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真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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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滨漫话试读：
作者简介
潘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理事，高级记者，获2009年上海长江新闻奖。近著《文化人生》《心动苏州河》《蓝色评论》《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上海记忆》等。
内容提要
地处黄浦江和长江交汇点的宝山，是长江第一门户、浦江风景第一线，上海的“水路门户”。
宝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明代宝山因商起源，见证了中国航运的兴盛。清朝、民国两次吴淞开埠，拉开了上海近代产业发展的序幕，奠定了宝山对外开放前沿的地位，也给宝山留下了“百年开埠、百年工业、百年市政、百年军事、百年教育”的美称。新时期钢铁实业的发展，带动了宝山综合实力和城市面貌的跨越。《淞滨漫话》，钩沉这片土地上日渐远去的往事逸闻……序一重绘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柴俊勇
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究竟能画多大？
有人说，海派文化的兴起，源自上海170余年前的开埠……而从有关史料来看，四千年前即有一支河南东部移民迁徙上海，进而促使中原文化导入江南地区的这类文化融合的现象，或早已经为这个六千年前成陆的地域的文化，种下了“海派”的基因。而今天的海派文化，除了其发源地——上海以外，正在以Shanghai-style的文化姿态，影响着江苏、浙江、安徽乃至全国和海外……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她背靠的是历史悠久的长江文明，前方则是浩瀚无垠的海洋文明，加上其是中国海岸线的南北中心点，地理优势可谓得天独厚。五方杂处，东西交融，既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融汇着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精华，又凭借了开埠百余年的历史进程，吸纳了多国文化质素的上海，久而久之造就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与特有的文化性格。
上海境内的每个区或多或少都保留了能体现海派文化特色的原汁原味的历史遗存，同时，仍在不断积累、沉淀着和兴起海派文化的新思潮、新创造、新成就，同时海派文化亦正在向世界吞吐着印有上海印记的品牌、文学、影视、科技、医疗、教育……这些真实而鲜活的文化现象，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关于海派文化的整体研究，整理海派文化的历史渊源，重绘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描摹海派文化的未来走向，奠定了充满活力、赋予意义的源泉基础。
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指出：虹口是海派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弘扬海派文化品格……加快建设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是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的表述。该“建议”对海派文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以“海派文化＋”的方式，以弘扬“品格”为基调，揭开了五年“加快建设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序幕。在中共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则进一步描绘了上海作为“人文之城”的未来愿景——“中外文化交相辉映，现代和传统文明兼收并蓄，建筑是可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是最宜休憩的，市民是尊法诚信文明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在此不久前，市领导指出：“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力气保留、保护更多历史建筑，保留、保护更多成片历史建筑风貌区”“精心保护历史文脉、用心留存文化记忆”以及“以城市更新全新理念推进旧改”，从“拆、改、留并举，以拆为主”，转换到“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同时“努力改善旧区居民的居住条件”。这似乎是对“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城市有温度”等的一种实践指南。“文化”必须具备传承性、渗透性、共识性、延续性，“四性”缺一不可。海派文化以“开放包容、中西合璧、多元交融，精耕细作”的文化特征与品格，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上海人，也向全国和世界展示上海独特的文化品格。“上海要在2040年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必须把文化发展放在城市功能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位置。未来城市不会仅凭科技、制造业或金融等单一的优势立市，而是主要表现为线上与线下、技术与实业、传统与创新、过去和未来的融合、功能综合，市民精气神展示等特征，背后则是文化在起推动作用乃至决定性作用。文化大都市建设任重道远，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对外开放桥头堡，在文化建设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未来五年以及未来很长时间内，上海文化建设始终要体现国际水准、中国特色、上海精神，以此推动上海成为一座有底蕴、有质感、有脉搏的，传承过去、面向未来的人文之城。”
我们“弘扬海派文化品格”，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与世界优秀文化深度融合与创新的作用与作为，要的是海派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渗透上海的未来发展；要的是市民如何具备海派文化品格，提升文化素养，展现城市精神的点点滴滴，要的是在中国文化日趋开放的环境下如何展现中国“远东第一大都市”的魅力，让来到上海的移民与游客喜欢上海、融入海派文化……
我们感到，源远流长的海派文化内涵丰富，作用领域广泛，对于推动建设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意义重大。弘扬海派文化，必须绘制好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只有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身边的上海，才能更加爱上海这座城市。而要真正做到这点，必须充分发挥上海各区的资源优势和基础作用，发挥民间对于海派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并鼓励社会力量以各种形式参与共同推动海派文化的传承发展。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在培育、发展海派文化方面的政策扶持与工作举措。
此番编辑出版的“海派文化地图”丛书，由市政协领导和相关专委会共同牵头，并得到了各区政协的大力支持。丛书共分为17卷，其中16卷分别介绍16个区的海派文化资源特色和与海派文化有关的知名人物等，每一卷，将结合各区地域特色，阐述海派文化在区境内的发源、流布、传承、发展、复兴的历史轨迹和地理分布，说明海派文化的作用领域和对今世的意义。1卷则为上海海派文化地图丛书的精选集。
希望这套丛书，能让市民与游客更多地发现和体验身边的海派文化，在品读书卷和行走城市之间，领略上海的都市风情和日新月异的变化，发现上海和海派文化的魅力。2017年7月18日（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首席教授）序二说海派文化特质熊月之
依山多仁，傍水常智，乡处者多厚重，城居者常机灵，环境移人塑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近代上海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由一个普通沿海县城，迅速成长为中国特大都市。其政治架构一市三治，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行其政，各司其法，互不统属，为寰宇之内绝无仅有。其经济体量异常巨大，工业、外贸、金融常占全国一半以上，人口众多且结构独特，五方杂处，中外混处，且流动频繁，既不同于荒僻的乡村山寨，不同于西安、北京等内地城市，也不同于广州、福州等沿海城市。与此相一致，其文化亦戛戛独造，出类拔萃，居民行事风格、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每每卓尔不群，与众不同，惹来路过者、访问者、风闻者、研究者一阵又一阵评论，或赞叹，或羡慕，或讥刺，或诅咒，或兼而有之，关键词都是：海派！海派！
海指上海，海派即上海流派。以地名作为地域文化流派之名，使其名实一体，与他处相区分，本是人们讨论、研究地域文化之惯例，古人即有南派、北派之区分，明清以来又有岭南、燕北、浙东、湘西等说法，其内涵多无褒无贬。惟海派之名诞生于近代，所涉城市为内涵极其复杂、褒贬不一的上海，故“海派”之名自始即颇多歧义。海派书画、海派京剧、海派服饰、海派文人，其抑扬意味在各领域并不一致。但是，寻根溯源，综核名实，异彩纷呈之海派表象背后，确乎有其统一的海派内核。任伯年等人的写实通俗画，吴友如等人的社会风情画，郑曼陀、杭稚英等人的月份牌广告，刘海粟的使用人体模特儿，周信芳等人的改良京剧、连台本戏、机关布景，刘雪庵等人所作风靡一时的《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歌曲，《礼拜六》等报纸期刊连载的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凸显女性曲线的旗袍，适应复杂人群口味的改良菜肴，既吸收江南民居内涵、又适应集约型利用土地要求的石库门建筑，表现形式各有不同，或为绘画、戏曲，或为音乐、文学，或为服饰、饮食、建筑，但都有以下四个共同点，即趋利性或商业性、世俗性或大众性、灵活性或多变性、开放性或世界性。最根本的一点是趋利性，其他大众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的基础仍是趋利。因为趋利，所以绘画要迎合普通买主的胃口，画通俗、写实等喜闻乐见的内容，画时装美女、麒麟送子、八仙过海。因为趋利，所以要改良各地移到上海的菜肴，改造各地传入上海的戏曲，以适应来自五湖四海移民的需要。因为趋利，所以要写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歌曲，要演有趣好看、吊人胃口的连台本戏，写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连载小说。因为趋利，所以房屋既要让居住者舒适，又要提高得房率，使大房东、二房东更多获利，联排式便广受欢迎。因为趋利，所以要不断花样翻新，不断追逐世界潮流，不断制造时尚。于是，美术、音乐、戏曲、小说等文学艺术不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文以载道的工具，房屋也不能如乡村那么宏阔气派，而要适应市场、迎合市场、创造市场、扩大市场。
通过趋利性、世俗性、灵活性与开放性所反映出来的海派文化，其本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高度集聚、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根本途径、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需要为旨趣的城市文化。
海派文化不限于上海，但以上海为早、为多、为甚，其影响也以上海为圆心，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开去。海派文化之形成，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有两点，一是江南文化，二是移民人口。
江南自唐代以后，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经济结构、文化风格，有不同于北方的鲜明特点：其一，重商，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商人地位大为提高。宋代以后，棉、丝、盐、茶在江南经济中已占有相当高比例。明代江南，已经形成一个多样化、商品化和专业化、有着充分市场机会的经济结构。宋代以后，江南地区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变成士—商—农—工，亦儒亦商、商儒合一家族在江南所在多有。元代以后，江南与国际市场已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其二，市民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长盛不衰，《三言》《二拍》等公开言情言性的小说多为江南文人所作，所表现的思想、格调与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大异其趣。其三，行为偏离正统。不守传统规矩，逾分越矩，讲究吃穿，讲究排场，奢侈成风，追求新奇，在江南已是普遍现象，上海地区尤为突出。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明代上海陆家嘴人陆楫，竟然专作奢侈有益论，系统论述传统的崇俭恶奢观念并不正确，认为禁奢崇俭并不能使民富裕，而适度奢侈倒能促进经济繁荣，对于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一朵瑰丽的奇葩。上海本为江南一部分，近代上海人虽说来自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来自江南。所以，上海文化底色就是江南文化。
近代上海城市人口8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国。本地人口少，移民人口多，便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排斥力、同化力不强，这为外来移民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这一移民社会呈现高度的异质性、匿名性、流动性与密集性。在这里，传统熟人社会士绅对人们的道德约束机制荡然无存，个人能力的释放获得空前的自由与巨大的空间。晚清竹枝词中有一句话：“一入夷场官不禁”，其实，不光“官不禁”，民也不禁。于是，个人安身立命的资本便主要是能力而不是家世，维系人际关系的便主要是契约而不是人情。于是，重利、竞争、好学、崇洋、灵活、多变、守法、包容等，便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符号。
还在民国时期，已有学者将海派文化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的综合指称，高度肯定海派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正面价值，认为上海在引进新思想、引导新潮流、引领现代化方面，担当了领导中国前进的“头脑”角色：“一切新兴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都由上海发动，然后推到全国去。虽然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发源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发难于广东，可是上海仍是中国工、商、经济、文化、出版界的中心。从物质文化方面看，从非物质文化方面看，上海都是中国的头脑。”还有学者认为，“在文化上，上海和西洋文明接触密切，所以洋化气味较重，同时由于历次政治革命的激动，文化革新运动也随之勃发，所以海派的文化作风是好谈西洋文物，崇尚创新立异”，认为“做上海人是值得骄傲的，因为上海一切开风气之先，今后中国需要新的建设和新的作风，而在上海首先创导这种新建设和[2]新作风”。人们还对海派文化如何扬长避短、创新发展进行了讨论，[2]提出“培养我们的海派新风气，发挥我们海派的新力量”。
江南文化本是魏晋以后由南方吴越文化吸收、融合了北方中原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而海派文化则是由江南文化吸收、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等相互联系的背景下看海派文化，可以清晰地看出，海派文化是中国的南北文化结晶品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化合物，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海派文化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点都不过分。
任何文化都兼具地域性与时代性。海派文化在不同时期，虽有一以贯之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新陈代谢，有因袭，有创获，有损有益。不断地损益、代谢、嬗变，正是海派文化保持青春活力的根本特性。2015年，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上海要“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弘扬海派文化品格”，将上海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这是一个立意高远的愿景，也是一个涉及很广、难度很高的宏大课题。海派文化既涉及观念形态，也涉及物质层面，涉及文化创造、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弘扬的前提是调查、梳理、研究。“海派文化地图”丛书，定位于可供新老上海人和国内外游人自助行走的海派文化体验全书，为上海传承传播海派文化发挥积极作用。按区域分卷，述其特点，明其流变；既有基于历史文献的理性分析，也有得自当下调查的新鲜知识。执笔者均为长期生活于上海、沉潜于上海文化研究、学养丰厚的作家，所作内容丰富，风格清新，文笔生动，加以图片精美，令人一旦展阅，便不忍释手。
可以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新老上海人了解上海、熟悉上海，一定会起到导航指路的作用；在海派文化研究史上，也一定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是为序。2017年7月21日（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宝山”得名于人造山
明代永乐十年（1412年）前，“宝山”作为一座山尚无影子；清雍正二年（1724年）前，“宝山县”也并不存在。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嘉定县志》宝山所图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所撰地理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节录明《嘉定县志》总结的嘉定人民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防倭抗倭作战经验：“……故寇舶自外海而来，以洋山为入犯之的，必至此而后分䑸。若直至崇明，则诸沙错落，沿袤三百余里，暗塗相贯，有若为华、夷之限者。惟有三爿高家一路可以通舟，而不可重载。惟此一路，宽深可行，无有壅碍（宝山之外，沿海有杨家路者是也）。而竹箔一沙横亘其外，隐然为之外护焉。国初海运，特筑宝山以为准的，盖为此也。故竹箔之南，吴淞之要道也；竹箔之东，刘家河之门户也。若设重兵于此防守，贼岂惟不能侵犯内地，虽二江之口亦得息肩矣。”另据民国《崇明县志》记载：“永乐初，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由吴淞江出口，绕崇明三沙门至京及辽东。”可见，修“宝山”是为了解决当时吴淞口和刘家港航运的安全问题。
中国定期由南向北从海道运输，始于元朝至正十九年（1282年），都是从刘家港（今浏河镇）起航的。百余年过去，海运日益繁忙，但从未修筑航海标志。明永乐元年（1403年）起，海运、河运并举。由于运河有几段淤塞不通，须中转陆运；海运仅靠刘家港，也难以满足。陈瑄像，取自明代《三才图会》
永乐二年（1404年），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范家浜（今黄浦江外白渡桥至复兴岛段），引大黄浦之水经范家浜注入吴淞江，形成黄浦—范家浜—吴淞江新的江水出海通道。吴淞口成为黄浦江口，新河道水流充足，弯度减少，使得流速加快，激流日夜冲刷，河道渐宽，河床渐深，泥沙难以淤积，成为一条大川，航运能力大大增强。为减轻刘家港的压力，部分粮船开始由吴淞口起航。
当时隶属于嘉定县的吴淞口一带，滨江临海，既是海运要口，又是海防要冲。吴淞口外，海域辽阔，浩渺无垠。东南沿海北运京城的漕粮船和进出的海船，因没有航行标志，安全难以保障。永乐九年（1411年），负责督运漕粮的平江伯陈瑄向朝廷奏请，在兵防驻地清浦旱寨沿海地段（今浦东高桥镇）建造一座土山，作为航运标志。
安徽合肥人陈瑄，于建文末年率水军在浦口迎降燕王朱棣。朱棣当上皇帝（即明成祖，年号永乐），即封他为平江伯，委派他为总兵官，负责总督海运。陈瑄屡屡率部打退倭寇的侵扰，主持海运十余年之久。宝山烽堠碑俗称永乐碑，为明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朱棣所立
次年，奏请获朝廷批准。陈瑄带领旱寨及海运将士，不到10天，就在清浦寨东北15里处建成了四面各长百丈、高三十余丈的一座土山，山上遍植树木花竹，山顶建烽火台，白天燃烟，夜间点火。海运将士和当地百姓欢喜地称之为“宝山”。永乐御碑
人造山虽距海30里，但目标明显，为海运漕粮船舶和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提供了安全保障，当之无愧是中国海运史上的第一座航标。
明成祖对在沿海地段造山一事非常看重，很快亲自撰写碑文，将人造山正式命名为“宝山”。从此，这个地方就叫“宝山”了，声名传开，越传越远。清浦旱寨也随之改名为“宝山所”。明永乐御碑亭
万历四年（1576年），在“宝山”西麓另建宝山堡城。万历十年（1582年）七月，“宝山”被大海潮冲毁，坍入海口；宝山堡城也被冲毁，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全部坍入海中。还好，宝山御碑因树立在离海较远的清浦镇东西桥堍，得以幸免，被迁到今高桥中学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旧城西北6里处重新筑宝山城，残迹至今尚存于高桥海滨村。
清雍正二年（1724年），嘉定县分出东境依仁、守信、循义、乐智4乡所属的13个部的全部或部分建立新县，定名为宝山县，与嘉定县同城而治。宝山县定名时间，据《大清历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二十四记载，由此始；而乾隆、光绪《宝山县志》记载为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三年核准分治，宝山县以吴淞所城为县治所在，隶江苏布政使司太仓直隶州。宝山堡城遗址“黄浦口”，吴淞口
吴淞口，在黄浦江与长江汇流处，是黄浦江的入海口。那为何不叫“黄浦口”呢？
原来，苏州河最早叫吴淞江。上海开埠后，外国人发现可以乘船沿着这条河抵达苏州，便称之为苏州河。但在中国官方文书中，吴淞江这个大名一直没更改。不过根据习惯，以北新泾为界，北新泾以西为吴淞江上游，当地人叫吴淞江；北新泾以东为吴淞江下游，进入上海市区，上海人叫苏州河。黄浦江入海口官方名称保留吴淞口，正好提醒后人注意古老的历史。苏州河原名吴淞江明代太湖水系图
600多年前，吴淞口是名副其实的吴淞江的入海口。明代以前，吴淞口是太湖泄水的主要通道，江面极其宽阔，有“唐时阔二十里，宋时阔九里”之说。而黄浦江的前身东江，只是一条南流至金山、平湖出海的太湖泄水道，后下游淤塞转向东流，南宋时沿海筑护塘后，江水出海受阻，才折北在今嘉兴路桥附近注入吴淞江，成为吴淞江的一大支流。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6年）始有黄浦之名，也称大黄浦。明代户部尚书夏原吉像
明初，吴淞江下游淤塞。永乐二年（1404年），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支流，引太湖水入浏河、白茆直注长江，史称“掣淞入浏”；又疏浚上海县城东北的范家浜（今黄浦江外白渡桥至复兴岛段），引大黄浦之水从今复兴岛向西北流至吴淞口入注长江，形成“黄浦—范家浜—吴淞江”新的江水出海通道，史称“江浦合流”。此后，吴淞口实际成了黄浦口，故有“黄浦夺淞”之说，吴淞江逐渐处于次要地位。新河道水流充足，弯度减少，激流日夜冲刷，河道渐宽，河床渐深，泥沙难以淤积，成为一条大川。正德十年（1515年），再次治理吴淞江下游，疏浚北新泾至曹家渡的河道，引吴淞江水入宋家浜（今市区苏州河一段）。隆庆三年（1569年），又疏宋家浜，吴淞江下游完全改入今道，至陆家嘴对岸与黄浦江会合。这样一来，本是主流的吴淞江成了黄浦江的支流；而黄浦江则随着流量的加大，沿吴淞江故道经吴淞口注入长江。于是，吴淞江的出口成了黄浦江的出口。夏原吉治水图清末吴淞要塞老公主码头
治理黄浦江，奠定了日后上海港的发展基础。
上海开埠后，进出上海港的外轮逐年增多（开埠次年仅44艘，10年后飞增至489艘），吴淞口的地理优势日益凸显。1860年代，黄浦江航道因泥沙淤积而日益变浅，吴淞口附近吴淞外沙、吴淞内沙（又叫高桥沙）两处淤塞严重。清光绪二年（1876年）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有44艘外轮因吴淞口水浅无法驶入，32艘停留24小时以上，21艘用驳船卸下货后方能进港。外商纷纷要求疏浚航道。清政府却认为，吴淞口的沙滩是天然屏障，可用以抵挡外来侵略，故一直反对疏浚。直到光绪八年（1882年），在各国的压力下，清政府才开始疏浚，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又停止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加入了有关疏浚黄浦江的条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海成立黄浦河道局。经多年治理，吴淞口的通航条件大大改善。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开浚黄浦河道局，继续对黄浦江进行治理，到民国10年（1921年），4万吨级的邮轮也可顺利通过吴淞口进入上海港了。吴淞口
吴淞口地处江海要冲，既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上海港的咽喉。明初，吴淞口即筑有城堡，设置吴淞守御千户所。到清代，先后在吴淞口两岸设置5座炮台（东炮台在东岸，其余4座均在西岸）。然而，最早与英军交火时，清军用的还是古炮，射程只有500米。英国人发现后，就把舰船停泊在600米处。中国人受尽了落后挨打的苦。吴淞口水位钟
自鸦片战争起百余年，近代中国历尽屈辱，吴淞口都默默见证了——《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辟为商埠，门户洞开。吴淞口外停泊着大批走私鸦片的船只，这里成了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一年统计，进入中国的鸦片共4.3万余箱，其中通过吴淞口进入上海的近2.3万箱，占了一半以上。吴淞口导堤
吴淞口曾度过世界近代史上最血腥黑暗的岁月：在两次淞沪战争中，日本飞机从停泊在吴淞口的航母上起飞，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日本军舰在黄浦江口横冲直撞。日寇在罗泾、浏河一带登陆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一波三折的吴淞开埠
淞兴路同泰路有吴淞开埠纪念广场，广场西边墙上的开埠广场纪念牌铭文简述了吴淞镇概况及其开埠历程——
大江东去，黄浦北泄，两水相激，奔腾入海，成吴淞之奇观，显天地之壮采。通五洲，连九派，物华天宝，人文荟萃，洵为申城之门户，七省之锁钥，工商之重镇，海防之要塞。吴淞开埠纪念碑
鸦片战起，吴淞凌夷。神州板荡，民族危亡。英烈前驱，喋血炮台，谱写御侮之篇章。将士救亡，奋战疆场，掀起抗敌之怒涛。我中华儿女，势挽积贫积弱之颓势，力臻富国富民之目标。清末光绪年间，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准自主开埠，以绝列强觊觎之念。二十世纪初叶，南通钜子张謇再行开埠，以明华夏勤谨之心。于是机械、纺织，初露端倪。铁工、电力，渐透声光。学堂星罗而棋布，巨轮横海而溯江。鹏程发轫，格局甫成。嗣有革命前行擘划国家昌盛之方略，志士仁人绘制工商兴旺之鸿篇。济济先辈，筚路蓝缕，耿耿丹心，励精图治，功在祖国，名垂青史！
……
清同治年起，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就呼吁吴淞开埠，既方便外商进出口货物的运输，又维护本国权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两江总督刘坤一顺应民意，向清政府奏请将吴淞自动辟为商埠。清政府准奏，总理衙门规定：开埠地址北起炮台湾，南至黄浦江畔的牛角桥（今军工路集装箱码头南）。郑观应昔日吴淞口
当年八月十一日（9月26日），吴淞开埠工程总局成立。刘坤一委派沪道蔡钧为开埠督办，成立清查滩地局，负责清丈开埠界址。吴淞自强军营务处沈敦和主持勘定开埠地段，其范围北起炮台湾，南至牛角桥，蕰藻浜以北地区以泗塘河为界，以南地区以距黄浦江三里为界，自行筑路、设铺，作为中外公共商场。所用土地分三等作价：蕰藻浜南北均自黄浦江起一里范围内为上等，每亩作价160两白银；由此西进一里，即距黄浦江二里处为中等，每亩作价120两白银；再西进一里，即至西边界止为下等，每亩作价80两白银。同时拟订了《吴淞开埠租买土地章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工程总局在蕰藻浜北开工筑路，两年内建成外马路（今淞浦路东段）、永清路（今淞宝路南段）、上元路（今塘后路）、金山路（今已湮没）、常熟路（今水产路）、新宁路（今塘后支路）、民康路、镇海路（今东浦路）、中兴路（今北兴路）等吴淞商埠马路，以永清路为衔接街区的枢纽。同时，拆毁妨碍商务的吴淞西炮台。为方便南北交通，在蕰藻浜口建长50余丈、阔6丈的木质大桥，但不久因浜口水流湍急而倾圮。后又改建于淞沪铁路桥东侧，即今吴淞大桥前身。同时重筑拆毁20年之久的吴淞铁路，并于当年冬天延伸至炮台湾，即淞沪铁路。其后，淞沪铁路南端与沪宁铁路相连，使吴淞的铁路交通伸展到国内外广大腹地。光绪年间吴淞炮台大门
开埠期间，吴淞辟街筑路、批地建房、列肆成市，为整个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列强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列有黄浦江航道疏浚条款。此后，随着吴淞口、黄浦江口航道的疏通，商船进出便利。但因吴淞不设租界，外商享受不到特权，外资企业中止了向吴淞口的转移。
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壮大，有识之士又把目光投向吴淞这块宝地。大战结束不久，即筹备第二次开埠，由著名实业家张謇出任督办，在勘测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吴淞开埠计划》。民国9年（1920年）11月，在上海九江路设筹备处。翌年2月，设吴淞商埠局，办公处设于吴淞提镇行辕旧址（今吴淞中学内）。张謇
吴淞第二次开埠的范围较前大为扩展，初定区域南起闸北与租界毗邻，北至宝山城北之采淘港（今马路河出口段北侧），西至刘行、大场。后因南界与沪北工务局辖区重叠引起纠纷，经各方调停，大体确定以走马塘穿过江湾沿铁路至袁长河为界。经三年筹备，完成全埠测量，并筹划兴办市政设施。
民国13年（1924年），因军阀混战，商埠局经费短缺，加上一战后各国资本势力卷土重来，吴淞第二次开埠中止。吴淞二次开埠纪念合影
但就在两次开埠期间，一批近代工业先后在此落户，初步形成了以机械、纺织为主体的工业基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占地280亩的吴淞机厂（戚墅堰机厂前身）建成。民国4年（1915年），张华浜修理工场（东海船厂前身）建成。民国8年（1919年），宝明电厂建成，向吴淞、宝山县城供电。同年，沪上巨商聂其杰、聂其琨建大中华纱厂（上棉八厂二纺前身）。次年，王正廷、张英甫等巨商建华丰纱厂（上棉八厂一纺前身）。同时建立的还有中国铁工厂。吴淞机厂
一波三折的吴淞开埠，被载入史册。大中华纱厂旧址穷宝山
穷宝山，指的是宝山老县城。
宝山老县城扼据吴淞口，东北两面临江，只有西南通向外面的世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初吴淞总兵李成栋第一次到这里就感叹：“此地是死地！”军人取的是军事角度，但宝山经济发展缓慢，闭塞无疑是重要原因，加上其紧靠长江近海的南岸，兵灾、潮灾、风灾来临总是首当其冲，所以虽一直是县治所在地，却穷得远近闻名。
宝山老县城原来是明朝洪武年间设立的吴淞千户所城（俗称吴淞所城），建有城垣，是一个军事基地，明万历年间曾驻军4 000余人。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有两只老虎流窜而至，“有虎为害，凡伤六十五人。事闻，诏下襄城伯李隆，遣吴淞所千户王庆、县丞张鉴捕杀之。”盘踞宝山的老虎惊动了最高统治者，皇帝下诏捕杀，当地军事、行政机构联手行动，王庆、张鉴率10名勇士前往寻虎。虎被擒杀后，聚观者甚众。事后，县丞张鉴根据亲身经历，写了73行的长诗《宝山杀虎行》。
原吴淞千户所城墙周围仅3里，范围极小，四面城墙，墙外有护城河，城内只有贯通东西及南北的两条街。从前的宝山人这样形容县城之小：“一个铜板可以从城中心的鼓楼滚到城门口”或“一个铜板可以从东门滚到西门”。不过据记载，城虽袖珍，城内设施却颇具规模。明代设有千户所署、所学、三司署、总镇府、察院行台、镇海楼（鼓楼）、演武场、军储仓、军器局等。清雍正二年（1724年），宝山建县，成为县城，设有县署、监狱、主簿署、典史署、社稷坛、先农坛等。后来又陆续建孔庙、魁星楼（钟楼）、化成祠，报功祠等。这些建筑都已毁于战争或自然灾害，只剩下临江公园（前身共青公园，现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内的明古城墙遗址、清孔庙大成殿和清水关桥几处遗迹，水关桥保存完好，大成殿修缮一新，成为有历史可以讲述的旅游景点。孔庙大成殿临江公园大门
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首领之一周立春率义军攻克宝山城。辛亥革命时，宝山是上海地区最先响应革命、宣告独立的县城之一。“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姚子青营在宝山城坚守七昼夜，奋勇杀敌，最后全部壮烈殉国。宝山又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革命火种不灭，地下斗争不断。宝山古城墙遗址姚子青营纪念碑
1949年前，居民们大多住着屋檐齐肩的低矮平房。城里只有几条小街，其中最长的一条叫石皮街，人们把“石”字和“皮”字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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