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艳萍,李权兴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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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史事探微试读：
李大钊著作的出版情况与相关问题的分析
李大钊的遗文是考察中国近代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财富，鲁迅称之为“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李大钊的文稿，在他牺牲后，散落于中外各地的书籍报刊和大量往来信函中，搜集起来犹如大海捞针，困难重重。因此李大钊遗文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经历了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李大钊生前出版的著作
1923年1月16日，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一文首先在《北大经济学会月刊》上发表，署名李守常。1923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小丛书》把《平民主义》列入第15种，署名李守常。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一书中用“平民主义”翻译“Democracy”，而又把“People’s rule or popular government”翻译为“民治”或“庶民的统治”。《平民主义》全文共八章，第一至第七章为：“平民主义”的潮流；“平民主义”字义的解释；“平民主义”与强力；“平民主义”与“多数政治”；“平民主义”与解放及联治；“平民主义”与国际运动；“平民主义”的开端。第八章为：总结。该书对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农民反抗地主、工人反抗资本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斗争，都是平民主义运动，这种平民主义运动区别于资产阶级所说的“平民主义”，其基础是工人政治，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前途是实现社会主义。
……
1924年5月，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被列为《百科小丛书》第51种，署名李守常。《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阐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倡导史学革命，提出应以唯物史观“改作”“重作”全部历史。
在编纂《李大钊选集》时，因为当时没能找到这些原始资料而未收入。直到出版《李大钊文集》时才得以收入。1998年，秦杰将收藏的李大钊著《史学要论》捐献出来，受到李大钊之子、《李大钊全集》编纂委员会主任李葆华的赞扬。1998年，商务印书馆再度印行“商务百年百种经典名著”，这部书亦收入其中。（注：在王艳萍所著《李大钊与唐山》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李乐光等如何搜集和保存李大钊遗著，以及《守常全集》（1939）、《守常文集》（1949）的出版经过。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365页、第373～374页。）《李大钊选集》出版
1951年2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刘弄潮的《李大钊著述目录试编》，共计100多篇。同年5月24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蔡尚思的李大钊著述的分类编目，共有200多篇。1955年，张静如研究李大钊思想，得到刘弄潮的指点，到中共北京市委档案室借来李乐光所搜集的李大钊著述，并全部抄录下来。
1957年3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静如的《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书后编了一个李大钊著作年表，共收311篇。年表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年表中，只有几篇是新发现的，其余都是乐光同志收集的。”1957年，《学术月刊》第一至七期，发表了方行以“文操”笔名编写的《李大钊（守常）遗著系年目录》，收355篇。
1959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李大钊选集》，收入文章133篇计39万字。这是新中国成立10年后出版的唯一李大钊著作集，它曾长期而广泛地为人们学习和使用，然而由于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不仅已经发现的300多篇文稿的大部分未被选入，而且对选入的文章又作了不应有的删节和改动，使之失去了历史的真实。
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贾芝编的《李大钊诗文选》，收入173篇文章，使研究者能多看到一些李大钊的著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研究李大钊的学者丸山松幸、斋藤道彦合编的《李大钊文献目录》，把中国学者编的几个李大钊著作目录合在一起，加上《五四期刊介绍》中各种期刊目录部分所见李大钊的文章，总共433篇。两卷本《李大钊文集》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李大钊历史地位的恢复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兴起了李大钊研究的热潮。在继续搜集和整理李大钊文稿方面，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的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以张静如、刘桂生为代表的李大钊研究专家，又发现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文献，计有李大钊早年的《我的自传》（英文）、《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24年7月）、《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上的讲话》（1922年2月），以及李大钊于1923年12月，在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校庆会上的演说《十八年来之回顾》和1925年开封《雷火》杂志刊登的《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等。
参加《李大钊文集》选编的有：袁谦、吴家林、杨芹、李美瑞。由于文集容量要比选集多，所以下了很大功夫搜集、考证、校对。1984年12月，《李大钊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大钊文集》上下册2集，共收入文章438篇，约110万字，它标志着李大钊遗文的搜集、出版进入新的阶段。《李大钊遗文补编》和《李大钊文集（续）》出版
在《李大钊文集》出版以后，佚文搜集工作取得新进展。韩一德等在近5年内又发现了文章15篇，书信19件及部分题词、警语、墓志铭等。姚维斗、杨芹同志编辑的《李大钊遗文补编》一书，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新发现的主要有发表在日文报刊上的7篇文章，即：《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北京周报》第22号，1922年3月12日）、《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北京周报》第33号，1922年9月17日）、《中国今后的政治运动》（《北京周报》第74号，1923年7月22日），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新支那》1921年1月27日）、《目前中国教育界的困境——就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总辞职问题发表的谈话》（《新支那》1921年5月22日）和1923年10月23日刊于《报知新闻》的《李大钊答记者问》，还有香港大学陈万雄先生发现于《东方时论》第7卷第1号上李大钊写的《日本的武士道与国际的新伦理》等文。
1985年第1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重新刊登了李大钊1924年在苏联发表的文章和演说，除《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前已发现外，还有《中国内战烽起，经济崩溃，帝国主义者为减轻自身困难瓜分中国》（《莫斯科工人报》1924年9月22日）、《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红色工会国际》第9－10期）等4篇文章。这些文章演说反映了1924年李大钊赴苏期间为争取国际援助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和他对中国形势和革命的战略、策略的分析，为了解李大钊在苏联期间的活动和思想主张提供了新史料。
新发现的书信，主要是李大钊与周作人、袁同礼及日本友人吉野作造、宫崎龙介等人的通信，内容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宗教同盟、北大图书馆建设和中日青年教育文化交流等，也都非常珍贵。其中致袁同礼与吉野作造等书信的原件仍分别保存在美国和日本。近年发现的李大钊遗文，绝大多数出于外文刊物和私人档案。
从1984年到1999年，下列一些研究者在挖掘、考证、翻译（由日、俄文译成中文）李大钊著作方面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是（以姓氏笔画列出）：马模贞、方行、王小梅、王世儒、古平、朱文通、朱成甲、朱乔森、朱志敏、刘民山、刘荆山、刘桂生、刘苏、刘建国、刘瑾桂、许全兴、李玉贞、李立志、李权兴、李美瑞、李善雨、吕明灼、吴汉全、吴美华、吴家林、杜士林、杜全忠、杜蒸民、张彦、张步洲、张静如、肖裕声、何宗禹、杨芹、杨天石、杨纪元、杨树升、季华、金淑琴、侯且岸、宫振兴、姜庆明、徐兴信、袁谦、姚维斗、钱自强、阎稚新、董宝瑞、葛辛垦、彭明、韩一德、谢荫明、廖英、谭双泉，及日本学者后藤延子、斋藤道彦等。另外，在这期间以及在这期间的前后，保存李大钊文字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后人，如袁同礼的后人、美国人鲁滨孙的后人等，也都提供了李大钊文字的复印件。开放的政治环境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为搜集工作提供了条件。《李大钊文集》（5卷本）和《李大钊全集》（4卷本）
1999年10月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就有两种版本李大钊的集子同时出版。
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的《李大钊文集》（5卷本），共收李大钊各类文章508篇，并附录了不能确定的文章18篇。该文集的特点是有45万字的注释，包括标题、字义、句子、人物、期刊、事件的说明和考据。编注这套文集名义上虽然有人员众多的编辑工作委员会，实际上做工作的是刘桂生、朱成甲、张少洲以及他们的助手王宪明、杨琥、尚中明，古平则进行了组织工作。他们搜集和考证了一些文章，有的认为根据不足而去掉或列为附录，新发现的则增加进来。
这个文集所收录的附件共18篇，这些文章的显著特点多是以中共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名义，向国共两党中央的报告，或是在《向导周报》上面发表的“北京通信”。署名有：白和、列武、柏钧等。时间为1926年6月11日至1927年1月25日，跨度为7个半月。因为是附件，就意味着一时难以定论。在一部名人文集中列有这样多的存疑的附件，实属不多见。这也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必将出版对此有所结论的新版本。
具体情况是：
附一：靳云鹗免职前后北方军事概况——1926年6月11日，北京通信
署名：列武，《向导周报》160期
附二：天津会议与时局的将来——1926年6月19日 北京通信
署名：列武，《向导周报》161期
附三：南口陷落后的北方情形——1926年9月1日 政治通讯《中央政治通讯》第2号 1926年9月8日
附四：北方军事政治状况——1926年10月1日 北京通信
署名：柏钧，《向导周报》176期
附五：北方区对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 1926年10月18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1926年11月3日
附六：听取陈乔年关于西北军政治工作考察报告后的意见 1926年11月《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1926年12月
附七：切实改进与做好西北军中的政治工作——致刘伯坚 1926年11月9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 1926年12月
附八：北方政治情形与天津会议——北京通信 1926年11月20日
署名：列武，《向导周报》180期
附九：国民二军中工作应注意之事——致魏野畴 1926年12月5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1926年12月9日
附十：白和对于陕西问题的意见 1926年12月15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 1927年1月5日以后
附十一：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之一）——白和通讯 1927年1月《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 1927年1月5日以后
附十二：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之二）——白和通讯 1927年1月《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 1927年1月5日以后
附十三：奉系最近军事计划——白和报告 1927年1月《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 1927年1月5日以后
附十四：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一）——关于晋阎之报告 1927年1月25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附十五：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二）——关于靳云鹏之第一次报告 1926年12月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附十六：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三）——关于靳云鹏之第二次报告1927年1月22日北京临时报告书 1927年1月22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附十七：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四）——关于杨宇霆之报告 1927年1月25日 北京临时报告书 1927年1月22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附十八：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五）——关于北京外交使团最近态度之报告 1927年1月25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何以在未能做出明确的结论之前，就把这18篇文章作为附件列入李大钊文集，显然李大钊文集编辑委员会内部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关于《中央政治通讯》中的9篇文章，编辑者认定：《中央政治通讯》是“为供给中央局负责同志及重要区域负责书记了解各方面工作情形及决定政策时之参考”。要求“绝对妥为保存”，并规定北方区的代号为“白和”。北方区发表在《中央政治通讯》上面的文章一共11篇，其中署北方区的3篇、署白和的3篇、署李大钊个人的2篇、未署名的3篇。李大钊要以北方区（白和）的名义对中央负责，对中央“在这种意义上，北方区（白和）与李大钊是等同的”，这是一。通讯中所述的工作，也完全归于李大钊，其情况也只有李大钊才能掌握，这是二。《中央政治通讯》中的9篇文章属李大钊个人名字“守”“守常”的两篇早已收入1984年版的《李大钊文集》，这里的9篇，也应该收入，这是三。所以这9篇都应收入《李大钊文集》。
但是，经过认真查证，此说不够确切：《中央政治通讯》为瞿秋白等创刊，创刊时间在1926年9月，创刊地点在武汉。《中央政治通讯》又称作《中央通讯》，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文件汇编性质的不定期党内刊物，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创刊初期为16开油印本，仅印44份，供中央领导人及重要省区委书记参考。1927年11月7日，《中央通讯》随中央机关迁沪，改为《中央政治通讯》，在上海出版。主要刊载中共中央的文件、工作总结、各地通讯，其中包括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各地工农武装暴动的材料。1928年7月终刊。共出30期。
——关于发表在《向导周报》上面的文章，编辑者的认定依据是：
一、在对“柏军【钧】”的解释时说：“柏军”当系北方区军事通讯之意，亦属北方区代称。二、“署名列武，其音与李大钊化名猎夫相近，亦是北方区的军事通讯”。
那么，是不是凡是署名列武的文章，都是李大钊的文章呢？编辑者没有说，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在《向导周报》上面还有大量署名列武的文章。
编辑者同样没有注意到这上面所列的18篇文章，并不是只有署名列武的3篇、署名柏钧的1篇。其中，《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四）——关于杨宇霆的报告》曾发表在《向导周报》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题目为《奉张总统梦的过程——1927年2月8日北京通信》，署名：子棠。编辑者或者也根本没有注意到在《向导周报》上面还有署名子棠的文章。那么，是不是凡是署名子棠的文章，都是李大钊的文章呢？
这里，我们就有依据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来了，《李大钊文集》的编辑者在编选这些附件的时候，有没有认真地把这些文章的出处都仔细地查证过，特别是对《向导周报》上面发表的有关文章仔细对照地读过呢？这部《李大钊文集》的出版留下了这样一个难解的问题。很明显，必须由编辑者们自己来处理这个难题，因为出版李大钊文集的事情不是任何部门或任何人都可以完成的。
与此同时，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李大钊研究会编的《李大钊全集》（4卷本）。共收李大钊文章569篇，并附存目6篇。其编辑方法与过去的文集不同，不分文章类别，统一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另外，因为名曰全集，所以就采取有闻必录的原则，即使有不同看法的文章也都收入，留待以后再进行研究。编《李大钊全集》虽也有编委会、学术指导，但真正做工作的是朱文通、王小梅、裴赞芬、王东宾、刘建军、高冬梅、安丽。他们下了很大功夫搜集、整理和考订李大钊的文章，同样为推动李大钊研究工作的进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出版
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全书共5卷。经过考证，它把原《李大钊文集》（5卷本，1999年版）放在附录的文章，有几篇改为正文。这套全集除附录外，共收李大钊著述618篇，约150余万字。不过，它既称全集，已发现的并且确定是李大钊的文字就应该都收进来，不知什么原因却未收。这样，研究李大钊只好既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又要看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4卷本）。
如果加上这套全集没有收入的而1999年10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4卷本）已收入的李大钊的著述，是不是可以说，李大钊留下的文字，绝大部分都已找到了。剩下的除已发现但难以确定的篇目外，主要是李大钊给友人的信（这部分还不少，仅从白坚武、胡适、吴虞、周作人的日记片断中即可知有60余封）和给内部的报告、信件，尚难寻找。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是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众多人士努力的结果。
这部全集出版后，给李大钊研究界提供了学习、研究、宣传李大钊生平和思想的巨大便利。同时，也激发了研究者对《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的编辑体例、校勘标点、注释详略、史实疏证等方面的深入研讨。
著名李大钊研究专家张静如先生写了《从〈守常全集〉到〈李大钊全集〉》一文，讲述了现在出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共收文618篇，是很不容易的。他也很希望能出版一部更加完善的《李大钊全集》，就是把“已发现的并且确定是李大钊的文字就应该都收进来”，使广大读者和研究者不必既要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又要看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4卷本），都叫全集，怎么还都不全呢？这种两部全集并存，需要相互补充的局面，确实是应该有所改变的。他对后来的研究者有着殷切的期望。
李大钊研究的前辈学者韩一德曾经细心地读了《李大钊文集》的每页注释文字，并且写信对存在的一些讹误提供了勘误对照表。这对后来出版《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是最实际的帮助。李继华则着重对《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的部分注释提出了商榷，此文刊登在《河北学刊》2007年第2期。接着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李大钊全集〉注释疏证》一书。2009年6月23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上面发表了杨琥、王宪明应答李继华的文章《遵守规范明辨史实探析研究准确注释李大钊文章》。李继华在2010年4月1日的学术批评网又发表了商榷的文章：《应该如何深化对李大钊著作的注释和研究？——答杨琥》。进一步指出了《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中存在的知识性、文字性错误。如：“均势之故”误为“均势之敌”、“各将”误为“名将”、“湘水灵均”误为“湖水灵均”、“清末民初”误为“清末明初”、《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篇）的发表时间为“1919年9月11日”误为“1919年10月11日”、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误为“谢野晶子”、“筑声剑影楼”误为“筑专用剑影楼”、20世纪初表述为“本世纪初”等等。2011年1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李继华著《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一书。该书按照《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的分卷顺序，逐篇进行疏证：对原文标点、断句的见解，对原文中人物、事件、主义、报刊、团体的说明，对原文中名词、语句的解释，对原文写作时间、报刊出版时间的考证等等，洋洋洒洒68万字，600多页的篇幅。
至此，对《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存在的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已经明显可见。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李大钊全集》的出版
2013年，为纪念革命先贤，推动李大钊生平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李大钊研究会重新编辑、修订、出版了《李大钊全集》。
此次《李大钊全集》（修订本）5卷集的出版，是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于2013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的首页印有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出版说明》。其次是李大钊全集编注组的《〈李大钊全集〉出版说明》和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的《〈李大钊文集〉出版说明》。这次的版本被命名为《李大钊全集》（修订本）。
该书的每篇文章均以原文、注释相衔接的崭新布局，构成一篇篇完整的文章个体，改变了《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先是每卷的全部原文，后是每卷的原文全部注释的格局，极大地方便读者的阅读和研究者的使用。
该修订本的编注者杨琥、王宪明在《走近李大钊理解李大钊——编注〈李大钊全集〉的几点认识和体会》一文中写道：“此次修订，我们在扩大搜罗范围的同时尽量保留文字原貌，基本不作删节。对于文章排序，我们本着将文本、语境和思想统一起来的原则，在对具体篇章进行详细考证的基础上作了一些调整，以求更准确地反映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际历程。此外，为了确定李大钊文章中出现的诸多外文词汇和译名的准确含义，我们按照李大钊文章中提供的线索，深入到文章所涉及的外国文化、外国语言和外国语境中作了细致考订，纠正了之前的一些错误。在校勘和注释方面，我们力求精细、简约、准确，为读者提供一个完整、可靠、宜读的文本。”
已出版的李大钊传记述略及相关史实研究（上篇）
1997年8月，张静如先生在为朱志敏著《李大钊传》所作《序》中写道：“回想起来，我50年代写关于李大钊的书时，没有这样水平。有人说在学术研究上一代不如一代，我认为一代更比一代强。社会在发展，学术研究在进步，这就是我们希望之所在。”
2004年1月，张静如先生在为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所作《序》中进一步强调不同版本的传记写作的重要性：“研究李大钊的思想，是为了今人继承他的思想中在今天还用得上的内容，以立住脚。”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殉难，至今已近90年。李大钊传记的写作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版本确实是重点不同，各具特色。归根结底，人物传记总是要以人物的史事为准，纵有论说也要以史事为据。本此原则，在读过各书之后略加述说，正是为了钩沉和疏证史事，使李大钊的思想发展主线更加贴近于所处时代和具体生活环境。李大钊传记所讲述的理应是真实的李大钊，我们今天有条件，也理应做到这一点。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事略》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殉难。5月22日下午，在武昌中山大学理科讲演厅召开“追悼南北死难烈士的大会”。该校学生、教职员，武汉国民政府各团体、机关、学校代表，及在武汉召开的太平洋劳动大会的英国劳工代表共计3000余人出席了会议。追悼大会由武昌中山大学委员李汉俊、教职员代表高一涵、学生代表刘鸿咏主持。会上，高一涵教授介绍了李大钊生平事略。
高一涵在追悼会上的讲演记录稿——《李守常先生事略》，刊登在1927年5月24日、25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上。因为刊登的是记录稿，笔误、音误在所难免。也有些是回忆中确定年代出现了出入。例如：
1．“李先生原名寿长”，“直隶蓝田人”。应是“原名耆年，字寿昌”，“直隶乐亭人”。
2．“七岁时即父母俱亡”，应是：“在襁褓之中即失怙恃，既无弟兄，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大钊同志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在他降生以前，他的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就夭折了；母亲生下他以后不满一百天，也因丈夫的死亡而悲痛致病，不久离开了人世。”
3．“十五岁入北洋法政学堂”。应是：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学校的时间为1907年，十八岁。
4．“民二：二次革命失败后，先生以为非实行第三次革命，彻底革命不可，遂决心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研究政治”。应是李大钊1913年冬东渡日本，1914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
5．“民五：陈独秀先生在上海主办新青年杂志，先生常执笔为文”。应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1916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在日本写成的文章《青春》。
6．“六年，办民彝杂志”。应是：《民彝》杂志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1916年春开始编辑，5月15日出版，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
7．“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应是：李大钊并未与陈独秀同至武汉讲演，而是在陈独秀回京后，李大钊设法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乘船南下。关于“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则成为了日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说的缘由。1986年4月，萧超然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书，把这则材料写了进去，对此进一步加以阐述。2001年萧超然著文——《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对高一涵的回忆又作了一些考释。至今，学术界依然存在不同看法。
8．“三一八惨案，先生与群众在人丛中为士兵击倒，幸而逃出”。应是：1926年3月18日那天，李大钊亲自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并发表了讲话。之后，又带领群众赴执政府请愿。当反动军警向请愿群众开枪镇压时，李大钊曾被人群挤倒，头部和手上还受过伤，并曾一度被捕，只因回答机警才得脱险。
高一涵（1885—1968年），与李大钊相识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1914年，李大钊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和政治经济学会，高一涵均参与活动；李大钊主编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高一涵发表过文章；1916年，李大钊与高一涵回国后，曾共同编辑《晨钟报》；1917年，李大钊和高一涵应章士钊邀请任《甲寅》日刊编辑；之后同到北京大学任教；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高一涵是主要成员之一；是年底《每周评论》创刊，李大钊、高一涵同为主要创始人；1919年6月11日，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分别到城南游艺园和新世界等处散发《北京市民宣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与之接触减少，但仍然在北京大学共事并一起研讨问题；1926年由李大钊、高语罕介绍高一涵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李大钊劝高一涵到革命中心武汉参加革命工作，高一涵来到武昌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政变后，高一涵脱离中共组织，其后清廉自守，敢于伸张正义，利用其身份多次掩护董必武、周新民等。南京解放后，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江苏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省民盟副主委和全国政协委员等。
高一涵的《李守常先生事略》对李大钊事迹的介绍，是最早介绍李大钊生平的一篇传记性文章，是研究李大钊生平的重要资料。高一涵：《李大钊同志略传》
时隔不久，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附属《中央副刊》（创刊于1927年3月22日，同年9月1日停刊），于1927年5月23日的第60号，对1927年5月22日高一涵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追悼南北烈士大会上的演讲《李守常先生事略》，改题为《李大钊同志略传》，加以刊发。对文中的一些笔误进行了修订，文字也更为翔实。但是有的地方还是与事实不完全相符。
1．“乐平”，是对李大钊故乡“乐亭县”的误写。
2．“北方习惯，凡无亲之幼子，可定年龄较长之女子为妻，司扶养及治家之责。守常于十二三岁时即成婚，故今岁不过40，而其妻已近50矣。”事实是：1899年，李大钊与比自己大6岁的姑娘赵纫兰完婚。李大钊牺牲时，赵纫兰44岁。
3．“辛亥革命，守常奔走之力亦极多。”这里没有举出任何事例，只是说了这么一句空话。
4．“守常因帝制事生，因约余与湖南申文龙、云南王九龄等，秘密组织神州学会，作革命机关，一时入会者甚众。”
这里的“帝制”所表示的时间概念不清晰，当是指袁世凯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事件，李大钊最早发起组织的是“中华学会”，其后，与林伯渠等发起组织的“乙卯学会”于1916年初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会员100余人，推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易象、容伯挺等为干事。
李墨卿在《墨园随笔》（第553—555页），列出了一个不完整的神州学会成员名单（湖南申文龙、云南王九龄，均在名单之中），并说神州学会的组织时间是“民国四、五年之交”。
王九龄（1879—1951年），字竹树，云南云龙人。1906年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曾参加同盟会。1916—1919年，再次赴日任云南留日学生经理员。辛亥革命后，任云南督署财政厅厅长、监运使署署长、教育厅厅长。曾参与创办东陆大学，任名誉校长。1924年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1927年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云南省参议会议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王九龄若是神州学会成员，则学会成立当在1916年以后。
王渔等在《林伯渠传》中的《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一节中称：“在东京有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反袁秘密团体中华学会和湖南留日学生林伯渠、易象等人发起组织的反袁团体乙卯学会。两个学会于1916年1月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会员100余人，推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易象、容伯挺等为干事。”记录神州学会的相关史事。
杨树升在《李大钊传略》中有更为详细的表述：“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加速复辟称帝的活动。8月，‘筹安会’的成立，表明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日趋公开化。这时，大钊同志从几个月前对袁世凯有‘复古之非，弃民之失’的批判，迅速转为反袁、讨袁的斗争。不久，他与志同道合的友人组织了‘中华学会’，与林伯渠等组织的‘乙卯学会’互相配合，展开斗争。林伯渠回忆说：‘李大钊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后来，这两个学会合并成‘神州学会’，成为留日学生中反袁斗争的中坚力量。”
高一涵后来所写《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也说：“那时东京留学生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一条’签订以前，反对是秘密进行的，守常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这个学会我参加过。‘二十一条’签订后，人心愤怒，我们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公开反对袁世凯。”
5．陈独秀“与守常偕乘驴车由通州至乐平。守常割去胡须，戴上瓜皮小帽，手携旱烟袋，盘膝坐车上，独秀着王宅厨役油背心，望之俨然两商人也”。
高一涵在此文中没有说明自己是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南下的见证人；而1963年10月却以见证人的身份写出《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特别在“附注”中说明：“李大钊同志于1927年在北京被害，陈独秀于1942年在四川江津逝世，王星拱于1949年秋后在上海逝世，程演生于1955年在上海逝世，邓初于1959年在北京逝世（他是北京大学教授邓叔存的二兄）”。这样，高一涵就成了唯一的见证者。所讲述的全过程是：“陈独秀出狱后，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他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做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当时同李大钊计划：为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今天回忆，知道这件事的共六个人，至今仅有我一个还在，因而把它记录起来。”
这样的同一作者前后不同的回忆，引起了李大钊传记写作者的关注，多人考证后著文并指出：此事件发生时，高一涵是在日本东京访学写作，这种以虚构身份进行回忆而改写史实，有可能导致相关历史事实被讹传和误写。
6．“独秀脱离北大后，即往沪，从事中国共产党之组织，守常最先加入。”
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此文中关于“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则根本没有提及。如此重要事件，何以竟然略去，令人不解。而只说“守常最先加入”，则表明高一涵对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建党过程全然无知。
7．“直奉战争起，至守常独不能在国内寻立足地，间道离京赴俄都，游离转徙，至吴败后始得回京。”
这里是讲述李大钊曾于1924年5月，因张国焘叛变，为躲避军阀政府大逮捕而往昌黎五峰山躲避。下旬，接到党中央通知，被委派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约于11月底才回到北京。
8．“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守常率领群众至执政府，为执政府卫队枪柄所伤，跌入马棚，幸彼之亲戚某谓守常为商人，始脱险。”
这里比《汉口民国日报》上的“三一八惨案，先生与群众在人丛中为士兵击倒，幸而逃出”，更为具体了。成纲：《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
此文收录于《烈士传》，由苏南新华书店出版。
1949年4月25日，华中新华书店一部分人员随军渡江至江苏无锡市成立了苏南新华书店（《新华书店五十年纪事》）。由此可知《烈士传》一书应该是出版于1949年4月之后。
该文中的以下两段文字，常为后来李大钊传写作者所引用：“大钊同志被捕，北方的同志莫不万分悲愤！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提出了劫狱的口号，并组织了劫狱队。这个消息经由党组织传到大钊同志那里，他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他感谢同志们对他的爱戴，但他看出当时完全没有实现这种计划的可能。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
他的死，不只激励了当时正在艰苦中奋斗的共产党人，也引起了一切正直的人们对反动军阀更深的仇恨。在北方，许多青年踏着他未干的血迹，继承他的遗志，涌进了革命阵线，参加到党的行列里来。在武汉，据何香凝回忆：当他们‘在汉口开会，听张太雷先生报告李大钊先生殉难的经过，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眼泪来’。国民军中，除先后在陕西、河南等地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外，并全军戴孝，向他致哀。”
至于该文何以称为“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因为原文未曾读到，不能妄加论说。张篁溪：《李大钊殉国记》
张篁溪著《李大钊殉国记》一文，原刊于1950年2月出版的《四十年来之北京》第2期，第24页。《四十年来之北京》为曾经办过《子曰》的上海老报人黄萍荪所创办，他捕捉历史巨变时机，创办了《四十年来之北平》，创刊号于1949年6月问世，约请邓散木题写刊名、吴湖帆做封面。《怎样写“四十年来之北平”》的代发刊词中说：“不战而胜，为胜之上者，北平的解放，即是‘胜之上者’的潜力之升华。《四十年来之北平》的出版，说是为了庆祝与纪念，亦无不可，但是编印的动机并不在所谓‘发思古之幽情’‘赋帝京之闳丽’，我们的要旨在想把这从君主到军主、终于民主这一段过程中，作一个‘集锦式’的纪录。”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改北平为北京。黄萍荪即将《四十年来之北平》再版订正为《四十年来之北京》，于1949年12月出版，新刊名改由马叙伦题写。《四十年来之北京》第2期，由李济深题写刊名，徐悲鸿为之设计了封面，《古树图》本是旧作，字则是为之新题：“1932冬吾游北平写此，翌年在巴黎展览会为法国国立外国美术博物馆购藏。北京为世界古树最多之都会，尤多辽金元明以来之古柏，盘根错节，苍翠弥天，斧斤所赦，历劫不磨。自恨无此健笔，尽其奇观也。一月十三日悲鸿。”
张篁溪著《李大钊殉国记》一文，现已不多见。
张篁溪（1877—1946年），名伯桢，字子干，号沧海，又号篁溪，广东东莞人。1896年在广州府学读书，1898年成为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弟子，曾助康有为纂辑《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曾与康有为等人于北京粤东新馆成立维新组织——保国会。1904年后两度赴日本留学，东京法政大学法律专科毕业。在日期间，曾参加陈天华、秋瑾等发起的留日中国学生罢课运动。著有《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33辑）。1908年回国，应聘为两广方言学堂教授。1910年中政法科举人，任刑部主事。中华民国成立后，改任司法部佥事，后应聘兼任清史馆名誉协修。1928年因政府南迁而解职，以著述鬻文为业。一生致力于文史资料的搜集、研究和编著，留有《张篁溪遗稿》等。1946年，张篁溪在北京病逝。所珍藏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书牍墨迹以及齐白石等名人字画共1300余件，捐赠给历史博物馆。其捐资在北京左安门广东新义园建造袁督师（袁崇焕）庙，在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重修袁督师墓。1919年，曾在袁督师庙南一里许修建袁督师故居，自建房屋于旁，时人称为“张园”。新中国成立后，其子张次溪将之捐献给北京市龙潭湖植物园。
1950年2月，黄萍荪编辑出版的《四十年来之北京》第2期上，刊有张篁溪著《李大钊殉国记》《南海先生全书》《南海康先生传》《焚余草》《篁溪笔记》《同盟会革命史料》《兴中会革命史料》《宗社党史料》等。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
1951年8月，张次溪依据多年搜集的资料，编著《李大钊先生传》，由北京宣文书店出版发行。全书12章，64000余字。章士钊题写书名，章士钊、张申府分别作序。写作中曾走访了谢质如、武向晨、李时、王岑伯、王德周、何基鸿及章士钊等师友。前言中有：“我一向喜欢搜集近代史料，而革命导师李大钊先生，更是我生平最敬重的一位父执，所以对他的事迹，我是常常留意搜集的。”“只凭一人的力量和见闻，那么不实不尽，若干疏漏地方，自然是难免的。近来各方同志知道我写这本传记纷纷函电催促早日出书，我为应此要求，又想借此机会就正于各方同志，希望抛砖引玉，更得到一些补充材料，和纠正意见，准备再做修改的工作。”
可见态度是认真而诚恳的。否则，章士钊、张申府也不会为之作序。《李大钊先生传》中说：“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死硬派（即西山会议派），以林森、邹鲁为首，在南花园一号，作反共的活动。李先生与劳会同志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各团体，组织了左联（左派联席会议），当时参加左联的有实践社（邓文辉等负责），新军社（谭祖尧负责），四川革命青年社（杜炎负责），新溪社（杨立贤负责），革新社（刘愈负责），琼岛魂社（莫同荣负责），琼崖协进会（郑兰积负责），中山学社（姚彦负责），新中学会（于树德、刘耀南负责）。以上九个团体，均有多数共产党员参加。李先生派李渤海用‘民校’二字为代表号，与各团体联系。谢质如奉李先生命，与各团体均有接洽，当时各团体在北京翠花胡同开会，有将革命交给左派的口号。”“劳会”指由陈维人（为人）、邓中夏、罗章龙、何梦熊（孟雄）等人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民校”是处于地下的中共党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代号。1920年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Chinese Socialist Youth Corps）。1925年1月改名后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Chinese Communist Youth Corps），或称为“中学”。中国共产党简称C.P.（Chinese Communist Party）。《李大钊先生传》中说：“三一八惨案”后，“当时这九个左派组织，共有党员一千一百余人，再加上C.P.同志，有一千余人，总合起来共有二千余人，共同组织北京的左派联席会议，简称左联。左派的联合工作，以实践社的几个首领，如邓文辉、萧忠贞、李寿雍等为中心。例如北京市党部的名单，就是共产党（C.P.）与实践社洽商好的，市党部的正式执行委员吴可（工人部长，C.P.）、谢伯俞（组织部长，C.P.）、邓文辉（常委，实践社）、萧忠贞（宣传部长，实践社）、莫同荣（农人部长，琼岛魂社）、谭祖尧（常委，新军社）、郑兰积（青年部长，琼崖协进会）、刘耀西（常委，新中学会）、路友于（商人部长，大同盟新左派，未就职）。自左联领导下之市党部组成后，申请入党和报到的新旧党员，增至四千人，这一个伟大革命团体，在李先生领导下，不断的迈进……”
关于左派联席会议的这些论说都是后来的李大钊传记所绝少论及的。
在《遇难前后》一章，曾经记录了当年一个狱卒提供的情况：“在临刑前，他要向群众发表最后的说话，但却被押解的士兵，一拳击倒在地上，”“送上绞台，先生拟留遗嘱，亦不得允许。”“先生步上刑台的时候，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本书中，还第一次刊出了李大钊于1920年正月所摄的个人照片。并记有“1951年夏，谒章行严师于东城，见案头悬李大钊先生1920年正月遗像一帧，为李先生亲笔题字以赠吴弱男夫人者，极为珍贵，因借归制版以广流传”。
张次溪的《李大钊先生传》在宣文书店于1951年8月出版后，曾有一些人写文章予以评论。
张次溪（1909—1968年），原名张涵锐，又名仲锐，字次溪，笔名燕归来簃主人、肇滨、张大都、张四都，广东东莞人。1913年随父张篁溪来北京，在北京志成中学（今北京35中学）读书，毕业于孔教大学。先后主编北京《社会日报》《民国日报》，曾从沈南野、齐白石等名师。除了一度去南京、安徽外，大都住在北京。经容庚介绍，曾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张次溪编辑有《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北平史迹丛书》《燕都风土丛书》《京津风土丛书》《中国史迹风土丛书》“六大丛书”，为研究北京民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张次溪还积累资料近30年，撰成《北京天桥志》《天桥一览》《天桥丛谈》《天桥景物图录》《人民首都的天桥》等专书。20世纪50年代在辅仁大学（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研究室工作，参与辛亥革命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编辑工作，为编辑《辛亥革命史料》作出重要贡献。
1957年，张次溪因病退职，1968年逝世。张次溪收藏北京史料的图书非常丰富，号称亚洲第一旧书店的“遗产书店”，2000年在北京琉璃厂开店。张静如：《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1957年3月，我的毕业论文《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这本小册子应该怎样评价呢？应该说，它是国内外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第一本书，而且直到1979年《李大钊传》出版之前也只有这一本书。因此，它是一本开拓性的著作。”“张静如先生的这部著作，是直到1979年《李大钊传》出版之前，国内外研究李大钊思想的第一部著作，该著作出版正值李大钊牺牲30周年纪念，在当时‘起了宣传革命先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作用’。该著作在思想观点、论述体系、资料范围、研究框架等方面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其基本观点成为国内研究者的共识，并在研究中被继承和发展。国外学者如苏联的加鲁尚茨、美国的迈斯纳、日本的斋藤道彦和后藤彦子也都参考和引用该著作。可以说，该著作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李大钊研究的基础。”
该书附录的《李大钊同志著作年表》也是第一次为李大钊的著作编写编年目录，对此后李大钊著作的编辑出版和思想研究起到了引导作用，这是一本研究李大钊的必读之书。
张静如先生的长女张萍在《中国护士在美国》（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书的第6章《蓦然回首》第4节“父亲厚爱可见一斑”中，对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有细致的讲述。《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李大钊传》编写组的《李大钊传》，由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4月出版。该书以翔实的材料，对李大钊一生予以介绍和评价，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李大钊思想和活动的专著。特别是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旧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军事复杂斗争形势的叙述，对建党初期珍贵史料的介绍，对李大钊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的评说，都对学习和研究李大钊思想大有帮助。
该书共分9章，并附有《李大钊同志生平活动简表》和《李大钊同志著作目录》以及李大钊同志生平活动和手迹等照片31张（有些照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北京市委党校离休干部杨芹于2009年9月著文：《忆邓拓同志指导编写〈李大钊传〉》，在《北京日报》（2009年9月14日）发表，对《李大钊传》编写组与《李大钊传》编写的前前后后做了真实的讲述。现将原文照录如下：
1960年初，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同志，建议北京市委党校编写一本《李大钊传》。他说，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谁，不言而喻。现在报刊上登载的一些纪念李大钊的文章，多是怀念他，哀悼他，歌颂他英雄就义的事迹，千篇一律，缺乏系统详尽介绍他革命一生的内容，因此，需要编写一本较详细的、全面介绍他的传记。邓拓同志建议要多方搜集资料，争取有新发现，编写一本内容翔实、资料新颖的《李大钊传》。
当时，北京市委党校校长赵征夫同志对此指示各级贯彻，认真执行，把编写《李大钊传》当成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他亲自担任领导，成立了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为主的《李大钊传》编写组，成员有袁谦、朱乔森、黄真、张仲豪、杨芹、李美瑞等同志，由该教研室主任袁谦同志具体负责领导。
我们编写组的同志立即开始工作，大家辛勤地奔走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阅了大批报刊图书资料；访问了许多了解李大钊同志的人，还到李大钊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访问了李大钊的亲友，了解他在家乡的情况。经过大家的努力，收获颇为丰富，最为珍贵的是李大钊同志的著作，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黎澍同志提供出来，共有300多篇。这为《李大钊传》的编写工作增添了重要的资料。
袁谦同志与编写组成员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拟定了编写提纲。赵征夫同志对章节的写法、资料的运用等都作了具体的指导，并说：运用资料要夹叙夹议，叙述要真实，文字要简练、生动。
在传记的编写过程中，邓拓同志亦多次作了具体指导。在大原则上，他为该书定下了主调，他说：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反映李大钊的成长过程，不要把他写成生而知之的“神童”，要严肃认真地写。
在该书写出初稿之后，编写组的同志有下农村工作的任务，随后由赵征夫同志领导，朱乔森、黄真二同志执笔继续编写，书稿写出后，赵征夫同志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于1963年定稿。之后，赵征夫同志调至中央西北局党校。
1964年，自诩为“理论权威”的康生，借批判杨献珍之机，对赵征夫同志进行打击迫害，勒令他回北京交代“问题”。而领导编写《李大钊传》成为他的一个严重“罪行”。康生对书稿大肆批判，后经邓拓同志与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同志支持，赵征夫同志对“莫须有”罪名的坚决抵制，才终止了对《李大钊传》书稿的批判。
然而，正当我们为《李大钊传》的出版选好插图、照片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等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北京出版社行将出版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之间书稿和大批珍贵资料全部被造反派抄走。赵征夫同志被造反派从西北局党校揪回北京进行批斗，而编写《李大钊传》又再次成为他的主要罪行。
而此时，党校外面也是天下大乱。“四人帮”和他们的顾问康生出于对李大钊同志的极端仇恨，罗织了许多罪名，对他恶毒攻击、污蔑。于是李大钊同志的墓碑被推倒，对这本如实反映李大钊同志革命功勋的书稿大肆挞伐；赵征夫同志被迫害致死，袁谦同志受到批斗，致使《李大钊传》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断10余年之久。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此项工作才又得以继续进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部如实记述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光辉一生的传记终于在1979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它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比较翔实的党史人物传记。它打破了多年来受到禁锢的党史“禁区”。全书共九章，全面、生动的记述了李大钊同志少年立志，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刻苦学习，探索真理，为中国革命事业奔走呼号，在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革命实践；积极领导“五四”爱国主义运动；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领导深入开展北方工农群众运动，被捕入狱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李大钊传》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许多老同志的称赞；亦获得史学界专家、学者的好评，纷纷在报刊上撰文评介。日本的一位李大钊研究专家把他撰写的《李大钊》一书赠给了《李大钊传》的作者。广大读者也争先恐后地购买这部书，第一版发行的12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接着又加印了两次，前后共印刷发行29万册，这在党史人物传记中是极为罕见的。
现在看来，《李大钊传》能取得如此丰硕成果，邓拓同志功不可没，没有他最初倡导编写这部传记，没有他当初确定的实事求是的基调，可能到现在也还没有这部书。
这样一本如实反映李大钊历史功勋的书稿，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挞伐，赵征夫被迫害而死，编写组成员遭严酷打击。粉碎“四人帮”之后，朱乔森和黄真执笔对书稿进行修订和补充，历时三年完成定稿，该书的修订工作得到了范若愚、李葆华、贾芝、李星华等的支持、鼓励和具体帮助。年已八旬的刘弄潮和罗仲言，对李大钊当年的革命活动比较了解，他们也热情地阅读了书稿，并介绍了许多当年的有关情况，为该书的修改和补充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意见。1979年4月，《李大钊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大钊传》在叙述李大钊牺牲时写道：“就在这绞刑架下，在杀人的刑台上，大钊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他对死亡和对反动派最大的蔑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嘲笑那些杀害他的匪徒‘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晕脑地来演丑戏’。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009年4月，董宝瑞发表了《80年前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情景》的博客文章。对上述讲述提出了异议：“据笔者了解，《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的朱乔森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情节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说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
张静如先生对此书评价时说：“60年代，我曾读过李大钊传稿本的部分内容。当时，就觉得这本书写得不错，很希望它能早日与读者见面。万没想到，从那时起，过了十几年才见到这本书正式出版。我珍惜这本书。我觉得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一是材料比较丰富。二是评价比较实事求是。三是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它的缺点是个别地方对李大钊的文章有断章取义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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