抹布，可以立刻扔掉，只有在物资紧缺、条件艰苦的时候，人们才会将之洗干净，重复使用。也有人用天然材料，比如苔藓。艾伦博士设计的卫生巾没有小口袋，因为它本身就被设计成了一块挂在支撑带上的吸收性材料。它被交叉着的支撑带固定住，中间厚厚的部分就等同于填充主体。有可能在美国，卫生巾就长这样，因为我见过的留存品都来自英国本土。
我自己尝试用过这样的布带。从舒适性和有效性上来说，它跟我们现在使用的卫生用品差距不大。虽然维多利亚时代的卫生巾确实会有渗漏的情况，但现在的卫生巾同样也有。不过，从两个方面而言，维多利亚时代的卫生巾和现代替代产品有着显而易见的差距。首先，前者通过支撑带悬挂、固定着。虽然往后的一个世纪，女性们慢慢开始接受像内裤一样穿着的新型卫生巾，但直到1900年，当大部分女性开始为之着迷时，却发现这东西没法用。1900年的女式短衬裤相当肥大，有一双宽松的灯笼裤腿。那是因为布料没有弹性，所以为了活动方便，必须做成肥大宽松的款式，但这也意味着它没办法把任何东西束缚在身体上。而1880年之前的内裤更不支持使用这类卫生用品，因为那时流行开衩的内裤，裤腰下就只有两条裤管。可卫生巾得靠点什么撑着才行。所以这个方法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真正投入使用。
维多利亚时代的卫生巾与现代卫生巾的第二个不同点主要在于前者可以重复使用。从个人经验来说，我觉得这个不寻常的想法比较可取。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卫生用品用完就扔，以至于会觉得洗这种东西是件恶心的事。但比起尿布，洗卫生巾肯定就不算什么了。洗尿布的时候，得用一个带盖的桶装着冰冷的盐水；接着得把弄脏的棉麻布料扔在桶里浸泡，大部分恶心的污渍都需要经过浸泡来处理；之后人们要做的是倒掉脏水，再冲洗一遍。由于之前经历了复杂的工序，所以最后当你搓洗时，它们已经差不多干净了。
基本的卫生工作处理完毕，是时候穿件衣服了。(1) 1英尺约为30.48厘米。——译者注(2) 1立方英尺约为0.0283立方米。——译者注(3) 英制重量单位，1盎司约为28.35克。——译者注(4) 英美制重量单位，1磅约为0.4536千克。——译者注(5) 古代西方的重量单位，古希腊时期1德拉克马约重4.37克。——译者注(6) 又名末药，为橄榄科植物地丁树或哈地丁树的干燥树脂。主产于非洲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以及印度等地。——译者注第2章 时尚着装抓住潮流的男人
维多利亚时代，男性的服装主要因裁剪方式、衣领、地域及裤子的宽窄程度而不同。内衣
站在冰冷的卧室里，维多利亚男性会脱下睡衣，然后迅速套上衬衫和衬裤。这一时期的衬衫以长袖款为主，首要作用是保暖。鉴于能看见衬衫的除了家里人就只有洗衣女工，所以好不好看，时不时髦对男性来说都无所谓。衬裤同样也是为了保暖而存在，其长及脚踝，腰部和裤腿两处都要紧紧扎住（通常是用纽扣或者系带捆扎），以防滑脱。再加上一双好袜子，就是维多利亚男性日常生活中的一整套内衣了。
托尼·威杰（Tony Widger）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居住在南德文郡锡顿市的一位渔民。在一个雾气朦胧的早晨，托尼的房客看见他穿着长筒袜（有点古怪）、长裤和浅格子衬衫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给妻子准备早茶。托尼全身上下只有头和手露在外面，其他部位都被内衣覆盖住。尽管这种穿着方式一点儿也不正式，但被他的房客朋友和爱人看到，托尼倒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不过，要是让他以这副扮相踏出家门，他肯定不敢。男式内衣包含的性联想比女式内衣要少得多，但它们也有其他功能。维多利亚男性如果不在腿和西裤之间穿上条衬裤的话，会被人嫌弃。人们觉得这样很不干净，而且内衣相对外衣来说，洗得也更加频繁。
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气候让穿上温暖、毛茸茸内衣的想法都非常具有诱惑力。法兰绒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内衣面料，它是最便宜的毛料，质地柔软，多编成网状，具有天然隔热的功效。19世纪40年代后期，另一种毛料内衣出现了，不过，你得买得起才行。1856年的世界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上，出现了大量机器编织内衣。一时间，各公司之间竞争激烈，而产品的适体性、精细度和可洗性就成了众人关注的重点。最贵的牌子用的是精梳长羊毛，这种材质的产品不会对皮肤造成刺激，其按照人体曲线设计，不仅有保暖的效果，还不会使穿者显得臃肿累赘。这都是针对富裕的中产阶级男性设计的奢侈品。
一般而言，内衣舒适与否和款式、材质有很大的关系。法兰绒保暖性非常好，但人们发现它会导致皮肤瘙痒。天鹅绒作为一种易磨损的棉织物，是人们制衣的另一种选择，而且更加便宜。但由于它弹性较差，因此以其为原材料制作的内衣拘束感比较强，会限制人的行动。也许针对羊毛致痒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一些小小的“接触带”。羊毛材料造成的皮肤瘙痒问题最常发生在领口和袖口位置，所以，这两个部位的布料内侧缝一块宽宽的棉质布就能解决问题了。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在羊毛内衣上，这是当时最能保证弹性的解决办法，既能保证使用者绝对的行动自由，又不需要在身上穿一层又一层的多余布料。
内裤（或者按托尼·威杰的房客的叫法，“长裤”）也可以用棉质、法兰绒和羊毛等材料制成。对于像裤子这样的服装很容易给腰部造成不适。松紧腰带在那时并不常见，虽然衣用松紧带早在1820年就已经获得了专利，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对这种材料的使用都仅限于手套和靴子上。鉴于此，就只剩下两种选择：将细绳系在腰部充当腰带，或者用一颗纽扣固定住束腰带。用细绳充当腰带的方式会在腰部留下痕迹，多少有点不舒服，所以大部分裤子的腰身都用纽扣固定，内侧还垫有棉布。裤脚处一般也会有棉布衬底，即使缠紧也不会摩擦或刺激皮肤。
短袜，以及在托尼的这个案例中出现的“长筒袜”，偶有丝绸制的，但大多数还是羊毛制品。使用针织机器编织而成的、商业化量产的袜类产品，其质量高，价位合理，但各个阶级家庭中仍能看见自家手工制作的短袜。无论最初的制作流程如何，但随着使用时长的增加，这类袜类最终都会因为局部的磨损成为手工缝补品。假使补丁缝得好，缝补处几乎看不见，而且就像之前一样舒适合脚，那倒好说。但假若补丁缝得不好，那穿着可就遭罪了，又粗又硬，甚至会像不合脚的鞋子一样，将脚磨出水泡。
19世纪末，一种混合型服装问世了——连裤内衣，将内衣和内裤合并到一起，包裹着全身，前部有开裆，后部有下拉帘（Drop-down Flap）。它因在与西部荒原有关的电影中多次出现而为人知晓。由此看来，这种内衣在美国非常吃香。它就像分开的内衣和内裤一样，覆盖住身体以保持温暖，同时在皮肤和外衣之间充当一层隔绝污渍的防护，便于清洗。在英国，连裤内衣只是一种挺时髦的选择，但还替代不了大众化的传统内衣裤。图7 20世纪初，连裤内衣的流行程度开始上升。
衬衫通常穿在内衣外面，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既是穿在里面的内衣，又是穿在外面的外衣。因为那时的社交礼仪要求马甲和外套必须时刻穿在身上。但是在现代英国，衬衫作为一种非常得体的穿着被定期展出，即使在正式场合也不会失礼。这与维多利亚人对衬衫的看法完全不同。衬衫的领子和袖口独立于衣服主体，是单独加工而成，人们通常用纽扣或者饰钉将它们固定起来，露在外面。在西装马甲和外套下可以看见衬衫的胸口处，但若要脱下外套，露出衣袖，则只能是临时或是在非正式的情况下才可行。纵观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报纸杂志上的图画、绘像、雕刻，几乎没有不穿外套的男性形象。即使偶有这种情况，大多也是为了塑造一个居家男人的形象：在一天的最后时分，与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炉火边。这时他们才可能脱下外套，尤其是在工人家庭中。处于运动或者争吵中的男性也经常不穿外套，同样，还有那些辛苦的体力工作者。
尽管衬衫大多隐藏在外套底下，但它可是颇为时髦的流行元素，有着令人惊叹的缤纷色彩和多种款式。早期，格子花纹、条纹和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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