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洞女孩(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墨西哥）詹妮弗·克莱门特（Jennifer Clement）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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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洞女孩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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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把你弄得丑丑的，我妈说。她吹了一声口哨。她的嘴离我太近，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脖子上了。我能够闻到里面的啤酒味。在镜子里，我望着她手里那块木炭在我脸上移动。这日子可真难熬，她低声说。

那是我人生的最初记忆。她举着一面破裂的旧镜子靠近我的脸。那时我肯定只有五岁左右。镜子上的裂缝让我的脸看起来好像破成了两片。身为女孩子，在墨西哥，模样丑陋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叫蕾蒂戴·加西亚·马蒂内斯，我有棕色的皮肤，棕色的眼睛和棕色的卷发，跟我认识的所有人看起来都差不多。小时候，我妈把我打扮成男孩，还给我起了个男孩的名字。

我跟大家说我生的是个男孩，她说。

如果我是女孩，我就会被人抢走。只要毒品贩子听说周围哪有漂亮女孩，他们就会开着黑色的凯迪拉克凯雷德，风驰电掣地来到我们的土地上，把那女孩带走。

在电视上，我看到女孩子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头发梳成小辫，扎上粉色蝴蝶结，或者化妆，但这种事从不会在我家出现。

也许我该把你的牙敲掉，我妈说。

随着我渐渐长大，我会把自己雪白的牙齿抹得黄不拉叽或黑不溜秋的，看起来就像烂掉了一样。

再没有比一个脏兮兮的嘴巴更让人恶心的了，我妈说。

在地上挖洞的主意，是葆拉的妈妈想出来的。她家就在我们对面，她们有一所独立的小房子和一片木瓜林。[1]

我妈说，格雷罗州已经变成个兔子窝，到处都有给少女们藏身的地洞。

一旦有人听到SUV车靠近的声音，或者远远地看见一个或两三个小黑点，所有的女孩都会朝那些地洞跑去。

这就是格雷罗州的生活。这片炎热的土地上生长着橡胶树，还有各种类型的蛇、鬣蜥和蝎子，那些蝎子要么是浅黄色的，要么是半透明的，很难被人发觉，这会要人的命。我们确信，格雷罗的蜘蛛比别处都要多，蚂蚁也是。那些红蚂蚁会让我们的胳膊肿胀起来，肿得跟大腿一般粗。

这就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为自己是全世界最愤怒、最刻薄的人而自豪，我妈说。

我出生后，我妈对邻居和市场上的人说她生了个男孩。

感谢上帝，生的是个男孩！她说。

是的，感谢上帝和圣母马利亚，人人都这么回答，但彼此心照不宣。在我们的山里，只会出生男孩，不过其中一些到十一岁时会变成女孩。然后这部分男孩又不得不变成丑女，有时还不得不藏在“兔子洞”中。

我们就像野兔一样，每当有饥饿的流浪狗来到地里，野兔就会赶紧躲起来，那狗馋得都没法合上自己的嘴巴了，它已经尝到兔毛的味儿。一旦有只野兔猛蹬一下后腿飞跃而去，这个危险信号就会在周围传开，惊动四周的其他兔子。但在我们这一带，却不可能发出类似的警报，因为大家的住所都很分散，彼此相距太远。不过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留神观察，学着倾听那些从老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我妈会低着头，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倾听汽车引擎的声音，或者汽车靠近时惊起的鸟儿或小动物的动静。

她们没一个回来。那些被抢走的女孩从没有一个回家，甚至连封信也不写，我妈说，连封信也没有。她们全都这样，只有葆拉除外。她在被带走一年后回来了。

从她妈妈口中，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葆拉是怎样被抢走的。直到有一天，葆拉步行回到家里。她的耳朵上有七个耳钉，顺着她左耳弯曲的边缘，那些蓝色、黄色和绿色的耳钉排成一条线，她的一只手腕上文着扭曲如蛇的几个字：食人狂的宝贝。

葆拉就那样从公路上走下来，顺着那条土路朝她家的房子走去。她走得很慢，低着头，就仿佛她是跟着一连串直接通向她家的石子儿走了回来。

不对，我妈说，她不是跟着石子儿走，这丫头是嗅着她妈妈的气味回的家。

葆拉走进自己的房间，躺在她的床上，床铺上还摆着几只毛绒玩具。葆拉对自己的遭遇只字不提。我们只知道葆拉的妈妈用一只奶瓶给她喂吃的，她妈妈真的把她当作婴儿一样抱在怀里，在她嘴里塞个奶瓶。那时葆拉已经十五岁，我当时十四岁。她妈妈还给她买嘉宝婴儿食品，用一只白色的塑料小勺子直接喂到她嘴里，那是在公路对面[2]加油站的OXXO便利店买咖啡时附送的勺子。

你看到没有？你看到葆拉的文身没有？我妈说。

看到了。咋啦？

你明白那些词的意思，对吧？她属于某个人。愿耶稣基督，圣母马利亚之子，天主之子以及天上的所有天使保佑我们所有人。

不，我可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妈也不想细说，不过我后来还是弄清楚了。我不明白，一个人好好地待在山里的小木屋里，怎么就会被一个剃光了脑袋、手里握着机枪、背包里装着灰色手榴弹的毒贩给抢走了，最后还像一袋子绞细的牛肉一样被拿去卖掉？

我时刻注意着葆拉。我想跟她说话。现在她从不离开她家的房子，但我们过去一直是好朋友，跟玛丽亚和埃斯特法尼都是好朋友。我想让她欢笑，一起回忆我们从前的日子：每到周日，我们就穿着男孩的衣服去教堂，我的名字叫博伊，她的名字叫保罗。我想让她回忆起从前我们一起看肥皂剧杂志的时光，因为她喜欢看电视明星们穿的漂亮衣服。而且，我也想知道她的遭遇。

有个事实倒是人所共知：她一直是格雷罗州这一带最美的女孩。[3]人们都说，葆拉甚至比阿卡普尔科的女孩更漂亮。这可是大大的夸赞，因为一切迷人或特别的东西都必定来自阿卡普尔科。于是这句话就传开了。

葆拉的妈妈给她穿一些里面填满破布的衣服，让她看起来很胖。可是，人人都知道，在距离阿卡普尔科港不到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个女孩跟她妈妈和三只鸡住在一所小房子里，她长得比詹妮弗·洛佩兹还要漂亮。她早晚会被抢走。即使葆拉的妈妈想出把女孩藏在地洞里的点子——我们全都这么做——她也无法保住自己的女儿。

在葆拉被抢走的前一年，已经出现不祥之兆。

那天一大早，葆拉的妈妈孔查正在给她的三只鸡喂放坏的玉米饼，忽然听到公路上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当时葆拉仍在床上熟睡。她的脸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成一条乌黑的长辫子，她晚上睡觉时，辫子就盘在她脖子上。

葆拉穿着一件白色棉质旧T恤，它长得垂到她的膝盖以下，前面印着“神奇面包”几个深蓝色的大字。她还穿着一条粉红色的短衬裤，我妈一直说，穿这种衬裤简直比赤身裸体还要糟。

当那些毒贩闯进她家时，葆拉睡得正香。

孔查说，当她看到那辆棕褐色的宝马车顺着狭窄的土路开过来时，她正在喂鸡，那三只一无是处的鸡一辈子都没下过一颗蛋。在那一刻，她以为那辆车是一头公牛或者从阿卡普尔科动物园里逃跑出来的什么动物，因为她没料到会有一辆棕色的车子朝她家驶来。

当她想到毒贩到来的情景时，她总是想象他们开着黑色的SUV，车窗被涂上了颜色，这本来是违法的，但所有人都把车窗弄成那样，以免警察窥看车里。那些黑色的凯迪拉克凯雷德有四扇车门和黑色的车窗，里面满是毒贩和机枪，它们就像特洛伊木马，至少我妈过去常常这么说。

我妈怎么会知道特洛伊？这个墨西哥女人独自和她唯一的女儿住在格雷罗州的乡村，从这里坐汽车到阿卡普尔科不到一小时，骑骡子需要四个小时，她怎么会知道特洛伊呢？答案很简单。当我爸从美国回来时，他给她买过的唯一礼物是一只小小的圆盘状卫星电视天线。我妈迷上了历史纪录片和奥普拉的脱口秀。我家有一个献给奥普拉的圣坛，就在她供奉瓜达卢佩圣母的圣坛旁边。我妈从不叫她奥普拉，[4]她一直没搞清楚这个名字该怎么念。她管奥普拉叫“Opera”，她总是Opera这Opera那地说。

除了纪录片和奥普拉，我们看过不下一百遍《音乐之声》。我妈总是留意看电影频道什么时候安排播放这部电影。

每次孔查跟我们讲述葆拉的遭遇，她的说法都不一样。因此我们从来都搞不清楚真相到底是什么。

那个在葆拉被抢之前来到她家的毒品贩子只是想看看她。他想证实一下那些传言是不是真的。它们确实是真的。

当葆拉被抢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在我们居住的山里是没有男人的。这就像住在一个没有树木的地方。

这就像人只有一只胳膊，我妈说。不不不，她自己纠正自己道，待在一个没有男人的地方，就像睡觉时没有梦。

我们那儿的男人都过河去美国了。他们把脚浸入河水中，在齐腰深的水里跋涉，可是，当他们到达对岸时，他们就死了。在那条河里，他们抛下自己的妻儿，走进伟大的美国巨坟。她说得对。他们会给家里寄钱，还会回来一两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在我们的土地上只有一群群女人，她们努力工作，设法养活自己。周围仅有的男人都在SUV里，还会骑着摩托车突然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肩上扛着一把AK-47步枪，牛仔裤的后裤兜里装着一包可卡因，衬衣的前兜里放着一包红标万宝路。他们戴着雷朋墨镜，我们决不能盯着他们的眼睛，决不会看到墨镜后面那对黑色的眸子，那里通往他们的心灵。

我们曾经从新闻里听说三十五个农夫被绑架的事情，他们当时正在地里掰玉米，一些人开着三辆大卡车过来，把他们全部绑走了。绑匪们用枪对着那些农夫，让他们爬上卡车。那些农夫站在车厢里，就像牛一样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在两三个星期后回到家里。绑匪警告他们，如果他们胆敢说出自己的遭遇，就会被杀掉。人人都知道，他们是被绑去摘大麻的。

如果你守口如瓶，有些事情就跟从未发生过一样。当然，肯定会有人写一首歌讲述那个故事。所有不该被知道或不该被讲述的事情，最终都会变成一首歌。

某个白痴会写歌讲述那些被绑架的农夫的故事，害得自己被人杀掉，我妈说。

周末的时候，我妈和我会去阿卡普尔科，她在那里为一户家在墨西哥城的有钱人打扫卫生。那家人每个月会到这所位于阿卡普尔科的度假别墅住上两个周末。过去好多年，那家人都开车来这里，但后来他们买了一架直升机，并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别墅院子里修建停机坪。他们首先得用土将游泳池填平并铺上柏油，然后在几英尺外的地方挖出新泳池。他们还把网球场也挪开了，好让直升机停在尽可能远离住所的地方。

我爸过去也在阿卡普尔科上班。在离家前往美国之前，他在一家酒店当侍者。为了看望我们，他曾经回过几次墨西哥，然后就一去不返了。当他最后一次回来时，我妈就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了。

这是最后一次，她说。

你说什么，妈妈？

好好看看他的脸，把它牢牢记在心里，因为你以后再也看不到你爸爸了。切记，切记。

她喜欢用这个词。

我问她怎么知道他不打算回来的。她说，你就等着瞧吧，蕾蒂戴，等着瞧，你会看到我是对的。

可是你怎么知道呢？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让我们看看你能不能自己琢磨出来，她回答说。

这是一次考验。我妈喜欢考验我，弄清楚我爸不回来的原因就是一次考验。

我开始观察他。我观察他在我家那所小房子和花园周围做事的方式。我跟着他，就仿佛他是个陌生人，如果我不盯紧他，他就会偷我的东西。

某天晚上，我知道我妈猜对了。那晚非常热，仿佛月亮也在让这里升温。当我爸在外面抽烟时，我走过去跟他待在一起。

我的天，这里肯定是地球上最热的地方之一，他一边从嘴里和鼻子里喷出烟草的烟雾，一边说道。

他用一只胳膊搂着我，他的皮肤比我的还热。我们简直会把对方烤焦。

然后他说出那句话。

对我来说，你和你妈妈都太好了，我配不上你们。

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这次考验。

狗娘养的。有好多年，我妈总是说这句话。她再没提过他的名字。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就是“狗娘养的”了。

就像我们山里的很多人一样，我妈相信魔咒。

但愿一阵风刮灭他心里的蜡烛，但愿他肚脐眼里长出一只巨大的白蚁，或者他耳朵里长出一只蚂蚁，她说，但愿他的阴茎被虫子吃掉。

接着，我爸就不再每个月从美国给我们寄钱了。我猜他的钱也配不上我们。

当然，从美国通往墨西哥的流言传播通道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如果你不知道真相，你也会知道流言，流言总是很多，多过真相。

我宁愿相信流言也不相信真相，我妈说。

流言从纽约的一家墨西哥餐厅传到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屠宰场，传到俄亥俄州的温迪餐厅，传到佛罗里达州的一片橙子园，传到加州圣地亚哥的一家酒店，然后越过界河，重新恢复活力，传到蒂华纳的一个酒吧，传到莫雷利亚郊外的一块大麻地，传到阿卡普尔科一条玻[5]璃底的游船，传到奇尔潘辛戈的流动餐馆，然后顺着我家门外的土路，传到我们那棵橙树的树荫下。流言说我爸“在那边”有另一个家庭。“在这边”是我家的遭遇，也是这里每个人的遭遇。

在这边，我们孤零零地生活在自己的棚屋里，周围全是我妈多年来偷窃的东西。我们有好几打钢笔和铅笔、盐瓶和眼镜，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塑料垃圾袋，里面装满她从餐厅偷来的小袋装白糖。我妈上公厕后肯定会在袋子里藏一卷厕纸离开。她并不把这称为盗窃，但我爸会这么说。在他还跟我们一起生活时，他们经常因此打架，他说自己跟一个窃贼生活在一起。我妈认为她只是借东西，但据我所知，她从不把东西还回去。她的朋友们都知道她们必须把所有东西藏起来。不管我们去哪里，当我们回到自己家时，她都会从衣袋里、双乳之间，甚至头发里掏出点什么东西来。她有一种将东西塞进头发里的诀窍。我见过她从自己稠密卷曲的长发里掏出小咖啡勺和一轴轴的线。有一次她从埃斯特法尼家偷了一条士力架巧克力棒，把它藏到自己的马尾辫下。她甚至从自己的亲生女儿这里偷东西。我放弃了认为自己可以拥有任何物品的想法。

我爸离开时，我妈——她从来都心直口快——说，那个狗娘养的！我们失去自己的男人，却从他们那里，从他们的美国婊子那里染上艾滋病，我们的女儿被人抢走，儿子离家而去，但我热爱这个国家胜过爱我自己的呼吸。

然后她缓缓地说出墨西哥这个词，接着重复一遍，墨西哥。就仿佛她是从一个盘子里将这个词舔到自己嘴里。

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妈曾教我做祈祷。我们一直都在做祈祷。我为云朵和睡衣祈祷。我为电灯泡和蜜蜂祈祷。

千万别为爱与健康而祈祷，我妈说，或者为钱，如果上帝听到你真正想要什么，他就不会给你，切记。

当我爸离开后，我妈说，跪下来，为小勺子而祈祷。2

我只上完了小学。在那期间，我大部分时候是男孩。我们的学校是小山下的一间小屋子。有些年里，老师根本就不会露面，因为他们害怕来到这个地区。我妈说，想来这里的老师不是毒贩就是白痴。

谁都不信任别人。

我妈说，所有人都是毒贩子，当然包括警察，肯定也包括市长，甚至我们国家那个该死的总统也是毒贩。

我妈不需要别人问她问题，她自己问自己。

我怎么知道总统是毒贩呢？她说。因为他让枪支从美国流入墨西哥。为什么他不在边境上布置军队，阻止枪支流入啊？还有，把什么握在你手里才是最糟糕的：一株植物、一棵大麻、一棵罂粟还是一支枪？那些植物是上帝创造的，但枪支是人创造的。

我在学校里交的朋友一直都是我的朋友。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班只有九个人。我最亲密的朋友是葆拉、埃斯特法尼和玛丽亚。我们上学时全都把头发剪短，还穿着男孩的衣服，除了玛丽亚。

玛丽亚天生兔唇，所以她父母不用担心她被人抢走。

当我妈谈到玛丽亚时，她说，月亮上那只三瓣嘴的兔子来到了我们山里。

玛丽亚也是我们当中唯一拥有兄弟的人。他的名字叫米格尔，但我们叫他迈克。他比玛丽亚大四岁，人人都宠着他，因为他是我们山里唯一的男孩。

葆拉确实像我们说的那样，长得像詹妮弗·洛佩兹，但比洛佩兹更漂亮。

埃斯特法尼的肤色最黑。在格雷罗州，我们的肤色都很黑，但她就像漆黑的夜晚或一只罕见的黑色鬣蜥那么黑。而且埃斯特法尼又高又瘦，因为格雷罗没有高个子，所以她就像树林里最高的一棵树。她会看到我无法看见的东西，甚至包括一些很远的东西，例如顺着公路驶来的汽车。有一次，她看到一条带有黑色、红色和白色条纹的小蛇盘在一棵树上，那是一条珊瑚蛇。这些蛇想吮吸那些熟睡的妈妈们的乳汁。

如果你在格雷罗州长大，你就会明白任何红色的东西都是危险的，因此我们知道那是一条坏蛇。埃斯特法尼说那条蛇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她只跟葆拉、玛丽亚和我说过这事，只有我们仨（她的三个挚友），因为她知道这意味着她受到了诅咒。当然，说她受到诅咒，就仿佛那条蛇是个手握魔棒的邪恶仙女，她会说你绝不会美梦成真。

玛丽亚带着兔唇出生时，所有人都吓坏了。她母亲卢斯把女儿藏在房里，她父亲走出家门，再也没回来。

我妈好为人师，对自己的事情却漫不经心。她来到玛丽亚家，想仔仔细细地看看这个小宝宝。我知道这个故事不过是因为我妈跟我讲述过好多次。她看着小小的玛丽亚躺在卢斯怀里，脸上盖着一块白色的薄面纱。她揭开那块薄纱，低头看着小宝宝。

她被生反了，就像一件内外颠倒的针织衫。你只需要把她翻转过来就行，我妈说，我会到诊所给她登记的。

我妈转身走下山去，坐公共汽车来到那家位于奇尔潘辛戈的诊所，给刚出生的玛丽亚登记。这么做是为了让当地的诊所知道农村地区有哪些孩子需要做这一类的手术。每隔几年都有一些医生从墨西哥城来到这里免费做手术，但患者必须在出生后做登记。

过了八年才有一队医生来到奇尔潘辛戈。有一群士兵组成的护卫队护送他们，这样就可保护他们免受毒品贩子的暴力对抗。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全都习惯了玛丽亚的脸。就因为这个原因，她的一些朋友不希望她动这个手术。我们希望她快乐正常，但她那张内外相反的脸让我们知道敬畏神灵，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受可怕的天谴，让我们思考自己这个神奇的熟人圈里出了什么差错。她就像旱灾或洪水一样染上几分神话色彩。玛丽亚被当作上帝发怒的例证。医生能够弥补那种愤怒吗？我们想知道。玛丽亚栖居在她的神话里，甚至开始看起来也像用石头雕的了。

我们认为玛丽亚很强大。我妈可从不认为那是一种力量。

她在寻找契机而且她也会找到，我妈说。

埃斯特法尼、葆拉和我觉得玛丽亚已经遭遇过最可怕的事情了，因此她无所畏惧，例如埃斯特法尼看到盘在树上的蛇那次，就是玛丽亚捡起一根长长的树枝去捅它，直到它掉落到地上。埃斯特法尼、葆拉和我都尖叫起来，躲得远远，但玛丽亚却俯身将它捡起来，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它。

她看着那条蛇说，你以为自己的脸很丑啊，哈，那就看看我的脸吧！

丢掉，快丢掉，葆拉说，它会咬你的！

傻瓜，我求之不得呢。说着玛丽亚把蛇扔到地上。

她把所有人都叫作傻瓜。这是她最爱的词语。

我七岁的时候，有一天玛丽亚和我一起放学回家。通常我们全都会一起离开学校，在公路上跟前来接我们的妈妈们碰头，然后分手，各回各家。这一次只有玛丽亚和我两个人一起回家，我也记不得原因了。那个学年快要结束，我们都很悲伤，因为那位来自墨西哥城的老师只在这里待一年，即将离开我们，新的志愿者教师九月才会来。在乡村地区，人们依赖那些来自城市的志愿者。有志愿者在我们这里担任老师、社工、医生和护士。他们来这里，因为这是他们不可缺少的社工训练的一部分。过上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学会跟这些人保持距离，因为，就像我妈说的那样，这些人像销售员一样来来去去，只是他们除了“你必须”这几个字之外就没啥可兜售的了。

我不喜欢那些从远方来的人，她说，他们不了解我们是什么人，却总是告诉你必须做这个必须做那个，必须做这个必须做那个。我会跑到城里去告诉他们这个地方臭气熏天，还问他们青草哪儿去了，以及天空啥时候变得发黄吗？这一切就像那个该死的罗马帝国。

我不知道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确实知道她一直在看一部有关罗马历史的纪录片。

七月，我独自与玛丽亚步行回家。我记得那天有多么热，也记得失去老师的悲伤。天气很潮湿，当我们向前移动时，我感觉身体有气无力。实在是太湿润了，蜘蛛都能直接在空中织网，我们不得不边走边从脸上拂去蛛网和那些散漫的长长蛛丝，希望不要有蜘蛛落到我们的头发上，或掉进我们宽松的上衣里。正是这种潮湿让鬣蜥和蜥蜴半睁着眼睛睡觉，甚至昆虫也睡着了。也正是这种炎热驱使流浪狗们顺着公路找水喝，黑色的柏油路上留下它们血肉模糊的身体，从我们的山里一直延伸到阿卡普尔科。

实在太热，玛丽亚和我决定坐在石头上歇会儿，当然事先会检查一下那里是否有蝎子或蛇。

没有男孩会爱上我的，就那样，我才不在乎呢，她说，我不希望任何人乱摆弄我的脸，我妈说没有男孩想亲我。

我试着想象那种亲吻，两片嘴唇贴着她破裂的三片嘴唇，一条舌头伸进她破裂的嘴巴里。我问她那是否意味着她不会有孩子，她说她妈妈曾告诉她，她永远不会结婚或生孩子，因为没有男人会爱上她。

我才不想谁爱上我呢，玛丽亚说，所以，谁在乎呢？

玛丽亚，我也不想别人爱我。谁想要那种东西？我觉得亲吻听起来很恶心。

她扭过头，狠狠地盯着我，我以为她会冲我吐唾沫或者打我。可是，在那一刻，她爱上了我。

玛丽亚狠狠地盯着我，因为周围的人都是如此凶狠。事实上，在墨西哥，来自格雷罗州的人素来以满腔愤怒而闻名，并且就像一只隐藏在床上或枕头底下、半透明的白色蝎子一样危险。

统治格雷罗的是炎热、鬣蜥、蜘蛛和蝎子。人命一文不值。

我妈过去常说，生命从来都是一文不值。她还会引用那首著名老歌的歌词，就仿佛那是祈祷词：如果你打算明天杀掉我，你还不如今天就要我的命。

这句话被她替换成各种类似的新版本。我曾经听她告诉我爸说：如果你打算明天离开我，你还不如今天就离开。

我知道他不会回来。这倒也没啥，因为，如果他回来，她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她会用指甲、唾沫和切碎的头发煮成焖菜，把它跟她的经血、绿辣椒和鸡肉混合起来。她把配方给了我。不是写在纸上，但她告诉过我怎么煮。

一定要自己做吃的，她说，千万别让任何人给你煮饭。

那锅用指甲、唾沫、经血和切碎的头发煮成的焖菜可能味道很好。她是个好厨子。他最好别回来。她把自己的大砍刀磨得锋利无比。

我妈说她相信有仇必报。这是对我的直接威胁，但也是给我的一个教训。我知道她不会凡事都对我宽宏大量，不过这也教会我不要原谅他人。她说这就是她再也不去教堂的原因，尽管她的确有一些热爱的圣徒，但她压根不喜欢那套有关宽恕的说教。我知道她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琢磨：如果我爸回来，她该怎么对付他。

我望着我妈用她的大砍刀割那些高高的杂草，或者用一块大石头砸烂一只鬣蜥的脑袋将它杀死，或者刮掉龙舌兰肉质叶片上的刺，或者用手扭着一只鸡的脖子将它杀死，就仿佛她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爸的身体。当她切西红柿的时候，我知道她正在将他的心脏切成薄薄的圆片。

有一次，她倚着大门，用身体靠着门上的木头，甚至那扇门也成了我爸的后背。椅子是他的大腿，勺子和叉子是他的双手。

有一天，玛丽亚跑到我家来。我们住的地方相距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需要步行穿过长满橡胶树和低矮棕榈树的土地，在那里，巨大的棕色和绿色鬣蜥躺在平坦的石头上晒太阳，它们会飞快地扭转身体咬人，尤其当你是个八岁的女孩，并且穿着红色的塑料人字拖一路飞奔从它们身边掠过时。她独自一人来到这里，就仿佛她是这里唯一获准外出的女孩，因为她有兔唇。我们全都知道没人想要她，即使把她白送给别人也没人要。看到她时人们总是畏畏缩缩。一见她出现在我家大门外，我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蕾蒂戴，她大叫着，蕾蒂戴！

我妈到奇尔潘辛戈的市场上去了。在我们年纪还小的时候只要答应不在外面瞎逛，妈妈们就会允许我们独自待在家里。而当我们胸部开始微微隆起时，就得那样做了。从那一刻起，如果我们想外出，就必须采取措施，以免我们显露自己漂亮的外貌。

玛丽亚张开双臂朝我走来，给我一个拥抱。她这副样子有些奇怪，因为她总是用一只手遮住自己的嘴巴。玛丽亚走路时会用左手盖住半张脸，挡着自己的嘴，就仿佛她正握着一个秘密，或者即将呕吐出什么来。

怎么啦？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下脚步，好让自己喘口气。她在我旁边的地板上坐下，那会儿我正从一本杂志上剪一些图画贴在剪贴簿上。这是我最爱的消遣方式。

医生就要来了！

我不需要问她什么。经过八年等待，那些著名的医生，那些来自墨西哥城某所医院、举足轻重且收费不菲的医生，就要来到奇尔潘辛戈为先天畸形的孩子免费做手术了。玛丽亚解释说，在她放学回家大约一小时后，诊所的护士来到她家，采集了她的血样，量了她的血压，确保她已经准备好动手术。她们必须在星期六早上六点到达诊所。

那是两天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把这告诉葆拉。

我忽然想到，玛丽亚也许以为自己手术后会变得跟葆拉一样漂亮。但甚至在我剪那些旧杂志、满眼都是电影明星和著名模特的脸时，我也知道她们没有一个能跟葆拉一比高下。即使葆拉的妈妈把她的头发剪短，甚至在她的皮肤上涂抹辣椒面，让她身上总是长着红色的皮疹，葆拉的美貌也仍然光彩照人。

星期六早上，我妈和我来到诊所陪伴玛丽亚的妈妈。埃斯特法尼和她妈妈也从家来到这里。

玛丽亚的哥哥迈克也在那儿。我想起来自己已经有段时间没见到他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阿卡普尔科。虽然他只有十二岁，但在我看来，他已经长大成人。他手腕上戴着皮护腕，就像手镯一样，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东西，而且他还剃掉了头发。

诊所外停着三辆军车，十二名士兵在那里站岗。这些士兵戴着滑雪面罩，还有飞行员墨镜，就戴在面罩的眼部开口处。他们的脖子后面闪烁着汗水的光芒。当他们围着这家小小的乡村诊所时，手里的机枪已经上膛。

有一辆卡车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医生在此为孩子做手术。

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是避免毒品贩子突袭，绑架医生并逃之夭夭。毒贩绑架医生是出于两个原因：要么是他们自己需要动手术，通常是医治枪伤；要么就是绑架墨西哥城的医生以换取赎金。我们知道，除非医生们受到保护，否则他们是不会来到我们山里的。

我们想从那些士兵旁边走过去，但他们不许我们进入诊所，因此我们只好到那家位于街角的露丝美容厅去等着。我们知道，除了玛丽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孩子要动手术，那是个两岁大的男孩，他天生就多长了一个拇指。在过去的两年里，这根多余的拇指一直是重要的谈资。每个人对它都有看法。

事实上，我们知道山里出现畸形儿的原因。所有人都知道，喷洒杀除大麻和罂粟的毒药对我们人类有害。

手术前一天，我妈突然怒气冲冲地说，玛丽亚该保持原貌。还有，想想那个六指男孩，他们干吗不干脆连他的手一起切掉呢！也许那样一来，他长大后就会留在这里了。

当我们站在美容厅外面时，我们听见远远传来一阵噪音，就像一头牛重重地踏着地面或一架飞机过于靠近地面飞行。仅仅过了片刻，我们就意识到那是一支SUV车队。

那些保护诊所的士兵迅速行动起来，隐蔽在卡车后面。

我们跑进美容厅，冲到房间的后面，尽可能地远离窗户。我蜷缩在一个水槽下面。

然后周围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一切都停滞下来。仿佛狗儿、鸟类和昆虫都停止了呼吸。

没有人说“嘘！安静”。

我们以为马上会子弹横飞。

这条主街也是穿过小镇的公路，它的每一面墙壁、窗户和门上都布满弹孔。在我们这个坑坑洼洼的世界，谁都懒得去填补那些弹孔或粉刷墙壁。

十二辆黑色的SUV飞驰而过，开得太快了，就仿佛它们在比赛。车窗都涂成了黑色，尽管现在是大白天，但车前的大灯却开着。

我们能够感觉到它们呼啸而过的速度，我们周围的地面都颤动起来。这些巨大的机器在身后留下漫天尘土和尾气，搅得我们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千万别在这儿停车。

等最后一辆SUV驶过，大家沉默了片刻，仔细倾听。然后露丝说，好啦，他们走了，那么，谁需要做头发吗？

露丝微笑着说，在我们等待手术结果时，她会免费给所有人做美甲。

露丝是个弃婴。她的出生肯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会有人把自己的宝宝扔进垃圾堆，就仿佛那是一块香蕉皮或一个坏掉的鸡蛋？

把自己的宝宝扔进垃圾堆跟杀掉宝宝到底有啥差别，嗯？我妈说。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一次考验。

当然差别巨大，我妈自言自语地说，至少杀掉她会显得更仁慈一些。

露丝是西尔伯斯坦太太收养的弃婴之一。西尔伯斯坦太太是个来自洛杉矶的犹太女人，她在五十年前移居阿卡普尔科。当她听到传言说有一些婴儿被扔进垃圾堆之后，她就告诉阿卡普尔科的所有清洁工，她愿意照顾那些婴儿。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她抚养大了至少四十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露丝。

露丝出生在一个黑色的垃圾袋内，里面装着肮脏的尿布、烂掉的橙子皮以及三只空啤酒瓶和一个可乐罐，外加一只用报纸包着的死鹦鹉。有人在垃圾堆旁听到了袋子里发出的哭声。

露丝给我们涂上指甲油，又把薯条直接喂到我们嘴里，这样就可以让指甲油慢慢干掉而不会被弄脏。她曾经多次帮我理发，但这是我第一次做美甲。这是我人生中头一次被定义为女孩。

在给我的每一个椭圆形的幼嫩指甲涂上红色的指甲油时，露丝轻柔地捧着我的手。当她给我的拇指涂指甲油时，我想起仅仅一个街区之外那个正在切除拇指的男孩。

露丝吹着我的手，好让指甲油干得更快。

你自己也吹吹，她说，这样它们就会干的，而且不要摸任何东西。

她转身离开我，捧起我妈的手。

想涂成什么颜色，丽塔？

涂上你这里最鲜艳的红色。

在我看来，我的手美得不可思议。我对着镜子把它们举到我齐脸高的地方。

啥世道啊，我妈说，这日子可真难过。

在窗户外面，透过被子弹击中而裂开的玻璃，我们能够看见那些戴着面罩的士兵守卫着诊所。他们正从军装上掸去尘土。那些SUV制造了一场小型的沙尘暴。我想象诊所的大门后面摆着什么，仿佛看见玛丽亚躺在白色的床单上，在一个明亮的灯泡底下，周围都是医生，她的脸被切成两片。

我身后再次传来我妈的声音。

有时我都想种罂粟了。其他所有人都在种，不是吗？反正总有一天会死掉，所以最好作为有钱人死掉。

唉，丽塔啊！

露丝说话柔和而缓慢，因此，当她说丽塔时，听起来就像丽——塔——，听到有人用这么甜美的音调跟我妈说话，我感觉很高兴。露丝的声音能够疗治病痛，安慰人心。

你有什么看法？我妈问。

美容厅里顿时安静下来。我们都想听听露丝怎么回答。人人都知道，露丝比这一带的其他任何人都更聪明、善良。她也是个犹太人，西尔伯斯坦太太把自己收养的所有弃婴都按照犹太人的方式养大。

想象一下，露丝说，想象一下我的情况。我在十五年前开了这家美容厅，我起了个什么店名？我叫它“幻想”。我起这么个店名是因为，我的幻想，或者说我的梦想，是做点事情。我想把你们所有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让我周围都洋溢着甜美的香气。

因为露丝是个被扔进垃圾堆的弃婴，她脑子里总浮荡着烂橙子的气味、某个人早餐喝剩的果汁的气味。

可是我没能把你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恰恰相反，我做了什么？露丝问。

所有人都默默地低下头，望着自己涂好指甲油的指甲。

我做了什么？

没人回答。

我不得不把小女孩打扮成男孩，我不得不把年纪大一点的女孩弄得其貌不扬，而且还不得不把漂亮的女孩弄得丑模丑样。这不是美容厅，这是丑容厅，露丝说。

没人能够反驳她，甚至我那个心直口快的妈妈也没法反驳她。

玛丽亚的妈妈从美容厅的窗户外窥视着里面。他们已经做完了，她透过破裂的窗玻璃说。玛丽亚想见见蕾蒂戴，她指着我说。

在把指甲油擦掉之前，你哪儿也不许去！我妈说。

露丝拉着我坐到她膝上，把指甲油清理掉。我嘴里满是洗甲水的味道，它们在我舌头上留下一股柠檬的气息。

在那家只有两个房间的小诊所里，前面的房间已经被改造成手术室。一名护士和两名医生正忙着把各种东西收起来装进手提包，而玛丽亚则躺在窗户下的一张帆布床上。她的眼睛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纱布里向外张望，就像两颗黑色的小石头。她那么热切地望着我，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一辈子都对她了如指掌。

她的眼睛在说：那个男孩在哪儿？他的拇指切除掉了吗？他是否还好？他们怎么处理那根拇指？

当我替玛丽亚提出这些问题时，那名护士回答说，男孩已经在一个小时之前离开了，那根拇指已经切除掉。

你们怎么处理那根拇指？

它会被焚烧掉，护士回答说。

烧掉？

是的，烧掉。

在哪里烧？

哦，我们在这里用冰把它冷冻起来。我们会带着它回到墨西哥城，在那里把它烧掉。

当我回到美容厅时，所有人的指甲油都已经被清理掉。在我们的世界里，仅仅因为你的指甲被涂成红色，男人就认为他们能够把你抢走。显而易见，没人打算冒险抹上指甲油走出门外。

步行回家途中，我妈问我玛丽亚看起来怎么样。我说我没法看见她的脸，因为她脸上缠着绷带，不过护士说手术很顺利。

别指望那个了，我妈说，她会有疤痕的。

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那条将墨西哥城与阿卡普尔科连接起来的公路，顺着小道朝我们的小棚屋走去，它隐藏在一棵巨大的香蕉树的树荫里。

我们正走着，突然一条巨大的鬣蜥从矮树丛里钻出来，越过我们前方的小路。这个动作让我们低下头，看到一群排成一字长龙的鲜红色的蚂蚁，它们正朝着小道左侧行进。我们俩都停下脚步，四下张望。在小路的另一侧，还有另一群蚂蚁如潮水般地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

有什么东西死掉了，我妈说。

她抬头仰望。五只秃鹫正在我们头顶上方的空中盘旋。那些鸟儿不断地绕着圈儿飞行，俯冲向地面，又再次升高。它们的翅膀扇动着死亡的气息。

当我们到家时，那些鸟儿仍在我们上空继续盘旋。

一进到屋里，我妈就走向厨房，从衣袖里掏出四小瓶指甲油。她把一个红色的瓶子和三个粉红色的瓶子放在餐桌上。

你把露丝的指甲油偷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感到惊讶。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去什么地方，我妈都会顺手牵羊。但我就是无法相信，她居然连露丝的东西也偷。

闭嘴吧，做你的家庭作业去，我妈说。

我没家庭作业。

那就闭嘴，我妈说，去把你的手洗干净，这样你就可以再次把它们弄脏了。

我妈走到窗户跟前，再次仰望天空。

是条狗，她说，有那么多该死的秃鹫，不可能是只死老鼠。3

我们靠我妈做清洁工的工资生活。每个周五放学后，我妈和我都会走到公路上，等着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港口。她找不到人在家里照看我，因此她走到哪里，我就不得不跟到哪里。

在雷伊斯一家从墨西哥城来到别墅之前，我妈必须把房子打扫干净，铺好床，在屋里各处喷洒杀虫剂，好杀死那些蚂蚁、蜘蛛，尤其是蝎子。

当我还是小孩子时，她让我负责那些装在喷雾瓶里的杀虫剂。我妈打扫卫生时，我就在屋角、床下、橱子里和卫生间的水槽周围喷杀虫剂。它让我嘴里好几天都有股怪味，就仿佛我吮吸过一根铜丝。

我们住在车库后面的用人房里。我妈过去常常用一根绳子把我拴在床上。她这么做是为了安心做她的工作，不用担心我到处乱逛掉进游泳池里。她把我一连拴上好几个小时，旁边放着一条白面包、一杯牛奶、一些蜡笔和纸。

有时她会从宅子里拿些书给我看。通常那是一些有关世界著名庄园的建筑书或有关博物馆的书。

当然，我妈也会从雷伊斯家偷东西。在我们周日晚上回家的途中，我就会看到她偷了什么。当公共汽车在滚烫的沥青上朝着一片满是红色昆虫和女人的土地疾驰而去时，她会慢慢悠悠地从衣兜里掏出那些东西来，好好地看个究竟。

在公共汽车昏暗的光线中，我望着她从罩衫里摸出些小镊子，又从衣袖里掏出三支长长的红蜡烛。

有天晚上，当对面驶来的汽车车灯照亮公共汽车里面时，我妈递给我一小袋巧克力球。

拿好，这是我给你拿的，她说。

我一边望着车窗外，望着排列在公路一侧的茂密丛林，一边吃着巧克力。

在玛丽亚做过兔唇手术后，一切都变了。如果不是因为玛丽亚，我们或许不会在从诊所回家的途中注意到那些在我家房子上空盘旋的秃鹫。

我要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死了，我妈说着，从她站着仰望天空的窗户旁边走开了。

你就待在这里，她说。

我在家用iPod听音乐，这也是她从雷伊斯家偷的。我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她才回来。

她看起来忧心忡忡，一直在抓左边的头发。它卷成一大团，向外[6]凸起。我取下耳机，洋基老爹的声音便从我耳边消失了。

蕾蒂戴，听着，她说，那边有个死人，我们得把他埋掉。

你说什么？

那边有具该死的尸体。

是谁的？

他没穿衣服。

没穿衣服？

你得闭上眼睛，帮我把他埋在地里。去弄些铲子来，要大点的，换身衣服，我到房子后面找把铁锨来。

我站起身，脱掉那身早上去诊所穿的干净衣裳，换了一条旧牛仔裤和一件T恤衫。

我妈带着那把我们通常用来挖蚁穴的铁锨回来了。

好啦，她说，跟着我。

我跟着我妈。我数了数，我们头顶上有五只秃鹫。我们一边走，我妈一边发出气喘吁吁的声音，好像喘不过气来。几分钟后，我们来到尸体所在的地方。

这离我们家房子也太近了，我说。

这他妈的确实离房子太近了。你说得对。

是的。

他是被扔到这里的。

他是谁？

你觉得他看起来眼熟吗？

不。

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人出门散步就可能发现一只巨大的鬣蜥、一棵长着几十个果实的木瓜树、一座巨大的蚁丘、大麻、罂粟或者一具尸体。

那是一具少年的尸体。他看起来大约十六岁，仰卧在地上，望着太阳。

可怜的家伙，我妈说。

太阳会把他的脸晒伤的。

对啊。

他的双手已经被砍掉，白色和蓝色的血管从他血淋淋的手腕伸出来，像肿胀的肉虫子一样伸进泥土里。

他的额头上刻着一个字母“P”。

在他的衬衣上，一枚很大的别针把一张纸条别在一颗粉红色的塑料扣子上。就是那种用来别纸尿裤的别针。

那张纸条上是不是写着我猜的那句话，我妈一边开始挖坑一边问道，上面是不是写着：葆拉和两个女孩？

是的，就是写的这句话。

你，到这边来！开始挖。我们得快点。

当那些秃鹫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时，我们用那把铁锨、大铲子和我们的手挖着。

再深点，再深点，我妈说。我们需要挖得更深一些，要不然动物们会在夜里把他拖出来。

我们挖了两个多小时，从土里挖出透明的蠕虫、绿色的甲虫和粉红色的石头。

我妈刮着铁锨上的泥土，不时惊恐地扭头张望。我感觉有些眼睛在盯着我们，她低声说。

让丛林来处理这具尸体会不会更好呢？我问。但即使在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也知道答案了。

警察和毒品贩子都会留意观察秃鹫，我妈说，这些鸟是周遭最好的告密者。她不想让任何人来这里四处打探，看着她的女儿。

在把坑挖得足够深之后，我们把尸体推进坑里，用泥土把它盖住。

我看着自己的手，泥土已经深深地钻进我的指甲，不论怎么洗都别想把它洗掉。至少一周之内洗不掉。

等我们干完这个活儿之后，我妈说，我从没想到你生下来是为了跟我一起埋一个死掉的男孩，给我算命的人可没有说到这些。

有一次，我妈二十来岁的时候，她到阿卡普尔科去，花钱让一个算命的女人告诉她以后会遭遇些什么。那女人有一间小小的屋子，是她在阿卡普尔科的主街上租的，位于两个酒吧之间。我妈告诉我说她是被那个女人的招牌吸引去的，那上面写着：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时，你才是不走运的人。

我妈以前见过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花钱听这个女人说些什么。她知道自己必须去。我妈用了几年时间才鼓起勇气走进屋去，花钱让那女人给自己算命。

我只是个来自乡下的印第安人，我妈说，但那个女人吻了一下我的钱，低声对我说：金钱没有国家或种族之分，一旦钱进了我的腰包，我也不知道是谁把钱给我的。

我妈老是讲述这段经历。那个算命的女人啥都没算准。不管我妈遇到什么事情，她都会强调说：给我算命的人可没有说到这些。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妈意识到那个女人说的没一样变成现实，她变得越来越绝望了。

记住我的话，蕾蒂戴，我妈说，等哪个周末去阿卡普尔科时，我们要去找那个算命的女人，我得让她把钱还给我。

当我们把最后一堆泥土撒到那个男孩的尸体上后，我妈说，让我们做个祈祷。

你来说祈祷词吧，我说。

让我们跪下，我妈说，这事很严肃。

我们俩都在那些白色的蠕虫、甲虫和粉红色的石头上跪下。

这本来是个高高兴兴的日子，玛丽亚的兔唇被缝上，那个小宝宝多余的拇指也被切除了，可是这个少年却冒了出来。我们祈求天上下雨，阿门。

然后我们就站起来回家了。

当我们在厨房水槽里洗手时，我妈说，是的，蕾蒂戴，我会告诉葆拉的妈妈。我必须告诉她，她需要知道这件事。

我妈站在厨房水槽边。她从衣兜里掏出那张别在尸体上的纸条，划燃一根火柴点燃那片纸，葆拉的名字变成了灰烬。

葆拉从来没见过她父亲。想象一下吧，外面的某个地方有个男人，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墨西哥最美丽的女孩的父亲！

葆拉的妈妈孔查从未告诉任何人葆拉的父亲是谁，但我妈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孔查曾经在阿卡普尔科一个富有家庭的宅子里当过卧室女仆。

在孔查被解雇的那天，她带着两样东西回到山里：肚子里的胎儿和手里的一卷比索。

再没有比一个没爹的女儿更悲惨的了，我妈说，这个世界会把那些女孩生吞活剥。

在我们洗完手之后，我妈和我就去了葆拉家里，她家距离公路边就一小段路程。

当我妈跟孔查说起那具尸体时，我跟葆拉坐在一起。十一岁的葆拉仍然瘦削纤细，但她的美貌显而易见。不管她走到哪里，所有人都会转过身注视着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造访了葆拉家之后，我妈和我朝公路走去，来到加油站旁那家很晚才关门的商店里。她买了一件半打装的啤酒。从那天开始，她就不再吃东西，成天只喝啤酒了。

葆拉的妈妈说了些什么？我问。

她没说多少话。

她被吓坏了吗？

被吓死了。她早上就会死掉。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那些词语就那样从我嘴里冒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当我出门去上学时，我妈还在睡觉。我看了一眼她的脸。我家没有镜子。4

我们从未跟任何人说起那片罂粟地。

我们是在玛丽亚做兔唇手术的前一年找到那片罂粟的。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当玛丽亚说“我害怕花儿”时，她捂着自己的嘴。

有一天，埃斯特法尼、葆拉、玛丽亚和我决定出去散步。我们打破了规矩，家里人从来不许我们自己出去乱逛或散步。我们在一个周六的下午离开埃斯特法尼家的房子。

埃斯特法尼家有一所真正的房子。他们有三个卧室、一个厨房和一个起居室。埃斯特法尼跟她妈妈奥古斯塔及两个妹妹曼努埃拉和多洛蕾丝住在一起。在我们的山里，只有埃斯特法尼的父亲每年从美国回到墨西哥。他还每个月给她们寄钱。多亏了他，我们山里才通了电，因为他付给某人一大笔钱才把这事搞定。埃斯特法尼的父亲在佛罗里达当园丁。我们还知道他曾经在阿拉斯加的渔船上工作。在佛罗里达，大多数时候是美国人雇用他，但他也会为一些逃离国内暴力的墨西哥富人工作。他说这些墨西哥人有很多是绑架受害者。

埃斯特法尼有很多来自美国的玩具。她有一块仙女手表，能够在黑暗中亮起来，还有一只会说话的塑料玩偶，就连它的嘴唇都会动。

她家的厨房里有微波炉、烤面包机和电动果汁机。每个房间的天花板上都装着灯。她们全都有电动牙刷。

埃斯特法尼家的房子是我妈最爱聊的话题之一。在我妈狂饮下第三瓶啤酒后，我知道她只会谈论埃斯特法尼家的房子或我爸了。

她们那些该死的床单居然是跟被子搭配的，她们的毛巾也是跟地板上的圆形小地毯搭配的。她们的碗跟她们的餐巾也是搭配的，你看到了吗？她说，在美国，样样东西都是搭配的！

我得承认她说得对。甚至她们姐妹三个穿的衣服也是互相搭配的。

看看这里的泥地，她说，看看它！你爸对我们的爱甚至都不够买一袋水泥，他就想我们跟蜘蛛和蚂蚁一起在地上走，如果一只蝎子蜇了你并且要了你的命，那都得怪他。

一切都怪他。如果天上下雨，那就怪他搭的屋顶漏雨。如果天气炎热，那就怪他把房子建在离橡胶树林太远的地方。如果我在学校的成绩不好，都怪我是他的女儿，跟他一样蠢。如果我打碎了什么东西，例如一只水杯，都怪我跟他一样笨。如果我说话喋喋不休，都怪我跟他一样从不闭嘴。如果我安安静静地不说话，那还是要怪我像他，自以为高人一等。

有一天，埃斯特法尼的妈妈感冒了，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于是玛丽亚、葆拉、埃斯特法尼和我决定出去散步。

让我们出去探索一下，玛丽亚说。那时她的声音有些模糊，因为她总用手盖住嘴和从兔唇里露出来的红色的肉。

让我们朝着墨西哥城的方向走走，葆拉说。她一直想去墨西哥城。当我们看墨西哥的地图时，我们全都会立即找到那个城市。我们的食指能够在这个国家的正中间把它指出来。如果墨西哥是身体，那么墨西哥城就是它的肚脐。

我们排成一列从埃斯特法尼家走了出来，顺着鬣蜥踏出来的小径，深入茂密的丛林。我走在最后，玛丽亚走在最前面，用一只手遮住嘴巴。葆拉看起来很美，尽管她妈妈用黑色的马克笔把她的牙齿涂黑，笔上的墨水流得到处都是，甚至她的嘴唇也变成了黑色。埃斯特法尼走在我前面，她穿着搭配成套的粉红色T恤衫和短裤。她已经长得很高，看起来比我们其他人年长几岁。看着我的朋友们，我在心里琢磨：那么我呢？我的模样如何？

你的模样就像你爹，我妈说，你有棕红色的皮肤、棕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和白白的牙齿。（有个老师曾告诉我们，格雷罗人是非裔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玛丽亚、葆拉、埃斯特法尼和我正朝墨西哥城的方向走去，从公路往上攀登，爬得比我们自家的房子还高，这时我们渐渐觉察到丛林不再那么茂密，太阳开始炙烤我们的头顶。我们一边走一边低头看自己的脚，谁也不想踩上条蛇或什么有毒的动物。

只要有机会，我要尽快离开这片可怕的丛林，葆拉说。

我们其余的人知道，也只有她能够离开，因为她长着一张能拍电视广告的脸。

就仿佛越过了一道界线，片刻之间，我们便离开了温室般的丛林世界，来到一片林间空地上。阳光炽烈。当一大片篝火般的罂粟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在那绚烂的淡紫色和黑色前站住了。

这个地方似乎已经荒废，罂粟之间只有一架被击落的直升机，一堆乱七八糟的金属起落架和螺旋桨。

这片花海闻起来有股汽油味。

玛丽亚的手滑进我的手里。我不需要扭头看她就知道那是她冰凉如苹果皮的小手。我们能够在黑暗中甚至梦中辨认出对方来。

谁都没必要说“安静”“闭嘴”，或“让我们离开这里”。

当我们回到埃斯特法尼家的房子时，她妈妈仍在酣睡。我们四个人走进埃斯特法尼的卧室，关上门。

我们全都知道几架军队直升机从远处飞来的声音。我们也了解百草枯与木瓜及苹果香气混合在一起的气味。

我妈说，毒品贩子付钱给那些骗子，让他们别把该死的百草枯洒在罂粟上，于是他们就洒在山上其他所有地方，洒在我们头上！

我们也知道，种植罂粟的人在其作物上空安设结实的电缆，目的是把直升机弄坠毁，有时候，他们直接用步枪和AK-47将它们击落。那些军队的直升机必须回到基地，向上面报告说他们已经喷洒了除草剂，因此他们就到处乱洒。他们肯定不想靠近那些会把他们击落的土地。当直升机飞过来把除草剂洒到我们房子上时，我们能够在所有东西上嗅到氨水的气味，我们的眼睛会火辣辣地疼上好几天。我妈说这就是她总也咳嗽个不停的原因。

我的身体，她说，就是军队要除掉的该死的罂粟。

在埃斯特法尼的房间里，我们发誓绝不泄露发现的秘密。

玛丽亚和我之间已经有一个秘密了。那跟她哥哥迈克有关。他有一支枪。

我妈总是说，迈克是个混蛋，他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把一个女人的心弄成碎片。她说打他一出生她就知道了。

玛丽亚是带着上帝那天投向人间的所有厄运出生的，我妈说，上帝甚至给了她一个不配给任何人当哥哥的哥哥。

迈克告诉我们说，他是在下面公路上一个巨大的黑色塑料垃圾袋里找到那支枪的。袋子开了，枪就在那里，躺在破碎的蛋壳中间，金属闪耀着光芒。枪里还有两颗子弹。

我相信他的说法。我知道你在垃圾袋里能找到任何东西。5

我爸爸能够抓住一条蛇的尾巴，把它拧成两段，就跟撕开一片口香糖那么轻松。他刺耳的口哨声让丛林小道上的鬣蜥匆匆遁走。他总是用歌声讲述着什么。

如果你能唱歌，干吗还要说话？他说。

他总是用两根手指捏着一支香烟，一只手抓着一瓶啤酒，头上戴着一顶窄边草帽。他讨厌像其他人那样戴棒球帽。

每天早上，他会走到公路上，乘坐廉价公共汽车到阿卡普尔科。白天，他在那里的一个泳池边当酒吧招待。那个地方在阿卡普尔科海湾酒店里。我妈会把一件熨烫过的干净衬衣和一条裤子放在一个超市塑料购物袋里，这是他上班要换的衣服。

白天，我会经常望着我妈。随着时光渐渐流逝，她变得越来越兴奋。到晚上八点钟，她知道公共汽车会在下面的公路上停下来让他下车，而他会步行爬上山朝我们走来。我望着她抹上口红，换上一套干净衣服。我们能够在看到他之前先听到他走近的声音，因为他在唱歌，他的歌声穿过阴暗的香蕉和木瓜林传入我们耳朵。

等他终于站到门前时，他会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我该先拥抱谁？他问。我妈总是先扑进他怀里。她会狠狠地踩我一脚，把我推到后面，甚至在我抢先扑向他之前绊我一脚。

他会坐在我们紧靠厨房的小房间里，那儿有点像我们的客厅。坐在里面，他能够避开蚊虫的叮咬，然后向我们讲述他白天怎样给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游客服务，给他们端去各种饮料和可口可乐。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为一些电视剧明星或政客服务。这些故事是我们最感兴趣的。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了，我妈变得越来越愤怒，开始过量饮酒。我记得那是在玛丽亚做过兔唇手术一年之后。有天晚上，她喋喋不休地唠叨起来。

你爹跟葆拉的妈妈孔查、埃斯特法尼的妈妈以及周围的所有女人睡过觉。是的，他睡过我的所有朋友，睡过她们中的每一个人。让我告诉你这些日子他在跟谁睡觉，跟露丝，她说。

我妈抓起另一瓶啤酒，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她望着我，眼睛都快成斗鸡眼了。

那么，蕾蒂戴，她继续说道，你最好认识一下你和蔼可亲的老爹的真面目。他所有的一切。

求你了，妈妈。别再说了。

可别说你妈没告诉你真相。

然后她就号啕大哭起来，泪如雨下。我妈整个变成一场咆哮的暴风雨。

你最好了解所有真相，她啜泣着说。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说。

还有玛丽亚的妈妈。他也跟玛丽亚的妈妈睡过觉，还有，听我说，那就是诅咒。我告诉过你爹，玛丽亚的兔唇，她那张兔子脸，那张野兔脸，是上帝的惩罚。

我顿时目瞪口呆，一动也不动了，就仿佛有一只近乎透明的白色蝎子就趴在我床铺上方的墙上，就仿佛看见一条蛇盘绕在咖啡罐后面，就仿佛在从学校飞奔回家时等待着直升机将灼人的除草剂喷得全身都是，就仿佛听到一辆SUV从公路上拐了下来，它的声音听起来就像狮子，尽管我从未听过狮子的吼叫。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妈妈？

哦，我的上帝啊，我妈说着，用手捂住自己的嘴。

她就像是把这些词语吐到自己手掌上一般，仿佛那是一颗让她难以下咽的橄榄核、李子核或一块硬邦邦的肉。就仿佛她试图在那些词语穿过房间钻进我耳朵之前把它们抓住并攥在手里。

当这些词语钻进我耳朵时，它们就像是从一个弹簧上蹦过来的。我的身体就像一架弹球机，那些词语就像金属球一样击中我，乒乒乓乓地上下冲撞着我的胳膊、腿和脖子，直到它们坠入位于我心脏的球洞里。

别那样看着我，蕾蒂戴，我妈说，嗨，也别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就好像你根本不知道这些闲话似的。

但她非常清楚，我确实对我爸的事情一无所知，至少对这些风流韵事一无所知。有一点她倒是很清楚，因为她是个酒鬼而不是傻瓜，那就是，她刚刚破坏了我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她还不如朝着我的心脏，朝着那颗以为我爸只爱我一个人的心，开上一枪。

我当时的反应是说了这么两句话：给我一瓶啤酒，别说我年纪太小不能喝酒。

你才十一岁。

不，我已经十二岁了。

不，你才十一岁。

她开了一瓶啤酒递给我。我就像她那样咕咚咕咚地大喝起来。我曾经见她这样喝过数百次。那是我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我很快就明白了，只需一些酒精，一切问题都可解决。当你喝醉之后，你就不会在乎是否有一大群蚊子在咬你的胳膊，是否有一只蝎子在蜇你的手，或者你的老爸是否是撒谎的王八蛋而你最好的朋友——她有一张裂开的脸——竟然和你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妈总喜欢说她在玛丽亚出生后就大步流星地跑去看她。她是为了看看那婴儿是否长得像我爸，她当然很像。玛丽亚跟我爸长得一模一样，或许这也是玛丽亚的爸爸离开他们的原因，或许他根本不是被兔唇吓得离开的，或许他压根就不想下半辈子给长着他老婆情夫那张脸的婴儿喂吃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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